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史研究

人民网北京9月24日电 (记者赵晶)9月23日，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30周年暨新时代当代中国史研究高端论坛在京举行。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中国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王京清等出席论坛开幕式。与会人员回顾了30年来当代中国研究所及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科研成绩、发展经验，并就新时代更好履行“修史、资政、育人、护国”职责进行了交流研讨。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与会人员谈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强调：“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为新时代国史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与会人员认为，新中国史研究要围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重大问题，广泛开展研究阐释和宣传教育，引导人们深刻认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光明前途，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坚定广大干部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进一步激发全体人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与新中国同行共进。与会人员表示，30年来，当代中国研究所在党中央领导下，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引下，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坚决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组织出版《当代中国》大型丛书，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新中国7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19)》等，推出一系列标志性权威成果，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要求新作为。与会人员表示，新中国史研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至关重要。加强国史研究，必须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提高政治站位，增强理论武装，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研究工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旗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学习贯彻这一思想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贯彻到国史研究工作各领域各环节。始终坚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加快推进“三大体系”建设，推出精品成果，讲好中国故事。要通过扎实严谨的学术研究，形成对新中国发展历程、辉煌成就、丰富经验的权威历史记述，推出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新中国史研究成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来自中组部、中宣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求是杂志社、中央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和部门的代表参加论坛。

朱佳木：改革开放若干史事忆述及当代中国史研究方法思考党建治学★★★★★【原编者按】朱佳木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调入当时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曾先后担任胡乔木、陈云的秘书，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历史的亲历者和部分重要决策的见证者，也是中共文献和中共党史、新中国史的研究者，对改革开放若干史事和历史研究方法有诸多珍贵见闻和独特见解。为了记录改革开放的历程，传播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成果，推进改革开放史的学科建设，本刊编辑部特就与广东改革开放史及历史研究有关的问题，专访了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的朱佳木教授。现将他的书面专访材料刊载如下，以飨读者。本刊编辑部（以下简称“编”）：20世纪80年代初期，万里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曾多次来广东调研，听说您还随他来过一次，能否谈谈当时的情况？朱佳木教授（以下简称“朱”）：1980年夏天，我从胡乔木同志那里回到1975年建立的由国务院政研室演变而成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在简报组工作。第二年春节过后，万里同志为解决晋煤南运中暴露出的铁路、港口运输问题，组织了一个阵容较大的考察组，约有五六十人，主要是国家计委、经委、煤炭部、铁道部、交通部等国务院部委的领导和干部，还从中央办公厅、书记处研究室、新华社等部门抽调了一些同志随行，其中包括我。这个考察组乘坐由六七节软卧车厢和餐车组成的专列，从3月下旬出发，先经刚建好的一条北京至大庆的铁线，在承德转向沈阳，到大连视察了港口，然后沿海一路向南，先后视察了天津、青岛、连云港、上海、广州、深圳、珠海等地港口和铁路的运力，边调研边现场办公，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然后从广州折返，由南向北，在湖南株洲转到怀化，沿着当时尚未投入运营的枝柳线（湖北枝城到广西柳州）北上，在山西长治、太原考察煤矿和铁路，4月下旬回到北京。考察组一路吃住基本在列车上，只是到几个大城市才让大家下来住一夜，洗个澡。“五一”过后，我又被抽调随万里同志去了一趟天津，考察和解决引滦入津等问题，约有一周时间。算起来，这次随万里同志调研前后共一个多月，行程上万里。所以，我曾开玩笑说“这可真是万里之行啊”。我们一行到广东大约是1981年4月中旬。此前原打算从上海出来后，在江西鹰潭转向福建视察厦门港，由于邵武一带出现塌方未去成。故到广州后，考察组视察过黄埔港、广州港，一度兵分几路，由万里副总理带少数人乘飞机去厦门，铁道部邓存伦副部长带我和另外几个人乘汽车去肇庆一带考察西江航运。万里同志回到广州，考察组合在一起去了深圳，并从深圳乘军舰到了珠海。那时香港、澳门还未回归，我们只能到沙头角中英共管的中英街走了走，又到罗湖口岸的海关楼顶上朝香港望了望，还坐军舰绕澳门转了转。那时，深圳正在进行基本建设，到处是工地，推土机、大吊车栉比鳞次，尘土飞扬。由于没有能容纳几十人的大会议室，所以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和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向考察组汇报，都是在装有空调的集装箱里，这给我的印象很深。那时稍微好一点、能接待游客的地方，好像只有中国青年旅行社办的大梅沙、小梅沙海滨浴场。但是，当我1999年带中央文献研究室部分干部去深圳参观时，那里已变成了一个现代化大城市，街道宽阔，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绿树成荫。前后不到20年，却恍若隔世，令人感慨万千。编：从早年一些历史文献上看到，陈云多次指出经济特区要总结经验。您曾经担任过他的秘书，请谈谈这个指示的内涵和背景？朱：我是1981年夏天被调到陈云同志办公室的，开始半年多只是帮助他挑选文件，并不负责全面工作，所以，对他一些讲话的情况不太了解。从公开文献上看，他最早提出经济特区要总结经验是在1981年12月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在那次讲话中，他提出现在特区只能是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的部分地区，不能增多，特别是像江苏那样的省不能搞特区；特区第一位的任务是认真总结经验。当时，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还没结束，四个特区筹办加试办也只有两年多，而个别地方领导同志又犯头脑发热的老毛病，不顾条件地提出在自己省的一些地方甚至全省都可以办特区。我体会，陈云同志的上述讲话，就是针对这种现象说的。就是说，特区刚刚试办，其中有利方面有哪些，负作用有哪些，还不是很清楚，因此，先不要急着办新的特区。“特区第一位的任务是认真总结经验”，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讲的。从这篇讲话中还可以看出，陈云同志认为试办特区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来料加工搞多了，要防止“把我们自己的产品挤掉了”，二是“人民币与外币同时流通，对人民币不利，会打击人民币，因人民币‘腿短’，外币‘脚长’”。我理解，他要求经济特区总结经验，起码包含这两方面的内容。1982年10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向中央上报了《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陈云同志在中办秘书局送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传阅件上批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那时我已负责陈云同志办公室的工作，所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看到批示后即打来电话，要我问问陈云同志，不断总结经验究竟指什么。刚好，那天我把新华社关于“广东沿海走私活动重新抬头，省政府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打击”的内参材料送到陈云同志手上，他便批给了赵紫阳，并写道：【“要不断总结，因走私分子会用各种办法。此件上说的不能‘以罚代刑’，很好。必须既罚，又有刑。”】随后又让我回话，说他所以强调不断总结经验，就是因为特区在试办过程中会不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只总结一次两次经验是不够的。后来，因为有人和海外一些舆论相呼应，说陈云同志“左”了，保守了，反对改革，反对办经济特区。他听到后一笑置之，并对我说：【“好哇，能把我‘一贯右倾’，‘老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摘掉，我很高兴呀！”】有一次，他还以开玩笑的口气问我，他到底是右了还是“左”了。我回答说：【“你没有右，也没有‘左’，还是站在原处没有动。变地方的是那些昨天说你右今天又说你‘左’的人。他们过去站在你的‘左’边，觉得你右了；现在又站到了你的右边，所以觉得你‘左’了。”】后来，针对国外有些人把中国共产党内分成改革派、保守派的言论，邓小平同志明确表示反对，还说他是改革派不错，但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他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他是实事求是派。1992年6月，李先念同志逝世，邓小平同志请陈云同志写一篇悼念文章。陈云同志在文章中特别提到，先念同志和他“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他还强调指出：【“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这篇文章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对那些造谣舆论的一个回应。编：听说1984年谷牧向陈云汇报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情况时您也在场，而且谈话纪要还是您起草的，是这样吗？朱：确实是这样。那是1984年春天，陈云同志按惯例在杭州休养。3月下旬，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此前关于对外开放和特区工作的意见召开会议，决定开放大连、青岛等14个沿海城市，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在会议纪要发出前，时任副总理的谷牧受邓小平同志委托，专程到杭州，向陈云同志汇报，听取陈云同志意见。谷牧同志到后把我叫去，将会议纪要给我，说请陈云同志先看看，然后他再去汇报。我把纪要送给陈云同志后，他用了半天时间，很细心地看了两遍，第二天便请谷牧同志过去。陈云同志和他谈了两个小时，其中即有关于文件的内容，也有很多涉及其他方面的内容。事后我考虑，谷牧同志当时没有作记录，为使传达尽可能准确，还是有个文字材料比较好，于是起草了一个谈话纪要稿，经过陈云同志审定后，当天送到谷牧同志住地。他见到后非常高兴，对我说，他正发愁回去怎么传达呢，有了这个东西就好办了。陈云同志在谈话中，首先明确表示同意关于开放14个沿海城市的座谈会纪要，然后说，纪要中有两个问题他很注意，一是提出开放城市要有“拳头”产品，二是提出国外来料来样的加工产品要有一定比例的内销。他指出，现在经济特区还没有“拳头”产品，但深圳有新的管理办法，这也是“拳头”，这样管理发展得很快。我理解，座谈会纪要和他所说的“拳头产品”，都是指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占领国际市场或替代进口的先进工业产品和高科技产品。他还指出，对中外合资、合作企业来样来料加工的产品，国内市场不能不让出一些，否则对外资没有吸引力。问题是让多少，“一定比例”可大可小。对国内工业，“保护落后是不应该的，但自己必须发展而且正在发展的东西，不要被外面进口的挤掉了。发电机组，开始是几千千瓦，现在搞到三十万千瓦，像这样的东西就要保护”。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他用了一句家乡的俚语：“癞痢头的儿子，还是自己的好。”在那次谈话中，陈云同志还谈到是否搞特区货币的问题，说对这个问题他考虑比较多。那时，一些同志力主发行特区货币，陈云同志认为不妥。他指出：【“特区货币究竟是一个特区发，还是每个特区都发？如果各个特区都发货币，实际上就是两种货币并存。而两种货币并存，人民币的‘腿’会越来越短，特区货币的‘腿’会越来越长。因为，‘优币驱赶劣币’，这是货币的客观规律。”】后来，他在中国银行两位工作人员就反对发行特区货币写给中央的信上批示：【“特区货币发行权必须在中央。决不能让特区货币与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流通。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出现国民党时期法币发行之前的状况。”】再后来，他在听取谷牧同志等关于特区货币的汇报时又讲：【“特区货币如果大家坚持要搞，我提出两条，一条是特区货币发行权属于中央；另一条是封关以后，特区货币只能在特区流通，不能在其他地方流通。”】那时，特区货币已经印好，由于特区有关管理部门感到这件事不那么简单，所以搁置了起来。关于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习近平总书记也说：【“推进改革胆子要大，但步子一定要稳。胆子大不是蛮干，蛮干一定会导致瞎折腾。”】陈云同志曾长期主持全国财经工作，而且被公认为是行家里手，自然在“稳”字上考虑得更多一些。今天回过头来看，我感到陈云同志那次谈话中讲的几条，都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必要的，而且也被经济特区特别是深圳特区逐渐做到了。总部设在深圳的华为、大疆、比亚迪公司，就是几个最鲜明的例证。编：据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连接上海与中央苏区的汕头秘密交通站是您从陈云那里知道后 去参观的，当时有两处遗址马上就要被拆掉了，在您的呼吁下才得以保留。您能具体讲讲这件事吗？朱：1982年初，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送来一份请陈云同志辨认的档案，是用钢笔写的，从内容上看关系到遵义会议的内容。他们说，事先已送给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邓颖超、伍修权等同志看过，都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想请陈云同志再看看。我等到陈云同志不太忙的时候把这件档案送给他，大约过了一小时，他就把我叫去说，这份东西是他的笔迹，是他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很可能是过泸定桥后，受中央派遣去上海恢复白区组织时留下来，被其他同志带到了延安。我把这个情况当即转告了中央档案馆，使他们喜出望外，也引起中央党史资料征委会的极大兴趣，又来信询问了很多有关遵义会议前前后后的问题。我根据陈云同志就这些问题同我的几次谈话，写成给征委会的回信，经他审定后发出，后来收入《陈云文集》，其中就涉及20世纪30年代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的事。陈云同志回忆说，他和博古同志是1933年1月乘船绕道香港，再从香港到汕头，那里有地下交通站，由他们护送先乘火车后乘小火轮，到粤东北与闽西交界的大埔县上岸，然后由中央苏区派来的武装人员护送进入福建。说到这里，他还给我讲过一个细节，就是一路上他总问到没到苏区，直到有一天，护送的同志说到苏区了，于是他躺在地上，大喊了三声“共产党万岁！”20世纪90年代初，我被调到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陈云年谱》编辑工作，需要搞清楚陈云同志20世纪30年代初由上海到中央苏区的具体过程。为此，我查阅了一些档案，还访问过曾任民政部副部长、当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保卫局执行科科长的卓雄。他告诉我，那时处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处在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之间，有一条秘密交通线，从上海来的人都是经过汕头，由那里的地下交通员先送到广东大埔，再由他带的一支手枪队从苏区过来接他们，陈云、博古一行就是他去接的。他还对我讲了一些路上的险情，并说这条交通线始终没有被敌人破获，前前后后走过200多位高级干部，周恩来、张闻天、邓小平等许多领导人都是经过这条交通线到达中央苏区的。从那以后，我就产生了一个强烈愿望，想有一天能亲眼看看汕头的秘密交通站，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进入21世纪后，我兼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每年全国方志办主任会议要在各地轮流召开。2011年，我提议会议放在深圳开，那里离汕头比较近，所以会开过之后，便驱车前往汕头，一下车就提出要看看地下交通站。当时负责接待的同志都没听说过这个地方，刚巧有一位参与工作的区委宣传部干部知道，便带着我们去。去后一看，那一带大部分建筑已腾空，只见当年作为地下交通站的华富电料行所在的那座三层楼墙上，用白色油漆写了几个大大的“拆”字。我当时就急了，说这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斗争的见证，现在所剩已经不多，千万不能拆啊！后来，当地同志又带我到当年以中法大药行汕头分号为掩护的另一处交通站参观，那里同样面临拆除的命运。当天汕头市负责同志宴请，我趁机提起这件事，他们面露难色。后来我才知道，按照城市规划，那一带街区需要连片改造，而且是引进外资，已和外商签了协议，马上就要动工，很难改变了。但我认为，这条红色交通线和汕头的这两个交通站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的一段很重要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条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包含着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是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红色资源，也是难得的革命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场所，保留还是拆掉，结果会大不一样。而且，汕头老城区是法国人按照巴黎城的样子设计的，街区改造不一定非拆不可，也可以修旧如旧。于是我四处呼吁，希望把这两处交通站作为市、省和国家的文物保护单位。这个意见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最终得到了省、市负责同志的高度重视，不仅把两处遗址保护了下来，而且还使它们先后被评定为市和省的两级文保单位；2019年10月，又在多方努力下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名录。据说那里现在已经布置成展览馆，开始接待游客了。编：您曾担任过胡乔木的秘书，后来又兼任过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所长，请您也谈谈胡乔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方面有过哪些思考？朱：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后抓全面整顿，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同 “四人帮”斗争，决定以胡乔木同志为首，在国务院组建一个政治研究室。我当时正在部队做宣传教育工作，也被调入这个部门，分配到理论组。调去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胡乔木同志等人受到冲击。粉碎“四人帮”后，在“两个凡是”方针的影响下，政研室发生分裂，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未能恢复工作，直到1977年5月邓小平重新工作，情况才改变。一开始，先让胡乔木同志去主持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的写作班子，我从那时起做他的秘书，所以年底跟随他到了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基础上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同志上任伊始，立即起草了一个“三年规划的初步设想”，上报国家计委，以便能将预算列入第二年的计划。设想中除了有要求新建科研用房、职工宿舍、办公经费等项目外，还有要编写的一批基础性著作和一批要筹建的研究所，其中包括中国现代史研究所。后来在正式报告中，他将现代史研究所的名字改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鉴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所领导和骨干，便临时找人凑成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写作班子。这本书一直未能写出来，他又提议在近代史研究所里成立了一个现代史研究室，目的也是为今后组建研究所做准备。1982年，胡乔木同志为集中精力做好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辞去了社科院院长职务，同时向中央书记处建议，组织全国力量编撰一部大型丛书《当代中国》。这套书的内容为各部门、各行业、各省市从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由中央宣传部部署，先后动员约十多万干部、学者参与编写，耗时十余年，陆续出版了152卷211册，总计1亿字，3万余幅图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资料。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胡乔木同志感到急需加强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新中国历史教育，便和几位老同志一起，以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名义向党中央写出报告，建议成立专事研究编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当代中国研究所。那时，《当代中国》丛书的编撰出版已近尾声，于是便在丛书编辑班子的基础上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所，业务上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负责，行政上由中国社科院代管。我是1999年底从中央党史研究室调到社科院并兼任当代所所长的，直到2012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关于胡乔木同志对当代史研究的意见，未见到有成篇的讲话和文章，但从他的其他讲话、文章的有关内容中，可以大致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些主张。比如，当代史研究必须为现实服务，必须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必须掌握研究的基本功，必须拓宽视野等等。对研究本身，他曾提出过当代史分期的意见，还就一些重点难点问题作过具体分析。比如，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定义和现实社会主义的关系，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坚持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观点的关系，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与坚持毛泽东思想指导的关系，否定“文化大革命”和肯定“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国家工作的关系，等等。我认为，胡乔木同志的这些论述不仅对当代史研究，而且对党史研究和党的理论建设都有重要指导意义；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战线的领导人，为中国当代史、新中国史学科建立付出的心血，是一定会被历史铭记的。编：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您长期从事中共历史和新中国史研究，请您再谈谈研究中应当如何总结改革开放和新中国治国理政历史经验的问题。另外，本刊辟有《改革史论》栏目，也请您就如何办好这一栏目提出建议。朱：这个问题涉及的方面很多，这里我只想讲一点，就是现在改革开放史已经占到新中国史的大半，因此，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说，对改革开放史投入的力量也应当占据大半。然而，我感到无论中共历史还是当代史研究，在总结历史经验上，对改革开放史用的力量似乎都不如对改革开放前历史用的力量多。其实，改革开放过程中有很多经验是需要认真总结的。例如，如何做到既发展私营经济、引进外资，又保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如何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使政府保持对经济的宏观控制；如何既改革政治体制、不使权力过分集中，又使党保持发挥集中统一的领导作用；如何做到既大量引进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方面的书籍，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在哲学社会科学界、文学界、戏曲影视界、音乐舞蹈界认真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又保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指导地位，贯彻党的“二为方针”；如何做到既不断扩大基层民主，发挥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又保持社会的基本和谐稳定。在处理这些关系的过程中，就包含十分丰富而深刻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下大功夫深入总结。现在看，在经验总结的深度上，超过对改革开放前历史研究成果的还不多见。在总结方法上，无论是对改革开放的经验，还是对治国理政的经验，我认为都应当注意把用今天眼光看问题与把问题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看结合起来，把总结各部门各地方各领域的经验与总结全国宏观层面的经验结合起来，把改革开放前的历史经验与改革开放后的历史经验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经验与坚持改革开放的经验结合起来，把总结物质文明建设的经验与总结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结合起来，把总结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验与总结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经验结合起来，把总结国内经验与总结处理国际关系的经验结合起来。无论采用什么方法，贯穿其中的基本方法都应当是实事求是，因为我们总结改革开放和治国理政经验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他还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提出研究党史的“古今中外法”，“古今”是指历史的发展，“中外”是指中国和外国。用这些方法的目的都是为了“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贵刊辟有《改革史论》栏目，据说已坚持了数年，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改革开放史中有大量问题和经验，等待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给予科学解答和深刻总结。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先锋和前沿，很多做法和政策都是先在广东试点取得突破后推广到全国的。因此，《改革史论》栏目中可论的题目很多。例如，就全国范围来说，有一个如何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就广东来说，也有一个如何发挥省与市两个积极性的问题。发挥两个积极性，无论在新中国历史还是改革开放历史的发展中，都起过重要作用，占有重要位置。像这样的题目，就是《改革史论》栏目可以大论特论的。我愿借此机会，祝贵刊越办越好，为广东乃至全国的中共历史、中国当代史、改革开放史研究发挥更大的作用。编：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朱佳木：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 ）长安街直播注：授权发布，本文已择优收录至“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网、澎湃政务客户端“长安街读书会”专栏同步），转载须统一注明“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出处和作者。本期责编：刘星月

原标题：共叙当代所三十年岁月 共话国史研究新篇章 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30周年暨新时代当代中国史研究高端论坛在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讲话。本网记者 吕家佐/摄中国社会科学报讯 （记者高莹 通讯员李夏） 9月23—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举办的“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30周年暨新时代当代中国史研究高端论坛”在京召开。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王京清，国家安全部原部长许永跃，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高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高培勇，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谢春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曲爱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党组成员赵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魏海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朱佳木，求是杂志社原社长李捷，中央纪委副部长级原巡视专员王怀臣，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启华，中央档案馆原馆长杨冬权，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王心富，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局副局长石中和，中央宣传部对外推广局副局长李智慧，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兼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齐鹏飞等出席开幕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姜辉主持开幕式。谢伏瞻指出，当代中国研究所肩负着国史研究、编纂和宣传的光荣职责，发挥“修史、资政、育人、护国”的重要作用。新中国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接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创业史和奋斗史。成立30年来，当代中国研究所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出一系列高质量成果；推进国史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形成理论研究和国史编修相结合的学科布局；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在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上发挥重要作用；重视国史人才培养，培养了一批国史研究的名家大家、领军人才和科研骨干。现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已成为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国史研究、编纂和宣传的专门机构，成为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和国史研究创新基地。谢伏瞻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和指示，为新时代国史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推进新时代国史研究工作，要引导人们深刻认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光明前途，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鼓舞人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在学习宣传“四史”方面，国史研究责无旁贷，大有可为。谢伏瞻要求，当代中国研究所必须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奋发有为，推动国史研究取得新的更大成绩。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和理论武装。二是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更好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三是加快推进“三大体系”建设，推出精品成果，讲好中国故事。四是努力建设高素质科研队伍，推动国史研究薪火相传。他希望当代中国研究所全体同志及广大国史研究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扬成绩，总结经验，进一步把党史、新中国史研究好、编纂好、宣传好，守正创新，不懈进取，开拓国史研究新局面，谱写新时代华彩篇章。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谢春涛讲话。本网记者 吕家佐/摄谢春涛表示，党史和新中国史的教育和研究，重点就是要解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重大问题。解答这三个重大问题，也是整个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任务。在这方面，党史和新中国史的教育和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魏海生讲话。本网记者 吕家佐/摄魏海生提出，做好新时代党史新中国史研究，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党性原则，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必须以丰富的文献史料为支撑、以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为依托、以优良的学风为保障、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还需要全国党史国史研究机构通力合作，共同构建大党史新中国史工作格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慎明讲话。本网记者 吕家佐/摄李慎明在讲话中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首任名誉会长王震对国史研究工作的关怀和指导。他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史国史的学习和研究。希望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国史研究工作者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有关指示精神，在新时代取得更大的成绩，作出新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朱佳木讲话。本网记者 吕家佐/摄朱佳木认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前发展。党领导的国史工作者应当更高地举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旗帜，积极参与并翔实记述、深入研究、不断总结这场伟大斗争的历史，努力发挥好国史编研资政、育人、护国的功能，不辜负伟大时代赋予的庄严使命。求是杂志社原社长李捷讲话。本网记者 吕家佐/摄李捷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一大政治优势，就是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开辟未来、汲取财富、推动创新。历史反复证明，国史研究事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事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事关人民根本利益、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兼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齐鹏飞讲话。本网记者 吕家佐/摄齐鹏飞表示，当代中国研究所丹心撰史、资政育人，著述斐然、成就辉煌，是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核心阵地，相信未来一定会不断推出满足党和人民需要的信史真传。中国人民大学愿与当代中国研究所继续精诚团结、紧密合作，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为“四史”的研究和学习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姜辉主持开幕式。本网记者 吕家佐/摄姜辉在主持开幕式时指出，30年来，当代中国研究所组织编写出版《当代中国》大型丛书，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新中国7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19）》等主题著作，推出一系列标志性权威成果，得到党中央和有关部门及领导同志的肯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已经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光明前景。新时代要求新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就学习研究党史、新中国史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我们一定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的要求和部署，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担当作为、团结奋进，以更优异的成绩继续履行好“修史、资政、育人、护国”的神圣职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论坛开幕式现场。本网记者 吕家佐/摄与会专家学者在发言和讨论中围绕会议主题，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论述，以及新时代更好履行“修史、资政、育人、护国”职责进行了交流研讨。与会人员表示，新中国史研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至关重要。加强国史研究，必须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提高政治站位，增强理论武装，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研究工作。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高莹 李夏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作出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国史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近日，当代中国研究所举办的“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30周年暨新时代当代中国史研究高端论坛”在京召开。与会者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回顾了30年来当代中国研究所及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科研成绩、发展经验，并就新时代更好履行“修史、资政、育人、护国”职责进行了研讨。与会者指出，30年来，当代中国研究所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引下，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组织出版“当代中国”大型丛书，编写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新中国70年》等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与会者认为，新时代加强国史研究，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理论武装，用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研究工作，推出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新中国史研究成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 人民日报 》( 2020年09月30日 09 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作出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国史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近日，当代中国研究所举办的“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30周年暨新时代当代中国史研究高端论坛”在京召开。与会者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回顾了30年来当代中国研究所及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科研成绩、发展经验，并就新时代更好履行“修史、资政、育人、护国”职责进行了研讨。与会者指出，30年来，当代中国研究所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引下，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组织出版“当代中国”大型丛书，编写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新中国70年》等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与会者认为，新时代加强国史研究，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理论武装，用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研究工作，推出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新中国史研究成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 人民日报 》( 2020年09月30日 09 版)

【信息与动态】日前，“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30周年暨新时代当代中国史研究高端论坛”在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回顾了3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及新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科研成绩、发展经验，并就新时代更好履行“修史、资政、育人、护国”职责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研讨。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与会专家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重视历史、特别是党史和新中国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为新时代新中国史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大家认为，新中国史研究要围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重大问题，广泛开展研究阐释和宣传教育，引导人们深刻认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光明前途，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坚定广大干部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进一步激发全体人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新时代要求新作为。与会专家表示，新中国史研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至关重要。加强新中国史研究，必须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提高政治站位，增强理论武装，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研究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贯彻到新中国史研究工作中。始终坚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加快推进“三大体系”建设，推出精品成果，讲好中国故事。要通过扎实严谨的学术研究，形成对新中国发展历程、辉煌成就、丰富经验的权威历史记述，推出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新中国史研究成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中国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王京清等出席论坛开幕式。来自中宣部、中组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求是杂志社、中央档案馆、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代表参加了论坛。（户华为）

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国史编研事业——为庆祝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30周年而作党建治学★★★★★摘要：陈云是党史国史中的领袖人物，也是党史国史编研事业的热心参与者、支持者和指导者。改革开放后，他作为中共中央党史委员会成员更加重视和关心党史国史的研究、宣传与教育工作，尤其对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成立和国史编研事业的发展给予了特殊的关怀和支持。他不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和“当代中国研究所”题写了馆名和所名，还为许多革命烈士、革命圣地、英模人物和在党史国史上有重要意义的单位题字题词，主持对一些党史重大问题进行研究、编撰，参与了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的指导，对党史国史的编研和历史经验的总结提出过一系列独到而精辟的见解。所有这些，对当代中国研究所干部职工和国史编研事业具有巨大的鼓舞与重要的指导作用。今年是当代中国研究所（以下简称当代所）成立30周年，此时此刻不禁令人想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陈云与当代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编研事业的亲密关系。陈云是党史国史中的领袖人物，也是党史国史编研事业的热心参与者、支持者和指导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进入了党中央最高领导层，以后长期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亲身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初期的许多重大事件，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也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一生与党史国史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后，他作为中共中央党史委员会成员更加关心党史国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尤其对当代所的成立和国史编研事业的发展给予了特殊的关怀与支持，令当代所人每当念及，无不充满崇敬和感激之情。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痛定思痛，深感过去最大的失误在于思想政治教育薄弱。为改变这种状况，党的意识形态战线的老领导、党史国史编研事业的奠基人胡乔木，同当时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几位老同志商量，拟向中央建议借鉴中国历朝历代设置国史馆的传统，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以下简称国史馆），以加强对国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并委托中共中央书记处原书记邓力群负责筹办。为使此事在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基建审批等各个环节能够顺利一些，邓力群特请德高望重的陈云为国史馆题写馆名。陈云知道后，丝毫没有耽搁，欣然命笔，写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十个大字。后来，鉴于马上设立国史馆在人才准备、办公场所等方面的条件都不成熟，邓力群考虑还是以大型丛书《当代中国》编辑部为基础，先建立一个筹备性质的机构较为妥当，名称先叫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同意了他的这个意见，并于1990年4月就此事向中央写出正式报告，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批准。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同意由邓力群代表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在政治上指导当代所。为解决当代所筹建过程中的实际困难，其行政和日常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1993年，当代所基建一期工程即将竣工，邓力群又恳请陈云为当代所题写所名。陈云再次欣然命笔，写下了“当代中国研究所”七个大字。为体现陈云对国史编研事业的支持，1994年创刊的《当代中国史研究》，刊名使用的也是陈云的手迹。陈云给予当代所和国史编研事业的格外关怀和支持，使当代所和国史学界不仅很自然地形成了对陈云的特殊感情，也产生了对陈云研究的特殊热情。早在2000年6月，陈云诞辰95周年、逝世5周年之际，《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社就举办了研讨陈云生平与思想的专题座谈会并刊发了有关文章。2006年，由当代所主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以下简称国史学会）成立了“陈云与当代中国”课题组。不久，在这个课题组的基础上又分别设立了国史学会和当代所的“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而且，当代所的“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于2015年进一步升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非实体研究中心。从2007年起，这个研究中心每年举办一次面向全国征文的“陈云与当代中国”研讨会，至今已连续举办了13届。这些研讨会的主题紧密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分散在各部门、各地区有志于陈云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使陈云生平与思想研究得以广泛、深入、持续地开展，也为宣传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另外，2001年当代所还把陈云为评弹界提出的“出人、出书、走正路”作为所风建设的指导方针。当代所和国史学会之所以重视对陈云生平与思想的研究，与陈云对当代所和国史编研事业给予过特别的关怀和支持固然有关，也与他在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担任过重要领导工作有关，但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对党史国史各方面的工作都给予过关心和支持，尤其对党史国史的编研提出过一系列独到而精辟的见解，对国史编研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晚年的陈云，为毛泽东的诗词手迹选、周恩来的祖居、刘少奇的纪念集和许许多多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文选，以及革命烈士和革命圣地的纪念碑、纪念馆题字题词，还为新中国的重点建设项目和英模人物题字题词，几乎有求必应。但更加弥足珍贵的是，他曾用两个半天的时间审查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的《中共党史陈列》，边看边发表意见；还接待过遵义会议纪念馆的来访人员，同他们详细谈了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先后主持了对《“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这一历史文件的撰写、对《辽沈决战》一书的编纂、对西路军历史问题的澄清，确认并说明了《遵义会议传达提纲》的真实性及其产生过程，参与了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的指导，回答了中共中央党史部门提出的有关中央领导机构在长征前后的变动情况等许多问题。在上述活动中，蕴藏了他关于党史国史研究问题的大量深邃思想。例如，无论研究历史问题还是总结历史经验，都要把史实先搞清楚、弄准确，使它们站得住、立得稳，经得起历史检验；要把历史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来看，绝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要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放到历史长河中来观察和评价，不能只截取其中某一段；要重视历史经验尤其是我们自己的经验，并且要用正确的思想指导经验总结，用正确的态度对待经验。正是陈云的这些思想，令当代所人和国史工作者受益良多、心悦诚服，以至在以往的13届“陈云与当代中国”研讨会中，有两届主题就是“陈云与党的历史经验研究”和“陈云与党史国史的研究”。了解了这些原因，人们对于当代所和国史学会为什么会那样重视陈云生平思想的研究，为什么会成为这一研究的学术重镇，也就不足为奇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陈云同志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确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立的功勋，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陈云同志身上表现出来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强党性原则、求真务实作风、朴素公仆情怀、勤奋学习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6月13日。）在当代所成立30周年前夕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回顾陈云对当代所和国史编研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更使我们对陈云同志的思念之情油然而生。我想，当代所的同志对陈云同志最好的回报就是牢记他的教诲，继续用他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十五字诀”指导编研工作，用他的“出人、出书、走正路”的“七字方针”指导所风建设，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加充分地发挥国史编研的存史、资政、育人、护国功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朱佳木：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长安街直播注：授权发布，本文已择优收录至“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网、澎湃政务客户端“长安街读书会”专栏同步），转载须统一注明“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出处和作者。本期责编：刘星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历史的珍贵之处在于，它既是民族文化的延续，又是国家发展的镜鉴。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中提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是以反证法、用“去史灭国”来刺痛人们的神经，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历史对于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当前，我们应以贺信精神为指南，扎实推进历史研究，彰显历史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一，重视历史和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正像记忆是每个人存在的证明一样，历史承载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记忆。历史为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一种集体认同，因而能够产生一种凝聚力，使人们在回顾集体的过去时能感受到与国家和民族有着共同的命运，从而愿意以整体的力量来面对现实和未来。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中华文明世代相传，与中国人重视历史的传统息息相关。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所强调的，“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一个国家如果不重视历史和历史研究，一旦集体失忆，整个国家和民族在前行中就会迷失方向。福楼拜曾说，我们对历史的无知使我们诽谤我们自己的时代，人们总是如此。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以各种方式将恶意攻击强加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之上，特别是对党史和当代中国史，其目的就是通过“去史”而颠覆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事实上，古往今来绝大多数文明的民族和国家没有不重视自己的历史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和国家是背弃自己的历史而走向辉煌的。第二，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在当代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发挥知史爱国、凝聚力量的作用。历史的功能作用包括：认知作用，即历史知识在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借鉴作用，即为人们的实践活动和领导者治国安邦提供历史经验和教训；教化作用，即运用真实具体的历史形象和历史事件以及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对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个人而言，历史能够启迪智慧，使人能够明辨是非、惩恶扬善。就历史学科而言，鉴于它的基础学科属性，因而它与相当广泛的学科有着密切联系，是许多学科发展的依托。在历史和史学的诸多社会功能中，我们应当明确，在当代中国，对于全部历史而言，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历史、边疆史、考古等，首要的任务是发挥知史爱国、凝聚力量的作用。中国历史研究的各项业务工作，包括研究、编纂和宣传，都应当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围绕实现这一首要任务展开。在当代中国，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需要最大限度地凝聚全党全国全民族的力量，而历史正是从思想上凝聚力量最有效的工具，即由知史而爱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终于在当代中国新的历史方位上，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同时，我们也需要清醒地看到，当前我们仍然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比如，某些现有的经济强国对我国的制约因素在不断加剧，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激烈，国家安全面临新的挑战等。面对这样的现实，当代中国亟须凝聚共识、增强自信、团结一致，把挑战和压力转化为机遇和动力，历史所应发挥的首要作用也正在于此。借助历史，让大众了解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精诚团结、顽强不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以此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爱国之心、报国之情、强国之志。第三，对于当代中国史而言，首要的任务在于发挥存史、护国的作用。在全部历史当中，具有特殊性质的是当代中国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宗旨是为国家写史、为人民立传，因此这段历史除了具有一般史学性质，还有特殊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编纂和宣传，应与一般历史研究相区别，要特别重视和突出发挥其存史、护国的作用。所谓存史，是指站在党、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客观公正地书写这段历史；所谓护国，是指坚决抵制和批驳一切丑化、歪曲党和国家历史的言论。留存怎样的历史，事关重大。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和编纂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从党和国家的大局、全局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出发，客观公正地对待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包括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的历史；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论，全面地、发展地、联系地看待和研究国史事件和国史人物，实事求是地分析国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力求得出合乎历史真实、反映客观规律的结论，从而真实地反映、记载共和国的历史和全党、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只有留存这样的历史，才能捍卫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存史的同时，当代中国史研究还需要在现实中积极发挥护国作用。以历史虚无主义为代表的唯心史学和各种社会思潮，具有明显的政治诉求，它们片面引用史料，不尊重历史事实，任意曲解历史，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在社会上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当代中国史领域是它们的主战场，党史、国史事件和人物是它们主要的攻击目标，其危害不可小觑。当代中国史研究需要敢于向这些错误思潮亮剑，勇于坚持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对于党史、国史上的重大事件、人物的评价，坚持以党的两个历史决议为根本遵循，旗帜鲜明地捍卫党和国家的历史形象，并确保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邱霞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摘要]1952 年底，周恩来总理兼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领导全国的卫生防疫工作。他重视“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把人民身体健康看成最大的财富，重视防疫工作及治疗常见病，重视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工作，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他强调卫生工作要以预防为主，主张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要求管理好水、粪的卫生；要开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以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他还提出中西医要团结、要结合的问题。重温周恩来关于卫生防疫工作的思想和具体做法，对认识当前中国的防疫、抗疫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9月后称国务院)总理期间，曾先后兼任多项领导职务，其中一项就是兼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领导全国的卫生防疫工作。1952年初，“美国当局违反国际公法，违背人道主义，在美军继续实施‘绞杀战’的同时，在整个朝鲜北方和中国的部分地区实施了细菌战”。[①]2月19日，毛泽东在“聂荣臻关于敌人在朝鲜战场大面积空投苍蝇、跳蚤、蜘蛛的报告”上批示：“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②]周恩来当晚即拟定了反细菌战要做的六项工作。他一方面组织在政治上、外交上揭露和控诉美军细菌战的罪行，一方面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防疫运动，加强防疫宣传工作。3月14日，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周恩来为主任，郭沫若、聂荣臻为副主任。[③]12月31日，“政务院发布关于一九五三年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并决定将中央防疫委员会改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④]周恩来兼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中，周恩来十分强调领导的作用，1952年他曾对北京市卫生局一位负责同志说：“爱国卫生运动搞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领导搞不好要批评。你们可以来检查政务院的爱国卫生运动，如果搞得不好，就点我的名登报批评”。[⑤]毛泽东一直从民族文化遗产和有益于人民防病治病的角度关注中医、重视中医，强调中西医结合是创造中国新医学的途径。1953年12月中旬，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时指出：“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中西医要团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中医学习一点西医是好的”。1954年6月5日，毛泽东在同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等谈话时指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⑥]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兼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这是落实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指导思想、发展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组织安排和管理措施。在当前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集全国之力，汇各方之智，开展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中国医学界以预防为主，并注意中西医结合，极大地降低了感染率和死亡率，有效控制了疫情的蔓延。重温周恩来兼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期间关于卫生防疫工作的思想和具体做法，对认识当前中国的防疫、抗疫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一、“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早在1950年9月，周恩来在政务院第49次政务会议上讲话时就提出要发挥中医的作用。针对“怎么看待中医”的问题，他指出：“这些中医生活在人民中，与人民有多少年来的接触，老百姓有了病，不找他们找谁呢？”“事实上，中医确实治好了一些病，中医有自己的一套医药知识和治病经验”。[⑦]毛泽东关注中医、重视中医，周恩来则具体落实加强中医研究和教学工作。为了加强中医研究工作，1954年6月，毛泽东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中央要求卫生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商讨提出一个具体实施方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文委)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委和卫生部组成中医问题工作组，对中医的基本情况和主要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中央文委党组于10月26日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报告第一项即提出成立中医研究院。11月23日，中央批准成立中医研究院。[⑧]1955年，筹建中医研究院时，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从全国各地选调了几十名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各科著名老中医组成中医研究院的骨干力量。据曾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徐运北回忆：“中医研究院建成后，卫生部要求中央领导同志为该院题词，周总理批：‘请主席、少奇同志为他们题几个字。’毛主席批‘请总理题’。”于是，周恩来为中医研究院写了“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题词。[⑨]这个题词具有丰富的内涵，既强调了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要继承好发展好这笔文化遗产；又突出了古为今用，与当时的实际相结合，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任务。周恩来不仅重视中医研究，而且重视中医教学。据徐运北回忆：“1956年在筹建中医学院时，开始打算先办一所，周总理从全局考虑，指示我们在东南西北各办一所，于是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共办四所中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上马仓促，准备不够，师资校舍等基本条件都很差，困难很大。我们曾打算搬到教学条件较好的南京去办，结果引起学生情绪波动”。“周总理得知后，专门召集会议，进行研究……分析了搬南京和留北京的利弊，认为在北京虽有暂时困难，但是可以克服的，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决定仍在北京办”。1962年，有关部门曾打算将各地中医学院大大压缩，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做出了中医学院不动的决定，使北京的中医学院得以继续兴办和发展。[⑩]为了传承好、发展好中医，周恩来特别重视老中医带徒弟的问题和医案的整理工作。老中医杜自明为周恩来出诊时，周恩来希望杜老培养更多的徒弟，也叮嘱徒弟要好好向杜老学习。在周恩来的关怀、督促下，杜自明的《正骨经验概述》于1960年出版，并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反映杜自明正骨手法的影片，为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提供了宝贵资料。[11]杜自明逝世后，周恩来在参加追悼会时对有关人员说：“老中医为人民服务搞得好。以后每一个老中医要配备三个到五个徒弟，把他们的本领学下来，把经验继承下来”。[12]1965年，针对组织医疗队去农村的问题，周恩来指出：“像蒲老，蒲辅周先生，是很有名的中医，如果到农村去，受了风寒，反而把他的服务期限缩短了。这样的医生就要留下，他们可以教学生，也可以写点东西，把丰富的经验留下来，对人类对人民都有贡献。”[13]周恩来在病中还十分关心蒲辅周老中医医案的整理工作，亲自做出指示，并为《蒲辅周医案集》题了词。[14]为了传承好、发展好中医，周恩来提出：“民间传下来的好办法，都要收集起来，加以分析，研究提高，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然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15]他要求中医工作者学习李时珍的精神，并称赞陕北神木卫生学校跑遍了各个公社、大队找草药的做法，说道：“今天的李时珍总比明朝容易，交通发达，可以到各地去找”。[16]周恩来重视发挥中医的作用，加强中医研究和教学工作，为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奠定了重要基础。二、人民身体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卫生防疫是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重要工作内容。防疫并不是新中国才有的，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从一定角度上说也是一部防疫、抗疫的历史。据不完全统计，从西汉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17]在这些疫病流行时，中医药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说：“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18]做好卫生防疫工作，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卫生工作的三大原则。[19]“面向工农兵”即面向人民群众，1950年9月，周恩来在政务院第49次政务会议上强调，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大家都是为人民服务”。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为人民服务的基础内容和根本内容，若置人民的身体健康于不顾，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呢？1954年2月，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好’，把身体好放在前面，只有身体好才能学习好、工作好，才能均衡地发展。”[20]1969年6月，周恩来指出：“人民的身体健康了，就什么财富都可以创造，这是最大的财富。”[21]重视人民的身体健康，不仅要关心人民的衣食住行，而且要关心人民的生老病死。周恩来是怎样关心人民身体健康的呢？(一)重视防疫鼠疫、血吸虫病、霍乱等疫病在历史上曾长期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周恩来始终如一地重视防疫工作。1949年10月，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肺鼠疫，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请求帮助防治，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主持防治工作。11月，周恩来接连主持政务院第4次、第5次政务会议听取防疫工作报告，部署防治措施，[22]疫情于11月中旬停止蔓延。20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肆虐我国南方地区，致使1亿多人口受到威胁、1千多万人患病。周恩来十分关注这一问题的解决。1955年底，在杭州召开的中央会议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了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加强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领导。[23]10月7日，周恩来接见印度卫生部部长考尔夫人时说：“中国的血吸虫病，是危害人民健康的最大的一种病，沿长江都有”。为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卫生部应把它当作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去做”。11月4日，他会见日本医学代表团时又谈到血吸虫病，“希望能够得到日本医学界人士的帮助和指导，在中国开展一个运动，推广日本的先进方法来消灭钉螺”。[24]1957年4月，周恩来签发《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指出：“消灭血吸虫病已成为我们当前的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为着根本消灭这一病害，取得最后的胜利，就必须实行积极防治的方针，采取综合性措施，切实掌握充分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防治工作和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相结合坚决进行反复的斗争”。[25]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在全国上下齐心协力的努力下，防治血吸虫病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周恩来始终认为防疫工作是长期工作，不可能一劳永逸。一方面，要预防出现新的疫病，对此，周恩来指出：“人体的治疗没有完，人类总有新的病会发现，随着生活环境不断变化，将来还要发现一些病，治疗方法也要跟着发展，没有个完”。[26]另一方面，旧的疫病一时解决了，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复发，一定要谨慎地处理。1964年，天津曾一度发生副霍乱疫病，1965年2月，周恩来指出：“今年天津一定要消灭副霍乱。要搞好卫生”，“预防工作要早抓。要天津派大批队伍到疫区去，要加强疫源探查，挨家挨户地查，一定要落实，不要漏掉”。[27](二)重视治疗常见病在各类疾病中，对人民身体健康影响最大的就是常见病。毛泽东、周恩来都认为疑难病症要组织力量去研究，但轻视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那就是本末倒置了。周恩来指出：“要把医疗重点放在治疗最广大的最普遍的劳动人民的常见病上。”对于疟疾这种常见病，周恩来说：“疟疾近年来北方一些省区发生这么多，这个病很影响劳动者的健康，要好好地抓，要在几年内把发病率降下来。”[28]慢性支气管炎特别是老年人的慢性支气管炎也是一种常见病。1971年1—8月，周恩来五次接见全国防治支气管炎工作会议的代表，要求对慢性支气管炎的防治工作要抓好，要一抓到底。[29]周恩来非常重视对癌症的研究和医治，他批评“文化大革命”期间“取消肿瘤医院，是不对的”，指出：“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一种常见病，我国的医学界一定要攻克这个难关。很多事实说明，癌症早期发现了，是可以治愈的”。“对一种常见疾病放弃治疗、研究，这不符合毛主席思想，要向全国呼吁，一定要有人研究医治癌症”。“我们要集中力量研究常见病，为大多数人服务”。[30]在他的办公室里，存放着一张食道癌高发区的发病分布图。针对河南省林县食道癌的调查和防治问题，他几次深夜会见医务人员，详细了解情况，询问林县人民的生活习惯以及河流、山脉等地理环境同发病的关系，还要看生物标本，要医生搞一个说明林县食道癌分布情况的沙盘。1975年初，刚刚做完手术的他在病床上还嘱咐解决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的问题。[31](三)重视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工作为人民服务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在农民占我国人口80%以上的条件下，关心人民身体健康，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忘记农民的身体健康。1965年2月21日，周恩来曾指出：“卫生工作要面向农村”，“面向工农兵是方向问题，要克服只看到城市和少数干部的倾向”。[32]6月26日，毛泽东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时号召“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33]对此，周恩来在接见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全国妇产科学术会议代表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七八，城市人口只不过占百分之十二三。如果我们的卫生工作不把重点放到农村，那怎么为劳动人民服务啊？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服务的口号等于没有兑现嘛。”[34]怎样落实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工作呢？周恩来提出“建立农村医疗网”，培养农村三种卫生人员：第一种是在每个生产队培养一名“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使他们成为多面手，既能治一般的病，又能治妇科病，还会接生”。第二种是“在生产大队和一部分公社培养能够有半脱产的卫生员”，“对他们的本事要求高一点，不仅能治一般的头痛、伤风，还能治一些比较难治的病”。第三种是“为公社或区里培养脱离生产的专职医生”，“全国有七万多个公社，每个公社培养三至五人”。怎样在农村培养这三种卫生人员呢？周恩来提出：“一定要组织大中城市、工矿企业、机关、学校以及军队的医务人员，分期分批组成医疗队，到农村去，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治病，一是培养医务人员。”[35]自从毛泽东号召“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周恩来提出培养农村三种卫生人员后，农村脱产和半脱产的赤脚医生大量涌现，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广大的农村地区培养出了一大批掌握初步医学知识的基层医务人员。(四)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他提出，当时我国“农业还没有过关，农业还没有现代化，粮食的增加还不能很快，因此，人口的增长也不能太快”。“除了粮食问题以外，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国民健康和国民教育问题。如果一个家庭里子女过多，那么，母亲的健康、子女的健康和子女的教育，就都要受到影响”。他还说到，人的青年时期精力最旺盛，“如果青年人过早地恋爱结婚、生儿育女，就会分心，把精力消耗在生活问题上了。适当地晚婚，能把旺盛的精力和丰富的创造力都用在发展科学技术上”。有鉴于此，周恩来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他认为：“晚婚和计划生育，是卫生保健工作中关系到全民族健康和全民族前途的问题。”[36]从重视防疫与治疗常见病，重视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工作，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等方面关注人民的身体健康，体现了周恩来周到细致的工作特点。三、“预防工作要早抓”要做好全国的卫生工作，首先要预防疾病，其次才是治疗疾病。这与中医“治未病”重于“治已病”的传统是一致的。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卫生工作三大原则，第一条是“面向工农兵”，第二条就是“预防为主”。“预防为主”体现了中医“治未病”和“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的医道传统。周恩来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预防疾病。20世纪50年代中期，周恩来对来访的日本医学代表团说：“中国的卫生工作提倡预防，但方法还有待完善”。[37]60年代中期，他提出“预防工作要早抓”。[38]70年代初，他说：“河南有句俗话：再好的刀伤药，也不如不开口。我看还是以预防为主好。”[39]对于防疫工作，周恩来突出强调的是预防，要将疫病控制在暴发与蔓延之前。1952年春，就反击美国进行的细菌战一事，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认为“总后卫生部所拟防疫计划大纲，‘原则可用’”，并建议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为准备和预防阶段，即在目前病菌尚未发展的情况下，中央先在中央军委机构内组织总防疫办公室，领导后方进行防疫准备和在前线采取防疫措施”，“如果美国在我公开控诉后仍继续进行细菌战，则我将立即进入全面采取紧急措施的第二阶段”。[40]鉴于天津1964年曾发生副霍乱疫情，1965年2月21日，周恩来指示要搞好预防接种工作，他要求北京要组织力量支援天津，“今年天津市要切实做到霍乱病在城市不发生，农村不流行，不传入北京。卫生部要有专人抓天津的防治工作，随时检查执行情况并向中央和国务院汇报”。[41]对于地方病、常见病，周恩来也要求加强预防工作。1970年11月，在“南方十三省、市、区防治地方血吸虫”病等取得显著成绩后，周恩来提出北方地区也要加强对普遍性和地方性疾病的防治工作。他要求“在北方十五省、市、区亦重建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商讨、督促、交流防治北方地方病的规划和经验”。对于常见的流感也要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1972年9月11日，周恩来在广州军区《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报告上批示：“秋分前后，易生流感，今年旱涝交替，更增多可能。广东现已发现，如不预防，有蔓延可能”，要求全国全军“采取预防的有效措施”，“不要发生此传染蔓延现象”。[42]关于怎样预防？周恩来主要强调三点：一是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1952年12月，周恩来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指出：“如果不与群众运动结合，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原则，就不可能很好地贯彻”。他建议卫生工作的方针增加一条，即“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43]20世纪70年代初，他指出：“各地讲卫生、除四害、预防疾病的运动，必须在城市依靠工厂、矿山、商店、学校、机关和街道的基层组织群众，在农村公社依靠生产队的群众，由领导人员亲自动手，广大群众轮班参加，结合本地实际，在运动中养成重视卫生、持之以恒的好习惯。”[44]二是要管理好水、粪的卫生。1965年2月，针对天津发生的副霍乱，周恩来指出：“要搞好卫生，特别要搞好水、粪的卫生。搞好粪的卫生，要与生产结合起来，首先要在疫区提倡”。“卫生运动，城市与农村的要求有所不同，要抓重点，农村要把水、粪、除四害、预防主要疾病等项工作搞好”。[45]三是要开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954年2月21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205次政务会议上指出：“人民体质的增强虽然不容易，但总是可以做到的。只要坚持开展体育运动，五年、十年、十五年，中国人民的体质就会大大改变。”他要求将爱国卫生运动与全民锻炼身体结合起来：“卫生部门要提倡全民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这是预防与减少疾病的重要一环。这项工作由体委主办，卫生部门要主动配合，要提倡大众化的体育锻炼和多参加集体生产劳动。”[46]重视预防是中医文化也是整个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之一，周恩来抓卫生防疫工作正是继承和发扬了这个传统。四、中西医要团结、要结合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卫生工作三大原则的第三条是“团结中西医”。1950年9月，周恩来在政务院第49次政务会议上集中阐述了中西医要团结、要结合的问题。周恩来认为中西医团结的基础和目的是为人民服务，给人民治病。“中西医团结搞不好，对广大群众损失很大。我们应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当时，“全国中医有九万多人，西医才有二万人，人数比例相差很大”。周恩来提出：“在广大群众迫切需要医生和医生少，西医更少，而中医又能治好一些病并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团结中医和改造中医。首先是团结他们，把他们的积极因素发扬起来，把消极因素去掉”。“西医的一套，也并非全部合乎中国的情况”。“西医，也有改进的地方和必要，要把科学医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47]1965年2月21日，周恩来在谈卫生工作规划时专门讲了中西医要结合的问题。他认为：“中西医都有长处，虽然学术见解不同，能治病就应发挥其作用，不要强调一律，非中不行，或非西不行。不要强迫西医学中医或中医学西医，应是自愿自觉地去学。要号召中西医团结合作，共同防病治病”。[48]怎样搞好中西医结合？周恩来提出了三种方法：“一个医院既有中医又有西医，通过会诊，在治疗中结合，这是一种方法”。“中医学院还要办，中医学院同中医院结合起来，采取带徒弟的办法，半天学习半天工作，这是第二种方法”。“第三种是医务人员本身中西医结合，既会中医又会西医，这是最高级的。要有几个既能教中医又能教西医的人”。周恩来认为：“中西医不结合，我国的医学就会停顿不前”。[49]中西医团结好、结合好，为的是创造中国新医学，而这是一个艰巨的、长期的任务。创造中国新医学是毛泽东的伟大理想。毛泽东认为中国有几千年中医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吸收西医的长处“，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50]周恩来多次提出要中西医结合，“使中西医融汇贯通，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逐步实现毛主席的伟大理想”。他还对赤脚医生代表说：“要中西医结合。请你们学点中医，你们赤脚医生要成为中西医结合的新医药学派。因为中医是我们的祖先发展起来的，中医的针灸、草药到处都能用。”[51]为什么说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新医学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周恩来认为这是由医学的复杂性决定的。他强调：“医生要最好学、最谦虚、最客观、最冷静，这才算得上是好医生；如果医生不客观、不冷静、不刻苦钻研，就学不到东西，就不能在医学上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他还指出：“人的生理有许多方面还未经探索，西医解剖学上也有它的缺陷。人这个‘工厂’是最难解剖的了。所以，医生这个工程师比任何工程师都难做，他不仅管物质，还要管精神”。[52]为什么说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新医学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周恩来认为这是由医道无止境决定的。1970年10月13日，他在会见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医务总监穆罕默德·阿尤布·汗中将时就中国传统医学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中国中医有很好的传统，但发扬中医传统仅仅是开始。要说服学西医的人把中国传统医学发扬下去很不容易，中国学西医的瞧不起中医，认为中医不科学”。[53]1971年2月8日，他对卫生部负责人说：“中西医结合仅仅是开始，是序幕。应该谦虚、实事求是，应该更符合实际”，“医道无止境，不要自满啊!”[54]周恩来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他在兼任中央防疫委员会和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期间对人民卫生防疫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心中装着人民，把人民的身体健康看成最大的财富。他将忠于人民和忠于党完美地统一起来，将毛泽东的卫生防疫思想具体化，在怎样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怎样预防疾病、怎样搞好中西医结合等问题上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实施办法，出色地履行了职责。他将弘扬中医文化传统与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倡导中西医团结合作、各尽其长，初步开辟了新中国医学发展的正确道路。(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4期)[①]《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下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6页。[②]《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9页。[③]《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225页。[④]《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下,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354页。[⑤]《我们的周总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52页。[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206、245页。[⑦]《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92页。[⑧]《中国中医研究院院史(1955—1995)》,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⑨]《我们的周总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页。[⑩]《我们的周总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455页。[11]《我们的周总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64页。[12]《人民的好总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00页。[13]《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9页。[14]《人民的好总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00页。[1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17页。[16]《人民的好总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08页。[17]《中国疫病史鉴》,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1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页。[19]《中央卫生部李德全部长关于全国卫生会议的报告》,《人民日报》1950年10月23日。[20]《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93、738页。[2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306页。[2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体通鉴》,北京:红旗出版社2003年版,第642—643页。[23]《防治血吸虫病三十年》,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前言。[2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07—508、514页。[2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213页。[2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01页。[27]《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3页。[28]《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24、713—714页。[29]《人民的好总理》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0页。[30]《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22页。[31]《人民的好总理》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37—238、370页。[32]《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4页。[3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页。[34]《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页。[35]《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5、717—719页。[36]《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00—702、703页。[3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14页。[38]《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3页。[39]《人民的好总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3页。[4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41]《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3页。[42]《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28、729、733页。[4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页。[44]《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28页。[45]《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3、714页。[46]《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38、715页。[47]《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92—693页。[4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11页。[49]《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25、726页。[5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页。[51]《人民的好总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03、308、313页。[5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401页。[5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01页。[54]《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30、7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