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日报讯(记者 冯芸)1月22日,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素萍在郑州市深入互联网企业、网站、书店等地,察看节前出版物市场,调研指导“扫黄打非”工作。在互联网企业,赵素萍详细了解企业发展、产品研发等情况。她说,互联网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要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手段丰富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迸发出新的活力。在书店,赵素萍认真了解运营情况、盈利模式。她指出,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传播真善美的载体。要严把图书导向关、内容关、质量关,杜绝盗版图书,守护人们的精神家园。赵素萍强调,出版物市场是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满足群众文化需求新期待的重要阵地。要加大对优秀出版物、网络文艺作品的支持力度,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优秀精神食粮。要深入推进“扫黄打非”工作,集中治理网上涉黄涉非问题,依法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确保春节期间文化市场健康有序、繁荣稳定。文化企业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履行主体责任,规范经营行为,坚守工作防线,为中原更加出彩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文化环境。副省长戴柏华参加调研。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新闻出版业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进入新世纪前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重要关口。在认真调查研究和国内外考察的基础上,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快新闻出版影视业改革的意见》,以应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对外文化市场开放的新变化,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新闻出版业迅速行动起来。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这10年是我国新闻出版业改革开放的黄金时段,新闻出版转企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走出去”等实质性的改革取得突破,新闻出版走上创新发展的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全面部署了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中央先后多次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工作,新闻出版改革开放在既往的基础上,又迈上了新时代的新征程。时光搭载着记忆和成就,弹指之间,中国走到了改革开放第40个年头。40年来,中国出版业发生的变化用“翻天覆地”“斗转星移”等词汇来形容不足为过。从“书荒”到文化大繁荣、文化“走出去”,经济和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出版业转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978年我国出版图书仅14987种,印数37.74亿册,发行网点8600余个;到2017年,图书出版品种已达51.25万种,印数92.44亿册,发行网点16万个。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发行业态出现,形成了新华书店、民营书店和网上书店三分天下的图书零售市场。在巩固传统出版市场的基础上,孵化孕育出了规模庞大、效益显著、影响力不断提升的数字出版新业态。2014~2018年这5年间,全民阅读5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国家通过减免税率等措施进行文化扶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将图书、报纸、杂志、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增值税税率从13%调整至11%,又调整至10%。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从出版管理、出版形态、发行渠道、资金支持等角度对新闻出版业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出台了适应其发展的利好政策。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用8大历史截面,梳理40年掠影,记录新闻出版业在每个时间节点上的重要事件和数据,回忆峥嵘岁月。第一截面(1978~1982)关键词茅盾文学奖地方出版社业务放开一主三多一少数据出版社105~214个(不含副牌,下同),出书品种14987~31784种,总印数37.74亿~58.79亿册,人均购书3.44~5.32册。政策1977年9月,国务院批准恢复稿酬制度。197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立项,后经15年,至1993年,终成74卷本宏篇巨制。1979年,下放到各市县新华书店的财权和人权等上收到省市区新华书店。1979年12月,国家出版局在湖南长沙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后被誉为长沙会议),明确以“立足本省(后改为立足本地),面向全国”的方针代替原来的“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方针,为地方出版社繁荣发展带来空前机会。1980年,中宣部转发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制定的《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1982年,文化部提出图书发行根本改革目标为“一主三多一少”,即新华书店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通环节。事件1978年,集中重印建国以来出版的35种中外文学名著。其中“五四”以来文学名著10种,中国古典文学名著9种,外国古典文学名著16种。从1977年到1982年先后有中国人民大学社、华东师大社、清华大学社、武汉大学社等70余家高校出版社恢复或建立。这是高校出版社蓬勃发展阶段。1979年12月20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版协)成立。1980年10月,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市店联合举办第一届全国书市。1982年,中国加入国际标准书号系统。1982年5月,国家出版局划归文化部,改称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1982年,第一届茅盾文学奖颁发,人民文学出版社《东方》、百花文艺出版社《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国青年出版社《李自成》(第二卷)等书获奖。第二截面(1983~1987)关键词扩大出版单位自主权汉字激光照排北京图博会数据出版社214~415个,出书品种35700~60213种,图书总印数58.04亿~62.52亿册,人均购书5.51~5.43册。政策1983年6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1984年6月,文化部出版局在黑龙江哈尔滨召开全国地方出版社工作会议,提出适当扩大出版单位自主权。1984年11月,文化部下发《关于调整图书定价的通知》。事件1986~1995年,高校出版社从70余家发展到100余家,成为高校出版社第二个发展期。1985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版权局,我国版权保护工作提到议事日程。1986年9月5日~11日,第一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展览馆举行,被认为是中国出版业全方位开放的标志。1987年,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开始在图书出版领域使用。1987年5月7日,北京图书订货会前身社科图书交易会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1987年1月13日,国务院发文决定成立新闻出版署。第三截面(1988~1992)关键词三放一联伯尔尼公约“五个一”数据出版社415~480个,出书品种65962~92148种,图书总印数62.25亿~63.38亿册,人均购书5.6~5.5册。政策1988年4月,中宣部、原新闻出版署出台《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其中关于“三放一联”(放权承包,放开批发渠道,放开购销形式和折扣,推动横向联合)的提出,争取二级批发权一时成为热点,民营书业开始出现分化。1988年,中宣部和原新闻出版署提出出版社可以试行承包责任制。1991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颁布。1992年10月15日、30日,中国政府分别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事件1988年10月20日,海峡两岸图书展览在上海开展,开启两岸图书出版交流先河。1989年8月,中共中央组建“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后来演变的名称)”。1992年,中宣部评选第一届“五个一”工程奖。《百将传奇》、“中华魂”丛书、《敦煌古乐》等图书获奖。第四截面(1993~1997)关键词出版管理条例大书城国家图书奖数据出版社480~528个,出书品种96761~120106种,图书总印数59.34亿~73.05亿册,人均购书5.56~6.04册。政策1995年2月16日,国家教委、原新闻出版署发布《普通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管理规定》,设立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门槛。1997年1月2日,国务院发布《出版管理条例》。1997年3月3日,原新闻出版署发布《图书质量管理规定》。事件1993年12月,原新闻出版署评选第一届国家图书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蒙古秘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随想录》、人民文学出版社《莎士比亚全集》等书获奖。1994年,大型工具书《汉语大词典》出版,随后《二十四史全译》《现代汉语分类词典》《标准汉语字典》《汉语语典》《京剧文化词典》《秦汉文化史大词典》《康熙字典》等一批高文化层次读者使用的权威工具书先后问世。1994年11月23日,1.8万平方米的广州购书中心落成,成为全国首个万平方米大书城。随后,北方图书城、深圳书城、上海书城、重庆书城、浙江图书大厦、北京图书大厦等万平方米以上大书城陆续建成,成就中国书业靓丽风景。1996年7月13日,中国出版成就展在京开展。1997年5月,中国第一家网络书店中国现代书店亚太网络出现,随后1999年、2000年,大型网络书店当当网、卓越网先后诞生。1997年4月24日,新华书店60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1997年5月8日,商务印书馆成立100周年纪念。第五截面(1998~2002)关键词著作权法一费制出版集团入世数据出版社528~532个,出书品种130613~170962种,图书总印数72.39亿~68.7亿册,人均购书6.17~5.47册。政策1999年11月8日,原新闻出版署发布《出版物市场管理暂行规定》。2001年5月2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一费制”收费制度出台。2001年10月27日,国务院发布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02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开始实施。2001年12月25日,国务院发布《出版管理条例》,对1997年的《出版管理条例》作了进一步完善。事件1998年5月18日,北京图书大厦开业。1999年2月24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成立,成为我国第一家经过国家正式批准的大型地方出版集团。2000年9月26日,王府井新华书店经过6年拆迁重建后在北京王府井重现。2001年,原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更名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升格为正部级。2001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开始在安徽、福建、重庆等地进行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招投标试点工作。2001年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国。2002年4月9日,中国出版集团成立,成为第一家国家级大型出版集团。2002年,浙江、江西等省店发行集团连锁信息系统应用取得实质性突破。第六截面(2003~2007)关键词分销开放上市农家书屋数据出版社532~544个,出书品种190391~248238种,图书总印数66.70亿~62.93亿册,人均购书5.26~4.78册。政策2003年5月1日起,《外商投资图书、报纸、期刊分销企业管理办法》实施。2003年7月24日,原新闻出版总署颁发《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系列文件,启动试点工作,35个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中,新闻出版单位21家,占近2/3。2005年4月30日,原国家版权局、信息产业部颁布《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2006年7月,原新闻出版总署出台《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2007年初,原新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出台《关于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和《关于高等学校出版社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事件从2004年开始,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在甘肃、贵州等试点建设农家书屋和社区书屋。2007年农家书屋工程正式实施,原新闻出版总署会同中央7部门联合下发《“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2004年,中国首次以主宾国身份亮相法国图书沙龙。2004年,世纪天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全国第一家同时获得总发权和连锁经营权的民营图书企业。2005年,中国政府首次组团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以“中国出版”名义集体亮相国外大型书展。2005年,国务院新闻办、原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启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至2007年累计资助翻译费用3000万元。2005年下半年,国家在11个省区开展了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招标投标扩大试点工作。2005年,原新闻出版总署进一步明确出版发行体制改革总体思路,重点是一批中央部委出版社、一批高校出版社、一批经营性报刊转企改制,推动了已转制企业的上市工作。2006年10月17日,上海新华传媒核心业务借壳上市,成为出版业上市第一家。2007年4月24日,新华书店70周年纪念。2007年5月30日,四川新华文轩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2007年12月21日,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交易所上市,成为打包出版业务上市第一家。2008年11月18日,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认购科大创新定向股票上市,成为主业整体上市第一家。第七截面(2008~2012)关键词出版业转企改制收官信息标准电商电子书数据出版社545~547个,图书出版品种274123~414005种,图书总印数70.62亿~79.25亿册,人均购书5.05册。政策2009年1月8日,原新闻出版总署举行书号实名申领全面推开启动仪式,书号管理改革进入到全面实施阶段。2010年8月和11月,《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发展电子书产业的意见》相继发布,首批21家企业随后获批电子书从业资质。2011年3月,国务院分两批公布了新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等5部条例和规章。2012年,上海、浙江、江苏等出台扶持政策,并拿出“真金白银”帮实体书体渡过难关、发展壮大,实体书店迎来曙光,增强了信心。从2012年3月1日起,《出版物发行术语》正式实施。这是出版物发行领域的第一个国家标准,也是出版物发行标准体系中最为基础的标准。事件2009年8月10日,原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我国首次经营性出版社等级评估情况。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版业进行的首次评估,标志着中国出版企业评估制度正式建立。2009年10月,中国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2010年6月25日,中国新华书店跨地区协作网项目在启动,全国31家省(区、市)发行集团共同参与。2010年12月8日,当当网在美国纽交所挂牌上市。12月15日,“中国民营出版第一股”天舟文化登陆创业板。2010年年底,出版业转企改制进入收官阶段,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完成,高校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改革收尾。2012年,中国出版业三家蜚声中外的“老字号”先后迎来“大庆”——商务印书馆115周年、中华书局100周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80周年。2012年10月,作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2012年,《中国出版物在线信息交换》系列国家标准(简称“CNONIX标准”)通过审查,进入应用推广调研阶段。第八截面(2013~2018)关键词扶持实体书店公共文化服务全民阅读数字出版IP全产业链数据出版社550~552个,图书出版品种444427~512487种,图书总印数83.10亿~92.44亿册,人均购书5.98~6.65册。(数据截止2017年)政策2013年3月22日,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揭牌成立。6月1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三定”规定。在“三定”规定中,取消和下放了一批行政审批等事项,包括取消出版单位变更登记等。2013年6月14日,《中国出版物在线信息交换》行业标准CNONIX标准经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正式颁布,确定了我国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与出版发行业务相关的核心元数据,提供了出版物产品信息统一数据格式的技术解决方案。2013年7月12日,实体书店扶持试点工作开展。首批试点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12个城市。2014年3月1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就加快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作出明确要求。2014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对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作出全面部署。2014年2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10月11日,《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出台,就5个重点方面的改革任务提出政策措施。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年)》。2015年1月1日,我国首部地方全民阅读法规《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全民阅读的决定》在江苏省正式实施。3月1日,全国首部关于全民阅读的地方政府规章——《湖北省全民阅读促进办法》正式实施。2015年6月9日,北京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公共文化建设实施意见。2015年12月2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2016年6月1日,新修订的《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施行。2016年6月16日,11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2017年5月2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审议通过《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2018年1月1日,《公共图书馆法》正式实施。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公共图书馆、乡镇和农村应当设立图书室。截至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数量已由改革开放之初的851个增加到3162个。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这表明中央高度重视出版工作,也表明继续推进出版改革的决心。事件2013年5月,国内首个由出版企业设立的公益专项基金——外研文化教育基金成立.2013年全国两会,邬书林等115名政协委员联名签署《关于制定实施国家全民阅读战略的提案》,建议政府立法保障阅读、设立专门机构推动阅读。2013年12月30日,唐家三少与盛大文学携手成立国内首个网络作家全版权运营工作室。“全版权”运营时代来临。2014年5月13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成员企业北京昊福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成功挂牌,成为登陆“新三板”的第一家书企。2014年5月6日,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获得国内文化行业首个金融牌照。2014年上半年,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图书馆馆配工作委员会、中国出版协会民营工作委员会相继成立。行业协会的作用日益显现。2014年,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开始加速,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出版集团等纷纷与优质科技公司、互联网巨头展开战略合作。2015年1月21日,中文在线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成为国内“数字出版第一股”。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7月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在坚持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前提下,允许制作和出版、制作和播出分开”。2015年6月,江苏、北京、湖北等地启动图书“制版分离”改革试点。2016年4月4日,曹文轩摘得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201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2016年6月,财政部门首次面向文化领域征集PPP项目。2017年1月18日,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首家登陆A股主板市场的“国家队”出版机构。2017年知识付费迎来爆发,形成以知乎live、得到APP为代表的课程型产品,分答为代表的问答型产品以及喜马拉雅FM、蜻蜓FM等为代表的音频付费产品。2017年1月5日,《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发布并实施。2017年5月18日,纪念新华书店成立80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2017年6月,国务院法制办办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草案)》,自2017年6月起实施。2017年秋季,国家统编《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投入使用。2008年,《中国图书商报》用六大历史截面记述了出版业自改革开放以来30年间所发生的一个个可以触摸的事件、数据和故事。10年转瞬即逝,经济和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出版业转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更是从出版管理、出版形态、发行渠道、资金支持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到2010年年底,除少数公益性新闻出版单位外,出版业已基本完成转企改制,与现代出版企业相配套的各项经营机制、劳动、人事、分配等内部机制也陆续建立完善。2014~2018年这5年间,全民阅读5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实体书店经历了前些年的生存“寒冬”后,随着各地扶持政策的相继出台迎来了“春天”。地方政府拿出集中资金解决部分实体店的困难,国家也通过减免税率等措施进行文化扶持。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的发行业态出现,形成了新华书店、民营书店和网上书店三分天下的图书零售市场。10年间,出版传媒集团整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行业集中度有所提高,截至目前,有7家集团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和所有者权益均超过百亿元。对外版权输出提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版权贸易增长显著。知识付费成为出版业的关注重点,热度不断攀升。
近期,山东省青岛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主动适应行政审批“放管服”改革新形势新要求,以网上书店为突破口,开展出版物市场专项治理,切实把规范市场秩序和优化提升营商环境有机结合起来,取得良好成效。主要做法有:一是深入调查,研究制订网上书店治理措施。随着“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化,审批部门推行并环节、减手续、提效率、降成本等一系列组合拳,为市场主体创造了更大便利。以青岛市西海岸新区为例,2019年时仅有在册出版物经营单位196家,到2020年底已发展到2700多家,一年就增加了10余倍,大大激发和释放了市场活力。同时,也发现有个别不法分子利用审批门槛降低的机会,通过提供虚假注册材料来获得经营许可,扰乱了出版物市场秩序;接市民举报,反映个别网上书店销售非法盗版图书,执法部门核查时,又发现其注册地址及联系电话等均为虚假信息,难以落地查实。对此,青岛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积极配合文旅局、审批局等相关部门,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制订切实可行的整治方案,着力规范出版物市场秩序。二是重拳出击,联合打击网上书店不法活动。网上书店是当前出版物市场发展最快的新领域新业态,已占据“半壁江山”,淘宝、拼多多等均为网上书店最为集中的电商平台。针对审批部门依法撤销的出版物经营许可,青岛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主动联系杭州、上海文化执法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分别协调淘宝、拼多多对相关网上书店予以关闭,近期已依法关闭网上书店23家,及时铲除非法出版物滋生土壤,有力打击了非法经营活动。同时,继续对涉案线索紧抓不放,力争落地查人、依法处罚,对不法分子形成有力震慑。三是理顺职责,建立执法部门与审批部门协作配合工作机制。深入推进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厘清源头监管、事中事后监管、末端执法的界限,细化明确相关工作职责。其中,文化执法部门主要是依法履行行政处罚及与之相关的行政监督检查、后续监管、行政强制措施等职责。对已审批事项,文化执法部门要对业务主管部门移送的违法事实进行立案、调查、取证,作出处罚决定,并将案件处理结果通报给主管部门,形成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来源:“青岛文化执法”微信公众号
人民网西林5月14日电 为深入开展“护苗·2020”专项行动,进一步净化和规范西林县校园周边出版物市场,帮助出版物零售企业有序快速恢复经营,做好申办《出版物经营许可证》企业的实地核查,5月13日,西林县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局、县文化综合执法大队组成工作组深入八达镇、古障镇部分申办企业和出版物零售企业开展调研走访。每到一家申办单位,检查组都认真查看申请人营业执照和场地情况,并向申请人详细讲解有关出版物经营法律法规,提醒他们一定要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做到守法经营、安全经营,告诫他们严禁售卖淫秽、色情、暴力、血腥等非法少儿出版物,严禁售卖盗版侵权非法出版物。在了解到一些经营者担心因受疫情影响面临学生到店买书减少、客流量下降问题,检查组积极帮他们出谋划策,鼓励他们在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的同时,努力提升服务水平,多提供丰富、优质的图书读物,转变经营思维和方式,尝试开通线上售卖平台,勉励他们积极克服困难,和县新闻出版局一道共同维护好全县出版物市场经营秩序,共同发展、壮大西林出版物零售市场,为孩子们健康成长营造良好文化环境。(李林)
中新社北京8月23日电 题:深度中国主题出版物海外受关注 中国出版社升级“走出去”中新社记者 应妮在海外读者对中国的美食、旅游、历史掌故等轻阅读题材已经不满足的时候,政治、经济等涉及当下中国状态的主题内容,以及更深层次阐释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厚重题材,明显更受海外出版商的青睐。中国主题出版物“热”海外美国圣智学习出版集团国际部总裁亚历山大·布罗赫向记者坦言,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的生活不断改善,社会不断进步,思想也在发生剧变,但与此同时,多数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仍非常有限。他们可能只知道中国功夫,比如成龙、李小龙,中国的食物比如宫保鸡丁、饺子。“其实大家对中国这个新兴经济强国非常好奇。这给了我们一个契机,来做更多中国主题的出版物。”在今年的2018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简称2018BIBF)上,新世界出版社与圣智集团一起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反腐败》英文版,这本书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反腐措施。去年,这对合作伙伴还推出了《中国梦,谁的梦》英文版,讲述生活在中国的当地人和外国人实现他们梦想的故事。另一本学术著作《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201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版权输出语种已达20个,包括俄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希伯来语、英语、日语、罗马尼亚语、韩语、印地语、阿拉伯语等。当代著名哲学家陈来教授在书中深入阐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及特点,就连中国读者看起来都不是很轻松。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岩认为,这实际上代表了一种需求,即外国读者希望更深入了解中国。世界著名学术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更是一口气签约了《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福建土楼》《火枪与账簿》的英文版,他们认为这三部著作有利于外国读者了解中国当代学术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的读者不仅希望知道中国做什么,更想知道中国为什么这么做。”施普林格·自然集团人文及社会科学编辑总监裴米娅对中新社记者说。中国出版社“出海”方式升级事实上,有实力的出版社纷纷主动出海。隶属于中国外文局的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在印度新德里挂牌建立了第一家海外的中国图书编辑部。截至目前,已与合作伙伴印度GBD图书公司共同翻译出版了11种印地文和英文图书,包括《图说中国梦》《一带一路: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什么?》《东方主战场》《中国关键词》《中国关键词:“一带一路”篇》等。湖南人民出版社在2018BIBF上宣布成立越南办事处(分社),这也是“中南传媒”首家在海外正式挂牌的办事处。越南安乐文化股份公司总经理朱青莪表示,二者的合作已达五年,从《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经典名著,到《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常态下的大国经济》等主题图书都在越南市场上得到反响。作为中国出版“国家队”之称的中国出版集团,在成立海外编辑部这一步则走得更远。李岩向记者透露,集团旗下的商务印书馆、中译出版社等已经先后与13家海外出版商签订了成立20个国际编辑部的合作协议。今后将根据外方调研市场的结果,双方共同策划中国主题图书,进入外方当地主流渠道,“与通常的‘走出去’方式不一样,这种模式有利于发挥中方内容策划优势和外方的渠道运营优势,激发有效需求,降低市场风险,进一步做实、做优海外传播。”在商务印书馆副总经理王齐看来,成立国际编辑部是版权贸易的一种升级。过去的合作方式,是做出书来之后向对方推荐,其实有点盲目。而国际编辑部在选题策划时就开始介入,为对方市场量身打造读者需要的内容。据悉,这家百年老社已经和格鲁吉亚金羊毛出版社、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先后成立国际编辑部,旨在依托中国品牌辞书海外传播工程,提升《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的影响力。(完)
长沙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山(前排右二)走进一家书社,向老板了解书籍的批发价及进价情况。高山(前排中)拿起一家书店畅销榜排名第一的书籍,现场阅读起来,并询问大家是否有看过,有何感想。红网时刻长沙8月30日讯(记者 陈辉 通讯员 李丹妮)“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看什么书?什么书籍最畅销?”“电子出版物盛行的时代,纸质出版商是否有另辟蹊径?”8月29日上午,长沙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山赴位于长沙市芙蓉区的定王台书市,对出版发行工作进行调研。高山指出,要致力于让长沙市民多读书、读好书,加大对实体书店的扶持力度,共同致力于长沙出版发行市场的良性发展,让书香飘满长沙。目前,定王台书市共有200多户书店经销商,去年一年书市零售、批发交易额超过60亿元,目前已经建立起全面报备、重点审查机制。在定王台书市,高山走访了多家书社,详细了解书市管理方在出版物销售方面所做的意识形态监管工作,并向书社经营者了解最受长沙人欢迎的书籍及纸质出版物的销售转型情况。在一家书社,高山了解到不少单位在此订阅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读本》,该书成为书社最畅销读物,他表示十分赞赏。高山指出,印刷出版业是意识形态监管的重要阵地,一定要致力于让长沙市民多读书、读好书。高山说,新时代下,特别是信息化时代,由于网络电子出版发行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纸质读物的阅读需求急剧下降,经营户要想方设法拓宽经营渠道,寻求新的发展。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管,从源头上杜绝非法出版物流入市场;要严格执行盗版书处罚制度,发现一起就要处理一起;同时也要加大对实体书店的扶持力度,将政策帮扶落到实处,共同致力于长沙出版发行市场的良性发展,让书香飘满长沙。
1月7日,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市“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郭天保带队调研“扫黄打非”和出版版权工作,细询问相关单位和企业的运营模式、管理制度、经营现状、安全生产情况,认真了解印刷承印“五项制度”落实情况和各书店图书进货渠道、审查出版物的流程、版权保护情况等。郭天保充分肯定全市“扫黄打非”和出版版权工作所取得的成绩。郭天保要求,要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工作责任感,强力持续开展“清源”“净网”“护苗”“秋风”“固边”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非法有害出版传播活动;对于“涉黄涉非”违法违规行为,要敢于亮剑,做到打早打小、严惩严办、绝不手软;全市新闻出版、印刷发行企业要在坚持守法经营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经营模式,提供多种多样的文化产品,大力激活文化消费市场;要进一步完善版权社会服务体系,加强版权宣传培训工作,推动版权产业健康发展;要进一步加强对出版物市场有关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管,普及安全生产法规,落实安全生产举措;要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不断巩固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阵地,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记者谭鹏波【来源:张家界广电】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深深融入人民生活,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文艺作品中找到启迪。”文学生活,是与文学有关的普通民众的生活。文学生活研究,不应仅限于研究作家、作品、批评家、文学史家,也要关注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注重从现实生活中寻找研究的动力和生机。自2012年起,山东大学和北京大学组成课题组,在温儒敏教授的带领下,历时4年多时间,对普通民众的文学生活情况开展了深入调研。其间,课题组深入北京、山东、上海、天津、广东、浙江、广西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问卷调查、当面访谈、电话访谈、网络访谈等方式,针对农民、工人、青年知识分子、学生等群体,全面地考察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阅读、接受和消费情况,对当前社会的文学生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摸底调查和研究分析。社会各群体的文学阅读状况如何,文学经典在当前社会怎样传播和阐释,网络文学为何异军突起,四大名著、古代诗词对当代精神有哪些影响……这些既是大众普遍关心的话题,也是“文学生活”的研究范畴。文学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关注“文学生活”,就是关注民生。所谓文学生活,主要是指社会生活中的文学阅读、文学接受、文学消费等活动,也涉及到文学生产、传播、读者群、阅读风尚等,包括文学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渗透情况。为深入了解普通民众的文学生活状况,山东大学和北京大学组成了60多人的研究团队,围绕相关课题开展了40余项调查,形成调查报告30余篇,通过对文学的典型读者群、文学经典、非主流文学以及网络文学、多媒体文学等主题进行调查研究,较为系统地展现了一幅极具现实性、时代性和人文关怀的当代文学生活画卷。1、当前社会各群体的文学阅读倾向“农民工的文学阅读量高于一般国民的平均水平。”该调查结果让大多数研究者感到有些意外。针对“你的业余生活主要做什么?”选择最多的是睡觉和游戏,分别为30%和25%,其他依次是逛街、看电视、读书,其中读书的比例为8%。针对“在你的文学阅读中,什么是你选择的首要标准?”对于故事精彩、思想深刻、艺术性高、富于哲理等选项,“故事精彩”高居首位,达56%。另外,农民工较喜欢阅读传统文学经典作品,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都备受欢迎。而鲁迅的作品、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也很受欢迎。这表明,文学作品只有关注生活、关注现实,以热忱之心直面社会矛盾和问题,才会获得共鸣。在工人群体中,有70.8%认为,文学阅读的目的是提高人文素养,获得必备知识,丰富人生阅历。对于小说阅读,47.9%的工人倾向于通过小说阅读,达到纾解慰疗自身生存现状的目的。调查发现,多数工人对个体生存状态较为敏感,内心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因此对于描写都市小人物的文学作品比较钟情。同时,51%的受访工人认可互联网上草根群体对文学作品的娱乐化处理。这表明,工人群体对现实生活的观照,部分已转移到以互联网媒介为主的文学作品阅读。对于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用于文学阅读的时间与人数明显高于其他群体。青年知识分子群体每天进行文学阅读占被调查人员的96.37%,其中69.56%的每天阅读文学的时间在30分钟以上。青年知识分子文学阅读主要有购买、订阅电子书或在线阅读两种途径,分别占被调查人数的68.84%、70.29%。图书馆借阅、朋友借阅是青年知识分子文学阅读途径的重要补充,分别占被调查人数的18.84%、8.70%。另外,有3.62%的青年经常到书店“蹭书”。大学生群体中,有76.1%的表示比较喜欢文学阅读。而对于文学的未来,仅有20.8%的认为“前途很光明”。从文学阅读的总体情况看,大学本科生为42.4%,研究生为46.5%。而随着学历的提升,文学阅读的比例没有明显增长,多数受访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反映,绝大多数时间用在了专业上,基本上没有时间阅读文学作品。那么,中文专业的大学生,其文学阅读情况又怎样呢?结果显示,该群体的阅读数量不是很令人满意。关于“文学阅读在你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只有22.1%的选择“大部分业余时间在阅读”,60.2%的选择“会拿出一定时间来阅读”,15.9%的选择“偶尔阅读”。关于“每天阅读文学作品的时间”,有23.3%的选择“2小时以上”,63.8%的选择“30分钟到2小时”,12.9%的选择“30分钟以下”。此外,重点大学中文专业学生的文学阅读数量,明显高于一般高校学生,分别为52%、33%左右。在对3至6岁的幼儿阅读调查中,大多数家长通过亲子共读方式,选择绘本类、无字漫画类读物。在谈到读物和动画片时,多数家长表示“动画片更活泼、形象、生动,孩子在观看时更加专注”“动画片更容易吸引小孩眼球”“动画片画面感强,可以模仿”,而读物“没有声音、没有效果,不够形象,吸引力不够”。同时,家长也意识到长期看动画片“伤害孩子的眼睛”“让孩子不爱思考”等问题。在对个别地区农村小学生的抽样调查中,有35%的明确表示不喜欢文学阅读。单独访谈发现,小学生不喜欢课外阅读、甚至讨厌阅读,是因为大部分时间被家庭作业、上网玩游戏、看电视等活动所占用。随着年级的升高,他们更多是阅读作业辅导类书籍,卡通漫画类书籍的阅读逐渐减少。2、“亚文学”与“纯文学”期刊的阅读差异课题组对《知音》《读者》《故事会》以及《收获》等“亚文学”和“纯文学”类期刊的生产、传播与接受情况进行调查后发现,这两类刊物的办刊定位与受众群体有着明显的差异。对《知音》读者群的调查显示,有96%的受调查者“知道”《知音》,有85%的在不同程度上阅读过《知音》。而在这个阅读群体中,有11%的读者是“经常阅读”,有74%的是“偶尔阅读”。从读者群的年龄段来看,《知音》的读者群中,20至30岁的占48%,31至40岁的约占21.3%,且以女性居多。从读者群收入水平来看,主要集中在月收入3000元到5000元,占46%。而月收入50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群体以及无收入者,各占7.7%。因此,年轻读者和中等收入读者是《知音》最忠实的读者群。调查中,有71.9%的读者认为“感人的真情故事”,是《知音》最吸引人的部分。而这些“感人的真情故事”,其实是刊物在市场化浪潮中不断调整、摸索出来的独具特色的生产模式,带有艺术与商业的混合气息,并由此催生出新的传播文体——知音体。《读者》也是当代中国文化场域中的一道风景。在关于《读者》的哪些特质富有吸引力的调查中,有66.67%的选择“知识面广,便于了解外部世界”,53.03%的选择“富有知识性”,42.42%的选择“故事好看感人”。可见,能够在阅读中获得愉悦与增加知识量,是《读者》获得受众支持的最重要原因。另外,调查结果显示,“人生”“社会”“生活”“人物”“点滴”等栏目深受读者欢迎,而这些栏目中多数文章属于“励志型”“草根型”,都是以“情”取胜。所以,关注草根群体、书写小人物的奋斗,鼓励人们用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弘扬人与人之间的爱,这些是《读者》能够在内容层面吸引人的主要原因。对《故事会》十多年所刊登故事的类型调查显示,亲情爱情类占12.57%,农民工进城类占12.11%,官场规则类占11.72%,农村致富类占11.54%,商场谋略类占8.29%,邻里冲突类占6.41%,贪便宜倒霉类占5.82%。其中,读者最喜欢的故事类型是“商场谋略”和“官场谋略”,分别为75.20%和56.73%,喜欢的理由基本都是“渴望知道成功的故事”和“有意思,好玩”。同时,在受调查的农民群体中,50%以上的最不喜欢“农村和农民工”类型,理由为“不真实,虚假”“丑化群体”和“故事老套,无新意”等。由此可见,《故事会》中的商场和官场故事迎合了人们追求成功的心态,从而成为最受读者喜欢的故事类型。相反,农村和农民工的故事所占比重很大,却并不受农民欢迎,这是非常有意思,也是值得反思的问题。总的来看,《知音》《读者》《故事会》都是发行量巨大的刊物,但成功的路径同中有异。而将这类“亚文学”刊物同纯文学杂志《收获》进行对比,差异就比较明显。调查发现,相对于“亚文学”刊物较为普泛和大众化的读者群体,《收获》的读者群明显比较小众。从读者的职业构成比例来看,学生、销售人员、教师、文职人员以及专业人士占比较大,分别为41.6%、10.3%、9.9%、8.9%和7.2%。而从读者群的学历层次看,大学专科/本科的读者所占比例最高,为57.3%,其次硕士学历者为21.4%、高中学历者为10.6%、初中及以下学历者为5.8%、博士学历者为4.9%。由此可见,《收获》的主要读者是文化水平较高、从事文职或中文相关专业的人群。在面对读者不同层次的阅读需求时,《收获》选择了坚守其精英立场,影响也基本局限于纯文学圈子。3、网络文学的“异军突起”网络文学等新媒体文学在民众的文学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其生产机制、传播方式等明显有别于传统文学。对“起点”“红袖”“晋江”“豆瓣”等文学网站的调查发现,其筛选机制、作家培养模式以及粉丝文化等,都较为完整地呈现了网络文学生产和阅读传播机制的样貌。从统计数据看,网络文学的读者主要是年轻人,其中15至25岁的占39.39%,25至35岁的占47.47%,且女性读者(59%)多于男性读者(41%)。毋庸置疑,网络言情文学的作者和读者均以女性为主。同时,网络文学更多的是一种休闲、消遣或打发无聊的“轻阅读”产品。相对于传统文学的读者,网络文学读者与文本、读者与作者、读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变得空前便利与密切,形成了一种动态的文学生活。比如,“起点”以推荐榜数据统计为主、编辑手动筛选为辅,此外粉丝值系统、打赏系统等运营机制都为“起点”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在粉丝值系统中,粉丝绑定的对象是作品,读者的消费和投票可以为自身积累粉丝与分值,读者根据积分可以获得不同等级的荣誉称号。这使得读者对于特定的作家、作品产生归属感,并从侧面揭示出网络文学产业“粉丝经济”的本质。与纸质小说相比,打赏系统使得网络小说更便于同读者沟通。读者既是消费者,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参与了创作。一些读者非常乐于参与网络小说的进程,他们不仅希望参与小说的情节构造,甚至还利用打赏,要求作者改变小说情节。同时,在对粉丝打赏行为的个案调查中发现,那些能够高额“捧角”与“打赏”的读者,往往有着富裕的家庭背景,作为网络文学的忠实读者,他们都投入过大量的打赏,多者甚至达数万元。这种现象说明,网络文学带来了文学生活的新变,读者已经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从网络文学的内容看,现实题材特别是现代都市生活、社会权力斗争等占据了网络文学创作的主流。比如,50%以上的作品标题中,含有“官”“宦”“仕”“领导”以及“帝”“皇”“王”“侯”“将”等关键词。近年来,网络文学的影视改编也成为一种现象和趋势,并对民众的文学生活产生影响。据不完全统计,至2014年年底,有114部网络小说被购买影视版权,题材涉及青春、仙侠、悬疑等。调查显示,网络文学改编影视有很大市场空间,表示会观看网络文学改编的电影/电视剧的受众达79.2%。这种需求,是网络文学影视改编趋热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动力。据了解,目前网络作家达数百万人,其数量远远超过传统作家,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生力军。通过网络写作的在线收费、下线出版和影视、游戏改编等途径,获得经济收入的人数有十多万,但能够全职写作的网络作家所占的比例非常低,更多的是业余作者。网络作家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其中70%以上的是理工科出身。由于网络媒体的零门槛、多入口,使得网络文学作品的发表相对简单。但想要从成千上万的作家和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稿酬、成为“大神”甚至是明星IP,却是十分困难的。随着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资本的注入,一系列版权售卖行为和新的产业模式架构,推动了网络文学直接对接影视、动漫、游戏及相关文化创意产业。这就促使网络文学的IP价值超越了互联网的范围,融入更加广阔的大众娱乐市场。同时,网络文学的抄袭现象虽然频频爆出,但网络作家、读者以及大众对于网文抄袭的容忍度,比起传统纸质文学来,普遍偏高一些。4、“新阅读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生活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以及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日常生活的空间和时间越来越趋于碎片化。与此同时,文学传播与接受方式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调查中对一些新的文学现象与阅读现象进行了关注,包括“微信自媒体文学”“低头族与缝隙化阅读”“移动阅读”“广播媒介与视听阅读”“手机阅读”等。在关于微信自媒体文学的在线调查中,针对阅读方式的统计结果显示,手机和电脑是读者选择的主要阅读方式,分别占43%与28%,其他依次是纸质出版物、电纸书阅读器等,其中手机阅读已经超过了电脑阅读。而手机阅读不同于传统阅读,最主要的时间是休闲和乘坐交通工具时,分别占39%和25%。借助微信自媒体平台,微信小说有了适应手机碎片化阅读的特征,而充满日常生活情绪的语言无疑也适应移动互联网文学的碎片化趋势。作为移动互联网的创意产品,微信正凭借其强大的传播能力为自媒体文学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对北京地铁“低头族”的阅读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快餐式的娱乐视频与刺激性强烈的网络玄幻小说是吸引“低头族”的主要原因。这些内容相对轻松愉快,接受方便且富有视觉冲击力,完全符合青年人的阅读心态与选择方式。调查发现,通过移动设备进行阅读,具有随时随地可接触和可获得性,消除了时空距离的束缚,已经成为都市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手机媒体在地铁中的使用多为打发碎片化的时间,从而导致了碎片化阅读的偏向。从长远来看,当人们把主要时间花费在互联网上时,势必会压缩日常生活的读书思考时间,从而变得浮躁压抑。对高铁乘客的调查显示,低度移动阅读者(使用移动设备不超过20分钟),有小部分乘客在乘车过程中阅读纸质书时间较长,且已养成习惯;重度移动阅读者(使用移动设备时间超过40分钟),年龄集中在18至30岁,阅读的内容多是影视剧、动漫等。这说明与地铁乘客相比,高铁乘客的移动阅读有着明显的差异。但移动阅读越来越成为普遍的现象,并深刻影响了当代人的日常生活,推动了人们阅读习惯的转变。调查显示,青年知识分子每天通过手机阅读文学作品的有89.13%。而对于报纸、杂志、广播等传统阅读形式,“几乎不使用”“使用时间在30分钟以下”的分别为81.76%、82.58%。这表明,手机文学阅读,已经成为青年知识分子文学阅读的重要形式与途径。调查发现,92.48%的青年知识分子手机应用软件有3种以上。调查中,有73.18%的青年知识分子认为阅读“可以提高人的品位、层次”“对社会进步有很大影响”,48.55%的会抽出时间专门阅读。在阅读内容的选择上,学校老师、家人、同学朋友、社会舆论、网友等因素均对其文学阅读产生影响,其中影响最为重要的是同学朋友,占40.58%,其次为社会舆论,占28.99%。在文学作品的选择上,38.41%的青年知识分子首选畅销书,36.23%的选择阅读经典作品,17.39%的选择阅读休闲杂志。但值得注意的是,手机阅读成为青年知识分子主要阅读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深度阅读”能力的弱化等问题。(山东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课题组)
毋庸讳言,大多数出版机构开发有声书,还停留在和音频平台进行版权合作,出版机构的收益只是有声版权费。出版机构拥有更大的主动权,才是未来的方向。对出版人而言,有声书早已不是陌生的事物了。近年来,许多出版机构或者广泛调研、准备尝试,或者借船出海、合作开发,或者初战告捷、喜结硕果。近期有媒体报道,在国内有声书这个风口上,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天地出版社和喜马拉雅合资成立的天津天喜中大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了,这家公司旨在依托天地出版社和喜马拉雅各自的资源优势,专门从事融媒体图书出版业务。该公司推出的第一本融媒体读物《汴京之围》自7月中旬发布以来,其有声书在喜马拉雅上的播放量已超过120万,纸质图书也已经加印两次,销量过5万册。应当说,作为一本学术类的历史读物,这个成绩是很不错的。其实,伴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有声书以锐不可当的发展速度,让人们看到了图书出版的新趋势。根据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已经有将近30%的读者有了听书习惯。根据艾媒研究院发布的《艾媒报告|2018—2019中国有声书市场专题研究报告》,目前国内有声书用户规模已经达到3.85亿,有声书市场规模达46.3亿元。近5年来,中国有声书市场规模均保持30%以上的增长速度,喜马拉雅FM、懒人听书、蜻蜓FM等音频平台凭借着优质内容和便利的服务,已牢牢占据了国内有声书市场头部位置。面对出版产业的这片新蓝海,不少出版机构摩拳擦掌,纷纷试水。如中南博集天卷就是国内出版机构中涉足有声书领域较早的一家,截至目前,其自制以及与合作方共同创作的有声书超过650部,累计时长超过1万小时;山东教育出版社已推出近500种主要针对中小学生学科学习需求的有声读物,在该社的“小荷听书”平台的有声书产品页面上,本版有声读物都附加“购买纸书”链接,读者能跳转到山东教育社微商城购书。据笔者了解,目前很多出版社都正在考虑或已经设立了有声书事业部,全力开拓这一新型图书市场。不过,毋庸讳言,大多数出版机构开发有声书,还停留在和音频平台进行版权合作,出版机构的收益只是有声版权费。而出版机构自己制作有声书,然后投放到平台播放,这样,从图书选择、播音选择、后期选择、推广方案、运营方法等方面,出版机构都能拥有更大的主动权,也呼应自身产品链的运营,才是未来的方向。应当看到,对有声书,很多人也表示了一些担忧,如可能加剧出版物的娱乐化、可能使得出版社同类纸质书的发行量下滑等。其实,这种担忧大可不必。因为有声书与纸质书的存在,不是此消彼长、互相蚕食,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衬托、相得益彰的关系。有声书只是起着一个阅读引领作用,当用户对所收听的有声书十分感兴趣时,一般都会买来纸质书进行深度阅读。正如观众看完电视剧《红楼梦》,不能取代看纸质的《红楼梦》一样,要想深得原作的神韵,还必须看纸质书。眼下,出版业融合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如何让一本纸质图书产生更大的“蝴蝶效应”,有声书不能不说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发展新动能。对此,我们拭目以待。来源: 社科院网站
2019-04-11 07:49 | 义乌商报昨日(4月10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卢春中一行来义乌,就新闻出版、版权、“扫黄打非”等工作进行调研。市领导林毅、张雷、骆小俊陪同调研。卢春中一行先后实地考察了义乌小商品版权保护中心、出版物中心及部分印刷企业,深入了解义乌“三位一体”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体系,出版物生产源头、销售渠道及日常监管等情况。据介绍,全市共有新闻出版、电影类经营单位1500余家,国际商贸城三区拥有6000余个商位、8000余户经营户,入场行业主要为文化用品、体育用品、画业等。座谈会上,在听取义乌新闻出版、版权、“扫黄打非”等工作情况汇报后,卢春中认为,机构改革以来,义乌高度重视,行动迅速,在职能整合、业务融合上出实招,确保工作有序衔接。他指出,新闻出版、版权、“扫黄打非”等工作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阵地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卢春中强调,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在强化日常监管、严密网络监管的同时,加强统筹协调,建立完善常态长效机制。要全面梳理出版物市场管理、“扫黄打非”等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科学把握形势,主动出击,集中力量治理涉黄涉非突出问题,依法打击各种非法出版物及有害信息。要深入总结经验,创新工作机制,把各项重点工作落到实处,推动“扫黄打非”工作不断取得新业绩,为改革发展事业营造良好的思想文化环境。(原标题《省委宣传部领导来义调研》,原作者傅柏琳。编辑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