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行业研究报告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原标题：2019国内数字出版产业收入规模逼近万亿元本报讯（记者 路艳霞）12月21日，第10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暨中国数字内容服务大会在京开幕。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发布最新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19年国内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规模为9881.43亿元，整体收入规模持续增长，较上一年度增长了11.16%。报告称，去年互联网期刊收入23.08亿元，电子书收入58亿元，数字报纸收入8亿元，博客类应用收入117.7亿元，在线音乐收入124亿元，网络动漫收入171亿元，移动出版（移动阅读、移动音乐、移动游戏等）收入2314.82亿元，网络游戏收入713.83亿元。多家出版单位依托优质出版资源，向网络文学、动漫游戏、有声读物、文旅、音乐、影视等领域拓展，效益逐步显现，实现了内容价值、版权价值和品牌价值的有效提升。报告显示，新兴板块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2019年，移动出版收入规模为2314亿元，在线教育收入为2010亿元，网络动漫收入为171亿元，三者占数字出版收入总规模的比例为45.50%，移动出版在数字出版领域的主力军地位仍然稳固。魏玉山说，在线教育收入规模与2018年相比，增幅超过50%，已经成为数字出版产业中发展最为强劲的部分，市场格局梯队层次渐趋形成，品牌性产品不断涌现，用户接受度逐步提升。年度报告还显示，2019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持续向好。据统计，2019年网络文学行业市场规模达到201.7亿元，网络文学作品累计规模达到2500万余部，网络文学作者数量达到1936万人，网络文学用户超过4.5亿人。现实题材创作在2019年持续升温，主题内容日益丰富，主题深度与站位高度上也有所突破。在谈到数字出版的新趋势时，魏玉山说，云服务、人机协同将成为数字内容供给的重要模式，短视频和网络直播日益成为出版品牌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将进一步提速，人才队伍建设将向融媒型和全媒型深度发展。本届数博会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北京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

第十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昨天(21日)在京开幕，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发布了《2019-2020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报告》指出，2019年国内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规模为9881.43亿元，较上年增长11%。2019年国内在线教育收入规模与2018年相比，增幅超过50%，已经成为数字出版产业中发展最为强劲的部分。《报告》显示，2019年，互联网期刊、电子图书、数字报纸的总收入为89.08亿元，增长幅度为4%，增幅呈下降态势。同时，新兴板块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2019年，移动出版收入规模为2314亿元，在线教育收入为2010亿元，网络动漫收入为171亿元，三者占数字出版收入总规模的比例为45.5%，移动出版在数字出版领域的主力军地位仍然稳固。据统计，2019年网络文学行业市场规模达到201亿元，网络文学作品累计规模达到2500万余部，网络文学作者数量达到1936万人。目前,网络文学用户超过4.5亿人。《报告》分析，未来一年，随着新基建设施建设的加快，各领域云服务将进一步发展。云端模式成为阅读、教育、游戏等多个领域的主要模式。未来，在线教育将进一步加速智能化、场景化进程，更加强调服务的可用性、易用性以及良好的应用体验。同时，短视频和网络直播日益成为出版品牌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和出版机构提供知识服务的新途径，视频直播、短视频等可视化内容将在媒体内容中占据更大比重，培养具有融合思维的全媒型人才成为数字内容产业的迫切需求。本届数博会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北京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以“创新引领消费，融合赋能变革”为主题，全面回顾、展示一年来我国数字出版的最新发展、最新成果。(北京晚报记者李俐)

开卷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图书市场自2001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白岩松、倪萍、许知远……无数大咖纷纷加入直播为实体书店呼喊：让他们撑过“寒冬”的动人一幕可以说是疫情之下图书、出版行业的局部缩影。告别2020，当我们再回眸时，关于2020年、疫情之下国内图书零售市场的全貌也已经渐渐呈现在了读者面前——1月7日，跟踪监测中文图书时长零售数据超过20年的“北京开卷”发布了2020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的数据分析报告。该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指全部图书定价总额）规模出现了自200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更能说明图书出版、销售都在经历“寒冬”的是，数据显示2020年的畅销书排行榜中仅有一本是年内出版的新书。而在销量排行榜上，和重庆息息相关的小说《红岩》则问鼎了全国虚构类图书的销冠。多项数据显示“下降”“减少”明显北京开卷对中文图书市场零售数据的连续跟踪监测从1998年前后就开始了，多年来由此推出的畅销书排行榜等中文图书销售数据一直被业内视为极具权威、参考性。北京开卷最新公布的这份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指全部图书定价总额）规模为970.8亿元，同比下降了5.08%，这是该数据20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并且，报告指出，2015年至2019年之间，整体零售市场一直保持10%以上的增速。疫情对图书零售市场的巨大冲击由此可见一斑。实体书店在2020年降幅进一步增大在新书出版领域，品种规模也呈下降趋势：2020年，全国新书出版的品种为17万种，较2019年同比下降了近12%。与此同时，“冲击”在头部图书领域的反映也相当明显。报告显示，2020年销量突破百万的图书品种相较2019年直接减少了一半多：2019年销量破百万的图书有49种，2020年锐减为只有24种；少儿类图书2019年有12个品种销量都超过了100万册，2020年则仅有2个品种。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实体书店领域，他们受到的疫情冲击更为明显。开卷的数据显示，实体书店自2015年开始就呈下降趋势，并且降幅逐年扩大。原本2019年时降幅已经达到了-4.24%，但到了2020年这个降幅直接翻了7倍多，达到了-33.80%。《红岩》问鼎2020年全国图书销冠如果具体单本图书销量，开卷的报告也有展现。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显示，整个2020年的新书出版都可以用不算乐观来形容。在开卷统计的2020年畅销书排行榜中同年出版的新书仅仅有1本，这创下了自2016年以来的新低。2020年畅销书排行榜中仅有1本是当年出版的新书2020年1月-12月开卷非虚构类畅销书TOP102020年1月-12月开卷虚构类畅销书TOP10在2020年的畅销书排行榜前十中，《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成为了非虚构榜的第一。这本书2019年10月上市，2019年12月即进入开卷非虚构畅销榜，之后连续在榜13个月，其中9次均排在非虚构首位。《正面管教》和《次第花开:藏人精神保持愉悦的秘密(修订版)》分别位列非虚构榜单的第2名和第3名。《红岩》（资料图）而在虚构类畅销书排名中，重庆乃至全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小说《红岩》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冠军，同时它也是开卷去年畅销书排行榜总榜的榜首。据介绍，《红岩》这个版本是从2009年即进入到开卷实体店渠道虚构畅销书榜单中，上榜次数达到了84次。说《红岩》以及由它带出的电影《在烈火中永生》是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红色革命经典绝不为过。江姐、许云峰等等革命志士的形象至今都还被屡屡提及，小说更是早在20年前发行量就突破了1000万册。2019年，《红岩》入选了“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在虚构类畅销书排名中，《云边有个小卖部》和《三体》分别位列第2名和第3名。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裘晋奕 图据北京开卷

第十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昨天（21日）在京开幕，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发布了《2019-2020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报告》指出，2019年国内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规模为9881.43亿元，较上年增长11%。2019年国内在线教育收入规模与2018年相比，增幅超过50%，已经成为数字出版产业中发展最为强劲的部分。资料图 关印 制《报告》显示，2019年，互联网期刊、电子图书、数字报纸的总收入为89.08亿元，增长幅度为4%，增幅呈下降态势。同时，新兴板块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2019年，移动出版收入规模为2314亿元，在线教育收入为2010亿元，网络动漫收入为171亿元，三者占数字出版收入总规模的比例为45.5%，移动出版在数字出版领域的主力军地位仍然稳固。据统计，2019年网络文学行业市场规模达到201亿元，网络文学作品累计规模达到2500万余部，网络文学作者数量达到1936万人。目前,网络文学用户超过4.5亿人。《报告》分析，未来一年，随着新基建设施建设的加快，各领域云服务将进一步发展。云端模式成为阅读、教育、游戏等多个领域的主要模式。未来，在线教育将进一步加速智能化、场景化进程，更加强调服务的可用性、易用性以及良好的应用体验。同时，短视频和网络直播日益成为出版品牌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和出版机构提供知识服务的新途径，视频直播、短视频等可视化内容将在媒体内容中占据更大比重，培养具有融合思维的全媒型人才成为数字内容产业的迫切需求。本届数博会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北京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以“创新引领消费，融合赋能变革”为主题，全面回顾、展示一年来我国数字出版的最新发展、最新成果。（原标题：第十届数博会开幕 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发布）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李俐流程编辑：u022版权声明：文本版权归京报集团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改编。

第十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将于12月21日在北京举行。此次博览会以“创新引领消费融合赋能变革”为主题，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现出版界战“疫”、助力扶贫两大主题展，总结“十三五”成就，期间还将发布《2019-2020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据悉，2019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收入规模超过9800亿元，用4年的时间实现收入翻番，已经成为带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动力。据介绍，第十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指导，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与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联合主办。博览会采用线下召开论坛、线上同步直播，线上线下展览相结合的形式。线上展区分为出版战“疫”数字内容精品展、助力脱贫数字内容精品展，以及数字阅读、数字教育和知识服务三个专题展区。其中，出版战“疫”数字内容精品展和助力扶贫数字内容精品展是此次博览会的特色精品展区。2020年初，新冠疫情来袭，社会经济停摆，使得在线教育、在线学习、在线办公、在线阅读、在线消费等成为常态，也成为应对疫情复工复产的重要方式。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版单位及网络文学、数字出版、数字阅读等企业制作防疫抗疫的数字出版产品，免费开放电子书阅读，展在线出版物销售，服务全民阅读。这些产品将在博览会上进行展出。此次数博会正值“十三五”和“十四五”的历史交汇点，将集中总结展示“十三五”期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据即将在数博会上发布的《2019-2020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披露，2019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收入规模超过9800亿元，相较2018年增长幅度约为17.65%；相较2015年的4403亿元，用4年的时间实现收入翻番。其增速不仅远远超过传统出版，也高于文化产业的总体增长，已经成为带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动力。此外，此届博览会将继续开展年度荣誉推介活动，推介在数字出版领域有突出表现的企业、人物、品牌、技术，包括“社会责任贡献奖”“影响力人物”“优秀品牌”“创新技术”“优秀服务供应商”几个奖项，其中，“社会责任贡献奖”重点表彰在出版战“疫”和助力扶贫攻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优秀服务供应商”旨在鼓励产业链上下游诚信经营、口碑良好的企业。(窦新颖)

中国网1月7日讯 6日，厦门理工学院文化产业与旅游学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未来媒体蓝皮书：中国未来媒体研究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分析了中国未来媒体的年度进展、发展状况、行业热点及个别案例剖析，既概括总结出了未来媒体发展的三大热点，又在“人工智能”“5G”和“媒体融合”的三大背景的发展下分析预测了未来媒体发展将呈现的六大发展趋势；既立足国内，深入分析了各种传统与新型媒体的案例，又放眼世界，重点分析了英、日两国智慧媒体的发展案例。一方面总结和分析了我国传媒业前沿领域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为行业管理和学术研究提供参考，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报告由“总报告”“行业篇”“热点篇”“调查篇”“交流篇”五大部分构成。“总报告”展现了在媒体融合发展、信息化发展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相关国家战略的指导下，2019－2020年未来媒体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呈现融合化、智能化、全球化等特征，结合福建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厦门市智能视听产业发展，探讨未来媒体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并提出对策建议。“行业篇”重点从媒体5G应用发展、智能音频、短视频、移动新闻客户端产品、未来媒体智能终端创新等方面，分析了2018年前后中国未来媒体发展现状与特点。“热点篇”围绕“5G”时代下媒体场景分析、智媒体技术分析和算法新闻伦理研究回顾与展望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调查篇”通过大量一手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福建省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发展现状、福建老年人媒体接触现状等，并提出对策建议。“交流篇”精选韩国智能媒体发展和芒果TV、云知声等本年度行业发展的部分典型代表案例，试图从不同的侧面，不同视角来分析其发展经验。报告指出，2019－2020年，未来媒体发展主要有三大热点：一是未来媒体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推向纵深。互联网正在从消费互联网向消费互联网＋产业互联网迈进，产业智能化、跨界融合发展已成大趋势。未来媒体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合交互发展趋势越发明显，彼此间的相互影响也越来越大。二是5G时代下未来媒体的应用创新发展不断加速。报告提出，5G业务的发展是全体系、全生态的过程，媒体的5G应用必将在新传播时空重塑媒体的影响力、引导力、品牌力。媒体的接收场境发生变化，媒体接收频次也发生变化。人的一天中，有多达180次接触移动互联网（手机、IPAD等 ）。据华为公司预测，到2025年，平均每人将拥有5个智能终端。除了80亿智能手机，个人PC、平板电脑、VR眼镜、智能手表、智慧屏等智能终端数量将超过200亿个，通过5G可以使视频通话、视频娱乐、个人数据在不同终端间无缝切换。三是未来媒体的智能化发展逐步加速，融媒逐步向智媒发展。进入2019年以来，智能音频行业呈现“井喷式”发展态势。智能音频从初级起步阶段时追求智能语音内容、形态、设备、技术等逐步向关注如何与万物互联从智能到智慧的步调相匹配转变。报告分析认为，具有超级连接能力的5G网络，将与数字化、大数据、云和人工智能全面融合，带来产业的革命性变化，也将为人与人、人与物的连接方式带来深远改变。“5G”时代的到来， 驱动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科技的发展升级，多元的应用场景也将给传媒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和想象空间。智能化将成为未来传播模式创新的核心逻辑，人工智能不仅形塑整个传媒业的业态面貌，也在微观上重塑传媒产业的业务链。来源：中国网

原标题：数字内容产业高质量发展之思——从版权合同看规范网文生产机制及平台经济模式 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各种网络平台上从事数字内容生产成为文化创作领域中的普遍现象。仅网络文学领域，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网文创作者已达1755万（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2018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127.6亿（艾瑞咨询《2017中国数字阅读行业研究报告》）。网文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或时代特色的原创作品，并通过资本运作实现了网文IP价值最大化。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网文国际市场也渐趋成熟，培育形成一整套网文发展的中国模式。欣欣向荣的另一面，平台经济所特有的网络效应与资本集中趋势，也极易引发平台企业与网文作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近年来围绕强势平台与广大作者之间的权益争议不断并屡次引发网络震荡，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即在于网文版权归属及相应的权益分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出明确要求。2020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举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当前网文产业中版权合同问题的讨论，有利于规范网文生产机制以及平台经济模式，并有助于从根本上推动数字内容产业高质量发展。当前，网文平台与作者之间所签署的合同，通常名为“文学作品独家授权协议”，主要内容是网文作品的独家全版权转让以及相应的报酬分成事宜。这种全授权模式合同，不利于全面保障作者一方的合法权益。首先，2020年11月11日公布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著作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等十六项具体权利以及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其中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四项权利属于人身权，后面十二项属于财产权。根据立法释义，著作人身权通常与作者的精神利益或者人格利益密切相关，专属作者本人，保护没有期限限制，一般情况下也不能转让、不能继承；而著作财产权，是指权利人利用作品获取收益的权利，可以授权许可他人使用，也可以依法转让，自然人作品的财产权保护有期限限制，即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也就是说，著作权的人身权与财产权在权利具体内容、保护期限、是否可以转让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然而，在笼统的网文版权全授权模式下，双方对于著作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区分授权并不明显，并且一刀切地将著作权最长保护期限作为著作权转让期限。虽然著作权法并未明确限制著作权转让期限，但简单粗暴地以最长保护期限进行买断，并不符合著作权法保护权利人的立法目的，也有违公平原则。第二，网文作品的重要特点是作为IP成为后期诸多衍生开发的来源，即平台自行开发或者转授第三方行使协议作品的影视/动漫/游戏改编权、周边衍生品开发权以及商品化权。对此，著作权法第十三条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第十六条规定：“使用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汇编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进行出版、演出和制作录音录像制品，应当取得该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的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根据上述规定，对基于原作品的改编等形成的新作品，原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并且新作品商务出版、发行、演出等应当取得原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但是，网文版权全授权模式下，合同通常规定了要将包括改编权在内的协议作品的全部著作权独家授予平台方。这在实际上不但未能体现著作权法对于改编作品原著作权人的保护精神，更侵犯了原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本质上是对原著作权人相关权利的漠视。第三，就著作权转让合同中作者最为关心的转让价款即收益分成问题，著作权法第三十条规定：“使用作品的付酬标准可以由当事人约定，也可以按照国家著作权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付酬标准支付报酬。当事人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付酬标准支付报酬。”对此，由于国家尚无指定文字作品网络付酬的标准，各网文平台基本是自行制定付酬方式和标准，即将作品按照订阅情况（或点击率、阅读时长等）计算报酬，由网文平台与作者对订阅或广告收入等按照一定比例分成。但通常网络平台会对支付标准有着严格限定，特别是在免费章节的设定、起付字数或订阅数、广告收入、版权运作等方面，作者并无知情权保障，乃至于还有合同明确约定除稿酬外作者放弃向平台主张其他任何收益等“霸王条款”。著作权转让是知识产权领域典型的民事法律行为，不仅应优先适用著作权有关法律，也应符合民事法律的一般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已于2020年5月28日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法典总则编、合同编部分内容，对于调整平台与作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网文平台拟定合同应普遍遵循公平原则及公序良俗原则。一般而言，民商事法律关系比较强调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原则，但民法典所要求的公平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意思自治的限制，在意思自治与公平原则相冲突时，有时需要优先适用公平原则。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虽然民事主体法律地位平等，但在实际民商事实践当中，双方因资源禀赋、资金实力、所处环境等不同，实际交易地位并不平等，有时候甚至差异巨大。在这种情况下，意思自治往往只是表象，双方的合意实质只是一方当事人意思的体现，相对弱势的一方只是对方意思的消极接受者，基本没有对等议价能力，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具体到网文生产过程中，平台与作者签订的著作权转让合同，往往由平台一方预先拟定，并且针对不特定作者重复使用，合同具体条款也未与作者一方协商，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合同。平台所拥有的资金、技术和运营方面的优势，显然是任何一个网文作者所不具备的；平台对专业知识的掌握也远胜于普通作者，更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研究一份对自己运营有利的全授权合同。相比而言，作者在订约时往往没有选择，也没有对具体条款进行协商的机会和能力，甚至有可能不知道某些条款的具体含义，或者很难在短时间内正确理解相关条款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因而极易成为著作权转让的权益受害方。因此，在网文著作权合同中，强化平台方的公平、合理义务承担显得尤为重要。第二，网文平台应就与作者有关的重大利害关系条款履行主动提示和被动说明义务。为防范格式条款的弊端，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应就重大利害关系条款履行主动提示和被动说明义务。前者指条款提供方必须以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方式提请接受方注意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接受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后者指提供方应根据接受方要求对上述有关条款进行解释说明。这是因为囿于背景、知识和能力欠缺，接受方虽注意到相关条款存在，但仍可能并不理解具体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潜在不利后果，因此应赋予其要求提供方进行解释说明的权利。反观一些网文平台的全授权合同，作为占有优势地位的平台一方，在提供合同等格式条款文本的同时，鲜有主动提醒广大作者注意其中免除或减轻平台自身责任等与作者权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而大部分网文作者由于相关法律知识缺乏，在签订协议时也未主动要求平台方进行相应的解释说明。当然，在合同签订后，对于合同中不合理地限制甚至排除作者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作者可以依据法律规定主张相关条款无效；但实际上作为弱势一方的作者，这一维权成本相当高昂。因此，更常见的情况是作者对这些严重损害自身权益的不合理条款在网络上“口诛笔伐”，在行业引起风波。我国网络文学发展至今，已成为引导舆论和价值观的重要阵地、IP产业的源头活水、文化强国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网文出版发行也是新兴的文化生产模式，是互联网平台经济的重要组成。在全版权运营这一资本视角下，更容易引起网络平台方关注的，是通过付费、点赞、催更、打赏或点击率等大数据而展现出来的、能向下游输出优质内容的头部IP，及其背后少数的“大神级”作家。但是，近千万的基层网文作者才是中国网络文学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未来，单纯依靠全授权合同对普通网文作者进行权益压榨，并不利于网络文学的长远健康发展。平台方及广大网文作者均是文化生产与平台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双方处理著作权转让事宜时均应平等协商、公平合理、权责对等，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网络文学的著作权转让合同应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对于著作人身权的尊重；缩小独家授权范围和作品优先权范围；删除平台自行安排完本或续写作品、社交账号归属平台等若干不合理条款；在强调权利义务的适应性和对等性基础上，以著作财产权授权模式为基础，提供作品合作的多类别合同，并由作者自主选择和确认；同时，基于不同授权模式，合理约定相应收益安排。特别应明确无论平台自用还是授权他用，作者均拥有IP改编版权收益，收益分配可根据作者参与程度、开发周期等实际情况由双方另行商议。如此约定，有利于作者持续稳定地进行优质内容输出，同时也有利于降低平台在著作权运营和后期开发中的潜在风险。此外，网文产业还应当严格遵守国务院有关互联网平台监管、文旅部有关数字内容产业发展指导、国家新闻出版署有关网文出版管理的各类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并且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注重社会责任。要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社会治理等多种手段，促进创新要素自主有序流动、高效配置，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赵菁 周恒宇）来源：中国文化报

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7月4日讯 中国艺术金融及其产业在我国的发展已经快速起步。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中国艺术金融及其产业的快速发展，不断推动了中国艺术金融科技的创新与发展。当下，中国艺术金融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中国艺术金融发展过程中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新业态。近日，《中国艺术金融科技发展年度研究报告（2018）》出版发行，报告站在世界金融科技发展与艺术金融科技前沿，聚焦于中国金融科技产业生态发展情况，对中国艺术金融科技发展的态势与格局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与梳理。当前，新科技的融合发展与金融业务的创新关系越来越密切，甚至出现了一体化发展的趋势。随着中国艺术金融技术及其体系（Art×Fin×Tech）不断成熟，以互联网平台化为主导的技术及其体系不断发展，推动中国艺术金融市场的交易范围、交易边界以及交易规模扩大，正在改变艺术金融发展的格局。中国经济网文化产业特约专家、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艺术金融科技发展年度研究报告（2018）》主笔西沐指出，艺术金融科技（ArtFinTech）进步对艺术品市场、艺术金融的影响可以概括为，艺术金融科技的不断融合发展，推动了艺术金融科技不断融入艺术金融产业发展的过程之中。特别是在最近几年，新技术的融合会给中国艺术金融带来新的发展可能与格局，特别是基于大数据的综合服务平台技术、科技鉴定、鉴证备案技术与体系、互联网艺术金融、区块链、客户管理（客户画像）、智能投顾、数据服务、人工智能、VRARMR用户体验和场景参与技术等的互相叠加和创新，不仅会催生新的业态，也会进一步推进跨界融合与业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这一进程的深化。《中国艺术金融科技发展年度研究报告（2018）》是一个研究性的年度发展研究报告。主体内容分为十章四十九节：从金融科技产业生态现状分析入手，通过国内外对比，明确中国金融科技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通过对金融科技产业各类主体的全面梳理，形成中国金融科技产业生态图谱，并分析指出当前行业生态的发展特点；系统分析了艺术金融科技的基本概念与基本特征；对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金融科技关键技术进行深入分析，展示其在金融行业的实践应用情况；从监管、个人信息保护、竞争、应用场景和人才等五个方面，探讨当前中国金融科技产业生态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从融合应用、产业机遇、技术发展和政策监管等多个角度，展望中国金融科技产业的发展趋势。在最后一章，提出了十条相应的政策与建议。本报告共计12余万字，30余幅表格。

秦志华像 章静绘2020年11月24日，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语委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全面开展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研究。由于简牍、帛书这类文物的科学保护非常困难，因此整理出版尤为迫切。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中西书局是2010年才组建的新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肩水金关汉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悬泉汉简》等大批出土文献整理报告，以及多种相关的研究著作，成为国内这一领域出版的重镇。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兼中西书局总经理秦志华先生初入出版行业，就担任《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责任编辑，二十余年一直在这一领域耕耘，他在采访中谈到：学术出版不怕专业，就怕不“高端”。这也是中西书局对出土文献出版的基本原则。中西书局一成立就开始做出土文献，现在已经有不小的规模，而且在国内很有影响，当初成立的时候开始进入这个领域，是出于什么考虑，有什么机缘？秦志华：我们做过出版的都知道，有的书稿选题看重的是出版社，有的看重的是编辑。中西书局有机会参与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可能还是跟我之前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担任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以下简称“上博简”）的责任编辑有很大的关系。上博简的编辑出版工作我大概前后参与了五六辑。通过那几年的积累，应该说锻炼了自己的专业能力，也打下了比较好的朋友圈基础。大家一方面对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运作效率比较认可，同时对我作为责任编辑，在其中所承担的角色也还算认可，这样就有机会在出土文献界争取一些选题。我之前写过一篇小文章，谈到专业出版怎么样取法乎上。我们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学术出版不怕专业，就怕不“高端”。中西书局从组建开始，就按照上海文艺出版集团对我们的出版定位，以及当时我们三位社领导（徐忠良、张荣和我）的选题和作者资源，围绕文献整理和学术原创两方面重点展开。我们一直很感谢李学勤先生，中西书局刚刚成立，李学勤先生不在意我们是个新组建的出版社，能够放心地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清华简”）这样的重要出版项目交给我们。当然这也离不开很多学者的大力推荐，和时任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总裁张晓敏先生的拍板决策。清华简出版项目的落地，应该说就把我们整个局面打开了。2010年初在北京举行了清华简出版签约仪式，也请来了古籍整理、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学界的学者一起来见证，其中，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张德芳先生，当时就表示将把他主持整理的西北汉简交给中西书局出版。由此开端，一个是清华简，一个是肩水金关汉简，就奠立了我们在战国简和秦汉简整理出版领域的基本格局。当然，我们所提供的出版方案和响应速度也打动了他们。清华简第一辑从交稿到出版，可能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到现在我们还是保持着这样的编辑出版效率，一般6月底交稿，11月初出版。包括肩水金关汉简也是如此。这可能是很多出版社无法想象的。随后，悬泉汉简、玉门关汉简、地湾汉简、五一广场汉简、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安大简”）等项目陆续跟进了，中西书局和清华大学合办的《出土文献》期刊也正式创刊。所以中西书局虽然目前在社会大众当中的知晓度可能还不够，但在出土文献界、古文字学界的影响力应该还是蛮高的。中西书局出版的部分出土文献图书饶宗颐先生在翻阅《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最初您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做了五六辑上博简，有一些开创性的做法，与原来不太一样。比如说单根简图像放大三倍多。秦志华：我1998年大学毕业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底开始参与上博简项目。很感念上海古籍出版社，能够把这么重要的文献材料的出版项目交给一个进社不足三年的非专业的青年编辑。当然压力很大，是跟着很多资深编审、技术编辑、排版制版印刷师傅一点点去学。也从作者那里学，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先生、陈佩芬先生和濮茅左先生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他们先后都已过世了，非常怀念他们。为什么把竹简图版放大？文物界一般有惯例，图版要么原大，要么缩小，没有放大的做法。现在很多文物的著录还是这样。但是上博简打破了这个惯例，做出跟以往不同的有所创新的出版形式。作者首先提出来的要求就是图版放大，这可能也是他们比较得意的想法。我们跟作者一起反复比较、交流。他们的照片只有反转片，也不可能再拍了，这反转片到底能放多大，是要反复试验的。放大到三点六五倍，这个数字是看实际打样效果，在大八开的版面里能放到最大的尺寸。你看上博简的图版，有些能支撑这个放大倍数，有些可能还差那么一点。一般而言，反转片放大两倍就是极限了。我们还设计了每篇竹简的全景图，也有原大的黑白图版，图版的样式比较丰富。所以上博简一出来，我记得裘锡圭先生就对这样的出版形式给予很高评价。之前郭店楚简、居延汉简、银雀山汉简等，大部分是以黑白、原大图版的方式出版的。第一次全部以彩色公布，而且放大这么多倍，上博简是首创，更重要的是符合学界的需求，所以大家也就慢慢接受了放大图版这样一种做法。《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页面中放大的竹简图像上博简做得是蛮辛苦的，因为不光是我个人，上海古籍出版社也是第一次做这类出土文献项目，之前在敦煌文献方面做得比较有影响。上博简的出版，也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文物考古领域进一步拓展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2001年9月吧，上博简第一辑在深圳印刷（当时上海没法承印），我第一次下厂跟印，每印一版印刷师傅就叫我去看颜色，那时候是半夜印的，印一版大概需要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因为第一本大家心里都没底，而且当时还是传统菲林印刷。后来印刷师傅慢慢都熟悉了，下厂就没这么频繁了。有一年作者方面希望加快出版进度，一年想出两本，其中一本的图版在制版时发生了问题，整本书印出来后才发现，只好重新加工，等于把图版全部换掉。我们倒过来查原因，发现制版出菲林的时候，红色版没有套准。所以类似教训我们也有很多，也不是说都是一帆风顺。竹简出版的周期很长，难度也很大，组稿、编辑，包括经济核算，压力其实也很大的。秦志华：首先，竹简的整理过程是非常艰辛的。清华简一年一辑的出版速度，出土文献界已经认为是不可想象了。实际上清华简整理团队集合了清华十来位学者的力量，从每一辑交稿之后就开始准备下一辑的整理工作。而西北汉简数量巨大，整理起来也不容易，肩水金关简一万两千余枚，悬泉简一万八千余枚，释读整理都经过了几十年的反复打磨。从编辑出版角度来说，难度挑战也很大。肩水金关汉简最初交付给我们的图版是一个大版，十几枚简牍摆在一起拍的照片，另外提供一份低精度的单简图片小样和编号对照表。我们要从大图里把简牍一根根裁下来，跟小样对照，重新编号。后来张德芳先生主动提出，这项工作应该是作者团队的事情，以后就把简裁好、编好号给我们了。刚开始合作的时候可能大家都需要磨合、探索，分工没有那么清楚，互相补台很重要。作者的重心在释文整理上，我们的重心就放在把编辑出版流程理顺，双方一起围绕目标去协调组织、加快推进。对于清华简、安大简这样的项目，需要核对每处引文，审核每个造字，并从编辑的角度给作者提一些建议。做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们的编辑团队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专业，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工作风格。悬泉汉简实物《肩水金关汉简》内页随着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对于出土文献越来越重视，简牍整理出版项目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之前出土文献类图书因为印数不多，要完全靠市场销售维持收支平衡，经济压力很大。2003年《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在云南出版，某种程度上即可见北京、上海的一些专业出版机构已无力去承接了。现在虽然各方面支持的力度大了不少，但又遇到了新挑战，即随着数字技术的发达，有些学者习惯于把全书扫描后放在小圈子里流传，本来印数就不多，长此以往就更难以为继了。所以我们也在调研论证怎么样结合市场需求和读者痛点来做一些适当的开发，尤其是数字化的产品。希望在下一辑清华简时能够实现纸电一体的出版方式，纸质书附赠可检索的PDF，电子书也可以单独销售。平衡读者的需求跟出版社实际的支出，这大概永远是一对矛盾，但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您在做这个工作中，从一开始的马承源先生、陈佩芬先生、濮茅左先生，后来的李学勤先生等，都有很多交往，能谈谈吗？秦志华：要进入一个新的出版领域，仅仅靠出版社的名望是不够的。上海古籍出版社那时虽然已确定要出版上博简，但对古文字学、简牍学界还不够熟悉。所以我印象很深的就是2001年8月张晓敏先生和我到长沙去参加简牍学界的一次研讨会。会议并没有发邀请给我们，我们是辗转托人去蹭会的。会议名单里面没有我们，签到名单里面也没有我们，所以食宿都不给我们安排。我们自己订房间，自己找会场，自己管吃饭。这个破圈的过程，是需要有点韧劲和耐心的。我们晚上逐个房间去敲门拜访，介绍我们的出版计划，希望得到支持或指导。当然，随着上博简第一辑出版，我们在古文字学、简牍学界的地位也有了不少改观。（笑）马承源先生、陈佩芬先生、濮茅左先生一直对我们比较厚爱，不仅手把手地教我们怎么做文博出版，让我们有机会看了大量竹简、青铜器实物，而且每年都会自掏腰包请我们吃饭。我跟在后面长了不少知识，懂了不少规矩，听了不少逸事，也饱了很多口福。所以虽然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但只要你真正付出努力，不仅会得到作者的尊重，也会为编辑人生增添不少“附加值”。要特别谈谈李学勤先生。李学勤先生对我们支持非常大。李先生讲学术民主，对出版社的编辑也是一样。每次到清华介绍出版方案也好，讨论校样问题也好，他都会以征求意见的口吻和我们交流。唯一正式提出来的要求，就是清华简出版时原大图版应一如竹简原貌，不能分断。为什么现在清华简做成六开本，就是根据李学勤先生的要求，专门设计的开本尺寸。先请他们测量，清华简里最长一支简的长度是多少，按照这个长度，我们回来进一步讨论纸张、印刷、装订方式，同时商量编排体例、版式设计。这对编辑出版团队来说的确是道难题，六开本的纸张、印刷问题还好解决，但根本没法穿线精装，最后只能借鉴传统古籍的线装形式，以一函两册的方式把装帧形式确定下来，另外再对清华简图版反复试验，确定放大图版以放大两倍的效果为最好，这样就形成了最终的出版方案。李学勤先生对我们的出版方案是比较认可的，也相信中西书局能够把这个项目做好清华简实物李学勤先生与秦志华在美国达慕斯-清华“清华简”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交谈同时，我们还根据每一辑清华简材料的特点做了不同的设计，这也得到李学勤先生的高度评价。在《清华简（肆）》里专门有一个折页插袋，把《筮法》和《算表》的编联图版完整呈现出来。你不要看《算表》上没几个字，它一下子把中国古代乘法表的时间提前到战国，是目前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十进制计算器。《筮法》也非常特别，它不是一支简从头读到尾，而是一个区域、一个局部来读，所以整理出来非常不容易。《清华简·筮法》有学者转述，李学勤先生曾多次表达过把清华简交给中西书局出版，是他做出的一项非常正确的决定。这些年来，清华简的编辑出版工作没有掉过链子，这大概也是中西书局所能告慰于李先生的吧。出土文献有些是海外回流的，大家会有一些争议；另外就是有些简真假存疑。你们碰到这种情况，是如何判断处理的？秦志华：目前流散或造假的简牍，都不少见。中西书局出版的这些简牍材料，学界普遍认为是没问题的。但海外回流的出土文献都会碰到这样的争议，真假是一方面，另一个争议是要不要回购。有些学者担心，觉得非经考古发掘的材料是不是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宣传、研究，如此会不会更鼓励非法出土现象？当然从我们做出版的角度来说，还是希望能够把材料留下来。我记得马承源先生讲过，竹简出土后再过一百年，甚至可能不到一百年就没有了，即使你现在保存状况再好。但是书不一样，如果能够尽快公布出版，是很大的功德。流散海外的竹简如果放任不管，不进行抢救性的保护、整理、拍照，以后可能就再也见不着了，对文化的损失可能更大。关于简牍的鉴定，学界有种讲法，若是中国的顶级学者如裘锡圭、李学勤、马承源等都看不出这批简是假的，那就意味着造假的人的水平要高于这些顶级学者不止几倍。造假总会有痕迹露出来，不可能有人在内容、形制、书法各方面都能超越我们现在的研究水平一大截。黄德宽先生之前在接受澎湃新闻访谈的时候也就这个问题做了更专业的阐述。但是也有一些简牍的真伪问题，争论比较复杂，学界的意见会截然分成两派，不像对清华简、上博简、安大简那样一致认可。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项目，可能会进一步听取各方面意见。但的确也两难，就是你不可能拿着这批材料到处说，因为出土文献界很忌讳抢发材料。很多作者交稿的时候，虽然很信任我们，但还是会反复叮嘱说这批材料不能提前泄露，因为涉及首发权。而且对于鉴别真伪来说，目验简牍原物非常重要，不能光看图版，没有人鉴定文物是拿着图片去的。如果是个人的收藏品，还是应该请一批学者集中鉴定原物，再来下判断。非考古出土的材料更谨慎一点比较好。这次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把出土文献作为四个重点方向之一，也是看到了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实际上还是远远不够。之前有文章谈到某地的文物保护工作，有些竹简出土已经很久了，十几年前就出土了，其中有很重要的材料，但到现在还没有整理公布。非考古出土的材料我们当然要谨慎对待，但是考古发掘出土的材料一定要尽快发布。现在考古发掘的压在库房里面的各类文献材料还有不少。在这方面，张德芳先生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在西北汉简这一块，开门整理、开门编撰，邀请学界一起来参与这项工作，而不是把材料作为私家秘藏。长沙五一广场汉简也是联合了四家单位共同整理，因为只依靠一家单位，力量、时间都没法保证。希望文物考古学界更多地借鉴这种做法。如果材料能够更多更快地公布出来，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就会呈现出更加丰富的面貌。你们将来出土文献的出版，有怎样的规划？秦志华：一方面中西书局要把出土文献的著录、刊布继续做好，有些项目目前还在持续地推进过程中，项目收尾可能还需要三五年的时间，包括清华简、安大简、悬泉简、五一广场简、睡虎地汉简等。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关注一些新出土的材料。此外我们也一直在琢磨，除了出土文献原始材料的刊布之外，还能做哪些推动学科交叉研究的工作？是不是有可能整合一些相关材料做些基础性的分类，比如出土文献中的法律史、出土文献中的数学史、出土文献中的中外交通史等等。把这些出土文献材料跟学界的需求、研究的方向结合起来，这也是今后我们要措意的。荣新江先生跟我多次提起，悬泉汉简里面的材料很重要。虽然他主要研究唐代，西北简基本上是汉代的，汉、唐丝绸之路还是会有不同，但他也高度关注这批材料。目前出土文献的整理方式对于研究语言、历史等其他学科的学者来说不太友好，如何让文史哲学界更及时、有效地利用出土文献材料，可能需要针对性地做一些延伸的专题出版。还有一个方向是传世文献的再整理。这么多出土文献面世，实际上对传统的古籍整理也会有所推动。于省吾、屈万里、林义光等前辈学者在这方面都做过很多工作，但进一步利用竹简材料来重新梳理字义、韵读、文句，应该还有很大的空间。最近我们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正在论证启动这方面的研究、出版项目。另外我们想做一些出土文献和古文字普及的工作。陈寅恪先生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大家对甲骨文现在都比较关注，因为国家一直在鼓励传承弘扬，但是从甲骨文、金文到战国文字、小篆等，其源流演变可以做的学术性、普及性工作还有很多，需要基于当前学术研究的成果来梳理整个古文字的演变。现在很多书法研究者、爱好者对出土文献也很关注，可以编选一些简牍作为书法字帖。中西书局与清华大学合办的《出土文献》期刊，作为本学科目前唯一的一本学术期刊，也要进一步发挥好学术交流平台的作用，促进学术创新与学科交叉发展。数字化也是一个重要方向。我们和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已经达成了共识，将共同开发建设一个古文字编纂和发布平台。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数字化平台，集合相关领域的学者以在线编纂的方式，系统地把古文字的音、形、义确定下来，作为基础数据。今后文字编这类出版物，就可以按照某个规则自动生成；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可以按照其研究需求，归集相应的数据材料。目前编纂平台的前期开发已经完成，清华大学方面正在试用。(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