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举办的“金融改革发展与现代金融体系”研讨会暨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2018年上半年金融分析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刘伟表示,大国崛起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不仅是世界强国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其必要工具。我国金融形势严峻,经济体系中仍旧有非常强的顺周期特征,金融衍生工具等产品仍存在过多脱离实体经济的风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他特别强调,金融对于大国的崛起是必备条件,需要构成和完善健全金融体系的硬件基础。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刘萍指出,虽然我国金融改革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依旧要加快构建现代金融体系,防范金融重大风险。她认为,国内金融业改革发展和金融治理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宏观调控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微观审慎监管中,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仍有待理清和明晰;金融市场运行效率仍然偏低,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占比长期较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营商环境仍待优化。“当今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大调整,大冲突时期,世界经济发展充满着无限希望和光辉愿景,但也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和严峻挑战,我们顺利构建现代金融体系任重道远。”刘萍说。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在会上发布了《中国的金融战略:历史经验、理论指引与未来布局》报告。报告总结了中国在成为金融强国的路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战略上布局中国建设金融强国的建议。第一,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认识金融对于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制定金融强国战略,提高我国金融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第二,做强实体经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实现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第三,从硬件设施和软环境建设两方面,夯实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第四,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互联网金融行业跨越式发展,解决金融领域的核心问题,加快互联网对传统金融部门的改造。第五,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提升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
主持人 周子勋嘉宾陈道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周景彤 中国银行研究院资深经济学家、研究员刘 哲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营商环境中心主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征之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可谓意义重大而深远。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为此,中国经济时报邀请三位知名专家围绕相关问题展开讨论。现代金融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中国经济时报:现代金融体系是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的一个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如何理解现代金融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陈道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因此,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现代金融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是取决于金融及金融制度在国家制度和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作用。习近平主席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可见,金融是核心竞争力和重要基础性制度。二是体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具体表述上。《决定》中没有专门章节论述现代金融体系,但渗透到国家治理中几乎所能涉及的所有部分。直接涉及现代金融体系的如政府职责中涉及货币政策、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等;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现代金融体系等;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涉及人民币国际化;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商业保险;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中的绿色金融等。周景彤: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现代金融体系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正步入新阶段,建设现代化金融体系是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迫切需要,是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阶段的战略目标和重大部署。现代金融体系及其功能内嵌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中,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核心地位。具体表现为:一是金融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财政与金融关系的制度安排是现代经济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制度安排之一;三是金融风险防范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底线和保障。刘哲:现代金融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支撑。金融体系决定了一个国家资金的供给效率和供给成本,一个现代化的金融体系,能够有效引导资金在市场的作用下,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向着高质量的方向发展。在现代金融体系建设中,金融制度是重要基础性制度,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完善、有效的金融制度在储蓄者和企业之间用最优的成本架起一座桥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核心在于引水入田中国经济时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振兴实体经济离不开金融的支撑,增强金融治理能力的重要任务是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那么,请问金融应该如何支撑实体经济?陈道富: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金融发展需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在新时代高质量增长的环境下,金融服务实体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支持国家战略性、重大工程;二是支持科技、绿色、中小微、“三农”及民营经济,实现金融发展的普惠性和包容性;三是满足企业和居民的合理金融需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我国将建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从满足企业和居民的合理金融需求来看,作为优化配置社会资源的金融应为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三大支撑:学会发现实体经济的内在价值;提供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形成推动创新不同金融产品、工具的内在动力;保障金融资源按照价值发现和市场激励方向配置的内在机制。重点是培育和发挥金融的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职能,关键是要学会“看懂”“发现”和“会支持”实体经济内在价值,从一开始就将金融主动内置于产业的创新与发展全过程之中,打破技术、产业和金融知识(技术)的政策壁垒,让技术、产业、金融三者自然“协同成长”。具体而言,要基于技术演进和产业生命周期,发展不同的金融支持机制(政府、金融、产业、创新资本),即基于微观企业不同阶段不同的资金需求,创设充分挖掘制造业企业内在价值的金融工具和手段。周景彤:第一,在当前形势下,金融要把握好去杠杆力度,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坚持用市场化改革方法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小微企业的支持。第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既包括大型的交易所、区域性的股权市场,也包括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从而更好地支持创新企业的发展。第三,金融监管要尊重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在守住防风险底线的前提下,鼓励金融新业态和金融创新的发展。第四,要增强货币政策与国家发展规划相配合,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等密切配合,力求社会供需在动态过程中达到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优化,使经济尽可能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刘哲:当前,中国实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已高度复杂和多元化,互联网、大数据、共享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不断涌现,需要一个强大的现代金融体系与新经济相匹配,更好发挥金融的资源配置作用,有效推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而当前,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存在结构性问题:对于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传统产业这“三类企业”来讲,融资相对便利,融资成本较低。对于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新经济这“三类企业”而言,则长期存在着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类企业”的融资难体现在银行贷款难、发债难、上市难、获得风投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核心在于引水入田,降低融资成本,针对新经济轻资产、高风险、盈利不稳定等特点,完善金融机构体系,引导新金融服务新经济,重视金融科技的作用。我国已成金融大国而非金融强国中国经济时报:有观点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实力的攀升,中国已全面融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引领者。对此应该如何理解?陈道富:当前的全球金融治理是在二战后建立并演进的,我国参与了这个体系的建立,在规则构建和现实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还没有成为引领者,特别是在设定议题、引导规则完善方向等方面还存在差距。这与我国金融业发展水平、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进程,特别是跨境资金的流动水平有关。我国目前已成为金融大国,但还不是金融强国,这影响了我国在全球治理中引领作用的发挥。随着我国金融的发展和开放,特别是我国金融宏观调控和监管能力的提升,将有助于我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引领地位逐步得到认可和提高。周景彤:中国深度融入全球金融治理,除了继续提升自身的金融实力,不断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以外,还至少需要应对和解决以下几个挑战。一是人民币国际化如何在尽力规避中美间的货币权力竞争与冲突的前提下,通过提供新的国际货币选择,激发世界主要货币关于国际本位货币地位的竞争,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渐进式变革创造新动力,助力陷入困境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二是近年来,我国已通过建立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发起“一带一路”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方式,创造了不少全球金融治理合作的动力和机会,未来继续寻求和创造更多动力和机会,是中国深度融入甚至引领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步骤。三是就当前而言,中国更多的是全球金融治理国际规则的接受者、重要参与者,而非制定者。未来,结合自身发展的实践和经验,为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中国深度融入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关键。刘哲:全面融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是金融对外开放的关键一步,而从金融大国发展为金融强国,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引领者之一,则需要更深层次的改革和先行先试的探索。全球金融治理需要建立在“三化”的基础上,即金融体系现代化、金融制度市场化、金融监管智能化。通过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加快金融科技的应用,优化金融供给结构,提升金融服务效率;通过完善金融制度,提升市场化的金融配置能力,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以包容审慎的态度,优化监管效能和监管方式,提升监管的与时俱进能力和有效性。我国建立现代金融体系面临诸多挑战中国经济时报:建设现代金融体系是对标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请问当前我国金融治理体系建设现状如何?面临哪些挑战和问题?陈道富: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现代金融体系框架,但还不完善,正处于从“有”到“好”的转变过程。我国建立现代金融体系面临的挑战包括:国际格局变化、经济转型和下行风险给金融体系带来挑战;技术革命给金融转型发展带来挑战;金融发展实践给金融管理和宏观调控带来挑战。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是金融功能发挥尚不充分,还不能满足新时代高质量增长需要。比如金融的资源宏观配置效率低,产业、科技和金融相互割裂,金融还不能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增长的要求,中长期和政策性金融缺口巨大。二是金融自身能力不足,还存在一定的脆弱性。比如市场的价格发现效率较低,风险管理能力较弱;我国金融体系缺乏风险承担的意愿和制度能力,尚未形成自我担责、具有“自我成长”的金融体系;金融体系还存在一定的脆弱性。周景彤:第一,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存在市场分割、定价机制扭曲等问题。现代金融市场应是相互密切关联的整体,当前则缺乏整体统筹、存在市场分割,这不仅影响市场效率,还滋生了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造成金融风险隐患。此外,金融市场还存在定价机制扭曲问题。未来,需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实现规则统一、信息透明、具有广度和深度,有效满足多元化的投融资和风险管理需求。第二,直接融资比例偏低。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现状中,直接融资仅为20%左右的比重,中国走向现代化金融体系,今后一个时期的大方向是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积极发展直接融资,提高其比重。第三,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需持续推进。需大力推进市场化的利率体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实现市场化利率“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同时,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使得汇率具有充分弹性,有效维护国际收支平衡和货币政策自主性。第四,金融风险防范仍需加强。一是金融机构需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和风险内控机制;二是金融调控体系需专业稳健、传导有效,适应开放条件下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三是金融监管体系需要更加有力有效、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和综合经营发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刘哲:建设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是资产配置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当前我国金融治理体系更多的是适应工业时代的经济发展特点,与新经济的资金需求和风险特征存在一定错位。第一,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与实体经济的风险特征不匹配的问题。中国正处于从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如果实体经济已经转变为以中小企业、民营经济、新经济企业为主,但是金融体系还停留在服务大企业、传统企业的话,金融领域的结构性问题很难得到根本解决。只有金融的发展和产业的发展是同步的,才能把相应的资金引流到适合的产业领域。第二,我国金融资源并没有建立起市场化配置的机制。在现实中,银行更愿意把钱贷给低利率的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或者有硬资产抵押的企业,而不愿意把这些钱以更高的利率贷给一些中小企业和新经济企业。出现这样的问题,深层次原因在于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能力不足。由于传统金融机构自身没有建立起完善的风险定价能力、信用评估机制和配置能力,经济上出于对于不良率的控制,体制上出于免责因素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现在资产配置的不平衡性。第三,金融创新的力度和进度低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速度。在服务新经济的时候,金融机构对于新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新的发展规律、经营方式和财富创造方式研究还不够深入,金融对于新经济产业发展特征和新的规律把握不足,使得金融产品和服务不能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多措并举打造现代金融体系中国经济时报:打造现代金融体系,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而言,需要把握好哪些着力点?陈道富: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现代金融体系的关键点在于: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三个方面。因此,需要从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三个方向着力。一是构建产业内嵌的自我成长型金融体系。真实的、能有效发挥功能的金融体系,是在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借助产业内在的信任涌现的,是“真实”的并具有“自我成长”能力的。为此,需要建立主要基于基本面变化的价格形成和发现机制。发展供应链、贸易链金融,建立基于大宗商品等真实资产的数字资产凭证,实现更有效率的数字资产交易。发展与工业物联网、智能制造相嵌套的数字金融模式。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实现产融更紧密结合。二是需要搭建赋能型金融生态。金融要改善服务功能,关键是要对实体经济的内在价值“会发现”“看得懂”和“信得过”。为提高效率,降低触及和服务成本,有必要培育金融领域和科技制造领域的跨界合作机制,为金融业赋能,构建金融业能更好服务制造强国的生态环境。可培育金融体系的技术判定和赋能,使对科技“看得懂”“信得过”;构建与中小微企业共成长的金融生态;构建共担风险的社会机制,塑造诚实守信的契约文化等。三是金融自身要追求更加开放、有“韧性”的发展。要在新的技术背景和全球格局下,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增长,金融业本身也需要更开放,在打通境内外金融市场过程中,发展与企业国际化程度相匹配的金融国际化。更加“有韧性”地熟悉运用各种风险对冲工具。改善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能力,抑制资产泡沫,及时释放金融风险,整顿市场秩序,夯实并完善危机应对机制。周景彤:第一,建设现代金融体系要通过加快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构建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相适应的金融制度体系、市场体系、产品服务体系和监管体系。第二,建设现代金融体系的关键在于建设现代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完备、健全和有效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是实现金融体系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货币政策由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变、实现去杠杆以及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建设现代金融体系以建立规则统一、信息透明、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多层次现代金融市场体系作为突破口,有利于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财政与金融的关系,金融风险防范与治理机制完善的关系,人口老龄化、养老金可持续与资本市场的关系等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关系。刘哲:打造现代金融体系,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而言,需要把握四大着力点。第一,从重视货币供应量向总量供给和传导机制并重转变。顺畅货币的传导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缓解“大企业洪涝、中小企业旱灾”的不平衡问题,提升资金的配置质量和配置效率,是打造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着力点。第二,鼓励新金融服务新经济,突出金融机构差异化的服务能力。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不是规模上的区分,也不能是简单用机构的数量和资金的方式来区分,而是要建立起服务不同类型企业、有不同风险偏好的特色金融机构。完善金融的供给体系,改善金融供给结构,让专业的机构做专业的事情,满足不同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第三,深入研究新兴产业发展规律,大力推进金融产品创新。只有金融产品的创新,将新经济企业的“新核心资源”和“新经营模式”纳入到信贷评估、信用评估体系,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新经济企业的融资需求。第四,运用科技赋能金融提质增效,改革的关键不在于科技的力量,而是在于金融机构自身的调整。
7月15日,正值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满一周年,“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布局金融强国战略”成为业界焦点。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刘萍近日表示,我国的金融战略最核心的是“如何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刘萍是在7月13日举办的“金融改革发展与现代金融体系”研讨会暨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2018年上半年金融分析会上提出的上述观点。此次研讨会邀请多位金融领域著名学者共聚一堂,研判上半年金融形势,探讨我国未来金融战略。刘萍认为,构建现代金融体系,防范金融重大风险依旧任重道远。刘萍指出,“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国内金融业改革发展和金融治理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宏观调控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微观审慎监管中,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仍有待理清和明晰;金融市场运行效率仍然偏低,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占比长期较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营商环境仍待优化。”今年5月份,央行、证监会等九部门已印发了《“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从健全金融调控体系、建立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优化现代金融机构体系、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建设高层次开放型金融体系、强化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善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体系、筑牢金融风险防控处置体系、加强规划实施的保障体系等方面,对未来五年的现代金融体系建设作出部署。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认为,现代金融体系有一些基本的元素,现代金融的基石是充分发达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比如需要提高多样性、透明度。“判断现代金融体系,有一个重要的标准,那就是金融是否有效分散风险的功能,有没有良好的财富管理功能。”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当日发布的《金融视角下的中国强国战略:历史经验、理论指引与未来布局》智库报告提出了“制定金融强国战略”的建议。对于金融强国战略,上述报告提出五方面具体建议,包括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认识金融对于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制定金融强国战略,提高我国金融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做强实体经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实现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从硬件设施和软环境建设两方面,夯实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互联 网 金融行业跨越式发展,解决金融领域的核心问题,加快互联网对传统金融部门的改造;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提升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
来源:时刻头条10月24日,马云又一次在中国上海举办的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了犀利果敢而又具有前瞻性的言论,不仅炮轰了当下中国金融机构的“当铺”思想,提倡“依靠信用体系”,更强调了“为未来思考的责任”,在世界媒体和金融圈中引发“思想地震”。马云在2020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言在马云看来,中小企业之所以贷款难、贷款贵,与银行采用的抵押贷款方式有密切关系。马云表示:“今天的银行延续的还是当铺思想,抵押和担保就是最大的当铺。我这几年跟很多企业家交流,中国的金融当铺思想最为严重,要么是资产全押了出去,压力巨大;要么肆无忌惮贷款,不断加杠杆,负债搞的很大。”要想破解这个难题,就要从信用新时代的新思维出发,转向依靠企业信用判断企业价值的纯信用贷款之路。抵押的当铺思想,是不可能支持未来30年世界发展对金融的需求的。这取决于人们对信用认识的不断深化,我们必须用借助今天的技术能力,用大数据、人工智能金融科技为基础的信用体系来取代当铺思想,这个信用体系不是建立在IT基础上,不是建立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上,必须是建立在信用3.0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让信用等于财富。世界期待一个真正为未来而思考的全新的信用3.0金融体系,才能服务中小企业中的“大多数的80%”。评价这个体系的唯一标准是普惠,绿色,可持续,背后是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技术起决定性作用。信用1.0到信用3.0的进化升级路线对信用的认识上,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人类经历了信用1.0和信用2.0,直至今天的信用3.0。信用1.0偏向于企业过去和现在的经营状况调查,多采取一些浅度尽调工具和描述性分析来评估企业信用状况,利用企业固定资产作为增信依据,但这仅适应过去的工业化时代。信用2.0在数据的多元、丰富上更进一步,开始深入诊断企业经营表现,力求完整描绘出企业画像,通过传统商务智能对企业进行评级,并依据抵押物的优质状况划分贷款利率等级。虽然比1.0有所进步,也会出现数据泛滥、数据造假甚至数据获取违法等问题。这两个阶段,都只能解决“过去和现在的问题”,对“未来的问题”毫无办法。而信用3.0,是着眼于企业整体行为模式的分析,并由此对企业未来信用表现进行科学地预测。它所对应的是崭新的21世纪信息化时代。但传统金融机构受限于体制的长期影响,很难主动突破禁锢,向中小微企业打开纯信用贷款的方便之门。据工信部数据调查报告显示,有33%的中型企业、39%的小型企业和41%的微型企业依然存在贷款难的问题,平均每家中小企业的融资缺口为332万元。这还是当前国家对中小企业经营贷款的扶持日益加大的前提下,但现状是,当前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仍然是资质优良、抵质押物充足的企业会受到银行更多的青睐,而那些缺乏资产抵押物的企业融资需求仍然无法满足,更别提可用信用贷款来融资了。与其墨守成规在旧世界旧秩序中不可自拔,不如主动创造新世界新秩序。马云也在本次外滩金融峰会上表达了弯道超车的思想:“今天我们要思考的是怎么和未来接轨,怎么适应未来的标准,怎么弥补未来的空白。”这一切的关键,是让中小企业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契机,只有采用信用3.0的思维模式,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技术充分挖掘企业自身信用价值,做好信用管理与提升,并在此基础上积极谋求信用变现。信用和财富怎样划上等号?关键是企业信用变现。实际上,已经有一批新时代探路者正在进行积极的实践,2018年成立的大路科技(OOWAY)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笔者发现,在国内,大路科技是目前中国唯一,世界少有的率先进入信用3.0时代的先锋企业,不仅具备信用3.0时代先进的思想理念,还实现了产品服务的完全落地。截至目前,大路科技发布了中国第一个信用3.0产品玛尔斯、建设了中国第一个企业信用管理平台。玛尔斯bMARS是中国第一个信用 3.0 产品、中国第一个企业信用管理平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就是现代华尔街风云人物、国际著名投资家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而担任大路网首席科学家的,正是全球著名的应用数学家和数据科技专家,英国高级勋位获得者,艾伦 ? 图灵研究所创始受托人Peter Grindrod 教授!两位巨头的合作,相信是对信用3.0这一前瞻信用管理体系的一次布局,将对整个信用评估行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罗杰斯代表大路科技出席与新加坡KCH公司签约仪式信用创造价值,未来早已到来。相信在未来发展中,必然有一批像大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这样的信用主力军为各类中小企业信用管理提供重要助力,成为铸就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辉煌成就的卓越贡献者。
来源:新浪财经汪滔新浪财经讯 11月5日消息,中新金融峰会“绿色金融助推绿色发展”论坛今日在重庆举行。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汪滔出席论坛并演讲。汪滔表示,现代金融的发展和创新,通过其资源配置和风险转移的两大功能,大大推进了人类社会和文明的进步。但同时,现代金融也为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重大挑战。以下为嘉宾发言实录:汪滔: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好!很荣幸有机会在这里发言。我自己其实早年是在业界工作了很多年,在国际投资银行从事衍生品的交易相关的工作。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当时发生了很多事情,以及后来中国金融市场包括非标,包括类似P2P等等风风雨雨,激发了对这个行业,这个社会经济环境的很多思考。后来我到了学校就有机会更多的整理和思考这些问题。现代金融的发展和创新,通过其资源配置和风险转移的两大功能,大大推进了人类社会和文明的进步。但同时,现代金融也为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重大挑战。金融有一个特点,它是可以具备聚集和调动大量资源的能力,也是转移风险的工具。特别通过很多的我们新的金融的产品,金融科技,包括衍生品等等一些融资的方式。这个后果之一就是帮助一些个体,迅速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是它把相应的成本和风险由他人或环境承担。经济学上一个概念,外部性,也就是个体经济单位的行为对社会或者其他个人部门造成的影响,比如环境污染等等,确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这个是现代金融对人类发展的一个潜在的危险。我们研究绿色金融就是想在这方面切实的想出一些方法处理这个问题。现代金融,我个人的思考有两个显著的外部性。第一个外部性实际上我们在花后代的钱,我们获取利益,但是代价是我们后代的福利。第二个外部性是我们在透支我们的地球母亲。全球金融体系现在很难控制印钱的步伐和节奏,前一次我和一个国内非常顶尖的个人投资者交流,他说对冲基金近来很多处境困难,是因为他们相信有经济周期,但是其实近来已经没有经济周期了,但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我们现在一个过度借贷需要我们后人来还,我刚博士毕业的时候,一年的工资可以在上海买一套房子,现在上海的房价是当年的8到10倍,这么高的房价,实际上通过印钱我们提前透支了后人的福利。这第二点是我们在透支地球母亲。我们做了大量的基建和房地产项目,造成钢材需求的迅速扩大,中国粗钢产量占全球的份额,从2017年的50.3%上升到2018年的51.3%。钢铁行业本身对环境会造成重大的压力,最终造成种种的气候和污染问题,挣钱是挣钱了,但是代价是环境和社会承担的。去年最挣钱是一些钢厂老板,他们的盈利水平是我无法想象的,但是代价是巨大的,由整个社会和环境承担的。所幸的是我们国家有治理环保的决心,对这个问题有控制,但是金融对环境的问题是很深远,金融给我们带来大量的福利,但是这个问题必须面对,必须重视,必须想办法解决。面对金融的外部性问题,虽然现代金融本身是问题的原因之一,但是它也提供了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通过金融产品让获取收益的个体付出相应的代价调解外部性的影响,一个可以借鉴的例子,前面各位都谈到了关于碳排放的问题,以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为标的的衍生品,给企业配备碳排放指标,一旦超过这个指标就到市场购买,通过这个方式让排放方向市场和其他部门提供补充。欧洲开展了以碳排放配额的期权期货的交易,一些中国企业也通过获取减排量,也获得了相当大的收益。这些工作通过金融产品解决外部性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我国的碳配额交易是2011年开始的,2013年6月在深圳率先启动,目前纳入碳交易的行业包括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等八大类32个子行业,年综合能耗1万吨标准煤以上的企事业单位都纳入标准。这个标准是生产过程中的直接的碳排放的规模和强度,碳金融衍生品2016年就开始交易了。当然这个碳配额的交易面临诸多挑战,比如说如何客观公正的对碳的排放进行核查和测算,这是整个市场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办法很好的对这个碳排放进行客观公正的核查,整个市场就没有办法存在。等一下我会介绍一些个人的看法,最新的金融科技等等,包括我们社会对这个问题的认知,会帮助我们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去确保客观公正的去核查和测算排放量。第二个问题是有效的法治系统。如何在各种碳排放项目上防止欺诈行为,促进市场的健康成长。我个人早年也看到一些,从内部看到一些清洁能源项目的发展,这里面实际上牵扯到一些,实际是有一些欺诈的行为。这个本来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初衷,但是最终可能我们良好的发心,它的很多收益没有流到恰当的地方。第三个是这个相应衍生品市场的本身的发展,如何丰富交易主体,提升交易的活跃度和流动性等等。虽然运用金融产品市场控制外部性,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有重要的意义,比如说有如下的建议。除了碳排放,对雾霾的排放,一些其他的有害气体是不是也可以建立相应的机制,可能可以减少前期环保当中出现的一刀切的问题。通过适当的机制,在享受各种开发项目给社会带来的福利提高和反哺的同时,通过市场机制最大限度减少对环境的污染,通过市场交易使得能够用最低排放获得价值的企业来排放,提高生产在排污方面的有效性而不是简单的限产。借市场的力量,根据环保能力大小,通过增加无效企业成本的方式来限产。此外,区块链技术在污染排放的核查记录上,通过区块链技术的开放透明,线上可追踪的特点,是否可以有效促进这个市场核查的问题。重庆作为碳交易的七个试点省市之一,如何有效利用这个市场进一步推动区域的环保工作,是非常值得认真探索的问题。新加坡它的商品衍生品非常发达,可能会对重庆有启发,前线上清所提到碳排放的很多基础工作,可能对整个市场也是非常有力的基础工作。时间有限,我就谈了一些自己的个人看法预祝绿色金融蓬勃发展,谢谢大家!
从政策视角来看,刚刚过去的一周是2020年大政最密集频出的一周。首先,是海内外高度关注的五中全会召开以及随后会议公报的发出,定调了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接着,就是国务院“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编制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高水平编制“十四五”规划纲要,谋划确定“十四五”发展的支撑举措;最后,国务院金融委召开专题会议,传达五中全会精神,研究部署金融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对于金融委专题会议怎么看?一时在金融圈引起了不少热议。笔者认为,就会议内容来看,最重要的还是传递了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建设稳中有进的信息与信心。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是金融系统“十三五”时期的战略目标,新发展格局下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即将进入“十四五”的新发展阶段。对此,从金融委会议报道上可以看到中期考虑的相关方面。例如,紧扣“现代”这个关键词,要“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又要“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制度建设,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完善存款保险制度”,还要在金融机构与市场上——“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支持中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持续健康发展,改革优化政策性金融。增强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再例如,金融委还有一些重要表态——“推进金融双向开放”,“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积极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坚决维护金融稳定,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以上四个方面,即现代金融体系、大国开放金融、金融科技与金融普惠、金融风险防控与金融稳定等,势必将成为“十四五”金融发展的主要考虑点,因为这是五中全会精神和“十四五”规划纲要的要求。实际上,回顾“十三五”金融改革发展,现代金融体系建设的目标要求都得到了贯彻实施。例如,在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的同时,“十三五”金融规划还专门要求了“信息化”和“现代化”。就“现代化”来说,除了“着力实现金融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战略目标外,还专门规划布置了八大体系建设的具体任务。就“信息化”而言,2017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中国金融业信息技术“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积极对标国际先进,推动创新普惠发展,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并围绕统筹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统筹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统筹负责金融业综合统计,推进信息技术发展各项工作。当然,需要注意的是,2017年人民银行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金融业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立足中国、对标国际,明确提出“十三五”金融业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主要任务、重点工程和保障措施。可以说,“十三五”是中国金融的现代化、信息化和标准化建设的全面发力时期。当然,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与蔓延,对全球经济金融造成了巨大冲击和影响。中国全面积极有力的应对与抗击,使我们率先步入了后疫情时代下的经济复苏轨道。针对当前经济特别是金融领域的重要和热点问题,国务院金融委也做出了近期工作安排。从定调上看,“当前金融科技与金融创新快速发展,必须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关系”;从原则上看,“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尊重国际共识和规则,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监管思想与导向上,“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有效防范风险。监管部门要认真做好工作,对同类业务、同类主体一视同仁”;从法律法规建设上看, “要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要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从业务与资金管理上看,“要增强业务信息披露全面性和透明度,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要督促上市公司规范使用募集资金,依法披露资金用途”。实际上,从技术上还有一点,对于金融科技迅速发展所对应的风险问题,国务院此前已经专门指出——“在京设立金融科技风险监控中心”。诚然,从大历史和宽范围来看,科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但同时,科技尤其是用之于金融领域时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段时期前互联网金融某些领域的乱象横生、问题频发,殷鉴不远。面对中国金融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怎么定位很重要。我们既要善用金融科技,还要正视金融系统的复杂性,尊重金融长期发展演化的客观规律,趋利避害,共同致力于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健全和健康金融生态的完善。(何海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来源:证券日报董少鹏10月31日,国务院金融委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研究部署金融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从八个方面安排了金融改革开放工作,对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关系提出要求,体现了金融领域改革的系统化观念,对加快建设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首先,增强资本市场枢纽功能与金融领域其他环节工作是紧密联系的。在金融委部署的八个方面工作中,资本市场工作列在第四位,之前分别是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深化银行体系改革,之后分别是推进金融双向开放、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整治各种金融乱象、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可以说,资本市场在金融大系统中处于承上启下的枢纽位置,其有序发展、功能提升既受其他七个方面的约束和激励,也为其他七个方面提供反馈、发挥作用。按照金融委要求,要继续增强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实现这些改革任务,需要其他方面的配套支持。中央银行完善货币供应调节机制,有助于推动利率市场化,稳定市场预期,这是资本市场稳定运行的前提;商业银行以及其他类银行机构充分开展竞争,是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条件,并将为直接融资提供定价的比照基准;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要根据不同资本的风险偏好、产业取向、链条长短等来构建,要根据银行体系、资本市场的各自优势来布局。金融市场开放是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完善监管、整治乱象、化解风险是保障资本市场规范有序发展的制度保障。所以,金融改革开放的系统化部署是对资本市场发展的重大支持。第二,透明度管理是所有金融服务业态所必需,资本市场信息披露机制可供借鉴。金融委强调,要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关系,提出“要增强业务信息披露全面性和透明度,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强投资者教育”“要督促上市公司规范使用募集资金,依法披露资金用途”“要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加强个人信息保护”。这三点都与信息披露有关。笔者认为,透明度管理是所有金融服务业态所必需。无论是贷款、股票投资、各类理财服务还是其他方式的金融消费,金融服务机构都应当充分披露产品和服务信息,让金融消费者充分了解产品的功能和风险,充分了解产品的背景和基本逻辑。我国资本市场已实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即把适当的投资品与适当的投资者匹配起来。其基本逻辑是,把产品信息真实、充分、及时地披露给投资者(金融产品消费者),让投资者自己做出决策;近期,按照注册制要求,又对信息披露提出了“易懂”的要求,正在大力推进。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应当在所有金融服务市场中加以推广。第三,监管导向更多体现“严管”与“厚爱”相统一。金融委指出,“既要鼓励创新、弘扬企业家精神,也要加强监管”“对同类业务、同类主体一视同仁”“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加强个人信息保护”。这些提法均体现了“严管”与“厚爱”的统一,即强调管的目的是维护公平秩序,让市场主体在公平环境下竞争;在强化有效监管的同时,要鼓励企业家等市场主体创新发展,要保护个人信息安全,要维护好市场整体安全。维护市场整体运行安全和各市场主体的信息安全,维护各市场主体公平参与的权力,需要科学监管、精准监管、有效监管。严管才能维护公平秩序,维护公平秩序就是对守法守规者的厚爱。近两年来,监管层在强调依法监管的同时,还强调科学监管、精准监管和有温度的监管,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尊重市场规律,管住该管的、放开该放的。此次金融委会议再次就金融发展、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关系进行阐释,目的是给市场以明确预期,既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也维护好市场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这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利好消息。
本报记者 范思立“随着内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十四五’期间,我国金融应围绕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做好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未来我国金融须完成三大重要任务——支持创新、支持实体经济、支持绿色发展。未来我国金融须完成三大任务中国经济时报:“十四五”期间,构建新发展格局更需要金融的支持,我国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迈进,需要完成的任务有哪些?何德旭:一是支持创新。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十四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注重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并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提升金融业支持创新发展的能力。在支持创新发展方面,金融大有可为,利用金融的力量、金融手段和金融工具激励创新。二是支持实体经济。“十四五”期间,我国应尽快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也是金融自身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只有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才能从根本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三是支持绿色发展。绿色金融最突出的特点是通过最优金融工程解决环境污染和温室效应的问题,发挥金融对企业经营政策及实践的强有力规制作用。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起步有一个良好的开局,但仍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效,未来要加大绿色金融发展力度,切实解决绿色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大有可为中国经济时报:无论是统计数据还是社会感观,都认为我国金融存在“脱实向虚”的问题,请问纠正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主要举措有哪些?何德旭:但是,通过以下两组数据显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发生了偏移。上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资金净融入率(资金净融入/GDP)达到14%左右;2000年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波动中枢大致位于6.5%附近,“四万亿”刺激政策前后的波动之后开始趋势性下降;到2015年和2016年甚至降至1.6%和2.1%。在生产性融资内部,第三产业贷款规模快速上升,第二产业的贷款规模大幅下降,其中制造业贷款下降尤为明显。2011—2017年,第三产业人民币贷款增量由22251亿元上升至63654亿元;第二产业人民币贷款增量由26943亿元下降至15857亿元,其中制造业人民币贷款增量由16339亿元大幅下降至3197亿元。从比重来看,结构变化更为剧烈。2011—2017年,在全部产业贷款增量中,第三产业的比重由44.76%上升至79.31%,而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由54.20%下降至19.76%,其中制造业比重由32.87%下降至3.98%。在新发展阶段,金融工作要主动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主动适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主要举措有: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质量优先、效率至上的理念,更加注重供给侧的存量重组、增量优化、动能转换。国家应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改善间接融资结构,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支持中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持续健康发展。国家应该促进保险业发挥长期稳健风险管理和风险保障的功能。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金融部门要扎根于为实体经济服务、适应消费者和投资者需要进行金融创新。金融机构要加强内部管理、降低经营成本,清理规范中间业务环节,避免变相抬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建立现代金融体制是完成金融重任的必要途径中国经济时报:未来完成金融业重任的体制机制保证是建立现代金融体制,请问如何构建现代金融体制?何德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金融体制,这是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未来金融要完成三大重要任务的必要途径。建立现代金融体制包括: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意在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支持中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持续健康发展,改革优化政策性金融。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我国建立现代金融体制要重点关注两方面内容:一要坚持安全发展。二要夯实金融基础设施。总之,现代金融体制意味着富有活力的金融机构、高效配置的金融市场、严格有序的金融监管、成熟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灵活协调的金融宏观调控。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证券时报记者获得的近日九部委发布的《“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指出,要严格规范金融综合经营和产融结合。首先,在严格监管前提下审慎有序进行金融综合经营试点。引导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突出主业、内部分业、风险可控。在实施总体分业经营为主和严格监管前提下,审慎有序进行金融综合经营试点。强化战略和业务协同,优化业务结构,探索特色经营模式,提高综合经营的质量。严格限制和规范金融机构多牌照经营,非主业金融业务必须符合严格的准入条件,实行子公司法人制,实施更高的资本要求、组织复杂度、市场集中度、交易透明度、业务关联度等监管。其次,严格限制和规范产融结合。严格限制和规范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将产融结合纳入金融监管。对投资参股金融机构的非金融企业制定严格的准入标准、业务清单和负面清单,加强对金融机构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关联方、实际控制人及最终受益人的审查、识别和认定,加强入股资金来源合法性审查和监测,严格限制一致行动人投资行为。此外,加强并表管理和全面风险管理。从制度上隔离综合经营机构的实业板块与金融板块,实行子公司法人分业经营,建立有效的风险防火墙,金融板块纳入金融监管,加强并表管理。构建针对集团整体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和运行系统,完善风险隔离措施和处置预案,防范风险交叉传导。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和监管主体,研究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规则,从资本充足、公司治理、关联交易、风险集中度等方面加强整体监管,引导规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