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城大学博士

25日，甘肃省委组织部发布公示：现任敦煌研究院党委副书记马世林拟任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现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党委委员赵声良拟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公示中介绍，马世林1961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甘肃酒泉人，出生地甘肃酒泉，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赵声良1964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云南昭通人，出生地云南昭通，在职研究生学历，文学博士，研究馆员。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公示显示，原任该院党委书记、院长王旭东调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敦煌研究院将迎来党委书记、院长职务分设。本月8日，执掌故宫博物院7年的单霁翔退休，王旭东继任。目前王旭东已任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明确为副部级。王旭东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他从1991年开始在敦煌研究院工作，2013年11月，他出任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次年12月获任院长，自此身兼党委书记、院长两职，直至本月履新。根据公示，拟任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的马世林，曾当过近3年的敦煌市市长。马世林资料图马世林一直在酒泉市工作，曾主政酒泉下辖的玉门市、瓜州县，2008年12月至2011年9月任敦煌市市长，后任瓜州县委书记，2014年底调任敦煌研究院党委副书记。赵声良则是学者出身，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后留学日本成城大学获美术史专业博士学位。他一直在敦煌研究院工作，是该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此外，现任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部部长苏伯民拟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公示显示，苏伯民1964年12月出生，无党派，甘肃定西人，出生地甘肃白银，在职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研究馆员。据公开资料，敦煌研究院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为地厅级综合性研究型事业单位。其官网介绍，该院是负责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瓜州榆林窟、敦煌西千佛洞、庆阳北石窟寺管理的地厅级综合性研究型事业单位。马世林简历马世林，男，汉族，1961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甘肃酒泉人，出生地甘肃酒泉，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敦煌研究院党委副书记。1980年11月至1983年3月在原酒泉市红山乡政府工作；1983年3月至1990年9月任原酒泉市东洞乡副乡长、党委副书记；1990年9月至1995年5月任原酒泉市东洞乡、西峰乡乡长；1995年5月至1997年9月任原酒泉市银达乡党委书记；1997年9月至2000年11月任金塔县政府副县长；2000年11月至2005年4月任中共金塔县委常委、副县长；2005年4月至2006年10月任中共金塔县委副书记、副县长；2006年10月至2006年12月任中共玉门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2006年12月至2008年12月任中共玉门市委副书记、政府市长、老市区管委会主任（兼）；2008年12月至2011年9月任中共敦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2011年9月至今任中共瓜州县委书记；2014.12任敦煌研究院党委副书记。新京报记者 许腾飞 校对 李世辉

学历是进入职场的通行证和敲门砖，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我们普通人，也适用于那些国家元首。美国总统大选，学历就是候选人的筹码之一。今天秀才就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各国元首都是从哪所大学毕业的，都是什么学历呢？各国元首美国总统美国即将下台的总统特朗普，13岁时，就读于纽约军事学院。高中毕业后，特朗普先是进入福坦莫大学学习；两年后，他转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创建于1881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学术声誉首屈一指的商学院（世界第一商学院），被誉为现代MBA的发源地。沃顿商学院俄罗斯总统当前俄罗斯总统是普京，他毕业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法律系，后来还获得了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矿业学院副博士，相当于我国的博士学位）。另外普京大学毕业后，还曾在莫斯科的克格勃学校学习一年。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创立于1724年，由著名的彼得大帝所建，是俄国当前最顶尖的两所大学之一。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是拥有独立自主权的大学，曾为俄罗斯贡献9枚诺贝尔奖和3枚菲尔兹奖数学奖。在2020莫斯科国际大学排名中，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位居全球第40名。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日本首相日本刚卸任的首相安倍晋三，毕业于日本东京成蹊大学政治学科。大学毕业后，安倍曾前往欧美游学，就读于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其中东京成蹊大学是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学，创建于1949年，和学习院大学、成城大学和武藏大学并称为“东京四大学”。成蹊大学在日本大学中，排名在百位左右，算不上顶尖。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虽然非常好，在美国大学中，排名20位。但是安倍晋三并没有拿到学士学位，只是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肄业生。这也算是安倍的黑点之一。安倍晋三新接任首相大位的菅义伟，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法学部。日本法政大学创建于1880年，是日本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该校曾于1904年为清朝科举进士开设留学生法政速成科，为民国培养了大批政治家和教育家，例如沈钧儒、胡汉民等，被誉为我国近代政治家与教育家摇篮。英国首相英国首相约翰逊毕业于牛津大学，攻读古典文化。牛津大学是英国最古老的名校，和剑桥齐名。牛津大学具体的建校时间已经不可考，有明确档案记载的时间是公元1096年。牛津大学曾连续5年在世界大学排名中（THE世界大学排名），位居第一，共为英国贡献72枚诺贝尔奖。牛津大学另外约翰逊就读的中学是伊顿公学，英国最好的中学。伊顿公学是英国王室、政界、经济界精英的培训之地，被誉为精英摇篮，这里曾造就过20位英国首相，和数不清的诗人学者。法国总统法国总统马克龙，毕业于巴黎第十大学哲学系，后进入巴黎政治学院、法国国家行政学院学习。巴黎第十大学是法国最著名的公立大学之一，创建于1964年。该学校算不上世界名校，但也培养了很多著名政治家，除了马克龙总统外，法国以前的萨科齐总统也是毕业于此。德国总理德国实行议会制，总理是德国真正的掌控者。德国总理是女强人默克尔，素有政坛铁娘子之称，已担任15年的德国总理。她毕业于德国莱比锡大学物理系，曾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默克尔莱比锡大学创建于1409年，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2021QS世界大学排名第483位，德国的尼采、歌德都曾就读于此；民国时期的辜鸿铭、蔡元培等大师，也曾在此留学。印度总理印度总理莫迪是印度下层种姓家庭出身，28岁时，通过远程教育的方式从德里大学得到了政治学学士文凭；32岁时，从古吉拉特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德里大学是印度最好的大学，相当于我们的北大。2021QS世界大学排名，德里大学位列501-510区间。

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自1944年常书鸿首倡组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经过数代人筚路蓝缕的努力和潜心探究，莫高窟得以有效保护，敦煌研究院成为中国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跻身国家一级博物馆。袁嘉谷、姜亮夫、赵声良等在岁月长河中弦歌不绝、薪火相传，为敦煌学的崛起奉献了才情智慧。这是云南人的自豪，也是云南学者对弘扬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伟大贡献。袁嘉谷抢救敦煌遗书名垂青史袁嘉谷是第一位关注敦煌文物保护的云南文化名人。袁嘉谷（1872—1937），字树五，号澍圃，石屏人，从封建王朝的状元，转身现代高校的教授。光绪二十九年（1903）6月，清政府开经济特科考试，袁嘉谷名列一等一名，弥补了“云南不点状元”的空白。1904年7月，袁嘉谷赴日本考察学务政务，著《东游日记》四卷。1905年8月回国任国史馆协修，并在学部图书编译局专管教科书事。袁嘉谷是负责编写中小学教科书的第一人，至今通用的“星期”“乐歌”等名词也由他新订。宣统元年（1909），袁嘉谷出任学部图书编译局局长。是年秋，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将大量敦煌文书从河内运到法国，又从中选取数卷，连同唐代宋初以前的图籍带到北京装裱，回国前在六国饭店举办展览，向中国学界炫耀其收获。袁嘉谷得悉后，携部员罗振玉、王国维、王仁俊等前往探看。擅长史学的王仁俊自带烧饼去抄书，饿了就啃烧饼，怕耽误了抄书。当时伯希和只让大家看，不许用手摸。王仁俊不分昼夜地抄，不久就印了出来。袁嘉谷见其中有《沙洲志》和老子《化胡经》等古籍，其书写、卷装均乃古制，与诸同事商议，认为“真稀世之宝也”！他立即向学部侍郎严范孙报告，并提出由学部急电甘肃敦煌总督，“凡洞中片缣只字均检送来京，不得再失”。此时又有大批敦煌文物被盗运至陕西等待出售，某国商人持数千金前去购买，闻知风声骤紧只得溜走。这批敦煌遗书得以及时追回由学部收管，成为今日国家图书馆敦煌馆藏的主体。此后袁嘉谷到浙江、云南等地任职，未能进一步接触敦煌遗书，罗振玉、王国维、王仁俊等则成为著名的敦煌学专家。经过近百年的陆续搜集和调拨，国家图书馆珍藏的敦煌遗书已增至16000余件，与《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一起，并称为“国图四大镇馆之宝”。袁嘉谷具有强烈的爱国心，他抱病起草《责倭寇》文，未竟而卒。正如其后人所述，“敦煌文物于清光绪年间始被发现，却未受到当朝重视，许多宝贵的文物被盗往英、法。由于曾祖父等人的力争，敦煌珍宝才开始引起重视，得到保护”。袁嘉谷任教十余年，培养了数百人，其中不少人成就甚高，如李士厚、李乔、浦光宗、张希鲁等。经乡贤杨世光举荐，笔者于2002年走进袁嘉谷的故乡，编写云南历史文化名城丛书之一《石屏史话》，在调研过程中获知了此事。　姜亮夫宽无涯涘潜心敦煌研究姜亮夫是潜心敦煌文物研究成果卓著的第二位云南文化名人。姜亮夫（1902—1995），昭通人，原名寅清，字亮夫，以字行，是著名的楚辞学家、敦煌学家、语言音韵学家、历史文献学家、教育家。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章太炎等大师。1928年起，执教于大夏、暨南、复旦、河南等大学，后任东北大学教授、云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昆明师范学院教授等职。1953年后任教于杭州大学。1935年，姜亮夫卖了几部书稿，筹款自费去法国留学，原计划到巴黎大学攻读考古学博士学位。当姜亮夫在巴黎的博物馆、图书馆里看到了数千卷敦煌文物和经卷，感到“整个中国文化都在敦煌卷子中表现出来”，毅然决定放弃其他研究计划，把一切可能接触的中国珍贵文物拍照、拓摹、抄录带回祖国。姜亮夫节衣缩食，住最便宜的旅馆，早晚吃白菜煮大米稀饭，中午在图书馆啃干面包、喝白开水。拿破仑宫中收藏的圆明园珍宝，根本不让中国人参观，姜亮夫找关系疏通，方得准许抄录拓摹。在巴黎国民图书馆，每拍一张照片要付14法郎，姜亮夫先后拍了3000多张，查找了流散在法、英、意、德的中国文物索引、目录，并进行认真的抄录、拍照和拓摹。手工抄录工作进展非常缓慢，姜亮夫有时候一天只能弄出一两行，完成一部书稿需要四道工序，他的视力为此下降了600度。姜亮夫一生潜心研究，被公认在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历史学四大方面具有杰出学术成就，共有27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计1250万字传世。姜亮夫的敦煌学研究视域不仅在国内，且远渡重洋到许多国家收集散失的敦煌卷子，为祖国保护和抢救了一批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著有《莫高窟年表》《敦煌学概论》《瀛涯敦煌韵辑》《敦煌学论文集》等代表性专著和论文，共有250多万字存世。其中《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一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阐述敦煌学的著作。1984年，82岁高龄的姜亮夫受教育部委托，在杭州大学开办了全国高校第一期敦煌学讲习班。二十几位学员均为来自各地高校的青年教师，现今成为敦煌研究的中坚力量。2003年，皇皇24卷的《姜亮夫全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6卷汇集了姜亮夫敦煌研究的成果。2012年5月19日，正逢姜亮夫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倾注着这位楚辞学家、敦煌学家和语言学家毕生心血的1300多件史料，由其家人捐赠给浙江大学档案馆。赵声良薪火相承再谱新曲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赵声良是继承传统、再创敦煌研究新篇的新一代云南文化名人。1984年7月，赵声良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只身来到莫高窟。还在大学三年级时，他从《中国青年报》上读到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接受记者采访的一篇报道，称研究院正处在人才青黄不接时期，亟待大学生来莫高窟工作，赵声良便萌生了献身敦煌研究的初心。毕业前赵声良尝试着给段文杰写了信，没想到很快收到了段院长表示欢迎和勉励的回信。当时，赵声良的父亲屡屡写信劝儿子回云南。怕毕业后在家人劝说下改变主意，铁了心的赵声良索性直接背着行李，在北京登上了开往甘肃的火车，从此敦煌研究队伍里又多了一位云南人。1996年，在《敦煌研究》杂志做了12年编辑的赵声良赴日本进修，先在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做了两年的访问学者，其后历经磨难在成城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2003年赵声良毕业回国前夕，收到了国内多所重点大学的“橄榄枝”，他却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敦煌。赵声良脚踏实地，探幽发微，从《敦煌研究》编辑做起，继而任编辑部副主任、主任，成长为研究院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得益于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和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强大，赵声良赶上了敦煌研究的黄金岁月，他以莫高窟为中心，矫健的学术履迹遍及全球。他主持完成了“敦煌北朝石窟美术史研究”“敦煌隋朝石窟美术史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了《敦煌石窟全集·山水画卷》《飞天艺术：从印度到中国》《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敦煌旧事》等10余种专著，发表了100多篇论文，被授予甘肃省“领军人才”。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2015年度中国好书”颁奖典礼上，赵声良的《敦煌石窟艺术简史》入选28种获奖图书之一。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敦煌研究院并作重要讲话。同年9月17日，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授予樊锦诗国家勋章称号。2020年，樊锦诗自述《我心归处是敦煌》出版，让万千大众向敦煌投来了深情的一瞥。《汉书》云：“敦，大也。煌，盛也。”曾几何时，我们背负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尴尬。通过中外学人近百年的不懈努力，当下敦煌学已成为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中国敦煌地区文物、文献的综合性学科。（作者单位：西南林业大学社会科学管理办公室）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木基元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2020年9月26日下午，关山月美术馆二楼报告厅内，“四方沙龙”精彩开讲。本期邀请了敦煌艺术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博士带来题为“敦煌艺术的传承创新”的讲座，本次讲座在哔哩哔哩网络平台同步直播，吸引了不少敦煌艺术的粉丝围观。学术主持 黄丽平主讲人 赵声良一、敦煌艺术就是不断创新的典范敦煌洞窟有700多个，其中有壁画、有塑像的有492个，这些壁画塑像跨越了一千年，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这一千年间没有断绝，每个朝代都在建造，形成了它的一个特点。敦煌艺术，就是在继承传统并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的典范。洞窟结构的改变，从印度的支提窟到敦煌的中心柱窟，从印度的僧房窟到敦煌的禅窟，以及在敦煌流行的覆斗顶窟，传统神仙思想，如东王公、西王母等形象进入佛教石窟，都体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佛教艺术的渗透与改造。莫高窟第275窟交脚菩萨（北凉）在塑像上，在敦煌石窟早期洞窟的彩塑具有浓厚的外来艺术风格。印度北部犍陀罗艺术是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结合的产物，造型写实，衣纹表现自然写实，交脚菩萨像是这个时代犍陀罗雕刻的最大特点，而在敦煌的最早洞窟里面也出现了交脚菩萨，具有浓厚的犍陀罗雕塑风格。早期佛教传播过程中，莫高窟从北朝到隋朝，大量接受外来印度的、中亚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艺术家也在创新，唐朝的彩塑写实，造型、手势、面部的表情非常精彩，菩萨形象在中国深受欢迎，菩萨来往于人间和佛国，普渡众生，艺术家把最美的形象赋予了菩萨，慈祥、美丽、温柔、高雅。这一时期敦煌佛教的雕刻与印度完全不一样，是中国的艺术家创造是中国式的佛教艺术。莫高窟第419窟菩萨与弟子（隋朝）经变画是隋唐以来中国石窟及寺院壁画的主要内容，是最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艺术形式。经变画表达佛教思想义理，表现佛国世界。例如观无量寿经变，表现西方净土世界。当时画家想象的佛国世界是人间世界为依据，在帝王所居的宫廷好比人间天堂，画家用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群来表现佛国世界。我们可以从净土变壁画中看到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大致形貌，这样的表现在印度、中亚的壁画和雕刻中是没有的。莫高窟第172窟观无量寿经变（盛唐）莫高窟第257窟九色鹿的故事（北魏）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艺术家对敦煌的探索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中国艺术家对敦煌艺术进行了持续的探索研究，并在绘画、雕塑、装饰等领域取得了创新的成果。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画家们对敦煌艺术的认识，伴随着对传统绘画改良的使命感，同时也伴随着对传统艺术自信心的树立。一些艺术家开始认识到敦煌、云冈石窟等古代艺术在艺术史上的有重要地位，学习这样的雕刻和绘画才能振兴中国艺术。实践者如张大千，1941—1943年间，他带着他的弟子家人到敦煌去了，将近3年的时间临摹的壁画300多幅，并为莫高窟编号。30年代，张大千已名扬海内，为探求艺术真谛，张大千在敦煌用心地临摹和研究古代的壁画。1943-1944年，张大千相继在兰州、成都、重庆举办敦煌艺术临摹展览，产生巨大影响。在临摹之后的创作中，张大千把敦煌的那种精神融会在他的绘画创作理念当中，如晚年张大千大型山水画、泼彩泼墨作品中大胆丰富的构图与用色。张大千是成功地学习了敦煌艺术，而在创新方面取得很高成就的一位画家。在张大千去敦煌的时候，前后有不少的人到敦煌去考察，例如，以王子云先生为代表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1943年关山月和赵望云两位画家也到敦煌临摹壁画。关山月美术馆收藏了很多关山月先生当年临摹的壁画。对敦煌艺术研究与推广最重要的就是常书鸿先生，1927年常书鸿到法国去留学，在法国待了将近10年的时间，已取得了很高的荣誉和成就，家庭幸福美满。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关于敦煌艺术的画集——伯希和编的《敦煌图录》，并进而到吉美博物馆看到了那里收藏的被伯希和劫走的大量敦煌绘画，这件事不仅刺激到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强烈的爱国心，而更重要是是他从这些艺术品中看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精华所在。这是以前对中国传统艺术的认识中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正是这一点促使常书鸿放弃了巴黎安逸的生活，下决心回到祖国，整理并研究这些古代艺术品，并介绍给世人。1943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积极参与筹备工作，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创建之初，现实的困难远超出人们想象，莫高窟位于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的沙漠之中，极为荒凉、条件艰苦，常书鸿和同仁们在荒地之中白手起家，开始了大规模的壁画临摹工作，40年代至50年代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为敦煌贡献了一辈子。董希文《开国大典》（油画）画家董希文，最早跟随常书鸿到莫高窟待了一年多的时间，后来创作了《开国大典》这一经典油画之作，为表现开国大典广场前的人山人海、红旗招展，董希文在透视上放弃了油画惯用的科学透视法，而采取中国式的透视法，就是敦煌壁画里常见的透视法。画家潘絜兹用工笔画作品《石窟艺术的创造者》设想在唐朝如何画洞窟壁画的场景，真实地展示了一个历史的画面。潘絜兹《石窟艺术的创造者》（国画）三、敦煌研究院推动敦煌艺术的传承创新1944年，在常书鸿领导下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1950年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也是保护敦煌石窟（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和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庆阳北石窟寺等其它文物机构的综合性文博机构。改革开放以后，科学保护工作迅速发展起来。通过国际合作，在保护科技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国际合作的敦煌学研究也蓬勃展开，在研究的基础上，在国内外举办敦煌艺术展，把敦煌艺术介绍到世界各地。石窟保护进入国际合作保护文化遗产的新时代，如与东京文化财研究所合作保护莫高窟第194窟、53窟，与美国梅龙基金会合作进行数字化敦煌项目等。在数字化研究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更好地展示了敦煌艺术，同时又减少了游客进洞窟的人数和时间，形成了莫高窟开放的新模式。文化遗产保护技术走向世界，例如与意大利威尼斯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与柬埔寨吴哥窟古迹保护与管理局签署合作交流协议书。敦煌艺术在世界各地展出，在国内外举办展览百余次，国外展览先后在印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日本、法国、英国等地展出。2017年，丝路·敦煌壁画精品展走进联合国，也是维也纳联合国中心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四、改革开放以来，敦煌艺术传承创新百花争艳敦煌艺术代表中国传统艺术，它的广泛传播需要全国广大的民众大家都参与进来，学习、传承、创新。敦煌艺术研究院里不少工作人员一边在临摹壁画一边在创新，如李其琼临摹的敦煌壁画、雕塑家孙纪元、何鄂以敦煌艺术为灵感创作的雕塑作品，常书鸿女儿常沙娜用敦煌的图案来做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的装饰，把敦煌的传统的艺术应用在现代的装饰上。现代艺术家纷纷从敦煌壁画上的音乐、舞蹈、服饰上攫取灵感。如现代舞长巾舞、大型的歌舞剧《丝路花雨》、反弹琵琶舞姿等。香港“天籁敦煌”乐团继承和发扬敦煌古乐，创新中国传统音乐，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敦煌服饰文化研究暨创新设计中心设计的服装作品具有敦煌风格。但敦煌石窟作为传统文化的伟大宝库，依然有很多方面需要我们去发现、去传承并创新。华为河图技术呈现的九层楼大佛五、在疫情期间，应用多种媒体技术宣传弘扬敦煌艺术疫情期间，敦煌研究院新媒体平台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敦煌研究院新媒体矩阵，利用ＶＲ、ＡＲ等技术，策划推出线上展览、线上直播、互动体验等内容，实现足不出户看敦煌，与公众共享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在国家文物局政府网站“博物馆网上展览平台”上线“敦煌艺术走出莫高窟——数字敦煌展”、“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以数字敦煌资源库为基础，推出“细品敦煌艺术，静待春暖花开”精品线路游。多平台开展直播活动，如，与华为终端合作“敦煌超感知影像”直播。“云游敦煌”小程序，打造全新的公共文化服务窗口。敦煌本身有很大的吸引力，正好可以采用一些现代化的手段，让敦煌走进千家万户。讲座尾声，现场听众与赵声良博士进行了热烈的互动，对敦煌学研究、“一带一路”的倡议对敦煌学的研究和传播利好、重层壁画、不同历史阶段敦煌彩塑特点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积极交流。赵声良总结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现场主讲人 赵声良讲座人简介赵声良，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到敦煌研究院工作。2003年获日本成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美术史专业）。现为敦煌研究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从事敦煌石窟艺术及中国美术史研究，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著作十余部，主要有《敦煌壁画风景研究》、《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敦煌石窟艺术简史》等。来源：关山月美术馆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号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来源：海外网敦煌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 董洪亮摄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杨天荣摄敦煌莫高窟九层楼董洪亮摄常书鸿当年在敦煌的办公室院子董洪亮摄初冬的敦煌，瑞雪纷飞。11月12日，在敦煌研究院一间会议室，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赵声良1984年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舍弃了家乡云南两所高校的邀请，只身赴敦煌工作。这一来，就是35年。“你是学中文的，就到《敦煌研究》编辑部吧。”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所长段文杰对赵声良说。从《敦煌研究》编辑岗位起步，一步一步到敦煌研究院副院长，今年5月，赵声良升任院长。35年前的翩翩青年，如今已是满头华发，言笑间满脸皱纹。千年莫高，人类敦煌。敦煌对于世人，是艺术殿堂，是精神高地，是心灵圣域。“我们的工作主要包括保护、研究、弘扬三个方面。”赵声良说。“保护好我们的国粹”，今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敦煌莫高窟视察时这样要求。参观莫高窟时，习近平总书记抚摸着坚固的石窟崖壁，问这是什么时候加固的，陪同在旁的赵声良回答：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批准，国家拨款100万元，专门用于莫高窟崖体加固。按照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提出的“有若无，实若虚，大智若愚”设计方针，历时3年的加固工程取得很好的效果，至今石窟崖体仍安然无恙。“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我们要把敦煌做成文物保护的典范、敦煌学研究的高地。我们压力很大。”赵声良微笑着说。在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为代表的几代莫高窟人的努力下，敦煌文物保护一直在扎实推进。今天我们能看到栩栩如生的雕塑、色泽鲜艳的壁画，得益于他们付出的巨大心血。莫高窟人秉持开拓创新理念，与国内外机构积极合作，应用先进技术开展文物保护。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已经合作30多年，成为与其合作时间最长的文博机构。段文杰20世纪80年代与日本艺术家平山郁夫达成协议，每年从敦煌研究院选派2名研究人员到东京艺术大学学习进修，至今已培养50多人。关于研究，赵声良介绍：“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已经扭转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被动局面。如今，‘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研究的重镇与高地应该说在中国。我们中国学人在敦煌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优势在于守着宝库，有全面、丰富的一手资料，尤其是实物资料。国内还有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兰州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敦煌学研究重地。敦煌研究院已多次举办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海内外学人共聚一堂，交流探讨，共同提高，使敦煌学这一世界显学更加深入人心。在出版大量学术著作的同时，敦煌研究院还编写了许多通俗读物，向公众介绍敦煌文化。比如《走近敦煌》《敦煌石窟》《灿烂佛宫》《敦煌石窟艺术简史》《敦煌旧事》《敦煌诗解读》等。赵声良说，敦煌的展览平均每个月都有一次，每次都是观者如潮。在法国、台湾、香港等地举办的展览，都获得了好评。敦煌研究院人员还走进国内外大学，向高校师生宣讲敦煌文化。说起敦煌工作、生活条件的改善，赵声良回忆起1981年邓小平视察敦煌莫高窟的情景。看完莫高窟，邓小平主动要求看看大家的工作区域。低矮的平房、简陋的桌椅，令人动容。邓小平幽默地说，你们还生活在晚清民国时代。他当即指示随行的王任重帮助解决敦煌办公楼、宿舍楼的建筑经费。随后，国家拨款数百万元，让这里的工作、生活条件大大改善。2003年，赵声良在日本成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浙江、南京两所著名高校力邀他去工作，但他还是坚定地回到了敦煌。“当时，在樊锦诗院长主持下，敦煌研究院的发展稳步推进，工作人员待遇有所提高，我看好这里的前景。”赵声良回忆道。由于长期两地分居，赵声良深感对家人有许多亏欠。他的孩子曾经见了面也不怎么跟他说话，直到大学毕业在成都工作，才慢慢与赵声良交流沟通。说起这些，赵声良很平静：“敦煌研究院的诸多前辈都是坚守大漠，牺牲了孩子们的教育机会，以致多数孩子没有读过大学。”现在，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员共有1500人左右，其中研究人员200多名。后勤、服务、管理人员也都在默默奉献。展望未来，赵声良说，敦煌研究院正在制订30年发展规划。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海外收藏的敦煌文物基本上已经以出版物或数字化形式公布。“我们正在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争取让海外的敦煌文物珍品实现‘数字化回归’。”敦煌莫高窟前临宕泉河，南西北三面呈环形，似怀抱，东面三危山高耸。晚餐后，记者走在宕泉河岸边公路上，举目远眺，洁白的大雪让莫高窟纯净晶莹、透亮明媚，也让人心境澄澈，如段文杰所言：一画入眼中，万事离心头。本报记者 董洪亮《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12月03日 第 07 版）

赵声良新作《敦煌谈艺录》出版每日甘肃网9月8日讯据兰州日报报道 记者于9月7日在省文物局获悉，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先生新作《敦煌谈艺录》于近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众所周知，敦煌艺术代表了4至14世纪中国佛教艺术的重要成就，形成了一千年间系统的艺术史。特别是由于魏晋至隋唐时期中国内地的古代艺术遗存极少，敦煌艺术为全面认识中国艺术史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敦煌谈艺录》内容涵盖敦煌艺术的价值以及在中国美术史研究方面的意义、敦煌壁画的原貌及误读、敦煌艺术与印度及中亚的文化交流、敦煌壁画与唐代文化特别是与一些唐代画家绘画的比较问题、罗寄梅所摄敦煌石窟照片的意义、敦煌版画及相关问题、依据敦煌壁画来鉴定某些绘画真伪等诸多方面。赵声良，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到敦煌研究院工作。2003年获日本成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美术史专业）。现为敦煌研究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敦煌石窟艺术及中国美术史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个人著作十余部。兰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华静

6月13日，是2020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甘肃省文物局将在甘肃省博物馆举办2020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甘肃文博主会场活动。届时，将邀请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作《莫高窟人与莫高精神》专题讲座，新华网在线直播。【主题】莫高窟人与莫高精神【时间】6月13日（星期六）上午10：30【地点】甘肃省博物馆学术报告厅【主讲人】赵声良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云南昭通人。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到敦煌研究院工作。2003年获日本成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美术史专业)。现为敦煌研究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先后受聘为东京艺术大学客座研究员、台南艺术大学客座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客座研究员。并任东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兼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从事敦煌石窟艺术及中国美术史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个人著作十余部，代表作有《敦煌壁画风景研究》、《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敦煌石窟艺术简史》等。其中《敦煌石窟艺术简史》入选“2015年度中国好书”。【直播平台】新华网【观看方式】来源丨甘肃省文物局编辑丨甘小博

找好书看，就是找一个制高点。—— 木心读书，理应是一种愉悦——这并非简单字面上的、感官层面的喜悦，而是一种能让精神沉浸到某个空间，并在其中自由舒展的状态。读书最好的目的就在于，你会发现凭借自身阅读构建起来的小世界，能以体恤式的温柔，消解自身的苦难。愿以下分享的四本与敦煌有着千丝万缕的好书能给你带去几分慰藉与几许期盼。1、《敦煌艺术十讲》作者赵声良，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2003年在日本成城大学获博士学位（美术史专业），现为敦煌研究院院长、研究员、敦煌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先后受聘为东京艺术大学客座研究员，台南艺术大学客座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唐氏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敦煌石窟艺术及中国美术史。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十余部，代表作有《敦煌壁画风景研究》、《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敦煌石窟艺术总论》等。《敦煌艺术十讲》分十个专题，从美术发展史的角度系统探讨了敦煌艺术在中国绘画史、雕塑史、书法史乃至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内容涉及敦煌石窟壁画和彩塑艺术，以及敦煌写本书法艺术等方面。本书内容广博，值得多次阅读回味。全书分为： 敦煌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敦煌壁画与中国传统绘画，敦煌壁画风格，敦煌彩塑艺术，飞天艺术新探，故事画的艺术，敦煌壁画与中国画空间构成，从敦煌艺术看大唐气象，敦煌写本书法艺术，敦煌艺术与中国现代美术。全书分为： 敦煌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敦煌壁画与中国传统绘画，敦煌壁画风格，敦煌彩塑艺术，飞天艺术新探，故事画的艺术，敦煌壁画与中国画空间构成，从敦煌艺术看大唐气象，敦煌写本书法艺术，敦煌艺术与中国现代美术。2、《敦煌学通论》（增订本）作者刘进宝，甘肃兰州人，历史学博士，曾任西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为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主任。长期从事敦煌学、丝绸之路与隋唐五代史研究，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敦煌学通论》是在作者的《敦煌学述论》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的，是一部学术性的普及读物。全书分为：千载沧桑话敦煌，艺术瑰宝千佛洞，扼腕愤谈伤心史，敦煌遗书，敦煌学研究遍天下等五个章节。　作者在这里对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从而导致一门真正世界性的学科——敦煌学的诞生，以及它的逐渐兴起、形成和发展过程作了全面叙述，并尽量吸收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对敦煌学的各个方面及研究状况也作了全面论述。相信这部《敦煌学通论》（增订本）对广大普通读者和有关敦煌学爱好者了解敦煌学、认识敦煌学有非同寻常的帮助。3、《皈依敦煌》作者万庚育，1922年出生，湖北黄陂人。1946年中央大学艺术系油画专业毕业后，任教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新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批会员。1954年调往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长期从事壁画临摹和石窟艺术研究，独立或合作临摹壁画110多平方米，2017年获甘肃省“敦煌文艺终身成就奖”。图为在莫高窟临摹的万庚育先生退休后的万庚育和李贞伯夫妇在研究敦煌壁画《皈依敦煌》是“敦煌回忆录”系列丛书的第一部，讲述了敦煌艺术研究专家、画家万庚育先生从求学问道至皈依敦煌的心路历程。全书分为：童年，战乱中求学，在陪都重庆，北平情缘，接踵而至的打击，远赴敦煌，荒漠中的苦与乐，莫高窟里写春秋，“文革”岁月，春回大地，桑榆满天霞共十一个章节。　本书以时间线索展开叙事，以顺畅、婉转的语言为读者呈现了万庚育先生平凡而伟大的一生。读者可以从本书中了解、见证敦煌艺术的瑰丽雄奇、博大精深，以及老一辈敦煌学者近百年来不断取得的辉煌成就。4、《菩提树下》作者孙儒僩，1925年出生，四川新津人。1947年到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曾任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文化厅文物保护专家组成员。 曾从事敦煌壁画建筑资料的临摹、整理，唐宋窟檐的测绘等古建筑研究的基础工作。参与编写《敦煌石窟全集·建筑画卷》、《敦煌石窟全集·石窟建筑卷》、《敦煌石窟保护与建筑》、《敦煌学大辞典》等。图为孙儒僩在翻阅图书《菩提树下》是“敦煌回忆录”系列丛书的第二部，由孙儒僩先生口述，由齐双吉和杨雪梅撰写而成。讲述了敦煌学专家、建筑学家、画家孙儒僴先生从求学问道、踏上敦煌之路，直至将一生交付敦煌的心路历程。全书分为：我的家庭，烽火中求学，奔赴敦煌，初到莫高窟，莫高窟的艰难岁月，接管前后，重新选择回敦煌工作，戴上“右派”帽子，60年代治沙和石窟加固工程，“文革”期间，70年代在农村劳动改造，落实政策重回敦煌，繁忙的80年代，退休后的生活共十四个章节。　本书以顺畅婉转的语言，为读者讲述一位敦煌老人平凡而伟大的艺术人生。相信读者读后能感动于孙老对敦煌事业的执着，感慨于人生的坎坷与悲壮。温馨提示：以上好书均可在莫高·和集选购来源：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作者：茹和

以人才聚集效应加快成都东部新区成势成城——成都东部新区人才队伍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刘潞瑶为破解大城市发展难题，2017年，成都市实施“东进战略”，城市空间发展由“两山夹一城”变为“一山连两翼”。三年多来，东部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规划等方面取得不俗成绩，但作为发展关键的人才队伍建设还相对落后。为此，笔者以地处东部新区核心区域的简阳市为样本，对人才现状进行了调研和思考。人才现状目前，简阳市人才总量约13.8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0.4%。其中党政人才3387人，占比3.18%；企业经营管理人才2765人，占比2.59%；专业技术人才21770人，占比20.43%；技能人才22092人，占比20.73%；农村实用人才55326人，占比51.92%；社会工作人才189人，占比0.18%。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人才共30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和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高层次人才2166人。总体来看，存在结构不优、总量不足、层次不高的问题。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区域环境对人才吸引力不够。调研中，大部分选择在成都发展的高端人才都考虑留在配套较为完善的“西成都”，考虑来“东成都”发展的较少。据统计，青年人才落户简阳的仅330余人，而落户天府新区的有14万余人、成华区4万余人。人才政策精准度不够。简阳市人才分类评价体系尚未形成，存在 “一把尺子量到底”的问题，导致体制外的企业引进人才较为困难。调研中，81.08%受访从业人员期待有效、适用性广的人才政策推出。资源要素配套不足。专门针对科技创新企业轻资产特性设计的融资产品少，初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突出；没有高校作为技术和智力支撑，缺乏给人才施展才华的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各类创新平台。企业人资管理科学性及系统性较弱。据调查，三大产业功能区受访企业与有关大学建立合作关系的仅为21.62%。有计划进行员工调薪的企业仅为40.54%，近六成企业没有固定调薪计划。69.23%的受访员工表示现有的薪资和期望值比偏低，对现有薪酬满意的仅为6.15%，超30%的受访从业人员不满意现有的企业福利。对策及建议目前，按照 “精筑城、广聚人、强功能、兴产业”的营城理念，东部新区要迅速成势成城，必须要加快人才引进和聚集。进一步精准定义，不拘一格地“识”人才。一是坚持把高精尖复合型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技能人才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分类定策、分类引进，不将学历、职称等作为必要的衡量标准，根据不同领域、不同岗位的需求，建立更加系统的可操作性认定标准体系。二是按照发展需求急切程度，将人才分为熟手期、成长期、孵化期三类，急切需求的企业重点引进熟手期人才，需产业、企业定向培养的可引进成长期人才，符合产业未来发展方向的可通过与大中专院校合作将孵化期人才塑形打造。进一步拓宽渠道，灵活多样地“引”人才。一是聚焦关键核心技术人才、青年人才等重点群体，分类制定引进人才优惠政策，持续提升政策对人才的吸引力。二是打破户籍、身份等限制条件，采取短期聘用、技术承包、合作研究等灵活方式引进人才，建立人才需求数据库，发布人才需求机会清单，多形式吸引紧缺人才。三是采取“项目+人才”配套引进等方式，借助集团化企业、独角兽企业、龙头企业吸引人才；建立博士工作站、实践基地、技术中心等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引进专家和科研团队；设立人才工作站，推进引才平台的全域延伸。进一步搭建平台，科学规范地“育”人才。一是落实领导联系服务专家工作制度化、常态化，推荐优秀人才担任“两代表一委员”，进入工商联等组织。二是注重东部新区文化品牌塑造，引导人才接纳东部新区文化、融入东部新区文化、宣传东部新区文化、传承东部新区文化。三是围绕未来科技城、奥体城建设和航空物流、智能制造装备等主导产业，主动创办或协助企业构建前沿的、协同的、共享的人力资源培训平台；与各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深度合作，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适用性、实效性，降低引才成本。进一步优化环境，真心实意地“留”人才。一是优化营商环境，推行智慧政务服务和智慧执法服务；优化产业发展平台，组建企业“联盟”，提高企业间协作配套水平；完善公共服务配套，推进产业社区建设。二是注重价值匹配度激励，对于重要和价值大的人才要给予高薪、高福利等激励；注重差异化个人激励，综合运用薪酬、晋职、表彰等满足人才的个性化需求；注重中长期激励，让员工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三是开辟畅通人才服务绿色通道，为人才在子女入学、配偶就业等方面提供便捷高效服务；建立人才流失预警机制，定期收集人才流失相关信息，及时调整政策减少人才流失。（作者系西华大学经济学院2017届投资学1班）来源：四川科技报编辑：张跃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