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创新研究是正规期刊吗

你得知道中国目前有哪些公开出版，接受投稿的期刊。目前网上各类假刊、增刊、电子刊，层出不穷，专门坑害想发表文章的学生，被骗了钱不说，自己辛辛苦苦几个月的成果也被盗取。第一，得认准刊号。一个是国内刊号：CN刊号，一个是国际刊号：ISSN刊号。CN刊号，又叫国内连续出版物刊号。是期刊在国内出版发行的合法通行证。没有CN刊号的期刊，在国内发行均为非法期刊。国外期刊要在国内发行，必须首先获得CN刊号才可以。所以CN刊号相当于期刊的合法证明。ISSN刊号，又叫国际连续出版物刊号。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制订的。它是期刊在国际上发行出版的识别号。因此，最靠谱的办法就是去主管机构的官网上去查询，查不到的一律是假的。第二，所谓的主办单位层次不同不能决定刊物质量。经常有很多人忽悠学生，我这是国家级期刊，省部级期刊。他们的理由就是我这个期刊是国家某部位委或全国性学会主办的，所以是国家级期刊。实际上，现有各高校的考评机制里面，根本不依据刊物的办刊单位来区分质量。第三，正规的刊物分为哪几个层次？社科类高校学术评价机制当中，一般将刊物分为核心期刊和普通期刊两个大的层次，而核心期刊类可能根据各学科的通识性评价再细分为权威期刊，重要核心，一般核心等。比如，一般法学院校，将《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科院主办）、《中国法学》（中国法学会主办）、《法学研究》（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主办）列为A类期刊；将《现代法学》、《中外法学》等CSSCI目录里的20余种法学核心期刊（上述3种A类除外），新华文摘以及其他社科类的顶级期刊（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研究、经济研究、求是等）列为B类；将CSSCI来源期刊中各学科的部分高因子期刊列为C类；将其他CSSCI来源期刊和集刊、北大中文核心来源期刊、CSCD来源期刊列为D类。剩下的就是所谓的普通期刊，也就是一般公开发行出版物。当然，不同高校的分类标准和具体名单会有不同，这取决于其学科分布。比如，在文科高校，CSSCI来源就非常重要。CSSCI是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目录，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发布，每两年更新一版，目前最新的是2017-2018版。由于南大中国社科研究评价中心专做社科类研究评价，CSSCI目录评选从1998年开始，已经更新十次了，所以非常具有权威性。而理工科高校，国内期刊来源主要看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收录期刊，主要是自然科学类核心期刊，国外期刊来源主要看SCI（美国《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此外，一般高校，也将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当作重要的评价参数。《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及北京十几所高校图书馆众多期刊工作者及相关单位专家参加的研究项目，项目研究成果以印刷型图书形式出版，已出了八版，最新的第八版于2018年1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北大中文核心的特点就是全面，而且入选刊物数量较多，因此门槛相对其他核心来源相对较低，所以近年来，北大中文核心来源不如南大核心（CSSCI）来得有说服力！再次，我们来聊聊集刊。所谓集刊，是一种以书代刊的出版物。主办单位和出版单位分离，全年出版一到两次，由专业出版社出版，是图书形式，但内容却是多篇文章的合载。集刊一般专业性很强，是某个小众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刊物。但由于其发展历史较短，连续性不强，不受影响因子评价，故其权威性要低于同等的期刊。当然，最新版的CSSCI来源收录了集刊，帮助大家遴选出一批优质集刊。最后，其他没有入选上述各类来源目录或者入选的某种来源目录库不被所在高校认可（如某地方高校学报入选为美国CA化学文摘来源期刊，因此该期刊可能在化学某一块有一定影响力，但这个很难为其他非本专业领域的高校认可）的正规期刊就叫普通期刊。

近日，著名出版商斯普林格决定撤回107篇同行评议造假的论文，这些论文全部来自中国学者。学术不端再一次成为焦点。评职称、晋升、加薪、评选各类称号都与论文挂钩的体制，催生了一系列灰色产业。甚至有人对“冰点”的记者直言，在SCI上发文章，“不过就是完成一件流水线上的产品”。被买卖的SCI竞赛记者|郭路瑶编辑|陈卓SCI竟然被卖了。面对这条简短的新闻，29岁的“SCI职业写手”陆志明压根儿不以为然。这位微生物学博士毕业生，曾拒绝了被视为“香饽饽”的两所高校副教授职称，自愿成为一个“枪手”。在大多数人眼里，这个全称《科学引文索引》、59年前由美国人创立的数据库十分“高大上”，是评价科研水平的“硬指标”。但对陆志明而言，在上面发文章，不过就是完成一件流水线上的产品。最近，加拿大汤森路透集团宣布，将旗下包括SCI数据库在内的知识产权和科学信息业务，高价抛售给一家与科研毫无关系的投资公司。听说这个消息，美国微生物协会立即与这项“扭曲了科学”的指标说拜拜。陆志明看到网络上有人提问SCI被卖“对国内乃至世界学术圈会产生怎样影响？”他毫不犹豫地写下“有个毛线影响”。▎校园里，一则代写论文的广告。视觉中国供图“现在科学本来就是个产业，是功利的。”陆志明说。兼职两年全职一年，他经手SCI论文多达25篇，结婚和房子首付的钱就是这样攒出来的。而他所认识的另一个小团队，一年的业务流水量就达到2000多万元。与灰色市场的繁荣相呼应的，是我国在这场“国际SCI竞赛”中嗖嗖往上蹿的得分。在2014年，我国SCI论文数量便高达25万篇，仅次于美国，是英国的两倍。中国在这场竞赛中的投入也越来越大。在科研经费的比拼中，中国虽然屈居第二，但年均16.6%的增长速度却让其他选手望尘莫及。然而，一边是科技论文“第二大国”的辉煌成绩，一边是创新指数在40个主要国家中排第18名的尴尬现实。有学者呼吁“论文崇拜撑不起科技强国”，简单要求论文发表的期刊和数量，只会折腾掉大笔科研经费。但是，对于另外一些学者来说，在我国的国情下，量化的评价指标总比人为主导要强得多。在SCI论文代工厂的流水线上，不到1年就能生产一篇博士毕业论文随着我国SCI论文体量的日渐庞大，陆志明所在公司的业务也蒸蒸日上。销售部、市场部、产品部、实验部、技术支持部，光看部门组成，他们公司与其他公司并无不同。只不过，从这些流水线上诞生的，是一篇篇SCI论文。作为一个权威的引文数据库，SCI通过科研论文被引用的频次来体现科研成果和学术期刊的影响力，每年都会公布所收录刊物的影响因子排名。而陆志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一篇发表在影响因子5分以下期刊上的SCI论文，他们在半年至9个月内便可搞定所有实验量。这种在他眼里“没啥技术含量”的实验“体力活”，全部交给本科和专科生组成的团队。他们中许多“连实验原理都不懂”，但“操作技术相当高”。接下来，包括博士和硕士在内的技术支持部门要花差不多两周的时间，根据数据“从零整出一篇能发表的SCI论文”。从数据分析、撰文绘图到语言润色，他们如同堆积木般熟练。加上前期的实验和后期的投稿，最多不超过一年半，一篇能达到博士毕业要求的论文，便从他们手中印到了SCI国际英文期刊上。招揽顾客之类的“杂活”则不需要他们费心。在这个严谨而高效的工作链条上，一个个部门之间环环相扣：销售团队联系客户；市场部通过调研了解需求，并且收集客户反馈；产品部根据客户告知的研究方向，在一周内列出该领域的研究前沿和热点，并且呈现给客户。此后，陆志明所在的部门给出详细的实验方案和预算，客户认可后签约。毕业、评奖、评职称，对论文需求催生了一个巨大的代写市场。图片来自网络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史教授江晓原，对此早就见怪不怪。“SCI刊物一点都不神秘，很多公司都能搞定。”江晓原反复强调。“国内的考核体系却往往认为，如果你能在SCI期刊上发表论文，你便牛得很。”在他看来，SCI如今俨然已成科学界的“黄金俱乐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期刊一经收录即登龙门。事实上，SCI每年收录的刊物多达8000多种，“有不少水刊”。他举例说，有的期刊就是单纯地刊登实验报告，哪怕是同类型的实验，只要具体对象和数据不同，便可能多次发表。如今不少期刊推出了电子版，篇幅不再受限，更导致鱼龙混杂。而且，在江晓原看来，影响因子这把看似公正的尺子，其实也会说谎。一方面，期刊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提升自己的影响因子。另一方面，被引用次数越多，也不一定说明科研价值越大。极端情况下，一篇极其糟糕的文章也经常被当作反例引用。正如江晓原所调侃的，“萝卜快了不洗泥”。在读博的5年时间里，陆志明一共发表了5篇SCI论文，其中两篇发在了所在领域排名前五和前十的期刊上。而如今，他一年完成的SCI论文多达十几篇，大多发在了中低端杂志上。当鸡的数量增大到100万只，鹤恐怕就很难被注意到了根据多年的追踪观察，江晓原觉得，“SCI枪手”的产业链已经逐渐浮出水面。去年3月，英国现代生物出版集团宣布撤销43篇SCI医学论文，其中41篇来自中国。短短5个月之后，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又撤销了64篇论文，全部来自中国。所有被撤销的论文均由第三方公司代为投稿，他们在推荐审稿人时提供虚假的邮箱，自己投稿自己审，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然后将伪造的审稿意见发回杂志社。在江晓原看来，这已经成了不少“枪手公司”快速发稿的秘诀。在成为“全职枪手”前，陆志明曾兼职的公司便走了这条路子。但如今他所在的公司讲究“绝对正规”，保证客户的安全。因此，他们有很多“回头客”。有些客户从博士到走上一线，一直依靠他们公司发表论文，有人代写论文形成的研究都成了体系。在这个成果生产链条上，陆志明是那只“下蛋的鸡”，但孵出的蛋却不属于自己。看着那些没有自己署名的论文，陆志明却并不感觉失落，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只是在做服务业”。他服务的对象大多是公立医院的临床医生。“不进入这个行业，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对于科研外包的需求量。”在中国的医院里，医生要临床和学术“两头挑”，不像美国的医院，临床型和学术型医生大约10∶1。SCI论文显然成了他们升职路上的“拦路虎”，陆志明因此觉得，自己某种意义上给客户清除了路障。正是这种巨大的需求，让这个兴起不到10年的行业像气球般膨胀。陆志明的工作从单纯地代写文章拓展到了设计研究方向和实验细节，而他们的实验室也像陀螺般越转越快。在他看来，业绩增长的背后，正是国家对科研硬指标的逐渐重视，以及随之而来的日益庞大的基础研究体量。2014年，我国发表的SCI论文总数与14年前相比，已经翻了5倍。而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北京市所有科研机构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加起来还不及一所哈佛大学。有科研工作者回忆，那时SCI论文还是新鲜事物，所在的学校给予现金奖励，但大家仍然感觉高不可攀。单一的评价体系也是催生论文代写市场的原因之一。图片来自网络陆志明所在的公司成立于2007年，那时SCI论文已经普遍与评职称挂钩。同时期，井冈山大学一位教师3年内在国际SCI期刊《晶体学报》上发了70篇文章，成功被提为副教授，此后又被曝出论文造假。在这些压力和诱惑的驱使下，有不少客户找到了和陆志明一样的代写者。“单纯地写一篇，没有设计实验的环节，公司签的合同就是3万元。”这些流水线上的标准品，最终变成了“学术泡沫”，涌入我国每年20多万篇SCI论文的洪流中。江晓原认为，优秀论文早已不能在这些泡沫中“鹤立鸡群”了，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打比方说，泡沫泛滥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当鸡的数量增大到100万只的时候，远远望去一大片，其中有几只鹤恐怕就很难被注意到了”。他大声疾呼，“我们已经过了计划经济的时代，不应该再搞计划学术了！”生物科学家饶毅也曾在科学网博客上尖锐地指出，“SCI在中国科学和教育界长成了一个畸胎瘤。”评价科研成果，逐渐变成只看发在了哪儿，发了多少篇，影响因子多高，发了什么却没人关心。定量分析评价当然存在问题，但只采用同行评价并不可行事实上，如何避免纯量化的评价标准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只令中国科学家头疼。在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后，美国科学家兰迪·谢克曼“任性”地宣布，不再向《细胞》《自然》《科学》三大“所谓的顶级杂志”投稿。他自己创办的期刊也完全不采用影响因子这一指标。理由是，“人们往往觉得那些数字看起来更客观，但其实它们都是错误的”。对于这一事件，“SCI写手”陆志明依旧很淡漠。“所有的评价指标到最后都得量化，这个没法避免，就和找工作要看985和211高校一样。”在他看来，单方面地宣布不公布影响因子，不过是掩耳盗铃。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武夷山，早在5年前便对论文代写代发现象做过深入的调查，不过，他得出的结论并非要一刀切掉职称评定中的量化指标，而是要想办法改进其中的不合理之处。14年前，当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采用量化指标来评价科研绩效时，这位科学计量学专家在论文中写道，“与过去那种主观随意性较大的评价方式相比，无疑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同时，他也警告，对待这些指标要慎之又慎，如果过于强调单个研究人员论文发表量和引用量，就容易诱导他们走捷径。后来，在和英国一位教授探讨这一难题时，他们取得了共识。“既然总有人通过做手脚来应对指标，那指标就不能太少。”他曾供职的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设计了20多项学术计量指标，除了影响因子，还包括扩散因子、权威因子、被引半衰期等等。而且，“枪手”陆志明觉得，国家总得采用一个“性价比最高”“犯错率最低”的筛选手段，这个筛子不可能完美。在量化指标存在漏洞可钻，但又不得不用的情况下，武夷山提出，最好的办法是将定量评价与同行评价拧在一起。一个月前，他用1000多字的篇幅，详细介绍了一位美国学者提出的科研基金分配新模式。学者们相互评估学术水平，并给同行排名，排名越靠前的学者获得的经费越多。同时，充分数字化的信息系统，可以识别出潜在的利益冲突，以及相互关照构成的关系网络。学术界的同行们则在评论区七嘴八舌地讨论开了。有人鼓掌，有人跳出来质疑，也有人中肯地提出改进的建议。不过，他们大多都认为，现有的评价体系得改革了，公认的学术实力或者研究的市场价值，才应该是评价的标尺。（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陆志明为化名）来源：中青在线

文丨中国数字化年会组委会 来源丨首席数字官2020年12月10日上午，以“点亮数字未来”为主题的2020中国数字化年会线上论坛盛大召开。在盛大的云端开幕式上，国内首个“数字企业测评系统”，也正式发布并上线运行。“数字企业测评系统”由数字产业创新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董小英教授研究团队，根据“数字企业模型”和310份中国企业有效样本开发而成，企业可以在线实时自动测评，希望帮助企业在数字化战略、数字化运营、数字化资产管理、数字化绩效等多个维度上进行对标，寻找差距，为下一步数字化转型的规划与创新提供参考。“数字企业测评系统”背景介绍：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是全球性的前沿课题。它不仅仅是互联网企业的核心任务，更是传统企业需要面对与解决的核心课题。但是，适合中国企业衡量数字化水平和指导能力提升的指标体系一直空缺。2018年2月开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董小英教授及研究团队、锦囊专家联合十余位业内知名CIO组成联合研发团队，基于多年的研究和探索，在参考国内外大量数字化研究基础上，通过文献调研、案例访谈、问卷调查、深度研讨等多种研究方法，启动数字企业模型问卷调研及案例研究工作。研究团队提出的“数字企业模型”由架构层、关键要素、指标体系、分析系统共同组成。该体系经历几次深度讨论和统计分析进行迭代逐渐成熟，在《变数：中国数字企业模型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一书中系统介绍，并成为《中国数字企业白皮书》（2020、2019、2018）的数据基础。在对数字企业长期且大量样本的深度调研和研究中发现，企业迫切的希望通过数字企业标准化模型，进行深度的企业自身数字化转型成熟度和数字化能力测评，收获标准化、多维度、量化的数字化能力评估。基于这样的数字企业构建的需求，数字产业创新研究中心联合董小英研究团队，历时一年时间深度打磨数字企业测评系统模型，结合外部专家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中面临的实际问题与痛点，以及锦囊专家的技术团队基于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长期服务经验，共同开发出“数字企业测评系统”基础测评版本，今天正式上线运行！数字企业测评系统致力于帮助数字化转型中的企业进行自我数字化能力现状评估，明确未来数字化能力建设规划及目标，动态调整数字化转型战略及优化部署具体实施路径。“数字企业测评系统”模型理论依据：数字企业测评系统2021版，根据数字企业模型3.0开发而成，旨在帮助企业在数字化战略、资源、能力、资产和绩效层面进行对标分析，明确定位、寻找差距，为下一步数字化转型的规划与创新提供参考。数字企业模型3.0 是在2018、2019年基础上迭代版本，故称数字企业模型3.0，由五个主概念层和十二个子要素构成。五个核心概念层包括战略层，资源层，能力层、资产层和结果层。在这五个核心概念层内，分别提出了十二个要素，战略层以数字化战略为要素；资源层以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人才为要素；能力层以数字化生产、数字化运营、数字化营销、数字化决策、数字化创新、数字化生态为要素；资产层以数字化资产、数字化服务为要素；结果层以数字化绩效为要素。目的是从组织战略、人、技术、过程、资产、结果等不同维度，立体呈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关注的问题和进程。数字企业模型3.0参与“数字企业测评系统”线上测评，您将收获：即时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多维度能力测评分值；数字化转型能力将从战略定位自评、数字化人才团队、数字化技术应用、数字化（生产-运营-营销-决策-创新）能力、数字化生态、数字化服务、数字化绩效、以及基于数字企业模型2020数字企业平均得分八大维度的具体数字化对标图表；基于数字企业模型的一级指标维度下细化的多指标具体得分；简单清晰直观的多图表多维度呈现的《数字化转型测评报告》PDF版本。“数字企业测评系统”使用指南：测评方式：请企业数字化转型负责人认真填写，系统将自动生成多维度数字化能力评估对标图表。收费标准：在线测评免费，即填写完测评题目将为您免费呈现企业自测评对标图表。如需获取完整的测评PDF版报告，仅需支付费用580元。目前，数字企业模型得到工信部、国资委等相关领导高度认可，并为政府、企业相关负责人进行培训辅导。一批正在实践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的行业龙头企业，如中石油、上汽大通、建发集团、华为、招商局、新奥集团、国家电网、广西中烟、重庆银行、阿斯利康等，将本模型及相关研究报告、案例，引入企业内部，指导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实践。上千家参与前期问卷调研的企业，通过学习报告受益。便捷高效的专业测评系统就在今天已经正式发布，还等什么，抓紧时间登录锦囊专家官网开启线上企业数字化转型测评之旅吧！

这16种法学类核心期刊中发表的知识产权论文基本反映了知识产权研究在法学研究领域的整体状况以及实践中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原标题：2018-2019年知识产权法研究综述文 | 姜丹明 史少华 超凡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深入推进，2018年-2019年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在立法方面，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了修订，专利法修正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日臻完善。2018年国家知识产局重组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打击非正常申请、提高审查质量和效率等净化知识产权服务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法庭，统一知识产权案件裁判标准，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知识产权学者们立足国内、放眼全球，知识产权理论研究结出累累硕果。本文对2018-2019年知识产权法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与评述，供学界业界参考。本文以中国法学会界定的16种法学类核心期刊（CLSCI）[1]中发表的知识产权论文为样本[2]。这16种法学类核心期刊中发表的知识产权论文基本反映了知识产权研究在法学研究领域的整体状况以及实践中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一、总体情况2018年-2019年度CLSCI知识产权法论文共有128篇，占全部CLSCI论文的3.7%。其中25篇涉及知识产权基础理论，36篇涉及著作权领域，24篇涉及专利领域，16篇涉及商标领域，反不正当竞争及其他领域27篇。两年来，相较于专利法研究、商标法研究而言，著作权法研究在法学研究中的显示度更高，一方面反映了著作权领域遇到的问题比较多，另一方面也说明著作权法修订工作需要加快进程以解决新技术带来的法律难题。2018年度CLSCI知识产权法论文共有57篇，2019年增至71篇，主要因为基础理论、著作权、专利方面的研究数量增加。图1：2018-2019年CLSCI知识产权论文研究分布图表1：CLSCI知识产权论文数量统计表（单位：篇）对于法学研究者来说，能在CLSCI期刊上发表论文，即是对自己研究能力和文章质量的一种肯定。而这两年来在这16类法学核心期刊上发表过知识产权论文的所有作者里，王迁与蒋舸是最多产的学者，各自发表了5篇论文。紧随其后的是孔祥俊和马一德，各自有4篇文章。吴汉东、罗莉和谢晴川各贡献了3篇论文。这些数字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反映了这几位学者们不俗的研究实力。二、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研究知识产权基础理论是整个知识产权法研究大厦的基石，支撑着整个知识产权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为专利、商标、版权等具体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同时指导着知识产权立法及司法实践，帮助知识产权工作者从容应对实践中的新问题、新挑战。（一）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研究数据分析两年来，学者们从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实践出发，深耕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研究，为知识产权制度完善和事业发展建言献策。2018-2019年度 CLSCI核心期刊上发表的知识产权基础理论方面的核心论文共有25篇，其中2018年10篇，2019年15篇。自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针对我国开展301调查开始，中美贸易战边打边谈，知识产权作为导火索和谈判焦点之一，引发广泛关注。除了应对美方谈判压力，数据时代技术发展与传统知识产权制度之间的冲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我国企业对知识产权服务的迫切需求，都给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2018-2019年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研究主要针对知识产权制度发展历程、制度正当性、侵权损害赔偿、停止侵权救济、与国际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人工智能（AI）与大数据技术带来的新挑战等主题展开。（二）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研究热点述评01 知识产权治理体系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四十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国知识产权治理体系进入了新时代。2018年我国完成了对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重组，重组后的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专利、商标、原产地地理标志的集中管理，并将商标、专利执法职责交由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队伍承担，集中、统一、高效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正式形成。随着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成立，我国形成一个“知识产权上诉法庭＋知识产权专门法院（法庭）”的跨区域技术类知识产权审判机构体系，知识产权治理体系改革在这两年内取得了卓越进步。这两年关于知识产权治理体系方面的研究，侧重于经验总结与展望。知识产权事业蒸蒸日上，离不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知识产权工作的高度重视与深刻认识。吴汉东[3]试从思想基础、基本内容、实践意义三个方面研究分析习近平关于知识产权的重要论述，探索其知识产权法治观与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思想内涵，指出习近平站在创新驱动发展和建构全球治理体系的战略高度，对于什么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如何加强知识产权法治、发展知识产权事业等重大问题作出的分析和深刻说明，是指导当下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马一德4撰文回顾了四十年来，我国知识产权治理从私权自觉到创新自信，从接轨国际到全球治理，从分散扩展到集约改革，整个治理体系的构建和运作实际是知识产权法治逐渐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释放的发展过程。对于未来中国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将何去何从，吴汉东5提出，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应在吸收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注重本土理论创新和制度变革，逐步从移植、引进走向自立、创新，展现本土化、现代化、一体化的发展基本面向。曹文泽与王迁6指出，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知识产权法制发展对内要坚持创新发展，完善立法执法，适度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依法维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科学引导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对外则要关注国际形势，在WTO和WIPO框架下解决国际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利用“一带一路”的政策优势，通过自由贸易协定等手段打造以我国为核心的多边知识产权保护体系。02 知识产权制度正当性研究通说认为，知识产权是人类为了促进知识扩散传播、激励创新、保障知识产权创造者的投资与收益，而赋予创新者的一种法定权利。自产生以来，知识产权制度切实促进科技创新发展，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充分向世人展现着该制度产生的生命力。然而到了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在网络效应的加持下，知识产品的复制传播成本低到趋近于零，这对于现行强调通过保护激励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提出了新挑战。知识传播与权利保护在促进创新方面孰重孰轻，让学者们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正当性从法理层面进行反思。在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正当性解释中，何鹏7认为从功利主义法学、目的法学和利益法学三种理论解释知识产权立法目的存在一定合理性，但是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真实生活时难免沦为教义论。而从实用主义的视角研究知识产权立法目的，更注重分析知识产权法所反应的真实需求，强调的是规则的社会属性和规则的可操作性，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原则。当未来知识产权立法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的时候，特别是数字化时代知识产权立法可能会体现出一种多元主体互动的开放式立法结构，同时体现出更专业化、技术化、精英化的特征，那么采用实用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灵活态度则更为有利。采用经济分析的方法研究知识产权法似乎更具有解释力，在对行动主体的“理性”给予重视的同时，将“效率”作为衡量行动、规则的标准，通过比较各种方案的“成本——收益”作出取舍。周泽夏8认为这种方法背后的法哲学基础是在作法律选择时，需要用科学的方法与实用主义来修正道德论证的不确定性，但是用经济分析法存在着对知识产权其他价值的忽视与量化的局限，其结论应当作为知识产权法律选择时一个重要参考因素，不应无限扩大。冯晓青和周贺微9认为整个知识产权制度要发挥激励创新的功能，不能仅限于对知识产权这一独占权的保护，还需通过充分保障公共领域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创新这一价值目标。公共领域保留能够促进知识的创造、传播与学习，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有益循环，而现实中知识产权过度保护正逐渐压缩公共领域的范围，同时信息数字化与数字网络给公共领域范围扩大提供了工具，降低了知识传播成本，影响到知识产权保护。因此，在当今日益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发展中，尤其要注重公共领域的足够保留，理性处理和对待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领域的平衡，以促进创新。知识产权司法判决是知识产权法律完善的重要来源。安雪梅10通过对我国的知识产权指导性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创设知识产权司法规则的案例所占比例呈现上升趋势，中级人民法院以及审级更高的法院法官成为实施上的法律续造主体。既然如此，其建议通过不断完善法官在知识产权案件中运用法律续造进行审判的技巧，同时辅之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的规则和指引，统一法律评价，以弥补知识产权制定法的不足。新兴技术对现有的知识产权和相关权利的设置提出了新要求，例如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问题。虽然，曹博11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在现阶段只是数据算法，其本质是计算与模仿而非智力劳动，不具有智力财产属性无法成为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应当属于公有领域，冒名发表人工智能“作品”等问题可通过法律解释中现有规范体系内加以解决。但是未来呢？有感于此，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家学者在“知识产权与相关权利的法理”学术研讨会12，针对数字时代背景下知识产权与相关权利的法理意涵展开了讨论，在新技术背景下知识产权的理论价值、阐发创新战略的历史逻辑、发掘新兴权利的话语体系。03 知识产权保护这两年来，知识产权强保护是主旋律。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强调指出“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侵权代价和违法成本，震慑违法侵权行为”。落到实践中，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是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之一，学者们在侵权赔偿方面的研究颇为丰富，也切实推动了我国侵权赔偿制度的改进。我国现行知识产权各单行法关于确定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计算标准，主要按实际损失、侵权获利、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和法定赔偿四种。曹新明13通过对2011-2016年知识产权判例样本采集与统计分析指出，在知识产权纠纷审判实践中，我国人民法院适用法定赔偿标准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比率非常高，超过了判例样本总数的90%，判例统计结果证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低与法定赔偿计算标准正相关。这些判例样本同时证明了“举证难”是导致人民法院过多适用“法定赔偿”标准确定赔偿额的关键原因。为此，他建议我国法律对损害赔偿数额计算标准的适用顺序进行调整，法院应当采取更加有利于原告方的证据制度，提高法定赔偿上限，以方便权利人更有效地采集证据支持其索赔诉求。吴汉东14根据市场价值说，认为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认定应以知识产权的“合理价值”为基础，计算其收益能力（市场价值）在特定时间的市场条件下的货币表现（市场交易价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损害赔偿计算的“三步观察法”，即：市场类型分析法、市场占有份额分析法及市场交易机会分析法。在计算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时，应基于权利种类差异，就其不同的损害构成因素进行市场类型分析，在此基础上，采取市场占有份额分析法和市场交易机会分析法计算出非法所得、实际损失或合理使用费的赔偿数额。蒋舸15则指出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高度不确定性其实具有全局性，因此不应将解决“知识产权损害赔偿难以精确计算”的重担全部压在法定赔偿之上，而应当将法定赔偿的相关功能疏导至传统的实际损失、违法所得与许可费倍数这三种损害赔偿方法中，只有在传统赔偿方式中给予法院足够的自由裁量权，才不至于使法官被迫在法定赔偿的框架下寻求裁量空间。如果适用侵权获利的方法计算知识产权损害赔偿，那么当有证据证明侵权人的利润时，确定侵权获利的最大困难在于确定侵权行为对侵权人利润的贡献比例或分摊比例。刘晓16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将中国和美国所采用的各种分摊方法从优到劣进行了排序，依次为：替代品比较法、消费者调查法、量化比例法和定性分析法。他建议我国法院在综合采用这四种方法时须满足一定条件，即：是否存在替代品、替代品利润证据是否可以获得、侵权人获得的利润大小是否超过消费者调查成本、是否存在量化比例、侵权内容与其他非侵权要素对产品整体利润的贡献度证据是否可以获得等，同时法院应对分摊方法与适用条件进行解释，由当事人自行选择。为加大惩罚侵权力度，提高法律威慑力，王利民17建议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规定侵害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一般规则，为相关知识产权特别法提供上位法依据，在特别法没有惩罚性赔偿规定时，应适用民法典的一般规则，但要通过明确行为人必须具有主观故意，且客观上构成情节严重，并规定赔偿数额限制，来保障该规则的准确适用。事实上，这两年来我国正在构建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从商标法推广到专利法修正草案，法定赔偿额上限也显著提高。2019年1月公布的《专利法修正案（草案）》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故意侵犯专利权情节严重的，可确定1倍以上5倍以下的赔偿数额，并将法定赔偿额从1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提高到1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2019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商标法》，加大对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的惩罚力度，将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额由1倍以上3倍以下提高到1倍以上5倍以下，并将法定赔偿额上限从3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2019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杨涛18认为，停止侵害救济方式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规则，属于财产规则范畴，基于权利界定难度、谈判成本、交易障碍、要挟策略引发的讹诈风险以及社会公共福利减损等诸多因素的考量，若绝对化适用易引发“市场失灵”。因此，他建议当权利人的损害可通过金钱救济予以弥补，或者停止侵害的适用会导致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或会影响社会公共利益时，法院可以判令侵权方不停止侵害，而以损害赔偿或补偿责任替代之。在侵权责任方面，杨立新19认为正在编纂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网络侵权责任规则，应该进一步扩大反通知权的范围，不仅平台内经营者享有，还应包含采取必要措施而受到损害的他人，以更好地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司晓20将网络服务提供者知识产权注意义务的设定抽象为一个完整公式：“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服务类型*行为类型*权利客体”，综合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知识产权注意义务高低，进而决定其所承担的民事责任。此外，杨鸿21建议通过修订《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增加相关措施，将过境、临时仓储、加工出口等不进入境内市场的特殊货物，纳入到海关执法的监管范围，并将其与一般进出口货物区分开，采取原则上不扣留的特殊知识产权海关措施，以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与自贸区扩大开放两种价值间的平衡。04 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规则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而这几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对原有的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系形成猛烈冲击。中国作为国际贸易体系深度参与者和受益者，如何去推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朝着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成为这两年来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之一。WTO多边贸易谈判停滞，催生出大量的区域贸易协定，其中欧美所形成的自贸协定显著超出WTO水平并将深刻影响未来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规则。如果我国要构建中国自贸协定知识产权规则范式，王衡和肖震宇22建议应以《TRIPS协定》为基础，推进相关规则在优先领域的形成与完善，对于一些超TRIPS规则，则需要考虑其是否会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同时要注意处理好法律移植与自主规则创新的关系。余成峰23通过分析印度知识产权自相矛盾的法律系统被“全球社会”接受的经验，指出法律全球化不是被动法律移植，而是一个商谈性的政治过程和法律过程，应该让不同的利益群体深度参与到国家法律设定和全球规则解释的博弈。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已从贸易领域延伸到投资领域。徐树24指出投资者将知识产权纳入“投资”范畴，通过投资待遇条款和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挑战东道国的知识产权政策（措施）。虽然目前这类案件不多，但需要未雨绸缪，调整国际投资条约及改革其仲裁机制，明确投资条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边界，维护东道国法律制度自主空间。何艳25则认为对涉公共利益知识产权投资争端而言，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机制）和WTO争端机制都不是投资者寻求救济的最佳路径。为了保证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的投资利益，建议结合目前ISDS机制所面临的问题，可以尝试建立专门的“一带一路”涉公共利益知识产权投资争端解决机构和机制。全球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导致各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联结日益密切，知识产权与国际私法这一交叉领域也愈加受到重视。阮开欣26指出全球化背景下，在知识产权的初始取得和继受取得过程中，基于在先关系的知识产权归属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权属普遍制的适用空间。而要解决权属普遍制和被请求保护国原则共存所导致的法律冲突，法院应当遵循被请求保护国对于本国知识产权归属规则享有最终决定权的准则，且反致规则的适用内含于被请求保护国原则的概念本身。除了涉外知识产权归属问题，“判决项目”也一度是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中的重要议题。海牙国际司法会议特别委员会在2017年11月形成了《承认和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草案）（简称为“草案”），其中有关知识产权的侵权和有效性等问题的外国法院判决纳入了承认与执行的可能范围，作为备选方案供各国进一步讨论。王迁27认为我国在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客体数量、保护水平以及国民的知识产权意识等方面均处于劣势，承认和执行外国的知识产权侵权判决可能会导致国家之间的利益失衡，我国应力争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公约》（草案）中允许各国对知识产权侵权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声明保留。参考文献1据统计范围为中国法学会“中国法学创新网”上的16种法学类期刊分别为：《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外法学》《政法论坛》《清华法学》《环球法律评论》《法学》《法学家》《现代法学》《法律科学》《法学评论》《法制与社会发展》《法商研究》《比较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政治与法律》。2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及各刊物官方网站，统计时间范围为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3吴汉东：《新时代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思想纲领与行动指南》，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4马一德：《中国知识产权治理四十年》，载《法学评论》，2019年底6期（总第218期）。5吴汉东：《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变迁的基本面向》，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6曹文泽 王迁：《中国知识产权法制四十年：历程、特征与展望》，载《法学》，2018年第11期。7何鹏：《知识产权立法的法理解释——从功利主义到实用主义》，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4期。9周泽夏：《知识产权法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基于<知识产权的经济结构>的讨论》，载《政法论坛》，2018年第4期。9冯晓青 周贺微：《公共领域视野下知识产权制度之正当性》，载《现代法学》，2019年5月第41卷第3期。10安雪梅：《指导性案例的法律续造及其限制——以知识产权指导性案例为视角》，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期。11曹博：《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智力财产属性辨析》，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4期。12资琳：《数字时代知识产权与新兴权利的法理论证——“知识产权与相关权利的法理”学术研讨会暨“法理研究行动计划”第八次例会述评》，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5期（总第149期）13曹新明：《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计算标准新设计》，载《现代法学》，2019年1月第41卷第1期。14吴汉东：《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市场价值分析：理论、规则与方法》，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1期（总第207期）。15蒋舸：《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向传统损害赔偿方式的回归》，载《法商研究》，2019年第2期（总第190期）。16刘晓：《论知识产权损害赔偿中侵权获利的分摊方法》，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17王利民：《论我国民法典中侵害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规则》，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8期。18杨涛：《论知识产权法中停止侵害救济方式的适用——以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为分析视角》，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1期（总第183期）。19杨立新：《电子商务交易领域的知识产权侵权责任规则》，载《现代法学》，2019年3月第41卷第2期。20司晓：《网络服务提供者知识产权注意义务的设定》，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21杨鸿：《自贸试验区知识产权海关执法的特殊问题与制度完善》，载《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2期。22 王衡 肖震宇：《比较视域下的中美欧自贸协定知识产权规则——兼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规则的发展》，载《法学》，2019年第2期。23余成峰：《全球化的笼中之鸟：解析印度知识产权悖论》，载《清华法学》，2019年第1期。24 徐树：《国际投资条约下知识产权保护的困境及其应对》，载《法学》，2019年第5期。25何艳：《涉公共利益知识产权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反思与重构》，载《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26 阮开欣：《涉外知识产权归属的法律适用》，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5期。27王迁：《<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公约>（草案）中知识产权条款研究》，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1期。（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知产力立场）

近日，国际著名出版机构Elsevier宣布，创办新期刊CEJ Advances，由我校环境学院副院长、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潘丙才教授出任该期刊首任主编。从一个山清水秀的农户家庭走出，误打误撞进入环境系，却在31岁成为教授，38岁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潘丙才教授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在最初意外进入环境系时，由于对这一专业的误解，他在大学第一年一直处在失落中。然而，逐渐意识到这一专业的光明前景和无穷潜力，尤其是在导师陈金龙教授、张全兴院士的指导下，潘丙才老师完成了自己学业生涯的重要转折，逐渐成为环境工程领域享誉世界的顶级学者。如今，潘丙才教授已是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南京大学环境纳米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有机毒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有毒污染物治理与资源化”教育部创新团队共同带头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环境工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环境化学）、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作为一个矢志于环保事业的开拓者，他绝不满足于让自己的研究成果停留在纸面上，更是始终致力于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他参与组建了江苏南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南大环境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成果转化企业，是环保学术界和产业界游刃有余的优秀科学家。在国内大学学科排名中，我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位居全国第三。环境学院下设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环境规划与管理三个系，拥有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学科、环境工程国家重点学科培育点，建立了包括“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内的20多个科研教学平台。2000年以来，主持国家、省部级等课题千余项，科研经费近10亿元，为国家和地方重大环境需求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去年11月，环境学院主导研制的工业废水分类国际标准正式发布，成为我国主导编制的首个工业水回用领域国际标准。学于斯，成于斯，奉献于斯。潘老师和南京大学环境学院的故事，已成为我国环境领域的一段佳话。“南大是中国的顶尖学府之一，一直致力于培养领导社会发展、引领文明进步的高端人才。”潘丙才老师如是说，“大家来到这里，不仅要创新科研、攻读学位，更要放眼四海、胸怀天下，关心国家发展、民族进步，关注世界热点、民生疾苦。这样的胸怀，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更可以为实现我们的梦想与追求提供更为广阔的舞台。”来源 | Elsevier、新华日报、环境学院、《环保产业》整编 | 胡志韧美编 | 张娟娟

根据出版周期，可以将期刊分为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半年刊和年刊等。《CSSCI来源期刊（2019-2020）目录》中的期刊数量为568种。由于原中共中央党校、原国家行政学院2018年合并重组为新的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从2019年开始，原《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并刊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因此，目前CSSCI期刊数量实际为567种。从出版周期来看，在567种CSSCI期刊中，双月刊最多，有314种，占比超过55%；月刊次之，有181种，占比接近32%；季刊有59种，占比亦超过10%；半月刊有12种；而旬刊仅有1种。本期推文将目光投向CSSCI期刊中的12种半月刊，向各位读者介绍这些期刊的基本信息。通常而言，期刊出版周期与年刊载文章数量之间呈现较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出版周期越短的期刊，每年刊载的文章数量越多。表格里这些半月刊年刊载文章的数量即明显高于同类期刊平均水平。对于个体特别是初入学术之门的研究生来讲，选择某些发文量较大的半月刊投稿，或许更容易被接收。然而，上述半月刊中的部分期刊，在坊间的“口碑”似乎不佳，或是因刊文量过大而被质疑论文“较水”，或是笼罩在“中介”代发、版面费高昂的阴云里。那么，这些半月刊到底是真香，还是真坑呢？1.《求是》的前身是《红旗》杂志，创刊于1958年，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是党中央机关刊，读者对象主要是党政军及企事业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广大宣传思想理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全体党员。尽管《求是》杂志的作者群体有较高的门槛，但根据杂志社信息，《求是》的投稿通道是面向广大读者开放的。《求是》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qstheory.cn2.《红旗文稿》是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宣传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宣传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阵地，由求是杂志社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8年，《红旗文稿》共刊载文献433篇（2019年数据暂缺）。《红旗文稿》现设有“文摘”“政治”“文化”“经济”“金沙滩”等栏目。《红旗文稿》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qstheory.cn/hqwg，采用邮箱投稿。投稿邮箱：hqwg@qstheory.com编辑部联系电话：010-64037076/640373313.《学术前沿》定位于对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学术分析，关注在中国改革发展实践中长期存在、触及根本、关乎全局的议题，特别是中央关心、民众关注，极富现实针对性，亟待给出对策、抓紧解决的问题，并以精确严整的学术范式，对这些重大、紧要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在规律层面进行把握；由人民论坛杂志社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学术前沿》共刊载文献554篇。《学术前沿》以"二十四个重大问题研究"的形式，每期对一个重大问题进行集中研究和阐析，此外，还设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成果发布”“调查研究”“公共治理”“中国战略”“政党政治”“学术大视野”“政治评论”等栏目。《学术前沿》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rmxs.chinajournal.net.cn/WKD/WebPublication/index.aspx?mid=rmxs，采用系统投稿。编辑部联系电话：010-653637454.《中国高等教育》创刊于1965年，当时刊名为《高教战线》，1982年复刊，1986年7月正式更为现名；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学术导向，倡导“正视听、明学理”，关注高教重点、热点、难点问题，是高教领域理论探究和工作交流的高端平台；由中国教育报刊社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高等教育》共刊载文献581篇（含增刊）。《中国高等教育》现设有“高教纵横”“理论视野”“党建与思政”“域外视角”“专题研究”“高职高专”“创新创业”等栏目。《中国高等教育》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jyb.cn/zggdjy，采用邮箱投稿。投稿邮箱：gdjy@email.com.cn编辑部联系电话：010-822966585.《教育发展研究》创刊于1980年，当时刊名为《上海高教研究丛刊》，1985年更名为《上海高教研究》，1999年正式更为现名；主要报道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成果，探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问题，包括教育思想、教育规划、教育体制、教育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等内容；由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教育发展研究》共刊载文献431篇（含增刊）。《教育发展研究》现设有“决策参考”“摄影报道”“视点”“时评”“专题”“域外”等栏目。《教育发展研究》采用邮箱投稿。投稿邮箱：jyfz@263.net编辑部联系电话：021-64186212/64034596/640383426.《图书情报工作》创刊于1956年，是国家级大型图书馆学情报学两栖专业学术核心期刊，主要面向研究型图书情报机构，侧重于数字网络环境下的知识服务与图书情报工作转型发展，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主要报道以图书馆学、情报学为核心的相关领域理论和实践的最新进展。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图书情报工作》共刊载文献588篇。《图书情报工作》现设有“情报研究”“工作研究”“理论研究”“知识组织”“海外观察”“综述述评”“专题”等栏目。2020年重点选题可参见：http://www.lis.ac.cn/CN/column/column81.shtml《图书情报工作》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lis.ac.cn，采用系统投稿。编辑部联系电话：010-82623933/82626611-66147.《图书馆学研究》创刊于1979年，主要发表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管理学等与信息管理与服务相关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学术研究论文，由吉林省图书馆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图书馆学研究》共刊载文献333篇。《图书馆学研究》现设有“基础理论（研究进展）”“专业教育”“图书馆管理”“数字化、网络化”“信息资源建设”“信息资源管理”“信息服务”“信息咨询”“读者工作”“著作权”“国外图书馆”等栏目。《图书馆学研究》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jlplib.com.cn/tsgxyj，采用邮箱投稿。投稿邮箱：tsgxyj@163.com8.《中国出版》创刊于1978年，原名《出版工作》，内部发行。1987年1月起公开发行；1991年1月，改版并更为现名；定位为一本面向新闻出版行业，沟通管、产、学、研的机关刊物；由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出版》共刊载文献564篇。《中国出版》上半月侧重实用，下半月侧重理论。现设有“品书录”“学术园地”“版权之页”“学术经纬”“本期话题”“智媒时代”“业界动态”“焦点论坛”“出版史话”等栏目。《中国出版》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s://zgcb.chinaxwcb.com/site-3/，采用邮箱投稿。投稿邮箱：zgcb@vip.sina.com编辑部联系电话：010-87622012/876220139.《统计与决策》创刊于1985年，立足统计前沿理论，探究统计新方法，推介决策理论与方法，崇尚数量实证研究，由湖北长江报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统计与决策》共刊载文献1073篇。《统计与决策》现设有“统计观察”“经济实证”“财经纵横““理论新探”“决策参考”“方法应用”“企业管理”等栏目。《统计与决策》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tjyjc.com/，通过系统或邮箱投稿均可。投稿邮箱：tjyjc@vip.163.com编辑部联系电话：027-87819590/8781209010.《科技进步与对策》创刊于1984年，以推动科技进步和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为己任，紧紧围绕“科技进步怎么样”和“科技进步怎么办”两大历史命题，致力于促进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由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科技进步与对策》共刊载文献820篇。《科技进步与对策》现设有“科技管理创新”“区域科学发展”“产业技术进步““企业创新管理”“科技法制与政策”“评价与预见”“科学理性与科学方法”“知识科学与知识工程”“人才与教育”及“综述”等栏目。《科技进步与对策》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kjjb.org，采用系统投稿。编辑部联系电话：027-8727706611.《历史教学》创刊于1951年1月，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刊最早的历史学刊物，是最具权威性的历史教学类杂志之一，由历史教学社（天津）有限公司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历史教学》共刊载文献346篇。《历史教学》每月出版两期，其中：上半月刊为中学版，主要栏目有“教学研究”“高考研究”“教材研究”“教学设计”等栏目。下半月刊为高校版，主要栏目有“中国史研究”“世界史研究”“教学研究”“专稿”“中青年史学家访谈”“史苑新秀”等栏目。《历史教学》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historyteaching.cn，采用邮箱投稿，其中：上半月刊（中学版）邮箱：zhengwen0408@126.com下半月刊（高校版）邮箱：xsb07@126.com编辑部联系电话：022-2333233012.《中国书法》创刊于1982年，坚持“书法至上、读者至上”的办刊理念，荟萃历代书法精品、关注书法文化现状、推动当代书法学术与创作健康发展，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书法》共刊载文献1171篇。《中国书法》现设有“经典”“学术”“创作”“人物”及“书法广角”等版块，每个版块下设若干栏目。《中国书法》采用邮箱投稿，其中：古代书法编辑部邮箱：zgsfza@163.com现代书法编辑部邮箱：zgsfxd@163.com编辑部联系电话：010-65389765（古代）、010-64911178（现代）来源：发表记

在科研创新能力上，深睿研究院(Deepwise AI Lab)一直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是目前行业内规模最大的专注于人工智能医疗领域的研究机构之一，从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医疗前沿科技的探索，通过科技与临床的结合，产生了众多兼具临床价值和科技创新性的科研成果，陆续被国际顶级期刊和会议收录。截止到目前为止，深睿研究院在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顶级期刊及会议(如TPAMI、TCyb、ICML、CVPR、ICCV、ECCV、AAAI等)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其中涵盖了计算机视觉和模式识别领域三大顶级国际会议，尤其是连续两年在备受瞩目的顶级会议CVPR(谷歌2019学术榜Top 10)上均有学术成果发表，在国内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公司中处于前列;同时，在医学影像计算与分析领域，如IPMI、MICCAI、ISBI、RSNA、ECR等顶级会议上，发表论文近二十篇。 近期，深睿研究院又有两篇科研成果被刊登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体现了深睿研究院的持续创新能力。其中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共同完成的“Long-term follow-up of persistent pulmonary pure ground-glass noles with deep learning”(https://doi.org/10.1007/s00330-019-06344-z)被国际顶级放射学杂志European Radiology收录并发表。European Radiology是欧洲放射学会的会刊，创刊于1991年，在行业具有广泛影响力和不可或缺的学术地位，是放射学领域专家学者们不可或缺的信息来源，代表了最前沿的放射学科学，在综合类影像期刊中居第2位。当前，肺癌已经成为中国发病率和致死率第一的癌症，而在国内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辅助肺癌筛查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目前普遍停留在利用深度学习进行肺结节检测研究上。然而，对于肺结节的生长评估鲜有研究，尤其是对亚实性结节(纯磨玻璃结节和部分实性结节)的长期管理在临床上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管理长期存在的纯磨玻璃结节pGGN(Pure Ground Glass Nole)存在着更多的争议。为了解决这些争议，有必要研究长期存在的pGGN的生长进展，精确测量其生长速度，并识别出影响其进展的风险因素。这篇论文的研究工作正是利用深度学习技术对肺部pGGN进行自动分割，并基于随访数据开展上述研究，为临床上量化评估肺结节提供给更为精准的依据。本研究中，pGGN的自动检出和分割由来自深睿医疗的Dr. Wise AI肺结节辅助诊断系统实现，综合利用递归神经网络(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RNN)和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CNN)，超过目前任何单一分割方法的效果。基于Dr. Wise AI肺结节辅助诊断系统对基线以及所有随访的胸部CT影像数据进行肺结节自动检出和分割，自动计算出pGGN的直径、密度、体积、质量、VDT(体积倍增时间)和MDT(质量倍增时间)，并通过以上量化指标探究肺pGGN的自然生长规律，准确测量pGGN的生长速度，并评估影响pGGN生长的危险因素，为临床上管理pGGN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深度学习技术可辅助揭示pGGN的自然生长规律;其中长期存在的pGGN表现为惰性生长;有分叶征和较大基线直径、体积和质量的pGGN随访过程中更容易出现生长。图1. 分叶状征、初始平均直径、初始体积和初始质量是预测pGGN是否进展的关键指标同时，深睿研究院与北京理工大学合作完成的论文“A deep network for tissue microstructure estimation using modified LSTM units”(https://doi.org/10.1016/j.media.2019.04.006)被刊登在Medical Image Analysis(MIA)。MIA是国际医学图像计算和计算机辅助干预会议MICCAI的官方期刊，创刊于1996年，关注将计算机视觉、虚拟现实和机器人技术应用于医学影像领域的科研成果，其影响因子逐年上升，2018年达8.88，行业内知名专家学者关注度极高，被誉为高质量论文的衡量标尺。本论文基于改进的长短时记忆(Long-Short Term Memory，LSTM)单元提出了一种用于估计组织微观结构的通用深度网络MESC-Net，提升了弥散磁共振成像 (Diffus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dMRI)质量。dMRI为非侵入式评估组织的微观结构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工具，但由于模型较为复杂，通常需要带有大量弥散梯度的扫描序列来提升图像质量，而这导致了扫描时间的延长。在使用较少的弥散梯度时，用复杂信号模型来精确描述组织的微观结构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所以，如何基于较少的弥散梯度得到较好的dMRI图像质量是科研上持续探索的一个难题。本文提出的MESC-Net网络在弥散梯度减少的情况下可以提升图像质量，对于临床扫描上的价值则是可以缩短扫描时间，提升临床效率。另外，本研究提出的网络结构是一种通用的估计微观组织结构的网络，而不只是局限于某一种模型，为了验证该算法的通用性，实验还评估了基于三种信号模型NODDI(neurite orientation dispersion and density imaging)、 SMT(spherical mean technique)、 EAP(ensemble average propagator)估计得到的组织微观结构结果。实验结果表明MESC-Net可成功地应用于三种不同的模型，该方法可以作为组织微观结构估计的通用方法，拥有广泛的临床应用前景。图2. 基于NODDI模型用MESC-Net计算得到的vic/viso/OD的横截面示意图，AMICO/MLP/MEDN/MEDN+/m-MEDN+均为对比方法深睿医疗是一家注重前沿科技探索的公司，作为AI医疗领域的引领者，始终坚持将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医疗领域，以俞益洲教授(ACM 杰出科学家/IEEE Fellow)为核心的深睿研究院，一直致力于探索前沿的人工智能科技在医学领域的应用，通过Dr.Wise 多模态科研平台的助力，不断深化与医院、高校在临床问题上的科研合作，提升科研效率，产出高质量的科研论文，并促进成果转化，让前沿人工智能技术和研究更加贴近临床需求，让AI真正落地到实际临床场景，助力国家智慧医疗建设。进入2019年，深睿研究院有8篇论文入选人工智能顶级会议CVPR2019，实现了图像识别与医学影像分析等技术的创新性突破，跻身中国论文发布数量排名前列的科技公司之一。在今年10月召开的医学影像分析顶级国际会议MICCAI和11月召开的国际计算机视觉顶级会议ICCV上，深睿研究院又有10篇关于医疗人工智能领域的科研论文被收录。截止到目前为止，深睿研究院已发表50余篇顶级学术论文，累积影响因子超过80，论文接收率超过50%，彰显出深睿研究院强大的科研能力。来源：消费日报网

作者 | 陈彩娴、青暮编辑 | 青暮近日，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学院应届硕士生孙光宇因“三年发16篇SCI”、“被建议破格授予博士学位”的新闻火遍全网，引起热议。在知乎热榜上，孙光宇“被建议授予博士学位”的消息紧跟在“昆山世硕将员工证件随地乱扔”之后。据澎湃新闻报道，孙光宇为钱学森学院院友，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以第一作者在Physical Review E,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Plasma Source Science & Technology等期刊发表SCI论文8篇、EI会议论文4篇，另以其余作者身份发表SCI论文8篇、EI会议2篇；获得西安交通大学“优秀研究生标兵”、国家奖学金2次、高电压技术专业“严璋”奖学金和“远东”奖学金、电气学院年度人物等奖项。目前，孙光宇同学已被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瑞士等离子体中心（SPC）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并获得全额奖学金。（图注：孙光宇在ICPADM 2018）据AI科技评论了解，孙光宇发表SCI论文的期刊包括Plasma Source Science & Technology、Applied Physics Letters、Physical Review E、Plasma Processes and Polymers等影响因子交给的杂志，孙光宇同学在三年硕士就读期间便能以一作身份在多份SCI期刊上发表8篇研究论文，想必付出了许多努力，实是科研大神无疑；而在另外8篇SCI论文上挂名，也说明其所在的导师团队的持续产出能力足够深厚。事实上，孙光宇并非是我国研究生三年密集发表多篇SCI期刊论文的第一人。2017年12月，搜狐网曾报道华东理工大学应用化学硕士生张琦在SCI期刊发表论文16篇，其中第一作者6篇，包括Angew. Chem. Int. Ed.，Advanced Materials，Chemical Science等国际顶级期刊。而且，张琦在本科大三期间便在化学工程顶级期刊Ind. Eng. Chem. Res.上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了第一篇SCI期刊研究论文。同样在研究生就读期间密集发表多篇SCI期刊论文的张琦同学没有被直接授予博士学位，而是在华东理工大学直博深造，2018年以第一作者的身份与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Ben L. Feringa院士在Science子刊Science Advances上共同发表论文（如下图所示）。由此可见，此次孙光宇同学引发的“全网热议”，除了16篇SCI论文所代表的“别人家的孩子”的科研水平，更多还是在于“被建议破格授予博士学位”在所引起的热议。多篇SCI期刊论文所指代的科研能力是否能等同于学术评价体系中所规定的获取博士学位前应交出的学位论文呢？目前，学术界已有对SCI排名淡化的趋势，我们又应以怎样的态度看待SCI论文？1你真的了解SCI吗？想必很多人心里会疑惑：三年内发表8篇以上的SCI期刊难度有多大？前段时间知乎上有一则讨论，是关于“如何看待肖战粉丝@少年无关月与风立志半年发10篇以上的SCI”。这一“豪言壮语”多少也反映出了很多人只知道SCI的名字，但对于SCI“只收录自然科学论文”的常识与发表SCI的难度并没有一个正确的概念。那么SCI是什么？发刊难度如何？SCI的全名为Science Citation Index，中文名为《科学引文索引》，是一个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在1961年创建的期刊文献检索工具，其出版形式包括印刷版期刊、光盘版以及联机数据库，现在还发行了Web版数据库Web of Science。ISI通过严格的选刊标准和评估程序挑选刊源，所收录的文献覆盖生命科学、医学、物理化学、农学、生物、工程等诸多领域，被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认可，并用来衡量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目前，SCI数据库已成为当代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大型数据库，被列在国际六大著名检索系统（SCI，EI，CA，SA，AJ/РЖ，JST）和三大检索工具（SCI，EI，ISTP）之首。关于发表SCI论文的难度，尽管评论区的大部分答案已将话题转向肖战粉丝论战上，但仍有认真答题的人。比方说，网友@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子立提到，如果希望半年发表10篇SCI，需要带领团队，并配备：两个副研究员，6个博士，12个硕士，整个团队持续工作半年左右，还是有可能的，但难度仍然比较大。而单兵作战的话，从课题设计、数据收集、论文写作、同行评议到最后发表校对，犹如过五关、斩六将，发表一篇SCI论文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2SCI期刊论文应该等同于博士学位论文吗？因硕士期间表现优秀而破格一毕业便提为博士的案例在我国早已有之。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南开大学校长的曹雪涛教授在就读第二军医大学硕士期间，就因为发表了优秀的硕士论文《白细胞介素Ⅱ激活的肿瘤浸润性淋巴细胞抗肿瘤作用的实验研究》让专家评委拍案称奇，“已达到博士生的毕业水平”，被批准补做半年学习和半年科研后直接获得博士学位。值得注意的是，曹雪涛教授当年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硕士论文“已达到博士生的毕业水平”。对于孙光宇的案例，其争议点在于：以往没有因为发表SCI期刊论文的数量多即授予博士学位的先例。这当中所反映的，是对学生科研水平的评价体系如何衡量的问题。毫无疑问，在研究生期间发表多篇论文和获得博士学位均能反映该学生具有较高的科研能力，问题是：发表期刊论文数量多和有资格评选博士学位，两者是否可以等同？按照规定，授予博士学位需基于学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学位论文不能由期刊发表论文替代。否则，博士生都只需在期刊上发表论文，而无需撰写学位论文，即可获得博士学位。对孙光宇破格授予博士学位，应该根据其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水平，而非其在读研期间所发表的SCI论文。AI科技评论也注意到，目前在相关媒体报道中，只提到孙光宇是建议授予博士学位，而并没有提到建议方的身份，以及该建议是否正式。要求在硕士、博士期间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并将其作为允许学位论文答辩的前提，是我国高校研究生教育近年来的普遍倾向。这种倾向导致社会和学生都产生了理解偏差，认为发表期刊论文比学位论文更重要。相对而言，发达国家一流大学的普遍做法是，对于硕士研究生，提高研究生课程质量，对于博士研究生，则侧重学位论文质量，这些大学一般不要求硕士生和博士生在就读期间发表论文。而我国目前也正在推进研究生教育改革，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取消就读期间发表论文的要求，这就需要高校、学生乃至社会都重新建立新的研究生教育共识。那么具体来说，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都有哪些不同之处呢？根据Editage Insights2017年的文章《9 Differences between a thesis and a journal article》分析，两者除了在篇幅、信息量、工作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其区别主要体现在：1、用途：学位论文是为了展示你知道多少，即受教育水平；而期刊论文是为了建立你的学术信誉，对你所在的领域做出贡献。2、潜在读者：学位论文的潜在读者是评委或教授，他们会评估你是否有资格获得学位；而期刊论文的潜在读者是科学家或研究人员，他们读你的论文是为了寻找有证据支持的实用想法。3、材料与方法：学位论文会广泛介绍，完整地叙述和呈现每一个研究切入点和方法；期刊论文则是有节制地介绍，只叙述使用过的特定方法和做过的实验。4、讨论：学位论文会对结果进行详细阐释，展示你对获得的数据的完整了解，透露对未来研究方向的兴趣；期刊论文则只对结果做简单扼要的阐释，只讨论主要发现，并直接注明研究目标。关于博士学位论文评价体系，《华南理工大学学报》曾于2011年10月刊登施亚玲、李若莹、杜娟和何源等人共同撰写的研究论文《基于华南理工大学近五年博士学位论文专家评阅结果的统计分析》，里面提到我国教育部从1990年开始组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学位论文的选题与综述、论文成果的创新性、论文体现的理论基础、专门知识及科学研究能力等四方面。论文链接：https://www.ixueshu.com/document/7eecaff0dfcbf773318947a18e7f9386.html以华南理工大学为例，论文选取了2005年6月至2010年9月期间博士学位论文专家评阅结果中各项评价指标成绩齐全的1222篇论文的3666份评审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总结四项指标与博士学位论文的总体成果之间关系如下：表1：总体评价结果与“选题与综述”评价结果的相关度 表2：总体评价结果与“创造性成果”评价结果的相关度表3：总体评价结果与“科学与创造能力”评价结果的相关度表4：总体评价结果与“学风与写作”评价结果的相关度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科学与创造能力与总体评价的成绩一致率最高，达到82.71%；其次是创造性成果（77.76%）、学风与写作（71.02%），而选题与综述最低，只有61.36%。这说明评阅专家更看重博士学位论文的科学与创造能力和取得的创造性成果。简单来说，期刊论文体现研究的重要性和创新性，而学位论文也重视创造性，但是相对而言，更体现学生知识和能力的广度与深度。一篇学位论文有可能转化为期刊论文，但反过来很难说，通常需要用好几篇期刊论文合并成一篇更系统全面的博士学位论文。3SCI何时走下神坛？目前还不清楚，孙光宇被建议授予博士学位，是因为其发表SCI论文数量，还是因为其论文学术水平高，我们分别从两个角度加以分析。自SCI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引入中国后，逐渐被推上了“神位”，科研领域某些人员过度追求SCI相关指标，导致“SCI至上”或“唯SCI论”现象的产生。作者并非诟病SCI这一中性科研工具的原罪，而是指出我国科研领域“没有与时俱进地优化和合理限制SCI这个客观量化工具在高校科研评价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今年3月，教育部、科技部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指出SCI论文相关指标直接用于科研评价，具有以下几个局限性：1）SCI的本质是文献索引系统，而非评价系统，不能把SCI论文简单等同于高水平论文。2）SCI论文的引用数反映的是论文受关注情况，而不能对应于创新水平和实质贡献，高被引论文更多反映的是学术研究热点，但并不直接说明其创新贡献。 3）论文主要是基础研究成果的表达形式，SCI论文相关指标并不能全面反映科技创新贡献，不适用对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等工作的评价。在知乎上，并没有就三年发表SCI论文数量如此之多是否灌水争论不休，而是着眼于孙光宇的论文本身，指出该同学的论文学术质量确实很高。自称与孙光宇研究方向相近的@雨灰灰表示，孙光宇的学术水平完全可以达到或远超西安交大普通博士的水平，他的论文绝非灌水，而且PRE、APL、PSST也是知名老牌期刊，从论文中可以看出孙光宇理论基础扎实、知识储备丰富。大致浏览一下孙光宇的论文，可以发现，公式推导详尽，制作的实验图表也很优美，不是一般的灌水论文可比的。@雨灰灰还提到有网友因为孙光宇研究方向涉及plasma（等离子体）而讽刺其肯定是灌水，因为“等离子体=材料”。但是等离子体相关专业非常多，并且无脑劝退生化环材的态度并不可取，这些专业灌水现象严重，但有产业化和成果转化率太差的因素，而且这些领域也不乏有影响力的成果，比如两年前MIT大神关于石墨烯魔角超导的研究。对学科的评价不能一刀切、非黑即白，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孙光宇的学术能力毋容置疑。在他发的16篇SCI论文中，有8篇是一作。@雨灰灰表示，在这个领域，一个硕士生如果足够专心，在三年里完成8篇一作是完全可能的，当然能做到的还是少数。只是，这种做法也不需要刻意鼓励，按照自己领域步调来就好。此次事件能引起各界的激烈讨论，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在于，社会对我国科研后起之秀有着极大的关注与期望。然而，我们也应该理智地认识到一点：目前孙光宇同学被建议授予博士学位，或被认为其论文水平已具备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提议者身份未知，网友的评价也不等同于衡量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专家评委的意见。换句话说，尽管我们对科研新秀寄予众望，但仍应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现有的博士学位论文评价体系。最后，科研论文成果与实际论文落地之间有时是存在一定差距的。在刚刚落幕的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上，“生命科学奖”96岁的获得者王振义教授发表获奖感言时，对这一奖项颁布给年纪如此大的科研者感到忧愁。王教授坦言：“我忧愁的、不开心的地方，就是觉得我们年纪轻的人跟上来的不够。我们的标准是看论文，不看他的实际工作能力。年轻的人才为了论文而工作，发表了高级别的论文就认为自己了不起，这样是做不出工作来的。”将过多的目光放在论文上，也许会让我们忘记科研的初衷：让现实生活更美好。参考链接：1. https://www.hu.com/question/413221621/answer/1400894734?utm_source=wechat_session&utm_medium=social&utm_oi=26684480815104&utm_content=group3_Answer&utm_campaign=shareopn2. https://www.sohu.com/a/207936779_6583153. https://www.hu.com/question/419776390/answer/1458072274?utm_source=wechat_session&utm_medium=social&utm_oi=26684480815104&utm_content=group2_Answer&utm_campaign=shareopn4. https://mp.weixin.qq.com/s/fR6UgQj0wYupgqWapUsFwg5. https://zhuanlan.hu.com/p/377223186. https://jiahao..com/s?id=1677097407042420309&wfr=spider&for=pc7. https://www.editage.cn/insights/xue-wei-lun-wen-he-qi-kan-lun-wen-de-9-dian-cha-yi-45928. https://www.hu.com/question/419679868?utm_division=hot_list_page9. https://www.hu.com/question/419776390/answer/1458072274?utm_source=wechat_session&utm_medium=social&utm_oi=26684480815104&utm_content=group2_Answer&utm_campaign=shareopn

资料图做研究就要发论文吗500年前，哥白尼发现太阳中心说后，没发论文（当时也没有学术期刊可以发论文），却把他的发现写成一本书，在临终前正式出版。1911年，荷兰物理学家卡米林·昂内斯首次发现了超导之后，实验结果发表于莱登大学的学报。尽管1665年英国皇家学会已发行了世上首个学术期刊《哲学汇刊》，卡米林却没把稿子投过去。有了研究成果就马上发论文的习惯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论文数量的快速增加跟写作方式的技术进步有关。20世纪70年代前期，论文手稿要用打字机一个个字敲出来，所以，“高产”的物理学家每年只出几篇论文。每年出七八篇或更多文章，是1970年代末个人电脑普遍化之后的事情。在现代的私人企业，比如IBM，有些研究成果只在内部刊物发表，有用的重要成果根本不发文章，只申请专利，更重要的成果为了严格保密甚至连专利都不申请。所以，有了研究成果不一定要发表。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费曼很多硏究结果，做完就放在抽屉里，不发表（他认为这些结果不够重要，发这种文章是浪费时间和生命）。系里有些学生兴高采烈去找费曼，告诉他自己刚做出的得意结果；费曼慢条斯里地从抽屉里拿出来几页纸，说自己早做过了，学生只能败兴而归。可见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了解自然界的秘密，而非发文章，发文章只是做研究的一个副产品。这个来自古希腊关于科研目的的传统，是国外绝大部分优秀科学家的共识，然而，1980年代以后，国内由于老将凋零，人才断层，这一传统逐渐鲜为人知。发论文也是双刃剑从事科学研究，为什么要发论文，一般人以为是为了促进学术交流，这是错的。发论文其实是为了获得“首发权”，抢得作者在学科发展上的历史定位。当然，论文发表后能促进学术交流，但只是副作用，而不是发论文的目的。如果发论文只是为了促进学术交流，卡米林为什么不把他的超导结果发表在发行量更广的《哲学汇刊》上？当前，很多科研领域中同行人数众多，竞争激烈，如果获得研究成果就立刻在期刊上发表，很可能在自己尚未做深前，就被同行赶超了。所以，为了抢得首发权的同时给自己争取更多深入研究的时间，作者往往故意把论文发表在发行量较少的期刊上。比如，穆勒和柏诺兹在发现铜基超导体后，就故意把成果发表在ZeitschriftfürPhysik期刊上，而不是发表在更快、读者更多的《自然》《科学》《物理评论快讯》上。近年来，国外出现了预印本的电子平台，科学家把论文放上去，好像可为作者取得首发权，事实上不一定算数。在数学界，有一个极端的反例：俄罗斯的格里戈里·佩雷尔曼，把他关于庞加莱猜想的简要证明，仅发表于arXiv上。最后，同行组织了两个小组，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证明他是对的，并授予他数学界最高荣誉的菲尔兹奖（他拒绝领奖）。但这是数学界，不是物理界或自然科学的什么界。所以，国内科学家把《自然》《科学》《细胞》作为投稿首选，不一定是取得首发权的最佳策略。在中国之所以如此，是关于科研评价错误政策的必然后果，起源是1980年代南京大学出于本校“脱颖而出”的目的，引进了“数文章”的方法，进而为发在《自然》《科学》等期刊上的文章给予奖金，其他学校和科研单位纷纷效仿。后果是种瓜得瓜，目前中国的科研论文总数已列世界第二，而过去30年，虽然中国研究经费飞速增加，科研创新成果却未符理想，这是目前科研创新的一个困局。要打破这个困局，正本清源，就要废除“数文章”的做法，因为发文章需要时间和精力，多发文章有害创新。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的2015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中国科学家屠呦呦领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新华社记者叶平凡/摄）屠呦呦等关于青蒿素的研究工作发表于《科学通报》，国外几乎无人知晓，但临床实践效果奇佳。38年后，经过介绍和诺贝尔奖基金会调查验证，屠呦呦最终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奖，这就是首发权的重要之处。一个反例是，中科院科学家将关于外尔费米子的研究成果投稿给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办的《科学》遭拒，而普林斯顿科学家的论文则在《科学》上发表，因而获得了外尔费米子发现的优先权。退稿有种种理由，不一定是国别歧视，但是，投稿给自己国家的期刊是有优势的。比如，在特殊情况下作者可以与期刊总编直接电话沟通。需要培育期刊里的好国货《科学》是美国人为美国科学家而办的非牟利期刊，《自然》是德国人在英国办的牟利期刊。两者为了达到其所设的目的，办法是最大限度地把期刊办成一份国际性的、公正快速的期刊，其国际性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据此，国内科学家把自己最好的论文投到《科学》《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为他人做嫁衣”，客观上伤害了国内的科研期刊。究其原因，除了受上述“数文章”错误评价政策的激励，还有国内期刊审稿不够严格公正、缺乏科研诚信的问题。要提高国内的科研水平和质量，促进创新，我们建议：一、尽快废除“数文章”的陋习。由科学共同体（如中国科协及其下属学会）倡议，科研单位不得在年报、提职审查、奖金发放时“数文章”；科学家在网上自我介绍、项目申请时，不得提到出了多少篇《自然》《科学》的文章等。取而代之，科研单位和科学家应该强调自己解决了什么问题、发现发明了什么、获得了什么重要的奖项。要取消“数文章”，前提当然是要有一个公正、及格的判断科研水平的办法。与1980年代不一样，目前国内已经有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及格的科学家或评审专家，可担当同行评议的重任。当然，亦要鼓励进行国际评估。二、国内已经建立了一个相当于arXiv的预印本平台——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ChinaXiv）。我们建议，ChinaXiv开辟一个栏目，规定刊登于国内期刊的中文或英文文章，都要把英文题目和详细的摘要发上去，这样的平台才有权威性，才能吸引国外同行经常浏览。当他们对某篇文章感兴趣，可直接联系作者，甚至找人把中文翻译为英文。在1980年代，德国有名的出版社Springer曾经出版了一本英文期刊，叫ChinesePhysics，把中国重要的物理文章从中文翻译为英文。可见，如果文章重要，中国人自己不翻译，外国人也会去翻译。三、为取得首发权，文章应在国内期刊上首发，并同时在上述国内预印本平台发布英文标题和摘要。如结果确实重要，可尽快在国外发一篇补充性文章，在参考文献中引用在国内首发的文章。四、国内期刊要自我提升，严格审稿，减少人情稿和垃圾文章。当国内文章投稿数目大大增加时，必然会倒逼期刊改革。像环境污染一样，把垃圾文章这种科研污染尽量限制在国内，以减少贻笑国际的丑事。做研究不一定要发论文，不重要的不要发，想保密的不要发；要发就要发得聪明，对于那些重大原创、高度竞争的科研成果，应尽量在国内期刊上首发。这样也符合中国科技期刊走向世界一流的愿望。事实上，虽然科学家是国际共同体，但科研期刊却是国际间互为竞争的商业组织。当国内期刊较弱时，如果国内科学家都不买单，好文章不往囯内投，国内期刊就不可能做大做强。道理跟手机的国际竞争一样，没有足够的国人买早期较差的国产手机，就没有后来出色的华为手机。这是一个支持民族企业的问题，要做到这点，就要提倡爱用国货，评估制度不能鼓励大家把好文章都往国外投。此外，允许民办科研期刊，增加市场竞争。国家通过奖励措施，可以让论文总数大大增加，也就可以通过适当的政策，让论文总数减少，从而提高质量。创新的未来，寄望于“数文章”的终结，让科学家有充裕的时间思考、探索。这是有例可援的：400年前，在宗教意识形态管治严格的意大利，伽利略做出了惊人的创新，成为现代科学之父、一代宗师。除个人因素，这要归功于当时选题自由、无人数他文章的客观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要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形成并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制度。（作者林磊系美国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物理系教授，刘立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孙楠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来源: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