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医学研究杂志

《中国传统医学比较研究》：董竞成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董竞成教授在《中国传统医学比较研究》一书中，创新性地提出“大中医”理念和方法，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提供学术支撑。最近翻阅我国明代官修本草《本草品汇精要》，其中关于艾纳香的一副插图让我感慨系之，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人和身着汉服的年长者共同探讨艾纳香。这让我对董竞成教授提出的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六阶段论”颇有感触。“六阶段论”阐述了中医学从最初在中国产生，到全疆域实现高水平发展乃至在周边国家产生巨大影响的历程。作者揭示，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是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启迪下，在相关地域原初医疗经验和用药习惯基础上激荡发蒙而产生的。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提出“大中医”理念，即中医学是包括汉医、藏医、蒙医、维医、傣医、壮医、苗医、回医等中国各民族传统医药在内的中国传统医学，是我国各民族传统医药统称。“大中医”并非中国各民族医药的简单叠加，而是植根中华文明土壤的交融互通；不仅是中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更是实现中医学集成创新驱动发展的前进之路。2017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从国家法律层面明确中医药一体性。在对百余年来中医与现代医学的交融发展经验总结基础上，作者从技术层面把中医分为不自觉领先于现代医学的部分、已和现代医学形成共识的部分、需要重新认识或加以摒弃的部分，目的在于扬弃，即明确哪些是需要继承的精华，哪些是需要舍弃的糟粕，哪些是现代科学技术目前还无法辨识的。当然，在此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那些既没有证实也没有证伪的部分。在这次新冠肺炎防治过程中，中医药介入治疗发挥了积极作用，这种切实疗效体现出中医“技术层面”的价值。“技术层面”价值被认可和进一步发展运用，反过来又促进中医文化的深入普及。正如本书所提倡的，我们应该争取尽快实现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在技术层面的融会贯通，在文化层面形成合力，为建设“健康中国2030”贡献力量。医学目的的一致性决定医学发展的趋同性，其走向可能形成一种不分古今和中西，而主要以疗效水平为评价标准并具有一定文化属性的全新医学。强调“文化属性”是因为虽然疗效说服力大，但医学无疑也会受到文化背景影响，不同文化甚至可以决定不同医疗手段在临床的应用。基于此，本书提出“三个融合”理念，对未来新医学实现路径提出构想：其一是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融合，建立中国传统医学新体系；其二是世界各民族传统医学融合，建立世界传统医学新体系；其三是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融合，利用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理论、技术与方法，挖掘阐释传统医学精华，丰富现代医学内涵，提高现代医学发展水平。三个融合同向并行，朝着人类医学更高水平进军。愿景美好，具体实践起来会遇到各种实际困难和挑战。着眼于人类共同的未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大力推进新时代中国传统医学的新发展，医学工作者责无旁贷。(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人民日报 》( 2020年03月31日 20 版)

新华社资料图自新冠肺炎爆发以来，中医药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参与率达90%以上，特别是通过临床筛选出的“三药三方”对于轻症和普通型新冠肺炎疗效确切。今天又一个好消息传来：北京时间5月13日，北京中医药大学刘存志教授团队牵头研究的传统针灸疗法治疗胃肠疾病研究成果——针刺治疗餐后不适综合征的随机对照试验，正式发表于国际顶级医学期刊《内科学年鉴》。功能性消化不良是指上腹部不适或疼痛，通常与进食相关，并且没有可能解释这些症状的器质性疾病。据统计，全球多达8%-12%的人口饱受该病的困扰。尽管不会危及生命，但由于其高患病率、相对年轻的患者群体以及症状的慢性复发性质，给医疗保健系统带来了重大的负面社会经济影响。长期以来，针灸被视为是治疗功能性胃肠疾病的一种潜在有效的非药物疗法。随机对照试验表明针灸是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有效方法，尤其是针对消化不良症状。然而，由于试验的质量偏低、样本量小，在没有进一步证据的情况下很难得出明确结论。针刺治疗餐后不适综合征的随机对照试验，由北京中医药大学刘存志教授团队牵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共同完成。“团队基于多年临床经验，在全国名老中医王乐亭先生创立的老十针针法处方的基础上，强调升降气机、调中健脾治则治法，并根据餐后不适综合征的病因病机特点针对临床常见证型加以辨证取穴。”刘存志教授介绍，该研究共纳入278例患者，患者接受了12次、每次20分钟的针刺或假针刺治疗，持续4周。两组的针刺过程均由获得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证并具有3年以上临床工作经验的针灸师操作。5家医院各有1名针灸师进行针刺或假针刺操作。其中，基于著名针灸医师的处方，针刺组对9个穴位进行针刺治疗；假针组则采用了非穴浅刺法。结果显示，与假针刺相比，4周共计12次的针刺治疗能够显著提高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有效应答率和核心症状的消除率，显著改善了患者消化不良症状和生活质量，且针刺疗效持续到治疗结束后12周，期间症状无复发或反弹。国际功能性胃肠病罗马委员会主席Nicholas J. Talley教授接受美国医学报刊《今日医学要闻》采访时称赞这是一项非常好的研究，并表示“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研究采用了症状缓解和消除的复合主要终点指标；针灸的作用在第4周时达到了这一终点，并且这一益处在停止治疗后仍然持续，这表明针灸可能会改变这种疾病的发展过程。”“在目前西医为主的整体医疗环境中，如何传承创新，使具有几千年历史的针灸医学焕发新春，是当代针灸学者面临的难题。”刘存志教授称，“传承”是根基，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继承针灸经典、前人经验，是针灸发展的必经之路。“创新”是路径，没有创新就不是与时俱进的中医药学。中医因强调个体化治疗，既往很难通过循证医学得到西方学者的认可。此次研究采用严谨的随机对照试验设计，符合循证医学的方法学要求，成果被国际内科学领域“第一刊”《内科学年鉴》发表，不仅为针灸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疗效提供了国际认可的高质量证据，也为针灸的临床实践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00:217月29日，国际著名医学期刊《JAMA Internal Medicine》（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学）全文在线发表了成都中医药大学梁繁荣教授团队牵头完成的“Acupuncture as adjunctive therapy for chronic stable angina：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针刺作为辅助疗法治疗慢性稳定性心绞痛：一项随机临床试验）研究报告。该文通过404例随机临床试验研究证实了针刺作为抗心绞痛药物的辅助疗法对改善患者心绞痛发作次数和程度疗效确切，安全性好。这是继2017年刊登针刺治疗偏头痛临床研究后，《JAMA Internal Medicine》杂志再次发表梁繁荣教授团队研究成果。这不仅标志着我国针灸临床研究质量和水平获得国际认可，也为推动中国针灸研究的国际化和规范化起到积极作用。在我国，针灸作为抗心绞痛药物治疗的辅助疗法，在改善心肌缺血、预防心绞痛复发等方面有悠久的历史，但在有效性、安全性等方面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在梁繁荣教授团队的这项临床试验中，共纳入了404例慢性稳定性心绞痛患者，通过中央随机分组的方法分配到循经取穴组、他经取穴组、假穴组、等待治疗组。该临床试验一共持续20周时间，研究结果显示，循经取穴组针刺可显著减少患者心绞痛发作次数，降低心绞痛发作程度。此外，治疗期间很少发生不良事件。这项高质量临床研究证实针灸作为抗心绞痛药物的辅助疗法，对于改善患者心绞痛发作次数和程度的效果明确，且具有很好的安全性。梁繁荣说，针灸在中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理论独特、疗效卓著。在国际上，已有183个国家和地区广泛运用针灸，这使得针灸学以传统医学典型代表的姿态成为世界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直言，针灸能够在国际上受欢迎，首先在于有效。而目前国内大部分针灸临床报道存在研究设计明显缺陷或以小样本临床病例总结为主，疗效结论可靠性较差，得不到国际普遍承认。随着针灸现代化、国际化发展，如何用现代科技手段和临床研究方法进行针灸疗效评价，提供高质量临床研究证据并阐明针灸经典理论科学内涵已成为世界传统医药研究的重点。封面新闻记者 周家夷

昨天，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研究中心在张江校区成立。该中心具有部市共建和合作共建平台功能，服务于国家中医药国际化战略和中国标准走出去战略。据悉，新中心以3个国际组织的工作机构为核心、以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相关研究机构为基础，总建筑面积约5万平方米，将构建五大科学研究平台：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研究平台、中医药防治慢性病国际标准化研究平台、中医临床医学技术国际标准化研究平台、中医药国际表型组学研究平台、中药新药创新国际标准化研究平台，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中打造全球传统医学的总部。副市长陈群宣布项目启动。【来源：上观】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摘 要2020年6月29日, 英国伦敦和美国费城——全球领先的专业信息服务提供商科睿唯安发布了2020年度《期刊引证报告》（以下简称新版《JCR》）。新版《JCR》受到全国期刊界的广泛关注，为了回应业界关切，让更多期刊业界和学界同仁深入了解新版《JCR》和指标数字背后的趋势，小福团将刘谦、任艳青、任延刚、张莹四位专家对于新版《JCR》看法摘录如下，和大家一起分享学习。刘谦：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中国肺癌杂志》编辑部主任、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抗癌协会医学出版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新版《JCR》出来科技期刊编辑该注意到的几点？北京时间6月29日，业界最为关注的新版《JCR》发布，微信朋友圈马上刷屏。众多作者，特别是学生发出不同慨叹，如同股市一样，“我投中的期刊影响因子涨了！”“我发表的期刊进1区了”……但作为学术期刊编辑，我们应该看到哪些和普通大众不一样的东西？1.总体SCI期刊数量角度JCR报告SCI期刊数是在缓慢增长的（图1），在2007～2011年期间收录期刊数明显增加，其他时间增幅稳定。SCI期刊数增加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全球学科的发展，学术成果的增加，新兴及交叉学科的出现，越来越多的新期刊创办。图1 JCR各版本SCI期刊数变化2.中国大陆期刊量角度JCR报告中国SCI期刊数稳定增加（图2），增幅远超国际总体JCR中SCI期刊总数，这是与中国科研投入，特别是近年国家对科技期刊发展的重视和支持分不开的。图2 JCR报告中国大陆SCI期刊变化3.学科角度2019年度《JCR》中可以发现，按照期刊数排名，数学SCI期刊数是最多的（324本，图3），载文量最多的是综合材料科学129406篇（图4），各学科按照中位影响因子期刊分数最高的是细胞生物学（图5）。因此，各学科由于期刊数，载文量等众多原因，单纯从影响因子，不顾及学科差异来进行简单算分评价是很不合理的。例如数学的中位影响因子是0.797，期刊数有324，也就是说到影响因子第162名St Petersburg Mathematical Journal位置，其影响因子是0.8，而类似期刊数（314）的综合材料学科，同样中间位置（第157位）的期刊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影响因子是2.553。类似情况在各学科是很常见的。单纯追逐影响因子会驱使作者去做交叉学科工作时，倾向于选择中位影响因子高的学科里面去选择期刊，或者投综合科学类期刊。图3 各学科按照期刊数排名图4 各学科按照载文量排序图5 各学科按照中位影响因子排序4.期刊载文量角度载文量是期刊很重要的指标，显示传载知识的容量，可以说与影响因子一样是评价期刊的主要指标。从载文量（论著+综述）排序，可以看出发文量最多的期刊是Springer-Nature出版社的Scientific Reports，发文量19873，考虑到其为OA期刊，每篇文章收取1870美元发表费，所以商业上可以算很成功的期刊。不过不能否认Scientific Reports和PLos One作为经典的巨型期刊（Mega-Journal）的代表，是一种重要的新型科技期刊出版模式，其发表了大量高水平论文，否则也很难保持在影响因子2-4分的水平（考虑其文章各学科差异等因素），运营管理也是非常复杂的工程，非常值得中国期刊借鉴。在榜单第9名还有一本更不可思议的期刊，Springer-Nature出版社的Nature Communications，载文量去年5469篇，影响因子达到12.121，近年稳定在10以上。要知道国内有些人（编辑？作者？）把载文量多的期刊叫“水刊”，那么能办一本每年发表5000多篇文章，而影响因子10分以上的期刊，难度真的无法想象，可以说NC是依托Nature家族声誉与Springer良好管理运营机制合体的成功科技期刊，笔者特别推荐中国期刊虚心向其学习。图6 期刊按照载文量排序5.中国期刊高IF期刊很多，1，2区期刊很多（图7），网络信息已有较多涉及。此处笔者略去一万字表扬内容。主要存在问题：1.缺少国际化出版平台，不仅仅是技术平台，技术平台可以拿来主义，更缺的是品牌平台。细分学科出版市场也是当前学术出版的重要趋势。2.过度重视影响因子会让多数办刊人失去增加载文量的动力。图7 中国影响因子排名前10期刊图8 美国医学会JAMA系列期刊6.小结从JCR期刊收录变化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几点，巨型OA期刊由于完全online，载文量大，周期相对比传统纸刊快，作者保留版权等优势，所以满足相当一部分作者群体的需求，值得我国科技期刊学习其优点；学术出版商细分学术市场一直在进行，结合品牌期刊的“瀑布评审”，可以从高中低端一定程度“垄断”学术出版资源，如果再结合集约化优势，更是值得中国期刊学习借鉴；我国学术期刊“小、散、弱”局面正在逐步改善，在各主管主办单位强有力措施的支持下，应该很快成为国际学术出版强国，让更多的我国作者优秀论文发表在祖国大地上。任艳青：“小编讲堂”核心成员，“小编基金”首期PI中国SCI期刊指标非常亮眼2019JCR，中国SCI期刊指标非常亮眼，比较具有2018IF和2019IF的224本大陆期刊，有31本期刊做到了可被引文献量、影响因子和期刊影响因子百分排位数同步增长。最大提升奖2019JCR中，有27本中国期刊首次获得影响因子，这些期刊表现不凡，其中14本期刊位于本学科的Q1区，9本期刊位于本学科的Q2区。最佳新人奖（Q1区期刊）另有，两本刊Bone Research、ACTA GEOLOGICA SINICA-ENGLISH EDITION 2018年IF被镇压，2019 JCR，Bone Research以Q1区强势回归。数据若有不妥，请指正。任延刚：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慢性疾病与转化医学（英文）》编辑部主任未来如何提升我国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大家期待的新版《JCR》影响因子发布，我们对标世界一流期刊，都在思考。我的学科背景使我非常关注医学综合和临床医学的国内外杂志，对比其影响力：在世界的SCI期刊总排名前列，至少有一半期刊是医学综合和临床医学类期刊；而我们国家的SCI期刊总排名，医学综合和临床医学相对数量少，大部分在排名中游。我个人认为，这和我们国家大学和医疗机构医学方面的影响力、世界排名地位是相符的。未来如何提升我国期刊的国际影响力？第一、还是要依托科学家办刊。举例我曾经参与创办的《Endoscopic Ultrasound》杂志，本次影响因子4.489分，属于消化类Q2，比排名Q1区的期刊差2名，内镜类杂志世界排名第四。他的创刊单位是中国医科大学盛京医院消化内镜中心，内镜学科创始人孙思予教授，长江学者、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第一完成人），在亚洲、亚太、及世界消化内镜领域有很好的影响力。未来这个杂志还有前景，因为报导范围包括整个内镜学科，现在大部分稿件还是消化和消化内镜方面，未来需要广泛宣传和推广，积极吸纳其他医学领域高水平内镜超声文章，吸引世界级高水平各医学专业内镜超声专家加盟编委会，未来杂志影响因子超过5分，Q1区杂志只是时间问题。第二、对编辑人才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作为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参与科协指导的全国科技期刊青年编辑业务大赛，三次青年编辑大赛一、二等奖获奖部分青年编辑来自本次JCR收录期刊，而且这些期刊也属于我国领军和各专业代表性英文刊。他们代表了我们国家新一代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期刊领军人才。还有一部分获奖者是我们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项目杂志的编辑，他们的特点是外语好、学科背景强、有思想、敢挑战。这说明我们的年轻一代青年编辑已经融入到我们对标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追赶行列里，他们是最有希望成就梦想的一代后浪。人才是我们事业最宝贵的财富。第三还是要多和世界一流期刊编辑对话。国际化视角和战略决定我们期刊未来的高度。这个世界看似浑然一体，实际却可以分为不同维度。不同维度的世界，就像一条条平行线，下一个维度的人只能是上一个维度人的意识投射。期刊的三个维度，第一维度是期刊，第二维度是平台，第三维度是数据库。当高维空间挑战低维空间时，具有碾压的优势。比如我们对国际出版商依赖，或者说他们对我们国家期刊的创办、运营和数据库收录的支撑，具有碾压作用。我本人今年当选国际管理与技术编辑学会董事，总部在美国，代表美国先进的办刊理念。还当选国际同行评议周执委会委员，这个组织在英国发起。每月都有至少两次机会和核心成员进行电话和视频会议，推进学会的各项工作。这两个国际组织是有很好编辑实践指导、出版伦理和各种培训以及跨学科、跨专业多样性探索的编辑组织。我希望熟悉和了解后，把他们好的编辑实践和编辑理念推广到国内同行，尤其是青年一代的编辑。我们只有多接触、多了解、多探索，我们才能提升我们国际一流期刊出版的维度和层级，才能真正掌握出版领域的核心技术和软硬件资源。基于此，让我们以愚公移山滴水穿石的韧劲，吹响攻坚克难冲锋号，继续奋进！张莹：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Light学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提高期刊影响力并不是过分追求影响因子6月29日，来自科睿唯安的新版《JCR》新鲜出炉。期刊界同仁纷纷晒出成绩单，学术界纷纷转发、评论，一度刷爆朋友圈！作为期刊界一员，我也聊一聊影响因子那些事！从新版《JCR》榜单可以看出，影响因子达到292.278的CA-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依然稳坐武林第一宝座；世界三大顶级期刊《NATURE》《SCIENCE》《CELL》最新影响因子分别为42.778、41.854、38.637。影响因子超过10的期刊有285种，数量较往年有所增加。再看看中国大陆期刊在新版《JCR》的表现如何。在中国大陆主办的SCI期刊中，有9种期刊影响因子超过10，其中Cell Research影响因子首次突破20，在JCR中国大陆期刊影响因子位居榜首。National Science Review影响因子16.693，在全球综合性学术期刊中位列Nature和Science之后，排名第三。Light: Science & Applications影响因子13.714，位列97种光学期刊前三位，连续六年稳居世界光学期刊榜三甲。近些年来，JCR中国大陆期刊数量增长较为明显，从2014年的185种增至2019年的253种，增长率超过36%。从期刊学术影响力来看，2014年中国大陆Q1、Q2区期刊数量占比约36%，到2019年Q1、Q2区期刊数量占比已经超过50%。除此之外，2014-2019年，JCR中国大陆期刊平均年总被引、平均年影响因子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平均年载文量却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由2014年的158篇下降到2019年的121篇。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科技期刊稿源竞争力有所下降，另一方面，部分期刊为追求高影响因子，减少发文量。这种做法短期内也许有效，但不利于长期提高影响力。2020年2月，教育部、科技部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对破除“过分强调SCI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的不合理导向”提出了明确要求。在文件出台的背景下，我们看待影响因子要有理性的思考。一方面，影响因子只是评价期刊的一个指标，不能等同于影响力，要把期刊做到强而大，还要均衡发展总被引、发文量等学术指标；另一方面，提高期刊影响力并不是过分追求影响因子，要挖掘影响因子背后的价值，即超越论文本身，服务科研发展，注重品牌建设与推广，提供多元化知识服务，努力打造学术界公认的高水平、高影响力学术期刊。近年来，我国先后启动了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中国科技期刊登峰行动计划、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等，不断加大对学术期刊发展的资金支持。在国家政策及项目的支持下，我国越来越多的科技期刊在国际舞台绽放光芒。可以说，中国具备了办好世界一流期刊的基本条件，相信在国家相关部门、学术界和期刊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一大批国产品牌期刊将逐步跨入世界一流期刊行列！来源 | 期刊强国版权保护声明：本公众号选发有优质传播价值的内容，可能会对内容做部分删节修改。我们极其尊重优质原创内容的版权，如本号所选内容未能联系到原文作者本人，请作者和小福团联系。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岑少宇】之前做了几期视频，希望每次通过小段子讲一个小观点，不过很多朋友都极有求知欲，觉得太不满足了。今天我们干脆大干一场：钟南山领衔的关于连花清瘟胶囊的论文，最近正式发表了，不妨把每一部分都好好学习一下。最后也会提到一些热点问题，比如连花清瘟的应用是否不讲辨证？这样的研究是否存在“废医验药”的嫌疑？以及研究人员与连花清瘟胶囊的制造商以岭药业的关系等等，辨析下某些人的质疑是否有道理。如果对论文本身不大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直接跳到后面看。论文题目很长，叫《中草药连花清瘟胶囊改变用途后，在新冠病人中的有效性与安全性：一个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Efficacy and safety of Lianhuaqingwen capsules, a repurposed Chinese herb, in patients with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A multicenter,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光题目里，就有几个关键点。首先是“胶囊”。中草药因为有效成分不明确，研究结果有时会受到质疑，比方说你拿这批药材熬药做的研究结论是“无效”，他拿那批药材做的“有效”，两边到底谁更准确，是不是因为药材本身的差异造成的？或者处理方法的差异造成的？即使有同样的处理流程，多了这么个环节，多少也会增加出现偏差的风险，有时候就说不清楚了。“胶囊”作为一个标准化程度相对比较高的制剂，可以减少这方面的质疑。第二个关键词是多中心。就是说这项研究是多个试验点同时进行的，参与的研究者不同，按照相同的方法试验。虽然影响因素可能更多了，难度更大，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依然得出有效的结论，那就更为可信了。我国1985年的《新药审批办法》里就规定，“每一种新药的临床研究医院不得少于3个”，而“增加适应症的中成药”，也是《新药审批办法》规定的新药。现在用的是2007年通过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里面有专门一章是“多中心试验”。可见我国对临床试验的重视。第三个关键词是前瞻性。与前瞻性相对应的，是回顾性。前瞻性就是先设计试验，再搜集资料，回顾性是搜集已经有的临床资料，总结总结。临床问题比较复杂，非研究人员之前搜集的资料，未必完整，你想要这个，他搜集的是那个，所以回顾性研究往往被认为质量相对较低，前瞻性的质量相对更有保证。导言部分下面我们来看看正文。在导言里，论文特别提及新冠病毒会造成“肺部炎症和浸润，以及全身炎症细胞因子风暴，及时治疗是治疗Covid-19的关键”。作者还说“传统医药经过了长期的演化”，“被证明对流感有效”，“受此启发，传统中药被改变用途，用于新冠治疗”。这里还没有明确提及连花清瘟，句末引用的文献来源是《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但在句中说对“流感有效”时，引用了一项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的2011年的双盲研究，正是连花清瘟胶囊治疗H1N1的。这项研究是北京佑安医院与以岭医药研究院下面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络病重点研究室等机构共同完成的。研究虽然没有设置空白对照，但与奥司他韦相比，病程中位数、病毒脱落时间中位数都没有显著性差异，在发热、咳嗽、咽喉疼痛、乏力的持续时间，以及靠打分计算的病情严重性上，则显著改善。下一句，作者引用别人的研究说，对几种候选药物已有所探究。这里说得稍微有点模糊，因为紧接着上面的“传统中药”，我一开始以为是几种中药候选者。不过仔细看引用的文献，其实是武汉病毒所和国家应急防控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发表在《细胞研究》上的“给编辑的信”。他们通过体外试验，研究了一批现代药物，包括利巴韦林、喷昔洛韦、法匹拉韦、萘莫司他、硝唑尼特、瑞德西韦和氯喹，结论是瑞德西韦和氯喹可以有效抑制病毒。这说明，看论文不能想当然，毕竟现在和几十年前不同，文章都是惜字如金，难免有模糊的地方，一定要再去看看引用的文献。作者随后说，“在最近发表的文献中，以岭药业的连花清瘟胶囊可以在体外显著抑制新冠病毒复制，改变病毒形态，显示出抗炎症的活性”。这项体外研究也是由钟南山团队完成的。当然，不管是瑞德西韦、氯喹，还是连花清瘟，体外研究确实不能真正作数，主要的意义在于启发人们进行下一步的临床研究，或者机理研究。可以说，它基本完成了“历史使命”。论文接着提出，“连花清瘟胶囊可能显著（could significantly）改善主要症状（如发热、咳嗽、乏力），缩短病程”。此处引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发表在中文杂志《世界中医药》上的《连花清瘟颗粒治疗54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临床分析及典型病例报道》，另一篇也是中文文献，发表在《中医杂志》上的《中药连花清瘟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病例63例临床观察》。这两篇文章都基于连花清瘟颗粒，质量不算高，都是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样本数量也偏低。而且前一篇没有对照，当然也没有显著性检验，原话也比较谨慎，是“明显改善”，其实没有提“显著”这样的术语。后一篇虽然有对照，有显著性检验，但病人收入时按照当时的第四版诊疗标准只是疑似病例，由于试剂盒供应等问题，没有纳入核酸标准，作者解释说，按第五版“现均为临床诊断病例”。但我们在第七版里可以看到，确诊病例还是要核酸或抗体检测，所以这样的研究存在非常大的漏洞。回到钟南山他们的论文，接着就提到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第七版也有连花清瘟胶囊，不过没有具体展开。我们回顾下，方案仅仅是在“医学观察期”，临床表现“乏力伴发热”时，推荐了连花清瘟胶囊或颗粒，是三种药物中的一种。有这些铺垫，也就引出了新研究的必要性。方法部分下面我们进入“方法”部分。论文开篇就明确，这是项“开放性研究”（open-label），也就是“非盲法”，没有什么“单盲”“双盲”。在“方法”部分比较后面的地方，作者回过头来，简单解释了下不采用“盲法”的原因：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有紧急性。我认为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今年1月时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传统医学理应有自己的位置》，提到“现在很多中医论文质量不高也是实情，但在防治疫情方面的研究有其特殊性。”我还引用了世卫组织非典报告里的一段话：“专家认识到，当非典这一新的流行病正在传播时，对治疗手段进行研究有着重重困难与挑战。由于医疗资源的相对稀缺，以及临床工作之繁重，对非典的临床研究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尽管如此，研究人员为改进研究设计，确保质量，减少误差，已竭尽全力。”面对新冠，情况也是类似的。回到论文，作者接着报告了临床试验注册情况，根据注册号2000029434，可以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检索到“连花清瘟胶囊/颗粒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 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申请人韩硕龙所在单位是以岭药业，研究负责人是钟南山、张伯礼、李兰娟等。研究实施负责单位则是河北以岭医院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经费或物资来源”填的也是以岭药业。再看病患的选择，试验申请时是两组各120人，现在总共284名病人，因为考虑了一个“脱落率”的概念，就是有些病人即使进组了，也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中途“脱离”，论文里给出的估计是10%以内。最初纳入评估的病人则高达480名，可见入组淘汰之严格。没有核酸检测，就刷掉了140人，CT上没有肺炎症状，又刷掉21人，同时，患者必须有发热、咳嗽、乏力中的任一症状。论文还写明了许多其他排除因素，这在试验申请页面上能看到中文版。下一小节是“疗法”，介绍了连花清瘟胶囊的主要成分，并指明试验用药是由制造商提供的。常规疗法基于第七版诊疗方案，主要是支持性治疗，包括氧疗、抗病毒治疗和对症治疗。在流程中讲了一组是只用常规疗法，另一组加上连花清瘟胶囊，一日3次，每次4粒，总共14天。不过在试验注册时，还提了“或颗粒每次1袋”。可能是为了提高研究质量，在实际操作中也许统一用了胶囊。“症状恢复”或说改善的标准，是至少有一项主要症状，也就是咳嗽、发热或乏力，完全缓解（complete remission）。临床治愈的标准，则要同时满足以下所有条件：体温恢复3天以上，症状恢复，胸部CT有明显改善，连续两次病毒RNA测试阴性（间隔至少一天）。试验的主要终点也就是主要的观察指标，是症状恢复率，次要终点是症状恢复的时间、单一症状的恢复率和时间、CT改善的比例、临床治愈的比例、核酸检测改善率与时间。为什么要说这么多标准、终点呢？因为它们挺重要的。比如之前号称“人民的希望”的瑞德西韦，中美研究结果有一定差别，引发了到底有效无效的争议。中国研究团队的曹彬教授就谈到了终点问题，他的“研究终点采用了国际公认的六等级复合终点指标。NIH一开始的设计和我们一样，也是复合终点指标，但是后来进行了修改。”另外，曹彬还提到“我们的研究更严格，要求入组病人必须在发病的12天以内，而NIH的研究没有做这方面的限制。”确实，在全世界范围内，针对新冠病毒的临床试验，像曹彬教授这样更为细致的设计，还是比较少的。在“终点”这一小节里，还有一句比较重要的话。“乏力和咳嗽的强度是由病人自己报告的。”也就是病人主诉。这里可能会引发比较大的争议，因为没有盲法，如果不像发热那样，规定37.3度以上算发热，选择的终点只能靠病人主诉的信息来衡量，那么这些单项数据发生偏差的可能还是不小的。但我们也要考虑到疫情期间实际条件的限制，虽然有像曹彬教授那样的双盲试验，毕竟只是凤毛麟角，无法强求每个研究都能做到双盲。在循证医学中，双盲比起非盲是等级更高的证据，但在连花清瘟没有更高等级证据的时候，也可以参考相对低等级的证据。循证医学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体系，不是说必须有双盲，如果全世界真的什么高等级证据都没有，只有“专家意见”说有效，那也是循证医学的一部分。有些人对循证医学的排斥根本没有道理。至少，研究者们是不排除“盲法”的，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是尽量引入了盲法。比如在这篇论文里，CT的检查就是由一位经验丰富的放射科专家做的，这位专家身上就用了“盲法”，他对手头病例的分组情况不知情。统计分析里面提到了FAS和PPS的概念，前者是全分析集，后者是符合方案集，就是剔除一些偏离方案的病例。在这项研究中，影响不大，因为两组都恰好各只剔除了3例。结果与讨论部分下面再简单谈谈结果。很多媒体都已经报道过了。主要终点，也就是症状恢复率或说改善率是显著提高的，其他包括症状恢复的中位时间，以及发热、乏力、咳嗽的单项改善时间，临床治愈率，CT等指标也都有显著差异。至于对病毒直接的作用，之前有报道引用钟南山的话，“连花清瘟胶囊对病毒抑制作用有一些，但是很弱。”而在论文中的说法是，连花清瘟与病毒转阴率的改善“无关”（not associated with），转重症的比例用的是两组“类似”（similar）。虽然说用什么语言来表述差异不显著的结论，并没有定规，但多少也可以反映出作者们的态度。结果还有一部分是安全性分析，连花清瘟作为一个上市已久的药品，确实也没有出现什么意外的结果。主要的不良反应是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和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水平升高。在讨论部分，作者们谈到了新冠与SARS的一些相似性，指出没有有效的抗病毒药物。引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文献表明，患者入院后统计，88.7%有发热，67.8%有咳嗽。因此，突出了连花清瘟面对这些占比很高的病例时，可能很有价值。随后讨论的是炎症风暴，引用了多篇体外研究的论文，指出连花清瘟可以在体外抑制一些炎症因子的释放。不过体外试验毕竟有局限性，而作者们的临床试验确实也没有直接检测炎症相关的指标，因此他们比较含蓄地说：“更高的临床治愈率和CT恢复率也可能与抗病毒的活性有关（could also be associated with），或许（probably）也与抗炎症效应相关”。反正“讨论”部分本来就是可以探讨一些间接的联系或推测，提到这些可能的相关性也是惯例。另一方面，作者明确指出了，关于病毒转阴的临床结果，与体外的抗病毒结果不符合。之后作者引用了《中国中药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基于临床经验和分子对接技术的抗新型冠状病毒中医组方快速筛选模式及应用》，认为连花清瘟的关键成分连翘和金银花可以阻断新冠病毒与血管紧张素转化酶，也就是ACE2的结合。这项筛选研究选取了“2003年国家公布的中医药防治SARS方案，以及近期国家、各省市和知名专家公布的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方案的中医方剂”，把里面已知的主要成分的结构和ACE2去匹配，如果结合能力强，就有可能阻断病毒的结合。《基于临床经验和分子对接技术的抗新型冠状病毒中医组方快速筛选模式及应用》中的配图其他几篇被引用的文献，则提到广藿香缓解腹泻，改善宿主胃肠道的防御能力；红景天有缓解肺部损伤的功能；大黄可以有效拮抗刺突蛋白与ACE的结合，并抑制炎症因子的释放，从而缓解肺部损伤。这些都是连花清瘟的成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基本都是动物试验，如小鼠、大鼠、兔等，或是生化研究，离临床都还很远。另一个有趣的点是，所引文献里的是红景天（Rhodiola rosea），而作者在之前介绍主要成分时提到的是大花红景天（Rhodiola crenulata）。最后，作者们指出，在只有血浆疗法有效的情况下，连花清瘟或许可以推荐给病人，用以减轻症状，改善临床结果。但是作者们也坦诚，试验设计有局限性，再次说明因为事态紧急，需要及时治疗患者，没有采用盲法。在结论部分，作者也说未来要全面评估疗效，双盲试验还是有必要的。至于没有使用安慰剂对照，作者们解释，在传染病迅猛爆发时，用安慰剂是不合医学伦理的。另外，作者们认为治疗时长的确定是基于经验，但延长治疗时间是否能达成更好的疗效，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他们在这里保留了一些不确定性，在这些不确定性中，甚至还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治疗时间延长，两种疗法的效果没有拉开、反而趋近。新冠已知有相当多患者可以自愈，出现这种疗法随时长趋近的可能性到底多大，难以断言，就见仁见智吧。几个热点问题的探讨· 连花清瘟能有多大作用？疫情期间，一些关于尸体解剖的新闻里突出了“痰栓”，有些人就将某些药物、设备与此相联系。等到连花清瘟的报道多了后，也有人脱离论文与作者们自己的表述，对其改善症状的意义，与痰栓、炎症等的关联过度联想。其实作者们在“讨论”部分提到的与炎症相关的信息，基本都是很松散的，离临床也很远，因此推断也留有极大的余地，这是学术论文里常见的现象。关于“痰栓”，不妨引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2月28日在武汉写下的诊疗笔记：2月28日：关于尸体解剖出现痰栓国家有难、有疫情，应该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抗击疫情，救治患者。可每每这个时候牛鬼蛇神都跑出来，心怀鬼胎地推荐各种离奇的治疗方案、不着边际的药品、设备。尸体解剖出现痰栓、出现化脓性改变，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尸体解剖的都是病情很重死亡的患者，这些患者往往在后期合并有细菌或者真菌。其实新冠病毒肺炎（呼吸衰竭，ARDS）的尸体解剖发现的是病理改变和之前的病毒肺炎包括SARS等大同小异，主要是肺水肿、间质性肺炎、肺纤维化的改变。一些不良厂商抓住痰栓、炎症反应等，就大肆鼓吹自己的药品，鼓吹吸痰机。在临床上，病毒肺炎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患者在合并细菌和真菌感染之前痰还是比较少，气道还是比较干。ARDS患者如果不给充分氧疗，不给正压通气就用吸痰机吸痰，那几乎100%死亡，你自己试试。要想做好呼吸支持，就要求做好吸痰、气道管理等，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连花清瘟的应用是否不讲辨证？在钟南山多次提及连花清瘟后，有些中医爱好者发出了一些质疑，认为连花清瘟这样的药不讲究辨证，不能体现中医的精髓。证与症状不同，辨证试图把握病理变化的本质，确实不是症状的简单堆积。但在古今中外的比较中，有些人为了突显中医的特色与价值，过于强调“辨证”“一人一方”等概念。然而，只讲辨证和不讲辨证，是两个极端，都是对中医的片面认识。在实际运用中，有大量只需对症，不需辨证的情况。就以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第七版为例，其中在临床治疗期，也就是针对确诊病例，固然列了许多如“寒湿郁肺证”“湿热蕴肺证”等证型，但在“医学观察期”，只举了两类临床表现的症状，一是乏力伴胃肠不适，二是乏力伴发热。作为全国中医药力量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应该说，这份方案充分体现了中医药界主流的认识，并非什么都要提“证”。一说中医就是辨证，和一说现代医学就是双盲，在思维方式上倒有相似之处。遇到那些只会把“辨证”两个字挂在嘴边，甚至说得神乎其神的“爱好者”，我们反倒要长个心眼，怕不是遇到了什么江湖骗子。· 钟南山的研究是否存在“废医验药”的嫌疑？有些“中医爱好者”甚至从“不讲辨证”，进而引申到“废医验药”这样的大帽子。诚然，作者们使用了现代的临床试验方法，虽然整体没有使用盲法，但看CT的放射科医生用了盲法，而且作者在结尾也强调了将来使用双盲的必要性。此外，作者引用的文献还采用了很多现代药学的手段，比如之前提到的对中药成分的结构筛查等。从这些表面现象看，似乎是有种只在“验药”的感觉。然而，“验药”始终是主流的目标之一，虽然困难重重，有些药厂也有惰性，但总体上在往这个方向走。归根结底，“验药”与“废医”完全是两码事，从科学上讲，“废医”根本是个伪命题（这点以后有机会再详谈）。我们从作者引用的那些与药学相关的参考文献中，还可以看出现代科学对药方改进的重大价值。比如前面提到的红景天与大花红景天，或许可以尝试改变药方中红景天的具体种类；又如，可以参考作者引用的药物筛选文章，根据药材主要分子与受体结合的能力，在原有配伍的基础上，尝试调整具体的配方比例。当然，药物筛选等方法和体外实验一样，都只是一种提示，实际效果还是要临床检验，也要考虑到临床检验需要的人力、物力，和可能取得的效果，判断是否值得进行这样的改进。· 药品说明书和研究为何完美对应？有人质疑说，论文的“指标也很怪，主要指标就是后来药品说明书增加的那三个症状，但这三症状在诊疗方案里根本没提对应的治疗”。言下之意，似乎研究是为了在新冠疫情下推广药物“量身定做”的。我查了下，以岭药业确实在4月14日就发布公告，称新说明书获批。说明书中的【功能主治】项增加“在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的常规治疗中，可用于轻型、普通型引起的发热、咳嗽、乏力”。媒体报道此事时说，在国家药监局网站查询“连花清瘟”，结果显示仅有以岭药业获批。当时论文还没有正式发表，审批也需要时间，申请肯定要早得多，应该是基于刚完成的研究申请的。3月，钟南山等已经在公开场合多次提及连花清瘟，主要也是基于这项临床研究。从时间上看，2月15日完成试验，到3月前有足够的时间得到初步结果。根据研究结果，申请新的说明书，一一对应也很正常，并没有先上车后补票的嫌疑。前面提到过，“乏力和咳嗽的强度由病人主诉”，在没有盲法的情况下，确实有值得商榷之处，但这只是研究者们根据现实条件做出的选择，没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和说明书修改有什么关系。至于诊疗方案里没有专门提及这三个症状，也很容易解释，毕竟诊疗方案的制定者们，与审批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不是一套班子。· 研究人员与连花清瘟胶囊的制造商以岭药业是何关系？之前我们提到，在临床试验注册表上，申请人韩硕龙所在单位是以岭药业，“经费或物资来源”填的也是以岭药业。不过，看正式发表的论文中，“资金”部分里写的是，由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冠肺炎应急项目”和广东省中医药局等提供资金，以及一些北京、河北、澳门大学等项目的资金。可见，就像作者在论文中所说的，以岭药业提供的应该只是试验药物。因此，在“利益冲突声明”部分，作者简单地写了“无”（None）。还有人挖出钟南山曾与以岭药业的创始人吴以岭院士，曾共建“南山-以岭肺络联合研究中心”等等。然而，吴以岭、钟南山都是院士，研究中心很可能只是学术合作，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商业行为。论文里已经写明了由以岭药业提供药物，通讯作者之一还是以岭医院院长贾振华，引用的文章也有与以岭研究院相关的，根本没有要隐藏与以岭药业或以岭集团的关系。如果真要隐瞒什么利益冲突，谁会这么操作呢？而且，论文里还写了“无”利益冲突，可谓白纸黑字，如果真有利益冲突，哪天曝光了岂不是加倍的丑闻？谁会这么傻，给自己挖坑呢？从医学上讲，试验设计、临床意义当然可以探讨，捕风捉影实在是没有必要吧。

“我们在双龙航空港经济区龙洞堡工业园的研发总部大楼近期投用后，将加速济仁堂新药的研发进程，增强我们的研发能力。”6月18日，在贵阳济仁堂药业有限公司，企业创始人兼董事长何林信心满满地说。济仁堂创办近30年，经历了“小地摊——经营部——药店——小作坊——大企业”的发展之路，并成长为贵州省中药产量最高的企业。到2018年，济仁堂年产饮片800吨以上，全省60%以上中药饮片市场由其供应。产品还远销东南亚、日本、韩国等地。骄人成绩的背后，与济仁堂专注做中药饮品、严格把控质量安全、重视技术研发，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密不可分。专注中药饮片 从摆地摊到办企业济仁堂的创办和发展，和何林的个人发展史息息相关。何林1956年出生于修文县，家里有9个兄弟姐妹，13岁时便只身一人来到贵阳“闯荡”。来到贵阳后，他在火车站、次南门等地摆过地摊，刚开始卖菜，后来卖天麻、杜仲等中药材。1987年，何林在河滨公园附近创办了中药经营部，1994年又在青云路开设了中药店，1997年在龙洞堡老街正式创办济仁堂，专注于中药材炮制加工，生产中药饮片和中成药。依靠多年“摸爬滚打”的经验，济仁堂打通了贵州中药材收购、加工炮制、销售等环节，逐步发展成为贵州中药饮片生产的龙头企业。谈及为何能有如今的成绩，何林说：“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有不少朋友，劝我做其他方面的投资，但都被我拒绝了。20多年来，我们只专注干好一件事，就是做高品质的中药饮片。”严控质量安全 坚持做到精益求精“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济仁堂总经理梅景升说，济仁堂在中药材采购、炮制加工、生产各环节，都坚持做到精益求精，力争把质量做到最好。济仁堂采购的中药材来自全国各地，东北的人参、江苏的菊花、安徽的芍药、广东的巴戟天、宁夏的甘草、西藏的藏红花、贵州的天麻和杜仲……梅景升的脑中，有一张全国中药材采购“地图”。“同一种中药材，不同的收购地点，品质千差万别。”梅景升说，受海拔、温度、湿度、气候、光照等因素影响，大多数中药材有其特有的地理环境和生长特点。依靠多年的采购经验，济仁堂总能找到最适合的药源。采购的季节同样很重要，在冬春季节主要采购散寒、解表、温补的，夏秋季节主要采购清热解毒、滋阴润燥的。一种中药材根据中医临床经验，可炮制成几种中药饮片，具有不同的中药药性，进而具有不同的适应症。梅景升说，中药炮制对技术和经验要求较高，因此，济仁堂在炮制技术上狠下功夫，目前获得相关专利6项，其生产的复方石韦胶囊、风湿跌打酊、狗皮膏、盆炎净胶囊、百癣夏塔热胶囊等，成为同类产品中的“明星”。除了选料地道、炮制精细之外，济仁堂还严把生产质量关。质量部负责人安杰说：“我们严格按照性状、理化、显微等标准进行产品质量检测，公司生产的800种品规的中药饮片，平均要经过十余道检测工序。检测不合格的产品全部销毁。”高品质的中药饮片得到贵州省人民医院、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阳中医学院一附院等各大医院的认可。据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中药采购部相关负责人周启明介绍，该医院一半以上的中药饮片来自于济仁堂。联合科研机构 研发投入持续加大济仁堂的快速发展，与其独具一格的研发方式也有关系。济仁堂将每年13%以上的销售收入都投入到产品研发中。在产品研发过程中，济仁堂既从传统医学“找灵感”，又以科学研究促创新。济仁堂现有的风湿跌打酊、复方石韦胶囊、百癣夏塔热胶囊等“明星产品”，都是从传统医学中找到的“灵感”。比如风湿跌打酊的研发是从传统苗药里获得启示的。贵州湿气大，风湿病的患病率比较高，在风湿病的缓解和治疗上积累了不少民间经验。济仁堂的研发团队走遍贵州各地，从威宁、大方等地的苗药里找到了治风湿的“灵感”，研制出风湿跌打酊。据梅景升介绍，近年来，济仁堂开始与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研发炮制技术及中药饮片新品；与贵阳中医学院、贵州医科大学等展开长期合作，加速研发中药饮片。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济仁堂始终重视技术研发与创新，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研发出更高质量的中药饮片，实现可持续发展。2018年，全市规上医药制造业总产值179.39亿元，同比增长9.5%，占全市工业比重8.4%；实现增加值63.14亿元，同比增长10%，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10.2%。【购房资讯轻松享，快来关注乐居网】文章来源:贵阳日报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原标题：陈凯先：从仿创到原创，我国医药产业如何迈出关键一步？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张曙霞十多年前，依靠仿制药的生产销售，不少药企赚得盆满钵满。而新药研发创新则投资大、风险高、周期长，“不搞创新是等死，搞创新就是找死”的说法一度在医药行业里颇为流行。市场瞬息万变。在当下的医药行业，已经没有人会质疑创新的重要性。不论是以仿制药为主的传统药企，还是新兴生物医药公司，谈及未来，必言创新。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研究员陈凯先看来，过去十多年以来，我国医药行业经历了从“跟踪仿制”向“模仿式创新”的历史转变。接下来，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增强，新药研究和医药产业发展必须向更高的目标奋进，实现新的历史转变，即从“仿创结合、模仿式创新”逐步迈向原始创新的新阶段。陈凯先是我国药物分子设计前沿领域的重要开创者之一，长期致力于新药发现和药物研究开发，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多年来，作为“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副总师，他为推动我国创新药物研发和药物创新技术体系建设积极努力。可以说，在我国医药产业从跟踪仿制到模仿创新、再向原始创新迈进的奋斗历程中，陈凯先既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那么，我国医药产业从“跟踪仿制”向“模仿式创新”的历史转变中，取得了哪些成果，积累了哪些宝贵经验？如何准确定位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现状？接下来，我国新药研究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方向和重点是什么？原始创新应从何处入手？针对以上问题，《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对陈凯先院士进行了专访。从仿制向创新跨越《财经国家周刊》：如何评价我国医药产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国际地位？ 陈凯先：从发展进程上看，我国药物研究和产业发展已经从“跟踪仿制”走向“模仿创新”阶段，当前正在向“原始创新 ”的新阶段迈进。具体而言，1950-1990年代，我国制药行业主要是跟踪仿制，虽然也有诸如青蒿素类抗疟药这样的创新成果，但数量很少。总体而言，新药研究零星、分散，技术比较陈旧落后。1990年代到目前，我国初步建立了自主创新体系的框架，进入Fast-follow（快速跟进）的模仿创新阶段， 主要着眼于开发Me-too、Me-better类的国产创新药。从对全球创新药物研究的贡献角度看，世界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2016年报告显示，中国位居医药创新第三梯队。第一梯队是美国，对全球新药研发贡献超过50%，第二梯队包括日本、英国、德国、瑞士等发达国家，每个国家对全球新药研发的贡献为5%-12%；第三梯队是中国、韩国、以色列、印度等国家，各自对世界新药的研发贡献是1%-5%。不过，2016年以来，在政策、科技发展、资本市场等多方推动下，我国生物医药行业迅速发展，创新生态系统发生巨变，本土医药创新活力得到激发，上市新药数量快速增长。到2018年，麦肯锡报告显示，中国对全球新药研发的贡献明显上升，已经跨入第二梯队。尤其可喜可贺的是，一直相对落后的生物技术药领域，这两年的新药获批数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涌现出一批PD-1单抗新药。2019年可以说是中国生物类似药的“元年”，利妥昔单抗、阿达木单抗和贝伐珠单抗等相继获批。据一些机构统计，2019年国内批准新药数量共有56个，创造了一个“里程碑”——中国的新药获批数量首次超越了美国。当然，这里必须指出：我们不能由此误解，以为中国的新药研发能力比美国还强，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中国批准的新药中包括首仿药，也包括国外到中国申请上市的新药。▲图/视觉中国《财经国家周刊》：过去人们说医药行业“不搞创新是等死，搞创新就是找死”，现在回头再看这句话，您会怎么说？陈凯先：“不搞创新是等死，搞创新就是找死”，这种说法过去在医药行业很流行。要创新并不容易，甚至可以说是九死一生，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是生物医药创新最突出的特点。一些企业实力不强，创新风险又大，研发烧钱的确难以为继。所以，过去大家讲这句话是可以理解的。但到今天，国内医药创新的局面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几乎所有企业都认同：不创新就没有出路，而创新则很可能开创一个企业高速发展的全新时代。国内医药行业已经涌现出不少创新的典型代表。比如，以恒瑞医药为代表的多家企业，市值已达千亿以上规模，就是因为多年坚持创新，创新水平和层次也不断提升，每年都有一大批在研新药推出；还有很多创新型的生物医药企业，近年来成功登陆港交所、科创板，受到资本市场热捧。事实已经证明，创新能为企业带来丰厚回报。以跨国药企默沙东研发的PD-1药物可瑞达（Keytruda）为例，上市6年销售额便破百亿美元，成为一款超级重磅药物。当然，创新依然并非易事。有不少企业仍然缺乏创新的策略、能力、人才和条件。有些企业长期主要依靠生产销售仿制药，竞争激烈，利润也比较低，搞创新常感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创新的浪潮下，会有一批企业被兼并或淘汰。重大专项功不可没《财经国家周刊》：1996年，您担任上海药物所所长，带领班子提出以“出新药”为目标，建设我国创新药物研究国家队。而在同一年，国家层面聚焦创新药物研发的“1035工程”正式启动。在当时以仿制药为主的大背景下，为什么提出做创新药？多年来，新药创制获得了哪些关键支持？陈凯先：“1035工程”是我国第一次从国家层面组织推动医药创新。当时，启动这个工程，大的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决定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意味着我国将需要遵守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定。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药品。以往我们直接仿制国外上市新药的做法无法再继续下去了。我们要么高价进口国外药物，要么等到国外专利到期后再进行仿制，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不能想象的。面对这一严峻局面，国家决定加强新药研发，建立自己的药物创新体系。当时，为提高我国新药研究与开发水平，国家科委牵头，联合卫生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医药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多个部门成立了国家新药研究与开发协调领导小组，决定在“九五”期间实施“1035工程”。其具体内容是：到20世纪末，开发出10个具有专利保护的一类新药；支持建立5个新药筛选中心、5个药物安全性评价中心、5个药物临床试验研究中心。▲ 2020年8月28日，某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在进行药物筛选试验。图/视觉中国“1035工程”的实施周期为5年。“十五”期间，在国家“863计划”项目框架之下，国家又组织实施了“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科技重大专项。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开始实施。按照这个规划纲要的总体部署，国家开始组织实施“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于2008年正式启动。专项提出的总体目标，一是针对恶性肿瘤等10类（种）重大疾病等研制疗效好、副作用小、价格便宜的药品，为人民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基本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和医疗需求；二是提高我国自主创制药物的研发与产业化能力，构筑国家药物创新技术体系；三是保障人民健康和促进生物医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财经国家周刊》：今年是“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项的收官之年，如何评价专项对我国医药创新发挥的价值？陈凯先：总的来说，重大专项的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推动了我国医药研发从仿制走向创制、医药产业从生产大国走向科技强国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重大的历史跨越。第一，在重大品种研发方面成果显著，一大批新药问世。2008-2018年，我国有41个1类新药研发上市，包括埃克替尼、阿帕替尼、安罗替尼等创新品种。其中一些药物正在逐步实现进口替代。如“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绩效评估报告显示，在评估期内，国内药企研发的凯美纳（埃克替尼）反超进口药特罗凯和易瑞沙，在非小细胞肺腺癌治疗药物市场以38.79%的市场份额雄居榜首。而且，我国新药研发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这41个1类新药中，有10个都是2018年上市的。到2019年，国产1类创新药获批上市的数量又增加到12个。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呢？纵向比较看，从我国实施药品登记注册办法的1985年算起，到2008年重大专项开始实施，这23年间我国一共批准了5个1类新药，相当于5年左右才出一个。但从2008年重大专项实施到2019年这11年间，我国一共有53个新药研制出来。重大专项实施以来11年研发成功的新药超过了以往23年的10倍！第二，我国初步建成了国家药物创新技术体系，构建了集综合性大平台、企业研发平台、单元性平台为一体的网格化创新体系。这些技术平台体系，不仅采用了国际先进的技术和装备，而且在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等方面实现了与国际接轨（如GLP、GCP规范），开启了走向国际的新局面。第三，我国医药产业快速发展，医药企业壮大。一方面，医药产业规模迅速壮大。2009年，我国医药行业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1万亿元，而到2018年我国医药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3万亿元。根据医药市场咨询公司IMS Health的报告，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药品消费市场。专项实施前，我国医药产业超百亿元的企业只有两家，现在已经达到20多家。全球医药企业50强排行榜中，专项实施前中国药企长期不见踪影，到2020年，上榜企业已经达到4家。另一方面，企业开始成为创新主体。专项支持的课题中，企业承担的比例由“十一五”的34.9%增长到当前的64.1%，部分企业研发水平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一批创新型企业快速成长。第四，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国际化水平大幅提高，例如，国产药品和疫苗不断获得国际市场准入，我国研发的创新药物成果国际转让与合作更加广泛，开展国际临床试验的国产药品数量持续增加等。《财经国家周刊》：接下来，是否有必要继续开展类似的专项，支持国内新药研发？在支持重心和方向方面，应作何调整？陈凯先：“十四五”规划还在研究制定中，新药重大专项是否接续实施，还在研讨。但对于未来中国新药研究和医药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国家已经组织了深入的研究。基于前期重大专项对于我国创新药物研发、医药产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我认为重大专项有必要在“十四五”及以后接续实施。具体有以下三个理由：首先，生物医药产业已经成为世界新一轮发展的竞争焦点，是推动未来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它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健康中国建设，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继续把生物医药科技创新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来推动，很有必要。第二，相较于其他科研计划、科研项目的支持方式，重大专项有独特的优势。它具有多部门联动的支持机制，得到重大专项的支持，不光意味着科研经费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有一系列政策配套的支持，比如药物审评审批的绿色通道、医保支付的覆盖等。正因如此，企业对重大专项的支持尤为重视，获得感也更强。第三，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正处于向上攀登的关键时刻，趁热打铁非常重要。重大专项实施以来，我国生物医药领域创新体系基本建成，在技术、管理以及法规等各个方面都和国际水平接轨，同时人才、资本等各类创新要素也在聚集。生物医药发展形势大好，来之不易，当前正是进一步爬坡过坎“吃劲”的关键时刻，千万不能松懈。如果松懈了，很可能丧失宝贵的历史机遇。而予以接续支持，就将会有力推动生物医药领域乘势而上，实现新的历史跨越。那么接下来，在专项的支持重心和方式上，一方面，要瞄准世界生物技术发展前沿，聚焦新药品种及其相关生物技术，全链条整体布局，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另一方面，强化以科研院所和高校为主的源头创新，以企业为主的技术创新，与上下游紧密结合的网格化创新体系，加快成果转移转化。相应地，政府科技管理部门也要从项目管理向创新服务、政策保障转变。补齐原始创新短板《财经国家周刊》：过去，我国药品市场以仿制药为主，真正的创新药大多来自进口，国产创新药份额很小。您曾提出，重大专项实施以来，我国开始从仿制为主进入模仿创新的阶段。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陈凯先：一是国内药企对研发越发重视，重金投入研发，研发层次也不断提升，在基因治疗、细胞治疗和溶瘤病毒等方面都紧随国际潮流，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而且，2016-2020年全球销量最高的抗癌药物，国内企业均已有布局。比如，跨国药企百时美施贵宝开发的抗癌药PD-1单抗欧狄沃（Opdivo），君实生物、信达生物、恒瑞医药、百济神州等国内药企都有同靶点产品上市。二是生物创新药开始收获，创新水平不断提高。单抗药物方面，虽然开发靶点集中度较高，但仍有不少创新药相继上市，且价格优势明显，实力抗衡进口药。同时，我国药企紧跟国际前沿，有40多个双特异性抗体药物在研。在抗体药物偶联物方面，国内ADC药物也已经起步，有些已经取得可喜的进展。例如荣昌生物研发的ADC药物纬迪西妥单抗（RC48）治疗尿路上皮癌，近日已获得美国FDA“突破性疗法”的认定。三是国产小分子靶向药陆续上市，正在打破进口靶向药对国内市场的垄断，国内市场格局将重构。例如，BTK抑制剂方面，百济神州自主研发的泽布替尼今年6月获批上市。第三代EGFR抑制剂、PARP抑制剂、CDK4/6抑制剂等热门靶向药物，也都有国产跟进。四是生物类似药迅速发展，多个单克隆抗体生物类似药已经或即将上市，大大改善国内患者因原研药物价格过高而无法负担的情况。例如，2019年以来，复宏汉霖的利妥昔单抗，百奥泰和海正药业的阿达木单抗，齐鲁制药、信达生物的贝伐珠单抗等先后获批上市，还有不少药物紧随其后，即将上市。五是我国药企不断增强的创新实力，正在吸引大量国内外基金投入。六是本土创新药竞相在境外开展临床研究，还有不少药企选择与国外药企合作，共同在全球开发本土创新药，利用外企成熟的研发体系和境外资源优势，加速产品在境内外上市。可以说，我国的医药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国内创新药市场不断扩大。预计到2030年，我国创新药市场份额将显著提高，成为市场主体；与此同时，仿制药的市场份额会随着价格的不断降低而逐渐被压缩。《财经国家周刊》：您曾提出，基础研究薄弱，缺乏原始创新突破和核心技术，是我国药物研究和医药产业发展长期受制于人的根本原因。接下来，在补齐原始创新这个短板方面，有何具体的建议？陈凯先：目前，在新药研发方面，我国的模仿创新能力比较强，一批企业逐步具备了开展规范化的新药临床前和临床研究的能力。国外一旦有新靶点、新作用机制发现，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国就有相关的Me-too、Me-better类药物研发出来。也就是说，如果认识或发现新的药物靶点或作用机制，我们据此建立模型筛选化合物从而得到候选新药，开展规范化的临床研究，直到做成一个新药，这整个流程、技术平台以及管理体系，我国都已经建立起来，水平也比较高。但问题也在于此，国内的新药基本都是基于国外发现的靶点和机制研发出来的。在原始创新方面，也就是药物研究的上游，比如发现新方法、新策略、新思路、新靶点、新机制等方面，我国还很薄弱，这与我们基础研究的滞后是分不开的。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前沿的基础研究，不仅孕育着新药发现的突破口，也不断更新着药物研究的理念，创造医药产业的新形势、新业态。所以，新药研究要密切关注基础研究的新趋势和新成就，主动对接科技前沿新突破，才能掌握创新引领的主动权，逐步从模仿创新转变为在一些方向上实现原始创新。接下来，大学和科研院所要承担起责任，加强基础研究，主动对接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前沿进展和新突破，开拓新药研究产业发展新方向，同时更加重视First-in-Class的新药研发，引领方向，抢占先机。

原标题：打破200多年传统，这个从不谈论政治的顶级医学期刊发声了当地时间7日，权威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发表编辑部联名社论，谴责特朗普政府在此次新冠疫情中的表现，对美国政府在新冠疫情应对上的种种失败经历进行了深刻反思。这篇名为《在领导力真空中死去》的文章指出，美国政府的糟糕应对，让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一步步演变成为一出“悲剧”。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的200多年中，《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作为在世界医疗领域享誉盛名的顶级学术期刊，从未涉足过政治领域或是表明过政治立场。此次举动，可谓是前所未有。文章开篇写道——“新冠疫情造成了一场全球性危机，这场危机对国家领导力进行了考验。在没有更好的、可战胜这一新型病毒的选择之时，世界各国都被迫在疫情应对举措上做出艰难抉择。在美国，我们的领导人在这场考验中失败了。他们把一场危机变成了一出悲剧。”“Covid-19 has created a crisis throughout the world。 This crisis has proced a test of leadership。 With no good options to combat a novel pathogen， countries were forced to make hard choices about how to respond。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our leaders have failed that test。 They have taken a crisis and turned it into a tragedy。”“The magnitude of this failure is astonishing” 文章指出，新冠疫情对全球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场难度巨大的挑战。在疫情面前，唯一能把握住的就是积极应对。而在美国，“我们一直以来都应对地极其糟糕”，超高的死亡人数和死亡率就是证明。“（美国）应对疫情的失败程度令人震惊。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统计，美国的确诊和死亡人数都是全球第一，远远超过人口大国如中国。美国的死亡率是加拿大的两倍以上，比日本这个‘高龄化国家’还要高出近50倍……”“The magnitude of this failure is astonishing。 According to the 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System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he United States leads the world in Covid-19 cases and in deaths e to the disease， far exceeding the numbers in much larger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The death rate in this country is more than double that of Canada， exceeds that of Japan， a country with a vulnerable and elderly population， by a factor of almost 50。。。”“We have failed at almost every step” 文章接着反问“为什么美国的疫情应对如此糟糕”，并列举了一系列事实得出结论——“我们基本上每一步都失败了”：我们明明有足够的预警，却没能进行高效的检测，没能给医护人员和公众提供最基本的防护措施；此后疫情逐步扩散，检测能力却始终没有更上；“Why has the United States handled this pandemic so badly？ We have failed at almost every step。 We had ample warning， but when the disease first arrived， we were incapable of testing effectively and couldn‘t provide even the most basic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to health care worke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And we continue to be way behind the curve in testing。”我们对社交隔离也不重视，很多地方在疫情还没得到控制之前就放松管理；在美国的大部分地方人们都不戴口罩，主要因为我们的领导人直言不讳地称口罩是政治工具而非有效的预防措施……“Our rules on social distancing have in many places been lackadaisical at best， with loosening of restrictions long before adequate disease control had been achieved。 And in much of the country， people simply don‘t wear masks， largely because our leaders have stated outright that masks are political tools rather than effective infection control measures。”“The United States came into this crisis with enormous advantages” 文章进一步指出，无论从医疗技术、科研水平还是生产能力来说，美国都是享有巨大优势的。然而，在疫情应对上，美国政府不但没有好好利用这些优势，反而让全国上下在危机中越陷越深，可谓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美国是带着巨大的优势走进这场危机的。除了强大的生产能力，我们还有让全世界称羡的生物医学研究体系。我们在公共卫生、健康政策和基础生物学方面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并且始终能够将这些专业知识转化为新的疗法和预防措施。这些专业知识和能力大多蕴藏在政府机构中。然而，我们的领导人却很大程度上选择了无视甚至诋毁这些专家。”“The United States came into this crisis with enormous advantages。 Along with tremendous manufacturing capacity， we have a biomedical research system that is the envy of the world。 We have enormous expertise in public health， health policy， and basic biology and have consistently been able to turn that expertise into new therapies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And much of that national expertise resides in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Yet our leaders have largely chosen to ignore and even denigrate experts。”“Our current political leader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they are dangerously incompetent”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文章细数了特朗普政府在疫情应对上的种种错误决定：联邦政府基本上将疾病防控的工作甩给了各州，然而各州州长却没有联邦政府拥有的各项条件和手段；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在疫苗研发中起了重要作用，却被排除在政府决策的大门之外；政府不依靠科学家和专业人员，反去求助于不了解情况的所谓“意见领袖”和假充内行的“门外汉”，而这些人通常掩盖事实真相并散布谎言；连最简单最基本的防控措施都不采取，让一线医护人员的付出付诸东流……文章最后呼吁民众通过投票改变如今的局面，罕见地针对政治与选举发声——“在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面前，我们的领导人表现出了引致危险的无能。我们不应该助纣为虐，不应该让这些德不称位的人继续尸位素餐，而令美国的死亡人数再多出成千上万人。”“When it comes to the response to the largest public health crisis of our time， our current political leader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they are dangerously incompetent。 We should not abet them and enable the deaths of thousands more Americans by allowing them to keep their jobs。”这篇文章刊出后，在海外社交媒体引发热议。有网友表示，《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此前几乎从未涉足过政治领域，而此次刊登联名社论进行反思和呼吁，足以证明特朗普政府在新冠疫情应对上的糟糕程度有多令人唏嘘。据了解，《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自1812年创刊以来，至今已有208年历史，是全球最负盛名的权威医学杂志之一。该篇社论的作者之一、杂志主编埃里克·鲁宾（Eric Rubin）在对CNN的采访中表示，这是创刊以来第4次发表由全体编辑署名的社论——【来源：央视】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