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研究方法

一般说来，传播史研究分为三类：宏观传播史研究、本体传播史研究和组织传播史研究。其中本体传播史研究最弱。它研究媒介与文化、政治、经济或者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所提出的问题是：传播领域的变化如何影响其他的社会变迁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传播领域的变化？（本文由迈克尔·舒德森教授授权，沈荟、邓建国翻译。）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最近指出，“传播系统的历史久远，却鲜少获得历史研究者的青睐”（Darnton, 1990: xvii）。这一观点倒是呼应了伊利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十年前的不满，即历史学家虽然断定印刷出版业力量强大，但事实上却一直没人去系统地去研究印刷的文化影响（Eisenstein, 1979: 6）。历史学家甚至对如何进行此类研究都全无概念。从“手抄本”到以出版为目的的印刷，以及各种书写材料的传布，这是人类传播的重要转型，但是在人们谈及从口语到书写文化的整体转型时，其中从手抄到印刷这一过程却被完全抹去了。传播史研究的发展极为羸弱，部分原因在于：历史研究者一般关注因果关系的产生。在他们看来，如其名所示，传播媒介不过是因果关系的载体，而非制造者。当然，在某些方面，媒介即讯息；而且也肯定存在着某些时刻，媒介可以对政治、社会和文化施以影响——尤其是当大众媒介组织有别于教堂或国家并获得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时。但总体而言，主流历史研究的关注主体是充满着各种历史事件的“前景”，而媒体则总是隐藏在“后台”，悄然发展。这并不是说“后台”不重要。相反，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最近指出的，究竟是将人视为“外部力量的客体”（objects of external forces），还是“有动机的行动者”（motivated actors），研究人类行为的学者必须努力去平衡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然而，传播史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在于：历史研究者的目的是要梳理出抱着各种动机的行动者的行动，因而他们会有意忽视那些被看作是背景因素或外部力量的议题。历史学家所受的训练就是要抵制那些“将后台置于前台”的历史研究认识论或实践。但是，在历史学家对传播史的长期忽视中也存在一个重要例外，即“书籍的历史”研究（见Darndon关于该领域的评论）。如今，有关书籍史、书籍阅读及读写能力历史的研究文献，已相当丰富而深入。对自现代早期以来，尤其是西欧阅读公众（the reading public）的历史研究也很丰富（见Graff 1987）。但除书籍史外，历史学不曾对传播史的其他领域有过丝毫的“有组织的”兴趣，至少在美国是这样；在传播史研究中，也没有其他任何领域曾像书籍史研究那样系统地去搜集各种档案材料，并充分受益于书目编纂者和藏书家的工作；传播史中的任何其他领域的学者们也不曾如书籍史研究者那样彼此进行充分的互动交流，进而建立起一个具有批判意识的学术共同体。值得注意的是，书籍史的研究者也充分意识到“受众”（audience）研究或“接收”（reception）研究面临的困难。如果我们将传播研究分为三个部分，即分析信息的生产、诠释信息或文本的内容，以及考察受众对信息的接收，那么到目前为止“接收”是三个部分中最难以捉摸的。书籍史学者至少是做到了充分承认受众的重要性以及研究它的困难性。鉴于这些特点，书籍史研究可以说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于其已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次学科（subdiscipline），但这一成功却仍然缺乏一种更加大胆的传播史视野。相比之下，文化、文学及人类学研究者的传播史视域要大胆得多。一般说来，传播史研究分为三类。我称其为：宏观传播史研究（macro-history）、本体传播史研究（history proper）和组织传播史研究（institutional history）。这里我将聚焦于已有的传播史研究使用的整体理论框架（其中有许多研究可能被认为是定性的）。我会探讨一些特定方法问题，我的主要观点是——传播史研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在方法，而在理念视野上。一、已有的传播史研究在已有的传播史研究三大分支中，宏观传播史研究最广为人知。它研究的是媒介与人类进化的关系，提出的是“传播历史如何说明人类本性”这一问题。在传播学取得研究领域合法性上，宏观传播史研究贡献巨大。这里的关键人物是加拿大思想家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他们留下了许多奇妙而复杂的思想遗产。一方面他们的开阔视野激发了人们对传播的兴趣；另一方面他们宏阔的论断也引发了人们对传播史研究严肃性的怀疑。虽然两位思想家受到一些人的尊崇，但卡洛琳·马文（Carolyn Marvin）对英尼斯的评价是相当尖刻的，而麦克卢汉则已遭到猛烈攻击——更不用说冷嘲热讽了。实际上，在他们感兴趣的领域——从口头到书写文化的转变——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并不孤单。杰克·古蒂（Jack Goody）和伊恩·瓦特（Ian Watt）、沃尔特·翁（Walter Ong）以及艾瑞克·哈维诺（Eric Havelock）也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其他人最近也采取一些百科全书式的撰写方式对整个传播史进行了梳理和组织。唐纳德·劳氏（Donald Lowe）曾经写了一篇《中产阶级感知的历史》的文章，詹姆斯·贝尼格（James Beniger）开展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调查，认为20世纪以信息为基础的控制革命所产生的影响，与19世纪的工业革命产生的影响一样深远。尽管讨论这些视野广阔的研究不是这篇文章的主题，但它们都是该领域的卓越代表作品这是毋庸置疑的。本体传播史研究，依我看来则是以上三者中发展最为羸弱的。它研究媒介与文化、政治、经济或者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所提出的问题是：“传播领域的变化如何影响其他的社会变迁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传播领域的变化”。宏观传播史研究仅仅着眼于通过传播看其他事物（something else）——如人性、“进步”、“现代化”等。本体传播史研究则想要告诉我们如何通过传播看社会，或通过社会看传播，亦或两者兼而有之。在其恢宏的笔触中，伊利莎白·爱森斯坦的研究便是一个案例。她的研究重点是：从手抄文化到印刷文化的转型，以及这一转型对政治、科学和社会思想变迁所产生的影响。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钱德拉·穆可伊（Chandra Mukerji）的研究。他将印刷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具与推动力，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滞后的结果体现在上层建筑中。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分析了传播在一个民主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崛起过程所扮演的角色，他的研究同样具有代表性。在以上三个例子中，爱森斯坦关注印刷对人类思想特色和品质的影响，比较偏向宏观历史，另外两个研究则紧密关注传播模式的变化与社会、政治及文化制度变化两者之间的关系。我自己的研究也类似。例如，我关于美国新闻“客观性”这一理念的研究，试图根据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所发生的变化来解释这一职业意识形态（Schudson, 1978）。我的研究不同于流传极广的美国新闻的标准历史（例如埃默里父子所写的美国新闻史, 1988）。我认为只有将新闻业置于更广泛的社会中，我们才能将新闻业内部的重要变化解释清楚。爱森斯坦在研究印刷史时所采取的一个策略，这里特别值得一提。她所关注的是印刷业对社会精英而不是对社会大众的影响，这一策略使得研究者在证明“受众接收”的情况时更容易操作。这是一个卓有成效的方法，但是在最近流行的历史研究中却往往被忽视——现在流行做法是关注“自下而上的历史”，试图通过发掘“读者史”来发掘新读者。然而，例如电视-政治史，它既是电视对观众（政治家讨好的对象）的影响的历史，也是电视对政客影响的历史。事实上，如果我们比较电视对政治人物思想的影响，以及电视对普通民众与政治之关系的影响，我认为证据表明前者更大。在广告的影响问题上，我也有类似的观点：广告对投资者、销售人员及零售商的影响较大，对消费者的影响反而较小（Schudson, 1986: XIV）。传播史研究的第三类是组织传播史。它研究媒介本身的发展史，主要从媒体组织角度，但也从语言的历史、特定题材（如小说）的历史或电影（如神经质喜剧）的历史来考量。组织传播史研究提出的问题是：“这个（或那个）大众传播组织是如何发展的。”至于外部因素，研究者只对那些对他们所研究的传媒组织和产业产生了影响的社会力量感兴趣；另一方面，研究者认为传媒组织或产业对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理所当然的，并不需要他们去额外调查确定。传播组织史的范围显然是巨大的。历史上存在成百上千个报社、杂志和出版公司，几十个公营私营广播电视公司和电影公司，它们的历史都可以研究。有一些非常杰出的成果，比如亚撒·布里格斯（Asa Briggs, 1961-79）对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研究，或埃里克·巴尔诺（Erik Barnouw 1966-70）对美国广播电视的研究。还有数以百计的记者、编辑、出版商、企业家、广告代理商、电影制片人、诗人、小说家、演员出版的回忆录和自传。这些都是传播史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些材料本身通常并不能对传播在人类经验和社会变化中所发挥的作用提炼出一种普遍的理解。因此，我在这里对这些研究搁置不提。在这里我想要阐述的是组织传播史的某些典型优缺点，以及它们对传播史方法论具有的总体上的启示。组织史研究，不管好还是不好，往往要依赖于商业和政府机构的记录和档案。传播组织史研究因此会利用这些资料，强调媒介生产者的内部视角以及组织成长和变化背后的动机以及这些变化带来的后果。然而，机构记录可能很少能揭示媒介对于个人意识或政府与社会结构的广泛影响。这导致媒介组织史往往沦为组织领导人的个性展示和组织内部不断调整重组的历史。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生产书籍和电影的机构和生产滚珠轴承或消声器的工厂固然不同，但如果按照以上的方法来研究组织史，它们之间就不存在差异了。对以上任何一类传播史研究来说，试图确证媒介组织对文化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并非易事，因为调查数据匮乏（甚至即使能获得数据，它们也不完整）。就拿最基础的问题为例：谁（who）在过去读了什么（what）？历史学家经常不得不仔细研究各种文学作品。例如，19世纪30年代纽约市阅读便士报的人都是谁？关于这一点，彼时的社会学调查无法给我们任何提示。当时的便士报编辑们宣称，他们知道谁在读他们的报纸，但这些话里有营销的成分，我们只能对之半信半疑。而另一些竞争性报纸的编辑们则另有说法，我们对之当然也不能全信。我们能找到菲利普·霍恩（Philip Hone）的日记（1889），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纽约人，记录了很多他所在城市的日常生活，这给研究提供了一些帮助。我们也能收集到其他来源中的零星记录，比如P.T.巴纳姆（P.T. Barnum 1871: 67）在他的自传中提到，他最初来纽约时是通过《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上的分类广告找工作的。还有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他的小说《归途》（Homeward Bound, 1838）及《重归故里》（Home As Found, 1938）中都虚构了报纸编辑的角色，这名编辑还发表了反报纸的言论（Cooper, 1838/ 1969）。尽管如此，对“19世纪30年代纽约市阅读便士报的人都是谁”这个问题还是无法做出一个全面丰富的回答。最近，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一时期的阅读公众时取得了一些方法上的进步。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 1989）的《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一书中着眼于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一小部分美国人的阅读生活史。布朗从这些读者那里获得了大量信息，包括详细的日记。这些日记和相关文件中的片段展现出日记主人的阅读生活史以及他们对这些阅读的评价（当然这也是有限的，因为这些评价信息也不多）。威廉·吉尔默（William Gilmore, 1989）的关注对象则不是个体，而是一个地理区域——佛蒙特的一个乡村地区。他尽量全面地搜集了1770-1830年期间这个地区个人家庭图书馆的藏书、报刊订阅和书店为各个小镇（地理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和家庭（财富水平不一）提供的图书目录。然而，对他来说，追踪报纸的使用情况比详细介绍书籍的使用情况要难得多，因为报纸会被传阅或者被扔掉，而书籍则被保存下来，并在家庭的财产目录和遗嘱中得到说明。大卫·诺德（David Nord, 1986）关注更晚的一个时期。他通过1891年美国劳工处所做的社会调查得出的个人家庭数据，了解到当时工薪阶层读者的一些情况。他发现，阅读行为与阅读者的地理区域、民族和收入都有关，秉承法理制度（Gesellschaft）的家庭的阅读量比秉承礼俗制度（Gemeinschaft）的家庭要大。也可以发掘出一些其他的证据，例如书籍史研究者也分析了绘画和其他艺术作品对人们的阅读行为的描绘（Darnton 1990: 167-8），但研究者同时也反思了这些证据的价值和局限性。传播组织史研究或者任何传播史研究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其基本研究材料的“易逝性”（evanescence）。在美国，1968年范德比尔大学建立了电视档案库，对每晚电视新闻予以录制保存，而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什么全国电视新闻资料可供研究。即使如此，想要从范德比尔大学获得资料，不仅所费不赀，而且手续繁琐。如果研究者想要讨巧，则可以使用20世纪60至80年代中期CBS电视新闻文字打印稿缩微胶卷，但对于其他电视网则不存在这样的档案。如果研究者想研究通俗小说、流行唱片、电影或小镇报纸，很多这类记录已难觅踪影。约翰·麦肯齐（John MacKenzie, 1984:174）对1850至1950年英帝国通过媒介进行宣传的考察令人印象深刻，他的发现之一就是过去学校的各种教科书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各种各样的老影片也正在世界各地破损解体——历史记录在我们眼前渐渐消失（Kaufmann，1990）。二、传播史研究方法和案例现在让我谈谈具体的、方法运用得当的本体传播史个案。这种历史让我们注意到传播（它以不同的形式和维度所展现出来）在人类经验中的地位。它从宏观传播史研究中获得灵感，提出的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哲学人类学问题：“传播媒介是如何塑造人的性格的？”但是本体传播史研究进而将这个哲学人类学问题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媒介变化（不仅是其从一种介质到另一种介质的具体变化，而且包括特定介质内部发生的组织、意识形态、经济关系或是政治赞助上的诸种变化）是如何同人类经验的变化相联系的？”宏观传播史研究主要思考媒介如何形塑人的心灵，而我这里所描述的本体传播史研究思考的则是媒介（media）怎样与其使用者、时间和空间体验、公众之观念、政府与社会之观念和实践，以及语言（语言使得人们能够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等因素之间相互建构。迈克尔·麦格尔（Michael McGerr, 1986）关于19世纪晚期美国政治选战宣传（campaigning）变革的研究堪称经典，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他仔细考察了媒介与政治这人类实践领域之一）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其次，他对“媒介”的理解没有局限在通常所说的三种类型（口头、书写和电子媒介）上。麦格尔感兴趣的传播媒介是政治选战宣传——它既包括口头的和参与性仪式传播，又包括演讲词印刷稿的传播以及政党所组织的各种大众景观。这非常有意思，政治选战宣传是一种能体现美国整体文化的符号特征的媒介。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笔下的菲利亚·福克（Phileas Fogg）在旧金山下船时，他对美国的初次体验就是被街道上参加竞选集会的人群挤来挤去。麦格尔的意图是想要解释，“（过去政治宣战那么火爆）为什么今天的政治宣传却不再能使美国人兴奋了”。他认为，美国在19世纪中期有过一段非常活跃的政治生活，其特点是形象生动而有时又显凶猛的政党宣传；公民对政党表现出炽热的忠诚；以及大量公民参与的“壮观的”政治活动。他发现，到20世纪20年代（需要提醒的是，这是在电视出现很久以前）左右，这种“大众政治”已被“一种狭隘的公共生活所取代，这与我们今天很相似”（Michael, 1986: VII）。对19世纪90年代后美国投票率和政治参与度下降这一现象，不少人试图作出解释。麦格尔是其中之一，但他的解释颇有新意。他强调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在当时的政治精英中出现了一种新意识形态，对选举活动应该采用何种传播方式有所限定，这催生了各种新的竞选实践。此前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城市自由主义改革者发现，强大的政党系统和公民对政党的狂热忠诚存在不少弊端。于是他们发起了与政党决裂的独立运动，建立党外组织，比如“好政府俱乐部”及市政改革组织等。他们推动选票改革和公共服务，开创出一种“另类政治风格”（Michael，1986: 66）。他们在政治竞选中不再将资金耗费在游行时的服装和手电筒上，而是用在对选民有广泛教育意义的宣传手册上。在他们所倡导的模式中，政治运动是室内活动，是以阅读为中心的，而不是一个户外的嘉年华。1888年，一位威斯康星州民主党领袖承诺“舍弃激情演讲这样的竞选方式，尽力去教育或说服公民，诉诸其智慧”（Michael, 1986, 87）。《纽约时报》称赞候选人格罗夫·克里夫兰（Grover Cleveland）在其竞选宣传中将重心放在关税问题上，因为“它并不诉诸选民的情绪”（Michael, 1986: 89）。当竞选宣传方式从游行转向散发小册子时，当时人们所贴切地称为“政治新教”的政治宣传就开始了。麦格尔的研究对传播学很有启发性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首先，麦格尔所提供的历史视角，迫使我们对历史生活有更为丰富的理解，例如，他的研究表明，并不是因为电视和电视竞选的出现才使美国选民的投票率开始下滑。第二，麦格尔对政治传播的考察并没有局限在诸多媒介史研究都存在的（传播）组织狭隘性里。也就是说，在他的研究中，新闻业尽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在他所描绘出的引人入胜的剧目中，真正的重头戏则是由政党领导者担纲的。在麦格尔的研究中，政治党派本身就是一个传播媒介。如果我们将传播媒介定义为将信息从一个人或群体传递给另一个人或群体的中介物，那么政党（以及其他众多类似物）也无疑是一种传播媒介（我们当前社会中的例子也很容易找到：1990年时，相较于新闻媒体，政治党派是更强的议程设置者，甚至在美国衰弱的传统政党系统中也是如此）。第三，在传播学领域，普遍认为传播的传递观（transmission models of communication）和仪式观（ritual models of communication）存在差异，但麦格尔没有受到这一区分的限制。他在审视政治竞选时，明显地注意到这两种模式都在起作用。他所记载的竞选宣传变革，我们可以总结其特点，即从开始的一个公共仪式般的竞选——“一个公共的自我启示的过程”——转向一个信息传递式的竞选。或者，用麦格尔（1986: 149）的话说，后者是一个具有“教育性”和“广告性”，而非“景观性”的竞选。这就将两种传播模式归为一个谱系。在麦格尔这里，抽象的概念变得具体生动。麦格尔的研究对传播学很有启发性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他的研究路径将传播媒介融入了一个更为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中。劳伦斯·莱文（Lawrence Levine）一直在研究“作为传播的剧院”问题，并得出了有趣的结论。莱文考察了莎士比亚（Shakespeare）戏剧在美国的接收情况。他发现，在19世纪早期莎士比亚还是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为了单独满足那些有一定教育水平的群体的品位。但到19世纪晚期，莎士比亚已经被拔高为“高雅文化”，被捧为一般大众智力水平无法企及的文化。同时，观看戏剧成为一个受到严格控制的公众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娱乐同政治一样，经由一个焦虑的、防御性上层阶级的指导后都经历了新教式改革。麦克尔或莱文的研究都扎根于美国政治和文化历史的独立传统，虽然没有迹象显示他们是受哈贝马斯的影响，但他们研究的大体框架是来源于哈贝马斯的。1989年哈氏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被翻译成英文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尽管英美学者在早些时候从《新德国批判主义》（New German Critique, Habermas, 1974）的大纲和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 1976）的译文中已经得到了这本书的概要。在此书中，哈贝马斯将媒介置于一个更大的世界历史框架中，从而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单一解释模式。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认为，传播新媒介的增长必然是促进人类自由的推动力。哈贝马斯则另辟蹊径，对“公共领域”（the public sphere）的出现和衰落情有独钟。在他看来，人类若要有效地组织其社会，就需要所有人参与决策，而有效的决策必然需要信息沟通尽可能得自由、充分和公平。因此，在他看来，公共领域的建构历史，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大众化新闻媒体、代议制民主、对政府机密诉讼予以限制的出现，便成为现代历史研究的一个中心主题。哈贝马斯（1989）追溯了17和18世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出现，及其19世纪中期开始的衰落。在较早时期，受公共理性讨论和言论自由信念的刺激，中产阶级抨击封建社会和专制主义国家权力。在新的资产阶级秩序中，报纸和公众讨论出现在咖啡馆和其他地方，建立起一种公共领域。也就是说，当时在国家及其代理机构和私人的企业及家庭生活之间出现了一个有形的话语空间，即哈贝马斯所称的“公共领域”。但是后来，政治官僚化和媒介商业化都压制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解放前景（当然，这种解放也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一开始它仅限于拥有财产的白人男性）。公众舆论一旦动态地、真实地进入公共场所，就容易被官僚、广告商和宣传人员操控。詹姆斯·柯伦（James Curran, 1977）写过一篇关于资本如何控制英国媒体的重要论文，详细地说明了即使在废除了国家对媒介的直接控制之后，19世纪末的资本扩张都在对激进表达予以压制。这与哈贝马斯论述的立场相一致，尽管在最近的研究中，柯伦尖锐地批评了哈贝马斯，认为他早期的公共领域概念是有缺陷的，因为它忽视了当时各种激进报刊的重要性和正面效果。（Curran, 即将出版）。哈贝马斯的著作没有充分说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其黄金时期（于哈贝马斯而言）的局限性。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驻足民主的伦敦咖啡馆，阅读报纸，与意见领袖讨论，这种熠熠生辉的景象很难与我们所知道的当时很小的公众投票参与率、恭敬选举传统以及相对保密的政府决策方式相协调。支持哈贝马斯的历史证据实在太少了，“至今，历史研究者常使用哈贝马斯模型讨论公共新闻，但实际上这些人对哈氏何所指毫无了解”。（Dooley, 1990： 473）此外，如约翰·基恩（John Keane, 1984）所注意到的，哈贝马斯对当代文化的描绘也太苍白，显得反驳与抵制在这个被精心操控的社会中没有任何生存空间。即便如此，哈贝马斯仍为传播历史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论述（中层研究范本）。一方面，如果我们仅仅是为了研究传播组织而研究传播组织——这种动机早已经过时了——那么这种理由根本不充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整个传播历史作为人性的核心构成因素去研究（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合理的科学动机），但是又会因为研究对象无所不包而导致我们无法进行任何的实际研究。另外，研究对象过于宏大也会导致我们对具体媒介之间的差异研究微不足道。而我认为，这些差异——例如，一个相对自由和相对封闭的新闻业之间的差异——正是值得我们讨论和争论的内容。三、传播史研究的视角传播史研究一直有一个未明言的内在结构，它与加思·乔维特（Garth Jowett, 1975: 36）15年前评论中所指出的问题十分接近：“传播（communications）史学家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是，在一种新的传播媒介被引入社会时将会发生什么。”我认为，现在这不应该再被当作是传播史研究的唯一的核心问题。如果这样规定，那就会将研究指向多种多样的技术。我们现在积累了足够的知识让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种取向的合理性。特别是如果我们将“技术”宽泛地定义为口述、印刷和电子通讯技术，传播史研究就会深陷困境。爱森斯坦（Eisenstein, 1979）将注意力放在两种书写传播模式——手抄模式和印刷模式——的区别上。她的这种研究操作应该是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将之盖棺论定了。但是即使我们对技术有一个更精确的定义，比如，书写（如手写和字母系统），由于其是在迥异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中被使用，导致书写作为一种技术对不同社会、政治或认知造成的共性影响微乎其微。在我看来，杰克·古蒂（Jack Goody）、迈克尔·科尔（Michael Cole）和西尔维娅·斯科莱布诺（Sylvia Scribner）有关北非和西非文化中读写能力的人类学研究，在这一点上为我们提供了重要教益（参见古蒂Goody, 1987；斯科莱布和科尔Scribner and Cole, 1981）。我们只能将传播媒介视为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s）和文化供给性（affordances），而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 1974）在他论述电视的书中清楚地区分了作为一种技术的电视和作为一种文化形式（cultural form）的电视。但这种区分也很容易让人误解，让人以为我们可以将技术和蕴含该技术的文化形式区别开来。在任何时候，新的文化形式的演化-影响与新技术的演化-影响一样重要，也都值得我们去研究。也确实存在着很多这样的研究，例如，伊恩·瓦特（Ian Watt, 1957）研究了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小说的历史；我研究了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倒金字塔”式新闻报道的历史（Schudson, 1982）；丹尼尔·哈林（Daniel Hallin即将出版）和奇库·阿达多（Kiku Adatoo, 1990）调查了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正在变化的电视内容编辑实践，阿达多将之定性为一种新文学时尚或风格，哈林则将之看作是电视媒体人对专业主义力量的再次确认。更宽泛地说，正如威廉姆斯所指出的，传播史研究的结构所依据的是技术被发明的顺序，这导致传播史研究更青睐某种技术决定论。诚然，在建构传播史时，研究者很难避免不对新技术新发明出现的重要时刻另眼相待。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清楚这种以技术为中心的研究模式的局限性。仅举一例，雷蒙德·威廉姆斯（1983a： 20）研究发现，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电影技术的出现使得“一种新的可移动的动态组合”成为可能，于此同时，在艺术界中，世界现代戏剧之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则正在创作一种新型的舞台剧，其中有快速的场景转换、连续的影像，还有我们现在所说的镜头“叠化”。然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斯特林堡影响了早期的电影工作者，亦或说早期电影技术上的新实验影响了斯特林堡。事实是，两者都是当时社会正在经历的一个更深层次的文化运动的体现，也是电影界和戏剧界对这一文化运动做出的回应。正如宏观历史学家坚持的，传播与一个社会所隐含的时空（time and space）结构有关。研究那些被普遍接受的观念（例如，马克思主义者或其他人认为的“基础”和“上层建筑”观念）的传播史是非常复杂的。传播实践既是基础性的（我们甚至可能会说是根本性的），也是上层建筑的主要塑造者和载体。在这里，我们可以将马克思（Marx）和韦伯（Weber）的遗产与涂尔干的人类学遗产（Durkheim, 1915-1965）联系起来。涂尔干指出，人类不同文化中时空概念都与其社会结构相关。同样，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将传播历史同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整合起来。我们可以将铁路视为如电报一样的传播媒介（尽管它既承载货物也传输信息）；汽车类似于广播，飞机则像电视。例如，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 1977）指出，19世纪美国铁路的发展迫使并且提供了条件促使新的管理模式、新的消费习惯，以及最终新的人们存在方式的出现，这不仅是因为铁路淡化了距离对人际互动的影响，还因为铁路能通过新的协调方式可预测地减少了距离的影响。社会在改变，不仅是因为你可以更快地从A移动到B，还因为大量的商品开始从A向B移动，而且新的协调和传播模式的发展能够对这种突然增加的大规模物体快速流动进行控制。如果传播和运输技术革新为密集的人际互动提供了机会（驱动城市化的就是人类“传播”上的变革），那么这些互动实际上是通过各种日益复杂的人类组织这一中介实现的。因此，传播史不仅仅是技术变革的历史（它减弱了时空隔阂对人际互动的影响），也是社会组织变革的历史（它使时空间的协调变得更加可行和更便于管理）。詹姆斯·凯瑞（1967）早先在批评麦克卢汉时也指出，一种新的传播技术产生的直接影响与其说影响力了人们的“认知”或“心智”，不如说影响了那些管理人们“认知”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协调模式。“认知”本身不是个人属性，而是一个社会（不只是技术）建构现象。如果传播史研究能够少一些行为主义，多一些维果茨基主义（Vygotskyan, 1962），它将取得长足进步。“时间”和“空间”不仅被技术化地和概念化地重新组织，而且也被政治化和语言化地重新组织。如果说传播史研究中有一本著作被很不公平地忽视了，它可能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1983）。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民族主义问题几乎被完全忽视了，安德森对此不足提出了直接挑战。有人可能会补充说，其实在经典社会理论中，民族主义问题老早就几乎被完全忽视了——韦伯和涂尔干都没有提出比马克思更深刻的观点。安德森（1983: 15）的论证虽然还不够全面完整，但却提出了一个深思熟虑的洞见——民族国家就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对于安德森来说，民族国家就是一种富有想象的行动。民族国家这一概念的文化载体是小说和报纸。安德森（1983: 39）借鉴黑格尔的理论，将日常报纸的阅读形容为一个大众仪式，是现代人对中世纪晨祷的替代。安德森认为，资本主义和印刷技术相互融合，叠加在人类语言多种性之上，组成了一个新型想象共同体的基础，这个新型的想象共同体就是民族国家。如果安德森的论断是正确的，那么作为一个领域（field）的传播就是包含有一个历史性主题的。对此，其他学科一直倾向于忽视，整个传播研究本身则几乎对之完全视而不见。这个历史性主题就是：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系统的出现是当代大部分社会科学理所当然的背景假设，更不用说是20世纪大部分恐怖事件的主要来源。菲利普·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 1987）最近呼吁传播学者关注民族国家认同的问题。他正确地指出，大部分“传播与民族国家”关系问题的研究都将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文化及民族国家认同视为理所当然的和毫无疑异的术语。他建议我们抛弃此种认识，而“应当从民族认同如何被建构入手，并将传播与文化放置在这一问题框架中”（Schlesinger, 1987: 259）。最后，我应当提示行文至此已经很明显的一点：在一篇意图讨论研究方法的论文中，我却几乎没谈研究方法。传播史研究的困境不在于它缺乏或者滥用研究方法，而在于（a）很少有历史论著将传播议题作为研究的核心或学术问题（problematic）；（b）在有关传播史的论著中，很少能承认技术和文化形式的不可分离性；（c）大多数历史研究者都不清楚如何才能将对传播媒介的理解与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变迁的核心议题相融合（大部分历史研究都关注这些核心议题）。背离传播史研究的不是错误的方法而是理念过于粗糙。目前最令人不满意的是：传播史研究游移不定，要么滑向追求刺激而又抽象的宏大叙述，要么沦为狭隘构想的组织史，中层传播史研究还远远不够。至于哈贝马斯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我并不是将他们看作示范性的方法论者，而是视他们为思想者。他们的思想引人入胜，我们可以据之提出传播史研究的新议程。受益于哈贝马斯思想的各种新研究已经涌现于包括历史、社会和传播在内的各领域。而对安德森思想的探索，我认为还有待于进一步开掘。无论如何，历史研究都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更多理论观点，并与其他历史研究的分支——例如与本体历史研究——建立更多的联系。各种组织以及其他社会成员都会使用传播技术，我们在分析传播时必须参照这些技术使用背后的特定历史情境；技术本身必须被看作是社会与文化实践，这从传播的生产者和接受者角度来看都是正确的。如果文化产物（objects）的生产过程中包含了一些预设（例如，人们如何制造意义以及为什么需要信息和如何接受信息等），那么文化产物的接收也应如此。正如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 1990: 171）所言，“阅读不单纯是一种技能（skill），而且是一种制造意义的方式，并且它一定会因文化不同而各异”。我认为，只有我们了解了这一点，才可能朝着“将传播史研究发展为一个内部协调自洽的研究领域”这一目标迈得更近。（本文由迈克尔·舒德森教授授权，沈荟、邓建国翻译。《传播研究的历史取向——谈谈传播史的研究方法》，阅读原文及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新闻记者》2018年第4期）在这里，读懂转型中的中国新闻业在这里，探讨新闻业的未来在这里，进行深入而严肃的思考在这里，关心新闻人自己的命运！帮助订阅《新闻记者》其实很方便——您可以在邮局订阅，邮发代号：4-371，全年定价144元。您也可以通过编辑部直接订阅，享受优惠价。订阅办法私信微信、微博小编，或电话021-62791234转324。

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文学科取向和社会科学取向并存，人文学科的研究注重逻辑推理和哲学思辨，社会科学研究则注重实证研究。本文从具体研究方法出发，对知网中最早介绍和使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文章进行梳理，同时对21世纪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新动向进行概述，窥得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由人文学科向社会科学渐进转变的历程。研究方法的引入从宏观上来说，实证研究方法引入中国新闻传播学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笔者查阅知网中早期中国大陆传播学科的论文发现，传播研究方法的引入可以分为两条主线：一条是研究方法的介绍，另一条是中国学者对研究方法的使用。随着这两条主线的不断推进，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科也从单一的人文学科风格逐渐走向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共存。本文主要检索了访谈法、观察法、实验法、文本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个案分析法、调查法与民族志法8种传统传播学实证研究方法。知网中关于上述研究方法的介绍性文章集中出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中80年代对研究方法的介绍集中在定量方法方面。国内最早介绍的实证研究方法依次是内容分析法、调查法和实验法。1982年张隆栋的《美国大众传播学简述》（中）对内容分析方法进行系统介绍。1985年祝建华在《实地调查——传播学研究方法之一》中，详细介绍调查法的操作步骤，包括抽样设计、问卷设计和采样设计三个方面。同时介绍了实地调查统计分析的几种方式，包括：描述统计分析、推断统计分析、相关分析与因果分析。时隔一年，祝建华在《控制实验——传播学研究方法之三》中介绍了控制实验法的概念，给出了实验研究的过程，包括：实验假设的确立、测试对象的选择、实验材料的制作、观测反应的工具、测试程序的设计、实验数据的分析几大步骤。第四种介绍的实证研究方法是文本分析法，第五种是个案分析法。20世纪90年代最早对文本分析法进行介绍的是1994年任远的《台湾的电视传播研究》。作者在文章中介绍了文本分析是利用与研究对象有关的文献档案、日记、回忆录、报纸等记录或资料来发现新事实或支持其对某一事物的见解。该文章也指出个案研究是对一个特定研究对象（案例）作彻底、深入研究的方法。观察法和民族志法是第六种和第七种被介绍的方法。1998年孙旭培在《研究方法与新闻学研究的深化》中介绍了观察法的特点。观察法适用于不能直接报道或接受面访的对象。2002年蔡骐和常燕荣在《文化与传播——论民族志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中详述民族志方法的发展史，展示了民族志调查研究方法的巨大潜力。笔者对访谈法进行检索时发现，早期文章都集中在介绍新闻采访中访谈的应用与技巧，并无对研究方法意义上的访谈法的系统介绍。实证研究方法的同步应用笔者所搜集的资料显示，实证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应用时间早晚的顺序，依次是调查法、内容分析法、个案分析法、访谈法、文本分析法、实验法。调查法是新闻传播学界应用最早的实证研究方法。能检索到的最早使用调查法的文章是1983年陈崇山的《北京读者听众调查》。陈崇山的受众调查最后于1985年结集出版，即《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调查法的应用成功打开了我国传播学实证主义研究的大门。祝建华发表在《复旦学报》上的《上海郊区农村传播网络的调查分析》是内容分析法的最早应用。在文章的“信息内容分析”板块，作者使用了内容分析法，这是国内学术论文中内容分析法的最早应用。个案分析法是第三种应用方法。直接在标题中使用“个案研究”字样的论文出现在1994年，但实际最早使用个案研究法的文章出现在1992年。1992年段京肃对中央电视台系列专题节目《望长城》和《消费之友》进行分析，文章中虽未直接出现“个案分析法”字样，但针对专题节目的分析也属于个案分析法的一部分。访谈法和文本分析法是新闻传播学第四种和第五种应用的实证研究方法。1998年卜卫和刘晓红发表《新闻记者的网络使用》，使用半结构访谈的研究方法，探究《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日报》记者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具体情况并撰写成研究报告。2000年，上述两位作者在《关于中国妇女电视节目的研究报告》中，对1998年3月第四周的全部妇女节目进行文本分析，这是国内对文本分析法的首次应用。新闻传播学应用的第六种和第七种实证研究方法分别是民族志法、实验法。2002年孙信茹的《传媒与民俗生活变迁——甘庄的个案分析》使用民族志方法，选取了云南元江甘庄华侨农场作为个案调查的重点，研究现代传媒与民俗生活变化的互动关系，并结合全球信息传播技术的更新和全球媒介市场化建立的背景，分析现代传媒与民俗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变迁。且在使用民族志方法的文章中，一般同时使用观察法。2007年禹卫华在《中国大众媒介信息流程中的第三人效果研究》中，运用实验法对“第三人效果”理论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整理与综述。在第三人效果理论的研究框架下，作者阐述了相关因素与第三人效果认知的关系，以及第三人效果认知与第三人效果后续行为的关系。21世纪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新动向随着媒介技术的演进，社会联通程度逐渐提高，新闻传播学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网络调查法、网络民族志、社会网络分析法、大数据分析、定性比较分析（QCA）等方法展示出了独特魅力。2001年柯惠新的《互联网调查研究方法综述》（上、下）对网络调查法的基本概念，国内外网络调查研究的现状、方法和存在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2004年朱凌飞和孙信茹的《走进“虚拟田野”——互联网与民族志调查》是最早介绍网络民族志的文章，指出了所谓“虚拟民族志”是利用互联网来收集资料，与调查对象建立密切关系，参与到网络所构建的虚拟社区中去。2004年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何业文在第二届亚洲传媒论坛上发布了《人际和群体传播关系对班级行为的影响》一文。文章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组织群体中的群体行为，将一种新型定量研究方法引入中国。2006年柯惠新等的《互联网使用及网民形态的变迁——2000—2005年中国五城互联网发展趋势探析》，通过对中国网民进行大数据抽样调查，探讨了2000—2005年期间，我国五个城市网民的可能的变化趋势。2009年黄荣贵和桂勇发表的《互联网与业主集体抗争：一项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是我国第一篇应用定性比较分析的文章，较为系统地比较了来自上海的15个案例。（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赵英然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仪式是人类社会中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既是文化符号表征的载体，也是文化传播的行为，沟通并维系着社会群体活动。从仪式视角研究传播活动，有助于拓宽传播学的研究思路。　从仪式视角考察传播活动仪式是人类的创造，也是人类的特征和人性的外化。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邵培仁谈到，在我国民俗传播和节日庆典中，仪式借助各种符号表征，重建了文化的“想象共同体”，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和发展中融入了现代元素，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郭建斌提出，传播活动是文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从仪式的视角来考察传播活动，能够拓宽我们对于传播的理解视野，也更有可能让研究真正“落地”。　仪式化生存已成常态仪式传播更贴切的表达是“仪式交流、交往、沟通”。据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吴予敏介绍， 仪式的基础是仪式体系所规定的符号意义关系，场景是仪式存在的时空条件，通过场景交感创造观念、权力和价值认同是仪式的主要功能。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仪式化生存已然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常态。邵培仁表示，当前，不仅全球的和本土的代表性文化仪式得以承继，新的文化仪式也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并在传播中逐步充实、日益完善，形成媒介景观。这一过程既丰富了节日文化，推动了商品消费，也强化了人们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因此，当代仪式传播既是一种神圣的立约和宣誓过程，也是一种公开的娱乐和消费过程。当各种有意义的仪式符号一次次地被传承、创造、理解以及充分地使用、分享和传播，社会系统的生产、传输、营销、维系和消费进入良性循环，于是传播系统与社会系统构成了一种互动互助、共进共享的潜隐性文化生态。两大理论视域值得关注尽管仪式传播的概念很早就已经在我国出现，但具有独创性的经验研究成果却不多见。在吴予敏看来，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传播学过度偏向效果和功能的分析；同时，在仪式传播的研究过程中，还缺乏稳定规范的方法论指导。目前我国仪式传播研究大致有三个取向，分别是关于仪式传播思想史的评述、以中国当代大众传播为主的研究、从当代文化研究跨越到传播研究。仪式传播研究中有两大理论视域值得关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胡翼青介绍，一是大型媒介事件以及讨论这些事件与国家认同、社会认同之间的关系；二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仪式，以及仪式如何在参与者之间形成意义与情感的共享。这也恰恰体现了当下仪式传播研究中的两种路径。大型媒介事件，通过仪式神圣庄严场景的建构，实现凝心聚力、传达意义的功能，更接近于功能主义人类学方法。而民间的各种文化习俗通过参与者的“沉浸”，有效地实现情感、意义及文化的共在、共有和共享，从而形成文化认同，这更符合阐释主义人类学。这两类研究都超越了传统传播学效果研究的思维定式，在一定意义上为传播学研究增添了一种新的视角。　整合更多理论资源近年来，在仪式传播研究领域仍然存在着对“媒介事件”“仪式”“仪式观”等概念的误读、误用。在郭建斌看来，仪式传播的重点不在于对效果的，而是对某个或某些特定传播现象的意义的阐释。未来要在进一步厘清仪式传播概念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整合更多、更为有效的理论资源，丰富仪式传播的“问题空间”。同时，借鉴人类学等学科的“田野调查”方法对传播现象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并对这些现象的社会文化意义进行讨论，这也是一种仪式传播的研究思路。仪式传播对于中华文明的自我定义、中华民族价值认同、个体身份认同等具有重要意义。吴予敏建议，学者在研究中需要开阔文化视野，注重经验研究与文献研究并举。经验研究主要是对当代富于创意的仪式传播形态展开研究；文献研究是对我国仪式传播传统进行总结后，提炼出的具有中国特点的仪式传播方法论。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段丹洁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传播学研究主要沿着欧洲传播学批判学派和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两条不同路径发展，前者以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理论学派等为代表，后者则以施拉姆所谓的美国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为代表，其共同旨趣都是关注大众传播和整个现代文化工业的影响和后果，但其具有不同的思想史背景和方法论。不同的思想史背景欧洲传播学批判学派更加关注大众传播和文化工业的社会性整体后果，揭露和批判新兴的大众传媒和文化工业对于普通大众的压迫和奴役，呼唤一个更加合乎道德和理性的大众传播和文化生产制度的诞生。从思想史背景来看，欧洲传播学批判学派几乎完整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衣钵，在意识形态霸权、垄断型文化生产的资本占有、机械复制、单向度的人、文化剥削和压迫等话语之下建构起不同的批评理论体系，目标直指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显然，这一理论派别关注更多的是资本主义大众传播和文化工业的社会后果，而不是个体后果，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关于历史发展的社会冲突理论。美国传播学研究经验学派主要是在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现实合法性的基础上去探究大众传播的个体后果，也就是大众传播信息如何影响和改变了个人态度、认知和行为，希望由此去预测甚至控制个人的社会行为，为美国特定历史阶段的商业利益、战争利益和国家利益服务，并实现对社会整体的有效控制。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思想基础主要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19世纪后期以来在美国流行的一个哲学流派，它并没有背弃西方源远流长的自由主义传统，而是抛弃了欧洲历史上基于人类理性论、历史进步论等形而上学哲学关于自由民主理念的抽象推断和宏大历史叙事，转而以效用、效率、质量等为判断真理的标准，去判断包括大众传播在内各行各业对于民主制度建设的满足程度。就美国传播学研究而言，形成了以效果研究为核心内容的传统，佩恩基金电影研究、火星人入侵研究、伊利县调查、耶鲁大学态度改变研究、议程设置研究、知沟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第三人效果研究等关注的几乎都是传播效果问题，关注的焦点在于大众传播信息如何影响和改变个人的态度、认知和行为，应该如何针对受众设计合理的信息，实现有效的预测和控制，从而达到传播者的特定目的。批判学派与理性主义对于传播学研究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考察，无法脱离人类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漫长发展历程和几千年来积累的成果。哲学思辨或者形而上学是人类最原始、生命力最为强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集大成就是理性主义思潮。古希腊哲学家对理念世界和本质世界的探寻开启了身心一元论和二元论的持久辩论，也开启了西方哲学关于自我与存在、物质与意识、感性与理性、先验与经验、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思考，同时也开启了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千年争辩。后起的理性主义者继而认为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同样具有内在的本质和规律，历史是一个不断进化和进步的过程，人类社会的终结就是自由的实现。理性主义后来又接纳和汇入了科学主义、历史进步论、社会进化论等诸多思潮，成为人们观察和认识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根本上说，欧洲传播学批判学派正是建立在西方理性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上的一种理论建构，这一直接源自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将历史决定论作为立论的基础，坚信社会发展具有自身的规律，资本主义由于其内部的矛盾冲突，必然走向衰败灭亡；坚信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必然要在传媒和文化领域实施统治，推行意识形态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坚信资产阶级在榨取一般产业工人剩余价值的同时，必然也要将这一剥削方式推广到传媒和文化工业之中，逼迫知识劳工在进行意识形态再生产、诱惑受众购买媒介产品和广告的同时，再去榨取这些知识劳工和受众的剩余价值。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性主义，实际上也是一场思想的冒险，它引导人们认识世界、认识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经常会遭遇种种困境：当认定社会发展具有规律性并已经设定了最终发展目标的时候，人的主观自由意志便在无形之中被削弱和取消；当以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方式去推论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进步的时候，社会发展中经常遭遇的挫折甚至倒退便很难解释清楚；当过分强调社会发展中的冲突性因素的决定作用的时候，实际上又漠视了道德法律和自由市场这些机制平衡和抑制社会冲突的现实可能性；当过于依赖抽象思辨去解释社会发展的时候，社会发展中许多更为鲜活感性的经验事实又被忽视。理性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上述弱点，无疑也投射到欧洲传播学批判学派诸多理论中，成为被传播学经验学派诟病的主要原因。经验学派与实用主义作为美国第一个真正本土化的哲学流派，实用主义19世纪中后期在美国开始出现的时候，康德、黑格尔已经完成了对经验与理性、知识和观念来源、认识论与方法论等问题的综合研究，理性主义在两位思想家那里得到了最为完美的表达；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也破壳而出；文化人类学关于人类文化遵循进化规律的观点深入人心；提倡实证研究方法的社会学大厦已经开始奠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终极目标的宏大叙事更是一路高歌，势不可当。然而，在思想史上，理性主义兴盛之时，也正是它遭遇危机之际。吊诡的是，理性主义的修正者，或者说潜在的反对者恰恰来自其内部。自哥白尼、伽利略、培根、笛卡尔以来，偏重经验主义的理性主义者们，纷纷怀疑和责难古希腊哲学家们形而上学式的先验断言，他们试图通过强调经验来调和与先验之间的冲突，而更多地求助于科学、调查和实验，尽管他们大多数人断言存在着天赋观念，坚信世界以某种合理的秩序而存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反对理性主义抽象玄想、理念先行、演绎推理、宏大叙事的形而上学传统，反对本质说和规律说，提出真理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实践之中。要实现对人类心理和行为的预测和控制就必须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源自欧洲社会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就此趁虚而入，成为美国社会科学主流研究方法。历史的结局总是令人唏嘘，实用主义哲学因为对抗和改造理性主义，在认识论上与偏重形而上学的原始理性主义分道扬镳，但在研究方法上却继承了偏重经验的理性主义，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移植过来。就此而言，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确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实用主义哲学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传播学研究方法创新及其风险传播学研究认识论和方法论创新的真正机会是，随着计算机网络尤其是社交媒体、网络购物、网络支付等生活方式的出现，一个真正的信息社会已经来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个人信息如此爆炸般地海量生产、聚集和传播。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大数据研究方法已经能够以惊人的效率和准确性抓取筛选、归纳分析海量的个人信息，从而有可能将公众置于危险之中。海量个人信息的充分暴露打开了有关个人偏爱、情感、态度、认知等心理世界最为真实的窗口，采用大数据研究方法可以轻而易举地从中获得公众可能的心理动机、性格偏向、消费习惯乃至政治倾向等，从而为过度的商业控制、政治控制和社会控制埋下伏笔。从传播学发展历史看，大数据研究方法是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传播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它追求的是确定性和精确性，无关理念和宏大叙事，采用的是信息归纳分析方法，最终目标是实现心理、行为和社会控制，但这一趋势更加表明，传播学研究方法及其创新其实也充满了风险。（本文系陕西省高等教学研究项目“卓越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与实践”（17BZ039）阶段性成果）（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长安学者）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柯泽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撰写传播学史的历史学家具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法，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作者是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E·M·罗杰斯，他通过传记式的编写工作，在人的基础上来理解传播学史，这是一个独特的视角，涉及众多人物与机构以及若干学科的知识背景，并以此表明，传播研究如何富有意义地影响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书中内容丰富，史实性强，图文并茂，人物生平纪事详尽，叙述有通俗与专业相结合的特点，故会为传播学的广大专业与业余读者所喜爱。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李永杰)11月15日,由暨南大学计算新闻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传播大数据平台1.0发布会暨计算传播研究方法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数十位来自学界、业界的代表以及暨大师生共同见证了传播大数据平台1.0的发布,商讨计算传播领域的前沿话题。暨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杨杰副处长表示,计算传播学是新闻传播学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而传播大数据平台1.0的发布对推进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暨南大学汤景泰教授从大数据传播实验室基本概况、应用领域、取得成果、未来规划等方面简要介绍了数据平台开发与应用情况。同时,他表示,传统的数据平台已经无法满足高校的科学研究与教学实践,大数据传播面临重要发展机遇。对此,汤景泰教授倡议建立高校间、校企间的合作机制,实现平台的共创、共赢。暨南大学大数据传播实验室实验师高敬文从原始数据下载、微博活粉筛选、自然文本分析、情感分析等角度一一展示了平台的应用场景,并重点介绍了平台针对不同层次的学习者所提供的在线服务。他表示,平台尝试建构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完善的学习体系,共同探索数据驱动方法在传播学中的应用,最终实现摆脱对于各类不可靠的商业数据分析系统和不稳定的计算机等学科帮助者的依赖。香港城市大学祝建华教授表示,传播大数据平台拥有雄厚的技术实力,并打造了丰富的技术资源和成果,平台建设颇具成效。针对未来发展,他建议平台向学界开放,在满足“财、物、人”需求的基础上建立合作机制,实现平台数据的开放共享。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钟智锦教授表示,该平台不仅具有“建粮仓”的重要意义,使得计算传播研究拥有了大量的数据源,而且兼顾了智库研究、科学研究以及教学实践等多个维度。此外,她提出了由“数据驱动”向“问题驱动”乃至“理论驱动”发展理念,引起与会嘉宾的共鸣,也为平台的建设提供了理论借鉴。作为计算机领域的专业人员,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陈湘萍副教授认为,该平台不只是提供了视图呈现,更是将计算传播提升到了工具应用层面。针对未来发展,她建议,一方面,持续推动平台的开放、共享,提高平台的应用价值,另一方面,通过建构联盟,强化合作,实现区域联动发展。中山大学大数据传播实验室副主任何凌南则建议平台进行标准化设计,建立行业标准,以提高自身影响力和知名度。其次,他呼吁学界要深度思考本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厘清主要研究议题,强化学科的“伸展力”。同时,何凌南副教授建议传播大数据实验室最大程度地争取各方支持,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吴小坤教授表示,该平台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数据支撑。她认为该平台的社会运用前景广阔,并建议平台要与多方进行多样化合作。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马持节教授同样强调了建立各高校合作联盟的重要性,并结合财经新闻、营销等专业领域探讨了该平台在新闻传播领域的作用与价值。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刘佩副教授则从广外的小语种研究视角,表达了对大数据传播的见解。她认为,小语种的智能翻译将是传播大数据的重要发展方向。据悉,暨南大学计算新闻传播研究中心计划依托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的软硬件优势,以及在过去数年中初步形成的一支校内工程师团队,试图将数据驱动的思想和方法应用于传播学所能够涵盖的更广泛的范围。目前提供了包括原始数据检索下载、数种预训练模型的分类器展示、在线可视化分析在内的8个板块12项服务,帮助对此感兴趣的师生拓展研究领域。来源: 社科院网站

近日，由中国社科院大学主办的第七届“政治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在线上正式召开，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喻国明以《未来政治传播研究的三个可能的关键》为题进行了主旨发言，本文为喻国明教授的发言内容。喻国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新闻史学会传媒经济与管理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传媒发展指数（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蓝皮书）》主编等。主要研究领域：新媒体研究；舆论学；传媒经济与社会发展；传播学研究方法。迄今为止，独著、合著出版的学术专著、教材、蓝皮书共35本，论文800余篇，自1979 年记录以来在新闻传播学科的论文发表量居第二位，总引文数居第一位。我目前正在看一本书，是世界著名的战略思想家亨利·明茨伯格教授写的《战略历程》。他在这本书的开篇，提到了盲人摸象这样一个寓言。他的意思，是警告所有今天思想和实践的参与者，要重视解决战略问题，也就是在哪做、做什么、做正确的事。因为战略问题，涉及到我们在大格局面前把握总体、把握总体的趋势。而战术问题，即如何做，其实只是把事情做正确。在我看来，战略问题的解决，是系衬衣的第一个纽扣。这个纽扣系对了位置，接下来的动作哪怕卖力，也是向着正确的方向逼近和靠拢。如果这个纽扣系错了位置，我们动作再麻利，技术再纯熟，恐怕由于方向错误，也要推倒重来、南辕北辙。所以，对于未来传播的实践也好，理论研究也好，解决战略问题比解决战术问题要更为重要。从今天这种百年大变局的角度来说，革命性现实的改变，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传统发展逻辑的中断和终结。我们新的发展现实和新的发展逻辑，需要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上，来透视到底发生了哪些具有根本意义的改变。从我自己研究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有三个方面，是我们传播理论、传播实践正在出现的，而由于我们过去传统思路的屏蔽所忽略的方面。而这，恰恰也是政治传播研究当中，必须要解决的相关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媒介化。讲到媒介化，我们就必须要谈到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提出“媒介即信息”。他的意思是说，一个新的媒介的出现，并不仅仅给我们带来所谓的传播工具和传播的渠道手段等等。它更大意义上，是为社会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尺度、新的标准、新的建构这个社会的结构性设计。事实上，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最重要的改变，就是整个社会的媒介化。我们从互联网发展的角度，就可以看到，互联网进入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时候，我们最初把它看成是信息传播的工具和渠道。但是经过若干年的发展之后，人们意识到，在这样的一个底层信息传播的基础之上，可以建构起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说，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建构在新的传播的基础之上。所以，互联网就成为架构现代社会生活的基础。但是这样的认识，其实还有它的盲区。经过最近几年，尤其是最近三五年的社会实践的发展，我们现在意识到，互联网不仅仅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基础设施，而且它在整个社会的新的改造当中，逐渐成为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行行业业重构的设计者、推动者和引领者。因此，对于我们传播学科的研究而言，也包括政治传播的研究而言，重点将不再仅仅局限于内容的传播。我们过去所有的传播学研究，几乎把内容的传播作为我们关注、研究以及实践的主体。我们讲到传播学，讲的就是内容的传播。那么从媒介化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重构角度来看，未来这种传播的研究，可能就是要研究传播如何重构社会生活。也就是说，在非内容的领域当中传播，如何发挥它在社会发展、社会重构过程当中的作用、机制和相应的发展模式。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对于非理性的研究。在我看来，已有的研究可以表明，非理性已经成为传播机制当中最为重要的影响性因素。我们都知道，在我们过去的、已有的社会传播过程当中，主要的交流手段和交流凭借的语言，实际上是书写文字的表达。而书写文字在长达几千年的文明发展过程当中，已经或明或暗的沉浸进、容纳进很多精英政治的逻辑标准尺度。因此，这样的一个表达，很大程度上是理性和逻辑的表达。在这样的表达语言中，那些非理性、非逻辑的成分所扮演的角色，是比较辅助和次要的。但是随着视频的崛起，未来视频语言相信可以成为社会交流的主流性语言。这种社会交流的主流性的语言由书写文字转换为视频语言的时候，视频语言的宽度就为非理性、非逻辑的表达提供了更为多元宽广的舞台。我们在现实社会生活当中，已经注意到，在今天的社会实践和传播实践当中，摆事实讲道理，远远不及关系认同和情感共振、圈层所属所起到的力量。这是有很多研究和很多事例可以证明的。那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一个微粒化的社会，个人成为社会运作的基本主体。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当人们获得了更多的赋能赋权之后，有了更多的行动自由度和组合的可能性的同时，人们也需要一种群体的连接。但是在这样的连接之下，传统的理性逻辑大一统的格局，必将逐渐影响力式微。而非逻辑、非理性情感关系的横向连接价值，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政治传播为例，在政治传播当中有一种概念，叫做“政治秀”。我们中国的学者也好，实践者也好，对于“秀”这样的一个东西，是非常不入眼的，我们基本上把它视为是一种套路、一种骗人的伎俩。但事实上，“秀”本身在我看起来，就是一个小众化的思想精英逻辑如何进行横向破圈的一种能力、一种资源、一种机制的建构。通过“秀”，使更多的圈层以外的、更多的人群、阶层，能够在传播之下，形成一种沟通，形成一种情感的共振，形成一种关系的认同。对于一个微粒社会而言，这种圈层之间的归属、关系的认同，是未来社会建构、未来社会治理当中，最为重要的工作和治理的方面。因为归属和认同，决定着人们的社会认知、社会认同，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协同。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所谓的“秀”，而这种“秀”，恰恰是如何把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主张、把主流价值观，在社会的各个圈层、各个阶层之间，形成破圈的传播、形成社会共识、找到社会最大公约数的最重要的能力和方法。因此，破圈传播和沟通，已经成为社会发展当中之于传播最为重要的责任和使命。通过非理性因素，比如说表情、口气、姿态这样的一些非逻辑、非理性因素的有效作用，将碎片化的人群重新组织起来，找到社会共识和最大公约数。第三个重要的改变就是数据和算法，它已经成为影响和控制传播领域的霸权者。我们都知道5G时代是万物互联和全时在线的时代。这种万物互联和全时在线，就会使传感器无所不在，遍及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遍及到人类的实践半径所处所有的区位。这种事实本身，就能使人类社会生活半径内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每一个状态，都可以有事实数据来加以说明和分析，并且在这种说明和分析之下，形成一种社会协同、社会治理的新的力量。因此，掌握数据、对数据的智能化和价值挖掘以及相关的算法处理，已经使数据成为传播领域的关键性的控制力量。换句话说，掌握了数据就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传播。那么进而，也就能够对社会进程、社会动员和社会运作和协同，产生一种控制性的能力。因此，在数据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数据产生的另外一种内容性改变，也要重视它的存在发展。因为在过去我们的内容生产当中，都是以人为主体的研究和现实的存在。即使在打破了专业人士、专业媒体对于传播的垄断，实现了UGC、OGC、PGC的多元化的发展之后，也没有突破界限。但是数据和算法进一步得到发展和挖掘的时候，机器新闻写作就会成为我们今天社会生产当中最重要的内容来源之一。而这其中，社交机器人和深度合成等新数字技术的手段，会越来越成为影响未来传播、影响未来舆论的重要角色。如果我们对于社交机器人的作用机制，对于深度合成的影响缺少关注、缺少研究的话，那么在未来的传播和舆论战当中，或许就会处在边缘和弱势的状态。因此未来传播当中，数据已经成为传播产品、包括政治传播产品的一种标准配置。离开数据导引的内容产品，无法有效实现自己传播价值的变现。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于未来传播当中专业媒体和专业媒体工作者角色的转型，有了不同的认识。我们都知道，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传播内容的生产主体是专业化的。由专业媒体和专业媒体人为整个社会，代行内容的采集、加工、制作、传播、把关等等角色。但是随着社交媒介的崛起，就形成了一种多元精英参与的格局。虽然在社交媒体崛起时代的时候，有“人人都是传播者”的说法。但事实上，由于书写文字的精英化逻辑限制，我们的研究和其他一些机构的研究可以充分的表明，在书写文字传播的时代当中，95%以上在社交平台上传播的内容，是由3%-5%的社会精英来生产和传播出来的。那么95%以上的普罗大众，实际上是内容的消费者、接受者、转发者和简单的点评者。但是由于视频的崛起，视频的表达方式使整个的社会传播主体日益的泛众化。再加上智能化技术的加入，MGC也成为今天内容生产的一个主体。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专业媒体和媒体工作者，在整个社会传播的内容总量当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不足千分之一。不远的将来，可能只是整个社会内容传播的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甚至百万分之一。在那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就要反思我们自己的站位和我们的价值存在，是直接为社会生产内容吗？当然我们必须要说，有些内容可能真的还是需要专业媒体和专业媒体工作者为社会来生产的。但是在我看来，从传播工作者和传播专业媒介主要的社会担当和功能发挥的角度来说，可能不是直接为社会生产内容。它的角色，应该由过去直接的内容生产“to C” ，转型为退后一步，变成“to B”， 为内容生产者来提供相应的服务，提供知识。比如说，通过算法和数据，来掌控整个社会传播的流向、态势、结构，以及发言者的多和少等等的状态，成为一个更高层面上对于传播的一种数量化的掌控者。因为数据是未来社会传播、社会运作的基本能源和基本力量。掌握了数据，等于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传播。第二就是服务于大众，为普罗大众用专业的知识、专业的能力来提供更多的、丰富的能够使他们更加专业地进行社会表达的传播的模板和传播的技术，成为这样的一种模板和技术提供者。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很专业地、比较完美地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主张。而专业的媒体工作者，应该在这方面为大众的表达提供相应的模板和技术。事实上也可以将管理、将治理寓于这种服务当中，在模板的结构、模板的重心方面，提供一些社会应有的、主流价值观的渗透方式。新的传播领域和新的传播形态的开发者，应该为人们的社会传播提供更多的手段、更多的工具和更多的空间。这是专业媒体和专业媒体工作者应该去做的事情，即开疆拓土。第三，要对全社会信息传播当中的意见分布、信息的完整性，以及社会情绪表达的平衡性，起到全局的管理者、平衡者的角色。我想这也是专业媒体和专业媒体工作者未来的专业角色的一种体现。过去我们说要为弱势群体代言，是因为弱势群体很难在社会的音量当中表达出自己的声音。但是今天，当互联网技术给大家赋能赋权的时候，每一个社会群体都能发出自己声音的时候，就需要一个更高层面上的社会信息的平衡者、激发者、组织者的角色。这个角色恰恰是留给专业媒体和专业媒体工作者的。平衡，是社会发展当中最重要的东西，也是传播和政治传播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我在十几年前的一篇文章当中讲过，一个负责任的媒介和负责任的媒介工作者，即使对于社会情绪的表达，也应该是起到的一种平衡者角色的。我当时讲，说当社会哭的时候，不要让社会哭出沮丧。当社会笑的时候，不要让社会笑出狂妄，这恰恰就是对未来专业媒体和专业媒体工作者的社会角色与形象的说明。 本文来源：“再建巴别塔”微信公号本文编辑：刘颖-阅读推荐-马保国被人民日报点名：审丑狂欢，不能无底线丨周末谈5G应用的这些“黑科技”，你get到了吗？第三媒介时代：5G将如何促进媒体深度融合？

研究范式指一种总体的概念框架,即为某个研究群体所共享的世界观。在概念框架之下,研究群体依据世界如何联系起来的一系列假设展开调查研究工作。近年来,以网络传播为概念框架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涉及政策网络、物流网络、社会网络等。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从网络认知的框架出发捕捉网络传播中的元素、结构、运动规律。网络传播的相关研究成为学科交叉和专业融合的先锋代表,甚至有学者认为“网络传播学”是一种新的科学形态。尽管将“网络传播”认定为学科为时尚早,但不可否认网络传播所包含的复杂系统理论逻辑已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建构知识网络网络传播研究的新范式将网络看作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而不仅仅是作为实物和形态的网络,如互联网、社交网、物流网等。这就需要进一步打破传统的学科边界、知识边界和方法边界,而把这些分野看作知识网络之间的互联。作为研究范式创新的网络传播用知识链条弥合了代表现代性和专门化的学科研究的知识沟。值得注意的是,“网络传播的知识网络”横亘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在计算机科学、生物科学、数学、技术哲学、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新闻传播学等多个学科中引发了研究热。其中不乏对于网络传播研究范式的反思性研究。这些挑战包括:第一,文本网络的定性分析遭遇算法失灵;第二,联结微观个体与宏观社会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遭遇规模陷阱;第三,网络空间的动态研究存在时间滞后缺陷。网络传播的研究范式往往涉及对于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综合应用,对于研究方法的平衡又凸显了网络传播研究的不同层次和若干对突出的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网络传播研究的 “知识格局”,可将其概括为四个主要的研究视角:一是宏观的网络传播系统与微观的网络传播个体;二是宏观的网络传播效果与微观的网络传播功能;三是宏观的传播制度网络与微观的传播主体网络;四是宏观的网络传播结构与微观的传播网络演进。但不论研究视角为何,网络传播研究范式的瓶颈在于:探寻一种协调微观与宏观张力的网络传播研究新范式。这就使得网络传播的研究范式产生了进一步创新的需要。推进学科、知识和方法的创新创新将演进看作是人们探索适应的过程,以创新为主导的知识竞争最终将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因此,网络传播研究范式的演进路径必须是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相适应、网络传播功能与效果彼此牵制、网络中的个体与系统互相制衡的过程。网络传播研究范式的演进趋势取决于网络传播研究在学科、知识、方法三个方面的创新。首先,社会科学成为网络传播研究创新的新动力,促进了学科融合。其次,开发隐性知识成为网络传播研究创新的新路径,促成了知识融合。再次,描摹静态或动态的网络传播需要结合经验验证与理论建构,促成了数学模型和社会理论的研究方法融合。通过考察网络传播的研究范式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中的适用案例可以发现,网络传播的研究范式创新路径代表了知识的去专业化趋势。以创新网络(Innovation Network)的传播研究为例,该研究基于行动主体及其交互模式的行为理论将经济理论与网络传播联系起来,并将信息互惠、社群认同等网络传播的有关概念作为研究考察的主要变量,从而使得网络传播对所谓主流经济学形成了重要的理论补充。首先,传统微观经济学中的个人主义原则表明,行动者不受群体或社会中其他行动者信息传播的影响。相比之下,网络传播则明确地考虑了行为—互动关系,还原了“活的”社会场景。其次,微观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行为几乎总是理性的,而理性在人际传播情境中是一个不确定值,从而避免了过于简单化的理论概括。再次,网络传播研究范式认为社会结构对若干个体的行为产生联动影响,为研究结果提供了可预测性。总之,网络传播研究属于被称为复杂性理论的科学领域的一部分。传统的网络传播研究往往忽视或简化了网络结构的互动关系及其行为,需要更多关于“动态过程的本质”的知识。了解这些过程意味着我们必须超越对静态网络传播的分析。未来的网络传播研究需要理解催生社会网络的微观社会机制,探索动态视角下的传播网络变化规律,生成网络传播研究范式新的创新路径。(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公共传播视域下的城市社区协同治理效果研究”(19YJC860010)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湖北经济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谷羽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2021年南京大学《959研究方法与传播业务》网授精讲班【教材精讲+考研真题串讲】说明：本课程共包括1种电子书、18个高清视频（共30课时）、1种打印版（赠品）。网授课程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网授精讲班【共30课时】电子书（题库）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959研究方法与传播业务》历年考研真题汇编（含部分答案）试看部分内容2016年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959研究方法与传播业务考研真题（回忆版）一、名词解释1．小报新闻2.pop广告二、简答题1．文化多元主义。2．人在对社会行为和自然现象测量时的差异。3．大数据思维下的新闻判断。三、论述题1．公民新闻的社会意义。2．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利弊，结合实例。3．物联网对广告和广告代理公司的影响。四、策划1．电视广告故事脚本－主题WWF保护鲨鱼从我做起。五、研究方法（二选一）1．微信对亲子沟通影响－设计量化方案。本文由才聪学习网原创，欢迎关注，带你一起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