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研究

目前,省级产业政策的研究，在我国基本是个空白领域。但我们所面临的形势，使得省级政府对产业政策越来越为关注，尤其在发生诸如新冠肺炎疫情这类“黑天鹅”事件的背景下，各级政府更是充分发挥产业政策的功能，既对疫情防控起到作用，又为复工复产进行指导，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此，针对实践中省级产业政策存在的诸多问题，《中国省级产业政策发展研究》一书进行了探索性的分析和研究。 那么，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面临新发展格局，省级产业政策究竟应该怎样更好地制定并引导好产业有区别的高质量发展呢？由长期从事政府管理、专业学者和智库专家组成的写作团队按以下逻辑给出了回答。全书以“九五”到“十三五”规划（计划）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总结产业政策演进的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进行了系统分析，归纳出特点，并对纵向政策特征差异性、横向政策传递的差异性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分析了省级产业政策作用机制，包括政策的宏观引导作用，对微观行业的影响，保护性作用等，同时探索了相关因素对产业政策的影响。最后，前瞻性地分析了省级产业政策发展及变革趋势，在分析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对政策的合理性、新定位及其转型改革做出了展望。-目录-本书还提出了一些新颖性观点，比如原则上不主张国家对一般性产业制定产业政策；建议国家通过“白皮书”方式，对产业发展趋势和世界产业发展格局进行详尽的分析，让各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具体产业的发展。 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涉及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作者认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个重点，就是处理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竞争政策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政策，只有坚持市场中性的原则，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才能从根本上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才能保障不同的市场主体平等获取生产要素，推动要素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产业政策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工具，也是按照政府意志配置资源、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的手段。产业政策的设计和实施，不应忽视和动摇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坚持以竞争政策为基础来协调各项产业政策，应成为一个原则。去年以来，中央提出了加强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协同的任务。协同这两个政策的结合点是创新，因为竞争是创新的第一动力，而产业政策的生命也是创新。各级政府推动的各类产业政策，必须加快转型，必须通过公平竞争审查，突出创新引领、创新驱动的导向，逐步建立普惠、公平、公开透明的创新型产业政策体系。这才能真正实现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同。中国计划出版社在2019年出版了《中国省级五年规划发展研究》，这次新出版的《中国省级产业政策发展研究》以及计划在今年出版的《中国省级经济调控发展研究》将构成一套完整的省级发展研究系列丛书。相信这套书一定能为我国省级经济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本报北京讯（记者王彩娜 范媛）由国研经济研究院承接的“面向2035年聚焦创新驱动的产业政策研究”课题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科技部、工信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等部门及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探讨如何建立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特点、满足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产业政策体系。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包括美国、德国、日本等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曾不同程度地通过制定实施产业政策来加速对当时工业发达国家的追赶。现如今，产业政策不仅没有过时，还成为了一种典型的现代现象，已经无所不在。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全球产业政策调查显示，仅仅在过去的五年时间便至少有84个国家实施了正式的产业发展战略。这些国家不仅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很多发展中国家，其经济总量占到了全球的90%。针对性产业政策的使用遍及所有发展水平的国家。从1986年开始，我国向日本学习借鉴并尝试在国内使用产业政策，快速实现了经济起飞和追赶，如今我国已是世界上实施产业政策较多的国家之一。与会专家认为，总体来看，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追赶前期，产业政策在市场失灵的一些领域，特别是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重大需求的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产业政策的实施得大于失。但在经济发展追赶的中后期，产业政策的效果不明显，而且产生了一系列阻碍竞争的负面影响，这一阶段产业政策的失大于得。尤其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到工业化后期、数字经济兴起和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新阶段，现行产业政策已不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竞争力提升的需要。“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产业政策的目标、制定和实施过程、工具选择、覆盖范围等都需要与时俱进地调整，产业政策亟须重大转型。”与会专家认为，建立一个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特点、满足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产业政策体系，是立足基本国情、适应国际规则、针对当前阶段发展任务、保持经济政策连贯性的必然选择。与会专家分析称，从时代背景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对各国竞争力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带来根本性影响，现代产业政策依然大有可为。从国际环境来看，我国面临着竞争两头受挤的局面，应对种种挑战需要现代产业政策。此外，应对国内产业过快向外转移的潜在风险，产业政策也需要有所作为。与此同时，国际经贸规则处于重构过程之中，产业政策还需要更符合国际规则和惯例，甚至在一些方面还要引领规则的重构过程。从国内发展看，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对产业政策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要求。相比之前的高速增长阶段，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通过制定实施产业政策要实现的目标有很大不同，如产业政策要致力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增强发展的包容性等。据“面向2035年聚焦创新驱动的产业政策研究”课题组介绍，将重点研讨以下内容：一是全球产业政策的演进过程和时代特征；二是我国产业政策的演进历史和综合评价；三是面向2035年聚焦创新驱动的目标对产业政策转型提出新的迫切要求；四是我国产业政策转型的主要思路、目标和原则；五是具体政策建议。

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决策部署，增进年轻同志对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解和认识，营造积极研讨、共同进步的良好学习氛围，地区司组织成立了产业发展及产业政策研究小组，聚焦重点产业发展前沿、区域产业结构布局、产业政策体系等问题开展学习研究。11月10日，研究小组开展第一次集体学习。小组成员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产业发展重要论述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关于量子科技发展的重要讲话，研讨发达国家和地区供应链政策相关报告，围绕我国量子科技发展、产业链供应链稳链固链强链等进行讨论，并明确了研究小组近期学习计划、研究内容和成果产出形式。会议确定，研究小组要抓紧完善各项机制，精心制定学习方案，高质量开展学习研究工作。一是建立长效学习机制，建立司处负责同志领学、小组成员互助自学、信息资料共享交流等制度，定期邀请产业领域专家学者、企业一线负责人、职能部门同志做专题讲授和交流。二是与相关行业协会建立常态化信息沟通机制。三是充分利用调研机会深入企业学习交流，持续强化对产业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学习以及在政策研究、文件起草中的应用，为进一步做好区域协调发展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来源：证券时报原标题：捕捉行业政策驱动下的投资机会证券时报记者 胡学文大牛股诞生的行业通常具有一些特征：一是最典型的长牛行业，特点是又长又湿的坡，比如消费、医药等；二是困境反转的行业，各类周期行业在反转的时候往往会有大机会，比如2019年的猪肉股；三是新行业，这是一片蓝海，是一个新大陆，一旦起来就可能诞生很多大牛股。比如，人造肉之双塔食品、无线耳机之漫步者、网红直播之星期六。这些都是投资者比较常见，也比较熟悉的孕育大牛股的行业机会。还有一种比较特别，属于行业政策驱动下的趋势性投资机会，有的是完全新的行业，有的则是原有旧的产品、模式的替代升级，严格来说属于新旧转换之间。行业政策的出台，加速了这个行业趋势性机会的兑现，如若投资者能够较早提前布局，并且在政策红利效应逐步减弱的过程中落袋为安，不排除有吃到“大肉”的好机会。政策催生大机会最典型的莫过于去年的ETC概念股行情。ETC严格来说不属于新行业，但之前汽车安装ETC的比例并不算高，直到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一项政策，将ETC安装推向了行业高潮，最终也使得ETC相关概念股在A股市场上演了一场跨年度的大行情。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实施方案》，要求2019年底前各省（区、市）高速公路入口车辆使用ETC比例达到90%以上。《方案》发布一周后，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随即出台配套方案，提出到2019年12月底，国内ETC用户数量要突破1.8亿，ETC收费率要达到90%以上。在此政策的支持下，各大银行、微信、支付宝也开始大力推广ETC，用免费安装和赠送优惠服务吸引车主办理ETC。一时间，ETC安装如火如荼，在此背景下，ETC产业链业绩迎来大爆发。万集科技、金溢科技、华铭智能、博通集成在2019年净利增长均超过100%。业绩的暴增在二级市场带来了最直接的反应，上述多只个股在去年下半年都录得动辄三四倍的涨幅。一项高速公路收费改革政策，搅动了ETC产业链的一池春水。回溯事件演变过程，如果能在政策发布的初期就意识到其含金量，果断选择合适的标的上车，大概率能收获不错的收益。从龙头公司最新的表现来看，金溢科技股价刚刚在今年7月份创了新高，可见这个行业依然受到资金的追捧；万集科技也在互动上表示，今年ETC前装业务拓展迅速，公司将继续积极拓展与整车企业的合作。由此可见行业的景气度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延续。要吃透政策更要研究产业还有一种情况，行业政策中的投资机会相比上述ETC概念更为隐秘，需要对行业有一定的深入了解。日前住建部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可能不少投资者对装配式建筑不了解，形象地来说，就是预制好的房屋构件在工厂批量生产好，运送到工地像搭积木一样造房子。相比较于传统建筑，具有以下特点：大量的建筑构件由车间生产加工完成，现场作业大大减少；采用建筑、装修一体化设计施工，理想状态是装修可随主体施工同步进行；设计的标准化和管理的信息化，构件越标准，生产效率越高，相应的构件成本就会下降，整个装配式建筑的性价比会越来越高；符合绿色建筑的要求，更节能更环保。随着文件的下发，装配式建筑概念股闻“机”起舞，比如美好置业截至目前股价上涨超过30%，华阳国际股价更是在一个月之内接近翻倍。由于建筑行业足够大，预计随着装配式建筑深入发展，这个赛道的雪球越滚越大值得期待。还有一种是产品或服务的升级换代，在新旧转换过程中催生行业大机会。眼下，市场上关于禁塑令催生的可降解塑料投资机会已经有了苗头。近日，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自明年1月1日起，在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城市建成区的商场、超市、药店、书店等场所，餐饮打包外卖服务以及各类展会活动中，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按照《通知》，8月底前，各地将启动餐饮等领域禁限塑推进情况专项执法检查。2008年开始实行的限塑令，实行到今年已经12个年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电商、外卖的兴起，使得塑料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可降解塑料消费需求市场规模约为4.2万吨，塑料消费量达1.09亿吨，可降解塑料渗透率仅约0.04%。据测算，禁塑令政策落地后，仅外卖、快递、农膜三个领域未来可降解塑料需求将达到154.53万吨，对应可降解塑料市场约270亿元。对比我国当下4.2万吨的市场需求量，市场增长空间达36倍。市场普遍预期，禁塑令将带来相关生产企业的订单大增，有望迎来业绩大幅增长。A股市场一些可降解塑料概念的个股已经有所反应，后市走势如何有待时间来回答。乍一看好像行业政策驱动下的股市投资机会很容易找，其实不然。要想比较准确捕捉政策驱动下的投资机会，有几个关键点：一是政策所影响的行业要足够大。比如建筑就是一个涉及产业链条非常广的行业，行业足够大。再如禁塑令涉及的可降解材料，市场增长空间高达几十倍，又长又湿的坡也是比较理想的滚雪球好赛道。二是要尽量提前埋伏，不要山顶上车。尤其是一些政策有一定阶段性的，比如ETC概念，无疑在去年下半年是市场情绪和资金共振的最高潮，虽然后续也有车辆前装市场的市场蛋糕，但显然政策红利已经在减弱，这个时候就要尤其注意适时落袋为安。三是要对政策涉及的相关行业上下游深入研究，精选标的。比如有的行业政策有明确的执行时间节点，类似ETC安装、禁塑令等，会比宽泛意义上的鼓励发展、大力提倡，没有明确执行时间节点的行业政策在资本市场上更有威力。另外，对于具体的投资标的也要深入研究分析，对应的产能是否跟得上市场需求暴增，产能是已经投产还是“纸上谈兵”的规划产能，这些要素都对最终政策驱动的投资机会有直接影响。只有吃透了政策对行业的影响，才能最终捕获到这种看似谁都可以获取的公开政策信息下的“金蛋”。

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但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的影响持续发酵，国际竞争格局的调整使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加，机遇与挑战并存。当前阶段，全球性的新冠疫情持续蔓延未见明显拐点，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此时，产业政策有望再次成为保稳定、促发展的重要手段。面对即将来临的“十四五”，如何既应对好疫情带来的各种挑战， 做好“十三五”各项任务目标收官，又整理好产业政策有效工具、重整旗鼓为“十四五”开局做好准备，成为我们进行产业政策系列研究的初衷。赛迪智库产业政策法规研究所编写了《我国产业政策实践及 “十四五”产业政策预研——“回顾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政策实践”和——“展望篇：‘十四五’时期的产业政策建议与思考”》 白皮书。一、回顾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政策实践01改革开放初期的产业政策（1978—1991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1978—1991年，是国民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这一时期的产业政策着重产业结构合理化，纠正产业结构重大比例关系的失调，促进短线产业加快发展，抑制长线产业发展，努力使各方面失调的比例调整过来。该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政府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方面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产业政策的措施更多以政府投资、银行信贷、税收和一定的计划等直接干预手段为主、间接干预手段为辅。02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时期的产业政策（1992—2001年）1992年以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改革开放步伐明显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改革的重要任务和明确目标。在经过20世纪80年代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各次产业不同程度的发展之后，20世纪90年代产业政策实施的起点、产业政策目标以及主要任务与改革初期有很大不同。这一阶段的产业政策继续强调产业结构调整，重视产业结构升级，同时着力推动各次产业的发展，高度重视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重视产业发展中增长模式转换问题。这一时期，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产业政策运用大量直接干预方式的逐步减少，导向性的间接干预方式不断增加，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03进入新世纪至国际金融危机前的产业政策（2002—2007年）以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为标志，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这一阶段产业政策的重点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实现产业发展从“量”向“质”的根本性转变。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既重视产业结构合理化，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引导和推动产业内在素质的改善，通过鼓励自主创新推动国内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提升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节能、环保等因素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这一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产业政策更注重市场机制和利益导向机制的作用，更加注重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引导，措施上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等。04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产业政策（2008—2012年）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发展遭遇重大困难和挑战。这段时期的产业政策，侧重于适应和调整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影响。产业政策的重点仍是抓好结构调整，促进转型升级。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根据科技进步新趋势，发挥中国产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这一时期，产业政策更加强调科技创新，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完整内容，请关注微信公众号“ccid-2014”05十八大以来的产业政策（2012-至今）经过上一阶段国际金融危机的调整以后，我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段时期我国产业政策主要针对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应对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推动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了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政策的发展过程，一是有利于我们发现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二是对下一个时期产业政策的实施和制定、评估和退出等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2020年，新冠疫情的蔓延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即将进入“十四五”规划时期，在下一个发展阶段如何更好地发挥好产业政策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重要课题。二、展望篇：“十四五”时期的产业政策建议与思考01为什么产业政策亟需转型？经济在发展，国家在进步，民族在复兴，中华文明在前行。时代变了，产业政策也要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逆全球化思潮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持续蔓延，国际经济秩序和经贸规则面临重塑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国际产业分工与竞争格局加速改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需要更加精准有效的产业政策。面对历史与未来、国际与国内等多种因素相互交汇，我国产业政策转型迫在眉睫。02对我国产业政策的几点反思尽管国内外对产业政策的作用存在有较大的争议，在实施中也暴露出不少的不足和问题，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赶超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广泛地运用了产业政策。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政策仍是政府干预、调控经济的重要工具之一，运用得好可以有力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根据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的阶段性特征，借鉴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产业政策理论和实践经验，将产业政策作为政府促进产业发展的重要工具得到全面推行运用，逐步形成了由产业结构政策、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布局政策及行业专项政策构成的庞大复杂的产业政策体系。该政策覆盖范围广、内容全面细致、体系相对完整，政府干预力度大、手段直接，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选择性、管制性、广泛性等特征。我国作为世界上运用产业政策较多、较频繁的国家，有多个比较成功和不成功的案例，既不能夸大其积极作用和成效，也不能全盘否定，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客观、科学的认识和评价。应当充分肯定，在短短四十年内，产业政策对快速推进工业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摆脱短缺经济束缚、实现经济赶超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我国过去制定和实施的产业政策存在不少不足和问题。03我国产业政策的全流程治理根据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治理现代化成为未来的着力方向。实践证明，产业政策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制定实施的机制与措施。我国产业政策从前期评估、制定、实施及后期评估和退出，都存在各样的不足，因此新时期要加强产业政策全流程治理，提升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估的精准化，加快完善政策实施机制和配套措施。04我国“十四五”时期的产业政策建议“十四五”时期，另外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都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我国产业政策需要解决的不是存废问题，而是亟须重大转型。“十四五”时期，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加快由差异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变，从偏重替代市场、限制竞争的产业政策向以竞争政策为基础、更能发挥创新作用和增进有效市场的产业政策转变，从政策功能定位与立足点、政策取向与手段、政策实施机制与政策支持方式等方面加快转型。完整内容，请关注公众号“ccid-201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李燕日前表示，产业政策应由政府主导型转向市场增进型，由对特定产业选择性支持的政策向功能性、普惠性产业政策转型；由对特定企业的倾斜性政策向竞争性产业政策转型，同时构建开放合作为主导，符合国际惯例的产业政策体系。李燕在2月23日的第二期“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热点前瞻沙龙”上指出，产业政策应该坚持四大原则，也就是市场友好、普惠包容、竞争中性、开放协调。“原来一些通过‘红头文件’的管理模式，可更多地转向‘行政法规+技术标准’的管理模式，提高产业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产业政策）能够真正的落地实施。”她说，“应该建立产业政策的统筹协调机制，协调各个部门、各个地区之间的产业政策，从而加强产业政策的合规性审查，更多地与国际接轨。”李燕强调，产业政策不是万能的，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强深化体制机制性的改革，完善市场的制度机制环境，包括资源要素垄断行业改革、营商环境改革。此外，还要通过高水平的开放发展制度安排与产业政策形成有效的协同，并推动产业政策的法制化进程。素来反对产业政策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指出，产业政策存在悖论。产业政策以某种共识和可预测性为前提，但不确定性意味着创新是没有共识的、不可预测的。共识本身就意味着不是创新，如果真的有共识，也不需要产业政策，因为达成共识的事情大部分人都会自觉做，不需要特地去制定一个政策。“创新面临非常高的不确定性。”张维迎说，“没有概率分布，没有平均值，没有方差，所以不可预测。但是，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判断，不过，这个判断没有办法在事前确定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只有在事后才能知道谁对谁错。”他认为，创新的不确定性主要集中在技术是否可行、商业价值不可确定、创新成果是否依赖于互补、体制和文化导致的不确定性。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勇表示，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市场主导、政府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明确反对计划经济，并不支持所有产业政策。“政府应该怎样做才有利于产业发展，是必须思考的问题。”王勇说，“一个产业政策的成功，并不需要政府比市场更聪明，这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并不需要政府是一个雷锋式的好人政府。政府和市场是有区别的，其中一个区别是它们的政策工具是不同的。市场必须通过价值交换、资源交换，政府当然可以有强制性，如征税、补贴手段。市场的决策主体是企业家为了逐利，但政府不一定需要利益最大化。”

4月8日，地区司司长肖渭明同志主持召开司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学习研究小组专题会议，就当前国际国内热点问题及对区域经济影响开展研究讨论。 会议认为，做好区域经济工作要全面系统了解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保持对重大问题、热点问题的持续关注，及时做好相关分析研究，当前应高度重视几大热点：一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内外因分析及对我国相关产业和区域发展影响；二是近期美国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对我国经济影响；三是应对国际气候变化合作背景下推动我国能源产业结构调整等。 会议要求，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学习研究小组要进一步提高学习的深度和时效性，及时跟踪、深入研究，梳理相关领域问题发展变化的历史沿革，及时掌握实时情况、数据，深入分析其对我国地区经济影响，提出及时、可行的政策建议，形成高质量的政务信息或研究报告，并在实际工作中积极做好成果转化。 地区司司班子成员、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学习研究小组成员参加会议。 举报/反馈【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把握新形势展现新作为 开创产业政策与法规工作新局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严重冲击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部党组的坚强领导下，统筹推进复工复产、产业政策、法治建设、深化改革工作，取得积极成效。2020，产业政策和法治建设工作取得成效(一)聚焦重点，全力推动行业复工复产一是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建立部内协同、部省联动、部门协调的工作机制。牵头组织18个司局成立企业复工复产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召开62次小组例会、5次全国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经验交流电视电话会。会同工信部派驻7省联络员，共同推动复工复产政策落实。会同15个部委成立推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工作专班，协调解决各类问题57个。二是加强信息报送，为领导决策提供有力支撑。向国务院领导和各部门报送《工作专班情况日报》37期，连续126天向国办报送复工复产情况，编印《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复产情况》简报专刊19期，向部领导报送复工复产联络员日报68期。三是加强顶层设计，指导地方精准有序复工复产。印发《关于有序推动工业通信业企业复工复产的指导意见》《关于开展产业链固链行动推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的通知》。四是加强龙头企业引领，带动全产业链复工复产。按照“以大带小”的思路，持续跟踪、压茬推进，先后组织梳理131家龙头企业名单，带动上下游约60万家中小企业恢复生产，协调推动金融政策向1225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倾斜。截至2020年6月16日，规上工业企业人员平均复岗率达95.4%，开工率达到99.1%，基本达到正常水平。(二)找准发力点，切实提升产业发展水平一是深入开展产业政策研究。印发《部2020年产业政策制(修)订和评估计划》《2020年部重点主题调研计划》。形成2019—2020年度部重大软课题研究成果汇编及2020—2021年度重大课题选题。指导工信智库联盟建设，举办两场工信智库论坛。围绕热点难点问题向部领导报送研究报告23份，组织编印《研究与参考》20期。二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组织开展2019—2020年淘汰落后和化解过剩产能督导检查，对9个省开展现场督查。修订完善《产业发展与转移指导目录(2018年本)》化工条目，研究起草《关于推动制造业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组织、支持举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升级改造国家产业转移信息服务平台，编写产业转移年度报告。三是逐步建立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研究起草《关于加快培育制造业优质企业的指导意见》。组织开展领航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工作，形成领航企业初步名单、第五批制造业单项冠军和通过复核的第二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名单。组织开展企业管理提升专项行动，召开6场管理经验现场交流会和5场面向中小企业的管理公益培训。会同有关行业协会编制《中国企业管理创新年度报告(2020)》和第四批企业管理咨询机构推荐名录。研究起草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指导意见，在第三届进博会上召开“工业通信业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组织开展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认定、发布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会同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推进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实施方案》，研究起草《推进工业文化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完成53项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工作。四是持续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会同1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指导意见》，组织开展3场“服务型制造万里行活动”。会同浙江、山东主办第四届中国服务型制造大会、2020年世界工业设计大会。组织开展2020年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评奖工作。制定《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培育对象升级认定工作方案》，指导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培育创建工作。组织开展设计扶贫精准对接活动。(三)瞄准难点，持续优化行业法治环境一是加快推进重点领域立法。印发《工业和信息化部2020年立法工作计划》，统筹推进立法工作。推动《电信法》《稀土管理条例》取得新进展。推动出台《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制定发布《各类监控化学品名录》《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工业通信业行业标准制定管理办法》《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等规章。二是不断强化执法监督工作。全年办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案件400余件。采取典型案例分析通报、行政执法培训等，加强对基层行政执法工作的指导。三是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进展。发布工信部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推进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完善行政执法证管理制度，组织行政执法考试。加大法治宣传教育，开展宪法、疫情防控、民法典等普法活动。(四)围绕堵点，扎实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一是积极履行部改革办职责。牵头组织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改革任务，印发年度改革台账等部内改革文件。系统梳理评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情况。按照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对甘肃省和中国中铁集团进行改革督查。二是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电信领域竞争性业务进一步向民间资本开放，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以及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升。三是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制定年度深化“放管服”改革重点工作、事中事后监管落实方案、政务服务“好差评”等文件，组织编制工信部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发布工信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深化信息通信领域“放管服”改革通告等。取消外商投资经营电信业务审批、铬化合物生产建设项目审批两项行政许可事项。2021，开创产业政策与法规工作新局面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建党100周年，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聚焦产业政策、法治建设、深化改革核心职责，以扎实履职尽责实际成效，奋力开创产业政策与法规工作新局面。(一)进一步把握工业和信息化产业政策新任务新要求，注重产业政策转型和协同，切实发挥好产业政策引导促进作用一是加强产业政策计划管理，科学制定组织实施年度产业政策制修订计划，健全政策体系，做好政策文件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突出跨行业跨领域重点产业政策的有效供给。加强新型智库建设，围绕工业通信业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研究。推动开展重大软课题、指导性课题、重点主题调研工作。二是研究制定优质企业梯度培育、制造业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政策文件，做好领航企业动态调整和单项冠军培育提升，继续搭建产业转移合作对接平台，持续推动落后产能依法依规退出。三是坚持将服务型制造作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重要方向和主攻点，加强示范引领，研究制定服务型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进一步完善服务规范标准，加快培育发展服务型制造新业态新模式。继续开展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工作，培育创建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着力提升制造业设计能力。四是持续提升工业软实力，继续实施企业管理创新提升专项行动，协调推进工业文化发展，做好国家工业遗产认定工作，提高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水平，提升行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意识和能力。(二)进一步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依法行政的新要求，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切实发挥好法治保障作用一是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有关法治中国、法治社会和法治政府建设以及法治宣传教育等规划纲要。二是开展“十四五”时期工业和信息化法律体系研究，加快推动《电信法》《稀土管理条例》重点领域立法和《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后评估。三是规范行政执法，加大执法监督力度，严格依法办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案件，充分发挥监督纠错功能，促进依法履职，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三)进一步把握新发展阶段对改革的新要求，注重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切实发挥好改革“根本动力”作用一是统筹抓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部署的涉及工信部的重大改革任务，明确重要举措任务的时间表、路线图和成果形式。继续深化电信、烟草等重点领域改革。二是加强改革总结评估和改革研究储备，把好改革方案质量关，聚焦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推动改革落地见效。三是编制工信部权责清单，推动优化有关行政许可事项，协调推动落实“证照分离”“好差评”和告知承诺等改革政策。

11月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维迎，将就产业政策这一当下最热门的经济话题之一进行一场面对面的深入交流与讨论。 张维迎与林毅夫 几个月前，中国新能源车骗补事件吸引了公众的关注，该事件之外，有关政府产业政策的争议引起了各界的广泛讨论。8月，市场派经济学家代表人物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在多个论坛上发表演讲，炮轰产业政策，并以光伏等行业为例称，“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并且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产业、任何企业吃偏饭”。演讲文字9月8日发出后，一时间在微信上传播甚广。9月13日，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发表文章，观点旗帜鲜明针锋相对，“至今还没有看见一个成功追赶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持续发展的发达国际，不用产业政策的。”“作为经济学家的责任不是因为怕产业政策失败而凡产业政策都一概反对，而是要研究清楚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道理，以帮助政府在使用产业政策时，减少失败，提高成功的概率。”此后，双方又以写文章的方式，就产业政策相关问题进行了多轮激烈的辩论。在他们两个人的身后，各有持不同观点的拥趸，也纷纷发表言论，对各自支持的专家观点进行声援和进一步的详细解读。目前，林、张两位教授针锋相对的观点，已经发酵成为一场关于产业政策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全民大辩论。政府究竟是否应该实施产业政策？经济学家能否提出更好的理论框架来指导产业政策的实践？对于上述两个问题，社会各界的看法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很多讨论的参与者也都是各说各话，缺乏交锋。今天下午，请各位读者跟随着观察者网的脚步，一起感受两位教授在思想交锋过程中迸发的智慧火花。先复习一下林毅夫、张维迎的主要观点：林毅夫：产业政策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第二回合：林毅夫逐一反驳张维迎所指四个错误（持续更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