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力研究期刊社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将于3月3日在北京召开。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从民进中央网站获悉，民进中央向本次会议提交党派提案46件，其中包括《关于推动中国期刊“走出去”的提案》（以下简称《提案》）。《提案》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期刊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其传播能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体现。《2017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显示，2017年全国共出版期刊10130种，平均期印数13085万册，总印数24.92亿册。我国的期刊出口数是335.19万册。充分关注和提高期刊国际传播力，促进期刊“走出去”工作十分必要。为此，民进中央在《提案》中建议：一、提高重视程度，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自上而下提高对将期刊“走出去”的重视程度，将期刊纳入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规划，设立中国期刊对外推广计划、项目等，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将期刊纳入出版基金和我国各类资助计划，加大各级政府资助力度，在发展资金、项目审批、人才培训、奖励计划等方面向“走出去”期刊倾斜，为期刊“走出去”提供坚实政策保障。二、改革管理机制，为期刊“走出去”创造有力条件。改革现有的期刊管理机制，从科技类期刊开始进行改革试点，按照国际化方式办刊，为我国期刊与国外同行竞争创造有利条件。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鼓励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展期刊“走出去”工作，给予办刊人员和期刊“走出去”人员适当的奖励。对办刊人员进行培训，举办国际期刊展览等活动，扩展办刊人员交流渠道，邀请“走出去”效果好的期刊社，分享和交流经验，让更多办刊人员研究用国际的表达方式和阅读习惯讲中国故事。三、加强期刊“走出去”媒介建设，提供平台支撑。探讨和打造我国期刊“走出去”数据平台，进一步突出政策引导、项目牵引和平台搭建。借助国外数据库平台“走出去”，同时积极打造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走出去”平台。积极探索与海外（境外）媒体合作办刊、供稿供版、共同策划联合采访、举办主题论坛、媒体研讨等，加强与对象国媒体和相关机构的沟通和合作，结合数字化、网络化等信息化平台，促进期刊“走出去”。四、建立中英文期刊“走出去”模式，分类建构对外话语体系。成立全国范围的期刊“走出去”翻译联盟，整合并培养国内外优秀翻译人才。重视在中文话语体系下传播我国各个领域先进的研究成果，提高我国期刊的知名度和国际传播能力。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全国各行业都经历了一次长时间的“歇业”那么，疫情时代期刊业如何升级突围？跟小福团一起去看看期刊大咖们怎么说？居维清：《天然气工业》总编辑，四川省期刊协会副会长，四川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副理事长静下心来把以往的“有想法”转换成“有办法”新冠疫情对很多行业都造成了影响冲击并持续发酵。杂志社作为连续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单位，保质保量按时出版永远都是首要任务，毕竟我们和信任本刊的读者有个“约定”，办法总比困难多，思想不退让行动就不会迟缓，最终我们的中、英文刊均确保了正常的刊期，受到了读者的好评。既然不能出门“放飞自我”，那还不如静下心来，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策划、选题、组稿，把以往的“有想法”转换成“有办法”；秉承“组稿为主，来稿为辅”的工作理念，通过微信QQ电话短信，频频“造访”连平日里都难得一见的专家学者、编委、青年编委，他们不仅“随叫随到”而且还能沉下身子来与编辑沟通探讨，进而碰撞出一大堆“思想火花”。疫情期间，《天然气工业》的编辑们策划、组织、落实了比以往更多的重点专辑和重要专题，比如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钻完井专辑、深海天然气勘探开发钻井集输专辑、天然气水合物勘探开发钻井集输专辑，低油价下的行业应对策略专题、天然气发电专题、中俄天然气管道专题、天然气能量计量专题、天然气钻井固井专题、地热利用专题、氢能专题等。复工复产后一统计，感觉底气没有散、干劲更充足。坏事与好事之间不就隔着一道矮墙，跨过去，便是不会迟到的春色满园！张冬青：北京海鹰科技情报研究所科技委副总工程师，《无人系统技术》《战术导弹技术》主编从长远看，也许正是夯实基础、提高学术水平的机会新冠疫情持续时间超越了我们早期的预估，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很大，很多行业甚至处于停滞状态。科技期刊的出版，受冲击的程度还算很有限，这是由行业业务特点及业务链组成运营决定的。但在疫情中受到影响同时，也有新的机遇，如果抓住机遇也会对科技期刊出版的内容生产、经营模式、业务流程甚至业态发展产生深刻的变革或优化。我负责的三本期刊，《战术导弹技术》《无人系统技术》《飞航导弹》，前二者我都担任主编，其中《无人系统技术》创刊不到两年，正处于需要大力推进、积极探索、不断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去年底做了2020年的选题策划及学术活动策划，也包括理事会活动等，原准备春节后召开编委会议，审定研讨策划及措施，并进行任务计划分解、落实到人。因疫情无法正常进行，我们被迫决定依托编委专家微信群，将出版策划发到群里，请大家共同审阅、发言，同时线下与各位编委分别沟通相关具体任务与计划安排，充分征求意见和建议，将策划更加合理化并落实到位，确保专刊、专栏的内容及责任人；对国内外学术活动，也通过互联网平台、各种线上渠道进行会议推介、通知发布、征文等，尽量减少损失。从长远看，也许正是夯实基础、提高学术水平的机会！对于《战术导弹技术》《飞航导弹》这两个创刊历史有几十年的期刊来讲，出版压力较小，但对相关大型学术活动的组织影响较大。刘天星：北京体育大学学术期刊社副社长推动学术期刊内容形式和流程的“再造”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学术期刊带来的影响是明显的，如由于印刷等业务受限，部分期刊的纸本发行不得不暂停和延迟；由于人员流动受限，传统依靠纸质编校的工作流程也转移到网络；另外部分期刊的出版周期也不同程度受到一些影响。作为重要科技交流平台的学术期刊担当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克服困难，迅速行动，很多期刊依托专业优势策划出版各类“抗疫”专题，尤其是医学类期刊更是快速行动、迅速在网络出版平台汇聚了大量一线抗疫研究成果，在治疗方案、防控决策中都起到了支撑作用。反思疫情之下学术期刊出版受到的影响和表现，我想有以下几点启示：首先学术期刊真正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国家的需求、人民的期待既是科技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应该是学术期刊出版的最高目标，发表的论文能否真正切实管用就是“试金石”。相信经过此次疫情的淬炼，很多学术期刊对发表论文的价值导向会有一个新的思考；其次学术期刊要回归科学交流的本质。学术期刊不是论文的仓库，应该是深深扎根学术共同体的交流平台。对科学家来说，此次疫情是一次全面的网络直播、网络会议的普及过程，很多人成为了“主播”甚至“网红”。也有不少期刊充分利用网络会议平台等，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各类学术交流活动。像原来每年可能只能参加几个学术会议，这2个月的线上学术交流活动就超过了全年的数量。这给未来学术期刊组织开展各类选题、组稿、交流提供了无限形式创新和发展空间；再次学术期刊内容形式和流程的“再造”。随着5G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媒体融合的趋势已势不可挡，在这方面学术期刊还略显保守和步履蹒跚。从内容上看，依然是以文字和格式化的论文体例为主，从形式上看还是按照刊期的集合成册，从流程上看还是编印发为主流。这种传统的产品形态和生产方式越来越受到读者阅读习惯、传播效率、影响力提升等方面的挑战。尤其在此次疫情下，这种挑战愈发明显。相信未来随着新技术的采用和媒体融合的加速，期刊的内容、形态、功能都会发生一个较大的变化。刘建丽：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期刊《经济管理》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学术期刊应顺势变革，呼应时代脉搏，承担社会责任新冠疫情爆发，对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对期刊正常运营也带来不小的影响。但我们看到的是，多数期刊通过线上办公和时间节点控制，保证了期刊正常编校流程的顺利开展。一些期刊在流程和传播方式上不断创新，《外国经济与管理》期刊推出了云审稿，邀请外审专家和作者在线互动，大大提高了审稿效率。在纸刊印刷受到影响的情况下，《经济管理》全文电子刊及时出刊，并通过微信公众号连续进行单篇推送，同时，通过中国知网的网络优先出版，及早推出当期内容。事实表明，疫情不仅未影响内容的传播，反而促进了数字化传播的多样化。在内容方面，中国管理学期刊积极行动，不少期刊快速反应，《管理世界》《经济管理》《经济与管理研究》等期刊都开展了疫情专题征文。《经济管理》还针对疫情治理与公共管理组织了专题笔谈，通过快速约稿和公开征文，汇聚10位专家的精彩观点。正如第3期新冠疫情专题笔谈的编者按中所言，“抗疫攻坚之时，无以贡献，惟刊文撷英，汇学人智慧，发省思之声。”坚持为人民做学术，为发展谋思路，呼应时代脉搏，反映时代声音，才能彰显学术期刊之责任与担当。《经济管理》始终关注重大时代命题，倡导理论联系实际，提倡经学致用，注重研究内容的现实意义。意义来自于现实，当下正在发生的就是最大的现实。只有关注时代主题，坚持问题导向，才能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才能体现管理学研究的理论价值。武晓耕：“期刊说”微信公众号创始人为大众提供了一条权威、可靠、科学的信息来源渠道，这也体现了学术期刊的社会价值一点欣慰：学术期刊是疫情中最可靠的信息源此次疫情期间，各种消息鱼龙混杂，但大部分理性和严肃的信息都依托于科技论文的数据和观点。在“混乱”“嘈杂”的海量信息中，学术期刊为大众提供了一条权威、可靠、科学的信息来源渠道。这也体现了学术期刊的社会价值。一点建议：学术期刊发文机制亟待优化疫情期间，国内外很多学术期刊都为“新冠病毒”的相关研究开设了“绿色通道”，据我所知，一篇关于“新冠病毒”的论文从投稿到网络出版仅用了48小时，这与动辄半年、一年、甚至几年的发表周期相比，反差极大。其实，我们周围一些优秀期刊早已建立了“绿色通道”机制，而且效果很好。疫情之后，这种“绿色通道”是否可以普及？并使其成为学术期刊的“常态”呢？一点期望：中国学术期刊要向“世界一流”发起集团式冲锋关于此次疫情的很多高质量论文，特别是疫情早期的一些论文，有相当一部分还是发在了国外的期刊之上。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的期刊“不够一流”，影响力和传播力不如国外期刊。可是，这次疫情中国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每一条数据都凝结着无数国人的汗水与泪水，要改变这种情况，只有创办足够多的“世界一流期刊”。一点倡议：为抗疫一线的勇士们提供论文辅导疫情即将结束，我建议各编辑部，特别是医学期刊编辑部应该深入基层医院，为那些抗击疫情做出重大贡献的医生和护士们提供面对面的论文辅导。这次疫情我们有损失、有教训，也有经验、有体会。对于教训，我们需要虚心总结；对于经验，我们也应该大力推广。而这些都需要科技期刊进一步的策划和组织。当然，除了医务人员，其他行业或许也有发表论文的需求，各编辑部可以依托自身期刊特点，有计划、有目的的对相关人员进行论文辅导。让这些用血泪凝结的经验和优秀成果留在“祖国的大地上”。肖科：中国期刊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理事、四川省期刊协会副会长期刊社应积极主动作为，优化内容质量，瞄准用户定位，内容好，定位清晰才是王道疫情对期刊行业同样带来很大的影响，大部分期刊的出刊计划被打乱，或者暂停出刊，或延迟出刊；和发行相关的物流停运，让期刊放在仓储动不了，不能第一时间投放市场；因为长时间收不到刊物，很多读者对期刊的消费热情降低，纷纷选择退订；读者因为疫情宅在家导致很多传统期刊零售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零售终端影响特别大；期刊线上销售出现了没刊卖、刊发不出、销售下降，顾客退订的现象，行业从业信心、消费者信心都受到影响。当然疫情也推动了部分期刊主动响应，像《财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新民周刊》等都加大了“疫情专刊”的投入力度，并利用新媒体，电商平台等进行大量的传播，推广以及销售，找到了新的发力点。疫情之下，期刊社更应该积极作为，优化内容质量，瞄准用户定位，内容好，定位清晰才是王道。行业要相互支持，期刊社积极支持发行和零售企业度过疫情影响困难期；转变思维，积极拥抱互联网，利用新媒体，社群，电商等新的推广渠道；加快媒体融合进程，推出适合线上销售的数字内容产品，知识产品，在线课程等；将期刊社的新产品继续赋能给销售商，拓展销售渠道，刊社自己的渠道也是有限的，需要更多的销售商参与进来；鼓励传统零售商积极拓展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模式。疫情让《柳叶刀》等国际学术期刊再次大受关注，国内学术期刊在提升论文质量，行业影响力，以及传播力等方面还可以加强，建议整合最强资源提升国内优秀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叶虎：北京勤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从顺境中找到阴影，从逆境中找到光亮。数字化赋能将极大地重塑期刊的核心竞争力重大事件带来巨大冲击，也引发深层次的思考，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也一样。突如其来的疫情不仅给中国社会，中国公共卫生健康秩序直接冲击，冲击中国的经济建设步伐，也在中国的科技学术期刊业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在广度与深度上都堪称空前，进一步暴露了我国期刊发展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一方面部分期刊出版单位在线采编出版系统架构简单，功能单一，断点重重，无法实现从投稿到传播的全产业链打通，全网络化支撑。另一方面是部分期刊出版单位平时对数字化重视不够，网络化推进不力，从主编到编辑，从编务到财务，工作模式上不习惯在线模式，工作场景上不熟悉在线模式，工作方式上不适应在线模式。数字化赋能期刊正在创新学术生产模式，加速期刊生产、学术传播、互动交流的在线化、软件化、网络化。众多学术期刊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数据，利用先进算法算力，充分挖掘这些资源、数据的价值，实现数据资源的整合共享、数据标引、数据清洗、智能协同训练以及结构化存储，让大数据分析能力融入学术生产全流程，使学术生产流程从基于经验升级到基于数据，变成数据驱动型期刊。数字化赋能将极大地重塑期刊的核心竞争力。小福团摘编自期刊强国《疫情时代，期刊业如何升级突围？看看业界大咖怎么说》。来源 | 期刊强国版权保护声明：本公众号选发有优质传播价值的内容，可能会对内容做部分删节修改。我们极其尊重优质原创内容的版权，如本号所选内容未能联系到原文作者本人，请作者和小福团联系。

掌上春城讯12月13日，2018中国融媒体发展论坛将在昆明开幕。作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和中国传媒年会重要活动，此次活动邀请全国媒体精英齐聚春城，共论深化改革求发展的大背景下，媒体深度融合的方向与路径。本次活动主办方之一的《传媒》杂志社社长兼主编杨驰原在接受掌上春城记者专访时表示，此次活动将围绕融媒体发展“下半场”，融媒体产品创新等议题，重点探讨融媒体中心建设“如何建”和“怎样用”的新问题。《传媒》杂志社社长兼主编杨驰原融媒体发展备受关注《传媒》杂志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办，是中国新闻出版业的权威性刊物。杨驰原表示，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国传媒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媒体融合无疑是其中最受关注的主题。其中，融媒体中心建设更成为今年和未来一段时间融媒发展的重点和热点。为此，主办方专门策划举办2018中国融媒体发展论坛，邀请业界精英齐聚春城，多角度、深层次解读政策、交流经验、碰撞创意。届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谢国明，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党委书记黄晓鑫，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副秘书长邢发亮等领导将出席论坛。“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和智库机构的领导纷纷与会，透露出各界对融媒体发展的高度重视。”杨驰原说。融媒体盛会汇聚精英“通过抛砖引玉，一批融媒建设取得成果的媒体分享经验和创意，能有力推进中国融媒体发展。”杨驰原说，在技术发展的驱动下，中国融媒体发展已经进入“下半场”，一批先行先试的媒体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他们将与全国媒体人一同交流，碰撞出更多具有实践意义的创新思路。这其中，人民视频总经理陈星星，新京报副总编辑、我们视频总经理王爱军等，将带来技术更迭加快的大背景下，如何通过创意生产具有传播力和影响力的融媒体产品，在融媒发展中快速突破的实操“干货”。此外，对国外融媒体发展颇有心得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杭敏等学界专家也将参会。杨驰原认为，这次论坛的议程非常丰富，“从理论到实践，从融媒产品到融媒体中心，维度多、角度广，是中国融媒体发展的一次盛会。”融媒中心明晰方向“融媒体中心建设‘如何建’‘怎样用’，是这次活动最重要的议题。”杨驰原认为，解决了这两个问题，融媒体中心建设方向也就清晰了。为此，本次活动将公布“2017-2018年度十佳融媒体中心”名单，通过“树榜样”来为融媒体中心建设设立范本。“国内的几家代表性融媒体中心也都来了。”杨驰原介绍，北京朝阳区广播电视新闻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洪剑斌，郑州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辑张子明，长兴传媒集团编委周勇等嘉宾将参作交流发言，为各地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提供样板和借鉴。“希望能通过本次活动，解读政策，升华经验，塑造榜样，为大家解决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方向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杨驰原说。最后，杨驰原表示很荣幸能把论坛放在在昆明举办，“我非常喜欢昆明，这个季节我的家乡哈尔滨已是冰天雪地，北京也已经是寒风凛凛，但昆明阳光明媚，绿树繁花，春城的美誉名副其实。相信全国传媒精英一定会在滇池湖畔感受春意，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掌上春城记者：蔡钧 刘莹责编：孙娜娜 一审：钱红兵 周婷

【环球网报道 记者 张冬瑾】1月26日，由国资委新闻中心和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央企业品牌传播力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研讨会以“新时代 新品牌 新价值”主题，旨在为中央企业开展品牌传播工作搭建意见对话、资源对接、发展对标平台。此外，会上还发布了“2017年度中央企业品牌传播力十强”名单，通讯、能源、交通建设等领域的央企均有上榜。在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年度中央企业品牌传播力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企业的媒介投入、责任承担与形象塑造重要性愈发凸显。“2017年中央企业品牌传播力十强”中，移动、电信、联通国内三大运营商分别以62.95、61.08、48.59的EBCI指数分列榜单的第一、二、五名;能源企业中，中石油、中石化以50.79、45.89的成绩入榜;此外，中车集团以较高美誉度和知名度及较低的资产实力，列榜单第三位。《报告》发布后，中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敏和大家做了经验分享。据介绍，中车集团通过助力海外“五本五帮”(五本：本土化制造、本土化采购、本土化用工、本土化维保、本土化管理;五帮：为当地妇女高管提供管理培训，为孤残儿童提供学习用具，为当地警察传授少林功夫，参与社区传统文化活动，对当地工人进行业务培训)、借力重要人物或事件凸显中车价值、举办有影响力的活动展示中车风采、使用国际化语言讲述中车故事及履行社会责任体现企业担当，大大提升了品牌形象。从长远来看，应逐步建立常态化信息发布沟通机制、搭建企业自身品牌传播体系、加强矩阵建设扩大知名度半径，为做好中央企业品牌跨文化传播奠定基础。国资委新闻中心主任毛一翔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品牌之“本”在于“品质”，品牌之“形”在于“传播”，认为现代、开放、创新、公平、责任等是当代央企应具备的新标签。

9月23-25日第十六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期间方正电子以一个特装展台与四家重量级合作伙伴云端&现场签约方正学术出版云服务平台发布+演示直播全方位呈现了 在学术出版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 与业界专家共话中国科技期刊发展 小福团把方正对论坛和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思考摘录如下分享给大家9月23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十六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在长春召开。图自原文本次论坛瞄准大力推进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总体目标，以“合作共赢 赋能未来——共筑科技期刊生态圈”为主题，采取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与国内外技术服务供应商、出版机构，以及高科技技术企业共同探讨推进中国科技期刊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途径。方正电子作为论坛协办单位应邀参会，通过“搭建”云展台、直播“秀”解决方案、重量级合作伙伴现场签约等内容，全面展示了借助技术力量，推动中国科技期刊踏上数字化、集约化发展之路。“云端展台”打开数字化视界本届论坛以“卓越起航：融合共生赋能飞跃”为主题举办了云展览，为国内外科技期刊、技术服务供应商、出版机构、版权机构、高科技企业等科技期刊产业链上下游单位提供期刊“云展示”、新品“云发布”、互通“云洽谈”的平台。四场重磅签约力科技期刊“造船出海”在论坛举办期间，方正电子分别与四家国内重量级期刊出版单位达成重要合作签约，基于各出版单位的实际业务需求，为出版单位提供覆盖出版、传播、运营等流程的技术解决方案，协助科技期刊社基于各自优势，为其在垂直领域进行内容的自主运营提供产品及技术支撑。以技术应用为动力，推动中国科技期刊“造船”出海向国际化发展，实现高度集约的集群化办刊模式。01.方正-Light学术出版与知识服务平台发布暨战略合作签约中科院长春光机所Light学术出版中心主任白雨虹与方正电子董事长邵行签约 图自原文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Light学术出版中心（以下简称Light中心），立足打造中国最优秀的光电期刊集群和最权威的光电行业网站，Light中心编辑的多本科技期刊代表着国内光学界的最高水平。这次方正电子和Light的合作，着力在数字出版和集约化生产模式转型、文献资源和科学数据的结构化存储、学术文献的国际传播和服务能力提升、互联网营销模式的实践、以及深度挖掘光学领域知识内容的潜力、探索本领域知识服务转型等几个方面。未来双方将以此为开端，共同探索期刊数字出版转型升级、集群化自主运营、垂直领域知识服务的科技期刊持续发展之路。02.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与方正电子学术出版及知识服务平台合作签约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社长魏均民与方正电子董事长邵行签约 图自原文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是医药卫生领域规模最大、质量最高、权威性最强的学术期刊出版机构，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期刊数字化的转型和平台的搭建工作，到目前为止，平台已搭载近200种期刊，成为国内医药卫生领域数字化程度最高、专业化程度最强、技术最先进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此次双方的合作重点聚焦在搭建数字化生产与智能审校系统，将助力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期刊内容生产、质检、传播三个方面的数字化转型。例如在质检方面，通过平台搭载的方正智能审校系统，可以从“规范科技文献体例”、“规范科技文献核心内容要素”、“规范科技文献专业学术用语”等几个维度，为社内系列杂志审校工作提供先进的数字化处理手段，进一步提升审校质量和效率。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社长魏均民在签约现场表示，此次合作是“科技期刊出版领域旗舰与传媒行业技术领航者的强强联合，将大幅提高我社期刊数字化出版加工生产效率，提升医学文献的全文XML数据质量和文献内容的精细化程度，从而增强国内医学学术期刊整体学术传播力、竞争力和服务水平，加速向世界一流期刊前进的步伐。”03.中华中医药学会与方正电子学术出版与传播平台合作签约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国辰与方正电子董事长邵行签约 图自原文中华中医药学会在“建设世界一流期刊”的背景下，积极推进“中医药期刊集群”的建设，目前是我国中医药学领域规模最大、最具学术权威性的品牌期刊集群，汇聚了领域内73种期刊，覆盖中医药及民族医药基础研究、临床实践各分支领域，形成了学科方向明确、服务中医药及民族医学发展的格局。方正电子董事长、总裁邵行在签约仪式上表示，这次与中华中医药学会的三项重点合作包括：全流程XML出版服务平台、智能审校系统和学术传播平台。“目前已经有十本学会期刊开始使用XML智能生产系统、并且开始构建学会的集群网站。方正电子有信心以这次合作为起点，帮助中国中医药科技期刊走上以数字化、集群化为引领的创新发展道路，共同将中国中医药学会打造成中医药领域的世界品牌。”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国辰表示，此次签约，“对于学会系列期刊建设工作应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纪念意义。衷心希望通过双方的强强联手，将新技术、新理念、新知识服务模式有效地应用到中医药期刊建设的方方面面，共同为中医药期刊打造集生产、发布、运营于一体的、功能齐全的、国际一流数字化学术期刊出版和传播平台。”04.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学报文献中心与方正电子战略合作签约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学报文献中心出版部主任刘冬与方正电子研发中心兼知识服务事业部总经理闫国龙签约 图自原文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学报文献中心（以下简称“金属所”）共承办并主办有6种材料学科的中英文核心期刊，学科特色突出，代表着我国材料领域的TOP学术水平。其中《金属学报》、《JMST》已被《SCIE》、《EI》等国际顶尖的检索系统收录。在国家大力倡导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国产科技期刊品牌的大背景下，方正电子根据金属所目前阶段的实际需求，将这次合作聚焦在科技期刊结构化排版、传播平台搭建、内容运营、基于大数据的知识服务几个层面。目前，金属所已经通过方正全流程XML出版服务平台建立了集约化的生产方式，这为金属所提升传播力、探索该领域深度内容运营打下良好基础。未来双方还将对生产环节和传播运营环节进行紧密的衔接，真正打造一个生产即发布的一体化专业学术出版平台，帮助金属所实现从传统出版向知识服务的转型。方正电子研发中心兼知识服务事业部总经理闫国龙在签约时提出，希望通过此次合作，“为推进国内垂直领域科技期刊数字出版转型升级、学术文献的国际化传播、内容资源的深度自主运营，提供经过验证的、行之有效的借鉴与示范。”四家重量级用户，四场签约，实际上是方正电子近年来在期刊出版领域累积成果的集中展现。目前，方正电子推出的“全流程XML出版服务平台”通过SaaS模式已不间断地为全国近200种期刊提供日常的在线出版服务，这是方正电子在科技期刊生态链的重要切入点，也为科技期刊开启全流程数字化转型奠定坚实基础。“云服务平台”首次直播发布用数据驱动未来在这次论坛上，方正电子首次以直播形式，正式发布了 “方正学术出版云服务平台”。“方正学术出版云服务平台”是方正电子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为科技期刊实现数字出版流程的升级与再造、提升媒体融合的传播能力、实现自主运营的数字资产管理，进而服务学术研究的全过程，构建全新的行业生态圈，提供的完整可行的产品技术方案。能够为学术文献提供专业、高效、便捷的出版服务，以编辑加工、文献管理、成品发布为主线，以XML数据为唯一数据源驱动数字化生产方式，应用智能化的文献结构化引擎和强大的多渠道发布引擎，缩短文献生产发布周期，促进学术成果快速传播。9月25日，方正电子以讲座直播的方式，向期刊出版界同仁介绍了出版服务平台的整体流程、功能特点等，讲解如何利用平台输出多种数据格式，实现优先出版、全媒体发布，持续发布专业、权威的科技报道，实现快速、广泛、精准的内容传播和自主运营。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在中国科技期刊走向国际化、集团化的路上，方正电子已经在积极探索并不断尝试，适合中国科技期刊的运营模式和出版创新技术路径，希望以内容为导向，以技术为抓手和保障，与中国科技期刊出版界同仁共同推动期刊产业的转型升级，早日打造出世界级科技出版旗舰。来源 | 方正电子

供图：视觉中国科技期刊是国家科技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标志。包括很多院士在内的科研工作者一直关心和呼吁的是，中国距离拥有《自然》《科学》这样的世界顶级期刊到底还有多远？日前中国科协、教育部和科技部等7个部门联合下发通知，启动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投入力度之大前所未有。随着整体科研实力的增强，中国的科技期刊如何能与科研论文一样越来越强，走上世界舞台？科研论文亟需中国“阵地”缺少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一直是中国科研工作者的心结。今年8月，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中写道，我国已成为期刊大国，但缺乏有影响力的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离期刊强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据《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8）》统计，截至2017年我国共有科技期刊5052种，其中约90%诞生于近40年，已进入了世界科技期刊数量大国行列。但整体来说，数量多而不强，传播力影响力有限，尤其缺少世界闻名的科技期刊。这样的现状与我国科研论文发文数量及科研竞争力相比，是完全不相称的。好论文“肥水外流”的现象非常严重。根据中国科协的数据，在物理学、化学、生物与生物化学、临床医学、材料科学等领域近10年世界最高被引前50名论文中，我国作者的论文基本上都是发表在国外期刊上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会军告诉记者，就气象领域来说，中国学者每年花很多的版面费，将自己的文章发上国外期刊。而文章被国际期刊登载后，国内的大学还得付出高额订阅费购买期刊的数据库，才能让国内的学者阅读到这些论文，得知最新的科技进展。可以说，科技期刊不仅仅是个学术平台，更是“掌握学术创新的发言权” 关键所在。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恩哥曾表示，同样水平的科研成果投稿到国际知名大刊，与科技强国期刊的作者相比，我们的文章经常被搁置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获得评审通过。我们的成果要被国外的期刊认可，我们自己不能做主。这对于我国的创新科技成果尽快被认定和传播是不利的。办好我们中国的科技期刊，我们就可以自己做主。要有文化自信不能“单打独斗”其实，我国中文科技期刊也有过辉煌的历史，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成、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以及青蒿素等重大学术成果，都曾发表在国内的中文科技期刊。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司司长李军去年公布过一组数据：接近20%的高被引SCI论文由我国学者贡献。但遗憾的是，有95%的论文发表在海外期刊上。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以化学领域为例，中国作者高被引论文占全球高被引论文比例为30.42%，但中国期刊高被引论文占比数只有0.37%。在很多学者看来，过去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科研评价的异化。高校等科研机构在对科研人员的绩效、职称、资助、奖励等考核评定过程中，过于注重国际期刊，甚至“重洋轻中”。“这导致我们形成了一个怪圈：期刊水平不高造成论文外流，论文外流造成期刊水平下降。”此外，传统科技期刊的出版方式也难以适应现代的市场化、集群化运营。在我国5052种科技期刊中，仅出版1种期刊的出版单位有4205家，占期刊总数的83.75%，没有形成爱思维尔、施普林格这类世界著名学术出版集团同时出版2000多种期刊的集约规模效应。中科院院士杨卫曾一语道破目前中国科技期刊面临的困境——大多平台“小、散、乱”，和国际科技出版巨头比起来，如同“打着国家事业单位旗号的街道企业”，竞争力不足。有学者指出，“小作坊”办刊模式，使得编辑部在实际运行中，在把握学科前沿、引导学科发展、紧跟学科进步、掌控办刊方向等方面能力显然偏弱。分散、孤立的经营模式还导致期刊自身融合发展能力不强，在应用先进数字出版技术、打造国际化自主经营平台、加强传播营销、培育编辑出版人才等方面投入严重不足。而放眼国际主要期刊出版集团，一直在集群化、平台化运营方面不断推陈出新。近年来，各大国际出版集团纷纷创办新期刊，抢占学术资源。“特别是一些大牌期刊社采取‘级联式评审’方式，品牌期刊如果不能录用，编辑就向稿件作者推荐转投其下一级子刊，通过逐级‘筛选’的方式消化了大量优秀科技论文。有些期刊一年就可以发表2万多篇文章。”弯道超车，期刊发展有径可循推动中国科技期刊走向世界舞台——近年来，包括院士在内的科研人员已经开始这项工作。王会军说，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有两本英文期刊，其中有一本已经是亚洲最好的英文期刊。另一本是他在所里工作时创办的《大气和海洋科学快报（英文版）》，发的都是短文，审稿和出版过程非常快，为的是推动学术交流的效率。“我们愿意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大家都明白，这是引领性的工作。”“此次行动计划的出台，让我们这些期刊工作者对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与未来充满期待。” AME出版社创始人汪道远表示，“是时候重拾自信了。因为无论是基本条件，还是意识水平，我们都具备了‘造船出海’的底气。” 如今，AME已经创办60余本专业医学英文国际学术期刊，其中，18本被PubMed收录，12本被SCI收录。记者注意到，此次计划的出台，针对我国科技期刊在编辑、出版、传播、服务全产业链上的关键短板，系统构建支持体系，在项目设置、遴选方式、支持方式和管理方式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变革和创新，提出了建设国际化数字出版服务平台、选育高水平办刊人才等7个子项目。计划无疑是针对了中国期刊存在的弊病。集群化运作将为中国打造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提供良好的平台支持。这与不少院士此前的建议相一致。中国科学院院士裴钢表示，我国期刊运营方式可以借鉴大型国有企业混改模式，推动形成真正的出版社和出版集团，打造体制的平台、制度的平台、资源的平台、人才的平台。而在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发虎看来，积极推动开放出版，这是本土科技期刊一次“弯道超车”的机会。汪道远说，“对于国际期刊的标准及如何评估高影响力期刊，目前业界有一定的共识：一个标准的国际期刊，要有良好的国际化融入性，如作者、读者、引用、包括开放学术市场、在国际数据库的显示度等；同时也要开放、协同、参与这个行业的交流与讨论，共同应对这个行业的变革与创新。”此外，办好一本期刊，还需要专业的策划、运营人员。国内目前还没有系统性的学术编辑专业，缺乏一支融合文理、有较强英语能力的跨学科交叉人才队伍，国内科技期刊只有补上这个短板，才可以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杨频萍 王拓）来源：新华日报

1月30日，“学术期刊的历史使命与高质量发展的新举措”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就如何促进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探讨。人文社科期刊的高质量发展，实质上是如何特色化发展的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刘曙光表示，学术期刊走特色化发展道路，需要把握规律，准确定位，通过选题策划引领学术。期刊的内容和形式亦需因时而变，处理好学术与评价的关系。在《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汪信砚看来，要促进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需从精心凝练办刊理念、高度重视选题策划、大力加强组稿约稿、着力提高编校质量这四个方面下功夫。大数据时代为学术出版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知网电子杂志社总经理王玮表示，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承担着学术传承和传播的重要使命，在经济社会知识创新发展中发挥着引领和服务的作用。学术期刊在推动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方面大有可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编辑王建平提出四点建议：引入出版融合技术，不断增强传播力；加强选题策划，引导学者关注学术前沿话题以及对现实重大问题的学术阐释，不断增强学术期刊引导力；积极拓展优质稿源，增强学报学术影响力；建立完备的审稿制度，坚守稿件导向和质量，增强学术期刊公信力。会议由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主办，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承办。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编辑：宗悦【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摘要：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以微信为代表的移动APP的普及，微信公众号已成为企业和个人连接互联网的重要载体。简要分析了红木家具企业微信营销的现状和方法，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营销策略。关键词：微信营销；红木家具；策略分析1、当前红木家具企业微信营销的主要形式和特点微信是一个全面的社交平台。它还采用了开放式门户设计，可以与各种第三方开发平台进行交互。企业可以通过朋友，微信，群组，公众等推送各种形式的信息，并与用户互动，为营销工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1.1朋友圈营销也就是说，通过在朋友圈中发布公司产品，活动，文化等手段，达到了使客户快速，轻松地了解企业动态的目的。与其他形式相比，朋友营销圈的优势在于实时性和快速性。文字+9格图片形式的朋友圈提供了丰富企业品牌推广和营销工作的创造力以及朋友组的交流对象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微信朋友。企业可以准确，实时的方式，以企业微信或个人微信的形式在朋友圈中显示相关信息，以达到营销目的。1.2微信集团营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技术普及，传统的营销模式已经无法赶超互联网销售，现如今，微信群销售越来越火热、更直接、更有针对性，在微信群内为了激发消费者的积极性，可以采用特价或者发红包的方式进行灵活的营销，激发消费者消费的决心。1.3公众号营销微信公众号是早2013年推出的，并且火速的沾满人们的生活，无论是什么行业（媒体、企业、政府）都会建立微信公众号，让人们关注，通过微信号可以关注企业的实际情况与营销产品。微信订阅号也是传播信息的一种途径，也是政府、媒体、新闻将所发布的通知传达给群众。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崛起，人们的生活中已经离不开互联网，人们的生活每天都离不开互联网技术，而微信小程序的出现更加完善了微信联系的方式，人们可以更加轻松地访问各大网页，现在的主要营销模式是微信，足不出户的进行营销。2、红木家具企业微信营销的当前问题2.1缺乏品牌定位规划由于现价段大多数红木家具公司存在一定的问题，同时，微信营销也处于在线以及离线状态。红木家具企业重要的营销手段就是微信营销。针对不同的销售形势，我们可以不断地创新营销方法。为了使企业的品牌更加的强大，促进企业的营销手段，其方法就是针对企业的营销手段进行加强，增加信息的准确性，视觉效果需要加强等。例如，在朋友圈进行营销时，频繁的发广告会使得朋友圈产生负面影响。2.2内容缺乏创意，缺乏创新微信营销的核心是准确地将公司信息推送给潜在用户。但是，红木家具公司宣传的大多数信息缺乏独创性。“困惑”和转发对等方信息已成为常态；将核心产品，品牌和文化引入表格的方式尚未深入探讨。其内涵和特点；缺乏创新，缺乏内容可以吸引消费者去关注和转发，评论，导致许多微信营销看起来千差万别，但是一无是处，缺乏品牌温度和互动体验，效果持久不显。2.3公共运营管理水平低目前，红木家具公众号的运营和管理主要有两种形式：自营和自营。多数自营公众电话号码受制于不专业的运营商，不完善的管理系统，缺乏品牌定位，不完善的平台建设以及缺乏企业领导者的关注。直接导致营销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就是推送质量不过关。不利于企业的品牌建设以及营销工作的主要原因就是推送的内容与其他的公司不一样。因此一定要强公司的推送质量。3、家具企业做微信营销的路径分析3.1微信营销策略总体规划微信营销与传统营销，在线营销和在线营销相同。微信营销是对传统营销的有益补充和发展。为了做好微信营销，红木家具企业必须制定公司的营销策略，充分研究传统营销和微信营销的特点，根据自身特点开展适合本企业和产品的营销活动。同时，有必要建立和完善微信营销的运营团队和管理体系，从系统层面确定微信营销的重要地位。协调具体营销工作中各种营销方式的策略和投入，充分发挥各种营销手段的有效性，以达到预期的营销效果。3.2提高运营水平和创新性微信营销更加朱总的是运营商的资源，与传统的营销模式有很大的区别。因此，红木家具企业一定要不断地创新营销手段，组建一支强大的营销团队。同时，这样的一个营销团队一定要精通微信营销的各种辅助工具，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信息的高质量传输。使得消费者能够第一时间了解红木家具企业的相关信息。同时，也能提高消费者的信任度。使得消费者成为红木家具企业的忠实用户。3.3让微信平台成为客户端连接器微信平台的本质是社交性，因此微信营销必须关注关键词“社交”。微信营销的目的是实现客户与企业之间的有效联系。因此，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红木家具公司在推销相关信息和开展相关活动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具有社会属性，以便推导的信息易于接受，传播，讨论和实施。它具有吸引用户参与互动的可行性，允许客户通过微信平台建立对企业的更直观，三维和生动的了解，并最终实现企业营销目标。结束语综上所述，现如今是我国红木企业的关键时期，也是红木企业转型的重要时间点。为了使得企业能够在系统规划、整体布局、产品的管理、营销以及品牌的创建能够稳步前进，一定要要将红木企业的转型计划制定的科学、合理。为了使得企业的品牌价值得到提升，一定要将红木家具实现现代化管理、现代化生产技术以及多元化营销模式。因此，在这一系列的问题实现的过程中可以利用微信品台来进行解决，帮助企业寻找新的业务模式。建立全新的管理模式、培养专业的运营团队。实现微信营销的发展，为我国红木企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参考文献：[1]杜春娜.新媒体营销下的微信公众号营销策略分析[J].数码设计，2018，6（5）：97-98.[2]郑莛钰.浅析微信公众号在企业营销传播中的策略[J].传播力研究，2018（7）：100.[3]张艳.传播学视角下即时性营销模式与战略实现：以微信营销为例[J].中国出版，2013（16）.(李忠信 浙江中信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 金华 322100)投稿邮箱：xfdk5052@163.com

【热点关注】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机构，智库要为公共政策提供高质量服务，不但要有强大的思想生产能力，还要有强大的传播发声能力，包括研究成果和思想观点的政策性转化和社会化传播。思想生产和思想传播如同新型智库发展的两翼，共同对智库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与强化发挥作用。在当今传播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媒体融合发展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以深度见长的智库与以速度见长的媒体之间有了紧密结合、良性互动的良好契机，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智库成果的思想价值。1、智库成果的思想属性与传播方式智库是政策研究成果生产的集中地，主要靠思想力量影响决策者及社会各界。思想性、现实性是智库成果的重要特征，智库成果要想发挥咨政启民价值，离不开高效的传播手段。特别是那些针对当前问题提出建议的咨询报告、建议文章，“保鲜”时间比较短，对传播效率有着更高的要求。智库研究成果的转化与传播，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政策性转化。智库成果进入公共政策议程后，以适宜形式内嵌到公共政策中，转化为党委政府的政策文件、法律制度，形成政策生产力。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内参形式报送的各类内部参阅件和领导批示具有重要作用。二是社会化传播。智库研究成果通过有效传播，内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认，形成思想影响力。可见，加强智库成果的大众化传播，既是新型智库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形式，也是影响公共政策的有效手段。对于一般智库来说，要摆脱神秘化色彩，处理好“小众”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关系，促进智库成果广泛传播。当前，智库成果的传播存在诸多不足。首先，一些智库观念滞后，大众化传播积极性不高。部分智库只热衷于报送内参，把领导批示作为决策咨询效果的第一或唯一指标，对于智库成果的社会化传播和社会效应关注不够。其次，智库成果经由传统媒体、学术载体传播的渠道不够通畅。传统媒体和学术期刊往往坚持既定标准，用稿周期也普遍较长，而智库成果的表述方式往往有别于传统论文，且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因而在传统媒体、学术期刊发表具有一定困难。最后，智库成果新媒体传播的势头较猛，但瓶颈依然突出。一方面，智库成果的新媒体传播呈现无序化、碎片化状态，集成能力差，整体效果还未充分显现。另一方面，在新媒体上发表的原创性研究成果缺乏认定标准，难以进入当前评价体系，从而制约了智库专家参与积极性。2、融媒体背景下智库成果传播路径的战略转换新的媒体形态的不断涌现、媒体融合的发展大势，为智库成果传播提供了更多选择。与传统传播途径相比，新媒体在传播智库成果上具有独特优势：传播速度更迅速，载体容量更充裕，呈现形式更丰富，互动方式更灵活。可见，借助传统媒体、新媒体共同传播智库研究成果，有助于将智库的深度与媒体的广度结合起来，为智库成果及时找到“销路”，对公共政策产生更为重大而持久的影响。在推动智库成果融媒体传播的过程中，要注重把握以下方面：以思想性和深度为前提。智库的天职是出产研究成果，没有了思想深度，也就不能称为智库。智库与媒体合作，不仅仅是传播环节上的衔接，更体现在生产和转化环节上的联合。智库可以把研究成果的宣传推介作为整个运转链条中一个重要环节对待，但如果忽视了优质研究成果的生产，那么再成功的传播也失去了价值和意义，此类智库也终将行之不远。避免智库过度媒体化。当前智库界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智库媒体化”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智库在职能上趋同于媒体，而是指一些智库意识到宣传在整个生产链条中的作用越发重要，故而着力增强对接大众媒体、打造自媒体的技能和本领。在此过程中，要注意避免智库过度媒体化，“为传播而传播”，把主要精力用在“造势”上，以智库名义向社会兜售质量低下甚至不科学的研究报告。做好话语体系转换。一般而言，智库面向决策者提供的决策咨询产品，更加注重对策性；面向社会公众传播的产品，更加注重思想性。前者主要关注“怎么做”，后者更多关注“为什么这样做”。要实现由内部私密化传播到外部社会化传播的转换，就不可缺少政治话语向社会话语的转换，这种转换既包括内容层面，也包括表达方式。把好保密和意识形态关。一方面，智库特别是高端智库，旨在为国家战略服务，某些研究内容和成果需要严格保密。因此，公众传播时要加强内容甄别，把好保密关口，杜绝泄密。另一方面，要把好智库成果的意识形态关，严防违反国家政策法规、有损国家安全利益的传播。3、融媒体时代推动智库成果社会化传播的思路与机制创新《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着眼于壮大主流舆论、凝聚社会共识，发挥智库阐释党的理论、解读公共政策、研判社会舆情、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的积极作用。鼓励智库运用大众媒体等多种手段，传播主流思想价值，集聚社会正能量”。这既强调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舆论引导、社会服务等方面所应发挥的重要作用，又明确了新型智库要善于运用大众媒体路径，在融媒体背景下做好智库成果传播和转化工作。对此，建议以制度设计和机制创新为抓手，推动融媒体时代智库成果的社会化传播。强化新型智库的社会化传播意识，完善创新性、规范化的顶层制度设计。在党管智库的前提下，加强对智库成果的统筹和调控，加强智库与决策部门的对接、与各类相关主体的良性互动，构建政府、学界、智库、媒体、社会公众相贯通的发展格局。逐步建立研究成果政府采购机制和对接平台，把供给端与需求端有效连接起来，形成多维的、适应网络社会需要的研究成果交换和评价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传播导向，坚持以质量为根本的传播理念，建立相应的审核和发布制度，规范智库类成果发布的程序、形式和渠道。强化新型智库的专业化经营意识，构建去行政、扁平化的管理运行机制。一是推动智库组织形式社会化。推动形成更加灵活的运行机制，以更加前沿的思想理念和更加浓厚的创新氛围助推生产更多高质量的产品，实现更高的传播效率和更好的传播效果。要把握智库成果传播规律，设立媒体运营专员等，负责协调媒体关系，策划组织智库宣传活动。二是推动智库研究方向专业化。现代网络环境下，要处理好研究质量与传播效率之间的关系，解决好传播的便捷性与生产质量的高要求之间的矛盾，避免网络传播思维下智库成果的低水平重复。要针对低端产能严重过剩、高端产能严重不足问题，建立专业化、差别化、高质量的智库成果体系。三是推动智库人员构成多样化。作为思想生产的集中地，智库要有海纳百川的情怀，积极吸纳各类优秀人才加盟，特别是优秀的实际工作部门研究型人才、具有潜质的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和新闻采编人才。相对于从事一般新闻报道的记者，做深度调查和评论写作的从业者更容易向智库专家转型。强化新型智库的双向驱动意识，形成全程化、立体化的智库成果服务体系。在融媒体时代，智库既要靠研究驱动，又要靠运营驱动，既要依靠智库成果在决策层产生内部影响力驱动，也要依靠智库成果的社会化传播产生外部影响力来驱动。智库影响公共政策，可以体现在制定前的决策咨询、制定中的方案讨论、出台后的政策解读，包括以第三方身份开展政策效果评估。要同时抓好智库研究与智库运营，把智库的运营链向两端延伸，增强前端吸引力、中端生产力、后端影响力，通过智库成果的丰富化、智库运营的专业化，形成复合传播、多元发展的格局。特别要重视的是，随着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推进，决策者正越来越多地通过媒体来了解民意。有些合理化议题，遇到难以进入决策者视野、内部转化窗口关闭的情况，可通过社会化传播、社会舆论力量的撬动，引起决策者关注，从而进入政策议程。强化新型智库与媒体良性互动意识，开辟便捷式、无缝化的合作共赢通道。智库可以生产充裕的研究成果，为媒体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材料；媒体可以凝聚大批智库专家，围绕一些重大问题展开专题讨论并及时转化成果。发挥媒体与智库的各自优势，形成由传统媒体到新媒体再到自媒体的完整传播链条。媒体要更多地承担起传播智库成果的职责，建立多形态的专业化智库成果发布平台。有条件的纸质媒体，应加大对智库成果的支持力度，开辟智库成果或决策咨询专栏，部分期刊可以向智库转型，一方面为广大智库专家提供成果转化平台，一方面为决策者和社会公众提供更加聚焦的智库成果集中地。新型智库发展，需要汇集并凝聚各领域具有家国情怀的专家学者。对于媒体而言，随着自媒体的发展和传播速度的加快，越来越多的记者要由采写新闻消息向深度报道转型，由以叙述事实见长向分析事理见长转型，为进行智库研究夯实基础。强化智库研究成果集成的大数据意识，打造兼容传统与现代传播方式的评价体系。一是建立传统媒体与新型媒体相贯通的集成体系，让更多优秀成果以更快速度得以传播。二是打造智库研究成果数据库，坚持公益导向，在具有引领性、龙头性作用的媒体机构牵头下，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方式合理构建。三是把评价与传播结合起来，以评价促进传播，让智库的优秀研究成果释放更多正能量，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在智库研究成果评价体系建立过程中，要坚持五个结合：第一，坚持数量与质量相结合，以质量为主的评价体系，引导智库研发高质量的成果。可运用大数据进行点击次数评价、阅读数量评价、阅读深度评价、阅读广度评价等，完善研究成果大众化传播的实时监测和质量评价机制。第二，坚持第三方评价、同行评价与用户、社会评价相结合，以用户、社会评价为主的评价体系。学术论文的评价以学术影响力作为主要指标，重点看引用量；智库成果的评价主要以政策影响力和思想影响力为指标，重点看对决策者和民众的影响度。因此，在智库评价中，同行评价的权重不宜太高，要确立以用户和读者为主的评价取向，打造思想理论界的“大众点评”。第三，坚持短期评价与长期评价相结合，更加注重长期效果的评价体系。思想理论产品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数据统计和评价的难度相对更大。评价智库成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少智库成果的效果显现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第四，坚持国内影响力评价和国际影响力评价相结合，推动更多高端智库致力于研究成果的国际传播，增强中国智慧的境外传播力与全球影响力。第五，坚持智库评价、产品评价与区域评价相结合。可通过大数据，分析各个区域的思想理论素质指数，比如产出数、关注度、影响力、品牌化，绘制思想理论成果产出地图，进行区域思想理论创新力评价。（作者：刘西忠，系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江苏省社科联研究室主任；本文系“2017中国智库治理暨思想理论传播高峰论坛”征文二等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