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经济研究是核心

图片来源：主办方1月18日，第三届长江产经论坛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研究》新书发布会在沪举行。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等著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研究》一书，根据中国国情，借鉴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对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的观点与建议。刘志彪指出，由于全球经济竞争的排他性，我国产业发展需要的核心、关键技术和知识，是市场交换不来的，也是金钱买不到的。国家的长治久安要求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端在中国人的手中，重要的、关键的产业技术，必须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研究》课题组研究了七个方面的内容：包括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分配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开放体系以及经济体制。课题组认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创新，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比如，以绿水青山、金山银山为特征和指向的生态经济理论，是对工业化、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以攀升全球价值链和构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来均衡区域关系的空间经济理论，以及以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为内容的开放性经济发展理论，是对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国际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

●坚持应用牵引和问题导向，围绕各领域产业基础能力的薄弱环节，整合资源，补齐发展短板●引导市场进行产业链要素集中投入，解决“下游不信任上游、上游找不到下游”的难题●健全知识、技能、管理等创新要素参与利益分配的机制建设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26日召开，研究推动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等问题。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产业基础能力包含哪些要素？当前，我国产业基础能力总体处在何种发展水平，如何进一步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产业基础能力是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产业基础能力是对产业发展起基础性作用，影响和决定产业发展质量、产业链控制力和竞争力的关键能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李燕解释，它主要包括产业发展所必需的基础关键技术、先进基础工艺、基础核心零部件和关键基础材料等工业“四基”。产业基础能力考验的是一国各个产业的“综合成绩”。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产业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李江涛认为，其中涉及各产业的基础理论研究能力、应用基础研究能力、新兴技术产业化能力以及全球产业链管控能力等。“基础理论研究能力旨在实现引领性、原创性产业理论的重大突破，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则面向关键共性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等的颠覆性突破。”李江涛说，新兴技术产业化能力重在产业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全球产业链管控能力指向建设全球产业支配体系，只有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强大的产业动力源。坚实的产业基础能力是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当前我国的产业基础能力表现如何？纵向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基础能力进步飞速。“通过承接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我国迅速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一跃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在李燕看来，这一工业化过程让我国在部分领域实现了关键设备和技术的国产化替代，产业基础能力大幅提升。横向看，借势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浪潮，我国新技术新产业突飞猛进。李江涛认为，目前在量子通信、5G等领域，我国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能力已世界领先，为下一步的具体产业化和占据世界产业链高端奠定了雄厚基础。目前面临“缺芯”“少核”等难题新形势下，为何要提出夯实产业基础能力，将“产业基础高级化”作为一场攻坚战来打有何重要意义？从内部看，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制造业领域，各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集中体现在产业基础薄弱上。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朱明皓列举道，一些“卡脖子”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仍大量依赖进口，部分产品质量可靠性和一致性差，试验验证能力较弱。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基础技术和工业等产业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我国每年消费的集成电路价值约占全球出货量的33%，但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仅占全球集成电路总规模约7%，80%的集成电路依赖进口。“近年来，我国产业基础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但在技术水平的先进性、性能的可靠性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工业经济所副所长冯媛解释道，部分关键基础材料、零部件缺失，无法形成有特色、有竞争力的高端产品及系统设备；部分基础产品性能、质量难以满足整机用户需求，导致一些主机和成套设备、整机产品陷入“缺芯”“少核”“弱基”。从外部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戒骄认为，当前世界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练好内功，增强关键和核心技术供给能力，把产业发展的基础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长期来看，这也是构筑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李燕说。“点线面”整体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如今，我国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如何用好优势，进一步夯实我国的产业基础能力？会议强调，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工程重点，分类组织实施，增强自主能力。对此，李燕认为，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就是要坚持应用牵引和问题导向，围绕我国各行业领域产业基础能力的薄弱环节，整合各方资源，补齐发展短板。“一些产业或产业链要解决核心技术从无到有的问题；另一些产业则要实现从有到优、由优变强的高级化跨越。”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朱明皓表示，产业基础再造应以“结构体系”为着力点，由点及线、由线及面、点线面结合，整体推进。“首先，政府要解决一批‘卡脖子’的基础产品和基础技术，形成‘点’的突破。其次，应引导市场进行产业链要素集中投入，解决‘下游不信任上游、上游找不到下游’的应用难题，形成‘线’的拉动。最后引导各行业挖掘培养‘专精特新’冠军企业，形成‘面’的展开。”此外，受访专家表示，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应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当前，我国产业基础能力提升面临着创新引领意识不足、科技创新体系不完善和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持续偏低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是过去长期积累的结果，也是新形势下提出的新要求。”在李江涛看来，下一步应健全知识、技能、管理等创新要素参与利益分配的机制建设，提升企业家在国家创新决策体系中的话语权，同时加大力度培育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领军人才、战略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刘戒骄也表示，应通过构建开放式协同创新体系，在资金、初始市场等方面支持企业联合高校、科研机构从事关键和核心技术攻关，从而进一步改善产业发展的创新环境。《 人民日报 》( 2019年08月30日 02 版)

●坚持应用牵引和问题导向，围绕各领域产业基础能力的薄弱环节，整合资源，补齐发展短板●引导市场进行产业链要素集中投入，解决“下游不信任上游、上游找不到下游”的难题●健全知识、技能、管理等创新要素参与利益分配的机制建设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26日召开，研究推动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等问题。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产业基础能力包含哪些要素？当前，我国产业基础能力总体处在何种发展水平，如何进一步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产业基础能力是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产业基础能力是对产业发展起基础性作用，影响和决定产业发展质量、产业链控制力和竞争力的关键能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李燕解释，它主要包括产业发展所必需的基础关键技术、先进基础工艺、基础核心零部件和关键基础材料等工业“四基”。产业基础能力考验的是一国各个产业的“综合成绩”。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产业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李江涛认为，其中涉及各产业的基础理论研究能力、应用基础研究能力、新兴技术产业化能力以及全球产业链管控能力等。“基础理论研究能力旨在实现引领性、原创性产业理论的重大突破，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则面向关键共性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等的颠覆性突破。”李江涛说，新兴技术产业化能力重在产业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全球产业链管控能力指向建设全球产业支配体系，只有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强大的产业动力源。坚实的产业基础能力是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当前我国的产业基础能力表现如何？纵向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基础能力进步飞速。“通过承接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我国迅速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一跃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在李燕看来，这一工业化过程让我国在部分领域实现了关键设备和技术的国产化替代，产业基础能力大幅提升。横向看，借势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浪潮，我国新技术新产业突飞猛进。李江涛认为，目前在量子通信、5G等领域，我国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能力已世界领先，为下一步的具体产业化和占据世界产业链高端奠定了雄厚基础。目前面临“缺芯”“少核”等难题新形势下，为何要提出夯实产业基础能力，将“产业基础高级化”作为一场攻坚战来打有何重要意义？从内部看，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制造业领域，各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集中体现在产业基础薄弱上。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朱明皓列举道，一些“卡脖子”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仍大量依赖进口，部分产品质量可靠性和一致性差，试验验证能力较弱。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基础技术和工业等产业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我国每年消费的集成电路价值约占全球出货量的33%，但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仅占全球集成电路总规模约7%，80%的集成电路依赖进口。“近年来，我国产业基础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但在技术水平的先进性、性能的可靠性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工业经济所副所长冯媛解释道，部分关键基础材料、零部件缺失，无法形成有特色、有竞争力的高端产品及系统设备；部分基础产品性能、质量难以满足整机用户需求，导致一些主机和成套设备、整机产品陷入“缺芯”“少核”“弱基”。从外部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戒骄认为，当前世界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练好内功，增强关键和核心技术供给能力，把产业发展的基础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长期来看，这也是构筑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李燕说。“点线面”整体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如今，我国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如何用好优势，进一步夯实我国的产业基础能力？会议强调，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工程重点，分类组织实施，增强自主能力。对此，李燕认为，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就是要坚持应用牵引和问题导向，围绕我国各行业领域产业基础能力的薄弱环节，整合各方资源，补齐发展短板。“一些产业或产业链要解决核心技术从无到有的问题；另一些产业则要实现从有到优、由优变强的高级化跨越。”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朱明皓表示，产业基础再造应以“结构体系”为着力点，由点及线、由线及面、点线面结合，整体推进。“首先，政府要解决一批‘卡脖子’的基础产品和基础技术，形成‘点’的突破。其次，应引导市场进行产业链要素集中投入，解决‘下游不信任上游、上游找不到下游’的应用难题，形成‘线’的拉动。最后引导各行业挖掘培养‘专精特新’冠军企业，形成‘面’的展开。”此外，受访专家表示，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应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当前，我国产业基础能力提升面临着创新引领意识不足、科技创新体系不完善和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持续偏低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是过去长期积累的结果，也是新形势下提出的新要求。”在李江涛看来，下一步应健全知识、技能、管理等创新要素参与利益分配的机制建设，提升企业家在国家创新决策体系中的话语权，同时加大力度培育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领军人才、战略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刘戒骄也表示，应通过构建开放式协同创新体系，在资金、初始市场等方面支持企业联合高校、科研机构从事关键和核心技术攻关，从而进一步改善产业发展的创新环境。《 人民日报 》( 2019年08月30日 02 版)

图片来源：新华社■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吕红星经合组织日前发布的《经济展望中期报告》指出，按照目前的经济和疫情态势，中国将是2020年二十国集团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中国经济之所以‘能’，根本原因就是近年来坚持创新和改革双驱动，在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过程中，高新技术产业加速发展，传统制造业持续优化升级，经济增长新动能持续积累，在抵御疫情冲击时表现出了强大的内在韧性与发展活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魏际刚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必须坚持科技创新与深化改革两轮驱动刚刚结束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将坚持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公报提出，“十四五”期间，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敏看来，公报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目的就是将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从而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记者了解到，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线上课堂、远程医疗、在线办公等新业态加速成长，“直播带货”等异常火热，助力网上零售加快发展，中国数字经济迸发出充沛活力。此外，数字经济和传统产业深度融合，5G网络、大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等“新基建”加速推进，不断激发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过去涉及“创新”的文字一般是“鼓励”“支持”，而五中全会公报把创新称之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在魏际刚看来，把创新称之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有两个目的，一是科技自立自强，二是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尤其是近两年美国对我国的高科技企业打压来看，产业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因此加大改革力度、加强创新、加快突破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才能为我国经济发展赢得新动能，进而赢得未来。“应该看到，当前中美竞争的核心就是面向未来的高科技之争。我们要大力推进国内的各项改革进程，为创新创造条件，以创新为驱动，科技为支撑。外部环境越是剧烈变化，我们越不能抱残守缺、因循守旧，只有不断地改革创新，才能抓住这个重要的发展机遇期。”魏际刚进一步表示。2019年中国创新指数延续较快增长态势记者了解到，这次首次提出“交通强国”，是否意味着“十四五”期间会更加重视交通建设，把交通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另一项新动能？对此，胡敏表示，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这既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只有构筑交通强国，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货物运输和流通成本，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供硬件支撑。“值得注意的是，在加快传统交通投资项目建设的同时，交通新基建也要驶入‘快车道’，要使充电桩、智慧交通项目等成为发展的新动能。”胡敏进一步强调。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亟须通过改革释放内需潜力、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内生动力，增强创新力、竞争力和抵御风险能力，为新动能的生长创造更好的环境。国家统计局10月30日发布了2019年中国创新指数测算结果，2019年中国创新指数达到228.3，比2018年增长7.8%，延续较快增长态势。中国创新指数的走势表明，2019年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效显著，创新发展新动能加速聚集，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提升。“当前的中国是一个大创新的时代、全面创新的时代。创新是多层次的，有原创、集成、质量变革、市场开拓、商业模式创新等，我们的目标就是构建一个国家创新体系，形成一种各种产业、不同机构的协同作用，彼此间能够互通有无、降低创新成本的系统。”魏际刚强调。以改革和创新来推进城市释放发展新动能从历史经验来看，“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还是在城市。“刚刚结束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肯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成就，同时吹响了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我国目前已经有60%以上人口居住在城市，更有90%以上的经济产出来自城市，知识生产和创新发明基本来自城市，城市建设就是现代化建设的火车头。然而我国的城市建设仍然还存在空间布局失衡、城市体系不合理、城市治理水平不高等诸多问题，亟须通过改革和创新，释放更大发展动能，为现代化建设助力。”上海交通大学住房与城乡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及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双聘教授陈杰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陈杰看来，要让城市在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征途中释放更多动能，就需要通过改革和创新来加快城市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城市治理能力的提升。具体来说应从以下三点着手。第一，中国城市的空间布局失衡尤其南北失衡，并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与南北城市之间治理能力的差别有很大关系。仅仅靠产业和资本的空间转移是不够的，还需要改造那些经济人口双衰退城市的城市治理机制，调配得力干部，从改变城市治理理念入手，建立良好的营商环境和生活环境，吸引人才来，资本和产业才会跟着来。第二，城市体系的不合理，大中小城市的发展动能未能充分释放，也主要是因为很多城市的治理仍然过多受到上级政府行政干预和计划性安排，打破这个桎梏，需要给城市更多治理自主权。第三，提高城市的安全度和韧性，尤其需要城市治理能力的提升。这就需要加快创新城市的治理技术手段，改革城市部门间协同治理机制，理顺城市数据生成与共享流程，切实推进智慧城市的深入建设，提升城市的智能管理能力。“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在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下，只有科技创新，才能催生新发展动能；只有深化改革，才能激发新发展活力。

新蓝图 新征程（4）本报记者 吕红星经合组织日前发布的《经济展望中期报告》指出，按照目前的经济和疫情态势，中国将是2020年二十国集团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中国经济之所以‘能’，根本原因就是近年来坚持创新和改革双驱动，在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过程中，高新技术产业加速发展，传统制造业持续优化升级，经济增长新动能持续积累，在抵御疫情冲击时表现出了强大的内在韧性与发展活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魏际刚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必须坚持科技创新与深化改革两轮驱动刚刚结束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将坚持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公报提出，“十四五”期间，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敏看来，公报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目的就是将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从而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记者了解到，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线上课堂、远程医疗、在线办公等新业态加速成长，“直播带货”等异常火热，助力网上零售加快发展，中国数字经济迸发出充沛活力。此外，数字经济和传统产业深度融合，5G网络、大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等“新基建”加速推进，不断激发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过去涉及“创新”的文字一般是“鼓励”“支持”，而五中全会公报把创新称之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在魏际刚看来，把创新称之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有两个目的，一是科技自立自强，二是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尤其是近两年美国对我国的高科技企业打压来看，产业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因此加大改革力度、加强创新、加快突破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才能为我国经济发展赢得新动能，进而赢得未来。“应该看到，当前中美竞争的核心就是面向未来的高科技之争。我们要大力推进国内的各项改革进程，为创新创造条件，以创新为驱动，科技为支撑。外部环境越是剧烈变化，我们越不能抱残守缺、因循守旧，只有不断地改革创新，才能抓住这个重要的发展机遇期。”魏际刚进一步表示。 2019年中国创新指数延续较快增长态势记者了解到，这次首次提出“交通强国”，是否意味着“十四五”期间会更加重视交通建设，把交通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另一项新动能？对此，胡敏表示，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这既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只有构筑交通强国，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货物运输和流通成本，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供硬件支撑。“值得注意的是，在加快传统交通投资项目建设的同时，交通新基建也要驶入‘快车道’，要使充电桩、智慧交通项目等成为发展的新动能。”胡敏进一步强调。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亟须通过改革释放内需潜力、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内生动力，增强创新力、竞争力和抵御风险能力，为新动能的生长创造更好的环境。国家统计局10月30日发布了2019年中国创新指数测算结果，2019年中国创新指数达到228.3，比2018年增长7.8%，延续较快增长态势。中国创新指数的走势表明，2019年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效显著，创新发展新动能加速聚集，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提升。“当前的中国是一个大创新的时代、全面创新的时代。创新是多层次的，有原创、集成、质量变革、市场开拓、商业模式创新等，我们的目标就是构建一个国家创新体系，形成一种各种产业、不同机构的协同作用，彼此间能够互通有无、降低创新成本的系统。”魏际刚强调。以改革和创新来推进城市释放发展新动能从历史经验来看，“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还是在城市。“刚刚结束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肯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成就，同时吹响了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我国目前已经有60%以上人口居住在城市，更有90%以上的经济产出来自城市，知识生产和创新发明基本来自城市，城市建设就是现代化建设的火车头。然而我国的城市建设仍然还存在空间布局失衡、城市体系不合理、城市治理水平不高等诸多问题，亟须通过改革和创新，释放更大发展动能，为现代化建设助力。”上海交通大学住房与城乡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及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双聘教授陈杰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陈杰看来，要让城市在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征途中释放更多动能，就需要通过改革和创新来加快城市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城市治理能力的提升。具体来说应从以下三点着手。第一，中国城市的空间布局失衡尤其南北失衡，并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与南北城市之间治理能力的差别有很大关系。仅仅靠产业和资本的空间转移是不够的，还需要改造那些经济人口双衰退城市的城市治理机制，调配得力干部，从改变城市治理理念入手，建立良好的营商环境和生活环境，吸引人才来，资本和产业才会跟着来。第二，城市体系的不合理，大中小城市的发展动能未能充分释放，也主要是因为很多城市的治理仍然过多受到上级政府行政干预和计划性安排，打破这个桎梏，需要给城市更多治理自主权。第三，提高城市的安全度和韧性，尤其需要城市治理能力的提升。这就需要加快创新城市的治理技术手段，改革城市部门间协同治理机制，理顺城市数据生成与共享流程，切实推进智慧城市的深入建设，提升城市的智能管理能力。“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在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下，只有科技创新，才能催生新发展动能；只有深化改革，才能激发新发展活力。

7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强调，要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这是我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经济应对外部复杂环境的立足之本。“产业基础能力是本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一个新提法，是对工业基础能力的一个拓展和补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许召元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过去，工业基础能力主要是指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也称为工业“四基”。多年来，工业“四基”是制约我国工业发展的最大瓶颈。比如，我国是世界第一的电子产品制造大国和造船大国，但是大部分的高端芯片、高铁装备核心零部件、工业机器人核心零部件、近半船舶动力系统及装置等众多“四基”产品却依赖进口。比如，中国信通院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产品牌手机出货量1.72亿部，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92.7%。但国产手机的核心基础软件、操作系统等却几乎完全依赖国外。“传统的工业‘四基’还应再加上基础软件这一项。”许召元认为，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传统服务业领域的基础能力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基础软件方面，集成电路设计软件、操作系统、数据库、人工智能算法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不少工业基础能力。因此，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产业基础能力，是在传统的工业基础能力基础上，再加上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基础能力。如何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当然是强化基础创新，突破关键核心领域，补齐重大短板，完善产业链配套，提升产业链、优化创新链、配套服务链、培育人才链，从而推动产业真正走向高质量发展。我国率先开发出世界最高级别R6级系泊链钢、高温超净电袋复合除尘技术开发及应用取得重大突破、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亚洲最大的重型自航绞吸挖泥船“天鲲号”正式投产……上半年，我国不断强化科技支撑和新兴产业引领作用，全力推进“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创新产品“迭代”应用，优化产业基础能力，大力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7%，分别比整体制造业快2.6个和1.3个百分点。“要继续聚焦少数关键核心领域，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组织力量集中攻关。”许召元认为，优化产业基础能力是一项长期行动，需要发挥政府和行业组织的专项攻关行动，从宏观层面统筹协调和整合资源，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之间、产学研用之间形成联动，共同开展技术攻关，集中力量突破一批关键瓶颈。要坚持引导我国企业从以前的低水平重复、简单数量扩张模式向高质量发展，向依靠创新驱动和品质提升转变，从而带动对这些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和基础软件的更大需求。要为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软件等成长提供应用机会，引导和支持大型下游企业，通过分散采购的方式为新产品提供一定的发展空间。“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升产业基础能力。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不少基础能力的突破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和前所未有的条件。政府要创造更好的信息交流平台，促进企业和科研院所之间加强合作，沟通信息，充分利用这些新技术实现基础能力的突破。”许召元说。但要注意的是，产业基础能力是全球分工的产物，我们不可能建成一套独立、全部依靠自身能力的工业体系，很多基础能力只要有较安全的替代来源，或者短期内投入资源可以攻克的，应该由企业基于自身的需要进行攻关。毕竟，如今的创新是开放的创新，如今的产业更应在产业链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去着眼布局和优化发展。（经济日报记者 黄 鑫）来源：经济日报

00:00迈入“十四五”，作为过去一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在2021年将如何前行？各界认为，强劲复苏、绿色转型、创新引领、提质升级、扩大开放，将成为2021年中国经济的关键词。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国内市场、不断提高的城市化率、民生改善激发消费新动能……在“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向好的有利因素十分明显。2020年，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从2月的6.2%下降到11月的5.2%；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增长0.6%……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室主任汪红驹认为，2025年中国城市化率预计将达到65%左右，只要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稳定，到“十四五”末达到甚至超过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21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一系列逆周期调控政策已取得了明显成效，经济主要指标持续恢复，工业生产增长加快，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速逐渐提高，产品和行业增长面继续扩大。国家智库和分析机构普遍预计，中国经济增长将回到正常运行轨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对2021年中国GDP增速预测值分别为8.2%、6.9%和6.8%，显示出全球对中国经济复苏的信心。中国纺织重镇江苏盛泽，随处可见各种可再生纤维产品的广告牌，扎根于此的企业集群不断攻克再生纤维、无锑纤维等绿色产品技术壁垒，推进绿色发展。传统产业加快转型，互联网经济等新兴产业逆势成长，“绿色引擎”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推力。从2020年9月的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到同年12月的气候雄心峰会，中国领导人倡议“绿色复苏”，并主动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部署，抓紧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根据“十四五”规划建议，未来五年，中国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将取得显著成效，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将持续减少；到2035年，中国碳排放达到峰值后将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晖认为，绿色、生态、环保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绿色产业即将成为新的增长点。“新的环保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不仅会倒逼传统产业绿色转型，而且更多绿色新兴产业会加速涌现，以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源源不断地“充能”，中国选择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2019年，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5%；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评估显示，中国创新指数位居世界第14位，保持上升势头。2020年前三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高于同期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4.7个百分点；1-8月，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也快速增长，以新技术为引领的新企业正为经济带来越来越强的动力。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认为，2020年虽然受到疫情冲击，但是依赖创新，中国线上经济、健康产业等发展亮眼，贸易摩擦也倒逼中国加速科技自立自强。“未来，全球疫情如果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在技术和制度创新的推动下，中国经济有望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刘志彪说。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工业企业累计利润增速在实现由负转正后，继续稳步回升。2020年1至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57445亿元，同比增长2.4%，增速比1至10月加快1.7个百分点，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5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说，2021年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趋势将更明显，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继续增长，制造业投资将恢复增长，科技创新会催生更多新发展动能。祝宝良说，随着新冠疫苗接种及扩大内需战略逐步落实，消费也将提振升级。“消费遭受疫情冲击最大、恢复最慢，基数效应也最大，预计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会反弹到12%左右。”“升级版”的中国制造在新一年将继续为全球提供支撑。2020年，中国机电产品贸易产值及规模保持增长，引领全国外贸快速恢复。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会长张钰晶说，目前，疫情相关产品的出口需求依然饱满，非疫情产品因为国外进口商补充库存也将加大采购力度。“疫情不会改变中国世界机电生产制造中心的核心地位，家电行业出口全球占有率将进一步提高。”他说。成功举办第三届进博会、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2020年，中国与世界的纽带不断加强。“随着2021年各协定顺利推进，中国与东南亚、与欧洲将实现更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说，“合作区域不仅内部，互相间的供应链也将更紧密结合，投资、贸易往来更加活跃。”他认为，这也为未来中国加入CPTPP、促进中日韩FTA谈判奠定基础。2020年正式实施外商投资法、自贸试验区增至21个、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出台、2021年起还将调整进口商品三种关税税率……中国营商环境优化不断释放对外开放红利，吸引巴斯夫、壳牌、达能等跨国巨头携新项目纷至沓来。中国欧盟商会副会长刘畅说：“中国潜力无穷、投资环境良好，不少外企看好中国市场，投资意愿不减。”屠新泉认为，系列举措凸显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和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主动性。“中国扩大进口，坚持开放型经济，最终将惠及全球消费者。”监制：赵丹平策划：王建华 李云路统筹：王东明记者：马姝瑞 丁乐 陆华东制作：王东明 殷哲伦新华社港台部出品

作者：姜长云，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明年经济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明确要求坚持系统观念，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遵循坚持系统观念的原则，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需要准确理解并统筹把握“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这几个重点内容和相关工作部署，实现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最终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适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明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我们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一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另一方面“十四五”期间将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准确把握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内涵要义，必须高度重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深刻认识到当前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为了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明年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都必须更加重视推进高质量发展、更加重视推进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谋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时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进一步强调“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在推进明年经济工作以及谋划“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时坚持新发展理念，需要高度重视这一理念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用辩证思维科学分析并统筹把握新发展理念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促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协同联动。比如，就创新发展与共享发展的关系而言，既要推动“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有效落地生根，又要努力规避创新过程中财富向少数人加速集中，甚至“少数人迅速获益，多数人被迫买单”的问题；既要鼓励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更要重视促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同传统产业、业态、模式的融合发展，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让广大人民更好分享创新收益、规避创新风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明年要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有利于充分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更好应对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的挑战，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重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重在强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为此，需要重点解决影响国民经济循环的难点，打通堵点，连接断点，精准识别和管控风险源风险点，在此基础上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比如，要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突破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瓶颈，帮助企业有效解决融资难融资贵融资繁和引进人才难的问题，加强产业生态和创新创业生态建设等。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要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通过培育国内大循环更好地带动参与国际大循环，通过参与国际大循环更好地引领提升国内大循环，使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更好地联通互促，推进改革和开放融合提升，形成更加高质量、可持续的良性循环。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用好宝贵时间窗口，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将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努力实现的主要目标。在此背景下，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都要求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是在明显提升质量效益的基础上统筹推进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切实转变发展方式，统筹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比如，在推进绿色发展的问题上，要注意引导培育推进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推进绿色发展由外部压力下的被迫选择转向提升质量效益竞争力、提升民生品质的自觉行为，实现绿色发展由运动式推进转向自主机制性推进。正因如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加大对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并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等做出明确部署。随着我国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需求加速分化，日益呈现个性化、多样化和优质化、服务化、绿色化趋势，由此导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凸显。近年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就总体而言，供给结构的调整升级仍赶不上需求结构调整升级的步伐。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以此优化供给结构和供给质量，增强供给体系面向需求、顺应需求特别是创新供给激活和引导需求的能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结合构建新发展格局特别是完善扩大内需的政策支持体系，推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性风险明显增加。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并再次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这是坚持底线思维，做好明年以及“十四五”时期经济工作的基本要求。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到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但仍有超过20%和40%的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低于4300元和9800元，仍有超过20%和40%的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低于15600元和26800元。在此背景下，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需注意同改善国民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更好地结合起来，切实做好“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文章。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也才能更好地全面促进消费。更加重视推进共同富裕，不仅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本质要求，对于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也有重要意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目前我国多数传统产业已达到或接近规模峰值，可供开拓的潜在市场空间有限。但如果能切实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形成层次跟进、接续持续的收入增长“雁阵”，将更加有利于培育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也更有利于推进增进民生福祉落实落地。比如，若当前我国低收入户、中间偏下收入户的收入水平分别能够达到中间偏下收入户、中等收入户的收入水平，那么许多传统产业的市场仍有较大的扩张潜力。因此，明年以及“十四五”时期要更加重视促进共同富裕。当然，促进共同富裕不仅是提高收入水平和缩小收入差距的问题，还包括夯实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保障、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等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抓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经济社会风险，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确保国家经济安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传统安全因素出现重大变化，而且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影响也在迅速凸显，如经济安全、金融安全、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大国之间、区域之间的竞合关系显著复杂化，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带来新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并加剧全球安全风险。因此，“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很可能是我国各种矛盾、风险的多发易发期，容易给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带来更多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只有统筹发展和安全，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准备，才能争取最好的结果。通过“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提高风险预见预判能力”，更好地防范应对我国现代化进程面临的各种安全风险和挑战，减少各种灰犀牛、黑天鹅事件可能带来的损害，更好地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明年经济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明确要求坚持系统观念，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遵循坚持系统观念的原则，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需要准确理解并统筹把握“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这几个重点内容和相关工作部署，实现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最终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适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明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我们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一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另一方面“十四五”期间将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准确把握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内涵要义，必须高度重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深刻认识到当前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为了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明年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都必须更加重视推进高质量发展、更加重视推进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谋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时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进一步强调“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在推进明年经济工作以及谋划“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时坚持新发展理念，需要高度重视这一理念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用辩证思维科学分析并统筹把握新发展理念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促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协同联动。比如，就创新发展与共享发展的关系而言，既要推动“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有效落地生根，又要努力规避创新过程中财富向少数人加速集中，甚至“少数人迅速获益，多数人被迫买单”的问题；既要鼓励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更要重视促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同传统产业、业态、模式的融合发展，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让广大人民更好分享创新收益、规避创新风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明年要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有利于充分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更好应对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的挑战，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重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重在强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为此，需要重点解决影响国民经济循环的难点，打通堵点，连接断点，精准识别和管控风险源风险点，在此基础上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比如，要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突破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瓶颈，帮助企业有效解决融资难融资贵融资繁和引进人才难的问题，加强产业生态和创新创业生态建设等。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要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通过培育国内大循环更好地带动参与国际大循环，通过参与国际大循环更好地引领提升国内大循环，使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更好地联通互促，推进改革和开放融合提升，形成更加高质量、可持续的良性循环。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用好宝贵时间窗口，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将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努力实现的主要目标。在此背景下，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都要求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是在明显提升质量效益的基础上统筹推进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切实转变发展方式，统筹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比如，在推进绿色发展的问题上，要注意引导培育推进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推进绿色发展由外部压力下的被迫选择转向提升质量效益竞争力、提升民生品质的自觉行为，实现绿色发展由运动式推进转向自主机制性推进。正因如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加大对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并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等做出明确部署。随着我国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需求加速分化，日益呈现个性化、多样化和优质化、服务化、绿色化趋势，由此导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凸显。近年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就总体而言，供给结构的调整升级仍赶不上需求结构调整升级的步伐。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以此优化供给结构和供给质量，增强供给体系面向需求、顺应需求特别是创新供给激活和引导需求的能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结合构建新发展格局特别是完善扩大内需的政策支持体系，推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性风险明显增加。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并再次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这是坚持底线思维，做好明年以及“十四五”时期经济工作的基本要求。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到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但仍有超过20%和40%的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低于4300元和9800元，仍有超过20%和40%的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低于15600元和26800元。在此背景下，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需注意同改善国民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更好地结合起来，切实做好“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文章。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也才能更好地全面促进消费。更加重视推进共同富裕，不仅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本质要求，对于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也有重要意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目前我国多数传统产业已达到或接近规模峰值，可供开拓的潜在市场空间有限。但如果能切实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形成层次跟进、接续持续的收入增长“雁阵”，将更加有利于培育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也更有利于推进增进民生福祉落实落地。比如，若当前我国低收入户、中间偏下收入户的收入水平分别能够达到中间偏下收入户、中等收入户的收入水平，那么许多传统产业的市场仍有较大的扩张潜力。因此，明年以及“十四五”时期要更加重视促进共同富裕。当然，促进共同富裕不仅是提高收入水平和缩小收入差距的问题，还包括夯实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保障、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等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抓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经济社会风险，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确保国家经济安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传统安全因素出现重大变化，而且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影响也在迅速凸显，如经济安全、金融安全、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大国之间、区域之间的竞合关系显著复杂化，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带来新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并加剧全球安全风险。因此，“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很可能是我国各种矛盾、风险的多发易发期，容易给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带来更多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只有统筹发展和安全，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准备，才能争取最好的结果。通过“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提高风险预见预判能力”，更好地防范应对我国现代化进程面临的各种安全风险和挑战，减少各种灰犀牛、黑天鹅事件可能带来的损害，更好地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作者：姜长云，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