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研究所

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目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研究”首席专家。紧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在2020上海书展期间，由中宣部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写的《新中国70年》引起了人们关注。该书主创、负责全书统稿的武力应邀登上讲坛，简明扼要地阐述了新中国如何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完成了建立工业基础、创立基本制度、巩固国防安全等一系列历史任务；又如何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改革开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实现经济腾飞；又如何在前两个历史时期的伟大成就之上，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综合国力蒸蒸日上，逐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部著作共40余万字，记述时间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直到2019年10月，是迄今为止涵盖时间最长的新中国史著作，被列为中宣部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中央和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推荐图书。《新中国70年》作为一部通史，紧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记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形成和完善过程，以经济建设作为主线，全景记录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外交、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各项事业。全书分为探索篇、改革篇和强国篇。探索篇（1949-1978）讲述了新中国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从而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巩固了国防安全，推动各项事业全面起步，使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实现了“站起来”,同时也为各领域的全面进步和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基础。改革篇（1978-2012）讲述了新中国如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在改革开放的探索中明确了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确立起“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突破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调动各种积极性，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增长的奇迹，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整体上实现了“富起来”。强国篇（2012-2019）讲述了新中国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包括经济建设在内的各项事业的历史性突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历史征程。生动体现“3件大事”该书出版后，《求是》发表书评称：“《新中国70年》是国史学界多年来努力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做了3件大事：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这一历史性课题进行成功‘解题’，使具有170多年历史的科学社会主义在近14亿人口的东方大国找到了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这3件大事，生动体现在《新中国70年》探索篇、改革篇、强国篇之中。”《求是》文章写道：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新中国70年》抚今追昔、以史为鉴，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创造的新版；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其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壮大了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与促进繁荣发展的力量，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阅读这部著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不为任何杂音所扰，不为任何风险所惧，奋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中国70年》 当代中国研究所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上海书展结束后，武力接受了长江日报读+采访。【访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跨越了“贫困陷阱”读+：这本书记录了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如何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新中国第一个三十年？武力：我认为，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问题，走进当时的历史场景，看到当时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最紧迫的任务，才能够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时，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国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和方针政策，即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并存发展、“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在经济运行上，实行政府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发展经济的总方针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在具体路径上，党内主持实际工作的同志最初倾向于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发展，既可以改善人民生活，又有投资少、收益高的优势。但是，抗美援朝战争使新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1952年，美国钢、煤、原油、电力的产量分别为中国的62.6倍、7.0倍、703.3倍和63.4倍。朝鲜停战之后又爆发了越南战争，二战后的两次局部热战都发生在中国周边，严峻的安全形势要求中国必须尽快建立国防工业。1953年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就指出：“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1952年，中国经济从战争创伤中走出来，开始转入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但是此时国内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国内资本积累能力非常低。中国大陆的人均GDP仅为119元人民币，人均储蓄存款仅为1.5元人民币，国家外汇储备仅为1.39亿美元，财政总收入183.7亿元人民币，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尚不足100亿元人民币。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面对当时的国情、世情、党情，选择了可以发挥政府优势、集中有限财力和保证社会稳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此时苏联又答应全面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尖端科技和国防工业，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从1953年起，新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根据发展经济学和“贫困陷阱”假说，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投资超过GDP的11%。旧中国经济最好的1931—1936年，资本积累率6年中有4年为负数，最高的1936年也仅为6.0%。而新中国1978年以前的资本积累率远远高于11%，最低时为1963—1965年的22.7%，最高时为“四五”计划时期的33.27%，被认为最合理的“一五”计划时期则为24.2%。从“一五”计划开始，经过20多年的工业化建设，我国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发展作为“硬道理”读+：作为史学专家，您如何阅读改革开放的历史大逻辑？武力：1978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和67.7%，城市居民消费处于温饱阶段，农村居民则处于贫困阶段。而从劳动生产率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了。1977年，法国马赛钢铁厂，从采矿到轧钢，年产350万吨钢，职工只有7000人；而当时武钢年产230万吨钢，职工6.7万人。日本丰田汽车厂，职工4.3万人，加上直接协作的工厂不过15万人，年产汽车270万辆；而长春汽车制造厂，4.3万人，1977年生产汽车4.3万辆；全国汽车行业70万人，1977年生产汽车总共也只有13万辆。中国的汽车跑10万公里就要大修，而日本车能跑40万公里。迅速改善人民生活的迫切愿望，特别是开眼看世界后发现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差距正在拉大的巨大压力，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的最大动力。强烈的忧患意识坚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此后邓小平率先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个引导中国社会主义走向创新发展的最重大命题，使中国迎来了活力迸发、财富涌流的时代。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对内“搞活”，通过“放权让利”和引入市场调节机制，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形成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招商引资、制度创新等方面积极作为，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协同作用，将资本、劳动力、资源、技术等要素普遍调动起来。中国还通过扩大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现了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这种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国内国外资源市场“统筹兼顾”的方针政策，使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1978—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高歌猛进，年均增速接近10%。1978年，中国的GDP为3678.7亿元，居世界第11位；2010年突破40万亿元，居世界第2位。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推进，中国的产业结构持续升级。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至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增加值最大的产业。中国的城市化率也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2年的52.57%，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读+：历史给我们以智慧和启示。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起点，如何从历史展望未来？武力：经过新中国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不仅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整体达到了小康水平，第一产业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而且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外汇储备国，第一进出口货物贸易大国，第三对外投资国，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成效显著，这些都标志着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而以信息化、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兴起，则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决了在中国进入新时代后如何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思想、理论路径和战略问题，以及未来世界发展的目标和方案，从而不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也同时丰富和发展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思想和理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并积极发挥中国作用，在合作共赢中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开始改变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自西向东传播并处于主导地位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新中国70年的生产力发展成就向世界证明：一是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中，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一条道路；二是衡量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的好坏，一个重要标准在于是否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长江日报记者李煦【编辑：贺方程】

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国史编研事业——为庆祝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30周年而作党建治学★★★★★摘要：陈云是党史国史中的领袖人物，也是党史国史编研事业的热心参与者、支持者和指导者。改革开放后，他作为中共中央党史委员会成员更加重视和关心党史国史的研究、宣传与教育工作，尤其对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成立和国史编研事业的发展给予了特殊的关怀和支持。他不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和“当代中国研究所”题写了馆名和所名，还为许多革命烈士、革命圣地、英模人物和在党史国史上有重要意义的单位题字题词，主持对一些党史重大问题进行研究、编撰，参与了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的指导，对党史国史的编研和历史经验的总结提出过一系列独到而精辟的见解。所有这些，对当代中国研究所干部职工和国史编研事业具有巨大的鼓舞与重要的指导作用。今年是当代中国研究所（以下简称当代所）成立30周年，此时此刻不禁令人想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陈云与当代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编研事业的亲密关系。陈云是党史国史中的领袖人物，也是党史国史编研事业的热心参与者、支持者和指导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进入了党中央最高领导层，以后长期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亲身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初期的许多重大事件，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也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一生与党史国史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后，他作为中共中央党史委员会成员更加关心党史国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尤其对当代所的成立和国史编研事业的发展给予了特殊的关怀与支持，令当代所人每当念及，无不充满崇敬和感激之情。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痛定思痛，深感过去最大的失误在于思想政治教育薄弱。为改变这种状况，党的意识形态战线的老领导、党史国史编研事业的奠基人胡乔木，同当时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几位老同志商量，拟向中央建议借鉴中国历朝历代设置国史馆的传统，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以下简称国史馆），以加强对国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并委托中共中央书记处原书记邓力群负责筹办。为使此事在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基建审批等各个环节能够顺利一些，邓力群特请德高望重的陈云为国史馆题写馆名。陈云知道后，丝毫没有耽搁，欣然命笔，写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十个大字。后来，鉴于马上设立国史馆在人才准备、办公场所等方面的条件都不成熟，邓力群考虑还是以大型丛书《当代中国》编辑部为基础，先建立一个筹备性质的机构较为妥当，名称先叫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同意了他的这个意见，并于1990年4月就此事向中央写出正式报告，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批准。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同意由邓力群代表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在政治上指导当代所。为解决当代所筹建过程中的实际困难，其行政和日常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1993年，当代所基建一期工程即将竣工，邓力群又恳请陈云为当代所题写所名。陈云再次欣然命笔，写下了“当代中国研究所”七个大字。为体现陈云对国史编研事业的支持，1994年创刊的《当代中国史研究》，刊名使用的也是陈云的手迹。陈云给予当代所和国史编研事业的格外关怀和支持，使当代所和国史学界不仅很自然地形成了对陈云的特殊感情，也产生了对陈云研究的特殊热情。早在2000年6月，陈云诞辰95周年、逝世5周年之际，《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社就举办了研讨陈云生平与思想的专题座谈会并刊发了有关文章。2006年，由当代所主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以下简称国史学会）成立了“陈云与当代中国”课题组。不久，在这个课题组的基础上又分别设立了国史学会和当代所的“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而且，当代所的“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于2015年进一步升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非实体研究中心。从2007年起，这个研究中心每年举办一次面向全国征文的“陈云与当代中国”研讨会，至今已连续举办了13届。这些研讨会的主题紧密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分散在各部门、各地区有志于陈云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使陈云生平与思想研究得以广泛、深入、持续地开展，也为宣传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另外，2001年当代所还把陈云为评弹界提出的“出人、出书、走正路”作为所风建设的指导方针。当代所和国史学会之所以重视对陈云生平与思想的研究，与陈云对当代所和国史编研事业给予过特别的关怀和支持固然有关，也与他在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担任过重要领导工作有关，但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对党史国史各方面的工作都给予过关心和支持，尤其对党史国史的编研提出过一系列独到而精辟的见解，对国史编研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晚年的陈云，为毛泽东的诗词手迹选、周恩来的祖居、刘少奇的纪念集和许许多多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文选，以及革命烈士和革命圣地的纪念碑、纪念馆题字题词，还为新中国的重点建设项目和英模人物题字题词，几乎有求必应。但更加弥足珍贵的是，他曾用两个半天的时间审查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的《中共党史陈列》，边看边发表意见；还接待过遵义会议纪念馆的来访人员，同他们详细谈了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先后主持了对《“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这一历史文件的撰写、对《辽沈决战》一书的编纂、对西路军历史问题的澄清，确认并说明了《遵义会议传达提纲》的真实性及其产生过程，参与了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的指导，回答了中共中央党史部门提出的有关中央领导机构在长征前后的变动情况等许多问题。在上述活动中，蕴藏了他关于党史国史研究问题的大量深邃思想。例如，无论研究历史问题还是总结历史经验，都要把史实先搞清楚、弄准确，使它们站得住、立得稳，经得起历史检验；要把历史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来看，绝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要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放到历史长河中来观察和评价，不能只截取其中某一段；要重视历史经验尤其是我们自己的经验，并且要用正确的思想指导经验总结，用正确的态度对待经验。正是陈云的这些思想，令当代所人和国史工作者受益良多、心悦诚服，以至在以往的13届“陈云与当代中国”研讨会中，有两届主题就是“陈云与党的历史经验研究”和“陈云与党史国史的研究”。了解了这些原因，人们对于当代所和国史学会为什么会那样重视陈云生平思想的研究，为什么会成为这一研究的学术重镇，也就不足为奇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陈云同志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确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立的功勋，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陈云同志身上表现出来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强党性原则、求真务实作风、朴素公仆情怀、勤奋学习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6月13日。）在当代所成立30周年前夕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回顾陈云对当代所和国史编研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更使我们对陈云同志的思念之情油然而生。我想，当代所的同志对陈云同志最好的回报就是牢记他的教诲，继续用他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十五字诀”指导编研工作，用他的“出人、出书、走正路”的“七字方针”指导所风建设，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加充分地发挥国史编研的存史、资政、育人、护国功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朱佳木：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长安街直播注：授权发布，本文已择优收录至“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网、澎湃政务客户端“长安街读书会”专栏同步），转载须统一注明“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出处和作者。本期责编：刘星月

新华社基辅10月19日电 专访：中国减贫经验具有世界意义——访乌克兰鲍里斯·库尔兹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奥莉加·德罗博丘克新华社记者李东旭乌克兰鲍里斯·库尔兹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奥莉加·德罗博丘克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中国在减贫领域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为世界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德罗博丘克认为，中国脱贫攻坚工作贯穿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伊始，中国在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推动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也加快了农村和农民脱贫进程。德罗博丘克说，中国的减贫经验告诉世界，“脱贫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一整套扶持政策”。她认为，人力资本培养、吸引投资和鼓励创业的环境以及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都需要宏观经济政策、金融、税收和司法等各方面政策扶持。因此，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应当借鉴中国减贫经验，制定中长期全面脱贫战略。德罗博丘克表示，具体来看，重视教育、推出城镇化和精准扶贫计划等政策对扭转中国的贫困状况至关重要。她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被称为第一生产力，教育和人才培养受到高度重视，农村地区教育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中国政府还积极推动高等教育，良好教育为民众提供了更多就业和创业机会，增加了摆脱贫困的可能性。近年来，中国持续推进城镇化建设，农民加快成为城镇人口，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开展了一系列精准扶贫计划，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德罗博丘克说，中国采取的精准扶贫计划，改变了农村营商环境，探索出许多特色扶贫模式，既解决了农民就业问题，又吸引了更多资金流入农村。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脱贫工作进入新阶段。德罗博丘克认为，创业和创新的时代精神也是中国减贫取得骄人成就的重要动力之一。中国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这一政策推动下，中国的年轻人、大学、科技园、企业纷纷行动起来，创业和创新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出特征。这也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提供了机遇。德罗博丘克指出，近年来中国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发展方面引人注目，信息技术的快速运用极大缩短了沟通距离和时间，加快了农村资源流动，提高了农村资源配置效率。她认为，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传统营商模式和就业形式，让贫困地区和人口有了更多追赶的机会。信息技术让农村和农民快速、深度融入经济发展的大潮中，收获更多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

昨天社科社发布了一篇《当代中国研究所的考博英语有多难？》最高分34分，最低分27分，由此可见一斑实际上是小编水平有限，望文生义，看图说话，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据 “一苇渡江” 纠正：国史所考博英语放到复试中，笔试满分50分。另有50分是听说，直接纳入面试，面试总分是250分，包括200分专业面试分和50分英语听说。公布的英语成绩只是指笔试部分，满分50。国史所网站上应该有说明吧。。向 “一苇渡江” 表示感谢！向各位用户致歉！

新时代当代中国史研究高端论坛在京举行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9月24日讯（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梅潇予）在我国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历史交汇期，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当代中国研究所于9月23日举办“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30周年暨新时代当代中国史研究高端论坛”。与会人员回顾了30年来当代中国研究所及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科研成绩、发展经验，并就新时代更好履行“修史、资政、育人、护国”职责进行了交流研讨。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与会人员谈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为新时代国史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与会人员认为，新中国史研究要围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重大问题，广泛开展研究阐释和宣传教育，引导人们深刻认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光明前途，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坚定广大干部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进一步激发全体人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与新中国同行共进。与会人员表示，30年来，当代中国研究所在党中央领导下，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引下，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坚决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组织出版《当代中国》大型丛书，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新中国7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19）》等，推出一系列标志性权威成果，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要求新作为。与会人员表示，新中国史研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至关重要。加强国史研究，必须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提高政治站位，增强理论武装，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研究工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旗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学习贯彻这一思想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贯彻到国史研究工作各领域各环节。始终坚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加快推进“三大体系”建设，推出精品成果，讲好中国故事。要通过扎实严谨的学术研究，形成对新中国发展历程、辉煌成就、丰富经验的权威历史记述，推出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新中国史研究成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中国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王京清等出席论坛开幕式。来自中宣部、中组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求是杂志社、中央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和部门的代表参加了论坛。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专访：中国减贫经验具有世界意义——访乌克兰鲍里斯·库尔兹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奥莉加·德罗博丘克新华社基辅10月19日电 专访：中国减贫经验具有世界意义——访乌克兰鲍里斯·库尔兹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奥莉加·德罗博丘克新华社记者李东旭乌克兰鲍里斯·库尔兹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奥莉加·德罗博丘克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中国在减贫领域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为世界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德罗博丘克认为，中国脱贫攻坚工作贯穿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伊始，中国在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推动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也加快了农村和农民脱贫进程。德罗博丘克说，中国的减贫经验告诉世界，“脱贫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一整套扶持政策”。她认为，人力资本培养、吸引投资和鼓励创业的环境以及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都需要宏观经济政策、金融、税收和司法等各方面政策扶持。因此，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应当借鉴中国减贫经验，制定中长期全面脱贫战略。德罗博丘克表示，具体来看，重视教育、推出城镇化和精准扶贫计划等政策对扭转中国的贫困状况至关重要。她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被称为第一生产力，教育和人才培养受到高度重视，农村地区教育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中国政府还积极推动高等教育，良好教育为民众提供了更多就业和创业机会，增加了摆脱贫困的可能性。近年来，中国持续推进城镇化建设，农民加快成为城镇人口，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开展了一系列精准扶贫计划，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德罗博丘克说，中国采取的精准扶贫计划，改变了农村营商环境，探索出许多特色扶贫模式，既解决了农民就业问题，又吸引了更多资金流入农村。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脱贫工作进入新阶段。德罗博丘克认为，创业和创新的时代精神也是中国减贫取得骄人成就的重要动力之一。中国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这一政策推动下，中国的年轻人、大学、科技园、企业纷纷行动起来，创业和创新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出特征。这也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提供了机遇。德罗博丘克指出，近年来中国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发展方面引人注目，信息技术的快速运用极大缩短了沟通距离和时间，加快了农村资源流动，提高了农村资源配置效率。她认为，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传统营商模式和就业形式，让贫困地区和人口有了更多追赶的机会。信息技术让农村和农民快速、深度融入经济发展的大潮中，收获更多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编辑:丁宝秀】 【来源：中新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由新塘镇与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合作共建的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新塘镇新时代基层党建实践基地10月16日上午举行揭牌仪式。增城区领导赵国生、陈小华，复旦大学政治系主任、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建军，以及区委主题教育第四指导组负责人、新塘镇负责人参加揭牌仪式。今年8月，新塘镇党委、政府与复旦大学合作规划建设的新塘镇党群服务中心完成建成并投入使用。目前该中心已成为全镇乃至全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阵地，得到了广大党员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认可。为进一步扩大成果，新塘镇又与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合作，在该镇党群服务中心设立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新塘镇新时代基层党建实践基地。该基地将通过理论研究与基层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大力探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模式、新方法、新路径。增城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区委组织部部长陈小华说，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以复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各个相关院系为平台，以“国际化”“跨学科”为特色，以“重新发现中国”和“推进对当代中国的深度研究”为学术理念，对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进行长期的跟踪研究，近年还持续关注党建与中国城市基层治理，发布了一系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新塘镇作为广东省特大镇，是增城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以党建引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新塘实践”中，积累了基层党建、基层治理方面的丰富经验。希望新塘镇与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秉承“互惠共赢”理念，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激发“1+1>2”的合力，共同为加强我区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加油助力，为增城区打造宜业宜居宜游优质生活圈、加快建设现代化中等规模生态之城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刘建军说，在中国未来发展进程中，镇一级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新塘镇作为经济发展的高地以及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地域规模以及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在全国是独具特色的，是值得研究和借鉴的。下一步，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新塘镇新时代基层党建实践基地将重点对新塘镇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进行系统的调研和深刻的挖掘，对该镇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对该镇的发展经验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综合评估，用成功的经验来指导实践，助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广州日报全媒体文字记者 李大林 通讯员 增宣广州日报全媒体编辑 林传凌

摘 要：本期《国外社会科学》出刊之际，正值新中国70华诞。立足新时代，观照70年，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海外当代中国研究面临怎样的挑战？有着哪些机遇？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面对前所未有的关注、赞赏和质疑，我们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在坚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生的过程中，我们如何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为此，本刊邀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魏海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唐洲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三位专家对这些问题分别做出回答。现整理发表，以飨读者。关键词：新时代; 海外中国研究; 中国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1：立足新时代，观照70年，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海外学界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试图解开中国迅速发展之谜的中国研究成为热点。请您谈谈70年来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在新时代背景下，海外当代中国研究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魏海生：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海外对中国的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群体、研究成果的影响力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研究内容上，表现为从重点关注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为广泛关注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外交、军事等问题;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以文献研究、区域性研究为主，发展为多学科方法熔于一炉的综合性研究;在研究群体上，表现为海外中国研究学者从过去集中在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西方发达国家和东亚国家，扩展到非洲、拉美等广大国家和地区;在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上，表现为海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逐渐突破学术范畴，对所在国决策机构、决策者的影响显著增强。上述这些变化，为我们以世界眼光、全球视野和开放胸襟博采众长，为反观时代、把握世情、认清自己提供了一个多向度的视角。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世界的中国观发生了进一步变化，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从而影响海外中国学研究者，进而影响整个世界正确认知中国带来了重要机遇。第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中国，如何认识中国、解读中国成为世界性话题。进入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愿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可以说，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在受到世界关注。《财富》杂志执行总编苏尔说过，目前全世界最有深远意义、最具社会影响的新闻都发生在中国。这为我们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了良好契机。第二，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受到世界瞩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随着十九大所确立的发展任务和奋斗目标的逐步实现，中国正努力打造除“中国经济”之外的“中国创造”“中国智慧”等众多名片，这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第三，中国在国际社会展示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把握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在深入思考当前人类前途、命运的发展方向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新时代对外交往的新理念、新举措，体现出中国把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这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搭建了重要平台。唐洲雁：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对海外中国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举一个例子，2016年，我到意大利宣讲中国道路，意大利很多党派的学者自发前来听会，会场上同声传译的耳机不够，他们就一层层围在同声传译的玻璃房周围侧耳倾听，场面令人感动。那天，来自意大利共产党中央的一位学者对我讲：“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步入低潮的话，那么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则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遭遇了严峻挑战。正是这个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异军突起，走出了一条新路，让我们这些共产党人看到了希望和前途。我们倍受鼓舞，我们为中国的发展感到高兴。”他的话，使我想到小平同志曾说过“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就始终站得住”。从小平同志当年说这话到现在，不到30年的发展，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激发了世界各国的政府、智库机构、专家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动力。他们研究的领域也逐步从原来传统汉学研究、文化研究，逐步转向现实问题的研究。大批学者，特别是很多具有中国教育背景的华人学者的加入，大大拓宽了海外中国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当前，中国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引擎，连续多年特别是近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0%，对世界扶贫事业的贡献率超过了70%。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已经在世界上赢得了广泛认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经写入联合国决议，“一带一路”倡议惠及全球。中国不仅为世界贡献了经济增长、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力量，还为世界上那些希望在加快发展的同时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就是为什么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研究中国的原因，这也为我们以高度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了崭新机遇。在这个国际背景下，开展海外当代中国研究，跟踪研判国外研究动态，进行相应的跟进、分析、再研究，因时而动、顺势而为，做到知己知彼，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海外学者更加全面、深入、准确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我们的历史和发展趋势。张树华：在人类历史上中华文明光辉灿烂，绵延数千年。多少年来，中华文化以其独特的内涵与魅力，吸引着域外学者的目光，引得许多境外饱学之士孜孜探究：在东方，中国研究有上千年的历史;在西方，中国研究走入大学，成为一门学科专业，也有了两百多年的历史。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中国的文化与社会科学事业也日新月异，与境外同行的开放与交流程度日益扩大。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实施，中国研究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门显学。从传统汉学到当代中国研究，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特别是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海外中国学研究呈现出一些新变化和新气象。纵览海外对中国的研究，可以发现以下这六个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是中国研究的学科外延扩大。由经典的以语言、历史等人文学科为主体的传统汉学，焕发新生，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海洋、环境、农村等当代中国研究的各个领域。二是中国研究的地区范围不断扩大。由传统的欧洲、美国到东亚地区，北起斯德哥尔摩，经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再到红海沿岸的埃及，非洲之角的南非共和国，甚至是西半球的阿根廷，都有当地中国学学者活跃的身影。三是中国研究的学科地位不断提高。从过去单纯的区域性研究变成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研究。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术地位也在攀升，不少中国学家成为区域性、全国性学术团体的带头人。另外，国际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一些大牌学者也在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在论述中常常以中国为例展开逻辑论证。四是中国研究的问题性、思想性不断增强。从过去的学院派考据式研究，开始转向更具现实性、对策性的智库研究。五是中国研究的应用性不断提高。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成果逐渐走出书斋、课堂，走向政界、商界等实际应用领域。六是中国学的中外互动性不断加强。国际汉学与走向世界的中国本土学术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对话。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中国本土学术研究的参与性、主动性越来越高。问题2：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球力量格局深度调整，发展引擎迅速东移，“往东走”“向东看”成为一股风潮。有海外学者、媒体认为中国的发展经验给其他国家很大的启迪和裨益，值得学习和借鉴，但也有一些以西方文明中心自居者因传统优越感逐渐丧失而借中国发泄哀怨，甚至企图以新的抹黑攻势来遏制中国发展。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中国学者应该如何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作用，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更好传播中国主张、讲述中国故事，做好国际舆论引导工作？魏海生：在传播中国主张、讲述中国故事、不断增强我国影响力方面，中国学者和中国智库任重而道远。就中国学者而言，一是坚定“四个自信”。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文化的自信是中国学者同海外学者开展平等对话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新时代，已充分证明其理论及实践价值不亚于现有的任何一种理论、道路、制度，而更具优越性及独特性。作为中国话语的传播者，坚定“四个自信”才能够在对外交流中做到“以我为主”，坚守自身话语体系的核心价值及概念。二是勤练“内功”。中国学者首先要加强自身的理论和学术修养，深刻领会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准确把握中国主张、中国故事的内涵，不断推出面向国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这样才能使中国故事的讲述更有力量、更有底气、更有自信。在国际交往中还要注意把政治表达和学术表达有机地结合起来，避免某种立场分歧带来的简单化的论争逻辑。三是“知己”之后还要“知彼”。要全面把握海外中国研究的动向、重点和有关学者的研究专长、方法与主要观点，有针对性地就海外中国研究专家学者所关注的领域和问题主动设置研讨议题，展开对话交流，及时解疑释惑，寻求共识。就中国智库而言，一是提高议题设置能力和热点回应能力。一方面，智库要围绕我国外宣重要议题和热点敏感问题等主动研究策划议题，有力有效开展引导。另一方面，智库要在一些重大事件、重要问题上及时发声，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做一些有深度的独家报道和专业分析，发挥好政府声音的有益补充角色。二是积极推动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要充分发挥智库了解国内、面向国际的优势，总结形成准确阐释中国实践、中国理念、中国价值、中国精神的对外表达方式，在此基础上进行多语种译介和跨文化传播。这里我要专门讲一下，在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中央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编译局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就是要充分利用该院在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文献编辑研究、经典著作编译等方面的资源和优势，加大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文献、党的历史、党的领袖对外宣传工作力度，进一步打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编译与传播系统性工作。三是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要深化与国际智库的交流合作，通过积极组织国际交流活动，有效参加国际论坛、研讨会，与外方相应机构开展合作研究、委托研究，在国际高端学术刊物上、有影响力的学术网站上发表研究成果等多种方式，进一步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四是重视全球性共同性问题的研究。要在关注国内研究、服务决策的基础上开阔视野，把握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比如生态保护、扶贫减贫等，结合我国经验向国际组织、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建议和帮助，成为向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重要载体。唐洲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关注前所未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的发展有些不同声音。这其中，既有对中国了解不够而产生的误读、误解，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抹黑丑化。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成为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时代使命。我们要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以开阔的视野、包容的胸襟，保持学术定力，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从宣传理念和话语体系建设的高度，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海外学者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丰富讲好中国故事的学术手段，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中国问题，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讨论和研究，积极组织研究项目，增强我们的学术影响力，提高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新时代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担当起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重要使命。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央的智库和地方智库之间要加强协作、深化研究，主动发声，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让世界真实、立体、全面地了解中国，特别是更好地了解新时代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回答好中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问题。我们地方智库要立足自身学科优势，扩大与中央智库单位的交流合作，把基础理论研究与海外中国研究结合起来，围绕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促进党的理论学理化，用科学的理论阐释国际传播实践中的各种理论困惑和问题，努力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同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提供鲜活的时代范例，做到用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增强我们的学术影响力，掌握话语权。张树华：2017年底，伴随着党的第十九大的召开，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西方大国的主流媒体不约而同地推出了封面重磅文章，惊叹“中国成功”“中国赢了”。欧美媒体竞相对“十九大胜利召开下的中国”进行了高密集度的报道，它们眼中的“中国谜题”正在以“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中国赢了”等舆论评价和叙事方式渐续展开。法国第二大报《世界报》打出“中国，强国崛起”的醒目汉字。德语世界老牌政论性杂志《明镜周刊》以“醒来!”为封面文章标题，对中国崛起的现状进行了多方位评述。美国《时代周刊》刊出封面文章“中国赢了”，认为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体系有更好的应对能力。《明镜》周刊则认为，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称“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军备和科学发展程度使其迅速跻身世界大国之列，这种发展态势是西方国家经历冷战争夺领袖地位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的”。一时间，西方传统强势话语媒体对中国舆论腔调出现强烈的“反差”：由此前的“蔑视、无视、敌视”转为“惊叹、认可、尊敬”。经济资料显示，近20年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之前，占世界人口10%的国家生产并占有了70%的GDP，这种状况延续了200多年。但从2001年开始，新兴经济体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超过了发达经济体，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2012年，新兴经济体对全球GDP总量的贡献超过50%，更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格局。据世界银行统计，2016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近60%，而发达经济体已经退到40%左右。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冷战结束后的近30年来，与世界经济天平的变化相呼应，世界政治也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局。与此相呼应，近年来西方媒体和学术精英表现出对西方制度尤其是西方政治的强烈反思或激烈批评。近些年我们看到了美国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学术思想和逻辑观点的嬗变。而另一位顽固的、西方民主及民主化浪潮的“旗手”拉里·戴蒙德也惊呼，民主在逆转，民主国家在缩减，一些国家的民主岌岌可危，西方自由民主质量下降。这位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民主》杂志主编认为，自1999年以来，民主崩溃的步伐趋快，尤其从2006年开始，民主的衰退变得越发显著，与此同时，全球权力架构因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出击而发生重要变化。此外，关于美国民主绩效之差的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不断有新的民调显示西方民众对民主政体自豪感在降低，政治不信任感和悲观论调在不断上升。面对近年来西方政治的种种乱象，2014年以来，《金融时报》连续刊文称，“全球民主大衰退”“英美民主政体遭遇危机”，呼吁做空“全球民主”。近期，关于美国民主绩效之差的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不断有新的民调显示西方民众对民主政体自豪感在降低，政治不信任感和悲观论调在不断上升。西方模式陷入了多重困境，这为国际学术界提供了鲜活的反面素材和绝佳的历史机遇。看来，西方传统政治学和经济学概念与逻辑已经无力解释“西方之乱、中国之治”命题，西方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受到冲击，西式政治学、经济学教材可能需要重新改写。而越来越多的国际有识之士将“期待”的目光转向中国。西方对华舆论前所未有的大反转凸显了世界政治潮流的浪卷翻涌，也预示着新的时代即将开启。回首20多年前，冷战结束，西方政治精英以“历史即将终结”的狂妄论调将西方民主升华为人类政治发展的标杆与模板，对中国进行大肆围堵，不断挤占和压制社会主义的政治空间。然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国这艘巨轮动力十足，劈波斩浪，扬帆远航。中国发展的伟大成就和中国道路的国际魅力成为世界政治潮流转向与新时代开启的强大动力。日出东方，中国这些年飞速发展的成就冲击着西方的认知，挑战了独尊一统的西方思想体系和学术体系。法国媒体《世界报》认为，中国的成就极具有象征意义，甚至称“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国世纪”。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西方的政界对中国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在2017年11月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时任白宫办公室主任约翰·凯利对福克斯新闻网表示，中国的政府体系看来适用于服务中国人民。包括凯利在内的西方政要和舆论精英指出，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看好和模仿中国模式，这是国际上过去几十年历史上不可想象的现象。可见，西方之乱、中国之治使得西方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冷战后30年来世界政治进程的反转、中西政治图景的强烈反差给人以深刻启示。以新时代、新思想等关键词为标志，中共十八大以来取得的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成果和思想成果，必将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乃至世界政治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问题3：尽管从国家实力和对世界的贡献来讲，国际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国际舆论西强东弱的格局还没有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动员各方面一起做思想舆论工作，奏响交响乐、大合唱，把中国故事愈讲愈精彩，让中国声音愈来愈洪亮。中国学者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推动、引导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向世界展示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魏海生：一是要了解和把握世界眼中的中国。在全球化格局下，世界各国、各地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更加紧密，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之间都在互相了解与彼此参照中把握自身位置，寻求发展策略和寻求多边交流合作。中国学者应加强国际上涉华舆情信息跟踪、收集和研判，深入研究国外当代中国研究机构、学者的相关成果，了解不同文化背景、观察视角、思维向度的观察者对当下中国的认识和评价，以及中国在当今推动全球治理、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二是要增进与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的交流。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是“传话人”，转述世界对中国的评价看法;他们是“倾听者”，聆听中国面向世界的自我陈述;他们是“传播者”，把中国的声音传给世界。在开展海外中国研究的过程中，要用好海外中国研究学者所具有的这“三重身份”，增进与他们的沟通交流，更好地发挥他们在世界上讲述中国、促进中国与各国间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桥梁”作用。三是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学术探讨的方式形成更多共识。海外中国研究学者来自不同国度、有着各自不同的经验和知识背景，秉持的理念意识也迥然有别。中国学者应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与他们的互动交流，形成一种有效的对话渠道、对话过程和对话机制，展开多种形式的项目课题合作研究，把我们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理解讲述给他们，改变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增进他们的理解认同，形成相互间更多共识。四要借助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的影响力推动“中国声音”在相关国家进行“本土转换”。人际传播在对外交流和对外宣介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海外中国研究学者是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主体。中国学者要将海外中国学研究置于一个开放式的结构中，与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建立起话语上的共同点、情感上的共鸣点，通过相互举办研讨会、开展合作研究以及资助访学等方式，推动“中国声音”沿着学术交流的轨迹在相关国家传播，让外国人讲中国事，增强中国声音的影响力与说服力。唐洲雁：我在国际学术交流和对外宣讲工作中一个重要的体会就是，我们的对外工作说到底还是做人的工作，如何说服人，如何打动人，是我们提高对外传播能力的关键。我认为自信和真诚是取得理解认同的两把钥匙。习近平总书记说：“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经过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取得的，也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科学产物。我在对外宣讲中就遇到很多海外中国问题专家，他们遇到了在西方理论和知识框架内无法解释的中国现象、中国事务，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方法和分析逻辑在研究中国问题上经常性失灵。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立足中国历史与实践，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学术风格，努力创建中国道路国际话语体系。还有一点就是真诚。由于我们和海外学者在立场、倾向、态度方面往往不一致，要想得到对方的认同，除了讲清楚学术理论和逻辑，还需要真诚交流，形成共鸣与共情。在交流中要善于联系实际阐释理论，针对问题解疑释惑，用客观的事实说服人，用鲜活的事例打动人，用丰富的情怀感染人，用过硬的道理影响人，把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寓于中国故事，使人听有所思，思有所得。张树华：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逆全球化潮流凸显、国际政治不确定性增加，保守主义、民粹思潮蔓延，某些大国的凌霸排外等“恶政”不断。我们正经历着国际政治经济大变革、大调整的一个大转折时期。人类社会又一次处于发展道路的十字路口。世界向何处去 21世纪国际社会能否避免和远离战争、冲突、恐惧、仇恨、分裂、贫困、饥饿、混乱，迎接和平、安宁、安全、和谐、开放、包容、共享、安宁、美丽的新世界？在世界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像波涛汹涌、漆黑茫茫的大海上的指路明灯，为国际社会合作与发展指明了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宏大，立意深远，恰逢其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新时代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世界梦”，是未来国际社会携手共进，共同描绘的宏伟蓝图和壮丽篇章，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深远智慧和博大胸怀。世界向何处去？排外还是合作，对抗还是共赢？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构建什么样的国际关系？成为国际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国际社会对中国充满期待。中国方案需要面对世界性问题。而如何让中国方案更好地为世界不同的国家接受，这就需要中国智慧。我们认为，讲中国经验、提出中国方案，不应过于抽象，大而化之、泛泛而谈无法得到其他国家的真心认同，必须善于提“真问题”，也就是要根据不同的国家正在面对、亟待解决的不同问题来提出相应的可借鉴方案。打个比方，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基本操作系统，非洲国家可以来下载并安装“如何扶贫”的APP，东欧国家可以在此基础上可发适合本地实际的“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企业和市场关系”的APP，等等。只有与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中国方案才具有生机活力。2017年以来，世界舆情出现了大逆转、大反思，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西方媒体更多地将目光转向中国。一方面，这体现了西方社会的政治光谱、政治图景日益混乱，政治和知识精英充满焦虑。另一方面，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模式引起国际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验、中国方案的提供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把握策略，一方面要坚持内外有别、张弛有度，另一方面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真正做到一国一策、一语一策。那么，如何对外讲好改革开放？过去40年来，一项项改革政策和实际成功汇成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洪流，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丰富并改写着数百年来西方流行的一些概念和范畴，正成为国际上政治类经济类教材的经典案例。最近我在出访“一带一路”沿线几个国家，在与国外同行交流中发现，多年来苦苦探索本国发展之路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充满特别的期待。但据这些国外同行反映，在中方专家参加并发言的会议上，他们听到的多是宏大叙事或一家独白，觉得中方发言和讲解缺乏针对性，不解渴。也难怪，中国一些专家千篇一律，不分国别和场合，往往“一稿打天下”，习惯了大话空话，只能自说自话，讲讲中国宏观政策、经济总量以及40年间取得的经济成就，却很少能运用国际比较的方法，因地制宜地与对方分享中国改革开放、区域或行业发展的具体经验。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级的“改革大师”，配得起国际上最高的褒奖。近年来，世界上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纷纷致敬中国改革。与此同时，一些境外专家经常反映，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中国改革开放也很成功，但中国很大，又与他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因此他们不知从何入手，从哪些领域可以借鉴中国经验，进而有针对性地用于诊疗自己的国度。一句话，面对中国改革开放这座人类知识和经验的宝库，他们看不清，也没弄懂，想借鉴学习中国经验却不知从哪里下手。改革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独特现象和领域，理论界、学术界设立跨学科、跨专业的“改革学”可谓正当其时、正当其用。国际上不少国家历史上都曾有过打着各种旗号的“改革、革新、变革”等。当代中国的改革以其宏大雄伟场景和改天换地的效应在世界“改革史”中独树一帜。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是伟大的哲学宝藏，也是千万个实操施策和行动指南。近年来，总结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不乏气势磅礴的鸿篇巨制。而要对外讲好中国改革开放，前提是科学和辩证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描述中国发展和改革经验，要坚持辩证法，不能错置时空和语境，将国内流行的“官宣式”照搬出去，通篇宏大叙事而缺乏规则性和实操性。也不能过于笼统而失去针对性，把我们还在探索的东西当作经验给人家。例如，白俄罗斯需要了解和借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是如何处理企业自主权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做法。非洲朋友则想学习借鉴中国各级政府在过去20年脱贫致富的治理经验。俄罗斯经济学界提出，迫切希望研究中国企业为何善于创新并实现技术突破，而俄罗斯企业却陷入了资源依赖不能自拔。这些都需要我们给出有针对性的回答。对外宣介中国40年改革开放，要内外有别;既要有宏大叙事，也要从细处着眼;既要从宏观层面讲明党的领导、基本制度、基本路线等中国特色制度文化本源，也要从中观层次介绍诸如区域协调、产业发展等内容，更要善于讲解特区发展、乡镇企业、技术创新、创业经营的微观案例。尤其尽量多介绍那些鲜活生动的中观层次和微观层面的改革开放案例。回顾和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既需要有大写意，也需要工笔画。推进改革开放难，总结好改革开放的真经验也不容易。对外讲述中国改革开放，也要科学而精准，最好一国一例、量身定制。就像手机有不同的操作系统一样，中国学术界要善于基于不同操作系统，多开发一些适应性和适用性强的APP，供有兴趣、有意愿的境外客户下载和使用。问题4：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不同文明之间应当相互尊重、包容互鉴。海外中国学研究是文明交流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当前“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观点，中国学者该如何在讲好中国故事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魏海生：第一，提高对于海外学者有关错误阐释和话语陷阱的甄别能力。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思潮不断涌现，借由新媒体迅速广泛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关注海外中国研究的学者，要及时厘清那些内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甚至种族主义思维的错误论调的危害。中国有信心走好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对于海外学者和民众的困惑与疑虑，要及时回应，以理服人;对于别有用心的攻击诘难，则要精准回击，正本清源。第二，大力推介中华文化，巩固国际社会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基础。利用好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中心、中国馆、中国图书中心等海外文化交流传播平台，进一步做好“感知中国”“文化中国”等综合文化活动品牌。注重挖掘中华文化的底蕴和内涵，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文化因子，着力说明中华文化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第三，秉持平等和尊重，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三个“超越”是新时代我国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鲜亮底色。中华文明向来有“不要人夸颜色好，留得清气满乾坤”的自信与定力，并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唐洲雁：在对外学术交流中，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务实的态度寻求中国成功经验对其本国的借鉴和启示。比如有学者在交流中表示，建议本国政府“像中国一样思考”，直接复制中国经验。这既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体现，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直接动力。在中外文明对话中，我们追求的是“和而不同”的理想状态，承认和尊重多样性，同时要积极客观地阐释我们的理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方法和体系，同时，也要关注海外学术前沿，有思考、有分析、有应对，以学立身，以理服人。比如，旨在解决全球治理危机的“中国方案”，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与传统，具有鲜明的东方特色，在未来有可能为全球治理提供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模式。这种模式没有强制性，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供发展中国家借鉴吸收，从而上升为一种共同经验。张树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多样共存超越文明单一优越。2018年10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国际会议上，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劳尔指出了当前西班牙中国研究的问题。他说，西班牙大学的中国研究仍是象牙塔中的“密封舱”，大学之间、大学与智库之间交流甚少。研究内容上，虽然主题呈现多元化，但仍过度集中在中国崛起等主流话题。西班牙学术界缺乏能力来打破有关中国形象的刻板印象，仍停留在诸如过去的异国情调、遥远而奇异的中国形象、由西方媒体提出的“中国威胁论”等方面。德国汉学家顾彬也在这次会议上指出，西方一些中国研究是一种片段式的、割裂的研究，没有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中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贯重视国外中国学的研究，并在我国学术界率先开创了“国外中国学”的研究。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将“海外中国研究”纳入“登峰计划·优势学科”，目的是搭建合作平台，构建中外文化互学、文明互鉴学术共同体。“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类文明的历史经验表明，思想学术交流在推动国际关系发展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随着国家综合实力持续提升以及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影响迅速扩大。在此基础上密切跟踪国际舆情变化，总结经验，对于做好文化走出去工作、增强软实力具有重要意 义。但是，文化“走出去”要认清世界形势。文化“走出去”不是建桥修路那样照着图纸就能完成的简单工程或技术活儿，而是类似播种耕作一样，需要风调雨顺和满足各种条件才能收到预期的良好效果。近些年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这是对外文化传播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外部因素。当今世界的意识形态之争和地缘政治争夺日趋激烈，逆全球化、排外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抬头。这些因素都给国际文化交流和相互借鉴带来重大影响。当此世界变局之时，如何判断和把握当前国际舆论态势或变化？我们不妨提出一个新的认知概念，即世界政治正进入“后国际形象”时期。在这个时期，以传播文化等形式塑造国家“软实力”、维护国家美好形象仍然重要，但更要敢于以直接而显见的方式迎接信息战、舆论战甚至混合战。如此一来，对外文化传播就与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比如，前些年“韩流”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但近来随着中韩关系因“萨德”入韩等问题趋于紧张，“韩流”好像冷却了下来。这说明，国家形象和文化工程等在国家利益碰撞和政治冲突面前，往往碎得“一地鸡毛”。这也警醒我们，需要升级版的对外传播方案。今后在确定2.0版的对外文化传播和“软实力”塑造的实施路径时，首先要从国际格局变化和地缘政治博弈的高度予以认识，分清轻重缓急，厘清文化传播与国家总体战略、国家核心利益的关系，这样才能有所收获。政治价值观是软实力建设的“道”。不少人在谈到对外文化传播时，习惯从地理区隔、人文、种族等角度着眼。但无数事实表明，对外文化传播以及国家“软实力”竞争的根子，还是在政治上，实质拼的还是政治价值和政治自信。如果说文化传播是打太极，政治价值的碰撞则是短兵相接。像约瑟夫·奈一样的西方政治谋士从不讳言，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价值。意识形态或政治层面的差别，仍是国际舞台上的一根主线。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人一张嘴就说它是所谓“自由社会”“民主国家”，而中国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其他一些国家比如俄罗斯则是“独裁国家”，如此等等，借以长期霸占国际政治和道义的制高点。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中国价值”“中国理念”。正因如此，提炼中国道路、中国价值及其相关的制度、模式、政策规则、标准等，对于我们的对外文化传播和软实力建设极为重要。这是根本上的“道”，除此之外的其他都只是“术”。强调“道”的根本意义，并不是说“术”不重要。在明确政治价值观这个文化传播和“软实力”建设的“道”之后，“术”的安排将决定这项工作的成效甚至成败。第一，审时度势，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处理好防御和进攻的关系。目前，一些国家保守主义、排外思潮盛行，在民粹思潮和“逆全球化”加剧的背景下，要确定适当的策略参与国际舆论斗争。有时突出正面宣传，以防御为主，传出中国的意见、主张和判断。有时则要转被动防御为有力反击，甚至是主动出击，攻其软肋，动摇并将对方拉下神坛，进而占领一席之地和道义制高点。第二，敢于与强手过招，才能赢得关注、赢得话语权和影响力。20多年间俄罗斯的经验和教训表明，获得国际影响力的手段不是一味“示好、示弱”。因为西方不尊重弱者，更蔑视怯懦者、犹豫者、失败者。国际舆论较量由不得安分守己、相安无事、自我表白、自言自语，要么攻城略地，要么甘心偏安一隅。第三，要重新规划对外宣传的路线图。面对西方世界竖起的意识形态堡垒和思想铁幕，要学会避其敌意和锋芒，眼光不只集中在纽约时代广场或维也纳金色大厅。不妨顺势而为、另辟蹊径，就像中国革命那样，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把重点放在周边和亚非拉等广大地区，做好东盟、俄罗斯和中亚等近邻国家的工作，创出一片新天地。第四，维护国际公理、主张国际正义。维护国际法和联合国的作用，反对霸权和“双重标准”。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结束，美国自认为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超越联合国，甚至践踏国际法，在国际事务中垄断权力，拉帮结伙，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每当此时，需要有国家站出来，公开反击美国的霸权行为，形成反美霸权、维护国际公理的大合唱。借此也可以在国际舞台上为自己塑造不畏强权、主持国际公理和正义的国家形象。第五，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更好公共产品，才是提高“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正道。从美国对外政策的反复与软实力的兴衰中可以得到启示：要尊重别国，尊重对手、特别是像中国、俄罗斯等这样的大国。追求软实力，绝不是一味地追求话语霸权，也不是一味地炫耀文化文明的优越性，更不是傲慢地对外输出价值观，而是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才是国际社会沟通民心、合作共赢、进而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正道。(作者： 魏海生，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唐洲雁，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张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原载：《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中国企业报中部之声8月7日，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原中国慈善联合会执行秘书长、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中心主任彭建梅，郑州慈善总会副会长、秘书长王万民一行走访中国企业报集团河南公司。彭建梅主任在座谈会上，中国企业报集团河南公司总经理李炜就中国企业报的主营业务及资源优势做了详细汇报。针对河南公司的下一步布局发展，李炜表示，依托总社的资源优势、围绕总社的战略规划，河南公司下一步将在做好传统媒体业务的同时，尝试进行多元化经营，发挥媒体平台的资源优势，做好产业融合。彭建梅主任详细了解了中国企业报集团河南公司的运营情况，并就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目前的科研课题及项目做了介绍。彭主任指出，媒体要充分发挥平台优势，完成转型和角色转换，提高附加值、探索产业融合。中国企业报依托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的优势资源，为企业和企业家的长足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要做好企业服务。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以清华大学教学科研人员为基础，联系国内外专家，多学科配合共同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研究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城市规划等各个领域。中国企业报服务于企业和企业家，研究中心的成果落地，最终需要大量优秀的企业做支撑，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与中国企业报，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此外，双方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度发掘、商业生产转化及慈善公益项目的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李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