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史研究

2021年新学期伊始，清华大学发起全球融合式课堂项目（Global Hybrid Classroom），利用在线方式与海外高水平大学学生“同上一堂课”。清华大学面向世界慕课联盟创始成员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米兰理工大学等高校首批开放了17门线上线下融合式课程。建筑学院首批开放课程为刘亦师副教授任教的《中国近现代建筑与城市历史研究》，全英文授课。课程以中国近现代城市和建筑发展的若干专题为对象，重在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以多元视角开展相关研究。本次课程选课学生来源多样，除本院选课学生外，有5名来自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同学线上学习，其中2位选修学分（分别为本科四年级与研究生二年级，对应专业为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3位旁听（分别为本科一、二、三年级，对应专业为管理学、公共与市政管理、中国经济学）。另有1名身在日本的研究生选修学分，一同参与线上学习。线下另有2名来自康奈尔大学的本科进修生，以及来自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研究生共同参与课程学习。同学们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方式，在线进行问答，积极参与课堂互动。多元融合的学生构成与教学方式，开拓了学生视野，与课程主题强调的“全球视野”相辅相成。课程现已开展两周，初步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教学效果，为建筑学院及清华大学开展英语融合式教学作了有益的探索。供稿：杜林东编辑：许宁婧本文资料来源网络，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我们尽快处理联络、投稿、投诉投稿邮箱：jianzhumingyuan@126.com

从“以史证文”到“以文证史” ——近年来国内引进出版的成都研究论著简述文/许金晶（书评人，梅园经典共读小组创始人）在国内的城市史研究领域，上海研究作为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的“显学”，当仁不让地占据了“头把交椅”。而在上海研究之后，谁将占据国内城市史研究第二名的位置，一直是一个热议不休的话题。近年来，伴随着王笛、司昆仑等学者的论著陆续被引入国内出版，成都研究便成为国内城市史研究当中一支异军突起的力量，值得引起重视。2019年6月和2020年4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先后引进出版了司昆仑的两部成都研究论著——《巴金〈家〉中的历史》和《新政之后》，加之《袍哥》《茶馆》《消失的古城》等王笛的成都研究论著早已在国内学术界和读书界引发热议，探究成都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内容取向上的诸多特点，对于关注城市史研究的读者和学人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司昆仑的两部作品，均聚焦于近代成都的社会生活状况，其中《巴金〈家〉中的历史》关注的是1920年代的成都社会，而《新政之后》考察的时段范围则更长一些，从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战败，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而在具体研究方法上，这两部作品刚好形成相互对照的关系，前者堪称是“以史证文”，而后者则可视为“以文证史”，这两部作品的具体研究实践，给如何利用文学作品开展历史研究，提供了足够多的参考。先说《巴金〈家〉中的历史》。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本书的研究，基于巴金先生的名著《家》来展开。具体而言，就是以巴金名著“激流三部曲”（特别是第一部《家》）里描述的20世纪早期的成都城市面貌为线索，在大量史料考据的基础上，还原巴金的文学描述背后，当时的成都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真实生态与发展变迁，并在与巴金的作品内容对比的基础上，指出巴金名著当中对于成都社会的艺术化加工和阐释存在的不足。换言之，巴金的小说《家》，为司昆仑这本书提供的，是一个“议程设置”的功能；本书正是以《家》当中展现的成都城市风貌为框架，对照档案、回忆录、文史资料等一手史料，为读者展现《家》当中文学化的成都，与1920年代现实意义上的成都的异同；即书中的史料组织与考证，正是以映证文学作品《家》当中的记述作为线索和宗旨，这也就是所谓“以史证文”。而相较之下，《新政之后》里的研究和记述，则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尽管是一部城市社会史研究论著，作者非常重视表达的叙事化和可读性，因而也赋予了本书的学术论述以显著意义上的文学性。在具体内容组织上，本书注重以人物为中心，以核心人物的言行还原，串接起城市社会的生态变化；晚清新政时期倡导成都城市改革的儒家治国论者——周善培，和1920年代在成都大肆推行市政改革的军阀杨森，在本书当中，都列有专门的章节，予以详细论述。而在史料运用上，在档案、日记、回忆录等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史史料之外，本书大量运用纪实色彩浓厚的文学作品作为史料，这其中就以四川作家李劼人先生的小说和随笔作为代表。无论是写法中对于叙事化的文学性的强调，还是大量征引文学作品作为历史论述的做法，或许都可以用“以文证史”来概括。无论是《巴金〈家〉中的历史》里的“以史证文”，还是《新政之后》里的“以文证史”，牵涉到的城市史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文学作品为何能够作为史料，以及文学作品如何作为史料。以在上述两部论著中，都有广泛征引的李劼人先生的作品为例，李劼人关于成都历史文化的随笔曾多次结集出版（笔者手头拥有的，是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的《李劼人说成都》一书），其关于成都的文字，虽然定位于文学类的作品，但无论是选题，还是论述和观察视角，都极具城市史而非简单的传统地方志层面的意义。在《李劼人说成都》一书中，李劼人对于成都城市演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社会生活与城市规划等，都有详细而生动的考证与记录。正基于此，包括司昆仑、王笛在内的当代成都研究的学者，都会将本书里的相关文字，作为重要史料参考征引。《李劼人说成都》，2018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当然，既然是文学作品，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虚构、夸大和艺术化加工的痕迹，要想真正成为信史记述的一部分，就必须跟档案、日记、回忆录等其他史料（这些史料其实同样可能存在因虚构、记忆模糊等带来的失真，因此同样需要进行多种史料的对照分析），进行进一步的相互对比和考证，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以王笛先生的成都研究名著《袍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为例，王笛总结了在研究过程中，接触到的五种关于袍哥的史料文献，即档案、社会学调查、小说、回忆录和文史资料。王笛在书中所做的，就是拿民国时期燕京大学女学生沈宝媛的社会学调查报告，跟档案、小说、回忆录和文史资料这其他四种文献进行对比考证，在结合作者个人成都生活经历和想象力的基础上，给出最接近于历史真相的论述与解释。后四种文献里的代表包括著名小说《死水微澜》，袍哥的经典手册《海底》，关于民国时期成都社会生态的相关散文、档案和文史资料等等。在对待每一种材料时，王笛都秉承其“既是历史记录，也是需要分析的文本”的态度，不轻信材料，通过材料之间的对比、材料与个人生活经验的对比，以及材料基础之上的合理想象等方法，深入考证分析。这样的史料运用方法与研究路径，非常值得相关学人借鉴和参考。正如司昆仑在《新政之后》一书末尾所总结的那样，跟上海研究相比，成都研究在选题和论述内容上呈现出来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这两座城市的特点和气质决定的。作为一座内陆城市，成都在三个方面跟上海气质迥异：一是没有大规模外国人管理和居住区的存在（李欧梵的《上海摩登》，连玲玲的《打造消费天堂》等论著，很大程度上，都因租界带来的现代性而生）；二是没有因工业化和与之相对应的人口增长带来的城市人群的多元化与城市生活空间的极度逼仄（裴宜理的《上海罢工》，对应上海的工业化；卢汉超的《霓虹灯外》，对应上海人口极度增长带来的中下层民众的生活质量底下）；三是跟中心文化的距离较远（上海文学、出版、电影研究方面的大量论著，都跟这种文化中心城市地位带来的文化原创性与辐射力直接相关）。这也就是现今面世的成都研究佳作，基本上都以城市社会生活题材居多的原因所在。而改革开放以来，作为西南区域中心城市，成都在城市文化的原创性与辐射力方面的提升，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星星》诗刊、诗人翟永明和她的白夜酒吧，还是知名原创音乐演出基地——小酒馆，以及声音玩具、阿修罗等具备全国范围影响力的独立音乐乐队，都是当代成都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理由期待成都研究在保持城市社会生活研究的水准与产出的同时，也尽早诞生关于当代成都城市文化研究的佳作。（本文于2020年6月28日在《探索与争鸣》杂志公众号刊发，经作者授权转载）· · ·《新政之后：警察、军阀与文明进程中的成都》当当购买《巴金〈家〉中的历史：1920年代的成都社会》当当购买京东购买扫码进入微店购买访谈丨司昆仑：我有一个任务，就是让世界更深入了解成都1920年代，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在网红街附近上班，看到最多的是什么？排版：李亚辉初审：蔡曦 终审：周平（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7月14-19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城市的历史人类学”研习营在上海开营。在过去的多年时间里，科大卫、萧凤霞、刘志伟、陈春声、郑振满、赵世瑜等教授带领研究团队深入乡村社会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工作，并在田野与文献的基础之上探讨尤其是明清以来中国的社会的演变与及地方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等研究课题。本届研习营将历史人类学的旨趣与关怀带入城市，开始探索如何在城市开展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正如在开展乡村研究时所强调的那样，透过田野考察，希望能把制度史的问题，紧扣到具体的地点与人群；而以田野的眼光去读文献，则期待能恢复深埋于文献中的现场情景。在传统时代，中国城市化的程度领先于世界；然而。从清末民初起，因为交通的演变，工业化的影响，现代建筑业的兴起等理由，全世界的城市化程度大大迈进，中国社会也如是。所以，在时间上，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着眼点需要往下推。有鉴于此，首届“城市的历史人类学”研习营邀请了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萧凤霞、澳门大学历史系王笛、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科大卫、贺喜、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程美宝、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张乐天、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冯筱才、上海师范大学钟翀、同济大学刘刚等诸位教授为学员举办讲座，各位学者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分享了自己对于城市史研究的看法与思考。此外，研习营还特邀复旦大学史地所张伟然、上海社科院金大陆、马军、牟振宇、林超超等学者带队，在上海城市进行了田野考察。王笛：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几种取向王笛教授根据自己研究成都茶馆的经历和体会，回顾了西方学界对于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并从历史学的角度对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和中国当代城市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贺喜（左）、王笛（右）罗威廉（William Rowe）的城市史研究中国的城市历来是西方学者关注的对象，其中影响重大的当属罗威廉（William Rowe）。罗威廉相继出版了两本关于汉口的专题研究——《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王笛认为这两部书堪称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城市里程碑式的著作，西方学者第一次对一个中国城市进行如此详细地分析。在西方人的传统认识中，中华帝国是一个控制严密，高度集权的社会，故而中国从未形成西方意义上的城市。这一观点在西方大为流行，著名学者如黑格尔、亚当斯密，乃至马克思等都有类似的观点，其中以韦伯（Max Weber）在《论城市》（）中的观点最具代表性。而罗威廉的研究恰恰反驳了这一固有认识。罗威廉笔下的汉口，是一个有着独特发展优势的商业城市，所谓的中央集权的严密控制并未完全笼罩汉口，政府不仅不限制贸易的发展，而且鼓励长途贩运。The City罗威廉对汉口商业与社会的研究也引发了巨大争议——以个案研究来试图推翻宏观认识是否合理。有学者认为汉口只是一个特例，难以改变过去对中国城市的整体认识。王笛教授在讲座中谈到，他对于成都的研究也为罗威廉的观点提供了佐证。后来西方一些有关中国城市的研究也同样说明，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仍然是拥有自主的发展空间与活力。王笛教授认为，韦伯研究中国城市的模式实际上继承了西方人对于中国的一贯认识，这种观点甚至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国门初开的中国学术界，那时候中国学者回望近代以来的中国城市发展，也普遍认为晚期中华帝国是停滞的社会。王笛教授结合自己早年研究著作《跨出封闭的世界》，指出中国城市的发展没有走向西方式的发展模式，但这并非是停滞，而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最后，他说，罗威廉关于汉口商业社会的研究，其最大意义就是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的城市。四年之后，罗威廉关于汉口的第二部研究著作出版，这本书同样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最大争议在于“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讨论。不少学者认为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的概念不能用来解释近代中国社会。王笛教授认为，事实上，罗威廉所使用的公共领域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罗使用的是中国传统语境中“公”的概念。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其他一些西方中国学研究者，如冉枚烁（Mary Rankin）、全大伟（David Strand）等人也都在各自的研究中使用了这一概念。而且冉枚烁在使用这一概念之时，哈贝马斯的有关专著尚未被翻译引入英文世界。在王笛教授看来，这一场看似热闹的学术论战，似乎更像是一种无的放矢的行为。西方对社会主义城市的研究罗威廉的汉口研究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人们对于中国城市的认识。然而以罗威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城市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对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城市研究尚显薄弱。对于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城市的研究，王笛教授根据研究者群体的不同，将其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这一类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城市政治和社会的相关问题。代表人物有薛理泰（John Wilson Lewis）、怀默霆（Marin King Whyte）和白威廉（William L.Parish）等。其中怀默霆（Marin King Whyte）参与编写的《剑桥中国史》第15卷中关于共和国的城市生活部分，仍然是迄今为止对1949年以后城市研究最全面的著作。这一类的研究主要的问题是过于宏观，缺少个案，同时研究材料大多为二手材料。第二种是基于实证的、档案资料的分析。这一类研究几乎都是历史学者做的，如周杰荣（Jeremy Brown）和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主编的《胜利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一书，收录的文章研究接管城市、文化政策、资本家接受改造等城市相关的方方面面，关注新政权的建立对于普通人工作生活和思想形态的影响。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的建国史系列具有代表性。第三种是改革开放后城市和城市生活的研究。这一类研究不少是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参与的，伴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此类研究较多关注当代议题，如房屋拆迁、旧城改造和农民工等，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回顾学术界对共和国时期中国城市的研究，王笛教授认为这一时期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段，分别是：建国到改革开放国家主导和高度控制的时期，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国家控制下降城市活力开始迸发的时期，21世纪以后中国城市伴随着商业革命和公共生活的变化而呈现更为复杂多样的图景时期。值得关注的是，共和国时期的城市研究仍有巨大的研究潜力。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王笛教授认为目前对于共和国时期中国城市的研究中，文化生活方面关注很少，研究的时间段也大都局限在20世纪50年代，档案资料逐步发掘，但是已经有的成果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因此在最新有关1949年后成都茶馆的研究中，王笛教授试图为城市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考。在《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这本书中，我们已经跟随王笛教授的文字领略了成都茶馆的历史魅力，而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后，茶馆这个古老的文化传统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在常人的印象中，经济的迅速发展将会加速传统因素的衰落。但是王笛教授发现，民国时期成都的茶馆有五六百家，到了2000年竟然增加到4000多家，此后到现在已经发展到9000多家——茶馆并未随着成都的现代化而消亡，反而越来越繁荣。王笛教授最后阐述了他对于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新思考。首先是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中国社会近代以来遭遇了大变革，传统文化也遭受了西方的冲击，作为体现和承载文化的中国城市，在社会和文化的转型当中哪些因素变化了，哪些因素没有变化或者很少变化，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当前中国社会飞速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这也是需要思考的现实问题。其次，革命和政治运动如何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共和国时期各种政治运动塑造和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茶馆作为街坊交流和社会互动的中心，是社会各阶层试图施加影响和竭力占据的公共空间。对于国家层面的革命、政治与社会百姓之间的关系，茶馆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微观视角。最后，从社会最底层考察社会生活的演变。茶馆是三教九流聚集之地，往往能够感知城市变化最敏感的脉搏。王笛教授在讲座中讲起自己研究茶馆的趣事，提及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茶客与茶馆附近的算命先生互动交流，从而获得了最鲜活和真实的底层感受，对于之后自下而上地研究城市发展和社会演变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冯筱才：谁的城市？晚清以来，商税对田税的补充，及科举的废除，使佛山镇的权力中心再次转移：通过选举，商人与宗族领袖进入本地议会，对本地官员和传统功名出身的士绅形成了冲击，这是一场全国性政治结构转型的开始——延续科大卫教授意犹未尽的佛山故事，冯筱才教授讲述了进入民国后，另一批在这次政治结构转型中获得更多合法性基础的“新贵”——社团故事。冯筱才（右）何谓社团？为什么要从社团的角度来研究城市？研究城市，当然首先要研究是谁生活在其中？各种城市景观变化的背后，居民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但如果我们翻阅民国时期的史料，譬如报纸，一个最直观的印象可能就是，我们满眼所见都是铺天盖地的社团活动，相反个人生活记录相对比较缺乏。即使我们去查找当时人的日记，有时每日寥寥文字更多的是将个人与社团联系在一起的记录。当个人的意图、活动被包裹在史料所展现的“社团”之下，那么，研究者该如何来解读这些“现代”的声明？是谁在控制这些社团？社团活动对城市和个人生活又发生了什么影响？冯教授指出，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类型并不相同，例如行政驻地、工商业中心、或移民安全岛等，但相似的结果是人（包括他们带来的物、钱、信息）向城市的集聚，从而出现了显著的从传统“城乡一体化”到近代以来“城乡分离”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晚清新政所推行的地方自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冯教授说，在“民主”的政治理想下，人们自由结社，社团代表成员，背后是一整套从西方移植的话语和逻辑；但同时，这位议员可能也是宗族（或不被新政承认的政治团体）成员，尽管名义上他代表的是一个选区、一个被新政承认的社团，这就为我们了解一个近代城市的权力结构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在不止一套话语和逻辑的存在下，我们不得不分辨文字材料背后他们的真实动机。晚清的议会新政一直延续到民国，进而发展出了党派政治，一时间，政治社团在全国各地各级议会中涌现。除了政治领域以外，其他领域团体的结社热情也十分高涨，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团体成立：有承包地方财税的商会、行会，维护地方军事与治安的商团，经营公共事业的善堂，主办文教事务的教育会等等。这些功能集聚体的背后，是学者们所观察到的近代以来我们国家的行政从“小国家”到“大国家”的转变，为了节约交易成本，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同团体、而非零散的个人打交道；面对政治分裂格局下各自割据一方的军事势力及其强势派系，“结社”也成为各地人们应对变局的一种方式。冯教授特别提醒我们，要注意那些熟稔政治话语、并主动利用社团合法性日益稳固的环境以成立社团来获益的人。在对社团资质毫无监察的背景下，这些社团的实际活动与他们的名义并不相符，一旦深入了解真正组织、运行“社团”的“人”，以及他们的人际网络和结社目的，就会发现社团“名”与“实”之间可能存在不小的差距：其中不乏类似“皮包公司”的社团，只见于电报末尾的署名电请，而不见有任何实际活动的迹象。讲座中，冯教授讲了苏州社团图章管理和北京人力车公会的“段子”：民国初年曾经有几个社团图章都由一个“坐办”管理，因此他经常可代表全苏州几个重要社团发通电，大量社团的实际情形可见一斑；而看似由下层劳动阶级组成的北京人力车公会，背后则隐然存在研究系政客的力量。这两个生动的例子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在之后互动环节中，不少学员举出自己关心的社团，想请冯教授来判断“真假”，但冯教授指出，每一个看似轻松的观察结果背后，其实是需要付出巨大的、不遗余力的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每一个个案都需要福尔摩斯式地寻找线索、绘制人物生平和成员关系网，不可以以一概全。例如在对上海总商会和“五卅”运动的研究中，冯教授介绍道，正是在与虞洽卿后人的访谈中，了解到其与段祺瑞亲属的密切世交关系，印证了自己对虞洽卿和段祺瑞私谊的猜想，从而从政治互惠的角度探讨上海总商会资助“五卅”罢工的动机更加令人信服。民国时期不少城市中的“社团”，自身未必有恒定的政治理想，其活动也未必是服务于为其声称代表的“群众”。但是在近代剧烈变化的政治环境下，无论是政治竞争，还是经济资源开发，或社会秩序的维护，都造成清末民初社团繁荣的现象，但背后存在的操控性不可忽视，由此人们对近代中国城市中的许多活动与现象，也可能要谨慎判断。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社团、城市与国家的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民初以来结社政策在此时有了新的异动：社团登记制度使国家更容易对社团进行直接管理；庞大的军费开支下社团承担起筹款的公共责任；打击封建迷信使得传统社团文化权力被转移乃至式微。从民国初年到南京时期，城市社会权力网络一次次被重塑——从民初社团“繁荣”时代中普通人被各种团体代表，到国民党政府负责对社团进行合法性审核、乃至操纵，城市究竟成了谁的“地盘”？通过一系列问题，冯教授再次将我们的关怀引向传统中国社会向城市的转型：城市是什么？是否商人“自治”权利得而复失，城市重新回归传统的统治中心？这一次，似乎不像佛山那样有宗族的影子，但所谓“四大家族”、“孔宋豪门”这些词汇依然是我们熟悉的血缘宗族语言。传统意义上的社团，自愿性色彩似乎更加浓厚，但晚清民初之后走向了另一面，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有助于我们透过报纸、档案等史料上的社团之“名”，去了解真正掌握近代城市权力结构、驱动城市往什么方向发展的是哪些人的“实”。城市史研究，如果不是通过大量田野调研及穿透纸面的深入史料分析，把握作为历史实际行动者的“人”的表现或观念，而是仅依据史料中一些虚虚实实的“社团”活动来简单判断“群体意识”或人们的行为及观念，那么其结果可能是误解了城市历史的主体，历史研究的重建工作也很难真正实现。在这次讲演中，冯教授不仅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更是强调了对史料怀疑的严谨态度和求证的灵活技巧，并启发学员在学术史中进行综合的对话和思考，使大家得到了治学方向、方法、态度等多方面的收获，对何为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看待史料、研究城市有了明快直观的印象和了解。贺喜：工作的改变与工人阶级的兴起谁是普通人晚清以来，中西之间的文化碰撞使一些新的词汇得以引进及传播。比如，张之洞的《劝学篇》就提出要挽救当时的危局需要“保国家”、“保圣教”及“保华种”，这里就有国家、宗教以及人种等新的词汇。贺喜教授指出，我们需要很敏锐地注意到，与这些新词汇相联系的是全新的政治理论与意识架构。这些词汇的使用可以说是“普通人”形象的塑造、演变与接受的过程。贺教授通过《老残游记》《文明小史》《阿Q正传》三篇小说来分析不同时期的作者会用怎样的笔触去描述时人及其人际关系。在《老残游记》中，家庭构成、财富功名以及出身官职是描述人物时的常用因素。小说通过老残的经历，反映清末的社会关系集中在官民之间。《文明小史》虽然和《老残游记》是同时代的作品，但是聚焦于那个时代人们所追求之西洋“文明”究竟为何意。如果说《老残游记》聚焦于官肥民瘦，《文明小史》则凸显出外强中虚，失落的乡间子弟在上海见世面，遭遇了满口新词汇的假洋人。这是不是“文明”呢？在第三本小说《阿Q正传》中，鲁迅笔下的阿Q是在变革前不被承认，革命后又不准革命的人。虽然与身份相关的新词汇已经被引入和普及，鲁迅在描述阿Q的时候，仍是无法言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叙述困境？因此，三本小说显示了当时的人对于自我认知的困惑与焦虑，亦提示了我们如何再去回顾那个时代的思路。《老残游记》《文明小史》《阿Q正传》谁是工人对工、工人、工作以及工人阶级的讨论，是贺教授讨论近代普通人身份建构问题的一个例子。与“工”相关的定义在明清时期具有多重含义。首先“工”是士农工商四民中之一种，这联系到王朝的赋役征收。其次，工与技艺传承以及该行业对于技艺认定联系在一起。比如，木工往往以崇拜鲁班先师的方式来显示身份的源流。做工的时候，鲁班真尺不仅是丈量工具，也涉及从事木工所要应对的世界观问题。再次，并非做工的人都可以有平等的工的身份。比如在山西的一块由乐户所立的碑刻中乐户特别要强调他们也拥有“工”的身份，从而合理化边缘人群立碑祭神的行为。在明清时期，苦力在地方社会也往往是不被承认的人。当清末机器工业开始以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在李伯元所著的《广东机器工人奋斗史》中，他笔下的机器工人大概可以算作是第一代接触大机器生产的工人。在习得技术之后，目标是回乡开厂招工，从而成为管理工厂的老板。而所谓“劳资关系”体现在同乡的关系之中。至于与工人切身利益相关的“罢工”也不是一个新的现象，明清时期一直都有机工叫歇的记录。那么，清末民初有没有出现新的现象？1920年代邓中夏的长辛店日记，体现了第一代接受清末新学的大学生对“工”的看法。他以新式词汇以及词汇后的政治理论描述观感，定义人群。清末出现的新词如“团结”也被频繁用来形容工人生活。新的媒体塑造的形象也影响着工人的变化，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大路》，将此前不被承认身份的流民和苦力塑造成“开路的先锋”。科技影响下工作的变化与工人的定义的转变密切相关。机器的运用不仅限定了人的工作地点、方式，机器还取代了工人的技艺。由此，传统工匠需要达到的特定技艺的门槛被打破。一战后，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及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已经倡导“人人皆可以成为劳工”。贺喜教授指出，这套词汇把我们对“工”的定义改变后，我们已经成了脱离这套新的词汇不能表达的人。

改革开放40年来，重庆历史学界研究并出版了2000余部重庆史著作，初步形成了重庆地方史研究体系。这是上游新闻记者2月23日从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成立三十周年座谈会上获得的消息。据了解，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成立于1989年，是在重庆市地方史资料组基础上成立的学术性社会团体，也是研究重庆地方历史最重要的学术团体。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40年来，重庆历史学界研究并出版了有关重庆史的著作超过2000部，论文资料超过2万篇，为重庆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尤其是为奠定重庆历史文化基础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近年来，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在通史、城市史、三峡文物考古研究等领域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出版了《重庆通史》《近代重庆城市史》《重庆三峡库区考古报告集》。抗日战争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集中全市最优秀的专家研究并出版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100卷，代表了国内抗战大后方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不仅如此，30年来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还承担了我市“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论证，参加并完成了《把重庆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城市战略研究历史背景考察与论证》，完成了市委市政府委托的《重庆城市跨世纪发展目标研究论纲》《重庆城市发展目标研究》相关研究，以及市委交办的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一大批任务。去年该研究会提出的“重庆历史文化体系”成果被市委市政府采纳，成为对全市文化建设的指导性意见。本次座谈上公布了由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重庆市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会共同评选的“改革开放40年重庆史研究重要学术成果”，《重庆文史资料选辑》《重庆通史》《近代重庆城市史》《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重庆历史地图集》《巴渝文献总目》等40部（套）作品入选。这些成果包括了1978年10月-2018年10月期间，重庆市内外有关机关、各高校、各研究机构、各事业单位以及文史爱好者署名公开发表、出版发行，或获得奖励认定的重庆历史和抗战大后方历史研究的专著和史料汇编。在座谈会上，老中青三代学者济济一堂，回顾历史，弘扬传统。“今年我们将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开展一系列的学术活动。”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介绍，今年，该研究会正在组织《初心·使命·奋斗—巴渝地区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文物史料展》，编纂出版《新中国影像录重庆卷》《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中国抗战大后方海外史料译丛》《重庆近现代城市历史研究丛书》等系列著作，召开重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上游新闻记者 鞠芝勤 刘力 摄影报道

2018年2月6日讯，（本报记者 路艳霞）北京，已有3000多年的建城历史，而一代代学者也致力于北京城市史研究。《北京城市史》系列首批图书昨天由北京出版社推出，值得一提的是，这套研究专著历时十余年才得以出版，一群学者殚精竭虑，才完成这部详尽的古都城市史。尹钧科在野外考察时留影。《北京城市史》书封。 专著特点 首次横向探索北京城市史 《北京城市史》共有7卷，首批推出的是《北京城市发展史》《环境交通》《明清休闲地理》《历代建置与机构》《历史人口地理》《元代京畿地理》，《古代北京城市规划》则预计将于今年3月份推出。 该丛书主编、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尹钧科回忆，早在2001年，由他牵头，向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申请立项，该项目从行政建置、人口变迁，以及城市规划设计、管理、生活、水源、能源和交通等视角，进一步考察研究和论述北京城市的历史发展，这也是首次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进行横向探索。 8位学者从不同角度，为古都北京“画像”。在《环境交通》作者之一、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文涛的眼中，很大程度上，北京城市史就是一部人类如何处理与水环境之间关系的历史。她经过大量考证和实地探访后，不断有新发现，“对城市居民具有普遍意义的水源，是北京郊区的泉水和京城内外的地下水。历史上北京地区泉水之多远非今人所能想象，京西玉泉山的泉水甚至长期成为宫廷权贵专用的水源。”而该书另一位作者、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冬虎关注的是北京历史上的交通和能源，“金代重视都门外道路两侧的绿化，元代大都城的街道宽阔齐整，清代从朝阳门到通州的运粮道路、西直门到圆明园的御路、广安门至卢沟桥的主干官道，都改造成了条石铺砌的大路。”通过大量的研究，孙冬虎还发现，在清代北京的能源构成中，煤炭已经上升到第一位，成为广大城市居民的主要燃料。 《北京城市史》责任编辑张秋跃透露，这套书历经艰辛才面世，以至于《历代建置与机构》作者魏开肇曾担心，是否在有生之年还能见到这本书。而吴文涛感叹，尽管当初立项时，获得的基金支持仅约5万元，但没有一位学者抱怨过钱少，大家的很多感情和心血都寄托其中。 主编情怀 编这套书实现恩师愿望 尹钧科说，这套书迟迟未能面世，一方面是因作者有变动，一方面也是因为这十几年来他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的相关工作中。 “侯先生是我的大恩人，我一辈子永远不忘。”尹钧科说，1965年他从山东师范学院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师从历史地理学界泰斗侯仁之。“文革”爆发后，学业荒废，尹钧科回到山东泗水当了一名中学教师。1978年他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却奇迹般再度考上侯仁之的研究生。尹钧科毕业后，全家户口能否落户北京成了大难题，当时老师到处托人，找到万里副总理，才将他留在了北京社会科学院，全家户口问题才得以解决。 编纂《北京城市史》源于尹钧科2001年形成的一个大胆想法。他想，不能像以往一样，以纵向来编，即按照朝代编，而是要横向，即按照北京城市管理、水源、人口等方面来研究北京城市发展史。“这样的研究，才更深入、更透彻、更系统。”他也曾将想法与老师进行过交流。“我向侯先生请教过、汇报过，他鼓励我完成这个项目。” 如今，78岁的尹钧科将《北京城市史》端端正正地摆在家中的书柜里。“侯先生是研究北京城市发展的，北京城的选址、建设、规划等，都是他的重要研究领域，我对先生充满了敬意。”尹钧科透露，早在上世纪50年代，侯仁之就想写关于城市发展史的专著，但愿望一直未能实现，而如今老师的愿望通过他得以实现，“我主编《北京城市史》，是继承侯先生的学术事业，更是向侯先生致敬。” 作者感言 研究“休闲”却没时间休闲 史料考据、实地探访、书写文字，每位学者为此耗费了数年心血，每个人的学术研究背后都有一个壮阔的世界。吴承忠现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他早在2001年至2004年，耗时3年完成了40万字的《明清休闲地理》，填补了北京休闲地理研究的空白。 他回忆，当年自己将研究方向向几位教授讨教，他们都泼来冷水，认为古人哪有什么休闲，但尹钧科不断鼓励他。“虽然研究休闲，却没有时间休闲。”吴承忠笑道，那几年主要是食堂、宿舍、图书馆三点一线地跑，连春节也没有回家过年。他估算，查阅过的各种文献至少有1000种，并翻阅过大量的小说、地方志、笔记、风俗志，还查阅过清代宣统三年的报纸。吴承忠从浩如烟海的文字中，大海捞针一般探寻和北京人休闲有关的文字，“我在电脑上做的读书笔记不下100万字，在纸质笔记本上做的读书笔记有20多万字。” 根据大量考证和研究，吴承忠最终将北京城里人的休闲地分成了多种，如风景游赏地、游览型的寺庙、庙会、私家园林、休闲型市场、会馆、剧场、茶馆、酒楼等。他还进行具体统计，比如明朝每种休闲地具体有多少个，它们分布在哪条街、哪个地方。 吴承忠根据研究认为，明代和清代各形成了13处和17处休闲区，其中积水潭—什刹海—鼓楼大街风景区、广安门外寺庙、草桥—丰台花卉、朝阳门—通惠河寺庙等在两个朝代都保持了兴盛态势。他更得出结论，“在明清时期，西山是最重要的郊区旅游目的地。”让吴承忠欣慰的是，这些研究都对当今北京城市建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来源：北京日报编辑：TF003

7月14-19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城市的历史人类学”研习营在上海开营。在过去的多年时间里，科大卫、萧凤霞、刘志伟、陈春声、郑振满、赵世瑜等教授带领研究团队深入乡村社会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工作，并在田野与文献的基础之上探讨尤其是明清以来中国的社会的演变以及地方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等研究课题。本届研习营将历史人类学的旨趣与关怀带入城市，开始探索如何在城市开展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正如在开展乡村研究时所强调的那样，透过田野考察，希望能把制度史的问题，紧扣到具体的地点与人群；而以田野的眼光去读文献，则期待能恢复深埋于文献中的现场情景。在传统时代，中国城市化的程度领先于世界；然而，从清末民初起，因为交通的演变，工业化的影响，现代建筑业的兴起等理由，全世界的城市化程度大大迈进，中国社会也如是。所以，在时间上，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着眼点需要往下推。有鉴于此，首届“城市的历史人类学”研习营邀请了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萧凤霞、澳门大学历史系王笛、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科大卫、贺喜、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程美宝、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张乐天、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冯筱才、上海师范大学钟翀、同济大学刘刚等诸位教授为学员举办讲座，各位学者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分享了自己对于城市史研究的看法与思考。此外，研习营还特邀复旦大学史地所张伟然、上海社科院金大陆、马军、牟振宇、林超超等学者带队，在上海城市进行了田野考察。圆桌交流关于历史人类学的对话7月19日圆桌讨论现场7月19日圆桌讨论萧凤霞老师发言学员：我目前是研究生二年级，在构思论文架构。通过研习营的学习，对研究观念有所冲击，之前对于论文的构思是对于一个人物身份的定位，但是并不清楚如何判断。但是，听过冯老师关于社团及参与其中的人的活动的演讲；贺老师对近代工人身份建构的演讲后，意识到解读历史材料时，应该敢于质疑和挖掘文字记录没有告诉我们的东西。这是对于自己的冲击。对于张乐天老师关于书信研究的演讲也非常有感触，人的多样性的体现，而不是以好坏的二元对立标准来评价人物。科大卫：你能体会到人的复杂性，对于开展研究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用很多种类的名词来描述人，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名词来表达，但其实都是同一个人，人就是这么复杂的。人有时会伪装成好人，有时又扮成坏人不是很正常的事么？学员：我在参加研习营之前虽然阅读了很多综述，还是不知道历史人类学是怎样的一门学问。参加研习营之后仍然无法确切的明白历史人类学的旨趣。通过几天的会议学习，头脑中仍然缠绕着很多疑问和概念。科大卫：我相信你的疑惑在于对历史人类学的定义和概念有所期待，但是历史人类学恰恰是最反对下定义的。我如果给历史人类学下了定义，就会被萧老师指正不是一个人类学者。我认为历史人类学等名词不过是标签，是被人拿来用的。你不应该去追究这个名词的定义，更好的做法是在研习营的几天时间里，思考学者们为什么会使用这个名词，并观察使用这个名词的学者们在做什么事情，怎么做。到这一步，就不是由老师来告诉你们历史人类学是什么意思，而是你们通过观察告诉老师们，历史人类学是在做什么。萧凤霞：历史学家做田野调查，很可能与大家认为的传统的历史学家不同。但实际上，历史学家进行田野调查是有历史根源的，比如法国的年鉴学派，欧洲的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也给我们很多启发。举例来说，我是一个“假的”历史学者，他（科老师）是一个“假的”人类学者，但是两个假，加起来就是很真的（学问）。因此，“真的”在哪里，这完全是一种阐释（interpretation）。另外，做田野不是记录下来人们说了什么，而是要看人们怎么说的。学员：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天跑田野的时候，看到了外滩是很现代化，很高档的，没有不卫生或者人群杂乱的区域；但是到了城隍庙的市场，则是非常混杂的，出售的商品也不是很高档，与我家乡所在的小城市的市场非常相像。我认为这种市场是一个从明清到现代过度的一种市场形态，我不知道这些小市场的最终归宿是不是像外滩那样形态的市场？科大卫：我希望学员可以找一些上海外滩的老照片来看。现在看到的外滩地点是十九世纪（形成的），但形态景观不是十九世纪的。如果看到老照片会发现当时外滩的建筑物都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没有那么宏伟，当时的建筑技术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到某一个时候，很多大城市，大银行开始建成（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样子，上海也跟上了那个潮流。城隍庙是十九世纪的建筑风格，但是外滩是二十世纪中期的建筑风格，要比较的话，应该要看看十九世纪中期之后外滩的建筑是什么样子的。萧凤霞：我们总是以为城市有一个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但是，发展这个概念本身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发展？（城市中）发展了什么？农民也好，城中村也好，我们自己看外滩也好，看到什么是所谓的发展？我们是如何对待这个概念的？（How do we engage with that concept）很多时候，那些概念都是我们一些先入为主的概念。就如张乐天老师提到的，我们看到把城市与农村放在一起，就觉得农村更乱、更落后，这些都是过往一些直线型的思维方式。可是，当我们用历史学和人类学去理解，便可以对原有的直线型思维方式进行挑战，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因此当你观察事物，不要把他们二元对立起来，即便是外滩、石库门、田子坊这些今天看到的景象，都是不同年代、不同的人、不同的利益创造出来的。如此看待问题的话，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视野则会变得丰富，看到的“人”也会变得丰满起来。我想这是很有意思的。学员：正如老师所说，跟访谈对象聊天，最重要的不是他讲的内容，而是他如何表达，以及他没有表达的是什么，我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要以一个“上帝视角”去听和看访谈对象？如何去发现访谈对象“未言说”的内容？科大卫：其实访谈对象已经表达了，只是你没有接收到。张乐天：在田子坊的访谈说明，对访谈对象的了解不能仅局限于访谈，还需要接触他的生活。学员：我的困惑在于如果想要了解某段历史，但是当时人已经故去，没有办法做访谈的时候，要怎么办？科大卫：我想回应你提到如何访谈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我最初在香港新界做田野，从当时的访谈中了解到明朝的情况。我认为，访谈是一门需要学习的技术。我们大部分人很喜欢讲话，但不懂听人家讲话。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训练当中，我们没有特别懂得听别人讲话。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这两天田野考察的访谈只是一个例子。试想一下，当你跟别人谈话，他又不认识你，他真的会跟你讲很多话吗？我想不会的。当你需要与他人访谈的时候，他也在观察你，需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因此你需要让他跟你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关系的建立是需要时间去培养出来的，这也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因此，访谈是一门需要学习和训练的技术。7月17日研习营田野考察现场7月17日研习营成员在金家坊进行田野考察7月18日研习营成员在陕南邨访谈后合影7月18日研习营成员在田子坊座谈学员：我在这两天捕抓到一些细节，我就是到处拍沿街的水龙头和吊扇，因为我想通过一些细节去思考上海民众的生活状态，比如说他们用的水龙头跟我们用的很不一样，他们用的比较多是旧式的水龙头。再比如书信，就像张老师所说对于史料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我是通过族谱、书信和墓地来整合我的材料。因为我一直很相信科老师的一句话，所有材料都不是完全真的，都需要去不停的整合。科大卫：我没有说所有资料都不完全是真的，我说所有资料都不是真的。但是你要知道张乐天老师的收藏，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资料，我们非常感谢他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去收藏这批资料，里面真的有很多宝贝是可以挖掘的。学员：我谈两点启发。第一，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贯通的。比如说我们昨天看到田子坊的故事，就可以看到基层社会中各种力量之间的互动，以及文化精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第二，对于访谈的理解。之前我向程美宝老师请教，她提到一定要进入访谈对象的世界，要跟他们做朋友，要去理解他们生活的世界。我几天也一直在不停的反思，虽然跟我的访谈对象相处了一年多，但是一直跟他们有一个很强的隔阂感和距离感，所以我会以后慢慢去摸索如何更好的访谈。学员：我想讲这几天印象最深的两点，我是读文学的，虽然也在关注历史，但我最大问题就是我无法进入历史场景去理解。即便以前老师不断解说，让我把历史放回历史场景，但我还是不能理解。这一次听到贺喜老师和张乐天老师的讲座之后，我就发现，我们解读文本，想通过这些文本来理解当时人的生活，但是其实这些文本上的那些词，我并不理解，甚至会用我自己的经验和概念去套用，但这与文本上的那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另外，张老师提到的那些民间书信让我触动特别大。科大卫：你需要开始认得文本。当他们讲故事的时候，是用某种文本来讲故事，你需要认得文本是哪个时代的，然后文本之外，再看看有什么故事，这是我们要做的事。你开始能了解到文本的变化就非常好了。萧凤霞：讲到文本，我年轻的时候编过的两本文学的书。当我1970年代刚去农村，充满革命的热情，看到外国的都视为是西方的东西。当我来到农村，老农民问了我一句话，改变了我的想法。他问：我们只是农民，你为什么对我们有兴趣？这是一个从田野观察到的标签。同时，我把目光投向从1930年代到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看看他们怎么去看农民。从文学的角度，字里行间也能触摸这段历史。圆桌总结科大卫：历史人类学，只是一个名词。历史人类学，只是一个名词。干什么事呢？我们说：不能就是读书，要去跑田野。为什么跑田野？第一天的时候，贺喜老师说了四个理由。第一，起码知道当地的地理环境是怎么样子的。第二，你需要对这个地方有感情。第三，需要去见地方上的人，去学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感情，看他们做的事。第四点才是你们这几天你们都以为你们要干的事情——找资料。当地还有很多资料，有文献的，也有实物的，这必然是我们要找的，但并不是你的头一个目的。只有把这几个东西拼起来，才能回答为什么我们要去跑田野。去跟人家谈话，去跑地方，需要有个思想上的架构。我是历史学者，我的架构很多时候是个历史的架构。历史是讲故事的学科，故事有头有尾的，历史学者的功夫就是说清楚这个从头到尾故事怎样演变。我们昨天不是去了龙华寺？张伟然替我们讲这个地方原来是怎样的，河道在哪里，也因此龙华塔有了灯塔的作用。他也说，城里面还有其他佛寺。我昨天晚上回去真的翻了地方志，发现以前真的曾有很多个寺在这个河边。从宋元一直到明初，江南很多地方都是佛寺的世界啊，它们是最明显的建筑物。至于寺庙那个前面那条街，一年开两次那个香市，赚到的钱怎么分配是我不知道的事情，只有留个疑问。还有，到了明代 ，倭寇来了，你想想，当地怎样搞防卫。小小上海县城的地方官，到哪个时候，才会有一点动力，在地方与政府之间，我们就能看到社会出来了。还有一点，清末有个军工厂，你有没想到辛亥那一年，那些地方会是怎么样？在有人要起义的时候，有多少人要去这些地方抢那些军火？这肯定是很紧张的地方，整个历史好像就在你的面前。7月18日上午研习营全体成员在龙华寺考察然后，我们去了老城。老城有很多好地方，但其中城隍庙，对我最有启发。我们走到豫园，冯筱才老师跟我说：“每天定那个粮米价钱那批人就在里面。”我是一页一页地翻过《北华捷报》三遍的人，它是上海的报纸。《北华捷报》是有米价报道的，当时的米价是如何确定的？原来就是在这个地方（豫园）。它这是商人的总部，是金融中心，是当时股票的中心，但是旁边就是城隍庙。可以想象，这里面的人每年要怎样去城隍庙去拜，城隍庙是政府制定的制度，地方官也要去这里拜祭，你马上可以联想到情况是怎样的！就可以看到那个年代上海老城社会重要的一角。再走下去就到了民国时候，我们在田野中看到“大上海计划”的痕迹。很幸运的是听了刘刚教授的演讲，对我启发很大：他讲了一点，和萧凤霞老师讲的也有密切关系。他给我们看了一张一张的房屋登记图，里面是有号码的。我有个同事（张瑞威教授）是研究土地登记的历史，这个问题的背景是：基本上1800年以前全世界都没有绘出这些登记图的三角测量技术。后来英国人介绍到印度，再介绍到香港、上海；日本人也把它用到台湾。三角测量的地图与我们明清时代的鱼鳞图册不同。鱼鳞图册是不能准确告诉您一块地是在哪里的。到了有这种新的地图，我们才可以清楚地注明每一块地的地点与边界。把这块地编上号码，城市里的每一个单位才开始有产权。刘刚老师把上海和青岛作比较，上海一直保留了原来的产权，但是，德国人在青岛把土地都收购了，政府再分出来，没有原来居民产权的问题。国民党政府在处理产权问题时，也想像德国人一样搞这一套，但是没有办法在租界或老城搞。所以，大上海计划只可以在离开热闹的城市中心很远的地方实现。我以前都看过大上海计划建筑物的照片，感觉过它们是那么宏伟的，但是，透过金大陆老师多次和我们讲的情况，我现在知道， 那时候这些建筑建成的时候，周围都是荒地。昨天下午也走过了田子坊 ，可以看到一直到今天不同的时代如何面对新的问题，尤其是我们现在了解到的“产权”的问题那么重要，有不同的产权，就有不同的既得利益者，就有不同的人在博弈。跑了这两天的田野就知道，可以看见，原来开发商对一个城市的历史有多么大的影响。政府当然更愿意去和开发商谈判，和一群人相比，和一个人谈判更容易。但政府要冒很大的风险：开发商的眼光是很短的，他要赚钱的，两年把房子卖完就跑了，接下来环境的问题、用电的问题、交通的问题，都是需要政府来处理的。现在政府要面对这些事也不好处理。我们也不要只是停在上海，程美宝老师也谈到了广州的情况，尤其是声音对城市的影响。我们只是一个开始，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

7月14-19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城市的历史人类学”研习营在上海开营。在过去的多年时间里，科大卫、萧凤霞、刘志伟、陈春声、郑振满、赵世瑜等教授带领研究团队深入乡村社会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工作，并在田野与文献的基础之上探讨尤其是明清以来中国的社会的演变以及地方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等研究课题。本届研习营将历史人类学的旨趣与关怀带入城市，开始探索如何在城市开展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正如在开展乡村研究时所强调的那样，透过田野考察，希望能把制度史的问题，紧扣到具体的地点与人群；而以田野的眼光去读文献，则期待能恢复深埋于文献中的现场情景。在传统时代，中国城市化的程度领先于世界；然而，从清末民初起，因为交通的演变，工业化的影响，现代建筑业的兴起等理由，全世界的城市化程度大大迈进，中国社会也如是。所以，在时间上，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着眼点需要往下推。有鉴于此，首届“城市的历史人类学”研习营邀请了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萧凤霞、澳门大学历史系王笛、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科大卫、贺喜、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程美宝、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张乐天、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冯筱才、上海师范大学钟翀、同济大学刘刚等诸位教授为学员举办讲座，各位学者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分享了自己对于城市史研究的看法与思考。此外，研习营还特邀复旦大学史地所张伟然、上海社科院金大陆、马军、牟振宇、林超超等学者带队，在上海城市进行了田野考察。钟翀：解读上海城市变迁讲座伊始，钟翀教授即指出，城市是聚落发展的最高形态，城市的组织管理、功能都是聚落之中最强的，也是最为复杂的。在这次讲座中，钟教授特别从如何利用地图资料对城市形态进行研究这一点展开。钟翀（右）钟教授认为，上海能够发展的宏观因素有以下三点：第一，襟江带海，一面面临长江，一面面朝太平洋，上海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空间。第二，腹地广阔，从长江流域来讲，上海腹地约180万平方公里，拥有4亿人口，是亚热带季风带气候，条件优越。第三，欧米中点，在金融的八小时时间带上，上海依然具有优势。所以一个城市的发展不是偶然的。从中观层面讲，上海位于长江口三角洲，经济规模大、历史悠久。同时，钟教授强调，长江三角洲是资本密度最大的地带，特别是沿江、沿海、能够开展远洋贸易的三角洲。那么，上海究竟是怎么成长起来的？钟翀教授对此作了梳理。宋朝，古吴淞江逐渐淤塞，外来船舶改由“上海浦”进入上海，最早停靠在今十六铺从新开河到大小东门一带，日久天长，居民聚居，形成了上海早期的集镇聚落。11世纪，第一次出现用以收酒税的“上海务”，是一个很重要的机构。过了一百多年，“上海镇”成立，并且在镇内设置了针对海外贸易的“市舶分司”。13世纪末，成立“上海县”，并一度设“市舶司”。明嘉靖32年，因为倭寇几次进城，上海的城墙、城壕完成。清道光23年，据《南京条约》开港。1845年，英租界成立，其后，美租界（1848）、法租界（1849）相继设立。1853～1862年，因为太平天国之乱、难民涌入，上海总人口达到50万。1918～1937年，上海进入全盛期。1936年，上海达到最盛期，其时租界150万人，租界以外200万人，为当时全国最高的人口过密都市。1945年，日本败战，上海返还国民政府。1949年，解放军入城，上海近代史终焉。地图上的近代上海之变清·嘉庆《县城图》（1814）钟教授展示了开港之前的上海县城图，并指出城东北是贸易开展得最热闹的地方。当时上海县城人流量很大，非常密集，拥有20万人口，并非小城。周围则是广袤无边的稻田平原。近代初期英租界是何时开发的？在1847-1864年前后，英租界已经得到了开发。10年后发展初具规模。这一时期英租界的范围大致为黄浦江以西、苏州河以南、泥城浜（今西藏路）以东、洋泾浜（今延安路）以北。近代初期法租界相对落后，开发较晚，1870年前后，法租界也发展起来。美租界早期则一直没有发展。City and Environs of Shanghai （1862）在上海，为什么生意欠佳的英租界、法租界会发展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前提是战争。1860年，太平军攻打上海，数以千计极度恐慌的难民涌入上海，江面上挤满了各种船只，包括很多豪华大型船只，这批人带来了上海资本的集聚、人的集，租界则提供了安全的入场券。上海也因此得到了发展。上海县城厢内外租界全图（1888） 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宇内孤本回顾了近代上海租界的扩张，钟翀教授指出扩张是分时期的。最初在1846年，英租界第一期建在河南路、北京路、洋泾浜之间，1848年稳定在西藏路、黄浦江、苏州河、洋泾浜之间。法租界1849年在城北，1914年扩张至最大规模。随后，英租界、美租界又相继进行扩张。最后形成的租界几乎包围华界的局面。钟教授强调，租界扩张的主要方式是“越界筑路”与“填浜筑路”。“越界筑路”最初为租界的军事需要，为抵御太平军，道台只能应允。上海地处水乡，河道在城市扩张中价格是很便宜的，所以用来“填浜筑路”。1918年以后，上海发展繁荣，大上海初露雏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针对租界贪婪地、无序地扩张，华界的发展计划被提上日程。该计划核心有二：第一，在上海最核心地带——江湾造一个新城，把物流、人流、资金流吸引过来，与租界形成竞争。第二，造环状线（即中山路），阻碍英法租界的蔓延。然随后因战争原因，这个计划未能完全实行。其后，战时上海发展停滞。当时较发达的是在虹口形成的一条日本街。总之，战争对上海城市的发展影响非常大。上海老城厢的历史形态变迁钟教授回顾了海外城市史地研究。聚落史地学开创者施吕特（O. schlüter）强调城市实测平面图作为原始资料对追溯古城形态十分重要，由此提出“形态基因”的概念。而英国地理学者、城市形态学学者康泽恩（M.R.G.Conzen）认为要真正理解城市形态，首先必须明确研究的尺度；第二必须将这个混乱的状态拆分成定义清晰的不同方面，并加以逐一分析。他提出了“平面类型单元”（plan unit）作为基本分析单元，一个plan unit就是城市中的一个亚区域，大致在同一时间、因相同的内在原因而形成，具有类似的街道网格系统、土地划分方式的同质性形态单元。通过这个概念，Conzen发现城市中有两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亚区域：一是“城市核”（urban core），这个区域是一个城市的发源地，保留了一个城市在萌芽阶段的功能、街道和一些建筑物（大多数是地标和公共建筑），这些元素可以说明一个城市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原动力。二是“城市边缘”（urban fringe），是一个城市的最外缘与乡村交接之地，这个地方混沌的物质状态，反映了从乡村变为城市这个过程中的各个阶段的状态，并潜伏着城市化的巨大力量。在康泽恩看来，所谓城市历史形态学，具体而言，根据西方比较形态学的研究实践，历史城市中的许多功能地块如坊市、墙濠等，其平面特征与地形轮廓将对后来的城市形态发挥强有力的影响。例如，早期的自然山丘、河道往往为后续的墙、濠所利用、继承，而墙濠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线性特征的地块（即所谓fixation line，“固结线”），在拆除之后也往往形成沿线形城墙的环形街道（即所consequent street，“顺应固结线而形成的街道”）。钟教授强调由于时间的侵蚀与人类活动的迭代，需要着意研究的地物，也并非件件华丽精美，更多的是看似普通、有时甚至是残破不堪的地物面貌，反倒有着更重要甚至非凡的形态发生学标本价值。从地物到空间、人群，再到城市的历史，在城市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这大概是研究者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百年前上海真是小渔村吗？演讲的最后，钟教授谈到了一个上海史上经常会提及的问题：百年前上海真是小渔村吗？他更将此问题涉及的时段更往前提了——500年前，还未筑城时期的上海城是什么样的呢？钟教授说，在1404年之前，包括上海在内的四个港口一直在竞争，那么，上海是如何脱颖而出的呢？这就要从夏原吉实施“掣淞入浏”工程说起，浏河并吴淞江之水，从刘家港入海，成为太湖“入海大道”；同时，浚上海范家浜，上接黄浦引淀泖之水入海，形成黄浦江。18世纪以降，浏河日益束狭淤浅，黄浦江夺苏州河，成为太湖下游第一大河。由于航运条件的改变，上海港地位改变，城市也由此获得大发展。City and Environs of Shanghai （1862，局部）嘉靖《上海县市图》（1524）从地图上看，1862年的上海地图所呈现的城市建成区、街巷、桥梁集中分布于三牌楼街至东街之间的现象，反映了晚清老城厢东密西疏的街区分布；而往前回溯从明嘉靖《上海县市图》可以看到，这样的分布格局由来已久，在至迟十六世纪初已然成形。因此可以说，500年前的上海与100年前的上海相差不大。讲座最后，钟教授以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作结，面向未来，提出了如何考虑多种尺度、多种肌理、多种历史层次的城市的问题，引发思考。张乐天：书信世界里的都市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社会学学者张乐天在讲座一开始就谈到了他的个人经历，他曾在农村生活工作十年，后考上了复旦大学，学习哲学，也是源于这样的生活经历与其个人深厚的历史情怀，张教授特别关注民间资料。他从全国各地收集了大量来自民间的一手资料，有书信、日记、票据等等。在他的努力要求和热情倡议下，2011年复旦大学成立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组织科研力量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研究。而张教授对民间书信的琢磨更是充满激情，有别于地图中呈现的线条、结构化的城市，透过书信看到的都市更别具特色。张乐天（右）民间书信的特点张教授首先对书信资料做了简单介绍。复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所收集的书信是他通过多方途径买来的，已经过沟通和法律约定的环节，不存在使用上的法律问题，他们鼓励乃至诚恳地希望学者利用这些资料进行学术研究。在他看来，书信承载着两个人的精神交流，是值得关注和感受的记忆。接着他尝试对“民间书信的特点”做了几点归纳：（1）真实。人的记忆能力是有限的，即使是记忆力超强的人，对于十几年前的事情，最多只是大致、模糊的印象。加上人的回忆（口述），受到许多累积经验因素的影响。民间书信留下了当年的具体描述，为都市人类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中的真实。（2）细节。人类学家关注细节。通过细节，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但是，细节总是难以捕捉。民间书信提供了历史中的细节，让人惊叹。（3）认知。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再次回忆数十年前的看法，掺杂着变化。观念（认知）的重要性在于——行动的动因。民间书信让我们有机会看到无数普通百姓对于各种事情的认知，知道他们的观念，是凝固的瞬间。他根据自己当年的经历和经验分享到一点：在政治试图全面管控人的生活下，对?大多数?来说，书信被检查的概率是相对比较小的。所以还是有一定真实性和细节的。继而，他谈及了在阅读书信过程中一些个人体会——所有的话语都发?在特定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中，所有人的选择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做出的判断，只有把具体的人、事、情放到那个制度环境中，才能更好地理理解它。所以，了解当时的制度背景、特定的时间、空间背景是一定要做的功课。（4）情感。情感是人类学家关注的一个维度。而情感本身的流动性、复杂性、多样性给实证性研究带来困难。民间书信保留了人的情感温度，后人可以去慢慢体会，仔细推敲。同时书信中除了明明白白写出来的内容之外，同时可能还有许多“当面不好说”的话，特别需要研究者体味其背后的话外之音。当代学者利用过去的书信搞研究，从书信看?的存在，是一种宝贵的同情之理解的关注。透过私人书信看历史，将个人情感与跟社会历史连起来，更能体味都市之变化。如何使用书信？如何读懂书信？张乐天教授提议从四个角度着手。通过阅读书信，可以进行都市里个人的存在方式、家庭内部的关系、人际关系、场景方面的研究。如何把书信应用于相关的研究，的确是有法可循的。张教授说，首先是“读懂三部曲”：1、读懂文字（其中要解决的问题有概念、异体字、繁体字等）。2、读懂内容。3、把内容放在不同层次的场景中理解。其次需要学习如何从书信中发现和总结。书信是个案，如何从中总结出更具有普遍性的结论？张教授也概括出了一个“发现三部曲”：1、比较不同场景中同样的事实；2、比较理论解释与事实的符合程度；3、比较日常意识与事实的符合程度（细节和日常意识的比较，在细节中去发现有意义的东西、更好的解释）。在之后的问题讨论中，张教授进一步向学员和老师们分享了中心收集的书信资料的来源：走街串户，还有从垃圾收购系统?收来的——不存在法律问题，一般都可用于学术研究；若是捐赠而得的书信、日记，则需要授权，名字、地名要使用化名。另外，书信运用于研究也存在不可避免的缺点。比如，两个人之间的书信对话会有很多独有的共识，这是我们无法捉摸的部分。第二，书信是一段一段的，具有碎片化的特性，为整体把握事实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再者，书信内容没办法得到佐证。张教授的报告洋溢着生活的气息，他详细地讲述了遗弃在社会角落的文字记忆，更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中国新城市史研究和对都市的想象提供了充满温情的宝贵资料。会后，研习营的师生还就材料的使用、当时的真实环境等问题与张乐天教授进行了交流。书信，是一种可以超越时间的交流，承载着记忆。把书信应用于研究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书信，是呈现每一个时代里的人或物特色的重要体现。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正如张乐天老师所强调的“资料不一定是越完整越好，而是书信本身与研究结论之间支持度的关系”。期待越来越多的学者能够发现并重视书信对于都市研究的价值。

长江日报-长江网11月23日讯（记者万建辉）“近些年，北京学、上海学、广州学、温州学、杭州学、成都学、西安学等城市地方学研究方兴未艾。具有3500年历史的武汉，近现代历史上相当长一个时期是仅次于上海的对外贸易口岸和现代大都市，三次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加强其城市地方学的研究尤为紧迫。加强‘武汉学’研究不仅有利于还原历史，还有利于增进广大市民对武汉这座城市的认同与热爱，从而提升武汉城市自信，加快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步伐。”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院长、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涂文学教授做客“无界读书会”22日晚，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院长、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涂文学教授做客“无界读书会”，与现场读者和直播网友一道分享他的新作《武汉城市简史》。当有直播网友发来问题，提出《武汉城市简史》对武汉评价非常高，与普通公众对武汉的认知是否有些不符？涂文学说，评价武汉有“市民城市”之说，如果回到市民这个概念的本意，它其实是个褒义词，指商业城市的自由平民。汉口经历了四种城市形态，在近代它成为一个典型的以商业贸易成长起来的市民城市，而同一时期多数中国人还在广大农村过着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生活。过去一段时间，武汉为什么美誉度不高？涂文学认为，除了武汉很长一段时间处在努力赶超沿海经济发达城市进程中的原因外，还与学术界对武汉关注不够、学院派学者对武汉研究不够有关。尽管冯天瑜、皮明庥、严昌洪等学者深入系统研究了武汉，但把“武汉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花毕生精力研究的学者太少了。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院长、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涂文学教授做客“无界读书会”涂文学说，“武汉学”并非现在提出，早在上世纪90年代，“武汉活字典”徐明庭先生就提出要设立“武汉学”，开展“武汉学”研究。2003年，历史学家严昌洪向市政府建议加强“武汉学”研究，市领导随后批示江汉大学成立相关研究机构。2005年，江汉大学在原武汉发展研究院基础上成立武汉城市研究所，提出武汉城市研究所的目标是要在中国城市史研究领域有话语权，在武汉城市研究上有重要话语权。其后江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直开辟有“武汉学”研究专栏。该校近年还推进武汉历史文化研究、当代武汉研究、海外武汉集丛的研究出版项目，同时继续加强与武汉出版社合作的“老武汉丛书”出版项目，与长江出版社合作的“大武汉故事系列丛书”出版项目。据悉，12月上旬，江汉大学将举办“武汉学研究高峰论坛”，届时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将就武汉学研究展开深入探讨。【编辑：刘益谦】

长城网特约评论员 彭秀良近些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和河北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我对京津冀城市群的形成史和演变史越来越感兴趣，并完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为了给这些研究成果找到发表园地，我注意到了《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因为它上面有一个特色栏目，很适合我发表相关研究成果，这个栏目的名称是“近代华北历史文化”。资料图。京津冀城市群所在的华北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很悠久，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宋辽边界就处于此区域内，“杨家将”的故事流传千年不衰。近代以来中西方文明在此交流碰撞，引发出各种激烈冲突的社会矛盾，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发生的重大事件都与华北地区紧密相关。因此，近代华北历史文化是一个具有可持续研究价值的学术领域。《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的“近代华北历史文化”专栏迄今已开办了10个年头，国内诸多知名历史学者如陈其泰、王开玺、朱汉国、章宏伟、张利民、戴建兵等均在这个栏目发表过论文，影响力日益扩大。十年磨一剑，截至2020年9月，该栏目总共发表了150多篇论文，涵盖了近代华北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区域史研究成果展示的一个新园地。说它“新”，是因为跟传统的以历史研究为主题的学术刊物比较起来，年龄尚短，但“新”并不肤浅。近代华北区域的历史与文化包揽内容广阔，头绪繁多，非有真知灼见者难以拔得头筹。总览这150多篇论文，我觉得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以恢弘之力打造新的知识体系，开前人未有之先河。故宫博物院的章宏伟致力于“故宫学”体系的建构，他的论文《故宫博物院与故宫学》关注故宫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提倡“故宫学”的创建，着实发人深思。第二，以全新的视野诠释曾经广为人注意的历史，发前人未有之论断。赵志强、段彦峰合作的论文《道德理想主义与西柏坡的日常生活（1947—1949）》虽然研究的内容十分普通，但见解却高人一筹，把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日常生活还原出来，是一个独特的研究思路。第三，以高深的功力挖掘历史研究的“空白点”，创前人未识之标记。以中国近代货币史研究见长的戴建兵也关注燕赵人物，他的论文《正定王士珍与乡里社会》，就将长期淡出人们视野的王士珍重新发掘出来，并讨论他的人生历程与正定传统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可谓见识高远。著名城市史专家张利民在讨论区域史研究的基本方法问题时写道：“区域史，要有一个可以界定的具有相对稳定的由各种要素有机构成的综合体的空间，同时各种要素是综合和多元的，而且是不断变化的动态的延续，也要研究这个空间整体和各个要素发展变化的过程。”我认同他的观点，并且认为应很好地贯彻到华北区域史的研究过程中去。十年的坚守造就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以“近代华北历史文化”专栏为区域史研究打造了一个新的园地。真诚希望这个园地能够继续坚持高品位的办刊宗旨，结出更加美好的果实，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