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COPD)是一种常见的可预防和治疗的疾病,以持续呼吸道症状和气流受限为特征。患者的呼吸道症状和气流受限是由明显暴露的有毒颗粒或气体导致的气道和/或肺泡异常引起的。2020年11月17日,慢性阻塞性肺病全球倡议组织(GOLD)发表了2021版慢性阻塞性肺病诊断、治疗和预防全球策略(GOLD 2021)。GOLD 2021综合参考近年发表的重要文献,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诊断、评估、稳定期与急性加重期的治疗做出了更新,旨在为临床医生提供最新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应对策略。GOLD 2021基本延续了上一版的结构,新增244篇参考文献,涉及中低收入国家COPD管理、全球新冠大流行背景下COPD管理等多个方面。GOLD科学委员会主席,德国马尔堡菲利普斯大学和吉森大学的Claus Vogelmeier教授以及英国国家心肺研究所的Peter Barnes教授为大家带来了精彩解读,有很多更新亮点不容错过!直击临床,COPD患者如何用药?01COPD全球流行,“吸烟”为头号罪犯Peter Barnes教授提到,COPD已成为全球主要流行病,全世界约有3.5亿患者,具有高患病率、高发病率、高死亡率、治疗成本高的特点。在2018年中国成人肺部健康研究(CPHS)的研究结果显示,20岁以上人群COPD患病总数将达1个亿(见图1)。图1:在中国,COPD影响约1亿人健康状况谈及COPD的危险因素,除吸烟这一“头号犯人”外,越来越多的“团伙”也逐渐被逮捕,例如职业性粉尘和化学物质、空气污染(烟尘、烹调时产生的大量油烟和生物燃料等)、感染等。对于40岁以上的吸烟人群、有COPD家族史、反复咳嗽咳痰,或经常油烟暴露、长期暴露在粉尘环境中工作的人,需要定期做肺功能检测。一旦确诊COPD后,离不开后续的治疗和干预。02长效支气管扩张剂仍是治疗基石,早期慢阻肺治疗优选LAMA针对COPD患者,长效抗胆碱能药(LAMA)能够减轻患者症状、改善生活质量、降低急性加重风险等,依然是COPD稳定期治疗的一线基础用药。M3是介导支气管和气管平滑肌收缩的主要毒蕈碱受体,参与粘液分泌和血管平滑肌细胞血管扩张。抗胆碱能支气管扩张剂阻断平滑肌上的M3受体,舒张气道平滑肌、抑制黏液分泌,从而实现全面控制症状。理想的COPD抗胆碱能药物应拮抗M1和M3受体,对M2受体的亲和力较小。研究表明,与其他抗胆碱能支气管扩张剂(如芜地溴铵,甘罗溴铵,阿地溴铵)相比,噻托溴铵与人类毒蕈碱M3受体的解离时间更长,在临床中会起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见图2)。图2:LAMA与人类毒蕈碱M3受体的解离时间比较噻托溴铵作为慢阻肺起始治疗的优选用药,其有效性已得到一系列循证医学证据的支持。尤其对于慢阻肺早期患者,噻托溴铵可延缓肺功能年下降速率,显著改善肺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见图3)。图3:早期COPD患者使用噻托溴铵的疗效03避免过度使用!ICS适用哪些人群?目前临床中仍有一部分急性加重风险低的COPD患者,接受了含有吸入糖皮质激素(ICS)的治疗。事实上,ICS吸入过多可能增加COPD患者局部气道免疫抑制,从而增加对细菌的易感性,高剂量ICS更是肾上腺抑制的重要危险因素。其实,在慢阻肺急性加重期长期使用口服糖皮质激素反而会增加肺炎发生率及全因死亡率,因此临床上使用ICS需要对患者进行评估。近年来,ICS在COPD人群中应用普遍,在预防COPD急性加重方面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获益,然而并非所有COPD患者均受益于ICS。启动ICS治疗时应考虑哪些因素呢?嗜酸性粒细胞(EOS)是第一个能在血液中测量的标记物,可作为是否给患者使用ICS的依据之一。只有每年发生≥2次中度急性加重、血EOS300/μl、患者有哮喘史及慢阻肺急性加重住院史时强烈推荐使用。(见图4)。图4:在使用一种或两种长效支气管扩张剂启动ICS联合治疗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图5:WISDOM试验04主动吸烟患者ICS疗效降低相关研究表明,无论是当前吸烟者还是既往吸烟者都可以从ICS的肺功能和急性加重率方面受益,但相较于轻度吸烟者或既往吸烟者,重度吸烟者或当前吸烟者的获益程度较低(见图6)。图6:吸烟状况对ICS治疗COPD疗效的影响不止药物,给药装置同样重要!COPD药物治疗涉及多种给药方式,其中,吸入疗法仍是推荐的首选给药方式。相较其他给药方式(如静脉给药、口服给药),吸入给药可使药物最大限度到达目标组织,直接发挥疗效,保证最小限度到达其他组织,降低药物引起的副作用。然而,吸入疗效受药物递送装置、药物自身特性、使用者手口协调性等因素影响,实际应用时并不完全保证充分给药。Peter Barnes教授谈到吸入装置是决定COPD药物是否有效的关键因素,因此吸入装置的选择至关重要(如图7)。常用治疗COPD的吸入装置有压力定量气雾吸入器(pMDI)、干粉吸入器(DPI)、软雾吸入器(SMI)和小容量雾化器等。图7:不同吸入装置的沉积率比较吸入装置特性和患者吸入技术会影响药物的肺部沉积和临床疗效,以软雾吸入装置能倍乐为例,与干粉吸入器相比,其具有输出颗粒小、输送药物效能高、不依赖于吸气流速、药物喷雾匀速缓慢的优势,患者可以轻松吸入且有高效肺部沉积。不同的吸入装置有其各自特点,临床医生需了解常用的吸入装置特性以便为患者推荐合适的吸入装置。非药物治疗增加,建议补充接种疫苗除了药物治疗,非药物治疗也有许多亮点。其中,接种疫苗可以使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获益很多,比如降低疾病恶化可能性及死亡率等。GOLD 2021有关疫苗的内容特此记录如下,供读者参考。01流感疫苗流感疫苗接种可以降低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的严重疾病(如需要住院治疗的下呼吸道感染)发生风险和死亡率。推荐使用含有灭活或活灭活病毒的疫苗,因为它们对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老年患者更有效。一项基于人群的研究发现表明,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特别是老年人,多年接种流感疫苗后,他们患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降低。02肺炎球菌疫苗建议所有年龄≥65岁的患者接种肺炎球菌疫苗,即PCV13和PPSV23。PPSV23也推荐给患有严重共病疾病(包括慢性心脏病)的年轻COPD患者或肺部疾病。接种疫苗降低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恶化的可能性,中等质量的证据表明肺炎球菌疫苗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益处。03其他疫苗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推荐:建议所有在青少年时期未曾接种过疫苗人群,补充接种Tdap疫苗(也称为dTaP/dTPa,百白破疫苗),以防止罹患百日咳、破伤风和白喉(见图8)。图8:百日咳的实际发病率大大高于报告中的发病率关注肺癌——COPD主要死因肺癌是COPD常见的合并症和主要死因,而且肺癌和COPD有独立于吸烟的相关性。GOLD 2021指出,气流受限(肺活量检查)、肺气肿(CT检查)或肺一氧化氮弥散量(DLCO)降低是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重要危险因素(见图9)。临床上,通过低剂量CT扫描筛查肺癌应该通过多学科计划实施,以解读CT影像、促进与患者的共同决策,并提供支持戒烟的服务资源。图9:肺癌进展的共同危险因素专家简介Claus Vogelmeier教授德国马尔堡菲利普斯大学和吉森大学医学教授马尔堡大学医学中心,呼吸科,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曾在美国贝塞斯达国立卫生研究所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担任两年博士后研究员。获得内科,呼吸科,心脏病学和变态反应学的学会认证。美国胸腔学会和欧洲呼吸学会在内的多个呼吸学会的成员2009年-2011年,担任德国呼吸学会主席。2009年,成为德国哮喘和慢阻肺联盟主席。2010年担任GOLD科学委员会成员和编委会成员,自2014年以来,担任GOLD科学委员会主席。2014年,获得“欧洲呼吸学会会员”荣誉称号。近日,加入《柳叶刀》呼吸医学杂志编辑委员会。在2018年,获得“美国胸腔学会会员”荣誉称号。从2018年到2019年,担任德国内科医学协会(DGIM)主席长期致力于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领域的科学临床研究,涉及发病机制、诊断方法和临床研究等多个方面。已发表400多篇科研论文,综述和书籍文章,并在同行评审期刊上发表了许多研究文章,其中包括《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The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The European Respiratory Journal》、《Chest》和《Lancet Respiratory Medicine》,并在众多国内外科学会议和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Peter Barnes教授英国国家心肺研究所的胸外科教授1987-2017年担任帝国理工学院呼吸内科主任伦敦皇家布鲁顿医院的荣誉顾问医师毕业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一等荣誉学位)曾发表1500多篇关于哮喘,慢阻肺及相关主题的同行评审论文(h-index 185,被引用次数超过13万次);共编写或编辑50多本专著。是世界上论文被引用次数最高的十大研究者之一2007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是150多年来第一位呼吸研究员现任慢性阻塞性肺病全球指南科学委员会成员担任30多家期刊的编辑委员会成员,目前是《COPD》副主编和《PLoS Medicine》呼吸主编曾多次发表著名演讲,包括美国胸科学会的Amberson演讲,欧洲呼吸学会的Sadoul演讲和伦敦皇家内科医学院的Croonian演讲费拉拉大学(意大利),雅典大学(希腊),坦佩雷大学(芬兰),鲁汶大学(比利时)和马斯特里赫特大学(荷兰)的名誉医学博士被评为美国胸科医师学会资深会员参考文献[1]Liwen Fang,Pei Gao,Heling Bao,Xun Tang,Baohua Wang,Yajing Feng,Shu Cong,Juan Juan,Jing Fan,Ke Lu,Ning Wang,Yonghua Hu,Linhong Wang.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in China: a nationwide prevalence study[J]. The Lancet Respiratory Medicine,2018,6(6).[2]A. Prakash,K.S. Babu,J.B. Morjaria. Novel anti-cholinergics in COPD[J]. Drug Discovery Today,2013,18(21-22).[3]COPD exacerbations: the impact of long versus short courses of oral corticosteroids on mortality and pneumonia: nationwide data on 67 000 patients with COPD followed for 12 months[J]. BMJ Open Respiratory Research,2019,6(1).[4]Sonnex K,Alleemudder H,Knaggs R.Impact of smoking status on the efficacy of inhaled corticosteroids i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a systematic review.BMJ Open.2020 Apr 15;10(4):e037509.[5]Takashi Iwanaga,Takenori Kozuka,Junko Nakanishi,Koji Yamada,Osamu Nishiyama,Hiroyuki Sano,Takamichi Murakami,Yuji Tohda. Aerosol Deposition of Inhaled Corticosteroids/Long-Acting β2-Agonists in the Peripheral Airways of Patients with Asthma Using Functional Respiratory Imaging, a Novel Imaging Technology[J]. Pulmonary Therapy,2017,3(1).编辑:李慧审核:王丽娜《医师报》投稿公共邮箱:yishibao2017@163.com注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及微信朋友圈尊敬的图片作者,您好,医师报已为您准备好稿费,请联系值班编辑:010-58302828-6808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有一个叫裘法祖的中国实习医生在此工作。因为德日同盟的关系,中国人在德国的身份比较特殊,不过由于裘法祖技术精湛,被破格留在了德国。优秀的人才总是受人瞩目,裘法祖医生25岁就在德国取得了医学博士的学位,他的外科技术远近闻名,早就在慕尼黑大学成了名人。前排右一为裘法祖罗懿·寇西尼,在慕尼黑大学附属医院实习的女学生,她的实习导师正是裘法祖,二人在日常工作学习中不断接触,渐渐产生情愫。寇西尼发现裘法祖跟德国男人很不同,他工作认真、医术高超、学识渊博,最重要的一点,赤诚待人,不虚伪做作。经过长时间的相处,两人相爱了。寇西尼出生于工程师世家,社会地位很高,她为了嫁给在异乡漂泊的裘法祖,承受了很大社会压力,不过她无怨无悔,二人成婚后不久就有了孩子,日子仿佛就要这样一天天过去了,然而,变故发生了……1946年二战结束,有一天裘法祖对妻子说:“罗懿,我想回中国去!”“为什么?”罗懿很不解,他们在德国生活得很好,没必要离开。“中国跟日本的战争结束了,我要回国,用我的医疗技术帮助我的人民。”1946年,时局动荡,虽然德国情况也不好,但远远比中国安定,罗懿看得出来,丈夫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她一向敬佩丈夫,同意了他的提议。1946年底,24岁的罗懿和丈夫以及小宝宝从德国出发,远涉重洋,来到了古老而陌生的中国。裘法祖回到母校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医院工作。当时的上海虽然是中国最繁华的地方,但仍然比不上德国繁华,在这里的生活有些拮据,但裘法祖的志向在于提高中国的医学水平,并不在乎生活水平,罗懿虽然出身富家,但不是贵妇性格,也对贫困的生活甘之如饴。1949年夏天,裘法祖面临一个选择,他的朋友劝他离开,渡海去东南一隅,裘法祖谢绝了建议,他希望亲眼看到新中国的曙光,罗懿肯定了丈夫的选择,虽然她是德国人,但因为嫁给中国人,也早已把自己当成了半个中国人,她希望新的中国繁荣富强。形势的发展比裘法祖预料的要快,很快上海就解放了。组织上对裘法祖夫妇十分熟悉,知道他们立场坚定,十分可靠,于是任命裘法祖继续担任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外科主任,同时聘请罗懿到上海外语学院德语系任教。就在生活即将稳定的时候,变数又出现了,组织决定把同济大学医学院迁到武汉,罗懿和丈夫随同学校一起转移。来到江城,裘法祖和罗懿的工资和住房面积都缩小了,但他们毫无怨言,不过由于罗懿是德国侨民身份,按规定要给予优待,这让她很不安。她跟丈夫一致认为,他们是普通劳动者,不应被区别对待。不久后,罗懿郑重其事地对丈夫说:“我要加入中国籍,我要以中国人的身份工作和生活。”裘法祖支持妻子的决定,赞同她的选择。罗懿按照欧洲女子冠夫姓的习惯,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裘罗懿。1958年9月4日,她接到了入籍证书,从此成了一名中国人。1979年,裘法祖以武汉医学院副院长的身份率团到西德访问,裘罗懿作为团长夫人,应邀出席了在慕尼黑举办的盛大宴会。席间,西德一位官员向裘罗懿敬酒时说:“夫人,为了增进中德友谊,我们希望您有双重国籍。如果您同意,我们愿给您一切帮助。”裘罗懿摇摇头,微笑着拒绝了建议,她早已经把自己当成中国人了。在武汉医学院,裘罗懿依旧教德语,她想尽一切办法让学生听懂、学会,按规定晚自习时教师可以不到场,裘罗懿却闲不住,她每天都到教室辅导学生发音,矫正口型,获得了全校师生的尊敬。1983年,裘罗懿已经61岁了,但仍是副教授职位,学校鉴于她对编纂《德华医学字典》的学术贡献,准备晋升她为正教授,裘罗懿拒绝了,她觉得自己获得的够多了,丈夫当时已经是中国外科领域的泰山北斗,声望如日中天,她没必要再拿一个教授的称号。1993年裘法祖成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背后也有裘罗懿的鼎力支持。一个德国的富家女,毅然嫁给中国的穷医生,并甘愿随丈夫回国奉献,在面对生活水平降低的情况时,不仅毫无怨言,还主动加入中国籍,又一次面对职称问题时,依旧自觉放弃,裘罗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了对丈夫的支持和对中国的热爱。裘罗懿中国人的身份,既是她的荣耀,也是中国的幸运。文丨棱镜
【编辑/郝佳 统筹/刘姝蓉】7日,第12次访华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到湖北武汉,在华中科技大学发表演讲,随后到该校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参观。大白新闻发现,默克尔之所以对华中科技大学格外垂青,与该校对于中德两国友好的促进作用密不可分。据了解,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由德国医生宝隆博士于1907年创立,该医学院的裘法祖院士、武忠弼教授都曾有力推进中德医学交流,并被德国领导人授勋表彰。2018年10月,中国首家中德友好医院正式挂牌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被命名为“武汉中德友好医院”。心系武汉,到访华中科技大学9月6日至7日,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对中国展开第12次访问,国际舆论给予高度关注,并花大量篇幅解读。中外媒体普遍认为,默克尔此次访华,从时机到成果,对中德两国都具有非比寻常的积极意义。这一次,默克尔在北京结束与中国领导人会谈后,马不停蹄奔赴湖北,开启为期一日的武汉之旅。9月7日,这位杰出的日耳曼女政治家先是“打卡”武汉长江大桥,从高处俯瞰两江四岸景色;随后,她踏入武汉著名工科学府、素有“森林大学”美誉的华中科技大学,在校内发表演讲,并与众学子亲切交流。默克尔此次显然是“有备而来”,她在演讲中对华中科技大学的杰出校友如数家珍,比如创立了灰色系统理论的邓聚龙、刘思峰教授,微信创始人张小龙,著名网球运动员李娜、李婷等。默克尔表示,他们都深刻地影响着世界。默克尔也讲述了武汉这座城市与德国的深厚渊源。她说,1982年,武汉与杜伊斯堡缔结中德第一对友好城市关系。时至今日,武汉仍存有不少“德国元素”,西门子、必胜客等德国知名企业及创新型中小企业在武汉“安家落户”。在十分钟演讲后的提问环节,这位和蔼可亲的德国领导人解答了学生们的热情提问。当一位同学用德语问道:“您认为,像孔子学院、歌德学院,应扮演怎样的角色?”默克尔回答:孔子学院为世界青年提供了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机会。歌德学院也一样,是增进德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理解和友谊的“解码器”。惊讶于这名学生出色的德语水平,她也给出赞赏和鼓励。同济医学院成为中德医学交流重地据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网报道,6日下午,德国总理默克尔一行又来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参观,并与医护人员交流互动。大白新闻注意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与德国医学界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同济医学院的前身为“德文医学堂”,系德国医生宝隆博士于1907年在上海创办,1950年迁至武汉。历经百年,同济医院已经成为中德医学交流最具影响力和最富有成效的平台。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同济医学院涌现了许多为中德两国医学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重要人物,其中,裘法祖院士和著名病理学家武忠弼教授被视为推动中德医学卫生交流的代表。裘法祖是公认的“中国外科之父”,1936年远赴德国求学,获得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先后在慕尼黑多所医院就职。1946年学成归国,他成为我国多项外科手术治疗法的开创者,并任同济医科大学名誉校长、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名誉院长。1984年,在裘法祖的建议下,中德医学协会建立,其任第一任理事长。1985年,裘法祖荣获德国政府颁发的十字功勋勋章。2004年,他又被德国政府授予“宝隆奖章”。同样致力于中德友好合作的还有我国著名病理学家武忠弼教授,他不仅在病理学上造诣精深,而且在中德友谊上作出了卓越贡献,曾当选为德国科学院院士、德国东亚科学论坛理事。据悉,武忠弼一生出访德国50余次,倾心参与和推进中德合作30年。1985年,武忠弼与裘法祖一同获颁德国十字功勋勋章。2002年,武忠弼又获得德国总统颁发的星级大十字勋章,成为唯一一名同获此二项殊荣的中国人。国内首家中德友好医院落地武汉2016年6月,在中德两国卫生部长李斌女士和赫尔曼·格罗厄先生的共同见证下,中德医学协会、德中医学协会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三方签订了关于武汉中德友好医院的合作协议。2018年10月31日,中国首家中德友好医院正式挂牌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被命名为“武汉中德友好医院”。34名来自德国驻华大使馆、德中医学协会的官员、专家到场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同年12月,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北京德国驻华大使馆接见了中德医学协会会长陈安民和同济医院院长王伟。会见中,施泰因总统对于加强中德医学合作,特别是与同济医院在人工智能和医学大数据方面的合作寄予厚望,并充满信心。他十分关注挂牌于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的武汉中德友好医院的发展以及光谷儿童医院的建设,并肯定了同济医院在中德医学交流上的努力和重要地位。他殷切期望,未来同济医院将被打造成中德交流的标杆。【资料来源:荆楚网、参考消息、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网、海外网等】
恐怖的“人体分割”疗法和"改良人种"手术,是否只出现在武侠小说和神话传说之中?然而现实中真有一个精通这种疗法和手术的“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人称"死亡天使",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军医,最终逍遥法外的纳粹一级战犯。门格勒是纳粹德国党卫军军官,设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军医,执掌着奥斯维辛集中营囚犯的生杀大权。医生被称为"白衣天使",然而门格勒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死亡天使",他为了尽可能多的使这些囚犯消失,先后有约40万无辜生命惨死在他的手下,而他最热衷的就是屠杀双胞胎和多胞胎。双医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为"对于四种种族人类的形态研究"。1911年3月,约瑟夫·门格勒出生于德国冈兹堡,他的父亲是德意志国家人民党和前线战盔老兵团的主要成员。或许是因为家庭的熏陶,13岁的门格勒就加入了当时的大德意志青年团,19岁来到慕尼黑医科学院学医。1935年,门格勒在慕尼黑大学里取得了第一个医学博士学位,1938年他又得到了第二个博士学位,同年加入了党卫军。党卫军前身为希特勒的私人卫队,简称SS,毫不夸张地说,自党卫军成立的那一天起,他们就只效忠于希特勒一人。1941年,门格勒加入了纳粹党卫军新建的维京师,参加了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并多次立功、获奖、晋升。1943年1月,门格勒在苏军的一次炮击中重伤,伤愈之后的门格勒被定为不可上战场之列,从此门格勒开始了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工作。对于门格勒来说,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工作就是,裁决囚犯成为劳工还是送到毒气室直接杀死,并对集中营里的囚犯人进行人体实验。门格勒的科学研究成果:"人和狗一样,都有谱系,有人在实验室里培养出了良种犬,我也能在里面培养出优良人种来。"在这个死亡集中营之中,门格勒没有了任何的道德和人理的约束,他在活人身上接种病毒和细菌,并对他们在不麻醉的情况下进行截肢和摘除器官手术。作为人类学和基因学的专家,他的主修方向是对双胞胎的研究,曾对三百多对双胞胎和多胞胎在不麻醉的情况下,被门格勒进行了截肢和摘除器官手术,成为了门格勒进行科学研究的"实验品们"。因受伤从战场前线退下来的医学博士,由救死扶伤的医生变成了杀人无数的“死亡天使”。门格勒的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纳粹军服烫得平平整整,军靴擦得锃亮,戴着白手套的手不停地挥舞,鹰隼一般的眼睛盯着他的"猎物"。门格勒的杀人方式简单粗暴,例如他在距地面150至156厘米的地方划了根线,凡是身高不在这两根线范围内的人一律被送进毒气室,"猎物"们由此分成左右两个行列,右边的留下,左边的处死。同时因为他天生洁癖,所以那些皮肤上有斑点和小疤痕的人,统统送进毒气室处死。当苏联红军逼近奥斯威辛集中营时,门格勒却在他犹太人情妇的帮助下从人间蒸发了。1945年1月17日,苏联红军逼近了奥斯威辛集中营,门格勒向西逃窜到了另一集中营,随后躲藏于西线的一个国防军战地医院之中,不过这时他已经不穿党卫军军装了,而是换上了一件普通的国防军军服。1945年6月,门格勒所隐藏的这支部队被美军部队全军俘虏,但却被他成功地用假名从美军的战俘营中释放,随后又在在他犹太人情妇的帮助下从人间蒸发了。1979年2月7日,约瑟夫·门格勒在巴西旅游胜地游泳时溺水身亡。1949年4月15日,约瑟夫·门格勒凭借他医学博士的学识和气质,竟然成功地从瑞士领事馆骗得了一个红十字护照,逃到了纳粹战犯的天堂——阿根廷。从此纳粹战犯门格勒不但能逍遥法外,而且还是艳福不断,他有犹太人情妇,而且还在与他的妻子伊琳离婚之后,又与他的弟媳马莎结婚,后来还和一位澳大利亚女子有一个女儿。不得不说,有时命运就是这样的不公,这个残杀了约40万无辜生命的“死亡天使”,生前竟然缺席了正义的审批。直到1985年6月5日,在经过DNA测试之后,门格勒的身份最终被确定,才正式将这个恶魔送入了地狱。
裘法祖一位二战时期身在德国的外科医生,他本着“医者仁心”的善念在德国期间救助了大量被德军屠杀的犹太人,而且他的善举也感到了很多德国市民的肯定,他因此被称作“中国神医”因为他的事迹40年后他更是受到德国总统的致谢。裘法祖本身出身在浙江杭州的一个书香世家,提起他学医的经过,还得从他儿时的一件惨痛经历说起,裘法祖在少年时其母不幸身患疾病,因为当时中国的医学落后竟找不出一位能准确查明母亲病因的医生,小小年纪的裘法祖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痛苦地死去,后来才知母亲患的只是一个阑尾炎,而在当时这个病是可以治愈的。经过这件事后裘法祖便走上了学医的道路,他要救治千千万万向母亲这样的病人。1936年裘法祖去到了医学技术先进的德国,在这里他获得了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随着第二次世界大的爆发,裘法祖因为是外科医生他也被慕尼黑征为军医。一天在大街上裘法祖看到一队德国士兵押送着5000犹太人,他一眼便看中这些犹太人生病了,如果不及时这了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死亡。于是裘法祖走上前去对押送的士兵称:“这些人得了伤寒!不能让他们就这样在大街上!我是慕尼黑市医院的主任医师,请把他们交给我们吧!”德国士兵本来也想找个地方将这些人“处置”,裘法祖这么一说这些士兵便将这些犹太人交给了他。裘法祖并没有将这些犹太人带回医院,而是将他们安置在一个地下室中,想办法为他们提供粮食和水,让他们能够活下去,之后和一些好心的同事救治了他们的病情。裘法祖的所作所为让这些犹太人心怀感激都称他是“中国神医”。随着战争的结束这些犹太人也得到很好的安置,而裘法祖在回到中国后也成为中国一位著名的外科专家。德国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发起总统得知后一直派人苦苦寻找这位中国神医,最后好心的犹太人主动提供了线索。最终德国政府向裘法祖颁发了一枚十字勋章。
“芸芸众生,孰不爱生?爱生之极,进而爱群。”就像秋瑾一样,热爱自己的生命的人活到了一定的境地之后,会将自己对生命的热爱散播到周围的每一个角落。这是小爱于大爱的升华。看到流离失所、惨遭迫害的犹太人民,面对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医者仁心”,作为一名身处于二战时期德国的中国医生,为了这些生命,他做出了一个求学于此的中国医生毕生最大的帮助,从德国党卫军手里解救了40余名犹太人。他就是裘法祖,一个看似普通的学者。1914年12月6日出生于浙江杭州,22岁从原同济大学医学院即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毕业后赴德国慕尼黑大学攻读医学博士学位。裘法祖用自己一生的不骄不矜与平淡自然诠释了爱的含义,还用自己的科学态度、技术特色、道德情操和人格风范影响着数代人。这是一场冒险的营救1945年,这是裘法祖在德国慕尼黑求学工作的第九年。身处国外的他,无法为中日抗战中的同胞们奉献自己的力量,因此他选择了为饱受迫害的犹太人民贡献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他做了一个惊险刺激的决定,能救一些是一些。当时的裘法祖是德国土尔兹市立医院的外科主任,见惯了生死的他依然对生命满怀敬意。面对不同寻常的蓝白条纹病服下的一个个惊恐的面孔,他无法无动于衷。他赌上了自己生命和职业威望,凭借着独有的勇气与智慧解救了即将被送往集中营的他们。当时的德国党卫军已经摇摇欲坠,他们急于将抓捕的犹太人送往集中营消灭。在押解犹太人的途中,这些饱经磨难的人们忍受着病痛与饥饿,无法长时间行走,因此都躺倒在了半路上。这一幕全然进了裘法祖的眼睛,他极其惊恐地告诉押解地德国军官,这些犹太人可能感染了风寒,不能这样躺在大街上,会引起无法控制的大面积传染,让德国军官们将他们交给自医治。这是多么危险的行为!还好德国军官们早已疲于战争,不再精于谋略,便将这些犹太人都交给了裘法祖。因此,在裘法祖的机智营救下,这四十余名犹太人全数获救。他是身处国外的“雷锋”,同样的做好事不留名,或许在他看来这救死扶伤这并无大碍,只是他的职责所在而已。二战结束后,裘法祖将自己的善举一起带回了祖国,没有在德国留下一丝线索。直到四十年后,德国发起了一个纪念二战胜利四十周年的活动,要寻找那些在二战时期热心救人的英雄们,寻找当时的这位英雄医生的事情也再一次被搬上台面。为了寻找到裘法祖,德国的国家电视台发布了关于裘法祖的寻人启事,号召全国人名一起寻找,才听说他在中国,最终锁定为时任中德医学协会中方理事长的裘法祖。找到他之后,联邦德国立马授予了他大十字勋章,全德国的人民都记住了这位71岁的中国老人,一名伟大的外科医生。医者仁心,爱在德国裘法祖在德国不仅发散了自己作为医者的大善,更是在德国收获了一份完美的跨国爱情。他的妻子是一位美丽的德国女孩Loni。看似无心恋爱只知求学的裘法祖,竟然对Loni是一见钟情。当时裘法祖是医院的住院医生,而Loni刚刚高中毕业,来到医院学习护理。在裘法祖的回忆里,第一眼中的Loni是一个秀丽的姑娘,两根金黄色的小辫子,看起来十分的文雅礼貌,还有一丝东方的风度。对Loni一见倾心的裘法祖在后来的工作合作中更是与她有了更多的接触,两人便产生了爱情,走在了一起。然而当时的法律不允许日耳曼民族的女孩嫁给外国人,所以,即使Loni的父母不反对二人的交往,他们的恋爱与婚姻在刚刚开始的那一阶段也是无法见天日的。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仪式,但是他们的爱情确实从一而终、不受打击。心系祖国的裘法祖在抗战胜利后毅然辞去了德国的一切工作,而Loni也紧随着他,夫唱妇随,两人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了满目疮痍的中国。Loni对此毫无抱怨,她表示自己一定要和丈夫一起回到中国,无论中国处于什么样糟糕的境地,也无论回去的生活会多么的艰难。裘法祖回国后给Loni改了一个中文名,叫“裘罗懿”,即是冠上了自己的姓和Loni的音译,这意味着,从此以后,罗懿就将永远跟随自己,自己也会永远的保护她。来自医学生的浪漫,简单又幸福。罗懿后来也在总理亲自签署的文件中,成功的加入了中国国籍。对于一个女生来说,来到异国他乡,跟随自己的爱,跟随丈夫,在丈夫身边定居,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这也是裘法祖给她的无法衡量的爱与呵护。大爱无疆裘法祖是一名医学学者,他的一生都是低调谦逊的,他为中国建设了第一个器官移植机构,为祖国的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和建设贡献了巨大的力量。这就是学者令人钦佩的地方,不求大富大贵,但求自己所学能为社会带来贡献,能够用自己的力量爱戴身边的所有人。2008年,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汶川地震,当时裘法祖已有94岁高龄,他仍然战斗在救治一线。2008年5月26日,裘法祖院士和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的42名专家一起为来自汶川地震灾区的42名伤员会诊,祖国大难当前,他依旧奋不顾身。不幸的是,在同年6月14日,裘法祖逝世,享年94岁。他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奉献给了自己的事业。裘法祖虽然是临床医学家,但是他将自己的大半精力都用在了医学教育上,他主持以编写五年制医学教材为主编写了50多种医学教材,一个人的实践不如将毕生所学留给后辈,这是他超越寻常的伟大。他看重培养的医学后辈们,现如今也都成了学界有名的骨干。从一开始因母亲病逝发誓学医,到最后一秒都为医学事业奉献,裘法祖的一生都在救人,救得不只是生命,更是心,他用自己的谦逊低调与大爱无私,感染着身边的人和被他帮助过的所有人。他的故事应该广为流传,他的名字将被永远铭记!文/林伯南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正在世界500强知名企业美国艾伯维(Abbvie)开展新药研究的陈元伟博士收到了其硕士研究生导师四川大学知名教授的来信。导师告知陈元伟博士:导师本人得了前列腺癌症,医生给教授开了一种治疗前列腺癌症的药物叫比卡鲁胺,但是在国内没有生产和销售。“当时收到来信后很着急,立即去查了文献,发现在美国能够买到比卡鲁胺,于是就买了药并从美国给导师寄药到国内。比卡鲁胺对导师的病情有很好的缓解作用,所以自那以后我对前列腺癌领域就比较关注。”陈元伟博士告诉动脉网。正是从这件事开始,陈元伟博士便有了在中国研发生产让老百姓“买得到并吃得起”的新药的心愿。在2013年,陈元伟博士在国内开始了创新药的创业之旅——创办了成都海创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创药业”),而首款产品所选择的方向,正是针对前列腺癌的氘代药物的研发。作为一家专注于国产创新药研究及产业化的高新技术企业,海创药业建立了包括药物化学、生物筛选、工艺研究、质量研究、临床申报、临床研究、生产外包等在内的完整药物研发和产业化体系。在现有产品管线中,海创药业的HC-1119(治疗晚期前列腺癌国家一类新药)已经启动全球多中心临床III期试验;HP501(治疗痛风和高尿酸血症新药)已经进入临床II期试验阶段。众所周知,创新药的研发是一场考验企业创新力、执行力和团队凝聚力的艰难旅程。不断获得资本方认可并获得融资的海创药业无疑在这个过程中走的很稳健:从盈创动力、海思科药业、通德资本、复星医药、朗盛投资、楹联健康基金、吉林敖东,到广发信德、南岭基金、国发创投和博远资本,海创药业已完成了3轮融资,累计融资金额近一亿美元。在技术上,海创药业已申请 PCT和中国发明专利近120项,获得中国、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专利授权30项。掌握核心技术,打造全球领先的氘代药物研发技术平台氘代药物是指含有氘原子的药物,而氘代指的是将药物活性分子集团中的氢替换成同位素氘,因其无毒无放射性,又比碳氢键稳定约1~9倍,可以封闭代谢位点而延长药物的半衰期,从而降低治疗剂量并改善药物的药理活性,而被认为是一种优良的创新药物研究方法。自2005年以来,氘代策略便被广泛应用于药物的研究中,成为突破化合物专利和规避新药研发风险最有效和最直接的方式之一。海创药业开发的HC-1119是前列腺癌症治疗药物恩杂鲁胺(2019年全球销售43亿美元)的氘代药,而这背后,依靠的是海创药业打造的全球领先的氘代药物研发技术平台。陈元伟博士表示,海创药业的氘代药物研发技术平台在氘代药物的立项、筛选、临床路径开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海创药业目前已经申请了含氘代药物技术在内的120余项药物发明专利,为公司的创新药物的研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氘代药物具有速度快、成本低、风险小的研发特点,正成为全球生物技术制药公司竞相追逐的赛道。美国氘代药物公司Auspex在2014年成功登陆纳斯达克,并在2015年公布了旗下明星氘代产品SD-809(氘代四苯喹嗪)的临床三期试验数据后,被TEVA斥资32亿美金(溢价率42%)收购。2017年4月,TEVA宣布旗下用于治疗亨庭顿舞蹈症药物SD-809获得FDA批准,商品名为AUSTEDO。该药物成为FDA批准上市的首个氘代创新药。AUSTEDO 在今年5月获得国家药监局的批准。创立于2006年的Concert也于2014年登陆纳斯达克,市值达7亿美金。目前,Concert公司是氘代药物研发管线最多的公司,有超过50余个氘代产品申请了美国专利。不仅如此,国外多家大型制药企业如BMS、GSK等都在氘代领域有所布局。而科创板按照第五套标准上市的第一家企业苏州泽璟制药其核心产品多纳非尼也是氘代药物。苏州泽璟目前市值近200亿元。海创药业依托全球领先的氘代、PROTAC、前列腺癌症药物研发平台,开发具有广阔市场潜力的重大新药品种,目前有包括治疗前列腺肿瘤、乳腺肿瘤、痛风等疾病的多个创新药物处于临床和临床前不同研究阶段。优质创业团队,海归占比15%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家拥有强研发实力的企业,海创药业的团队“基因构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海创药业有80余名员工,其中海归人员占比达到了15%。“海创药业名字的由来就是指的海归创业。”陈元伟博士表示,“海归团队的优势一是可以带来国外药物研发的经验,二是具有国际化的视野。与其他团队成员优势互补后,能够对公司的发展带来诸多裨益,比如加速产品研发的进度。”创始人兼董事长陈元伟是瑞士洛桑大学有机化学博士、美国斯克利普斯(Scripps)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曾任职于美国拜耳、雅培、上海睿智化学等知名制药企业。公司首席科技官李兴海博士是美国犹他大学亨斯迈癌症研究所肿瘤学博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博士后,曾任职于美国默克、阿斯利康、上海睿智化学等企业,负责药物研发工作。首席医学官Frank G.E. Perabo 是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也是前美国ESSA Pharmaceuticals 首席医学官、执行副总裁和美国安斯泰来制药公司临床研发执行总监,拥有15年前列腺肿瘤药物研发工作经历,曾负责安斯泰来公司恩杂鲁胺产品的全球临床研究,成功在中国申请新药临床试验,推动多个新药进入临床阶段。如何进行市场布局?陈元伟博士认为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衡量。一是产品的潜在市场是否足够大。“比如癌症的市场就很庞大,在这个里面前列腺癌的市场份额也很大。”根据Frost & Sullivan 预测,中国2018年至2023年前列腺癌药物市场将以25.2%的增速增长,预计2023年将达到123亿元,2028年将达到326亿元的市场规模。“还比如痛风,中国市场也有巨大的未满足的临床需求,这就是我们考虑的第一个因素。”二是在拥有足够市场的领域是否有核心的技术。“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只有具有核心竞争力时,企业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取得足够的优势。”针对未来发展,陈元伟博士表示海创药业要努力从成都要走向世界,“我们不仅要开拓中国市场,还要开拓美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市场,致力将海创药业变成全球知名的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国际化创新企业。”
近日,株洲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在欧阳繁主任(博士)、罗莘副主任亲自指导下,率领结构先心亚专科唐江副主任医师,起搏电生理亚专科刘振芳主治医师完成了湖南省地市级医院首例心律失常伴房间隔缺损患者行“一站式”手术,将阵发房颤、房间隔缺损通过介入方法一次性解决,患者术后恢复良好。这是湖南省地市级医院率先开展此类手术,也标志我院心脏介入治疗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患者胡娭毑,因心律失常,阵发房颤入院。完善常规检查时发现患者同时存在先天性心脏病:房间隔缺损,同时有左向右分流,心房已经扩大。患者的心律失常及先心病问题均需要治疗,常规流程会在心血管内科先行房颤消融治疗,然后二次手术行房间隔封堵。患者需在短期内进行两次手术,同时住院时间也会大大延长。为尽量减少患者创伤,缩短患者住院时间,改善患者就医体验,经心血管内科电生理团队和结构性心脏病团队会诊,经过家属同意,选择更加安全先进的冷冻治疗阵发性房颤,并紧接介入房缺封堵。虽然房颤消融及房缺封堵在株洲市中心医院均已开展多年,但“一站式”手术尚属首次。为保证手术顺利、安全进行,心血管内科欧阳繁博士,罗莘主任带领大家多次商讨手术流程,完善手术细节。9月5日手术当天,经过周密安排,在超声科的积极配合下,唐江副主任医师、刘振芳主治医师充分术前准备,谨慎操作,顺利为患者实施“一站式”手术。整个手术历时2.5小时,患者术后恢复良好。此次心血管内科电生理团队与结构性心脏病团队尽各自所长,积极联手,强强联合,不仅为患者提供了更加优质、完善的医疗体验,也促进了科室的发展和医院医疗水平的提升。据悉,株洲市中心医院作为湖南省大型三甲综合医院,在株洲市率先开展心律失常介入诊疗与先心病介入治疗。近年来,独立开展包括射频消融、冷冻消融、左心耳封堵、肥厚性心肌病消融等多项技术。目前 “射频消融+左心耳封堵”,“冷冻消融+左心耳封堵”,“房颤消融+房间隔缺损封堵”等多类“一站式”手术在我院开展多年,但一站式同时治疗房颤+房缺尚属首次,尤其是在全国地市级医院较少进行,因为需要心内科亚专科实力雄厚。介入治疗的多样性,使得医生可以根据不同患者病情特点为每一位患者选择个体化治疗方式,而多亚专科联合诊治可以为患者提供“一站式”医疗服务,同时也彰显了株洲市心血管内科的强大实力,将医疗技术“一站式”服务与株洲市中心医院“一站式”门诊服务紧密配合,更好为病人服务。专家介绍唐江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硕士,男,39岁。政治面貌:九三学社。株洲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湘雅医学院兼职副教授,从事心内科工作17年。2011年进修于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内科,师从国内著名的张智伟教授,方臻飞教授。2013年于德国慕尼黑大学附属临床学院作访问学者。擅长:先天性心脏病,冠心病治疗。刘振芳硕士研究生,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师从省内著名电生理专家张翼教授,擅长各种心律失常疾病诊治。【来源:株洲市中心医院】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9月12日,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了2020年度大学排名在此次排名中,仍然将英国牛津大学排为第一,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排名第二,剑桥大学排名第三。每一种排行榜都有侧重,看指标就能够明白泰晤士高等教育的排名指标:教学(学习环境):30%教学声誉调查:15%员工与学生比例:4.5%博士与学士的比例:2.25%博士学位授予学术人员比例:6%机构收入:2.25%研究(数量,收入和声誉):30%研究声望调查:18%研究收入:6%研究生产力:6%论文(研究影响):30%国际化(员工,学生,研究):7.5%国际学生比例:2.5%国际工作人员比例:2.5%国际合作:2.5%行业收入(知识转移):2.5%从这些指标来看,一些科研数据可以通过检索搜集,而另外的声誉之类的只能够通过调查打分,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不同大小的任何水平不同,得分高低自然也会不同,这也是排名中一个非常大的缺陷。在泰晤士2020大学排名中,进入前200名的高校中,美国有60所,英国有28所,德国有23所,澳大利亚有11所,荷兰有11所,中国大陆、加拿大和瑞士也分别有7所。从发展趋势来看,欧洲大陆英国高校的排名有所下降,德国大学排名有所上升。泰晤士高等教育首席分析员菲尔·巴蒂认为: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德国‘即将取代英国成为欧洲的头号高等教育的强国’,这要归功于其额外的科研经费,对国际化的日益重视和成功的卓越计划。 德国的大学排名前30的基本没有,排名前50的也很少,但是排名在100左右的高校就很多了,德国大学之间的差距并不是特别大。以至于很多人都会疑惑,为什么德国没有大学能够进入大学排行榜前几名?这和德国大学的性质密不可分,也是德语国家和英国国家的差别所在。英语国家的评价标准肯定更适用与英语国家,这是对德国不利的德国大学比较倡导平均,各所大学各有特色,专业性比较较强,这些都是无法体现在大学排名中,因为大学排名更看重综合实力。德国的大学是非常受到认可的,比如一个德国精英大学的博士和英国超级五强大学的博士,哪一个的含金量更高?毋庸置疑的是德国大学的博士含金量更大。英国大学为什么排名高,除了科研方面,还有英语为母语的优势以及大量的留学生带来的国际化,英国的许多排名很好的大学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中国留学生最喜欢英国的就是一年制的硕士,简单说就是一年制的授课型硕士,许多西方国家不认可,拿到中国来还是能够忽悠不少人的。德国大学作为近代大学之母,经历了辉煌,也经历了毁灭,今天德国的大学是世界上似乎再也有没有哈佛、牛剑之类大学的响当当的名号了。看一下这次德国大学中进入前200名的23所大学基本上德国排名最高的大学还是慕尼黑大学德国的几所著名工业大学排名也不低,慕尼黑工业大学、亚琛工业大学、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这几所工业大学工科实力非常强。柏林大学分离的两所柏林洪堡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也上榜,另外,在精英计划中,两所柏林大学又联合了柏林工业大学成功入选最新的精英大学研究群。柏林著名的医院夏利特医院也上榜,这所医院是柏林大学的附属医院,由于二战后的柏林大学一分为二,这所医学院也是历经变化,很多排名都是单独作为一个医科大学来进行排名,夏利特医院是德国最大的医学院。另外,以经济学擅长的曼海姆大学也进入了前200名。实际上,德国还有一些著名大学没有进入前200名,黑森州著名的工业大学达姆施塔特工大,还有康斯坦茨大学、法兰克福大学、耶拿大学、明斯特大学等学校都是非常不错的。从发展趋势来看,德国的大学整体综合实力能够超越英国吗?从QS和THE的评价来看,首先德国需要一份自己的大学排行榜,QS和THE的排名中第一名没有不是英国高校的,美国的USNews排名中第一名也都是美国,中国的ARWU排名中,第一名也都是美国的。不过,英国和德国不同的高等教育风格也决定了德国严谨而严格的高等教育很难像英国高校一样的欢迎,不容易毕业就限制了太多的学生了,大多数人读大学只是想去一个名校,拿一个海外名校文凭。
10月份是欧洲高校的传统开学季,今年即使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各国大学生们依然陆续返校,迎接新学期的到来。而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许多中国学生选择留学的目标国家也在重新调整变化之中。作为现代“通识教育”的发源地,欧洲凭借其深厚的教育积淀以及在当前全球知识信息化时代的探索和变革,日渐吸引着更多中国学子。在英国上大学虽然学费昂贵,但学制时间短,学位国际认可度高,因此英国一直是中国留学生赴欧洲的首选。然而,英国政府在过去几年里大量削减国家教育经费,使得大学过度依赖学费收入,教育私营化的缺陷在新冠疫情和脱欧僵局的面前暴露无遗。德国以专才教育著称,注重培养具有“工程师精神”的专业人才。德国高校数量多,没有学费而且生活成本低,但宽进严出的学制让学生辍学率一直居高不下。近些年,德国高校纷纷开设新兴交叉学科,这让新生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做专才还是通才,就业前景哪个更靠谱一些?芬兰是全球教育的标杆,“基于现象的学习”的跨学科主题式教学被各国争相效仿。不同于英国的精英教育,芬兰走的是平民化路线,国家在财力物力上对教育的支持不遗余力,教师是最受欢迎最受尊重的职业。然而,芬兰的教育界依然有深深的危机感,害怕成为下一个“诺基亚”。在新冠疫情对留学教育带来巨大冲击和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特编发此文,对比呈现欧洲比较有代表性的三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模式以及新环境下他们各自面临的挑战,希冀引起社会各界对大学教育含金量和留学规划的理性思考。英国高度精英化导致家世人脉比学识更重要?特色:精英化和经营化代表人物和理念:约翰·亨利·纽曼和“博雅教育”挑战:大学过度依赖学费收入,私营化缺陷在新冠疫情和脱欧僵局面前暴露无遗19世纪神学家、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是英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他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不仅详尽地论述了自由教育思想,而且明确提出,对受教育者而言,大学教育就是自由教育。这正是后来“通识教育”的理论渊源,也即最初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博雅教育”。约翰·亨利·纽曼所谓“博雅教育”,又翻译为“自由教育”,由希腊的“自由七艺”发展演变而来。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了自由教育思想——教育不是为了实用需求,而是为了心灵的自由;通过发展理性,实现人的身心和谐发展。古希腊把几何、算术、天文、音乐、逻辑、修辞、语法这“自由七艺”作为一种提升修养的训练手段。一旦完成这些科目,便可进入自然哲学和辩证法等高级科目的学习。直到13世纪,巴黎、博洛尼亚以及晚一些成立的牛津、剑桥等大学都一直保持“自由七艺”的传统,修读完这些基础科目后,方可进入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可见“博雅教育”扮演着大学预科角色。“博雅教育”一直被视为贯通知识和造就高贵精神气质的手段,现在火热讨论的“通识教育”这个词与“博雅教育”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前者出现的时间较晚。1828年,耶鲁大学在其发表的教育报告中首次使用了“通识教育”这个词,通识教育在内容上除了人文,还强调自然和社会这两个领域。伴随着18世纪宗教政治改革,剑桥和牛津大学打破宗教限制,开启了现代精英教育。直至本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英国逐步敞开大学校门,实施教育国际化。据最新统计,2018-19学年度英国共有165所高等教育机构,238万学生就读,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24所大学为代表的罗素集团组成了英国精英大学。英国对精英大学的资源和经济支持占整个高等教育投入的绝大部分。如今,虽然英国的教育专家不断呼吁私立学校“去精英化”,否则会影响社会稳定,但英国上层社会依旧“高度精英化”。2014年英国社会流动性委员会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通过调查4000多名最高决策层成员的背景,发现75%的资深法官、59%的内阁成员、57%的高级公务员、50%的外交官、38%的议会上院议员、33%的影子内阁成员、24%的议会下院议员都拥有精英学校文凭,而这些人把持着英国社会主导权。2019年英国社会流动性委员会公布的最新报告再一次表明:“过去四年来,社会流动一直停滞不前,上层社会的孩子天生享有特权。”在这种社会架构中,家世人脉比学识更重要,社会底层的孩子很难跃迁。其实,早在2013年英国政府就提出在全球推广英国教育的战略,打造英国教育品牌,并开放高等教育市场,欢迎国际学生。英国的大学开始扩招国际学生,通过市场化机制实现“盈利”。三年本科、一年硕士的“短时间镀金”学制也备受国际学生欢迎。根据英国国际学生事务理事会的数据,2017/18年度共有458490名国际学生在英国大学注册,占学生总数的20%。在英国上大学一直是一种“奢侈”的教育,即使是欧盟学生也要支付高额学费。由于英国脱欧,对于欧盟公民而言,赴英国上学将很快变得更加昂贵。根据英国政府在今年6月做出的决定,欧盟学生的学费每年会上涨到大约10000到38000英镑不等,而脱欧之前,对欧盟学生的收费最高不超过9000英镑/年。脱欧问题无疑会影响到英国大学对欧盟留学生的吸引力。新冠疫情让英国高等教育一直存在的系统性问题也暴露无遗。过去的财政分配上,英国政府大量削减国家教育经费,导致大学的资本化运营过分依赖国际学生的学费收入,其中高校总收入的14%来自国际学生的学费,“罗素集团”中国际学生的学费更是占了总收入的45%。萨塞克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彼得·多尔顿在给国家经济和社会研究所的论文中写道:“据大学自己评估,75%的国际学生因为新冠疫情暂时不考虑继续学习。”这意味着除了牛津和剑桥,英国所有的大学都将面临数十亿英镑的经济损失,甚至可能破产。英国大学联盟也发出警告:“如果不有效控制新冠的传播,可能会导致明年失去约30000个大学工作岗位。”德国洪堡教育鼓励“术业有专攻”特色:专才教育和“工程师精神”代表人物和理念:威廉·冯·洪堡和职业化专才教育挑战:跨界学科兴起使“通才”和“专才”的选择成为两难德国教育改革家威廉·冯·洪堡是德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他在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的支持下创办了一所现代“柏林大学”,但民众喜欢称它为“洪堡大学”,从这座名校走出的名人包括黑格尔、马克思、费尔巴哈、爱因斯坦、海涅等大师级人物。1806年,洪堡写信给当时普鲁士的外交部部长提出:一个国家只有通过教育普及智慧、美德、礼仪和知识,才能使这个社会的内在价值提高。于是,1809年洪堡从外交官被调任为普鲁士王国教育大臣。他成功说服国王威廉三世,普及终身学习的高等教育,建立了一所由国家资助、男女合校的高等学府。洪堡提出的“现代大学应当是以知识学术为目的,培养健全人格”的教育理念影响至今。威廉·冯·洪堡和英国现代教育奠基人纽曼的博雅理念不同,洪堡要求学生毕业时必须对一个专业有比较精深的了解。为了让学生们做到这一点,很多专业的学生需要五年(英美通常四年)才能毕业,而最后的两年则是完全学习专业知识,这为当时一蹶不振的普鲁士王国培养了大批国家复兴的专业人才。洪堡教育可以说是低成本的专才教育典范,也让术业有专攻的“工程师精神”融入德意志民族的血液中。据德国统计局的最新统计,德国目前有424所高校,其中综合性大学107所。德国的大学没有重点大学与普通大学之分,大体分为三类:综合性大学、应用技术大学和专科院校(如高等师范学院、音乐艺术学院、神学院等)。综合性大学偏重于理论知识和学术研究,适合将来从事科研和教学的学生;应用技术大学则倾向于结合社会对就业的需求,为企业培养有实践能力的学生。1.专业比排名更重要德国的大学排名不像美国一样进行综合排名,而是院系排名,比如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建筑学,柏林洪堡大学的会计金融学,卡鲁理工大学的土木工程,柏林自由大学的教育学等等,都是德国排名第一的专业,想要申请成功必须有漂亮的成绩单。2.毕业难,淘汰率高德国大学素有“宽进严出”之说,学生辍学率一直居高不下。据德国高校与科学研究中心估测,约1/3的综合大学学生和1/4的应用技术大学学生无法完成学业,建筑工程专业学生辍学率甚至高达50%。有些专业的学生因为挂科毕不了业,只好中途换学校和专业。在德国大学里,最痛苦的要数写学期论文和毕业论文,德国人对学术的严谨和敬畏是出了名的,对论文剽窃造假决不姑息。2011年,原联邦国防部长卡尔-特奥多尔·楚·古滕贝格因博士论文大段抄袭且未标明出处,不得不放弃博士头衔并引咎辞职。德国高等教育体制一直是其他国家效仿学习的对象,然而近些年这个榜样的角色已经开始发生改变。德国大学也开始追求国际化排名,希望赶超英美的顶尖大学,争取进入世界前10名。从最权威的世界大学排名来看,德国大学与英美大学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在今年9月揭晓的《泰晤士高等教育副刊》2021大学排名中,前20名世界顶尖大学中没有一所德国大学。在该榜单中,德国慕尼黑大学位列第32名,慕尼黑工业大学列第41名,海德堡大学排名第42。为提升德国大学在全球的学术竞争力和影响力,自2006年起联邦政府推出了“卓越计划”,并与16个联邦州政府共同签署了《大学卓越倡议》,为德国精英大学提供额外经济资助。2016年,联邦政府继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出台了高校科研一揽子方案,每年投入5.33亿欧元资金,以改善大学高精尖科研项目环境,使德国大学更具国际竞争力。除此之外,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种新趋势是:德国高校纷纷开设交叉学科的新专业课,除了经典科目(法律、工商管理或化学科)外,还新增了建筑材料工程、商业心理学和医学信息技术。这些新兴跨界专业的增加使许多新生面临艰难的决定:应该成为传统行业的专业人才,还是学习新兴学科成为所谓通才?将来的就业前景哪个方向更靠谱一些?芬兰教育的目的是教孩子成为幸福的人特色:普及教育公平的平民教育路线代表人物和理念:马娇·凯洛宁和“基于现象的学习”挑战:高等教育经费不断紧缩引发教职员工失业潮芬兰借鉴了他国的先进经验来建立完善的高校体系,然后不断创新,自成一体。1917年独立前,芬兰效仿的是瑞典和俄罗斯的做法,独立后借鉴了德国教育理念,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后,又学习了美国、丹麦等国的经验。从1640年第一所图尔库大学创立,到目前为止芬兰共有14所综合大学,24所应用技术大学,6个大学中心和3所特别大学(阿兰德应用科学大学、警察学院和国防大学)。赫尔辛基基础教育发展服务部负责人马娇·凯洛宁拥有教育学博士学位,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向是学校的未来和领导力。她的教育理念是教育不仅可以建立社会,还能促进社会凝聚力和幸福感,她也是芬兰“基于现象的学习”这一理念的主要倡导者。所谓“基于现象的学习”是通过跨学科的“主题式”教学,启发学生们从多维度综合思考事物和世界的复杂性,做到知识的“融会贯通”。“主题式”教学在芬兰中小学只占总课程设置的10%左右,剩下的90%依然是传统的科目,如数学、物理等。唯一不同于以往的新政策是:芬兰从2021年开始,高中也要开始普及这种主题式教学了。20世纪60年代初,芬兰的教育水平全球排名一度靠后,为此芬兰对教育方式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革,从教师资质、课程设计和社会福利三个方面重新定义了教育的意义。在引入新教育机制后,芬兰的学生从2003年到2012年这近10年间,在每三年举办一次的PISA测试中一直排名第一。到最近一次2018年的测试,芬兰仍然排名第七。排名第七,这好像也没什么值得炫耀的吧?但要知道,芬兰学生每周的作业量要远远低于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芬兰初中生平均每周花35个小时学习;而新加坡的初中生每周至少要花51个小时学习,上海是57个小时。大家都说芬兰的教育是未来的风向标。让我们来看看它的高等教育又有哪些不同之处?1.普及教育公平芬兰的教育体系追求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各个阶层的孩子都能上得起学,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学费全部由国家支付。基础教育阶段不仅免除学杂费,还免书本费,免费供应午餐。如果家庭距离学校超过3公里,还为这些孩子安排交通出行。大学阶段不但学费免除,因为学生不和父母居住在一起,还会有住宿补助。芬兰重视提升国民的整体教育水平,力求实现人人机会均等的教育环境。在高校的运作模式上则奉行国家督导、地方执行、自主管理和学术自由的原则。芬兰的大学全部是公立的,主要由芬兰政府资助,自筹资金只占很少一部分。目前芬兰人口的大学教育普及率是40%,到2025年的教育愿景是:20岁至24岁年龄段中,超过90%的人完成中等教育,88%完成高等教育;30岁至34岁年龄段的人口中,将有1.1%的人拥有博士学位。2.教育系最受欢迎教师是芬兰最受尊敬和信任的职业,芬兰的教育理念深信:只有优秀的老师才能因材施教,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所以每一个芬兰教师入职,都要经过严格的选拔和培养。在芬兰,即使小学老师也必须拥有教育学硕士学位。如果一个高中毕业生想报考教育系,除了优异的高考成绩以外,还需要经过面试和笔试选拔,被选拔出来的教育系学生都必须拥有三项不同能力:可教导性、人格魅力和学习动力。每一个教育系学生,除了传统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法以外,领导力、社会性情绪、合作教学、认知科学等也是必修课。教育系一般是五年制本硕连读,2019年共有8500名毕业生申请赫尔辛基大学教育硕士,但最终只录取700人,录取率只有8%。在一个关于芬兰教育的纪录片中,记者问一所中学的老师们:“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老师们的答案是:“教孩子们怎样成为一个幸福的人!”由于受到欧俄间贸易制裁的冲击,芬兰近几年的经济一直在低谷徘徊,导致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支持不断紧缩。财政上的窘况促使各大学不得不通过机构合并和删减学术项目的方式应对,但这种做法又引发了教职员工的失业潮。面对资金短缺,芬兰高校也采取了许多应对措施,比如,拓展经费来源渠道,积极争取欧盟资金和其他私人资金对其研究课题的资金支持;加强校际合作,联手企业共同进行应用技术开发。尽管芬兰的教育水平独树一帜,但芬兰人依然有强烈的“危机感”。2009年芬兰的社会学家、未来学家以及教育学家曾联名发出呼吁:防止芬兰教育重蹈诺基亚的命运。他们对比了诺基亚和芬兰基础教育的发展轨迹,发现有很多相似之处:二者成为全球创新标杆的峰值线几乎一样,都是一路遥遥领先;但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诺基亚的业绩陡然下滑。芬兰专家担心,芬兰的教育也会呈现这样的断崖走势。所以他们反复提醒说,牢记诺基亚前CEO的临别赠言:不要停留于过去的成功,永远要把注意力放在对下一个趋势的发现上。文/任淼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