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科大在职研究生

1、电子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国家“985工程”“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坐落于有“天府之国”之称的西部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四川省成都市。学校原名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是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部署下，由交通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的电讯工程有关专业合并创建而成，1960年被中共中央列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1961年被中共中央确定为七所国防工业院校之一，1988年更名为电子科技大学，1997年被确定为国家首批“211工程”建设的重点大学，2000年由原信息产业部主管划转为教育部主管，2001年进入国家“985工程”重点建设大学行列。学生以素质全面、专业知识扎实、能力强、后劲足等鲜明特点受到了社会各界和用人单位的普遍赞誉，学生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2016年本科生国内外深造比例为60%，其中出国（境）深造比例为15%，成电学子遍布海内外。2、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简称"西电"或"西军电"，坐落于古都西安。是中央部属高校，直属教育部、工信部共建，国家首批"211工程"，是"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111计划"、"2011计划"重点建设高校(中国电子信息领域、邮电领域唯一的"2011计划"牵头高校)，35所示范性软件学院的高校之一、集成电路人才培养基地的高校之一，56所获批设立研究生院的重点大学之一，也是北京高科大学联盟的重要成员。学校前身是1931年诞生于江西瑞金的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亲手创建的第一所工程技术学校。1958年学校迁址西安，1966年转为地方建制，1988年定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校是中国最早建立信息论、信息系统工程、雷达、微波天线、电子机械、电子对抗等专业的高校之一，开辟了中国IT学科的先河，形成了鲜明的电子与信息学科特色与优势。2012年7月1日数据显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学科进入ESI全球学科，标志着该校这两个学科已经进入世界一流学科行列。3、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是一所电子信息特色突出，经管学科优势明显，工、理、经、管、文、法、教、艺等多学科相互渗透的教学研究型大学。学校是浙江省与国防科技工业局共建高校，是国防科工委共建高校中第一所信息技术类高校，学校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学校先后隶属于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四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信息产业部等中央部委，2000年实行浙江省与信息产业部共建、以浙江省管理为主的办学管理体制，2007年成为浙江省与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共建高校。学校拥有1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3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5个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53个二级学科硕士授权点，9个领域的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拥有会计硕士专业学位(MPAcc)、资产评估硕士专业学位(MV)和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BA)授予权及同等学历在职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授予权。拥有1个国防特色主干学科、2个浙江省重中之重一级学科、2个浙江省重中之重学科、19个浙江省重点学科、7个原信息产业部重点学科。4、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座落在世界著名的风景游览城市和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共建高校、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建设高校。中国绕月探测工程总设计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孙家栋院士为学校名誉校长。学校始建于1960年，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桂林电子工业学院，2006年更名为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学校先后隶属于第四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机械电子工业部、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信息产业部。2000年管理体制转为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1990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亲临学校视察，并为学校亲笔题词"为发展电子工业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拥有省部级重点学科15个，联合培养博士点1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1个，有工商管理硕士（MBA）、工程硕士2种专业学位类别授予权，11个工程硕士专业领域。信息与通信工程、机械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3个立项建设的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毕业生参加工作，既可以获得不错的薪资，也可以积累工作经验。但由于对自身学识的不满，多会选择在职报考研究生，通过知名院校的培训，完善专业知识，那么，毕业生可以报考华中科技大学在职研究生吗？毕业生可以报考本校在职研究生，同等学力和专业硕士皆可选择。以同等学力的方式报考，专科和本科都可免试就读，然而申硕只允许获得学士学位满三年的本科生报考。专业硕士本科和专科都可报考，详情如下。毕业生可以同等学力免试就读同等学力是可以免试学习本校课程的方式，专科毕业和本科毕业都可以参加课程的学习，实现在职提升，就读较为容易。本科学位获得满三年可申硕想以同等学力申请学位，则需获得本科学位，并且本科学位的获得年限应满三年，便可具备申硕的资格，通过考试和答辩考取学位。专业硕士本科和专科都可报考本校的专业硕士本科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都可报考，只是需要具备的工作经验要求有所不同，本科报考，工作经验应为三年，专科报考，工作经验则应达到五年。均应通过全国联考和院校复试入学，在完成课程并通过论文答辩后获得双证。综上所述，毕业生因具备的学历不同，在报考本校课程研修班时需要达到的要求也会有一定的区别，按照各自的要求，选择合适的途径报考即可。

菲律宾科技大学(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OfPhilippines)成立于1901年，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是菲律宾著名的国立公立大学。各类专业齐全，是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菲律宾公立大学之一。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华科校长群成为中国高校圈的特殊现象近日，一则高校人事任免的新闻在朋友圈里面引起了很多高校工作者的注意：“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党委常委骆清铭，任海南大学校长（试用期一年）……”让人注目的不仅仅是海南大学校长这个职位本身，更是近几年在高校圈的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华科（华中科技大学）校长群”。再把时间往前推一些：在2016年初，华中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段献忠调任湖南大学校长，2015年初，华中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罗俊，调任中山大学校长……如果再往前，“出身”于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更多……据不完全统计，当前在任“华科出身的校长”还包括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杨宗凯、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张清杰、广东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陈新，青岛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马连湘等。曾任大学校长或党委书记则更多了，如：原兰州大学校长王乘原重庆大学校长刘飞和吴云鹏原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陈小筑原电子科大校长邹寿斌原武汉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刘伟原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周祖德原湖北大学党委书记刘建凡、校长熊健民原燕山大学党委书记孟卫东原青岛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徐建培原海军工程大学校长郭立峰原空军雷达学院院长蓝江桥……华中科技大学老校长：杨叔子院士副校长更是不胜枚举：湖北地区：1、黄从新——武汉大学副校长，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博士。2、蒋昌忠——武汉大学副校长，华中科技大学学士。3、刘 伟——武汉理工大学党委书记，曾任宁夏大学副校长、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4、周祖德——武汉理工大学原校长, 曾任华中理工大学副校长,1970毕业于华中工学院电机系。5、张清杰——武汉理工大学校长，1984年、1990年获华中理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6、张安富——武汉理工大学副校长，2004年获华中科技大学博士。7、曾春年——武汉理工大学副校长，华中科技大学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学士。8、杨宗凯——华中师范大学校长,1985年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无线电系，1988年获硕士学位。9、杨志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曾任华中理工大学副校长, 1976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10、徐勇民——湖北美术学院院长，获得华中理工大学人文硕士学位。11、刘建凡——湖北大学党委书记，曾任华中科技大学副书记。12、熊健民——湖北大学校长，华中科技大学博士。13、顾豪爽——湖北大学副校长， 华中科技大学电子材料与元件专业毕业，获工学博士学位。14、王世敏——湖北大学副校长，华中科技大学电子材料与元件专业毕业，获工学博士学位。15、刘建平——湖北大学副校长，华中科技大学学士。16、周应佳——湖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华中科技大学博士。17、钟毓宁——湖北工业大学副校长，1991年获得华中理工大学机械制造专业工学博士学位。18、孙利生——武汉科技大学副校长，1969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19、李 杰——武汉工程大学校长，曾任华中科技大学东校区管委会主任。20、张建钢——原武汉科技学院院长，1985年硕士毕业于华中工学院。21、徐卫林——武汉纺织大学副校长，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22、曾庆福——武汉纺织大学副校长，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23、刘 义——武汉纺织大学副校长，华中科技大学硕士。24、彭育园——武汉纺织大学副校长，获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5、漆腊应——湖北经济学院副院长，获得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26、罗五金——湖北教育学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27、李建勇——湖北教育学院副院长，2001年获得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28、刘在洲——长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获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和博士学位。29、张万明——长江大学副校长，1982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30、石亚非——三峡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1986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31、何伟军——三峡大学党委副书记，1986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机二系。32、王青云——黄石理工学院副院长。32、周应佳——襄樊学院党委书记，获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34、李本林——襄樊学院副院长，毕业于华中工学院化学专业。35、夏再兴——咸宁学院院长，获得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36、吴基良——咸宁学院副院长，获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37、谭晓明——孝感学院副院长，2002年获华中科技大学材料专业博士学位。38、王全新——荆楚理工学院党委书记，获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39、李金奇——黄冈师范学院副院长，分别获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博士学位。40、陈达云——中南民族大学党委书记,华中科技大学教育与经济管理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41、项喜章——武汉工业学院副校长，华中科技大学博士。42、邓院方——江汉大学副校长，原华工汉口分校副校长。注：任心廉，原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曾任华中工学院教务处处长。华中科技大学老校长：周济曾教育部部长上海地区：1、许晓鸣——上海理工大学校长，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 1982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2、陈小龙——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 1976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电机系。3、周哲玮——上海大学副书记，常务副校长，华中工学院硕士。广东地区：1、喻世友——中山大学副书记副校长, 1982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自然辩证法专业。2、陈建新——华南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1982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自然辩证法专业。3、罗锡文——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1969年7月毕业于华中工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4、陈 新——广东工业大学校长，1995年3月获华中理工大学机械学院博士学位。5、孙友松——广东工业大学副校长，1967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锻压专业，1981年获硕士学位。6、顾佩华——汕头大学副校长，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教授。7、胡社军——华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1987年毕业华中工学院机械二系材料学硕士毕业。8、薛发明——广东机械学院党委副书记，1964年7月毕业于华中工学院机械制专业。9、秦 忆——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校长，原华中理工大学副校长。10、张碧晖——番禺理工学院校长，原华中理工大学副书记。11、冉丕鑫——广州医学院院长，1993年获同济医科大学博士学位。12、和 飞——肇庆学院校长，华中科技大学教育学博士。13、罗海鸥——湛江师范学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教育学硕士、博士14、黄国泰——海南大学党委书记。15、关志强——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党委书记,华中科技大学动力工程专业硕士。四川、重庆地区：1、邹寿斌——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曾任华中理工大学副校长, 1969年华中工学院毕业。2、肖铁岩——重庆大学党委副书记，1982年本科毕业于华中工学院电力系，获工学学士学位。3、吴云鹏——重庆大学校长（1992年8月至1996年8月），1957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动力系。4、刘飞——重庆大学校长（1996年8月至1997年7月），1982年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5、陈志彪——四川外国语学院副校长。6、陈运超——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7、易志坚——重庆交通大学副校长，1988年获华中理工大学硕士学位。8、陈 宁——西华师范大学校长，2005年获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9、李劲松——西华大学副校长，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博士学位。西北地区：1、陈小筑——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1978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2、郑晓静——兰州大学副校长, 1982年和1984年分别获华中工学院固体力学专业学士与硕士学位。 中国科学院院士。3、马小洁——新疆大学副校长。4、王智平——兰州理工大学党委书记。5、郝 瑜——西安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6、王志刚——宝鸡文理学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7、司晓宏——陕西师范大学副书记，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管理学博士。8、张俊宗——甘肃民族师范学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管理学博士。9、郭泽光——山西财经大学校长,华中科技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10、周然——山西中医学院院长,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管理专业读博士研究生。11、段志光——山西医科大学校长,同济医科大学博士。12、景志明——西昌学院副院长,华中科技大学教育学博士。湖南地区：1、曹一家——湖南大学副校长，1990年、1994年分别获华中理工大学硕士、博士学位。2、周清明——湖南农业大学校长，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博士。3、符少辉——湖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学在职博士生。4、肖湘愚——吉首大学校长，1985年7月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光学系。5、张建永——吉首大学党委副书记。6、李 明——长沙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2009年在华中科技大学获管理学博士学位。7、叶 泽——长沙理工大学副校长，校党委委员。获华中工学院本科、硕士和博士。8、洪源渤——长沙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华中科技大学教育学博士。东北地区：1、杨宝峰——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博士，中国工程院院士。2、邹积岩——大连工业大学校长，曾任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1989年获华中理工大学博士后。3、张德姜——长春工业大学校长，华中科技大学教育学博士。4、马连湘——青岛科技大学校长，1989年、2001年分别获华中理工大学工程热物理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5、李庆领——青岛科技大学副校长,华中科技大学工学博士。6、郝书辰——山东财经大学(筹)党委书记，华中科技大学博士。7、郭明顺——沈阳工业大学党委书记,2008年获华中科技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8、阎明印——沈阳工业大学副校长（正校级),华中科技大学工学博士。9、于晓光——沈阳体育学院党委书记,华中理工大学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10、姜洪池——哈尔滨医科大学原党委书记(2001~2010),同济医科大学博士。11、侯锡林——辽宁科技大学副校长,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管理学博士。12、邢宝君——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管理学博士。13、杨 光——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管理学博士。14、赵建国——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华中科技大学博士。江西地区：1、高海生——华东交通大学副校长，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博士。2、王爱和——华东交通大学副校长,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3、邓晓华——南昌大学副校长 1984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固体电子学系，工学学士。4、王 乔——江西财经大学校长。5、肖华茵——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河南地区：1、程 宏——黄河科技大学党委书记 ，1964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船舶电气毕业。2、丁庭选——河南大学副校长，获得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3、曹 奎——河南大学副校长，2002年获得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博士学位。4、邢 勇——河南大学副校长,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博士学位。5、姚锡远——南阳理工学院院长。6、林效廷——焦作大学校长。7、林世选——郑州轻工业学院党委书记。8、许圣道——商丘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博士。福建地区：1、杨 勇——厦门大学副校长, 1982年1月华中工学院动力系毕业。2、刘 塨——华侨大学副校长。3、吴小南——福建医科大学副校长（福建省人大常务会常委）。江苏地区：1、王 乘——河海大学校长，曾任华中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2、胡敏强——东南大学常务副校长，1989年获华中理工大学电力系电力专业博士学位。3、王长青——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药卫生管理学博士学位。4、姚寿广——江苏科技大学副校长，华中工学院工学学士学位。其他地区：1、郭 清——杭州师范学院副院长 。2、杨世忠——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华中科技大学博士。3、伊继东——原云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4、刘宗立——云南师范大学副校长,2008年12月获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5、杨 柱——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6、孟卫东——燕山大学党委书记,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7、塔西甫拉提——新疆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华中科技大学在职研究生。8、朱晓峰——佳木斯大学副校长,同济医科大学博士。9、胡国根——贵州工业大学原校长，1958年于华中工学院电机与电器制造专业毕业。10、刘吉臻——华北电力大学校长，华中科技大学教育教学博士学位。11、刘超颖——石家庄铁道大学副校长,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2、李继兵——广西大学党委副书记,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13、贺争平——广西民族大学副校长，华中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专业工学博士。14、李培春——广西中医学院副院长,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15、周怀营——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校长,华中科技大学材料物理与化学专业博士。16、秦秋田——渤海大学党委书记，华中科技大学教育学博士。这一统计，还真是让人震撼！原来在高校的“校长朋友圈”里面，华中科技大学影响力居然如此之大，让人惊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据一种观点认为，“华科大校长群”的出现，孕育、萌芽在朱九思、杨叔子任校长时期，兴起在周济、樊明武、李培根任校长的当代。华科大也一度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培养学生作风纯正、视野开阔、敢于竞争善于转化，甚至与“学在华工”成了民间口头禅都不无关系。（小e整理收集，资料信息网络收集，部分信息可能有挂一漏万之处，还请多指正！）

在《80年代我们怎样读大学——访科大著名校友朱学良 | 熊卫民访谈》中，朱学良研究员回忆了在科大勤勉读书、筚路蓝缕做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岁月。在接下来这部分谈话中，他回顾了自己后来留学美国又毅然归国，先在大学然后在研究所从事科研和管理工作的经历，包括他所亲历的PI制最早在中国试点的经过。从这些经历出发，他比较和分析了中美的科研文化、科研主力等，对限制中国科学进一步成长的瓶颈作了深入反思。受访人 | 朱学良访谈人 | 熊卫民整理人 | 任安波、熊卫民[1]访谈时间：2017年12月28日访谈地点：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受访人朱学良，1963年生于云南楚雄，198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生物系，1988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0年底赴美国，以联合培养方式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健康科学中心完成博士论文，1994年底回到科大，1995年获博士学位。同年成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的博士后并任课题组长。1997年被聘为副研究员、研究组长，1999年晋升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同年转入中科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2000年后并入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以后又历任所长助理、副所长、所学位委员会主席、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细胞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细胞生物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图1 朱学良和熊卫民 | 2017年12月28日摄联合培养 赴美访学熊：您当年出国，是通过学校的政策还是通过联合培养项目？朱：应该说还是出于系里几位老师对我的器重。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也想过考TOFEL、GRE出去，因为很多同学都在做这件事，但考虑到参加这样的考试需要美元，对家里来说是一笔负担，就没有做。硕士毕业留校之后，徐洵老师想培养我，就跟中国科学院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细胞所”）的郭礼和[2]研究员和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李文华（Lee, Wen-Hwa）教授说好，三方联合培养我。因为科大生物系还没有博士点，所以我算是细胞所的在职博士。档案什么的在科大，细胞所负责授学位，具体到美国去培养，用的是这种方式。熊：所以您并没有在细胞所上课？朱：完全没有。我作为郭礼和老师的弟子，却从没为他干过一天活，对此我非常感激郭老师的宽容大度。因为是联合培养，我在美国也不算学生，而算访问学者，那边给了我一个技术员的身份，让我在那里做毕业论文，同时承担一些实验室职责，譬如为同事们合成DNA引物。熊：那您在美国的经费来源是？朱：我算是自费公派，学校并不提供任何费用。李文华教授给我发工资，一个月1600美元，相比公派留学国家给的七八百美元，还是很不错的。科大生物系也还继续给我发工资——那时候的工资很少，我离开前一个月大概就是七八十块钱。熊：回来再补发工资，还是一直不间断地发？朱：每个月都发，一直发。我特别感激徐老师。我去美国的机票钱是徐老师帮我垫的。去美国的头几个月拿不到工资，刚开始的生活费也都是徐老师帮我垫的。图2 徐洵院士（中）和先生罗老师与朱学良2013年在厦门合影 | 朱学良提供熊：请谈谈您在美国的学习和工作情况。朱：刚出国时，我感到了极大的反差。可以进去自由挑选货物的超级市场、车流滚滚的高速公路……许许多多新东西迎面扑来，我几乎什么都没见过，什么都不知道，极端好奇，兴奋得不行。熊：学术上是何情形？朱：刚去的时候，学术上的很多事情也不懂，因为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我们八十年代上学时，教材内容大多比较陈旧，而老师可能也不太了解国际学术前沿，所以没法传授给我们。不懂怎么办？学呗！我们很愿意学。而国外的很多教授也愿意招中国留学生，因为中国留学生特别能吃苦耐劳。回想起来，我那时候真是蛮辛苦的。我已经结婚，太太在科大计算机系工作，她怀孕了，可学校不让她出来，相当于被留作人质。我们跟学校、跟系里沟通了很长时间，又是徐洵、刘兢等老师出面交涉，才终于放我太太出来。我见到我儿子时，他已经快八个月了。我在圣地亚哥时住在离实验室挺远的地方，工作很紧张，还得自己做饭。通常十一二点吃午饭，可因为忙不过来，我有时到下午两点了还吃不上饭。晚上也如此，往往要到晚上十点才能走到家做饭。饿极了在超市买点巧克力、香蕉什么的，出门就往嘴里塞。我现在不太吃香蕉，就是那时吃伤了。晚上凑合着吃点，还得多做一些，充当第二天的午饭，弄完这些，就已经是晚上十一二点了。那时候我很瘦，瘦得皮包骨头。尽管辛苦，但由于对工作、生活中碰到的事情都感到新奇，人总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所以精神状态非常好。熊：您夫人来了之后，就有些照应了。她在美国可有职位？朱：没有，她属全职太太。我先是在UCSD（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大约半年后，李文华教授被聘到德州大学。那里新建了一个研究所，请他做所长，我也就跟他去了。我太太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德克萨斯。我们和几个同事住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整个一荒郊野外，就那么几套公寓，周围没有人家。我们是该地第一批住户，进出都很不方便。刚去的时候我没有车，要买什么东西，得找有车的同事带我去。我想少麻烦一点别人，所以半个多月才出去买个菜什么的。通常要到冰箱里的蔬菜都吃光或烂光了，基本没什么东西可吃了，才会请有车的同事带我去买点东西。我后来买了辆二手车，抽空学开车，并考了驾照，等我太太和孩子来了之后，情况就好多了，增加很多乐趣。我工作很忙，孩子是在旷野里玩大的。那里春夏鲜花烂漫，秋冬遍野的仙人掌上立着红红的果实，到处落橡树籽；时常能碰到鹿、浣熊、犰狳、负鼠什么的。孩子很开心，但太太就寂寞了，还得为孩子提防郊狼（coyote）、响尾蛇、蝎子、火蚁（fire-ant）等危险动物。所以太太也非常不容易，为家庭付出了很多。图3 朱学良的孩子在美国住所旁的荒野里玩耍 | 摄于1993年，朱学良提供熊：您在美国主要是做什么研究？朱：我在美国的导师李文华先生是第一个肿瘤抑制基因Rb的克隆者，当时非常出名，是UCSD最年轻的教授。关于肿瘤，更早发现的是癌基因，它们能引起肿瘤，但对于治疗肿瘤和癌症用处不大。肿瘤抑制基因，顾名思义，就是说放到肿瘤细胞中后有可能把肿瘤给抑制住，所以那时国际学术界非常看好这方面的工作，当然现在发现情况并不那么简单。我参与的是Rb抑癌机理的研究工作。李老师让博士后单倍做师傅带我寻找并克隆Rb的结合蛋白基因。经过努力，我们筛选到了重要的转录因子E2F1，只是投稿比其他组稍晚，而按主编要求连夜补做的实验又未成功，这篇论文很遗憾最终未能进入Cell。我自己的主要精力则集中在我们筛选到的其它的Rb结合蛋白上，最后锁定一个李老师取名Mitosin的蛋白质。我对它很感兴趣，尤其是它在细胞有丝分裂期出现的星空般的免疫荧光让我着迷，每个细胞中荧光点的排布和明暗都不一样，吸引着我长时间在显微镜下观察、拍照。但这个蛋白质的分子量很大，推测其cDNA有一万多个碱基对。在当时克隆这么长的基因是相当费力的事，需要一遍遍筛选不同的cDNA文库，测序并逐渐拼接出更长的片段，花了我很多时间。图4 李文华教授（左3）、单倍博士（左1）和朱学良（右2）及同事 | 朱学良提供熊：您的研究是不是很快就上路了？朱：开始还是很顺利的，但后来有些曲折。有段时间我跟李老师之间有点隔阂。在国内，老师对学生很关心、体谅。可当时感觉“老板”只对工作感兴趣，与我从小受到的社会主义教育形成反差，思想上有些反弹，与文华的沟通渐少。不巧又有人嚼舌，让他很恼火，想让我离开。我想，我还没发表第一作者文章，就这么回去，怎么能拿到学位呢？就到其它学校找工作。找到工作后，我向李老师辞行。既然要走了嘛，就跟他面对面把一些事情给说开了。然后大家发现其实有很多是误会，他对我有误解，我对他也有误解。李老师希望我还是留下来把工作完成，而我也希望拿到学位。所以，我留了下来，直至完成主要工作[3]。后来碰到实验室来的人，才听说李老师在我走后夸了我很多年。最夸张的说法是我把他实验室的《分子克隆》（Molecular cloning）这套书都翻烂了！熊：两种差别很大的文化在一起，难免会生出一些误会。在美国期间，您主要有哪些收获呢？朱：主要有两方面的收获。首先是科研能力的提高，论科研水平，美国和国内反差太大了。我在美国学了很多科学方面的新知识、新方法，收益很大。我通过对mitosin（分裂激素）的研究进入了细胞生物学领域，而且鬼使神差的是，这个蛋白质就定位在硕士时曾想做的染色体着丝点上！其次，在美国期间，工作时我拼命工作，空闲时我利用各种机会去了解美国。我对美国文化有很多体验，虽只待了短短四年，但相信比不少待得更久的留学生，对美国有更深的了解。我对美国社会，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有了较深的了解，与国内相比较，产生过很多思考。这对三十刚出头的我而言，是重要的经历和经验。譬如我后来作为研究生导师和履行各种行政职责时，人性化成了我处理事务的基本原则。此外，成天与大自然为伴、又受到同事朋友们喜爱的儿子（他在那里的名气比我还大）养成了健康的体格和随和、阳光的性格，这对他以后的成长有很大帮助。太太虽然没有工作，但平时的耳濡目染使她积累了国外实验室布局和管理等方面的见识，回国后在多个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图5 1994年回国前的朱学良太太和孩子 | 朱学良提供毅然决然归国熊：作为美国名师的弟子，您当年有很多选择机会吧？选择回国时您有哪些考量？朱：是的，我有选择机会，可我还是一门心思要回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师长们的感召。我们系有那么多的好老师，他们一心一意待我，费了好多力送我出来深造，如果我不回去，那就辜负了他们。第二，我觉得自己应当回报国家。我的家庭条件比较差，靠助学金上的大学。每月二十一块五，我记得很清楚。熊：二十一块五是什么概念？朱：就是吃饭不需要花家里的钱，节约点的话一般的日用品还买得起。所以从上大学起我就基本不向家里要生活费。国家资助了我，我一直是挺感激的。熊：当时助学金是普遍的吗？朱：比较普遍。我拿的是最高的甲级，乙级好像是每月十五块。并不需要评选，也不是根据成绩，而是根据你的家庭收入情况。我爸工资只有三十几块，我妈又是家庭妇女，家庭比较贫困，学校就给了我最高的助学金。我觉得这些是需要报答的。熊：九十年代前期，留学生归国的还很少吧？朱：是的。当时周围的华人朋友没人赞同我们回国，而且不少人把国内想得很可怕，都劝我们留下。但大家也都把这看成件大事，光欢送会就开了两次。那个时候，在国外完成博士论文回来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在科大生物系，我很可能是第一个回来的。然后有廖侃[4]，他更正宗，不但在国外拿了博士学位，还做了博士后，然后才回来。他之回来，更是系里的一件大事。熊：您是哪一年回国的？朱：1994年底。第二年5月我到细胞所来答辩，然后就拿到了博士学位。拿不到院里批准的设备熊：回国之后，您是不是很受重视？实际情况跟预期有没有反差？朱：有反差，觉得学校并没有重视我。系里是重视的，可系里没什么资源，而掌控了资源的学校对我们并没有特别的重视。熊：回国之初，您打算做什么研究？朱：继续做细胞有丝分裂机理的研究。做博士论文期间，我有一些想法，很想接着博士论文的工作，继续往后做，并希望立即开展，否则，别人也会跟上，新意也就没了。研究有丝分裂必须用到荧光显微镜。系里当时还没有能用的荧光显微镜。当时中国科学院有一个（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该局的老局长……熊：王贵海？朱：对，王贵海。因为当时回来人很少，有一次王局长来科大时专门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需求。我说需要一台荧光显微镜，没有这个设备，我的工作无法开展。王局长说：“好，我给你批一台！”我挺感激。可后来我一直没能拿到买这个显微镜的经费。系里的领导也积极帮助沟通，但学校的答复是，尽管王局长给你批了一台荧光显微镜，但按现行的财务制度，生物局并不能直接给你钱，而是要从科学院或生物局给科大买设备的钱中分一块出来给你，可这些钱早已经各有所属了。我一听就傻眼了。熊：您有没有向王局长反映，说没能收到他批准的设备呢？朱：没有。我不擅长这种事。而且，当时我没有他的电话。后来碰到他时说起这件事，他也表示很无奈。图6 朱学良和他离不开的荧光显微镜 | 摄于2009年，朱学良提供调往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熊：难以开展工作，那怎么办呢？朱：刚好这时中国科学院要改革，在上海脑研究所的地方成立生命科学研究中心[5]（以下简称“生命中心”）作为试点。在以前的制度下，职工是组织分配到实验室来干活的。作为研究员、实验室主任，你可能指挥不动下面的职工，因为你没有用人权，不能解雇他，你也没有财权，不能影响他们的收入。为了发挥年轻人的作用，中国科学院决定在这里试行PI（Principal Investigator，项目负责人）制。你是PI，你负责这个实验室。你有用人权，想用谁就用谁，不想用谁就不用谁，你可以给实验室的职工开不同的工资。为什么在脑所这个地方建呢？因为脑所当时萎缩得厉害，出国的人不回来，又招不到新人，所以在脑所内腾了一些空间建生命中心。生命中心成立、建设一段时间后，开始到处招人[6]。1995年有一次在上海开学术会议，我应邀参加。生命中心就带我们去参观，看他们的设备，有多少种显微镜等，还说别的条件也很优厚，然后对我说，这里缺人，希望你来。他们肯定也跟别的一些人说了。不久，廖侃就决定过来，到生命中心建立一个研究组。这让我也动心，因为我想把研究开展起来。但我的情况跟廖侃的有一定的区别。廖侃在美国做过博士后，完全符合生命中心研究组组长的要求，他们聘廖侃做研究员没有问题。而我，刚刚拿到PhD，资历还比较浅，尚不够资格做研究员和研究组组长。而且，在当时的体制下，调动一个高校教师几乎不可能。但是，也有一个渠道，博士后是随时可以动的。后来，就弄了一个联合方案。这跟裴钢院士有关。当时他刚回国不久。中国科学院和德国马普学会联合在细胞所组建了第一个马普青年科学家小组，引进裴钢任组长，双方都给钱，经费量高达每年一百来万元。裴钢老师对我说，因为生命中心也想双聘他，我要愿意来做博士后，就把我放在生命中心。所以，后来达成了一个协议：我做他的博士后调来上海，生命中心负责提供公寓；太太也借调来帮助建设、管理他的实验室。我办调动手续时，科大人事处的老师还说，只有人来我们这做博士后，从来没听说我们的老师到别的地方做博士后的。各种风言风语。我在细胞所裴钢老师的实验室待了几个月，帮他做了点信号转导方面的研究，然后就去了生命中心。因为我不够资格当研究组组长，中心就让我做课题组长。我基本是独立的，做的是自己的研究课题，尽管裴钢名义上还是我的合作导师。1997年我博士后出站，生命中心就聘我做副研究员，1999年又聘我为研究员。这么一个调动过程，蛮复杂的。廖侃正式办调动在我之后。他的经历进一步表明，当时调动工作是很难的事。紧接着，脑所垮了，新成立神经所[7]，周专[8]也调了过来。短时间之内三个留学归来的年轻人从生物系离开，当时在系里是影响蛮大的事情，对后来的人才引进可能也有负面影响。熊：我曾听滕脉坤教授谈起此事。他倒没有怪罪你们，只是说因为当时系里条件不好，难以开展研究，所以你们离开了[9]。朱：感谢滕老师的理解。其实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我对系里的老师是心存感激的，因为他们给过我很多实实在在的教诲和帮助。譬如鲁润龙老师不仅指导过我的本科和硕士论文，1990年我出国时他还给我做过担保——这是要承担风险的，如果我没回来他要出保金并付出其它代价。关于要不要接受上海方面的邀请，我专门请教过鲁老师。鲁老师给我讲了他自己的经历，然后说：我们从来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领导指挥到哪就到哪，很少站在自己个人的角度来考虑。结果是什么？领导指挥对了当然好，但实际情况往往是领导考虑不周、指挥不当，然后我们也就埋没了。而我们没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对国家也是不利的。反过来，若是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把自己给做强，国家也就会强。他给了我蛮贴心的建议：过分听上层或领导的话，实际是不好的，你们还是应该优先考虑自己的发展。他的忠告促使我下决心去上海。我并不是出于抱怨而离开的。对于生物系，对于科大，我一直心存感激。我相信很多同学也是心存感激的。2015年是我们班毕业30周年，近一半的同学从世界各地返校。大家不仅拜见了当年的老师，还在科大西区生命院大楼旁捐赠了一套石桌椅。图7 参加毕业30周年返校活动的808同学与部分任课老师（前排左起徐耀宗、陈惠然、康连娣、孔令芳、阮迪云、顾月华）和辅导员（王更生）合影 | 朱学良提供图8 返校活动中王程（左一）、何华平（右二）和朱学良（右一）代表808同学到家探望高龄的李振刚老师 | 朱学良提供图9 返校活动后朱学良（左一）和程临钊（左二）代表808同学看望在上海定居的鲁润龙老师和赵师母 | 朱学良提供图10 808返校同学和科大生命院老师一起为捐赠的石桌椅揭幕 | 朱学良提供PI制改革试点熊：中国科学院把改革试点设在上海，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1964年，它就曾设立过上海生物学实验中心；1999年（7月3日），它又成立了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朱：据说有人对建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有抵触，因为它把很多本来可能划拨给研究所的设备购置费放到中心去了。后来建神经所时，生命中心就撤销了，仪器设备都留给了神经所。生命中心撤销后，我来了细胞所，廖侃去了生化所，随即两所就被合并到了一起，成为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下属的生化与细胞所。熊：也就是说，生命中心只存在了几年。当时有几个研究组呢？朱：研究组不多。常驻PI也就五六个：一个冯林音，原脑所的；一个是贺林，后来从外面英国引进回来的，现在是院士；然后就是廖侃和我；还有刘建华，是生化所毕业的。另外还有几个非常驻的，如香港科大的叶玉茹教授。梅林、饶毅、鲁白他们三人建了个实验室，主要是托冯林音在管。熊：你们当时确实有比较大的自主权？朱：是的。在我的组内，人员任用、工资什么的都由我来决定。熊：PI制实验效果如何？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效果应当说不错。几年后中国科学院就下决心在所有研究所都推行PI制。因为试点试完了，生命中心也就解散了。中美科研主力比较熊：PI制是非常重要的改革措施，以后我再向你详细了解。因时间关系，今天我向您请教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在科研和教育方面，美国跟中国大陆有哪些异同？朱：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这次就谈点科研人员构成方面的区别吧。美国的研究所、实验室广泛使用博士后。他们科研能力强，有很强的独立性，所以，很多实验室人都比较少。我们这边则广泛使用研究生。他们需要较长时间的培养才能发挥主要作用，且相对缺乏独立能力，所以，我们的实验室通常人多，但产出效率总体上要低一些。我认为美国的研究生教育是比较细致、系统的。他们的研究生阅读量很大，在写作、口头报告、沟通交流和独立思维能力等方面有系统的训练，研究压力相对较小，学习环境也宽松一些。我们国家的研究生教育要相对粗犷一些。我们所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可算是比较完善的了，有实验室轮转、师生双向选择、开题、转博、导师小组指导研究进展等内容，可我们有几百研究生，教育和培养方面很难做得很细致。学生们也面临很大的科研压力，因为我们的实验室内，博士后很少，绝大多数是研究生，他们发挥了相当于美国博士后的作用。研究生的特点是，他们开始几乎没有科研经验，得一点一滴培养他们。从如何做实验，如何进行科学思考，如何写作这些基本能力教起，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便是好学生，也基本要到高年级之后才逐渐成为比较有经验的研究人员。如果招到基础差或缺乏科研兴趣的学生麻烦就更大，而这种情况又很难避免。招博士后，起码知道他（或她）在博士阶段发表了什么论文，对他（或她）的能力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招研究生，顶多只知道他们来自什么学校，考试成绩如何，而这些不太能反映一个人的能力和动机。我们研究所招到的研究生应该属国内一流的了，可我发现不少新生越来越缺少钻研精神、探索热情和志向，做事缺乏起码的条理、逻辑性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我知道，为了不输在所谓的“起跑线”上，学生们几乎从幼儿园开始就疲于补习、应付繁重的功课，兴趣和好奇心让位给了考分和证书，能力被等同于应试水平。到了像研究生这样的工作阶段，当社会期盼经十几年苦读出道的学生们施展本领、小试牛刀时，却发现不少人已变得兴味索然，或成了低能儿。我认为这是基础教育的失败，并为此非常担忧。本来，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哪怕你把一只小鼠放在陌生环境中，它也会立马到处去探索，更何况人。而且，无论干什么，充满好奇心的人都会有更大的主动性、更强的创造性和更高的做事效率，也能获得更多的乐趣。所以，我认为教育应该是培养兴趣并为好奇心插上解决现实问题的技能的翅膀，而非用单纯的考分和证书来遏制甚至抹杀它们。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不展开讨论了。总之，以研究生，而不是以博士后为主力，这是我们国家在科研方面，至少在生命科学研究方面的一大瓶颈。熊：这确实是个问题。少数好学生成长为有经验的研究人员后，又马上就要毕业离去了。朱：对。早些年毕业的学生基本上都出国做博士后去了，当然近些年在国内找工作的也多了起来。有时候感觉我们培养人才是在为他人做嫁衣。但我个人还是鼓励我的学生出国深造。有人认为我们现在的研究水平不比国外差，没必要出去做博后。即使这句话的前一半有一定的道理，譬如我们所现在的研究水平，肯定高于不少美国高校的实验室，但我还是认为应当出去。去国外，到另一种文化之中，体会另外一个氛围，你会有很多的收获。写文章要用英文，起码你在语言方面能有所提高吧。其它方面，譬如你对另一个国家，对另一种社会制度有深入的体验，这些东西，对一个人的成长而言，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所以我鼓励我的学生出国。不管你准备在国内干什么工作，你都应该先出去。有了较高的见识，你做什么都会受益匪浅。熊：中美两国的科研系统的结构确实有明显区别。朱：根本的差别在于，美国的体制特别重视博士后经历。在美国，不管你准备去做PI还是去公司，博士学位之外通常还要求你有博士后经历。而且，你博士后阶段的工作做得是好是坏，说白了就是你发表论文的水平，跟你能到什么机构、获得什么职位密切相关。因为前途攸关，所以美国的博士后非常用功，真的是在拼命。去美国做博士后的中国人也是如此，业绩决定他们以后在美国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或者回到中国来能不能找到PI职位。所以，博士后阶段是大家最用功的时候。而在我们国家，除PI等职位外，博士后经历对于找工作而言经常是可有可无的，或者并不要求做得很好。你博士毕业就可以在大学里找到一般性的工作，甚至从讲师，偶尔还会从副教授做起，有博后经历就会锦上添花。很多公司招人更不在乎你有没有做过博士后，或做得怎样。因为用人市场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或压力，大家自然也就不做这方面的努力。熊：国内在1980年代就有了博士后制度。早年的情况我没体验过，不太了解，近年来嘛，感觉博士后成了鸡肋。很多人认为，博士后是一种临时工作，只有那些在博士毕业后找不到好工作的人，才在国内做博士后。不少科研教育机构给博士后提供的待遇是很差的。那么差的待遇也能招到人，说明招到的人质量不高。朱：看来不同机构不一样。我也听说一些单位开的条件非常优厚，如博士后的工资可上不封顶，连我们这些PI听了都乍舌。其实在很多地方，包括我们所，博后的待遇都还是不错的，除了十几万甚至更高的年薪外，还能分到公寓住，或另有住房补贴，而博后出站留下来工作倒不能享受住房这样的待遇了，工资也可能下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难以招到优秀的博士后。除了前面提到的因素外，非海归不能做PI或享受特殊人才待遇这类制度，也使得好学生纷纷选择去海外镀金，而不是在国内做博士后。我们国家在移植博士后制度方面是下过大力气的，但是未达到预期目标。正如你所说，现在人们选择在国内机构做博士后，往往是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或者是为了换工作单位。这种人你怎么能指望他做得好呢？所以大家普遍认为博士后不如研究生，与其花那么多钱招博士后，还不如花较少的钱招研究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如果科研的主力军不能逐渐转型成博士后，恐怕就会成为瓶颈，卡住中国科研的发展。熊：可我还是注意到，你们研究组，以及一些别的PI的实验室，近年来也还是发了好多高档次的文章。朱：近年来，我们国家的科研水平确实有大幅提升，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对科研提供了很强的财政支持，与此同时，美国对科研人员的财政支持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阶段。科学方面，甚至任何方面的探索都是这样，财力是第一位的。你要是没有钱，就没法探索。什么是探索？探索就是你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出来。你要是没做出来，钱就砸掉了。如果你没钱去砸，什么时候都选保险的、肯定能做出来的题目，你就不可能，至少是很难做出创新性很强的东西出来。我们国家的科研底子很差，近些年国家富强了，肯对科研砸钱，还把很多PI从国外招了回来，所以整体水平提升很快。但是，我们前面讨论过的瓶颈还在，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它们的效应很可能越来越突出，以致约束我国科研的快速发展。图11 朱学良与其毕业研究生的合影 | 摄于2014年，朱学良提供本文首发于《中国科技史杂志》2018年第4期。标题为《返朴》编者所加。注释[1] 访谈整理人简介：熊卫民，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xiong163@ustc.e.cn。任安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副研究员。基金项目：“生命科学学院院史的编撰与研究”，编号BB2110240046。[2] 郭礼和（1940- ），1964年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生物物理化学系，1968年从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生毕业，1991-2000年任中国科学院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所长。[3] Zhu X, Mancini MA, Chang K-H, Liu C-Y, Chen C-F, Shan B, Jones D, Yang-Feng TL, Lee W-H. Mol Cell Biol 1995, 15: 5017; Zhu X, Chang K-H, He D, Mancini MA, Brinkley WR, Lee W-H. J Biol Chem 1995, 270: 19545.[4] 廖侃（1962- ），1984年毕业于科大生物系，1991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获博士学位，随后在该校任博士后，1994年归国，任科大生物系副教授，1995年10月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1999年7月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5] 1994年11月15日，经过一年的酝酿，中国科学院联合复旦大学、上海医科大学等上海的科研机构成立了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许智宏任中心主任。参见：田彦.周光召院长寄厚望于上海生命科学中心──周光召院长在上海生命科学中心第一次理事会上的讲话 [J].生命科学,1995(2):36-37.[6]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招聘研究组长[J].神州学人,1995(9):46.[7]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于1999年11月27日成立。[8] 周专（1957- ），1984年毕业于同济大学电子仪器专业，1990年从华中理工大学获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学位，然后到德国马普学会、美国华盛顿大学等机构工作多年，1997年到科大生物系工作，1999年到中国科学院神经研究所工作，现为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教授。[9] 熊卫民、高习习.从工农兵学员到教授——滕脉坤教授访谈录.严禁任何形式的媒体未经授权转载和摘编。《返朴》，致力好科普。国际著名物理学家文小刚与生物学家颜宁联袂担任总编，与几十位学者组成的编委会一起，与你共同求索。

今年考研报名人数创出新高，多所“名校”的报考人数也随之创出近几年新高，浙江大学报名人数有近2万9000人，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报名人数近2万8000人，南大、厦大、中南财大、南开、深大、电子科大、华南理工、西安交大纷纷过2万，清华大学近1万8000人。其中，深圳大学同期增幅达到40%，西北大学紧随其后，达到38%。令人吃惊的是，“性价比”较高的成都理工大学，今年考研的报考人数比去年增长93%！在参加考研的341万考生当中，有多少是往届学生？根据相关网站最新公开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在职研究生纳入统考后，考生的结构出现了新的趋势，虽然应届生仍然是考研的主力军，但是往届生考研的比例在逐年提高，部分省份往届生占比已经近半。以北京大学为例，今年考生人数比去年增加1000余人，虽然增幅仅有3%，但是应届考生仅占29.9%，往届考生占到70.1%。为什么往届学生急不可耐地参加考研？根本原因是为了提高自身就业竞争力，说白了：考上研究生，找份工作，或者找份好一点的工作。只有工作了才会对学历的重要性深有体验。本校是一所二线小城市的学校，今年教育局新分配进来的四名年轻教师，只有一名是211师范校院校科班出身的应届生，其余三位全部是跨专业考入师范院校的毕业生。985，211优势学科毕业生，找工作时便具有“天然优势”，这是不争的事实。现在，想考编制、进“体制”、参加热门行业招聘，没有研究生学历，填表写简历可能都不太好意思：你在这头，我在那头，中间相隔着“文凭”这个巨大鸿沟。所以，二战、三战的往届生，通过考研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改变工作环境是最现实、最直观的原因。考研热甚至催生出浮躁的“裸考族”考生，基本没有任何的考前准备就直接上考场碰运气：万一“撞上大运”，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可能带来新的变化。毫无疑问，拥有高学历确实可以为学生带来更多优势，但是，这种相对优势要付出很大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一方面是考研人数增多，致使高学历优势不断“走低”，另一方面则是高校对研究生教育、毕业管理的日趋严格。考上研究生，如果不努力，也不能顺利毕业。近一段时间，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纷纷清退一批不能在规定时间毕业的研究生。这说明考上研究生，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毕业会变得越来越难。想毕业，还是要学一点真本事。近日，厦门大学首开先河，加强毕业论文的“约束”：规定自2020年1月1日起，研究生学位论文“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由“须低于20%”调整为“须低于10%”。对于查重过程中复制比超过10%（含10%）的学位论文，学院应根据超出程度分段制定处理规则。曾几何时，中专毕业生可以“坐办公室”，现在，本科生毕业生满街走，博士生下沉到中学做教师。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研究生数量大幅增多，或许再过三年两年，研究生学历会成为招聘的主流：不是文凭在贬值，而是社会在发展。这就是现实。往届学生参加研究生考试，目的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你有什么想法？欢迎留言讨论。

关于人工智能技术领域这块，目前还算是比较火热，这个概念也有年头了，一些与时俱进的人士都开始向这方向靠拢了，但是呢，从目前来看，人工智能领域还是未开发出来，好多技术还为成熟，目前市面上还没有出现特别让人眼睛一亮的产品，这方面的技术还是摸索阶段，至于未来前景如何，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是一个未知数，关于这方面的争论还是不断，近期一名百度员工向网友们分享了他的一个个人规划。据这名百度员工说，他今年28岁了，从事了5年的后端开发工作，目前想转型机器学习，他打算考一下中国科学院的人工智能在职研究生，我个人对他的想法还是挺佩服的，有目标，有具体行动和措施，而不是只是想转就盲目的去转，而是准备深造一下，武装一下自己在往这方面转，感觉这名网友是挺有思想的一个人，不过，他对自己的这一规划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他想向大家征求一下意见，想看看这样的规划是否靠谱，针对他的想法，让我们一起看看其他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字节跳动员工：感觉不是很有必要，机器学习的前景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后端研发5年经验浪费太可惜了，而且后端也很吃香啊上世是朵花：至于前景如何，不好说，不能只看眼前的状态去评估未来，因为未来总是会给人意外，后端开发5年经验浪费谈不上，一些思想经验都是可以借鉴的，而且快30岁的程序员考虑以后的规划也是正常的事情了，没有谁一直是做后端的。阿里巴巴员工：你发现读完研进不了百度上世是朵花：没有好好审题啊，人家是在职研究生，也就是说边工作边学习改造，以后在百度里面转型人工智能方领域相关岗位。百度在人工智能方面也挺超前的呀，人家为啥要去其他公司。商汤科技员工：有什么必要呢 你真的适合吗 上世是朵花：我想这名网友是提醒一下，多考虑一些因素再做决定吧，当然，我想楼主也不是一时之兴致，也会考虑了很多，并且还怕有漏，这不找大家来给点建议。网友四：看你考哪个研究所，好点的所难，差点的没意义，浪费时间上世是朵花：是这样的，选一个好点的，尽最大努力去学习就行了，用心就行了，既然能进百度相信能力也差不到哪里去，相信 你能成功的。网友五：看哪个所的。国科大本部的别去了，这个方向电子所自动化所计算所都不错。在职研究生的情况不太清楚。上世是朵花：这名网友的建议可以参考一下。网友六：后端可以做架构啊上世是朵花：没错，后端转架构是一个方向，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发展方向，楼主网友的选择也是一种发展方向吧，他看好未来人工智能。网友七：在职学历一般就是为了镀金…你这没必要…而且感觉互联网也不认在职学历吧上世是朵花：这种说法有点片面了吧，这也要看是哪所学校啊，另外看是否学到了真本事，如果是真才实学，确实学到了本领，又能胜任这方面的工作，为什么就不可以呢。网友八：机器学习会慢慢平台化，像云一样上世是朵花：这名网友的观点我赞同，不过，不论以后这个领域发展成什么样的形态，都还是需要相关的人才啊！人工智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至于未来发展成什么样的形态，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都是未知的，正因为是未知的才让人充满了神秘感，让人去向这方面奋斗，正因为是未知的，未来才充满了机会，好多事情，不去试试怕遗憾，如果去试了又怕走错方向，如果选择了又一味的去患得患失，这种做法是最不可取，正确的做法是，在选择前充分的去分析，去思考，根据自身的情况去做出选择，只要选择定下来了，那就什么都不用去想了，只去做一件事，那就是用心去做出行动，让自己这个选择成为最正确的选择，不要让自己为自己的选择而遗憾，只去想一件事情，那就是一定要成功，这样足矣，有的时候本来方向是正确，可往往因为在行动的过程中还在纠结，患得患失，导致了一个失败的结果。因此，我想楼主只需要遵从自己的内心想法去走出第一步即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行动的过程不必纠结，勇往直前，最后祝福楼主能够顺利转型。 以上所有图片均来之互联网 大家好，我是“上世是朵花”。如果你有什么好的看法或者观点可以在评论区展现你的才华，互动交流，如果想进一步了解我，那就关注我吧！

楚天都市报记者李碗容 刘丁维 通讯员高翔 王潇潇 王奇峰今年，华中科技大学又有两位博士张霁、姚婷入选华为“天才少年”计划。加上去年入选的左鹏飞和钟钊，华中科大一共有4名学子入选。这些“天才少年”是如何过五关斩六将，获得华为的offer？领着高薪的他们，又如何看待自己目前的工作？昨日，楚天都市报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他拒绝更高薪工作选择华为华为“天才少年”计划，是任正非发起的用顶级挑战和顶级薪酬去吸引顶尖人才的项目。早在2019年6月，任正非就曾在华为EMT（经营管理团队）内部讲话中提到，在2019年将从全世界招进20—30名“天才少年”，在2020年还将从世界范围招进200-300名。这一项目经过任正非宣布之后迅速得到落实，2019年7月，一封由任正非签发的华为总裁办电子邮件，展示了获得华为顶级薪酬的8位“天才少年”。他们的工资都是按年发放，共有三档，分别为89.6万元-100.8万元、140.5万元-156.5万元、182万元-201万元。目前，全球仅四人拿到“天才少年”最高一档年薪，分别是钟钊、秦通、左鹏飞和张霁，其中三人均为华中科技大学校友，分别是该校今年的博士毕业生张霁、去年的博士毕业生左鹏飞、本科毕业于该校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大学的钟钊。张霁认为，自己“不是天才少年，是一个努力型选手”。硕士毕业后，张霁刻苦学习考入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成为计算机系统结构专业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他跟随导师周可教授勤奋求学。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张霁与华为结下了缘分。经过7轮严苛选拔，张霁拿到华为“天才少年”最高档offer。“我认为华为招聘主要看的是研究方向和科研能力，其中研究方向是华为最看重的。论文、专利是一位博士生科研能力的体现，但华为不是一个唯论文、唯学校的公司。”拥有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张霁内心却很平静。他感到肩上的责任和压力更大了，更多的是思考今后该如何做好工作。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张霁收到过多家互联网名企的offer，其中还放弃了一份年薪超过360万元的工作。去年，左鹏飞也做了同样的选择，他放弃了一家薪资比华为高出40%的工作。选择华为，两个“天才少年”的想法一致。张霁告诉记者，选择华为是为了能够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做有意义的事。左鹏飞则谈到，“华为提供了与我想做的研究非常契合的岗位，华为有很多有经验的技术专家，我会有很多学习机会，可以进一步提升自己。”女博士说自己是“成长型选手”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系统结构专业博士生姚婷，今年也入选了华为“天才少年”计划，年薪156万元。“外界普遍认为女博士年纪大、严肃无趣、难以接近，其实我们不要太年轻，不要太有活力。”姚婷说。相比于“天才型选手”和“努力型选手”，姚婷说自己更像是“成长型选手”，始终在各个小环境做到优秀，再随着环境的改变提升自己。不畏惧变化和挑战，是姚婷成长的重要驱动力，让她保持着勇往直前的鲜活状态。本科课业之余，姚婷尝试了很多事情：大一参加辩论队、校运会短跑项目、中英文演讲比赛，几乎是学校各演讲比赛的冠亚军；大二担任学生会外联部副部长，辅修第二专业英语对外翻译，暑期支教；大三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全国大学生物联网大赛；大四保研……回首四年，她觉得无比充实。读博期间，她敢于挑战短板、突破局限，走进系统结构研究领域，把握各种研究课题、论文写作、参加学术会议、出国学习交流的机会。曾经计划在高校工作却最终选择加入华为，姚婷说自己不设限的人生就是要去尝试，激发潜能、让自身所学真正为工业界所用，科技有所转化。导师希望给学生更多的空间张霁的导师、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周可教授告诉记者，张霁最大的特点就是主动学习能力强。“他对于新的知识，有一种强烈的渴求，一旦发现了问题，就要想办法去解决它。张霁能够获得天才少年的职位，跟他的刻苦努力是分不开的。”周可还谈到，“我希望大家不要仅仅关注年薪，做科研是老老实实的工作，科研本身存在很多乐趣。我们国家现在科技逐步发展起来了，大企业对技术的需求很旺盛，这是我们的幸运。作为导师我希望给他们更多空间，他们后面的路还很长，大家在关注的同时，不要给他们太大的压力。”张霁成长于一个普通家庭，爸爸曾是一名中学老师，妈妈是幼师，父母深知教育对于孩子个人成长和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张霁是家中的独子，但父母既不娇惯，也不多干涉，这也养成了他独立和富有主见的性格。张霁选择就读计算机专业时，互联网行业还处于低谷，但他坚持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并得到了父母的理解与支持。张霁的父亲告诉记者，上大学之前，张霁的成绩只能算中上等。但进入大学校园后，他给自己树立了进入更高学府深造的目标，并拟定了大学四年的规划。不管是什么课程，他都会坐第一排，空余时间也会选择泡图书馆。也正是因为这份韧性和努力，张霁如愿以偿进入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继续攻读研究生。虽然身边不少同学本科毕业于一流名校，但张霁依然保持各科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科研比工程更需要一双慧眼，要看得长远。科研很容易失败，但贵在坚持。”张霁说。“天才少年”为何都出自这里昨日，记者联系上了去年入职华为的左鹏飞。他说，目前自己的工作状况很好，工作开展顺利。他跟今年入职的师弟师妹彼此认识，“十分开心他们也加入华为。”近年来，华为在华中科大招聘的毕业生数量保持在每年300人左右。据统计，有超过10000名华中科大毕业生曾就职于华为公司。目前在职的华中科大毕业生数量在5700人左右，也推动了华为武研院落户武汉。为何该校培养了这么多优秀毕业生？贡献了三位“天才少年”的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夏松给出了答案：“这与同学们的勤奋努力，华中科技大学优秀的学风，三全育人、开拓创新的培养体系有很大关系。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的老师，包括几位‘天才少年’的导师，都是站在学科最前沿开展研究，将最优质的科研创新优势转化成育人资源。我们竭力营造了良好的育人环境，同时非常注重帮助同学们树立远大理想。”夏松说，学校十分重视校企合作，以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为例，该研究中心在存储领域研究比较深入，跟百度、阿里、腾讯、华为等企业都有合作。张霁刚进实验室时，导师周可就把他派到腾讯实习，帮助他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自2000年开始，我国高校实行扩招之后，各大学每年的本科招生人数在不断增加。从每年的应届毕业生数量就可以发现，2001年时，我国的应届大学生数量仅为114万人，但是到了2018年，我国的应届毕业生已经高达820万人。与此同时，扩招的不仅仅是大学本科生，就连研究生招生数量也在急剧增加。根据统计，2016年时，我国研究生报名人数为177万，到了2017年就增长到了201万人，今年的报考人数甚至达到了238人。我国的大学现在已经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但是随着双一流工程的实施。高校中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学生数量和比例都将明显提高，这样才能培养出更多的顶尖人才，建设研究型的世界一流大学。当然，研究生人数的急剧增加是和我国这些巨无霸大学密不可分的，根据2018年我国各高校研究生拟招生人数结果发现，全国招研究生人数在8000人以上的就有三所，其中人数最多的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今年拟招收硕士研究生为8900人，再加上博士研究生的6600人，2018年国科大光研究生就招收了15500人，是我国名副其实的巨无霸大学。除了中国科学院大学之外，华中科技大学和吉林大学2018年拟招收研究生数量也超过了8000人，其中，华科招收8500人，而吉林大学招收了8030人，这三所学校算是高校中的巨无霸大学。在研究生招生人数变化方面，其实2017年时，武汉大学招生人数为9300人，今年缩招了很多在职研究生的招生名额，少招生了2400人，因此今年拟招收的总人数降到了6900人。而郑州大学自从2017年被评为世界一流大学B类建设高校之后，为了提高研究生的比例，2017年招生人数为4900人，今年突然增加到了6600人。所以，这两所学校算是近两年扩招和缩招人数最多的两所知名大学。其实，我们印象中的巨无霸大学，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招生人数都是非常多的，比如2018年四川大学拟招收研究生人数是7558人，山东大学拟招收6600人等等。但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不光光看数量，同时也要看高校质量。大学是一个教书育人的地方，培养优秀人才永远都是一所大学的根本，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些大学能够合理利用大学资源，早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如果大家对此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可以积极留言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