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报告形式

在钱一多社群学习新媒体写作一年了，最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用户感”。“用户感”即用户的体验和感知，一个新媒体人如果没有很强的用户感，写出来的文章可能根本没有人看。那么如何提升自己的用户感呢？有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做用户调研。说到调研，就不得不提到调研报告的撰写，它是用户调研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今天钱一多社群就来为大家讲讲如何写好一份用户调研报告。01什么是调研报告在了解调研报告如何做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调研报告。从决策和协作的角度来讲，调研报告是一种沟通交流的方式，是可以将调查结果、战略建议，或者是其他信息传递给别人的工具。调研报告的核心是实事求是的反映和分析客观事实，主要分成两个部分：调查和研究。调查：反映客观事实。研究：分析客观事实。调研报告如何影响决策？我们来看下图：在这张闭环图中，表明了决策和调研报告之间是反复验证的循环过程。当我们需要探索策略时，则需要辅助策略的内容，这部分内容需要数据的支持，数据分析呈现就需要调研报告，所以这时调研报告就是探索辅助找出策略的好帮手。当我们需要验证策略时，也需要调研报告的支持，因为调研报告里包含数据内容可以支持验证，这时调研报告是我们验证策略是否可行的方法。这就是调研报告对于我们决策的意义，一份好的调研报告，可以减少决策的不确定性，帮助我们发现真正的需求。02调研报告怎么写在完成数据分析工作后，如何将分析写成一份通俗易懂的报告是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步。调研报告的核心目在于传递信息，进行沟通交流，如果受众看不懂，那么调研报告就没有任何价值，更不要说去影响决策。所以逻辑严谨、结构清晰、演示方式对于调研报告来说是至关重要。我们也将从这三点出发为大家详解调研报告该如何写。逻辑严谨主要取决于制作调研前的思考是否周密；结构清晰主要取决于调研报告的内容组成结构；演示形式主要取决于演示人群的特性和需求。1制作前的思考为了报告的严谨，我们在内容制作之前就要思考好两个问题：数据来源是哪里？我们产出策略的流程是怎样的？明确数据来源这里我们给出了三个数据来源，不同来源的数据对于调研提供的帮助也各有不同。第1个来源是问卷，第2个来源是访谈，第3个来源是问卷与访谈的结合。当我们选择好了数据的来源，就要确定与之相匹配的产出流程，以保证逻辑的完整。明确产出流程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对产出流程会有一些疑问，比如：到底如何进行问卷制作？如何清洗数据？篇幅有限，这里就不详细展开讲这些内容了。后台回复“调研报告”2调研报告内容架构一份结构清晰的调研报告结构至少包含：标题，目录，前言，正文，总结或建议，附录。标题一般调研报告有4种类型的标题：解释基本观点，概括主要内容，交代分析主题，提出问题。目录（非必须）目录的作用是帮助读者快速定位内容和从目录看出撰写者的整体分析思路，一般目录都是采用总分总的形式，其对应的总就是前言，分就是正文，总又是一个总结或者是建议。目录是体现全文逻辑是否自洽，结构是否清晰的重要依据，当发现目录没有遵循金字塔原理时，我们可能就要重新的再审视一下整个调研报告。前言前言部分总共分为三种类型：写明调研的起因或者是调研的目的，这种类型最常见，所以我们在上图中专门做了详解。写明调研对象的历史背景，大致发展过程，现实状况，以及提出中心问题或者是主要观点。直接概括出调研的结果或者是结论。市面上常规的调查方法有问卷调查法，网络调查方式，实地调查法，社会调查法，抽样调查法，以及统计调查法。正文正文一般包含了4个内容，问题及数据的展示，数据可视化分析，访谈场景化分析，分析结果，多维度的思考。把分析和思考写清楚之后，就可以进行总结和建议了。总结或建议总结和建议是整个调研报告的核心，在这里面先给大家介绍4种方法：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策或者是下一步改进的意见总结全文的主要观点，进一步的深化结论提出问题，引发人们的进一步思考展望前景，发出鼓舞和号召建议大家在做职场汇报内容时，最好是使用第1种和第2种方法。附录（非必须）附录是整个调研报告的最后一部分，但并不是在所有的调研报告里都能看见的，它的作用主要是为读者提供一个深入分析的途径，以及对调研报告里面没有阐述的问题，提供相关的资料。内容一般都是一些专业名词的解释，计算方法，还有重要的原始数据链接，地图等内容。以上六步就是一份调研报告的内容构成了。3选择演示形式所以做完调研报告之后，就要选择适合它受众的演示方式和载体。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三步找到合适调研报告的展示形式：分析展示的对象是谁分析这个对象能看得懂的条件选择具体的展示形式当给自己看的时候，那我们优选的就是一个资料库的呈现形式，以方便我们不断去扩展和成结构化。给领导或者是老板看时，他们需要的是报告的可视化，以及容易向上汇报，所以用PPT的展现形式会比较好一些。给粉丝看时，粉丝看可不能用PPT和资料库的形式，它不仅是要可视化，而且要有一定的可读性，所以以文章或者是视频的形式去呈现会更合适。最后分享点小tips，钱一多社群做用户调研时踩过的一些坑~

1.经典路线走一遭有的地方和单位打造调研经典线路，无论什么调研主题，都采用同一条路线、同一些汇报内容。上级抵达“被安排”的调研点，翻阅的是反复润色的材料，听到的是字斟句酌的汇报，看到的是精心布置的场景，调研现场俨然成为走秀剧场。2.群众演员来撑场有的地方和单位把调研变成形式主义舞台剧，严格挑选一批“群众演员”，把邀功式汇报和搔痒型问题在上级面前完美表演。有时，一个地方要接待好几支调研队伍，“群演”不够，基层干部还得来回串场。3.发现问题当鸵鸟调研过程中明明发现了问题，但就是不处理、不反馈，调查前和调查后一个样，有调查和没调查一个样，除了多一份调研报告和兴师动众之外，对事情的解决起不到任何推动作用。4.刻意留痕玩虚招有的干部搞调研刻意处处留痕，未开始调研先签到，入户后再合影，影像和文字资料一厚摞，似乎留下痕迹就证明自己深入基层实地调研了。但留痕只能记录“身入”，却无法证明“心入”。5.拼拼凑凑写报告有的干部上午到基层调研，下午就钻到办公室写调研报告，干部群众没接触几个，脚上都没沾泥，就端坐电脑前网罗文献，剪切粘贴、抄抄编编。这样的调研报告价值几何，不难想象。6.逆向调研误决策一些地方为应付上级调研任务，先写好调研报告，根据报告量身定做问卷，再下基层找例证。实际上把调研变成了结论预设、按需求证、合则取不合则弃的工具，不仅浪费人财物，还会误导上级决策，助长投机取巧的歪风邪气。

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强调，巩固拓展作风建设成效，推动化风成俗、成为习惯。坚持从讲政治高度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改起，深化治理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维护群众利益不担当不作为、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等突出问题。近期，重庆市纪委监委成立调研组，到部分区县和市级部门实地调研，梳理总结过去一年全市破除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取得的经验成效，分析仍然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突出问题，研究深化治理的对策措施。准确界定两组概念巩固拓展作风建设成效，破除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突出问题，需要精准区分基层各层级、行业、领域不同范围履职群体的不同减负需求，区别对待，分类施策。关于基层。调研发现，党员干部对基层的概念认知存有较大差异，有的认为村（社区）是基层，有的认为乡镇（街道）是基层，有的认为区县及以下皆是基层。概念的模糊不清可能导致落实减负要求出现偏差。党章第三十条明确，在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设立的党组织均是党的基层组织。因此，基层是一个广义的、相对的概念，其范围不能简单从行政区划角度绝对地割裂开看，应当涵盖各个层级、行业、领域中具体抓落实的群体，把面对群众、企业提供服务的基层单位作为重点，通过减负让他们更好地服务于群众、服务于企业、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关于负担。调研发现，基层干部对负担的感知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价值导向型。对感知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即使任务再艰巨再繁重也少有怨言，但对感知无意义无价值的工作，耐受程度较低。比如，有的机关干部坦言：“很多工作都是利党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能够参与其中倍感荣幸，感觉负担的是有时很忙却似乎没忙对地方的一些工作”。二是利益导向型。一些基层干部对工作本身是否有意义思考较少，更加关注个人付出与经济收益是否匹配，当感知付出大于收益时便觉负担。比如，有的村（社区）干部直言：“现在工作任务更加繁重，但以前有的各类专项补贴却很少发了，收入不增反减产生心理变化比较明显”。因此，为基层减负要注意区别对待，分类施策，既要把解决价值导向型干部诉求作为重点，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又要关注利益导向型干部的思想动态，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强化正面引导和正向激励。调研发现的情况从调研情况看，监督检查过度留痕、落实要求层层加码、权责划分与制度保障不匹配、问责泛化简单化、起草材料不从实际出发，是基层干部反映相对突出的问题，必须引起重视加以解决。过程监督与结果导向的矛盾。“痕迹主义”是当前基层干部反映最强烈最集中最突出的问题，直接体现在会议多、文件多、报表多、记录多等方面。一方面，伴随监督力度增强、监督范围扩大、监督标准细化，基层花费在“留痕”上的精力不断增多，并且监督主体不同、要求不同，一些能统筹合并的事项也不得不分开进行并“留痕”。另一方面，某些工作不出问题则罢，出了问题将面临被追责问责的风险，比如党建、安全生产等，监督中必须还原过程。因此，如何找到监督与被监督、过程监督与结果导向之间的最佳平衡点，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特殊举措与常态管理的矛盾。由于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在检查考核、指标设定、时限要求等诸多方面“层层加码”，进而滋生了基层落实中的形式主义。如，有的督查检查要求必须发现问题，没有发现实质问题或发现问题数量不多时，就找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凑数交差。此外，有的地方和单位把特殊情况下采用的特殊举措滥用到常态管理之中，并延伸至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违背一般工作规律，具体执行者在无法实际完成任务情况下，就把精力集中到材料美化、数据造假、盆景打造上，力求在形式上出新出彩。责权划分与配套保障的矛盾。从具体工作实践情况看，一是对责权划分认识不一致，二是清单制定后实际执行效果不佳。调研发现，反映“属地管理”问题的不在少数，多是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干部认为自己承担了大量本该由上级部门承担的职责事项，出了问题还要“背锅”。调研组综合分析认为，在构建更加高效便民的基层治理体系目标指引下，乡镇（街道）今后还将承担更多职能职责，这是改革的总体方向，当前的问题在于职能部门下放服务管理权限时，乡镇（街道）履职所需的经费、人才、技术、网络端口、业务培训等保障环节未能同步跟进，也存在个别职责下放了而权力却没完全下放的现象。问责过程与执纪效果的矛盾。调研发现，基层存在三种问责泛化心态：拼凑政绩心态，把不该纳入问责统计的纳入统计，虚增问责数量；以下代上心态，以问责一般干部代替对领导干部的问责；息事宁人心态，片面追求问责速度，不讲精准度，以快速问责安抚负面情绪。调研还发现，基层存在问责过程不规范现象。一是主体不清晰，有的职能部门不充分履行应负职责，片面认为问责都是纪检监察机关的事。二是程序不规范，有的职能部门或专项工作组不按程序向本级纪检监察机关移送问责线索，直接向下一级或下两级党委交办问责建议，导致问责不精准现象发生。三是政策把握不佳，何种情形应当问责、问责该问到哪一级、应当运用何种问责方式尺度把握不一，实际工作中主观因素影响较大。过关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矛盾。一些地方一些干部行文不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起草材料时空话较多、言之无物，不考虑实际效果，不敢尖锐点明问题，不敢涉及问题对象，只求平稳和气过关。访谈中，有的负责起草材料的同志认为，一篇材料往往需要逐级审核把关，把材料写得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更容易过关。有的负责审核把关的同志认为，材料是部署推动工作的最直接证据，不讲认识怕站位不够，不讲意义怕重视不够，措施少了怕缺项漏项。深入治理突出问题当前，纪检监察机关要在深入检视问题的基础上，不断巩固拓展作风建设成效，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为加强基层治理能力、激活基层工作活力、提升基层工作效力，提供坚强的政治、纪律和作风保障。强化精准监督意识。当前，纪检监察机关既要通过有力监督发现、惩治、减少或杜绝违规违纪违法行为，也要不断强化精准监督意识，坚决防止监督检查过多过滥而引起“痕迹主义”等负面产物，不断提高监督效率。在专责监督中必须始终突出问题导向，认真区分问题性质，紧盯关键少数、关键岗位，围绕权力运行各个环节，完善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精准问责有效机制。改进监督检查工作。紧紧围绕基层减负要求，紧盯简化优化各类监督检查考核工作程序，从总体上统筹合并、减少频次。督查检查应多采取不打招呼、深入一线面对面访谈交流等方式了解实际情况，聚焦关键少数、关键问题，更加突出结果导向，不能把发没发文、讲没讲话、开没开会、有无记录等作为查找问题的重点并予以反馈、要求整改。同时，也要防范把发现问题数量多少作为评价督查检查成效的标准，而忽视问题本身的质量。推动精准问责追责。经常性开展问责统计数据清理和问责案件质量评查，凡不属于问责对象或将直接责任问题纳入问责统计的予以剔除，对违规违纪问责的进行纠正查处，并以适当形式反馈通报，树立鲜明导向。结合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选取一批情况复杂、涉及单位多的典型问责案件做深入剖析，强化问责工作案例指导，督促有关部门严格履行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赋予的责任追究职责。优化基层治理体系。督促有关单位按照权责对等要求，加大对乡镇（街道）人才、技术、网络端口等方面的支持与保障。聚焦基层反映比较集中的生态环境、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方面问题，编制政务服务类主体责任和配合责任清单，赋予乡镇（街道）对辖区需区县职能部门解决事项的协调权，建立“乡呼县应、上下联动”的响应平台，改进现行的乡镇（街道）与职能部门相互考核方式，强化乡镇（街道）对区县职能部门的考核评价力度。重视基层干部待遇。在规范津补贴或福利有关政策基础上，对纳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依法协助政府工作的事项，遵循“费随事转、权随责走”原则，安排村（社区）干部从事相关协助工作时，既要在做法上给予指导，也要在经费上给予保障。同时，建议综合考虑区域财政情况、消费水平，动态掌握不同地区村（社区）干部具体收入情况，适度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防止因地方财力差异导致的村（社区）干部收入差距过大。改进减负评价方式。基层减负的最终效果要由基层干部自己说了算。纪检监察机关要会同相关部门不定期到基层实地走访调研，或选取一批基层干部群众代表作为基层减负工作联络员，随时通过电话了解情况，动态掌握基层对减负工作的直观感受。注重将各地各部门报送的相关数据与了解到的基层干部实际感受相互印证，对刻意将基数报大、玩数字游戏，或将有关事项改头换面、显性变隐性等问题严肃查处并通报曝光，坚决防止“数字减负”“名减实不减”等问题。2019年，重庆市累计查处基层反映突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375件，处理2202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567人。在查处问题中，涉及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方面36件，涉及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方面182件，涉及履行职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1131件，涉及学风会风文风及检查调研方面26件。（重庆市纪委监委调研组）【来源：新华社客户端】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聚焦突出问题 强化“靶向治疗”——关于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调研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指出，要在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上下更大功夫，紧密联系地区、部门实际，既解决老问题、也察觉新问题，重点纠正一些领导干部爱惜羽毛、回避问题、庸懒无为，一些基层干部不作为、乱作为、冷硬横推问题。对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阻碍党中央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人民群众反映强烈、造成严重后果的，抓住典型、坚决问责、形成威慑。对此，重庆市纪委监委组建专题调研组，面对面访谈11个市级部门、13个区县部门、4个镇街、6个村（社区）、5个企业有关人员，对访谈中反映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并进一步提出治理对策。坚持问题导向，找准党员干部和群众反映最集中的具体情形纠正“四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调研发现，党员干部和群众反映最集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具体情形，呈现“三多”“三变”“五缺乏”特点。“三多”，即会议文件多、检查考核多、报告报表多。有的执行文件、会议、简报等相关制度搞变通，正式发文减少，但利用电话传真、短信微信、电子信箱、QQ等渠道下发文件不在少数；正式会议减少，但各种专题会、推进会、研究会多起来了，且大多要求主要领导参加。比如，某乡镇2017年全年收到各类来文来函2000余个，参加上级召开的各类会议600余次。有的刚布置完一项工作，马上就要求上报推进情况、总结报告和经验做法，填报各类表格，检查考核紧随其后，基层疲于应付，甚至弄虚作假。又如，某乡镇党委书记反映，曾一天迎接过4个部门检查，且都要主要领导陪同，否则不能体现重视。再如，有的地方把文件下发、会议召开、图片记录等情况作为检查考核硬指标，把工作创新变成材料创新，大量人力精力耗费在文山会海之中。某街道迎接创卫检查验收，准备文件资料目录长达84页，全部内容可以装满半间屋子，且不同领导要求不同，先后三次返工重做。“三变”，即工作下沉变办公室下沉、责任下沉变责任书下沉、事项下放变苦事累事难事无好处的事下放。有的落实工作喜欢“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但往往是办公室“到边、到底”，人没到、内容没到。有的把层层压实责任变成层层签订责任书、承诺书、保证书，成了层层推卸责任。比如，某区县签订责任书101种，有的甚至把责任书签到普通群众一级，且要求全覆盖，要求村（社区）所有群众签订森林防火责任状，社区所有司机签订交通安全责任状。又如，有的行政审批事项不允许收费后，一放了之，并要求通过第三方机构出具审核报告（如安全风险评估、环境保护评估、立项可研报告等），致使第三方机构变成“二政府”，少数第三方机构恃权态度蛮横、收费昂贵。“五缺乏”，即缺乏调查研究、缺乏换位思考、缺乏协同配合、缺乏服务意识、缺乏责任担当。有的安排工作不调研、不思考，拍脑袋、凭空想，只管自己需要，不管能否办到，只管面上好看，不管实际成效。有的制定文件、出台政策不接地气，群众看不懂、问不明。有的本位主义突出，只站在本部门角度看问题。有的政策相互冲突，部门互不相让，群众无所适从。有的机械执行政策规定，即使与实际不相符，群众怨声载道也不管不问。比如，某社区支部书记反映，办理社区办公用房产权证时，经办同志给出一份清单，要求提供12项证明材料，自己作为支部书记都看不懂，也不知该找谁出具，普通干部群众办理难度可想而知。又如，某乡镇反映农村还建房屋问题，管征地的不管建设、管建设的不管征地，建成后的户型、面积、数量不符合群众意愿，分配工作难开展。深入剖析病因，明确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具体靶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点多面广、形式多样、成因复杂，既有社会发展、制度机制等方面的客观因素，也有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政绩观念等方面的主观诱因；既有安排部署不切实际、一厢情愿，也有贯彻执行弄虚作假、虚与委蛇；既面临线索发现、定性量纪难题，也存在监督不力、执纪不严现象。社会治理能力有待提升。一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仍需进一步厘清。部分部门承担了大量该由市场解决的事项，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致使本该重点做的好事实事没做好没做实。二是机构设置、职责划分不尽合理。部门与属地之间职责边界不清，部门与部门之间职能交叉与空白地带并存，部门内设机构中直接面向群众、延伸基层的机构人员比例仍然偏低，区县部门与乡镇（街道）设置比例失衡。三是工作方式方法有待改进。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优化社会治理体系的意识不够、方法不多。比如，各方面信息数据尚未实现共享互通，信息平台建设五花八门、各自为政；行政办公流程繁杂，信息化程度不高，效率低下。部分制度建设存在短板。一是考核评价机制不完善。上级单位考核权重高，下级单位、服务对象考核权重低，致使部分单位只唯上、不唯实。有的检查考核重过程、轻实效；有的现场检查不深入实际，盲人摸象、以偏概全；有的对检查考核工作统筹不够，存在多头考核、搭车考核等问题。二是问责容错机制不健全。有的片面强调严格管理、严格问责，对干部错误性质不加区分和甄别，严重挫伤干部工作积极性，且问责追责一线人员比例高、概率大，致使一些干部不愿到一线担任领导职务；有的仅凭文件资料中党员干部是否讲话强调过、单位是否开会或发文部署过、是否签订责任书，作为履职问责依据。监督执纪问责有待加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如奢靡之风和享乐主义直观、具体，且造成的危害一般需要一段时间后方能显现，普通群众信访举报少。不同个体和单位对待同一问题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有的认为是形式主义，有的认为是必要形式，缺乏统一的定性量纪标准。部分地方和单位以及纪检监察机关一定程度上存在畏难情绪，对扶贫民生领域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查处较多，对其他领域广泛存在难抓住、难定性的问题查处偏软、办法不多，致使部分党员干部认为调研、开会、发文等方面问题是“小节”，不认真对照检查，不能及时整改。部分党员干部受主观因素影响。有的缺乏正确的政绩观，热衷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捞取个人晋升资本。有的宗旨意识淡漠，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待基层干部、办事群众高高在上、态度生硬。有的贪图安逸，用商品交换原则对待党的事业、衡量手中权力。有的底线意识不强，不守纪律、不守规矩，甚至雁过拔毛、优亲厚友，吃拿卡要、收受贿赂。有的缺乏担当，懒散无为、得过且过，怕冒风险、担心踩线，不求无功但求无过，推诿扯皮。坚持全局思维，提升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系统性、针对性、实效性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要点上突破、由浅入深，紧盯党员干部群众反映最强烈、看得见、抓得住、做得实的问题，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局；要以上率下、顶层设计，不断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推动标本兼治；要刚柔相济、正反结合，充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坚持正面倡导和严肃查处相结合。以六项具体工作为突破，坚持落细落小落实。一是持续紧盯扶贫民生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对贯彻落实精准方略不到位，贫困户识别、扶贫措施制定、脱贫对象认定不精准，执行政策搞变通、打折扣，脱离实际、违背规律搞“层层加码”，搞表格应付上级检查、增加基层负担等具体表现，严肃查处问责，公开通报曝光，始终保持高压整治态势。二是全面清理“工作下沉变办公室下沉”问题。坚持从市级部门抓起，督促市级各部门对各类示范点、办公室等进行全面摸底清理整顿。三是集中整治会议文件多、检查考核多、报告报表多问题。督促职能部门履行主体责任，统筹安排会议文件、检查考核、报告报表等工作，通过建立健全备案制度等方式强化日常监督，对存在问题切实整改纠正。四是持续筛查整治信访积案背后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对因不同单位推诿扯皮、不担当、不作为引起的群众信访举报问题进行专项梳理，集中交办督办，推动各级各部门积极担当作为。五是专项清理“责任书”“承诺书”“保证书”过多过滥问题。坚持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改起，督促各级各部门对要求签订的各类责任书、承诺书进行全面清理，凡是法律法规、上级单位没有要求签订，有关职能职责已有文件明确规定，签订责任书实际成效不突出的，一律取消。六是建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负面清单。针对调查研究、会议活动、文件简报等方面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查处较少现状，由市纪委监委牵头认真梳理，形成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的负面清单，加大查处问责通报力度，增强制度执行力。以深化机构改革为契机，全面提升服务管理效能。建议以深化机构改革为契机，着力解决三个方面问题：一是解决部门职能交叉、服务基层不够问题。推进部门整合，优化职能配置，提高直接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机构人员比例。二是解决乡镇（街道）权责不匹配问题。加快乡镇职能转变，突出乡镇履职重点，扩大乡镇管理服务权限，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优化乡镇机构设置，推动编制向基层一线倾斜。完善乡镇之间以及城区街道与区县部门之间的编制动态调整机制，推动行政事业编制资源向产业集中、人口集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任务较重的乡镇（街道）流动。三是解决属地管理和部门管理界限不清问题。厘清部门和地方的职责边界，严禁部门随意将部分职能职责简单下压给地方，推动责权利相统一。以完善制度机制为抓手，营造勇担当敢作为的制度环境。一是完善考核评价机制。督促各级各部门加强调查研究，着力解决考核评价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优化和改进考核评价指标设置、方式方法，发挥好考核指挥棒作用。如增加群众、企业、下级单位的评分权重；改进检查督查方式，采取不打招呼、少看资料、直奔现场的实地检查督查。二是推动职能部门完善制度规定。要立足纪检监察机关职责定位，针对工作调研、群众反映、信访举报等各渠道收集的制度层面问题，及时反馈给有关职能部门，督促和协助做好政策修订等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利益。以强化教育引导为常态，树立鲜明导向。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根本在于党员干部自身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思想觉悟和工作水平。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和上级单位要主动把自己摆进去，认真对照检查，发挥“头雁效应”，从调查研究、召开会议、下发文件、讲话发言等具体事项做起，不断改进工作作风。注重加强调查研究，及时关注和解决改革发展中产生的新问题新矛盾，不断调整和优化工作部署，适应新形势新需要。各级各部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树立鲜明导向，最终通过以上率下、层层示范，点滴做起、聚沙成塔，带动风气好转。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11日，广州日报数据和数字化研究院（GDI智库）发布《广州生活垃圾分类实施现状与未来发展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对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归纳总结广州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的成效、经验和做法，深入分析尚存不足与原因，并提出对策和建议，为推动广州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上水平提供决策参考。《报告》调研范围涵盖广州市越秀、海珠、荔湾、天河、黄埔、番禺、南沙、白云、花都、从化和增城等区，调研对象包括政府相关部分负责人、企业单位、行业专家、物业管理人员、保洁员和居民等近百人，实地走访了17个街道、社区，并对广州居民开展问卷调查，调研深入、内容扎实，客观、详尽反映了广州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现状。01政府实践：形成“广州特色”分类工作争当全国排头兵作为国内第一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广州已逐步形成政策完善、机制健全、技术先进、全程闭环、共同参与的具有超大城市特点和广州特色的生活垃圾分类新格局，先后出台《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地方性法规，以及相配套的垃圾分类文件方案和指引文件，形成了“1+3+12”的垃圾分类政策法规体系，并发布《关于加强广州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广州市深化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建立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并召开联席会议。据介绍，广州已在6992家机团单位、企事业单位推行强制分类，并在医疗、酒店、餐饮、外卖等行业推行强制分类，形成以麦当劳、肯德基等知名连锁快餐店，以及美团外卖平台、花园酒店等开展再生资源回收等垃圾分类为样板的“广州做法”。同时，积极推进600个精准分类样板居住小区（社区）创建，推行农村垃圾分类的行政村增至572条，占全市行政村总数的50%，生活垃圾分类资源化利用示范村增至50条。根据计划，到2020年底前，广州将建成完善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全市居住小区（社区）、城中村、农村行政村垃圾分类全覆盖，实现前端分类精准化、中端运输规范化、末端处置无害化、回收利用资源化。02企业参与：“互联网+”助力生活垃圾智能分类作为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州地区企业主要以“互联网+垃圾分类”等创新方式，助力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的分类工作。通过政府招标、物业对接的形式，企业在新式小区和机关单位固定地点放置智能回收设备，对可回收物的详细分类更便于市民操作，采用积分兑换制的方式能够更好地激励市民的参与积极性。“互联网+垃圾分类”模式依托互联网技术、借助移动终端APP、微信社交软件等手段，采用线上交易、上门回收等形式，有效克服传统垃圾分类存在的分类意愿不强、回收单一和收集运输困难等问题，使垃圾分类回收朝着科学、智能、共赢的方向发展。“互联网+垃圾分类”模式属于正向激励机制，引导、激励居民通过实行垃圾分类获取积分，积分具有消费抵扣、服务优惠、礼品兑换、积分抽奖等功能。据介绍，目前广州智能垃圾分类主要模式包括“定时定点+大小回收点”“定点不定时”等，如“纳吉岛”“绿岛模式”“92回收”和“GSI城市驿站”等，成为高校、社区推进垃圾分类的补充。03“党建引领”：九万党员回社区带动垃圾分类工作新风尚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党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广州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中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发动全体党员回归社区参与社会服务，把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党建清单、纳入在职党员回社区报到的服务内容，协助开展推进楼道撤桶和“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加强日常分类投放指导和监督。据介绍，目前全市已发动9万多党员干部回社区报到服务，带动广大市民群众积极参与社区垃圾分类，涌现出越秀新河浦社区省直机关共建、天河省军区干休所军民融合、海珠党员“离桶近一点”破袋定投、花都花港社区“秀全大妈”志愿服务、从化西塘“美丽银行”等共建共治共享垃圾分类社区新模式。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模范带头，促使全体干部职工自觉主动投入到垃圾分类实践活动中，带动更多的市民群众参与生活垃圾分类，为广州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作出积极贡献。04模式创新：率先推行“定时定点”和“两网融合”模式广州积极开展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率先推进以垃圾分类“定时定点”投放模式为主、多种分类投放模式并存的形式，以及“有效提高再生资源回收网络覆盖的‘两网融合’”等模式，不断创新具有广州特色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1.“定时定点”模式“定时定点”模式是指将四色垃圾分类桶设置在小区或社区的固定地点，只在固定的时间段开放，其余时间关闭。时间段的设置一般按照上下班时间设置，每个区会按照实际情况作不同调整。环卫人员不再上门收垃圾，改为定时定点回收居民投放的垃圾，并且现场对厨余垃圾进行二次精细分类，提高垃圾分类精确率。这种模式由广州率先推行、具有“广州特色”的模式不仅减少了垃圾投放硬件设施成本，同时，通过现场监督提高了居民垃圾分类的质量。2.“两网融合”模式“两网融合”是指供销社“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与“环卫系统垃圾收运网络”相衔接，街道回收板房由供销社运营，并提供规范的回收服务和有竞争力的回收价格。“两网融合”是广州市垃圾分类的特色模式之一，通过提高再生资源回收网络覆盖，实现生活垃圾“大分流、细分类”。该模式下供销社网络可凭借规模化优势持续运转，环卫工人在规范化的系统运作下提高额外收入。广州率先实行环卫收运系统与资源回收系统“两网融合”。截至目前，在全市规范建设改造各类再生资源回收点3845个，其中回收点2536个、回收板房（回收箱）892个、回收中转站353个、分拣中心64个。广州日报全媒体文字记者 徐静注：广州日报数据和数字化研究院（GDI智库）黄慧婷、郑晓彤、林子雅、郑晓云、张晓曼、陈杰对此文亦有重要贡献

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强调，巩固拓展作风建设成效，推动化风成俗、成为习惯。坚持从讲政治高度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改起，深化治理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维护群众利益不担当不作为、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等突出问题。近期，重庆市纪委监委成立调研组，到部分区县和市级部门实地调研，梳理总结过去一年全市破除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取得的经验成效，分析仍然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突出问题，研究深化治理的对策措施。准确界定两组概念巩固拓展作风建设成效，破除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突出问题，需要精准区分基层各层级、行业、领域不同范围履职群体的不同减负需求，区别对待，分类施策。关于基层。调研发现，党员干部对基层的概念认知存有较大差异，有的认为村(社区)是基层，有的认为乡镇(街道)是基层，有的认为区县及以下皆是基层。概念的模糊不清可能导致落实减负要求出现偏差。党章第三十条明确，在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设立的党组织均是党的基层组织。因此，基层是一个广义的、相对的概念，其范围不能简单从行政区划角度绝对地割裂开看，应当涵盖各个层级、行业、领域中具体抓落实的群体，把面对群众、企业提供服务的基层单位作为重点，通过减负让他们更好地服务于群众、服务于企业、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关于负担。调研发现，基层干部对负担的感知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价值导向型。对感知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即使任务再艰巨再繁重也少有怨言，但对感知无意义无价值的工作，耐受程度较低。比如，有的机关干部坦言：“很多工作都是利党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能够参与其中倍感荣幸，感觉负担的是有时很忙却似乎没忙对地方的一些工作”。二是利益导向型。一些基层干部对工作本身是否有意义思考较少，更加关注个人付出与经济收益是否匹配，当感知付出大于收益时便觉负担。比如，有的村(社区)干部直言：“现在工作任务更加繁重，但以前有的各类专项补贴却很少发了，收入不增反减产生心理变化比较明显”。因此，为基层减负要注意区别对待，分类施策，既要把解决价值导向型干部诉求作为重点，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又要关注利益导向型干部的思想动态，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强化正面引导和正向激励。调研发现的情况从调研情况看，监督检查过度留痕、落实要求层层加码、权责划分与制度保障不匹配、问责泛化简单化、起草材料不从实际出发，是基层干部反映相对突出的问题，必须引起重视加以解决。过程监督与结果导向的矛盾。“痕迹主义”是当前基层干部反映最强烈最集中最突出的问题，直接体现在会议多、文件多、报表多、记录多等方面。一方面，伴随监督力度增强、监督范围扩大、监督标准细化，基层花费在“留痕”上的精力不断增多，并且监督主体不同、要求不同，一些能统筹合并的事项也不得不分开进行并“留痕”。另一方面，某些工作不出问题则罢，出了问题将面临被追责问责的风险，比如党建、安全生产等，监督中必须还原过程。因此，如何找到监督与被监督、过程监督与结果导向之间的最佳平衡点，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特殊举措与常态管理的矛盾。由于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在检查考核、指标设定、时限要求等诸多方面“层层加码”，进而滋生了基层落实中的形式主义。如，有的督查检查要求必须发现问题，没有发现实质问题或发现问题数量不多时，就找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凑数交差。此外，有的地方和单位把特殊情况下采用的特殊举措滥用到常态管理之中，并延伸至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违背一般工作规律，具体执行者在无法实际完成任务情况下，就把精力集中到材料美化、数据造假、盆景打造上，力求在形式上出新出彩。责权划分与配套保障的矛盾。从具体工作实践情况看，一是对责权划分认识不一致，二是清单制定后实际执行效果不佳。调研发现，反映“属地管理”问题的不在少数，多是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干部认为自己承担了大量本该由上级部门承担的职责事项，出了问题还要“背锅”。调研组综合分析认为，在构建更加高效便民的基层治理体系目标指引下，乡镇(街道)今后还将承担更多职能职责，这是改革的总体方向，当前的问题在于职能部门下放服务管理权限时，乡镇(街道)履职所需的经费、人才、技术、网络端口、业务培训等保障环节未能同步跟进，也存在个别职责下放了而权力却没完全下放的现象。问责过程与执纪效果的矛盾。调研发现，基层存在三种问责泛化心态：拼凑政绩心态，把不该纳入问责统计的纳入统计，虚增问责数量；以下代上心态，以问责一般干部代替对领导干部的问责；息事宁人心态，片面追求问责速度，不讲精准度，以快速问责安抚负面情绪。调研还发现，基层存在问责过程不规范现象。一是主体不清晰，有的职能部门不充分履行应负职责，片面认为问责都是纪检监察机关的事。二是程序不规范，有的职能部门或专项工作组不按程序向本级纪检监察机关移送问责线索，直接向下一级或下两级党委交办问责建议，导致问责不精准现象发生。三是政策把握不佳，何种情形应当问责、问责该问到哪一级、应当运用何种问责方式尺度把握不一，实际工作中主观因素影响较大。过关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矛盾。一些地方一些干部行文不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起草材料时空话较多、言之无物，不考虑实际效果，不敢尖锐点明问题，不敢涉及问题对象，只求平稳和气过关。访谈中，有的负责起草材料的同志认为，一篇材料往往需要逐级审核把关，把材料写得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更容易过关。有的负责审核把关的同志认为，材料是部署推动工作的最直接证据，不讲认识怕站位不够，不讲意义怕重视不够，措施少了怕缺项漏项。深入治理突出问题当前，纪检监察机关要在深入检视问题的基础上，不断巩固拓展作风建设成效，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为加强基层治理能力、激活基层工作活力、提升基层工作效力，提供坚强的政治、纪律和作风保障。强化精准监督意识。当前，纪检监察机关既要通过有力监督发现、惩治、减少或杜绝违规违纪违法行为，也要不断强化精准监督意识，坚决防止监督检查过多过滥而引起“痕迹主义”等负面产物，不断提高监督效率。在专责监督中必须始终突出问题导向，认真区分问题性质，紧盯关键少数、关键岗位，围绕权力运行各个环节，完善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精准问责有效机制。改进监督检查工作。紧紧围绕基层减负要求，紧盯简化优化各类监督检查考核工作程序，从总体上统筹合并、减少频次。督查检查应多采取不打招呼、深入一线面对面访谈交流等方式了解实际情况，聚焦关键少数、关键问题，更加突出结果导向，不能把发没发文、讲没讲话、开没开会、有无记录等作为查找问题的重点并予以反馈、要求整改。同时，也要防范把发现问题数量多少作为评价督查检查成效的标准，而忽视问题本身的质量。推动精准问责追责。经常性开展问责统计数据清理和问责案件质量评查，凡不属于问责对象或将直接责任问题纳入问责统计的予以剔除，对违规违纪问责的进行纠正查处，并以适当形式反馈通报，树立鲜明导向。结合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选取一批情况复杂、涉及单位多的典型问责案件做深入剖析，强化问责工作案例指导，督促有关部门严格履行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赋予的责任追究职责。优化基层治理体系。督促有关单位按照权责对等要求，加大对乡镇(街道)人才、技术、网络端口等方面的支持与保障。聚焦基层反映比较集中的生态环境、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方面问题，编制政务服务类主体责任和配合责任清单，赋予乡镇(街道)对辖区需区县职能部门解决事项的协调权，建立“乡呼县应、上下联动”的响应平台，改进现行的乡镇(街道)与职能部门相互考核方式，强化乡镇(街道)对区县职能部门的考核评价力度。重视基层干部待遇。在规范津补贴或福利有关政策基础上，对纳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依法协助政府工作的事项，遵循“费随事转、权随责走”原则，安排村(社区)干部从事相关协助工作时，既要在做法上给予指导，也要在经费上给予保障。同时，建议综合考虑区域财政情况、消费水平，动态掌握不同地区村(社区)干部具体收入情况，适度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防止因地方财力差异导致的村(社区)干部收入差距过大。改进减负评价方式。基层减负的最终效果要由基层干部自己说了算。纪检监察机关要会同相关部门不定期到基层实地走访调研，或选取一批基层干部群众代表作为基层减负工作联络员，随时通过电话了解情况，动态掌握基层对减负工作的直观感受。注重将各地各部门报送的相关数据与了解到的基层干部实际感受相互印证，对刻意将基数报大、玩数字游戏，或将有关事项改头换面、显性变隐性等问题严肃查处并通报曝光，坚决防止“数字减负”“名减实不减”等问题。2019年，重庆市累计查处基层反映突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375件，处理2202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567人。在查处问题中，涉及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方面36件，涉及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方面182件，涉及履行职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1131件，涉及学风会风文风及检查调研方面26件。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题：“打卡”凑考核、拿着报告找例证……警惕一些地方基层调研形式主义走过场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翟永冠、向定杰近期，中央纪委全面启动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工作，其中包括调查研究搞形式、走过场、不深入的问题。“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发现，少数干部调研只是到基层“打卡”完成任务，有的先出报告再下基层找例证，还有的甚至打着调研的旗号进行旅游。调研变“表演”，动静大成效小调研原本是为了解基层真实情况，但一些干部习惯走马观花“被安排”，讲究场面、形式，却不注重实效。——“凑考核”基层“打卡”。记者发现，不少单位都规定了调研任务，于是，个别干部盯着考核天数在年底突击下乡。多位基层干部表示，这类调研去的常常是各类明星村、示范点，汇报材料堆砌新名词、新概念，总结经验歌功颂德，对问题却轻描淡写、点到为止，对实际工作推动不大。——预设问题借嘴说话。记者发现，有的干部事先写好报告，“量身定做”问卷，最后下基层找例证。“我们之前搞一个产业发展现状调研。下去之前，领导让我们先比照之前下达的考核指标把成绩摆出来，再预设几个贯彻落实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下去找‘嘴’找材料。”一位政府研究部门的工作人员说。一位乡镇干部表示，他时常会接到一些上级部门要求提供材料的任务，“尽量鲜活，有现场感”，方便这些部门在写调研报告的时候写出“已经到现场调研的感觉”。——打“擦边球”旅游观光。今年7月，浙江省玉环市纪委监委通报的一起案例引发关注。该市民政局殡葬执法大队副大队长陈霄和李军两人，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接受管理服务对象——殡葬协会提供的旅游活动。其中一次外出考察，8天中竟有7天泡在景区。此外，中央纪委曾公开曝光，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曹守晔出具虚假调研证明，违规公款报销个人春节期间到海南的交通、住宿等费用，受到党内警告、记过处分。上面“蜻蜓点水”，下面“一条龙”忙得团团转一些交通便捷、旅游优势突出的县区干部反映，有时对于同一件事，各个部门轮流调研，甚至同一单位来好几拨人。“隔三岔五我们都要接待。”一些县区负责同志表示。“去年镇里实施的扶贫项目，县里面反反复复不晓得调研了多少次。”贵州某乡镇财政分局一工作人员向记者诉苦道。“调研频率太高了，我们真的疲于应付。”贵州某经济开发区办公室的一位干部说。“为迎接调研和考察，村里一年仅打扫卫生请工就要花2万多元，成了最大的公共经费开支。”贵州省一名村干部告诉记者，近年来，因为重点田园综合体项目落地，来参观的各级领导越来越多。“接到有领导调研的通知，要加班加点准备汇报材料，安排路线、选点、选人，包括每个环节的时间、内容等都要严丝合缝地准备，甚至围观人员等都要事先布置。”一名经常负责起草调研工作方案的基层干部吐槽。记者采访发现，基层调研考察的欢迎横幅虽然少了，但大型展板、精美图册的制作并未减少。一些画册用纸考究、装帧精良，但参观者多数只是随便翻翻就丢掉了，十分浪费。期盼“接地气、听实话、有实效”调研新风湖北省委党校中共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李珊珊说，科学的决策是建立在掌握真实情况的基础上。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关键岗位的领导干部，不做深入调查研究，不了解实际情况，根据不实、不准的信息进行决策，容易造成人力、物力、财力浪费，损害政府公信力。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行认为，形式主义的“假调研”直接反映了干部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问题。有的干部缺乏工作热情，习惯敷衍应付；有的干部作风浮躁，缺乏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李珊珊表示，形式主义的“假调研”之所以会产生，很大程度上在于一些干部依然存在官本位思想，下基层调研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完成任务和表面风光，在应付上级要求的同时享受“特权”。一些基层干部建议，应改变调研方式方法，少发通知、少打招呼、少听汇报、少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通过实地走访、暗访、联合调研等方式，真正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多位专家建议，基层要做好干部调研技能的培训工作，帮助干部掌握调研的方法与技巧，提升干部的调研能力。

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强调，巩固拓展作风建设成效，推动化风成俗、成为习惯。坚持从讲政治高度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改起，深化治理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维护群众利益不担当不作为、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等突出问题。近期，重庆市纪委监委成立调研组，到部分区县和市级部门实地调研，梳理总结过去一年全市破除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取得的经验成效，分析仍然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突出问题，研究深化治理的对策措施。准确界定两组概念巩固拓展作风建设成效，破除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突出问题，需要精准区分基层各层级、行业、领域不同范围履职群体的不同减负需求，区别对待，分类施策。关于基层。调研发现，党员干部对基层的概念认知存有较大差异，有的认为村（社区）是基层，有的认为乡镇（街道）是基层，有的认为区县及以下皆是基层。概念的模糊不清可能导致落实减负要求出现偏差。党章第三十条明确，在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设立的党组织均是党的基层组织。因此，基层是一个广义的、相对的概念，其范围不能简单从行政区划角度绝对地割裂开看，应当涵盖各个层级、行业、领域中具体抓落实的群体，把面对群众、企业提供服务的基层单位作为重点，通过减负让他们更好地服务于群众、服务于企业、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关于负担。调研发现，基层干部对负担的感知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价值导向型。对感知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即使任务再艰巨再繁重也少有怨言，但对感知无意义无价值的工作，耐受程度较低。比如，有的机关干部坦言：“很多工作都是利党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能够参与其中倍感荣幸，感觉负担的是有时很忙却似乎没忙对地方的一些工作”。二是利益导向型。一些基层干部对工作本身是否有意义思考较少，更加关注个人付出与经济收益是否匹配，当感知付出大于收益时便觉负担。比如，有的村（社区）干部直言：“现在工作任务更加繁重，但以前有的各类专项补贴却很少发了，收入不增反减产生心理变化比较明显”。因此，为基层减负要注意区别对待，分类施策，既要把解决价值导向型干部诉求作为重点，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又要关注利益导向型干部的思想动态，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强化正面引导和正向激励。调研发现的情况从调研情况看，监督检查过度留痕、落实要求层层加码、权责划分与制度保障不匹配、问责泛化简单化、起草材料不从实际出发，是基层干部反映相对突出的问题，必须引起重视加以解决。过程监督与结果导向的矛盾。“痕迹主义”是当前基层干部反映最强烈最集中最突出的问题，直接体现在会议多、文件多、报表多、记录多等方面。一方面，伴随监督力度增强、监督范围扩大、监督标准细化，基层花费在“留痕”上的精力不断增多，并且监督主体不同、要求不同，一些能统筹合并的事项也不得不分开进行并“留痕”。另一方面，某些工作不出问题则罢，出了问题将面临被追责问责的风险，比如党建、安全生产等，监督中必须还原过程。因此，如何找到监督与被监督、过程监督与结果导向之间的最佳平衡点，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特殊举措与常态管理的矛盾。由于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在检查考核、指标设定、时限要求等诸多方面“层层加码”，进而滋生了基层落实中的形式主义。如，有的督查检查要求必须发现问题，没有发现实质问题或发现问题数量不多时，就找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凑数交差。此外，有的地方和单位把特殊情况下采用的特殊举措滥用到常态管理之中，并延伸至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违背一般工作规律，具体执行者在无法实际完成任务情况下，就把精力集中到材料美化、数据造假、盆景打造上，力求在形式上出新出彩。责权划分与配套保障的矛盾。从具体工作实践情况看，一是对责权划分认识不一致，二是清单制定后实际执行效果不佳。调研发现，反映“属地管理”问题的不在少数，多是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干部认为自己承担了大量本该由上级部门承担的职责事项，出了问题还要“背锅”。调研组综合分析认为，在构建更加高效便民的基层治理体系目标指引下，乡镇（街道）今后还将承担更多职能职责，这是改革的总体方向，当前的问题在于职能部门下放服务管理权限时，乡镇（街道）履职所需的经费、人才、技术、网络端口、业务培训等保障环节未能同步跟进，也存在个别职责下放了而权力却没完全下放的现象。问责过程与执纪效果的矛盾。调研发现，基层存在三种问责泛化心态：拼凑政绩心态，把不该纳入问责统计的纳入统计，虚增问责数量；以下代上心态，以问责一般干部代替对领导干部的问责；息事宁人心态，片面追求问责速度，不讲精准度，以快速问责安抚负面情绪。调研还发现，基层存在问责过程不规范现象。一是主体不清晰，有的职能部门不充分履行应负职责，片面认为问责都是纪检监察机关的事。二是程序不规范，有的职能部门或专项工作组不按程序向本级纪检监察机关移送问责线索，直接向下一级或下两级党委交办问责建议，导致问责不精准现象发生。三是政策把握不佳，何种情形应当问责、问责该问到哪一级、应当运用何种问责方式尺度把握不一，实际工作中主观因素影响较大。过关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矛盾。一些地方一些干部行文不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起草材料时空话较多、言之无物，不考虑实际效果，不敢尖锐点明问题，不敢涉及问题对象，只求平稳和气过关。访谈中，有的负责起草材料的同志认为，一篇材料往往需要逐级审核把关，把材料写得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更容易过关。有的负责审核把关的同志认为，材料是部署推动工作的最直接证据，不讲认识怕站位不够，不讲意义怕重视不够，措施少了怕缺项漏项。深入治理突出问题当前，纪检监察机关要在深入检视问题的基础上，不断巩固拓展作风建设成效，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为加强基层治理能力、激活基层工作活力、提升基层工作效力，提供坚强的政治、纪律和作风保障。强化精准监督意识。当前，纪检监察机关既要通过有力监督发现、惩治、减少或杜绝违规违纪违法行为，也要不断强化精准监督意识，坚决防止监督检查过多过滥而引起“痕迹主义”等负面产物，不断提高监督效率。在专责监督中必须始终突出问题导向，认真区分问题性质，紧盯关键少数、关键岗位，围绕权力运行各个环节，完善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精准问责有效机制。改进监督检查工作。紧紧围绕基层减负要求，紧盯简化优化各类监督检查考核工作程序，从总体上统筹合并、减少频次。督查检查应多采取不打招呼、深入一线面对面访谈交流等方式了解实际情况，聚焦关键少数、关键问题，更加突出结果导向，不能把发没发文、讲没讲话、开没开会、有无记录等作为查找问题的重点并予以反馈、要求整改。同时，也要防范把发现问题数量多少作为评价督查检查成效的标准，而忽视问题本身的质量。推动精准问责追责。经常性开展问责统计数据清理和问责案件质量评查，凡不属于问责对象或将直接责任问题纳入问责统计的予以剔除，对违规违纪问责的进行纠正查处，并以适当形式反馈通报，树立鲜明导向。结合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选取一批情况复杂、涉及单位多的典型问责案件做深入剖析，强化问责工作案例指导，督促有关部门严格履行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赋予的责任追究职责。优化基层治理体系。督促有关单位按照权责对等要求，加大对乡镇（街道）人才、技术、网络端口等方面的支持与保障。聚焦基层反映比较集中的生态环境、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方面问题，编制政务服务类主体责任和配合责任清单，赋予乡镇（街道）对辖区需区县职能部门解决事项的协调权，建立“乡呼县应、上下联动”的响应平台，改进现行的乡镇（街道）与职能部门相互考核方式，强化乡镇（街道）对区县职能部门的考核评价力度。重视基层干部待遇。在规范津补贴或福利有关政策基础上，对纳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依法协助政府工作的事项，遵循“费随事转、权随责走”原则，安排村（社区）干部从事相关协助工作时，既要在做法上给予指导，也要在经费上给予保障。同时，建议综合考虑区域财政情况、消费水平，动态掌握不同地区村（社区）干部具体收入情况，适度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防止因地方财力差异导致的村（社区）干部收入差距过大。改进减负评价方式。基层减负的最终效果要由基层干部自己说了算。纪检监察机关要会同相关部门不定期到基层实地走访调研，或选取一批基层干部群众代表作为基层减负工作联络员，随时通过电话了解情况，动态掌握基层对减负工作的直观感受。注重将各地各部门报送的相关数据与了解到的基层干部实际感受相互印证，对刻意将基数报大、玩数字游戏，或将有关事项改头换面、显性变隐性等问题严肃查处并通报曝光，坚决防止“数字减负”“名减实不减”等问题。2019年，重庆市累计查处基层反映突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375件，处理2202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567人。在查处问题中，涉及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方面36件，涉及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方面182件，涉及履行职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1131件，涉及学风会风文风及检查调研方面26件。（重庆市纪委监委调研组）

“我去年去县里开了108次会，平均每3天就要去一次。今年过了一大半，大概去县里开了40次会，相对来说少了不少。”这是记者在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东峡镇调研时，镇党委书记贺永才向记者比较去年全年和今年前7个月县里召集自己开会的次数。文山会海、督查考核泛滥、不作为乱作为……一段时间以来，各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既让广大干部深受其害，又让人民群众深为反感。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再次要求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进行重点整治。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各地着力破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推动整治工作不断深入。严纠共治的良好态势逐渐形成向化乡，距离大通县城二十多公里，是全县相对较远的一个乡。今年以来，已陆续有4位县领导来到乡里推进对口的业务工作，每次来都是直接到村里现场办公。“现在会议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服务群众的一线为老百姓解难题。”大通县委常委、副县长黄海泉对记者说。随着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整治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党员领导干部开始走出办公室，下乡村、到街道，工作作风悄然转变。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正在从党中央的明确要求，转化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实际行动。作风转变的背后，首先是思想认识的提高。今年以来，许多地方都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纳入经常性教育内容，组织学习相关文件要求，通过警示教育等多种形式，提升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认识。在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2018年以来共开展全县党风廉政警示教育大会4次，专项警示教育展8场，乡镇（街道）警示教育巡回展14场，均安排了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相关内容。同时，县委班子带头端正政绩观念，从实际出发作决策，力戒形式主义。今年3月，县委结合本县财政状况和脱贫攻坚中心任务，主动停建了预算50多亿元但紧迫性不高的某城建项目，把有限的财政资金集中用于民生上。在县委带动下，县各直属单位也以实际行动转变作风，如县自然资源局办事大厅将办事时限从30天压缩为3天。在县行政服务中心调研时，前来办事的群众普遍对窗口服务和办事效率表示肯定。思想认识上去了，行之有效的举措办法也就不断出现。实践中，各地探索出一系列实招减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文件多、会议多，是基层干部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也是许多地方整治的重点。为了精简会议，青海大通极乐乡党委要求严格控制全乡性的会议，规定乡级副职拟组织召开的全乡会议，先将计划报乡党政办公室，由乡党委书记和乡长通盘考虑，尽量合并召开相关会议，减少会议次数。此外，河北、甘肃等省均通过设立“无会周”“无会月”等方式，督促各级机关合理安排会议时间，让党员领导干部少在会场多到现场，深入群众问计于民。督查检查考核过频过滥，也曾让广大基层干部疲于应付。很多地方大幅删减了交叉考评重复事项，使考核指标“瘦身”，同时还采取“组团打捆”方式，统一时间统一组织考核。以陕西神木为例，本着统筹协调、同类整合原则，以往由政法委、司法局等多个部门分头展开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改为由政法委牵头，相关部门组成专项考核组一次性考核完成，减轻街道等基层单位迎检负担。在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方面，大多地方都注重运用新技术，提升工作效率，减轻基层干部负担。有的将原来层层召开的业务工作会议改为视频会议，组织省市县乡四级干部同时收看，避免层层学习传达。有的通过精简整合微信群，畅通信息发布渠道，及时分享工作信息。有的通过建立电子数据平台等实现多部门数据信息共享，避免重复建立台账、过度留痕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需要注入内在动力，也离不开外在压力。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足职责，综合运用“四种形态”，严肃查处并通报了一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案件，其中，既有中管干部“刷白墙”搞形式主义被严肃查处，又有普通党员干部对待群众态度冷漠蛮横被惩处，特别是围绕脱贫攻坚、生态环保等工作中违规决策、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应景造势等问题，坚决保证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落实落地。今年上半年仅湖北、陕西、安徽三省就查处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3638起，处理5416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265人，形成了有效的震慑。老问题与新挑战并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具有一定的顽固性。调研发现，虽然随着整治的深入，部分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但基层干部群众身边还存在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同时整治过程中出现的新动向也值得关注。重形式轻实效现象，是形式主义的一个典型表现，也是实践中亟须克服的顽疾。比如一些部门热衷于铺摊子挂牌子，在一些基层单位特别是城市社区挂的牌子琳琅满目，有的不得不专门腾出一面墙来挂牌，涵盖党建、综治、民政、妇联、劳动保障等。还有社区自己打造的特色项目以及一些职能部门下放的“任务牌”，多的甚至有上百块。“都是各个条线上的工作，一块也不能少。”但是牌子挂起来了，工作和服务却跟不上，引来群众质疑，“小小的社区能做这么多事？这么多牌子，咱老百姓来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对号入座。”如此挂牌，显然已与社区本身的服务职能脱节，究其原因，还是为了应付上级各部门的检查考核所致。调研中有基层干部反映，有的部门考核工作不关注政策是否落实，而是检查宣传氛围是否浓厚，在什么地方立了宣传牌，这样的导向自然容易引发形式主义。“宣传的展板三天两头经常换，脱贫攻坚的检查来了换成脱贫攻坚的内容、扫黑除恶的检查来了换成扫黑除恶的内容、生态环保的检查来了换成生态环保的内容，村里光制作宣传牌一年就要花好几千块钱，花得很心疼”，一位村支书掰着指头对记者说。不仅如此，在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整治当中，如果只关注表面形式而忽略了客观实际，就容易导致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有些地方简单要求降低文件会议数量，但对于哪些文件该减、哪些会议可以不开，执行中却不能很好拿捏，如果只按照上级统一的数量标准而不考虑各单位实际，就容易成为“一刀切”。有的把应该开的会精简了，下级单位在干工作时得不到具体的指导反而增加盲目性；有些地方把原来印发的红头文件，改用白头件等形式变相发文，还有的以电话通知、微信短信代替文件通知，基层单位还要整理电话记录，实际上文件性质的东西并没有减少，还因为来源复杂、管理不规范，基层收文负担反而更加重了；有的不具体分析会议重要与否，认为只要套开会议从数据看就不会增加会议数量，于是有用无用的会都放在一起套开。有县里一局领导到市州去开会，一次套开8个会，从早上8点开到晚上7点。“时间长，内容多，一天会开下来头昏脑胀，有的内容跟自己的工作职责关系还不太大。”这位局长无奈地说。发现难、认定难，仍是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一个难点。调研中看到，目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查处不少还是“被动式”的，很多被查处的案件都是在查处别的问题时倒推查找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南方某地为例，党的十九大以来该地区共查处了89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其中有87起都是在查处扶贫领域有关问题时发现的。实践中如何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早发现早纠治，则还有待进一步探索。此外，有些地方把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更多对准基层一线干部具体工作中的失误，对上级机关和领导干部在管理指导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却关注较少，有的地区查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案例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乡村社区干部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担当不作为是困扰基层的老问题，调研发现，部分干部不担当不作为，既有自身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因素影响，如何能从更深层次破解症结还有待探索。记者在一个村随机采访村民时，有村民反映向银行申请贷款需要到村委会开证明，但村干部态度不好不愿写，结果拖拖拉拉错过贷款时间。然而村干部对此也是一肚子苦水，“有些材料根本就不需要开，身份信息、家庭贫困信息等通过身份证、贫困户记录本等材料完全就能证明，不写的话群众不高兴，写了又是无用功。”哪些活该干，哪些活不该干，如果不能权责清晰，就容易推诿扯皮，人与人如此，单位与单位甚至上下级之间也是如此。一些基层干部在调研中谈到，有的上级部门同下级单位频繁签订责任状，将责任“甩锅”，一些乡镇的“责任状”一年下来多达几十份，出了问题先追基层干部的责任，甚至“一票否决”，基层从“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变成“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颗头”，不干活有风险，干活更有风险，最后选择不作为；有的问责只有前半篇文章，不注重后半篇文章，对干部的责任一问了之，这种问责泛化简单化的情况很容易挫伤基层干部的干事热情。深入整治还需系统发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成因复杂、涉及面广，因此调研中大家普遍认为，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在制度机制上下功夫，也要加强教育和监督。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大家普遍认为，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需要各级党组织在整治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在实践中，基层的很多形式主义表现，都是被上级官僚主义的做法给倒逼出来的，要破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离不开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以上率下、以身作则，带头查摆和纠正自身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同时，纪检监察机关也需要强化监督，特别是强化政治监督，督促和推动各级党组织做好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整治工作。在监督执纪问责上精准发力。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发现难、取证难、定性难，不少干部群众建议纪检监察机关利用好各类举报平台，畅通举报渠道，发挥媒体监督、群众监督作用，提升发现问题的能力。同时建议更合理地区分一般工作失误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聚焦重点人、重点事，精准执纪问责。厘清权责关系，防止责任“上推下卸”。调研中一些干部从权力与责任的关系角度剖析了产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原因，认为权力与责任脱节是基层产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因素。大到一个部门，小到一个个体，如果分工不明确，责任边界不清晰，就容易推诿扯皮，如果权责失衡，就容易催生形式主义应对官僚主义。因此，建议更加清晰地明确有关工作责任主体，划分好各单位各层级的责任权力边界，同时希望中央要求的“三个区分开来”在广大基层能够贯彻落实到位，将容错纠错机制建立起来，让大家真正可以放开手脚做事情。加强干部队伍能力建设。从各地实际情况来看，产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与干部队伍的能力素质也是密切相关的。调研也发现，如果乡镇干部和村两委人员素质相对较高，对政策的理解把握到位，那么服务群众的实际效果就会比较好，反之疲于应付交差甚至弄虚作假的情况就会更多。有干部提到，如果能通过优化队伍结构、加强培训等方式增强基层干部的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能较好避免本领不足导致政策落实过程中的形式主义。提升履职能力，不仅要在业务层面着力，也要在思想认识层面发力。不少干部认为，这也体现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性。特别是现在正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要多从主观上教育引导干部提高宗旨意识，树立正确政绩观念。此外，还有部分干部建议更好发挥干部考核作用，聚焦不同部门单位工作职责提升考核精准度，同时在内容上强化结果导向，有效引导基层抓落实、重实效。（记者 余哲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