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创新与研究

李悦等编著的《产业经济学》(第五版)已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在深入总结我国产业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产业经济学进行了创新性研究。该书突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着重论述了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发展规律等产业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紧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代化经济体系、乡村振兴战略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进行系统阐述；突破国外产业经济学只包括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和产业政策的理论框架，探索构建包括发展理论、产业规律、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业经济学理论体系。《 人民日报 》( 2020年02月06日 09 版)

院各部门，各相关单位：经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云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批准，《产业科技创新》，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53-1237/N，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2096-6164，主办单位由云南省科技厅科技宣传教育中心变更为云南省科学技术院，出版单位由《民营科技》杂志社变更为《产业科技创新》编辑部（为云南省科学技术院内设机构）。办刊宗旨为：围绕国家科技创新方针，聚焦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产学研深度融合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交流产业科技创新理论和科技成果。每逢双月出版。知网数据库检索。主要栏目为：科技前沿：产业科技理论和应用研究，重大科技成果研究等；战略管理：产业科技创新战略、政策、制度、组织、管理问题研究等，科技创新管理的热点难点问题研究；科技产业：科技与产业发展问题研究，科技金融与文化科技研究，技术经济研究，科技服务等研究；创新实践：产业科技创新调研报告、实证研究，科技成果转化研究，科技扶贫研究等；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服务等研究；行业动态：地方科学院、重点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产业科技创新动态，重大产业科技创新政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动态。每期具体栏目根据稿件内容设定。由于杂志刚刚启动筹办，为做好杂志第一期的编排、出版工作，现向院各部门、各相关单位人员征集稿件。稿件要求资料可靠、数据准确，具有理论性、科学性、实用性和创新性；文稿内容格式包括：论文题目，作者姓名，作者单位，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作者简介等；论文篇幅一般以4000~6000字为宜；来稿文责自负，抄袭率控制在15%以内，严禁一稿多投；编辑部在收到稿件后5个工作日内邮件回复，如果一个月内没有收到审稿回复则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确认；请在文稿后面注明稿件联系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地址、电话、邮箱等信息，以便本刊编辑联系有关事宜；来稿请通过电子邮件附件发送或通过邮局投寄，并请注明论文投稿。1.符合本刊编辑方针和出版宗旨，内容健康，学术性强，具有真实性、科学性、理论性、实用性、创新性，文字精炼，语句通顺，主题明确，重点突出，一律打印清楚。一版在2200字以内，2版起发。切勿一稿多投。2.严格参照本刊编排格式来稿，来稿前认真校正错字别字、专业术语、数字量词、引文图表、人名地名、标点符号、年月时间、政治误差、涉嫌保密等。务必详细注明作者姓名，出生年月，性别，民族，籍贯，学历，单位全称，职务，职称，研究方向，学术成就，联系电话，电子邮箱，联系地址等。来稿尽量附寄软盘或将稿件发电子邮件。稿件处理1.本刊对一切稿件处理均与第一作者联系。本刊有权对来稿做文字删改，并提请作者核准。来稿一律文责自负，严禁抄袭，作者如有侵权行为，本刊不负任何连带责任。因条件有限，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如作者在2个月内未接到本刊任何通知，稿件可另行处理。文稿经审修刊出后赠第一作者当期刊物2册。2.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出刊后会被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题目:要求言简意赅，标新立异，大气磅礴，严谨工整。作者姓名:居左，与题目间空2~3行，单作一行。多名作者间各空2字。【摘要】与作者单位全称间空2~3行，要求摘要内容言简意赅，严谨活泼，体现全文主题思想之精髓，不是文中某段落某句话的重复摘录。【关键词】3~5个，紧扣文章内容主题，各词之间用分号。【基金项目】本文为……项目批准文号（……）。【作者简介】姓名(出生年- )，性别，学历，职务职称；研究方向:专业内容。正文:与作者简介空2~3行。结构层次如下:1 ................（单作一行)1.1 ................（单作一行或衔接)短横线(15个字左右) [期刊文献] 作者.文题名.期刊名，出版年，卷(期)数:起页~止页[专著文献] 著者.书名.其他责任者(译者).卷(册)次.版次.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页~止页来源：无忧文秘新学术 微信公众号无忧文秘新学术更多价值资讯请来，无忧文秘新学术

核心摘要：孵化器行业概述：孵化器作为创业服务的重要载体，与众创空间、加速器等形式在软硬件条件、服务对象及服务门槛方面具有显著区别。中国孵化器行业发展历经4个阶段，目前主要分为产业型孵化器、创投型孵化器、空间/物业型孵化器、媒体型孵化器和地产型孵化器等5种类型。中国孵化器行业发展外部环境总体较好，从政策、技术、区域经济和社会等维度评价，均具备良好的引导效应与正向价值。孵化器行业供给和需求量未来都将保持增长，资本赋能效应会被逐步弱化，更多依靠的是大企业产业资源整合与商业模式创新。中国孵化器发展特点与国外同行相比具有典型区别，具体体现为受政策驱动影响较大，运营成本主要来自政策性补贴和业务营收等。产业创新孵化器发展现状：产业创新孵化器有别于传统孵化器形式，表现为在政府扶持下由大型企业主导运营，政府和外部机构对应提供引导扶持与相关服务。产业创新孵化器在孵化器行业整体链条中所占话语权比较大，成为驱动行业转型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产业创新孵化器核心覆盖新科技领域，同时联动辐射各细分赛道。产业创新孵化器的核心价值体现为既是区域核心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解决企业创新探索失灵的制度设计，其商业化路径根据不同类型的母公司主体形成分化，多依靠组合模式灵活增收。目前，中国产业创新孵化器在运营、资金及自身创新方面仍面临一系列发展困境。趋势展望：未来，中国产业创新孵化器应首先基于宏观背景明确定位，定位赋能辅助角色，提振产业发展动能并优化创新方式；其次，产业创新孵化器应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助力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融合进程，作为企业和创新的核心链接点发挥更大价值；最后，产业创新孵化器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与愿景，形成差异化服务模式与发展路径。孵化器概念界定孵化器对比众创空间、加速器等概念具有显著差异在初创企业服务市场及创业圈中，孵化器与众创空间、加速器等概念经常被同时提起。从定位及服务形式来看，三者都聚焦于为初创团队及创业个人提供包括办公场地、社交空间、外包服务及资源共享等多维度的周边服务，助力初创公司快速成长。但三者无论从软硬件条件、服务对象及服务门槛上来看都存在明显区别：孵化器更多定位于服务新创办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基于此类企业的发展特点为其提供较为规整优质的办公环境，并配套政府及运营母公司丰富优质的产业资源与资金支持，入孵筛选规则相对严格；加速器是在孵化器孵化基础上，对具备一定发展基础的初创企业进行技术与商业模式的快速升级迭代，加速其成长过程并与资本紧密对接；众创空间组织相对灵活，面向所有创新创业群体开放，与传统意义的孵化器相比门槛更低。中国孵化器分类及商业延展性商业化途径存在困境，产业型孵化器接替产业革新重担通过对比孵化器属性和核心服务模式，可将中国整体孵化器行业分为五类，它们分别为产业型孵化器、创投型孵化器、空间/物业型孵化器、媒体型孵化器和地产型孵化器，此外由于孵化器行业仍处于初期探索阶段，整体服务模式与盈利模式并不完全成熟，也存在例如产业+地产、创投+空间等复合型孵化器类型。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红利淡出行业舞台，孵化器服务逐渐回归商业本质，即如何依托自身运营能力实现稳定发展，从而达到投资回报或商业落地的目的成为行业核心探讨问题。在各类孵化器中，由于产业型孵化器多由企业主导，且与企业业务结合较为紧密，所以具有更高的商业落地可能性，成为行业核心探索方向之一。中国孵化器行业发展历程虽已历经四次迭代，但行业仍处于较为初期的发展阶段中国孵化器行业发展起步较早，最初主要以提供基础的空间租赁作为核心服务，多依存于高校和研究院所发展。而在近十年期间由于国家双创政策和资本的双重推动，行业先后经历了政策赋能阶段和资本赋能阶段。在政策赋能阶段孵化器服务在空间租赁基础上，除提供政策申报外，延伸出提供代记账、人才招聘等多样化服务。而后行业进入资本赋能阶段，在此期间由于资本的大量涌入，针对企业资金需求直接入股投资或其他资本对接的孵化模式逐渐成熟。现阶段以企业为主导的产业创新型孵化器，通过企业自身丰富的产业资源赋能入孵企业发展成为行业发展核心探索模式。虽然中国孵化器行业已经历4个发展阶段，但从国内孵化器整体的盈利情况、运营稳定性和品牌影响力来看，整体行业的仍处于较为初期的发展阶段，如何结合中国特色政策与商业环境，构建稳定可持续的商业化服务模式仍需未来持续探索。中国孵化器行业PEST分析外部环境基础良好，有利于孵化器行业发展中国孵化器行业供需分析新增企业保持持续稳定增长，为孵化器市场带来广阔机遇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实有企业数量和注册资本（金）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6.7%和27.9%，市场主体得以充分发展。大量初创企业的持续涌现，对各类型孵化器的需求日趋明显，推动其市场规模快速增长。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孵化器4063家，场地面积接近1.2亿平方米，带动创业就业人数接近260万人，在孵科技型中小企业达17.75万家，在孵企业总收入6335.7亿元，累计毕业企业达11.1万家。未来，随着政策的不断利好与产业集聚创新趋势深化，中国孵化器行业市场想象发展空间仍然可期。中国孵化器行业投融资情况资本投资逐步恢复理性，聚焦于早期孵化团队扶持2015年至2019年4月，国内孵化器行业累计发生融资事件78起，呈逐年下降趋势，孵化器行业已由资本热炒阶段进入依靠实力打磨与商业模式创新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全新发展阶段。另一方面，由于产业创新孵化器的崛起，大型国有、民营及外资企业倾向于内部整合资源对孵化器进行投入，商业资本投资空间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从融资轮次来看，国内孵化器行业的融资主要集中于天使轮和A轮，说明投资机构普遍看好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优秀孵化团队，希望通过资本布局加速科技企业的孵化进程。中外孵化器服务对比分析（1/2）国外孵化器重视技术前沿探索，国内同行受政策驱动影响大1959年第一家孵化器诞生于美国纽约，为中小企业快速发展打开了一扇全新窗口。随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微电子、新型材料和生物工程为支柱的一系列最新科学技术的突破和应用，全世界范围内进入科技革命高潮，小微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核心力量，借助孵化器将最新科技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新增长极。相对比而言，国内外孵化器行业发展的驱动因素有所不同：国外孵化器的兴起反映的是信息技术产业逐渐形成的市场化过程，加速技术与资本流动成为核心诉求；国内孵化器演进过程受国家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意志影响较大，以探索技术实现首次商业化与提供适配产业发展的管理咨询、投融资等周边服务为主要目标。此外，国外孵化器产业商业化程度普遍较高，孵化链条可锁定至新兴产业发展的科技前期，国内孵化器更多关注技术应用领域的发展期企业，对种子期企业的孵化效果有限。中外孵化器服务对比分析（2/2）国外孵化器重视企业价值收益，国内同行依赖补贴与营收国内外孵化器的目标客户都锁定在早期、特定行业、具有商业前景的初创企业，致力于为其提供成长初期缺乏的资源，以协助其实现商业价值快速增长。根据价值链管理理论，可将商业模式内涵拆分为价值定位、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与价值传递等维度。尽管在这四个维度内国内外孵化器存在普遍的核心诉求，但受限于体制、经济与文化等方面差异，国内外产业创新孵化器的探索方向及落地形式有所不同。国外孵化器更注重创客文化以及高技术投资回报，倾向于以获取在孵企业股份或抛售在孵企业股票收获溢价作为主要的盈利方式，并形成持续自主经营能力，通过技术累积与项目展示收获口碑；国内孵化器紧密围绕政策导向和产业价值定位制定预期发展目标，通过打通产学研环节以加速资源交换与集聚，为被孵企业提供空间租赁、申请政府补贴、获得税收分成、组织各类培训等获得收益，并不断积累资源与品牌影响力形成雪球效应。产业创新孵化器概念界定产业创新孵化器由企业主导运营并提供完整商业服务随着初创企业及创业团队快速涌现，既有的孵化器数量与运营模式已很难满足市场需求。各行业内头部企业（国企/民企/外企）与知名商业机构利用自身特色资源集聚与行业认知优势，从内部项目孵化起步，逐步发展为对外提供初创企业综合孵化服务的产业创新孵化器模式。与传统孵化器由政府或成熟科技园区发起、设立并提供资源支持的运营模式不同，产业创新孵化器指在政府扶持下由企业主导运营，为经过一定筛选条件的初创企业提供固定办公场所，并以商业规划、投融资撮合、工商税外包、人才招聘等服务模式创新作为核心竞争力的运营机构，可为被孵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可以有效推动被孵企业商业化进程，并加速产业整体高质量发展。中国产业创新孵化器分类及特征不同类型产业创新孵化器具备各自核心优势特征产业创新孵化器由于主导企业的类型不同，又可分为国企主导型、央企主导型、外企主导型、传统私企主导型和互联网巨头主导型，其中前两类主要通过政策倾斜和产业资源集聚的方式来赋能创业企业发展，外企主导类则利用其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和全球化市场资源，帮助创业企业高效对接业务拓展，加速其市场化进程和产品实践，传统私企主导类和互联网巨头主导类则在自身产业生态基础上，系统性推进创业企业商业落地的良性转化。现阶段由于国央企改革仍在进程中，虽然国央企主导类产业创新孵化器在赋能产业创新的过程中动力十足，但由于企业机制的复杂性，创业企业的商业实践与原产业结合过程中仍存在多方位掣肘，面临较大挑战。对比之下以传统私企主导和互联网巨头主导的产业创新孵化器则更为灵活。未来传统私企主导类和互联网巨头主导类将优先于其他产业创新孵化器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国央企主导类仍是行业最具有发展潜力的主体。中国产业创新孵化器相关产业链剖析产业参与主体大浪淘沙，共同建构行业转型升级新引擎中国孵化器产业链参与主体不断丰富，产业生态逐渐健壮。位于产业链中游的产业创新孵化器区别于其他孵化器，由于其客户定位不同，核心服务对象是母公司，价值服务也更加关注如何为母公司带来价值，即提供何种机制和组织安排，协助母公司践行开放式创新。作为创业团队与公司内部机构之间的缓冲区，产业创新孵化器不但可以降低彼此间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可以藉此引入外部技术资源，加快技术的商业化进程，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同时，也可以为内部闲置的创新成果提供外部商业化路径从而激发公司内部的“企业家精神”，并与外部资源方共同分担创新风险。正因如此，其中的大型企业对于产业创新孵化器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其细分产业链中具有绝对话语权。但也正是这部分大型企业不断驱动着现阶段中国孵化器行业的转型升级征程。中国产业创新孵化器服务领域聚焦核心覆盖新科技领域，联动性辐射各细分赛道中国产业创新孵化器覆盖领域由于多依托于大型企业，现阶段主要聚焦在新科技领域，例如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此外由于互联网巨头的参与，覆盖领域持续增加包括社交、电商、营销、视频和教育等。随着科技创新及技术落地加速实践，未来产业创新孵化器生态将进一步健硕和丰富，但其中新科技将仍为发展道路上的核心主旋律。中国产业创新孵化器服务核心价值作为市场创新系统的核心中介扮演多种角色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市场体系并不十分完善，存在一定的商业制度缺失，孵化器服务能够起到制度中介作用。产业创新孵化器在客户定位上偏重于对母公司负责，更多定位于服务母公司的创新战略，对于母公司而言孵化器是其践行开放式创新理念的重要平台。此外产业创新孵化器对企业具有潜在的实际商业价值，例如租金现金回报、投资回报、收并购提高企业市值回报、降低研发成本并提高产能效率的技术回报、提高企业短期影响力及公益性回报等。总体来看产业创新孵化器作为市场创新系统核心中介，既是区域核心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解决企业创新探索失灵的制度设计。随着科技创新与技术创业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经济重要力量，产业创新孵化器正在成为整合技术、知识与资本的重要工具，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正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产业创新孵化器商业化探索两条路径下的多种盈利选择，但机构多采用组合模式灵活增收目前中国产业创新孵化器服务机构主要通过空间租赁、政府补贴、培训/咨询费、持股孵化辅导、投资回报和税收分成等方式实现盈利。其中以空间租赁、政府补贴和税收分成作为主导盈利方式的产业创新孵化器，核心竞争优势来自于资源获取能力和政府关系维护能力，对于国央企主导类有更高的适应性；而将持股孵化辅导、投资回报、培训/咨询作为主要盈利模式的产业创新孵化器，核心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自身市场化运作能力，私企主导类、外企主导类和互联网巨头主导类更具发展优势。但目前产业创新孵化服务机构多采用组合盈利模式，以丰富孵化器营收途径。中国产业创新孵化器行业发展困境中国产业创新孵化器渐入发展期面临的转型困境孵化器作为特殊经济技术组织形态，对科技成果转化、新创企业扶植、区域经济繁荣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中国产业创新孵化器作为产业服务核心环节的中坚力量，正由探索期逐步进入多元发展期，尽管总体上发展良好但也面临诸多困境。宏观层面，我国整体创新能力不足，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缺乏创新的动力和机制；企业层面，我国产业创新孵化器仍面临运营、资金和创新等发展困境。发展趋势-基于宏观背景明确定位未来定位赋能辅助角色，提振产业发展动能并优化创新方式当前，中国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特殊时期，随着劳动力成本和资源耗费的增加，传统行业增长动力与盈利能力开始下降，宏观经济整体面临下行风险。与此同时，由科技创新推动的产业升级将成为未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将逐步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传统产业赋能改造的同时，裂变催生出全新的产业赛道与商业模式。产业创新孵化器作为承接技术转移与资源外溢的优质载体，应定位于赋能辅助者。一方面，产业创新孵化器可以快速集聚一批产业链上中下游初创技术企业，为产业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带来新鲜血液，补齐关键缺失环节，强化主导企业在相关产业领域的布局力度；另一方面，产业创新孵化器可通过主导企业的集聚效应和示范带动，打通创新要素流动渠道，最大限度利用资源强化底层通用技术与产品研发，推动创新模式由单一领域的离散式突破向跨领域的群体性突破转变，构建新型创新应用生态环境。发展趋势-产业国际化融合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助力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融合进程中国作为世界后发经济体在国际化过程中一直以来都面临市场和技术双重劣势的窘境，这两种后发劣势长期积累的情况下，模式和技术创新是现阶段中国企业国际化探索的关键。产业创新孵化器作为中国企业和国际创新的核心承载者，一方面不断引进国外头部企业产业资源和创新服务模式，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融合探索创新机制的建立与改革，持续助力中国企业加速实现从模仿者到引领者的转化，未来产业创新孵化器在中国企业国际化融合过程中的价值将进一步凸显。发展趋势-差异化发展带来更多想象空间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与愿景，形成差异化服务模式与发展路径当前，产业创新孵化器提供的服务内容比较有限，且大部分产业创新孵化器缺乏差异化服务能力与商业模式活力。同时，产业创新孵化器在发展路径选择上还有待明确，与政府、资本以及其它合作方的纽带需进一步研究梳理。未来，产业创新孵化器会逐步明确目标市场，对不同入孵企业进行分项研究与差异化战略制定，不断发掘企业成长过程中产生的新型需求，创新变现及盈利模式，实现良性“造血式”运营发展；在发展路径选择上，也会向产业生态、资本合作、平台对接以及政府服务等细分方向延伸，提供差异化的创业企业服务价值。

来源：证券日报本报记者王宁《证券日报》记者最新获悉，近日高瓴产业与创新研究院联合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联合发布了《迈向2060碳中和——聚焦脱碳之路上的机遇和挑战》的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就“碳中和”背景下的发展路径、行业机遇和挑战、政策激励措施、气候投融资等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报告》认为，中国承诺“碳中和”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的一项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也开启了中国以“碳中和”目标驱动整个能源系统、经济系统和科技创新系统全面向绿色转型的新时代。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将带来科技创新、能源和经济转型的重大机遇，相关产业和公司如果能够把握好这个大的趋势，就可能开辟一系列新的高成长的业务领域，取得更好的长期收益，并有效规避低碳转型对传统高碳产业所带来的风险。《报告》指出，全球已形成的“碳中和”共识将有力地引导长期投资向低碳领域配置，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意味着颠覆性的能源革命、科技革命和经济转型。中国实现“碳中和”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比发达国家更多，但是实现“碳中和”是可行的并且能带来多重效益。《报告》重点梳理了实现“碳中和”的八大重点领域的相关机会，包括电力、交通、工业、新材料、建筑、农业、负碳排放以及信息通信与数字化领域。如电力领域的光伏发电中硅片和电池片技术提升、交通和工业领域的电气化、新材料领域的循环利用再生、建筑领域的节能改造、农业领域的化肥和畜禽养殖排放相关减排技术、负碳排放领域的碳捕集封存和利用（CCUS）技术以及信息技术与数字化领域的智慧生活方式与健康等。高瓴合伙人李良表示：“2021年的到来，意味着我们正在步入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十年。携手应对气候变化，也成为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公司自成立伊始便将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视作自身长远发展的重要保障，在投资全生命周期中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因素，将其作为必不可少的投资决策标准。在科技创新和实业赋能投资主题之外，我们也成立了专门的团队，投资于气候变化相关的方向和领域，希望依托高瓴深度研究和持续参与创新的实践经验，创造更多产业升级和科技突破的机会，从而实现更长期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高瓴产业与创新研究院院长梁红博士表示：“高瓴通过前瞻性的行业研究，持续加大对气候变化、新能源、绿色低碳技术等领域的投资布局。未来，高瓴将持续寻找产业升级和科技突破的新机会，为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助益。”（编辑张伟）

文/亿欧智库当前，我国正处在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进入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发展关键期。以阿里、百度为代表的科技企业依靠创新驱动企业效益增长，在国际市场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私募股权市场，人工智能、共享经济等类型的初创公司成长为独角兽，试图撼动传统行业格局。市场中的创新要素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现出来并发挥作用，如果以量化思维去考量产业创新，结果将是如何呈现？亿欧智库基于已有的研究和自身对产业创新的理解，使用层次分析法，形成产业创新指数评价体系，提供以行业为分析角度的洞察国民经济和市场的视角和方法。呈现和阐释2016年以来至2017年年末产业创新的现状和成果，最终形成《2017中国产业创新指数研究报告》。Chapter1：产业创新背景和内涵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康奈尔大学等联合发布的《2017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已提升至第22名，成为排名最高的中等收入国家，创新的投入和产出效率比甚至高达第2名，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创新经济体。尤其在备受关注的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的初创公司规模、专利数量、论文被引数量等名列前茅，顺应当下的产业革命趋势，中国有机会成为国际创新高地。也应注意到，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达到一定阶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转方式调结构成为经济改革的重点，这要求以往依靠资本拉动、依靠低人力成本、以规模换收益的企业急需完成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提高发展质量。目前我国的产业创新生态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创新效能不足，创新主体间的互动性、创新链间的耦合性、产业链与创新链间的协同性都不够完善，制约着整体创新效率的提高。因此，实现创新要素驱动发展，亟待构建开放、合作、互利、共享的创新生态。为了更直观地反映不同行业的创新成果，更体系化地研究产业创新的动态，亿欧智库基于已有的研究结果和自身对产业创新的认知理解，将新科技、新理念、新政策以及产业的活力程度作为衡量指标，形成产业创新指数评价体系。Chapter2：2017中国产业创新指数排名通过收集整理不同数据，亿欧智库最终形成2017产业创新指数排名结果。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的创新得分远高于其他行业，印证了两大行业输出扩散创新成果、支持其他行业升级发展的重要地位。在创新企业100强中，华为以7447的高创新指数居于第一，其次分别是中石油、阿里、中兴和腾讯。制造业在100强中占到了60%以上，尤其是汽车制造和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扮演了主要角色。新科技指数方面，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得分远远超出其他行业，得益于其科研应用和技术服务的行业特征。制造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性产业和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也走在科技创新的前列，但是在制造业内部，不同细分行业的创新程度差距悬殊。以企业的研发投入为衡量标准，发现前100家企业的研发投入总和占到整体的53.7%，其中大多数为大型国企和科技企业。此外，在新理念和新政策层面，能够发现软件和信息技术业发挥了强力的引领作用，政府更加注重引导扶持小微企业创新。从行业的活力程度来讲，资本市场往往更青睐科技型初创企业的未来潜力。Chapter3：产业创新指数行业分述本部分，亿欧智库分别以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为例进行了简要总结和案例分析。Chapter4：2017中国产业创新指数结论整体而言，除科技驱动的科研和技术服务业、新兴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外，其他行业在指数表现上与前两名差距较大。近几年新科技新业态的涌动仍未明显撬动传统行业创新发展，初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挥鲶鱼效应仍有待时日，行业与信息化、数字化融合尚局限在少数范围内，研发投入梯度呈长尾曲线，实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仍在前期攻坚阶段。从行业层面来讲，我国研发创新的头部企业主要分布在计算机和电子设备、汽车制造、软件和信息技术和工业行业。根据企业研发投入排名结果，国有企业在引领科技创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头部企业与中长尾企业的研发投入量相差巨大，后进者面临着较严重的淘汰风险。软件和互联网行业成为创新理念的发散地，政府则倾向于选择以市场为导向的间接调控手段，为创新创业保驾护航。文章版权属北京亿欧网盟科技有限公司所有。文章内容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亿欧对观点赞同或支持。

文丨中国数字化年会组委会 来源丨首席数字官2020年12月10日上午，以“点亮数字未来”为主题的2020中国数字化年会线上论坛盛大召开。在盛大的云端开幕式上，国内首个“数字企业测评系统”，也正式发布并上线运行。“数字企业测评系统”由数字产业创新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董小英教授研究团队，根据“数字企业模型”和310份中国企业有效样本开发而成，企业可以在线实时自动测评，希望帮助企业在数字化战略、数字化运营、数字化资产管理、数字化绩效等多个维度上进行对标，寻找差距，为下一步数字化转型的规划与创新提供参考。“数字企业测评系统”背景介绍：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是全球性的前沿课题。它不仅仅是互联网企业的核心任务，更是传统企业需要面对与解决的核心课题。但是，适合中国企业衡量数字化水平和指导能力提升的指标体系一直空缺。2018年2月开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董小英教授及研究团队、锦囊专家联合十余位业内知名CIO组成联合研发团队，基于多年的研究和探索，在参考国内外大量数字化研究基础上，通过文献调研、案例访谈、问卷调查、深度研讨等多种研究方法，启动数字企业模型问卷调研及案例研究工作。研究团队提出的“数字企业模型”由架构层、关键要素、指标体系、分析系统共同组成。该体系经历几次深度讨论和统计分析进行迭代逐渐成熟，在《变数：中国数字企业模型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一书中系统介绍，并成为《中国数字企业白皮书》（2020、2019、2018）的数据基础。在对数字企业长期且大量样本的深度调研和研究中发现，企业迫切的希望通过数字企业标准化模型，进行深度的企业自身数字化转型成熟度和数字化能力测评，收获标准化、多维度、量化的数字化能力评估。基于这样的数字企业构建的需求，数字产业创新研究中心联合董小英研究团队，历时一年时间深度打磨数字企业测评系统模型，结合外部专家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中面临的实际问题与痛点，以及锦囊专家的技术团队基于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长期服务经验，共同开发出“数字企业测评系统”基础测评版本，今天正式上线运行！数字企业测评系统致力于帮助数字化转型中的企业进行自我数字化能力现状评估，明确未来数字化能力建设规划及目标，动态调整数字化转型战略及优化部署具体实施路径。“数字企业测评系统”模型理论依据：数字企业测评系统2021版，根据数字企业模型3.0开发而成，旨在帮助企业在数字化战略、资源、能力、资产和绩效层面进行对标分析，明确定位、寻找差距，为下一步数字化转型的规划与创新提供参考。数字企业模型3.0 是在2018、2019年基础上迭代版本，故称数字企业模型3.0，由五个主概念层和十二个子要素构成。五个核心概念层包括战略层，资源层，能力层、资产层和结果层。在这五个核心概念层内，分别提出了十二个要素，战略层以数字化战略为要素；资源层以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人才为要素；能力层以数字化生产、数字化运营、数字化营销、数字化决策、数字化创新、数字化生态为要素；资产层以数字化资产、数字化服务为要素；结果层以数字化绩效为要素。目的是从组织战略、人、技术、过程、资产、结果等不同维度，立体呈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关注的问题和进程。数字企业模型3.0参与“数字企业测评系统”线上测评，您将收获：即时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多维度能力测评分值；数字化转型能力将从战略定位自评、数字化人才团队、数字化技术应用、数字化（生产-运营-营销-决策-创新）能力、数字化生态、数字化服务、数字化绩效、以及基于数字企业模型2020数字企业平均得分八大维度的具体数字化对标图表；基于数字企业模型的一级指标维度下细化的多指标具体得分；简单清晰直观的多图表多维度呈现的《数字化转型测评报告》PDF版本。“数字企业测评系统”使用指南：测评方式：请企业数字化转型负责人认真填写，系统将自动生成多维度数字化能力评估对标图表。收费标准：在线测评免费，即填写完测评题目将为您免费呈现企业自测评对标图表。如需获取完整的测评PDF版报告，仅需支付费用580元。目前，数字企业模型得到工信部、国资委等相关领导高度认可，并为政府、企业相关负责人进行培训辅导。一批正在实践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的行业龙头企业，如中石油、上汽大通、建发集团、华为、招商局、新奥集团、国家电网、广西中烟、重庆银行、阿斯利康等，将本模型及相关研究报告、案例，引入企业内部，指导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实践。上千家参与前期问卷调研的企业，通过学习报告受益。便捷高效的专业测评系统就在今天已经正式发布，还等什么，抓紧时间登录锦囊专家官网开启线上企业数字化转型测评之旅吧！

产业体系是经济体系的子系统和重要根基。2019年8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研究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等问题，提出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如何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日前，受中共中央委托，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带领民建中央调研组赴上海市和广东省调研，实地考察两地部分企业，了解相关产业链和供应链发展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部门、企业、学界的意见建议。形成共识，深刻认识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性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涉及很多方面，千头万绪，该如何统筹，从哪里着手？调研组认为，首先要深刻认识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性。在调研组召开的第一场座谈会上，来自汽车、制药、能源、科技等不同领域的企业家代表和上海市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探讨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性。调研组成员们一边听、一边记，并和企业家、专家学者交流、互动。调研组鼓励企业保持定力，坚定信心，以产业链思维抓产业发展，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既是应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重要举措，又是做大做强实体经济、持续增强经济内生发展动力的必然选择。”调研组成员、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说，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既需要龙头企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也需要中小企业积极参与、齐心合力。面对产业链涉及范围广的现实情况，调研组又召开了“长三角三省一市”座谈会，听取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相关部门的介绍。抵达广州后，调研组还听取了广东省有关部门、相关企业和行业协会代表关于产业链发展的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限时发言亮干货的座谈会，帮助我们了解地方实情，促使我们在加强前瞻性谋划和规律性思考上下功夫。”参加完座谈会，调研组成员、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王济光说，“加快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长三角地区要以一体化发展为方向，共同构建区域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合力推动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汽车等重点产业的产业链现代化，提升国际竞争力。”直面问题，建立自主创新、安全可控的产业链“部分行业领域缺少关键核心技术，产业链脆弱，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龙头企业较少。”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相关负责人说，“从科学到技术再到产业的链条还未全面打通，科技创新成果与市场需求结合不紧。”浙江省科学技术厅相关负责人介绍；“部分企业仍处于产业链中低端，创新能力和服务支撑国家战略能力有待增强。”广东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说……座谈会上，不同地区、行业的发言人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创新。带着问题和思考，调研组在上海和广州市先后走进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上海微电子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发展的优势、技术创新要素现状、面临的困难及建议等。调研组认为，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必须推进创新平台建设，组织整合科研创新力量，开展关键制造工艺联合攻关，加大基础专用材料研发力度，提高产业技术基础能力，全力破解产业发展中的“卡脖子”难题，构建一批自主创新、安全可控的产业链。补齐短板，加快培养科技人才和技能人才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人才是基础。从上海到广州，一路走来，关于如何发挥人才创新根基和创新核心要素作用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调研组认为，要优化人才供给，加强“技术 管理”型人才培养；完善人才政策，提高我国对国际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培养一批科技人才。在国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声学实验室，几名青年员工正在进行噪声测试实验。“学什么专业的？”“平时有机会参加技术培训吗？”“晋升渠道怎么样？”调研组成员与工程师们交谈。调研组成员鼓励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勇攀技术高峰，努力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一路走，一路问。每到一个企业，调研组都仔细了解企业在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和研发投入方面的情况。“要根据产业发展需要，改革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大力培养具有科学探索精神的从事基础研究的创新型人才和掌握先进制造技术的工程师和技能型产业工人。”调研组成员、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盛朝迅建议，一方面，培养潜心科研、热爱探索的创新人员，改革不合理的经费管理、人才评价等制度，将人才的创造力释放出来；另一方面，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和职业院校密切合作，创新“订单式”人才培养方式，打造一批高层次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团队。四天两地，紧张且高效。调研途中，调研组成员沟通交流、交换思路、碰撞观点，大家纷纷表示收获很大。民建中央作为密切联系经济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每年就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问题展开调研。据介绍，民建中央将在此次调研基础上形成调研报告，向中共中央提出有关建议，更好服务国家经济发展大局。《 人民日报 》( 2020年10月21日 11 版)

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主办的首届赛迪产业经济论坛上，科技与标准研究所何颖发布了《新时期产业科技创新趋势与对策》。以下为具体内容PPT:123456789101112131415更多内容，请关注公众号“ccid-2014”

来源：经济学家圈作者|张文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随着资本报酬的下滑，我国经济必将更加依赖于内生增长模式，科技创新、科技攻关的地位就越发重要。但是，创新并不是想要就能得到，因为它有自己的规律和奥妙。在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中，产业界的创新越来越呈现生态圈化的趋势，市场和政府在生态圈中各自发挥着作用，不认清、不掌握这一点，促进创新的意愿就未必能顺利实现。一、产业创新及产业创新生态圈创新是一个非常宽泛而又含混的概念。我曾经把创新分为熊彼特创新、伽利略创新两大领域，熊彼特创新是一个很大的圆圈，而伽利略创新则是一个小得多的圆圈，这两个圆圈有一部分重合及接壤，这部分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有力因素。这部分创新，既不同于大学和研究院的科研成果，也不同于企业单纯的市场开拓、经营模式调整，它虽然以可实现产业化的科技创新为主，但也涉及与此有关的工艺流程组织、供销链条部署、市场开发行为，等等，我将其归纳为产业创新。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的概念区分并不容易说清楚。狭义的科技创新，似乎等同于伽利略创新，但事实上，人们认知和谈论的科技创新，往往与产业创新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广义概念。产业创新主要是在产业界的研发机构里，甚至在车间里，由各色各样的人物完成。甚至纯粹的伽利略创新，在过去几十年里，也有很多是由企业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完成的，与产业创新有着极大关联。因此，尽管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涉及到许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无疑应该是强化产业创新。产业创新比大学里面、研究院里面的创新要复杂得多。产业创新需要企业和包括创业家在内的企业家发挥巨大作用，需要市场化的、规模化的产业发展循环作支撑，需要很多组织与个人的合作、协调、竞争，而且往往涉及到资本、金融的深度介入，以及重要客户、潜在用户的参与。当然，政府作用的适当发挥，对于推进产业创新也是有益的。这些因素、这些力量相互结合和相互交织，并形成一种气氛或气场，就会构成产业创新生态圈，这样的生态圈远比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所分析的“大卫—歌利亚共生态”更丰满、更复杂。随着社会的进化和时代的发展，产业创新越来越呈现生态圈化的趋势，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事情。美国的苹果智能手机就是本世纪一项重大的产业创新，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构筑了一个相互溢出且强韧有力的产业创新生态圈，这个生态圈涵盖了液晶显示技术、触摸屏技术、第三代和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纳米级芯片技术，还有产品设计、工艺设计、设备和工模具设计，各种应用场景，以及大量的相应软件，等等，同时还粘结了大量的粉丝用户并构建了强大的互动机制。在这个生态圈中，有成百上千的企业和其他机构、有关人员参与其中。即使是一些比较传统的产业，仍然在推进重要的产业创新，产业创新生态圈的构筑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汽车行业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行业，但是现在正在快速推进颠覆性的产业创新，就是新能源与互联网、智能化相融合的创新，这个领域创新的生态圈化趋势十分明显。还有一些传统行业，其正在推进的产业创新，颠覆性并没有那么强，如空调行业的变频化与智能化、信息化、互动参与化的组合，但也在向生态圈方向演变。总之从许许多多的行业来看，产业创新的生态圈化趋势十分明显。二、基于市场的产业创新生态圈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国际上重要的产业创新生态圈，所联结的企业和其他机构，以及相关资源和人群，不但遍及一个国家的许多行业和领域，而且越来越跨出国界范围，形成全球性的创新网，例如苹果手机的创新网，既包括美国本土的很多企业，也包括我国大陆和我国台湾的手机组装企业、芯片代工企业，还包括欧洲的光刻机生产企业，此外还有大量的软件及内容参与者。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可以认为是某种程度的举国力量，甚至是某种程度的举世力量，在成就一些重大产业创新。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制度当中，不管是举国力量还是举世力量，都会充分借助市场内在的责权利界定、分工合作、竞争互促的机制，使创新能更好地利用资源和更好地配置风险，这其实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把尽量多的力量，包括国内力量，也包括国外力量，拉进产业创新生态圈之中。其中的圈主企业，有着巨大的黏结力，以及由此而来的定价力和估值力。可能会有很多人青睐政府力量在促进产业创新中的作用，特别是相信政府力量就等于举国力量。的确，行政手段可以使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例如修筑万里长城等等，但在产业创新方面，如果单纯或者主要诉诸行政手段，就未必有好的结果，因为产业创新需要以商业化使用来获得经济效益，需要以大量客户购买来衡量效果，需要以市场占有率来检验成败。美国政府曾以行政手段为主导搞了生产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和人类登月的阿波罗计划，但这些并不是本文强调的真正意义的产业创新，这两个计划的确有不少科技创新成果并产生了溢出效应，但与产业创新还是两码事，投入大量资金和科学家的政府工程，对产业发展产生一些溢出效应根本不值得夸耀，没有这些溢出效益倒是很奇怪。互联网技术与相关产业的兴起，是近几十年最重要的产业创新，许多人会争辩说，互联网起源于美国国防部的阿帕网，这是典型的政府主导的产业创新。事实上，尽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设立的阿帕网设计了互联网工作的基本原理和初步构架，但到了八十年代，美国很多非政府机构已经设立了自己的计算机网络，此时互联网的发展开始由政府之外的力量所推动，并且将社会上的互联网与阿帕网分离开来，到了九十年代，独立于政府的商业化互联网开始有了www协议和竞相涌现的系统及服务，资本和人才大量涌入，硬件和软件日新月异，应用场景迅速扩展，从而网络用户数量和使用时间呈指数级增长，才构筑起了产业创新生态圈，才真正成就了这一场史诗般的、至今尚在推进中的产业创新。完全可以看出，这是一场由市场力量主导、以生态圈为特征的全球性产业创新，并且包含和带动了许多子集层面的产业创新，例如前面提到的苹果智能手机生产和使用方面的创新。政府体制内的阿帕网发挥的只是溢出效应，只有社会网独立于阿帕网之后，只有市场力量参与和主导之后，创新生态才形成，产业发展才起飞。所以，与很多人的想当然相反，市场机制恰恰是一种举各种资源、集各种力量办大事的机制。即便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很久的时代，基于资本市场的股份公司制度就办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东印度公司开辟大量殖民地，美国修建几十万公里铁路，都是这方面的例子。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市场机制有着冲出本企业界限、本行业界限、本地区界限以及本国界限的天然本能，所以市场体制就是一种举国体制、举世体制，使得产业创新生态圈带有跨区域和跨国色彩。如果过于依赖政府力量、行政手段，就有可能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和产业创新生态的退化。现在一个十分活跃的产业创新领域就是汽车产业的新能源化、互联网化、智能化，跨国公司、国内民营企业在这个创新生态圈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出了很多有产业价值的创新成果，可是十年前，政府的国资系统成立了央企电动汽车联盟和新能源汽车联盟，看起来既有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又有电池企业、电网企业，还有电子和信息企业、材料和设备企业等等，且得到了主管部委的有力背书，并很快出台了一些支持政策和发展规划，但是十年过去了，那种开放程度不够高，意在避免重复建设、无序投资和设立统一技术标准、提高行业门槛，带有浓重官方色彩的创新联盟，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创新生态圈，并没有产生多么重大的产业创新成就，而由市场主导、以市场机制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其他企业和投资者、社会机构，到现在却形成了几个有力推进产业创新的生态圈，所形成的创新成果及包括整车，也包括电池、电控，甚至不同生态圈的技术路线大相径庭，形成了分散试错、各显神通的局面。这就是以市场为基础、以产业创新生态圈为形态的举国和举世体制。三、政府不宜过早排斥技术路线和技术标准的多样性不过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如果能恰当发挥政府作用，的确可以使产业创新的事情办得更大、更快、更好，也可以助益产业创新生态圈的形成和发展。且不说基础研究领域的伽利略创新，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即使是产业领域的应用性研发和商业化使用，政府也可以以适当方式投入资金，并发挥一些协调乃至组织作用，以及其他方面的促进和带动作用，尽管如何把握尺度和方式才能恰到好处并不是那么清晰明了、轻而易举。一项值得更加重视的政策措施，就是政府的创新需求鼓励政策。这项政策尽管也有它的缺陷，譬如与创新供给激励政策一样，也很难避免寻租和造假，但相对来说要好得多，即使在美国，国防部、能源部、宇航局的采购，对于美国一些重大产业创新的确功不可没。政府当然也应该加大对创新供给方的资助和支持，特别是对于基础研发和学术研究的支持。政府还可以在研发合作、创新联盟的形成方面发挥一些协调和组织作用，例如美国政府也曾鼓励组建Sematech这样的组织以促进其半导体产业发展，但重要的是要保持足够的开放性，防止借助政府资金、政府采购、政府影响力和政府权威性来排斥竞争、排斥多种可能性，这样才有利于产业创新生态圈的形成。此外，政府可以通过产业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来引导产业的地理布局，从而促成产业集群的形成，使得基于集群的产业创新生态圈能够更好地发展壮大，因为产业集群和产业创新生态圈可以相辅相成、相互融结。但是，在开创未知技术、开拓未来空间的创新领域，特别是本文定义的产业创新领域，政府过于积极的不当介入，反而会扭曲所谓的“红色皇后博弈”的收益结构，对于创新的不断推进并没有好处。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政府很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就是制订行业标准、国家标准，以彰显政府部门的工作成绩和国家的权威，但我们必须警惕，产业创新领域的政策支持是否会导致对多样性技术标准和技术路线的排斥。在这样的创新领域，政府即使要给予资金支持和订单支持，也不宜过于向某种特定技术路线和特定产品倾斜，特别是不宜过于匆忙地将某种特定技术路线和特定产品设置为官方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倾力支持特定企业。因为对于这一类的产业创新，最终是哪一种路径、哪一种技术、哪一项产品能够成为主流，能够赢得市场占有率，不但政府不知道，甚至特定企业自己也不知道。现在的智能手机及众多应用，是苹果公司无中生有、破空而出的重大发明，完全算得上是开创未知技术、开拓未来空间的产业创新，但二十多年前，电脑产业有好几种操作系统，苹果电脑及操作系统就远不如其他电脑的windows系统方便，所以那时苹果公司的系统和标准及技术路线并不被主流客户群体所接受，没有多大市场占有率，企业多次面临破产。现在苹果如日中天，但有多少其他非苹果的果子却凋谢了。就算是有着几十年历史的电视机产业，不但经历了从黑白到彩色、从显像管到平板的革命性创新，而且单就近十余年的平板技术而言，也经历了等离子技术路线和液晶技术路线的交织，当时多数人看好等离子而非液晶，但最后是液晶技术不断获得未曾料想的重大突破，因而成为主流，而研发等离子技术的企业就不可避免地严重掉队了，甚至倒闭了。这些就是产业创新的巨大不确定性，需要市场机制来举力量、聚资源、探路径、验结果、配风险，如果扭曲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即使形成了一些阶段性的创新联盟、创新生态圈，最后也陷入被动局面。四、政府和特定企业都难知晓未来的主流技术和“脖子”在哪里当然对于追赶型、改进型的产业创新，政府可以给予多一些的明确支持。许多这类的产业科技研发活动，包括攻克所谓“卡脖子”技术难关的研发活动，严格来说也算不上是创新，而算是“创旧”，即已经有其他企业，或者其他国家的相关机构，掌握了这种技术，但本企业、本国需要掌握这种技术，并作适应性改良和提升，就必须要进行大量的科技攻关。这类科研攻关，也非常重要，特别在全球技术封锁意识增强的背景下，更是如此。不过还是要着重指出，如果是产业领域的科研攻关，仍然不能忘记商业化使用、大量客户购买、市场占有率这几个关键词，这与修建长城、生产原子弹有着根本区别。而且，也必须要意识到，对今天“卡脖子”技术的攻关即使圆满成功，也不能保证明天不出现新的“卡脖子”技术，甚至不能保证我们可以准确知晓明天的“脖子”在哪里、是什么，试想在二十年前，不管是政府，还是特定企业，怎么会知道极紫外光7纳米光刻技术将是“卡脖子”技术？因此，从各个维度来检视，的确很难得出一个关于政府支持产业创新的明确而精准的公式。如果有这样的公式，政府和市场的各自作用一目了然、明白晓畅，那产业创新就成了很简单的事情。但产业创新生态圈的形成和产生效力，的确应该以市场基础，即使不排斥政府发挥适当作用，仍然需要警惕的是，政府即便以促进者的姿态介入到产业创新生态圈，也有可能混杂着不当规制和要素错配，从而产生行政性进入壁垒、偏误性技术引导和低效性资源使用。由于在现代经济中，政府掌握很多资源，也会组织很多项目，更何况政府主导的国防领域是研发最密集、尖端科技最集中的地方，因此政府在促进科技创新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例如，政府应该扩大其主导的研发工程的开放性，应该及时公开和释出研发成果以产生溢出效应，美国的拜—杜法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政策。当然，已经形成的一个广泛共识就是，政府应该大力支持教育事业、大力支持基础研发。也就是说，在伽利略创新方面，政府更容易发挥直接支持作用。不过，对于这个“支持”的界限，共识就少得多。教育的确需要政府增加投入，但如果政府在增加投入的同时，将教育往高强度填鸭、以标准答案定乾坤的方向引导，那未必有助于提高创造性、创新力。同样，基础研发也需要政府增加投入，但从科技创新的内在规律来看，政府角色应该越来越局限于资金资助，应该越来越少地介入研发过程，甚至越来越少地检查资金使用去向和资金使用效果。这听起来令人难以接受：资金提供者怎能不管资金如何使用、产生什么成果？但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创新就是那种信息高度不对称、结果高度不确定的事业，只有创新者本人才真正知道自己是不是每天致力于前沿领域开拓，只有老天爷才知道开拓何时突破、是否会形成产业。当然，政府不能容忍拿着大量政府资助而长期没有创新成果。因此，最合适的方法，也许就是政府选择资助那些在孜孜不倦钻研方面有着良好诚信记录的学术人才、研发人员。果真这样的话，不投机造假、不偷懒耍滑的诚信资本将会成为创新时代最重要的资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能源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康艳兵线下讲座中国政府宣布在2030年前碳达峰（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碳中和（净零排放）的目标。欧盟27国决定2030年前加大减排, 2050年实现碳中和。拜登政府宣布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协议。实现碳中和需要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力，也需要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协同。实现碳中和将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又带来什么发展新机遇？将对全球经济和社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不仅彰显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更展现了中国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释放的信号非常明确——中国将继续致力于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能源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积极贡献。 一些经济活动、技术、甚至行业将被新的模式替代，传统能源尤其煤炭行业受到的冲击大，相关的基础设施、制造和服务部门的就业将下降，清洁/再生能源及相关部门的就业上升。对中国而言，务实的做法已不是评估气候变化的长远损害，而是如何有效、低成本实现碳中和目标。这不仅是生态环境问题，更是发展问题；不仅事关产业问题，也是生活方式问题。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如何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基础上，扭转能源结构偏化石能源、产业结构偏重工业的现状，在短时期内完成任务，这是中国各级政府、企业、投资界以及普通百姓都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和生活课题，也是一个长期的学习过程。 碳达峰、碳中和有哪些挑战？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作为2021年重点任务之一。如何规划布局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面临哪些挑战？经济学家圈邀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能源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康艳兵，在4月25日举办线下3小时私享思想宴。 清洁能源将成为人类社会健康生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础。但从旧均衡到新均衡的转型过程中，相对价格变化作用于经济是有摩擦的，对经济来讲是一个供给冲击。碳中和既是难题也是机遇。绿色项目融资该如何展开？金融如何引领实体经济发展？绿色金融应该重点支持哪些领域？用什么工具？如何平衡金融体系的增量资产和存量资产？如何在碳中和前提下，支持绿色经济和金融稳定？而又当如何看待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和竞争？从存量看，当前中国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分别高达40亿吨和7亿吨左右，从煤矿、油田、运输通道等能源供应系统，到电力、钢铁、建材、有色、化工、汽车、采暖、空调等能源消费行业，以及相应的重大基础设施，在未来三四十年间完全实现脱碳化改造升级，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从增量看，当前中国的人均GDP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并且采暖、空调、汽车、公共设施等民生服务需求尚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发展水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还存在巨大差距，未来新增的经济产能、民生服务需求仍有很大空间，都需要新增能源需求来支撑。十四五时期我国要在碳达峰的目标指引下，扭转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局面，为经济增长和碳排放逐步“脱钩”奠定基础。就要做到调整产业结构、节能提高能效、优化能源结构、增加生态碳汇等降碳路径，严格控制高耗能项目新增产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储能、新能源汽车、绿色建筑、清洁供暖、碳捕集封存利用（CCUS）等绿色低碳新技术新产业，大幅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效率推动源头减碳，优化重大能源基础设施布局防范碳锁定风险，推动重点区域和行业碳排放率先达峰，完善能源价格、碳价、财税、绿色投融资等激励政策。脱碳化对经济和金融的而影响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从根本上来讲是发展模式变化、经济结构转型，背后是相对价格变化的驱动。全球有超过40万亿美元的投资是按照环境、社会和治理原则（ESG）进行的。而且绿色信贷、债券的利率并不比普通的产品低。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将倒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低碳转型，既是推进疫后经济绿色复苏、形成绿色经济新动能的客观需要，也是缓解资源环境约束、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重要路径，更是助力发展方式深刻变革，促进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和在未来的大国博弈中占据绿色低碳竞争优势具有重大意义。清洁能源和绿色新技术蓬勃兴起目前通过实施能源革命战略，一大批绿色低碳新动能正在蓬勃兴起。中国可再生能源领域专利数、投资、装机和发电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风电、光伏的装机规模均占全球30%以上，新能源汽车产量超过全球一半，绿色建筑占城镇新建民用建筑比例达到60%左右。这些清洁能源和绿色新技术，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了零碳低碳技术路径，而且提供了绿色新动能产业支撑。终端能源电气化水平大幅提高十四五期间，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我国终端能源电气化水平将大幅提高，电力将成为支撑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主体终端能源。同时，电源结构去碳化特征将日益显著，水电、风电、光伏等非化石能源占发电总量的比重将不断提升，成为未来的发电主体。为推动具有间歇性、波动性特点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大规模应用，以及信息技术与能源技术的融合发展，分布式能源、储能、调峰、直流、柔性、新型电网、智能控制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将蓬勃兴起。节能增效持续化、终端能源电气化、电源结构去碳化、能源系统分散化、能源供需智慧化将成为未来能源转型的核心方向。生产生活方式也将发生改变“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也将重塑未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未来三四十年间，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大部分传统化石能源将从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城乡建设、居民生活等终端用能的各行各业中逐步退出，以电力为主的能源方式来支撑产业经济转型升级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脱碳化将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各种高效用电技术、能源供需两侧智慧化互动技术以及新能源汽车、高效热泵、绿色照明、零碳建筑、零碳钢铁、零碳水泥等新型脱碳化技术产品方兴未艾，将对未来的技术工艺、产业形态、就业方向乃至生活式产生深远影响。企业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关键主体对企业而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一方面提出了加快脱碳化转型发展、甚至对某些行业是危及生存的新要求，另一方面也提供了绿色投资巨大市场的新机遇。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兴起的新一轮能源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浪潮，站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他建议企业立足当前、面向未来，围绕脱碳化转型发展核心方向，结合自身实际，加快转型发展，抓住新形势下的新机遇，勇做新时代的弄潮儿。研究制定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新战略，科学调整核心业务板块，提出转型发展的新目标和行动计划。加强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强化节能降成本、减碳创收益，创新绿色低碳投融资合作模式，加强企业管理创新，夯实能源及碳排放数据基础，强化低碳节能岗位和队伍，完善配套激励机制。嘉宾介绍 ：康艳兵，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热能系，现任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历任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效率中心主任助理、国家发改委节能信息传播中心副处长、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管理中心主任、四川省宜宾市政府党组成员和市长助理（挂职）、国家发改委/联合国开发署/全球环境基金 中国绿色照明工程（三期）项目管理办公室主任。兼任世界能源理事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能源经济、节能减排、能源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绿色低碳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战略规划与政策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相关领域的重大理论与方法学、能源系统分析、能源技术经济评价分析、能源-经济-环境定量分析模型，以及工业、建筑、交通、电力、汽车、供热供冷、能源基础设施等重点行业和国家、省区、城市、园区等不同区域的能源转型与绿色低碳发展战略规划研究。主持参加科研项目100项左右，包括国家973课题——中国2020年低碳目标实现路径与配套政策研究、2050中国能源与碳排放情景分析暨能源转型与低碳发展路线图研究、我国中长期低碳发展战略总体思路研究、中国碳排放峰值与实现路径研究、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实现路径与政策研究、我国“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研究、我国“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综合政策与实施方案研究、202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研究、我国“十四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实施方案研究、“十四五”中国低碳发展重大问题研究、“十四五”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发展规划（能源专题）思路研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低碳转型总体思路研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中国中长期能源转型战略与路线图研究、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课题——城市群绿色低碳发展路径研究、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课题——城市能源转型与低碳发展路径研究、产业园区能源转型与绿色低碳发展路径研究、碳交易制度研究、碳交易与碳税比较研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行动白皮书、国家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实施方案研究、“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服务产业发展政策研究、建筑节能激励政策研究、中国绿色建筑行动方案研究、热电联产市场与政策研究、供热空调节能政策研究、清洁供暖规划思路研究、绿色照明政策研究、电力行业和汽车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路径与政策研究、应对气候变化与能源革命研究、能源产业转型战略与路径研究、现代能源经济体系研究、能源基础设施跨界融合创新发展典型模式与对策研究、我国中长期能源基础设施可持续转型与投资战略研究、生态文明背景下我国能源投资转型战略研究、能源普遍服务投资政策研究、我国资源循环利用效率目标与实现路径研究、绿色供应链节能减碳机制研究、绿色低碳投融资机制研究等。在国际合作方面拥有丰富项目经验，与联合国开发署、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理事会、能源基金会等机构开展了30多项国际合作项目。作为主要专家，参与研究起草了许多国家重大政策文件，包括《“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国发[2016]61号）、《“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国发[2011]41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国函[2014]126号）、《地方应对气候变化规划编制指导意见》、《2050中国低碳发展宏观战略总体思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行动白皮书》、《绿色建筑行动方案》（国办发[2013]1号）、《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改委令[2014]第 17 号）、《低碳工业园区实施方案编制指南》、《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发改办[2013]2526 号）、《“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国发〔2012〕19号）、《“十一五”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实施意见》等。获邀对20多个省市低碳发展规划的编制实施、20多个低碳城市试点方案编制实施、7个碳交易试点省市碳交易制度设计与市场建设、10多个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试点城市的节能减排方案及能源管控平台建设、20多个低碳产业园区试点实施方案编制实施、8个国家低碳城（镇）试点实施方案编制、10多个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试点方案编制实施等地方层面的节能减排、能源转型与绿色低碳发展工作给予指导。作为国家节能低碳考核组专家，参加20 个省的节能低碳责任目标考核工作。此外，多次获邀参与工业、交通、建筑、公共机构、能源、环保等重点行业领域的节能低碳政策研究制定和项目评审。在能源和节能低碳领域大型国际合作项目的设计、实施和评估方面，拥有丰富的项目经验。作为项目设计工作组组长，开发并成功申请了赠款金额1400万美元的国家发改委（NDRC）/联合国开发署（UNDP）/全球环境基金（GEF）“中国绿色照明工程”项目（三期），并于 2009-2011年间担任项目管理办公室主任。参与开发设计了 NDRC/UNDP/GEF“中国终端能效项目”、NDRC/世界银行（WB）/GEF“中国节能促进项目二期”、NDRC/ WB/GEF “中国节能融资项目”等大型国际合作项目。主持了 NDRC/ WB/GEF 中国节能促进项目一期的评估工作和项目二期的评估工作。作为评估专家参与了 NDRC/UNDP/GEF “中国终端能效项目”、农业部和建设部 GEF 项目“农村能源与建筑节能”项目、“亚洲能效标准标识/认证有效建立和实施障碍消除项目”等大型国际合作项目的中期评估。作为项目专家，参与了国家发改委亚行项目“中国 2020 低碳发展重大政策研究”、交通部世界银行项目“交通综合枢纽节能减碳效果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和亚行项目“昆明市低碳发展战略与路径研究”等国际合作项目。荣获 “国家发改委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2 次）、“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国家能源局能源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国家发改委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 2 次）、 “国家发改委机关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次）等荣誉。在国内外期刊发表文章 50多篇，出版《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情景暨能源转型与低碳发展路线图》、《中国2020 年温室气体控制目标的实现路径与对策》、《碳交易制度研究》等著作20多部。围绕能源经济、节能减排、能源环境、生态文明、绿色低碳发展、能源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等主题，获邀做上百场讲演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