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研究好中吗

来源：经济日报去年以来，我国出台实施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既为抗击疫情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恢复经济赢得了主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1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作出了部署。如何看待财政收支形势，减税降费、财政资金直达等政策下一步如何实施，就相关热点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白景明。记者：当前，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对经济发展有哪些现实意义？白景明：2020年中国经济在国际上“一枝独秀”，GDP迈上百万亿元新台阶，比2019年增长2.3%。由于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的基数大，2020年实现2.3%的增幅很不简单，充分反映出我国经济强大的韧性，也说明了我国经济有着强大内需支撑。只有紧抓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才能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稳步增长。中国是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内需广阔、深厚，历经40多年的改革开放，产业体系健全，居民收入不断增长，内需有较好基础，具备了内循环为主的条件。同时，要继续保持扩大开放的战略。通过吸引外资、推进经济全球化，实现中国和其他国家优势互补。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1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如何更加精准有效？白景明：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精准有效，要关注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财政政策具有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的作用，政策发挥作用是有条件和成本的，要把成本控制在低点。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发力点要放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堵点痛点难点上，特别是资金要用在解决迫切需要补上的短板上，放在外溢性强、社会效益高的领域。财力要向基层倾斜，解决基层财政困难问题，落实好“六稳”“六保”，特别是要解决基本公共服务问题，比如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第三，2020年，我国加大对地方的财力支持，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8.39万亿元，增长12.8%，增量和增幅为近年来最高，而且设立并实施资金直达机制。2021年，资金直达机制有必要扩大范围，将直接用于基层财力保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年初可直接分配的中央对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以及具备条件的专项转移支付也纳入直达范围。记者：受疫情影响，我国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出，特别是一些地方基层财政比较困难，如何看待、化解这一矛盾？白景明：收支矛盾可以说是财政管理上的一种常态。财政收入增长的客观约束比较强，主要来自于经济运行。同时，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是无限的。相对于对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和规模的要求，收支矛盾是长期化的。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财政在全球是稳健的。虽然收支矛盾问题存在，但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是有保障的。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和其他国家相比，做到这一点相当不容易。当然，相对于百姓对美好生活和公共福利增长的需要，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还有待提升水平、扩大规模。要坚持政府过紧日子，努力挖掘增收节支潜力，大力优化支出结构，保持预算平衡和财政稳定运行，支持做好“六稳”“六保”工作。记者：近年来，我国持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发挥了哪些作用，下一步如何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白景明：我国减税降费力度是非常大的，“十三五”时期累计减税降费规模达到7.6万亿元左右。特别是2020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规模预计超过2.5万亿元。减税降费是政府在“切蛋糕”的时候，把钱留给市场主体、留给居民。面对疫情冲击，对市场主体来讲，停工停产、减工减产和复工复产阶段恰好是现金流至为紧张时期，减税降费无疑是雪中送炭，增加了现金流，特别是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边际效用最大。在减税降费中，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是最大受益者。2021年，我国还会继续推进实施减税降费。当前，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宏观政策要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促进企业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今年减税降费的着力点，我理解还是激发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活力，持续实施深化增值税改革等制度性减税降费政策，继续执行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记者：2020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3.9%，如何看待财政收支形势？同时，“十四五”时期财税体制改革如何推进？白景明：2020年财政收入下降3.9%，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减税降费力度很大，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换来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二是在我国税收结构中，第三产业占一半以上，由于第三产业在疫情中受到较大冲击，引起税收的相应减少。应该看到，2020年随着经济持续稳定恢复，财政收入逐季回升，总体情况好于预期。2021年，预计我国财政收入会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但收支矛盾继续存在，支出压力比较大，需要进一步提质增效。“十四五”时期，财税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比如，要进一步健全现代财政制度，包括财政体制改革、政府间收入划分改革等。预算制度改革要全面深化，包括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等。在税制改革方面，个税等税种的改革要进一步推进，要加强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的衔接、协调。同时，要进一步完善支出政策、优化支出结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继续提质增效，打好三大攻坚战，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主动作为。来源：经济日报

4月26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林双林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网站刊文指出，当前中国农村老人养老金水平过低，城乡老人退休金差距过大，精准扶贫应聚焦提高农民养老金。中国从2009年开始给农村老人发放养老金，林双林表示，有研究表明，养老金的发放对农村老人的生活状况改善发挥了作用。但他同时提出，目前农村老人养老金发放水平过低，远不足于维持基本生活。林双林引用统计数字说明，根据2009年规定，60岁及以上的农民，每人每月最低发放基础养老金55元，近年来上升至2018年的88元。各省市自治区可自行增加。其中，一些省市发放的高于这个标准。例如，北京市达到710元，上海市930元，天津295元，广东148元，浙江省155元，江苏135元，西藏150元，青海175元，宁夏143元，内蒙古128元，福建山东118元；然而也有一些省市自治区发放的金额与标准相差不大，例如，山西、云南发放88元，四川93元，吉林103元。据官方统计，2017年中国城市人年均平均生活费用为24445元（2037元/月），农村平均生活费用为10955元（913元/月）。“每月一百多元的养老金，实在是杯水车薪。” 林双林写道。此外，林双林还指出，当前中国存在城乡养老金差距过大问题，城市职工养老金大大高于农村老人。“2016年，城市职工平均养老金约为2805元，农村老人平均每月100多元，差别悬殊。城里退休老人有退休金，有值钱的房产，可以享受各种娱乐活动，可以到国内外旅游，而农村老人仍旧终日辛劳。”他写道。林双林认为，近年大力推行的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是很好的举措。然而，属于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也有农民一份，也应该部分地用来补充农民养老金。他强调，老一代农民为国家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国有企业的资产也应该有他们的一份。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国依靠农业支持工业发展。农民先要交公粮，即农业税；同时还有交纳购粮，即国家硬性向农民收购粮食，收购价格不到‘黑市’价格的一半。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剪刀差’，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他写道，“他们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政策造成的。社会应该承担起赡养他们的责任。”林双林认为，老年农民应该是很精准的扶贫的对象，给他们增加养老金，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应该增加农民养老金发放，让这一代农民体面地度过晚年。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今年减税降费的规模肯定比去年大。（上证报）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经济目前并无法得到“完全的保护”，因为经济增长放缓和借款增加使其债务达到创纪录水平。英国财政研究所表示，受疫情影响，英国政府今年的借款将达到和平时期从未见过的水平。它表示，今年政府已额外向经济注入2000亿英镑，以支持就业、商业和收入。这是必要的，但同时也意味着要在未来不可避免地大幅增税。为了支付所提供的服务，英国政府向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和英格兰银行借款，然后试图通过税收来平衡其账目。但在一份原本是为了配合财政大臣现已废弃的秋季预算的最新报告中，财政研究所表示，随着危机的继续，这将变得更加困难。该机构表示，预计2024-25年的经济规模将比3月份时的预测小5%，这将使英国因税收减少而遭受1000亿英镑的财政损失。与此同时，该行表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将面临更高的借款。”英国财政研究所在其公共财政年度审计中表示，政府不会像财政大臣一周前所承诺的那样，“永远保持收支平衡”，而保守党在竞选宣言中所承诺的降低债务是不可能的。今年的政府年度借款将达到世界大战期间的最高水平，而国家债务将超过经济总量，到2025年将达到GDP的110%。然而，财政研究所警告说，现在不是提高税收或削减支出的时候。英国经济将继续需要普遍支持，因为这是全球经济增长遭受的最严重打击之一，同时英国脱欧后可能会出现与欧盟之间新的贸易壁垒。目前，额外的借款得益于政府支付的超低利率。但是财政研究所勾勒出了这样一种情景：即使大幅增税（从这个十年的中期开始每年增加400亿英镑），也无法使国家债务的规模低于GDP的100%。该机构表示，偿还支持新冠导致的支出，将是一项延迟的、随后非常循序渐进的税收和支出限制计划，可能持续一代人的时间。金融研究所主任保罗约翰逊表示，政府在短期内别无选择，只能增加支出，在中期内完全保护经济几乎无能为力。他说:“我们的经济规模比预期的要小得多，支出可能也会增加。如果不采取行动，已经处于半个多世纪以来最高水平的债务将继续上升。增税甚至大规模的增税，看起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可能要到本世纪中期才会发生。”英国的国债在8月份首次超过了2万亿英镑。该智库预计，到2024-25年，债务将略高于国民收入的110%。这将比大流行前的80%和2007-08年金融危机前的35%都有所上升。财政研究所表示，英国受益于危机期间处于历史低位的利率，这使得借贷成本更低。但它警告称，如果不伴随着更强劲的经济增长，任何加息都可能“给公共财政带来巨大问题”。该预测发布之际，英国经济仍处于压力之下。在一份与此同时发布的分析报告中，花旗银行表示，今年上半年，除中国外，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出现了收缩，而且幅度很大。西班牙和英国表现最差，产出下降约20%，是美国和德国的两倍多。世行警告称，即使可以避免另一轮大规模封锁，大多数经济体的产出在2021年或2022年之前都无法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而且，即使疫情结束了，由于更加谨慎、行为转变和失业率上升，消费需求仍将受到持续影响。花旗银行预测，2021年上半年，英国的失业率可能会上升到8%到8.5%，也就是270万到290万人失去工作。这可能导致失业率达到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最高水平。#英国#, #债务#, #新冠#作者：小柴责编：autumn

7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保持宏观政策稳定；财政金融政策要协同发力，更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更有力服务宏观大局；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那么，何为“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8月24日晚，著名财经专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8年夏季高峰会上表示，积极财政政策除了带有扩张性外，还应发挥自身不可替代的结构优化功能，那才是积极或者更加积极。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求结构优化对于此次国务院要求“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的背景，在贾康看来，中国经济从2010年的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状态以来，一路寻求软着陆，基本上形成了L型转换。从2015年下半年到现在，已经有12个季度，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在6.7%~6.9%这个区间。不过，在完成“L型转换”的收官期，今年我国面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冲击，使经济遭遇不确定性和新的下行压力，因此必须按照宏观调控所说的“相机抉择”作出政策调整。目前货币政策已由稳健中性转为稳健概念下的“松紧适度”，财政政策也需做到更加积极，要配合货币政策来实施总量扩张。财政政策存在为扩张度加码的操作空间，一定涉及提高赤字率。对于今年通过走财政的正规程序，做预算调整方案，提高赤字率、加大债务年度发行规模的情况，贾康表示，在年内还看不到这方面的迹象，不过不排除明年和后续年度有必要的话，赤字率可有所提高。不过，贾康强调，在总量方面提高赤字率还不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全部，更重要的是要优化结构。贾康认为：“优化结构应该纳入当前中国所讨论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的视角，而且要特别加以强调。因为这个视角正是紧密结合中央反复强调的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这个结构的优化就需要区别对待。在解决总量上的问题，即在当下更多解决适当松的问题的同时，要处理好结构优化的问题，这一定是财政要唱主角。”贾康认为，财政政策不能否认必要时要提高赤字率，提高发债的力度。但是一定要结合着提高赤字率和更多的发债，把资金筹集起来、运用起来的时候，到底怎样合理地区别对待、怎样补短板、怎样去通过结构优化，支撑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在升级版轨道上的发展。由财政政策更积极地去推进结构优化，是财政部门无可替代的、义不容辞的职责。明年赤字率可考虑提高到3%那么积极财政政策如何更加积极，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第一是赤字安排方面。贾康认为：“我们可以讨论下一年是不是经过法定的预算程序，适当提高中国的赤字率。今年官方报的是2.6%，我们前两年曾经报3%。有必要的话明年我们至少可以先提高到3%，下一年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如果有必要的话，后续年度再提高一点，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大的风险，但是一定要审慎考虑。”第二是举债安排。贾康认为：“举债规模跟赤字率提高是正相关的，如果适当提高赤字率，明年和后续年度弥补赤字的举债规范机制就可以更积极地运用，如假定在未来几年还本的压力比较均匀，那么就应该更多地考虑每个年度适当多举一些债。我们现在公共部门的债务如果按照官方所说的不到GDP的40%，这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安全区内相对保守的状态，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在未来年度适当地提高到40%，45%甚至50%。但是也要警惕大家担心的问题，官方数据可能不包括地方隐性债。”第三，结构性减税，进一步营造“低税负”环境。那么究竟怎么减税？在哪儿减呢？除了增值税的标准税率进一步下调，中小企业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等以外，贾康认为：“企业的研发投入原来说可以加计抵扣150%，后来又提高到175%，现在能不能考虑再抬高一点，到200%，250%，这是可以讨论的。企业没有研发投入，就享受不到，这是支持企业进一步释放潜力、释放活力和创新发展。”最后，贾康强调：“现在企业真正降低负担，不能光讲税，一定要把税外的各种各样的其他负担都放入眼界，看全景图。”

来源：经济日报原标题：完善公共消费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何代欣：找准公共消费发力点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公共消费是其中重要一环。“公共消费主要是公共部门通过直接消费，购买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来向社会提供福利，如购买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养老服务等公共服务。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扩大公共消费规模、提升公共消费效率，有新的内涵和新的作用。”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何代欣表示。2020年，在各级政府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的同时，民生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财政部统计显示，全国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5.2%，住房保障支出增长10.5%，教育支出增长4.4%。何代欣认为，公共消费是扩大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稳定我国发展转型的基础，公共部门的作用不可或缺。其中，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公共消费这个抓手来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具有长期性，供给改善和需求延伸都需要时间。公共消费能弥补市场需求不足、稳定社会总需求水平，还能解决市场机制短期难以解决的福利导向不足问题。在建立国内统一市场中，公共消费的引领带动非常重要。”何代欣说。对于如何更好地开展公共消费，何代欣认为，要做好公共消费总规模的测算，明确划分各级财政的支出责任，“这样既有利于任务目标的完成，也有利于财政风险防控”。同时，还要找准公共消费发力点，确定好公共消费支出结构。“城市和农村、东中西部对公共服务和产品的需求是不同的，需要因地制宜，依靠中央和地方共同努力做好公共消费工作。”何代欣表示，现代财政制度下的积极财政政策与过往的最大不同是财政要发挥国家治理作用。“公共消费应以人民为中心、实现社会福利增进，这是健全宏观治理体系的重要体现。”公共消费范围的拓展与财力支撑紧密关联，在有限财政资金下，提高公共消费效率至关重要。何代欣认为，从国际经验看，预算绩效管理是提升公共支出效率的重要保证，要通过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促进公共消费效率提升，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每一分钱都花出最大效益。“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人民群众需求日趋多元化，如入学入托、就医就业等。要密切关注人民群众的需求和获得感，坚持公共消费为人民的根本宗旨，不断提升公共消费效率，实实在在增加社会福利。”何代欣说。

来源：经济日报原标题：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保持力度2020年，我国呈现的较好经济数据及数据间的较好协调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策因素。2020年财政政策对稳投资、稳消费、稳就业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在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困难之时，减税降费增加市场主体现金流，起到积极支撑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支持投资增长，促使2020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2.9%。相关成效的取得，还在于财政政策的及时出台、及时落实，时效性强。在经济恢复基础不牢，部分短板仍需补足的情况下，2021年我国仍会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保持一定力度。

人民网北京11月12日电 据财政部官方网站消息，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刘昆在《学习时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指出，目前，今年年初既定的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已出台实施，加上年中出台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措施，预计全年减负1.3万亿元以上。财政部门将着眼增强发展后劲，强化“放水养鱼”意识，研究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和更为明显的降费，更好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落实积极财政政策，服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按照党的十九大关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部署，今年以来财政部门聚力增效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着力加强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持，使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上发挥更大作用，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营造稳定的宏观环境。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在继续实施减税降费的同时，统筹收入、赤字、专项债务和调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保持较高的支出强度，并加快预算执行进度，今年1—9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33万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77.8%，快于序时进度2.8个百分点。加快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截至9月末，地方政府新增一般债券已完成全年计划的92%，新增专项债券已完成全年计划的92.4%。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严控一般性支出，加大对打好三大攻坚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领域的支持。在财政及其他宏观政策综合作用下，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稳中向好态势，主要宏观调控指标处在合理区间。加大补短板力度。把补短板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大力支持中央确定的重大项目建设，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全力以赴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大幅度增加中央专项扶贫资金，2018年安排1061亿元，比上年增长23.2%，增加部分重点用于“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安排大气、水、土壤三项污染防治资金405亿元，投入力度为近年来最大。加大重点领域投入，今年1—9月中央财政累计下达地方基建支出预算4094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94.2%，重点用于支持创新驱动、生态环保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在养老、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规范有序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积极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引导要素优化配置。坚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和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并举，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继续支持做好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中的职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解决“三供一业”等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支持实施工业强基、智能制造等工程以及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补偿试点，推动集成电路、新材料等重点行业发展。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政策，提高补贴技术门槛、优化补贴标准。发挥中央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带动社会投资，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支持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培育新增长点。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推动经济发展效率变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不断提高投入产出效率、科技进步贡献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政府行政效能和公共服务质量。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加快建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硬约束机制，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举措。要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要求，力争用3—5年时间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全面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促进经济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有效增长。构建全方位预算绩效管理格局。将各级政府收支、部门和单位预算全面纳入绩效管理，推动提高收入质量和财政资源配置效率，系统提升政府行政效能。对重大政策和项目实行全周期跟踪问效，建立动态评价和清理退出机制。建立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条。在预算决策环节，建立事前绩效评估机制，推动各级政府理性决策，从源头上防控低效无效问题的发生；预算编制环节，强化绩效目标管理，促进花钱与办事、绩效与责任深度融合；预算执行环节，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开展“双监控”，及时纠正偏差，防止资金闲置沉淀和损失浪费；预算完成后，通过自评和外部评价相结合，对预算执行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开展绩效评价，绩效评价结果用于改进管理、完善政策和安排下一年度预算。完善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推动绩效管理覆盖所有财政资金，并延伸至政府投融资活动，不留死角。统筹实施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整合使用方向相同或类似的预算资金，及时调整完善长期结余较多、使用效益低下、政策效果不明显的政策和项目，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更大效益。在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中，要突出“两个约束”。一方面，明确绩效管理责任约束，地方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各单位是预算绩效管理的责任主体，项目责任人对项目预算绩效负责，对重大项目的责任人实行绩效终身责任追究制。另一方面，强化绩效管理激励约束，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机制。加大减税降费力度，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近年来，财政部门牢牢把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内涵要求，结合完善税制，实施减税降费，加强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2018年，聚焦减税降费，在落实好已出台的各项减税降费措施基础上，出台多环节、多领域、重点突出、受益面广的税费优惠政策，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大幅减轻企业税负。深入推进增值税改革，降低制造业等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的增值税税率；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对符合条件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企业和电网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予以一次性退还。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提高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将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单户授信额度上限由100万元提高到1000万元。促进企业创新，创业投资和天使投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75%的政策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至所有企业，对企业新购入500万元以下的设备、器具当年一次性在税前扣除，取消企业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得加计扣除限制，延长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支持开放型经济发展，出台对境外投资者以利润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实施企业境外所得综合抵免等政策；完善出口退税政策，降低出口企业税收负担；适应产业升级需要，对进口机电设备、零部件及原材料等工业品实施降税，我国关税总水平由2017年的9.8%降至7.5%。进一步降低企业非税负担。着力降低合规费用，停征、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等部分政府性基金征收标准，深入治理乱收费，让企业轻装上阵、聚力发展。目前，今年年初既定的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已出台实施，加上年中出台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措施，预计全年减负1.3万亿元以上。财政部门将着眼增强发展后劲，强化“放水养鱼”意识，研究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和更为明显的降费，更好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大力支持科技创新，促进转换增长动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直接关系到高质量发展。财政部门坚决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对公共科技活动的支持，着力推动解决原始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问题，强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坚持把科技作为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予以支持，保障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提升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今年1—9月中央本级一般公共预算科学技术支出增长21.7%。发挥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作用，引导地方加强科技创新支撑平台和服务体系建设。落实重大改革举措。狠抓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改革举措落地，按照能放尽放的要求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人财物自主支配权，调动科研人员创新创造积极性。加快实施面向目标与结果的财政科技支出绩效评价，提升科研绩效。支持中关村等19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北京、上海科创中心以及三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完善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机制，鼓励科研人员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获得合理收入。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所得税政策。充分发挥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作用，加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支持创新创业发展。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采取再担保、股权投资等形式支持开展融资担保业务，努力实现每年新增支持15万家（次）小微企业和1400亿元贷款目标。完善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政策和税费优惠政策，缓解小微企业、“三农”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深入开展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探索优化创业创新生态环境。立足现代财政制度，构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高质量发展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是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制度保障的重点之一，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作用。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改革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从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收入划分、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三个方面抓紧推进。加快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目前已形成三个层次的初步框架。第一层是指导性的，即《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了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和要求。第二层承上启下，即《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明确了8大类18项共同财政事权事项的支出责任分担方式、国家基础标准等，为后续分领域改革提供了引领。第三层是分领域的，目前外交、医疗卫生领域改革方案已经出台，今明两年还将制定更多分领域改革方案。这些工作完成后，主要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大体划分清楚，配套相应转移支付制度，将有力促进中央与地方权责清晰、财力协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结合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税制改革及地方税体系建设等进展，在保持现有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地方税种，形成以共享税为主、专项税为辅的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体系，保障中央和地方履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根据当前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进展，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下设立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相应调整优化转移支付项目，继续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健全转移支付定期评估机制。完善后的转移支付制度要体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符合转移支付的属性功能，有利于发挥中央调控作用，并同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划分相衔接，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国家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2021年，如何精准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家账本”惠企利民有哪些新安排？财政运行会面临哪些挑战？围绕热点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白景明。03:04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精准有效、提质增效？“精准有效”“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今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出了要求。在白景明看来，积极的财政政策“精准有效”应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财政政策在发挥效用时，应把成本控制在低点；第二，财政政策要聚焦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堵点、痛点、难点；第三，财政政策的发力点要落在外溢性强、社会效益高的地方。财政政策“提质增效”如何理解？如何实现？“提质增效，就是要在一定资金量的情况下，尽可能少花钱，按质量办好事、多办事。”白景明说。在他看来，要实现提质增效，一方面，要在财政支出上优化结构，把资金用在迫切需要解决的地方；另一方面，要加强管理，确保资金“用有所值”。为应对疫情影响、促进经济复苏，不少国家都出台了各具特点的财政刺激政策。中国的财政政策力度如何？白景明表示，2020年，我国出台了提高赤字率、扩大专项债规模、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建立财政资金直达机制等多项财政政策。相较于其他国家，中国的财政政策力度大，政策时效性强，统筹兼顾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为中国经济恢复向好提供助力。“国家账本”惠企利民有何新安排？作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着力点，2020年我国加大了减税降费力度，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2020年，我国减税降费规模预计达2.5万亿元，占GDP比重约为2.5%，这说明政府在‘切蛋糕’时把资金让给了企业和百姓，力度很大。”白景明说。在他看来，2021年继续减税降费是必然趋势。今年国内外形势依然复杂，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还不牢固，通过减税降费，继续“放水养鱼”，进一步稳住经济基本盘。“今年减税降费的着力点还是要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帮助它们克服疫情影响，加足发展动力。”2020年，我国创新性建立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日前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已明确，今年将继续坚持这一行之有效的做法，形成常态化制度化安排。“资金直达机制有必要也有条件扩大范围。”白景明表示，“一竿子插到底”的资金扩大范围、增加规模之后，可更好助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堵点难点，提升效率。财政运行面临哪些挑战？财政部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3.9%。财政运行是否面临挑战？在白景明看来，去年我国财政收入同比减少，一方面是受疫情影响，经济运行受到冲击，带来财政收入下降；另一方面也有自我减收的因素，由于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主动放弃”了一些收入。“中国的财政运行从全球范围来看是稳健的，基本支出是可以保证的。”白景明说，在采取了多项有力举措之后，基层市县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财力是有保障的。展望2021年，随着经济不断恢复向好，财政收入的增速有望转正。他表示，财政收支压力一直存在，原因在于支出需求是无限的，但财政收入是有限的。“我国财政收支矛盾是有的，但是相对而言的。这一矛盾来自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这些都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支持推动。”白景明认为，长期来看，应对人口老龄化，将会成为未来财政运行的一个挑战。中国财政支出结构未来应积极调整，更加向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保险支出倾斜。“资金用在哪儿？就应用于解决短板问题，用于缓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十四五”财政领域有哪些新看点？“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财政领域将会有哪些新看点？在白景明看来，“十四五”的五年间，不少重要的财政改革推进可期。围绕进一步健全现代财政制度，应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完善政府间收入分配；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财政支出政策和制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重点支出上继续加力。“此外，税制改革也将继续推进。”白景明表示，要围绕促进企业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加强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的衔接协调，推动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策划：赵承、刘洁、孙志平监制：张旭东、赖向东统筹：车玉明、韩洁、张维革、童岚文字记者：申铖海报制作：施鳗珂视频记者：殷家捷、梅元龙、姜赛视觉/编辑：储兴华新华社国内部、摄影部、音视频部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