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调研报告

文 | 写赢职场2020你好，这里是写赢职场2020，我是吕小赢。调查研究是一个了解情况、推动工作的过程，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面对矛盾交织、错综复杂的情况，只有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事物本质，找到内在规律，才能有助于领导干部进行科学决策。为了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几乎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一个部门，叫做研究室。除了起草政府工作报告、重要领导讲话之外，最重要的一项职能，就是开展调查研究，服务领导决策。研究室，可以说是各级政府的智囊团，也集齐了所在区域最能写、最会写的精英之才。我们要像这些人学习，最难也是最有用的就是学习如何做调查研究。当然，调查研究这件事儿，难度很大。有公文写作老法师曾经这样跟小赢说：“从信息、简报、总结、讲话稿到调研文章，难度依次递增。如果连调研文章都能搞定，那其他公文就都是小菜一碟了。”其实，信息、简报、总结、讲话稿如果说还只是停留在文字和思维层面的话，那么调查研究则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理论联系实际，其实就是深入。所以，调查研究不可不深入。在工作中，小赢经常看到各类调研报告，标题起得好、理论堆得多、字数也不少，但看不出什么实际内容，对工作的指导作用也十分有限。总体看下来，不过是文献综述罢了。没有起到发掘事物本质和内在规律、并有效指导工作的作用。我们又该如何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呢？在这里，小赢相结合几个例子，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让调查研究更深入。01调查研究要目的鲜明工作中，小赢发现，很多人写调研论文，基本几天就能写出来。而且是在办公室里埋头吭哧吭哧写两天就好了。这种调查研究，很多时候都是为了调研而调研，没法解决实际问题。事实上，真正经典的调研文章，都是以目的鲜明为前提的。如果调研一开始，我们漫无目的，要了解什么情况？不知道。要解决问什么问题？也不知道。那么，这样的调研很容易流于形式，最终除了一篇调研文章，什么声儿也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为一篇经典之作，目的就很鲜明。就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在这样一个目的指引下，作者深入湖南相关县调查，写成报告，成就了一篇不可多得的调研佳作。所以，调查研究要深入，就必须目的鲜明，有着强烈的目标意识。切不可漫无目的地游走，最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什么收获也没有。其实，不仅仅是调查研究，不论做任何事，我们都必须有明确的目标思维，采取的举措也必须紧紧围绕目标展开，这样才能事半功倍。02调查研究要肯花时间 前面我们说到，有的小伙伴写调研文章，几天甚至一两天就写好了。但对事物的认知，必须经历一个过程。对情况的了解、规律的把握，也必须要有相当时间量的投入，否则很容易浅尝辄止。还是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例，作者从1927年1月4日起至2月5日止，共32天，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获取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如果只是花个一上午时间看看材料、翻翻书籍，那就只能沦为坐而论道，无益于达成调研目标。当然，我们很多人在日常工作中不可能全身心投入到调查研究中去，但做好调研，必须得投入时间。所以，很多搞调研的人，干得很辛苦。有的老师连着几年的时候都要去跑菜市场调查菜价，而且这还是加了班不算工资的。当然，成效也是很显著的。第一手的菜价情况，成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助推器，这大概也是对花时间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一种最好的回报。03调查研究要范围广泛只听一家之言，无异于盲人摸象或者管中窥豹，无法全面掌握情况。所以，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到范围广泛，避免偏听偏信。一方面，地域要广泛。《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考察了5个县，避免了把某个地区的个性当做共性，更能发现本质规律。如果我们要对某项工作开展调研，那也绝对不能只去一两个区，必须要有一定数量支撑，才能避免以偏概全。另一方面，对象要广泛。比如我们要调研某地“一网通办”情况，就不能只盯着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而要把服务对象、社区居民、专家学者等包含在内，否则，无法了解工作举措和取得成效。好的，今天我们的关于如何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讨论就到这里了。目的鲜明、肯花时间、范围广泛，其实也只是搞好调查研究的部分要求。在接下来的文章里，小赢会从不同角度对调查研究进行探讨，希望能帮助大家一起攻克调研碉堡，写出职场精彩。写赢职场2020，8年资深公文写作人士，清华本硕，多次获地市级调研、信息各类奖项。我会跟你分享从公文写作小白到单位笔杆子的进阶之路，同时也会和你一起学习公文写作经典书籍，打磨好公文写作核心竞争力，助你写赢职场。

1、必须掌握符合实际的丰富确凿的材料。这是调研文章的生命。丰富确凿的材料一方面来自于实地考察，一方面来自于书报、杂志和互联网。在当今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得间接资料似乎比较容易，我们打开电脑，轻轻一搜，应有尽有，难得的是深入实地获取第一手资料。【阿甘文案】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写不了的。2、必须研究到位。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是我们工作的一种最常用的方法。调查研究，前提是通过调查弄清事实，关键是搞好研究。抓住本质掌握规律。同样的素材，得出的结论有深有浅，写出的报告有高有低，这里除了个人素质外，研究方法恐怕要占很大比重。3、必须选好角度，突出重点。文章写得平铺直叙，一二三四，甲乙丙丁，面面俱到，包罗万象，似乎什么都涉及了，但又什么也没有说清楚。这是写调研文章初学者的尴尬。可归咎的原因很多，而最重要的应是没有选好角度。选角度不宜，选对角度更难。文章一旦选好了角度，就自然峰峦起伏，重点突出了。所以不妨说，角度选对了，调研也就完成了一半了。选择角度，也应有法：一是选择所研究课题的精华部分。二是选择关乎中心工作的。三是选择群众关心热点难点问题。总之，一篇好的调研文章应是售精品的“专卖店”，而不是卖零星碎物的“杂货铺”。4、用词要力求准确，文风朴实。写调研文章，应该用概念成熟的专业用语，非专业用语应力求准确易懂。不要盲目追求用词新颖，把简单的事物用复杂的词语来表达，把简单的道理说得云山雾罩、玄而又玄。调研文章应是“以意为之主”，当然也不是全然无视文采。“言以文远”，文采斐然总是好的。5.要撰文迅速。调研文章之异于一般小说散文，其最突出处是在于：撰文迅速，不能“十年磨一剑”。情况、看法和建议反映如不及时，就犹如明日黄花，文章写得再好也了无一用。所以写调研文章就要象中国女排的战术“短、平、快”。把“快”应体现在调研的全过程，从材料收集，到分析综合，再到构思撰写，都应“快”字当头。很多调研内容时效性强，必须做到苗头抓得快；报刊材料和“活”材料收集得快；分析研究得快；调研文章出手得快。

同样是文章，调研文章比较其它文章而言，有其特别之处，其体裁、结构、思维、文风、语言等都与文学作品大不相同。文学作品着眼于文艺性，可以渲染夸张、含蓄朦胧、文字激扬、十年一剑；而调研文章则大异其趣，强调的是政治性，讲究逻辑严密、言之有据、朴实无华、表达清晰、行文迅速。具体讲有四个特点：【阿甘文案】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写不了的。一是真实性。真实性是调研文章最大的特点。所谓真实性，就是尊重客观事实，靠事实说话。这一特点要求调研人员必须树立严谨的科学态度，认真求实的精神，不仅报喜，还要报忧，不仅要充分肯定工作成绩，还要准确反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二是针对性。这是调研文章所具有的第二个显著特点。一般来说一项调查研究工作，特别是大型调查研究，要花费较大的时间、人力和物力，不是随意组织进行的，而是针对一些较为迫切的实际情况，解决某些实际问题而进行的。因此调查研究就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调查文章的写作上，必须中心突出，明确提出所针对的问题，明确交代这一问题所获得的事实材料，分析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议和对策。三是典型性。典型性是指在调研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所采用的事实材料要具有代表性，以及所揭示的问题带有普遍性。这种典型特点在总结经验和反映典型事件的典型调查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四是系统性。调研文章的系统性或完整性是指由调查材料所得出的结论，必须是具有说服力，把被调查的情况完整地、系统地交代清楚。这里所说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并不是要求在写作过程中，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而是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要方面，写出结论的推理过程。

近日，我市调研报告《关于乡村振兴工作的调研与思考》荣获2019年度全省政府系统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这是全市唯一获此殊荣的调研成果。《关于乡村振兴工作的调研与思考》由市农业农村局与市委市政府政研室共同完成。该调研报告以市内乡村振兴优劣势分析为基础，充分借鉴徐州等市先进经验，提出了推动我市乡村振兴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迈进的建议对策。主要内容为：抓保障，做实乡村振兴全域规划；抓载体，加快建设新型农村集中居住区；抓支撑，构建现代农业新型经营体系；抓牵引，激发乡村振兴改革活力；抓主线，以基层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市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始终站在全市农业农村工作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思考问题、指导工作，积极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参考，2019年以来已完成高质量调研报告33篇。

2月26日出版的《学习时报》发表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的蹲点调研报告《凉山脱贫攻坚回访调查》。四川在线全文转载如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他在总结中国特色减贫经验时首先指出，党的领导为脱贫攻坚提供了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我们强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构建了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的局面。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同志两次到全省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县蹲点调研，发现和研究解决问题，在第二次调研中，他又提出了需要重视研究的新情况新问题。领导干部蹲点调研，在调研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出建议，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作风。学习时报推荐这篇《凉山脱贫攻坚回访调查》。—— 编 者凉山脱贫攻坚回访调查四川省委书记 彭清华2019年6月，我到全省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和金阳县开展蹲点调研，发现了脱贫攻坚中存在的一些短板弱项和深层次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的意见和建议。在脱贫攻坚全面收官之际，我再次到这两个县开展回访调研，实地了解凉山脱贫质量和成色，对下一步如何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些研究，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思考。凉山彝区发生划时代全方位巨变脱贫攻坚历史性地解决了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让深度贫困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在布拖、金阳有最直观的感受。两个县基础设施条件、群众生活质量、社会治理水平的跨越式提升，是凉山彝区脱贫成果的生动缩影。这些年一仗一仗打下来，凉山州现行标准下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攻克凉山州这个深度贫困堡垒，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展开的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居住条件发生历史性巨变。布拖县宜牧村是我前年走过的第一个村子。当时，看到很多低矮破旧的土坯房，屋子和院墙上一道道裂缝让人心情沉重。这次再来看，贫困户都搬进了干净整洁、通水通电的新家，一排排富有民族特色的新房依山就势、鳞次栉比，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拉马么拉五是我当时走访过的贫困户，这次专门到她新家去看了看，二层小楼加门前小院，客厅、卧室、厨房、厕所分区有序，沙发、衣柜、电视机、热水器等配置齐全。据州里同志介绍，凉山州通过易地扶贫搬迁让7.44万户35.32万人搬离了贫瘠之地，通过实施彝家新寨建设、农村危房改造让12.42万户62.2万人改善了住房条件，彻底改变了过去冬不挡风、夏不遮雨、人畜混居的状态。与住房建设同步推进的，还有路、水、电、通信等基础配套设施。脱贫攻坚彻底改变了贫困地区的面貌。生产方式实现跨越式提升。凉山光热水土和森林资源丰富，发展种养业得天独厚，但因为长期生产方式落后，市场观念淡薄，产业发展滞后，一些偏远村寨甚至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现在彝区每个贫困县都因地制宜发展了特色种养业，很多优质农产品贴上“四川扶贫”公益性集体商标标识，卖出了好价钱。金阳县青花椒年产量超过1万吨，县里引进龙头企业搞深加工，建起了电商公共平台，为当地群众带来可观收益。目前，凉山州共建有省州县各级现代农业园区118个，创办了一大批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农民增收致富有了重要依托。生产组织形式的优化解放了生产力，让更多年轻劳动力可以外出务工，开阔视野、学到先进技术。产业发展了，就业增加了，群众腰包也鼓起来了，全州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从2015年的2291元提高到2020年的8884元，年均增长30%以上。公共服务实现全方位保障。学有所教、病有所医，是脱贫的重要指标。过去凉山彝区适龄儿童少年失学辍学现象突出，导致贫困代际传递，如今“读书改变命运”正成为共识。为了让彝族孩子学前学会普通话，彝区县全面普及了“一村一幼”，彝族孩子都能读写汉字、讲流利的普通话，因听不懂普通话而厌学辍学的情况大大减少了。卫生事业实现长足进步，全州新建和改扩建乡镇卫生院158个、村卫生室1294个，新配备合格村医3700余人，群众逐步告别了小病靠拖、大病靠扛的状态。此外，28.8万贫困人口纳入农村低保，特殊困难儿童和贫困残疾人全部纳入社会保障安全网，有效提高了抗风险、防返贫的能力。群众精神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凉山彝区社会发育滞后，厚葬薄养、高额彩礼等陈规陋习根深蒂固。脱贫攻坚以来，村村都制定了村规民约，深入推进移风易俗，群众思想观念、科学认知、生活方式、法治意识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彝族同胞习惯吃“坨坨肉”，没有吃蔬菜的习惯，杀一头猪左邻右舍、七姑八姨一起，两三天就吃完了；现在开始流行做“回锅肉”、炒新鲜时蔬，新鲜猪肉冻到冰箱里，可以吃大半年。超生问题也得到有效控制，群众现在比的不是哪家生的孩子多、有几个男孩，而是哪家孩子学习成绩好、考上哪所学校。调研中，听到彝区群众讲得最多的是脱贫攻坚瓦吉瓦（好得很）、习总书记卡莎莎（感谢），大家都期盼习近平总书记能够再次到凉山来看看他们的新生活。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几点启示让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一个14亿多人口的大国消除绝对贫困，这是人类减贫史上的一个壮举，许多做法和经验值得认真总结。下足绣花功夫精准扶贫。在实施大规模减贫计划初期，由于贫困人口较多、贫困比较普遍，主要采取整村整片推进的扶贫开发模式，这也是当时条件所决定的。随着较容易脱贫的地区和人口逐步脱贫，剩下的都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采取“大水漫灌”的扶贫模式必然事倍功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着重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问题，从方法论上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根本遵循。在精准方略指引下，我们通过建档立卡精准识别，搞清楚了贫困人口分布在哪些村、是哪几户哪些人、致贫原因是什么，根据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采取帮扶措施。2019年又集中开展落实“两不愁三保障”回头看大排查，对全省625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逐户逐项上门排查登记，进一步摸清底数、找到短板，使帮扶措施更加精准、脱贫质量更有保障。扶贫指导思想的转变，从根本上扭转攻坚困局、开创脱贫新局，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扶贫开发新路子。集中资源力量攻克深度贫困堡垒。在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阶段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在太原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指出深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的坚中之坚，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攻坚战，发出了攻克深度贫困堡垒的总攻号令。凉山彝区是典型的深度贫困地区。党中央对凉山脱贫采取了特殊帮扶措施，安排10个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安排广东省、浙江省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从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加大倾斜力度。据了解，2016年以来，广东、浙江两省17个市61个县与我省12个市（州）68个贫困县建立了结对帮扶关系，累计投入财政资金100多亿元，实施项目2600多个，惠及110多万人。省里专门为凉山州出台了34条支持政策和16条工作措施，从全省各地选派5700多人组成综合帮扶工作队长驻凉山各贫困县、贫困村，不脱贫不收兵。正是有了全国上下齐心协力的帮扶支持，短短几年时间凉山彝区就发生了沧桑巨变。注重激发贫困地区干部群众内生动力。长期以来，由于地理封闭、交通不便，凉山彝区不少干部群众思想守旧，“穷怕了不敢干、穷惯了等靠要”。这些年我们持续推进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注重增强贫困群众致富本领，激发他们的信心斗志。黑日小文、黑日次沙是布拖县火烈乡的两个彝族青年，先是自己出去打工，之后开办了人力资源公司，专门介绍彝族群众到广东务工，带领众多彝族青年走出大山、走向新天地。金阳县马依足乡900多名彝族绣娘，“背着娃、绣着花、养着家”，纯手工生产的围巾、袜子畅销全国各地。彝族群众正从被动式的“背我走”向主动式的“我要干”转变，用勤劳双手创造新的生活。真抓实干确保脱贫成效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打赢脱贫攻坚战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真抓实干，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针对适龄儿童少年辍学问题，组织干部逐户排查，建立台账，每个孩子都由专人跟进，复学一个、销号一个，直至全部解决。对扶贫领域“微腐败”问题决不姑息。2018年，雷波县发现个别干部利用发放补助卡之机截留贪占贫困群众的“救命钱”，遂依纪依法进行了严肃查处。我们举一反三，在全省组织开展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问题专项整治，退还群众被侵占资金数千万元，处分一批吸贫困群众血的“蛀虫”，有力维护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一大批帮扶干部、专业技术人员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奋战脱贫一线，有的带着爱人一起参加扶贫，凉山州就有52对“夫妻档”，还有一些同志因过度劳累或突遇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用无怨无悔的奉献和担当，在脱贫攻坚一线践行初心使命，交出了一份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出色答卷。需要重视研究的新情况新问题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使古老大凉山焕发了新的生机，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但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仍任重道远，一些新情况需要认真研究解决。大批贫困群众集中安置对改善社区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大凉山沟壑纵横、山高坡陡，部分贫困群众散居在“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高寒山区，搬出来是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通过近几年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目前凉山州超过800人以上的安置点有24个、3000人以上的有10个，有的规模超过1万人。这一方面使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他们适应新环境还需一个过程。一部分群众生产在农村、生活在社区，在社会治理方面属于“夹心层”，不能简单按城市或者农村人口来管理。调研发现，集中安置点规模越大、吸纳群众越多，就越容易造成人地分离、人畜分离问题，有的群众“回老家”种承包地、养牲口甚至需要一两个小时的车程。同时，群众进了小区，吃饭、饮水、买菜、买衣服都要花钱，还要交物业费，生活成本明显增加。搬出来不是目的，还要稳得住、有收入、逐步能致富。短期内，要注重解决好群众返回原居住地进行农耕生产的交通组织问题，在原地适当保留部分生产用房供统一使用，方便群众轮值养畜放牧或存放生产资料。长远看，需要大力发展产业、扩大就业，让搬迁群众改变原有生产方式、拓展收入来源，融入城镇社区生活。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后需要把农村发展均衡性和政策普惠性提上日程。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政策的“悬崖效应”，在深度贫困地区尤为突出。经过脱贫攻坚，一些贫困村、贫困户与非贫困村、非贫困户的差距大幅缩小，有的甚至发生了倒置。还有一些偏僻的贫困村，本来人口就不多，贫困户享受政策搬出去了，剩下一些非贫困户孤零零地留在山上。据统计，凉山州搬迁安置后仅剩30户以下的村子有171个，其中无人居住的有51个。如果给这些“空心村”或“半空心村”再配套通路、通水、通电，是一笔很大的投入，管护成本也难以负担。相比而言，还不如给一些政策把这部分群众整村搬迁，以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对迁出后的村址进行生态修复或土地整理。我们正在全省范围进行摸底，统筹各类政策，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把能搬出来的尽量都搬出来。脱贫攻坚结束后，需要更加注重政策的普惠性，适当扩大政策惠及范围，尤其对一些边缘户、相对困难村加大扶持力度，整体提升农村发展水平。顺势而为推动村级集体经济规范管理、发展壮大。脱贫攻坚形成了大量新的资产，包括国家支持建设的乡村公路、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各方面帮扶的产业设施，村级活动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为培育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奠定了坚实基础。管护好这些集体资产，使其实现保值增值，并让全体村民共享集体经济的收益，是急需研究解决的重点问题。法律明确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在集体，所有权行使主体第一顺位是本级集体经济组织。由于村党支部是政治组织，村委会是自治组织，专业合作社大多是部分村民按专业或股权组建的合作经济组织，不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完整功能，依法规范设立全体村民参与共有的集体经济组织十分必要。对土地、森林、草场等法定集体所有的资源资产，以及在农业农村发展和脱贫攻坚中国家投入、各方面帮扶形成的新增资产，可以授权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所有者进行管理和运营。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起来以后，一方面要加强集体资产管理、监督和村民权益保障；另一方面要遵循市场规律，探索村集体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运营机制，以低风险、可持续的方式放活经营权，通过承包、租赁、参股、联营、股份合作等方式增加集体收益，不断壮大集体经济。这对于完善农村基层治理、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要着力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高素质农村干部人才队伍，从优秀的农民工、退役军人中选择培养村组干部和后备力量，加强学习培训和岗位锻炼，不断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日前，最高检案件管理办公室会同相关部门，通过实地调研、书面调研、陪同最高检咨询委员会调研等多种方式，就“案-件比”评价指标运用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综合相关情况，形成了调研报告。现将此报告略作删减后予以公布，敬请关注。本次调研主要采取了三种调研方式，覆盖北京、黑龙江、辽宁、山西、浙江、广西、兵团等地。一是实地调研。2020年8月23日至26日，最高检案管办负责人带队赴广西、北京两地，采取座谈会、个别谈话、核查统一业务系统数据及抽查案件卷宗等方式，对“案-件比”指标运用情况进行了解。其中，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检察院和青秀公安分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检察院、广西壮族自治区龙州县检察院和龙州县公安局、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北京市门头沟区检察院和门头沟区公安分局分别召开8个座谈会，先后共有2个省级院、2个市级院、4个基层院和1个市级公安局、4个基层公安局等80余名人员参加座谈，与6名一线办案检察官个别谈话，查阅数据1100余项、卷宗25册、退补提纲30份。二是书面调研。北京、辽宁、黑龙江、兵团和江苏等地检察机关报送了分析报告和相关材料。三是陪同咨询委调研。案管办派员陪同最高检咨询委第七调研组赴浙江、山西两地就“案-件比”作了调研。调研情况总结如下：一、各地检察机关对“案-件比”评价指标高度重视，健全机制，强力推进最高检提出“案-件比”概念、通报各地数据后，各地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求极致的工作要求，认真落实最高检决策部署，采取各种措施优化降低“案-件比”。（一）各级院党组高度重视，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从各地情况看，各级院党组和主要领导重视是“案-件比”指标充分运用、得以优化降低的根本保障。广西、山西在去年最高检首次通报时都排在靠后位次，两地院党组高度重视，山西省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赴多个基层院实地调研，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并全面部署，下发《关于采取有力措施切实降低刑事案件“案-件比”的通知》；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崔智友在全区检察长会、数据分析研判等会议上多次动员部署，自治区检察院迅速出台《关于加强全区检察机关案件质量管控切实优化“案-件比”的意见（试行）》，采取实地督导等措施强力推进，今年以来两地均已处于全国最优水平。北京市检察机关今年1至5月“案-件比”数值高达2.68，其中4月单月达到峰值3.85，市检察院党组高度重视，检察长敬大力带队深入基层调研，召开全面提升刑事办案质效工作部署会，研究出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提升刑事办案质效的意见（试行）》等6个文件，三级院齐抓共管，办案质效明显提升，六七八三个月单月“案-件比”分别降至1.96、1.46和1.3。（二）强化与其他政法机关的沟通协调，努力营造同向发力、提质增效的工作理念与氛围。最高检提出“案-件比”概念后，许多地方检察机关第一时间向公安、法院作了通报，提出改进工作衔接的思路措施，有的还报告当地党委政法委，努力在本地区政法机关之间达成共识，共同发力，实现提质增效。门头沟区检察院主动与区公安分局对接、通报相关要求，并多次安排检察官为公安办案人员培训授课，助力公安办案人员深入理解“案-件比”的内涵意义与工作要求；龙州县检察院向县公安局通报后，县公安局多次主动邀请该院检察官为公安办案人员讲解培训，双方协作更加顺畅，办案合力得到显著增强。（三）加大提前介入侦查力度，不断提升引导侦查取证效果。地方检察机关深刻领会“案-件比”旨在引导检察人员将工作做到极致、做在前面的内在要求，通过提前介入、引导侦查、传导证据标准等方式，助力提升侦查效果。一是充分发挥派驻检察室的作用。广西实现在公安机关设置派驻检察室全覆盖，崇左市两级检察院借助派驻检察室，有效开展提前介入、引导取证等工作。二是提前介入适用更加普遍。朝阳区检察院对扫黑除恶、涉疫、涉众型经济犯罪及未成年人性侵等案件，实现100%提前介入侦查，并建立引导侦查台账制度，实现捕前、诉前、补侦期间对侦查活动的全程引导，定期跟进证据收集补查情况。青秀区检察院今年1至7月引导侦查取证率为30.9%，同比上升25.5个百分点。三是提前介入方式更加灵活。除通过派驻检察室介入外，还有电话、微信等“流动”平台，检察与公安的联系配合更加紧密。（四）全力提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率，推动程序细分、繁简分流，优化办案资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节约司法资源、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适用此项制度，缩短了办案周期，减少了延长审查期限、退回补充侦查、申诉等环节，与降低“案-件比”的要求高度契合。一些地方全力提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比如，广西检察机关对认罪认罚案件细分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对速裁程序案件无需制作审查报告，对简易程序案件全面推行简化格式审查报告，实现“繁简分流、快慢分道”“简案快办、繁案精办”。又如，江苏检察机关加强与公安机关的沟通，将认罪认罚适用、社区矫正调查评估等提前至侦查环节，并合理调配办案资源，探索用20%的人办理80%的简易案件，用80%的人办理20%的复杂案件。（五）健全完善司法办案和内部监督工作机制，严格法定诉讼程序的适用条件与审批机制。从全国看，“案-件比”中退回补充侦查和延长办案期限占“件”数的95%以上。对此，各地检察机关普遍严格退回补充侦查、延长审查起诉期限的适用条件和程序。一是严格退补条件。对于能够通过与侦查机关沟通协调补充的证据材料，争取在审查期限内补充完毕，不再退补。确需退补的必须制作详细的补侦提纲。二是提高审批权限。例如广西对于退补和延长审查期限均上提了审批权，一般由分管副检察长审批，有的规定二退、二延、三延需报检察长审批。三是积极开展自行补充侦查。许多地方自行补充核实证据，减少不必要的退补。（六）充分发挥捕诉一体优势，确保案件质量不降反升。许多地方深化捕诉一体机制，着力围绕诉讼全局精细办案，切实提升案件质量。一是全面落实捕诉一体机制，坚持谁介入、谁办理、谁负责，同一案件由同一位检察官办理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让检察官更早熟悉案情、提前引导侦查，减少不必要的退补延期，为保障案件质量打好基础。二是强化捕后跟踪引导。对捕后案件提出继续侦查取证意见，开展常态化跟踪引导。例如崇左市检察院要求检察官对《继续侦查取证意见书》十日一跟踪，及时引导侦查思路、反馈检察意见，确保捕后诉前期间的侦查取证实效。三是加强与监察、侦查、审判机关的沟通。定期就侦（调）查工作等相关问题进行通报，就执法司法和证据标准达成共识，形成良性积极的工作关系。（七）积极开展公开听证、公开审查，加强释法说理，主动接受监督，不断提升案件处理的认可度、权威性。为争取公安机关、当事人对检察决定的理解和信服，防止因工作不到位产生下一个不必要的环节，地方检察机关不断深化案件公开、加强释法说理。一是积极开展公开听证，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比如，今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两级检察机关已公开听证11件刑事案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及侦查机关、当事人参与听证。二是加强释法说理。江苏省检察院出台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实施办法等，对不捕、不诉案件详细说明理由，解释相关规定，争取获得侦查机关、当事人的理解支持。浙江省慈溪市检察院建立存疑不捕案件会商机制，与公安机关签订《关于提高存疑不捕案件办理质效的意见》。（八）以有力督查和科学考评引导“案-件比”指标合理运用。地方检察机关加强与“案-件比”指标相关工作的督查考核，各级院和办案人员优化降低“案-件比”的自觉性、主动性、有效性得到明显增强。一是将优化降低“案-件比”作为重点工作加强督导。有的建立约谈制度，对“案-件比”指标值相对较高的下级检察院，约谈主要院领导，层层传导压力，强化督导。二是完善科学考评机制。有的将“案-件比”指标或者与其相关联的退补、延长期限、不捕复议复核、不诉复议复核等，纳入对下级院或者检察官的业绩考评内容，引导“案-件比”指标的合理运用。（九）充分发挥案件管理部门作用，加强对案件的监督管理。积极发挥案件管理部门在优化“案-件比”中的职能作用，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规范化开展。一是把好案件出入关。通过受案审查，发现犯罪嫌疑人不在案、关键证据缺失等，向侦查机关说明补正理由再行受案，降低退补或者延期的可能；对于不批捕、不起诉案件，着重查看是否有说理、继续取证意见书等，把好出口，减少复议、复核的可能性。二是加强流程监控。重点对退补、延长审查期限等加强监督，对不规范问题督促整改。三是加强对检察业务数据分析研判和深度挖掘。各地普遍将“案-件比”指标运用情况作为专题，定期进行全面分析，查找问题，对症下药。此外，一些地方还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研发“案-件比”数据采集与实时计算系统，随时关注变化情况，及时采取相应举措。二、“案-件比”作为司法办案质效GDP的效应已经显现，且影响正在逐步深入和扩大最高检党组在提出“案-件比”概念时即秉持一种理念：要跳出检察看检察，站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看待“案-件比”，要通过这一个指标就能对整体检察工作、司法工作作出基本评价，进而督促引导各项检察工作、司法工作健康发展。从调研情况看，“案-件比”指标作为司法办案质效GDP的效应正在显现，它的运用不仅有力推动检察工作持续向好转变，同时在公安、审判机关中也产生了明显反响，已经并将继续影响侦查、审判的办案方式、工作习惯，其效应正在逐步深入和扩大。（一）对公安机关来说，“案-件比”指标的运用，有效促使其自觉主动地提升证据意识、程序意识，侦查办案质量明显提高。调研中，地方公安机关普遍对检察机关为降低“案-件比”而采取的系列措施表示认可和支持，一是认为检察机关提出“案-件比”指标既是刀刃向内的自我加压，也对公安机关起到了“挤压器”和“助推器”的效果，挤压掉非必要的办案环节、助推公安机关案件质量提升。二是认为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的主动性和深入性较以前有明显提高，贯穿侦查取证的全过程，检察机关提出的证据标准和要求，促使公安人员不断提升证据意识和程序意识，证据收集更加及时全面，既避免事后补侦时证据灭失，也使公安干警的能力素质得到锻炼提高。三是认为检察机关严格适用条件、减少退回补充侦查后，在保证办案质量的前提下，减少了公安机关不必要的调查工作，也减少了不必要的诉讼环节，有利于缓解公安人员的压力。四是检察机关大量减少退回补侦，过去在个别案件中公安借用检察机关退补时间继续侦查取证的做法行不通了，促使侦查人员将工作做在前面，更加注重侦查效率和质量。（二）对法院来说，“案-件比”指标的运用，有效促使其加快办案节奏，不断提高审判效率，程序倒流现象减少。实践中，个别法官出于种种原因，会与检察官沟通协商由检察机关建议延期审理。“案-件比”指标适用后，检察机关主动向法院进行通报“除法定情形外，检察官不得随意建议延期审理”，减少了建议法院延期审理的案件数量，减少了程序倒流，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促使法官提高办案效率的作用。（三）对检察机关来说，“案-件比”指标的运用，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工作理念和作风，办案质量效率效果明显提升。“案-件比”对检察机关自身影响最大。一是程序空转的弊病得到遏制。过去，有少部分本没有延长审查起诉期限或者退回补侦必要的案件而作了延期或退补，退补后案件基本原样送回，造成程序空转。“案-件比”指标运用后，适用延期和退补更加规范、严格，程序空转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二是办案方式明显改变，工作作风更加主动。积极开展捕前介入侦查、诉前引导侦查，改变过去文来文往、临近到期方决定不捕、不诉、退补的做法，审查中发现问题随时与侦查机关沟通，随时补充相关证据材料，大大减少徒增的“件”数。三是注重跟踪监督，确保工作善始善终。对于退回补侦的案件，退补文书必须明确为什么补、补什么、怎么补，引导侦查更加有效。退补后也不再一退了之，而是随时向公安了解补侦情况，推动补侦意见落实。四是办案效率、质量同步提升。挤压非必要的空转程序后，司法资源得到优化，办案效率极大提升。同时，由于提前介入、引导取证等措施的有效运用，侦查方向更明确、证据收集更精准，案件质量也更有保障。五是队伍素质能力不断提升。压力带来动力，“案-件比”指标倒逼办案人员主动学习、主动提高、补齐短板。（四）“案-件比”指标的运用，有效改善了监察、公安、检察、审判之间的衔接关系。“案-件比”指标推出后，监察及公检法机关之间沟通互动更加频繁，协作配合与监督制约更加有力，有助于形成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依法办事的合力。一方面，基层检察人员反映，现在公安更主动也更愿意接受检察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因为他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侦查质量和办案效率提高的好处。另一方面，基层公安人员也反映检察机关对公安工作更支持更主动。青秀区公安分局一名大队长指出，过去提请批捕或移送起诉的大多数案件，检察人员很少与公安沟通，往往是快到期了直接作出不捕或退补决定，导致公安人员想补证也来不及。现在，公安与检察人员的联系渠道特别畅通，立案前后、提请批捕前和审查批捕中、上班时间以及深夜、假期，都可以随时向检察官请教或者互相讨论，材料不齐随时通知，公安人员很满意。三、“案-件比”指标数值较高地区的主要原因分析尽管“案-件比”指标在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效应，但从实践看，一些地区的指标值依然较高。从实地调研和部分地方检察机关的分析报告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院领导和办案人对“案-件比”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理念更新不及时不主动，落实优化“案-件比”的自觉性不足。最高检提出“案-件比”概念后，一些领导和办案人员没有深入学习领会其蕴含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没有从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求极致的工作要求的高度来理解和看待，以“案-件比”指导工作的自觉性、主动性不够。实践证明，凡是院党组、院领导高度重视的地区，“案-件比”指标值都比较低；对于“案-件比”指标值较高的地区，院党组、院领导什么时候开始重视，“案-件比”指标值什么时候就会开始下降甚至大幅度降低。（二）没有针对“案-件比”指标的优化，建立健全专门的办案程序规范和监督管理机制。降低“案-件比”，关键是建立健全办案机制和管理制度，促使上一个环节将工作做到极致，避免下一个不必要环节的发生。一些地方由于前期重视不够，没有出台制度机制，因此没有有效控制不必要的“件”数，导致“案-件比”较高。比如黑龙江省检察院提到，由于没有研究影响“案-件比”的诸多因素，缺少示范整改等措施，特别是对影响较大的退补、延长审查期限等环节缺乏指导性规定，导致办案人员无所适从。（三）重大、疑难、复杂和经济犯罪、涉众型犯罪、涉黑恶犯罪等案件具有特殊性，客观上需要较长的办案时间和环节。一些特殊案件，本身确实需要较长的办案时间和较多的诉讼环节，此类案件如果数量较多，就会拉高本院乃至本地区的“案-件比”。比如，朝阳区检察院办理的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占北京市60%以上，占全国的40%左右，这类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涉及人员众多、资金交易复杂，犯罪嫌疑人、被害人都不是同一时间集中出现，司法会计鉴定耗费时间较长且不是公安、检察机关所能决定。同时，经济犯罪历来是公检法机关产生分歧意见的“重灾区”，再加上平等保护民营经济落实少捕慎诉需要全面开展证据审查、不起诉公开审查、推动和解赔偿等工作，客观上需要较长时间和多次退补。又如，今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收官之年，大量黑恶案件移送起诉且多为疑难、复杂案件，确有退补、延长审查期限的必要。同时，由于办理涉黑恶案件占用办案力量多，导致其他案件办理也受到影响，客观上导致退补、延长审限等措施的适用。（四）检察人员办案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犯罪手段的多样化、科技化等对检察人员办案能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一些办案人员的能力水平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是对案件证据审查和事实认定的能力不足，在引导取证、退回补充侦查时，不能提出具体明确的证据收集提纲。一些检察人员对自行补充侦查运用不够充分，补充证据只能依赖退回侦查机关。比如，某基层检察院办理相对简单的危险驾驶案件，本应快速办理，但该院2020年1月一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案件中，危险驾驶类案件高达12件，占一次延长案件数的34.3%。二是沟通说理能力欠缺。有些办案人员对审查发现的证据不足案件，不是加强沟通要求侦查机关及时补充材料，仍习惯于临近到期延长期限或者退回补侦；有的退补时文书质量不高，难以一次说清补侦要求，造成案件多次往返。如某地检察机关办理的谢某某危险驾驶案、陈某某危险驾驶案2起案件，均经过一次延长审限、一次退查，最终却均以符合刑诉法第十六条不起诉结案。三是专业知识欠缺。一些检察人员在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涉众型经济金融犯罪时，相关专业知识欠缺、能力不足，无法及时提出审查意见，只能靠多次延长审查期限或者退补来缓解办案时间的不足。（五）一些案件的侦查质量还有待提高。近年来，公安机关加强管理力度，侦查质量不断上升，但也存在一些侦查质量不高、在审查起诉阶段需要退回补侦的情形。（六）与侦查机关、审判机关配合有余、监督制约不足。一些地方检察机关考虑到彼此关系，对公安、法院的一些要求，也会接受配合。四、要全面、联系地运用“案-件比”指标，防止孤立、割裂或者工作方式单一带来消极影响总体看来，“案-件比”指标对司法办案工作发挥了积极的正面作用。不过，调研中，基层检察和公安人员也反映了一些问题，若不予重视并加以解决，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片面理解“案-件比”指标，一定程度上造成对其他相关工作的弱化。“案-件比”作为案件质量核心指标，在指标体系中居于统领地位，如果运用得当，可以带动、促进其他评价指标以及各项检察工作普遍向好。实践中，一些地方没有完整理解其内涵实质，片面认识和追求更低的“案-件比”指标值，影响了一些工作的开展。比如，查清犯罪具体事实、适用认罪认罚、强化诉讼监督、开展释法说理等，都是“案-件比”指标的重要方面。但有的办案人员孤立、片面、割裂地看待上述工作与“案-件比”的关系，以开展上述工作需要更长时间、影响“案-件比”为由，对有些问题作简单化处理。实际上，“案-件比”指标就是质量、效率指标，如果办案效果不好，也会引发新的程序，拉高“案-件比”。因此，要全面地、联系地、辩证地看待和运用“案-件比”，只有做到真正理解和注重“案-件比”，各项工作才都会很好地开展，相应的指标也才都会向好。（二）采取一刀切的管理模式，未区分不同案件具体情况而采取不同的措施。在工作推动过程中，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对办案活动规定了非常严格的程序要求和审批制度。这些规定是否完全符合法律精神，是否符合司法办案实际，是否适合不同类型的各种案件，是否会影响不同案件的办理质量等，需要实践进一步检验。我们认为，“案-件比”是总的要求，在具体运用过程中，不同案件类型、员额检察官多少、经验能力等都有不同，要区别对待，不宜也难以一刀切。提升办案质量、效率，是个渐进的过程，“案-件比”的作用在于使其更可观察、比较、发现问题，直击要害，不再任由程序空转。（三）相关机制导致追求“案-件比”数值的无限更低。在前期推进中，有的地方采取了一些相对“硬核”的措施，客观上推进了“案-件比”指标的落地落实。比如，有的建立约谈制度，对排名靠后的检察院主要领导实行约谈；有的将“案-件比”情况纳入检察官业绩考评，与晋升、奖金挂钩。如果说新指标运用之初确需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以达到“矫枉过正”的目标的话，在指标运用常态化之后，对一些措施的合理性、必要性就需要深入研究。比如约谈“后进”制度，排名总会有排在最后的，这就造成各个下级院全力压低本院的“案-件比”，其结果就是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没完没了。有的基层院同志提出，这种机制造成得100分就是第一、得99分就是倒数第一的局面，逼着大家都去争100分，容易出问题。科学管理，本身也是能力，一刀切、简单化的做法，需要改进调整。五、进一步运用好“案-件比”评价指标的几点建议根据调研和各地反映的情况，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如下建议：一是进一步深入调研，加大指导宣传力度。“案-件比”是一个新概念，最高检要全面了解具体的实施情况，掌握推行中的难点和问题，进一步加强对下指导和对外宣传，使各地真正理解设置“案-件比”指标的初衷，明确应当挤压的是那些前一阶段工作做到极致就能避免的不必要的环节，而不是所有的环节，引导各级院以正确的指导思想抓好贯彻落实，防止一味压减正常的办案环节、无差别地追求“案-件比”的无限更低甚至1∶1的结果，确保实际运用不变形、不走样，推动各项检察工作稳步健康发展。二是重视“案-件比”与其他案件质量主要评价指标的综合协同作用，防止唯“案-件比”一个指标。要重视其他案件质量评价指标的全面应用，比如要同步考虑认罪认罚适用率、捕后不起诉率、撤回起诉率、无罪判决率等评价指标，不能单纯为了“案-件比”而弱化其他工作开展。比如，对那些时间充足就有希望争取适用认罪认罚的案件，那些对犯罪能够深挖细掘的案件，那些需要核实诉讼监督线索的案件，该退补的就退补。三是调整完善上级院对“案-件比”指标的通报方式。最高检近日首次通报了64项案件质量主要评价指标（含“案-件比”）的各地情况。为避免过于突出“案-件比”，引导下级院全面运用评价指标，建议今后都以此种方式通报，不再对“案-件比”单独通报。通报或者分析报告中除了半年或全年的数值外，也应注重体现某地、某院在某一时段“案-件比”的环比动态变化，以更直观地反映阶段性成效。另外，为避免各地无限追求“案-件比”更低，建议确定某个相对合理的阈值（各地、各业务条线可以不同），高于该值的才通报。四是由业务部门对各地出台的一些具体举措进行研究论证，必要时出台指导性文件或者培训读物。提高案件办理效率应当是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前提下进行。要重视对法定诉讼程序与司法实践的研究思考，防止出现不合理的限制或禁止性规定。建议请相关业务部门对地方的一些具体措施进行研究。必要时，研究出台指导性的文件，或者编撰出版有关培训读物，对“案-件比”的理念思想、内涵意义、科学举措、制度保障等进一步阐释解读，引导各地更好地理解与落实，避免出现不科学、不合理的措施。五是提高检察人员的素质能力，为提高办案质效、降低“案-件比”提供队伍保障。尽管有许多客观因素，但办案人员的素质能力是决定办案质量和效率的根本性保证。为此，建议进一步加强培训，提高各业务条线办案人员的素质能力。六是对“案-件比”数值的写法作出调整。“案-件比”一直写作1∶X，在书写、口述时较为不便，且在“案-件比”的高低与X的大小关系上易造成理解不一致。建议今后省略前面“案”的1，直接写X，既简洁，又能更直观地表示出“案-件比”的高低。调研组成员：董桂文 石献智 郑成方陈成霞 李志婷 闫晶晶 丛贺2020年9月12日（检察日报）

搞好调查研究是笔杆子“参”与“谋”的基本功，写好理论调研文章，更是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写好调研文章绝非易事。笔杆子撰写的调研文章和调研成果，如何能进入领导视野，为领导决策服务？ 笔者认为，需要把握好以下六个关键点。第一，把握政策性，推动实际工作。政策性是调查研究工作的核心和灵魂，是工作的主旨和主线，搞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为党委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参考依据，这方面工作质量高低关键要看有多少研究成果进入了决策程序，变成了实际政策，以及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可以说体现政策性是政策研究部门工作的最重要的特征。第二，把握针对性，谋在关键处。政府工作千头万绪，调查研究必须围绕政府工作的中心和大局考虑，考虑政府决策的需要，着力研究解决政府工作面临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做到有的放矢。政策研究工作，只有忙在点子上，谋在关键处，才能富有成效，事半功倍。具体要把握好四点：一是领导思考的要点。要站在领导的高度，全局的角度思领导之所思，谋领导之所谋，以明晰的情况、透彻的分析和合理的建议反映领导所关注的问题，作为领导决策的参考和直接依据。二是决策落实的难点。真实地反映决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剖析原因并提出合理建议。三是群众关注的焦点。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出现的群众关注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或热门话题，针对这些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民意，下情上达，这有助于尽快采取措施，解决问题，理顺情绪，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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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前充分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充分的准备工作是搞好重大问题调研的前提和基础。调查前，要请被调查对象提前做好材料、人员参会等方面的准备。下发的调研通知要把调研主题、内容、方法、时间和要求等事项，写得清楚明白，让基层一目了然。同时，参与调研的人员要主动查找相关资料、熟悉相关情况，同时要学习收集各级文件、领导讲话，学习收集专家学者的相关学术文章和学术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