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经济研究审稿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原标题：经济学家探讨产业发展新方向本报讯（记者 赵语涵）在昨天举办的第七届中国产业经济研究学术年会上，多位经济学家就“十四五”时期中国产业经济发展之路各抒己见、展开探讨。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史丹围绕“工业如何支撑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发表了主题演讲。史丹认为，“十四五”新发展阶段如何保持工业占比的稳定，第一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第二是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路径，打通创新链，强化产业链，稳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数字经济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的形势下走出了逆势增长态势，由此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北大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表示，尽管目前对数字经济尚未有明确定义，但作为一种新业态，它主要体现在渗透效应、替代效应，以及产业的关联效应上。“数字经济本体规模不大，但是对各行各业都有渗透。”疫情之后，双循环新格局也一直是经济学家探讨的热点话题。对此，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于泽表示，未来要实现双循环格局，维持我国制造业产业占比基本稳定，并优化产业结构，更多的是要进行市场化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激发价格信号的作用。比如，通过要素市场改革，调整企业的生产成本；通过科技创新，改变产业进步的速度。

李悦等编著的《产业经济学》(第五版)已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在深入总结我国产业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产业经济学进行了创新性研究。该书突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着重论述了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发展规律等产业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紧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代化经济体系、乡村振兴战略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进行系统阐述；突破国外产业经济学只包括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和产业政策的理论框架，探索构建包括发展理论、产业规律、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业经济学理论体系。《 人民日报 》( 2020年02月06日 09 版)

日前，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院在官网发布2020年研究生各专业初试成绩排名。学术之路为了方便广大考生全面了解江西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2020年的考研成绩分布，特对江西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的相关成绩进行了如下统计分析。据悉，江西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是江西财经大学独立建制的专职研究机构，拥有产业经济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并拥有江西省第一个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2007年产业经济学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产业经济研究院拥有一支由知名学者领头，年龄结构、知识结构、职称结构和学历结构合理的专兼职研究队伍。产业经济研究院师资力量雄厚，现共有专职14人，兼职研究20人，其中教授15人，副教授13人，讲师6人，硕士生导师20人，博士生导师10人。产业经济学是1996年由原江西财经大学工业经济学和商业经济学合并而成的，是江西省第一批省级重点学科。产业经济学学科是我校最早取得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的学科，并在江西省最早设有博士后流动站。2008年本学科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江西财经大学2020年招生简章显示，2020年拟在产业经济学专业招收27名硕士，全部为全日制。经统计，2020年共计有164名考生报考，其中22名考生缺考1-4门，无缘复试与录取。本文主要统计没有缺考考生的成绩分布情况。经统计，共142名考生的成绩是本文统计分析的对象，这142名考生的英语成绩平均分为59.51分，考研政治的平均分为64.88分，业务课1的平均分为70.41分，业务课2的平均分为104.65分，总分平均分为299.44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考生们的成绩是比较高的，特别是考研英语成绩。考研英语、政治、业务课1、业务课2、总分的成绩分布如下表所示。考虑到今年的招生计划只有27名，因此我们只截取前53名考生的成绩，具体如下表所示。经统计，这53名考生的英语成绩平均分为66.45分，考研政治的平均分为67.94分，业务课1的平均分为97.79分，业务课2的平均分为124.23分，总分平均分为356.41分。如果我们将这个分数与其他学院（参见：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2020年各专业研究生初试成绩排名发布啦！）的成绩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分数。因此，想顺利考取江西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英语、政治成绩最好70分以上，专业课成绩也不低，这样才更有把握。假如按照1：1.2进入复试，那么复试分数线应该为350分左右。

当一些自然科学类核心期刊出现“彩虹屁”等奇葩论文现象时，人文社会科学类的CSSCI期刊（简称C刊）也遭到众多高校师生的吐槽。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C刊发表论文被称“难于上青天”，“僧多粥少”已引发了不少负面连锁效应，如人文社科类的研究生毕业难、教师晋升职称难，且催生了一条灰色产业链，严重打击人文学科研究、建设和人才队伍培养的积极性，加剧人才流失。“不是我不努力，是这里的水太深”2020年，西部某“双一流”建设高校外语讲师张姗即将退休。从2002年调入这所高校至今，因为没有发表足够的C刊论文，她无法晋升副教授，只能以讲师的身份“解甲归田”。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用来检索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被引用情况，其收录的期刊被称为C刊。“不是我不努力，是这里的水太深了。”张姗说，“外语类的核心期刊数量少、资源紧，想发表一篇文章太难了。”为了发表C刊论文，她不断尝试。几年前，她通过某核心期刊在网上留下的投稿地址投了稿，不久后收到了用稿通知，根据编辑部要求做修改，并付了1万多元版面费。但没想到，最终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我后来发现，这是一个经过包装的虚假网站。”张姗透露，屡次碰壁又遭遇骗局，彻底浇灭了她的希望。实在难以启齿，只能自认倒霉，张姗将所有精力和时间投入到教学工作当中，再也不提发表论文的事情。“年轻教师看到我们这样到退休还只是讲师，也很迷茫担忧。”半月谈记者在陕西、甘肃了解到，两省加起来共有上百所普通高等院校，而C刊数量20个左右，相对来说，学术资源远少于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对西部地区高校师生来说，发表C刊论文“难上加难”。甘肃某高校文学院一位教授介绍，对于人文学科的高校教师来说，发表学术论文在全国来说普遍很难，西部地区尤甚。“越发不了高质量的论文，越难以和东部高校交流互动形成对等，长此下去，形成了恶性循环，老师们的压力越来越大。”这名教授透露，为了在C刊上发文，很多老师托人找关系，希望认识编辑部工作人员，想与他们搞好关系，留个好印象，“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多人情稿、关系稿。”目前，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都在学科评价指标范围内。学科评估竞争异常激烈，不仅对老师要求越来越高，相关压力也转嫁到博士生身上。陕西一高校博士生导师告诉记者，在这几年他负责的4个博士生中，仅有1名如期毕业，其余3名均延期半年到两年不等。“作为导师我压力很大。有个学生很优秀，因缺一篇C刊论文，延迟毕业两年。从去年6月开始，我多次帮她修改论文，投给多家C刊，仍一无所获。”供不应求催生灰色产业链C刊每两年评一次，每次评选出的数量在有效期内是固定的。部分C刊为了“上位、保位”，便少发文，以提升“他引影响因子”指数，因为发表的文章越少就意味着分母越小，引用率就会上升，同时多方争取学术“大咖”支持，提升影响力。这进一步压缩了普通师生的发文空间，加剧了青年教师、博士生C刊发文的竞争激烈程度。教育部直属某大学学报创刊60年来，其社科版在文史相关基础学科及西北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方面特色明显。因学报稿件质量高、学术影响力大，还曾被教育部列入我国第一批“名刊建设工程”名录，并获得第二批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但2017年，因“他引影响因子”指数较低，从C刊名录中除名。在该学报负责人看来，以“他引影响因子”指数作为评价学术刊物水平的唯一标准并不合理。“我们学校以人文研究见长，学报的定位自然也以此为主，总不能把周秦汉唐文化研究假手于人吧？”近两年，全国人文社科类综合期刊为提高“他引影响因子”指数，出现两个趋势：一是人文类稿件数量逐渐下降，关注政治、经济和法律的社科类稿件明显增多；二是一些大学学报减少发稿基数，发论文要求愈发严苛，不仅导致全国人文类研究数量减少，也极大挫伤了师生从事研究的积极性。甘肃某大学学报主编坦陈，目前很多C刊要求发表者为副教授职称或在读博士，部分刊物甚至要求教授职称才能发表论文。为了提升自身刊物影响力及学术水平，会倾向于发表来自发达地区或国外的学术文章。由于投稿者的数量不断增加，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对作者层次要求越来越高，这主要是期刊评价标准单一导致的。”发表论文是一些师生的痛，但也成为一些人的财路。半月谈记者暗访发现，如今C刊发表论文可以提供“一条龙”式的代写、代发、代改服务，俨然形成一条灰色产业链。据一名提供“一条龙”服务的从业人员透露，不管C刊要求有多高，这条灰色产业链依然能提供完整服务。从事论文代写的人通常会在各大高校论坛等渠道发布广告，客户根据需要选择论文方向及发刊需求后，他们会联系专业对口、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副教授或者教授，由其执笔代写。如果客户有需要，还可以让较有影响力的副教授或者教授联合署名，起到增加影响因子的作用。C刊论文代写周期为一年左右，写作完成后，会与顾客所选择的期刊对接，由期刊的编辑代为修改、审核，最终发表。“整个论文写作发表过程完全是‘一站式’服务，客户不用参与就可以拿到一篇有自己署名的C刊论文。”这名从业人员透露，目前一篇C刊论文，代发价格为3万元左右，而“一条龙”服务的价格为6万元至8万元不等。其中，代写者通常能拿到2万元左右，受益较多的是渠道提供者，而后者往往是C刊工作人员。“为了毕业，为了晋升职称，客户都会下血本。”呼吁建立多元评价体系目前，C刊发文难已经引发连锁效应。西部地区部分受访教授表示，自己所在学校一些老师因发表文章难已有“出走”迹象。这些老师学术能力并没有问题，而是平台资源少，与发达地区的高校不在同一个平台，很难“同台竞技”。部分高校招录博士生显得困难，教师甚至“不敢招”。近年间，有一所高校的人文社科类在读博士生联合给学校“上书”，要求修改博士生毕业需发表3篇C刊且有一篇是A类的规定，最终未能成功。另一方面，由于较高的毕业要求，有些人文社科类教师不敢招生。如何改变当前现状？部分专家学者建议，一方面继续练好“内功”，在学者提升自身学术水平的同时，西部地区相关部门、期刊、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单位宜挖掘潜力，提升办刊能力。另一方面，应本着更为开放的观念，鼓励学术交流与合作，使高校与期刊形成良性互动。同时，建立学术期刊多元化评价体系。前不久，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已对此提出明确要求。教育部直属某大学学报负责人认为，不能把“他引影响因子”作为唯一评价标准，多元化评价体系才能保证学术研究评价的公允性。扩大博士生发表论文刊物的目录。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一名教授建议，除了南大C刊，可以把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纳入考核序列。同时，发挥导师组和答辩委员会的作用，对博士生学术能力的评价，不能局限于3篇论文，以避免评价体系机械化、刻板化。某高校教授向记者介绍了一个极端案例：西安的一名高考文科状元，本科北大、硕士复旦、博士北大，但因学术论文达不到要求，在陕西某高校应聘时被拒。实际上，这位青年教师在教学上相当出色，后来被其他地方高校引进，导致陕西错失一位优秀的青年教师。她认为，C刊发文虽是重要参考，但不能是评价人才的唯一标准，扩大范围、充实标准、多元评价，才能让学术研究走得更远。(来源:半月谈)

步入“十四五”新时期，什么是中国产业经济发展新方向？12月12日，第七届中国产业经济研究学术年会在京举办，多位经济学家就“十四五”时期中国产业经济发展之路各抒己见、展开探讨。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史丹围绕“工业如何支撑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发表了主题演讲。史丹认为，步入“十四五”新发展阶段，如何保持工业占比的稳定，第一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第二是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路径，打通创新链，强化产业链，稳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新型工业化将为工业发展找到新的发展路径。”史丹表示，因为传统工业化中有些工业已经走到生产峰值，下一步将要利用数字革命，给工业带来发展的新机遇。数字革命将能实现生产智能化、分工网络化、产品制定化、过程绿色化等。数字经济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的形势下走出了逆势增长态势，由此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对此，北大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表示，尽管目前对数字经济尚未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作为一种新业态，它主要体现在渗透效应、替代效应，以及产业的关联效应上。“数字经济本体规模不大，但是对各行各业都有渗透。”张辉说。在分析目前国内国际数字经济发展布局上，张辉认为，美国与中国在数字经济上领先其他国家，数字企业及独角兽方面，中美几乎包揽了前十。在国内，第一阵营包括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第二阵营为福建、四川、山东。其中，北京具有较全面发展的优势，上海以软件为主导，深圳则主张软硬结合。疫情之后，双循环新格局也一直是经济学家探讨的热点话题。对此，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于泽通过“需求侧产业升级动力”这一角度，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于泽表示，未来要实现双循环格局，维持我国制造业产业占比基本稳定，并优化产业结构，更多的是要进行市场化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激发价格信号的作用。比如，通过要素市场改革，调整企业的生产成本；通过科技创新，改变产业进步的速度。图片来源：人大首发院【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来源：巴比特7月23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及二级巡视员李燕在经济日报刊文“加快推动新时代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文章表示，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目标与推进方向，具有重要意义。推进过程中，主要是守住三个“底线”和对标三个“高线”。“高线”之一是技术创新应用对标高标准，大力促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创新应用，进一步完善有利于新技术扩散的制度环境，将重大技术装备首台（套）政策进一步拓展至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等领域，探索技术创新推广应用保险机制，加快健全新业态新模式的准入和标准规范。

李悦等编著的《产业经济学》(第五版)已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在深入总结我国产业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产业经济学进行了创新性研究。该书突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着重论述了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发展规律等产业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紧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代化经济体系、乡村振兴战略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进行系统阐述；突破国外产业经济学只包括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和产业政策的理论框架，探索构建包括发展理论、产业规律、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业经济学理论体系。《 人民日报 》( 2020年02月06日 09 版)

本期点评索引：北新建材、震安科技、中建科工、宁波建工、启迪设计、中冶天工、汉嘉设计、惠达卫浴。本文为原创内容，未经许可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侵权必究。1北新建材：已获得约4413.3万元政府补助11月10日，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北新建材”）发布公告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1月6日期间，在稳岗补贴、企业研发财政补助资金、疫情期间防控相关企业电费补贴、国家绿色工厂奖励等267个项目中，共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约4413.3万元（未经审计）。｜点评｜北新建材在受到政府相关补助后，除了要将补助用到实处外，还应努力做好经营以增强自我“造血”能力。2震安科技：一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扩大11月11日，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震安科技”）发布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北震安减隔震技术有限公司经河北省唐山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局核准，已在经营范围中增加了“减振制品、建筑隔震减震制品、抗震支吊架系统、房屋、公路、桥梁及轨道等隔震、减震制品及相关配套制品研究、设计、研发、生产销售、维修、安装、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等”和“承接建筑物结构加固、改造及钢结构工程施工、机电设备安装”。｜点评｜在建筑隔震减震越来越受到重视和钢结构越来越被大力推广的当下，河北震安此时增加上述相关业务内容，利于公司今后的市场拓展。3中建科工：与华为签署合作协议11月11日，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建科工”）官网发文称，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华为”）近日围绕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慧校园、智慧工厂、智慧工地等开展交流，并就BIM应用、智慧工地、运营项目等领域的合作机会与合作方式展开了深入探讨，同时在达成共识后签署了合作协议。｜点评｜智能建造是今后我国建筑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中建科工和华为在智能建造、数字管理等方面展开合作，利于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谋取更大共赢空间。4宁波建工：子公司中标一EPC总承包项目11月12日，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宁波建工”）发布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杭州中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近日中标浙江省长兴县新丰小区北侧A-1、A-2地块项目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项目，中标价为10.1468亿元，计划工期为880日历天。｜点评｜此次中标的项目若能顺利实施，利于上述企业在EPC总承包方面积累更多实践经验。5启迪设计：一子公司重大诉讼获准撤诉11月13日，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启迪设计”）发布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深圳嘉力达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深圳嘉力达”）在2019年8月20日曾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武汉中院”）起诉武汉市兴业广地农业有限公司（简称“兴业广地”）、陈皓、陈雄、陈方兴、李梅珍，要求五名被告连带偿还拖欠的工程款、服务款以及逾期利息约8610.65万元。鉴于深圳嘉力达已将持有兴业广地约11420.48万元的债权资产及全部所有权和相关权益转让给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海德资产”），并已累计收到转让款7500万元，武汉中院在《民事裁定书》中裁定准许深圳嘉力达撤诉。｜点评｜海徳资产已承担了上述债权资产及全部所有权和相关权益、风险，撤诉对于深圳嘉力达而言是好事，可以尽早从诉讼中抽身并将精力聚焦在自身企业的经营中。6中冶天工：机电分公司中标一土建工程11月13日，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冶天工”）官网发文称，机电分公司近日中标中普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简称“中普精密”）240万吨冷轧镀锌带钢项目土建工程。该项目位于河北省邯郸市魏县经济开发区中普精密新建厂区内，工程范围主要包括一条厚板（0.4～3.0毫米）镀锌机组、一条薄板（0.11～0.8毫米）镀锌机组、成品库及配套的公辅土建工程等施工内容；总工期为365日历天。｜点评｜该项目作为魏县重点建设项目，能顺利中标是对机电分公司综合实力、技术水平的肯定，利于提高中冶天工在冶金市场的占有率。7汉嘉设计：闲置募集资金管理获益54.9万元11月13日，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汉嘉设计”）发布公告称，2020年8月13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7300万元认购中信银行杭州玉泉支行结构性存款，于2020年11月11日到期，在赎回本金7300万元的同时，实际收益54.9万元。｜点评｜合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让其保值增值，为公司和股东谋求了更多的投资回报，值得肯定，但后续此类投资中仍需做好相关风险防范。8惠达卫浴：独立董事缪斌辞职11月14日，惠达卫浴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惠达卫浴”）发布公告称，公司独立董事缪斌因在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已满6年，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年限的有关监管规定，其本人特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独立董事职务以及董事会下属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辞职后，缪斌将不再担任该公司任何职务。｜点评｜缪斌辞去独立董事后，惠达卫浴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为保障股东和公司整理利益，公司还需按照有关规定尽快补选新的独立董事。（以上由中国建设报产经报道特约专家点评的事件均根据企业公开信息披露及权威媒体报道综合整理）延伸阅读：2020产业经济重大新闻事件点评（10月20日~26日，第170期）2020产业经济重大新闻事件点评（10月27日~11月2日，第171期）2020产业经济重大新闻事件点评（11月3日~9日，第172期）11月18日中国建设报产业经济报道版样监 制：肖正华 主 编：程小红 责 编：高洋洋

来源：澎湃新闻原标题：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什么样的制度促进高质量创业创业活动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化的议题，逐渐受到全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重视。根据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以下简称GEM）2019年的报告，全球各国创业活动发生的比例大体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而目前全球创业活力最强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拉丁美洲、加勒比海以及非洲地区，在创业活动指数方面排名前五的国家全部为发展中国家。然而，GEM报告指出，在经济保持稳定的同时，2018年以来中国的早期创业活动和成熟企业活动在逐渐减少，这可能是由中国的大型企业力量增强所导致。我们认为，创业行为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不确定性，即市场不确定性和政策不确定性。对比中外企业家的行为发现，两者在分配时间和精力方面有较大的差异，西方企业家的时间和精力主要花在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从事商业创新上，而中国企业家则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应对政策不确定性上。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保持微观企业的活力是关键，这就需要从制度层面降低创业成本，提高企业家创业积极性和创业动机，提供创业活动、尤其是高质量创业行为的稳定性支持。一、高质量创业行为的界定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早期创业活动与其倒闭率呈正相关。全球创业观察的报告显示，在早期创业活动率很高的泰国、智利、危地马拉和黎巴嫩，倒闭率也很高。在许多欧洲国家，倒闭率低，早期创业活动率也低。倒闭的原因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缺少利润或资本，这一原因平均占比为45%，这也意味着维持高质量创业有一定的困难。“全球创业观察”项目（GEM）把创业活动分成两类，一类是生存型创业活动，指创业者由于别无其他更好的选择而不得不参与创业活动来解决其所面临困难的创业行为；另一类是机会型创业活动，是指个人出于抓住现有机会并实现价值的强烈动机而开展的创业行为。创业动机对创业质量有着较大的影响。与生存型创业相比，机会型创业追求更好的商业机会，具有创新创业的强烈动机，通常其创业行为有更高的质量。这也是创业行为是否具有较高质量的事前衡量。从创业目标来看，高质量创业行为追求财富积累，通常开办的企业具有较长的存续时间，其发展战略也较为积极主动，追求创新质量；而低质量创业行为则主要是为了满足基本生存和消费，创业企业存续的时间可能较短，而且有相当大的可能在短期内倒闭，发展战略也是以被动模仿为主。由此，从要素投入看，高质量创业汇聚了各种高质量要素的组合，而低质量创业则主要以劳动力投入为主（如表1所示）。资料来源：作者整理创业行为的质量高低还可以进行事后衡量，即通过对企业家创业绩效或者新创企业生存状况分析，明确创业活动的实际成果和质量。一般而言，高质量创业行为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对国家税收贡献也相对较大，而低质量创业行为大多是自我雇佣，仅能创造少量就业机会，由于有些企业在较短时间内倒闭，这也使就业机会的提供具有不确定性或不可持续性。由此可见，创业动机存在差异性，在进行是否引入新产品和新生产方式、是否进入国际市场等经营管理类的重大决策时，高质量创业者往往更加愿意积极主动地投入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以寻求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新的生产流程和开拓新的市场，在追求企业国际化和生产率高增长的同时，也实现了个人财富的积累和社会地位的提升，这样的企业家将会为产品市场以及其所处的行业注入新的活力，并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成为政府税收的主力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有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二、什么样的制度能促进高质量创业企业家创业活动是长期动态发展的过程，潜在的企业家从感知和发现创业的机会到形成创业的总体倾向、最后作出创业的决策并付诸行动，需要一段时间反复推敲和斟酌，这包括了市场变化及政策变动等，这也意味着制度的优劣对潜在企业家的创业动机和创业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正式的制度对企业家创业动机和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政府对新建企业的项目支持、金融制度对新建企业开放绿色通道给予融资支持、在开办企业法律流程方面给予简化、给予新建企业税收优惠、积极的产权保护政策、严格的契约执行政策、创业所需基础设施的平等提供等等。良好的制度环境意味市场中较小的进入壁垒、较高的获取金融资源的便利程度、更多的政府政策支持和税收优惠等等，这些以包容、鼓励的态度对待新创企业的制度条款将有利于减少创业所需的交易费用和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创业行为所面临的风险。因此，良好的制度安排可以大大降低潜在创业者对困难的预期，显著增强个人对自身创业控制能力的自信心，从而形成对于创业成功与否这一问题的相对乐观估计，通常会大幅度增强创业动机和增加创业行为。非正式制度对创业的影响，文化和社会规范对创业行为的鼓励和支持，社会对成功企业家较高的尊敬，对创业较高的认可程度等。当潜在的企业家感受到环境对创业行为的积极反馈时，通常会进一步努力实施其创业行为；反之，潜在创业者常常会主动放弃创业行为而选择更加稳定的工资性工作。能显著提高潜在创业倾向和促进个人创业行为发生的制度因素并不一定能提高创业质量。较差的产权保护制度，则限制了潜在企业家创业活动的规模选择，进而影响了创业质量。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降低市场和政策导致的不确定性风险。金融支持可以缓解潜在企业家创业的融资约束，从而在创业项目选择时能选择投资较大、有一定规模经济的项目；政府对创业项目的支持也使潜在企业家不需要通过寻租等非正常手段获取一些关键性资源，使其创业活动能够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潜在企业家可以进行相对较高质量的创业行为。三、基于跨国数据的经验分析将企业家的创业活动分为三个层次：创业倾向（潜在的企业家的创业意愿）、创业行为（GEM的全员早期创业活动TEA指数）以及创业质量（各经济体内的早期创业者（创业3.5年以内）预期在未来5年内可以创造6个及以上工作岗位的创业者的比例）。主要数据来自于全球创业观察GEM数据库、世界银行WDI数据和世界银行全球营商报告。在样本的选取方面，从GEM数据库中获取的数据中剔除部分数据缺失特别严重的经济体后，保留了全球84个经济体数据。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类标准，将这84个经济体分为32个发达经济体和52个发展中经济体。全样本的描述性统计显示，各经济体18-64岁的人口中有创业意向的人口平均占比为20.31%，但是真正形成创业行为的比例却只有11.83%，大大低于产生创业意向的人口比例。在实际创业行为中，存在高工作岗位创造预期的企业家占比仅占21.35%，这也意味着全球创业活动的质量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发展中经济体的创业倾向为28.34%，明显高于全部样本，这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具有创业精神；全员早期创业活动指数为15.36%，这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具有更高的创业实际行动，但是高工作岗位创造预期值为21.07%，比全样本数据略低。这也意味着发展中经济体虽然在创业活跃度上高于发达经济体，但是在创业质量方面仍然处于相对较低水平。正式制度环境用金融制度、政策支持和政府管制来衡量。金融制度主要用金融支持这一指标来衡量，是对各经济体中新创立的和成长型的企业在创办和发展的过程中获取金融资源的容易程度进行的评估，评估分数越高，则表明该经济体对新创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越大。政策支持是指政府是否支持企业的创业行为。一国政府对于企业家创业行为的支持程度，得分越高，则表明政府支持力度越大。政府管制用创办企业所需时间来表示，这一指标从创办企业时开始到最终完成所有合法经营所需程序的总历时天数，时间越长，表明政府管制越高，对创业支持的便利程度越低。非正式制度主要用文化与社会规范这一指标来衡量，指经济体内部文化和社会规范对个人通过创业增加财富和收入这一行为的鼓励或允许程度，指标评分越高表明社会文化对创业行为的支持程度越高。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创办企业的法律流程的简化能够有效推动潜在企业家产生创业倾向和实施创业活动。政府对企业家创业行为的支持程度每增加1%，将使得产生创业倾向的人口比例增加11个百分点，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政府支持显著促进实际创业活动的影响程度比创业意向降低了约8个百分点，这也意味着一部分有创业意愿的人最终由于各种其他原因并没有进行实际创业，可能的原因在于，企业家从形成创业意向到最终实施创业行为之间仍然需要经历一次内心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这一过程中，仅有一部分人真正将倾向转化为实践，而另一部分人则因各种内在和外在的原因而最终放弃创业。企业创办时间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创业倾向，创办新企业的时间每缩短1%，会使创业意愿提高1.98%，使得创业活动的比例增加0.75个百分点。第二，金融对创业的支持并没有显著提高创业动机和创业行为，但良好的金融制度安排能显著提高高质量创业行为，新创企业获取金融资源的便利程度每增加1%，将使得高质量创业比例提升11.18个百分点。第三，文化环境中对创业行为的鼓励和支持程度的上升将显著提高该国创业行为的活跃程度，回归系数是4.7，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以52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的进一步研究也支持了上述结论。在发展中国家，政策支持对创业倾向和创业活动的促进作用比全样本国家更为明显，而金融支持虽然显著促进高质量创业行为，但其促进作用却比全样本国家略差。四、启示优良的制度环境有利于提高经济体创业活动的数量和活跃程度，但并非所有有利于促进创业行为发生的制度环境改善都能提高创业质量。要想提高全社会的创业质量，应该着重加强对高质量创业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却对低质量行为影响较小的制度环境的改善。第一，改革金融制度，对潜在企业家创业活动进行合理的资金支持，扩大融资渠道。第二，在保证必要的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尽量精简创办企业所需的流程和花费，为新企业的进入提供更加便捷的法律途径。目前来看，许多经济体内部在创办企业方面存在着流程冗余的状况，大大浪费了潜在企业家的时间、精力和资本，增加了创办企业的难度，甚至有些企业家会因为较高的进入成本，而无法使创办的企业以正式经济的形式存在，转而成为非正式经济或“灰色经济”。第三，政府为潜在企业家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例如更多地将政府的项目机会提供给新创立的中小企业，提高对于新创企业的产权保护等等。政府政策的支持不仅仅会直接提高经济体内部的创业数量，而且可以通过引导社会舆论，提升社会文化和社会规范对企业家创业的鼓励和支持程度，从而间接增强潜在企业家的创业意愿，推动社会创业行为的增加，提高创业质量。（作者江静系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