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经济研究院

中国日报网4月10日电 疫情全球大流行对中日韩产业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带来了严峻挑战和冲击。在这一特定背景下，4月2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召开“疫情全球大流行下的中日韩产业合作”专家网络座谈会，与会中日韩专家围绕“疫情全球大流行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与中日韩面临的共同挑战”“以更加紧密的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合作，携手应对疫情全球大流行对中日韩产业供应链的挑战”“以特殊时期的特殊贸易政策推进中日韩更加紧密的产业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以下为韩国产业经济与贸易研究院原院长金道熏在“疫情全球大流行下的中日韩产业合作”专家线上座谈会上的发言全文：东亚产业生态体系运行良好。对于东亚产业生态体系中的某些制造业领域，例如汽车、电子设备、电信设备、数据处理机器以及造船、钢铁和石化产品，我们通常看到的表面景象是中日韩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中日韩制造业之间只有激烈的竞争而没有合作吗？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贸易数据，就会发现，东亚制造业的竞争力源于该区域非常发达的产业生态系统。我们可以发现，例如，在乘用车和智能手机产业，从表层看中日韩三方在最终产品上的竞争明显，但三方在中间产品上的相互合作关系十分紧密。然而，几乎所有的政治家和媒体都只关注表面现象，而忽略了中日韩之间潜在的合作因素。当我们研究汽车行业的三边贸易数据时，可以发现日本在三边的汽车最终产品贸易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当我们看三国间汽车零部件贸易的数据时，很容易地发现三国间高度密集的贸易。这意味着在中日韩汽车制造业在汽车零部件领域有非常紧密和深入的合作。以电信设备中的智能电话为例。我们看到中国的角色是生产并向日本和韩国出口智能手机。而当我们看智能手机零部件的中日韩贸易数据时，我们会发现中日、中韩之间的贸易关系十分密切。上述情况意味着，尽管中日韩在乘用车和智能手机产业中都存在竞争的明显特征，但产业生态体系在该地区运作良好。如果在这次新冠疫情结束后中日韩能共同努力维护和加强这一产业生态系统，预计密集的零部件贸易仍将在未来继续下去。跟日本福岛地震给供应链带来的影响一样，新冠疫情给中日韩产业生态体系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引发供应链断裂危机。因此，我们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产业供应链过度集中存在的风险，二是中日韩如何就产业供应链合作做出制度性安排。针对东亚供应链如何应对新冠疫情的冲击，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为了减少产业生态系统受到严重冲击，中日韩可能需要避免“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中日韩也许需要考虑在本国建立备用供应链，作为跨境供应链的补充，以备不时之需，但应以不损害东亚区域目前运行良好的供应链架构为前提。第二，在欧美需求萎缩的情况下，中日韩产业合作不应只限于中间产品环节，需要延伸到产业终端产品合作。欧美国家是中日韩许多产业的主要出口市场，目前欧美受到疫情的冲击似乎正逐渐达到顶峰，但没人能预计何时疫情的影响能结束。尽管在最终产品环节，中日韩企业通常首先想到的是竞争而不是合作，但在外部需求萎缩的背景下，中日韩在企业之间和/或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都需要开展合作和对话。第三，中日韩三国应通过加强三方产业合作减少相互间的贸易壁垒。虽然东亚拥有组织完善的产业生态系统，但东亚产业供应链上的中间产品贸易仍然面临贸易壁垒问题，削弱了产业生态系统的功能。因此，中日韩应该努力加快达成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此外，尽管中日韩都应该尽一切努力通过限制人员的国际流动来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但可以考虑在条件具备时将“企业界人员流动”排除在旅行限制规定之外，特别是要允许和保障那些对维护产业生态体系特别重要的的商务出行。来源：中国日报

福州新闻网1月11日讯（福州晚报记者 李锦清）昨日，华夏产业经济研究院（福建）数字经济研究所在福州成立，助力“数字福建”建设。据介绍，该研究所将致力于打造福建数字经济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主要关注互联网+、数字资产、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前沿科技的发展与应用，研究构建数字经济新型成产关系，帮助更多优秀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创造出高技术和高应用价值产品，服务“数字福建”建设。该研究所设置六大职能板块：人才培养中心、技术研发中心、商业模式研究中心、数字资产研究中心、数字经济转型促进中心和投资孵化中心。其中，技术研发中心将凝聚数字经济行业顶尖技术人才，建立人才智库，为“数字福建”建设提供智力支持；数字经济转型促进中心将探索打造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共享支撑平台，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集成应用，着力研究并为企业降低转型门槛、缩短转型周期的方式与举措。

来源：澎湃新闻原标题：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什么样的制度促进高质量创业创业活动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化的议题，逐渐受到全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重视。根据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以下简称GEM）2019年的报告，全球各国创业活动发生的比例大体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而目前全球创业活力最强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拉丁美洲、加勒比海以及非洲地区，在创业活动指数方面排名前五的国家全部为发展中国家。然而，GEM报告指出，在经济保持稳定的同时，2018年以来中国的早期创业活动和成熟企业活动在逐渐减少，这可能是由中国的大型企业力量增强所导致。我们认为，创业行为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不确定性，即市场不确定性和政策不确定性。对比中外企业家的行为发现，两者在分配时间和精力方面有较大的差异，西方企业家的时间和精力主要花在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从事商业创新上，而中国企业家则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应对政策不确定性上。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保持微观企业的活力是关键，这就需要从制度层面降低创业成本，提高企业家创业积极性和创业动机，提供创业活动、尤其是高质量创业行为的稳定性支持。一、高质量创业行为的界定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早期创业活动与其倒闭率呈正相关。全球创业观察的报告显示，在早期创业活动率很高的泰国、智利、危地马拉和黎巴嫩，倒闭率也很高。在许多欧洲国家，倒闭率低，早期创业活动率也低。倒闭的原因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缺少利润或资本，这一原因平均占比为45%，这也意味着维持高质量创业有一定的困难。“全球创业观察”项目（GEM）把创业活动分成两类，一类是生存型创业活动，指创业者由于别无其他更好的选择而不得不参与创业活动来解决其所面临困难的创业行为；另一类是机会型创业活动，是指个人出于抓住现有机会并实现价值的强烈动机而开展的创业行为。创业动机对创业质量有着较大的影响。与生存型创业相比，机会型创业追求更好的商业机会，具有创新创业的强烈动机，通常其创业行为有更高的质量。这也是创业行为是否具有较高质量的事前衡量。从创业目标来看，高质量创业行为追求财富积累，通常开办的企业具有较长的存续时间，其发展战略也较为积极主动，追求创新质量；而低质量创业行为则主要是为了满足基本生存和消费，创业企业存续的时间可能较短，而且有相当大的可能在短期内倒闭，发展战略也是以被动模仿为主。由此，从要素投入看，高质量创业汇聚了各种高质量要素的组合，而低质量创业则主要以劳动力投入为主（如表1所示）。资料来源：作者整理创业行为的质量高低还可以进行事后衡量，即通过对企业家创业绩效或者新创企业生存状况分析，明确创业活动的实际成果和质量。一般而言，高质量创业行为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对国家税收贡献也相对较大，而低质量创业行为大多是自我雇佣，仅能创造少量就业机会，由于有些企业在较短时间内倒闭，这也使就业机会的提供具有不确定性或不可持续性。由此可见，创业动机存在差异性，在进行是否引入新产品和新生产方式、是否进入国际市场等经营管理类的重大决策时，高质量创业者往往更加愿意积极主动地投入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以寻求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新的生产流程和开拓新的市场，在追求企业国际化和生产率高增长的同时，也实现了个人财富的积累和社会地位的提升，这样的企业家将会为产品市场以及其所处的行业注入新的活力，并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成为政府税收的主力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有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二、什么样的制度能促进高质量创业企业家创业活动是长期动态发展的过程，潜在的企业家从感知和发现创业的机会到形成创业的总体倾向、最后作出创业的决策并付诸行动，需要一段时间反复推敲和斟酌，这包括了市场变化及政策变动等，这也意味着制度的优劣对潜在企业家的创业动机和创业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正式的制度对企业家创业动机和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政府对新建企业的项目支持、金融制度对新建企业开放绿色通道给予融资支持、在开办企业法律流程方面给予简化、给予新建企业税收优惠、积极的产权保护政策、严格的契约执行政策、创业所需基础设施的平等提供等等。良好的制度环境意味市场中较小的进入壁垒、较高的获取金融资源的便利程度、更多的政府政策支持和税收优惠等等，这些以包容、鼓励的态度对待新创企业的制度条款将有利于减少创业所需的交易费用和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创业行为所面临的风险。因此，良好的制度安排可以大大降低潜在创业者对困难的预期，显著增强个人对自身创业控制能力的自信心，从而形成对于创业成功与否这一问题的相对乐观估计，通常会大幅度增强创业动机和增加创业行为。非正式制度对创业的影响，文化和社会规范对创业行为的鼓励和支持，社会对成功企业家较高的尊敬，对创业较高的认可程度等。当潜在的企业家感受到环境对创业行为的积极反馈时，通常会进一步努力实施其创业行为；反之，潜在创业者常常会主动放弃创业行为而选择更加稳定的工资性工作。能显著提高潜在创业倾向和促进个人创业行为发生的制度因素并不一定能提高创业质量。较差的产权保护制度，则限制了潜在企业家创业活动的规模选择，进而影响了创业质量。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降低市场和政策导致的不确定性风险。金融支持可以缓解潜在企业家创业的融资约束，从而在创业项目选择时能选择投资较大、有一定规模经济的项目；政府对创业项目的支持也使潜在企业家不需要通过寻租等非正常手段获取一些关键性资源，使其创业活动能够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潜在企业家可以进行相对较高质量的创业行为。三、基于跨国数据的经验分析将企业家的创业活动分为三个层次：创业倾向（潜在的企业家的创业意愿）、创业行为（GEM的全员早期创业活动TEA指数）以及创业质量（各经济体内的早期创业者（创业3.5年以内）预期在未来5年内可以创造6个及以上工作岗位的创业者的比例）。主要数据来自于全球创业观察GEM数据库、世界银行WDI数据和世界银行全球营商报告。在样本的选取方面，从GEM数据库中获取的数据中剔除部分数据缺失特别严重的经济体后，保留了全球84个经济体数据。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类标准，将这84个经济体分为32个发达经济体和52个发展中经济体。全样本的描述性统计显示，各经济体18-64岁的人口中有创业意向的人口平均占比为20.31%，但是真正形成创业行为的比例却只有11.83%，大大低于产生创业意向的人口比例。在实际创业行为中，存在高工作岗位创造预期的企业家占比仅占21.35%，这也意味着全球创业活动的质量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发展中经济体的创业倾向为28.34%，明显高于全部样本，这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具有创业精神；全员早期创业活动指数为15.36%，这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具有更高的创业实际行动，但是高工作岗位创造预期值为21.07%，比全样本数据略低。这也意味着发展中经济体虽然在创业活跃度上高于发达经济体，但是在创业质量方面仍然处于相对较低水平。正式制度环境用金融制度、政策支持和政府管制来衡量。金融制度主要用金融支持这一指标来衡量，是对各经济体中新创立的和成长型的企业在创办和发展的过程中获取金融资源的容易程度进行的评估，评估分数越高，则表明该经济体对新创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越大。政策支持是指政府是否支持企业的创业行为。一国政府对于企业家创业行为的支持程度，得分越高，则表明政府支持力度越大。政府管制用创办企业所需时间来表示，这一指标从创办企业时开始到最终完成所有合法经营所需程序的总历时天数，时间越长，表明政府管制越高，对创业支持的便利程度越低。非正式制度主要用文化与社会规范这一指标来衡量，指经济体内部文化和社会规范对个人通过创业增加财富和收入这一行为的鼓励或允许程度，指标评分越高表明社会文化对创业行为的支持程度越高。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创办企业的法律流程的简化能够有效推动潜在企业家产生创业倾向和实施创业活动。政府对企业家创业行为的支持程度每增加1%，将使得产生创业倾向的人口比例增加11个百分点，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政府支持显著促进实际创业活动的影响程度比创业意向降低了约8个百分点，这也意味着一部分有创业意愿的人最终由于各种其他原因并没有进行实际创业，可能的原因在于，企业家从形成创业意向到最终实施创业行为之间仍然需要经历一次内心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这一过程中，仅有一部分人真正将倾向转化为实践，而另一部分人则因各种内在和外在的原因而最终放弃创业。企业创办时间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创业倾向，创办新企业的时间每缩短1%，会使创业意愿提高1.98%，使得创业活动的比例增加0.75个百分点。第二，金融对创业的支持并没有显著提高创业动机和创业行为，但良好的金融制度安排能显著提高高质量创业行为，新创企业获取金融资源的便利程度每增加1%，将使得高质量创业比例提升11.18个百分点。第三，文化环境中对创业行为的鼓励和支持程度的上升将显著提高该国创业行为的活跃程度，回归系数是4.7，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以52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的进一步研究也支持了上述结论。在发展中国家，政策支持对创业倾向和创业活动的促进作用比全样本国家更为明显，而金融支持虽然显著促进高质量创业行为，但其促进作用却比全样本国家略差。四、启示优良的制度环境有利于提高经济体创业活动的数量和活跃程度，但并非所有有利于促进创业行为发生的制度环境改善都能提高创业质量。要想提高全社会的创业质量，应该着重加强对高质量创业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却对低质量行为影响较小的制度环境的改善。第一，改革金融制度，对潜在企业家创业活动进行合理的资金支持，扩大融资渠道。第二，在保证必要的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尽量精简创办企业所需的流程和花费，为新企业的进入提供更加便捷的法律途径。目前来看，许多经济体内部在创办企业方面存在着流程冗余的状况，大大浪费了潜在企业家的时间、精力和资本，增加了创办企业的难度，甚至有些企业家会因为较高的进入成本，而无法使创办的企业以正式经济的形式存在，转而成为非正式经济或“灰色经济”。第三，政府为潜在企业家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例如更多地将政府的项目机会提供给新创立的中小企业，提高对于新创企业的产权保护等等。政府政策的支持不仅仅会直接提高经济体内部的创业数量，而且可以通过引导社会舆论，提升社会文化和社会规范对企业家创业的鼓励和支持程度，从而间接增强潜在企业家的创业意愿，推动社会创业行为的增加，提高创业质量。（作者江静系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秘书长）

株洲日报记者 易蓉通讯员/陈媛媛 李亚姗株洲日报讯 近日，株洲市国投集团全资子公司株洲动力谷产业经济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经济研究院”）通过了湖南股权交易所（以下简称“湖南股交所”）对其综合实力及其相关业务能力等方面的综合审查，获得湖南股交所企业挂牌融资业务推荐商资质。研究院的前身是株洲市产业与金融研究所有限公司，作为株洲市“产业研究智库”，曾参与编制株洲市首部工业项目招商宝典《株洲市工业项目库》，参与编制株洲市九大产业振兴行动计划（2014-2017年），完成株洲市轨道科技城、航空城、服饰城等一大批重点项目策划，引进成超动力等一批优质企业，投资宏大高分子等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去年6月，市国投集团成立了产业经济研究院，主要从事产业研究及规划、企业管理咨询、投融资咨询、评审服务等业务。湖南股交所是我省唯一的区域性股权市场运营机构，是为非上市企业股权登记托管、股权融资和交易提供设施与服务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此次研究院获取推荐商资质，意味着该公司可以在湖南省内为中小微企业挂牌区域性股权市场融资提供保荐、辅导、股改、融资等一系列服务，帮助企业增进信用、促进融资、规范治理、提升形象。 【来源：株洲日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来源：格隆汇格隆汇10月17日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许召元提出：更好稳定制造业投资，需在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落实好降成本政策，让企业轻装前行。二是提高制造业的效益水平，吸引更多的投资。三是更加重视优化消费市场环境，发挥国内大市场的带动作用。此外，还要为制造业实施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升级提供普惠性的资金支持，助力企业利用最新技术提高效率、提升能力，同时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制造业发展和升级提供重要的基础条件支撑。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经济研究院来双峰调研会议现场红网双峰县分站5月24日讯（分站记者彭牡）5月23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张明率调研组来双峰开展《娄底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课题调研。县委副书记、县长彭石清，县委副书记杨萍参加调研。调研组实地察看了天宏不锈钢、伍星生物、威嘉生物、农友集团等企业，详细了解了各企业发展现状和园区产业结构、区域定位及发展方向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县委副书记、县长彭石清及各有关单位、部分企业负责人结合双峰县实际与调研组一行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探讨，并提出了意见建议。近年来，全县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各项决策部署，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加速转型、奋力赶超”的总基调，以“项目建设大比拼”活动为抓手，大力实施“七个三年行动计划”，全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运行质量不断提高，民本民生持续改善，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健康有序发展。2016年，全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GDP）218.1亿元，同比增长7.1%；2017年一季度完成GDP38.45亿元，同比增长8.0%。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张明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表示感谢。张明说，此次开展《娄底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研活动是受娄底市委、市政府的委托，旨在找准符合娄底实际的产业定位，做好顶层设计和产业规划，推动产业发展。张明表示，将认真吸收并整理好在双峰的调研情况，与有关单位加强沟通和联系，共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图片来源：主办方1月18日，第三届长江产经论坛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研究》新书发布会在沪举行。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等著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研究》一书，根据中国国情，借鉴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对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的观点与建议。刘志彪指出，由于全球经济竞争的排他性，我国产业发展需要的核心、关键技术和知识，是市场交换不来的，也是金钱买不到的。国家的长治久安要求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端在中国人的手中，重要的、关键的产业技术，必须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研究》课题组研究了七个方面的内容：包括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分配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开放体系以及经济体制。课题组认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创新，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比如，以绿水青山、金山银山为特征和指向的生态经济理论，是对工业化、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以攀升全球价值链和构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来均衡区域关系的空间经济理论，以及以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为内容的开放性经济发展理论，是对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国际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

2月21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李文辉、副院长郑大红，湖南省科技厅高新处处长卿涧波一行到沅江市调研特色产业发展情况。沅江市委常委、市委办主任李向前，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钟清华陪同，沅江高新区、沅江市科工局等单位负责人参加。李文辉一行先后参观了博大天能、兴潮食品、天下洞庭、辣妹子、亚光科技、精一科技等企业。李文辉认为，沅江产业发展有特色，农业及农产品加工有规模，两芦产业来势强劲，船舶产业新材料运用、新能源动力船舶发展形势喜人。他建议沅江市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搭建创新平台，承担并实施一批重大科技专项，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此外，调研组一行对沅江市申报湖南省、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沅江市科工局 邬应良 肖晓华 汪益斌）【来源：沅江市科工局】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王磊彬 贾永标 文 朱哲 摄影）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加快形成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既是顺势而为的战略举措，更是强国之路的必然选择。9月27日，2020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双循环格局下服务业发展论坛在郑州举行。在论坛现场，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姜长云认为，企业家应该是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双循环的中坚力量。企业家能够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市场机会，而且能把机会变成现实。企业家要带头促进双循环在经济下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压力下，怎么做好“六稳”“六保”的工作，怎么发挥市场机会，又怎么促进双循环？姜长云认为，企业家在这方面可以有更大的作为。“企业家应该是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姜长云说，企业家能够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市场机会，而且能把机会变成现实。当然，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创新服务业发展的方式，也需要发挥企业家的带头作用。“以郑州旅游业为例，郑州旅游业有很好的条件，我们经常统计旅游人次，但我觉得，旅游人次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吸引什么样的人，也许，有些消费能力强的人可以抵得上100个消费能力一般的人。因此，旅游业吸引什么样的人很重要。”姜长云说。发展都市圈要做好中心化能级提升谈到目前河南正在打造的大都市圈，姜长云表示，现代化都市圈既是服务业发展的新的平台，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轮驱动的重要空间载体。“发展都市圈首先要处理好中心化的提升问题，就是怎么样去提升郑州市的发展能级。”姜长云表示，一定要做好服务业的文章，通过中心城市的中心化提升，通过网络化的发展，对周边起到带动作用。在姜长云看来，网络结构更容易形成对农村的辐射带动能力，从而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都市圈中心化的提升需要做好服务业的文章。郑州市这么重视服务业发展，郑州市的未来一定很美好。打造产业生态促进双循环姜长云认为，双循环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和条件变化而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格局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双循环对服务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要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的循环等，把握新发展格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姜长云说。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要梳理和解决难点，其中就涉及产业生态问题。“产业生态和创新创业生态与服务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例如，很多企业说，融资难、融资贵。实际上，融资问题肯定是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姜长云认为，产业生态里面还有产业配套和服务业体系打造的问题，包括怎么配套供应链核心企业以及怎么与中小企业的专、精、特、新做好配套等问题。“要营造宽容失败、鼓励试错的创新产业生态环境，而不是对一些事情管理过于严格，过严的管理是不利于服务业发展的。”姜长云说。责编:黄鑫 | 审核:李震 | 总监:万军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