中小企业是企业中数量最大、最具活力的企业群体,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创新、增加税收、拉动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直是制约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如何打通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最后一公里,如何为固定资产少、成长前景好的中小微企业提供杠杆的动力?1月25日在北京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闭幕前,包括民建北京市委在内的多位委员、专委会给出了自己的调研建议。中小企业资金紧张占比38%为客观了解北京市中小企业融资情况,民建北京市委挑选符合高精尖产业方向、具有科技企业特征的中小企业随机发放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01份。调研结果显示,资金紧张的企业占比达38%,相当大一部分企业有较为明显的潜在融资需求。除融资需求提升外,融资难也是中小企业所面临的问题。据悉,当前北京市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面临现有银行体系仍难以适应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政策性担保体系的支撑作用尚未完全发挥;资本市场建设有待完善、信用体系建设尚不完善、金融机构服务手段和创新能力不够、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仍处于相对较高水平这六大问题。为此,民建北京市委建议,需要深化银行业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推动中小金融机构明确发展定位;深化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服务;进一步完善企业多层位融资机制;加快中小企业征信体系建设;创新金融产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除资本市场现存问题外,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现状也使中小微企业进一步陷入困境。由于疫情的影响,许多中小微企业经营自救困难,依然难摆脱缺失流动资金断裂的困境。前述问卷调差内容显示,72%的样本企业在近1~2年有融资计划;短期资金缺口主要集中在1000万元及以下,平均资金缺口和长期资金缺口主要集中在3000万元及以下。为此,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和普惠金融政策来帮扶企业。“但在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还需要努力。”市政协委员、北京桓丰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耿晓冬说道。为此,耿晓冬建议,政府应尽快研究出台行之有效的金融激励政策,充分调动金融机构为企业尤其是为中小微企业服务的积极主动性,把普惠金融落到实处,惠及万千小微企业,对小微企业进行一对一的“精准扶危脱困”。但新政策落到实处,首先要做好基层部门的各项政策培训,确保政策理解透彻,执行到位,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建立健全无形资产评估与交易体系事实上,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而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是当前我国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市政协委员、中国银行首席科学家郭为民也建议,在普惠金融方面,要推动其可持续发展。建立健全无形资产评估与交易体系,充分应用数字货币、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解决流动资产、无形资产可抵制押和资金流向监控问题,挖掘出真正有融资需求、有还款能力的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实现融资效率和可得性“双升”、融资成本和不良率“双降”。此外,郭为民强调,必须着力解决科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用金融的力量守护科技企业渡过初创期、并发展壮大。解决问题关键在于多维度,长周期数据的整合应用。通过数据挖掘出真正有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实现融资效率和可得性“双升”、融资成本和不良率“双降”,推动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要给市大数据局赋能,授权,通过顶层设计、组织保障、资源配置、立法规范等方式加强统一协调,形成更大合力。有了健全的大数据应用基础环境,在间接融资方面,充分应用数字货币、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解决流动资产、无形资产可抵制押和资金流向监控问题,有效降低风险让金融机构愿贷、敢贷;直接融资方面,增加企业财务、税务、政务等多维数据的透明度,真实反映企业价经营情况,保护投资者利益,推动直接融资良性循环”,郭为民建议道。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李海媛【来源:北京商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中新社北京12月3日电 (记者 王恩博) 渣打银行3日发布的11月中国中小企业信心指数由10月的54.5升至54.7,尤其分项指数中“信用环境指数”上升2.3个百分点至52.8,显示出中国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相关政策开始奏效。渣打中国中小企业信心指数基于对逾500家中国中小企业的月度调研结果得出,是衡量该类企业经营状况的专项指数。渣打表示,11月中国中小企业信用环境出现改善主要得益于有力政策支持。政府出台更多措施鼓励向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提供融资,其中包括增加央行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等。官方还要求银行业向中小企业增加放贷并降低贷款成本,同时呼吁出台更多措施保证中小企业顺利获取融资。在此背景下,11月银行对中小企业放贷意愿指标较10月回升3.7个百分点至54.4,同时中小企业现金盈余指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指标较10月分别上升2.1和1.3个百分点,表明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措施陆续开始奏效。得益于促进融资相关政策措施,11月中小企业银行融资成本指标较10月上升4.4个百分点至46.6,表明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升势放缓。值得一提的是,高科技行业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指标此前两年一直位于50以下,但在11月大幅升至57.1,这反映出部分中小企业银行贷款成本显著下降。渣打表示,随着货币政策持续宽松,受访中小企业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其银行及非银行融资成本将继续下降。此外,人民币汇率走势预期仍保持平稳。23%的受访企业预计人民币对美元将贬值,低于10月调研的29%;多数受访企业预计人民币汇率将在一定区间内双向波动。仅13%的受访企业反馈说外汇波动导致融资成本不断上升,该结果表明中小企业外币债务相对较低且资金流状况依然良好。(完)
6月11日下午,贵州省副省长谭炯到贵阳担保公司走访调研,省政府副秘书长张焱、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任辉,以及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七处,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相关负责同志陪同调研。贵阳投资控股集团副总经理姜又阳,贵阳担保公司班子成员参加调研。谭炯副省长一行现场参观了贵阳担保公司企业文化墙建设情况,看望了公司干部职工,对公司历史沿革、基本情况、对地方GDP贡献、疫情期间助力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以及企业文化建设情况进行了解。随后,谭炯副省长主持召开座谈会,贵阳担保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李学军对企业经营发展状况、存在困难和问题、下步工作打算、担保行业健康发展的建议等进行了汇报。谭炯副省长对贵阳担保公司服务地方实体经济以及重组整合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贵阳担保公司重组以来,积极推动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实现了风险经营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业务规模稳步增长,有效缓解了中小微和“三农”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谭炯副省长要求,一是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六稳”“六保”要求,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主动降利让费,弱化或取消反担保措施,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融资服务保障,持续推动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二是要发挥地方政府性担保机构的带头作用,在稳控风险的基础上,持续做大业务规模,促进企业健康持续发展。三是要努力提升资信评级,创新担保业务产品,增强企业自身实力,为维护地方经济活力积极作贡献。来源 贵阳产控集团编辑 邬建玲 陆维刚编审 李屹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近年来,我们采取多种措施来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难题,包括定向降准、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扩大中期借贷便利合格抵押品范围等,在税收方面,连续提高对商业银行的小微企业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的范围。一方面,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小微企业金融债券和小微企业贷款资产支持证券。另一方面,支持民营企业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而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应规范经营、依法经营,建立比较规范的财务管理和财务报告制度,提高专业化能力和水平。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迎秋:目前国有经济发展资源的占有、占用、控制能力过强,而民间资本民营经济在资源的获取、占用、支配、使用遇到的困难还是比较多。中小民企贷款难、贷款贵,这个问题要尽快解决。另外,要实现不同所有制的经济共同发展、平等竞争,而不能是一部分所有制主体拥有巨大的资源优势和资源垄断权,更多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没有资源,这种失衡要解决。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中心主任陈乃醒:中小企业是技术的基础、管理的基础、人才储备的基础。现在就业问题没有那么严峻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以及投资面临弹簧门、玻璃门等系列问题,需要高度重视,在政策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高玉伟:从我国近几年的情况来看,成本和风险是影响小微企业融资的关键,人力成本、房租等上升过快加大了企业经营压力。同时,在经济下行背景下小微企业融资风险问题更加突出。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系统设计、协同推进。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黄荣:2017年,用工成本上升、税费负担重、融资难、融资贵仍是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前三大影响因素,分别占61.40%、54.80%和50.80%。全国工商联调研的数据显示,融资成本是企业最主要的成本负担,在民营500强企业中,有54%的企业受到融资成本的影响,融资成本因素居于各项影响企业发展的成本因素之首。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傅军:民营企业目前确实存在融资难、发债难、融资贵等问题,民营企业的发展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希望国家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在制度上做到一视同仁;进一步支持优秀企业发行信用债,而不是一刀切;进一步定向降准,保持市场资金适当充裕;鼓励地方政府设立信贷风险补偿资金和企业应急转贷资金。(本报记者王晶晶据公开资料整理)
除了中小企业自身努力外,也少不了政策的助力,比如适度放松金融监管,让企业实实在在地得到税费方面的减免利好。卓泳不可否认,广大中小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创新转型和稳定就业等多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他们在获取资金支持上却存在诸多困难,融资难题成了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拦路虎。而这也一直是世界性的难题。具体到融资问题上,究竟难在哪里?在深圳南山区经营通信物联网产品的深圳优特普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聂怀春在一场公开活动中谈到了两点:第一,资金与企业发展阶段不匹配。“我们发展这么多年,感觉每个阶段中所需要的各项资金都无法做到无缝对接。”具体而言,就是从企业发展引入金融机构、银行、创投等外界资金以后,资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无法满足企业的实际发展需求。第二,融资程序繁冗复杂。“我们有时候感觉到在融资过程中,存在重复提交各类资料的问题,比如对银行、担保等各方主体,我们都需要给出相类似的资料,这导致效率很低。”虽然难,聂怀春所在公司还能融到资。对更多的中小企业来说,融不到钱才是他们最为头疼的难题。由于许多企业缺乏抵押物、银行流水,在征信不完善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拒贷屡屡发生。日前南方日报发布的《深圳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调研报告》也很好地印证了上述企业主提到的痛点。经过调研,报告指出了深圳实体企业融资贷款存在的十大痛点,包括:不怕利息高,就怕高门槛;融资中介常骚扰,贷款银行不好找;抵押类贷款过度偏爱房地产;以行业风险判断企业风险;贷款期限过短,过桥成本过高;银行抽贷现象时有发生;产品设计与企业发展阶段不吻合;融资审批流程慢、效率低;贷款之外缺乏综合性金融服务;服务体验有待优化。上述痛点大概可以归纳为“融资难”、“融资贵”、“融资烦”。先说说融资难,症结在哪里?没有抵押物是不是就一定不能放贷?其实,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信息透明”和“信息对称”的问题。设想一下,如果金融机构能在一个平台上获取企业的所有征信信息,能清晰把握企业画像,相信传统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无抵押贷款也就可以实现了。而这,就需要传统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在大数据上多多发力,也是当下第三方征信机构的价值和机遇所在。再说融资贵,传统银行方面给出的理由基本都是,融资贵在于成本高,所谓的成本就是,传统银行以人工的方式去调研一家中小企业,很多时候存在客户分散、贷款金额小但风险大,但银行还需要耗费与调研大企业相同的人力成本,这种情况下谈降低融资成本就是个悖论,难以实现。至于融资烦,相比起来,这似乎是最容易攻破的,只要实现信息一体化,打通所有的贷款环节,便可简化流程提高效率。办法总比困难多。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可以从三方面去努力:第一,进一步提高中小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和对称度,让贷款机构可以快速穿透中小企业的真实情况,设计出与中小企业所在行业相关的多元化抵押物,以及针对不同行业的贷款产品;第二,适当提高对银行贷款不良率的容忍度,毕竟现在实体经济存在困难,但银行的利润还是可以保证的;第三,也是最为根本的,就是提高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2017年的上市银行数据显示,制造业、批发、零售业是这些上市银行贷款不良率最高的行业,而银行在风险控制和业绩考核的压力下,把资金配置到低风险行业中也是情理之中,因此中小企业改善自身盈利能力,才是调动金融机构信贷扩张的最根本动力。除了中小企业自身的努力外,也少不了国家政策的助力,比如适度放松金融监管,让企业实实在在地得到税费方面的减免利好。(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来源: 证券时报
日前,十堰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玉松同志带领城区科技部门负责人,会同地方金融工作局、市农商行、投保公司等单位人员,到宜昌市学习考察“科创贷”和科技金融工作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目的是对标省内一流,考察学习宜昌市科创贷的目标任务、组织体系、实施方案、管理模式,复制推广宜昌市在全省首创“科创贷”政策,在我市尽快研究制定出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科技金融服务模式。市科技局作为市优化创新环境组牵头单位,根据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指示精神和市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决战四季度打好攻坚战”工作实施方案》的工作要求,立即落实"决战四季度打好攻坚战"重点任务。快速行动,组成考察组,赴宜昌市通过座谈交流、收集查看资料、走访企业等方式,对宜昌市“科创贷”进行专题考察学习。在学习考察过程中,一是详细了解《宜昌市“财政科技创新贷”管理办法(试行)》《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发展科技金融的实施意见》《宜都市科技创新贷款实施细则(试行)》等政策背景、政策定位,政府、担保公司、合作银行及贷款企业的各自职责和管理规范。二是学习研究宜昌市在科技创新贷款管理中,通过风险损失机制、贴息贴费机制和信用贷款、专利质押等创新举措,缩短审批时间,解决贷款上限增加科创贷额度空间,提高审批质效,确保贷款的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性,从制度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三是重点关注在促进科技型企业发展过程中,引导金融资源更多配置科技型中小企业,政府和部门协同推进的方式方法,以及近年来有关企业在申请获得“科创贷”便利度和使用成效。宜昌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方扬帆,宜都市副市长杨晓军,以及宜昌市、宜都市两级科技、金融管理部门和两级合作银行、担保公司及有关企业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交流和考察活动。【来源:十堰科技局】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开展中小企业融资情况调查】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决定开展中小企业融资情况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贷款成本、贷款审批时间、资金需求满足度等情况。
记者 辛圆长江商学院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7月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继续恶化,长江商学院教授李伟呼吁,剔除金融抑制,尽快改变当前的金融资源错配状况。7月长江商学院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指数(BCI)录得49.8%,较6月下滑2个百分点,这是BCI自今年1月以来再次跌至50%的荣枯线以下。BCI由企业销售前瞻指数、企业利润前瞻指数、企业融资环境指数和企业库存前瞻指数构成。长江商学院的调查以其校友企业为基础,而其校友企业多数是中小民营企业。其中,7月企业销售前瞻指数报64.6%,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利润前瞻指数报51.1%,较上月下滑1.1个百分点;企业融资环境指数报39.5%,较上月下跌2.6个百分点;企业库存前瞻指数报45.0%,较上月下跌1.7个百分点。李伟指出,企业融资环境指数在去年9月一度跌至24.2%的历史最低值。后来随着国家信贷政策的放松,样本企业的融资状况逐步改善,该指标在今年4月曾一度攀升至58.2%的历史最高值。不过仅仅三个月的时间,企业融资环境指数就出现了过山车式的变化。在李伟看来,这是因为金融资源错配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中国最有效率、最需要资金的一批企业,却存在着严重的融资难、成本高的现象。反过来说,资金并没有流向最能发挥其作用的地方。”他说。“这种现象从市场的角度是无法解释的,因为最有效率的企业往往能承担最高的资金成本,投资者也愿意把资金配置给经营绩效最好的企业。假如是个别经营高效的企业难以获得资金,那么这可能是市场的疏漏,但当这上升为一个群体时,则这背后必然有其制度原因。”李伟表示。他进一步指出,金融抑制是造成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所谓“金融抑制”是指政府通过对金融活动和金融体系的过多干预抑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而金融体系的发展滞后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了金融抑制和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李伟认为,金融抑制本质上是对提供社会可贷资金的储户征收隐性税收的制度安排,它为各级政府、国有企业和执行政府发展政策的其它所有制实体提供了低于市场投资回报率的资金供应。他表示,中国经济要可持续发展,金融体系就要把资金配置给效率最高的企业,要做到这一切,剔除金融抑制将是无法回避的一环。7月2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深化区域金融改革试点,旨在增强金融服务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能力。李克强特别指出,接下来要按照宏观政策要求,统筹运用多种工具,推动实际利率有效下降,支持中小银行发展,降低企业特别是小微、民营企业融资成本。
来源:中国证券报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长期困扰着诸多实体企业。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在江苏与广东等地调研时发现,多家银行陆续推出了基于线上的供应链金融产品,由于地域与行业的不同,产品各有特色。依托各银行开展的供应链金融平台,一些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已有效降低。 目前主流的供应链金融产品虽然不是纯粹的核心企业信用,但依然绕不开核心企业的信用支撑。业内人士指出,供应链金融有助于为上游企业开辟新的融资渠道,对中小企业盘活应收账款资产、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与服务实体经济有重要意义,但仍存如何确认在上下游间交易的真实性、防止贷款企业挪用贷款资金、企业经营不稳可能导致的信用风险等问题。未来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供应链金融将不断创新,有望成为新蓝海。 “链”上企业的资金难题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常州调研时,金石机器人常州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金石坦言:“眼看有订单,但却因为资金垫付压力太大而不能接、不敢接。在机器人行业,通行付款方式是买方签订合同后只预付30%,剩下60%和10%分别等设备安装、使用一年后才付。” 刘金石对记者说:“按照传统的信贷如订单融资,需要客户做保,银行才能放款。而客户往往并不愿意为供应商作保,或中间存在繁杂的手续,从而导致企业融资不畅,生存压力倍增。” 主营建筑材料的常州强龙富安建材有限公司也存在着同样的苦恼,公司董事长路建卫对记者诉苦说:“平常货款到年底30%-40%还收不回来。过去账期3个月,如果再给一张6个月的银行承兑汇票,实际上账期有9个月;贷款利率起码10%以上,我们可用于抵押的固定资产不多,有时还需要求助民间借贷融资。” 业内人士表示,传统的信贷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发挥效用。供应链金融产生的背景是融资的结构性分化,基于业务开展过程中存在资金缺口的情况,供应链金融因此应运而生。 联讯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李奇霖指出,对银行来说,大企业资质好,偿还能力强,许多银行都竞争大企业的业务,银行的盈利空间有限;对企业来说,大企业授信容易,可能会过度负债。而中小企业经营时间短、财务信息披露程度不足,很难提供合格的抵押品,总体来看资质不足,难以获得银行授信。 李奇霖说:“整体来看,大企业授信过度,产能过剩;中小企业缺少融资,发展艰难。这种模式对银行、企业和全社会的效益来说都有一定弊端。” 开启万亿级市场空间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余额达到13.48万亿元,比2016年增长8.5%。分析人士表示,如何盘活这般体量的资金,从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便是当今众多金融机构所需解决的问题。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预测,到2020年,国内供应链金融市场规模有望接近15万亿元。中泰证券预计,2020年我国供应链金融市场规模将达18.18万亿元。而易宝研究院则认为,供应链金融在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率超过25%。受监管政策影响,互联网金融C端业务受到冲击,B端有望爆发。2020年我国供应链金融市场规模或将达27万亿左右。 目前,不仅中、农、工、建等四大行,平安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等股份行,以及浙商银行、江苏银行等中小银行也都在积极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多家银行陆续推出了基于线上的供应链金融产品,由于地域与行业的不同,产品各有特色。值得注意的是,依托各银行开展的供应链金融平台,诸多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已有效降低。 浙商银行通过企业调研,推出池化融资平台、应收款链平台和易企银平台三大平台。浙商银行公司银行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应收款链平台上,企业可以办理应收款的签发、承兑、支付、转让、质押、兑付等业务,提前变现应收款或实现无障碍流转,从而让企业敢接大单、无惧应收款账期。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江苏大型民营钢铁企业永钢集团看到,近年来由于产品的升级优化,产生了大量过去不曾有的应收账款。但在浙商银行帮助下,永钢集团盘活了应收账款,实现了多渠道、多样化融资,优化了财务报表。 永钢集团副总裁吴毅介绍,该集团通过浙商银行的平台,盘活企业账面上持有的大型央企应收账款,进而用于支付永钢对上游的欠款,帮助上游焦炭、煤炭企业等资金面承受压力较大的群体,实现在浙商银行授信体系内的提前变现,获得相对低成本的融资。 在应收款链平台推出近一年时间,截至今年8月末,浙商银行帮助企业搭建平台830个,用户突破3000余户,累计签发应收款610多亿元。 而光大银行阳光融e链保理业务则是联合TCL集团旗下简单汇平台开展合作。在该平台上,TCL作为供应链核心企业,开发了简单汇平台独有的“金单”,其在平台上可拆、可转、可融。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可凭借“金单”,在简单汇平台上便捷地进行账款支付、融资等操作。截至今年8月31日,简单汇上的注册企业达到了8400家,超过95%的企业都是中小微企业。 光大银行贸易金融部融资中心处长田华表示,通过运用阳光融e链等产品,全流程在线操作、可视、深度嵌入交易过程,并提高安全与风控,将有效缓解该情形。并且产业链上的一级、二级,甚至四级、五级供应商均可共享信用,从而共赢。 数据显示,光大银行“阳光融e链”自上线以来,与共计30余家核心企业开展合作,为其上下游企业提供超百亿元融资,累计发票转让近万笔。 供应链金融或走向“去核心化” 尽管市场潜力广阔,但目前供应链金融发展仍面临不少难题。TCL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黎健表示,目前主要的障碍是系统对接。一方面,从核心企业的角度来说,很多公司会考虑客户敏感信息共享、系统对接是否会对自身产生影响;另一方面,银行也要投入大量的人力来做这件事,且未必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李奇霖指出,对于银行而言,供应链金融贷存在三方面风险:贷前,银行对供应链金融的审核主要是企业提供的材料,可能会存在部分中小企业借助供应链金融贷和普惠金融优惠政策骗贷的情况;贷中,中小企业会挪用资金从事生产之外的事情,比如发放员工工资等,没有改善整个供应链的现金流,也减弱了企业日后的还贷能力;贷后,中小企业的经营不稳定可能带来的信用风险问题。 李奇霖建议通过引入商业保理公司、担保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综合运用担保、风险保证金、购买保险、承诺回购等方法减少用款企业的经营风险和信用风险;专款专用,专门账户进行划拨,有些甚至不用经过贷款人,就可以通过银行授权划拨;大数据征信,将数据提供方从原来的核心企业拓展到物流公司、电商平台、ERP厂商等,帮助监控供应链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情况,保证交易真实等方式,分别解决贷前、贷中、贷后风险。 “做供应链金融需要靠核心企业推动,而这需要企业的社会责任感。”黎健表示,在进行供应链金融时,核心企业需为供应链上的企业进行增信、助贷,占用企业本身授信额度却并不能为企业带来直接的利益,所以许多大企业积极性不高。但如果企业有着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发挥核心企业的作用,推动供应链金融的建立,方能让供应链上下游“小兄弟”们成长得更好。 中金公司认为,随着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供应链金融产品有可能走向“去核心化”方向,核心企业在其中不作为还款来源,而是作为一个信息提供方、资产管理方等角色。更多的企业可以作为核心企业加入到供应链金融产品的创设中来。例如平台类企业拥有大量的交易数据、物流类企业拥有大量的真实物流数据,都可以作为切入点来创设供应链金融产品。 此外,对银行而言,供应链金融业务未来有望迎来快速发展。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武雯认为,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区块链技术的加速发展,以及银行通过大数据等方式对企业的信息、资金等进行有效监控,因此银行供应链金融业务能够加速发展。相对来说,大型银行和股份行供应链金融业务更有优势,且未来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将进一步与互联网、区块链技术的发展紧密结合。股份行在供应链金融的发展中更注重运用互联网技术优势,通过发展线上供应链金融而加快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认为,未来通过金融科技,借助“大数据+AI+区块链”打造透明供应链,夯实资产端;打造高效的平台打通资产端;通过穿透式的监管科技拥抱监管端,发展供应链金融。利用不同的金融科技,银行将创新出不同的供应链金融模式,从而差异化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袁爱平——持续关注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沙兆华【人物素描】袁爱平,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他从事律师职业26年,一直为企业发展提供法律服务。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他聚焦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从不同层面提出解决方法,为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履职故事】5月12日,记者来到袁爱平的办公室,只见他的书桌上摊着一本新书——《瘟疫与人》。他说:以史为鉴,会增加我们视野的宽度。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冲击着袁爱平的视野,他将自己的思考形成《关于开展产业互联网银行试点的建议》,准备作为今年全国两会的提案之一。他认为,疫情之下,互联网产业将逆势壮大,而金融业也要积极拥抱“互联网+”,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路径支撑。跟企业已打了26年交道的袁爱平,对于中小企业融资难症结如何打开,也经历了一层层剥洋葱式的思考。去年全国两会上,袁爱平提交了《关于解决中小微企业民间借贷利率刚性化问题》的提案,认为民间借贷利率高于银行利率,是导致中小微企业融资贵的主要原因,建议最高人民法院修改有关司法解释。收到提案后,最高人民法院给予高度重视,并抓紧完善相关司法解释。这让袁爱平倍感振奋。2019年,继续带着对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思考,他多次深入三一集团和其发起建立的三湘银行调研。了解到三一旗下的树根互联,是工信部最早认定的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之一,目前已完成5亿元的B轮融资,成功助力14个行业云平台,赋能70个细分行业,连接资产超4500亿元。产业金融带动整个产业链的蓬勃发展,刷新了袁爱平的认知,使他转换了思路。他用一句话形象地概括:“实现产业与金融云端互联之后,中小企业申请贷款质押变得简单,那时凭着一张小小的海外物流单据就可以实现。”袁爱平表示,今年全国两会上,他将带着一年来辛苦调研的结晶,建议打造产业互联网银行。“这将颠覆传统信用贷款的模式,中小企业靠着自身价值就能实现融资。”原载《湖南日报》(2020年5月13日03版)[责编:戴蓉][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