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经济研究

来源：智谷趋势◎作者 | 豆腐乳儿◎来源 | 非凡油条 （ffyoutiao）已获授权东南沿海制造业集聚改革开放以前，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是“一盘棋”布局，计划经济下政治因素是制造业布局的主导因素，尤其是冷战时期为了备战，搞三线建设，部分制造业被转移到西北、西南地区，总体来看，制造业大致均衡地分散在全国各地。改革开放的过程，则是逐渐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经济逐渐发展，市场因素成为影响制造业分布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初期，东南沿海能够最先发展起来，一大原因就是距离海外市场近，在这里投资加工工业，产品运输方便。比如说最早开放的广东，香港轻工业转移到珠三角，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加工贸易模式，即由香港方面负责承接国际订单，提供原材料、机器设备、产品设计及样品，控制产品质量、开拓国际市场及产品销售及售后服务，扮演“店”的角色；而珠三角负责产品的加工、制造及装配，扮演“厂”的角色。所以在改革开放后制造业向东南沿海集中，形成了沿海的产业集聚。产业集聚是市场经济下，生产要素集中的结果，而且在一段时间内是自我促进的。同行业工业企业的集聚发展有利于加强企业间信息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利用基础设施，共享劳动力市场，产生正的外部溢出效应；相近工业行业内企业的积聚发展有利于产业链上下游的畅通与供应链整合，降低中间产品的运输费用和能源消耗，降低生产成本，取得规模效益，提高生产效益与利润水平。也正因如此，产业集聚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制造产业的集聚会进一步导致各地区工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集聚地区的工业产值和技术创新能力将会快速增加。这对产业集聚地区自然是好事，会让产业集聚地区不断积累人才、技术等，形成越来越完整的产业链，制造业不断发展。但与之相对的，落后地区的制造业则会不断衰退，人才流失，技术跟不上。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融入全球化体系中，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出口加工型工业在东南沿海集聚，这个趋势愈发明显。毕竟中国这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是融入全球化体系的结果，制造业分布自然受到国外市场和资本的影响。制造业东南沿海集聚的格局，在2004年达到了顶点。这一年中国工业增加值份额前五的省级行政区的工业增加值份额之和，占据总的中国工业增加值份额的一半以上。而这五个省级行政区是广东、山东、江苏、浙江、上海，都在东部沿海地区。☉数据来源：中国工业集聚趋势及其影响因素2005年之前，中国的工业不断向以广东、江苏、山东、上海和浙江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集聚。这是因为东南沿海地区生产的工业品方便对外出口，也能向中国内地销售。而中西部地区生产的工业品则没有这种便利，对外出口极不方便，因而大多数厂商更愿意将工厂建立在东南沿海地区，于是制造业就在东南沿海高度集聚了。制造业转移但显然制造业不可能无限集聚，不然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就不可能实现了。事实上，制造业和科技一样，最终的发展方向都是逐渐扩散，哪怕人为设置各种壁垒都无法阻挡其渗透。2005年后，中国工业产业集聚程度下降，中国工业经济出现了扩散趋势。中国工业增加值份额前五的省级行政区的工业增加值份额之和，在2005年之后的大趋势是下行的，说明制造业正在向内地扩散。☉数据来源：中国工业集聚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而且，在工业增加值份额排名前五的省级行政区里，自从2007年之后，河南就取代了上海，并于2011年超过浙江排名第四。影响最近十多年中国制造业扩散的是很多因素。比如随着基础和设施建设的不断开展，很多内地地区交通运输条件逐步改善，这就能够吸引制造业迁移，增强该区域的工业集聚程度。而对于制造业的基层员工来说，他们向往更好的生活，所以更倾向于去往工资水平高的地区就业，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发展，使工业向工资水平高的地区集聚。而在当地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压力也在逐渐增大，促使他们离开消费水平高的地区，对当地的制造业集聚水平有负面影响。但是这种负面影响不是很大，毕竟消费高的地方工资也高，高工资的吸引力相对更强，以至于消费水平对集聚程度的负向影响作用不太显著。对制造业员工去向影响更大的负面因素是房价水平，一个省份房价的上涨可能会致使该省份工业集聚程度下降。房价的上涨，企业员工的生活成本也会上升，员工迫于生活压力而离开房价高的省份。即使为了给工业降成本，吸引工业企业，地方政府还往往划出大片工业用地，工厂的地价可以压低。但是，哪怕工厂地价低了，居住用地不足仍然会提高员工居住成本，进而推高人力成本，最终还会让工厂的总成本上升。2005年之前制造业集聚程度高的东南沿海省市，房价水平相对其他省份增长速度更快，当集聚到一定程度，集聚带来的好处不足以弥补各种成本的快速上升，制造业就会从该地区迁出，有的流向集聚程度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有的则流向海外。而像广东省也在2006年之后，传统制造业行业与一些重化工行业向外转移明显，2008年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一过程，2016年之后，江苏取代广东成为工业增加值份额排名第一的省级行政区。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大趋势，而在大趋势中，河南抓住了机会，挤进了工业增加值份额排名前五的省级行政区。河南的努力说到河南抓住机会引进制造业，就不得不提引进富士康时郑州的动作。引进富士康给富士康开了很多优惠条件暂且不说，郑州还把富士康产业链上的小伙伴们一并引入，这不仅方便了富士康，也有利于郑州自己打造高新技术产业链。为此，郑州给了外地迁来的配套企业大量搬迁补贴。这对于来自深圳的近百家富士康上游配套企业搬迁是十分重要的，这些企业多半是小规模经营，资金储备不足，给了补贴，它们才能顺利搬到郑州。制造业的转移，也和本地市场有关系，越接近本地市场的地区越容易实现产业的集聚。郑州对富士康和周边企业的市场布点和销售提供支持，把部分重点产品加入到“家电下乡”的名录。这变相帮富士康打开了中低端产品市场，开拓了内销新局面，让富士康不至于过于依赖苹果，也对河南市场产生了依赖。而富士康也有大量的出口代工，由于其代工产品产值高，很适合空运，郑州在内地远离海洋并不是劣势。富士康来了之后，郑州的出口就很大程度上依赖空运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立起来。在当时郑州引进富士康也是穷则思变。尽管在东南沿海想要“腾笼换鸟”的地区看来，富士康已经算是落后产能血汗工厂了，但是对于郑州来说，富士康当时就是先进技术的代表。不说别的，就说员工薪酬，当年富士康郑州厂区的员工入职薪资不低于每月1800 元，月平均收入一般在2500元至3000元以上，并且周一至周五加班按1.5倍计算，周六和周日按2倍计算，法定节假日加班按3倍支付加班费用，工资每月按时发放到个人。而当时郑州市酒店业一般员工的每月工资约为1500元-2000元左右，五险一金是没有的。以至于郑州某食品加工厂的人就说：“富士康工人都2000多元的月工资了，我们要是低了，招人就不好招了。”山东省内除了体制内，高端岗位确实相对较少，这应该是因为山东省内高端服务业不够发达。但不管怎么说，山东的制造业还是有声有色，工业增加值份额稳居前三，山东人就业条件比起同时人口大省的河南还是好很多的。相比之下，河南的制造业早年并不突出，反倒是在1999-2017年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从903.2万公顷扩大到了1091.5万公顷，增长了188.2万公顷。1999年到2018年，河南粮食产量从4253.3万吨增长到6648.9万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河南常年的定位就是农业大省，保障粮食生产。有了这样的任务，河南还能想办法承接下来东南沿海转以来的制造业，真的很不容易了。做大郑州，基于类似的思路：河南只能在本身工业基础好、政治资源多的省会大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尽量吸纳省内劳动力。起码他们不用离开河南去打工了——2018年河南省际净外出人口增量比2017年减少31万人。在经济上，河南也是有回报的。今年初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公布，2018年全国GDP总量及各省市GDP数据进行了大修订。其中不少北方省级行政区的GDP总量下调，但是河南的GDP却没有被下调，反而上调了3.9%。这说明河南近年来经济发展质量也是不错的。未来的制造业集聚当然，在疫情发生之后，连今年的GDP增速都不是很重要的东西了，今年就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未来要面临的挑战将会更加复杂。疫情何时结束尚未有定论，反倒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导致全球产业链遭到破坏，全球化遇到了危机。而美国仍然在加速中美脱钩，在经济和科技领域中国有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逆全球化”挑战。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对外开放和随之而来的出口增长。如果全球化出现回潮，国内制造业分布也会受其影响。而东南沿海的制造业也到了产业升级的时候，要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迈进，被淘汰的较为低端的制造业是有机会流向内地的，而不是被其他国家抢走。这就需要进一步促进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工业经济向中西部地区的有序梯度转移。在这方面，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是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战略，东南沿海地区要为长远发展谋划，为发展高附加值产业腾出空间，积极有序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西部省份工业经济的集聚发展。最后，“房住不炒”仍然很重要，对于制造业的发展来说，房价升高对产业集聚具有严重的副作用，不仅挤出实体经济的资金，还造成产业工人的流失，房地产价格泡沫化对实体经济有着很大的危害。即便是向高端服务业迈进的一线城市，居住用地价格高，也会抬升员工生活成本。而对于第三产业来说，它们多是轻资产行业，像厂房、机械等资产它们是没有的，它们最大的资产就是员工的能力。然而在城市居住用地较少、房价乃至房租逐渐升高的情况下，有能力的员工也可能逃离某座城市去居住成本更低的地方，第三产业企业就只能付出更大的人工成本以保证招得到可以用的员工。假如这轮股市行情真的能够发展成慢牛，让股市真正的有序发展，让人们意识到股市是比楼市更好的投资市场，并通过二级市场融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那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将会是一件好事。所以哪怕今天股市回调，我也觉得问题不大，还唯恐这轮行情走得太快，又重现以前急涨急跌的疯牛行情。只不过，我还是更倾向于即使出现牛市，也很难控制它成为一轮慢牛——以前的A股牛市行情，基本都是疯狂的状态。参考文献张云霞. 广东制造业产业集聚程度变动趋势的实证研究[J]. 商场现代化, 2011, 000(002):138-140.周明, 王剑武, 葛世龙. 制造业集聚程度变动趋势实证研究——以20个制造业为例[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8, 029(007):138-142.衣保中,周贺.中国工业集聚趋势及其影响因素[J].当代经济研究,2020(4):92-99.李世杰, 邢韵龄. 公共政策交互性与地区工业集聚——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19, 035(001):P.134-147.积极主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ex.cssn.cn/gd/gd_rwhd/gd_ktsb_1651/gjrlmygttsrjzd/202006/t20200622_5146140.shtml接下来A股市场怎么走，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有一点我很确定，趋势一旦形成，短期内便很难改变，7月份大概率还是继续上攻。当然，本轮更多只是结构性行情，而非全面牛市，投资者在操作上还是要集中下注、做好随时抽离的准备，六个字：狠一点，快一点。但还没有上车A股的朋友，建议不要盲目追高，可以看看其他市场的机会，适当把握。明晚19:30，智谷邀请了艾德证券首席研究员，跟大家深度剖析，接下来的港股市场，都有哪些不可错过的投资机会。扫描下方海报二维码，预约直播，带你上车。▼

考生该选择什么专业？读了这个专业，前行路上会是怎样的“风景”？系列宣传片《教授说专业》今天带我们走进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05:02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概况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下设国际经济与贸易和市场营销两个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成立于2002年，是我院适应经济全球化对人才需求发生结构性大转换而设立的市场前沿系别，主要以培养外向型、应用型人才为主。现有四个年级、六届毕业生，其中在校生325人、毕业生481人 ；市场营销专业成立于2004年，现有在校学生83人。国际贸易系的两个专业的课程设置采取前期趋同、后期分流的方式，学生在学习中既可以掌握国际贸易方面的知识，又可以掌握市场营销方面的知识和技巧。▲甄艳教授●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目标：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社会责任感强、创新精神强、实践能力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基础扎实、知识面宽，系统地掌握国际经济与贸易基础知识与理论，了解国际经贸规则与惯例， 熟悉国际贸易的流程，比较熟练地掌握现代经贸分析方法，具有向相关领域扩展渗透的能力；具有一定英语实际应用能力，能在涉外经济部门、外贸公司、外向型企业、外资企业从事实际业务管理、调研、策划等工作的外向型、应用性专门人才。主要课程：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国际贸易实务、国际金融、国际商务、国际商法、国际商务谈判、会计学、统计学等。●市场营销专业培养目标：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社会责任感强、创新精神强、实践能力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基础扎实、知识面宽、系统地掌握市场营销基础知识与理论，具有市场营销实务能力； 具有较强的市场环境分析、市场调研、信息处理、经营管理、营销策划、公关策划、广告策划、市场推广、产品推销以及商务谈判等专业技能；具有运用营销战略、策略、管理等理论与方法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复合型、应用性专门人才。主要课程：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国际市场营销、会计学、统计学、管理学、营销策划、营销实务、市场调研与预测等。学科带头人甄艳，1962年10月，出生在辽宁省大洼县大洼镇的一个工人家庭。1970年上小学，1981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1985年考取硕士研究生，1988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硕士学位，博士在读。工作以来主要承担政治经济学、经济学说史、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管理经济学等课程的教学任务。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民营经济等，在《世界经济地理》、《当代经济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几十篇，承担和参与吉林省社科规划办、科技部等项目近十项。198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经济学院经济系系主任、吉林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秘书长等职。曾受学校派遣前往新疆伊犁师范学院支教。毕业去向迄今为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各年本科毕业生，除10%左右考上研究生外，90%以上实现一次就业。就业方向广泛，包括：国有外贸公司、对外经济合作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事业单位、金融机构、政府机关等。

作者：江苏银行泰州分行 毛亮 戴云飞一、问题的提出：红利还是鸿沟？数字普惠金融为数字技术和普惠金融相互融合的产物，2016年G20峰会上通过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成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首个国际性的共同纲领。理论层面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利用数据加持可助推农村产业经济发展，其可触达性（可得性）、大众性、可持续性、便利性等特性对于农村贫困具有一定的减缓作用。可以说数字普惠金融具有缩小城乡差距，缓解“剪刀差”[1]政策效应，改变城乡金融“二元结构”[2]。然而，数字普惠金融也易衍生问题：一是盈利性与普惠性的兼容问题。普惠金融作为政府主导下的“政治性任务”，商业银行需要牺牲部分利润实现普惠目的，以行政手段干预金融资源配置容易造成金融机构“使命漂移”“资源错配”[3]；二是金融供需不平衡问题。供给不足，商业银行为了规避风险而在服务对象选择上的“精英俘获”现象，将贫困农户排斥在服务体系之外[4]；即便供给充足，需求方可能因自身不利因素，往往对金融资源的有效需求不足、利用效率偏低，影响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5]；三是互金企业的问题。互联网金融企业在数字普惠金融上一直走在前列，也正是互金企业的探索和实践，定义和塑造了数字普惠金融。但在客户关系上，未能实现可触达性与适当性的平衡（过度营销、过度服务的行为）；在风险收益上，未能实现让利与全周期的统一（未经完整周期的市场检验）；在合规经营上，未能实现风控与不确定性的平衡（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加剧金融排斥现象。值得思考的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数字红利”还是“数字鸿沟”？是否有效减缓农村贫困率? 其内在机理和传导机制是什么?二、数字普惠金融“异化”与新金融排斥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持续优化和改善，商业银行业以普惠金融事业部统筹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囿于成本高、效率低、商业可持续性难等制约因素，普惠金融本就存在机会排斥、市场排斥、条件排斥、价格排斥等现象，有学者认为数字普惠金融会产生新的“异化”——存在风险缺陷，诱发新的金融排斥。解决异化效应，才能更好研究缓贫效果。（一）数字鸿沟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广关键在于信息技术，而信息技术天然就是存在差距的，有可能产生数字鸿沟。鸿沟之一——设备。《2019年网络扶贫工作要点》要求充分释放数字红利，加大网络扶贫工作力度，贫困地区网络设施显著改善，在设备上的差距逐步缩小，但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55亿，占整体的28.2%；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46.2%；非网民规模为4.96亿，其中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比为59.8%，非网民仍以农村地区人群为主。非网民不上网原因中51.6%的人不懂电脑或网络，13.4%人没有电脑等上网设备。[6]不可否认，因设备带来的鸿沟依然是存在的，尤其以农村地区突出。鸿沟之二——信息。信息时代，信息源就代表着财富。即便互联网的普及拓宽了信息源，为信息的获得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但互联网企业、金融机构、政府机关等，天然具有信息获得的优势，如政府机关掌握着80%的信息数据资源；银行业每创收100万元，就平均产生130GB的数据，数据强度高踞各行业之首。[7]这些信息的垄断可能引起“信息孤岛”[8]——拥有信息的人将会拥有更多的信息，而无法获得信息或者需要支付更多花费获得信息的人则拥有更少的信息。鸿沟之三——使用。信息的获得是鸿沟的一大成素，而信息的使用则是鸿沟的另一重要缘由。受文化程度、年龄等因素的影响，信息的接受方对于信息的认知以及使用存在差距。此外，即便金融机构作为信息的接受方，在使用信息的成本上也有差异，以互联网金融机构表现突出。比如一个非持牌的小型消费金融公司/大中型网贷（P2P）机构，其征询查询成本占运营成本的比重最低也要达到10%，高的则可达20%和30%左右，对农村地区的征信成本则会更高。[9]（二）挤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的目的在于寻求商业可持续性与金融需求普惠性之间的平衡。但即便在“政治压力”之下，金融机构内生的商业可持续性，迫使其更多倾向于优势主体，对于弱势群体就有可能形成“挤出效应”。金融机构的商业属性与普惠的社会效益不相平衡。尽管是数字普惠金融，但并不是“慈善金融”，也不是“扶贫金融”，本质上仍是“商业金融”。不能苛求金融机构一味满足普惠的目的，而放弃盈利的需求。数字普惠金融的前提在于金融机构能够实现商业可持续性，若利润与成本无法实现平衡，金融机构也就失去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动力。中国社会融资成本指数显示，互联网金融（网贷）平均融资成本为 21.0%，小贷公司平均融资成本为 21.9%，若参照7.60%的企业社会平均融资成本或6.6%的银行贷款平均融资成本，这样的融资成本远远超出了数字普惠金融需求主体的承受能力。[10]可以预见，金融机构必然会选择优势的服务对象，而对于数字普惠金融本应服务的对象则避而远之。（三）去风险化无论是互联网金融公司，还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从事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时，遵从法律、服从监管仍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因而有些机构为了规避风险并化解监管压力，不得不选择脱离一些业务，产生“去风险化”行为。数字普惠金融除传统金融的风险外，因为有信息技术的融入，会产生新的风险，如技术风险、网络风险等，加之严监管的态势，数字普惠金融机构为了符合监管要求或者基于自身的风险承受力考量，倾向于选择低风险、保守业务，或者选择增加对需求方的要求、条件，如担保方式、资信材料等等，可能导致真正有需求的贫困者难以获得融资。（四）新金融排斥数字鸿沟、“挤出效应”“去风险化”等风险缺陷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会诱发新型金融排斥。数字鸿沟→技术性金融排斥。以农村中老年群体为例，更倾向于选择商业银行物理网点和员工，对于线上工具或产品有抵触心理，接受新鲜事物慢、担心网络安全问题，数字普惠金融的便利性和高效性反而难以体现，这也就造成不同群体从金融服务中获益的能力有所分化。金融机构基于成本和风险进行对象选择时，从行为数据分析，农村居民尤其是贫困居民，可能因为信息识别和算法歧视则被排斥在大数据所带来的普惠经济机会之外。挤出效应→市场性金融排斥。金融普惠力度不断加大，但数字普惠金融对微型企业、中低收入人口、贫困人口的深入下沉不足，甚至可能退出市场，社会目标失效。市场竞争日趋白日化，金融机构不得不考虑利润，除农村金融机构外，“离农脱小”的普惠金融反倒成为常态。金融机构成本通常由获取客户成本、风险识别成本、经营成本、资金成本组成。可以说，数字技术的融合，降低了金融的获取客户成本、经营成本，但从另一方面看，线上工具的运用滋生了新的风险成本，一旦爆发风险，如P2P之类的，殃及普惠扶贫的效率。去风险化→风险性金融排斥。数字普惠金融的“去风险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部分地区或者人员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途径和机会，特别是对农村地区的弱势人群排斥更为明显，而这部分人群往往是普惠金融重点服务的对象。由于小微企业规模小、金融需求分散、固定资产抵押不足、利润回报率低、发展稳定性受限的问题导致其对环境的应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较差，也属于去风险化行为中极易遭受严重金融排斥的对象。三、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与破解排斥数字普惠金融以互联网金融企业为开端，因商业银行兴盛，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有其独特的价值，是责任所系，机遇所在，转型所至，对于化解风险缺陷，破解新型排斥具有一定的意义。（一）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现实需要责任所系。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既是政治要求，也是政策机遇。商业银行承担着支持实体经济、支持小微企业、金融扶贫等社会责任，单纯依靠传统的金融业务难以实现全覆盖，数字普惠金融正是其履行责任的契机。此外，受缚于机制体制、物理网点、服务模式的障碍，传统商业银行面临着“最后一公里”的服务难题，同时可以看到，国家推行普惠金融的进程中，也给予了商业银行部分“优惠”，如提升小微不良容忍度、MPA适度倾斜、存款准备金激励等措施。这些也让商业银行在履行责任之余，享受政策福利，保障业务可持续发展。结构所需。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商业银行面临着结构调整的迫切。从公司业务看，传统商业银行以服务大中型企业为主，以城市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则更多服务于政府平台。但大中型企业、政府平台本身具备较强的融资能力，融资需求能够得到缓释。近年来，尽管商业银行有意转型，但小微企业、农村经营实体等因为天然缺陷，只能被动接受选择。数字普惠金融则为商业银行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农村提供了新途径。从零售业务看，“二八法则”的运用使商业银行普遍面临着基础客群薄弱的问题，更多地服务私行、财富客户，数字技术大大提升了传统商业银行拓客、获客的能力，凭借自身丰富的经营经验以及被客户广泛认可的信用优势，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挖掘客户需求为传统商业银行赢得客户提供了有力的支持。[11]转型所至。麦肯锡研究认为，全面的数字化转型是银行参与下一阶段数字化银行业务竞争的入场券。金融科技浪潮倒逼商业银行不断转型，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AI技术的不断融入，云金融的兴起，金融科技成为商业银行布局的重要领域。诚如工行董事长陈四清在智慧银行生态ECOS1.0发布会上所说，“未来的银行就是金融科技公司”。数字普惠金融是商业银行转型的重要一环，关系到获客渠道、营销方式、风险控制等多方面，助推商业银行的智能化、移动化、数据化转型。（二）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优势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成本低、相应速度快、覆盖范围广，与互联网金融公司的数字普惠金融以及传统的普惠金融相比，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比较优势：一是渠道优势→可获得性高。一方面，与互联网金融公司的数字普惠金融相比，商业银行具有物理网点的优势，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不可置否，物理网点具有面对面直观服务、贴合客户习惯的优势，农村地区居民更倾向于选择在商业银行物理网点办理业务。[12]另一方面，与传统普惠金融相比，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利用其网点优势，进一步突破“门槛”限制，延伸服务半径，拓宽金融服务范围，扩大金融服务对象，金融可获得性提高，从而更好地体现出普惠性。二是产品优势→多样性高。与互联网金融公司相比，商业银行可以利用自身的数据、平台、资源等优势，构建独特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体系。如可以根据与工商、税务、人行等部门的联系，基于纳税信息、社保信息、征信信息等，实现线上融资。而对于农村地区，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将其丰富的线下产品迁移至线上，满足农村局面线上储蓄、线上理财、线上保险等线上投资的需求。商业银行还可以针对客户需求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定制，更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的全面性。三是价格优势→金融成本低。尽管在数字技术上的成本有可能更高，但是商业银行综合成本有可能降低。正如前文所述，互联网金融公司的融资成本超过20%，商业银行则低于10%。从风险成本看，商业银行对于小微企业普遍采取“以高利率覆盖高风险”策略，这也是融资难、融资贵的因素之一。数字普惠金融利用大数据分析，可以实现风险的精准识别和计算，控制风险溢价，能够获得价格更合理的融资；从运营成本看，相对于物理网点的人力、物力成本，尤其农村地区设置网点的成本更高，数字普惠金融依托手机银行、直销银行等可以降低触达成本；从管理成本看，传统的金融服务更依赖于人工，客户经理走访调查、资料搜集、贷后管理等，管理成本明显，而数字普惠金融以全线上化流程为主，可优化每个环节，融资边际成本下降。四是速度优势→服务效率高。从服务效率上看，由于依托数字技术，金融需求与金融供给可以实现快速对接，场景、流量、产品等迭代加快，可以说，互联网金融公司与商业银行均较高。但商业银行受制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约束，监管要求更严格，而且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更容易形成规模化效应，服务效率更加高。五是风控优势→数据化程度高。商业银行作为经营风险的机构，具有丰富的风险控制经验。加之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工具的融入，基于对企业的交易流、信息流，个人日常行为等信息，商业银行可以全面、及时、有效、动态地判断客户的诚信状况和信用水平，[13]对于风险的数据化控制程度更高，风险识别能力和授信审批效率显著提高，能够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三）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破解排斥与缓贫机理1、直接机理第一，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创新储蓄、信贷和支付手段，扩大农村居民对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可接触性和支付便利度，并在提高议价能力和降低贫困脆弱性方面起到重要作用。[14]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报告指出，预计到2025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支付模式的改变会使其GDP增长6％，增加3.7万亿美元和9500万个就业机会。[15]第二，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信贷线上化、数据化，有效降低经营实体的成本。依据“长尾理论”[16]，数字技术的发展为长尾市场创造了机会和盈利空间，并在拓展市场宽度和挖掘市场深度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7]数字普惠金融以低收入群体和中小企业用户（排斥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群体）为服务对象，虽然其用户交易规模微小，但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的边际成本和搜寻成本趋近于零。[18]第三，商业银行数字金融的发展缓解了“财富门槛”效应，使得价格发现和信息流通趋于容易，改善了获得信贷和存款的渠道，金融转移与金融普惠的程度进一步提高。另外，在提高弱势群体抗击风险能力方面，移动电话的使用可以加强家庭社会网络，促进内部信息的流动，从而改善家庭的风险分担，使其更好地应对风险冲击。[19]2、间接机理第一，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其一，金融产品（比如收益更高的存款、理财产品）可以更广泛、更快速触达农村居民，增加农民收入；其二，数字技术的发展必然伴随信息技术设备设施的投入，增加劳动需求，在欠发达地区的投资有利于促进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从生产中获益；其三，数字技术的使用，便于解放农村劳动力，提高生产效率，增加额外收入。[20]第二，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改善收入分配。其一，数字普惠金融不再“嫌贫爱富”，接纳被排斥的弱势群体，使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和产品能够转移至农村地区，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为其产出增长和就业创造作出贡献[21]；其二，规模收益和边际成本递减，使得“消费者主权”（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尊重和保护，有助于实现“益贫式增长”[22]，并最终带来了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综上所述，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缓贫机理如下：四、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缓贫实证研究（一）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pov（贫困度），本文借鉴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以消费水平衡量贫困程度。[23]difi（数字普惠金融水平），本文选取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全国31个省市2011-2018年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衡量指标。[24]ins（收入分配），本文借鉴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以泰尔系数表示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比。[25]公式如下：其中当j＝１，代表城镇；ｊ＝２，代表农村；ｔ表示年份，代表i省在ｔ年的泰尔指数；yi,１,ｔ表示ｔ年ｉ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ｙi,２,ｔ表示ｔ年ｉ省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ｙi,ｔ表示ｔ年ｉ省城乡居民收入的总和；xi,１,ｔ表示ｔ年ｉ省城镇常住人口数，xi,２,ｔ表示ｔ年ｉ省农村常住人口数，xi,ｔ表示ｔ年ｉ省的总常住人口数。通过对比，本文借鉴绝大多数学者的成果，选择is（产业结构，第二、三产业值之和占生产总值的比重）、urban（城镇化水平，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gov（财政支出水平，支农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比重）、e（教育水平，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占比）、iep（对外开放水平，进出口贸易总额）等作为其他控制变量。[26]从pov可以看出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差距明显，差距可达10倍以上；同样，数字普惠金融存在较大差距，发展不平衡。（二）模型构建与结果分析本文借鉴崔艳娟，孙刚[27]的研究成果，设定模型如下：Povi,t=β0+β1Povi.t-1+β2difii,t+β3insi.t+ΣX,t+ui+vt+εi,t其中: i 代表省的编号，将31各省编号为1至31，t为时间；Povi,t 为贫困发生率；Povi.t-1为其一阶滞后项；difii,t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insi.t为收入分配系数；Xi,t为控制变量；ui为地区固定效应；v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误差项。本文利用两阶段GMM系统进行模型估计。结果如下：从估计结果来看，pov系数为正，说明具有一定延续性。difi系数P值显著不为0，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备减缓贫困的作用，其对减贫的作用效果为每增加1%，贫困发生率有0.2138%的下降。此外，从ins系数看，消费支出的差距也是导致贫困增加的因素之一；从e、gov等系数看，说明教育以及支农支出对于缓贫也有显著效果。（三）相关启示主要结论：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具有缓贫效应。对于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出相关建议：创新服务模式。构建“营销批量化、产品标准化、管理精准化、作业流程化、风险分散化”的普惠获客模式，即延伸服务范围，又降低经营成本，是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面临的主要问题。[30]商业银行要创新“互联网+金融”的服务模式，推进开放银行、云金融平台的搭建。构建高效的信贷审批机制，着力提升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低收入人群，尤其是“三农”客群的金融服务力度和服务质量，以便实现商业可持续发展。创新产品力度。紧盯政策导向，加大对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创新力度，加快金融场景建设，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和成本，努力实现利润与成本的均衡，致力于打造综合化、多元化、个性化的产品服务体系，尤其是在助力农村方面作出突破。加强新技术的跟踪研究，加强技术储备，加快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创新思维模式。欠发达地区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空间上更大更宽，无论是从责任角度，还是转型角度看，商业银行要转变传统的思维模式，加大欠发达地区推广数字普惠金融的力度，增加该地区普惠金融的可获得性。商业银行在开展数字普惠金融的过程中，除去传统的储蓄、信贷渠道的普惠外，要开展“造血式”扶贫，帮扶农村技术设备的建设，加大对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支持，支持农村教育产业发展等相关辅助措施，突破鸿沟障碍。创新风控管理。一方面，推动数据化风险管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基于“三流”（资金流、信息流、物流）分析，商业银行可从多维度对客户进行全面评估，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显著提升风控水平及效率。另一方面，推动业务流程由分散化向集约化转变。商业银行将基于数字化技术发展重新构思、设计现有的业务流程，以最有利于客户价值创造的运营流程进行重组，大幅度提升业务办理效率。文章注释：[1] 在建国初期，国家为了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以人为干预方式压低银行利率、原材料价格、工价等，使稀缺资源流向重工业，并指令银行贷款优先支持重工业项目。林毅夫，刘培林. 自生能力和国企改革［J］. 经济研究，2001，( 9) : 60 － 70.[2] 黄红光，白彩全，易行. 金融排斥、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经济发展［J］. 管理世界，2018，( 9) : 73 － 84.[3] 谭燕芝，彭千芮. 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 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J］. 当代财经，2018，( 3) : 56 － 67；郑秀峰，朱一鸣. 普惠金融、经济机会与减贫增收［J］. 世界经济文汇，2019，( 1) : 101 － 120.[4] 温涛，朱炯，王小华. 中国农贷的“精英俘获”机制: 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分层比较［J］. 经济研究，2016，( 2) : 111 － 125.[5] 林万龙，杨丛丛. 贫困农户能有效利用扶贫型小额信贷服务吗? ———对四川省仪陇县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的案例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12，( 2) : 35 － 45.[6] 参见《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0年4月。[7] 王姣，姚爽，王文荣.数字普惠金融风险缺陷与新型金融排斥生成研究——基于农村视角[J].农业经济.2020（2）:94-97[8] 黄益平．数字普惠金融的机会与风险［J］．金融发展评论，2018（4）.[9] 王姣，姚爽，王文荣.数字普惠金融风险缺陷与新型金融排斥生成研究——基于农村视角[J].农业经济.2020（2）:94-97[10] 王姣，姚爽，王文荣.数字普惠金融风险缺陷与新型金融排斥生成研究——基于农村视角[J].农业经济.2020（2）:94-97[11] 陈丹，等: 商业银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机遇与挑战.南都学刊[J].2019(1):119.[12] 根据调研统计结果看出，银行（包含农村信用社）是农村居民获取金融服务最主要的来源，占比达71.75%，其中，在存取汇款等基础金融业务的办理方式中，通过银行柜台办理的比例最高，占比74.13%。[13] 董晓林，朱敏杰．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与普惠金融体系建设［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6):14－18．[14] KPODAR K R, ANDRIANAIVO M. ICT,financial inclusion, and growth evidence from African countries［Z］. IMF Working papers,2011, 11(73).[15] 环球网．联合国报告：去年中国数字支付市场规模近3万亿美元.［EB/OL］．http://finance.huanqiu.com/roll/2017-04/10508895.html.[16] Marken（2006）提出的长尾理论认为，当商品储存、流通、展示的场地和渠道足够宽广，商品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急剧下降时，这些需求和销量不高的产品所占据的共同市场份额，可以和主流产品的市场份额相当，甚至更大，即众多小市场汇聚成可产生与主流相匹敌的市场能量。[17] MARKEN A. The long tail why the future of business is selling less of more［J］. Hyperion,2006, 24(3): 274-276.[18] 数字信贷通过制定更具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提供给用户，将散落在各个细分市场的金融用户聚集在交易平台上，从而能够构建数字普惠金融的长尾市场。[19] JACK W, RAY A, SURI T. Transaction networks: Evidence from mobile money in Keny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103(3): 356-361.[20] DEMIRGUC -KUNT A, KLAPPER L F.Financial inclusion in Africa: an overview［J］.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12.[21] LAUER K, LYMAN T.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implications for customers, regulators,supervisors, and standard-setting Bodies［M］.Washington: CGAP, 2015.[22] 依据“涓滴理论”，优先实现经济增长的地区将会在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弱势区域贫困人口等低收入群体，通过益贫式增长间接带动其发展和富裕，实现减贫增收，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经济增长使得贫困阶层利益均沾。[23] 崔艳娟，孙刚．金融发展是贫困减缓的原因吗？：来自中国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2（11）：116-127．[24]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组成联合课题组，利用蚂蚁金服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海量数据，编制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该指数分为两期，第一期跨度为2011-2015年，第二期跨度为2016-2018年。[25] 参考王少平和欧阳志刚的研究成果，泰尔指数不仅考虑了人口变动的因素，也更能体现出城乡收入两端的变化。[26] 借鉴罗斯丹，崔艳娟和孙刚等人的研究综合考虑。罗斯丹，陈晓，姚欣悦．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16( 12) : 82．崔艳娟，孙刚．金融发展是贫困减缓的原因吗？：来自中国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2（11）：116-127．[27] 崔艳娟，孙刚．金融发展是贫困减缓的原因吗？：来自中国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2（11）：116-127．[28] 考虑数据的统计误差和某些异常年份的极端值可能会影响研究的结果，首先对数据采取上下1% 水平的极端值处理。此外，本文将除difi外的所有变量化为百分数然后取对数值。[29] 模型运用Sargan检验，该检验适用于检验模型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上表中其P值检验为0.688，该结果表明模型的工具变量运用是合理的。[30] 连育青．数字技术可使银行的普惠金融业务“飞翔”——对商业银行发展数据普惠金融的战略思考［J］． 当代金融家，2017( 10) : 72－75．原创中国电子银行网

2020年10月23日，世界中华周氏宗亲联谊总会副会长、广东周氏联谊会会长、广州颐奇交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颐，广东周氏联谊会副会长，肇庆市兴塬五金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世潮，东莞海内外周氏联谊会会长周广新、世界中华周氏宗亲联谊会副秘书长，广东周氏联谊会副秘书长周新越一行五人。千里之外不惜劳苦来到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与新疆的周氏宗亲交流指导工作，并协助新疆周氏宗亲成立《新疆周礼文化研究会》筹备组委会。参加此次活动新疆的周氏宗亲有:湖北商会副会长、新疆泉浆汇成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新疆玉河酒业总经理周大成，新疆当代经济研究院管委会主任、新疆坤德漫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志武，乌鲁木齐森得保生物防治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秉辰及夫人刘玉英，嘉禾葡萄酒有限公司(嘉香庄园)总经理、中国德力西电气集团巴州电气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周阿健及夫人张静，中国书协会员、佛教书画院院长、民进十二大全国代表周同强及夫人张玲，新疆火焰蓝消防安全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新疆湖北商会执行会长周佳成，乌鲁木齐双拥志愿者服务队雷锋车队秘书长周贇，乌鲁木齐知名公益达人周建萍，新疆迪梦公益助学服务中心发起人等周氏宗亲参加此次活动。活动期间参观了玉河酒业洞藏基地，玉佛缘珠宝交易中心，乌鲁木齐县板房沟景区，天山天池景区等商业中心以及旅游景区。新疆丝路书画院宣传部周斌(撰)

有很多同学想出国留学却止步于美加英澳等热门留学国度的昂贵学费，又因为从小学开始就只学习了一门外语，那就是英语，所以未曾考虑过去非英语国家深造。难道就此放弃出国留学的梦想吗？不用的！日本高校近年来开设了面向国际学生的TGU/SGU项目，都是全英文授课，不用学日语也能申请！日本高校的教育含金量及全球认可度都很高，一年学费平均约3-5万人民币，留学期间允许校外打工，对于同学们来说，如此高的投入产出比，是不是想马上了解一下？本期内容为大家介绍日本英文项目整体情况，以及我们的重点经济学各大热门项目和（绝密）历年成功申请者的条件。01什么是SGU项目2009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启动了一项鼓励国际学生到日本高校留学的“Global 30”计划，第一批13所日本高校开始提供全英文授课课程以吸引外国学生。该计划后来被“Top Global University (スーパーグローバル大学，SGU)”项目取代，旨在继续吸引更多优秀的国际学生。到目前，共有37所日本顶尖高校被SGU项目采用，提供全英文授课的本科、硕士以及博士课程。除此以外，一些非日本政府官方SGU项目的院校，也设有英文授课的课程。开设SGU项目的日本高校大多是综合型大学，专业覆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学、农学、医学等各个学科领域，可以满足几乎所有留学生学习及研究的需求。当然，也有诸如奈良先端科学技術大学院大学这样的高校，主要开设理工科方向的专业课程。由于不需要学习日语，留学生都用英语考试成绩申请SGU项目。总体而言，申请SGU本科项目需要大体与美国相同，需要提供以下材料；高中毕业证明/预毕业证明高中成绩单TOEFL / IELTS标化成绩（SAT/ACT等）个人陈述/志望理由推荐信等而申请SGU修士项目需要提供如下资料：本科毕业证明/学位证明本科成绩单TOEFL / IELTS（部分院校可接受TOEIC) GRE / GMAT（部分经管或理工科专业需要）研究计划书个人陈述/志望理由本科毕业论文/研究报告(如果是学分制大学毕业的同学记得要注意有没有这一项哦)1-3封推荐信 日本的英文授课项目基本为材料审核+Skype等网上面试的形式，极少数理工科专业或院校需要笔试。此外，针对理工科以及部分社科修士项目，因为是教授直接带学生参与研究，所以大都需要提前一年联系大学院的教授，在获得内诺后方可申请。比如东京工业大学的英文项目基本上都需要在申请时，提交教授同意接受你的邮件截图才可以报名，这也是和申请其他国家硕士项目不太一样的地方呢。当然，申请的时候需要按照所申请学校的具体要求准备相应材料，为此特意给大家总结了几句前辈们的话可以给大家参考：三围是基础，研究计划决定成败！--From : 条件超纲但是被京都大学残忍拒绝的A同学 （留学的“三围”通常是指我们的托福/GRE/GPA三个硬性指标成绩）及早规划提前准备按时提交最重要！拖到最后你什么都没有！ --From：来不及准备错失东大UTIPE申请的B同学 （如果能够打开上帝视角了解申请所有流程和条件，就不会留下那么多遗憾）记得了解清楚人家要看的是什么！你的过往经历？职业规划？研究能力？不匹配的再牛逼也是白搭！--From：首次申请全部被rej怀疑人生的C同学（其实日本大学的申请并不是玄学，但是各个院校对于学生的规定和需求其实都有所不同，拓展自己的信息情报找到最适合你的院校才能顺利申请哦）02SGU热门项目介绍 — 经济学那介绍完了整体项目的情况，接下来东学酱会逐个给大家介绍日本英文项目的各大热门专业！近年来，随着商业社会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商人投入经济运作的研究学习和实践，经济学专业成为国际学生申请最多的SGU项目之一。同时处于少子老龄化时期缺乏劳动力与人才的日本，为经管类学生提供了大量进入顶尖咨询证券金融公司的机会，吸引了很多学生赴日留学。本期七酱给同学们介绍一下热门的经济学相关SGU项目吧！2.1S级项目 申请难度 4-5星NO.1 东京大学 International Program in Economics (UTIPE)主要针对当代经济研究，每年录取10名左右学生。学生可以选择在4月或9月入学，申请期间较入学时间提前约一年。基本在前年7月-8月提交资料，9月公布申请结果，是日本10月入学期英文项目中申请时间最早项目之一，也是经济类项目中对于学生要求最高的项目。今年UTIPE的申请也即将拉起战火，还没有准备文书的同学要赶紧赶紧赶紧加油了！来看看成果合格这个项目的同学是什么样的大神吧～----------------------------------过往合格者案例Basic Information：TOEFL:106GRE:330本科学校档次: C9本科专业:会计本科成绩和算法、排名: 3.9/4、1/80More Info：四大和500强实习x4日语N1国家大创x1----------------------------------NO.2 东京大学 Master of Public Policy International Program (MPP/IP)MPP包含两个方向：经济政策、金融与发展(EPFD)及公共管理和国际关系(PMIR)。每年秋季入学，申请期间约为上一年11月至12月。很多同学都曾经问到UTIPE和MPP的区别，这两个项目同属东京大学经管类项目，甚至两个项目很多教授都是重合的。但MPP不同的地方有三点，请申请的同学一定要注意哦。1) 这是一个专门职学位，也就是我们国内说的专硕，比起研究型的UTIPE，它对于学生的培养更偏向于就业。2)录取人数相对UTIPE的10人来说，公共政策每年约有40人左右，所以申请难度相对较小一些。 3）虽然MPP近年不像UTIPE强自提交GRE只需要托福雅思成绩了，但Strongly Recommended对于竞争这么激烈的东大，你们懂的。----------------------------------过往合格者案例Basic Information：IELTS: 7GRE: 326本科学校档次: 中山大学本科专业: 会展经济与管理本科成绩和算法、排名: 88.5/100More Info：三等奖学金两个实习四段----------------------------------NO.3 京都大学 East Asia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udies喜欢京都大学的同学还是很多很多的，京大的项目偏向经济政策，旨在培养国际学生领先的学术知识和实践技能。每年秋季入学，申请期间约为当年1月，每年录取约12名学生。京都大学的东亚可持续经济发展研究不需要提交GRE,但非常重视研究计划，该项目还要求提交毕业论文或者学科相关论文成果，所以国外学分制大学的同学在申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哦。曾经出现过美本三围成绩逆天但是没有论文的同学拿着学期的水paper同时申请东大和京大，被京大拒了合了东大的例子。----------------------------------过往合格者案例Basic Information：TOEFL:106本科学校档次: 前三港本本科专业:经济本科成绩和算法、排名: 3.2/4More Info：RA经历 x3其余水实习+项目xN----------------------------------2.2A级项目 申请难度 3-4星NO.1 名古屋大学 Graate Program in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各所帝国大学也有开设关于经济学的英文授课项目，本文以名古屋大学为例给大家进行一下介绍。此项目旨在加强学生对经济和管理全球化的理解，为跨国公司培养国际型人才。该项目每年10月入学，申请期间为当年1月。名大的申请有一个特殊要求，需要同学必须本科毕业于经济学或商学相关学位才可以报名哦。----------------------------------附过往合格者案例Basic Information：IELTS: 7GRE: 309本科学校档次: 211本科专业:国际会计本科成绩和算法、排名: 3.67/4More Info：实习 x2奖学金 x2----------------------------------NO.2 早稻田大学Master’s Program in Economics早稻田大学的王牌专业，毕业者遍布日本各大金融证券咨询投行。英语学位课程每年9月入学，申请期大约在当年2月底至3月初。此项目特别看重同学们的数学成绩，本科成绩单中线性代数微积分统计的成绩最好要高一些哦，或者GRE/GMAT的数学努力取得高分申请成功几率会较大。----------------------------------过往合格者案例Basic Information：TOEFL: 96GMAT：670本科学校档次: 985本科专业: 经济学本科成绩和算法、排名: 3.0/4----------------------------------NO.3 早稻田大学MSc in Finance Program位于早稻田大学WBS商学院，早大自豪地称之为日本最好的商学院，也是少有的设有专门针对金融学的项目。WBS的教授汇聚了Mckinsey， BCG，Roland Berger，Mercer，Nissan的前任日本高管，部分还作为advisor在职。学校拥有强大人脉网络，无论是在日本就职还是到海外工作都是很好的平台。唯一缺点就是学费较其他项目略贵一些，但是回报的性价比还是很好的。----------------------------------过往合格者案例Basic Information：TOEFL: 98GMAT:650本科学校档次: 211本科专业: 金融学本科成绩和算法、排名: 3.4/42.3B级项目 申请难度3星NO.1 上智大学The M.A.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该项目位于国际社会研究科，每年可接受4月/9月两次入学，各招收15人左右。上智大学是日本一所以基督教文化背景建立的名校，在日本本土声名极好，不弱于早稻田。近年在国内的名声也是水涨船高，把它放到B级里其实有点委屈它。由于很多日本的海外归国子女就读Sophia，因此对英语的要求会较高。----------------------------------过往合格者案例Basic Information：TOEFL: 96本科学校档次: 211本科专业: 经济学本科成绩和算法、排名: 3.4/4----------------------------------NO.2 立命馆大学 Master's Program in Economic Development作为关西地区私立名校关关同立的一员，该项目在发展经济学、经济理论·政策、地域经济与管理、税理财务等方面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是英文项目教育的标杆。经济学的英文授课项目MPED,每年录取大约50人左右，要求在入学时间点必须对于经济学的基础和周边领域的应用有本科以上的良好基础。----------------------------------过往合格者案例Basic Information：TOEFL: 91本科学校档次: 双非工商大学本科专业: 经济学本科成绩和算法、排名: 3.2/4----------------------------------2.4C级项目 申请难度??以上这些院校，其实都是代表者日本G-MARCH之上级别的顶尖名校。由于是材料审核制，所以对于申请者的条件会有较大的硬性规定。那有一些自身背景较为普通，又不会日语，也想去日本就读英文项目的同学如何选择呢？针对这类同学，东学酱也为大家整理了一下适合的院校。NO.1 创价大学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Program (IBSP)IBSP项目于2016年秋季学期推出，旨在培养具有创造力的全球商业领袖。该课程主要包含三个研究领域：国际商业与经济、会计与金融、以及管理与战略。申请条件GPA 3.0+TOEFL 80+ / IELTS 6.0+NO.2 东京国际大学Economics Major Graate Program东京国际大学经济学研究科旨在培养具有独创性的创新人才，以全球化的眼光理解各种政策问题。该项目每年四月和九月两次入学。申请条件TOEFL 80+ / IELTS 6.0+------------------------------------------------end--------------------------------------------以上就是日本经济学几个档次的热门项目，是否感觉dream school已经触手可及了呢？

资料图片■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潘英丽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陕西经济增长速度为8.6%，增速排在全国第三位，这是陕西经济连续6个季度持续增长，也是2015年以来的最高增速。陕西省省长刘国中在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会上将陕西上半年经济运行特征概括为：总体平稳、结构趋优、活力增强、质效提升态势。“陕西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和重要领域发展速度保持着追赶超越的良好势头。”陕西省信息中心原主任、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体改组组长李振平分析认为。发展质量稳中渐优“今年上半年，陕西经济增长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增长，呈现出稳、进、好的基本趋势。”陕西省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统计师张烨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李振平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陕西地区生产总值稳定在中高速度增长区间，得益于工业保持着坚强的支撑。另外，生产型货运和市场融资需求较大。今年上半年，陕西工业增加值增速保持在9.5%以上，工业投资也在上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于全国平均增速2.9%，排在全国第4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6.2%，稳居全国第5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全国高6.9%，排在全国前5位；限上商品零售总额增速比全国高3%，排在全国前10位；外贸进出口额增速比全国高38.8%；地方财政收入增速比全国高10%。其他主要指标还包括：社会用电量总体稳定在10%以上，货运总量增长6%以上，其中铁路货运量增长保持在15%以上，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比年初新增额分别增长30%和12%以上，同时，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小幅增长、比年初新增额大幅下降。“经济渐优”主要指结构与质量更加趋于优化，消费拉动作用超过投资，依托“一带一路”开放合作等对外贸易拉动经济的作用也明显增强。战略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和新模式新业态持续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长速度高于省内规模以上工业，其中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现代化工、医药制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5%、18.2%、16%、15%；汽车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80.9%、29.9%、11.3%，增速均比上年同期大幅提高；限额以上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销售增长45.4%，占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提升2.5个百分点。后发优势初显成效陕西省行政学院巡视员张贵孝分析认为，陕西正处在壮大经济总量，增强经济实力，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双重任务的关键时期，之所以能够连续6个季度保持经济增长，主要是因为把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从外贸进出口看，在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带动下，陕西省上半年外贸进出口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718.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3.5%。其中，出口1061.3亿元，增长55.4%，增速位居全国第一位；进口657.4亿元，增速居全国第二位。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158.6亿元，增长29.3%，占同期进出口总值67.4%。民营企业进出口390.9亿元，增长1.3倍，占22.7%。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看，能够稳健推进新旧动能切换。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居全国第四位，40大类行业总产值全部实现正增长，64种主要工业品产量有42个正增长；1—5月份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同比增长40%，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3.5个百分点；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77.89元，成本减少8.87元；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12.7%，提高1.7个百分点。从产业结构看，不断围绕培育新的供给需求。其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46.5%，全域旅游、健康养老、教育、文化消费持续攀升。尤其是旅游经济增长强劲、量质齐升。上半年接待境内外游客3.28亿人次，同比增长24.14%；休闲度假游客占来陕游客总人数的34.64%，同比提高5.72%；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30.29%。从培育市场主体看，“放管服”改革激发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活力。今年1—5月份，累计新登记注册各类市场主体28.6万户，同比增长32.9%，新增注册资本6059.1亿元，同比增长34.1%。仅西安市新登记市场主体就突破了20万户大关，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进一步显现。陕西省当代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白振中的整体判断是，陕西年中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主要是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发展新活力：中高端产业链、价值链在加快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壮大，科技创新优势不断显现，一批具有国际国内核心竞争力的陕西产品不断涌现；营商环境的优化，也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新动力。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陕西荣民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史贵禄表示，陕西经济发展后发优势明显，主要体现在“一带一路”节点区位、西部大开发桥头堡、关中城市群建设、军民融合发展、科技教育优势等，这些领域孕育着极大的国家战略红利、资源红利、政策红利、民营经济发展红利，将助推陕西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的陕西具有非常广阔的国际国内发展空间。”史贵禄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释放陕西枢纽经济、门户经济的新优势“展望今年下半年，陕西经济也将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贸易摩擦可能对内陆省份比较脆弱的外向型经济带来一定影响，给我省的经济结构调整带来挑战。如何保持稳中向好的局面，任务依然艰巨。”张烨表示。史贵禄则对陕西的未来充满信心。“陕西经济发展的最大空间是非公经济，如果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增速将保持在两位数左右；如果再培育一批科技小巨人企业，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再上升两个以上百分点；如果再推进一批企业国际化产能合作，陕西将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省份之一。”史贵禄说，“同时也要正视陕西目前的经济短板是非公经济发展不足、科技创新动力不足、大型企业带动力不强。必须要在营商环境、科技创新，特别是金融创新上再下狠功夫。”西安交通大学中国金融市场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冯涛认为，“追赶超越”要在思想观念上再解放。陕西虽然在全国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但经济增长的速度、质量、效益还没有充分显现，主要原因是思想观念比较滞后，在用足用活用好政策上仍有较大差距。比如，陕西非公经济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大型国有企业市场化融资一直滞后，民营企业融资难矛盾突出，上半年没有一户上市融资的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上也要有新突破。”张贵孝表示，陕西是内陆省份，一定要向改革要活力、向开放要动力、向市场要效益。从“放管服”释放出的改革红利看，“放管”基本到位，“服”仍然在路上，政府要在完善负面清单、减税降费、压缩办事时间、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等方面有落地的政策措施。“希望下半年在解放思想、政策创新、用好人才、发展实体经济等方面有新作为。”张贵孝说。陕西省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陕西咨询委员会战略组副组长刘西建提出“要继续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他在采访中表示，陕西一定要摆脱“煤炭当家”粗放式发展的老路，把经济结构转型到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现代能源化工、高端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上来，尤其是在航空航天、新材料、生物医药和文化旅游等产业领域，要抢占发展制高点，紧紧抓住“一带一路”的发展机遇，加快培育壮大外贸企业和外贸产品，释放陕西枢纽经济、门户经济的新优势。主 编丨毛晶慧 编 辑丨蒋帅

摘要：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即将到来之际，信用环境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进一步体现。“奇点”临近，企业征信市场进入最佳发展时期，对于处在企业征信数据查询行业的各参与者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具活力和价值的全新形态，信用经济已经形成了独特且成熟的理论体系。根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到2020年，以信用信息资源共享为基础的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将基本建成。本文通过对信用经济概念的梳理，从企业信用层面切入，对一系列信用风险和相关政策进行分析，提出对强化企业信用经济效应的建议，指出水滴信用可信百科对于中小企业信用建设的重要性。关键词：信用经济、企业信用、信用体系一信用经济时代，信用对企业的重要性自2000年以来，国内学者对信用和信用体系等问题的研究多数集中于金融和商业领域，即“信用”是货币借贷和商品买卖中延期付款或交货的总称，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主要包括：（1）银行信用，是以银行为一方的货币借贷活动；（2）商业信用，是以商品交易中任何一方延期付款或延期交货的赊销活动；（3）国家信用，是以国家为一方的财政借贷活动（如发行公债等）；（4）消费信用，是对个人消费者提供的资金借贷服务（如分期付款）等。近年来，理论学者对于信用的研究关注已经逐渐突破传统的金融和商业范围，向纵深领域的信用管理和信用体系建设延伸。例如：税收信用、科技信用、电子商务信用、信用经济和社会信用制度建设等。程民选等（2009）研究认为，在匿名社会中，不熟悉的经济交往对象需要有了解对方信用信息的渠道。于是，以征信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及会计审计机构为主体的社会信用体系在西方社会应运而生[1]。社会信用体系是信用主体、信用行为和信用状况的“簿记”，是记录信用行为，载入信用信息数据库以及通过信用评级等技术条件形成的信用管理体系。在现代匿名社会中，必须依靠这一技术系统提供管理服务，信用管理体系成为现代信用社会建设的着力点。（一）信用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信用不仅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生命，同时也是提高企业商品竞争力的关键。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企业信用成为近年来政府、金融机构、以及企业自身越来越关心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企业之间的“信用战”成为大势所趋。营造良好的企业信用是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不仅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也应该是法治经济。它要求所有市场主体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进行市场竞争，法律所蕴含的诚实、信用、公平、公正都应该得到切实遵循。但是，如果市场失去公平公正、企业失去信用，那么有序的市场秩序也将受到影响，企业将不能兴旺发达，经济便也难以繁荣。因此，良好的信用给企业带来的收益不言而喻，只有建立良好的信用体制，企业经营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当然，对于市场来说，信用缺失只是一种短期行为。但这种短期行为不仅会使企业难以正常运作，对其发展也是百害无一利。经济运行效率会因为企业交易成本的加大和市场秩序受到的影响而有所降低。另外，信用危机会对企业投资和消费产生较为负面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作用的发挥。（二）我国企业面临的信用风险在企业交易过程中，通常以信用关系作为纽带。如果交易一方不能履行给付承诺而给另一方造成损失，即为企业信用风险。其中，企业客户到期不付款或到期无能力付款为最主要的风险表现。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客户是最大且最长远的财富，但同样，客户也可能是企业最大的风险。由于应收账款无法顺利回收而最终造成企业流动资金紧张、产生大笔坏帐损失，甚至经营困难的公司比比皆是。现如今，买方市场的氛围使得市场竞争日益白热化，企业发展可谓困难重重。对于始终面临两难困境的企业来说，一方面必须不断扩张信用来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又必须控制坏账情况，以此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企业需要及时建立信用风险管理系统。通过制定相关信用政策，指导和协调各机构的业务活动，对客户资信调查、付款方式选择、信用限额确定以及款项回收等环节实行全面监督和管控，保障安全及时的回收企业应收款项，最终实现扩大销售降低成本的预期目标。（三）我国企业信用建设领域政策在企业信用建设领域，2015年，“信用中国”网站开通 ；2017年，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和规范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健全企业红黑名单管理与应用制度；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致力于解决“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以及“推动信用信息共享”。在这一时期，中国的信用建设系统规划、全面推进、信用立法等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一方面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动能。二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及现状分析科斯定理指出：“不讲信用会引发和增加交易费用，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始终是现代经济学不变的命题。良好的信用水平可以降低交易过程中的直接成本，防止由于利己主义行为而产生额外成本，从而提高经济市场的运行效率。良好的信用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第一，在经济运行中保障诚信，可以减少社会资源的闲置。第二，在经济运行中保障良好的信用水平，有利于促进资源实现从低效到高效的使用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将“自律自觉化”与“他律制度化、常态化”相结合，能够更好地维系经济社会的稳定和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2]。（一）中小企业的固有缺陷中小企业的准入门槛低决定了其信用观念淡薄，对信用度的重视不足[3]，而企业信用又是企业融资的关键所在[4]，因此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达不到银行的贷款条件。个别达到贷款条件的中小企业，因为市场交易存在的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导致其信用管理薄弱，信用程度有所影响，贷款难度进一步增加[5]。（二）来自金融机构的阻力银行作为信用贷款的主体，受限于严格的风险防范措施，大多更倾向于贷款给大公司、大企业，未能做到为民营企业提供多元化的金融产品服务；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致使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服务的能力受到限制[6]。同时，社会征信体系不完善、行业整体集中度过低导致国内企业大数据征信发展受阻[7]。（三）政务诚信差序递减，部分地方政府公信力有待加强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整个过程中，政府担当重要角色。政务诚信对于政府在政务活动中的要求包括恪守诚信原则、遵守法律法规、不欺骗公众、严格执行出台政策和条例等在内。但是，随着政府层级的逐渐降低，公信力递减，少数地方政府不积极履行扶持中小企业政策的行为，使得政府公信力有所降低。（四）信息不对称，企业失信行为屡禁不止由于市场发展进度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程相差较大，在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信用危机提前产生，社会经济出现了一定的风险。此外，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共享也使得商业欺诈、制假贩假、违规操作、合同不履行、学术不端、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等失信问题在社会屡见不鲜。据统计，信用缺失使得国家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六千多亿元。（五）失信惩罚机制发挥作用比较有限全国各地多个省份地区相继制定违背信用的惩罚措施，通过不定期公布失信者名单，来曝光其失信行为，在限制出行、消费、投资、经商等多个领域对其进行联合惩戒。但是失信惩戒机制的手段相对有限，对于失信者失信行为的打击效果也不够明显。三企业征信市场PEST分析PEST为一个产业或企业所处综合宏观环境分析模型，即P是政治（Politics），E是经济（Economy），S是社会（Society），T是技术（Technology）。这些是产业或企业的外部环境，一般不受产业或企业掌握，这些因素也被戏称为“pest（有害物）”。P：政治——国家相关政策对于企业征信市场来说，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社会信用体系概念；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并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提出以信贷征信体系建设为重点，建设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建设；2014年，国务院制定并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作为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总纲领。E：经济——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通过市场主体的平等、公平、自由交换来进一步达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离不开以信用为前提的市场环境，可以说信用掌控着市场的正常秩序。在没有信用的前提下，混乱的市场秩序会最终导致经济的滞后与萧条。所以，信用是市场和交换的基础，信用经济又是以信用为基础，并受信用关系制约的经济运行机制。当然，依托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企业信用市场的建立离不开互联网平台，并仍在乘势大力发展中。S：社会——信用助力中小企业社会认同感提高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企业征信市场中的中小企业社会认同感较低，公众甚至习惯性认为中小企业信誉差、规模小、实力弱。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取得一席之地，少数中小企业选择丢掉信誉，将自身利益放在首位；为了获取利益，部分中小企业一度降低经营管理水平，违反信用、有悖道德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此外，中小企业信用缺失等问题也给其贷款、招聘等各方面带来了极大困难，成了发展道路上的阻碍。显而易见，生存环境和竞争条件都是中小企业的薄弱项，来自资金、设备、技术、人才、管理等方面的困难更是使其与同类型的大型企业拉开明显差距。在这种形势下，中小企业的信用变得更加重要。由于过去缺少衡量标准，使得部分企业不惜毁灭信用来换取利益，甚至影响商业市场发展也在所不惜。因此，中小企业信用的可量化不仅将为其带来更多便利，对中小企业的正向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T：技术——征信数据资源共享困难重重在移动大数据时代，征信数据库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一项基础工作，能够帮助企业信用市场良性发展。但是，征信数据的不准确，各行业、部门和区域之间偶有存在的互相保护现象，都是制约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发展的问题。受到政策、部门利益、资金、技术障碍等因素的影响，各部门之间的征信数据并没有得到充分整合，共享资源困难重重。征信机构对于存在于政府部门征信数据的获取具有一定难度，导致征信数据的使用率和覆盖面无法达到相应的高度和广度，行业之间无法共享，直接导致了征信数据的浪费。四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现状及相关意见有效的企业信用管理体系，有利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良性运转。完善的企业信用体系是降低经济活动信用风险和成本，提高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必要条件，更能进一步推进区域经济由传统模式向现代信用经济模式转型。对于监管部门和企业来说，构建完善的信用体系，既是要求也是刚需。不同于多数大型企业建立了完备的信用管理和信息公开机制，中小企业由于管理经验、经营实力不足，其信用信息具有碎片化、分散化特征，使得建立完善中小企业信用体系更具挑战性。但是，伴随着大数据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在各领域的深度渗透，应用大数据来提高监管服务效能，逐渐成为市场监管部门的共识。（一）大数据技术挖掘，助力信用数据监管大数据技术助力，能够精准描绘企业信用画像。在依托共享平台充分融合各部门信用信息的基础上，善于运用大数据技术将其广泛纳入互联网数据，加以深度挖掘，输出信用评价结果，助力精准监管。对于企业征信而言，浅层次挖掘是指围绕企业相关数据进行整合并汇总分类，以信息报告、图片等方式简单罗列呈现；而深层次挖掘是将收集到的数据与专业监管知识相结合，构建风险识别与量化、企业关联图谱、数据可视化产品。（二）交叉分析精准赋能，企业行为提前预警大数据的核心在于整合来源和结构均有差异的数据，并从海量的数据中发现和归纳潜在的关联性，包括将企业与其法定代表人信用状况进行关联、将企业纳税、社保、安全生产等情况与企业风险状况进行关联等。由此，把看似分散的信用信息和关联信息进行整合并交叉分析，运用机器学习、云计算等大数据分析技术，根据企业行业特点、运营能力、关联企业、网络舆情等不同维度的算法，设计准确的风险模型，基于企业行为模式提前预警，提高识别市场主体信用风险的洞察力和决策力，用大数据技术为监管赋能。（三）整合信用信息，加深政企合作充分发挥互联网感知能力，实时掌握企业经营状况，包括实际经营业务范围、运行情况等，助力监管人员摸清底数。为确保“大数据+市场监管”取得实效，在对政府和社会信用信息进行有效整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加强政企合作，培养监管业务与大数据知识兼备的人才，将业务技能与机器语言转化为监管决策力。五强化企业信用经济效应的对策企业加强信用制度建设，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交易成本，节约管理资源，降低风险指数。同时，树立公众面前良好的企业形象，也是提高客户忠诚度，进一步加强自身市场竞争力，奠定企业持续发展基础的有效手段。因此，要建立健全企业信用管理体系，需要将信用管理与生产经营进行紧密结合，同时也要加强企业的信用道德建设，不管市场多么复杂，企业都应该坚守道德底线。首先，企业信用文化建立的关键是领导者。企业的信用文化可以通过综合影响资源、经营能力以及外部环境使这三者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从而促进企业的良性成长。同时，管理层的信用领导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对于激发下属的信用品质，促进下属的主动行为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建立领导者和下属之间持久且和谐的信任关系，是企业持续发展和成长的坚实基础。其次，解决信用缺失的问题，仅仅依靠传统的道德约束力量是不够的，还应该依靠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加大对失信行为的制裁力度。企业信用的建设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良好的信用环境，能够让守信者有所收获，失信者反之。作为减少甚至杜绝企业失信行为的重要因素，加大失信成本并非易事。只有建立健全的信用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即用法律严格规范失信行为的范围和失信行为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以法律的严肃性作为背书，才能对企业的信用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最后，数字经济时代为我国的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大数据技术处理有助于提高企业信用数据的透明度，为建立企业红黑名单提供更加便捷的技术支撑，降低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使数字经济普惠金融，通过企业信用监管及征信体系的完善更好地发挥信用对企业发展的经济效应。（一）加强政府信用建设，建立政务诚信及严格的企业信用监管机制作为社会信用的核心与标杆，政务诚信是加强政府信用建设的必要条件。建立信用政府是优化信用环境的第一步。政府以信用评价主体的身份存在于社会信用系统中，对于政府来说，在扩大信用开放程度的前提下，同步完善政务公开和听证制度，才能提高整体信用服务水平。此外，建立健全的征信体系，也是提高信息共享程度的必要条件。以完善财政、海关、工商、税务和银行等部门征信数据系统为前提，充分发挥各部门优势，加强机构之间的沟通协作，整合区域征信信息，进一步为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提供方便。当然，将人类智慧和人工智能实现有效结合，通过智能化的管理，拓展认知边界，最终实现信息资源和关联知识的共享，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精准性和可行性。（二）加强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建设通过提高企业自身的守信度来进一步优化整体信用环境。当前，时代的快速发展伴随着企业失信现象的进一步增多。同时，数量较少、规模较小、服务种类单一的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也间接制约了信用服务行业的发展。企业的守信度不仅需要联合财政、海关、工商、税务和银行等部门共同评估，还需要各部门机构展开联合办公，交换企业征信数据，最终建立统一的征信数据平台，收获准确的企业信用评价。当然，也要同时提高企业的信用管理水平。通过借助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相关数据，更加有针对性的解决中小企业自身存在的各类问题，分类型、分等级向各行政监管部门进行反馈，最终实现规范企业行为的目标。此外，5G时代的到来伴随着数据低延时等优势特征，万物互联的前提下，收集到的数据将更加全面立体[8]。（三）加快信用立法，完善企业信用体系配套制度目前，针对信用数据的分割范围还没有十分严格的说明；对于提供非真实数据的企业和个人，也还没有统一的惩罚措施和手段。此外，由于工商、税务和银行等部分的信息尚未实现完全共享，覆盖社会治理全领域的个人信用体系未能有效建立。针对有失信行为的个人，相应的惩罚限制和限制内容在有些场景下也并不十分明确。因此，为加快企业信用体系配套制度的完善，利用网络和大数据成为必然之趋。（四）建立信用公示平台——水滴信用企业可信百科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迅速发展，使得信用框架开始逐步完善。从消费层面再到产业层面，社会各个层面都被来自信用的影响所渗透，政府也开始引导和鼓励社会信用服务机构进行相关的创新探索。由上海凭安征信服务有限公司（国家发改委信用建设合作伙伴）运营，第三方平台背书的企业可信百科，具有企业信用领域的充分权威。以“百科”为名，企业可信百科打破传统的征信平台逻辑，将信用信息与360搜索引擎深度结合，对信用好的企业进行优先曝光与展示，进一步促进企业与相关合作伙伴实现共赢。作为一款专门为守信企业打造的专属可信形象展示工具，水滴信用企业可信百科能够帮助守信企业极速开通上线、进行编辑维护，展示企业的可信形象，帮助企业收获更多商业价值。通过信用累计强化企业信任感，凭借企业信任感打好交易基础，利用交易基础助力企业营销成交量提升的逻辑，企业可信百科“信用推广-信任强化-提升成交量”的营销闭环得以展现。可信百科通过树立企业可信形象，助力企业提升综合竞争力，拉升企业销量，体现其场景化信用价值。（五）完善失信惩罚机制，惩戒相关行为根据国家发改委2017年11月3日下发的相关文件，对于激励守信行为、惩戒失信对象，我国将协同各领域红黑名单，对其实行统一的标准化管理。以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环境和企业信用文化为最终目标，将诚信成为市场经济的主导作为其发展动力，通过社会信用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来增加企业失信的整体成本，守信即为有收益，失信将会付出巨大代价。（六）提高社会公众的信用意识诚信道德的建设需要伴随着持续的努力，并非一朝一夕得以达成。通过对以诚实守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进一步加强，来规范每一位人民群众的行为，将讲道德、重诚信的思想深入人心；同时，以提高全民诚信道德素质能力、增强社会整体信用意识为目标，通过建立健全的制度和完善的法律来规范和激励群众行为。六国内企业征信查询市场现状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企业数量增长率大约保持在年均15.7%，面对庞大的企业数量，一家征信机构必须得有资源、有技术、有能力来掌握，小玩家或许很难进驻到企业征信行业。目前，国内以天眼查、企查查、启信宝、可信百科等为主的企业征信服务平台已经覆盖上亿的市场主体初步满足了用户查询企业的基础需求。据了解，这些平台的信息主要来源于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法院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100多家官方网站；而可信百科更是与国家信息中心签订数据共享协议，以保障数据来源的真实性、时效性与权威性。无论是天眼查、启信宝，还是可信百科，在本质上都是一个关于企业信用的信息平台。既是平台，便需要做好各方价值的体现，来实现共赢，一方面，征信平台需要保证企业信息的准确性、客观性与时效性，来为信息获取方（即个人用户与企业用户）提供信息价值。另一方面，平台在建立企业信用的同时，也可以为优质企业背书，将好的企业展现给市场，促进企业经营的高效与新增长，这也是平台可以为优质企业提供的广告价值。后者涉及的其实也是企业信用平台未来所要探索的商业模式，即如何让信息带来更高的经济价值，对于平台、企业方与合作方三者而言。在这条商业路径上，就目前几家平台的表现来看各有侧重。（一）两查一信基本情况两查一信拥有几近相同的数据来源、相似的平台功能和大同小异的商业模式。其中，三家平台均面向C端用户提供免费或付费查询，面向B端企业提供付费版专业服务。截至目前，三家企业信用查询平台均已实现盈利。天眼查定位为中国第一“商业调查工具”的天眼查，以“查公司”“查老板”“查关系”作为核心功能。平台包括上市信息、企业背景、企业发展、司法风险、经营风险、经营状况、知识产权等64种数据维度信息展示在内，其独特的“关系梳理”能让用户直观地看清关联实体及其背后的商业关系。企查查作为移动端企业情报的开创者，企查查深耕企业征信六年，致力于商业征信大数据的分析整合，同时涵盖企业工商信息、股权关系、法律诉讼、风险纪录、知识产权、投资交易、历史信息、舆情信息等九十多个维度商业数据。此外，自喻为国内企业信用查询领域领头羊的企查查，以技术作为核心壁垒，建有国内一流大数据挖掘，人工语义智能分析，GPU大数据超算平台。启信宝定义为国内领先AI商业信息查询工具的启信宝，掌握着全国超过2亿家工商企业和组织机构的公开实时数据，通过超过1000个的查询维度，结合AI技术为用户提供数据查询和挖掘整理的解决方案。此外，启信宝还将目光放眼于全球，以国内超过1.8亿家企业及组织机构数据为基础，同时纳入全球超过60个国家的海外企业的一整套信用信息查询结果。（二）后来居上者？可信百科优势瞩目区别于两查一信，可信百科以“为守信企业打造，互联网场景下的一款守信激励产品”为定位，将中小企业信用质量差、信任感低作为区别突破口，率先推出能够将查询场景与搜索引擎相结合的守信企业形象展示工具。可信百科具有展示形式独特、流量入口众多等优势，通过大数据分析筛选，可信百科能够在用户想要了解企业的第一时间，通过360搜索引擎等多渠道查询企业实时信用价值，最大程度区别于其他平台只能通过网站或app进入查询。对于用户来说，可信百科不仅能够缩短用户对于企业信用数据的获取路径，更多渠道入口的背书也进一步增加了企业信用的可信度。而对于企业来说，用户搜索场景下自然呈现的信用资料不失为一种主动的信用推广。对比传统两查一信等平台需要用户主动查询，可信百科则能让企业征信主动展示，进一步强化企业信任感。作为企业征信市场的潜力玩家，可信百科基于互联网场景、以信用连接C端用户与B端企业的独特发展路线能够主动挖掘企业信用资产，帮助企业进行基于信用的品牌推广盈利，是企业征信数据在B端推广需求和C端查询需求的创新使用。当然，不管怎么看，企业征信平台的商业模式仍旧是一个亟待探索的方向。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来看，信用体系会逐步完善，重要程度也会愈发提高，企业征信机构（或平台）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以美国的发展来看，繁荣的市场经济背后是必要的信用体系，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如今的美国征信局已经形成了3家大公司鼎力的局面，即Experian、Trans Union与Equifax三大信用局。那么，对于我国的发展而言，如今正是起步阶段，未来的格局如何，主要考验的还是各家基于信用查询的商业路径探索。可信百科作为水滴信用的旗下产品，实际上也是其基于企业信用向搜索百科糅合发展的一个方向，商业探索方面颇见创新。七国内外征信行业发展现状及商业化模式（一）国际三大个人征信机构及企业征信机构业务模式国际征信行业的发展经历了快速发展阶段、法律完善阶段、并购整合阶段以及成熟拓展阶段四大发展时期，逐渐形成了较完整的征信体系，在社会经济的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征信行业经历了近百年的不断进化，已经形成了完整而成熟的发展产业链。目前美国的三大个人征信机构为Experian、Equifax和Trans Union，他们都出现在上个世纪，反映大众消费对信贷的需求和全社会对个人信用的关注度的上升。这三大个人征信机构促进了美国的征信市场走向成熟，并对国内征信市场的成长颇具借鉴意义。Experian（益百利）Experian总部位于都柏林，1996年被GUS收购，2006年作为独立公司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Experian拥有信用服务、决策分析、市场营销服务和消费者服务四条业务线。信用服务主要指的是向放贷机构提供信用报告，具体来说，是向放贷机构提供消费者和企业历史还款和以往信用申请记录等数据，以帮助后者做出其提供的信用产品对消费者和企业来说是否适当、是否应提高授信额度等决策。Experian信用服务的费用是以交易为基础的，按照信用报告的购买数量分层收取。决策分析主要指的是向客户提供评分、检查、决策软件和系统。其中，评分和检查的费用是以交易为基础的，按照客户购买量分层收取；软件和系统的收费类型包括安装费、经常性软件授权费和交易手续费。市场营销服务能对消费者进行画像，从而帮助客户识别潜在买家、获取新用户、提高客户留存率、开发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以最符合消费者习惯的方式联系消费者。Experian认为其在市场营销服务的数据、数据质量和交叉销售的营销能力上处于市场领先地位。Experian市场营销服务的费用是以交易为基础的、根据客户购买量分层收取的、数据授权费和订购费。消费者服务使消费者能在线查看自己的信用报告和信用评分、理解和改善自己的信用状况、防止欺诈和身份被盗用。Equifax（艾可菲）1898年创立，是三家中历史最悠久的。按照地域，Equifax的业务线分为美国本土和海外两种，后者包括加拿大、欧洲和拉丁美洲。Equifax在加拿大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与美国本土基本一样，而在欧洲和拉丁美洲Equifax还为放贷人催收提供信息和技术服务。按照客户类型，Equifax的业务线分为企业业务和个人业务两种。和Experian以及TransUnion有所不同的是，Equifax向企业提供人力资源外包业务。Equifax服务的企业客户主要分布在以下行业：金融服务、抵押贷款、零售、通信、公用事业、汽车、经纪、医疗、保险和政府机关。按照收费依据，Equifax的业务线分为按交易收费的和按订购收费的两种。前者指的是产品提供给客户时即收费；后者指的是在客户使用产品之前即先收取一部分前期费用，订阅时间通常是一年。Trans Union（全联）TransUnion致力于向机构和个人用户提供全球风险信息解决方案。在美国，TransUnion客户覆盖全美前十大银行、前五大信用卡发行方、前二十五家汽车商、前十五家汽车保险公司的十四家、数以千计的医疗服务商和联邦、州、地方政府机构。TransUnion拥有信贷信息、身份信息、破产、司法抵押、司法裁决、保险索赔、车辆等来自约90000个数据源的数据，TransUnion的数据采集方法包括由银行等会员向其提交和自行采购等方式，另外，成为TransUnion会员是自愿的。地域上，TransUnion已经在3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TransUnion自身业务分成三部分：面向企业的美国信息服务（U.S.Information Services，USIS）业务、面向个人的消费者业务，在国际市场开展上述两项业务的国际业务根据客户类型的不同，实际上TransUnion的业务可以简单分为机构业务和个人业务两类。TransUnion的机构业务USIS的功能包括为客户分析消费者信用状况、在前者基础上为客户提供精准营销和催收方案、反欺诈等。从业务来看，TransUnion的企业业务占总体业务的65%左右，消费者业务仅占6%，国际业务占比在26%左右。这三大征信巨头的成功当然也离不开美国对征信的法律保障，美国通过《公平信用报告法》《公平债务催收法》《金融服务现代化法》《银行保密法》《信息自由法》《金融隐私权法》《平等信用机会法》《诚实借贷法》《公平信用账单法》《信用卡发行法》《公平信用和借记卡披露法》《房屋抵押披露法》等近20部法律，共同形成了较全面的征信法律体系，为美国征信行业的发展保驾护航。除三大个人征信机构外，国际上最著名、历史最悠久的企业征信机构还有美国邓白氏公司，其规模堪称国际企业征信和信用管理行业的巨人。n&bradstreet（邓白氏）作为世界上最著明的商业信息服务机构，n&bradstreet成立于1841年，其征信服务主要针对于商业市场，以企业为主，可实时查询企业的融资情况以及信用记录等。目前，n&bradstreet在全球37个国家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在全球范围内向客户提供12种信用产品、11种征信服务以及各种信用管理用途的软件，还在50个国家和地区替客户开展追账业务。1994年，n&bradstreet正式进入中国，在上海设立邓白氏国际信息（上海）公司，1996年，在北京设立分公司，并于广州等地设办事处。按照与国际商业标准和惯例接轨的要求，n&bradstreet重点在市场开拓、信用管理、应收账款管理和商务培训等方面为中国企业提供信用咨询服务。通过引入邓白氏中国信用风险指数和邓白氏中国风险指数行业标准等，n&bradstreet向企业提供商业资信调查报告，帮助企业通过专业渠道达到国际商业标准、熟悉国际商业实务。除企业信息，更引入先进的风险管理工具：包括邓白氏风险指数和风险评估管理系统（RAM），旨在使公司成为企业的商业战略伙伴而不仅是商业信息供应商。目前，我国征信市场前景不断扩大，并逐渐接近于美国。在企业征信业务方面，有鹏元征信、中诚信征信等传统征信公司，但是，仅靠传统征信并不能解决小微企业的征信和借贷问题。因此，芝麻信用、考拉征信等大数据征信机构逐渐在小微企业征信市场上更具竞争力。未来，征信机构会越来越多，对资源的整合、业务发展的规范、国家法律法规的完善等都将有不小挑战。征信行业步入成熟期依然任重道远。（二）国际征信机构的业务模式及盈利能力在国际上，征信行业的业务收入主要由基础征信服务收入和信用衍生服务收入两大部分构成。（1）基础征信服务收入：是指行业征信机构向企业和个人出售信用报告、并为其提供信用评分取得的收入，这样的应用场景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中；（2） 信用衍生服务收入：是指征信机构在为用户提供信用评估的基础上，同时对外提供分析决策的服务、精准营销服务以及针对消费者客户服务等取得的收入。而基础征信服务收入与信用衍生服务收入的比例与该服务地区的征信行业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当征信行业发展水平越高，信用体系越完善的情况下，信用衍生服务就会越发达。以美国征信业的发展经验来看，在成熟市场的征信机构中，基础征信服务和信用衍生服务收入基本持平，以美国的Experian为例，其收入结构中，基础征信服务收入占48%，信用衍生服务收入占52%。八结论近年来，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信用经济和信用管理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已见雏形。当前，政府“放管服”改革正在有条不紊的全面推进中，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整体大背景，使得“信用”的边界远远超出“偿债能力和偿债风险”的概念。作为程序化的信任机制，以信用经济和信用管理为核心的现代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于培育主体自律、实现主体自治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伴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信用产品在“信用经济”和“信用管理”等相关领域中的应用也会迅速扩大，以信任为基础的信用制度建设将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9]。水滴信用企业可信百科具有“可查询、多展示、易传播、快追踪”的产品特性，与守信中小企业的信用信息展示需求不谋而合，通过搜索，用户可以随时查到企业的实时信用形象。凭安征信作为国家发改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合作伙伴，以负责任的态度，严把“入门审核”“在线监测”。对凡是涉及重大失信、经营异常、严重违法税收、存在较多负面新闻的企业，均拒之门外；对已经上线的企业，依据与国家信息中心以及有关权力机关共享的信用信息对其进行动态监测，真正为中小企业、为全社会打造可信的、公正的可信百科信用载体平台。我国信用体系的建设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发展，逐渐产生了更多的新思路。大数据技术的处理有助于提高企业信用数据的透明度，水滴信用企业可信百科为建立企业红黑名单提供更加便捷的技术支撑，降低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加强企业信用生态建设，通过企业信用监管及征信体系的完善，更好地发挥信用对企业发展的经济效应。参考文献[1] 程民选,唐雪漫,孙磊.社会信用体系:需要深入思考的几个理论问题[J].当代经济研究,2009(12):30-34.[2] 姜涌.社会信用体系的他律性建构[J].广东社会科学,2019(02):71-77.[3] 李雪灵,张惺,刘钊,陈丹.制度环境与寻租活动:源于世界银行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2(11):84-96.[4] 沈洪明.转型经济条件下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和企业信用[J].管理世界,2006(10):162-163.[5] ]刘建明. 诚信品质视角下的中国企业信用建设研究[D].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8.[6] 林毅夫,潘士远.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与经济发展[J].世界经济,2006(01):3-11.[7] 赵志勇.企业大数据征信:困境与超越[J].上海金融,2018(02):92-95.[8] 陈杰.5G变革营销[J].知识经济,2019(32):72-74.[9] 章政,张丽丽.论从“狭义信用”向“广义信用”的制度变迁——信用、信用经济和信用制度的内涵问题辨析[J/OL].征,2019(12):1-8[2019-12-04]

四川在线消息(记者 钟帆 摄影报道)7月13日，由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四川大学主办，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动态》编辑部承办，西南财经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协办的《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21届年会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华活动中心举行。此次年会，全国7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220多名专家学者，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学动态》、《当代经济研究》、《学习与探索》、《经济纵横》、《经济学家》、《财经科学》、《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科学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等权威媒体和学术刊物派员出席。四川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国出席并在开幕式致辞。开幕式结束后，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林岗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振中研究员，成都市社科联主席杨继瑞教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徐洋教授，四川师范大学丁任重教授，武汉大学颜鹏飞教授，南开大学何自力教授，河南大学赵学增教授以及四川大学朱方明教授分别作了主题报告。下午的分会场讨论中，与会专家将分别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资本论》的当代价值及文本研究、《资本论》与中国经济、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新时代改革开放五个主题进行学术研讨。

【本文为作者朱富强向察网的独家投稿】一、引言现实市场定价具有明显的锦标赛制特征，其价格主要或仅仅与劳务或产品所属等级相联系，在劳动市场上还表现为工资随职位提升而呈跳跃式增加；因此，它既不遵循生产成本原则或劳动投入原则，也不遵循客观功用原则或产出贡献原则，从而是不公平的。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基于抽象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将高管的高薪与高能力相联系，并以教育水平来说明其能力大小。但是，由教育水平和工作能力来解释市场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具有严重的逻辑缺陷，更无法得到经验事实的支持；相反，通过考察自由市场中的权力结构以及权力碎片化的衍生效应，可以更好地认识现代市场中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真正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锦标赛定价体系之所以流行，根本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中的权力结构是不对称的；尤其是，权力碎片化发展使得极少数强势者拥有了市场定价的权力，而定价原则是基于特定主权者的利益最大化和少数富人的效用最大化。为此，本文尝试通过对市场权力的剖析来揭示现代市场经济中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深层原因，进而考察当前社会中财富快速集聚以及现代资本原始积累的新型机制。二、市场权力碎片化与职位租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约翰.罗默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把市场看作在有才能的个人之间组织竞争的最小机构，但更为充实而合理的观点应该是，把市场看作复杂的人为机构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有的个人贡献也通过这种网络得到净化和提炼。[1]相应地，要揭示现代市场经济中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就需要考察自由市场中的权力结构以及权力碎片化所衍生的权力放大效应。[2]第一，高级职位的数量往往受到控制而产生“职位租”。按照穆勒、马歇尔等人的观点，这些稀少的固定职位就会产生出一定的“租金”，这也可以称为“职位租”。穆勒就写道：【“办事员工作的艰苦程度不及砌砖工的十分之一，而其工作同砌砖工的工作一样容易学，其工作的不稳定程度也比砌传工要小，办事员一般都是终身职业。因此，办事员的报酬较高，看来部分是由于垄断的关系，即其所要求的那种较低的文化水平，尚未普及到足以产生相当数量的竞争者的程度，部分是由于受旧习惯残余的影响，即要求办事员必须具有薪水较高阶层的服装和仪表。”[3]】同时，在现实世界中，所处于等级越是高的岗位，数量就越是稀少的，进而也就可以获得越是高的“职位租”。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两个典型例子。例1.一般来说，从事金融业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并不很高（很多知识和技能都是在职业中掌握的），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轻松地跨过这个门槛，而且，时下也确实有大量的青年学子进入经济学院或商学院学习金融。显然，按照竞争规则，金融领域的工资也就应该下降到社会平均工资的水平。既然如此，金融行业的工资为何依然高居不下呢？根本原因就在于，金融业的那些正式岗位是数量固定的，这些岗位的设计排挤了大量的竞争者。例2.随着影视制作科技的迅猛发展，演员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接受长期的演技训练，这是小鲜肉们不断推陈出新的重要原因。显然，按照竞争规则，演员的薪酬也应该大幅下降。既然如此，小鲜肉们的薪酬为何反而呈现不断攀升之势呢？根本上，这也就与一线演员数量的相对固定有关。究其原因，大多数人的记忆是有限的，耳熟能详的往往就那么十几个最多几十个人；相应地，为大众所熟识的那些少数人就成为一线演员，它们成为关注的目标，进而也就获取了这少量职位所赋予的高额“职位租”。不仅演员如此，球员、律师、医生、专家以及政客等都是如此，进而几乎所有职业以及产品都存在相似“职位租”和“等级租”现象。“职位租”和“等级租”等都是与社会锚定值相联系的。究其原因，当人们面对数量庞大的选择集时，往往需要收集、评价和处理庞大的信息，进而就会产生出怀疑、焦虑乃至恐惧的心理；显然，这就为市场产品的等级化提供了基础，因为这有助于人们排除出大量选项。第二，权力碎片化衍生出放大效应而导致决策权集中。运用夏普利-舒比克权力指数的分析就不难发现，随着权力的分散和碎片化，那些相对集中的权力将可以获得更大比例的决策权；相应地，那些拥有相对优势（具有较强特异性）的人往往就可以控制更大比例的资源，进而取得收入分配规则的制定权。理解这一点，我们只要审视一个现代股份公司的投票情形就可以了：在一个大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往往有股权占一半的（小）股东是不参加股东大会的，而参与会议的（小）股东往往又有一半没有其个人定见而成为沉默多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大股东往往只要掌握剩下股权的一半（也即，全部股权的1/8）就可以取得决策权。这种决策的结果就是，在权力碎片化的市场经济中，累进制的锦标赛定价体系往往更容易产生和推广。具体体现为：一方面，第一名与第二、三名之间的绩效差距越来越小；另一方面，等级之间的报酬差距变得越来越大。[4]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审视下社会现实：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的高等教育快速普及，个体的能力差距相应地不断缩小，但是，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拉大并日益呈现出金字塔结构。那么，究竟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根本上就在于，伴随着自由市场经济发展产生的权力碎片化趋势，企业高管们拥有了越来越大的企业决策权。为此，皮凯蒂就写道：【“这些报酬通常是由上级领导确定的。最高层的收入是由大公司或者公司薪酬委员会定的，而薪酬委员会委员的薪酬几乎与大公司高管层的薪酬水平相当……既然无法准确估计每个高管人员对公司产出的贡献，那么在此过程中做出的决定就不可避免地具有随意性，而且依赖高层关系和个人的相对议价能力。唯一合理的解释是：那些有权决定薪酬的人天然拥有对自己慷慨的动机，或至少会对自己的边际生产率给出过度乐观的估计。”[5]】事实上，“职位租”本身就主要由上层决策者制定，“职位租”的大小往往体现了权力的集中度，进而在现实市场中又体现出了碎片化权力的放大效应。由此可见，企业高管所获得的高额薪酬根本上就属于这种“职位租”，而且这种“职位租”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们自己创造的。因此，通过权力结构的剖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锦标赛体定价机制并不反映劳动的投入和贡献，因而就是不合理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企业利润与高管工资的倒挂中得到充足的认知。譬如，随着现代企业中薪酬体系日益市场化的发展，当前企业中的高管薪酬与企业利润之间就日益呈现出倒挂现象。2013年央企上市公司年报显示，招商轮船年亏损21.84亿元，而副董事长黄少杰的年薪为124万元；酒鬼酒年亏损3668万元，而董事长赵公微的年薪为91.24万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城开发2013年净利润2.30亿元，董事长谭文鋕的年薪是365.63万元；宝信软件2013年的净利润为2.90亿元，董事长王力的年薪为93.90万元。[6]不仅国有企业如此，大量民营企业也存在着类似情形：利润和股价双下降，但企业高管的薪酬却在不断飙升。明显的例子是：雷军在小米年利润只有50多亿的情况下却可以独自获得99亿的奖金，刘强东在京东年亏损50亿元的情况下却依旧获得36亿的奖金。[7]三、快速集聚财富的现代机制基于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高管不断飙升的高薪以及高管与普通员工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我们就需要思考：这些企业高管们所获取的高额薪酬能够体现他们的产出贡献或者劳动努力吗？进一步地，这些企业高管又是如何获得高额薪酬呢？根本上，这就涉及市场权力碎片化带来的权力分散和放大这双重效应在现代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中的集中体现。一方面，就新兴富豪的资产来源而言。只要通过对那些做一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两大基本来源。第一，通过上市，其公司资产的价格就随着股价的飙升迅速增加数十倍乃至数百倍，乃至每次明星公司的上市或新股发行都会造就大量的富豪，甚至所谓的首富。例如，万科A在1991年上市时的发行价格仅1元，但至今复权价格最高达到4095元；格力电器1996年上市时的发行价格为2.5元，复权后股价最高达到4718元；其他众多上市公司如福耀玻璃、云南白药等上市后的股价都涨了数百倍。第二，通过奖金，这些公司的创始人或总经理的工资和奖金往往与股票价格挂钩，从而也就可以得到数千万元乃至数亿元的报酬。例如，双汇火腿的老板万隆仅在公司的年薪就高达20亿元，小米的5个领导年薪总计102亿元，如此等等。[8]与此同时，这些公司的利润尤其是利润率显然没有如此大的涨幅，甚至很多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而根本没有净利润。试问：有哪家公司的年利润率可以持续达到20%以上吗？如果没有，这些人又是如何迅速积累起如大财富的呢？显然，这些都反映出，这些富豪凭借其资本获取的红利只占其总资产中非常少的一部分。进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从资本和劳动的分配视角来解释现代社会中的收入差距问题，进而昭示我们却探索现代社会的收入分配机制。另一方面，就股市机制在财富转移中的作用而言。要洞悉股市机制在财富转移中的作用，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现代社会的富豪为何不再通过资本赢利的方式获取财富呢？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人民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资本社会化了，社会大众持有越来越多的股份。此时，在以资本赢利的方式来获得财富的情形下，社会大众将会获得利润的绝大部分。如果这样，也就会导向真正的人民资本主义，导向收入差距的逐渐缩小。显然，掌握权势的那些人是不愿意这么干的，从而就会寻找新的有利于自身的收入分配机制。这个分配机制就是：（1）通过高额薪酬的分配机制；（2）通过股价而非股利分配机制；更进一步地，薪酬往往又与股价挂钩，这包括股份赠予等。第二个问题是，这些权势者又是如何运用股价机制获得高额转移收入的呢？这实际上又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1）既然企业赢利如此之少甚至是亏损的，股价又如何会上升？（2）股价上升本身是社会性的公共信息，这些权势者又是如何获得转移收入？一般地，这也源自两方面的途径：（1）通过策划和宣传而提高人们对企业盈利的未来预期，从而吸引社会资金持续进入；（2）在股价达到一定高度时逐渐稀释自己所持股份，从而实现在股价高位时套现。事实上，在上市之初，这些公司往往会通过种种包装以吸引社会资金，同时，此时公司的体量还较小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因此，早期的入股者往往会有利可赚，至少存在较好的未来前景。但是，随着股价的不断上升，后来入股者的成本就越来越高，从而也就成为通过股市机制进行资产重新分配的牺牲者。显然，公司创始人以及主管者起初是以最低价获得这些股票的，而且，他们后面还会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优惠股权，从而就成为这些社会股民资产的转入者。显然，正是基于这种股市机制甚至对股价的操纵，就造就了一大批的富豪；但同时，他们并没有对社会创造出相应的财富，甚至根本就没有创造出财富。譬如，贾跃亭就利用国家发展互联网之际而不断推高乐视网的股价，进而在股价达到170元的历史最高价之后开始不断减持和套现，于是，在将乐视搞得几乎破产的同时自己却积累起了数十亿元的身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的那些富豪越来越借助股市机制来转移广大股民的财产，这个财富积累速度要远比通过创造收益的资本红利来得快。同时，也正是这种财富获得主要来自资产转移而不是创造，因此，现代社会在造就一个巨富的同时，往往造成数以百计、万计的股民损失；相应地，社会收入差距也就急速拉大，于是就有皮凯蒂所谓的0.1%乃至0.01的超级经理人员。因此，越来越多人参与的股市就成为现代社会中财富转移以及资本原始积累的核心机制，所谓的“人民资本主义”根本上就是“人民”向“资本主义”输送财富，这是现代收入差距急速拉大和社会两级化的重要原因。为了探究“人民资本主义”发展（也即股权的分散）对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带来的影响，进而研究股市机制如何成为现代财富转移和集中的基本机制，只要做这样一系列的逐层计量检验就可以了。首先，探究欧美国家中的股权分散对股市的影响：（1）股权分散与股价（以及市盈率等）之间的关系；（2）股权分散与资本盈利率之间的关系。其次，探究欧美国家中的股权分散对收益的影响：（1）股权分散与股权收益（如分红）之间的关系；（2）股权分散与企业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再次，探究企业高管的薪酬来源：（1）资本盈利率与企业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2）股市价格变动与企业高管薪酬变动之间的关系。最后，剖析股权分散带来的财富转移效应（从底层（小股民）向上层（大股东）的转移）：（1）股权分散与小股民的财富损失之间的关系；（2）企业高管薪酬与小股民财富损失之间的关系。四、结语现实市场中的收入分配与其说是由劳动贡献决定，还不如说是由特定的岗位决定的；同时，岗位薪酬以及不同岗位之间的薪酬差异则是由特定的分配规则或分配机制决定，而分配规则又是社会制度及相应的社会权力较量的产物。因此，决定收入分配的不是贡献原则而是权力原则。只不过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宣传下，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却已经为大多数人所熟视无睹了，乃至当做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斯蒂格利茨写道：【“使CEO能够在过去几十年里集聚大量财富的并不是他们生产率的突然提高，而是因为他们的能力提高了——能够从他们本该服务的公司那儿攫取了更多的收益而内心并不惶恐，并且公众对此行径的容忍度也提高了。”[9]】为了更好地认识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的不合理性，我们可以再次审视一下这一事实：金融、保险等行业的平均工资要比其他行业高很多，尤其是，这些行业中高层管理者的薪资水平却往往高得惊人。[10]那么，这些行业的员工尤其是高管们果真创造了如此大的社会价值了吗？斯蒂格利茨就认为，【“决定人们相对工资的并不是对社会的贡献，而是其他东西：银行家拿到了大笔报酬，即便他们对社会甚至对自己所在公司的贡献都是负的。”[11]】智库“新经济基金”（New Economics Foundation）的研究则进一步得出具体结论：银行家每赚1英镑则摧毁7英镑的价值。[12]既然如此，这些行业是如何获得如此高的报酬的呢？一个重要途径就在于无处不在的管制和寻租，这种管制不是来自政府而是市场本身，根源于市场权力的不对称。在很大程度上，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的盛行源于市场经济中的不对称权力以及市场权力碎片化所衍生的放大效应，这使得少数市场精英能够充分地通过股市机制来转移社会大众的财富并由此快速积累起原始资本，乃至股市已经成为现代资本原始积累的核心机制。由此，我们就可以且应该对市场机制做深层次反思：现代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和股市机制将大量财富转移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合理吗？甚至它比前资本主义社会运用行政或法律机制将大量财富转移和集中到少数官僚手中更合理吗？两者都造成了收入分化，都潜含了严重的分配不公。根本上说，市场竞争的结果也是依赖于特定的竞争规则以及多样的偶然性因素，市场竞争中的优胜者也并非就是优秀者。[13]（注释略）【朱富强，察网专栏学者，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本文摘自《锦标赛制市场工资的性质拷问：公平性和有效性》，《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