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科学研究院好不好

招聘公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下属PPP研究所和北京亚太财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事业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一、单位简介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本院）是财政部直属科研事业单位、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研究风格独特，实力雄厚。多年来，本院紧密结合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围绕国家财政中心工作，在财经理论和政策研究、高端财经人才培养、政策方案评估、政策解读宣传和国际智库交流合作等领域主动积极开展工作，为国家治理建言献策，为财政决策提供智力支撑。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研究所（以下简称PPP研究所）是本院按照国家政策成立的新型科研平台，承担财政科研体制改革和管理机制创新的重任，依法开展PPP、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投融资规划等领域理论和政策研究；协同开展财政大数据应用研究和试点试验，承担“中国区域财政地图”项目建设、运营和管理。北京亚太财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亚太财科公司）是本院所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主要为地方政府和大型企业提供PPP、专项债、投资融资、绩效考核等专业咨询服务，为本院科学研究提供研究案例和实验基地，负责本院重大科研成果转化和项目试点试验工作。同时，还承担中国财政学会PPP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处的日常工作。为践行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提高科研水平和项目质量，PPP研究所和亚太财科公司一体化运行管理，技术资源共用，科研成果共享。二、招聘计划录用人员兼任PPP研究所相应岗位；特别优秀者经报备可担任公司高管职务。三、薪资待遇四、报名须知1. 应聘者通过网上邮件报名，将填写后的《招聘信息采集表》发送至zhaoy@ckyppp.com或wangsc@ckyppp.com，邮件标题为“姓名+岗位”，网上报名截止日期为2020年9月6日17时。本次招聘不接受其他形式报名。2. 每名应聘者限报1个岗位，可选择是否服从岗位调剂。3. 亚太财科公司和PPP研究所将通过资格审查、考察测试等程序，择优确定拟聘用人选。资格审查通过者，我们将以电话、短信或邮件等通讯方式通知应聘者参加测试。未通过者，不另行通知。体检标准依照《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4. 应聘者提交的《招聘信息采集表》必须真实、准确，不得刻意隐瞒。对于拟聘用人选，我们将对《招聘信息采集表》内容及诚信情况进行查验，一经发现虚假信息，将取消聘用资格。5. 对特别优秀者，岗位要求条件可适当放宽。6. 应聘者信息将被严格保密，所有资料恕不退还。7. 聘用人选确定后统一与亚太财科公司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书》；聘用期间，根据《劳动合同书》约定享受薪酬和社会保险等合法待遇。8. 本次招聘为社会化招聘，不解决编制，不解决进京户口，不解决住房。9. 工作地点在北京，根据情况可能阶段性派遣到外地合作机构进行人才交流。10. 联系电话：010-88191823，联系人：赵燕。五、应聘者基本资格条件1. 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思想品德，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2. 遵纪守法、作风正派，无违法违纪等不良记录。3. 热爱财政事业，工作认真负责、勤劳肯干、乐于奉献，恪守职业道德。4. 所学专业、学历与报考岗位的要求相符（须提供相关资质证书编号，以便查验）。5. 有较强的文字综合能力和交流表达能力，熟练掌握Word、Excel、WPS、PPT、图片及视频剪辑等基本办公软件操作方法。6. 在北京有居所。7. 身体健康，能接受出差等工作派遣，能适应各种主要交通工具。六、招聘岗位及具体要求（一）办公室主任岗（二）创新室主任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20年8月24日

大家在决定考研之后选学校的时候，一定都思考过一个问题：是选择高校还是研究所呢？研究所乍一听感觉相当“没意思”、“枯燥”，那现实究竟是什么样的？研究所和高校，谁的“含金量”更高一点呢？科研院所与高校的区别1.研究所的师生比远高于高校的师生比研究所的导师数量会接近研究生的数量，甚至会超过研究生数量（在有的单位，有五十多位硕士导师，但每年只招三十多名研究生），在某些研究所导师可选范围非常广。高校的导师每人每年都会带学生，但研究所并不是每人每年都带学生。研究所会有几个导师持续带学生，也有一些导师只是偶尔带带学生。研究所的教师有一部分是外聘，特别是一些公共课或是基础课。2.研究所的文献资源总量小于高校，但人均占有量会比高校多的多高校每年会花几百万元购买电子资源，各类文献数据库非常全，清华同方、万方数据、超星、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电子图书、外文数据库非常全，很多高校都会达到一百多个数据库。而研究所不会下这么大财力购买这些资源，研究所的资源范围更窄，更有针对性，而且会有些特色的数据库。高校的资源通用性更强，而研究所的资源专业性更强。高校的图书馆需要占座，而研究所的图书馆往往没有几个读者。3.高校有着很好的教育与科研氛围，而研究所有着很好的科研与工作氛围研究所的学术活动往往专业性、针对性更强，而高校有着各种各样的学术报告，无论是人文还是科技。高校的导师从事科研项目与教研项目，而研究所的导师几乎没有教研项目，除了科研项目外，还有很多工作性质的项目。高校的导师科研经费多，研究所的导师事业经费多，所以总体上来说研究所导师的钱更多。高校导师会有纯研究的项目，研究所的导师的项目往往面向应用的项目。所以有些导师的项目更像是工作，这些项目往往是下达的任务，而不是需要申请的科研项目。在高校，导师拿下的项目主要是靠研究生干；而在研究所，研究生在项目中并不是主力，因为研究所往往有较为稳定的团队。研究所的教师一般不为本科生上课，研究生基本没有助教的机会。4.研究所个性认知充足，高校通识认知充分高校因为同属教育系统，尽管地域、规模等因素不同，但总体上共性比较多，兄弟院校有许多可比之处，如行政部门设置、网站栏目设置等信息大同小异。而科研院所大多数是政府部门下属的事业单位，因行业性质与管理方式的不同，使得各个院所的个性特征非常明显。而研究所的业务机构、网站栏目设置千差万别。例如，在情报学领域，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中国协和医科院信息所等差别非常大，相互之间无从比较，在研究所感受到社会的东西会更多。科研院所比高校的优势①每月有工资，相当于已经工作，而且免学费，单位替交；②毕业后进入工作快，而且在学习期间已经和要工作的单位有联系，日后从人际关系，还是研究工作都是很好的铺垫；③考科研院所的成绩要求比较低，一般过了国家线就可以上；④科研院所的研究生毕业后不用为工作发愁，已经签约，而且提前2到3年赶上就业形势，也就是2018年签约的时候是按照18年的待遇，而毕业则是2到3年后，其学位贬值不可预知，当然也有升值的可能，但是升值对于已经签约的同志也是试用的，这就是科研院所的保值增值；⑤先期的名校学习可以接触不少名校学生，这是日后的人际资源，这种同学感情的人际关系优势，我就不用多说了，大家都很清楚，不仅仅在中国，国外也是这样的。高校比科研院所的优势①毕业证和学位证书所显示的名气，高校比科研院所有名，虽然科研院所在名校学习，但是毕业证和学位证是科研院所的；②不用签约，毕业就是自由身，当然这也是双刃剑；③如果上的学校还算可以的话，比较轻松，可以混到毕业证书，拿学位证，而科研院所可不行，如果要混，那以后的工作优势可就没有了从各个方面来对比，是这样的……这里我们首先排除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两家超级科研院所。大家都公认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北大等超级大学处于同样的学术地位。这里我们还要排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军事医学科学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等等超级热门的科研院所。因为这些科研院所都比较难考，但是如果能考上，那么前途将不可限量。比如就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那么进财政部工作的机会就非常的大；就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那么进商务部工作的机会就非常的大；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在国内被称为"银行行长和银行家的摇篮"。从招生人数比较：各大学招收的研究生多、各科研院所招收的研究生一般较少。从报考人数比较：各大学报考的考生多、各科研院所报考的考生一般更少，往往需要调剂。从科研条件比较：各大学的基础教育条件一般较好、各科研院所的专业研究条件一般较好。从生活津贴比较：各大学的生活津贴一般较低、各科研院所的生活津贴一般较高，甚至很高。从奖学金比较：各大学的奖学金品种很多、各科研院所的奖学金品种一般较少。从生活条件比较：各大学学生都比较多，生活资源人均分配少、各科研院所的学生少，虽然资源少，但是人均资源相对比较多。从生活丰富比较：各大学课余生活丰富、各科研院所的课余生活相对不那么丰富，但是很多科研院所都在中心城市核心城区，另当别论。从毕业分配比较：各科研院所的毕业分配有其专业对口的优势。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考虑哦，喜欢搞科研求工作稳定的同学研究所肯定是你的第一选择，性格外向喜欢校园生活的同学还是报考各大高校更为合适。

就业是民生之本。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保居民就业的重要意义是什么？下一步，保居民就业应如何继续发力？适应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民生领域哪些改革要加快推进？记者采访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保居民就业是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关键一环，就业优先政策效果已初步显现记者：如何看待保居民就业的重要性？当前就业形势如何？刘尚希：保居民就业主要有两方面意义：——保居民就业是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关键一环。就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民生保障。目前，工资是我国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个人和家庭的保障从根本上仍有赖于劳动收入。只有保住了市场主体，才能有效地保住居民就业，保住基本民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企业正常生产就能保障国家经济正常运行，就能给大家创造就业机会，大家有收入，家里就有了保障”。今年以来，中央及地方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出台了一系列实招硬招，比如加大信贷投放、减免增值税、减免部分社保费用、返还失业保险费等，维护了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稳住了经济大盘，也让千家万户端稳了“饭碗”。从主要就业指标看，1至8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81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6.8%；城镇调查失业率从2月份的峰值6.2%回落至8月份的5.6%。就业优先政策效果已初步显现。——保居民就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方面。就业一头牵着消费，一头牵着供给。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提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供给、需求体系之间的连接点和发力点，就是就业。这是因为，一方面，就业大局稳定可以改善居民收入预期，提升消费意愿，是扩大最终消费、拉动内需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也为改善供给提供支撑。比如，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等瞄准市场需求的创业，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繁荣了国内市场；高科技企业、制造业企业等不断招贤纳士，与高技能人才之间实现良性互动，为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提供人力资本支撑。激发市场主体保居民就业的内生动力，为灵活就业扫清障碍记者：下一步，保居民就业应如何继续发力？刘尚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稳定转好，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民生得到有力保障。但从全球看，疫情还在进一步发展。国际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这种情况下，要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些，把解决问题的措施想得更周全长远些。前期为应对疫情冲击，我们出台了一系列财政、货币政策措施，接下来，要用改革激发市场的内生动力。保居民就业也应如此。保居民就业增内力，首先要廓清两个概念——一是看就业数量，也要看就业状态。目前，个体工商户、微型企业等灵活就业人员已占我国城镇就业人口半数左右，比如带货主播、网约车司机等，他们是劳动者也是供给方。未来制定就业政策，不能只看固定就业人群，还要兼顾这些灵活就业者，同时提高与扩大消费政策的协同性，促进供需适配。二是要创造岗位，更要创造环境。保居民就业不是简单地通过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创造就业岗位，或者直接出资购买岗位。从长期看，仍需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提高劳动力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人畅其流、人尽其才。同时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以市场经济沃土催生、哺育更多企业“金种子”长成参天大树。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梳理现有规章制度，为灵活就业等扫除障碍。保居民就业增内力，要把握三个抓手——一是重视农民工群体。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漂泊，大多岗位、收入不稳定，在劳动技能培训、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也面临困难。这影响其个人能力和收入提升，同时增加企业用工成本，降低全社会人力资本积累效率，抑制社会总需求。未来考察就业问题，既要看就业充分性，也要重视农民工群体就业的稳定性、平等性。二是重视小微企业。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战场，从长远看，通过扶持小微企业，鼓励创业创新，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招。帮助小微企业成长，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需加大精准滴灌力度，同时要促改革、强服务，鼓励民营银行发展，拓展普惠金融、产业链金融、数字金融，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三是用好新经济、新平台这些新职业、新岗位。人社部和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发布了9个新职业，其中“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互联网营销师”等新职业，“直播销售员”“互联网信息审核员”等新工种，都来自新经济、新平台。互联网催生了多样化的创业就业模式，直播带货等网络营销覆盖用户规模达到8亿人以上。数字技术发展为我们畅通供需、解决就业问题极大地拓展了空间，我们要敢用、善用、用好这些新职业、新岗位。持续改善民生，为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记者：适应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民生领域哪些改革要抓紧推进？刘尚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根本上讲是为了造福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与此同时，我们加快民生领域的社会改革，持续改善民生，也能为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加快建设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改善群众消费预期，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加快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促进教育平等，鼓励民办教育的发展。增进城乡儿童起点公平，缩小城乡人口之间能力差距、财富差距，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为缩小发展中的分配差距创造条件。——加快科技体制改革，促进人才成长。我国科研人员总量世界第一，这是最宝贵的资源。要持续深化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赋予科研事业单位法人自主权，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潜心研究，增强科技创新的内生动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发展主动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厘清文化事业、产业边界，通过产业发展带动文化发展，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丰富文化产品的同时，增强文化自信、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城镇落户条件，深化政务服务便民化改革，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提高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动中央地方事权、财力、能力之间的匹配，合理配置各级政府之间的支出责任，强化辖区财政责任；深化转移支付制度改革，让“钱跟人走”、公共服务跟人走、政府投资跟人走，为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为人自身的发展提供支持；强化中长期预算改革，为其他领域改革提供引领和保障。来源：人民日报

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相关要求，现将本次面试（试讲）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面试（试讲）确认进入面试（试讲）名单提前以邮件并短信方式通知考生。请考生于2020年9月18日下午5：00前确认是否参加面试（试讲），确认方式为发送电子邮件，要求如下：（一）邮件发至rsc1163@sina.com（二）邮件标题为：1. 确认参加面试(试讲)+职位+姓名。2. 放弃参加面试(试讲)+职位+姓名。逾期未确认的，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试讲）资格。二、面试（试讲）时间和地点面试（试讲）将采取现场方式进行，有试讲要求的岗位，要先试讲再面试。面试（试讲）时间和地点安排详见附件。（一）试讲时间和地点试讲定于2020年9月22日―23日进行，开始时间为上午9:00和下午1:30。请考生按照通知安排分别于当日上午8:30前或当日下午1:00前签到候考。对未按规定时间签到候考的考生，取消其试讲资格。试讲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航天桥西南角）11层1121会议室（考生进入大厦后乘坐右翼电梯）。（二）面试时间和地点面试时间定于2020年9月27日进行，开始时间为上午9:00和下午1:30。请考生按照通知安排分别于当日上午8:30前或当日下午1:00前签到候考。对未按规定时间签到候考的考生，取消其面试资格。面试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航天桥西南角）11层1121会议室（考生进入大厦后乘坐右翼电梯）。三、注意事项（一）面试（试讲）前，请考生携带本人身份证核实身份。凡有关材料主要信息不实的，取消面试（试讲）资格。（二）面试结束后，按照笔试、试讲和面试的综合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依照接收计划1:1的比例确定体检考察人选。参加面试（试讲）人数与接收计划数比例低于3:1的岗位，考生面试（试讲）成绩应达到75分的合格分数线，方可作为体检考察人选。（三）体检考察具体安排另行通知。（四）根据北京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参加面试（试讲）的考生需提供当日“北京健康宝”绿码，以备现场展示，进入面试（试讲）地点必须佩戴口罩、主动接受体温测量。考生如果在面试（试讲）过程中出现发烧等突发情况，应立即主动报告工作人员，并由工作人员陪同到医务室接受检查。咨询电话：（010）88191163特此公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20年9月16日

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的大暴发，多国推出“史无前例”的经济刺激政策。4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为中国宏观政策定调：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4月27日在一场会议上发言表示，可以用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适度地实现赤字的货币化，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结合成一种新的组合，以缓解当前财政的困难，也可以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问题。在理论层面，经济停滞的高杀伤力和捉襟见肘的政策空间迫使一些国家对“现代货币理论”(MMT)进行了大胆地尝试。与此同时，这场发端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讨论引爆学界，由此引申出对于中国经济形势判断、央行独立性，乃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一系列攸关中国经济之大问题的热烈争论，而目前学界反对刘尚希的声音居多。为何在这个时机提出如此“极端”的想法?提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出发点是什么?“赤字货币化”能够破解中国经济哪些痛点?如何看待各方对“赤字货币化”的批驳?对此，刘尚希院长接受了澎湃新闻专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判断是关键澎湃新闻：你近日提出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在业内引发热议。部分学者认为，当前中国还并没走到这一步，并未出现一些欧美国家那样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经济深度衰退的情形，所以并不需要采取如此极端的政策。刘尚希：还是要看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这既不是根据国外的理论，也不是照搬国外的做法。关键是看我们国家现在是什么情况，对当前的形势怎么判断。说我们现在没有到欧美那一步，这是如何判断的?是不是认为现在形势还不错?今年一季度全国GDP下降6.8%，二季度是否能马上反弹、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正增长?这就涉及到对当前形势的判断。每个人对形势判断不太一样。有的比较乐观，有的认为确实有风险，但还不是那么严重。这部分人可能认为，中国的疫情不像欧美那么严重，复工复产的指标看上去都挺好，4月份的M2增速还达到了11.1%，社会融资增长不错，流动性也很充裕，等等。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关键是要看到实质问题。其实，中央对形势有一个非常科学精准的判断。4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的两个“前所未有”：“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在4月17日这个时间节点上，中央政治局会议用两个“前所未有”来描述和判断当前的形势，我想这是经过周密研究得出的结论。中央对形势的判断是“前所未有”。我们应深入理解其深刻含义。如果不在这个上面下功夫，仅凭表面现象或是过去的经验对当前形势作出判断，认为还没到那一步、问题还没有严重到那种程度。就像不能等到人病危时才去抢救，而是要在病危之前就采取措施。我们现在受到疫情的冲击，这不是一场小病，不是一个小的冲击，输入性风险越来越大，这不只是疫情，而是经济、社会、政治等全方位的输入性风险。“前所未有的冲击”“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样的用词表明，这个形势是多么严峻。我想部分业内人士对中央判断的理解还不是很透彻。当然我们对国家长期发展的基本面要有信心，可有信心不等于不需要采取断然的措施，而是恰恰相反，需要采取与“大变局”“大冲击”相匹配的大规模的政策应对和全面的深化改革。只用通过不懈努力，才能构建国家发展的确定性。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要回到中央对形势的判断上来。中央的分析判断毕竟是站在全局和整体的角度，比我们掌握的信息量要多得多。怎么把中央对形势的判断转化成政策方案和改革措施?当前这项工作还在进行之中。但我想，不能按照老的政策框架，按原有的政策路径来思考，否则，与中央研究判断的形势不相匹配。地方债的问题是体制性的澎湃新闻：很多人担心，一旦财政赤字货币化道路开启，未来是否有可能被用来为地方债买单?刘尚希：这里我可以补充说明一下当前的财政状况。财政实际上到了非常困难的地步，疫情冲击下，各地的税收大幅度下滑。半数以上省份的地方财政收入下降幅度超过10%，同时又有大量的刚性支出，如抗击疫情、救助企业和贫困家庭，部分地区为了恢复经济发放消费券等等。这些都是必须要花的钱。在这种形势下，地方支出在不断刚性化，收入却在急剧减少。另一方面，2020年不少地方遇到了偿债的高峰，不少地方的偿本付息规模今年达到了千亿级。钱从哪来?要么只能违约，这样可能会形成一连串的市场反应，这会对市场信心形成打击。显然地方政府也不想违约，地方国企和城投公司也不能违约，因为这会影响一个地方的投资环境。怎么办?不能贷款，而专项债不能用于这些刚性支出，只能用于有一定现金流的项目，而这样的项目实际上越来越少。澎湃新闻：从发行规模来看，今年专项债的发行不断扩容，而且目标就是提效发力稳投资，这仍然不够吗?刘尚希：专项债并不计入财政赤字，而是对应政府性基金预算，很多地方的专项债规模已经超出基金预算规模了。有些地方变相地把它变成一般债，因为找不到有现金流的项目，就只能编。这不是个别现象。对地方来说也是无奈之举，甚至有的地方干脆拒绝越来越多的专项债指标。地方已经到了“无米下锅”的程度，专项债不能用于抗疫的刚性支出。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有的地方政府就与银行、地方平台机构、地方国企玩起了新的游戏，联手解决融资问题，变成了盘活资产的非税收入。这些非税收入可以弥补一部分资金缺口，但杯水车薪。有些地方的非税收入占到地方财政收入比例的30%-40%。在国企混改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盘活国有资产还是要借助银行贷款或影子银行通道，形成新的或有债务风险。扩大地方专项债，未必能解决当前中小微企业困难和保市场主体、保居民就业等“六保”的任务。澎湃新闻：大家比较关心地方债的问题，因为过去两年，中国最重要的潜在系统性金融风险之一就来自地方政府债务。刘尚希：地方债的风险并没有真正化解，还是搁在那里，这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本来寄希望于用时间来慢慢化解的，可疫情出其不意来袭，没给我们这个时间。现在地方政府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只能东挪西借、东拼西凑。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怎么按照中央要求应对疫情的冲击?有些地方政府确实有钱，那时是因为专项债的钱花不出去。有的没办法，只能跟企业合作去搞其他的市场投资。因为专项债对项目现金流有要求，现有项目满足不了，就只能去找市场主体合作，去市场上找项目。坚持市场化方向，本来应该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让民间资本有更多机会，有的却被政府挤了出去。加大中央转移支付力度，可中央的钱从哪来?全国财政收入在急剧萎缩，只能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但让商业机构和老百姓去购买，若大规模发债，从总量上、利率上看，会对市场产生“挤出效应”，信贷资金减少，市场融资成本上升。当然，货币政策配合“放水”，市场流动性指标会上升，但无论怎样扩大货币供应，也很难到达实体企业，从而实现保市场主体、保就业的目标。尤其是对中小微企业的救助，让商业银行去做这种高风险、高成本、低收益的事情，它们是不情愿的。即便下行政命令也可能仅停留在指标上。2015年以来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比是下降的，这也就证明了没有财政政策的协同，单靠货币政策无法真正帮助几千万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对大企业是畅通的，对国企是畅通的，但对几千万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来说是不畅通的，这是个事实。在国家利益面前，没有部门利益澎湃新闻：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认为，中国的银行体系尽管在信贷的公平性上存在问题，但传导机制是正常的。刘尚希：过去大家都在讨论“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问题，主要是针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以及对几千万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融资难、融资贵来说的，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好，金融供给侧改革仍要加大力度。面对“前所未有”的冲击，若财政政策在赤字、债务方面仍按照常规做法来严格约束，那就只能靠独立的货币政策来独立抗。大规模地通过市场发行国债，会产生挤出效应，市场资金会因此减少，利率也会隐性提高。国债能否发出去，关键看利率。老百姓愿意买国债是因为国债收益率较高。理财收益率下来了，存款利率又很低，国债利率高的话，大家当然愿意买。但是如果国债利率高，财政的成本也高了，而且通过国债收益率曲线会影响基准利率，从而抬高市场融资成本，也加重纳税人未来的负担，对纳税人预期形成负面影响。按照理性预期理论，行为主体取向改变，这会使财政减税降费、提高赤字率等措施大打折扣，甚至失效。自2018年以来，央行的资产是在萎缩的，即使在今年4月份也比3月份减少，说明央行基础货币在被动收缩，这如何解释?这迫使央行降准来扩大货币乘数，扩大商业银行可贷资金。但降准的空间还有多大?准备金率需要保持一定水平才能避免系统性风险，世界平均水平大概是13%。而我国的现实是法定和超额之和的准备金率大概是14%。基础货币被动收缩，只能说明我国的通缩已经开始了，4月份的PPI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宏观环境越是高度不确定，经济越是通缩，传统货币政策的空间就越小。这也是国外货币政策为什么突破传统另辟蹊径的原因。一季度全国GDP是负增长，各行业也是下降的，唯独金融业却同比增长6%。怎么解释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融资成本降低还是提高了?金融业一枝独秀，只能说明金融交易在增长，而实体交易在萎缩。这意味着货币供应增加，扩大的是金融交易。所以当前的问题并不是说基于什么理论，而是要从现实出发。当前的现实情况是，风险已经非常大了，从全球来看已经是在一场危机之中。在这个非常严峻的形势下，再按照过去的套路，就无法以应有的政策规模去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冲击，无法去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形成共识。首先，不要从学科、部门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站在国家整体安全角度来思考，如何做更有利于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我提出“财政赤字货币化”时强调了这是特殊时期的应对，也强调了是“适度”。但有些人把“适度”去掉了，或是把“特殊情况下应对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个前提去掉了，最后变成我们要无限量的货币供应，我们要步西方国家的后尘，描绘出一个“恶性通货膨胀，老百姓遭殃”的恐怖情景。很显然，这不是在分析研究问题。澎湃新闻：也有人认为此次的争论是部门利益之争。刘尚希：在国家利益面前，没有部门利益。如果在国家利益面前还讲部门利益，就是没有大局观，这与中央反复讲“大局意识”是相违背的。提出适度的赤字货币化建议，绝不代表什么部门利益，只是一个学者就财政货币政策新组合的一个建议而已。关于财政赤字适度货币化违反《中国人民银行法》的问题，这可以想办法，任何法律都要与时俱进。若以是否违法来判断学术命题和对策建议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那许多改革也就不要讨论了。还有部分人担心央行独立性的问题。央行作为一个机构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都是相对的，央行的独立性还是要看国家的整体需要，央行并非“国中之国”。我国的央行表面上看是国务院的一个行政机构，实际是在国家预算体系之外，自己赚钱自己花，更像是一个央企。在这一点上，倒是有点像国外央行，作为一个公共公司来运作。就此而言，我国央行的独立性其实是很强的。有人说银行信用跟国家信用(政府)不是一回事，细分确实有别。但没有国家信用，哪来的中央银行信用?央行的印钞权难道与国家信用无关?法定货币的流通是需要国家权力来背书的。至于作为商业机构的银行信用则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财政和金融都离不开国家信用。国债发行依靠的是国家信用，央行发行的信用货币也是基于国家信用。这次的争论让我想到上个世纪80年代，关于财政赤字是否有害的争论。“赤字有害论”是当时大多数人的观点，认为财政必须平衡，不能搞财政赤字，赤字是有害的。现在来看，赤字有害还是无害?赤字并不意味着无度，凡事都是有度的。中国人讲究凡事有度，物极必反。赤字货币化必然会是无度的操作吗?那只是一种想象而已。当前正面临两个“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需要有与“前所未有”相匹配的大政策。我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考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新组合的。澎湃新闻：如果赤字货币化道路开启，是否也可能意味着，最终要央行印钞为地方债务兜底?刘尚希：这不是为谁兜底的问题，而是先要解决问题。退一步说，即便央行兜底又如何?如果有助于经济社会的恢复，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有利于对冲当前的巨大风险和潜在危机，又有何不可呢?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能是在不同风险之中来进行权衡。适度的赤字货币化，财政可以更好地与银行协同来保市场主体、保供应链产业链和保就业等“六保”任务，避免中小微企业大量退出市场、保障贫困人口基本生活。另外，财政不仅仅要讲经济效率，还要促进社会公平。尤其在疫情冲击下，受到冲击最大的是中小微企业、个体经营者和低收入阶层。在这样的巨大冲击下，需要向社会公平倾斜。“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包括了公平正义。在疫情的冲击下，如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如果商业银行、央行都能去履行这样的职能，那也就不需要财政了。财政就像一根扁担，必须挑两头：一头是经济效率，另一头是社会公平。在当前的条件下怎么做到底线公平，也就是生存的问题，这是需要财政来支撑的。中国有2000多万的贫困人口通过外出打工实现脱贫。因为疫情的冲击，相当一部分人群无法再外出打工，这就意味着他们将面临返贫的风险。脱贫攻坚的目标今年必须完成，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指标。要解决这些问题，钱从哪来?若无法增加财政收入，就只能减少支出。如果收缩财政支出，在眼下出现通缩信号的情况下，会让当前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其次是向市场发债，但这对市场会有挤出效应;再次就是通过央行，适当的货币化。央行可以提供5万亿元规模的铸币税澎湃新闻：你认为赤字货币化的规模要达到多少比较合适?刘尚希：我没有足够的数据作精确的计算。我的估算是，央行可以提供5万亿元规模的铸币税，以购买国债的方式为财政融资可以分次实施，不必一次到位。这比向市场发行5万亿元的债券、或未来征收5万亿元的税收更有利。这个办法更有利于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和经济启动难的问题，有利于实现中央确定的任务和目标。这也更有利于通过财政手段去配合金融手段，金融手段毕竟不能违反市场规则。财政分担一部分风险，鼓励商业银行去支持市场主体，调整信贷投向。“六保”离不开货币政策和商业银行，但更需要财政发挥作用，而财政手里又没有钱。如果货币政策唱独角戏，是难以完成六保任务的。必须采取财政金融紧密结合的办法，形成新形势下的新的组合，即适度的赤字货币化。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不限量。因为这还需要通过全国人大审查批准才能实施，不能想搞就搞。澎湃新闻：你认为为了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可以修订的?刘尚希：当然。法律也需要与时俱进。任何规则、法律都应当适合新时代的要求，过去经验教训得来的法律成果不一定适用现在和未来，不能刻舟求剑。不能总是幻想，未来是在历史和现在的延长线上。法律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而存在的，尤其是在这样的重大危机面前，法律不能教条化。【来源：大河财立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今年减税降费的规模肯定比去年大。（上证报）

来源：经济日报去年以来，我国出台实施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既为抗击疫情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恢复经济赢得了主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1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作出了部署。如何看待财政收支形势，减税降费、财政资金直达等政策下一步如何实施，就相关热点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白景明。记者：当前，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对经济发展有哪些现实意义？白景明：2020年中国经济在国际上“一枝独秀”，GDP迈上百万亿元新台阶，比2019年增长2.3%。由于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的基数大，2020年实现2.3%的增幅很不简单，充分反映出我国经济强大的韧性，也说明了我国经济有着强大内需支撑。只有紧抓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才能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稳步增长。中国是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内需广阔、深厚，历经40多年的改革开放，产业体系健全，居民收入不断增长，内需有较好基础，具备了内循环为主的条件。同时，要继续保持扩大开放的战略。通过吸引外资、推进经济全球化，实现中国和其他国家优势互补。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1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如何更加精准有效？白景明：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精准有效，要关注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财政政策具有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的作用，政策发挥作用是有条件和成本的，要把成本控制在低点。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发力点要放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堵点痛点难点上，特别是资金要用在解决迫切需要补上的短板上，放在外溢性强、社会效益高的领域。财力要向基层倾斜，解决基层财政困难问题，落实好“六稳”“六保”，特别是要解决基本公共服务问题，比如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第三，2020年，我国加大对地方的财力支持，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8.39万亿元，增长12.8%，增量和增幅为近年来最高，而且设立并实施资金直达机制。2021年，资金直达机制有必要扩大范围，将直接用于基层财力保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年初可直接分配的中央对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以及具备条件的专项转移支付也纳入直达范围。记者：受疫情影响，我国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出，特别是一些地方基层财政比较困难，如何看待、化解这一矛盾？白景明：收支矛盾可以说是财政管理上的一种常态。财政收入增长的客观约束比较强，主要来自于经济运行。同时，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是无限的。相对于对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和规模的要求，收支矛盾是长期化的。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财政在全球是稳健的。虽然收支矛盾问题存在，但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是有保障的。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和其他国家相比，做到这一点相当不容易。当然，相对于百姓对美好生活和公共福利增长的需要，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还有待提升水平、扩大规模。要坚持政府过紧日子，努力挖掘增收节支潜力，大力优化支出结构，保持预算平衡和财政稳定运行，支持做好“六稳”“六保”工作。记者：近年来，我国持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发挥了哪些作用，下一步如何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白景明：我国减税降费力度是非常大的，“十三五”时期累计减税降费规模达到7.6万亿元左右。特别是2020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规模预计超过2.5万亿元。减税降费是政府在“切蛋糕”的时候，把钱留给市场主体、留给居民。面对疫情冲击，对市场主体来讲，停工停产、减工减产和复工复产阶段恰好是现金流至为紧张时期，减税降费无疑是雪中送炭，增加了现金流，特别是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边际效用最大。在减税降费中，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是最大受益者。2021年，我国还会继续推进实施减税降费。当前，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宏观政策要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促进企业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今年减税降费的着力点，我理解还是激发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活力，持续实施深化增值税改革等制度性减税降费政策，继续执行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记者：2020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3.9%，如何看待财政收支形势？同时，“十四五”时期财税体制改革如何推进？白景明：2020年财政收入下降3.9%，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减税降费力度很大，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换来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二是在我国税收结构中，第三产业占一半以上，由于第三产业在疫情中受到较大冲击，引起税收的相应减少。应该看到，2020年随着经济持续稳定恢复，财政收入逐季回升，总体情况好于预期。2021年，预计我国财政收入会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但收支矛盾继续存在，支出压力比较大，需要进一步提质增效。“十四五”时期，财税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比如，要进一步健全现代财政制度，包括财政体制改革、政府间收入划分改革等。预算制度改革要全面深化，包括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等。在税制改革方面，个税等税种的改革要进一步推进，要加强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的衔接、协调。同时，要进一步完善支出政策、优化支出结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继续提质增效，打好三大攻坚战，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主动作为。来源：经济日报

3月2日，全国政协第十三届二次会议开幕在即，全国政协委员刘尚希在经济界别驻地早早办理好了报到手续。作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委员刘尚希其实在每一年全国“两会”期间，都是媒体追逐采访的对象。他所关注的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也一直是社会焦点。2日下午，在政协经济界别驻地，刘尚希接受了红星新闻记者的采访，就民营小微企业的发展、地方隐性债务的风险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度剖析，并提出了一系列破解难题的建议。政策扶持不意味着要让每个企业都过得好不能抵消市场机制发挥的作用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包括“减税降费”，也包括许多地方政府设立地方政府基金等。“什么样的政策最为核心？”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刘尚希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他看来，民营企业，尤其小微企业，本就具有脆弱性。在当前企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小微企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这本就对他们意味着考验。过程中，市场机制会发挥作用，会优胜劣汰，这也是正常现象。“所以，政策对企业要从整体上来扶持，而不是要做到让每一个企业都活得好，那样就不利于这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他称，所以在政策的扶持方面，对政府政策力度的把握，就是不能妨碍市场的优胜劣汰作用。 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问题贷不贷、贷多少 零人工干预 交给金融科技民营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事实上已不单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更是世界性难题。对于融资贵，刘尚希给出的破解建议，是依靠金融科技。“融资贵的问题，与风险定价有关，与信息不对称有关”，他认为，发展金融科技，是解决信息不对称，让风险可控的很好途径。在他看来，中小微企业的贷款，许多规模并不大，有些甚至仅数万元。但按以往传统的方式，金融机构要对企业的资信状况进行审查，审查成本又很高，又耗费时间。但发展金融科技，就可以对这类贷款做到零人工干预。“你可以掌握贷款企业的资信、支付情况、周转情况、生产经营等等信息，通过智能风控这种模型，动态去了解贷款企业的经营情况”，也就是说，应该贷还是不贷、贷多少、贷多久，这些过去靠人工去判断的问题，都来依靠人工智能模型来分析。“用智能风控，其实风险可以做到完全可控”，他称，而且成本低、效率高，其对金融机构来说也有盈利。刘尚希认为，金融科技是一种综合性的创新，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智能技术等，依托互联网，解决原有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依照当前金融科技的发展，实际上问题已经可以解决了，“只是要看怎样进一步去推广”。隐性债务不能等同于政府债务如何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也是此次全国“两会”受关注的话题。对此，刘尚希认为，地方隐性债务实际上只是“或有债务”。也就是说，其可能是政府债务，也可能不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不能把隐性债务视同政府债务”，因为隐性债务很多时候是国有企业融资平台的债务，这些平台的很多业务与公共基础设施等政府的政策目标有关，但毕竟不是政府直接举债。他称，这从法律角度来讲，只是政府的可能性债务。“地方隐性债务只是和政府有关联的债务”，也就是说，一旦出现重大风险的时候，政府可能负一些连带责任。但政府的责任有多大，取决于具体的情况，要具体分析是什么风险和危机，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因此，在他看来，要通过提高管理水平、预测水平，对隐性债务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进行全方位的监测，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把风险真正做到可控。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摄影报道编辑 刘宇鹏

就业是民生之本。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保居民就业的重要意义是什么？下一步，保居民就业应如何继续发力？适应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民生领域哪些改革要加快推进？记者采访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保居民就业是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关键一环，就业优先政策效果已初步显现记者：如何看待保居民就业的重要性？当前就业形势如何？刘尚希：保居民就业主要有两方面意义：保居民就业是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关键一环。就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民生保障。目前，工资是我国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个人和家庭的保障从根本上仍有赖于劳动收入。只有保住了市场主体，才能有效地保住居民就业，保住基本民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企业正常生产就能保障国家经济正常运行，就能给大家创造就业机会，大家有收入，家里就有了保障”。今年以来，中央及地方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出台了一系列实招硬招，比如加大信贷投放、减免增值税、减免部分社保费用、返还失业保险费等，维护了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稳住了经济大盘，也让千家万户端稳了“饭碗”。从主要就业指标看，1至8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81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6.8%；城镇调查失业率从2月份的峰值6.2%回落至8月份的5.6%。就业优先政策效果已初步显现。保居民就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方面。就业一头牵着消费，一头牵着供给。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提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供给、需求体系之间的连接点和发力点，就是就业。这是因为，一方面，就业大局稳定可以改善居民收入预期，提升消费意愿，是扩大最终消费、拉动内需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也为改善供给提供支撑。比如，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等瞄准市场需求的创业，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繁荣了国内市场；高科技企业、制造业企业等不断招贤纳士，与高技能人才之间实现良性互动，为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提供人力资本支撑。激发市场主体保居民就业的内生动力，为灵活就业扫清障碍记者：下一步，保居民就业应如何继续发力？刘尚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稳定转好，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民生得到有力保障。但从全球看，疫情还在进一步发展。国际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这种情况下，要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些，把解决问题的措施想得更周全长远些。前期为应对疫情冲击，我们出台了一系列财政、货币政策措施，接下来，要用改革激发市场的内生动力。保居民就业也应如此。保居民就业增内力，首先要廓清两个概念：一是看就业数量，也要看就业状态。目前，个体工商户、微型企业等灵活就业人员已占我国城镇就业人口半数左右，比如带货主播、网约车司机等，他们是劳动者也是供给方。未来制定就业政策，不能只看固定就业人群，还要兼顾这些灵活就业者，同时提高与扩大消费政策的协同性，促进供需适配。二是要创造岗位，更要创造环境。保居民就业不是简单地通过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创造就业岗位，或者直接出资购买岗位。从长期看，仍需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提高劳动力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人畅其流、人尽其才。同时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以市场经济沃土催生、哺育更多企业“金种子”长成参天大树。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梳理现有规章制度，为灵活就业等扫除障碍。保居民就业增内力，要把握三个抓手：一是重视农民工群体。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漂泊，大多岗位、收入不稳定，在劳动技能培训、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也面临困难。这影响其个人能力和收入提升，同时增加企业用工成本，降低全社会人力资本积累效率，抑制社会总需求。未来考察就业问题，既要看就业充分性，也要重视农民工群体就业的稳定性、平等性。二是重视小微企业。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战场，从长远看，通过扶持小微企业，鼓励创业创新，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招。帮助小微企业成长，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需加大精准滴灌力度，同时要促改革、强服务，鼓励民营银行发展，拓展普惠金融、产业链金融、数字金融，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三是用好新经济、新平台这些新职业、新岗位。人社部和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发布了9个新职业，其中“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互联网营销师”等新职业，“直播销售员”“互联网信息审核员”等新工种，都来自新经济、新平台。互联网催生了多样化的创业就业模式，直播带货等网络营销覆盖用户规模达到8亿人以上。数字技术发展为我们畅通供需、解决就业问题极大地拓展了空间，我们要敢用、善用、用好这些新职业、新岗位。持续改善民生，为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记者：适应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民生领域哪些改革要抓紧推进？刘尚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根本上讲是为了造福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与此同时，我们加快民生领域的社会改革，持续改善民生，也能为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加快建设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改善群众消费预期，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加快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促进教育平等，鼓励民办教育的发展。增进城乡儿童起点公平，缩小城乡人口之间能力差距、财富差距，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为缩小发展中的分配差距创造条件。加快科技体制改革，促进人才成长。我国科研人员总量世界第一，这是最宝贵的资源。要持续深化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赋予科研事业单位法人自主权，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潜心研究，增强科技创新的内生动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发展主动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厘清文化事业、产业边界，通过产业发展带动文化发展，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丰富文化产品的同时，增强文化自信、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城镇落户条件，深化政务服务便民化改革，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提高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动中央地方事权、财力、能力之间的匹配，合理配置各级政府之间的支出责任，强化辖区财政责任；深化转移支付制度改革，让“钱跟人走”、公共服务跟人走、政府投资跟人走，为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为人自身的发展提供支持；强化中长期预算改革，为其他领域改革提供引领和保障。（编辑 王鹤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