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研究好投吗

每经记者：张钟尹 每经编辑：陈旭 易启江今日，全国两会大幕正式开启。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手段之一，财政政策历来是两会上最受关注的焦点，市场也高度期待即将推出的积极财政政策举措。今年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下行压力仍在加大。如何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按照中央的部署，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有为，将采取适当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等多方面措施。积极财政政策有多大空间？今年赤字率能到什么水平？债务规模有多大？货币政策有多大空间……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进行了专访。刘尚希告诉记者表示，中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从整体上把握，就是要对冲风险，比如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对冲企业经营困难、对冲疫情减收增支影响，以及对冲基层财政困难等。财政政策要针对“六保”精准发力NBD：受到疫情冲击，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随着当前复工复产达到正常水平，经济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财政收支形势？刘尚希：从今年前4个月的数据来看，受疫情冲击，经济、财政指标同比基本是下降的，只有金融相关指标等少部分同比增长。一季度经济增速同比下降6.8%，对我们国家来说，近40年罕见。数据来源：Wind值得关注的是，疫情的冲击还不仅仅只有一次，而是有两次。第一次是疫情在国内暴发所带来的冲击，第二次是全球疫情蔓延带来的冲击。这两次冲击叠加，放大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所以导致经济增速深度下滑。现在我国抗击疫情已经进入常态化阶段，而从经济指标来看，累计的数据仍然是同比下滑，只能说降幅收窄，还没到完全稳住的地步。中央对当前形势有非常科学精准的判断。4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两个“前所未有”：“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在4月17日这个时间节点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用两个“前所未有”来描述和判断当前的形势，我想这是经过周密研究得出的结论。近期我国财政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受疫情冲击，各地的税收大幅度下滑。半数以上省份的地方财政收入下降幅度超过10%，同时又有大量的刚性支出，如抗击疫情、救助企业和贫困家庭，部分地区为了恢复经济发放消费券等。这些都是必须要花的钱。数据来源：Wind在这种形势下，地方支出不断刚性化，收入却在急剧减少。数据来源：Wind当前，国内、国外不确定的形势叠加在一起，从经济社会的发展，到财政、金融运行，都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如果说长期来看中国发展面临着战略机遇期，那么短期这个较高风险的轨道也不能忽视，短期的判断恐怕也不能仅仅基于当前的数据，还要长远地看，将可能面临的高风险轨道综合衡量，来判断全年及以后的发展态势。NBD：中央提出要加大宏观调控对冲力度，全国两会即将召开，您认为财政政策方面将如何加大宏观调控对冲力度？刘尚希：我认为现在积极财政政策更富有前瞻性的考虑，不仅仅是考虑现在怎么办，更瞄准了未来的趋势，把现在怎么办和下一步怎么办整体考虑，以对未来风险情景的判断来指导当前的行动。站在明天看今天，从未来看现在。这就是风险思维，也是底线思维。财政政策应当成为风险管理的工具，对风险进行隔离、进行抑制，从而使得整个国家的公共风险最小化。只有转向这种风险管理，强化风险思维、风险意识，才有可能看到风险、知道风险在哪。中央提出的“六保”，我认为就是看到了六大风险点。就当前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六个风险点像灭火一样，相互隔离开来，避免它们串在一起，形成更大的火势。所以，我觉得当前财政政策要针对中央提出的“六保”发力，最大限度拓展政策空间，精准施策，让资金直达“六保”，让居民就业、市场主体、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的风险得到有效对冲，给经济社会注入更大确定性。中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从整体上把握，要旨就是要对冲风险。比如，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对冲企业经营困难、对冲疫情减收增支影响，以及对冲基层财政困难。政府要过紧日子 重点是调整优化支出结构NBD：两会临近，市场对“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高度关注，也非常期待一些新的刺激举措，您如何理解积极的财政政策？刘尚希：为了应对两个“前所未有”，在财政政策上要表现出一定力度，通常的理解是要加大财政支出规模。现在大家都很关心，今年赤字率到底能到多高的水平，债务规模有多大，社会上也有很多具体的建议和讨论。更关键的问题，还是政府扩大赤字增加债务以后用来做什么，如何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数据来源：Wind财政政策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手段之一，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可以将公共风险转化为一定程度的财政风险，以此来对冲公共风险，这是其他政策手段所不能比拟的。应当说，财政赤字、抗疫特别国债等政策工具，在拓展当前财政政策空间上是有积极作用的。具体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赤字率有多高，发债有多少；另一方面，同时强调政府要过紧日子。数据来源：Wind需要解释的是，政府过紧日子，是要大力调整优化支出结构，而不是说单纯地压缩支出。换句话说，基本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一定要保障，而一般性支出要压减，财政资金大力提质增效，要精打细算，把钱花得有效果，把钱用在刀刃上。另一方面，政府过紧日子，也就是要严格执行预算，在预算执行上要“以收定支”。这并不意味着，在制定政策和编制预算时也是“以收定支”，而是相反，以积极有为的姿态来编制国家预算，也就是“以支定收”，即扩大赤字和债务，以此对冲风险。NBD：中央提出要加大宏观调控对冲力度，财政、货币等政策要“打配合”，您如何看待未来货币政策的空间？刘尚希：自2018年以来，央行的资产是在萎缩的，今年4月份也比3月份减少，说明央行基础货币在被动收缩。这迫使央行降准来扩大货币乘数，增加广义货币M2，扩大商业银行可贷资金。但总的准备金率需要保持一定水平才能避免系统性风险，世界平均水平大概是13%。而我国的现实是法定和超额之和的准备金率大概是14%。即使是通过降准增加了货币供应，但能否注入实体经济仍有不确定性。按照常规，作为市场主体的商业银行本性是要规避风险，而不是越有风险越向前。这可能导致增加的货币在金融体系内空转。这需要财政这只手拉着商业银行往前走，诸如提供贷款贴息等。基础货币被动收缩，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可能已经出现通缩，4月份的PPI部分反映了这一点。宏观环境越是不确定，经济越可能出现通缩，传统货币政策的空间就会越小。这也是国外货币政策为什么突破传统方式，另辟蹊径实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原因。这时候，就越是需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行新的组合，协同对冲风险，保持国家宏观政策的更大对冲力度。每日经济新闻

数学猜想证明，宇宙空间探索，化学分子合成——这些基础科学研究，研究周期长，投入经费多，且也不会对社会经济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那有什么用？ 其实，账不能这么算！基础研究为何重要？它是整个科技创新的总源头！ 做好基础研究，是一个国家走上创新之路的必然选择；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 1月5日2021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明确了今年将重点做好11个方面工作，其中包括“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提高创新策源能力”。 “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首次被提出，源自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1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中，提出要“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 我国要建设创新新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夯实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取得更多“从0到1”的成果，就更要把基础研究摆在科技工作的重要地位。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基础研究是科技技术的源头，能为后续的创新研发、技术开发、成果转化提供源源不断的活水。 此外，基础研究还是培养创新人才、涵养创新思想的重要领域。在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通过基础研究培养更多的创新人才，十分必要！ 统计显示，在“十三五”时期，我国研发投入不断增长，2019年全社会研发投入2.21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23%。其中，基础研究经费增长近一倍，2019年达到1336亿元。 平均下来看，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只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5%左右。而美国的这个数字是15%，强大的基础研究投入，使得美国基础研究的产出也是全世界第一，至少从目前来看，美国在基础研究方面还是灯塔国家。 此外，美国的基础研究是联邦政府、企业、地方政府都在投，而中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基本都来自中央财政，地方政府和企业投入的比重非常少。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20年5月发布《2030年愿景》提出，要充分利用美国基础研究的领先优势，推进“发现”向“创新”的转化，召集大学、企业和各州合作伙伴，研究基础研究成果转移转化的最佳实践。在〖科技立方体〗看来，“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必将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夯实基础、增添动力。 简单说三点： 一、随着“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的制定实施，必将带动国家地方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更多的研究经费，如何用好经费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从现实来看，重大创新成果、“诺奖级原创成果”，从来都不是规划出来，也不是光靠经费投出来的。因此，让基础研究经费“用在哪”、“用的好”、“还好用”，是下一步要切实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鼓励企业投入支持基础研究领域，这是好事。从国内来看，华为等公司正在聚集一批搞数理基础之类的科学家，北京等地的地方自然科学基金，也在与企业共同设立联合基金，共同支持基础研究。但要强调的是，从我国企业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要想企业产出重大基础研究成果还不切实际，真正应该在基础研究领域“捅破天”的，还应该是研究院所或高校。各地方和各部门不要因为“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提出要鼓励企业支持基础研究，而做些似是而非的事情。 三、基础研究是一种长期的科研工作，需要科学家们能坐冷板凳。如何让科学家甘于坐冷板凳、能够坐冷板凳，涉及到科研评价和待遇激励等问题。目前，国内有一些高校和院所已经在这方面开展探索，例如试点实施“长聘教授制度”等，但现实过程中还有许多体制机制障碍。要突破现有的条条框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考验国家的意志，考验执行者的能力，考验社会的包容心。

2020年将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我们要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全面打赢脱贫攻坚决战2020年亦是我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我们迎来了《财政研究》创刊40周年!四十载风雨兼程，四十载春华秋实四十载初心不忘，四十载砥砺前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向一直支持陪伴我们的广大读者、作者和同仁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年，我们将开展创刊40周年系列活动，回顾创刊以来《财政研究》对繁荣财政理论和推动中国财政改革发挥的重要作用，探讨《财政研究》未来如何在学科建设和智库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期待您的参与！活动内容· 大数据看《财政研究》40年· “我与《财政研究》40年”征文· 《财政研究》精品论文集· 创刊40周年大型主题研讨会在此，《财政研究》编辑部邀您一起为活动建言献计！欢迎将好点子、好建议随时以任何方式告知我们。联系方式· 邮箱：czyj40th@163.com· 电话：010-88191229也可通过下方的留言区给我们留言《财政研究》创刊40周年征文启事1980年，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财政研究》诞生了。伴随着中国经济与财政的改革与发展，《财政研究》走过了四十年的历程，对繁荣财政学术研究和推动中国财政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代代财政经济学人的相伴相随中，《财政研究》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硕果累累。在这四十年里，如果您曾被《财政研究》感动过，如果您曾被《财政研究》影响过，如果您曾与《财政研究》有过难忘的交往与情感，希望您与我们共同分享这些经历和故事，这里有您们珍贵的回忆，更有您们殷切的期盼，让我们共筑《财政研究》的美好未来。征文要求来稿以“我与《财政研究》”为主题，体裁、篇幅不限，可以是寄语、述评、回忆录，也可以是诗歌、散文、随笔等。要求系个人原创，内容真实，未公开发表。我们将择优刊发并集结出版。征文时间即日起至2020年7月31日。投递渠道文稿发送至邮箱czyj40th@163.com，主题注明“我与《财政研究》”字样。作者联系方式务必完整、清晰、准确。联系人：黄老师，010-88191223《财政研究》编辑部2020年4月“老资料新希冀”素材征集活动1980年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财政研究》诞生了岁月荡涤我们已经同广大读者一起走过四十个春秋四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共同见证了中国财政事业的不断发展也陪伴了许许多多优秀学者、基层工作者一起成长值此创刊四十周年契机《财政研究》邀请您一同回忆过去、展望未来征集内容一、老资料旧 刊重点为2000年以前的《财政研究》、增刊及其他出版物；手 稿曾在《财政研究》发表的作品手稿，曾在《财政研究》工作的编辑手稿；信 函与《财政研究》编辑部的往来书信；照 片与专家、编辑的合影，参加研讨会、座谈会的照片，编辑部办公地点照片；证书纪念品《财政研究》颁发的各类证书，参加活动的纪念品；其 他其他所有与《财政研究》历史相关的资料；二、新希冀手写一段寄语，表达您对《财政研究》的期望；录制一段视频，送上您对《财政研究》的祝福；创作一幅绘画，讲述您与《财政研究》的故事。（书法、绘画、剪纸、图片、音频、视频等形式任选）征集到的有价值的资料，将在《财政研究》创刊40周年活动中展出，并收录在《财政研究》40周年特刊。我们将视资料的价值给予提供者奖励。盼望您的支持与参与！征集方式将资料发送至邮箱czyj40th@163.com，邮件请注明作者姓名、单位、联系方式等准确信息；也可以通过下方的留言区给我们留言；联系人：于老师，010-88191229相关说明（1）投稿资料应当不涉及版权纠纷，如内容涉及抄袭、借用等侵权行为，由提供者本人承担一切后果，与本刊无关。（2）投稿资料默认授权《财政研究》编辑部使用，编辑部保留对内容进行修改编辑、宣传展示和应有的权利。审稿：邢丽 程瑜 闫晓茗组稿：李成威 高小萍 于婧华编辑：李雅煊原创扶持

今年试水的中央财政直达资金机制成效明显，国务院开始研究建立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资金范围将扩大至符合条件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2020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计约8.4万亿元。10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此次会议对今年财政资金直达机制给予了肯定，认为这一机制推动规模性纾困政策迅速落地，成效不断显现。今年一大规模性纾困政策是国家推出2.5万亿元力度空前的减税降费政策。这一政策落地的关键在于基层政府不折不扣落实。由于受疫情冲击，今年基层政府财政收入大幅下滑，这使得这一大规模减收政策落地存在困难，即便一些地方名义上落实了减税降费政策，也可能从其他方面多收费、增加企业负担来弥补财政减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今年中央财政将新增的2万亿元资金通过新设的直达机制快速拨给市县基层政府，一方面弥补减税降费带来的减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支持地方落实“六保”任务。根据财政部直达资金监控系统数据统计，截至9月30日，在实行直达管理的1.7万亿元资金中，各地已将1.566万亿元直达资金下达到资金使用单位，形成实际支出10214亿元，占中央财政已下达地方资金的61.2%。上述国务院常务会议称，这有效补充了地方财力，保证了减税降费到位，支撑了保就业保市场主体保民生，支持了重大项目建设和脱贫攻坚。前三季度新增减税降费超过2万亿元。会议认为，实施规模性纾困政策和直达机制，保住了上亿市场主体，支撑了近900万人城镇新增就业，为经济稳定恢复发挥了关键作用。此次会议表示，研究建立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以改革的办法提高财政资金效能。有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是一项应急性举措和阶段性办法，但由于今年实施下来，资金下达速度明显提高，解市县基层政府资金燃眉之急，这使得这一行之有效的做法有望常态化和制度化。李克强此前公开表示，往年财政资金层层分解下达平均用时超过120天，今年新增资金预算指标7天就下达到基层。上述国务院常务会议表示，扩大直达资金范围，对可直接分配的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具备条件的专项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等一般性转移支付，可纳入直达机制，基本实现中央财政民生补助资金全覆盖，确保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等及时足额兑现，更好支持保基层运转。事实上，今年已有相当规模财政资金参照直达机制管理。李克强此前表示，今年养老保险中央调剂基金等1.77万亿元直接用于民生的资金，也参照直达机制监控管理。根据国务院这一部署，明年将有更多符合条件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纳入直达资金管理体制。根据2020年中央财政预算，今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规模为83915亿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约7万亿元，这包含了3万多亿元的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约为7757亿元。上述会议还要求，相关部门和各地要强化责任，加强直达资金管理和全程监控，严防浑水摸鱼，确保用好资金。为了督促地方花好这笔直达资金，国务院此前要求相关部门动态跟踪资金分配、拨付、使用情况，建立直达资金专项国库对账机制，做到账目清晰、流向明确、账实相符。财政部通过新设中央财政直达资金监控系统，动态监测资金使用情况。财政部驻各地的监管局也对直达资金进行常态化监督。同时，审计署也启动了直达资金专项审计。

6月17日，中教投研发了一篇《北上广深四城人均收入及教育支出PK：深圳公办幼儿园比大学贵》。一个“深吹”留言说：你研究得很深入，深圳确实在很多方面不能与北京、上海、广州相提并论，但是你为什么不提另外一个数据：那就是北上广深的非户籍学生入学的政策问题，你是不是应该鼓励深圳学习北上广的招生政策，如果是真的，就挺你。中教投研：我支持每一个来深圳的人，不论是否有房，是否落户，其子女都有平等接受公办义务教育的权利。“深吹”又以比较严肃的口吻说：告诉你，基础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绝大部分学校超过一半是非深户的，请问北上广能不能做到？我没有回应，因为我手头上没有深圳公办校基础教育阶段的入学人数的详细信息。但出于对深圳人口户籍及年龄结构的了解，深圳在非户籍人口的入学上政策要比北京、上海和广州宽松一些，但具体宽松到什么程度，我也不清楚。1、从户籍人口上看，深圳2019年户籍人口的比重还不到37%，远远低于北京、上海和广州。具体到各区，以2018年为例，福田区户籍人口比重最高，达63.8%，其次为南山，为61.7%，再次为罗湖区，为58.3%，深圳其余各区基本都在30%以内。这个户籍人口结构决定了深圳基础教育中公办教育的招生政策不可能、也不应该采取北上广一样的政策。2、目前，深圳福田教育局的通报也仅仅是说保证辖区范围内所有户籍适龄儿童均有公办学校可上。我们开放一点看，这个承诺应该惠及到所有福田内的适龄儿童，无论其是否有福田户籍。这样才能增加幸福福田的魅力。3、深圳基础教育阶段，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位缺口，有相当一部分是民办中小学在提供。根据深圳教育局数据，深圳2019年普通中小学共有757所，在校学生154.6万人。由于深圳2019年户籍人口不足500万人左右，因此，这154.6万人肯定有相当一部分是非深户籍学生，而且比例应该还不低，但是公办学校中是否非户籍学龄儿童占了一半，我心里没底。4、根据深圳教育局公布的民办学校信息，2019年深圳共有普通民办中小学256所，占全部普通中小学的比例为34%左右。但我们不要为这个34%所迷惑，这是因为，这256所民办普通中小学中主要是小学和初中，属于义务教育阶段，民办高中的比例偏低。根据中教投研撰写的《深圳民办普通中小学及重点区学位预测分析2019-2021》（咨询购买请私信）提供的数据，2019年深圳256所民办中小学中，九年一贯制学校最多，高达153所，占全部民办普通中小学总数的比例高达60%。其次为小学，有63所，再次为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共有26所，占比为10%。数量最少的为纯初中。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深圳256所民办中小学中，只有三所纯初中，其次是完全中学和高级中学。5、关于深圳民办学校发展的空间不均衡以及办学层次不均衡，深圳相关专家早有过分析。2006年12月份，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叶文梓在《深圳市民办教育规划与发展研究》一文中指出，深圳民办教育结构并不合理，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义务教育阶段，民办教育比例严重偏高，而非义务教育阶段民办教育的比例不高；其二，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的差别太大，民办教育还不是选择性教育，主要为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位服务；其三，民办教育在区域结构上过度集中，集中在特区外宝安、龙岗两区。2019年11月份，我在研究深圳普通民办中小学的最新分布状况时，发现深圳飞速发展了十三年，普通民办中小学仍然存在叶文梓院长分析的三个“老特点”，具体请参见《飞速发展十三年，深圳的民办教育依然还有这些“老特点”》6、事实上，我个人非常支持每一位来深圳发展的人，无论是否购房，无论是否有深圳户籍，其子女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教育权，这个权利具体包括可以跟有房、有深户的深圳人在入读公办幼儿园、公办中小学时站在同一起跑线。另外，我还支持深圳拿出更多的财政去支持现有的民办学校发展，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而不是把公办在编的教师薪资提的越来越高，让人咂舌，这是在加深教育行业的阶层裂痕。2019年12月份，我曾以深圳宝安教育局网站公布的民办学校招聘信息为依据，统计了深圳宝安11所民办中小学教职工的待遇，整体情况是远远低于深圳社会平均工资。今天，我就不再这里列举深圳公办在编教师的平均薪资有多少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访问教育部门网站查看，每个市直学校以及区属学校都会公布年度预算，按照在编人员和人员支出数据，大家只需要掌握小学数学知识就可以计算出深圳公办校在编教师的待遇状况。7、我们也都知道深圳在2019年成为全国首个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很多人，也知道教育改革的痛点所在，我认为，教育改革的一个巨大的阻力就是教师的编制，同一个教育体系内，搞身份上的差异，不利于改革的推进。根据《深圳特区报》近期发布的消息，目前深圳各区公办学校正面向全国的应届毕业生计划招生1382名在编教师。这对很多应届师范生是个好消息，但对深圳的教育发展却未必是个好消息。这是因为，体制内的公办教师并不像大家想象的一样对体制充满了感恩，他们的怨言甚至比编制外老师还要大，而且社会付出的公共财政成本实在太大。这个群体越庞大，越不利于后续编制改革的推进。今年4月份，中教投研发起了一项《全国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状况调查问卷》(该报告高清完整版收录在中教投研年度会员计划内，请私信获取)，截至5月31日，我们共收集到来自全国各地1431份有效问卷，其中，93.6%的受访者来自在编教师，5.3%来自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在回答“您认为，岗位考核反映工作实际吗？”，44.7%的受访者回答“不反映”，35.6%的受访者回答“不太反映”。调查显示，考虑到实际工作量，体制内老师对目前薪资待遇的满意度也很低。其中，很大一部分体制内老师已产生了职业倦怠。调查显示，1431份问卷中，经常会有职业倦怠的占了42.2%，一直会有职业倦怠的占了15.7%，40%的人偶尔会有职业倦怠，完全没有的只有2.1%。当然，“深吹”们可能会说，你这个调查到底有多少深圳公办学校的教师参与？说真的，还真的不多。我在前面交代过，北上广深合计加起来也只有76份问卷。目前，深圳公办在编教师的待遇确实在全国都很有竞争力，但这是因为深圳的经济活力还很好，财政很富裕，兜里还有钱。8、日前，中国教师报报道了山东省济南高新区教师编制的改革，文章标题是《编制被封存，丢了“铁饭碗”，教师的干劲反而更足了？这个地方究竟有何妙招？》。在这篇文章中，中国教师报称，2017年济南高新区教育系统以人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全面开启了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打破编制“紧箍”，推动“管办评”分离，推行教师职级晋升积分制破解职称评审难，调试教育评价“指挥棒”破解“五唯”难题，从“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相关经验已入选山东省基础教育改革典型案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这篇文章，也可以实地考察一下。我没有实地考察过，不知道是否效果真的有那么好，知道实际情况的也可以留言。山东为什么要搞教师编制改革？我记得几年前山东做个一个尺度很大的、反思的政府工作报告。山东之所以要推改革，也是因为产业发展遇到了这样那样的瓶颈，而且财政上也没有钱。9、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可能编制改革也很迫切了。目前由于师范类院校以女性毕业生居多，而教师职业又偏稳定，现在全国不少三四线城市的公办校内大龄未婚的女教师又非常多，稳定的编制、公办体制又提升了她们的择偶预期，但这些地方入她们眼的男性同龄人又屈指可数，这导致了大量单身、大龄女教师的存在。你可能觉得这只是教师的个人问题，其实还真不是：教师感情状况的不稳定会影响教学，也会影响工作稳定性，会影响到教育事业的发展。在不少县城的公办学校里，为女教师找对象这件事，可能很快会被提到校长或主管教育的局长办事日程上。详见中教投研：《一乡村教师的烦恼：女同事女干部和漂亮护士，不知选谁当女友？》事实上，不光我关注到这个事情，连《人民日报》都在关注这个问题。10、最后，大家不要因为我扒“深吹”的底裤就给我扣个“深黑”的帽子。说实话，我还生活在这里，我黑这个城市对我一点好处也没有。跟很多人一样，十年前，我一无所有地来到这里，曾经也是个“深吹”，我希望这个城市经济更富足，人民生活更幸福，而不是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怨言怨气越来越重。我跟深吹们一样，也希望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上，深圳能继续走在全国前列，让我重新做个深吹！

近日，多地财政部门发布消息称，已将分配给该地的新增财政资金下达到市县基层。为支持地方落实“六保”任务，中央给予地方财力支持，新增赤字规模1万亿元和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总计2万亿元资金，通过新建立的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将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用于困难企业和群众。那么这些资金拨付到位以后，各地方、各市县该如何用好这笔钱，以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好地发挥作用？对此，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政府绩效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王泽彩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并进行解读。王泽彩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政府绩效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对于这笔资金的分配使用，财政部要求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据财政部网站显示，各地监管局已经陆续发布加强直达资金监管的措施。此外，审计署也已启动直达资金专项审计，包含1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资金审计。在当前情势下，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和做好“六稳”工作必须要确保新增中央财政资金“精准滴灌”，真正用于“六保”、“六稳”。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政府绩效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王泽彩表示，新増加的财政赤字和抗疫特别国债全部安排给地方，不折不扣用在落实“六保”任务和减税降费等方面。此外，还可应对一些疫情防控产生的不确定性支出。对于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王泽彩建议设立特别国债项目库，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要素跟着项目走、绩效跟着项目”原则，编制项目绩效目标，细化量化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满意度指标。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对资金分配、拨付、使用、偿还和绩效情况实施全程跟踪，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及时矫正政策目标。此外，他还建议，实施重大项目绩效终身责任追究机制。开展“重大决策实施终身责任追究机制和责任倒查制度”，不断健全激励相容机制，打对“铁算盘”，算好“良心账”，不花“昧心钱”。来源：新华网 2020.8.10

4月27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与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当前经济形势下的财政政策”专题会议，就当前如何实施好积极财政政策、更好地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进行研讨。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财政学会会长楼继伟出席会议并讲话。以下为讲话全文。楼继伟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 中国财政学会会长我讲以下四个方面的观点。第一个方面：关于已经采取的财政措施首先是税费的减免。比如社保、公积金的延期缴纳；比如失业保险金的使用，特别是失业保险补助的人员范围还包括了原来没有参加失业保险金缴纳的一些农民工；还有出口退税率的进一步提高，除“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外，真正实现了出口产品零税率，包括农业含量高的产品等之前较难处理的问题也做了考虑，这些措施都是非常必要的。还有一些地方在发消费券。除了补助居民，促进提高消费之外，还有助于重启商业。所有这些措施都在动用财政资源。《预算法》规定，在预算执行中，全国人大没有通过新的预算之前，可以按照上年预算延续的结构以及上年结转的项目继续支出，同时还可以用于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的支出。这些措施都是依据上述规定来实施的，但是考虑到肯定会突破今年原先报给全国人大的预算，因此应该尽快通过预算增加赤字。第二个方面：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明确，要提高赤字率、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等。预计应该已经有议案送全国人大了，可能开会后生效。去年的赤字率是2.8%，专项债的规模是2.15万亿，今年赤字率肯定会提高，专项债的规模也会提高。第三个方面：关于财政政策下一步如何展开一是加大救助力度。由于救助工作的信息复杂性高，因而此项工作应该主要靠地方，但是地方面临减收，他们因救助而增加的支出要靠中央扩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二是要推动民间投资。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了16%，其中第二产业下降了22%。投资下降、特别是制造业投资的下降最多。推动这些投资要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的政策力度。2016年营改增把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原来实行生产型增值税时，由于设备、厂房等不能计入抵扣项，所以期末留抵退税不多，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后，这部分就比较多了，实施一次比较大的投资，可能两三年都抵不完。在2017、2018年都想加大期末留抵退税的力度，由于增值税“五五分享”，但面临产业链地区分布差异的困难，退税却无法“五五分担”。到2018年年底时，留抵退税的规模接近2万亿，直到2019年国务院新出台了分摊退税政策，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进度也加快了。估计留存的期末留抵还是很大，应该按新办法加快期末留抵退税，这有利于减少企业流动资金占用，推动民间投资。三是要扩大一般预算赤字，特别是中央的一般预算赤字。首先是要补上由于经济下行造成的减收，不然会影响已经确定的支出。其次是要补上加大留抵退税力度之后的财政减收。之所以要以中央为主，是因为按预算法规定，地方增加的赤字只能用于公共投资，增加中央赤字和中央的转移支付后，才可以补上本级和地方的支出缺口，主要是一般支出缺口。再次是要弥补减费的缺口，包括已经减免的社保缴费等。这类减免，支出方面不能减，就增加了社保支付的缺口，要靠一般财政来补。还有一些跟财政支出不相关的收费，比如公积金。公积金的缴费率是单位和个人各5%-12%，合计最高到24%。现在是可以缓缴，我认为今后可以将缴费率统一降至5%，包括一些专家提出取消公积金的建议我也赞成。此外，还可以考虑降低工会会费，如将目前按工资总额的2%缴纳减半按1%。降低这些收费不会加大财政补缺口的压力。四是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去年是2.15万亿，今年加多少取决于有多少合格项目。专项债要对应有一定收益的公共投资项目，一般使用政府性基金做还款保障，各地普遍用土地储备基金。额度的增加还是要与符合条件的项目相对应，但确实应有所增加。这次提出了抗疫特别国债，但也要符合特别国债的要求，即所用项目能够按期付息、到期还本。如果是五年期的特别国债，估计大致每年要付息2--3%，五年以后一次还本。如果真有这样的项目，民间投资就可以做，或者财政提供些补贴支持。如果真找到一些这样的公共项目，少量发一些特别国债未尝不可，但大量的这类机会可以由民间来做，政府给予一定的支持，还如PPP方式就可以。另外，我不认为特别国债可以用于一般性支出。我国去年赤字率是2.8%，今年即使再加3个百分点也只是5.8%，相比美国的赤字率从3%提高至14%，并不存在特别的压力。而且特别国债不列入赤字是因为能够还本付息，因而不能用于一般性支出。我也不赞成由央行直接购买国债。不管发什么债，亦或增加赤字，用一般债务来弥补赤字缺口。央行直接购买国债是违反《人民银行法》中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规定的。总之，无论是特别国债的性质、还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基本的原则还是要坚持。五是分析需要多大的财政政策规模。2019年是19万亿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疫情导致经济减速可能减少收入1.5万亿。目前来看，第一季度已经下降较多，全球疫情何时能真正平稳、产业链何时能真正恢复还很难判定，而且不仅是我们自身的经济减速，全球的衰退对我们都有影响，所以减收是必然的。首先要解决这1.5万亿的减收问题，如果加大留抵退税力度，按退税1万亿预估，则就是2.5万亿的规模，再加上抗击疫情补短板增加的一般支出，至少是3万亿的赤字增加，而且主要是中央层级的。我国GDP去年是100万亿，3万亿就是3个百分点的赤字率，至于增加多少专项债和特别国债，需要根据项目的情况来定。全部加上之后，真有可能接近有的专家提到的5万亿规模。第四个方面：最重要的是结构性改革的措施最近党中央国务院专门发文，要推进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数据五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这非常重要，特别是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化，会产生巨大的有效需求，也能产生巨大的供给和足够的就业，这些方面应该重点着力。财政政策恰恰能在其中发挥相当大的助力作用，因此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比如支持农民工子女就学，建议将已有的中央义务教育经费随学籍转移制度，进一步延伸至发达地区，让发达地区多吸收农民工，支持农民工子女的就学和就业。还有其他一些政策，如农民工的经济适用房，也可以提供支持。土地现在是同等入市，要让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能够真正发挥产业集聚，推动创新，吸收就业，进而产生新的需求和供给。在一个资源配置比较完善的经济体制内，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配合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在结构性改革空间比较大的经济体，如果能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加快结构性改革，就能创造出巨大的动力、巨大的供给和需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很好的助力，所产生的效果更大。来源：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 2020 4.30

2020年5月25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和蚂蚁集团研究院在线联合发布《数字消费券对居民消费及复工复产的效应分析》研究报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做主题为《数字消费券对居民消费及复工复产的效应分析》的发言，蚂蚁集团研究院执行院长李振华做《消费券助力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的理论与实践》的发言。刘尚希院长指出，受疫情影响，国内消费不景气，地方政府适时推出数字消费券，实现了政府、平台、消费者、商户多方主体的结合。在数字平台发放电子消费券，创新了政策实施机制，大大提升了政策实施效果。通过对佛山市消费券发放及使用的消费大数据研究有几点启发。一是，消费券对推动居民消费有明显的杠杆效应。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实施政策，可以更好地发挥消费券的乘数效应，表现为公共消费的乘数效应。公共消费对居民的私人消费有显著的挤入的效应。二是，发放消费券不仅能有效带动居民消费，而且对适用行业商户的复工复产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发放数字消费券同时启动了居民消费和商户复工复产，对中小微企业、服务业有显著的拉动作用。从需求带动供给，拉动就业，增加居民收入，供给需求之间形成正反馈的循环，有助于推动经济快速的复苏。消费券之于经济的作用，可比喻为“手摇发动机”的手摇器。疫情冲击之下“经济”这一发动机停摆了，消费券来助力，在需求和供给之间形成一种连带关系，推动“经济”再次运行。消费券作为在特定时点的政策工具，符合当前以“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的政策目标，并非长期适用。地方可以通过发放不同类型的消费券，更因地制宜地来推动当地的消费需求，从而助推企业复工复产。三是，发放电子消费券促进了数字化。疫情期间发放电子消费券，更多的线下用户变成线上用户，基于线上大数据，平台企业可以帮助政府提升政策实施的效果。在数字化大的趋势下，政府和市场结合，可以更好地推动中国数字化水平，优化政策实施的机制。四是以数字财政建设为抓手，实现政策、资金、服务对象的一体化。当前，财政数字化亟需提升，有助于精准施策，促进公共服务的供给与需求之间更好的匹配，真正做到公共服务跟着人走。在媒体提问环节，刘尚希院长与李振华院长就“消费券对于《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保市场主体’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消费券作为公共消费带动私人消费的实践效果以及数字消费券是否提高了财政资金利用率”等问题做出回应。此项课题由财科院刘尚希院长亲自挂帅、策划、指导完成，财科院团队，包括傅志华副院长，财科院财政大数据研究所王志刚所长、周孝博士等与蚂蚁集团研究院合作，基于行为经济学和自然实验方法，通过挖掘相关城市消费券发放及使用产生的消费大数据，系统深入分析了消费券政策对居民消费及复工复产的带动作用。

8月8日，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发表于《经济研究》2018年第7期上的一篇论文公布，再次引发外界对于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讨论。此文题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金融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长达3万字，系统论述了金融体系的改革方向，以及金融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其中，徐忠再次谈到财政与金融的关系。此前7月13日，徐忠曾撰文称“多个现象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真积极”，随后一位财政系统人士反驳称财政部门在实际操作中已统筹考虑多种渠道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引发了市场上关于金融与财政的新一轮争论。记者|顾志娟 侯润芳编辑|徐超 位威“财政与金融关系的失衡仍然存在”在财政与金融的关系方面，徐忠提出，我国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财政与金融关系的失衡仍然存在。徐忠认为，从资源配置实践看，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比重上升与财政责任转嫁并存。地方政府利用财政等手段干预金融资源配置，通过财政存款、财政补贴、高管任免奖励等手段诱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当地经济建设的资金支持。截至2017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6.47万亿元，加上中央财政国债余额13.48万亿元，政府债务余额为29.95万亿元，政府负债率（债务余额除以GDP）为36.2%。此外从政策层面看，徐忠认为“财政政策缺位、货币政策被迫补位”。由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财政在“三农”、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自主创新、节能减排、生态保护等领域的投入严重不足，历史欠账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资金缺口仍然较大，倒逼货币政策不得不承担部分结构调整的职能，影响了宏观调控的总体效果。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对新京报记者表示，长期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存在协调性不够的情况。因为两大政策由不同部门主导，各个部门的关注点不同，例如财政部门主要考虑财政承受能力、财政收入是否可持续增长，而货币政策则更加注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界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边界”如何解决财政与金融关系失衡的问题？徐忠表示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推动财政与金融双归位。推动建设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核心是财政尽量不直接参与经济建设和市场活动，主要为维护市场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要主动限制财政及其他广义政府经济活动，为市场的培养和发展拓展空间。他认为要合理界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各自边界，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形成政策合力。货币政策侧重于短期总需求调节，以保持价格稳定和经济总量平衡，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财政政策应更侧重于经济结构调整，发挥对定向调控的支持作用，服务于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对此，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研报认为，“未来财政政策重心是结构调整，而货币政策重心是总量调节。会更加注重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同发力。”徐忠表示，从监管层面看，财政作为国有金融资产所有者越位和缺位并存。财政作为国有出资人，应立足于股东身份，通过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不能定位为金融机构的管理部门，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指出，货币政策属于总量型政策，结构性调整作用相对有限。例如，针对小微企业的优惠融资措施，能够引导资金的第一次定向流动，但难以控制第二次流动过程；严监管有可能带来信用环境整体收紧等。因此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可重点使用财政政策工具，如税收和财政支出调整等。由此，下半年货币政策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可能是强化与财政政策的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在“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过程中形成合力。通过市场出清实现结构调整除了财政与金融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是徐忠文章中的一大论述重点。他提出，市场机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优胜劣汰、自主出清。通过增量扩张来消化存量矛盾，政府替代市场配置资源，阻碍了市场自主出清的过程，导致一些结构性矛盾固化并加剧。徐忠提出，必须坚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市场出清实现结构调整。如果过度追求短期和局部稳定，必然会使僵尸企业僵而不死、过剩产能退而不出、问题金融机构无法出清，还会迫使货币政策过度宽松，小风险不处理最终酿成大危机。国企去杠杆要关注公司治理徐忠表示，我国宏观杠杆率过高，表现为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率较高，尤其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实为政府隐性负债。其中国有企业高杠杆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不完善密切相关。在改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方面，短期内的可行选择是加强金融机构持股，包括“债转股”之后的银行持股、社保基金在划拨国有资产之后持股等。另外，还可以探索职工持股计划，探索通过控股公司模式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通过“双层安排”实现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的统一。金融业综合经营风险在于监管不适应对于金融业综合经营，徐忠提出，综合经营既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金融自由化、市场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可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有效提升金融业竞争力。他认为，金融业综合经营本身不会放大风险，监管的不适应才是风险之源。我国近一段时间以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就是在构建与综合经营发展趋势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制。在金融监管方面，徐忠提出，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不可分离，“央行只管通胀是不够的，不管金融稳定是不行的”。中央银行的职能与金融监管合一的需求体现在：中央银行货币调控离不开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配合，中央银行履行金融稳定职能需要获得相关金融监管信息，中央银行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开展危机救助也需要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配合。随着金融监管引入宏观审慎管理理念，金融稳定也重回中央银行核心目标，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中的核心作用逐步确立。分析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近期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指出，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那么，未来财政政策可能是怎样的？在如是金融首席金融学家管清友看来，宏观政策重心转向财政政策，可能成为结构性微调的主要手段。“此次重新强调财政要‘发挥更大作用’，直接指出‘扩大内需’，预计2018年下半年会看到更宽松的财政，形式上可能和过去相比更有针对性，专项债、专项资金、专项基金可能会增加，比如针对现在中央最着急的核心技术领域。”管清友表示。联讯证券董事总经理李奇霖认为，“下半年财政政策的空间更大一些，如结构性减税，以及加快专项债发行（截至目前1.35万亿的额度只发了11.7%）。货币政策集中在落实，包括引导定向降准资金流向小微企业、市场化债转股等。”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不会“大水漫灌”8月1日，人民银行召开2018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下半年要重点做好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加强预调微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鼓励金融机构加大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积极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工作。2017年以来，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势头明显放缓。另一方面，伴随着今年以来“严”字当头的金融监管，市场近期也多有货币政策是否宽松的讨论。有市场人士留意到，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曾提出“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而不是2017年四季度例会的“维护流动性合理稳定”。在多位市场人士眼中，货币政策表述的预调微调并不代表货币政策的全面宽松和“大水漫灌”。此前，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向新京报表示，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下半年货币政策有可能继续向中性偏松方向调整，市场流动性将继续处于合理充裕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