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研究

来源：中国财经报近日，中宣部办公厅印发2019年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入选名单，财政部部部属单位共有2人入选，财科院科研组织处副处长程瑜入选理论界名单，财税博物馆安全保卫部副主任孙继亮入选文化经营管理名单。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是《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确定的重点人才工程之一，旨在加强领军人物和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2019年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选拔工作由中宣部按照有关工作部署安排，在各地区各部门推荐的基础上，经过资格审核、组织专家通讯评审、会议评审等程序研究产生。 根据有关规定，中宣部对入选的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给予每人30万元自主选题项目资助经费，用于人才开展创作研究、展演交流、出版专著等活动。程瑜同志的自主选题项目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财政行为与财政改革研究”，孙继亮同志的自主选题项目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背景下的行业博物馆研究”。致力于财政智库建设的时代青年——程瑜致力于财政智库建设的时代青年——记2019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程瑜程瑜，女，中共党员，1979年4月出生，山东淄博人，2007年6月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财政学专业，同年8月入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历任科研组织处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资源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现任科研组织处副处长（主持工作）。入院以来，程瑜同志爱岗敬业，对财政科研矢志不渝，并在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领域取得了良好成绩。当财科院进行高端智库建设之际，又根据组织安排，从一线研究人员转而成为财政智库建设的操作者。13年来，无论是从事财政学术研究，还是科研活动组织、智库建设管理及对外合作交流，都秉承认真负责、踏实肯干的态度和严谨细致、求实创新的作风，为推动财政科研和高端智库建设贡献了自己的才智和力量。一是作为科研活动组织者。近年来在院党委的领导下，负责策划组织财科院主办或联合主办的50余场大型学术论坛、成果发布会、研讨会、新知大讲堂等学术活动；策划组织财科院“降成本”和“地方财政经济运行”两项大型调研，通过线上问卷和实地调研相结合，上报材料和公开发布相结合，已成为财科院品牌之一；组织出版10余部智库丛书和智库系列报告，致力于扩大财科院学术和社会影响力。二是作为智库建设宣传员。负责对接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秘书处，近年来组织完成其交办研究任务20项，组织上报财政智库专报40余期，多篇工作动态和研究报告被采用。负责运营管理财科院官方微信、官方微博、官方网站，主动策划宣传主题，组织科研人员积极对财政政策和改革的热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解读，既遵守“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对每一篇推文严格审核，又鼓励原创，强调时效，形式多样，致力于扩大财科院的智库影响力。三是作为对外合作联系人。负责联系协调财科院与地方政府和知名企业等多家国内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或建立科研基地，在课题研究、人才培养、品牌宣传和成果转化等领域深化合作共赢；负责联系财科院与世界银行、中亚学院、日本财务省综合政策研究所、韩国发展研究院等多家国际知名智库建立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近年经办派出30余个学术交流出访团组，组织接待40余次国际学术来访，致力于拓展维护财科院国内外对外合作网络。四是作为学术研究骨干。长期致力于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在政府预算、绩效预算和行为财政学研究方面小有建树。出版学术专著2部，分别为《政府预算契约论》《中国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创新研究》，合作撰写著作10部，在《财政研究》《财贸经济》《经济学动态》《税务研究》等学术期刊及财科院《研究报告》等内刊，独立或合作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多篇参与撰写的研究报告获省部级领导批示或被省部级内参采用，主持或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财政部及相关国家部委、地方政府或国际组织课题研究100余项。对于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选拔工作，程瑜同志认为，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新型智库建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作出重要论述和指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在部党组领导下，围绕国家财政中心工作，开展财经理论和政策研究，为国家治理建言献策，今年3月已正式成为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对于此次入选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理论界名单，程瑜同志表示，新的起点，新的使命。作为一名财政科研领域和高端财政智库的年轻干部，此次入选名单，备受鼓舞振奋，深感责任重大，特别感谢和珍惜组织对自己的肯定和鼓励，一定认真完成自主选题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财政行为与财政改革研究”，向组织交一份高质量答卷。在今后的工作中，将继续立足本职岗位，求真学问，练真本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久久为功，为财政科研事业发展和高端智库建设贡献力量。守护传统财税文化的时代青年——孙继亮守护传统财税文化的时代青年——记2019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孙继亮2005年五一节前夕，一名刚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信心满满地赶到中国财税博物馆报到。15年岁月如梭，在组织的培养和个人的努力下，在默默的日常工作学习和重大任务的锻炼考验中，当年稚气未脱的大学生成长为稳重干练的业务骨干，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积极投身于财税历史研究与财税文化宣传推广的青年财税工作者的深刻内涵。这位立足岗位默默耕耘的青年财税工作者，名叫孙继亮，1979年2月生于山东青州，现就职于中国财税博物馆，历任文物保管与陈列部助理馆员、馆员、副研究馆员，现任安全保卫部副主任。孙继亮同志的进步与成长之路，离不开他勤勉尽责、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也离不开他求真务实、积极正派的生活作风，更离不开博物馆历任领导的支持和同事们的帮助。孙继亮同志在博物馆长期从事文物保管和陈列等相关工作，认真当好四个角色，为推动博物馆建设与发展、财税文化宣传与推广贡献了才智与力量。公共文化和财税历史的推广者孙继亮同志配合部门领导先后参与了“中国古代财税历史”“中国近代财税历史”“中国当代财税历史”三大基本陈列和“财富中国”“中国会计史”两大专题陈列，在这些项目中承担了大纲编写、形式设计深化、文物文献挑选与策展等工作，展览全面呈现我国从古至今的财税历史变革，着力体现和诠释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2015年他参与设计施工的“财富中国”展览项目获得浙江省第九届（2014）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项目精品奖。2019年4月—6月，他参与了财税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熠熠千年：中国货币史中的白银”特展，这是财税博物馆首次与外部博物馆的联合展览，从不同侧面展示了白银与国家财政、百姓民生休戚相关的历史，不仅很好地宣传了财税历史、财税文化，而且扩大了财税博物馆在文博界的影响力。2019年6—9月，他参与了财税博物馆与部办公厅、机关党委共同制作完成的“初心引领 砥砺前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财政工作展览”，在展览中承担了“伟大革命”“伟大探索”两个部分的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并多次在馆领导的带队下赴京与部办公厅负责同志、项目负责人进行展览场馆的实地调研、形式设计的深化、布展资料的精选、运输及现场布展等工作，该展览一经推出，就受到部领导以及广大财政干部的一致好评。行业文物和专业文献的守护人孙继亮同志作为博物馆文物征集小组成员，十多年来遍历全国多个省份，配合领导及同事征集大量财税文物文献，其中文物3000多件套，文献资料近万件，不仅充实博物馆馆藏，也为中国财税史实研究打下良好基础。为了征集财税文献，馆领导亲自带队多次深入安徽、浙江乡村，到老乡家里征集挑选资料，乡下蚊虫多，下过雨的乡间小路泥泞不堪，还经常伴随牲畜的粪便，走路都困难，资料保存的环境也很差，他们没有手套，没有口罩，也没有防护服，就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在“垃圾堆”般的故纸中翻看，找寻博物馆所需的文献资料，每次挑选完后，几个人都会出现皮肤过敏、咳嗽等身体不适现象，但正是基于对博物馆工作的热爱，让他们坚持下来，博物馆一万多件财税文献资料中很多都是这样一张张被捡出来的。为了更好的做好文物征集工作，他与同事们一起对博物馆法律法规、文物文献保护制度、有效利用机制等认真进行研究，主动与全国各大文物商店信息沟通与交流，积极收集相关财税文物文献动态信息等。2017年8月省文物局进行全省可移动文物大普查，孙继亮同志所在的馆文物普查小组被浙江省文物局评为浙江省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先进集体。学术研究和课题攻关的生力军孙继亮同志始终把学习和学术研究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思想境界来对待，不断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和紧迫感。他自觉把财税历史研究放在财政中心工作的大背景下，在学习、调研、思索的基础上，撰写财税历史论文，先后在学术论文集、公开出版物发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明代银本位制度确立关系初探》《从津浦铁路债券看晚清铁路外债借款模式转变及其影响》《中国财税博物馆藏元代“扬州元宝”考》《明代白银货币化与世界贸易网络初步形成内在关系探析》等十余篇学术论文，并在馆领导的指导下先后形成了《服务财政工作的一次挑战与历练——中国财税博物馆全力参与财政干部培训教材撰写工作》《中国财税博物馆陈列展览现状、不足及未来发展方向》等调研成果。追求梦想与躬行力耕的践行者作为新时代博物馆人，既要增强理论知识学习，更要注重工作实践，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孙继亮同志以宣传弘扬财税历史文化为己任，致力于建设一流展馆、办好一流展览、做出一流业绩。在日常工作中，他担任起了布展陈列部“技术搬运工”的工作，将学到的财税历史新知识、布展陈列新技术及时与部门里的其他同事分享，在知识的交流融合中，探索技术发展的新道路。每次陈列展览工作例会，他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些专业技术知识，看到行业最新技术文章总会发给同事们共同学习。同事们有问题问到他，他总是耐心解答，有自己不懂得的专业技术问题，他总是查询书籍、查询网络、请教老师把问题学通弄懂再讲给大家。就是以这种认真负责、敢于担当、主动分享的态度，他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脚踏实地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对于此次入选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文化经营管理名单，孙继亮同志表示，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博行业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文物保护工作做出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统筹推进文博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财税博物馆在部党组领导下，紧密围绕财政中心工作，积极推进布展陈列、文物征集、学术研究、数字化建设等工作，在弘扬财税文化、普及财税知识方面取得良好成效。作为一名文博领域的年轻干部，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此次入选名单既是鼓励更是鞭策，对此深表珍惜和感谢，一定保质保量完成自主选题项目“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背景下的行业博物馆研究”的研究工作，一定继续立足本职岗位，重温财税博物馆干事创业的初心，在馆领导的领导下努力发挥好博物馆收藏、保护、研究宣传、教育等各项职能，自觉承担起服务财税中心工作和财税事业发展的使命任务。来源：财政青年编辑：傅博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与中国财政学会将于2020年12月22日在北京友谊宾馆共同举办第五届财政与国家治理论坛（2020）暨《财政研究》创刊40周年研讨会（以下简称“论坛”）。论坛自2016年开始举办，一年一度，今年为第五届。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把握2035年远景目标和“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重点任务，我们将论坛主题定为“迈向2035的财政改革与发展”。活动预告时间：2020年12月22日，09:00-17:00地点：北京友谊宾馆·友谊宫会议议程08:30-09:00 签到（友谊宫·聚贤厅）· 主持：刘尚希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09:00-09:20 领导致辞· 余蔚平 财政部副部长09:20-09:30庆祝《财政研究》创刊40周年视频短片09:30-12:00 主旨演讲·楼继伟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财政学会会长· 冯健身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张弘力 财政部原副部长· 鲁 昕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12:00-13:00 自助午餐平行分论坛一（友谊宫·2号会场）· 主持：傅志华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财政学会副秘书长14:00-17:00新时代新型高端智库建设（仅限受邀代表参会）致辞· 刘尚希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专家研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罗 蓉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管理部副主任· 刘冬梅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匡小红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二级巡视员·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王斯敏 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主任· 胡 薇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机构与智库评价研究室副主任· 唐 涛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 刚 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副主任兼首席专家会议小结· 刘尚希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平行分论坛二（友谊宫·4号会场）· 主持：邢丽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财政学会副秘书长14:00-17:00发挥学术期刊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作用第一时段《财政研究》创刊40周年介绍庆祝《财政研究》创刊40周年视频短片· 陈 龙 《财政研究》编辑部负责人、研究员第二时段期刊座谈·李万甫《税务研究》杂志社社长· 朱恒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经济研究》副主编·刘学侠《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副主编· 梁 华 《中国社会科学》编审· 袁 淳 中央财经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 孙亦军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副主编· 王振霞 《财贸经济》编辑部副主任第三时段期刊评价中心、《财政研究》执行编委、审稿专家座谈·蒋 颖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副院长· 钱 蓉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副总编、编审· 白彦锋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教授· 吕冰洋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财政系主任、教授· 何代欣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 张 鹏 中国财政学会秘书处副处级秘书、研究员

招聘公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下属PPP研究所和北京亚太财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事业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一、单位简介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本院）是财政部直属科研事业单位、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研究风格独特，实力雄厚。多年来，本院紧密结合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围绕国家财政中心工作，在财经理论和政策研究、高端财经人才培养、政策方案评估、政策解读宣传和国际智库交流合作等领域主动积极开展工作，为国家治理建言献策，为财政决策提供智力支撑。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研究所（以下简称PPP研究所）是本院按照国家政策成立的新型科研平台，承担财政科研体制改革和管理机制创新的重任，依法开展PPP、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投融资规划等领域理论和政策研究；协同开展财政大数据应用研究和试点试验，承担“中国区域财政地图”项目建设、运营和管理。北京亚太财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亚太财科公司）是本院所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主要为地方政府和大型企业提供PPP、专项债、投资融资、绩效考核等专业咨询服务，为本院科学研究提供研究案例和实验基地，负责本院重大科研成果转化和项目试点试验工作。同时，还承担中国财政学会PPP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处的日常工作。为践行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提高科研水平和项目质量，PPP研究所和亚太财科公司一体化运行管理，技术资源共用，科研成果共享。二、招聘计划录用人员兼任PPP研究所相应岗位；特别优秀者经报备可担任公司高管职务。三、薪资待遇四、报名须知1. 应聘者通过网上邮件报名，将填写后的《招聘信息采集表》发送至zhaoy@ckyppp.com或wangsc@ckyppp.com，邮件标题为“姓名+岗位”，网上报名截止日期为2020年9月6日17时。本次招聘不接受其他形式报名。2. 每名应聘者限报1个岗位，可选择是否服从岗位调剂。3. 亚太财科公司和PPP研究所将通过资格审查、考察测试等程序，择优确定拟聘用人选。资格审查通过者，我们将以电话、短信或邮件等通讯方式通知应聘者参加测试。未通过者，不另行通知。体检标准依照《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4. 应聘者提交的《招聘信息采集表》必须真实、准确，不得刻意隐瞒。对于拟聘用人选，我们将对《招聘信息采集表》内容及诚信情况进行查验，一经发现虚假信息，将取消聘用资格。5. 对特别优秀者，岗位要求条件可适当放宽。6. 应聘者信息将被严格保密，所有资料恕不退还。7. 聘用人选确定后统一与亚太财科公司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书》；聘用期间，根据《劳动合同书》约定享受薪酬和社会保险等合法待遇。8. 本次招聘为社会化招聘，不解决编制，不解决进京户口，不解决住房。9. 工作地点在北京，根据情况可能阶段性派遣到外地合作机构进行人才交流。10. 联系电话：010-88191823，联系人：赵燕。五、应聘者基本资格条件1. 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思想品德，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2. 遵纪守法、作风正派，无违法违纪等不良记录。3. 热爱财政事业，工作认真负责、勤劳肯干、乐于奉献，恪守职业道德。4. 所学专业、学历与报考岗位的要求相符（须提供相关资质证书编号，以便查验）。5. 有较强的文字综合能力和交流表达能力，熟练掌握Word、Excel、WPS、PPT、图片及视频剪辑等基本办公软件操作方法。6. 在北京有居所。7. 身体健康，能接受出差等工作派遣，能适应各种主要交通工具。六、招聘岗位及具体要求（一）办公室主任岗（二）创新室主任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20年8月24日

来源：中国财经报如果你想全面了解新中国财政70年取得的辉煌成就，并管窥其背后的内在逻辑和规律，读一读《新中国财政70年系列丛书》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座谈会现场9月28日，《新中国财政70年系列丛书》迎国庆中秋座谈会在北京举行，由7本专著组成的该套丛书也正式与读者见面。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刘志董事长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刘志在座谈会上表示，《新中国财政70年系列丛书》通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凝练了财政支持国家发展和治理的基本逻辑。本套系列丛书的基本内容或主攻方向是——新中国财政70年的演进历程、历史逻辑、时代潮流，无论对于财政理论研究者，还是实践工作者，都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培勇教授作为该套丛书的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教授在座谈会上详细介绍了丛书编撰情况。高培勇认为，在70年间，财政所面临的问题之复杂，所承载的使命之沉重，所发生的变化之深刻，所取得的成果之显著，从一个层面折射了新中国既曲折又辉煌的发展轨迹。如何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提炼和揭示出最直接、最核心、最实质的内容，从而准确而科学地再现这段历史，主创者们首先把该套系列丛书的基本内容或主攻方向定位于“三个基本”：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新中国财政70年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的总结和提炼，需要高度概括。如何取舍，这条主线是什么？主创者们梳理出新中国的财税体制变迁作为这套系列丛书的主线。考虑到一套系列丛书由七个论题构成，并且由不同的作者分别撰写，不同作者之间又总会存有学术见解、学术风格、学术经历等方面的差异。为了保证这套系列丛书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主创者又对诸如该如何进行新中国财政70年的阶段划分，新中国财税体制是否存在着一条上下贯通的主线索，新中国财政的时代潮流是什么，等一些基础性问题达成基本共识，作为共同的立论基础。高培勇直言：“这套系列丛书的写作过程，恰如一个重大课题研究过程。其中的甘苦，非三言两语所能描述。我们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对于新中国财政70年取得的辉煌成就及其背后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发现，是激励我们完成这一研究和写作任务的动力和源泉。”座谈会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总编辑赵力主持。来自财政经济领域的数十位专家学者、主创者参加了此次座谈会。在讨论环节，学者专家也分享了他们的读书心得，并对该套丛书给予了高度评价。随后，各分册作者也对各分册内容进行了简单的汇报和交流。据了解，《新中国财政70年系列丛书》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精心组织策划的重点丛书项目。该丛书从策划编写到出版发行，历时2年多，凝结了各位学者的辛劳与智慧。该套丛书由7本专著组成：《新中国财政收入70年》（张斌、杨默如）、《新中国财政支出70年》（蒋震）、《新中国预算建设70年》（马蔡琛、赵早早）、《新中国财政体制70年》（张德勇、孙琳）、《新中国财政政策70年》（杨志勇）、《新中国政府债务70年》（冯静、汪德华）、《新中国财政基础理论70年》（马珺）。刘志董事长表示：“《新中国财政70年系列丛书》是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聚焦出版主业、服务财政工作的又一力作，集团始终不忘作为财政部直属企业的初心和使命，在财经、财税、财会等领域继续推出了大批精品力作，努力为新时代财政改革发展贡献更多力量！”新中国财政70年系列丛书献礼祖国71华诞1949~202070年风雨兼程，70年桃李春风。2018年6月，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组织策划了主题出版项目“新中国财政70年系列丛书”，并诚邀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培勇博士、教授担任丛书主编。该丛书从策划编写到付梓刊印，历时2年多，凝结了各位学者的辛劳与智慧。继往开来谋新篇，守正创新再出发，谨以此丛书献礼祖国71华诞！丛书主编简介高培勇丛书总序向下滑动阅览（一）2018年11月间，基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考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组织策划“新中国财政70年系列丛书”并邀请我担任主编。认识到这是一项意义重大但颇不轻松的工作，我没有马上应允下来，而是与可能构成作者梯队的几位年轻同事探询完成任务的可能性和行动方案。结果是，大家既颇有信心，又有相对成熟的写作思路。于是，欣然承接了这项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布置的工作。（二）一旦决定去做，一系列相关问题便接二连三地提至我们面前。在新中国所走过的70年历程中，论及财政的角色和作用，只要稍具一些财政常识或曾有机会接触过一些财政现象，人们便会有一个共同感受：财政既十分重要，又格外特殊。这不仅是因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财政收支本来就是政府所从事的所有活动的经济基础。它覆盖着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牵动着政府行为的枝枝蔓蔓，规定并支撑着政府活动的范围、方向和重点。而且，也是因为财政与国家治理之间具有天然关联。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70年间，财政所面临的问题之复杂，所承载的使命之沉重，所发生的变化之深刻，所取得的成果之显著，从一个层面折射了新中国既曲折又辉煌的发展轨迹。如何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提炼和揭示出最直接、最核心、最实质的内容，从而准确而科学地再现这段历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写史，固然是一个选择。但是，单纯的写史，停留于史实的追溯和描述层面，对于上述的目标而言，显然不够充分。更加重要的，是要从史实入手，以史料为基本支撑，一步步地提炼和揭示其历史的轨迹、历史的经验和历史的规律。因而，与其说我们要写新中国财政70年的历史，不如说我们要做新中国财政70年历史的研究。只有在系统而深入地研究新中国财政70年的历史轨迹、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的基础上，才可能在具有历史穿透力的同时，为新中国财政70年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逻辑线索。于是，我们首先决定，把本套系列丛书的基本内容或主攻方向定位于“三个基本”：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新中国财政70年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的总结和提炼，需要高度概括。这就要有所取舍。取什么？当然要取其主线索。舍什么？自然要舍那些与主线索不那么直接关联着的枝枝蔓蔓。问题是，这条主线是什么？在长达70年的新中国历史上，在不同时点、不同背景下发生于财政领域的事项，的确数不胜数，犬牙交错。本着透过现象看本质、抓大放小的思维，将这些事项一一梳理并加以鉴别，可以发现，不仅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而且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年代，尤其是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后，举凡涉及经济社会全局和发生在国家治理层面的重大事项，几乎都同财税体制的调整和变革有关。新中国财政70年的历史，事实上是围绕着财税体制的变迁而展开的。财税体制变迁不仅一直是贯穿新中国财政领域的主题，而且始终是财政和国家治理之间交互作用的关节点。于是，我们又决定，以新中国的财税体制变迁作为这套系列丛书的主线。作为政府的收支或政府的收支活动，在实际运行和制度安排层面，财政覆盖或牵动诸多领域。鉴于这是一套系列丛书而非一本研究专著，对于新中国财政70年历史进程的考察研究，也可细分为若干论题、在不同领域分别展开。从总体上看，取得收入和拨付支出无疑是财政两项最基本的活动，由此便涉及到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个领域。所以，围绕新中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70年历史进程的考察研究，可以分别构成这套系列丛书的两个论题。无论是财政收入还是财政支出，都要纳入以预算为主体的制度体系加以管理和规范，由此便涉及到政府预算建设。所以，围绕新中国政府预算70年历史进程的考察研究，可以构成这套系列丛书的第三个论题。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政府肯定是要分作若干级次的，不同级次政府之间肯定有收支往来关系，由此涉及到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体制安排。所以，围绕新中国财政体制70年历史进程的考察研究，可以构成这套系列丛书的第四个论题。财政收支也好，政府预算建设也好，财政体制安排也罢，实质是财政资源的配置。财政资源配置格局，总要体现一定的政策目标并产生相应的政策效果。所以，围绕新中国财政政策70年历史进程的考察研究，可以构成这套系列丛书的第五个论题。财政收支总是要平衡的。无论在中央层面还是地方层面，举凡财政收支的平衡，往往要通过发行政府债券的办法加以实现。所以，围绕新中国政府债务70年历史进程的考察研究，可以构成这套系列丛书的第六个论题。财政的改革与发展，离不开学理支撑和方法论支持，特别是基础理论的支撑和支持。新中国财政70年的改革与发展，当然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所以，围绕新中国财政70年基础理论演进历史的追溯和研究，可以构成这套系列丛书的第七个论题。于是，我们还决定，这套系列丛书由如下七本专著组成：《新中国财政收入70年》（张斌、杨默茹著）、《新中国财政支出70年》（蒋震著）、《新中国预算建设70年》（马蔡琛、赵早早著）、《新中国财政体制70年》（张德勇、孙琳著）、《新中国财政政策70年》（杨志勇著）、《新中国政府债务70年》（冯静、汪德华著）和《新中国财政基础理论70年》（马珺著）。（三）一套系列丛书由七个论题构成，并且由不同的作者分别撰写，不同作者之间又总会存有学术见解、学术风格、学术经历等方面的差异。为了保证这套系列丛书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我们以为，很有必要就一些基础性问题达成基本共识，作为共同的立论基础。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是：该如何进行新中国财政70年的阶段划分？阶段划分总要依据一定的标准来进行。鉴于本套系列丛书的主线是新中国财税体制的变迁，新中国财政70年的阶段划分，自然要循着这一主线来进行。以制度变迁为标准，可以将新中国财政70年的历史进程大致归为如下九个既彼此独立又互为关联的时期：●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这是新中国财税体制的奠基期。以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诞生为标志，新中国财政随之建立起来。在组建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管理机构并建立统一的财政制度的同时，面对当时饱经战火摧残、几乎处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财政主要担负了两个方面的任务：筹集并支付巨额的军政费用，以消灭残余敌对势力、接受旧政权的人员和维持新政权的运转；治理通货膨胀和整顿生产生活秩序，尽快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通过推出统一财经工作、平衡财政收支、稳定物价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国民经济的恢复、政权的巩固以及各方面的治理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从而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国家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这是新中国财税体制步入“二元”格局的起点。从1953年起，在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的基础上，以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标志，新中国开始转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根据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要求，作为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组成部分，财政担负起了为工业化筹集资金和促进社会主义改造的双重任务。一方面，以筹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资金为重点，通过改进和加强财政收支管理，开辟和扩大财源，增加资金积累，保证了“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另一方面，伴随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逐步建立了以对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区域实施“区别对待”为主要特征的财税制度体系。并且，以此为契机，财政政策逐步演化成为政府手中的发展和壮大国有制经济、削弱乃至消灭私有制经济的重要手段。可以说，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在我国，逐步形成了与“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相适应的“二元”财税体制格局。● “大跃进”和五年调整时期（1958——1965年）这是新中国财税体制围绕计划经济体制的适应性探索期。在“一五”各项指标和“三大改造”任务全面完成的背景下，从1958年起，中国开始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并且，以此为标志，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然而，由于“大跃进”的盲目发动，经济发展并未按照原定的“二五”计划轨道运行，而是出现了大起大落，从而不得不在1961年转入长达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期。作为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财税体制做了许多积极的探索。先是配合“大跃进”实施对地方和企业的放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五”时期过度集权的体制格局。后来，又适应国民经济调整和应对经济困难的需要，适当收缩了一部分“大跃进”期间下放过多的财权，重新加强了财权、财力的集中统一。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建设回归适度规模的调整进程，财政收支规模也经历了由急剧膨胀到回归常态的变化。应当说，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之后，围绕计划经济体制而对财税体制进行的适应性调整以及其他方面财政工作的改进和加强，对于保证和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的顺利进行和恢复与发展以及此后的财政自身建设，都积累下了宝贵的经验。●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7年）这是处于困局中的新中国财税体制频繁变动期。1966——1977年的文化大革命，在将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带入混乱状态的同时，也使新中国的财政工作面临困局。不仅财政管理指挥体系大大削弱，财政管理思想陷于混乱，而且国家财经纪律也受到严重践踏。为应对由此而引致的不断增加的财政压力，财税体制的变动十分频繁。这种频繁变动，既集中反映了那一时期所累积的财政压力的不断加大，也凸显了扮演苦撑危局角色的新中国财政的特殊作用。因而，客观地看，这一时期的财政，在保证国家最低限度的经常性开支、支持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生产、保持财政运行的相对稳态状况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就。同时，也为此后包括财税体制改革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埋下了深刻的动因。●以“放权让利”为主调的改革时期（1978——1993年）这是新中国财政汇入市场化改革大潮的起点。以1978年末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跨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分配领域入手的经济体制改革，最初确定的主调，便是“放权让利”。通过“放权让利”激发各方面的改革积极性，提高被传统经济体制几乎窒息掉了的国民经济活力。而在改革初期，政府能够且真正放出的“权”，主要是财政上的管理权。政府能够且真正让出的“利”，主要是财政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所占份额。这一整体改革思路与财政自身的改革任务——由下放财权和财力入手，打破或改变“财权集中过度、分配统收统支，税种过于单一”的传统体制格局——相对接，便有了一系列的旨在为整体改革“铺路搭桥”的改革举措。●踏上“制度创新”之路的改革时期（1994——1997年）这是新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思路的重大转折点。以“放权让利”为主调的改革，并未从根本上撼动作为计划经济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财税体制。而且，以财政上的减收、增支为代价，也使财政收支运行自身陷入了不平衡的困难境地。意识到 “放权让利”的改革不可持续，在这一思路上持续了十几年之久的财税体制改革自然要进行重大调整：由侧重于利益格局的调整转向新型体制的建立。恰好，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于是，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税体制为着眼点，从1994年起，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踏上了制度创新之路。可以说，通过那次财税体制改革，初步搭建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税体制基本框架。●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框架时期（1998——2002年）这是新中国财政回归“公共性”轨道的里程碑。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固然使中国财税体制走上了制度创新之路，但并没有解决问题的全部。因为，说到底，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所覆盖的，还只是体制内的政府收支。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政府收支，则没有进入视野。而且，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所着眼的，也主要是以税收为代表的财政收入一翼的制度变革。至于另一翼——财政支出的调整，虽有牵涉，但并未作为重点同步进行。与此同时，既得利益的掣肘加之财政增收的动因，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改革的手脚，使得一些做法带有明显的过渡性或变通性色彩。随着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成果的逐步释放，蕴含在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政府收支以及财政支出一翼的各种矛盾，便日益充分地显露出来并演化为困扰国民收入分配和政府收支运行过程的“瓶颈”。于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及其机制为主旨的“税费改革”以及财政支出管理制度的改革，先后进入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心地带并由此推动财政回归“公共性”轨道——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框架。●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时期（2003——2012年）这是新中国财政回归“公共性”轨道后的体制完善期。正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经历一个由构建到完善的跨越过程一样，伴随着以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为核心的各项财税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也逐渐步入深水区而面临着进一步完善的任务。在时隔5年之后，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那次会议上以及那份重要文献中，根据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已经初步建立的判断，提出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战略目标。认识到完善的公共财政体制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放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棋盘，从而在两者的密切联系中谋划进一步推进公共财政建设的方案，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以此为契机，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又开始了旨在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一系列操作。●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时期（2012——）这是新中国财政的重大历史变革时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改革开放由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到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财政亦被纳入现代国家治理总体布局并摆在基础和重要支柱位置。以此为转折点，财政不仅要作为政府活动的经济基础而发挥作用，而且要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而进入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和各领域。于是，在初步站稳公共财政体制的基础上，聚焦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以建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制度为目标取向，新中国财政开启了一系列适应新时代的历史性变革。（四）从新中国财税体制奠基，到支撑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并初步形成“二元”的财税体制格局；从为建立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新中国财税体制而进行艰难的探索，到为顶住各方面的动荡压力而苦撑危局并频繁进行财税体制的调整；从主要着眼于为整体改革“铺路搭桥”而在财税上“放权让利”，到走上制度创新之路、旨在建立新型的财税体制格局；从回归“公共性”轨道的公共财政基本框架构建，到在此之后围绕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和公共财政体系而推出一系列操作；从走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到以建立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代财政制度为目标取向而开启一系列历史性变革，当我们大致把握了70年间新中国财税体制的演进脉络之后，第二个基础性问题自然要进入视域：新中国财税体制是否存在着一条上下贯通的主线索？换言之，新中国财政的历史逻辑是什么？认识到新中国财政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既集中体现在它是政府所从事的所有活动的经济基础，又集中体现于它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天然关联，系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对于新中国财政的历史逻辑，肯定不可就财政论财政，也不能就经济论财政，而须跳出财政、甚至跳出经济而伸展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从财政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各领域的相互联系及交互作用中加以提炼。为此，以大纵深的历史眼光，对应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并将新中国70年、改革开放40年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三个重要历史时期分别凸显出来加以考察，可以将新中国财税体制的历史进程概括为如下“三部曲”： ●起步于“非公共性”：“二元”的财税体制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的这一历史时期，在实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面对当时亟待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加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并且参照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财税体制，我们逐步建立起来并投入运行的财税体制格局以及作为其结果的财税运行格局，具有鲜明的“二元”特征。对于那一时期的财税运行格局，尽管可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归结，但本着收入——“钱从哪里来”、支出——“钱向何处去”以及政策——“收支安排所体现的目的”这样三条有关财政活动运行层面的基本线索，可以将其概括如下：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国有部门——“取自家之财”（全国财政收入的85%以上来自于国有部门缴款）；财政支出主要投向于国有部门——“办自家之事”（全国财政支出的85%以上用之于国有部门）；财政政策倾向于在国有和非国有部门之间搞“区别对待”——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削弱以至铲除私有制经济。财税运行格局之所以是上述这个样子，同那一时期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契合的单一化GDP所有制构成以及“二元”经济社会制度环境直接相关。作为单一公有制经济成分的直接反映，至少在表象上，那一时期的GDP几乎全部来源于国有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部门。作为“二元”经济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一时期的财税体制自然建立在“二元”基础上——在财政上实行不同所有制分治和城乡分治：——国有制财政。以所有制性质分界，财政收支活动主要在国有部门系统内部完成。至于非国有部门，则或是游离于财政的覆盖范围之外，或是位于财政覆盖范围的边缘地带。——城市财政。以城乡分界，财政收支活动主要在城市区域内部完成。至于广大农村区域，则或是游离于财政的覆盖范围之外，或是位于财政覆盖范围的边缘地带。——生产建设财政。以财政支出性质分界，财政支出活动主要围绕生产建设领域而进行。至于非生产性或非建设性支出项目——其中主要是以改善民生为代表的公共服务性支出项目，则往往被置于从属地位或位于边缘地带。这即是说，“二元”财税体制所覆盖的范围，不是全面的，而是有选择的。“二元”财税体制所提供的财政待遇，不是一视同仁，而是有薄有厚的。“二元”财税体制下的财政支出投向，不是着眼于整个公共服务领域的，而是专注于生产建设的。于是，便形成了同属一国企业和居民、身处同一疆土之上并受同一政府管辖，但因财政覆盖程度不同而须面对不同财政待遇的不同行政区域、不同企业部门和不同居民家庭。有选择而非全面的财政覆盖范围，有厚有簿而非一视同仁的财政待遇，专注于生产建设而非整个的公共服务领域，如此的财税体制格局以及作为其结果的财税运行格局，对于完成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由此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必须承认，这种体制及其运行格局有违财政的本质属性，系“非公共性”（或称“非普惠性”）的。从根本上说来，这只能是特殊历史时期服务于特殊政策目标的一种特殊产物。一旦时过境迁，它终将要回归“公共性”轨道。事实上，也可以认为，正是这种“非公共性”的财税运行和财税体制格局同财政本质属性的不相适应性以及其间所发生的愈演愈烈的冲突，把新中国财税体制推上了改革之路。●回归“公共性”：由“二元”转向“一元”的财税体制始自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迄今一个最为流行的表述是“市场化改革”。经济市场化的改革进程，首先带来的是GDP所有制构成的多元化——GDP来源于多种所有制经济部门的共同创造。这一影响传递到财税运行格局上，就是财政收入来源的公共化——由“取自家之财”到“取众人之财”（来源于非国有制部门的财政收入份额迅速上升）。财政收入来源的公共化，自然会推动并决定着财政支出投向的公共化——由“办自家之事”到“办众人之事”（用之于非国有制部门的财政支出份额迅速上升）。财政收支的公共化，又进一步催生了财政政策取向的公共化——由在“自家”与“他家”之间搞“区别对待”，到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国民待遇”。呈现在财税运行格局上的这些变化，当然是在财税体制回归“公共性”的变革过程中发生的。发生在财税体制上的变革，又是一个以“财政公共化”顺应经济市场化以及经济社会制度由“二元”趋向“一元”的历史进程：——从国有制财政走向多种所有制财政。财政覆盖范围不再以所有制分界，而跃出国有部门局限，延伸至包括国有和非国有在内的多种所有制部门。——从城市财政走向城乡一体化财政。财政覆盖范围不再以城乡分界，而跃出城市区域局限，延伸至包括城市和农村在内的所有中国疆土和所有社会成员。——从生产建设财政走向公共服务财政。财政支出投向不再专注于生产建设事项，而跃出生产建设支出局限，延伸至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管理、经济调节和改善民生等众多的公共服务事项。由“国有制财政＋城市财政＋生产建设财政”向“多种所有制财政＋城乡一体化财政＋公共服务财政”的变革，便是财政的覆盖范围不断拓展并逐步实行财政无差别待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日渐彰显并最终回归的，正是财政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公共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催生了公共财政的概念以及相关的实践，而且，作为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财税体制改革“阶段性”目标，从1998年起，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框架进入人们的视野。随之，包括收入、支出、管理和体制在内的几乎所有的财税体制改革线索和几乎所有的财税体制改革事项，都被归结于这条主线索、覆盖于这一总目标。至2003年，又在初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基础上，展开了旨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一系列操作。●走向“现代化”：对接现代国家治理的财税体制以2012年举行的党的十八大为转折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并且，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全新论断为转折点，新中国财政也进入了新时代。这一变化带给新中国财政的最为深刻的影响，就是财政由一个经济范畴跃升为一个国家治理范畴，财税体制由经济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跃升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故而，服务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将财政与国家治理、财税体制与国家治理体系密切联系在一起，在现代国家治理的大棋局中谋划并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便成为题中应有之意。于是，对接现代国家治理，发生在财税体制改革上的一系列大不相同于以往的历史性变化出现了：——从适应和匹配经济体制改革到适应和匹配全面深化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不再局限于适应和匹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而同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改革在内的所有改革进程紧密对接，着眼于适应和匹配各个领域的改革联动，适应和匹配改革的总体效果，适应和匹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从立足于经济领域到立足于国家治理领域。财税体制改革不再局限于经济范畴、经济制度安排的简单思维，而站在国家治理的总体角度，将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和支撑性要素加以打造，将财税体制作为全面覆盖国家治理全过程、各领域的综合性制度安排加以构建。——从追求“性质匹配”扩展至“现代化匹配”。财税体制改革不再局限于属性特征、追求财税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性质匹配”，而由属性特征扩展至时代特征，追求财税体制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匹配”，从现代财政文明出发布局财税体制改革，打造现代国家财政制度的一般形态——顺应历史规律、切合时代潮流、代表发展方向、匹配中国国情的现代财政制度。它标志着，在回归“公共性”轨道的基础上，与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相伴随，新中国财政进入了走向“财政现代化”的新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财政制度同公共财政体制一脉相承，实质是建立在财政公共化基础之上的财政现代化。（五）从“非公共性”的“二元”体制格局起步，到回归“公共性”轨道、由“二元”转向“一元”的体制格局，再到走向“现代化”、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对接现代国家治理，这一贯穿新中国财税体制70年的主线，与其说是制度安排的结果，不如说是新中国财政70年的历史逻辑，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作用使然。接踵而至的第三个基础性问题是：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脚印，新中国财政的时代潮流是什么？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进入新时代的新中国财政当然要契合时代主题，也当然要履行时代使命。惟其如此，才能在时代潮流中顺势而为。因而，顺应时代需要，恰当地认识并把握好新时代的主题和使命，是非常重要的。新时代不是一个标签，更不是一句空话，而有着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内容。从大处着眼，它的基本标志至少有如下几个：其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二，经济发展转向以质量和效益为重心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其三，改革开放进入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总目标的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上述的三条，绝非平行线索，而系具有一脉相承关系的统一体。发生在社会主要矛盾层面的重大变化，实质上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构成了中国经济迈上高质量发展道路的逻辑起点。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就要求实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五位一体”改革联动，就要求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说到这里，有必要提及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前面述及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论断，还是据此延伸的“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的表述，都是同现代国家治理联系在一起的。也即是说，作为其载体的现代财政制度，只有在、也只能在对接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的背景下才可能提出，并成为新时代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从现代国家治理和现代财政制度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关系中，可以确认，在新时代的中国，这样一种变化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标志着，随着改革开放进入到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并确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新中国财政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从建立现代化的财政制度入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意味着，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新中国财税体制变迁的历史逻辑，准确把握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新时代，在一个与过去70年大不相同的财税体制格局基础上建立起与现代国家治理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制度新格局，是走入新时代的新中国财政的时代潮流。站在新中国财政70年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可以肯定的讲，在国家治理领域充当基础和重要支柱，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已经成为中国财政必须致力于完成的经常性工作和必须聚焦于履行的根本性使命。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五位一体”改革新时期的历史必然。引伸一步说，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以财政作为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建立在有效发挥财税体制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基础上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既是新中国财政的历史逻辑，也是新中国财政的时代潮流。也就是说，走入新时代，我们更需要有大格局、高站位。（六）对于已经有了70年历史并进入新时代的新中国而言，财税体制往什么方向走，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于是，在我们清晰提炼和揭示新中国财政历史逻辑和时代潮流之后，又提出了本套系列丛书的第四个基础性问题：该如何为新时代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做出理论概括？我们已经看到，作为新时代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现代财政制度一头连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头连着现代国家治理，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国家治理结合在一起的产物。认识到只有财政的公共化才能与经济的市场化相匹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制度，只能也必须坚守财政的本质属性——公共性。认识到只有财政的现代化才能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相匹配，与现代国家治理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制度，只能也必须遵从财政的本质定位——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简言之，在公共财政体制的基础上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在财政公共化的肩膀上叠加财政现代化，让财政在更高层次上、更广范围内发挥对于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以财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支持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是新时代赋予中国财政的主题，也是新时代中国财政理应担负的使命，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具体体现。理由之一：在所有国家治理活动所涉及的政府职能中，只有财政职能可以覆盖所有的政府职能，只有财政职能部门的活动可以牵动所有政府职能部门的活动。它是一项最具综合意义的基本政府职能。理由之二：在所有国家治理体系所涉及的制度安排中，只有财税体制的触角可以伸展至国家治理体系的枝枝蔓蔓。在所有国家治理活动所涉及的制度变革中，只有财税体制的调整能够相伴于国家治理活动的方方面面。它是一项最具基础意义的基本制度安排。理由之三：在所有国家治理事务所涉及的利益关系中，只有财政关系可以承载并牵动公共事务线索上的各方面利益。在所有国家治理活动所涉及的利益关系调整中，只有财政活动能够触碰至所有社会组织和居民个人并连接政府系统内部各部门、各级次。它是一条最具“牛鼻子”意义的基本关系链条。（七）这套系列丛书的写作过程，恰如一个重大课题研究过程。其中的甘苦，非三言两语所能描述。写到这里，我们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对于新中国财政70年取得的辉煌成就及其背后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发现，是激励我们完成这一研究和写作任务的动力和源泉。以这样一套系列丛书来概括新中国财政所走过的70年历史进程，很难做到周全，错漏在所难免。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对于新中国财政70年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的提炼和揭示，都是一个十分庞大的课题。我们自知，迄今为止，本套系列丛书所完成的工作，还只能算是一次探索。我们诚恳的期待着来自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高培勇2019年9月19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中国财政收入70年》《新中国财政支出70年》《新中国预算建设70年》《新中国财政体制70年》《新中国财政政策70年》《新中国政府债务70年》《新中国财政基础理论70年》2020记者：柳青编辑：刘彬

编者按：2020年伊始，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定期推出系列栏目——《财科头条》。本栏目以“洞察财政前沿，速递专业解读”为宗旨，为社会各界提供国内外财政政策最新动态和智库权威解读，欢迎关注转发。全文共2870字 | 阅读大概需要7分钟本期关键词：政府过紧日子背景速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在此背景下，“过紧日子”成为频繁出现的关键词。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各级政府务必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各类结余、沉淀资金要应收尽收、重新安排。要大力提质增效，各项支出务必精打细算，一定要把每一笔钱用在刀刃上、紧要处，一定要让市场主体和人们群众有真真切切的感受。6月11日，随着财政部等部门公布预算，2020年度中央部门预算集中公开的大幕开启，102个中央部门晒出各自“账本”，体现出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加大项目支出预算公开力度，突出绩效导向等特点，切实把钱花在刀刃上。Number1：如何理解“政府过紧日子”「CAFS两会热评」刘尚希｜财政政策如何发力？要让资金直达“六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政府过紧日子，是要大力调整优化支出结构，而不是说单纯地压缩支出。换句话说，基本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一定要保障，而一般性支出要压减，财政资金大力提质增效，要精打细算，把钱花得有效果，把钱用在刀刃上。另一方面，政府过紧日子，也就是要严格执行预算，在预算执行上要“以收定支”。这并不意味着，在制定政策和编制预算时也是“以收定支”，而是相反，以积极有为的姿态来编制国家预算，也就是“以支定收”，即扩大赤字和债务，以此对冲风险。Number2：“政府过紧日子”部署与国计民生重点领域保障协同推进「CAFS两会热评」石英华｜发挥“定海神针”作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石英华认为，今年的财政支出安排“宽严有度”，政府过紧日子的部署与国计民生重点领域保障将协同推进。受疫情冲击、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2020年，财政收入增速出现下滑；同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艰巨，需要保持一定的财政支出强度。预算报告在将中央本级支出安排为负增长、非急需非刚性支出缩减50%以上，压减各级政府一般性支出的同时，提出通过适度扩大赤字规模、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等途径积极筹措资金，保证基本民生等支出只增不减。这些举措对于化解财政收支矛盾、推动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Number3：“政府过紧日子”要重视绩效，把钱花在刀刃上「CAFS两会热评」申学锋｜“政府过紧日子”是为了人民过好日子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申学锋认为，政府过紧日子，就要重视绩效把钱花在刀刃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提质增效，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风险社会，财力永远是相对不足的，而在过紧日子的大背景下，更加需要在财政资金的使用上注重绩效管理，各项支出务必精打细算。一方面，要以预算绩效为导向，绩效好给予倾斜，绩效差给予压减，无绩效给予问责；另一方面，要杜绝“百端俱举”“撒胡椒面”的观念，找准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在坚决压减非刚性、非重点不急之务的同时，加大对“三大攻坚战”、基本民生保障、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投入力度，真正做到好钢用在刀刃上。Number4：让“过紧日子”的集约式治理思维成为全社会的常态行为共识「CAFS两会热评」谭静｜让“过紧日子”的集约式治理思维成为全社会的常态行为共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资产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谭静认为，新冠疫情的冲击让经济下行叠加大规模减费降费的中国财政支出压力更大。过紧日子成为各级政府缓解日益加剧的收支矛盾的必要举措。不论是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更大不确定性风险看，还是从高质量发展所内涵的集约思维和价值思维看，过紧日子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在深度调整和转型发展中不能丢掉的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精神，是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必须常态秉持的集约思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意味着各级政府必须彻底改变“花纳税人的钱不计成本”、“只花钱不问效”的粗放式的“撒钱思维”，把“让每一分钱花的有价值、有实效”的集约式“治理思维”融入进政府运行机体的血液，要高度警惕经济恢复后的旧思维反弹和新形式的铺张浪费和无效撒钱。Number5：“政府过紧日子”需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CAFS两会热评」陈少强｜如何理解“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与“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资源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陈少强认为，在财政支出压力增大的情况下，财政支出结构也要优化。在对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和重点领域切实保障的同时，对于“六保”以外的支出，则要开源节流、精打细算，如一般性支出要坚决压缩，严禁新建楼堂馆所，严禁铺张浪费。中央政府要带头，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各类结余、沉淀资金要应收尽收、重新安排。此外，要通过改革和绩效管理等的方式，节约财政资金，把钱用在刀刃上、紧要处，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有真真切切的感受。Number6：严肃财政纪律，实现“过紧日子”常态化【CAFS两会热评】李成威 于雯杰 | 财政政策积极有为，重在优化结构、提高绩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外国财政研究中心负责人、研究员李成威认为，严格的财政纪律能够创造更大的财政空间，用于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也可以用来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财政挑战和公共风险。德国长期以来一直恪守欧盟财政契约和国内财政纪律。借鉴德国经验，我们要进一步严格财政纪律，完善财政管理框架，在中央文件和相关法律中细化“过紧日子”相关条款，将“过紧日子”常态化。通过财政“过紧日子”，倒逼各级政府和部门调整思维方式、转变职能、提升决策水平，更好地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的事，下决心通过改革放权减轻自身负担，同时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Number7：“过紧日子”亟需建立政府成本管理体系【CAFS两会热评】韩晓明 | “过紧日子”亟需建立政府成本管理体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院专业学位教育中心负责人、研究员韩晓明认为，政府成本管理是对政府工作中发生的各类支出的全过程管理。自2019年1月1日《政府会计准则》和《政府会计制度》正式实施以来，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有了统一遵循的标准和要求，政府财务核算体系正式建立，新增收入、费用的核算为进行政府成本管理提供了基本条件，权责发生制核算基础为不同政府单位的成本计量提供了可比口径，政府成本管理具备了围绕政府财务核算体系开展全过程管理的基础。“过紧日子”客观上要求政府严格管控支出，建立政府成本管理体系，能够将日常运转和各个项目推进过程中发生的全部支出都体现为财务核算信息，并通过成本计算与比较体现其支出合理性，通过成本投入与产出对比反映政府工作成效。依据政府财务核算信息进行实时、动态反映，政府各类成本的全过程管理具备了现实的可操作性。END

12月21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2019学术年会在北京开幕。两院院士、教育部部门、职业院校、企业等近千名代表共聚一堂，围绕“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现代职业教育责任与使命”主题，回顾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共谋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尚希在主旨报告中阐述了职业教育之所以重要的基本逻辑。刘尚希提出，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与我国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他认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可以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中推导出来，它不仅包括了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还包括了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各个方面，是全方位的提升。刘尚希从以下与高质量发展相关的三个方面推论出，职业教育在整个国家发展中处于基础性地位。他说，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只有不断提升劳动力的品质，社会发展的质量才能得到提升，高质量发展才能实现。首先，我国正处于从低技术含量向高技术含量发展的过程中，人力资本也必须从低端转向高端，也就需要更多高质量的技术工人、工程师等应用型人才来支持国家的产业转型升级。从人才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延伸的角度来看，不难理解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其次，我国也处于从少数人富裕向多数人共同富裕发展的过程中，也要靠人力资本平等的积累，缩小劳动者能力的鸿沟，也就是缩小其所受教育的差距。职业教育教育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着劳动者的基本能力，是他们进入国民经济循环的起点。因此，职业教育如能惠及更多人，就为机会公平创造了条件，也就有了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也就充分体现出来了。第三，我国还处于从环境不友好向环境友好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依靠创新来改变环境不友好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更多的需要靠脑力、知识、技术来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也离不开职业教育。

每经记者：张钟尹 每经编辑：陈旭 易启江今日，全国两会大幕正式开启。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手段之一，财政政策历来是两会上最受关注的焦点，市场也高度期待即将推出的积极财政政策举措。今年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下行压力仍在加大。如何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按照中央的部署，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有为，将采取适当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等多方面措施。积极财政政策有多大空间？今年赤字率能到什么水平？债务规模有多大？货币政策有多大空间……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进行了专访。刘尚希告诉记者表示，中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从整体上把握，就是要对冲风险，比如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对冲企业经营困难、对冲疫情减收增支影响，以及对冲基层财政困难等。财政政策要针对“六保”精准发力NBD：受到疫情冲击，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随着当前复工复产达到正常水平，经济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财政收支形势？刘尚希：从今年前4个月的数据来看，受疫情冲击，经济、财政指标同比基本是下降的，只有金融相关指标等少部分同比增长。一季度经济增速同比下降6.8%，对我们国家来说，近40年罕见。数据来源：Wind值得关注的是，疫情的冲击还不仅仅只有一次，而是有两次。第一次是疫情在国内暴发所带来的冲击，第二次是全球疫情蔓延带来的冲击。这两次冲击叠加，放大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所以导致经济增速深度下滑。现在我国抗击疫情已经进入常态化阶段，而从经济指标来看，累计的数据仍然是同比下滑，只能说降幅收窄，还没到完全稳住的地步。中央对当前形势有非常科学精准的判断。4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两个“前所未有”：“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在4月17日这个时间节点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用两个“前所未有”来描述和判断当前的形势，我想这是经过周密研究得出的结论。近期我国财政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受疫情冲击，各地的税收大幅度下滑。半数以上省份的地方财政收入下降幅度超过10%，同时又有大量的刚性支出，如抗击疫情、救助企业和贫困家庭，部分地区为了恢复经济发放消费券等。这些都是必须要花的钱。数据来源：Wind在这种形势下，地方支出不断刚性化，收入却在急剧减少。数据来源：Wind当前，国内、国外不确定的形势叠加在一起，从经济社会的发展，到财政、金融运行，都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如果说长期来看中国发展面临着战略机遇期，那么短期这个较高风险的轨道也不能忽视，短期的判断恐怕也不能仅仅基于当前的数据，还要长远地看，将可能面临的高风险轨道综合衡量，来判断全年及以后的发展态势。NBD：中央提出要加大宏观调控对冲力度，全国两会即将召开，您认为财政政策方面将如何加大宏观调控对冲力度？刘尚希：我认为现在积极财政政策更富有前瞻性的考虑，不仅仅是考虑现在怎么办，更瞄准了未来的趋势，把现在怎么办和下一步怎么办整体考虑，以对未来风险情景的判断来指导当前的行动。站在明天看今天，从未来看现在。这就是风险思维，也是底线思维。财政政策应当成为风险管理的工具，对风险进行隔离、进行抑制，从而使得整个国家的公共风险最小化。只有转向这种风险管理，强化风险思维、风险意识，才有可能看到风险、知道风险在哪。中央提出的“六保”，我认为就是看到了六大风险点。就当前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六个风险点像灭火一样，相互隔离开来，避免它们串在一起，形成更大的火势。所以，我觉得当前财政政策要针对中央提出的“六保”发力，最大限度拓展政策空间，精准施策，让资金直达“六保”，让居民就业、市场主体、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的风险得到有效对冲，给经济社会注入更大确定性。中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从整体上把握，要旨就是要对冲风险。比如，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对冲企业经营困难、对冲疫情减收增支影响，以及对冲基层财政困难。政府要过紧日子 重点是调整优化支出结构NBD：两会临近，市场对“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高度关注，也非常期待一些新的刺激举措，您如何理解积极的财政政策？刘尚希：为了应对两个“前所未有”，在财政政策上要表现出一定力度，通常的理解是要加大财政支出规模。现在大家都很关心，今年赤字率到底能到多高的水平，债务规模有多大，社会上也有很多具体的建议和讨论。更关键的问题，还是政府扩大赤字增加债务以后用来做什么，如何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数据来源：Wind财政政策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手段之一，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可以将公共风险转化为一定程度的财政风险，以此来对冲公共风险，这是其他政策手段所不能比拟的。应当说，财政赤字、抗疫特别国债等政策工具，在拓展当前财政政策空间上是有积极作用的。具体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赤字率有多高，发债有多少；另一方面，同时强调政府要过紧日子。数据来源：Wind需要解释的是，政府过紧日子，是要大力调整优化支出结构，而不是说单纯地压缩支出。换句话说，基本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一定要保障，而一般性支出要压减，财政资金大力提质增效，要精打细算，把钱花得有效果，把钱用在刀刃上。另一方面，政府过紧日子，也就是要严格执行预算，在预算执行上要“以收定支”。这并不意味着，在制定政策和编制预算时也是“以收定支”，而是相反，以积极有为的姿态来编制国家预算，也就是“以支定收”，即扩大赤字和债务，以此对冲风险。NBD：中央提出要加大宏观调控对冲力度，财政、货币等政策要“打配合”，您如何看待未来货币政策的空间？刘尚希：自2018年以来，央行的资产是在萎缩的，今年4月份也比3月份减少，说明央行基础货币在被动收缩。这迫使央行降准来扩大货币乘数，增加广义货币M2，扩大商业银行可贷资金。但总的准备金率需要保持一定水平才能避免系统性风险，世界平均水平大概是13%。而我国的现实是法定和超额之和的准备金率大概是14%。即使是通过降准增加了货币供应，但能否注入实体经济仍有不确定性。按照常规，作为市场主体的商业银行本性是要规避风险，而不是越有风险越向前。这可能导致增加的货币在金融体系内空转。这需要财政这只手拉着商业银行往前走，诸如提供贷款贴息等。基础货币被动收缩，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可能已经出现通缩，4月份的PPI部分反映了这一点。宏观环境越是不确定，经济越可能出现通缩，传统货币政策的空间就会越小。这也是国外货币政策为什么突破传统方式，另辟蹊径实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原因。这时候，就越是需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行新的组合，协同对冲风险，保持国家宏观政策的更大对冲力度。每日经济新闻

编者按：2020年伊始，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定期推出系列栏目——《财科头条》。本栏目以“洞察财政前沿，速递专业解读”为宗旨，为社会各界提供国内外财政政策最新动态和智库权威解读，欢迎关注转发。全文共2193字 | 阅读大概需要5分钟本期关键词：新增财政资金直接惠企利民背景速览：8月1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深入做好新增财政资金直接惠企利民工作，巩固经济恢复性增长基础；要求进一步落实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措施，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会议指出，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中央新增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是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重要内容。截至8月上旬，今年新增2万亿元财政资金中，3000亿元已绝大部分用于减税降费；实行直达管理的1.7万亿元资金，除按规定比例预留的抗疫特别国债资金外，97.8%已分配下达市县。政策的实施有力推动了减税降费措施落实，有效增强了基层财力，对帮扶市场主体、稳就业保民生等的效应逐步显现，促进了经济恢复性增长。Number1：财政支出结构变化体现惠企利民特点「CAFS媒体访谈」刘尚希｜积极财政政策，如何更加积极有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从今年的财政支出的结构看，一方面，中央的支出是在压缩的，力度很大，达到50%。赤字大量的都是转移给地方，中央明确的1万亿的新增赤字和1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都是转移给基层，直达县市惠企利民。从这一点来讲，结构在纵向上发生了变化。从横向来看，一般性的支出做了大幅度的压缩。而另一方面，围绕“六保”任务，像保就业、保基本民生等等这几方面的支出，是应保尽保，保持了相当的支出力度。Number2：直达资金尽快发挥乘数效应，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宏观对冲效果国务院部署2万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决不允许与民争利”积极财政加码护航“六稳”“六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王志刚认为，为了保障基层民生，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和1万亿元新增财政赤字对应的资金直达基层、直接惠企利民的相关机制建设不断提速。建立特殊的转移支付机制，能减少中间环节，直达政策实施的末梢，这样资金拨付和使用的效率会更高。这些资金具体怎么花，中央有确定的方向和范围，地方仍有一定的自主权。部分地方通过发行消费券，通过增加公共消费，能帮助企业加快复工复产，对消费和生产均能起到促进作用。部分地方还可以发挥政府融资担保基金等政策工具作用，来帮助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当然，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或民生短板领域建设，也需要加大投入。今年以来，发债、特殊转移支付、减税降费等短期逆周期调控的三大政策精准协同发力，降低了经济社会的短期波动风险。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用于特定领域支出，地方专项债扩大有助于稳定地方投资，同时通过加大新基建投入来实现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多重政策目标。直达资金尽快发挥乘数效应，对居民消费、投资、贸易等具有重要的稳定作用，也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最大限度地实现宏观对冲效果。Number3：放水养鱼，保住和培育市场主体，资金直达基层非常必要【CAFS媒体访谈】赵福昌 | 积极财政加码护航“六稳”“六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赵福昌表示，资金直达基层拨付效率高、见效快、针对性强。放水养鱼，保住和培育市场主体，资金直达基层非常必要。除了抗疫，资金直达对“六稳”“六保”也很重要。为了确保财政资金直达基层，财政部开发了联通各级财政的监控系统，实现全链条、全过程监控，坚决防止资金被截留挪用、雁过拔毛。省级政府当好“过路财神”，同时不做“甩手掌柜”。监管责任不能放松，落实过程中，必须确保直达资金到位，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市县政府要建立使用台账，确保资金流向明确、账目可查。Number4：新增资金通过特殊转移机制直达基层，效果立竿见影「CAFS媒体访谈」刘尚希 李成威｜财政政策：特殊时期 特殊举措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外国财政研究中心负责人、研究员李成威认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切实把钱花在紧要处、刀刃上，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要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新增的1万亿元赤字与同时发行的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资金通过特殊转移支付的手段直达基层，这种资金安排方式充分体现了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资金能够迅速抵达一线，对于缓解基层财政矛盾、纾解企业经营困难、提高消费者信心等能够实现立竿见影的效果。Number5：建议采取设立特别国债项目库等措施，保证资金使用落到实处「CAFS媒体访谈」王泽彩｜2万亿直达资金到位后 该如何用好这笔钱？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政府绩效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王泽彩认为，新増加的财政赤字和抗疫特别国债全部安排给地方，不折不扣用在落实“六保”任务和减税降费等方面。对于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建议设立特别国债项目库，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要素跟着项目走、绩效跟着项目”原则，编制项目绩效目标，细化量化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满意度指标。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对资金分配、拨付、使用、偿还和绩效情况实施全程跟踪，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及时矫正政策目标。此外，建议实施重大项目绩效终身责任追究机制。开展“重大决策实施终身责任追究机制和责任倒查制度”，不断健全激励相容机制，打对“铁算盘”，算好“良心账”，不花“昧心钱”。

“要研究建立常态化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以改革的办法提高财政资金效能，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李克强总理在10月2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当天会议要求进一步抓好财政资金直达机制落实，更好发挥积极财政政策效能。要让受困企业和群众及时拿到“真金白银”日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第三季度增速达到4.9%，前三季度同比增长0.7%，实现“由负转正”。“我国经济稳定恢复实属不易，其中宏观政策设计合理有力，实施及时到位，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李克强说，“此次应对前所未有的疫情冲击，我们没有搞‘大水漫灌’，而是直接提出保市场主体，特别是保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让他们尽可能多地生存下来，从而支撑就业，稳住经济基本盘。”总理说，此次实施规模性纾困政策，新增的财政资金占GDP比重较低。但我们采取了超常规的办法，有关部门和地方认真实施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推动规模性纾困政策迅速落地，成效不断显现。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今年新增2万亿元财政资金中，应下达地方的1.7万亿元，已有1.57万亿元下达到市县使用单位，有效补充地方财力保证了减税降费到位，有力支撑了保居民就业、保市场主体、保基本民生，支持了重大项目建设和脱贫攻坚，保障了基层正常运转。前三季度新增减税降费超过2万亿元。实施规模性纾困政策和直达机制，保住了上亿市场主体，支撑了近900万人城镇新增就业，为经济稳定恢复发挥了关键作用。“实施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是个很大的利益调整：省里只当‘过路财神’，让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用于给企业减税降费，稳住市场信心。”李克强说，“信心不光靠讲，更重要的靠干，要让受困企业和群众及时拿到‘真金白银’。”扩大直达资金范围李克强要求，下一步，要围绕完成全年发展主要目标任务，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有效性，继续抓好直达机制落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同时，要总结今年做法，研究建立常态化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当天会议决定，扩大直达资金范围，对可直接分配的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具备条件的专项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等一般性转移支付，可纳入直达机制，基本实现中央财政民生补助资金全覆盖，确保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等及时足额兑现，更好支持保基层运转。李克强强调，要完善直达资金管理。合理提前下达转移支付资金。各地要强化责任，增强资金分配使用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要完善监管，加快推进部门间数据开放共享，强化对直达资金的全过程监控，把资金用到该用的地方，用得适度。严防‘浑水摸鱼’，确保用好资金。”总理说。来源：中国政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