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研究所

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当地时间24日发布的数学建模结果表明，截至今年2月16日，法国本土20岁以上成年人当中感染新冠病毒的比例或已接近17%。据了解，巴斯德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是以法国各地区及各年龄层的新冠肺炎入院治疗人数为基础，再根据感染病毒后需入院治疗的可能性来估算出这一结果的，其目的是大致掌握目前法国人口中已获得新冠病毒免疫的比例。△法国本土各地区新冠病毒感染比例估算图（图片来自巴斯德研究所）估算结果还表明，大巴黎地区的感染比例最高，或已接近30%；而西部省份的感染状况则相对较轻，普遍控制在10%左右。从年龄层来看，70岁以上老年人的感染比例或略高于10%，而30岁至39岁成年人中则可能有接近25%的人已感染新冠病毒。不过巴斯德研究所同时提醒，应当以审慎的态度来解读这一估算结果。因为在计算过程中，每个年龄层感染新冠病毒后需入院治疗的可能性恒定不变只是基于假设，而且估算出的感染比例并不能完全代表现有的集体免疫水平，部分人群的免疫力或已随着时间逐渐减弱。（总台记者 邹合义）（编辑 毛亚伟）【来源：央视新闻】声明：此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来源错误或者侵犯您的合法权益，您可通过邮箱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及时进行处理。邮箱地址：jpbl@wccm.sinanet.com

本篇文章收录于精品栏#百家故事#中，本主题将聚集全平台的优质故事内容。读百家故事，品百味人生。ADHD，中文全称为：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也就是俗称的多动症。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医学界都以为，那些患有ADHD的儿童长大后自然就好了。但现实是，有2/3的人会将这一疾病带入成年，在我国，保守估计，成年ADHD的患者数量超过2000万人——而在知晓这一切之前，在生活的一次又一次挫败中，这些被认为是懒散的、糊涂的、被宠坏的、甚至是无能的人已经接受了这些贬低，甚至认为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文｜吕蓓卡编辑｜金石找到名字在木木25岁的人生中，她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你怎么这么迷糊？但没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包括她自己。从记事开始，晃神、健忘就不断干扰着她。常常丢东西，上课时爱讲话，还时常走神发呆，听着听着课会突然发呆，吃着吃着饭也会突然发呆，最严重的一次，过马路时发呆忽略了后面的车，又正好碰上疲劳驾驶的司机，当她反应过来时，自己已经被撞倒在地。上初中后，她发现自己还是没有办法保持专注，同样的时间里，身边的同学就是能做完比她更多的作业。她去问老师的问题，总是刚刚讲过的，但她上课时根本没听到这句。木木的父母是重庆一所二本的老师，他们同事的孩子，都是人大起步。为了逼自己把学习搞好，木木只能付出比其他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控制自己的注意力。学习成绩终于上来了，但在焦虑和周围人的压力下，高中时木木被确诊了抑郁和强迫症，这也导致她多读了一年。后来，她也考上了人大，但上大学之后，她依旧糊涂、健忘、丢三落四，频繁弄丢实验道具，常常忘了室友还没回来就锁了门睡觉。问题变得不可收拾是在申请博士准备材料时，她频繁出错，每次提交的材料都有缺漏，因此错过了好几所大学的截止期限，导师告诉她，你这样出国读博会有很大的障碍。终于，木木决定去看医生，为自己的问题找个答案。同样25岁的国涛，几乎拥有和木木一样的成长经历。上课时东张西望、坐不住，记性差，丢东西，这些都是家常便饭。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上小学时有一天放学，他倒背着没有拉拉链的书包就回家了，到家后发现，所有的文具和书本都丢了。他总是听错别人的话，妈妈让他拿香皂，他几乎每次都会拿成肥皂，还有人名，他也总是叫错，为了解决这种尴尬，他只好想了一个解决办法——逢人就叫，嗨，兄弟。本科时，国涛就读过那本著名的《分心不是我的错》——1994年，美国注意力缺失领域的顶尖专家爱德华·哈洛韦尔出版了这本书，书中讲述了不同类型的注意力缺失的症状及相关应对措施，哈洛韦尔还特意提到了这个群体共同面对的迷茫，他写道：一个人可以一生都活在一种状态中，而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这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它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直到我们给它起名字之前……起名字能让我们指认它，控制它。这本书是注意力缺失解读领域的经典。读研究生时，国涛决定去医院找到这个名字——他自己的注意力变得越来越不可控，无论是上课还是开会，他都没办法集中注意力听别人讲话。拖延变得特别严重，有时候只是把一些资料复制粘贴到word里，他都完不成。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木木和国涛终于找到了那个名字——ADHD，中文全称为：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也就是俗称的多动症。在精神疾病的诊断手册中，ADHD被定义为一种神经发育障碍，是脑部发育的问题，有新的研究指出，ADHD的患病与基因有关，有75%的患者来自于遗传。通常情况下，大脑中不同脑区间神经元的连接互动会帮助我们完成感受、认知等一系列行为。其中，多巴胺和去肾上腺素作为神经递质，在执行力、动力的产生和奖赏机制的运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对于ADHD患者来说，他们大脑中这个互动的系统出现了故障，多巴胺和去肾上腺素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因此，他们很难去控制自己的行为、情绪和注意力。别人出了实验室，可以很轻松地想起来把空调关掉，但我从生理上就决定了，我做不到，起码很艰难。木木说。ADHD有两个亚型，一个是注意力缺陷，表现为无法控制注意力，另一个则是无法控制行为和情绪，就是多动。在日本，有医生提出了一个十分形象的名字：大雄-胖虎综合症。大雄的散漫、拖延代表了前一种，胖虎的易怒、冲动则代表了第二种。木木和国涛则都属于第三种类型：注意力缺陷加多动——咖啡馆中，穿着风衣的木木看上去是个柔弱的女孩子，但高三时，有一次她生气，可以拿书把班里的男孩砸哭。国涛在本科的时候也遇到了人际关系的危机，因为我冲动、偏执，一言不合就开怼。在一般人的认知中，ADHD是专属于儿童的疾病。有相关统计显示，全球有6%-8%的儿童符合ADHD的诊断，在中国，这个比例是6.8%。这也意味着，在中国，每14个儿童中，就会有一个患有ADHD。而这部分儿童中，有2/3的人会把它带进成年，据统计，全世界范围内的成年人中，ADHD人群的比例大约在2%-5%，即便以最低的2%来计算——在中国的成年人中，有超过2000万人深受ADHD的困扰。大雄和胖虎，形象地解释了ADHD的两种类型。道德标签与解脱在木木和国涛找到ADHD这个确切的名字之前，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很多状况都会被贴上各种各样的负面评价标签。上学之前，这些标签是调皮、淘气、不听话，上学后，逐渐变成了粗心、懒、没有上进心，再后来，这些标签则会上升到道德层面：自私、不尊重他人、情商低、品德不好，甚至是——无能。木木至今都记得上幼儿园时，自己因为捣乱会被老师关在小黑屋里，所有的灯都被关掉，她一个人在里面撕心裂肺地哭。小学时，她上课走神、说话，总和同学打闹，老师停了她的课，在班里开她的批斗大会，以她为反例给全班进行思想教育。而在父母的朋友那里，木木的多动、不服管是被惯坏了。一次吃饭，他们对木木说，以前像这种小孩儿长大就进监狱了。得到这样的评价后，父母也没有给她应有的保护，她八九岁的时候，父母甚至不止一次表示想再要一个孩子，因为觉得养她养得太失败了。大学军训时，每天早上集合，木木总是最后一个入队，因为找东西老是找不到，反应总比别人慢。她被同学说没有集体意识，从来不考虑他人的感受。等电梯时，她常常没有耐心，总是忍不住一直不停地按按钮，一次，一同等电梯的人说，人大的学生就是这个素质？最夸张的一次，前男友和她分手时说，你不知道你风评一直很差吗？类似的经历，广泛存在于ADHD的患者群体中。媒体人黄章晋也深受ADHD困扰，从小丢三落四、做事拖拉，寒假开学前一天，需要父亲守着才能把作业做完。父母曾对他说，你这样的人要是能讨得到老婆，我就算死在门板上无人收尸也能闭眼了。这种将疾病与道德水平关联，导致患者被误读、贬低的状况也存在于ADHD的发现和治疗史中。上个世纪初，英国医学界在提到有多动行为的儿童时，曾用过这样的描述——道德控制缺陷为病态表现，没有智力的普遍损害，没有身体疾病。为了管教他们，这些小孩中的大多数会被送进感化院，进行行为矫治，也就是现代语境中的管教所。后来，随着精神医学的发展，儿童ADHD一点点被世界认识，科学逐步代替道德，成为人类行为多样性的解释。但对于儿童期未能确诊的成人ADHD患者来说，这种审判则会延续数十年。很多ADHD患者从孩童时代就被视为异类。 图源电影《看上去很美》由于对疾病常识的不了解，以及相对单一的社会评价体系，大多数成人ADHD的患者都会经历成长过程中的贬低——长期的负面评价，再加上本身大脑控制系统的薄弱，这也从生理上决定了他们患上焦虑、抑郁等其他疾病的概率比正常人高很多。木木中学期间被确诊为抑郁症、强迫症时，即使是在诊室里，她从医生那里听到的话依然是，别人说几句就受不了，肯定是小时候家里太惯。国涛则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在命运的持续摧残下，我从一个蹦蹦跳跳、无忧无虑的小孩变成了一个神经衰弱、情绪失控的青年。因此，对于很多成人ADHD患者来说，确诊成为了一种解脱。在《分心不是我的错》中，在哈佛医学院任教超过20年的哈洛韦尔写道，诊断就是希望的起步。因为，对注意力缺失症而言，诊断本身就是治疗的一部分，诊断带来极强的解脱感，本身就是一种解放。在确诊的过程中，木木的很多问题都找到了解答。她从小做事不考虑后果，五岁时会牵着邻居家两岁的小孩在晚上四处乱走，两家人都疯了。还有一次，她骑车从大斜坡上冲了下去，直接被送进医院，脸上缝了几针，这些都是ADHD的典型特征，没有安全意识，而这些问题是否出现在12岁之前，且持续时间超过6个月——这是成年人确诊ADHD的重要标准。此外，医生还会让来访者填写一份《成人ADHD诊断量表》。木木记得，那份量表中，有些问题就像为她量身打造的：别人与您说话时，您没留意听，经常走神，丢失工作或活动中的必需品，不停地活动，就像有发动机驱使一样……个体的确诊需要符合量表中的六条症状，同时，还需要辅以一些具体的生物学检查，例如前额叶的脑电波检查、大脑血流变化的红外热成像等——在核磁共振影像中，ADHD患者大脑的某些区域的确和正常人存在差异。你是个非常典型的ADHD。国涛说，他至今记得当医生说出这句话时他的感受——好像有一股暖流瞬间穿过整个身体。而另一位被确诊的患者则在社交网络上写道，那一刻，我终于确认了一件事，我只是一个病人，而不是一个烂人。一位成人ADHD患者如此讲述自己确诊前的心态去儿科但目前，一个成年人想确诊ADHD，并不容易。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王玉凤教授是国内最早研究ADHD的医生和学者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她刚接触这个领域时，ADHD还被称为轻微脑功能失调（MBD）。她在北京医学院读了MBD的硕士，在当时，轻微脑功能失调被认为只存在于儿童青少年中。1989年，王玉凤去哈佛大学读博士后，在纽约的一个精神医学会议上，她第一次知道，MBD的症状是会持续到成年的。她记得，那个会议用了大块的时间讲成年人MBD，而当时的中国，儿童MBD都还是一个新概念。回国后，王玉凤开始留意更大年龄段的MBD症状，在这之前，不管是临床还是研究，她关注的对象都是以小学生为主。1999年，王玉凤带着一位学生开始正式着手于成人ADHD的研究。当时，她们面临的最大困境之一是——找不到研究对象。最终，她们只好把寻找患者的方向定在了物质依赖研究所——ADHD是大脑神经机制损伤导致的，是一个关于控制与失控的问题，因此，在无法控制注意力和行为的同时，他们也会比正常人更容易对某种事物上瘾。这种上瘾可以表现为对自己感兴趣的事过度专注，对此，几年前确诊了成人ADHD的罗永浩曾有过这样的描述，讨厌的事集中精力最多20分钟，喜欢的事可以连续12小时。但与此同时，这种上瘾的对象也可以是毒品，或酒精。在物质依赖研究所，她们发现了ADHD可以多大程度地拖垮一个成年人的生活。一个曾因吸毒被拘留、送进过安康医院强制戒毒的女生讲述了她的生活——丢过17部手机，自己家的东西永远找不到。因为缺乏耐心频繁地换工作，人际关系也一团乱麻，有长达两年的时间她情绪极度低落，甚至想自杀。她最终被确诊为成人ADHD，确诊时28岁。还有一位胖虎型的患者，因为打架被拘留过十次。混乱的生活让他同时患有重度抑郁和强迫症。如果不是王玉凤的研究，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自己患有ADHD。王玉凤直到2010年初，王玉凤才遇到了第一个主动来问诊成年ADHD的患者。那是一个北大的医学硕士，因为完不成论文、实在没办法做完实验室的研究而求医。从那时开始，来找王玉凤的成年患者越来越多，大多数都是研究生，王玉凤一度猜测，这或许跟研究生扩招有关。学业困难是ADHD患者普遍面临的困境。在初级阶段，不管是作业还是考试，都可以靠临时突击弥补。但到了研究生阶段，突击已经不足以帮他们过关，注意力缺失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必须去解决的问题。对于患者数量的增加，王玉凤认为这是我们从劳动密集型社会转向知识密集型社会的必然，她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以前人种地割麦，有ADHD每天少收十斤八斤也不会有太明显的差别，但现在的职业是建筑师、会计，一个小数点的错误，结果就差远了。在她看来，这也是美国在这一领域研究遥遥领先的原因。在深圳康宁医院，儿童精神科医生王中磊也有同样的体会。他发现来就诊的成年ADHD患者中，工程师、IT行业、会计、金融行业尤其集中——这些都是脑力参与程度很高、同时精细化要求也很高的行业，一位在银行工作的患者告诉王中磊，自己来就诊是因为经常少写或多写一个0——在银行，这个失误的致命程度显而易见。由于患者数量的增加和相关研究的起步，2015年，成人ADHD终于被我国正式写入指南，《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更名为《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指南中强调，全体成人中，约4.5%会表现出ADHD症状。但目前，临床诊疗并没有与指南同步，在国内医院，成人ADHD的确诊依然只能在儿童精神科完成。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对于成人精神科医生来说，这是一个很新的领域，还缺乏积累。另一个原因则与效率有关。王玉凤提到，成人ADHD的确诊需要追溯很多，访谈从小聊到大，时间成本很高，且ADHD无法治愈，药物干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为了效率最大化，目前国内的成人精神科尚不接收这类患者。王中磊所在的深圳康宁医院儿童精神科，也是从2015年才开始接收成人ADHD患者，但当时，一周只放两个号。2019年他接手后，发现有很多成人挂不上号直接来门诊加号，而这些人在找到他之前，很多都被当作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治疗，对于一些患者，那些治疗不仅无效，药物甚至还起了反作用，于是，他找到科室负责人，经过和院里的沟通后，把周三下午的时间空出来，不再放号给儿童，只给成人问诊。ADHD对儿童和成人的不同影响 图源GLOBAL MEDICAL EDUCATION治疗国涛去医院确诊是在2019年，当时，他正在西南大学心理学部ADHD专业读研究生，知道北京六院和上海新华医院的儿科可以看ADHD，就买了张火车票跑到北京。确诊后他回到重庆，申请了一个公众号，取名ADHD互助联盟，利用自己的专业和经验写关于ADHD的科普文章，发在知乎、豆瓣和微信公众号上。眼看一个又一个学校的博士申请截止日期成为过去式，决定去医院的木木最初并不知道该去哪个医院，挂哪个科，正是通过国涛的公众号，她了解到了问诊的信息。但初诊很不容易，因为一直挂不上号，最后，她找黄牛花了三百块才解决问题——这也是目前我国成人ADHD确诊的另一个困境，患者越来越多，但能诊疗的医院、医生都有限，常常一号难求。确诊后，医生给木木开了一种药，学名为盐酸哌甲酯缓释片的，药盒上，还有一个更形象的名称：专注达。医生给木木开的药目前，药物是针对ADHD唯一有效的医疗干预手段。在我国的临床上，针对成人ADHD的用药只有两种，一种是中枢神经刺激剂，通过药物进入神经元刺激多巴胺和去肾上腺素的分泌，从而提升个体对注意力和情绪的控制能力；而另一种则是抑制剂，抑制神经元对于去肾上腺素的再摄取，以此达到提高神经递质浓度的效果。前者正是专注达，后者则取名择思达。在门诊问诊中，王中磊开出最多的，是专注达。据他介绍，专注达与择思达各有利弊。择思达更温和，但起效比较慢，效果往往不明显。专注达相对速效，但效用一般也只能维持十个小时。因此，他每次给患者开药时，对于一些状况相对稳定的患者，都会嘱咐对方，需要专注的时候再吃。周末或不需要专注的时候不用吃。对于成人ADHD患者来说，药物给生活带来的变化非常具体且显著。罗永浩曾形容过吃药后的感受，第一天吃完非常吓人，从早上10点到晚上12点，全天都非常愉悦、精力集中，别人一看你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到了晚上开会，同事都非常吃惊，因为我的精神面貌就像是早上刚上班时那样。每次吃完药，木木也能感觉到自己的确可以控制注意力了，走神是可以拉回来的。她说，以前走神的时候，盯着电脑，屏幕就像白茫茫的一片，文献根本进不了脑子，但吃完药，她完整地听完了每周都开的同学组会，在她读研三年以来，这是第一次。药物并不是对每位患者都有效，成人ADHD患者通常还需要进行一些行为矫正治疗，而这些治疗也需要长时间的坚持。据王中磊介绍，目前，在行为治疗和药物治疗配合的情况下，有90%的成人ADHD患者都是可以被干预的。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药都是严格的处方药，特别是专注达这类中枢神经刺激剂，属于第一类精神药品，是需要特殊管制的药品。但目前，这类药物也面临着通过非法渠道被滥用的风险。在成人ADHD逐渐被广泛认知的同时，也有新的问题出现——信息过剩的时代，普通人的专注度也遭遇了碎片化的挑战，注意力缺失正在成为一种时代通病，在很多成人ADHD常识的普及中，总会出现大量类似的留言：我就是这个病。但由于问诊资源有限，一些人会对照着互联网上流传的量表给自己确诊，并尝试通过其他途径购买药物。在王中磊看来，这是一种很危险的举动。首先，成人ADHD的确诊是一个复杂的专业流程，其次，药物在改善症状的同时，还会产生一些副作用。木木告诉《人物》，每次吃完药，她的知觉都会变得麻木，剪指甲把手剪流血也不觉得疼。服药时，食欲也有明显的减退。还有一些患者表示，用药初期，自己的情绪会变得低落。王中磊还提醒到，一些患者可能同时患有其他情绪问题，这种状况下，不加权衡直接使用治疗ADHD的药物可能会恶化他们的症状。如何在疗效和副作用之间做出处理，这需要专业医生的判断。但王中磊也能理解那些在网上买药的人。毕竟目前，大量患者都面对着无法及时治疗的问题，他有一位在山东读高三的患者，由于当地没有专业的诊疗机构、无法开药，每次都是患者的父亲坐飞机从山东来深圳，住几天才能开到药。而作为一位临床医生，王中磊也能看到变化正在发生。一次和药商的交流中，他得知，专注达的使用说明中，适应症一栏即将加入成年ADHD，他觉得这是个趋势，成年ADHD患者正被更多的人看到。而在很多问题的解决中，被看到往往是重要的第一步。目前，治疗ADHD的相关药物说明中，均未提及成人。共存目前，国内已经有越来越多医院的儿童精神科开始接收成人ADHD患者。在群友的帮助下，国涛整理出了国内目前可诊断成人ADHD的医院，一共12家，分别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上海新华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深圳市康宁医院、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长沙湘雅二医院、厦门仙岳医院、南京脑科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科、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以及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至于如何让更多的成人ADHD患者得到有效的干预，提高儿童ADHD患者的就诊率或许是方法之一。王玉凤告诉《人物》，ADHD是先天发育的问题，早确诊早干预非常必要。她曾遇到一个17岁的孩子，因为ADHD长期未能确诊，来就诊时已经带来了六种共患病，焦虑、抑郁、对立违抗，甚至有点抽动。这些病都不好治，还一下同时治好几个，更难治了。王玉凤说，ADHD发现得越早，越单纯，只是多动、注意力不集中的话，干预起来并不难，而这也会缓解ADHD进入成年后带给患者的困扰。但目前，根据相关流调显示，我国的儿童ADHD患者数量大概在2300万左右，但就诊率只有10%。低就诊率的背后，是儿童精神科医生的缺乏，也是国人对ADHD的认知的有限。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心理科主任高鸿云博士表示，在我国，ADHD的概念还不够普及，很多家长觉得小孩子的多动只是调皮，老师教育方法不好，或者作业太多了。而在所有ADHD儿童患者中，女孩是更被忽视的群体，原因是——女孩更多的症状表现在注意力缺失，而不是多动上，因此，女孩的确认率要更低。王玉凤说。正在为儿童患者问诊的王玉凤。 图源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今年是王玉凤进入成人ADHD领域开始研究的第22年，这22年中，越来越多的患者被看到并得到了相应的治疗，但在与《人物》的交流中，王玉凤反复强调着一句话：对于ADHD，并不存在治愈的说法。在面对这种无法治愈的慢性疾病时，医生能做的，只是常常安慰。科学的本质和规律，我们要接纳，有些事我们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得努力改变，有些是改变不了的，我们要接纳。王玉凤说，对于很多复杂性疾病，基因和环境交互作用的慢性疾病，医生要做的都是对症而不对因，即尽力帮助患者缓解症状，回归社会。在我国，这也是上千万成人ADHD患者需要面对的现实，他们需要学会长久地与疾病共存。一位六岁ADHD患者的妈妈，在儿子确诊后意识到自己也患有ADHD，这时，她40岁。她形容那一刻，自己会觉得有些遗憾，如果不是因为ADHD，她或许会成就一番事业——因为无法专注，她只能选一份自己能很轻松完成的工作，即使拖延，也能临时补救。而在遗憾的同时，自己作为妈妈的职责也变得更加清晰——她说，自己需要和儿子一起找到他更擅长做的事，以及，帮助儿子在未来与这个世界共处。由于副作用过于强烈，国涛放弃了吃药。他知道自己分心的源头是多巴胺不够，于是在学习之前，他会想各种办法让自己多分泌一些多巴胺，比如买很多零食，或者看电影。看到正念对提高专注度有用，他也会去尝试。有时候，ADHD在他眼里更像一种特质，而非一种疾病，It’s a feature, not a bug.但木木并不认同这种想法，在她看来，只有当社会的包容度足够高时，才能把ADHD看作是一种特质，而在当下，如果削弱疾病的表达，可能会让更多的患者再次陷入被道德评判的境地。但无论如何认知ADHD，他们都明白，living with ADHD将是自己人生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而在这种共存中，他们也有意外的收获。国涛说，在过去的无数次挫败后，他的心理韧性明显增长，而更有意味的一项收获则是，你深刻地知道了失败其实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是吗？

转载自作者：那个你韩佳人有这么 多成年人 回到教室，“成人教育”这个词已经具有了新的含义。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成人教育是任何形式的学习成人，超越传统的学校教育，结束于20多岁。从最狭隘的意义上讲，成人教育是关于识字的 -成人学习阅读最基本的材料。因此，成人教育涵盖了从基础文化到个人成就作为终身学习者，甚至达到高等学位的一切。Andragogy与教育学Andragogy被定义为帮助成年人学习的艺术和科学。它与教育学不同，教育学是传统上用于儿童的学校教育。成人教育的重点不同，因为成年人是：更加自我导向，需要更少的指导成熟并为学习任务带来更多经验准备学习并准备学习他们需要知道的东西更注重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学习学习更有内心动力基础知识 - 扫盲成人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实用识字。美国教育部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等组织不知疲倦地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测量，理解和解决成人文盲问题。“只有通过成人教育，我们才能解决社会的真正问题 - 如权力分享，财富创造，性别和健康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所长阿达玛·乌瓦说。成人教育和识字系（美国教育部的一部分）的课程侧重于解决阅读，写作，数学，英语能力和解决问题等基本技能。目标是“美国成年人获得成为生产工人，家庭成员和公民所需的基本技能”。成人基础教育在美国，每个州都负责解决其公民的基础教育问题。官方的国家网站将人们引导到课程，程序和组织，旨在教成人如何阅读散文，地图和目录等文档，以及如何进行简单的计算。GED完成基础成人教育的成年人有机会通过普通教育发展或GED考试获得相当于高中文凭的机会。该测试适用于未从高中毕业的公民，使他们有机会展示通常在高中完成一门课程所取得的成绩。GED准备资源遍布全国各地的网上和教室，旨在帮助学生为五部分考试做好准备。GED综合考试涵盖写作，科学，社会研究，数学，艺术和口译文学。超越基础成人教育是继续教育的代名词。终身学习的世界是开放的，涵盖各种情况，包括：25岁以后第一次上大学回到大学完成学位攻读研究生学位学习技术技能盈利的CEU的专业认证在当地社区中心上课，感受它的纯粹乐趣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某某要考研，某某是个硕士，哪个机构 招聘必须要博士，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很能清楚的区分出这些称谓，那么研究生和博士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博士后又是什么阶段呢？ 其实博士是包含但又比研究生高一个等级的学位，博士是对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的称呼，同样也可用来称呼已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硕士是一个介于学士及博士之间的研究生学位；而博士后不是学位，表示的是一段工作经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可以认定：硕士和博士都是学位，硕士生和博士生也都是学生，但是博士后是一份工作，相当于是一个职位。 这三个的称谓的获取流程是首先我们先要通过高考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就可以拿到学士学位。拿到了学士学位就可以考硕士了，每个学校的最低复试分数线都不一样，东西部的最低录取线也不一样，满足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参加硕士生面试。三本和一些专升本也具备考硕士的资格，只是到了面试环节，有些导师比较挑剔，可能会把面试分打低些，影响录取，当然对于优秀的学生哪里都是欢迎的。成为研究生后，专硕学习两年时间，学硕学习三年，毕业以后就可以拿到研究生学位了。拿到研究生学位才可以去考取博士生的学位，还有一种情况是硕博连读，一般是五年，当然这还要看具体专业的录取情况。 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把博士后当成学位。其实不是的，博士后并不是比博士更高级的学位，而是临时性的一份工作。硕士和博士其实都叫研究生，但我们通常所说的考研和保研，主要指的是考硕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学制为三年，一般第一年上基础课，第二年就得进实验室，跟着导师做项目。有的学校甚至要求学 生发表一篇论文才能毕业。所以，硕士也经历过系统的科研训练，毕业之后可以从事研发之类的工作。 博士后的全称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每期为两年时间。博士毕业如果没有拿到固定的科研岗位，并且想进一步学一些东西的话，就可以申请入站做博士后。博士后也是可以领取工资的，并且工资是高于当地平均薪资水平的。为什么又说博士后是一份临时性的工作呢？因为博士后只能做两年，两年以后就得出站，要么接着做博士后，要么到高校或研究所寻求固定的科研岗位。解释到这，相信大家对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关系都看得很明白啦。其实高学历也是意味着付出更多时间和脑力的，不管是踏上社会工作还是选择进入更高的学术殿堂都是很棒的。大家对于学习还有什么疑问呢？

记者 | 来舒敏1「 零食 」是一种自带社交属性的食物。记得小学课间，同学们经常不自觉地围在一起，一边说说笑笑，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无花果干、卫龙辣条、盐津话梅……分享零食成了同学之间增进感情的途径之一。从1997年开始，好丽友派的广告语便是 “ 好丽友，好朋友 ” ；还有旺旺碎碎冰，当年那句：“ 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伙伴 ” 给小朋友提供零食对半分享的新吃法，开创社交零食的先河。零食发展到了今天，已经是一个2万亿的巨型市场，分享零食也不只是小朋友们的专利，成年人也喜欢在各种生活场景用零食来增进彼此的交流。零食是打开轻度社交场景的钥匙，一颗糖、一块巧克力、一把瓜子，这些小食通常很难让人拒绝，大家就算接受也不会产生任何心理负担，不过是小零食罢了，无伤大雅。渐渐地，社交零食或者零食社交化成了零食界一大趋势。亿滋国际全球创新总监Gil Horsky认为消费者更乐意与众人一起吃零食，分享和个性化能将零食转变成一种社交活动：“ 随着吃零食日渐成为消费者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分享零食就成为创建和增强社交体验的另一重要方式。即便是一个人吃零食，消费者也在寻找避免‘一人饮酒醉’的孤立感觉。”如果给现在的社交零食下一个定义，你会发现它有两层含义，一个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另一层是零食自身跟消费者产品互动的社交。单身狗粮自诩是潮牌社交零食，它的社交概念就是第二层的含义。想要符合社交零食的范畴，换个新包装是品牌最常做，也是最容易做的事情。乐事薯片发明了一种“tear and share”（撕开并分享）的新包装，有效瞄准了大家吃薯片的分享时刻。▌有趣的是，多人分享的零食倾向于小袋独立式包装，一人食的零食包装却变得越来越大，分量也越来越多。这到底是为什么？独立式包装卫生，精致，且易于分享。当分发者完成“使命”的时候，接受者可以选择吃或者不吃，自由度更大。一人食的时候，大包装则在心理上产生一种“一个人也能吃得有趣”的满足感。所有独立包装零食里最为典型的就是每日坚果。它跳脱出坚果这种比较单一的零食品类，将不同种坚果和果干混合在一起，既满足消费者的营养需求，又是办公室白领、亲戚朋友间喜欢分享的爆款零食。截止2018年，小包装每日坚果占据线上坚果市场的四分之一。小支红酒是最近比较热门的轻奢社交产品，相比起大瓶的红酒，它的外包装像实验室用的试管。每支红酒只有100毫升，主打一支一杯的喝酒社交模式，不存在喝不完浪费的情况。小包装的红酒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大家可以选择喝自己喜欢的酒，自由度更大。“试管”上标识出0-5这几个数字，每个数字代表一种口味，喜欢喝什么口味认数字就行，不需要知道产地、葡萄原材料等专业红酒知识。蒙牛针对减肥人群推出一款慢燃片，主要含有天然白芸豆提取物，是天然的阻断糖的成分，可以阻断淀粉食物 66% 的葡萄糖转化，每片含量达到 282mg，有助于改善肠道内环境，促进人体新陈代谢。慢燃片在韩国还挺普遍的，他们通常会在餐前等待上菜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独立包装的小袋慢燃片，分发给在座的朋友，吃完慢燃片后再吃正餐。别看慢燃片小小一包，如果是几位陌生人第一次聚餐的情况，分发慢燃片的行为可以缓解尴尬的氛围，达到社交润滑剂的效果。早在2015年，良品铺子依据粉丝的要求，推出过专注“社交”概念的首款饼干，取名“来往饼”。这款零食是专门为低头族设计的，它本质上是一块块薄薄的煎饼，打开一个个独立包装便可看到煎饼上印有个性图案和语言，方便大家直接当成礼物送给别人。“来往饼”盒子里还有一套社交场景卡片和一支羽毛笔，教大家如何在同事、蜜友、恋人、亲人等不同生活场景中，更好地表达情感，这在当时算是一个有趣的新尝试。今年618，良品铺子推出一款名为“傲娇的小野喵”的高颜值社交产品，其实是以卡通宠物猫形象做外包装的零食大礼包，里面有猪肉铺、芒果干、脆冬枣等20袋爆款零食。这个零食礼包主要针对18-24岁，有轻微萌物癖，对于萌宠和相关周边毫无抵抗力的大学生人群。为什么说它是一款社交零食呢？答案就是包装上这只猫，它自带社交属性。大礼包配送了铭牌贴纸,让消费者与小野喵之间形成了有趣的互动，甚至还有情话贴纸，帮助年轻人去表达情感。换句话说，这是一款“会说话”的零食，既有傲娇猫咪的性格设定，又能促进消费者的情感沟通。走潮牌社交零食路线的单身粮瞄准了单身人士。旗下最受欢迎的莫过于这款单身狗粮薯片。因狗狗的形象跃然于其上，从货架上第一眼看过去，大家会误以为这是一款狗粮，当你发现它是专为单身人士设计的薯片时，便“中计”了。单身粮就是利用空窗期专属零食帮单身人士实现情感寄托，并在办公室、家庭、寝室、聚会、世界杯看球等多个场景下完成自我调侃，营造出“我单身，我快乐”的社会氛围。近日，单身粮完成6000万元的A轮融资，拓展出了薯片、方便面和乳饮料这三大品类。Pink.Me！暖心蛋糕也属于潮牌社交零食的范畴，它的目标客群也非常清晰，就是85-95后的年轻女性。铁罐蛋糕是第一个年轻化烘焙产品的改造，将蛋糕放在铁罐里的做法有一定的私密性，适合跟亲密的人一起分享。现在Pink.Me！不再拘泥于做铁罐蛋糕，把产品线拓宽到爆米花、薯片、巧克力棒、甜甜圈等零食上，将自己定义为中国年轻人自己的零食潮牌，用潮牌国货的概念笼络年轻消费者的心，还像单身狗粮一样包装产品名，比如说防渣男薯片、热恋爆米花、梦想眼泪烤地瓜……如果说每日坚果、小支红酒和慢燃片是促进人和人之间的交流，那么傲娇的小野猫、单身狗粮以及Pink.Me！包装手法则是为了促进零食和消费者的互动，让大家自发地在网上传播，减少营销成本。今后还会有更多细分且猎奇的零食产品出现。无论是什么产品，社交零食不仅需要知道消费者的口味喜好，更要了解他们的情感诉求，两者缺一不可。排版/插图设计：mimimi_图片来源：网络

国家癌症中心2017年的数据显示，我国平均每天超过1万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分钟就有 7人被确诊为癌症。更可怕的是，近几年，癌症患者变得越来越年轻了。这是在警示我们一件事：癌症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国内著名肿瘤治疗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孙燕曾公开说：战胜“肿瘤君”的最好方法，就是别让它找上门来。如何预防癌症，我想，肿瘤专家说的这几句话，可能能帮到你。孙燕：人体就像一辆车，要像给汽车年检一样体检国内著名肿瘤治疗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孙燕说，肿瘤预防比治疗更重要，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更有效。人体就像一辆车，要像给汽车年检一样体检，千万别等车坏了，再去修。国内外的研究和数据都已经强有力地证明了，早预防、早筛查、在癌症早期治疗等措施对于降低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提高5年生存率等都是有非常明显的效果。比如早期胃肠道癌症的5年生存率可达90%，但到了中晚期才接受治疗。但是，中国的消化道癌患者整体的5年生存率只有36%。这是因为大多数患者在发现时已是中晚期，从而拖低了整体5年生存率。其他癌症的生存率数据也同样反映出早期治疗和中晚期治疗之间的巨大差别。不过，并非所有癌症都可以筛查出来。目前，只有胃癌、宫颈癌、乳腺癌、肺癌、肺癌、前列腺癌、卵巢癌、结直肠癌可以在早期得到有效的筛查。其他癌症还缺乏在安全、经济、有效性上都合理的早期筛查方法。比如“癌症之王”的早期筛查是几乎不可能的，一旦检查出来基本上是晚期。中国发病率较高的肝癌，早期筛查也比较困难。李佩文：老人患癌，很多是“省”出来的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内科首席专家李佩文教授认为：老人患癌的可能性比年轻人大，很大一方面原因就是平时太“省”了，“省”出个癌症来。人患癌的风险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的，但一些外部因素会让患癌风险变得更高。部分老人家过惯了苦日子，就算生活改善也改不了节约的习惯，而家里的一些食物便因不合理的节约而变坏，出现了一些致癌物质，常见的有家里变质的油和霉变的食物。久放而氧化的油加热之后，就会产生很多致癌物质，其中以环氧丙醛比较致命。将新的食用油倒入长期不清洗的油壶，附着在油壶上已经氧化的油脂也会污染这些新油。用这些混有氧化油脂的食用油炒菜，不仅产生的油烟大、还会影响口感和营养，并导致人体出现一些诸如腹泻、呕吐、腹痛等慢性中毒反应。长期食用这类油甚至会加速衰老、致癌，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威胁。霉变食物也对健康造成很大威胁，因为食物发霉了，就很容易潜藏有黄曲霉素。黄曲霉素是一种毒性非常强烈的致癌物质，正常成人只要一次性摄入20mg就会直接中毒身亡，致癌最快只需24小时。更可怕的是，黄曲霉素的毒性很难被消灭，要28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才有可能使黄曲霉素的毒性失活。所以很多人食用剩饭剩菜之前虽然会热一热，但这短短几分钟的温度并不能去除黄曲霉素的毒性，这样的食物吃下去后患无穷，很容易导致肝癌。黄曲霉素不仅会存在于霉变食物中，比如土豆、大米、花生、哈喇油等，还会潜藏在砧板、锅碗瓢盆上，所以除了不能食用霉变食物，各种厨房用具也要经常清洗、晾晒、消毒。汤钊猷：生命在于运动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肿瘤外科专家汤钊猷说，生命在于运动。而且他认为最好防癌运动就是游泳。“我从60岁起坚持游泳，现在虽已年过八十，但仍坚持隔天游泳，每次30分钟，自觉身体状况还好，思路清晰。我觉得，适度游泳可能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可能还能调节内分泌。”运动可以提高免疫力，降低癌症发病率，这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常识。而一份长时间大样本追踪报告再次证明了这种说法是正确的。2016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一篇论文对欧美144万人每日的运动量进行了18年的跟踪调查，比较了运动量最大和最小两个10%的群体，发现长期运动至少能降低13种癌症的发病率。其中，效果最明显的是食管癌，可降低最多42%的风险，接着是中国发病率比较高的肝癌（27%）和肺癌（26%）。另外，还有胃癌、肠癌等。运动还能让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降低10%。巴德年：不主张吃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品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肿瘤免疫学家巴德年说：“虽然我是免疫学专家，但我从不主张吃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品，人的健康不是靠吃药维持的。”的确，这些保健品往往没有立竿见影的功效。其次是，如果免疫力正常的话，不必特意增强，只要维持正常生活，保持正常的免疫力。免疫力太强，也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免疫力太强，不仅能杀灭病毒，还会伤害到自身正常细胞。此外，在免疫力正常的情况下通过保健品的手段刺激它，会使免疫系统的细胞和能量被消耗，待到真正的病毒来临时，却派不上用场。所以，正常情况下，无须通过保健品来提高免疫力。如果免疫力特别低，首先应咨询医生意见。其实，保持健康的身体，降低癌症风险，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吃健康新鲜的食物，保持运动习惯，定期体检，规律作息。参考资料：1. 《消化道癌5年生存率仅36% 反映居民防癌意识薄弱》.重庆日报.2018年7月9日2. 《年年体检为什么还会发生癌症晚期？》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7月14日3. 《怎样挑选和保存食用油》.海南日报.2013年11月1日4. 《防肝癌记住四不吃》.金羊网.2017年4月26日5. 《调控免疫力比增强免疫力更重要》. 首都食品与医药.2003年第13期6. Moore S C， Lee I M， Weiderpass E， et al. Association of leisure-time physical activity with risk of 26 types of cancer in 1.44 million alts. JAMA internal medicine， 2016， 176(6)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夜听，ID：yetingfm】经微信公众号授权转载，如需转载与原文作者联系有一句话说：“这城市风很大，孤独的人总是晚回家。”睡不着的时候，总喜欢看着窗外发呆，眼里有些困意，心里有些疲惫。可你什么都不想说，只想安静的待着。成年人的情绪，都是在沉默中消化，明明很累，却能不动声色，明明想哭，却能故作镇定。每次下班，都能看见许多孤独晚回家的人，他们就像是散落在城市里的星星，偶尔照亮别人，偶尔希望被别人照亮。他们有着一身光芒，却会在某个瞬间，悄悄把自己藏起来，躲在无人可见的地方，偷偷擦泪。有时候，真的感觉挺累的。生活也好，爱情也罢，总有不如人意的地方。还记得，那些加班到凌晨的日子，一个人沿着路灯回家，心里对未来充满了迷茫，也不知道自己的明天会不会比今天好一点。还记得，那些为爱痴狂的日子，无数的短信，无数的思念，可心爱的人，依旧像远方的旅客，匆匆一见，又匆匆一别。你一定也想过，不如就这样算了吧。不用努力，不用争取，做些无聊的事情消磨时光。可是你甘心吗？活着的时候，没有人是不累的。每个人都有触手可及的美好，和无法到达的远方。假如你累了，就跟我说说吧，不要一个人憋着，这个世界，总有许多人爱着你。这城市风很大，孤独的人记得早点回家。幸福一定会奔你而来。

参考消息网2月7日报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网站2月5日发表题为《西方国家“囤积”疫苗，非洲病例激增却被落在后面》的报道称，富裕国家在囤积新冠疫苗，优先考虑给自己的国民接种，非洲国家在获得疫苗方面被落在后面——尽管非洲大陆感染病例激增，而且出现新的变种。全文摘编如下：周一，第一批百万剂牛津/阿斯利康新冠疫苗运抵南非，预计2月晚些时候南非将再接收50万剂。南非卫生部说，该国将从2月份起为医务人员接种疫苗，南非因此成为非洲大陆首批获得大量新冠疫苗的国家之一。根据一份新闻稿，塞舌尔是首个开始为本国民众接种新冠疫苗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它使用的是中国国药集团的疫苗，计划成为首个给70%成年人接种疫苗的非洲国家。1月26日，在印度捐赠10万剂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后，毛里求斯也开始给一线工作人员接种。美联社指出，2020年12月，位于西部非洲的几内亚订购55剂俄罗斯“卫星V”新冠疫苗，首先给25名官员接种。英国“用数据看世界”网站说，在北非，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最近也开始疫苗接种计划。有卫生官员说，与其他地区相比，非洲起步晚，追赶起来可能也很慢。像南非这样的一些新兴市场还发现，它们比富裕国家支付的价格更高。付出双倍价格南非是非洲大陆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迄今该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近150万例，死亡病例超过4.5万例。南非卫生部说，全球竞争迫使南非从印度血清研究所购买的牛津/阿斯利康疫苗价格几乎为其他富裕国家支付的两倍。据路透社报道，南非支付的价格为每剂5.25美元。南非卫生部官员波波·马亚说：“第一季度全球对疫苗有大量需求。我们不知道可以马上获得疫苗的更便宜选择。”印度血清研究所对记者的评论请求没有立即作出回应。这一价格高于其他非洲国家按照两周前在非洲联盟（非盟）达成的协议确定的每剂3美元。协议承诺将向非洲国家提供2.7亿剂牛津/阿斯利康、辉瑞/生物新技术和强生疫苗，也是通过印度血清研究所获得。但政府官员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卫生机构说，由于全球需求持续存在，非洲国家几乎没有其他获得廉价疫苗的选择。资料图片：工作人员1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坦博机场把该国首批新冠疫苗装运上车。（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网站）自谋出路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2020年第一波疫情在大多数非洲国家造成的死亡病例较少，但现在整个非洲大陆——尤其是南部地区——的感染病例正在激增。南非还在应对在该国出现的一种新冠病毒新变种。卫生专家说，这种新变种可能更容易传播，而且能够躲避疫苗的防御机制。新变种使感染病例数创纪录，并已在博茨瓦纳、加纳、肯尼亚、科摩罗和赞比亚以及非洲地区以外的20多个国家发现。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约翰·恩肯加松日前说：“如果我们不设法控制住局面，我们最终将遭遇一场道德灾难。如果我们有了疫苗，并且继续积极采取公共卫生措施，病毒变种问题就会消失。”2020年，世卫组织设立“获取应对新冠肺炎工具加速计划”（ACT），这是一个旨在协调生产并增加获得治疗、疫苗和检测机会的合作机制。作为ACT的疫苗分支，“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旨在到今年年底前在全球分发20亿剂新冠疫苗，预计非洲低收入国家将获得6.9亿剂。该倡议是由世卫组织、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主导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发言人詹姆斯·富尔克说，如果该联盟的供应预测是正确的，那么这些国家的疫苗接种人数将仅占总人口的27%。世卫组织正要求富裕国家优先考虑疫苗的公平供应——而不是与制药公司达成协议以便自己购买大量疫苗——或把它们未使用的疫苗与COVAX分享。与此同时，世卫组织正在鼓励穷国自谋出路以获得更多疫苗。通过成立非洲疫苗采购工作组，非盟还带头为成员国寻找达成协议的机会。恩肯加松说，该工作组日前从印度血清研究所购买4亿剂疫苗，此前于1月份购买2.7亿剂。贫富之差全球获得新冠疫苗的机会相差悬殊，这引起非洲领导人的普遍不满，包括南非总统、非盟轮值主席西里尔·拉马福萨。他日前在世界经济论坛的视频会议上警告说，富裕国家正在“囤积”疫苗。他敦促采取全球行动，确保疫苗公平分发。拉马福萨说：“我们对疫苗民族主义感到担忧。世界上的富裕国家纷纷从这些疫苗的研发者和制造商手里采购大量疫苗，有些国家获得的疫苗甚至已达到或超过它们本国人口所需的4倍。”例如，杜克大学全球卫生创新中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和英国已购买足以覆盖各自500%和300%人口的疫苗。拉马福萨还说，这种行为正在把现在“最需要疫苗的”国家边缘化。世卫组织多次重复拉马福萨的警告。它最近指出，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疫苗差距日益扩大。国家接种计划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正在竭尽所能地接种。加纳总统纳纳·阿库福-阿多在发表讲话时宣布新的限制措施，并说加纳计划到6月份采购1760万剂不同疫苗。这个拥有3000万人口的西非国家正在抗击第二波疫情。在东非，肯尼亚卫生部5日称，该国将于2月开始疫苗接种工作，并希望到6月前完成对125万人的接种。有约4400万人口的乌干达计划通过COVAX机制获得疫苗。该国卫生部说，它将设法从阿斯利康公司购买更多疫苗。此外，该国也在探讨从中国获得疫苗的可能性。在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官员们说，他们将从2月开始收到通过COVAX机制获得的疫苗。卫生部国务部长奥萨吉·埃哈尼尔还在与非盟商洽，以确保通过非盟协议获得疫苗。分享的价值尽管取得进展，但非洲国家整体上在获得新冠疫苗方面仍面临漫长等待。例如，根据非洲疫苗采购工作组的一份新闻稿，在非盟初次订购的2.7亿剂疫苗中，只有不到20%能在6月份之前投入使用。相比之下，欧盟预计到夏季前，成员国70%的成年人口完成疫苗接种。恩肯加松说：“人们及时完成疫苗接种符合大家的共同利益，也符合集体利益，这样我们才能共同摆脱这场大流行。如果只有除南半球之外的富裕国家所在地区摆脱疫情，那就绝对不可能做到。”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月18日在世卫组织执委会第148届会议上致开幕词时说，第一世界国家的做法是“适得其反的”。他说：“除非我们结束所有地方的疫情，否则任何地方的疫情都无法结束。就在我们讲话之际，富国正接种疫苗，而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在注视和等待。”谭德塞希望，在2021年的头100天内，所有国家都能开始疫苗接种，但对于许多尚未收到疫苗，而且可能还要等待数周才能收到的非洲国家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他说：“时间紧迫，风险巨大，我们要分秒必争。”根据杜克大学全球卫生创新中心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数据绘制的已购疫苗数量与地区人口的比例图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网站）

【新华社微特稿】一个日本和瑞典研究团队8日发表报告说，截至2015年，日本18岁至39岁成年人中将近四分之一没有性经历，比例高于20多年前。日本东京大学和瑞典卡罗琳医学院研究人员调查发现，截至2015年，24.6%的18岁至39岁日本女性从未有过性经历，而1992年这一比例是21.7%。相比之下，无性经验同龄日本男性比例增加更显著，由1992年的20%增至25.8%。研究人员以1987年至2015年期间开展的7轮日本全国生育调查数据为基础得出上述结论。研究报告刊载于8日出版的英国《生物医学中心·公共卫生》杂志。研究显示，截至2015年，11.9%的30岁至34岁日本女性从未有过性经历，同龄男性比例为12.7%。在35岁至39岁年龄段，日本无性经历女性和男性分别占比8.9%和9.5%。这两个年龄段无性经历男女比例较1987年和1992年均有增加。研究人员认为，日本成年人缺乏性经历“并非自愿选择”，其中或有经济因素。研究显示，相较女性，缺乏稳定工作或收入较低与无性经历男性关联度更高。受访无性经历男女中，八成希望今后能够结婚。无性经历成年人增多加剧关于日本人口老龄化的担忧。日本共同通讯社8日报道，日本2017年出生率仅1.43，在全球排名靠后。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到2065年，日本人口将由现在的1.26亿减至8800万。（完）（袁原）关键词：日本(Japan)、性经验(sexual exper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