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镇银行研究报告

来源：证券时报银保监会网站20日消息，银保监会副主席祝树民日前在村镇银行改革发展研讨会上表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中小银行的决策部署，银保监会明确将村镇银行改革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落实举措，正在系统地研究完善下一步改革思路和政策措施。

来源：财联社【祝树民：银保监会正研究完善下一步村镇银行改革思路和政策措施】财联社9月20日讯，银保监会副主席祝树民日前在村镇银行改革发展研讨会上表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中小银行的决策部署，银保监会明确将村镇银行改革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落实举措，正在系统地研究完善下一步改革思路和政策措施。（中证网）

9月20日，银保监会官网发布了银保监会副主席祝树民19日在村镇银行改革发展研讨会上发表的讲话。祝树民表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中小银行的决策部署，银保监会明确将村镇银行改革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落实举措，正在系统地研究完善下一步改革思路和政策措施。以下为讲话全文：同志们：银保监会党委对村镇银行改革发展和监管工作高度重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中小银行的决策部署，银保监会明确将村镇银行改革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落实举措，正在系统地研究完善下步改革思路和政策措施。今天，我代表银保监会参加此次研讨会，就是想来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刚才，大家都做了很好的发言，听了很受启发。下面，我简单讲几点意见。一、村镇银行培育发展取得的成效值得充分肯定2006年启动村镇银行培育试点工作以来，村镇银行已发展成为银行体系内法人数量最多、单体规模最小、服务客户最基层、支农支小特色最突出的“微小银行”，在丰富金融机构体系、填补“三农”和小微“最后一公里”金融服务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方面：一是完善了我国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金融组织体系，激活了农村金融市场。截至6月末，全国已组建村镇银行1631家，覆盖了31个省份的1296个县（市、旗），县域覆盖率达到70.6%；65.7%的村镇银行位于中西部地区，有450个国定贫困县和连片特困地区县已设立或已规划设立村镇银行。二是专注主业、聚焦农小，增加了县域金融服务供给。村镇银行存款资金的80%用于发放贷款，贷款资金的90%投向了农户和小微企业。目前户均贷款余额33.6万元，业务上与县域其他法人银行形成了有益互补。三是整体经营稳健，风险水平总体可控。村镇银行资本充足率长期保持在17%以上，在主要投放支农支小贷款的情况下，不良贷款率控制在4%左右，拨备覆盖率超过110%，总体具备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四是主发起行制度安排发挥了有效作用。有68%的村镇银行移植了主发起行的支农支小信贷技术，70%的村镇银行核心业务系统由主发起行提供，90%的村镇银行依托主发起行开展内部审计，所有村镇银行均与主发起行签订了流动性支持协议。总体看，主发起行在集约化管理和服务方面作用发挥明显，为单体村镇银行提供了有力支持。二、村镇银行改革发展必须坚持正确方向应该看到，村镇银行在快速培育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是少数机构偏离定位离农脱小、主发起行履职缺位、外部人控制等。对此，我们必须清醒认识，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要端正发展理念，回归本源、专注主业，提升服务实体经济适配性的要求，坚持村镇银行正确的改革发展方向。下面，我强调几个方面：第一，要以“小而美”的微小银行为目标，牢牢坚守战略定位。村镇银行要始终将支农支小作为立身之本，以提供基础金融服务为使命，实现业务范围和经营区域的“两小”：专注传统信贷主业，专注县域农户与小微企业。要向下做深做透做实，以当地特色产业为突破口，提供契合本地经济发展实际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要树立稳健、审慎、合规的经营意识，始终坚持“小额、分散”的风险防控理念。监管部门将针对村镇银行的金融服务和风险防控情况进一步完善考核指标体系，实现村镇银行坚守定位可监测、可考核与可评价。第二，要建立完善适合村镇银行自身特点的治理机制。要研究探索微小银行如何有效发挥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确保村镇银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打造以主发起行为主体的有效股权结构，建立健全股权转让、股权质押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强化股东股权管理。要完善符合小法人特点和定位导向的公司治理机制，制定服务乡村振兴导向的发展战略，实施情况要纳入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履职评价。监管部门也将进一步加强对村镇银行的差别化监管，并积极争取相关扶持政策，为村镇银行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第三，要推动村镇银行主发起行更加规范、有效履职。主发起行履职既不能“无视”村镇银行法人治理、“生搬硬套”主发起行自己的管理模式，也不能发起村镇银行后做“甩手掌柜”，不闻不问。主发起行的管理要有方法，履职要有边界，工作要有手段，重点是要做到“三个管好、两个做好”，即管好战略、管好风险、管好高管，做好服务、做好审计。对于主发起行的履职情况，监管部门也将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管和激励约束，将履职结果与主发起行年度监管评级、相关准入事项和高管履职评价等挂钩。三、村镇银行培育工作要积极稳妥村镇银行培育发展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抓手。目前，培育工作已经到了新的阶段。主要是近年来组建进度有所放缓，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和农业发达、小微聚集、金融服务欠充分的地区，仍有不少空白点，部分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还面临一定困难。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加大力度，努力实现党中央国务院交给我们的“县域全覆盖”目标；另一方面，也要立足商业可持续，探索完善培育机制，实事求是稳妥推进。在这方面，我讲四点意见：第一，要坚持规模化集约化组建。重点强调“三个适度集中”。一是主发起行适度集中。监管部门将优先支持已经具备一定村镇银行管理经验的主发起行继续发起设立村镇银行，也支持这些主发起人去收购其他“零散”发起行所持股权。二是管理半径适度集中。主发起行要根据自身能力控制管理半径，在所投资地域规模化设立村镇银行，做到集中资源、控制成本、管好风险，不能盲目“铺摊子”“广撒网”。三是股权结构要适度集中。村镇银行风险的一个主要成因，就是股权过于分散导致管理失控。主发起行要从提高自己在股东会、董事会上的话语权和控制力做起，切实承担风险防控和处置责任。现有的股权过于分散、管理半径过长的，要适当提高持股比例。特别是地方性银行在省外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要争取将持股比例提高至50%以上。第二，要进一步落实好东西挂钩。为引导村镇银行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同时兼顾商业可持续性，监管部门将结合实际进一步完善“东西挂钩、城乡挂钩、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挂钩”政策。由于近年来各地行政区划调整较多，各类新区、开发区也不断增加，部分发起行提出了在市辖区设立村镇银行的需求。对此，监管部门进行了审慎研究和论证，总的原则没有变，对于大中城市的主城区（含新区、开发区），仍不支持设立村镇银行。对于一般的市辖区，特别是“三农”和小微客户群体聚集、符合村镇银行发展定位的，比如一些县改区、远郊区等等，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允许设立村镇银行，并且严格执行挂钩政策，确保以城补乡、反哺农村。第三，稳妥推进并适时扩大“多县一行”试点。目前，全国还有540个县市未设立村镇银行，其中471个在中西部地区，绝大部分是国定贫困县或连片特困地区县，很难吸引投资者。为平衡金融服务覆盖和机构商业可持续问题，经请示国务院同意，银保监会在中西部16个省份开展了“多县一行”制村镇银行试点，目前已有10个省16家机构开业。下一步，将及时总结试点情况，在完善相关政策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村镇银行“多县一行”组建工作。有意愿开展试点的省份和机构，要抓紧论证和规划，特别是要用好政策，重点向省内国定贫困县相对集中的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以及金融服务投入严重不足的地区倾斜，早日推进空白地区全覆盖。第四，结合实际完善村镇银行管理模式。主发起行根据自身发展战略、组织架构、设立村镇银行数量和管理半径的不同，选择实施了不同的村镇银行管理模式，包括内设专门部门模式、事业部管理模式、委托当地分行管理模式、设立区域管理总部模式等。这些模式各有特点，但总的来看也都存在共同问题，主要是管理成本高、协调难度大、缺乏相应的风险隔离机制等。为针对性解决这些问题，提高村镇银行的集约化管理和专业化服务水平，经请示国务院同意，银保监会正在开展投资管理型村镇银行试点工作，目前常熟农商行发起设立的投资管理行已经批复开业，中国银行发起设立的投资管理行正在筹建。下一步，我们将结合试点进展情况，继续选择具有意愿并符合条件的主发起行扩大试点并逐步推开。同时，监管部门也积极支持主发起行结合实际情况，探索其他行之有效的村镇银行管理模式，推动形成制度化、可推广的机制安排。借今天研讨会的契机，我再对村镇银行投资管理行提两点要求：一是投资管理行仍然是一家村镇银行，不能因为它注册资本金大一点、管理职能多一点就搞特殊化，还是要牢牢坚守“深耕县域、服务当地、支农支小”的市场定位。设立地点要统筹考虑，既贴近基层，又有必要的人才保障，原则上不能在省会城市扎堆。业务上也要坚决防止办成一个资金归集和运用的平台。二是投资管理行下一步“投哪里、管什么”。“投”，重点是中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以及参与问题村镇银行处置。“管”，主要是管流动性支持与风险防控，管系统支持与代理清算，管产品研发与人才培训等等，目标是构建“小法人、大平台”的专业化中后台服务机制。根据试点情况，监管部门也将在总结经验和充分论证基础上，积极支持投资管理行设立专营机构增强专业能力、通过发债或上市等多渠道补充资本等。同志们，村镇银行改革发展工作任务艰巨、使命光荣。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勇于担当，主动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将村镇银行建成“小而美”的微小银行，为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

截至11月1日，黑龙江省农业金融服务平台累计线上发放贷款超过200亿元，有效满足了农户信贷需求。张贤达作（新华社发）“普惠金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助力乡村振兴，要解决农村资产流动性问题，建立满足多种需求的金融服务体系，加强乡村经济的金融能力建设。”11月18日，在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银行业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0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院长贝多广表示。　　与会嘉宾认为，在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必须厘清“乡村经济的主体是谁”的问题。从目前实践看，尽管农村劳动力所开展的经济活动形式多样，但大多沿用家庭生产模式，可概括为“微弱经济体”。　　根据此次论坛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所谓“微弱经济体”，是指规模较小、处于市场弱势地位、容易受到排斥的经济主体，包括个体经济、庭院经济、小型合作经济、微型企业、小型企业等。值得注意的是，乡村经济中的“微弱经济体”不仅从事经济生产活动，还同时担负着家庭教育、关怀、养老、文化传承等责任，因此更具重要价值。　　“但在此前的实践中，我们往往习惯用管理现代企业的思维来指导乡村经济，忽略了家庭经济与企业经济的区别。”贝多广说，例如，当把具有明显家庭经济特征的部分小微企业视为独立核算、规模很小、自负盈亏的企业时，金融机构困惑地发现，这些所谓的“企业”根本没有记账，也没有规范的经济核算，既不区分各项经营项目的成本收益，也不区分个人消费和企业支出。　　《报告》建议，要用普惠金融的力量增强乡村经济韧性，创造有利于其发展的市场环境、金融环境，建立适合其发展的金融体系，尤其在信贷、保险和资产管理方面进一步对农村放开，加强其金融能力建设。　　首先，要创造有利于乡村经济发展的环境。在市场环境方面，要重点解决市场准入问题，目前主要面临两大障碍：一是技术标准严，如果按照工业化标准来衡量，很多家庭生产的产品较难达标；二是入市成本高，难以用企业形式申请品牌认证。在金融环境方面，则要解决农村资产流动性问题，当前普遍存在的农村产权纠纷处置难题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金融机构相关融资服务。　　其次，要建立适合乡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报告》指出，现代金融体系是为现代企业设计的，很多时候并不适用于乡村经济。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包含支付、信贷、保险、理财等多种金融服务的适合乡村经济发展壮大的金融生态体系。　　其中，要用信贷机制创新来解决供需矛盾。银行业金融机构按单一经济活动项目提供融资服务，但乡村经济主体的经营项目和资金用途往往是多样的。如果按照银行对企业制定的信用标准衡量家庭经济体，其信用级别大多偏低，但从调研和实践情况看，以家庭为单位的信贷风险并不比企业大。　　“普惠金融要精准对接中小微经济的金融需求，让每一个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都能便捷地获得贷款，让每一个拥有创业梦想的中小微经济组织都能及时享受金融服务，不断增加中小微企业的社会财富。”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说。　　与此同时，要加速农村信息数字化“新基建”，进一步缩小数字鸿沟。《报告》认为，鉴于数字经济能有效增加乡村经济主体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应加强农村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与数字经济有关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具体来看，可根据本地人口结构等实际情况制定数字素养提升方案，通过地缘关系网络提升农村数字素养。　　此外，建议对农村金融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除了对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在风险管理上区别对待，还应在机构准入、业务准入、公司治理等方面实行有别于大型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适度放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门槛。　　最后，要加强“微弱经济体”的金融能力建设。《报告》认为，金融能力关乎“微弱经济体”收支管理、风险预防、财富积累及发展机会的把握，提升金融能力建设是促进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的重要举措。　　具体来看，一方面可基于本地实际情况，综合评估贷款、储蓄、理财、保险、资本市场工具等多种金融工具，找准金融服务农业、农民的“痛点”。另一方面在促进金融能力建设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的同时，也要提升对农户金融健康的关注，从收入、储蓄、风险管理及应急响应等多层面提升农户金融稳健性。（经济日报记者郭子源）　　来源 经济参考报编辑 胥芬芳编审 周文君 李劼

来源：经济日报截至11月1日，黑龙江省农业金融服务平台累计线上发放贷款超过200亿元，有效满足了农户信贷需求。张贤达作（新华社发）“普惠金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助力乡村振兴，要解决农村资产流动性问题，建立满足多种需求的金融服务体系，加强乡村经济的金融能力建设。”11月18日，在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银行业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0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院长贝多广表示。与会嘉宾认为，在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必须厘清“乡村经济的主体是谁”的问题。从目前实践看，尽管农村劳动力所开展的经济活动形式多样，但大多沿用家庭生产模式，可概括为“微弱经济体”。根据此次论坛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所谓“微弱经济体”，是指规模较小、处于市场弱势地位、容易受到排斥的经济主体，包括个体经济、庭院经济、小型合作经济、微型企业、小型企业等。值得注意的是，乡村经济中的“微弱经济体”不仅从事经济生产活动，还同时担负着家庭教育、关怀、养老、文化传承等责任，因此更具重要价值。“但在此前的实践中，我们往往习惯用管理现代企业的思维来指导乡村经济，忽略了家庭经济与企业经济的区别。”贝多广说，例如，当把具有明显家庭经济特征的部分小微企业视为独立核算、规模很小、自负盈亏的企业时，金融机构困惑地发现，这些所谓的“企业”根本没有记账，也没有规范的经济核算，既不区分各项经营项目的成本收益，也不区分个人消费和企业支出。《报告》建议，要用普惠金融的力量增强乡村经济韧性，创造有利于其发展的市场环境、金融环境，建立适合其发展的金融体系，尤其在信贷、保险和资产管理方面进一步对农村放开，加强其金融能力建设。首先，要创造有利于乡村经济发展的环境。在市场环境方面，要重点解决市场准入问题，目前主要面临两大障碍：一是技术标准严，如果按照工业化标准来衡量，很多家庭生产的产品较难达标；二是入市成本高，难以用企业形式申请品牌认证。在金融环境方面，则要解决农村资产流动性问题，当前普遍存在的农村产权纠纷处置难题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金融机构相关融资服务。其次，要建立适合乡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报告》指出，现代金融体系是为现代企业设计的，很多时候并不适用于乡村经济。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包含支付、信贷、保险、理财等多种金融服务的适合乡村经济发展壮大的金融生态体系。其中，要用信贷机制创新来解决供需矛盾。银行业金融机构按单一经济活动项目提供融资服务，但乡村经济主体的经营项目和资金用途往往是多样的。如果按照银行对企业制定的信用标准衡量家庭经济体，其信用级别大多偏低，但从调研和实践情况看，以家庭为单位的信贷风险并不比企业大。“普惠金融要精准对接中小微经济的金融需求，让每一个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都能便捷地获得贷款，让每一个拥有创业梦想的中小微经济组织都能及时享受金融服务，不断增加中小微企业的社会财富。”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说。与此同时，要加速农村信息数字化“新基建”，进一步缩小数字鸿沟。《报告》认为，鉴于数字经济能有效增加乡村经济主体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应加强农村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与数字经济有关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具体来看，可根据本地人口结构等实际情况制定数字素养提升方案，通过地缘关系网络提升农村数字素养。此外，建议对农村金融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除了对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在风险管理上区别对待，还应在机构准入、业务准入、公司治理等方面实行有别于大型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适度放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门槛。最后，要加强“微弱经济体”的金融能力建设。《报告》认为，金融能力关乎“微弱经济体”收支管理、风险预防、财富积累及发展机会的把握，提升金融能力建设是促进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的重要举措。具体来看，一方面可基于本地实际情况，综合评估贷款、储蓄、理财、保险、资本市场工具等多种金融工具，找准金融服务农业、农民的“痛点”。另一方面在促进金融能力建设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的同时，也要提升对农户金融健康的关注，从收入、储蓄、风险管理及应急响应等多层面提升农户金融稳健性。

截至11月1日，黑龙江省农业金融服务平台累计线上发放贷款超过200亿元，有效满足了农户信贷需求。张贤达作（新华社发）“普惠金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助力乡村振兴，要解决农村资产流动性问题，建立满足多种需求的金融服务体系，加强乡村经济的金融能力建设。”11月18日，在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银行业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0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院长贝多广表示。与会嘉宾认为，在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必须厘清“乡村经济的主体是谁”的问题。从目前实践看，尽管农村劳动力所开展的经济活动形式多样，但大多沿用家庭生产模式，可概括为“微弱经济体”。根据此次论坛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所谓“微弱经济体”，是指规模较小、处于市场弱势地位、容易受到排斥的经济主体，包括个体经济、庭院经济、小型合作经济、微型企业、小型企业等。值得注意的是，乡村经济中的“微弱经济体”不仅从事经济生产活动，还同时担负着家庭教育、关怀、养老、文化传承等责任，因此更具重要价值。“但在此前的实践中，我们往往习惯用管理现代企业的思维来指导乡村经济，忽略了家庭经济与企业经济的区别。”贝多广说，例如，当把具有明显家庭经济特征的部分小微企业视为独立核算、规模很小、自负盈亏的企业时，金融机构困惑地发现，这些所谓的“企业”根本没有记账，也没有规范的经济核算，既不区分各项经营项目的成本收益，也不区分个人消费和企业支出。《报告》建议，要用普惠金融的力量增强乡村经济韧性，创造有利于其发展的市场环境、金融环境，建立适合其发展的金融体系，尤其在信贷、保险和资产管理方面进一步对农村放开，加强其金融能力建设。首先，要创造有利于乡村经济发展的环境。在市场环境方面，要重点解决市场准入问题，目前主要面临两大障碍：一是技术标准严，如果按照工业化标准来衡量，很多家庭生产的产品较难达标；二是入市成本高，难以用企业形式申请品牌认证。在金融环境方面，则要解决农村资产流动性问题，当前普遍存在的农村产权纠纷处置难题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金融机构相关融资服务。其次，要建立适合乡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报告》指出，现代金融体系是为现代企业设计的，很多时候并不适用于乡村经济。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包含支付、信贷、保险、理财等多种金融服务的适合乡村经济发展壮大的金融生态体系。其中，要用信贷机制创新来解决供需矛盾。银行业金融机构按单一经济活动项目提供融资服务，但乡村经济主体的经营项目和资金用途往往是多样的。如果按照银行对企业制定的信用标准衡量家庭经济体，其信用级别大多偏低，但从调研和实践情况看，以家庭为单位的信贷风险并不比企业大。“普惠金融要精准对接中小微经济的金融需求，让每一个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都能便捷地获得贷款，让每一个拥有创业梦想的中小微经济组织都能及时享受金融服务，不断增加中小微企业的社会财富。”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说。与此同时，要加速农村信息数字化“新基建”，进一步缩小数字鸿沟。《报告》认为，鉴于数字经济能有效增加乡村经济主体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应加强农村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与数字经济有关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具体来看，可根据本地人口结构等实际情况制定数字素养提升方案，通过地缘关系网络提升农村数字素养。此外，建议对农村金融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除了对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在风险管理上区别对待，还应在机构准入、业务准入、公司治理等方面实行有别于大型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适度放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门槛。最后，要加强“微弱经济体”的金融能力建设。《报告》认为，金融能力关乎“微弱经济体”收支管理、风险预防、财富积累及发展机会的把握，提升金融能力建设是促进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的重要举措。具体来看，一方面可基于本地实际情况，综合评估贷款、储蓄、理财、保险、资本市场工具等多种金融工具，找准金融服务农业、农民的“痛点”。另一方面在促进金融能力建设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的同时，也要提升对农户金融健康的关注，从收入、储蓄、风险管理及应急响应等多层面提升农户金融稳健性。THE END转载声明：本微信公众号刊登的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及本微信公众号观点

未来银行发展的突破口在哪里？作者：邓宇(交通银行、九卦金融圈专栏作家)编辑：严世杰来源：九卦金融圈题记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金融机构一般会与金融服务需求的增加同步发展——一个由需求创造供给的案例。这样的态度就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处理得过于简单化了。——龙多卡梅伦、休帕特里克《工业化早期的银行业》本文核心观点摘要：宏观经济处于下行的趋势将持续，国内银行业的经营面临着较大的增长难题，这种困局短期内无法改变，并对银行业的盈利造成相当大的冲击，不仅需要审视国内宏观经济下行的经营风险，而且需要防范国际市场变化带来的超预期损失。国内银行业的资产规模和盈利存在不平衡的问题，在存量竞争时代，考验银行金融机构的将是控制成本和风险的能力，而不是资产规模的大小，金融市场的跌宕起伏以及监管指标的变化都会带来巨大的声誉风险、监管风险，中小银行尤其需要注意。回归实体经济是银行业实现增长的主要方向，资金空转、套利的监管生态已不复存在，未来的监管将更加严厉和细化，经营长尾客户，支持中小微企业将变得更加重要。大型银行的政策敏感性更高，而中小银行回归本土市场和服务地方经济才是比较好的出路。不出意外，2019年上市银行的年报依然表现亮眼，各项数据均实现了意料之中的突破，强者恒强，追赶者继续保持着奔跑的姿态。然而，在光鲜亮丽的业绩报表背后，是我们对银行业增长的忧虑，对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期望。殊不知，我们已身处在一个即将发生衰退的危机时代，美股史无前例的四次熔断，美股5月份轻质原油期货WTI价格首次跌至负值，全球供应链体系面临“断裂”的风险，而银行业则将不得不面对“逃不开”的周期，这一波周期伴随着的是人类历史上的严重公共卫生危机。银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的支撑，规模、利润等均来自于实体经济的繁荣，成本、风险则是审时度势，特别是在危机时刻的真正考验。银行的初衷是服务企业、家庭和个人等客户，这是银行业立足的根本，否则就会错失良机、误入歧途。新冠肺炎疫情已经产生了历史性的“剧变”，银行业的生存危机同时也在承受来自经济周期性下滑和新冠肺炎疫情这类非周期性因素的双重困境，风险正在累积，变革已经刻不容缓。银行业是否到了真正的“剧变”？百年未有之变局，银行业的危机已经到来。银行业作为金融业的基石自然在这个变局的最中央，从这两年全球银行业的发展来看，狂飙的征程已经结束，经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银行业迎来了高光时刻，却在2020年不得不面对新的挑战，这一次是剧变。过去几年间，很多的老牌银行倒在了历史的车轮下，或是遭遇巨额处罚，或是在危机中衰亡，或是被资本市场抛弃。德意志银行、日本瑞穗金融集团、意大利裕信银行等纷纷开启了裁员计划；稍早前德意志银行宣布大幅缩减投资银行规模，并计划至2022年底前，削减总成本四分之一。这或许只是银行业危机的冰山一角。摩根士丹利预计美国二季度GDP将创纪录地萎缩38%，研究报告显示，摩根士丹利将美国一季度GDP增长预期从此前的-2.4%下调至-3.4%，并将二季度增长预期从-30%下调至-38%，预计2020年全年美国GDP将萎缩5.5%，创下自1946年以来GDP萎缩超过11%的最大跌幅。亚行近日发布的《亚洲发展展望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在主要经济体蔓延，预计全球经济损失在2万亿至4.1万亿美元，而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增速为2.2%。2005-2025世界经济增长及前景预测危机时刻，没有一家银行可以独善其身。而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的美国，有着百年历史的The First State Bank（第一州银行）宣布破产；富国银行一季度营收同比下滑18%，净利润下滑89%，并且已拨备38.3亿美元应对潜在的贷款损失，较上季增加逾30亿美元。而这仅仅是开始，回顾2008年金融危机的银行业，美国超过6,000家大大小小的银行倒闭破产，冰岛的国家银行一度陷入破产边缘。2020年的全球变局则远远超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银行业无法独善其身，必须直面全球经济下滑和超预期衰退的巨大风险，做好长期应对危机的思想准备和预案。麦肯锡全球银行业年度报告（2019）发布，数据显示，2013-2018年，全球银行业的股本回报率维持在10.5%左右的水平，在这个数字背后是全球经济陷入持续放缓、低利率和风险与不确定性持续加大的时代。2018年，全球银行业的信贷增速仅为4.4%，为近五年最低水平。而国内银行业的价值创造更是“乏陈可数”，规模最大的40家银行中，仅有27家在创造价值。盈利水平的持续下降，不良风险的分化严重，同业竞争加剧，在这个不确定性的时代，银行业的发展到了真正要变革的时机。经过了中高速增长的发展阶段后，银行业已进入到存量博弈的关键时刻，大小银行的同质化经营和激烈的竞争正在演变为金融科技、数字化的竞争。理财子公司和金融科技子公司已逐步成为银行金融机构转型的“双翼”，银行业盈利、经营效益和风险管理质量的指标进入到银行业决策的核心。伴随而来的是监管日益规范、标准化体系，资本市场和社会公众对银行金融机构的品牌与形象更加重视。新的个人信息保护、金融科技监管标准以及资管新规的细化，粗放型的经营模式渐渐被抛弃。国内银行业的盈利空间正在大幅度收窄，全球负利率以及国内“降息”的趋势已更加明显，利率市场化改革加速对于银行业资产投放带来较大的压力，而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过去的优势产品均处于利率下行通道。回归实体经济，特别是普惠金融成为了一项政治任务，在成本和风险方面都是严峻的挑战，房地产泡沫、人口老龄化问题则伴随着利率下行的趋势。外部环境的恶化和内在变革的强愿望产生了巨大矛盾。银行业已经走进了“剧变”的时代，而这一切将会影响到未来的业绩表现和预期。“大而不倒”的银行业向何处去？“大而不倒”是否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我们翻开2019年国内银行业的年报数据，发现了一个逆周期现象，已发布年报的上市银行超过20家在2019年的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10%，23家营业收入同比增速超过10%。这些数据表明，国内银行业依然独树一帜，却与宏观经济的发展形势产生了“背离”。同期，国内GDP的增速呈现出持续下行的态势，宏观经济深陷“三期叠加”的严重困境，实体经济的发展并非如银行业的盈利表现。过去几年，银行业经历了大规模的资产增速和资本补充的一波潮流，为后续银行业抵御风险增设了强大的“防火墙”，但是，如何容忍潜在不良率和次级资产是另一个考验。2019年，上市银行各类收入中，利息净收入仍是占比最高的部分，而利率市场化加速背景下，息差进一步收窄，非息收入则会因零售、餐饮、文化娱乐等将受到较大波动，信用卡、短期消费信贷等逾期风险较大。疫情冲击下，这些潜在的风险正在逐步显现出来，中小银行的不良率和逾期问题攀升的势头不减，而且超出预期。银行业的数量和规模超乎寻常。中国银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4,607家，其中包括3家政策性银行、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银行、18家民营银行、41家外资法人银行、134家城市商业银行、1478家农村商业银行以及分布广泛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等。混业经营的模式、多元化金融的布局为商业银行的盈利提供了发展良机，但规模扩张和无序经营也埋下了大量的风险隐患，“萝卜章”、“虚假贸易融资”、“同业欺诈”等屡见不鲜。从区域上来看，银行业盈利的不对称问题较为突出，长三角和珠三角等经济活跃度的地区仍是各大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核心区域，也是盈利水平较高的，而东北、中西部和环渤海等经济增速偏低、发展陷入瓶颈期的区域则是不良高发地区，这种不平衡问题与区域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因而不良的问题也呈现出一种区域非随机分布的特征。区域的经济分化和下行周期的通道下，商业银行的经营面临的难题愈加突出，利率定价的差异化、资产投放的综合收益下降和负债端的成本攀升等推高了银行的经营成本。2019年国有六大行资产总额、营收与归母公司利润增长情况我们来仔细看看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国银保监会公布的银行业监管统计指标月度情况，2月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288.25万亿元，同比增8.2%，总负债263.22万亿元，同比增7.7%。其中，商业银行总资产237.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1%，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比例为82.7%；总负债217.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6%，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比例82.8%。国内银行业的规模与负债增速保持了相对平衡，而这从侧面显示了银行业的发展速度仍然没有停下来，现实的对照则更加复杂，表现在信贷投放过快增长和“融资难、融资贵”的矛盾仍存，“重资产”和高成本则大幅压缩银行业的盈利空间。国内GDP增速一季度表现为1992年以来历史最低值，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经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06,50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6.8%。负增长的结果虽然在意料之中，且在预期范围，但是，也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力是非常强烈的。银行业的盈利水平以及未来发展并不乐观，居民债务杠杆达到了新的高度，财富缩水和资产贬值的压力剧增，对此，应有充分的估计。当前美国银行业已计提超过200亿美元的坏账准备应对可能的违约潮，接下来的风险与成本问题将是极大的考验。数据显示，制造业、批发零售和租赁服务是国有大行公司类不良贷款余额增加的主要来源，而且也是贷款投放最为集中的行业类型。在这次疫情风暴中，相关行业的受损最为严重，如何妥善解决这些行业的不良问题是平衡盈利与风险的要义。回归实体经济的现实必然金融泡沫化是经济危机的重要表征，也是多次经济危机发生的诱因，过度金融化带来的泡沫问题，支持实体经济是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政策导向。国内的银行业的盈利正在遭遇新的挑战，“降息”带来的资产投放的压力，以及经济陷入困境的信贷需求，加上大量的中小企业纾困等，对于银行业来说，必须正视经济放缓和下行的周期，并且在此轮严峻的外部冲击寻求变革的路径。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宏观政策调控的一个关键词，过度金融化是银行业脱离实体经济的一个较为精准的词汇。“十八大”报告专门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经过近三年的“去杠杆”和“稳杠杆”之后，影子银行的监管和资管新规的落地，银行业的经营生态逐步恢复。在监管层的支持下，以包商银行、锦州银行、恒丰银行和成都农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的公司治理得到了极大改善，股权结构明晰，为后续的运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银行业的短期业绩效应与长期稳健经营存在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就在业绩报表中得到的淋漓尽致的反映。如今，摆在银行业面前的到底是规模，成本，还是风险，抑或是客户，答案难以统一。不可否认，实体经济发展遇到了困难，银行业的不良以及未来经营也将寸步难行。宏观经济波动，叠加人口老龄化危机，银行业的客户基础将受到较大的侵蚀，居民的财富增长会随着宏观经济增长下行和资本市场的波动而变得乏力。中国GDP总量及人均GDP总量及增速过去数年间，国内银行业脱离实体经济的现象已十分普遍，福建省金融青年博士服务团所著《经济新常态下：银行业的机遇、挑战与应对》一书提到了银行业“脱实向虚”的四个路径：同业资金监管套利，追逐自身短期利益，降低资金配置效率；借道表外业务非银行机构，对限控行业提供非信贷融资，催生资产泡沫和产能过剩；减少制造业信贷投入，扩大房地产贷款投放，弱化产业机构调整的支持；利用虚假贸易背景融资，虚增存款规模，助长资金体内循环。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已决定提高普惠金融考核权重和降低中小银行拨备覆盖率，促进加强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其中，普惠金融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支行综合绩效考核指标中的权重提升至10%以上，鼓励加大小微信贷投放。而部分银行早已走在了前列，如建设银行2019年报显示，该行普惠金融贷款客户数达到132.51万户，比上年增加30.72万户；普惠金融贷款余额9631.55亿元，比上年增加3530.81亿元；其中，以“小微快贷”为代表的新模式产品，累计投放贷款超过1.7万亿元，惠及小微企业近103万户。2019年中国银行业净息差与增速情况目前，监管部门对于银行业的贷款投向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考核打分，制造业、民营企业、涉农等均单列考核，普惠金融的口径考核趋于严厉，这将倒逼银行金融机构将更多的信贷资金投入到实体经济中。无论是时下最热的金融科技、普惠金融，还是热炒的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均是银行业转型的方式和路径，通过内部经营模式的升级，深耕客户资源和市场，降低运营成本。回归实体经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为千千万万的企业、家庭和个人提供信贷支持，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才是银行业的初衷和使命。商业银行的政策导向与商业利益如何平衡？新冠肺炎疫情超出了所有人预想，对于经济是严重的打击，全球经济均处于负增长阶段，短期内难以扭转。实施较大力度的宏观调控，银行业的信贷支持和服务不可或缺。前期人民银行实施3,000亿元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实现了增量、降价和扩面的效果，全面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并确立了向中小银行定向降准的计划，对中小微企业进行特别支持，而这也成为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驱动。银行业的初衷：成本？风险？客户？银行业从来不缺乏变革的声音。在喧嚣的背后，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银行业变革的目标是什么？金融科技、零售转型以及数字化等更多的是一种模式和路径，从根本上是为了降低银行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降低风险的发生概率，并且为客户提供更具竞争性的服务。由于国内较高的居民储蓄率为银行业提供了持续的、大量的低成本负债，而在贷款利率市场化前期的一系列优势则成为了银行业经营的“法宝”，在巨大的利差和息差的有利条件下，银行业获得了较长时间的繁荣，这一切也源于国内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奇迹。随着国内经济进入到新阶段，过去突飞猛进的发展路径已不再灵验，经营风险与经营客户成为一种战略。粗放式的盈利模式和规模效应并不适用于当前复杂的经济与金融环境。在经历了中高速增长之后，经济持续下行的趋势明显，短期内难以恢复到过去的水平，银行业的宏观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与此同时，多达4,600多家法人银行机构的同业竞争压力与日剧增，成本、不良率等已成为衡量银行业经营效率、模式和发展质量的检验指标。标准普尔的研究报告提示，宜疫情冲击对制造业、零售和餐饮等行业的影响加大，资产质量承压加大，削弱几大行的盈利能力。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繁荣后，零售业务的增长瓶颈凸显，公司业务面临的“降息”压力剧增，而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以及投资环境的变化则增加了更多的变数。疫情冲击下，部分中小房企、制造业和零售、餐饮、文化娱乐等行业的经营正面临日益增长的财务风险，现金流不足和需求的萎缩问题凸显。银行业的出路是降低成本，控制风险，并且用服务竞争力和高质量发展赢得一席之地，否则便会被市场淘汰，被同业和客户所抛弃。从上市银行的年报可以发现，资产规模驱动利润增长和降低不良率的模式已不可持续。2019年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处罚汇总敬畏风险和尊重市场规律，将银行业的经营真正置于合规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而不是逾越规矩、破坏生态、践踏法律。2019年9月，财政部发布的《金融企业财务规则（征求意见稿）》特别提到，监管部门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拨备覆盖率基本标准为150%，对于超过监管要求2倍以上，应视为存在隐藏利润的倾向，要对超额计提部分还原成未分配利润进行分配。普遍高企的拨备覆盖率如何平衡是一个难题。中国银保监会处罚数据显示，2019年公示处罚罚单合计3,418张，处罚金额合计1,054,801,474.9元，处罚机构共计126家，处罚相关人员2,055人，共计处罚2,457人次。这表明了银行业的监管将更加严厉，也再次警醒银行业的内外部风险以及合规经营的漏洞，内外勾连“骗贷”、“挪用客户资金”等一系列问题暴露了银行金融机构内控的短板。上市银行年报数据显示，城农商行的资产质量不容乐观，24家披露了相关数据的银行，2019年末的不良规模达990.27亿元，较2018年末增加20.31%，不良有所上升。其中，2019年37家上市银行的核销及转出额达到8003.77亿元，相当于不良额59.74%（2018年：56.24）。整体来看，中小银行的不良问题不可小觑，呈现“双升”的态势。上市银行核销及转出准备金及不良额情况（亿元）从长期来看，银行业内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化，一边是营收的大幅增长，一边是净利润的持续下滑，在追求规模的老路上不断陷入盈利增速下降的困局。部分商业银行的风险问题则层出不穷，暴露出内部经营管理的失控，甚至是治理的混乱。而部分商业银行的转型缓慢，显示出业绩增长的疲软态势，在同业竞争中的表现可见一斑；过去数年，部分城商行、农商行陷入资本的圈套，最终被市场所抛弃，估值水平大幅下跌。种种乱象之下，银行甚至成为了一些股东的“提款机”，这是极其危险的信号，不仅严重损害银行的品牌声誉，而且会带来治理危机，隐患和风险不可小觑。锦州银行、恒丰银行以及包商银行事件给中小银行敲响了警钟，也是银行业信用危机的开始。潮水褪去，一切都会昭然若揭。在存量时代，增长已经不是最主要的问题，风险化解才是真正考验商业银行经营能力的核心。结语与展望后疫情时期，银行业的变革将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必须经历真枪实弹的检验。国内银行业的改革和转型速度越来越快，很多过去的引领者都不得不面对危机的紧张时刻，“大而不倒”的神话终究会破灭，随之而来的是银行业的洗牌和分化格局。普惠金融、科技创新、流程再造、回归实体和经营客户等已经成为了所有银行转型的共识，真正的考验在于转型和变革的可行性，以及回归初衷的决心。转型的意义在于重新找到银行业的定位，将控制成本、经营风险和服务客户作为核心的三个关注点。转变经营模式，回归客户金融服务的本质“降息”已经来临，负债端的经营难度更大，“资产荒”和“负债荒”同时道路，而受影响最大的仍是客户，如何通过渠道、生态和场景来留住客户、锁定客户资源成为了关键。以客户为中心是银行业生存的根基，普惠金融的本质就在于通过延伸的工具、通道为更多的人群提供金融服务，包括长尾客户、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中国是一个区域和城乡发展都不平衡的国家，银行服务不足的问题在某些偏远地区大量存在，商业银行的业务也并未能完全覆盖，这里面既有成本的考量，也有服务理念的差异。现阶段银行业将是存量博弈时代，对客户深耕细作，挖掘潜在资源，形成价值客户的黏性，巩固传统的客户关系和纽带，为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奠定客户基础。因此，银行业仍然需要回到经营客户的价值理念上来，回归实体经济，帮助真正有信贷需求的客户，紧跟宏观政策调控的资源分配以及成长性企业的发展机会，提供恰当的融资产品和服务，发挥银行金融机构低成本负债、多元化融资品种和信贷网络优势，在较低的贷款利率下寻求综合收益的最大化。特别是中小银行应深耕本地市场，服务当地经济，稳扎稳打实现可持续的增长。构建普惠与优质客户的服务结构，管控风险优质的客户在哪里？对于银行业来说，优质的客户都是银行金融机构依赖的重心，而不那么优质的客户则往往只能享受到部分金融服务，在成本收益的简单二分法下，优质客户的过多资源和产能过剩并未给商业银行带来更多的盈利，相反，“垒大户”的作法将银行金融机构放置在了更危险的境地，风险的不分散和资源的集中度偏高在风险抵御能力难免存在漏洞，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会计舞弊等问题层出不穷，也给银行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当前，银行业需要防范的风险来自两个层面：一则是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分析一季度疫情受影响的客户资产风险和经营状况，及时提供授信支持和展期免息措施，并警惕海外疫情持续发展对供应链客户的冲击，严防经济衰退和企业破产倒闭潮的到来，制定预警预案；二则是针对内部长期存在的风险管理问题，要从审批流程、权责分离和智能风控技术上进行严格把关，尽可能降低人为操作和决策风险，针对特殊领域和高风险区域的授信进行专门管理，确保将风险置于监督和监控之下。通过数字化改造降低经营成本，提升竞争力传统的商业银行规模庞大、部门林立，超过数百万人的就业群体，但很多时候银行金融机构给人的印象是“臃肿”和低效率。在数字化智能时代，传统的银行服务已逐渐成为一种“累赘”，过于细化的分工、繁琐的程序和部门，加上数字化改造的进程缓慢，运营模式不断消耗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与“轻型化”的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理念背道而驰。降低经营成本，需要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非常时期，注重节约办行，控制运营成本、优化业务流程，将更多的中后台人员前置，夯实前台营销和服务人员的基础。从网点基础业务服务、营销外拓，到信贷、投资银行等，共同围绕客户和市场展开，将非业务和非市场领域的职能剥离，通过智慧化经营打造轻型化、轻成本的银行。二是持续优化经营机构设置，精简部门和岗位职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支出，通过数字化改造提升内部管理水平，解决人员冗杂、部门林立的“老问题”，用更加敏捷的组织类型推动业务发展，抛弃过去层层审批、层层加码的“形式主义”做派。强化内部经营合规风险和声誉风险管理人民银行处罚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被处罚机构共计475家，涉及14类金融类型机构，处罚主要集中在农村商业银行，2020年第一季度，监管处罚问题主要集中反映在信贷业务（违规发放贷款、贷款三查不尽职、信贷资金被挪用）、员工行为管理不到、票据业务等领域。从近几年的银行金融机构涉及到的处罚情况看，内部经营合规风险问题一直处于高压态势，不仅涉及到国有银行、大型股份制银行，而且在中小银行体系非常普遍，导致银行的处罚损失和声誉受到严重影响，破坏了银行业生态。应从两个层面加强管理：一是强化合规经营的制度化建设，从公司治理层面约束银行内部合规风险，通过科技创新和流程再造梳理业务风险问题，减少人为操作风险，如智能风控体系、反欺诈模型等，帮助企业优化风控体系，改善经营生态，对内部干部员工强化法律合规教育，并采取更加严厉的内部处罚措施。二是加强银行声誉风险，注重在风险管理中强化合规文化，塑造开放的银行企业文化，建立多渠道的媒体公关和声誉处置团队，及时处理客户投诉情绪和反馈意见，协调对外交流通道，倾听客户和市场声音，在发生事件后依法依规处理，坚定维护客户合法权益和诉求，回应公众关切，将声誉风险降到最低程度。

记者 | 杨芮16月28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普惠信贷聚合模式研究报告》（下称《报告》）。其中指出，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行业依然存在结构性空白市场，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自营就业者、生产性农户等群体的信贷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这些客户群体的金融需求有个共同点：需求多元、地域分布广泛且分散、风险复杂且识别成本高、金融素养参差不齐等特点。与之相对的是单一机构往往囿于业务范围、客群偏好、风控技术、服务网络、资金成本等方面的局限性，难于同时兼顾专业化、规模化和风险可控三个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报告》指出，聚合模式应运而生，成为普惠金融的破局之道。截至 2018 年底，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乡镇机构覆盖率达 96%，2013 至 2018 年,全国 人均拥有的银行账户数由 4.1 个增加到 7.2 个，全国银行卡人均持卡量由 3.1 张增加到 5.5 张。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与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战略密切相关的小微企业、 农户等群体的融资环境问题备受关注，如何提升现有金融体系对这部分人群的信贷供给质效成为下阶段普惠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传统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是我国普惠信贷供给端的主导力量。其他类型的机构,如村镇银行、金融 科技企业、融资担保和保险等，也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报告》分析，在传统的借贷业务中,金融机构通常独立完成从贷前申请到贷后管理的全部业务环节，这种“单打独斗”的发展模式也一度被移植到普惠信贷领域。但是普惠金融服务的客户群体具有金融需求多元、地域分布广泛且分散、风险复杂且识别成本高、金融素养和互联网接受及运用程度参差不齐等特点，而单一金融机构在普惠信贷业务开展中，存在获客渠道单薄、自有数据风控效果不理想、风险自担情况下风险过于集中、资金供给受限从而影响规模成长等诸多问题。业务可持续性方面遭遇的瓶颈,，从业机构在“单打独斗”模式的基础上开始探索“科技赋能”模式。赋能模式是指互联网企业向传统金 融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弥补其技术短板,通过对既有业务的线上化、智能化、数据化提 高运营效率，人工成本，同时改善用户体验。这种模式促进了新旧动能融合，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了普惠信贷发展。但是，互联网企业所能输出的能力存在明显的边界，即: 其优势主要集中在线上。一方面，纯线上经营模式能支持传统机构为移动互联网族群提 供契合他们习惯的快捷服务,但难以覆盖大量存在于线下、互联网能力薄弱的长尾人群。 另一方面，互联网企业积累和融合的线上数据能够支持其有效进行身份识别和欺诈风险 辨识,开展小额、短期、消费性贷款业务，但在中大额、中长期贷款的信贷风险甄别上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限制其对小微企业、农户等群体生产经营性资金需求的服务能力。在这一背景下，《报告》强调，一种新模式—普惠信贷聚合模式被提出并应用。《报告》将聚合模式定义为依托金融科技搭建开放平台，将在获客、数据、风控、增信、资金 等业务节点中各有所长的机构连接起来，形成有机生态体系的普惠信贷业务模式。在聚合模式中，诸多业务参与方在遵循自身经营资质要求和机构间合作规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各自在业务属性、服务网络、数据沉淀、科技研发、融资渠道等方面的差异化优势, 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从而为普惠金融人群提供多元化、价格可承担、体验便捷的信贷解决方案。值得关注的是，相比单打独斗模式和科技赋能模式，聚合模式更具灵活性与机动性，其实质是主动找到业务经营中的缺陷，整合在该环节具有比较优势的机构，通过协同作用消除短板，用专业化分工的方式化解前两种模式无法突破的客群下沉瓶颈,同时通过最大化普惠信贷业务中各核心节点的产能，降低成本，惠及民生。据了解，该《报告》在“2019普惠金融高峰论坛”上发布，论坛由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中国经济信息社、中国建设银行、平安普惠联合主办。

截至11月1日，黑龙江省农业金融服务平台累计线上发放贷款超过200亿元，有效满足了农户信贷需求。张贤达作（新华社发）“普惠金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助力乡村振兴，要解决农村资产流动性问题，建立满足多种需求的金融服务体系，加强乡村经济的金融能力建设。”11月18日，在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银行业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0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院长贝多广表示。与会嘉宾认为，在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必须厘清“乡村经济的主体是谁”的问题。从目前实践看，尽管农村劳动力所开展的经济活动形式多样，但大多沿用家庭生产模式，可概括为“微弱经济体”。根据此次论坛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所谓“微弱经济体”，是指规模较小、处于市场弱势地位、容易受到排斥的经济主体，包括个体经济、庭院经济、小型合作经济、微型企业、小型企业等。值得注意的是，乡村经济中的“微弱经济体”不仅从事经济生产活动，还同时担负着家庭教育、关怀、养老、文化传承等责任，因此更具重要价值。“但在此前的实践中，我们往往习惯用管理现代企业的思维来指导乡村经济，忽略了家庭经济与企业经济的区别。”贝多广说，例如，当把具有明显家庭经济特征的部分小微企业视为独立核算、规模很小、自负盈亏的企业时，金融机构困惑地发现，这些所谓的“企业”根本没有记账，也没有规范的经济核算，既不区分各项经营项目的成本收益，也不区分个人消费和企业支出。《报告》建议，要用普惠金融的力量增强乡村经济韧性，创造有利于其发展的市场环境、金融环境，建立适合其发展的金融体系，尤其在信贷、保险和资产管理方面进一步对农村放开，加强其金融能力建设。首先，要创造有利于乡村经济发展的环境。在市场环境方面，要重点解决市场准入问题，目前主要面临两大障碍：一是技术标准严，如果按照工业化标准来衡量，很多家庭生产的产品较难达标；二是入市成本高，难以用企业形式申请品牌认证。在金融环境方面，则要解决农村资产流动性问题，当前普遍存在的农村产权纠纷处置难题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金融机构相关融资服务。其次，要建立适合乡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报告》指出，现代金融体系是为现代企业设计的，很多时候并不适用于乡村经济。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包含支付、信贷、保险、理财等多种金融服务的适合乡村经济发展壮大的金融生态体系。其中，要用信贷机制创新来解决供需矛盾。银行业金融机构按单一经济活动项目提供融资服务，但乡村经济主体的经营项目和资金用途往往是多样的。如果按照银行对企业制定的信用标准衡量家庭经济体，其信用级别大多偏低，但从调研和实践情况看，以家庭为单位的信贷风险并不比企业大。“普惠金融要精准对接中小微经济的金融需求，让每一个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都能便捷地获得贷款，让每一个拥有创业梦想的中小微经济组织都能及时享受金融服务，不断增加中小微企业的社会财富。”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说。与此同时，要加速农村信息数字化“新基建”，进一步缩小数字鸿沟。《报告》认为，鉴于数字经济能有效增加乡村经济主体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应加强农村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与数字经济有关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具体来看，可根据本地人口结构等实际情况制定数字素养提升方案，通过地缘关系网络提升农村数字素养。此外，建议对农村金融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除了对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在风险管理上区别对待，还应在机构准入、业务准入、公司治理等方面实行有别于大型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适度放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门槛。最后，要加强“微弱经济体”的金融能力建设。《报告》认为，金融能力关乎“微弱经济体”收支管理、风险预防、财富积累及发展机会的把握，提升金融能力建设是促进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的重要举措。具体来看，一方面可基于本地实际情况，综合评估贷款、储蓄、理财、保险、资本市场工具等多种金融工具，找准金融服务农业、农民的“痛点”。另一方面在促进金融能力建设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的同时，也要提升对农户金融健康的关注，从收入、储蓄、风险管理及应急响应等多层面提升农户金融稳健性。THE END转载声明：本微信公众号刊登的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及本微信公众号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