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研究杂志社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与中国财政学会将于2020年12月22日在北京友谊宾馆共同举办第五届财政与国家治理论坛（2020）暨《财政研究》创刊40周年研讨会（以下简称“论坛”）。论坛自2016年开始举办，一年一度，今年为第五届。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把握2035年远景目标和“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重点任务，我们将论坛主题定为“迈向2035的财政改革与发展”。活动预告时间：2020年12月22日，09:00-17:00地点：北京友谊宾馆·友谊宫会议议程08:30-09:00 签到（友谊宫·聚贤厅）· 主持：刘尚希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09:00-09:20 领导致辞· 余蔚平 财政部副部长09:20-09:30庆祝《财政研究》创刊40周年视频短片09:30-12:00 主旨演讲·楼继伟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财政学会会长· 冯健身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张弘力 财政部原副部长· 鲁 昕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12:00-13:00 自助午餐平行分论坛一（友谊宫·2号会场）· 主持：傅志华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财政学会副秘书长14:00-17:00新时代新型高端智库建设（仅限受邀代表参会）致辞· 刘尚希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专家研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罗 蓉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管理部副主任· 刘冬梅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匡小红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二级巡视员·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王斯敏 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主任· 胡 薇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机构与智库评价研究室副主任· 唐 涛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 刚 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副主任兼首席专家会议小结· 刘尚希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平行分论坛二（友谊宫·4号会场）· 主持：邢丽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财政学会副秘书长14:00-17:00发挥学术期刊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作用第一时段《财政研究》创刊40周年介绍庆祝《财政研究》创刊40周年视频短片· 陈 龙 《财政研究》编辑部负责人、研究员第二时段期刊座谈·李万甫《税务研究》杂志社社长· 朱恒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经济研究》副主编·刘学侠《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副主编· 梁 华 《中国社会科学》编审· 袁 淳 中央财经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 孙亦军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副主编· 王振霞 《财贸经济》编辑部副主任第三时段期刊评价中心、《财政研究》执行编委、审稿专家座谈·蒋 颖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副院长· 钱 蓉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副总编、编审· 白彦锋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教授· 吕冰洋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财政系主任、教授· 何代欣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 张 鹏 中国财政学会秘书处副处级秘书、研究员

中商情报网讯：前三季度，安徽省经济平稳运行，工业生产、投资、财政收入、进出口等指标增速加快，金融存贷款、消费增幅回落，商品房待售面积持续减少，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涨幅继续回升。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安徽省GDP为19811.4亿元，将近2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8389.2亿元，增长最快。1．工业生产增速加快。9月份，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006.7亿元，同比增长9 %，增幅比上月高0.6个百分点，比全国高2.4个百分点，居全国第6、中部第1位。前三季度，工业增加值8253.6亿元，增长8.8%，比全国高2.1个百分点，居全国第7、中部第2位。主要特点：一是制造业增速加快。9月份，制造业增加值891亿元，增长9.4%，增幅比上月高0.4个百分点，对全部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92.3%，占全部工业比重为88.5%。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367.4亿元，增长11.6%。前三季度，制造业增加值7263.5亿元，增长9.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2993.7亿元，增长12.4%。二是石油加工、电子信息等行业生产快速增长。9月份， 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16个行业增速超过安徽省平均水平。其中，石油加工、电子信息和仪器仪表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45%、20.9%和20.8%，比全部工业高36、11.9和11.8个百分点。三是中小企业生产有所加快。9月份，中小工业企业增加值659.7亿元，增长8.3%，增速比上月高1个百分点，对全部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61.3%、比上月高2.5个百分点，占全部工业比重为65.5%。前三季度，中小工业企业增加值5697.5亿元，增长8.3%，对全部工业的贡献率为63.6%。四是发展新动能持续增强。9月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105.4亿元，增长19%，比全部工业高10个百分点，对全部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20.6%,占全部工业比重为10.5%、比上月提高0.5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1144.4亿元，增长22.3%，比全部工业产值增幅高5.9个百分点,产值占比为25.7%、比上月提高1.1个百分点。前三季度，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分别增长19.7%、21.9%。数据来源：安徽统计局 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2．工业用电量由降转升。9月份，全社会用电量156.7亿千瓦时，增长4.7%，增幅比上月高1.8个百分点。工业用电量84.5亿千瓦时，由上月下降5.1%转为增长3.8%。其中，采矿业用电量下降4%，降幅收窄11.2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16.4%，比上月高16.2个百分点；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下降63.9%，降幅扩大49.6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全社会用电量1437.1亿千瓦时，增长7.3%，增幅同比回落2.3个百分点，其中工业用电量936.3亿千瓦时，增长5.5%，回落0.8个百分点。3．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升。前三季度，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21405.3亿元，增长10%，增幅比1-8月高1个百分点，比全国高2.5个百分点，居全国第16、中部第5位。其中，民间投资14250.4亿元，增长6%，占全部投资比重为66.6%；基础设施、工业技改投资分别增长25.1%和15.1%。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551.1亿元，下降4%；第二产业投资9591.8亿元，增长10.6%；第三产业投资11262.4亿元，增长10.2%。固定资产投资本年到位资金21008.3亿元，增长5.8%，其中国家预算资金、国内贷款和利用外资分别增长31.6%、28.3%和19.2%，自筹资金下降1.4%。前三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4085.4亿元，增长20.9%，增幅比1-8月高3.1个百分点，比全国高12.8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6398.6万平方米，增长6.5%，比1-8月低3.3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4065.3亿元，增长13.9%，比1-8月低3.8个百分点。商品房待售面积2225万平方米，比8月末减少75.7万平方米。4．市场销售增幅回落。9月份，安徽省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493.6亿元，增长8%，增幅比上月低3.1个百分点，比全国高0.2个百分点。其中，城镇、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分别增长7.8%和18%，餐饮收入、商品零售分别增长5%和8.2%。主要商品中，机电产品及设备类零售额增长32.4%，家具类增长24.3%，化妆品类增长17%，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16.4%，书报杂志类增长16.3%，石油及制品类增长15%，日用品类增长11.4%，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7.7%，汽车类增长6.7%。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108.6亿元，增长11.7%，比全国高1.3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3997.4亿元，增长11.2%。5．进出口快速增长。9月份，安徽省进出口总额45.9亿美元，增长32.1%，增幅比上月回落1.6个百分点，比全国高19.4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6.3亿美元，增长18.7%，提高2.1个百分点；进口19.6亿美元，增长55.9%，回落12.7个百分点。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388.9亿美元，由去年同期下降6.6%转为增长28.1%。其中，出口224.2亿美元，由去年同期下降8.2%转为增长16.5%；进口164.7亿美元，由去年同期下降3.5%转为增长48.2%。6．财政收入增速加快。9月份，安徽省财政收入380.8亿元、增长12.5%、增幅比上月高1.3个百分点。地方收入中，税收收入增长13.8%，其中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和契税分别增长15.2%、45.8%和27.9%。前三季度，财政收入3793.9亿元，增长12.1%，同比高3.2个百分点，财政支出4945.5亿元，增长13%，同比高2.3个百分点。7．金融机构新增存贷款同比减少。9月末，安徽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5306亿元，增长11.2%，增幅比上月低1.4个百分点；存款余额比年初增加4449.8亿元，同比少增1816.2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2059.5亿元、同比多增160.4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884.3亿元、同比少增1531.6亿元。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3622.3亿元，增长14%，比上月低0.9个百分点；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3441.5亿元、同比少增565.5亿元，其中9月份增加315.8亿元、同比少增195.4亿元。8．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9月份，安徽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低0.2个百分点，比全国低0.4个百分点。其中，食品烟酒价格下降0.8%，非食品价格上涨2.1%。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比全国低0.3个百分点，涨幅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连续4个月回升，9月份上涨8.6%，涨幅比上月高0.2个百分点，比全国高1.7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平均上涨8.5%（去年同期为下降3.6%），比全国高2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10.2%，涨幅比上月高0.7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平均上涨9.4%（去年同期为下降3.8%），比全国高1个百分点。2017年1-9月安徽省主要经济指标注：存贷款为人民币口径。

来源：中国财经报近日，中宣部办公厅印发2019年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入选名单，财政部部部属单位共有2人入选，财科院科研组织处副处长程瑜入选理论界名单，财税博物馆安全保卫部副主任孙继亮入选文化经营管理名单。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是《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确定的重点人才工程之一，旨在加强领军人物和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2019年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选拔工作由中宣部按照有关工作部署安排，在各地区各部门推荐的基础上，经过资格审核、组织专家通讯评审、会议评审等程序研究产生。 根据有关规定，中宣部对入选的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给予每人30万元自主选题项目资助经费，用于人才开展创作研究、展演交流、出版专著等活动。程瑜同志的自主选题项目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财政行为与财政改革研究”，孙继亮同志的自主选题项目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背景下的行业博物馆研究”。致力于财政智库建设的时代青年——程瑜致力于财政智库建设的时代青年——记2019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程瑜程瑜，女，中共党员，1979年4月出生，山东淄博人，2007年6月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财政学专业，同年8月入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历任科研组织处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资源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现任科研组织处副处长（主持工作）。入院以来，程瑜同志爱岗敬业，对财政科研矢志不渝，并在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领域取得了良好成绩。当财科院进行高端智库建设之际，又根据组织安排，从一线研究人员转而成为财政智库建设的操作者。13年来，无论是从事财政学术研究，还是科研活动组织、智库建设管理及对外合作交流，都秉承认真负责、踏实肯干的态度和严谨细致、求实创新的作风，为推动财政科研和高端智库建设贡献了自己的才智和力量。一是作为科研活动组织者。近年来在院党委的领导下，负责策划组织财科院主办或联合主办的50余场大型学术论坛、成果发布会、研讨会、新知大讲堂等学术活动；策划组织财科院“降成本”和“地方财政经济运行”两项大型调研，通过线上问卷和实地调研相结合，上报材料和公开发布相结合，已成为财科院品牌之一；组织出版10余部智库丛书和智库系列报告，致力于扩大财科院学术和社会影响力。二是作为智库建设宣传员。负责对接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秘书处，近年来组织完成其交办研究任务20项，组织上报财政智库专报40余期，多篇工作动态和研究报告被采用。负责运营管理财科院官方微信、官方微博、官方网站，主动策划宣传主题，组织科研人员积极对财政政策和改革的热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解读，既遵守“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对每一篇推文严格审核，又鼓励原创，强调时效，形式多样，致力于扩大财科院的智库影响力。三是作为对外合作联系人。负责联系协调财科院与地方政府和知名企业等多家国内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或建立科研基地，在课题研究、人才培养、品牌宣传和成果转化等领域深化合作共赢；负责联系财科院与世界银行、中亚学院、日本财务省综合政策研究所、韩国发展研究院等多家国际知名智库建立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近年经办派出30余个学术交流出访团组，组织接待40余次国际学术来访，致力于拓展维护财科院国内外对外合作网络。四是作为学术研究骨干。长期致力于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在政府预算、绩效预算和行为财政学研究方面小有建树。出版学术专著2部，分别为《政府预算契约论》《中国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创新研究》，合作撰写著作10部，在《财政研究》《财贸经济》《经济学动态》《税务研究》等学术期刊及财科院《研究报告》等内刊，独立或合作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多篇参与撰写的研究报告获省部级领导批示或被省部级内参采用，主持或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财政部及相关国家部委、地方政府或国际组织课题研究100余项。对于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选拔工作，程瑜同志认为，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新型智库建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作出重要论述和指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在部党组领导下，围绕国家财政中心工作，开展财经理论和政策研究，为国家治理建言献策，今年3月已正式成为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对于此次入选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理论界名单，程瑜同志表示，新的起点，新的使命。作为一名财政科研领域和高端财政智库的年轻干部，此次入选名单，备受鼓舞振奋，深感责任重大，特别感谢和珍惜组织对自己的肯定和鼓励，一定认真完成自主选题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财政行为与财政改革研究”，向组织交一份高质量答卷。在今后的工作中，将继续立足本职岗位，求真学问，练真本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久久为功，为财政科研事业发展和高端智库建设贡献力量。守护传统财税文化的时代青年——孙继亮守护传统财税文化的时代青年——记2019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孙继亮2005年五一节前夕，一名刚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信心满满地赶到中国财税博物馆报到。15年岁月如梭，在组织的培养和个人的努力下，在默默的日常工作学习和重大任务的锻炼考验中，当年稚气未脱的大学生成长为稳重干练的业务骨干，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积极投身于财税历史研究与财税文化宣传推广的青年财税工作者的深刻内涵。这位立足岗位默默耕耘的青年财税工作者，名叫孙继亮，1979年2月生于山东青州，现就职于中国财税博物馆，历任文物保管与陈列部助理馆员、馆员、副研究馆员，现任安全保卫部副主任。孙继亮同志的进步与成长之路，离不开他勤勉尽责、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也离不开他求真务实、积极正派的生活作风，更离不开博物馆历任领导的支持和同事们的帮助。孙继亮同志在博物馆长期从事文物保管和陈列等相关工作，认真当好四个角色，为推动博物馆建设与发展、财税文化宣传与推广贡献了才智与力量。公共文化和财税历史的推广者孙继亮同志配合部门领导先后参与了“中国古代财税历史”“中国近代财税历史”“中国当代财税历史”三大基本陈列和“财富中国”“中国会计史”两大专题陈列，在这些项目中承担了大纲编写、形式设计深化、文物文献挑选与策展等工作，展览全面呈现我国从古至今的财税历史变革，着力体现和诠释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2015年他参与设计施工的“财富中国”展览项目获得浙江省第九届（2014）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项目精品奖。2019年4月—6月，他参与了财税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熠熠千年：中国货币史中的白银”特展，这是财税博物馆首次与外部博物馆的联合展览，从不同侧面展示了白银与国家财政、百姓民生休戚相关的历史，不仅很好地宣传了财税历史、财税文化，而且扩大了财税博物馆在文博界的影响力。2019年6—9月，他参与了财税博物馆与部办公厅、机关党委共同制作完成的“初心引领 砥砺前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财政工作展览”，在展览中承担了“伟大革命”“伟大探索”两个部分的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并多次在馆领导的带队下赴京与部办公厅负责同志、项目负责人进行展览场馆的实地调研、形式设计的深化、布展资料的精选、运输及现场布展等工作，该展览一经推出，就受到部领导以及广大财政干部的一致好评。行业文物和专业文献的守护人孙继亮同志作为博物馆文物征集小组成员，十多年来遍历全国多个省份，配合领导及同事征集大量财税文物文献，其中文物3000多件套，文献资料近万件，不仅充实博物馆馆藏，也为中国财税史实研究打下良好基础。为了征集财税文献，馆领导亲自带队多次深入安徽、浙江乡村，到老乡家里征集挑选资料，乡下蚊虫多，下过雨的乡间小路泥泞不堪，还经常伴随牲畜的粪便，走路都困难，资料保存的环境也很差，他们没有手套，没有口罩，也没有防护服，就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在“垃圾堆”般的故纸中翻看，找寻博物馆所需的文献资料，每次挑选完后，几个人都会出现皮肤过敏、咳嗽等身体不适现象，但正是基于对博物馆工作的热爱，让他们坚持下来，博物馆一万多件财税文献资料中很多都是这样一张张被捡出来的。为了更好的做好文物征集工作，他与同事们一起对博物馆法律法规、文物文献保护制度、有效利用机制等认真进行研究，主动与全国各大文物商店信息沟通与交流，积极收集相关财税文物文献动态信息等。2017年8月省文物局进行全省可移动文物大普查，孙继亮同志所在的馆文物普查小组被浙江省文物局评为浙江省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先进集体。学术研究和课题攻关的生力军孙继亮同志始终把学习和学术研究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思想境界来对待，不断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和紧迫感。他自觉把财税历史研究放在财政中心工作的大背景下，在学习、调研、思索的基础上，撰写财税历史论文，先后在学术论文集、公开出版物发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明代银本位制度确立关系初探》《从津浦铁路债券看晚清铁路外债借款模式转变及其影响》《中国财税博物馆藏元代“扬州元宝”考》《明代白银货币化与世界贸易网络初步形成内在关系探析》等十余篇学术论文，并在馆领导的指导下先后形成了《服务财政工作的一次挑战与历练——中国财税博物馆全力参与财政干部培训教材撰写工作》《中国财税博物馆陈列展览现状、不足及未来发展方向》等调研成果。追求梦想与躬行力耕的践行者作为新时代博物馆人，既要增强理论知识学习，更要注重工作实践，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孙继亮同志以宣传弘扬财税历史文化为己任，致力于建设一流展馆、办好一流展览、做出一流业绩。在日常工作中，他担任起了布展陈列部“技术搬运工”的工作，将学到的财税历史新知识、布展陈列新技术及时与部门里的其他同事分享，在知识的交流融合中，探索技术发展的新道路。每次陈列展览工作例会，他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些专业技术知识，看到行业最新技术文章总会发给同事们共同学习。同事们有问题问到他，他总是耐心解答，有自己不懂得的专业技术问题，他总是查询书籍、查询网络、请教老师把问题学通弄懂再讲给大家。就是以这种认真负责、敢于担当、主动分享的态度，他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脚踏实地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对于此次入选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文化经营管理名单，孙继亮同志表示，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博行业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文物保护工作做出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统筹推进文博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财税博物馆在部党组领导下，紧密围绕财政中心工作，积极推进布展陈列、文物征集、学术研究、数字化建设等工作，在弘扬财税文化、普及财税知识方面取得良好成效。作为一名文博领域的年轻干部，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此次入选名单既是鼓励更是鞭策，对此深表珍惜和感谢，一定保质保量完成自主选题项目“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背景下的行业博物馆研究”的研究工作，一定继续立足本职岗位，重温财税博物馆干事创业的初心，在馆领导的领导下努力发挥好博物馆收藏、保护、研究宣传、教育等各项职能，自觉承担起服务财税中心工作和财税事业发展的使命任务。来源：财政青年编辑：傅博

财经早报，由与金融界联合推出，每天3分钟，纵览全球财经资讯。2020.3.16周一#今日要闻#1.《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新华社15日消息，3月16日出版的第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文章指出，要加强药物、医疗装备研发和临床救治相结合，切实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要推进疫苗研发和产业化链条有机衔接，为有可能出现的常态化防控工作做好周全准备。要统筹病毒溯源及其传播途径研究，搞清楚病源从哪里来、向哪里去。2.财政部：一季度财政收入受到阶段性影响财政部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社会保障司司长符金陵14日表示，近两年我国经济下滑压力较大，财政收入增幅放缓，此次疫情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冲击，一季度财政收入也受到了阶段性影响。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经济规模较大，发展潜力较大，韧劲较强，财政收入规模较大，调整潜力和余地也较大。3.张文宏称全球疫情今夏结束基本已不可能：中国下阶段面临管控输入风险15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发文称，中国已经迈过至暗时刻，但是现在欧洲突然成为疫情的新中心，给我们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后续我国仍然面临较大的输入性风险。按照当前全球的抗疫情况，本场疫情在今年夏天结束基本已经不可能。#市场新动态#1.逾千亿南向资金入市扫货，内资抄底港股力度创纪录近期全球股市剧烈震荡，股票等风险资产遭大举抛售，然而有一类资金却在逆势大举抄底。数据显示，3月13日，净流入港股市场的南向资金总额达145亿元，创下沪港通、深港通开通以来单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净流入港股的内资总额已超过1400亿元。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虽然短期内全球风险偏好下行导致海外资金流出港股，但未来港股的机会远大于风险，港股市场已经出现了“黄金买点”。2.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办法酝酿修改，监管部门发放问卷调查从上市公司获悉，3月13日广东证监局向辖区内上市公司下发《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调查问卷》，调查问卷涉及五大问题，尤其是探讨股权激励对象扩容和约束等问题。广东证监局的股权激励调查问卷，可谓紧跟科创板“试验田”的步伐。业内人士认为，这意味着，如果此次调查问卷结果出炉并付诸实施，或有可能让主板与创业板公司跟随科创板脚步，股权激励对象进一步扩容。3.86家上市公司业绩“变脸”，大额计提商誉及资产减值准备成主因据不完全统计。1865家上市公司已发布2019年年报或业绩快报，其中203家出现亏损。360家上市公司对此前的业绩预告进行了修正，其中86家业绩“变脸”，大额计提商誉及资产减值准备是主要原因。从行业看，影视及汽车企业业绩不佳。不少公司被评级机构、券商研究机构下调评级并提示风险。#公司大新闻#1.贾跃亭回应哥哥56亿“巨额索赔”：40多亿为联合担保针对日前有自媒体对贾跃亭的债权申报情况进行质疑，关于贾跃民的8亿美金针对贾跃亭的债权，贾跃亭债务处理小组在回应声明中称，“这是自媒体理解的错误”。声明显示，贾跃民真正的对贾跃亭的债权是1亿多美金，和去年10月份提交的债权本金是完全一致的，其余的6亿多美金只是贾跃民和贾跃亭对其他债权人的联合担保，并不是针对贾跃亭的债权，所以这6亿多美金部分既不会从信托额度里分得偿债额度，也不会在投票中产生任何影响。2.三家公司遭立案调查 雅本化学：积极配合调查工作 生产经营不受影响秀强股份、雅本化学、泰和科技15日晚间公告，公司遭证监会立案调查。对于立案调查的情况，记者致电泰和科技证券部，相关人士表示具体情况要等调查结果才能知道，以后续进展公告为准。雅本化学董秘王卓颖向记者表示，公司会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尽快落地，目前公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秀强股份的证券部电话无法打通。3.爱彼迎紧急更新退改保障政策，服务范围覆盖至全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3月14日，美国共享住宿平台Airbnb爱彼迎紧急更新了退改保障政策，将免费退改保障覆盖至全球。最新的退改保障政策显示，于2020年3月14日前（含当日）预定的，入住日期为3月14日至4月14日的住宿都可免费取消。不过，中国大陆地区的退改保障将在4月1日期恢复至正常规则。4.复星医药：BioNTech授权复星医药产业开发针对COVID-19的疫苗产品复星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BioNTech签订许可协议，BioNTech授权复星医药产业在区域内独家开发、商业化基于其专有的mRNA技术平台研发的、针对COVID-19的疫苗产品，复星医药产业将根据约定向BioNTech支付至多8500万美元的许可费，并在约定的销售提成期间内按该产品年度毛利的35%支付销售提成。#天天商品期货#1.美元“王者归来”，七年新高后金价录得1983年以来最大单周跌幅在美元大跌之际，金价一度顶破1700关口，创2012年年底以来新高至1703.39美元/盎司，但随着多头获利了结、股市大跌引发的保证金需求、美元大幅反弹等因素影响，金价日线录得五连阴，累计下跌近200美元，最低触及1504.78美元/盎司，收报1529.83美元/盎司，周线跌幅达8.6%，为1983年以来最大单周跌幅。2.沙特开启价格战，油价上周录得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单周跌幅上周油价疯狂下跌，沙特在与俄罗斯谈判破裂后发动“价格战”，周一油价一度暴跌逾30%，尽管随后逢低买盘等因素给油价提供支撑，但欧美国际新型肺炎疫情恶化，全球股市大幅下跌，特朗普颁布旅行禁令，令油价反弹受阻；美油上周累计下跌20.78%，布油上周累计下跌23.14%，两油均录得2008年12月5日以来最大单周跌幅。#环球早班机#1.超重磅王炸：美联储降息到0！美联储周日紧急宣布，将基准利率降至接近零水平，并启动规模达7,000亿美元新一轮量化宽松，以应对COVID-19病毒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影响。美联储在声明中称，COVID-19病毒的蔓延扰乱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经济活动，全球金融状况受到严重影响。该病毒的影响将在短期内对经济活动造成压力，并对经济前景构成风险，鉴于此美联储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降至0 – 0.25个百分点，直到确信美国经济经受住的考验，并有望实现其最大就业和物价稳定目标。2.欧洲最大邮轮公司歌诗达暂停所有航线至4月3日欧洲最大邮轮公司、隶属于嘉年华集团旗下的意大利歌诗达邮轮于当地时间3月13日宣布，暂停其运营的所有航线至4月3日。公司表示，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需要社会各界都采取紧急措施来应对。近期歌诗达邮轮的所有船只都加强了预防措施，但目前全球航行的后勤供应已十分紧张，多国也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旅行限制措施。所有正在航行的公司邮轮将停航，以便船上旅客下船返回家中。3.国际奥委会员工本周起在家上班，力保东京奥运和资格赛筹办据新华社，从3月16日开始，国际奥委会瑞士洛桑总部的员工将在家上班，而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奥林匹克转播服务公司（OBS）员工已开始在家工作，奥林匹克博物馆也将闭馆两周。如此举措是为降低病毒传播风险，全力推进当前的重中之重——东京奥运会和奥运资格赛的筹办工作。

《财税新征程：中国新阶段财税改革与取向》陈昌盛 冯俏彬 等著中国发展出版社2020年12月版｜新阶段财税改革仍要以“现代化”作为基本取向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2017年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连续三年将财政改革与发展作为重点课题，组织人力进行了集中研究。《财税新征程：中国新阶段财税改革与取向》即宏观经济研究部连续三年研究的主要成果。本书主要面向2020年之后新阶段的财税改革。本书认为，在我国现代财政制度基本建立之后，仍然要继续以“现代化”作为引领和基本取向，拓宽现代财政制度的范围，提高现代财政制度的质量。这是因为，尽管学界对于“现代”“现代化”的概念理解各不相同，但如果从提取最大公约数的角度看，“现代化”是一个持续进步的、不可逆转的进化过程，体现了为未来而生、向未来而“新”、未来已来的精神实质。面向现代化，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更把我们生存与奋斗的意义同时纳入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目标之中。以此而言，财税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一样，是对新发展阶段的适应性战略调整，同时也将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不断改进的历史发展过程。本书分为总论和“财政收入制度改革”“财政支出结构的镜鉴与改革”“财政体制与财政管理改革”三个篇章，聚焦2020年之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需要，针对政府收入体系、税收制度、财政支出结构、预算管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提出到2035年要全面建成科学完整的现代财税制度体系，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强支撑，为国家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文/葛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简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简称国研中心）作为直属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主要研究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长期性以及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对重大政策的独立评估和客观解读，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自2010年起，国研中心每年选取当年的部分重要研究成果，集结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发行。目前已连续出版11年，共计150余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2020”是国研中心2019-2020年度重要研究成果的集中呈现，共包括12部著作。其中，《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战略路径》《构建“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网络》两部是国研中心重大研究课题成果，其他10部是国研中心各研究部所承担的重点研究课题成果。购书网址当当：http://proct.dangdang.com/29191181.html京东：https://item.jd.com/13081942.html关于我们 承蒙厚爱，欢迎分享中国发展出版社创立于1989年，是直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央级出版社。秉持“书以载道”的理念，努力“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出书”，以出版经济、管理、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著译图书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其他智库机构的政策咨询研究成果为主，兼出同类实用书、普及书。中国发展出版社旗下有《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经济要参》杂志社、《中国经济年鉴》社、《新经济导刊》杂志社、《中国经济报告》杂志、国研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研智库）、国研智库创新科学园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研智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斯科特广告公司、山东省高质量发展研究院等机构。发行部电话：010-68990682 68990686（传真）网络销售部电话：010-68990639 88333349中国发展出版社天猫旗舰店：http://zgfzcbs.tmall.com联系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22号院亦城财富中心1号楼8层（100176）

作者简介：张军孝，男，编审，学者型出版人，《今传媒》杂志主编，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共革命史研究及编辑出版领域的实践与研究。张慕陶张慕陶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一位颇有影响且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他曾为中国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却又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无情打击，甚至开除党籍；他曾为抗日反蒋斗争四处奔波，始终不失一位爱国民主志士的风骨和气节，却被冠以所谓“托派汉奸”的骂名，最终又遭蒋介石电令关押继而枪杀，成为一位历史悲剧性人物。历史是一面镜子，搞清楚张慕陶的生平经历轨迹，对于澄清有关历史谜团，还原一个真实的张慕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西安求学时期张慕陶，原名张金印，字信斋，笔名金刄（仭纫）、禁音，化名镜英、马云程、张渊明。1902年生于陕西旬邑县太峪张家村。旬邑县位于西安市西北方向约150公里处，与甘肃省正宁县毗邻，古称豳国。西周王朝建立后，将豳地划入王畿之内并置邑，为栒邑。到秦朝实行郡县制时始名栒邑县。县内有一条贯穿南北的三水河，流域占全县面积的70%以上，故在汉朝以后更名为三水县。民国三年（1914年）因其与广东省三水县重名，复改回栒邑县。1964年9月，因“栒”字比较生僻，选同音常用字“旬”代替，改成旬邑县。张金印的家庭属于旬邑县太峪张家村的一个大户人家，生活富裕殷实，家庭经济条件甚为优越。童年时期他就读于旬邑县立宝塔高级小学，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五四运动爆发后，位于渭北高塬峡谷之中的旬邑县城，也无不受到北京、西安等地学生爱国斗争的影响，这对当时还在高小上学，思想单纯，又喜读《三国志》《春秋左传》《四书》《五经》的张金印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震动。1923年秋，张金印以优异的学业成绩考入西安省立第三中学。他来到西安后，对古城的一切都感到格外的新鲜和好奇，特别是新思想、新文化的盛行，他那偏僻闭塞的家乡旬邑与之相比，可谓是望尘莫及。由于他刻苦好学，奋发向上，因此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24年春，员魏野畴担任省立三中教务主任后，在该校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列主义。张金印深受魏野畴等人的影响，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近百年史》《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社会科学概论》《新青年》《向导》《共进》《中国青年》等革命书刊，由思想上的激进逐渐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学生中最活跃的积极分子之一。由于他同魏野畴的频繁接触进而思想上有了明显进步，遂于1924年秋经魏野畴、张秉仁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西安团组织建立后，为了便于在群众中开展活动，在魏野畴领导下发起组织了团的外围组织/青年生活社，出版《青年生活》旬刊。张金印便积极参加了青年生活社，并团结青年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不久，他与张秉仁、张含辉、陈嘉惠等创办《陕西青年》杂志，并以此为阵地，向陕西广大青年宣传新文化、新思想，讨论青年问题，促使青年人觉悟。1925年，张金印被推举为省立三中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在该校发起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读书会、辩论会和演讲会等，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晚召集学生发表演说，并进行热烈的辩论，以活跃学校的政治、学习气氛，吸引更多的青年学生团结在校学生会的周围。同年5月，军阀吴新田正式受命为陕西军务督办的第二天，就制造了惨杀省立一中学生的“五四”惨案。这一骇人听闻的惨案发生后，张金印立即发动和领导了省立三中驱逐军阀吴新田的政治宣传和讲演活动，号召广大青年团结起来，把“驱吴”运动进行到底。为了把“驱吴”运动推向高潮，直至最后胜利，中共党组织在三原召开了陕西第一次全省学生代表大会，张金印出席了会议，并被推为陕西学生联合会的执行委员，负责编辑学联机关刊物《陕西学生》，继续致力于陕西的学生运动。1925年10月24日，张金印在《陕西学生》第15期上发表了《西安中学同学的觉悟》一文，深刻地揭露了西安中学“是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的一个阵地，它“不许学生行动自由，思想自由，强迫学生做礼拜，读圣经，麻醉主人翁的中国青年”，要使他们成为“帝国主义者的顺民”。尖锐指出：“有血性的西安中学同学”，要“认识到基督教是现在统治阶级愚弄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是帝国主义侵略青年心灵的毒药”，不要上此当；强烈呼吁西安中学的学生必须“鼓起来奋斗，反抗恶势力的精神，立刻给帝国主义以打击”，“要继续的反帝国主义”，“反基督教，以达到收回教育权，打倒帝国主义为止”。在此前后，张金印还在《陕西学生》上发表了《国民革命之学校教育》和《学潮一束》等战斗檄文，有力地推动了陕西学生运动的深入开展，博得了陕西学生界的热烈称赞。由于他领导学生运动方面的出色才能，而被誉为西安学生运动的“三杰”之一。二、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国共第一次实现合作后，陕西的革命形势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正当革命群众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1925年3月20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倡导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病逝。这一消息传到陕西后，各团体纷纷函请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在中国的领导下，通函西安各团体，发起组织西安市民追悼孙中山大会筹备会，张金印与魏野畴、吕佑乾、王授金、张含辉等参加了筹备会的重要领导工作，并在4月15日举行的追悼孙中山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不久，在上海又发生了英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同胞的“五卅”惨案，激起了中国被压迫阶级和其他爱国阶层的民族义愤。西安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反帝爱国反对残杀同胞运动委员会，张金印参与了委员会的领导工作，组织西安各界通过罢课、罢工、罢市、集会游行、演讲、募捐等方式，有力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紧接着，张金印同省学联的其他负责人一起又领导了驱逐反动教育厅长希朝俊的学生斗争，沉重打击了教育界的反动分子。实际斗争的锻炼，使张金印更加成熟。1925年冬，张金印由魏野畴和吴化之介绍转为中国党员。而后，他担任了共青团西安地委委员，协助团地委书记吴化之领导西安地区团的工作。1926年3月12日，为了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张金印在《西安评论》第36期上发表了《孙中山与工农阶级》一文。文章首先赞颂“中山倡导的国民革命，实有唯物史观之根据，所以他坚决尽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不特始终不懈，且晚年更为坚决”；其次分析了工农两大阶级的突出特点，认为“中国国民革命，工农阶级实为各阶级的领导”，并有力抨击了国民党“右派认不得工农阶级的力量”，指责工农运动过火，背离中山遗训的罪行。这篇文章不仅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而且展现了张金印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忠诚和把国民革命坚持下去的信念。镇嵩军刘镇华围攻西安城期间，张金印同张秉仁、张含辉等，一方面，领导驱刘反围城的西安学生运动；另一方面，在省立一中帮助雷晋笙、吕佑乾、刘含初、赵葆华等举办“暑期学校”，为党培养干部。1926年11月，冯玉祥率五原誓师的部队进军陕西，解西安城围后，党派张金印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政治处处长。他经常与冯玉祥、杨虎城、李虎臣、吉鸿昌、孙良诚等将军频繁接触和交谈，深得冯、杨、李、吉、孙的敬重。不久，中共陕甘区委和共青团陕甘区委成立，张金印担任共青团陕甘区委的宣传委员，以更加旺盛的革命干劲，积极地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而四处奔波，勤奋工作。他曾亲自回到家乡旬邑，对旬邑党组织发展壮大，以及深入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协会等工作，给予了具体的帮助和指导，使旬邑地区的革命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三、领导共青团陕西省委工作1927年6月，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当时，共产国际派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顾问的乌斯曼诺夫向陕甘区委提出意见，建议区委应迅速撤出西安避免损失。为了应付形势的变化，陕西党组织不断举行会议，以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决策。张金印出席了各次会议，并发表了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同年7月上旬，根据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成立，张金印当选为省委委员兼任团省委书记，在革命危急时刻，领导了陕西团的工作。不久，他与省委组织部长李子洲一同去武汉，向汇报陕西党的工作，听取张太雷对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传达和给陕西党的指示。回西安后，张金印参加了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扩大会议，在会上他与李子洲分别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以及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1927年11月，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团省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对党省委第一次委员会议通过的文件进行了讨论，特别对党省委决议中“西北农民落后”的提法，给予了猛烈的批评。张金印说：“CP（）省委常委会这种农民理论，便是极深的机会主义。过去的机会主义两月来尚未扫除净尽，新的机会主义理论，复由CP省委常委而产生，我们对于这种机会主义之理论若不扑灭，使延长一下而达到实际中，客观上便是出卖革命”。同时，他对党省委有关一些个人的问题也进行了批评，得到团省委委员的赞同。为了重新审查省委第一次全体委员会的报告和决议，正确评估陕西党前一段时间的工作，清除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中共陕西省委于1927年12月和1928年1月，先后举行了省委第二、三、四次全体委员会议，张金印均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激烈批评省委书记耿炳光等人，斥责耿炳光是陕西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因此，耿炳光在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辞职，省委第三次全体会议撤销耿炳光省委书记的职务，选举潘自力为代理省委书记。张金印当选为省委常委仍兼任团省委书记职务，继续领导陕西团的工作。四、参与策划革命的武装暴动为了贯彻党的“八七”会议制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革命屠杀的总方针，以及多项重要决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于1928年2月中旬召开了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张金印与潘自力、李子洲、徐梦周、刘继增、胡宪之、亢惟恪等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大革命失败后陕西的政治形势、军事工作、农民运动和党的组织工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通过了第五次全体会议《陕西CP目前工作方针》的决议案。会议认为陕西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因此，各地党的组织应该领导工农群众由局部的暴动汇合而成全省的总暴动，去夺取政权，造成陕西革命的割据局面。省委第五次全体会议后，张金印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第20号通告和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案的基本精神，于1928年2月下旬迅速赶到旬邑，向旬邑党组织重申了省委关于“由部分的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的精神，指示旬邑党组织立即行动起来，领导农民群众举行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以造成革命在旬邑的割据局面。他在县城作了短暂停留后，又因筹措去上海出席党的“六大”的路费问题即刻回太峪张家村故里，并同张家村的党员和农民协会的负责人进行了交谈，指示他们做好在旬邑举行暴动的准备，以便待机行动。紧接着他日夜兼程返回西安，把团省委的工作作了布置和安排之后，于2月下旬启程东行。张金印在路过渭南时，曾召集渭南党团县委的负责人肖明、何寓础、杨慰祖、张宗适等举行会议，指示他们做好一切准备，举行武装暴动，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人和革命群众的残暴行为给予有力的反击。同时还发表很有鼓动性的演讲，进一步激发了大家高涨的革命情绪。会后，他随即赶赴华县，又指示华县党团县委要吸取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执行省委决议的基本精神，充分发动群众，以迎接渭华地区革命风暴的到来。张金印离开渭华东出潼关没几天，就在渭南发生了“宣化事件”，使其成为渭华革命暴动的导火索。五、陕西唯一出席党的“六大”的代表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初步决定于1928年3月份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研究大革命失败以后的革命性质和政治形势，制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28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第五次全体会议前，就接到中央的通知。所以，省委五次全会后，又于同年2月18日至19日举行了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代理省委书记潘自力的政治报告和党务工作报告，讨论了中央文件与对陕西省委公函等，并审查了省委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案。会议最后选举出席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张金印、潘自力、王松年被选为出席党的“六大”的代表。1928年2月下旬，张金印和潘自力、王松年离开陕西到达上海，始知中央为了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开会环境，并取得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指导，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延期于6月在莫斯科举行。因此，潘自力、王松年向中央汇报了陕西的工作，携中央关于《陕西工作决议案》返陕。张金印被留在团中央工作。不久，调派他担任中东路交通员，做护送中央领导和出席“六大”代表出境的交通安全联络工作。他随同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等中央负责人一起到达莫斯科。由于陕西省委其他两名出席“六大”的代表，因故未能按时赶到上海并一同启程赴莫斯科。所以，张金印就作为陕西唯一的代表出席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期间，党的“六大”主席团分别成立了以瞿秋白为召集人的政治委员会、以周恩来为召集人的组织委员会、以向忠发为召集人的职工运动委员会、以李立三为召集人的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以苏兆征为召集人的苏维埃委员会、以周恩来为召集人的军事委员会、以蔡和森为召集人的宣传委员会、以关向应为召集人的青年委员会、以周秀珠为召集人的妇女运动委员会、以项英为召集人的财政审查委员会10个委员会。张金印除了军事委员会外，参加了其它9个委员会并为委员。大会开幕前，斯大林会见了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等，并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发表看法，对中共六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张金印不仅听取了党的“六大”的各项报告，出席了9个委员会的讨论，而且根据大会主席团为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党内思想认识，参加了政治委员会分别成立的湖南委员会、湖北委员会、南昌暴动委员会、广州暴动委员会的工作。党的“六大”闭幕以后，张金印还在莫斯科分别出席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少共国际候补中央委员，成为陕西党唯一的参加少共国际中央工作的中国党员。1928年10月，张金印由莫斯科回到上海，受党的“六大”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长周恩来的委派，以中共中央巡视员的身份，于同年11月前往江西帮助并指导江西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2月5日至12日，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先在鄱阳湖中开幕，后移至湖口县舜德乡王燧村举行。张金印作为中共中央巡视员出席大会指导并作了报告，完成了赋予他的使命和任务。六、领导中共顺直省委工作张金印出席完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即刻回到上海，于1928年12月中旬随周恩来一同赶赴天津。为了解决顺直党组织内部的矛盾，周恩来在广泛了解顺直党组织情况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决定月底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12月底，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在天津法租界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北方党参加“六大”的中央委员，省委常委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以及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石家庄等地党组织代表共40余人。会议由陈潭秋、刘少奇轮流主持。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题为《当前形势和北方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给顺直党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会议最后通过了政治任务、党务问题和职工、农民、青年、济难运动等决议案，重新改组了顺直省委。新省委由韩连惠任书记，张金印任常委兼组织部长，陈潭秋任常委兼宣传部长，张昆弟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郝清玉任常委兼农委书记，张兆丰任军委书记，秦兰英任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改变了大革命失败后北方党的散乱局面，建立了一个健全的领导中枢，有力地推动了北方党的工作。张金印担任中共顺直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后，不仅坚持经常与张昆弟、张兆丰等共同商讨如何在北方地区开展工人运动和武装斗争等相关问题，而且能够深入天津纱厂等基层工人群众中了解情况，进行宣传鼓励，在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为使顺直党的工作生动活泼地开展起来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29年5月，派政治局候补委员、工人党员卢福坦担任顺直省委书记，韩连惠为候补书记。张金印继续担任顺直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的职务。同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顺直省委遭受了一次严重的破坏，省委书记卢福坦，秘书长郭宗鉴、叶玉文，以及彭真、詹大权、刘秀峰等许多党的重要干部被捕。在形势险恶的情况下，张金印毅然组织了顺直临时省委并代理书记，领导了北方党的工作。6月下旬，张金印前往上海，参加了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向详细汇报了顺直党遭受严重破坏，和顺直临时省委目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并听取了中央对顺直党的指示。尔后，张金印立即返回天津。1929年8月，为了贯彻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精神，临时省委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建立了正式省委，由张金印、李子芬、吴雨铭组成常委，郝清玉、邢殿甲为候补常委，张金印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此后，省委的许多报告和给北方各地党组织的指示文件，都是由张金印亲自起草。他虽然执行过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并曾在天津、唐山等地组织小型罢工、“飞行集会”等超越客观实际情况的对敌斗争。但他在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的天津，机智沉着、坚定勇敢地领导了顺直省委的工作，在其中所表现出的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大无畏精神，得到了当时顺直省委许多同事的称赞。1930年2月，派贺昌任顺直省委书记，张金印被调往上海中央工作。6月，李立三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各路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会后不久，派张金印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总兵委书记的职务，协助长江局书记项英展开工作，准备在红一军攻打武汉时，以发动总同盟罢工作内应，一举夺取武汉，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战略计划。张金印在长江局工作期间，坚决地执行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主张。后来，长江局机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张金印遭到敌人的追捕。当特务闯进他的住所时，他机警果断，抛出一把钞票以转移特务视线，遂趁机从窗口跳出脱身。他虽身负重伤，但在武汉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终于逃出虎口，安全到达上海。七、反对王明主导的六届四中全会 被开除党籍并被捕入狱1930年9月，党为了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在上海举行了六届三中全会，张金印列席了会议，并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会后，他继续在上海养伤。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张金印竭力反对王明。他说：“王明这伙人没有国内实际斗争经验，懂得什么？加之年轻没有资格担当的领导工作，我们必须将这些人搞掉”。他与曹策、韩连惠、袁乃祥等到处活动，反对王明和六届四中全会。不久，他们几个人从上海到天津进行宣传鼓动，并组织“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委员会”，动员北方各地党的许多负责人参加，与在上海的罗章龙等遥相呼应，起劲地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和以王明为首的，在组织上犯了分裂主义错误。同年2月，张金印继罗章龙、王克全等被王明为首的中央开除党籍之后，也被开除党籍。同年4月，张金印与陈原道、吴化之等大批员先后在天津被捕入狱。时隔不久，他们被解往国民党北平副司令行营军法处。这一年秋，又转押草岚子胡同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在草岚子监狱，张金印仍坚持反对王明和六届四中全会的主张，并同陈原道等人进行争辩。经过陈原道耐心地说服和严厉批评，张金印认识到自己参与组织“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委员会”，同闹对立的错误，愿意改正错误，继续为党工作。1932年9月，张金印与陈原道、吴化之等人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由陈原道恢复了他的党籍。不久，他以教员的身份在北平朝阳大学教书，给学生讲授政治学等课程。八、受党派遣助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更加野心勃勃，肆无忌惮，又进一步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华东等地，以实现其最后独占中国的美梦。1932年4月15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了《对日作战宣言》，正式宣告对日作战，“号召白色统治区域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以及一切劳苦民众自己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夺取国民党军阀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直接对日作战”，“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同年11月，受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直接领导的北方特科负责人吴成方派肖明为代表，赴山西汾阳先后多次与冯玉祥交谈，并在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商定与冯玉祥再度合作，以察哈尔的张家口为中心，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对日宣战，收复失地。1933年1月，根据冯玉祥的请求，中共北方特科派张金印、武止戈、吴化之三人到张家口，成立中共张家口特委，直属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中共中央北方特科）领导，支持冯玉祥抗日。张金印愉快地接受了中共北方特科的派遣，并从此改名为张慕陶，以中共特委书记的身份，频繁地来往于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孙良诚、高树勋、徐维烈等上层人物之间，积极帮助冯玉祥筹划建立抗日同盟军事宜，深得冯玉祥的信赖。冯玉祥为方便与人的接触，便迁往土尔沟名叫“爱吾庐”的图书馆，并安排张慕陶住在“爱吾庐”图书馆西屋。冯玉祥认为张慕陶是个有才干的人，并且有斗争的经验，由此对他特别尊重，两人经常密谈，拟定抗日行动计划。冯玉祥对张慕陶说：“你们参加同盟军是为了抗日，千万记住要做到不露红，什么是不露红，我打个比方说，就是实行内红外不红的西瓜政策，不实行外红内不红的‘胡萝卜政策’，蒋某人对红色恨之入骨，防止以中央名义借‘剿共’来打咱们”。张慕陶听后赞同冯玉祥的意见，并联络各方进行深入商谈。为了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动员更多的人和爱国将领参加抗日，在张慕陶的领导下，中共特委出版《抗日阵线》报，开展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工作。随后，党又派遣宣侠父、许权中、周益三、谢子长、阎红彦、霍世杰、杨晓初、高克林、蔡子伟、宋文梅、李锦锋、种师统、强龙光、白耀亭、陈嘉惠、张存实、王霖、赵作霖、贾振中、周茂兰、尹心田、刘汉生、张秉仁、张公干等数以百计的员到张家口，为抗日同盟军的筹备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1933年5月26日，在中国的推动和帮助下，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张慕陶担任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总政治部主任。接着，坚定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共河北省委派柯庆施等人来到张家口，成立了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工作委员会（简称前委），取代了张慕陶领导的特委，柯庆施任书记。柯庆施在张家口开始推行王明“左”倾路线，主张策动士兵哗变，形成武装割据的局面，使得吴成方、张慕陶等党的干部无法开展工作。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张家口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士兵举行了数千人的御侮救亡群众大会，张慕陶以抗日反蒋为中心内容，在大会上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演，鼓舞了广大民众的抗日情绪，激发了他们对蒋介石国民党对日妥协政策的不满。尔后，张慕陶在抗日同盟军的政治工作方面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不仅奔走于抗日同盟军各个高级将领之间，及时磋商有关重大问题，而且对外联系，起草文件，作报告，发表讲演等，都是他亲自去做。同时，他又利用一切间隙，经常到吉鸿昌部和许权中的第十八师、宣侠父的第五师等员较多的部队发表演说，以促进抗日同盟军中政治工作的展开。当时，国民党的《华北日报》指出：冯玉祥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的通电发出后，“由主持，召开抗日救亡大会，所有标语、传单、口号等，一切均为共党政治部所制，当时，曾任长江各省军事机关共党之张慕陶为主要人物。在此时期，冯对共党之主张为命是听……”。这足以说明张慕陶领导的总政治部的工作，在抗日同盟军中的确起了重要的作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指挥下，全军将士信心百倍，英勇善战，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先后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重要县城。特别是收复多伦的战斗，同盟军经过五昼夜的血战，终于获得了重大的胜利，给日本侵略者予以沉重的打击，使抗日同盟军声威震惊中外。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后，一直坚持对日不抵抗的蒋介石，却暗中勾结日寇，积极调兵遣将，配合日本侵略军，在对同盟军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又接二连三地派遣说客，对冯玉祥进行游说，逼迫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军。在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张慕陶于1933年7月下旬离开张家口，参加了中共河北省委会议，汇报了前委的工作，申诉了前委同冯玉祥的主张，派人通过外蒙打通国际路线，以得到苏联在军事、经济上的援助，继续坚持抗战。省委原则上同意了张慕陶的意见，会后张慕陶迅速赶回张家口。当时，日寇和国民军节节逼进，对抗日同盟军形成包围之势，军事封锁日益严重。8月4日，冯玉祥召集抗日同盟军军政领导人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抗日同盟军的行动方针，为避免内战，冯玉祥说明自己处境困难无力领导察省抗战，表示下野，即于8月5日发出下野通电。张慕陶参加了会议，并与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等，坚决主张同盟军“外抗暴日，内除国贼”的行动纲领，继续奋斗，立即通电讨蒋。8月8日，中共河北前委在张家口召开紧急会议，提出“以革命战争来回答国民党的进攻”的口号，决定把党影响下的军队全部撤往张北，坚持抗日斗争。8月9日，冯玉祥为形势所迫，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随后，张慕陶与方振武、吉鸿昌等人集议，拟推方振武为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继续抗日，虽因方部将领阮玄武等人反对，未得结果。但方振武、吉鸿昌部拒绝接受国民党的北平军分会的改编，在张慕陶等一大批员的影响下，将所部改称“抗日讨蒋军”，方振武任代理总司令，提出“既以抗日为起源，必以抗日为归宿”的口号，继续坚持抗日斗争。在蒋、日、伪的军事压力下，抗日同盟军方、吉部处境异常困难。为了讨论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和对策，中共前线工作委员会于1933年8月27日，在张北的二泉井子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张慕陶与柯庆施、许权中、宣侠父、吉鸿昌、张存实、吴化之、战韬、刘汉生、郑绍文、张韬、马少峰、周茂兰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经过半天的讨论，提出在基本原则上向南发展的前提下，通过三项决定：1.创造热察绥新苏区，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2.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国际援助；3.整军备战，商都会师。柯庆施在会议上给张慕陶扣上“联日反蒋”的帽子。会后还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张慕陶和柯庆施、吉鸿昌、宣侠父、贾振中、刘振远、柳青庭七人任常务委员，吉鸿昌任抗日同盟军总指挥。会后，部队按照前委的决策，向商都开进。但由于情况发生变化，前委将商都会师的计划改为独石口会师，就此问题，张慕陶与柯庆施发生了意见分歧。由于张慕陶支持了二师党的负责人王霖、贾振中、尹心田、周茂兰等坚持商都会师的主张，后由于客观等方面的原因，二师又未能实现独石口会师的计划，被强行接受改编。因此，张慕陶和王霖、贾振中、尹心田、周茂兰被柯庆施严厉斥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33年9月上旬，方振武与吉鸿昌在独石口会师后，同汤玉麟、刘桂堂召开了云洲会议。张慕陶应邀参加了会议，并分析了蒋、日、伪相互勾结，企图彻底消灭抗日同盟军的狂妄野心，以及同盟军面临的形势，提出进攻平津的主张，得到方振武、吉鸿昌的赞同。会议决定将抗日同盟军易帜为“讨贼联军”，推选方振武为总司令，汤玉麟为副总司令，刘桂堂为右路总指挥，吉鸿昌为左路总指挥。还决定从独石口向大水峪、密云、怀柔方向进军，限旧历八月十五日进攻北平。张慕陶积极支持了云洲会议的决定，但遭到柯庆施的坚决反对，指出这是反革命活动。9月12日，前委立即在独石口召开了党员大会，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未经任何讨论，并在张慕陶等人未到会的情况下，柯庆施不顾许权中、刘少文、张公干的反对，代表前委错误地宣布停止张慕陶的工作，并开除了张慕陶及抗日同盟军第二师工委书记王霖、第一团团长尹心田、第二团团长贾振中、第三团团长周茂兰五人的党籍。自前委将商都会师的计划改为独石口会师之后，张慕陶和宣侠父、许权中一直随方振武、吉鸿昌军中筹划作战。当时，国民党的《华北日报》几乎每天都有吉鸿昌率共党张慕陶、宣侠父、许权中等仍在抵抗的文字报道。然而，方振武、吉鸿昌率领的抗日同盟军，由于势单力薄，众寡悬殊，不能抵挡数万国民党反动军队和日伪侵略军的疯狂围攻，终于1933年10月中旬彻底失败了。但它在中国的影响和指导下，不屈服于蒋日伪的压力，浴血奋战，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爱国志士顽强不屈、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内部武装镇压的斗争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九、被开除党籍后仍坚持抗日反蒋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张慕陶经天津到北平，得知自己被柯庆施开除党籍的消息后，非常气愤，曾大骂柯庆施，气得卧床不起。但他没有因此而消沉下去。1933年冬，张慕陶仍奔走于北平和天津，继续进行抗日反蒋活动。他在天津秘密联络宣侠父和隐居在法租界的吉鸿昌等人，曾组织“反帝大同盟”，准备待时机成熟后，再次重整旗鼓，打起抗日反蒋的旗帜，与日蒋反动派进行战斗。与此同时，他在北平又聚集大部分陕西同乡，组织成立了“抗日战士互助会”，提出抗日反蒋的口号，开展游行示威活动，颇能动员群众，影响很大，使国民党北平当局尤为震惊。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抗日战士互助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大部分会员被以非法抗日、赤匪嫌疑逮捕判刑，张慕陶遂由北平潜往天津。1934年4月张慕陶在天津期间多次与杜畏之、陈伯达接触交谈，受到托派理论的一定影响。但他又觉得这些人难成大器，便只身从天津乘轮船，经上海到香港和广东、广西等地，欲拉避居香港的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和与蒋介石有矛盾的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重新组织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但其活动被军统侦知后曾遭国民党通缉。加之由于这些人各有打算，未得任何成效，使张慕陶深感失望。同年秋，张慕陶返回天津不久，便奔赴山东泰山，去看望隐居在此的冯玉祥。在那里，张慕陶晤见了冯玉祥的副官、员张公干，并约他谈话。张慕陶对张公干说：“党的领导有错误，要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张公干劝张慕陶说：“柯庆施开除你，不一定对，你要正确对待，不能分裂党”，并批评了张慕陶。张慕陶拒绝接受张公干的批评，两人发生激烈争论后不欢而散。张慕陶辞别冯玉祥，离开泰山前往济南，曾试图鼓动韩复渠进行抗日反蒋，也未能达成统一共识。至此，张慕陶的抗日反蒋活动未得成效而宣告失败。十、栖身阎锡山处的小组织活动张慕陶从济南回到天津后，他巧遇1932年在北平朝阳大学任教时期的学生阎锡祺，由阎锡祺介绍到山西太原阎锡山处被阎委任为高级参议。从此，张慕陶化名马云程，住在太原市东花园阎锡山的寓所里，除了读书之外，帮助阎锡山在山西搞所谓土地村公有、物价证券、按劳分配等。1935年，阎锡山为了培养反共专家，便授意其秘书梁化之聘请张慕陶担任他的妻弟续汝楫组织的“文山读书会”的训导工作。后张慕陶曾联络过耿炳光、黎琴南、朱岱坚等人，拟筹备成立一个“中华反日复土联合会”组织，并亲自起草了《中华反日复土联合会纲领》和《公开答复斯大林派》的信等文件。但由于他与耿炳光等人发生意见分歧，未达目的。同年秋，张慕陶认为中国领导的武装斗争，由于路线和政策的错误而放弃了革命根据地，带领红军东奔西跑，未有稳固的根据地。所以，他决心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来领导真正的中国革命。他起草了《新的纲领与新的团结》《中共领导公开变节与无产阶级新党运动》等反共文件，为其小组织的成立作准备。接着，他在太原四处活动，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还未及成立，就被中共北方地下组织派员王定南给搞掉了。张慕陶在太原的小组织活动，引起了中共的重视。为了挽救张慕陶，中共北方局曾先后派刘澜涛、安子文、吴化之等做张慕陶的工作，劝他停止其小组织活动，为党做些有益的事。因此，他后来在太原曾多次与员周小舟接触，帮助周小舟做过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的工作。十一、西安事变前后的奔波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紧接着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为了以实际行动向全国各阶层人民显示坚决抗日，反对继续内战的意志，发布了《东征宣言》，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张慕陶得知红军已东渡黄河到山西离石的消息后，十分焦急地对妻子申云心说：“红军已到离石，我们赶快到北平去吧”！妻子申云心问他为何要去北平时，张慕陶回答说：“红军过黄河到山西，阎锡山肯定不会让步，我在这里不好表态，所以要去北平回避一下”。随即他以妻子有病，需要去北平治疗为借口，得到阎锡山的许可后离开太原。在北平期间，张慕陶除曾与耿炳光、黎琴南、朱岱坚等人有过接触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陪同妻子闲居北平，直到1936年10月返回太原。回太原不几日，张慕陶又第二次专程赴山东泰山探望冯玉祥。是年11月上旬重返太原。西安事变爆发后，张慕陶应杨虎城将军的邀请，作为阎锡山的代表，于1936年12月20日左右来到西安。他先后住在宋文梅、李维城处，多次与杨虎城、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许权中、宋文梅、 王菊人、赵彦卿、周梵伯等人晤面交谈，高度赞扬十七路军同东北军携手团结，抓获蒋介石的果敢行动，并坚决主张不能放虎归山。与此同时，他还和杨明轩、杜斌丞、张秉仁、任溪樵等西安各界人士友好频繁往来，积极支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大多数官兵，要求杀掉蒋介石的主张。他曾先后见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徐彬如，以及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张慕陶同周恩来晤面后，首先主张不要放掉蒋介石，受到周恩来的批评；其次向周恩来提出恢复党籍的事宜，又遭到周恩来的拒绝。他吃了闭门羹，愤愤不语，拂袖而去。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后，东北军内部开始发生严重分裂。东北军中以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为首的少壮派竭力主战，以救回张学良。十七路军广大官兵也对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的行动表示强烈不满。此时，张慕陶奔走于杨虎城、赵寿山、李兴中、许权中、宋文梅、赵彦卿等人之间，提出只有打仗，才能救回张学良。他激烈批评放蒋介石的主张，“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张杨捉蒋是对革命的伟大贡献，可惜被的错误政策出卖了”等。尽管如此，因有以周恩来、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工作，张慕陶只能是作些宣传和鼓动而已，根本不可能也不会左右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形势，更不可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937年2月中旬，张慕陶离开西安返回太原，紧接着去北平。不久，他陪同妻子申云心回到太原后，由于心情非常沉闷，便第三次赴泰山看望冯玉祥。1937年6月，杨虎城将军被迫准备出国考察，他在上海曾发电报给在太原的张慕陶，希望能在出国前见上一面。张慕陶接到杨虎城将军电报后，于6月27日偕同妻子申云心乘飞机由太原抵郑州，在郑州同由西安方面来的邓宝珊、杜斌丞等换乘飞机一并启程到达上海。当天晚上，张慕陶与杨虎城将军晤面交谈。6月28日，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欢送杨虎城将军大会，张慕陶和邓宝珊、杜斌丞、王炳南、韩望尘、张仲实、屈武、马文彦等数百人出席了欢送大会。而后，他曾与施存统、王炳南、张仲实等晤面，就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形势问题交换了看法。“七·七”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张慕陶于7月中旬迅速离沪到达南京，曾专程拜会了当时在南京已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后经王霖介绍到苏州，拜访了被软禁在国民党苏州反省院的陈独秀，欲就抗战爆发后的国内政治问题，同陈独秀交换意见。但由于陈独秀当时身体多病，心情不悦，又失去自由，无心谈论政治问题。张慕陶随即折返南京，通过于右任弄了一张名片，于8月上旬回到太原。十二、竭诚为组织抗日武装而努力1937年8月，张慕陶回到太原不久，日本帝国主义继卢沟桥事件后，又发动了侵略上海的战争。他对日寇步步侵犯中华领土的行径万般愤怒，曾向阎锡山提议应在山西划分自治区域以便抗日，得到阎锡山的采纳。随后，阎锡山任命张慕陶为山西晋南长治行政公署专员。同年9月下旬，日本帝国主义沿着平绥线、同蒲线，长驱直入，攻陷大同后，即向雁门关、平型关一线推进，企图乘势夺取太原。当时，我党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率领八路军已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周恩来等与阎锡山在太原谈判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后，友军如何协助作战及区域自治等问题时，曾得知阎锡山委任张慕陶为晋南长治行署专员一事，即提出异议。因此，阎锡山收回了对张慕陶的委任，重新委徐继川为长治行署专员。张慕陶知道此事后，怒气难消，遂赶奔周恩来住处与之争吵。1937年10月，原十七路军九十六军李兴中领导的一七七师五二九旅旅长许权中，因在山西忻口战役中英勇抗战，功绩卓著，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即采取明升暗降、调虎离山的手法，下令撤销了他的旅长职务，调任驻陕西合阳的一七七师担任参谋长的职务。许权中在从晋北经太原时巧遇故友张慕陶，张慕陶也对许权中的到来异常高兴，他询问了许权中的情况后，劝其不要去陕西任职，留在太原一起组织武装抗日，许权中愉快地答应了张慕陶的请求。尔后，张慕陶亲自面见阎锡山，并向其介绍了许权中的军事才能，要求阎锡山成立“山西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一纵队”。阎锡山批准了张慕陶的要求，任命许权中为山西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一纵队总指挥，张慕陶为政训主任。当时，由南京出狱来到太原的王化成也参加了这支抗日武装的组建工作。抗日自卫军第一纵队成立后，阎锡山立即发给一大批枪支弹药。紧接着，张慕陶和许权中通过原一七七师赵和民的关系，收编了驻在太原附近的孙蔚如三十八军的一个炮兵营约一千人，加上在太原招集的七十多人，形成一支一千多人的抗日武装力量。随后，张慕陶与许权中、王化成等计划率领抗日自卫军第一纵队，离开太原开赴晋南长治一带，准备抗日，但在部队离开太原时，原收编的孙蔚如三十八军炮兵营的近千人不愿离去他往。故张慕陶和许权中、王化成等仅带领七十多人到长治，又由于人少力量单薄，天气愈来愈冷，而阎锡山放弃太原逃到临汾，接济中断，给养困难。张慕陶曾派人与八路军一二九师联系，以期望能随同八路军一起抗日，也未能如愿。在此情况下，许权中离开长治回到西安，张慕陶也无可奈何，将这支抗日武装交由王化成处理善后，自己只身去冀南高树勋部再谋抗日新途。张慕陶与高树勋早于1926年在西安相识，而且后来张慕陶将其幼子过继给高树勋，关系情同手足。因此，张慕陶到高树勋部，受到热情款待和帮助。他雄心勃勃，又一次独竖一帜，成立了“河北民军第二路军”并自任总司令，化名张渊明，在当地四处奔走活动，以期得到众人的响应。但参加者寥寥无几，未成大事。就在这个时候中共冀南地委欲通过高树勋搞一批钱和枪，得知抗日同盟军时期的活跃分子张慕陶在高部做客的消息。党组织经过研究，认为员刘汉生在抗日同盟军时期与张慕陶识熟，可派刘去与张商谈，让张慕陶做高树勋的工作，以解决地方抗日武装的需求。刘汉生按照冀南地委的指示，前往高树勋部见到张慕陶，张慕陶问明刘汉生的来意后，很快地做通了高树勋的工作，及时地为党提供了一笔资金和一批枪支武器，支援了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十三、在临汾以“托派汉奸”莫须有罪名遭暴打捕押张慕陶被诬称为“托派汉奸”，是1936年5月10日《救国时报》第28期在揭露阎锡山的反共活动时，第一次公开称张慕陶是“山西托陈派的领袖”，“阎锡山反共的智囊团”。同时说“张慕陶即向国民党告密致使吉鸿昌烈士被捕被害”。同年秋，《救国时报》报道苏联公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叛国案时，在揭露托洛茨基主张联日的同时，指责中国的托陈派成了为日寇服务的汉奸。10月5日和13日《救国时报》的社论和消息中，在称张慕陶是托陈派的同时，又加上了一顶“日寇奸细”的帽子。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带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信任与嘱托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立即在国内掀起了一个“铲除托匪汉奸”的运动。12月4日，王明在《解放》周刊第26期上发表的《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一文中，出现了“西安事变时，日寇奸细——托洛茨基匪徒分子张慕陶等，极力挑拨南京与西安之间的内战”的提法。紧接着康生也在《解放》周刊上发表《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长篇文章，诬称张慕陶是“托洛茨基匪徒”“日寇侦探”“出卖祖国的汉奸”，同时还列举了张慕陶充当托派汉奸的所谓罪状若干条，使其成为众所周知的托派汉奸。1938年1月张慕陶由高树勋派卫士护送，从冀南到山西临汾后，面见了阎锡山的秘书梁化之，叙述了他离开太原以后的情况，并得知阎在临汾办了一个“民族革命大学”，尤感高兴。梁化之随即请张慕陶去民族革命大学讲演，张慕陶欣然应允。同年2月4日，张慕陶刚跨进民大校门，就被学生认出来，霎时，“打倒托派汉奸张慕陶”“枪毙汉奸张慕陶”等口号响彻整个校园。紧接着，民大学生在政治系副主任、中共党员陈唯实等领导下，蜂拥而上，把张慕陶团团包围。张慕陶深感震惊，遂在卫士的掩护下回到住宅。然而，广大的学生群众却穷追不舍，又把张慕陶的住宅围了个水泄不通。最后，将张慕陶夫妇及卫士共九人逮捕，准备押往民大关押。张慕陶被押解路过大街时，曾有许多围观的群众提出“你为何当汉奸”等质问，张慕陶以“我不是汉奸，我是抗日的”等语作回答。学生群众仍然对其十分痛恨，一阵脚踢拳打，张慕陶被打得鼻青脸肿，后被带到民大关押了起来。张慕陶被捕押后，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策动下，发出《临汾各界为汉奸张慕陶案告全国同胞书》。同时，民大立即派学生代表面见阎锡山，要求阎就地处决张慕陶。阎锡山为了平息广大学生群众对张慕陶的愤怒情绪，一方面答应学生群众的意见；一方面以提交法院审判为名，把张慕陶等九人引渡到临汾高等法院。后又交临汾县府管押，暂时将广大学生群众的激愤情绪稳定了下来。193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共关于扩大铲除托匪汉奸运动的决定》，指出“2月4日，托匪张慕陶恶贯满盈，在山西临汾为5 000余民众所逮捕殴打，现尚在押”。决定还号召各地党组织充分利用临汾事件，“在口头上、文字上、各种会议上、报纸上，广泛宣传托匪张慕陶的卖国罪状”，扩大各地铲除托匪汉奸的运动。康生还在延安举行的反托匪大会上发表讲话，把张慕陶作为托派汉奸的典型事例加以批判和介绍。同年2月下旬，日本帝国主义攻占太原后，继续向西南推进。当时，临汾形势也日趋危急，阎锡山便灵机一动，派人把张慕陶押送到西安，关进了西安第一监狱，使张慕陶免去一死。1938年5月31日，张慕陶在西安关押期间发表《公开质问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就他所坚持的反日联合阵线的主张表明意见，同时批评了斯大林苏维埃化中国的口号。进而也为临汾事件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学生诬称自己为“托派汉奸”鸣冤叫屈和申辩。他曾写过一本《临汾事件的真相》的小册子，攻击在临汾要置他于死地，发泄了他对极为不满的情绪。他还扬言要建立第五国际，把抗日反蒋斗争进行到底等。十四、出狱后蒋鼎文引诱其加入国民党张慕陶由临汾转押西安不久，孙蔚如三十八军驻陕西合阳的一七七师师长李兴中得知其被捕关押的经过，非常气愤地说：“张慕陶是什么托派汉奸，他是真心干革命嘛”！接着，李兴中和叶青、丁逢白、赵彦卿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阎锡山为张慕陶鸣不平，要求在举国统一抗战阶段，停止党派斗争，释放张慕陶等人。同时，他又亲自给阎锡山写了一封密信，并派他的一七七师驻西安办事处处长赵彦卿，专程将信送往阎锡山的驻地陕西宜川的秋林，请求阎锡山释放张慕陶。再加之当时西安方面张慕陶的好友张秉仁、赵和民、王霖、吕协心、金鸿图、刘治洲等人，联名上书阎锡山，呼吁恳求阎释放张慕陶。由于李兴中的出面说情和西安方面的舆论，阎锡山批准同意释放张慕陶，并派朱兰生为代表前往西安迅速办理。赵彦卿带着阎锡山给李兴中的复信，直奔一七七师驻地合阳面陈李兴中，李阅信后甚喜，即派赵彦卿返回西安，约王霖、赵和民等一同前往三原东里堡，与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商谈具体释放张慕陶的事宜。后赵彦卿回到西安，会同阎锡山的代表朱兰生和高等法院院长，以及西安方面的群众代表吕协心，共同商定于1938年7月15日释放了张慕陶。张慕陶出狱后，住在西安市雷神庙街的马子静家里。随后即会晤了至交张秉仁、赵和民、王霖、刘治洲、吕协心、王化成、胡景儒等人。吕协心等人曾问他到底是否托派，张慕陶回答说：“骂我是托派，我真冤枉，我与托派组织无任何关系”。吕协心、王化成等人劝他去陕北，向党承认过去的错误，重新革命，这是正确的道路；如不愿去陕北，那你就远走高飞，去当你的绿林英雄，以免在此招惹麻烦。张慕陶表示他必须到商州一带搞一支武装，然后接受的收编，方能取得党的信任，将功补过，否则去陕北前途不堪设想。但吕协心、王化成等人，仍极力劝说张慕陶去陕北才有出路。张慕陶最后终于接受了吕、王等人的意见，并让吕协心帮助他做准备和联络工作，决定与吕协心一同去陕北。在张慕陶和亲朋挚友商议自己未来出路问题的同时，叛徒、特务马子静得知张慕陶的动向后，便按照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的旨意，严密监视张慕陶出狱后的行踪与活动，多次找张慕陶谈话，劝其加入国民党，并以高官厚禄作诱饵，即遭到张慕陶的痛骂。接着，蒋鼎文又派人向张慕陶表示，如不愿加入国民党，写一自首书也可以，亦被张严词拒绝。尔后，张慕陶把蒋鼎文的企图给吕协心和盘托出，并说：我“甘为刀头鬼，岂做无耻徒！”十五、拒诱惑又被蒋鼎文所逮捕蒋鼎文的引诱遭到张慕陶严词拒绝后，他即将张慕陶出狱后的活动情况，电告国民执行委员会。国民执委秘书处于1938年8月26日，复电陕西国民党省党部和陕西省政府，言称：“张慕陶自出狱后闲居西安，与丁逢白等过去有托派嫌者，过从甚密，向外倡言‘没有希望，国民党已腐烂，非走第三条路子不可’！青年之中附和者甚多”。并说：“张等之第三阵线已改组，张亦自认为小组织不讳，但谓此小组织为马列主义的，尚无正式名称，惟日来活动甚力，颇堪注意等情，除分电外特此密达，即希查照为荷”。蒋鼎文接到国民党中执委秘书处电报后，心领神会，认为对张慕陶采取说服的办法难以使其就范。而张慕陶也深觉在西安再待下去，不会有好的结果，当他准备动身的时候，被蒋鼎文派来早就监视他行踪的特务马子静所侦知，即调特务打手将他逮捕，关押于西安新城。张慕陶被关押后，蒋鼎文以优厚的生活待遇，企图逐渐使张慕陶成为国民党御用工具。十六、捕押后坚持抗日反蒋至死不屈1938年冬，日寇侵占风陵渡后，经常派遣飞机越过黄河进入潼关，在华阴、华县、渭南等地狂轰乱炸，也不时在西安上空投弹骚扰。张慕陶写信给蒋鼎文，请求把自己送往外县，以便有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看看书或写点东西。蒋鼎文很快地批准了张慕陶的请求，遂于1939年春，将其押送至陕南的勉县，并准许就地自由活动。张慕陶到勉县后，四处活动，聚会讲演，宣传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宣传抗日，吸引了地方上一大批著名绅士和青年学生。1939年7月，国民党陕西省执委给陕西省政府的报告说：“押勉县之张慕陶，近来言行溢出轨外，兹列要分述下：1.张犯之行动：（1）与当地有势力之绅曾子才、候剑尘、朱慎德、苏逊三等，有巴山生产合作之组织，已拟定计划，分头招股。据张称将来开采巴山矿产时，自行组织自卫队。至于曾子才在北洋军阀时，曾任旅长，候剑尘系吴光新旧部，曾任陕西省财政厅厅长，朱苏二人，已充官吏多年，在本县颇有势力。（2）张犯又与财政助理员李逢时等，拟开书店并发行刊物，正拟办中。（3）朱慎德等系哥老会中人，张犯又与朱等召集哥老会众谈话。（4）汉潓渠工人甚多，张犯时常到工人中谈话。（5）八三后方医院负责人等，过往甚密。（6）各校学生、各保甲长，与张往来者颇多。（7）张犯又带勤务兵工人，称系其血日之勤务，常随其往来各处；2.张犯之言论：（1）常谓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定有合流之一日，并对中央负责人，如陈果夫、陈立夫、张厉生诸先生加以谩骂。（2）常谓陕西省为战区之趋势，此时值使人民武装，到成战区时，该本人必自成一军与敌作战云云。（3）县府对张犯之态度。张犯到勉县后，县府即过于放任与崇拜，延及近今，县府每有宴会，或较要之公务员来时，必有张犯出场，上级规定张每月供不得超过四十元，但实际情形，每月在数百元左右，县府上下对张犯，皆以司令呼之，及至端阳节，县府聚餐，因言语不合，张犯竞对县长、科长、民厅委员大加辱骂，县长等犹自认招待不周，请其息怒，于是张犯气焰溢盛。总之，张犯有以上种种活动”，“已为今日勉县之太上皇矣，等情据此，同特电请照，密饬该县府注意，并将张慕陶移地察看，如何并希见复为荷”。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看了国民党执委的报告后，即令省府秘书处复电陕西省党部，指出：“寄押勉县之张慕陶，近来言行溢出轨外，嘱饬县注意，或移地察看，等由准此，查张慕陶寄押勉县，待遇固可从优，但绝对不许其自由活动及对外接触”。1939年7月下旬，张慕陶由于在勉县坚持抗日反蒋、组织巴山生产合作社等活动，被转押于陕南的略阳县府，行动也作了一定的限制。但张慕陶无所畏惧，仍然利用一切机会，又同略阳县的绅士和青年学生进行接触，宣传抗日反蒋主张，联络地方人士组织略阳铁厂，拟备开采当地铁矿，发展生产，遭到略阳县长干涉。随后，国民党略阳县党部派人再次劝他加入国民党不仅未果，而且遭到张慕陶的痛骂和斥责。因此，张慕陶完全失去自由，不久就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于1940年8月，在其妻子申云心的再三请求下，经蒋鼎文许可不得不转送至南郑就医治疗。十七、最终被蒋介石电令枪杀1940年夏，张慕陶在略阳关押期间，勉县青年学生贾璧如、沈尚文等人曾来看望他，张慕陶写了一封给冯玉祥将军的亲笔信，并拜托沈尚文赶赴重庆面陈冯玉祥，以期得到冯的保释。冯玉祥当时处境不是很好，不仅有职无权，难助张慕陶一臂之力，而且此事为蒋介石所知。同年12月8日，蒋介石企图利用张慕陶反共的如意算盘落空后，即刻从重庆亲自签发了给蒋鼎文关于枪决张慕陶的电报。内容为：“长安省政府蒋主席，旁密，查张慕陶前经手令拘押陕西略阳狱中在案，此人应即枪决，希照办具报为要”。蒋鼎文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适逢国民党南郑专员魏席儒在西安，蒋鼎文立即召见魏席儒，当面下达蒋介石的手令，并望他速回南郑，将张慕陶秘密处决后即速报省府，以便回复蒋介石。魏席儒回到南郑，经过密谋安排，于1941年1月5日晚，派警察数人前往南郑医院张慕陶的病房，以魏专员请张谈话并隔离保护管押为名，将张慕陶带到南郑专员公署，魏席儒与张慕陶闲谈至深夜亥时（11点钟），随令警察把张慕陶带出客厅，尚未出南郑专员公署即被枪杀。1月6日，魏席儒电告蒋鼎文说：“张慕陶已于支戌以提署隔保管押为名，当于支亥遵令，在署秘密枪决，谨电报请备查”。张慕陶就这样被结束了生命，被枪杀时年仅38岁有余，也验证了他“甘为刀头鬼，岂做无耻徒”的人生格言。这让他同时代的人们多了一份无声地钦佩和赞叹，当然更多的还是惋惜。原文刊载于《今传媒》2021年第1期“传媒大讲坛”栏目。作者/来源：旬邑党史声明：版权归原创所有，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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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忠明任湖南省副省长(图/简历)据湖南日报微信公众号消息，昨日，湖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经过表决，决定任命朱忠明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朱忠明同志简历朱忠明，男，汉族，1972年4月出生，浙江海宁人，1993年8月参加工作，199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公共管理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1989年9月至1993年8月，武汉大学经济学院财政与审计系审计学专业学习；1993年8月至1998年1月，浙江省财政厅办公室科员；1998年1月至2001年1月，浙江省财政厅办公室副主任科员；2001年1月至2002年4月，浙江省财政厅办公室主任科员；2002年4月至2005年4月，浙江省财政厅办公室副主任（其间：2002年4月至2004年6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管理专业在职学习，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2005年4月至2008年11月，浙江省财政厅办公室副主任、浙江省财税科研所所长（兼）、《浙江财税与会计》杂志主编；2008年11月至2012年1月，浙江省财政厅副厅长（其间：2010年3月至2011年1月，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2012年1月至2012年8月，浙江省温州市副市长；2012年8月至2015年7月，浙江省温州市委常委、瓯江口新区开发建设管委会党委书记；2015年7月至2017年4月，浙江省审计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2017年4月至2020年1月，浙江省审计厅党组书记、厅长（其间：2018年3月至2018年7月，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2020年1月至2020年4月，浙江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2020年4月至今，湖南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2020年4月27日，湖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任命朱忠明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程晓波任甘肃省副省长(图/简历)4月27日，甘肃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决定任命程晓波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程晓波同志简历程晓波，男，汉族，1972年10月出生，山西长治人，199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春地质学院岩化系地球化学专业毕业，在职获管理学博士学位，研究员。1994年7月—1996年12月，地质矿产部办公厅秘书处科员（期间，1996年4月—1996年10月，甘肃地矿局探矿三队基层锻炼）；1996年12月—1998年6月，国家计委办公厅新闻办科员、副主任科员；1998年6月—2003年5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政策法规司综合处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2003年5月—2012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综合处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期间，2004年5月—2005年4月，黑龙江省双城市挂职任市委副书记；2011年3月—7月，中央国家机关第九期青年干部班党校学习）；2012年8月—2014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巡视员；2014年8月—2016年12月，中国改革报社社长、党委书记；2016年12月—2019年4月，国家信息中心主任、党委书记（期间，2018年3月—7月，中央党校第44期中青一班学习）；2019年4月—2019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国家信息中心主任、党委书记；2019年10月—2020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2020年4月— 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任佳晖)编辑：杨文娟校对：王皓声明：转载请注明来源于《内蒙古日报》官方微信

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讯 12月25日，据财政部网站消息，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刘昆25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作了国务院关于减税降费工作情况的报告。——2019年12月2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 财政部部长　刘 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受国务院委托，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19年减税降费工作情况。一、2019年减税降费各项政策措施实施情况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要落地生根，让企业轻装上阵。李克强总理指出，减税降费直击当前市场主体的痛点和难点，是既公平又有效率的政策。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今年出台了有史以来力度最大、规模空前的减税降费政策。（一）认真研究谋划，确保减税降费政策及时出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于1月1日起实施；深化增值税改革措施于4月1日起实施；降低社会保险费率于5月1日起实施；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措施于7月1日起实施。一是深化增值税改革。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明确将制造业等行业16%的增值税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10%的增值税税率降至9%，相应调整部分货物服务出口退税率、购进农产品适用的扣除率等；进一步扩大进项税抵扣范围，将旅客运输服务纳入抵扣，并将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支付的进项税由分两年抵扣改为一次性全额抵扣；对主营业务为邮政、电信、现代服务和生活性服务业的纳税人，按进项税额加计10%抵减应纳税额（10月1日起又进一步将生活性服务业加计抵减比例提高到15%）。二是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出一批新的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措施。对小规模纳税人，将增值税起征点由月销售额3万元提高到10万元；大幅放宽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标准，并加大所得税优惠力度；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在50%的税额幅度内减征“六税两费”（即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扩展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的范围。三是实施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2018年8月3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新个人所得税法第六条对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6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作出明确规定。在此基础上，国务院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自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6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四是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国办发〔2019〕13号），明确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统称省）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高于16%的，可降至16%；继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调整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政策，各省以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核定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在本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至300%之间自愿选择缴费基数。五是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出台了进一步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的政策措施，明确减免不动产登记费，减征文化事业建设费，扩大减缴专利申请费、年费等的范围；降低因私普通护照等出入境证照、部分商标注册及电力、车联网等占用无线电频率收费标准；将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和航空公司民航发展基金征收标准降低一半；对产教融合试点企业兴办职业教育符合条件的投资，按投资额30%抵免当年应缴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此外，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等部门还制定了降低企业用能、物流、电信等费用的措施，进一步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和电信资费，推动降低公路、铁路、港口收费，清理规范银行及中介服务收费，切实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二）精心组织实施，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生根。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财政部、税务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成立减税降费工作专班，统筹协调减税降费各项工作，围绕方案制定、舆论宣传、监督检查、预算保障、综合协调等方面，细化分解工作任务，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严格对标对表，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推进。指导督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本地区实际，加强减税降费组织领导和工作力量，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压实工作责任，形成工作合力。二是深入开展调研，加强政策评估。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积极开展减税降费调研，了解政策实施情况，听取企业和群众对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情况的评价和意见建议，及时跟踪评估，强化政策效应分析，针对政策落地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分析成因，及时研究解决。深入开展减税降费统计核算分析，打造“硬账单、铁账本”。三是加强政策解读，确保宣传效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通过新闻发布会、政务网站、微信微博、移动客户端、纳税服务热线等多种形式、多个平台，开展多渠道、广覆盖的减税降费宣传解读。主动阐释政策、做好数据解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积极营造良好舆论环境。组织多轮减税降费政策专项辅导和培训，帮助纳税人和缴费人用足用好减税降费政策，增强纳税人和缴费人的获得感。四是优化纳税服务，简便办税程序。按照深化“放管服”改革的要求，税务机关及时出台便民办税缴费新举措，针对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深化增值税改革、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等政策，分门别类出台具体办税服务措施。取消60项涉税证明，健全完善电子税务局业务功能，让纳税人和缴费人“多跑网路、少跑马路”。五是加强监督检查，保障落地见效。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效果，持续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查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坚决打通“中梗阻”“最后一公里”，对搞变通、打折扣或变换花样乱收费抵消减税降费效果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确保企业切实享受到减税降费的政策红利。（三）加强财政收支预算管理，支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一是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为支持地方财政平稳运行，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对地方转移支付7.5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力度是近年来最大的。同时，在分配均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时，向基层财政困难地区和受减税降费影响较大的地区倾斜，增强这些地区的财政保障能力。同时，落实省级政府主体责任，切实兜牢基层“三保”（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底线。二是指导地方多渠道筹集资金弥补减收。在中央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指导地方财政部门结合本地实际，研究统筹采取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提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比例、盘活存量资金和国有资源资产等方式筹集资金，缓解实施减税降费对财政减收的影响，努力实现预算收支平衡。三是督促地方压减一般性支出。要求各地区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在严格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明确的压减一般性支出5%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压减力度，力争达到10%以上，节省下来的资金优先安排用于落实“三保”支出、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等重点领域。同时，硬化预算执行约束，从严控制预算调剂追加。四是研究实施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国务院印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国发〔2019〕21号），明确保持增值税“五五分享”比例稳定，进一步稳定了地方预期；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使分担机制更加公平合理；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增强地方财政保障能力。五是加大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和补助力度。为均衡地区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负担，2019年进一步加大了中央调剂力度，将基金调剂比例提高到3.5%，全年基金调剂规模达6300多亿元，22个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省份受益1500多亿元。同时，加大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助力度，今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补助资金5285亿元，同比增长9.4%。二、减税降费取得的主要成效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各项减税降费措施落实有力，效果正在逐步显现。（一）有效降低企业成本负担。1—10月，全国实现减税降费19688.94亿元，其中减税16473.26亿元，降低社会保险费3215.68亿元。全年减税降费数额将超过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超过2%，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国家。深化增值税改革后，增值税高档税率由16%下降至13%，在G20国家中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低于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二）初步实现“三个确保”要求。4月1日深化增值税改革政策实施以来，牢牢把握“三个确保”的要求。一是确保制造业等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4—10月，制造业及批发业增值税减税4598.83亿元，减税幅度25.7%。二是确保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税负有所降低。4—10月，建筑业减税188.19亿元，减税幅度6.2%；交通运输业减税35.63亿元，减税幅度7.5%。三是确保其他行业税负只减不增。4—10月，现代服务业、生活服务业分别减税321.96亿元、134.9亿元，减税幅度分别为12.3%、6.6%，随着10月1日生活服务业加计抵减比例进一步由10%提高至15%等政策实施，生活服务业减税规模继续增加。（三）重点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坚持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聚焦减轻小微企业税负。1月1日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以来，截至10月末小微企业减税1860.89亿元，放宽标准后实际享受到企业所得税减免的纳税人达到468.92万户，享受增值税免税的小规模纳税人新增402.64万户。民营企业是减税政策的主要受益者，1—10月，民营企业各项政策合计减税10511.84亿元，占全部减税数额的比例达到63.8%。（四）有力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落实研发费用按75%比例税前加计扣除的政策，减税877.96亿元，加上落实其他各项减税降费政策，促进企业将减少的成本用于研发、技改等再投资。1—10月，在投资整体下行的形势下，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4.2%，增速比前三季度加快1.2个百分点，高于全部投资9个百分点。（五）明显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1—10月，实施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减税521.94亿元，加上去年10月1日提高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和优化税率结构翘尾因素，合计减税4480.84亿元；个人所得税纳税人人均减税1786元，直接增加了居民收入，提升了消费能力。从目前各方面反映的情况看，减税降费实施效果良好，广大企业和社会公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高，普遍反映今年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力度超出预期，是最直接、最有效、最公平的惠企措施。据财税部门测算，减税降费拉动当年GDP增长0.8个百分点，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5个百分点，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个百分点。当前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减税降费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肯定减税降费成效的同时，也要看到政策实施过程中仍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财政收入压力较大。1—10月，由于减税降费力度超出预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3.8%，其中税收收入仅增长0.4%。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压力较大，完成全年收入预算面临困难。此外，一些省份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平衡压力也在增大，当期收支出现赤字。二是少部分企业减负不明显。从增值税改革实施情况看，目前所有行业税负都有所下降，但减税降费红利传导机制不畅，个别处在产业链“夹心层”的企业享受政策红利相对有限。少数企业由于购销两端税率降幅不一致、自身管理不完善等原因，出现一时少量增税情况。三是涉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问题不容忽视。一些企业反映，行业协会、红顶中介乱收费问题仍然存在。在财政收入减收较大的情况下，个别地方非税收入特别是罚没收入增加较多，需要防止其中存在乱罚款乱摊派行为。三、下一步减税降费工作考虑针对减税降费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财税部门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在确保财政运行可持续的基础上，继续落实落细各项减税降费政策，推动减税降费政策持续发挥效应。（一）坚决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国务院减税降费部署落实到位，确保企业和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牢牢把握“三个确保”的要求，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加大对地方指导和督促力度，继续密切关注各行业税负变化，跟踪做好效果监测和分析研判，组织开展政策实施效果总结评估。进一步加大宣传和政策解读力度，提高纳税人和缴费人政策知晓度，帮助企业用足用好政策。督促地方政府坚决清理规范涉企收费，严肃查处政策不落实、增加企业负担、损害群众利益等问题，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二）切实加强财政预算管理。继续密切关注各级预算执行情况，指导督促各地开源节流支持减税降费。加强财政收入预算管理，认真研判财政收入形势，深入分析减税降费政策的减收影响，有条件的地方依法依规有序组织国有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加大国有资源资产盘活力度。从目前来看，预计今年地方财政收入可能会出现较大短收；中央财政收入可基本完成预算，如果有少量短收，所带来的支出变化，将通过节省非急需支出等方式实现平衡。（三）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压减一般性支出。落实省级政府主体责任，加大财力下沉力度，抓好基层“三保”工作，重点帮扶“三保”困难和减税降费影响大的地区。落实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确保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落实到位，切实减轻部分地区特别是基层财政压力。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实施减税降费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对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扎实做好减税降费各项工作，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编辑：何颖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