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发行研究是核心

北大核心、南大核心、SSCI、CSSCI、CN、ISSN.......还没开始写论文呢，有些同学就开始被这些名词整得头晕眼花.....同学，你不是一个人!继学霸姐姐上次介绍完SCI的JCR分区和中科院分区之后，又有很多同学表示：啥是核心期刊?国家级期刊和省级期刊有啥区别?啥是A类、B类、C类期刊?CN与ISSN类刊物又是啥?......今天学霸姐姐就系统地为大家科普一遍，希望大家能够早日发核心!一、什么是核心期刊?国内期刊大约12000余本(数据来自知网统计)，如此数目庞大的期刊数，从学术水平来看自然要分三六九等。分等级就要有一套分级“标准”，这“标准”即核心期刊遴选体系，事实上，这个“标准”国内有好几种，但是，一般各大高校主要看以下三个核心，别的暂时也就先别管了：　1，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分为核心库和扩展库两部分，其中核心库来源期刊670种，扩展库期刊为 378 种，论文记录近 100 万条，引文记录近 400 万条;　2，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即南大核心)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而成，收录包括法学、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在内的25大类的500多种学术期刊;　3，文核心期刊(北大中文)北京多所高校图书馆及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等27个相关单位的百余名专家和期刊工作者参加研究，是除南大核心、cscd以外学术影响力最权威的一种。二、国家级期刊、省级期刊怎么区分?这个问题，就真的是来得有些莫名其妙了，实际上，国家从来没有对刊物做过级别之分，也就是在影响力和专业程度上没有省级和国家级的差别，所谓国家级期刊和省级期刊之分，主要为方便管理，即国家单位主管期刊为国家级期刊，省单位主管期刊为省级期刊。所以，大家切记：国家级期刊与省级期刊并无明文规定!!!经常有一些代理中介忽悠投稿者，让大家误以为省级期刊没有国家级期刊好，但实际上来说，无论省级期刊，还是国家级期刊，都有进入核心期刊遴选的可能。　三、什么是SCI、SSCI、AHCI?这里就要从数据库——“Web of Science”说起，这个数据库里面按学科和类型分了好几个库，简单来说：SCI是理工科的理工科科学引文索引；SSCI是社会科学引文索引；AHCI 是艺术人文引文索引；我国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就是来源于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也可以这么记，国外的文科就是SSCI，理工科就是SCI，到我国了，SSCI到变成了CSSCI，SCI则没有变。四、CN与ISSN类刊物是咋回事?CN类刊物，就是在我国发行的刊物；ISSN类刊物，就是指国际出版物；ISSN由法国的国际ISDS中心管理，不在国内发行的刊物通常没有CN刊号，但会有ISSN刊号。大家只要知道——CN刊号是中国的发行通行证就可以了。五、A类、B类、C类期刊又怎么分？简单来说，A类、B类、C类，这就是个日常的说法而已，国家没有明确划分！也就是说，A、B、C类期刊等级的划分，是由各个单位或者学校自己制定的，就是分个三六九等而已。以上。好了，到这里学霸姐姐就介绍完了，希望大家已经对各种期刊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与认识，那么，下一步，该做什么，自己心里有数了吗？生物女学霸，一个自称学霸其实很渣的生物汪，努力将有趣的、有用的、有血有肉的科研那些事儿呈现给大家，关注一个好不啦~

多日前，先有一篇七年前的神论文引发全网的关注来自期刊截图后有学者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原党委书记王松奇长期在其担任主编的《银行家》杂志开设“父子集”专栏，刊发自己的书法和儿子王青石的文章，至今已有数十篇。来自知网截图你是不是不禁想问“核心”到底是个啥？下面看我给你详细介绍！先来了解期刊是什么来自https://image..com/search/i1、什么是学术期刊 ？学术期刊刊发的文献以学术论文为主，而非学术期刊刊发的文献则以文件、报道、讲话、体会、知识等只能作为学术研究的资料而不是论文的文章为主。由于《总览》选刊的依据是 载文量多、收录量大和被引次数多 ，并不强调学术期刊与非学术期刊的界线，对此自然也就没有进行严格区分。 具体说来，《总览》学术与非学术不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期刊的定性，二是期刊的宗旨2、什么是“省级”期刊 ？即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所属部、委办、厅、局主办的期刊以及由各本、专科院校主办的学报(刊)。3、什么是国家级期刊 ？一般说来，“国家级” 期刊 ，即由党中央、国务院及所属各部门，或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民主党派和全国性人民团体主办的 期刊 及国家一级专业学会主办的会刊。另外，刊物上明确标有“全国性期刊”，“核心期刊”字样的刊物也可视为国家级刊物。4、什么是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又称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是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经过严格的定量和定性分析选取的各个学科的重要科技期刊。2005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共1608种。5、什么是SCI期刊 ？SCI(《科学引文索引》，英文全称是Science Citation Index)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出版的一部世界著名的期刊文献检索工具。它收录全世界出版的数、理、化、农、林、医、生命科学、天文、地理、环境、材料、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核心期刊3700多种。通过其严格的选刊标准和评估程序来挑选刊源，使得SCI收录的文献能够全面覆盖全世界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6、什么是CN类刊物？ 所谓CN 类刊物是指在我国境内注册、国内公开发行的刊物。该类刊物的刊号均标注有CN字母，人们习惯称之为CN类刊物。7、什么是ISSN类刊 ？现在许多杂志则同时具有CN和ISSN两种刊号。所谓ISSN 类刊物是指在我国境地外注册，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该类刊物的刊号前标注有ISSN字母。8、什么是CSCD期刊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来源期刊简称为CSCD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分为核心库和扩展库。核心库的来源期刊经过严格的评选，是各学科领域中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核心期刊。扩展库的来源期刊也经过大范围的遴选，是我国各学科领域较优秀的期刊。核心库期刊：669种(以*号为标记); 扩展库期刊：378种(动态)。再来看看什么是核心期刊来自https://image..com/search/i1 、什么是核心期刊？简单地说，核心期刊是学术界通过一整套科学的方法，对于期刊质量进行跟踪评价，并以情报学理论为基础，将期刊进行分类定级，把最为重要的一级称之为核心期刊 。2、什么是中文核心期刊 ？对中国(不含港、澳、台)出版的期刊中核心期刊的认定，目前国内比较权威的有两种版本。一是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简称中信所)每年出一次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以下简称《引证报告》);另一种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联合编辑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下简称《要目总览》)。《要目总览》不定期出版， 1996 年出版了第二版， 2000 版，2004年版。2008年版暂未出版。《要目总览》收编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各种学科类别的中文期刊。其中对核心期刊的认定通过五项指标综合评估。 《引证报告》统计源期刊的选取原则和《要目总览》核心期刊的认定各依据了不同的方法体系，所以二者界定的核心期刊(指科技类)不完全一致。核心期刊是期刊中学术水平较高的刊物，是我国学术评价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体现在对科研工作者学术水平的衡量方面，如在相当一批教学科研单位申请高级职称、取得博士论文答辩资格、申报科研项目、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学术水平评估等，都需要在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或若干篇论文。来自视觉中国对于每一位学者而言，核心期刊往往意味着自己多年学术研究成果的体现。然而，一篇刊发于核心期刊《冰川冻土》的论文，竟然大谈特谈所谓“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而更让人震惊的是，这竟然只是冰山一角。不出一周，就又有一核心期刊被曝刊登主编儿子的散文，核心期刊竟沦为一些人的自用地，实在令人瞠目。最后来了解一下核心期刊体系目前国内有7大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遴选体系：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又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国际三大索引：SCI《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EI《工程索引》，The Engineering Index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Index to Scientific & Technical Proceedings来自视觉中国目前，关于“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的期刊论文处理结果已经出来了，从事实情况来看，尽管学术研究和论文发表存在着一些不那么完美的事情，但总体来说学术研究依旧是值得我们崇尚，因为大部分学者都是尽心尽力、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工作和科研的。

相信很多硕博新生，初次步入学术生活时，面对学术交流中的各种期刊表述，一定都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同时很多硕博的应届生，面对高校发出的，发表期刊论文才能毕业的硬性要求，纷纷陷入了苦恼。对于初入学术圈的新生而言，一定会有“什么是期刊？期刊又有哪些类型？大家口中常说的SCI、CSSCI又是什么？”的众多疑虑。而对于硕博应届生而言，则更多担心的是“如何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准备了将近一年的论文投稿后，为何久久不见刊？发表自己的论文为什么还要收取版面费？得不到导师课题的依托，如何寻找其他渠道，保证论文正常发表？此类的问题。但无论是新生还是应届生都不必因此过分焦急，关注依竹期刊，你所担心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今天小竹就先针对初入学术圈产生的期刊疑问，进行详细的解答。01什么是期刊？期刊是定期出版的刊物。如周刊、月刊、季刊等。是由依法设立的期刊出版单位出版。出版时必须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持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领取《期刊出版许可证》才能出版。02期刊的类型有哪些？从广义上来讲，期刊的分类，可以分为非正式期刊和正式期刊两种。非正式期刊，是指通过行政部门审核，领取“内部报刊准印证”作为行业内部交流的期刊，这样的期刊一般只限行业内交流，不公开发行，但也是合法期刊的一种。而正式期刊，是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与国家科委在商定的数额内审批，并编入“国内统一刊号”即“CN”号，它是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分配给连续出版物的代号。与此同时“国际刊号”即“ISSN”号，也是我国大部分期刊配有的刊号。此外，期刊也同报纸一样，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划分，一般按学科、内容、学术地位进行分类。其中学术地位是很多毕业生、教职老师、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发表论文、评定职称时选择期刊的重要依据。03学术期刊又分为哪些种类？学术期刊一般分为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通常称为普通期刊）。核心期刊一般是指所含专业情报信息量大，质量高，能够代表专业学科发展水平并受到本学科读者重视的专业期刊。国内共有7大核心期刊体系，其中被广泛认可的有四种，分别是北大核心（中文核心期刊）南大核心（CSSCI）中国科技核心（CSTP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其中南大核心来源期刊，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组织评定，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领域的标志性工程。因此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从影响力来讲，属于国内最权威的期刊等级。而国际核心期刊，被广泛认可有四大检索，分别是：SCI《科学引文索引》（是由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出版的一部世界著名的期刊文献检索工具）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的，可以用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论文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的大型检索工具）EI《工程索引》（供查阅工程技术领域文献的综合性情报检索刊物）STP《科学会议录索引》（是由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出版，用于收录生命科学、物理化学科学、农业、生物和环境科学等学科的会议文献）其中SCI最能反映基础学科研究水平和论文质量，集中了各个学科高质量论文的精髓，因此SCI一直是世界科技界密切关注的核心和焦点。对于硕博毕业生发表论文，本科高校及以上的教职老师、企业中层管理人员评定职称时，通常会选择北大核心、南大核心、以及SCI。具体的选择则根据个人学术研究方向以及高校要求，单位评定职称的等级来判定。普通期刊就是除核心期刊之外的一般刊物。与核心期刊相比，普通刊物的收录难度较弱，用稿发表的周期性更短，费用也更低，适用率也很广。无论是初高中学生出国留学或参加大学自主招生，还是本科在读人员评定三好学生、奖学金，以及大学应届生求职找工作，在期刊发表一篇能彰显个专业知识水平的论文，不仅能提高个人的竞争力，还为将来的职业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04那普通人又该如何发表期刊论文呢？发表普通期刊时，投稿人须准备好一篇完整的个人论文稿件。其次找到自己已经了解了的刊物平台，按照平台标注的邮箱信息将稿件发送出去，等待报刊编辑联系即可。而发表较难的核心期刊时，硕博在读学生可寻求导师的推荐、学长学姐的帮忙，找到合适的途径。在职人员或普通学生则需要自己寻找合适的渠道，或寻找专业领域内的专家学者，进行稿件推荐。但无论是哪一种选择，都无法避免投稿后等待用稿通知的时间冗长。因此，如今的市面上也出现了很多能帮助作者快速发表期刊论文的第三方咨询服务平台，依竹期刊就是其中之一。作者可以找到合适的平台进行投稿，可以快速知道自己的用稿结果，不仅省去了大量的时间，还免去了多余的忧虑。除此之外，依竹期刊还有海量的出版资源供你选择，更有超低的内部价格，可为你节省更多的刊登成本。自成立以来，基于优质的服务，专业、高效的态度，依期刊已成为众多教职学者信赖首选的平台。如果你也有发表期刊论发表、专著出版的需求，关注依竹期刊公众号，即可找到我们。更多期刊专著问题，持续关注依竹期刊，就能迎刃而解~，还等什么，快来关注吧！！

作者朱开鑫腾讯研究院博士后原文发表于《电子知识产权》2020年第5期，内容有所删减。“避风港制度”运行至今已经超过20载，面对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商业模式的演进以及在线版权侵权形势的变化，现代化改革已经迫在眉睫。美国参议院知识产权委员会于2020年2月11日就DMCA现代化议题召开听证会，围绕“避风港制度”的立法初衷、运行问题以及改革路径展开了激烈讨论。[1]欧盟于2019年3月26日通过《单一数字市场版权指令》展示了将网络版权保护推向更高水平的决心。2020年5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经由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而完善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判定规则正是本次立法的一项重点。站在全球平台责任现代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审视和分析美国DMCA现代化听证会的内容，对于我国当下正在进行的平台责任立法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避风港制度”改革背景分析：妥协的产物、合作的机制、矛盾的评价回溯到1998年美国版权立法大环境，可以得出“避风港制度”乃至整个《数字千年版权法》的出台都是互相妥协的产物。1996年发生的两件大事构成了DMCA的整个立法背景，一个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了“数字条约”[2]，另一个是美国国会颁布了著名的《通信规范法案》230条款。美国作为WIPO的核心成员，亟需在条约国内化方面为各国做出表率，因此不得不加紧出台DMCA以符合“数字条约”的要求。[3]版权人担心“230条款”将导致自身在数字环境下权益的丧失，借助于“数字条约”国内化的契机，经过与平台商的博弈，将版权领域的平台责任豁免限制在了“避风港规则”的四种情形之内。图片来源WIPO官网如果用最简明的话来概括“避风港制度”的立法初衷，那就是为版权人和平台商搭建起治理在线版权侵权的合作机制。一方面，由版权人而不是平台商来发现在线侵权行为。另一方面，由平台商而不是版权人来直接处理侵权内容。此外，为了保障此种合作机制的有效运行，国会明确了“通知-必要措施-反通知-恢复（或诉讼）”的完整衔接流程[4]，版权人负有发出合格侵权通知的义务，平台商则需要在收到适格侵权通知后毫不迟延的采取必要措施。对于“避风港制度”的实施效果的评价，可以从规则本身的科学性，版权保护实际效果以及对于平台商的影响三个维度着手。其一，就规则设置的科学性而言。肯定观点认为，“避风港规则”使得平台商可以在审查违法、色情内容的同时获得版权侵权责任的豁免。不仅减轻了平台商的责任，也净化了网络生态环境。[5]否定观点则认为，特定侵权内容发布后，会被大规模的快速复制和转发，并有可能通过各种途径被随时再次上传，“避风港制度”移除单一侵权内容的设定已经没有太多的的实际意义。其二，就版权人保护角度而言。肯定观点认为，相较于版权侵权诉讼，“避风港制度”为版权人提供了高效、及时、经济的维权途径。版权人发现侵权内容，平台商则迅速响应侵权通知。否定观点认为，基于“避风港制度”的规定，版权人耗费庞大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来监测和投诉侵权内容，维权的时间多于创作的时间，慢慢失去了进行创作的动力。[6]流媒体的到来也未能给版权产业带来新的机会，因为在线盗版侵权的泛滥，使得版权授权费用和订阅率都收到极大不利影响。其三，就平台商行为的引导规制来看。肯定观点认为，正是“避风港制度”对于平台商灵活宽松的责任设置才有了今天极具国际竞争力的美国信息服务行业。若随意提高平台商的侵权责任标准，一方面会提升行业的进入门槛，另一方面会使得既存的中小服务商难以为继，最终将损害自由竞争带来的行业繁荣。否定观点认为，“避风港制度”过于倾向平台商的利益，导致平台商出现故意放纵侵权内容传播并牟利的发展趋势。平台商或者不去寻求合法的版权授权，或者利用责任豁免来获得优势的议价地位，挤压版权授权成本，倾轧版权行业的利益。[7]二、制度运行问题：遗忘的前置标准、架空的“红旗规则”、失效的“通知移除规则”美国法院系统对于“避风港制度”长期采取宽松的解释策略，平台商可以享受到的责任豁免范围不断扩大，实际上已经突破了立法者的预期。“避风港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可归纳为三个核心问题：第一，作为责任豁免门槛的“标准技术措施”被长期忽视；第二，“红旗规则”在运行中被实质架空；第二，“通知移除规则”陷入了反复侵权引发的“打地鼠”困境。核心问题一：“标准技术措施”为何会被长期忽视？自DMCA出台以来，美国国会和法院系统始终没有明确“标准技术措施”的具体范畴和界定标准。原因实际也容易理解，从技术层面讲，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且不易预测，标准技术措施的要求必然会不断变化，很难给出一个相对稳定的定义。从价值层面讲，标准技术措施的设定实际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当信息服务行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时，为营造平台发展的有利政策环境，标准技术措施的要求会相应降低；当在线版权侵权问题日益突出，而信息服务行业日益具备增强的技术和经济能力，标准技术措施的要求就会相应提升。图片来源unsplash核心问题二：“红旗规则”是如何被实质性架空的（essentially gutted）？首先，平台商因为被免除了对于在线版权侵权事实的在先审查义务，所以它们缺乏主动发现和处理版权侵权事实的制度动因。其次，美国法院系统在判决中已经明确将“红旗规则”标准限定在对包含定位信息的特定侵权内容的知道，仅仅宽泛的知道自身平台存在版权侵权事实并不会触发责任承担。再次，法院一般会以平台商的雇员，对于专业的版权侵权事实（加之合法授权和合理使用等因素的存在）只能怀疑而无法做出准确判断为由，否定平台商对于知道要件的满足。这便造成了反向激励，平台商出于理性自利只会被动地等待版权人发出侵权通知。核心问题三：“通知移除规则”为何陷入了“打地鼠”困境（The Game of “Whack-a-Mole”）？[8]实践中，“通知移除规则”背离了立法者的立法初衷，慢慢由合作性的机制向对抗性的机制演变：版权人尽可能多的发送侵权通知，而平台商则始终不愿前进一步，仅仅被动地等待版权人通知，移除特定具体的侵权内容。问题在于，在信息传播速度极大提升、内容上传途径日益多样的背景下，当具体的侵权内容被移除后，很快就会有新的侵权内容再次出现，在线版权侵权损害远没有被消除而是在持续扩大。“移除侵权”变成了无休止的“打地鼠游戏”。三、改革核心关切：明确保护诉求、规制恶意平台、回应技术发展技术的发展具有两面性，在带来积极效应的同时，也总是伴随着些许的负面问题。虽然完全杜绝在线版权侵权行为难以实现，但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来配置版权人和平台商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实现更加有效的在线版权侵权治理。“避风港制度”的现代化首先应当明确制度修订需要解决的核心关切，并通过建构符合侵权新形势与技术新状况的具体规则来加以解决。核心关切一：技术背景的变迁引发在线版权侵权形势的新变化，版权人的现实利益诉求需要获得新关切。“避风港制度”诞生的技术背景是，发现一个特定的侵权内容，定位到一个特定的侵权人，在侵权内容扩散前便可以有效的将其移除，版权侵权就此被遏制。[9]但当下信息技术已经获得了极大发展，而版权人真正关切的是如何避免自身作品遭受反复侵权并被大规模的扩散。因此，应当积极回应版权人的现实关切，突破既有对单一版权侵权内容定向清除的规定，重点考虑如何通过规则设计来实现对版权反复侵权以及大规模扩散的抑制。核心关切二：在线内容产业商业逻辑不断衍化，需要对恶意放纵侵权并借此牟利的平台进行有效规制。在制定“避风港规则”时，国会的立法假设是平台商对于在线版权侵权最多会漠视不管（willful blindness），但不会将自身的盈利模式建立在对侵权内容运营的基础上。但时至今日，很多依赖于用户生成内容的信息聚合平台已经不再是单纯对侵权作品漠视不管，而是故意放纵或者变相鼓励用户上传侵权作品来吸引流量并牟取非法利益。[10]核心关切三：回应当下侵权规制技术的新发展，合理设定平台商的责任边界。信息技术的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带来了在线版权保护的新挑战，但另一方面也为打击在线侵权行为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手段。近些年来，版权保护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技术保护工具，很多平台企业已经拥有足够的技术条件对侵权行为进行更高程度的治理和打击。自2015年开始，腾讯、搜狐等国内平台自主研发的“视频基因比对技术”也已经投入使用。[11]四、改革路径展望：内含版权过滤技术的“通知屏蔽规则”“避风港制度”的整体价值需要肯定和维护，但可以从两个路径加以完善：一方面指对“避风港制度”中的“通知删除规则”进行完善[12]，另一方面则主要考虑如何激活作为“避风港制度”进入门槛的版权保护“标准技术措施”的应有价值。国会立法专家在综合把握上述两项路径后，认为应当将“通知删除规则Notice-and-Takedown”升级为“通知屏蔽规则Notice-and-Staydown”，并在此新规则中内置作为“标准技术措施”的“版权过滤技术”。“通知屏蔽规则”的核心内容是，虽然不要求平台商对版权侵权内容履行在先审查义务，但要求他们在收到侵权通知后，提高相应的注意义务，不仅履行对特定侵权内容的移除义务，还应当采取过滤技术检测并阻止同一件版权作品被再次上传。[13]“通知屏蔽规则”的提出体现了美国版权界对于平台商在线侵权规则的两点核心认识：其一，新修订的立法仍应当坚持平台商不承担主动审查和发现在线版权侵权事实的义务；其二，在线版权反复侵权问题日益突出，仅仅移除侵权通知指向的特定侵权内容已经无法实现对版权人的有效保护。“通知屏蔽规则”兼具科学性与经济性。科学性体现在，“通知屏蔽规则”贯彻了DMCA的立法宗旨，实现了版权人和平台商之间的利益平衡。平台商无需承担漫无目的的在先审查义务，版权人则获得了对反复侵权问题的有效打击。经济性体现在，“通知屏蔽规则”能够降低原有“避风港制度”的运行成本。“通知屏蔽规则”存在可行的技术保障和可资借鉴的参照范本。实践中，版权过滤技术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已愈发成熟和完善，并已经被各个平台特别是内容分享类平台所广泛采用。比如国外Google、YouTube研发的ContentID，国内腾讯、搜狐研发的“视频基因比对技术”都可以自动监测和处理此类版权过滤需求。从制度范本来看，欧盟《单一数字市场版权指令》的出台为“通知屏蔽规则”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规定，2021年6月17日前完成相应的版权过滤合规整改，后续的实施效果将为“通知屏蔽规则”的出台提供宝贵的参照。五、理论基础定位：版权“侵权替代责任规则”的回归DMCA“避风港制度”的引入，实际上是建立在版权间接侵权理论体系（包括版权帮助侵权责任规则、版权教唆侵权责任规则和版权侵权替代责任规则）的基础之上，目的是使相关责任规则更具确定性和稳定性，一方面为法院系统的后续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审判指引，另一方面为版权人和平台商提供稳定的行为预期。[14]总体来看，“避风港制度”中的“通知移除规则”的理论基础根植于“版权帮助侵权责任规则”，而“通知屏蔽规则”的理论基础则立基于“版权侵权替代责任规则”。“通知移除规则”的运行机制则完全还原了“版权帮助侵权责任”的认定进路。平台商只有收到版权人发出的包含定位信息的侵权通知，才有义务移除上述特定侵权内容。法院之所以将平台商知道要件的认定限于知道“具体、可识别的侵权行为”，是因为若平台商仅仅是抽象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那么其便无法定位侵权内容，从而有效的移除信息或断开链接以制止侵权行为。但如今，版权保护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推翻了法院系统的假设基础，只要拥有版权作品的必要信息，即使版权人不发送具体的侵权位置信息，平台商依靠版权过滤技术等手段仍然可以有效的制止版权侵权行为。“通知屏蔽规则”的制度初衷实际源于“侵权替代责任”理论。一方面，当平台商收到版权人发出的侵权通知后，已经掌握了被侵权作品的必要信息，加之版权过滤技术的应用，完全有能力阻止平台上同一版权作品被再次侵权上传。另一方面，正如听证会中立法专家所言，实践中大量内容聚合分享平台，利用用户上传的版权侵权内容吸引用户流量牟利，将自身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了版权侵权的基础之上，这实际上契合了替代责任中“直接获益要件”的要求。因而，在前述背景下，平台商收到包含版权人作品必要信息的通知后，不仅需要清除特定的侵权内容，还需要屏蔽相关侵权作品内容的再次上传。图片来源unsplash技术和商业的变化长存，而理论之叶长青。运行20多年后，“避风港制度”的适用情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版权反复侵权和大规模侵权的不利影响，同时也为治理版权侵权提供了有效的技术工具；信息服务行业内部商业模式也在不断演化，一些内容聚合平台面对商业利益的诱惑开始利用“通知移除规则”的制度庇护，故意放纵、变相鼓励侵权内容以牟利。但传统的版权间接侵权责任理论并没有因此过时，反而愈发体现出其现实价值所在，在帮助侵权责任规则遭遇适用瓶颈后，侵权替代责任则为“通知屏蔽规则”提供了理论立基，有效回应了数字时代版权侵权新形势的变化。六、余论与启示“通知屏蔽规则”为运行20余年的《数字千年版权法》“避风港制度”提供了现代化改革的可行性路径。“通知屏蔽规则”一方面积极地回应了版权人对于因信息传播速率的提升而造成的反复侵权和大规模侵权的核心关切，另一方面克服了平台商依赖“通知移除规则”“被动接收通知，定向移除侵权内容”进而放纵版权侵权并牟利的可能。此外，对于版权过滤技术的应用，不仅极大的降低了在线版权侵权治理的成本，还激活了作为“避风港制度”门槛的“标准基础措施”的应有价值。此次DMCA修法听证会只是为“避风港制度”的现代化改革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探索路径，但“通知屏蔽规则”的具体适用仍存在一系列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如何统一不同平台间采用的“版权过滤技术”的标准？这直接影响屏蔽行为的现实效果，不同系统技术在屏蔽准确性方面仍可能存在实质差异。又如，“通知屏蔽规则”的适用对象是否依旧延续“通知移除规则”下的信息储存服务和搜索链接服务？再如，如何克服听证会提出的版权保护技术本身（特别是版权过滤系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仍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妥善解决。回顾欧盟《单一数字市场版权指令》，可以发现其 “版权授权寻求义务和版权过滤义务”的规定与“通知屏蔽规则”存在实质规定的高度一致。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条款虽历经三稿修订，但仍就将重点停留在对“通知移除规则”配套流程的完善上面，始终未能实现对反复侵权内容的屏蔽。[15]我国数字内容产业近年来虽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但以短视频和直播为代表的UGC内容分享平台，实际同样存在DMCA现代化听证会中所提到的故意放纵用户版权侵权牟利的行为。[16]在欧盟明确将“版权授权寻求义务和版权过滤义务”施加于视听内容分享平台，美国提出“通知屏蔽规则”的背景下，如何将上述理念科学的吸纳进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判定规则之中，是后续立法应当思考的题中之意。注释：[1] 2020年2月11号，美国参议院知识产权委员会召开了名为“What is it,why was it enacted, and where are we now”的DMCA现代化修订听证会。修订会共分为上下两个环节：第一环节听证会回顾了DMCA的立法背景和过程；第二个环节听证会围绕“避风港制度”现代化问题，由全美知识产权保护中心（CPIP）Sandra Aistars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Rebecca Tushnet教授，阿克伦大学法学院MARK SCHULTZ教授，密歇根大学法学院John F. Nickoll教授参与了听证答辩。“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at 22: What is it, why was itenacted, and where are we now”。[2]“数字条约”实际包含“版权条约”（WIPOCopyright Treaty, or WCT）和“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IPO 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Treaty, or WPPT）两项具体条约。[3]‘‘The DMCA was enacted in 1998 to implement the World IntellectualProperty Organization Copyright Treaty’’, See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v.Corley, 273 F.3d 429, 440 (2d Cir.2001).[4] DMCA512（c）（2）款“Designated agent”部分明确要求平台商应当为“通知移除规则”提供有效的运行机制，包括明确的侵权投诉处理接收人和在线投诉信息与通道。[5]对于平台内容审查义务公私法相悖的规定，即私法上豁免其审查义务,而公法上明确规定其负有审查义务，我国学界也多有探讨，有学者建议应当建立公私法审查义务之间的防火墙，明确公法审查义务的免责机制。参见姚志伟，《公法阴影下的避风港——以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审查义务为中心》，载《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第100-109页。[6]格莱美奖获得者Maria Schneider就曾在2014年的DMCA修法听证会中指出“通知移除规则”使得美国版权法正在阻碍版权人的创作，“The majorityof my time is now spent simply trying to protect my work online, and only asmall fraction of my time is now available for the creation of music. Soinstead of the Copyright Act providing an incentive to create, it provides adisincentive.”[7] See A. Abbott, et. al.,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Unchained: Why Copyright Law Must be Updated for the Digital Age by SimplifyingIt”, released by the Regulatory Transparency Project of the Federalist Society,October 27, 2017.[8]“打地鼠”的比喻最早由美国动画协会（the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在涉及迪士尼和环球公司的版权维权会议上提出：迪士尼在针对《复仇者联盟·奥创纪元》的版权维权中，对于同一个视频网站在3个月内就发出了34970封侵权通知；环球公司在针对《速度与激情7》的版权维权中，对于同一个视频网站58246封侵权通知。[9]在听证会中，“避风港制度”被戏称为“用20世纪的方法解决21世纪的问题”（A 20thCentury Solution to a 21st Century Problem）。[10]在“Viacom v. YouTube”案中，Viacom在庭审中成功的证明了YouTube意识到了自身网站存在版权侵权行为，并希望通过用户的侵权作品来获利。并说服陪审法庭认可了“YouTube若完全移除平台商的侵权作品，自身流量会降低80%，实际上对于用户上传侵权作品的行为保持了极大的欢迎态度。”See Viacom International, Inc. v. YouTube, Inc., No. 07 Civ. 2103.[11]参见田小军、郭雨笛：《设定平台版权过滤义务视角下的短视频平台版权治理研究》，载《出版发行研究》2019年第3期，第66-69页。[12]“避风港制度”在实施中，虽然存在“红旗规则”被实质性架空和“通知移除规则”遭遇打地鼠的困境，但归属于立法完善层面的问题只存在于后者。因为与会专家认为“红旗规则”被实质性架空，可以通过司法层面的实际操作来加以解决。例如从行为判定角度来看，可以从其内部是否制度化的禁止任何版权侵权检测，或持续不鼓励员工发现和处理显而易见的版权侵权内容等方面来加以判断；从证据认定角度来看，可以根据平台商的内部邮件、备忘录作为证据，审查其是否存在故意放纵版权侵权的行为。[13]将“通知删除规则”升级为“通知屏蔽规则”，由阿克伦大学法学院MARK SCHULTZ教授在此次听证会最后一个环节做主旨发言时提出。[14]参见朱开鑫：《网络著作权间接侵权规则的制度重构》，载《法学家》2019年第6期，第114-126+194-195页。[1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内容，第1194条至1197条是对于平台商侵权责任的规定，虽历经三稿修改，但核心仍然是对于“通知移除规则”流程的完善，在平台商收到合格侵权通知后的必要措施中，始终未提及阻止侵权作品再次上传的义务。这实际上未能很好地回应当下在线版权反复侵权和大规模侵权的形势需要。[16]举例来说，国内近年来围绕游戏版权的直播和短视频平台侵权案件不断发生，游戏版权人在经过艰难诉讼后获得的，仅仅是对起诉前平台存在侵权内容的移除。平台因为不负有后续的屏蔽义务，对于起诉后再次上传的侵权游戏短视频，仍然会放纵其存在和滋生，借以吸引用户、流量来牟利。

01:06封面新闻讯（记者 张杰）“诗圣”杜甫其人其诗，光焰万丈长，深受历代中国人喜爱，也一直吸引着后辈学人研究。11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在“第五届全国人文社科高峰论坛及期刊评价峰会”上，发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18年）》。《报告》基于学科与期刊特点构建了不同的期刊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1291种人文社会科学期刊（2012年及以前创刊）、164种新刊（2013-2017年创刊或更名）及68种英文期刊进行了评价。在报告发布的名单上可以看到，《杜甫研究学刊》，在“中国文学”类，与《红楼梦学刊》《鲁迅研究学刊》《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一起进入12种核心期刊阵营当中。著名画家蒋兆和画的杜甫像《杜甫研究学刊》是海内外目前仅有的公开发行的杜甫研究学术专刊，由四川省杜甫学会和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共同主办。旨在弘扬以杜甫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并持续开展以杜甫研究为中心的学术工作。 《杜甫研究学刊》1981年创刊，原名《草堂》，半年刊；1998年更为《杜甫研究学刊》，季刊。辟有“杜甫研究”、“杜诗学研究”、“版本及评介”、“杜诗鉴赏”、“问题讨论”、“诗圣遗踪迹考”、“域外论杜”、“浣溪丛语”等栏目。学刊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宗旨，宣扬爱国精神和人本思想，深入探讨杜诗艺术。创刊几十年来，登载了海内外一大批著名学者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代表了当今杜甫研究的前沿成果，其中许多文章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杜甫研究学刊》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介绍，2000年《杜甫研究学刊》首次被评为中国社科核心期刊。“18年后学刊再次进入核心期刊系列，这对我们的工作是极大的肯定和鼓励，同时也是一种鞭策。学刊编辑部将更加努力，脚踏实地，编发高质量的杜甫研究论文，不断提高学刊编校水平和学术质量，为弘扬和传承杜甫精神贡献力量。”

来源： 出版发行研究主题出版是聚焦国家政治生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等各方面，围绕其中涉及的重大理论、热点事件、重点题材等，针对特定主题、活动等开展的选题策划、编辑出版、市场营销等一系列出版活动。[1]主题出版服务着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起到传达国家政策、促进舆论引导、凝聚社会共识等重要作用。融媒体时代，媒体间竞争将在多个层面展开，体现在产品创新、渠道开拓、用户管理、形象管理等方面。其中，对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意媒元素的整合运用，以及“跨介质”“跨平台”的传播方式选择，成为媒体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战略。[2]媒体融合意味着行业融合，[3]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拥有一致的价值导向与宣传诉求，二者联动无疑有助于增强主流媒体的整体传播力，推动出版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一、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的联动实践当下传播生态发生深刻变化，主流媒体面临着多方位的竞争。随着社交媒体的流量增长，网民情绪有可能成为左右社会舆论的风向标，在一定情形下甚至会削弱主流媒体设置议程的功能。[4]政论广播电视节目同主题出版有着相似的传播特性，均服务于党和国家政策宣传需要，以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为主要传播目标。由于不同媒介载体的整合传播有助于实现资源通融、内容兼融、宣传互融、利益共融的传播新格局，[5]因而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联动，能够增强主流媒体的整体传播效力，助力出版行业应对挑战，实现转型升级。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的联动，从媒介形态上看，是文字与声音影像的介质联动传播；从行业运作来看，则是出版业与广播电视行业的资源整合、一体化运转。总体而言，二者目标一致、互为手段，双方联动有助于实现不同媒介产品的价值延伸，拓展各自传播渠道，吸引增量受众。一方面，政论广播电视节目的播出能为主题出版图书销售提供宣传平台，受众的节目反馈还可成为主题出版物的素材来源；另一方面，主题出版图书能为相关政论广播电视节目提供知识注解、背景补充等衍生性内容，拓展同类内容的深度与广度，还可收录节目拍摄花絮、主创人员感想等信息，满足部分受众对于节目后台的好奇心。关于主题出版的联动或整合传播，以往曾有学者对主题出版物与广播电视节目的跨行业合作进行了案例分析，如针对学习出版社的跨行业合作实践进行案例剖析与理论解读。[6]此外还有学者聚焦于出版单位对不同媒介形态的整合运用，如选择“图书 短视频”组合，研究出版社内部如何利用短视频对图书产品进行内容补充、阅读辅助和营销推广。[7]整体而言，针对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的联动现象，相关研究在数量和深度上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其系统分析性与理论阐释性仍有待提高。因此，本文拟从跨行业联动的视角切入，对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的联动进行多方位探讨，包括联动实践、联动因素、联动策略等层面的问题。在业界关于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联动的探索中，一些联动实践实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近年来较为成功的案例有《复兴之路》政论片与同名主题出版物的联动。《复兴之路》政论片由中央电视台打造，为迎接党的十七大制作播出，该片讲述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展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历史。2007年10月该片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首播，播出期间反响热烈；次年3月，中央电视台授权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同名丛书，书中除了记述重大历史事件以外，还收录了《复兴之路》政论片解说词、独家采访专家题词、独家采访专家名录、主创人员创作感言、拍摄花絮等内容。图书出版期间，同题政论片在央视重播，收获新一轮收视高峰。同样成功的案例还有《我们走在大路上》系列文献专题片及出版物。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共同摄制了该系列专题片，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经风雨、砥砺前行的伟大历程，及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2019年9月16日起，该片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首播，并在微博、哔哩哔哩、总台所属新媒体平台及主要商业网站等平台上进行全媒体推送。10月1日，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名读物，在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解说词基础上编辑而成，对系列话题的内容进行深度开发与二次传播。整体而言，近年来我国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的联动在实践上有一定发展，但仍未实现常态化运转。爆款联动作品多出现于两会、国庆等重大活动期间，且大多出自于大型出版社与大型广电制作方之手，地方层面的探索实践并不丰富。同时，同议题的图书出版策划与广播电视节目筹备缺乏顶层设计与流程规划意识，联动往往局限在文本扩充层面，在数字资源利用、宣传渠道整合等方面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在主题出版领域，一方面，主题出版在数字化资源整合上取得一定进展，呈现出读者群体大众化、传播渠道多元化和出版主体网络化等良好发展态势。[8]但另一方面，主题出版同样经历着传播效果削弱的困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制作内容同质化。由于主题出版选题多围绕特定时期国家重大事件展开，内容要求相对统一，因此多家出版单位同时策划选题时易发生选题雷同、跟风模仿、简单同质等现象。[9]此外，受过去政治及社会环境影响，我国不少主题出版物偏重于解读大政方针、党史军史一类内容，读物自身以严肃与单调风格为主。[10]其二，受众触达仍有局限。目前主题出版已逐渐拓展到数字出版等领域，采用电子图书、有声图书、数据库、在线课程等新形式助力发行，但受众接触主题出版物仍然以线下渠道为主。传统纸质书销售在比例上仍居主导，多媒介资源整合并不充分，订阅、电子书与数据库销售等数字出版模式未获得充分发展。[11]当下，数字出版对受众注意力的攫取与日俱增，以纸质书为主要形式的主题出版在受众触达上变得愈加窄化。其三，宣传效果飞沫化。一方面，一些出版社将主题出版策划简单视为上级规定动作的执行环节，不能深入发掘主题蕴含的深刻议题，使得出版内容空洞化、“口号”化。亦或是缺乏用户思维，所出版作品艰深晦涩、说教意图明显，难以同民众关心、喜闻乐见的具体问题相联系。另一方面，由于主题出版活动在各个周期内呈现出大致相似的风格特征，部分受众逐渐对其形成刻板印象，会下意识过滤或屏蔽相关信息。由此，主题出版的传播与宣传呈现出飞沫化、低效化的特征，传受鸿沟进一步加剧。二、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联动的驱动因素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的联动是主流媒体提升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路径：符合媒体融合政策最新导向，有助于形成不同媒介形态间优势互补，顺应了出版与广电领域产业升级需求。(一)媒体融合政策指导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四全媒体”的重要论断，将数字出版战略定位提升到新高度，将融合出版推进到深度融合的境界。与此同时，2019年数字出版计划调控的关键词包括“四全媒体”“主题出版”“媒体融合”“深度融合”等要素。[12]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的联动回应了主管部门对主题出版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要求，也是“四全媒体”政策中“全程媒体”理论的具体实践探索。“全程媒体”是指媒体报道的“全时化、即时化、全链条化”，媒体一方面应通过全程追踪、及时报道来争取主动，另一方面要藉由全链条运作来呈现新闻全貌。[13]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的联动既有助于同主题宣传内容在不同时间阶段持续有力发生影响，实现“信息传播的全流程跟踪、全方位挖掘、全角度解析”[14]；又同出版媒体与广电媒体的运作规律相匹配适应，得以延长同一主题传播内容的生命周期。出版物的策划发行与广电节目的筹备制作在时间安排上有一定差异。一般而言，广电节目的制作播出涉及多方人员统筹安排，涵盖策划、调研、摄制等复杂环节，因而需要更长时间落地实施；图书出版在人员安排、技术运作等方面难度相对较小，完成周期更短。因此，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联动能够匹配宣传报道的不同环节，突破报道内容及场景的时空限制，实现从热点追踪到回顾总结的全流程宣传。如2017年迎接党的十九大之际，系列政论专题片与主题出版物先后面世，为迎接十九大营造了浓烈氛围与高昂情绪。首先，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机构推出系列精品政论专题片，包括《将改革进行到底》《法治中国》《辉煌中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强军》《巡视利剑》《大国外交》等七部，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等角度切入，展示了十八大以来我国各方面的发展成就。该系列专题片于2017年7月至10月期间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引发广泛讨论传播。随后11月，人民出版社整合七部专题片解说词，出版了同题图书《政论专题片系列》，并在书中设置二维码，扫码即可观看对应的专题片内容。在此次联动策划中，由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播出周期较长，需提前筹备。以其中《大国外交》专题片为例，该项目从酝酿、启动到完成历时8个月，由中宣部、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项目组不仅梳理查阅了习近平主席出访与演讲的记录及相关论文报道，还走访了外交部、商务部等10多个部委，深入阿里巴巴、北京大学等企事业机构，甚至分赴19国采访大量外国学者以获得全景式报道资源。[15]而同题图书《政论专题片系列》的出版发行，相比之下执行速度快很多。《政论专题片系列》于11月出版，与10月播出完毕的专题纪录片紧密衔接。(二)不同媒介优势互补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均服务于宣传主流思想、弘扬正能量的目标。当下媒介生态中，传播主体日益多元化，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受到冲击，其中宣传类内容传播更是面临受众削减、效果削弱的困境。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的联动使得主流声音能持续性、立体化地影响受众，有助于主流媒体占领舆论高地，充分发挥其舆论引导功能。“2018年以来，互联网和社交平台正在经历一场大规模的‘音视频转向’， 由一个中心化的、以文本为核心的、由思想和理性驱动的‘阅读网络’演化成为由影响力和情感主导的‘收视/收听平台’。”[16]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在内容形态上可形成同频共振，不同媒介形态间的优势互补效益是双方联动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第一，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可以在不同阶段影响受众的信息内容接受。不同媒介形态都有各自的典型性符号系统。如印刷媒介形态的典型性符号系统是文字，广播媒介形态对应着声音，电视媒介形态对应着图像。[17]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分属于不同媒介形态，代表性符号系统分别为文字、声音及图像。受众对于信息内容的接触及认知，分为关注、理解、思考等层层深入的环节。各类符号系统由于形象呈现方式不同，会以不同方式影响到受众的信息认知。首先，图像符号的特征是层次化呈现，其直观、具象风格适于唤起受众浅层关注，促进其内容吸收与理解。不同于文字营造的单一视觉形象，图像是基于时间流动和空间变化的视觉呈现，囊括了色彩、空间、光、肌理、运动等多样化视觉语素，传达了更为丰富、全面、直观的视觉意向，对用户的视觉注意有着更强吸引力。[18]不论是丰富的视觉形象，还是高保真的听觉效果，都在增加内容趣味性的同时，以通俗易懂的形式降低了接受门槛。因此，政论广播电视节目在引起受众关注、促进受众理解信息方面往往拥有不错的传播效果。然而，图像符号也有一定局限性。视听语言的丰富与层次化展现，某种意义上会降低文本的开放性，从而框选限定受众个人的阐释与理解空间。此外，图像带来的丰富视觉刺激还会分散受众注意力，尤其是蒙太奇剪辑手法的运用使得受众关注点在无数画面中跳跃，观者缺乏充足的时间针对某一点进行深度思考与联想发散。其次，文字符号的特征是扁平化呈现，其抽象特征有助于启发受众联想与思考，为读者深度参与文本内容提供了契机。印刷物中的文字内容多遵循线性逻辑，单一线索的推进便于读者摒除噪音，全身心沉浸于文本场景中。此外，文字这一扁平呈现方式也给受众自主解读提供了较大便利，开放的文本环境有助于激发受众主体性，受众能够参与“邀约”，个性化地理解、阐释书中内容。内容不只是从受众脑海中浅浅掠过，而是在受众的自发参与、沉浸思考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其思维方式。因此，主题出版图书往往偏向于在受众的思考环节彰显传播效果。由于文字与图像形式会以不同方式作用于受众对信息的记忆理解，同时作用于受众内容接受的不同环节，进而激发受众达成持续、完整的信息认知，更好实现信息内容的宣传说服效果。因此，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的联动有助于打破媒体机构生产中的介质割裂，打造出“交响乐团式的空间布局”，[19]进而多层次、立体化地影响受众的信息认知与价值判断。对于主题出版物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自身，则能够延伸其影响范围，实现内容说服力的叠加、舆论引导效果的增强。第二，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可以各自适配不同的传播场景。麦克卢汉提出冷热媒介的观点，从数据“清晰度”、受众参与度等角度剖析了不同媒介的特征与差异。麦氏指出，热媒介延伸一种感觉，并使之具有“高清晰度”；冷媒介属于低清晰度的媒介，提供的信息相当匮乏。因此，热媒介要求的参与程度低；冷媒介要求的参与程度高。[20]具体而言，广播被划分至热媒介，信息含量充实饱满，且无需受众深度参与；电视全方位作用于我们的视觉听觉，同样蕴含丰富信息。由于媒介自身数据的丰富性，受众无需深度参与受传活动中，也能轻松获取有用信息。因而政论广播电视节目为受众提供了一种伴随感，受众无需过度专注，在放松状态下也能接受一定量的有效信息。相比之下，主题出版图书尤其是纸质出版物，其扁平化的展现方式使得受众不得不提高专注程度，才能从中汲取更多信息。但另一方面，“文字抽象性、纸张简约性和书本闭合性让图书产品成为意义联想、诠释的起点和矿藏”[21]。基于抽象、简约的文字符号，阅读能让读者逃离真实生活空间的藩篱，给受众提供让想象力驰骋的筑基，受众得以充分享受自我创造的快乐。因此，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的联动，为受众带来了多元化媒介样态，双方优势互补，能够满足受众在视觉、听觉甚至触觉等层面的综合性感官体验，还能适应细分受众的差异化需求，乃至适配同一受众在不同传播场景下的受传期待。需要指出的是，主题出版图书带来的沉浸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带来的沉浸有所不同，前者更多是一种思想沉浸，受众主动将自己放逐于文本中，以一种悠然姿态享受无人打扰的二维世界。后者则更接近于感官沉浸，视听媒体以高清画面、优质声响还原临场传播情境，为受众带来感官上的逼真体验，受众被动沉浸其中。但单纯的感官刺激与受众主动参与、深度思考相比，是否必然有助于强化受众情感认知乃至其态度行为，仍有待实践检验。(三)出版产业升级需要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的联动还适应了出版产业升级需要。媒介技术变更、多主体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出版产业升级迎来关键阶段，亟须完成内容上的数字化转型、渠道上的线上线下融合、市场上的大众化拓展等转变。广电行业的经验与技术加持有助于出版行业拓展产业空间，加速实现发展迭代。首先，二者联动有助于出版行业实现内容上的数字化转型。2015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财政部发布《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指明了出版融合发展的方向，为出版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数字出版作为传统出版行业进行融媒体调适的重要方式，越来越被行业所重视。合理应用数字出版方式，能够极大增强主题出版的声音与效度。[22]这一背景下，主题出版单位由传统的图书出版商逐渐转变为信息和知识服务商，在创新内容生产与服务、拓展新技术新业态等方面都需有更多作为。[23]数字出版要求主题出版商以更新颖、更多样的出版形态展现自身内容，具体表现如电子图书、有声图书的生产，融媒体数据库、在线课程视频的开发等。传统出版行业的强项在于对纸质书籍的编写、印刷、发售，对于视听形态的信息表达则相对较少涉猎。与此同时，政论广播电视节目向来专注于视听领域创作，深谙音视频制作、数字化发行等传播技巧，拥有雄厚的人才资源及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的联动有助于出版行业在资源、经验上获得更多参考借鉴，顺利完成数字化转型。其次，二者联动有助于出版行业实现渠道上的线上线下融合。融媒体时代，出版业完成产业升级包括搭建立体化传播渠道，从而让主流价值通过更广泛的阵地实现传播，让出版成果通过更多渠道发挥作用。如人民出版社建立了包括中国共产党理论资源数据库、中国理论网、党员小书包APP等一系列主题出版的数字化传播渠道。[24]就目前情况来看，出版行业的渠道优势主要体现在线下资源上，包括线下发行系统、销售网络、常态化的线下活动等。其中，出版社多年积淀形成的各项活动尤其为主题出版物的传播发行提供了便捷窗口，如主题阅读活动、座谈会、农家书屋、专家讲座等线下活动，乃至图书订货会、版权交易会、图书博览会等大型国内、国际宣传平台。[25]另一方面，出版行业在线上渠道开拓方面仍有所不足。传统纸质书销售仍然是主题出版的主要传播渠道，订阅、电子书与数据库销售等数字出版新模式未获得充分发展。[26]部分优质数字化产品缺乏有力的宣传渠道，难以获得更广泛传播。总体而言，广播电视行业进军数字化产业的时间较早，曾直接从有线网络传播过渡到无线网络传播方式，且熟知数字媒介技术的最新动向，其融媒体平台搭建比出版行业更加成熟。甚至国内部分广电媒体机构在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上已位居全球前列。如2019年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携手国内先进移动运营商打造了5G新媒体实验室。它把5G技术和4K、8K、VR等超高清视频结合起来，整合所有新媒体发布平台，打造出移动化、社交化、智能化的综合性传播平台“央视频”。[27]因此，主题出版与政论广电节目的联合，有助于前者更快拓展线上渠道，适应受众足不出户的受传场景，同时有助于出版商完成线上线下渠道融通，让该领域的多样态优质内容为更广阔的受众群体所见。最后，二者联动有助于主题出版实现市场上的大众化拓展。主题出版图书过去存在过于依赖系统发行的弊端，数字化资金以出版社投入、资源合作和国家相关重点项目投入为主，经济产出不足以覆盖行业各类出版策划活动。[28]但出版社的企业属性迫使出版方在保证主题出版公益性的前提下，必须兼顾市场性，追求市场效益。[29]与此同时，出版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且经济附加值较低的产业，随着人工、物料、物流等成本的攀升，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很多出版社入不敷出，无力支撑出版内容的精品化制作与输出。[30]因此，主题出版理应促进大众化发行及市场化销售，实现“销售市场由政府有形市场向无形市场自发购买转变”：主题出版物不只是“躺”在广大干部群众的书架上，更应走入“寻常百姓家”，为广大人民群众阅读收藏。[31]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的联动，有助于主题出版获得增量受众。由于广播电视节目的受传门槛较低，拥有更广泛的受众流量，因此联动能将一部分视听受众转化为主题出版图书的读者，带动出版物销量，增加出版方影响力。此外，如果主题出版物为政论广播电视节目提供了前期策划素材，还有机会获得分成，进而拓展收益来源。三、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的联动策略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实现联动，可从全程机制、互动主体、IP打造三方面进行实践探索。(一)全流程策划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实现有效联动，需遵循全流程策划、多环节配合的原则。纲举目张、统筹全局的整体思维有助于打通联动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实现流程再造、一体化生产运营，亦有助于打造独特品牌，创造规模效应。具体可从策划、制作、分发、反馈四个环节来考虑。首先是策划层面，应综合考虑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的呈现特点与传播周期，明确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侧重点与主要传播渠道，合理设计联动实践机制，以充分发挥出版物与广播电视节目的传播潜力。出版方应当以主题出版产品为纽带，联合各新媒体行业，以融媒体合力对出版物的生产、销售、营销与衍生服务进行整体规划。[32]此外，既要确保同一主题下各媒体形态产品调性同一、风格一致，又要充分调研市场同类内容，实现差异化产品定位，避免同质化竞争，努力打造特色鲜明的出版与广电节目品牌。全面、完善的顶层设计有助于后期充分利用各类资源，协调不同创作主体的分工与合力，使不同步骤之间环环相扣、层层深入。其次是制作层面，应针对主题出版领域与政论广电领域的各自优势，构建错落有致的精品化产品布局。主题出版方以印刷出版物为重心，兼顾电子书、融媒体数据库等数字出版物，政论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方则致力于产制相应的广播栏目、系列电视专题片，同时配合生产剪辑短视频，以弥补传统主流媒体在社交平台内容布局上的不足。以短带长、整散结合，不同形态内容间形成互文共振，从而强化统一主题的传播与宣传。出版与广电的跨行业合作有助于双方资源的深层次挖掘、深度开发，主题出版在数字化内容制作方面可以向政论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方汲取经验，政论专题片在宣发与解读的文案撰写上则可以向出版社学习。关于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在制作层面的联动实践，学习出版社的经验值得借鉴。该社与有关单位组织策划了“信仰的力量——纪念建党95周年全媒体系列活动”，线上与线下打通，图书与网络结合，构建出主题出版的立体传播体系。内容涵盖文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微视频《历历在幕》、书籍《中国共产党历史知识问答》，及“九十五载辉煌——党史党建知识竞赛”活动等内容，[33]引发热烈反响，为纪念建党95周年营造了浓厚的氛围，收获了优质的传播效果。再次是分发层面，需形成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的联动宣传。主题出版的传播渠道以线下及线上书城出售为主，近年来也有一定的融媒体出版物在网络平台推出；政论广播电视节目过去以广播、电视为宣传触点，如今逐步实现大屏与小屏结合的多终端传播，其中社交网络平台越来越成为带动政论广播电视节目收视率的流量入口。具体而言，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的联动中，应实现不同媒介形态产品的关联，同时在多种渠道布局各类内容的宣传。如政论专题片播出中可加入相应的图书链接，图书内页正文中可安置对应的视频资源二维码等。此外，布局传播渠道应从选题策划的源头就开始考虑。如此运作，后期营销中就带有先天的渠道传播优势，从节目策划到播出，再到最终的出版物面世，每个环节都有全流程营销的特质。[34]比如可以利用头部政论专题片作品建立流量入口，通过互联网平台集聚用户，达成分层次、立体化的传播效果。或是借助新媒体矩阵对主题出版图书及政论广播电视节目进行营销，形成同类内容、复次传播的规模效应。最后是反馈层面，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的联动需打通不同反馈渠道，尤其要重视对线上即时评论的捕捉挖掘，形成良性的互动反馈机制。对主题出版而言，除了图书销量等线下渠道反馈机制外，还需注意受众在新媒体平台上的反馈，如豆瓣、知乎、微博等平台上的相关书籍评价，实现传播效果的数字化监测、精细化评估。对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而言，则可以通过网友弹幕等多元化形式监测受众反馈。联动情境下，由于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遵循同一主题进行内容生产，因此受众对对方产品的评价反映也可参考借鉴到自身内容创作的改进中，从而增强生产效能，提升传播效果。(二)双主体并举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的联动，不是单线条的联动，而是多路径并举，各环节穿插配合的双向联动。“联”与“动”不仅包括联合，还强调动态的合作过程。不是一行业对另一行业的被动配合，而是联动双方均有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的空间。首先，联动应当明确双重主体这一核心。当下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的联动实践多以广电行业为核心，主题出版在策划构思、制作宣发等方面均被置于链条末端。典型的形式如前期播出政论专题片，后期推出同名纪录片解说词出版图书。然而，以政论广电节目为联动重心，一方面未能充分发挥主题出版的能动性与潜力，另一方面也无助于出版行业转型升级。二者科学联动，应当秉持双重主体原则，充分发挥不同行业的能动性。主题出版物不只是配合政论广播电视节目宣发、延长节目热度周期的阶段性任务或工具，它也是重要的任务主体，主题出版本身就是联动的核心之一。而从政策层面来看，提升主题出版在二者联动中的主体地位也有助于落实国家对于增强主题出版引领力影响力的政策要求。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主题出版工作的通知(中宣办法〔2018〕1号)强调：“面对国内外不同读者群，多层次、立体化、分众化地开发主题出版选题，创新话语表达、内容形式和传播方式，不断增强主题出版的引领力影响力。”此外，从客观条件来看，主题出版自身拥有充分的底蕴积淀，其丰富的内容题材与广阔的作者资源能为政论广电节目提供创意来源与制作资源，实现行业间互利共赢。其次，联动应当遵循动态运转的程序要求。一般而言，广播电视节目的策划周期长于图书出版，节目的拍摄、制作、宣发成本与难度大于出版物的策划发行。如何在流程与时间上适配二者需求是开展联动的前提。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的周期性一般可以预见，围绕重大主题报道展开的相关策划尤其如此，如每年的两会活动、重要的国家周年纪念日活动等一般会提前布局。因此，在开展联动实践之前能够提前协调好双方的时间规划。具体而言，可以根据宣传内容的形式要求与时间安排，确定联动在核心任务上是先广电后出版还是先出版后广电，形成灵活多样的动态合作形式。既可以以专题政论片启动传播，以主题出版物扩大话题热度；又可以在出版物畅销的基础上，借助同题政论片的播送赢得口碑，提升传播效能；还可以二者结合，实现高效有序的双向互动机制，进而充分发挥主题出版与政论广电节目在媒介形态与传播渠道上的优势互补效益，藉由二者在传播文本上的互文映照、传播形态上的借鉴参照，叠加传播效果，扩大传播范围。最后，联动应当形成网状结构的组织布局。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的联动不是单向的流程衔接，而是部门对接、多环节配合的网状联动。一方面，网状联动体现在机构整合层面。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共同服务于主流声音传达、正确舆论引导的目标，以整体思维视之，二者均为传播环上的重要主体，由统一的传播任务串联，其中行业内部的各个部门构成传播网络上的重要节点。而打破各部门之间彼此割裂的状态，打通传播节点间的沟通纽带，才能形成更顺畅的传播。进而打通行业壁垒，完善组织协同机制，实现不同传播机构间的技术共享、资源流通，促进人才资源的合作学习。此外，此举还有助于增加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彼此的内容适配性，形成一体化传播结构，推动传播效用的最大化。具体实践层面，由于主题出版与政论广电节目均已实现一定程度的融媒体转型，在行业内部形成了相应的融媒体分工。因此，主题出版方与政论广电节目制作方可以通过建立以媒介形态为导向的合作制度来实现部门联合。比如针对短视频宣发的任务，双方各自的短视频团队可以分享创意、共享资源，以提升内容制作的质量与效率。另一方面，网状联动还体现在传播活动安排层面。融媒体时代，繁复的内容信息使受众的兴趣阈值大幅提升，与单一的传播形式相比，多样化的传播样态对于唤起受众注意力及传播愿望显得更为有效。因此，主题出版与政论广电节目双方应当确立分工明确、协调高效的融通机制，营造出立体融合的新型传播生态。具体的联动路径可参考借鉴融合化营销的逻辑，即在不同的媒介产品及服务中穿插彼此的推荐宣传。融合化营销是指针对目标用户，通过书籍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平台等多样化媒介形式与渠道路径，来实现内容的整合营销。[35]在这一点上，学习出版社的联动实践值得借鉴。该社整合多方资源，拓宽出版载体，延伸产业链条，形成了多样化的出版业务布局。学习出版社与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主体联动配合，协调组织创作了《中国之路》《百年潮·中国梦》《劳动筑就中国梦》《大抗战》《信仰的力量》等影视作品，并推出相应的出版选题。其中大型学术政论电视专题片《中国之路》荣获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音像出版物奖，在受众中引起热烈反响；《百年潮·中国梦》在电视上播出后，亦形成轰动效应。[36](三)IP态打造近年来，IP概念的流行为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的联动与IP运作法则不谋而合，均强调同主题内容的多样态生产传播。因此，将业已成熟的IP运作模式引入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的联动实践中，有助于激发联动活力，提升合作效益。“IP”是“Intellectual Property”的缩写，译为“知识产权”。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热议的IP主要是指著作权，针对那些具有核心创意及广泛受众，能为融媒体时代内容产业吸纳的著作权载体，包括文学、影视、游戏等各类型作品的版权。[37]IP被诸多文化产业主体所青睐，重要因素之一就在于优质IP往往自带粉丝基础及话题热度。因此，利用既有IP进行创作，一方面能够获得基本成型的创意来源，降低创作成本；另一方面，同类IP的其他形式作品还能为二次改编创作宣传预热，减少前后期宣发成本；此外，IP自带庞大且稳定的粉丝基础，某种程度上可以降低经营风险，“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是拥有了一定量受众基数的传播。具体而言，如何利用IP促进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的联动实践，可以从产业链一体化角度进行分析。首先，对于产业链上游，应当大力培育孵化优质IP。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宣传导向一致、内容特性相符，打造与二者相匹配的IP有助于同时扩大双方的传播力影响力。纸质及数字出版物、广播电视节目、网络视频等，既是版权内容的发源地，又是版权内容产生价值及增值的结构系统。[38]一方面，可以在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的开发环节就设定规划好IP方向，进而在不同内容的生产中逐渐培育出IP。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既有主题出版物或政论广播电视节目中孵化IP，以某一爆款出版产品或专题片为依托，在此基础上继续开发同主题其他形态的作品，实现初创产品的复次传播，带动衍生产品的广泛销售。其次，对于产业链中游，应当产制不同媒体形态的IP作品。“通过与新媒体的融合，做到一个内容多种创意、一个创意多次开发、一次开发多种产品、一种产品多个形态、一次销售多条渠道、一次投入多次产出、一次产出多次增值，既扩大主题出版物的影响力，又提高其经济效益。”[39]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联动，也应充分发挥不同媒介形态的优势，做到同一IP的多种创意开发、复次增值传播，实现版权内容传播的放大效应。近年来，已有一些传统出版社将版权授权给广电行业完成新的产出。如2016年1月12日，青岛出版社将其享有著作权或取得合法授权的各类文字作品,制作成适于网络平台传播的音频作品,并将其授权给喜马拉雅FM平台进行市场传播推广。[40]最后，对于产业链下游，应当注重社交化营销。当下电视、电脑、手机等终端形成多屏融合态势，受众拥有更加便捷的途径接触到IP产业链的多样化内容输出，也能更加自由地抒发自己作为受众的意见评价，其中社交平台是受众与信息连接的重要触点。IP的社交化营销通常对IP作品提升短期热度有重要的催化作用，社交媒体兼具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的优势，借助社交媒体平台进行推广营销，有助于迅速造势、引发关注。[41]此外，社交化营销还便于传播主体监测受众对IP下属不同形态内容的反馈数据，从而有助于其对版权内容消费者进行数据分析、用户画像，并进一步助力内容生产与宣发的调整。主题出版方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方应当构建云、网、端无缝对接的服务及应用，利用好受众在网络社交活动中产生的各类内容及数据资源，从而将其整合为媒体的生产要素与资产的一部分。[42]四、结语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会上提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催化融合质变，放大一体效能，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43]主题出版图书与政论广播电视节目的联动，不仅是新形势下主题出版应对传播挑战的有效策略，更有助于我国主流媒体的融合转型与纵深发展，巩固党的新闻舆论阵地，实现媒体弘扬正能量、传播主旋律的价值追求。随着5G、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迭代进入新闻传播领域，主题出版将拥有更加丰富的资源实现多面向的跨行业协作。彼时，主题出版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与精品化发展在新要素的驱动下，将呈现更加蓬勃的发展态势，也为我国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增添更多发展机会。(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1]李建红.2003—2017年主题出版的选题特点、矛盾及对策[J].出版科学，2018，26(1)：33-37.[2]栾轶玫.融合时代传统媒体“转型”的方法与路径[J].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2014(1)：138-153.[3]金书羽.融媒体时代的主题出版创新路径探析[J].新媒体研究，2019，5(24)：67-69.[4]沈正赋.“四全媒体”框架下新闻生产与传播机制的重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3)：8-14.[5]孙利军，周珣.融媒体时代主题出版数字化创新策略研究[J].出版发行研究，2019(12)：41-46.[6]李建红.探索融媒体新形态 创新主流价值传播新模式——专访学习出版社社长董俊山[J].出版参考，2017(1)：9-12.[7]徐海龙.“图书 短视频”的链路结构和互利共生[J].出版发行研究，2020(3)：26-31.[8]向芝谊.融媒体时代主题出版数字化的资源整合[J].出版广角，2020(7)：36-38.[9]肖林霞.论主题出版的选题策划及创新[J].出版发行研究，2015(12)：56-59.[10]王瑞晴.努力做好新形势下的主题出版工作[J].传媒论坛，2019，2(24)：6-8.[11]孙利军，周珣.融媒体时代主题出版数字化创新策略研究[J].出版发行研究，2019(12)：41-46.[12]张新新.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深度融合，推进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2019年度数字出版盘点[J].科技与出版，2020(3)：13-27.[13]栾轶玫.媒体“四全”阶段融合新方向——跨界融 智能融 结构融 正面融[J].军事记者，2019(3)：10-12.[14]崔士鑫.建设“全媒体”，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1·25”重要讲话精神[J].传媒，2019(3)：30-33.[15]华声在线.《大国外交》首播完毕听写作班子牵头人严文斌讲述背后的故事[EB/OL].(2017-09-02).https://www.sohu.com/a/169120021_119717.[16]史安斌，王沛楠.2019全球新闻传播新趋势——基于五大热点话题的全球访谈[J].新闻记者，2019(2)：37-45.[17]杨保军.扬弃：新闻媒介形态演变的基本规律[J].新闻大学，2019(1)：114-116.[18]李颖，刘华玉.屏幕阅读的视觉传播模式及效果研究[J].出版科学，2019，27(4)：63-69.[19]栾轶玫.融媒体时代新闻生产的流程再造[J].视听界，2010(1)：24-26.[20]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1-52.[21]徐海龙.“图书 短视频”的链路结构和互利共生[J].出版发行研究，2020(3)：26-31.[22]李建红.2003—2017年主题出版的选题特点、矛盾及对策[J].出版科学，2018，26(1)：33-37.[23]韩建民，熊小明，王卉.新时代主题出版的发展思考[J].出版广角，2019(4)：24-29.[24]向芝谊.融媒体时代主题出版数字化的资源整合[J].出版广角，2020(7)：36-38.[25]金书羽.融媒体时代的主题出版创新路径探析[J].新媒体研究，2019，5(24)：67-69.[26]孙利军，周珣.融媒体时代主题出版数字化创新策略研究[J].出版发行研究，2019(12)：41-46.[27]黄鹂.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短视频发展战略[J].新闻战线，2019(11)：36-39.[28]孙利军，周珣.融媒体时代主题出版数字化创新策略研究[J].出版发行研究，2019(12)：41-46.[29]肖林霞.论主题出版的选题策划及创新[J].出版发行研究，2015(12)：56-59.[30]匡文波，童文杰.从IP热看出版业的创新发展[J].出版广角，2016(11)：14-16.[31]韩建民，熊小明.新时代主题出版的八大转变[J].出版广角，2018(6)：6-8.[32]金书羽.融媒体时代的主题出版创新路径探析[J].新媒体研究，2019，5(24)：67-69.[33]李建红.探索融媒体新形态 创新主流价值传播新模式——专访学习出版社社长董俊山[J].出版参考，2017(1)：9-12.[34]王慧婷.红色主题的融媒体出版探索[J].采写编，2018(1)：37-38.[35]匡文波，童文杰.从IP热看出版业的创新发展[J].出版广角，2016(11)：14-16.[36]李建红.探索融媒体新形态 创新主流价值传播新模式——专访学习出版社社长董俊山[J].出版参考，2017(1)：9-12.[37]刘琛.IP热背景下版权价值全媒体开发策略[J].中国出版，2015(18)：55-58.[38]刘琛.IP热背景下版权价值全媒体开发策略[J].中国出版，2015(18)：55-58.[39]周慧琳.努力做好新形势下的主题出版工作[J].出版参考，2017(1)：5-8.[40]青岛出版社业务外延探索建设互联网电台[N].齐鲁晚报，2016-01-12.[41]匡文波，童文杰.从IP热看出版业的创新发展[J].出版广角，2016(11)：14-16.[42]周荣庭.建设全员媒体的思考[N].安徽日报，2019-02-12.[43]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EB/OL].(2019-01-25).http://m.cnr.cn/news/20190125/t20190125_524494294.shtml.

什么是核心期刊核心期刊是指刊载论文数量多、品质高，而且能反应出该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及发展趋势，受到读者重视之学术期刊。此概念由英国布莱德福（Samuel Clement Bradford）提出，所谓的布莱德福定律即是指文献分散定律，说明某一学科中多数的论文及研究成果，集中于该学科中少数的核心期刊之中基本概述核心期刊——某学科（或某领域）的核心期刊，是指那些发表该学科（或该领域）论文较多、使用率（含被引率、摘转率和流通率）较高、学术影响较大的期刊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又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双核心概念目前国内有7大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遴选体系：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又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以及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如果该期刊被同时被两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认定为核心，那么该期刊就是双核心期刊了。比如，既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又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双核心期刊与单核心期刊在职称评选中，均为核心期刊。但双核心期刊的学术水准自然要更好一些。核心期刊论文对格式要求往往比较严格，对于常常只注重论文内容不注意形式的作者们来说，核心期刊论文的格式要求直接影响编辑的审稿印象和成功通过与否，显得格外的重要核心期刊论文的格式要求会根据不同的期刊会有所不同，但是绝大部分都是一样的，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掌握了论文发表的基本格式，就算期刊编辑有再复杂严格的格式要求，也能轻松搞定，让论文投递更加有把握核心期刊论文的标准格式为：文章标题、作者姓名、作者单位(包括单位全称、邮政编码)、摘要(以摘录或缩编方式复述文章的主要内容)50～300字、关键词(选用可表达文章主要内容的词或词组)3～8个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1] [2] [3]……(一般期刊还要求英文摘要和英文关键词) 作者简介与作者联系方式针对以上格式组成还须注意的是：一、标题核心期刊论文题目是一篇论文给出的涉及论文范围与水平的第一个重要信息，也是必须考虑到有助于选定关键词不达意和编制题录、索引等二次文献可以提供检索的特定实用信息论文题目十分重要，必须用心斟酌选定。有人描述其重要性，用了下面的一句话："论文题目是文章的一半"(1)准确得体 要求论文题目能准确表达论文内容，恰当反映所研究的范围和深度(2)简短精炼 力求题目的字数要少，用词需要精选。至于多少字算是合乎要求，并无统一的"硬性"规定，一般希望一篇论文题目不要超出20个字.参加医学论文发表相关栏目文章(3)外延和内涵要恰如其分 "外延"和"内涵"属于形式逻辑中的概念。所谓外延，是指一个概念所反映的每一个对象;而所谓内涵，则是指对每一个概念对象特有属性的反映。例如：如何快速发表论文二、正文核心期刊论文格式要求正文篇幅一般在5000--10000字不等，包括简短引言、论述分析、结果和结论等内容。文字太少就不能充分展开论述。文中出现的外文缩写除公知公用的首次出现一律应标有中文翻译或外文全称文中图、表应有自明性，且随文出现，并要有相应的英文名。文中图的数量一般不超过6幅。图中文字、符号、坐标中的标值和标值线必须写清，所有出现的数值都应标有明确的量与单位。文中表格一律采用"三线表"。文中有关量与单位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用单个斜体外文字母表示(国家标准中专门规定的有关特征值除外;如要表示量的状态、序位、条件等，可对该单个字母加上下角标、阿拉伯数字以及"′""^"等)，避免用中文表示。正文章节编号采用三级标题顶格排序。一级标题形如1，2，3，…排序;二级标题形如1.1，1.2，1.3，…排序;三级标题形如1.1.1，1.1.2，1.1.3，…排序;引言不排序三、参考文献核心期刊论文格式要求有专著(M)，论文集(C)，报纸文集(N)，期刊文章(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其他未说明文章(Z)参考文献如为专著，项目包括：作者姓名. 书名. 版本.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参考文献如为期刊，项目包括：作者姓名. 版本. 年. 月. 卷(期)～年. 月. 卷(期).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参考文献如为电子文献，项目包括：作者姓名. 电子文献题名. 文献出处或网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四、作者信息包括作者简介(100字以内) 出生年月 性别 毕业院校 学历 主要研究方向。作者联系方式，包括：地址， 邮编，电话，(含手机)E-mail等近年来学术不端现象频出，文章恶意互引、抄袭、造假等现象屡见不鲜，特别是我国科技类期刊被国外知名杂志批量撤稿事件，更是引起国人对期刊评价的深刻反思，核心期刊陷入前所未有的窘境然而声讨之声的指向有点偏了，一些人认为是核心期刊的指标设置和评价方法出了问题。其实，任何指标的设置都有其考量的目标，都是从推动期刊影响力的角度出发的。评价机构在指标推出前必定要做大量的调研工作和测评工作，在取得相对可靠的验证后才用于实践。而如何运用这些评价指标则应该是期刊管理部门和期刊编辑部门以及期刊使用者根据各自不同的目的需求把控尺度、掌握指标的应用一些人不去了解或不以应有的学术态度去了解核心期刊的研制目的、应用范围、指标概念、统计方法等，只是一味地排斥核心期刊，只要感觉对自己不利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表现出极强的利己性，这既不是学者应有的治学态度，更不利于期刊的健康发展。此外，科研管理手段的落后与缺失、监管部门能力有限和学术共同体参与不到位也导致在期刊评价中产生的问题与矛盾指向核心期刊的研制期刊评价需要多方面的通力合作和共同努力，既有“人为”的因素，也有机制上的要求。在健全和完善我国期刊评价机制方面要先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即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数据库建设和学术共同体参与一、评价指标体系核心期刊评价广遭诟病的原因是评价指标单一、简单泛化、可操作性差等。严格讲，期刊评价是系统工程，它既是学术评价的一个组成部分，又自成系统。一个设计合理、逻辑关系明晰、指标易于实现的评价指标体系，既应该从政治标准、学术标准、编辑标准、出版标准等具有引领导向作用的宏观层面对学术期刊整体建设进行思考，又要从微观角度考虑评价对象的学科特性、类别属性、层级差异等因素，同时还要兼顾评价指标的有效性、可操作性和拓展性，进而达到改进和提升期刊学术质量的目的。此外，由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具有鲜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属性，期刊评价必须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放在首要位置，这一点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上必须有明确的体现二、数据库建设期刊评价至少要有两个数据库做基础支撑，一是引文数据库，另一个是评价专家数据库。期刊引文数据库顾名思义就是将各种参考文献的内容按照一定规则记录下来，集成为一个规范的数据集。引文数据库主要作用表现在：通过统计论文的施引与被引情况反映期刊的利用程度，其期刊与学科的关系指标、摘转指标、影响因子指标均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期刊的学术影响力；通过考察引文库论文的应用情况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期刊的政策影响力；通过论文引证情况可分析期刊国际传播状况，从而反映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一个学科覆盖全面、数据完整、质量优良、遴选科学的期刊引文数据库是期刊量化评价的必备要件。而期刊评价专家库是期刊定性评价公开、公正的保障。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同行评价方法，专家评价在学术期刊评价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专家库的建立要有一整套完备的遴选规范，包括遴选原则、遴选标准、遴选指标、专家产生方式以及易于实现的技术手段支撑。入库专家要具备综合素质高、道德修养好、研究功底厚重、对某一学科领域研究现状与发展有足够了解、在业界有一定权威性和代表性等。只有具备一定规模且具有规范性、标准性、可操作性的高质量学科专家库的支持，才可避免以往期刊评价时“散兵游勇”式的作业方式，实现靶向评价，最大限度地避免人情评议，进而达到公开透明、彰显公信力的同行评议的目的。然而目前几家社科期刊评价体系中尚缺少这样的评价专家数据库，这种局面亟待解决三、学术共同体参与期刊评价是系统工程，不仅需要量化结果的数据支持，更需要同行评议，包括资深编辑、学科专家、评价机构等学术共同体来一起完成。以往的学术共同体，指的是从事科学研究、具有共同信念、共同价值、共同规范的群体。随着社会发展，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的诉求愈发迫切，期刊的学术评价主体不妨做些突破，将评价主体外延扩大，形成一个由期刊界同行、学科专家、重点读者参与评价，评价机构搭台、管理部门监督的新型期刊评价共同体。在这个新型评价主体中大家各司其职、恪尽职守。期刊编辑部门要严格内部评审规范、编辑规范、出版规范、信息化建设等制度建设；专家学者要以高度的责任心、敬业精神和责任感，对期刊的学术性、规范性、前沿性、影响力等方面履行评议责任；期刊管理部门和各级期刊协会组织要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勇于担当，抓好期刊出版事后审读的组织工作，使其制度化，让同行评议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评价机构则要承担起制定和完善期刊评价标准、构建期刊评价体系、协调各方关系的职责，打造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的高水平的专业化平台实际上，只要核心期刊不被学术职务牵涉、利益获取等诸多因素所绑架，还核心期刊本来的学术角色，良好的学术评价生态将不难实现

专著是著作的别称，是指发出的文章或者书籍中的观点和言论是有创造性的，前无古人，后来者还没提出过的思想、科技、方法、技术等等，不是众家之言，是一已之论。但他又是针对某一方面进行的专门研究，形成的全面、系统地论述，内容广博。因为要将复杂性问题的研究过程、形成的成果与成熟观点进行系统论述，因此专著的篇幅一般会比较长。专著体现了科学研究的成果，学术参考价值一般很高。如果著作出版了的话，是有出版书号的，因为有了书号著作权就有了保障。教材我们一般理解的就是课本，以书本为载体，向学生们传授知识、技能及传承思想文化。教材是依据课程标准编制的、系统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教材是课程标准的具体化。教师自己编写或设计的材料也可称之为教学材料另外，计算机网络上使用的学习材料也是教学材料总之，广义的教材不一定是装订成册或正式出版的书本凡是有利于学习者增长知识或发展技能的材料都可称之为教材 ；狭义的教材就是教科书两者的区别：1教材的方式只有主编，专著的著作方式可以有著编著编译译著2专著一般不挂参编，教材有参编3教材的前言上是不写编写字数的，专著一定要写明；看书的目录和内容，教材是从基础深入的那种，偏向于教学内容，专著直接讲前沿科技或某一问题，不在如何教学上做文章图书专著相较于期刊在职称评审中的优势是什么？1.可操作难度小准入要求低现在的职称晋升一般要求发表3-5篇论文，且其中必须有一篇有价值的核心期刊类论文此类论文要求高，操作难度大，而核心期刊量少，审稿严谨，价值也不菲而专著出版工作由出版社全权代理，出版社级别低需求是主编或者副主编编委，字数要求，相对容易操作为解决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以快捷科学的办法运作出版，降低出版成本，提高出版质量与效率，为医护等工作者提供个性化的全程式的出版服务2.操作时间发表论文发表至少3篇省级正规期刊，需要投至不同杂志社，再有杂志社进行审稿杂志社面对四面八方的投稿，质量要求自然会提高，你的稿子稍有瑕疵，就会有石沉大海，不仅浪费了时间还浪费了精力而选择出本著作，从申请书号到印刷出版，周期一般是数月左右，操作周期比核心发表短很多3.更省心省力学术著作惟有出版才能彰显它的价值，作者的真知灼见才为人知晓出版学术著作是医护等最大的心愿，也是他们晋升的重要筹码然而，医护工作者往往潜心进行学术研究，而无暇顾及学术著作的出版工作，更别说为自己花费了大量心血的著作找个合适的出版社了著作的出版流程全权交付与出版商代理，从组稿到编辑校对到印刷出版整个过程实际投入时间与精力要交论文省得多4.相比期刊论文更有法律保障专著有书号所以凭借书号就可以在法律上保证专作者的著作权。5.专著在各种职称评审中加分比较多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对这一方面感兴趣，可以留言，或者进入北京正易文化网站进，会给你专业的意见啊！

2019-04-26 14:27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记者 严粒粒 通讯员 陈菲文章合为时而著。在“主题出版”概念提出的十六年间，一大批配合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党和国家的不同时期主题主线的精品跌出。近年来，因占据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主题出版物更成为出版市场最为强劲的新经济增长点和文化增长点。4月26日，以“思想引领时代——主题出版的使命、特点和趋势”为主题，由中国出版协会、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指导，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主办的首届主题出版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同日，《主题出版发展学术报告（2019）》发布。新时代下，主题出版有何特点、趋势和挑战？出版业如何做深做透、做新、做好主题出版文章？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融媒体与主题出版研究院院长韩建民对报告做了详解。学术报告显示，主题出版概念内涵的扩展。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党领导的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为鲜明的时代特征，主题出版也不再局限于“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就一些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会议、重大节庆日而进行的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主题出版物涉及的“主题”开始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从原来集中于政治类读物，扩展至关注党、国家和社会的核心问题，以及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选题。其次，主题出版发展的新趋势。首先，主题出版物的选题类型从过去重视党史、国史、军史及重大节庆等传统题材，转向不仅重视传统题材，而且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科技文化类、国家意志类、当代中国现实与治国理政类等选题，三种文化的新型复合型选题开始出现。第二，主题出版物的选题角度由以党、政、军为代表的宏观层面，向以地域和行业为代表的中观层面以及以普通人的生活为代表的微观层面拓展，表现出“既有长镜头也有小切口，既接天线也接地气，既有意义也有意思”的特点。第三，出版社的市场意识发生变化，从过去完成任务式地策划不接地气的出版物，向主动策划面向市场的主题出版物转变。第四，主题出版物的外在展现形式逐渐向融媒体转变，“纸”和“电”的结合更加紧密。第五，出版主体更加注重打造主题出版作者队伍。第六，出版社在策划主题出版物方面从短期之作向长远布局转变，逐渐告别临时赶节点式的出版策略，开始向纵深挖掘，向深耕战略转变。其三，出版效应和规律方面，在2018年，我国主题出版领域的实践呈现出了溢出效应、制服效应、集聚效应、双轮效应等四个效应：第一，溢出效应是指主题出版物更容易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注，也更容易激活立体化的出版资源；第二，制服效应是指在策划选题过程中，通过选题的整体设计来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服务大局；第三，集聚效应是指2018年集中出版了一批关于治国理政、改革开放、一带一路等主题的重点出版物；第四，双轮效应是指主题出版一方面要呼应主题、贴合节点，另一方面也要打造精品、形成经典、站稳市场。主题出版目前也存在了若干问题。2018年的主题出版实践与理论建设呈现出了许多令人欣喜的现象，同时目前主题出版也存在若干问题。一，是主题出版选题策划水平有待提高，优质畅销的市场化主题出版物依然欠缺；二，是主题出版物的专业化、学术化水平不高，与精品出版物的差距仍然较大；三，是过于依赖系统发行，面向市场的营销没有形成突出优势；四，是关于主题出版的理论建设尽管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尚不到位，尚未建立相应学术体系和行业规范标准也是不争的事实；五，是主题出版的融媒体和数字化转型之路任重道远；六，是主题出版的“走出去”依然“步履蹒跚”，没有找到理想的国际化道路，完成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升华。如何进一步做好主题出版的建议？专家认为，做好主题出版工作与出版单位的总体发展战略是有机统一的。事实证明，主题出版不仅是与出版社做好学术和专业出版、形成品牌相统一的，而且与出版社经济效益的发展也是相统一的，精品主题出版物不仅可以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其经济回报也是十分可观的。做好主题出版工作与“走出去”战略是统一的。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发展日益受到国际读者的关注。近年来有关方面多次召开中国出版“走出去”工作会议，充分体现了出版在提升国家软实力、增进中国与世界交流互通方面的重要作用。主题出版本来就是在讲中国故事，弘扬中华文化，展现当代中国的魅力与实力，因此主题出版工作与“走出去”战略呈现出更加紧密、互相结合的趋势。主题出版与数字化转型是统一的。主题出版强调与时俱进，因此主题出版物不仅要在主题上适应时代，还要在表现形式上与时代同步。主题出版要真正做到使年轻读者入脑入心，就要积极拥抱新媒体，采取融媒体出版形式。媒体融合正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传统的出版框架，打破不同媒介之间的壁垒势在必行，一些出版单位也正从传统的图书出版商转型为信息和知识服务提供商。主题出版要顺势而为，在创新内容生产与服务、扩展传播渠道、拓展新技术新业态等方面有所作为，使主题出版物的传播更加快捷、更加个性化、更有亲和力。主题出版是近几年全国图书市场的最大亮点。未来几年依然是主题出版的大年，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些重大时间节点标志着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背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繁荣发展的巨大成就，需要出版人来书写和铭记，主题出版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