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科学研究所

招聘公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下属PPP研究所和北京亚太财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事业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一、单位简介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本院）是财政部直属科研事业单位、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研究风格独特，实力雄厚。多年来，本院紧密结合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围绕国家财政中心工作，在财经理论和政策研究、高端财经人才培养、政策方案评估、政策解读宣传和国际智库交流合作等领域主动积极开展工作，为国家治理建言献策，为财政决策提供智力支撑。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研究所（以下简称PPP研究所）是本院按照国家政策成立的新型科研平台，承担财政科研体制改革和管理机制创新的重任，依法开展PPP、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投融资规划等领域理论和政策研究；协同开展财政大数据应用研究和试点试验，承担“中国区域财政地图”项目建设、运营和管理。北京亚太财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亚太财科公司）是本院所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主要为地方政府和大型企业提供PPP、专项债、投资融资、绩效考核等专业咨询服务，为本院科学研究提供研究案例和实验基地，负责本院重大科研成果转化和项目试点试验工作。同时，还承担中国财政学会PPP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处的日常工作。为践行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提高科研水平和项目质量，PPP研究所和亚太财科公司一体化运行管理，技术资源共用，科研成果共享。二、招聘计划录用人员兼任PPP研究所相应岗位；特别优秀者经报备可担任公司高管职务。三、薪资待遇四、报名须知1. 应聘者通过网上邮件报名，将填写后的《招聘信息采集表》发送至zhaoy@ckyppp.com或wangsc@ckyppp.com，邮件标题为“姓名+岗位”，网上报名截止日期为2020年9月6日17时。本次招聘不接受其他形式报名。2. 每名应聘者限报1个岗位，可选择是否服从岗位调剂。3. 亚太财科公司和PPP研究所将通过资格审查、考察测试等程序，择优确定拟聘用人选。资格审查通过者，我们将以电话、短信或邮件等通讯方式通知应聘者参加测试。未通过者，不另行通知。体检标准依照《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4. 应聘者提交的《招聘信息采集表》必须真实、准确，不得刻意隐瞒。对于拟聘用人选，我们将对《招聘信息采集表》内容及诚信情况进行查验，一经发现虚假信息，将取消聘用资格。5. 对特别优秀者，岗位要求条件可适当放宽。6. 应聘者信息将被严格保密，所有资料恕不退还。7. 聘用人选确定后统一与亚太财科公司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书》；聘用期间，根据《劳动合同书》约定享受薪酬和社会保险等合法待遇。8. 本次招聘为社会化招聘，不解决编制，不解决进京户口，不解决住房。9. 工作地点在北京，根据情况可能阶段性派遣到外地合作机构进行人才交流。10. 联系电话：010-88191823，联系人：赵燕。五、应聘者基本资格条件1. 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思想品德，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2. 遵纪守法、作风正派，无违法违纪等不良记录。3. 热爱财政事业，工作认真负责、勤劳肯干、乐于奉献，恪守职业道德。4. 所学专业、学历与报考岗位的要求相符（须提供相关资质证书编号，以便查验）。5. 有较强的文字综合能力和交流表达能力，熟练掌握Word、Excel、WPS、PPT、图片及视频剪辑等基本办公软件操作方法。6. 在北京有居所。7. 身体健康，能接受出差等工作派遣，能适应各种主要交通工具。六、招聘岗位及具体要求（一）办公室主任岗（二）创新室主任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20年8月24日

每经记者：张钟尹 每经编辑：陈旭 易启江今日，全国两会大幕正式开启。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手段之一，财政政策历来是两会上最受关注的焦点，市场也高度期待即将推出的积极财政政策举措。今年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下行压力仍在加大。如何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按照中央的部署，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有为，将采取适当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等多方面措施。积极财政政策有多大空间？今年赤字率能到什么水平？债务规模有多大？货币政策有多大空间……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进行了专访。刘尚希告诉记者表示，中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从整体上把握，就是要对冲风险，比如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对冲企业经营困难、对冲疫情减收增支影响，以及对冲基层财政困难等。财政政策要针对“六保”精准发力NBD：受到疫情冲击，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随着当前复工复产达到正常水平，经济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财政收支形势？刘尚希：从今年前4个月的数据来看，受疫情冲击，经济、财政指标同比基本是下降的，只有金融相关指标等少部分同比增长。一季度经济增速同比下降6.8%，对我们国家来说，近40年罕见。数据来源：Wind值得关注的是，疫情的冲击还不仅仅只有一次，而是有两次。第一次是疫情在国内暴发所带来的冲击，第二次是全球疫情蔓延带来的冲击。这两次冲击叠加，放大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所以导致经济增速深度下滑。现在我国抗击疫情已经进入常态化阶段，而从经济指标来看，累计的数据仍然是同比下滑，只能说降幅收窄，还没到完全稳住的地步。中央对当前形势有非常科学精准的判断。4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两个“前所未有”：“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在4月17日这个时间节点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用两个“前所未有”来描述和判断当前的形势，我想这是经过周密研究得出的结论。近期我国财政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受疫情冲击，各地的税收大幅度下滑。半数以上省份的地方财政收入下降幅度超过10%，同时又有大量的刚性支出，如抗击疫情、救助企业和贫困家庭，部分地区为了恢复经济发放消费券等。这些都是必须要花的钱。数据来源：Wind在这种形势下，地方支出不断刚性化，收入却在急剧减少。数据来源：Wind当前，国内、国外不确定的形势叠加在一起，从经济社会的发展，到财政、金融运行，都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如果说长期来看中国发展面临着战略机遇期，那么短期这个较高风险的轨道也不能忽视，短期的判断恐怕也不能仅仅基于当前的数据，还要长远地看，将可能面临的高风险轨道综合衡量，来判断全年及以后的发展态势。NBD：中央提出要加大宏观调控对冲力度，全国两会即将召开，您认为财政政策方面将如何加大宏观调控对冲力度？刘尚希：我认为现在积极财政政策更富有前瞻性的考虑，不仅仅是考虑现在怎么办，更瞄准了未来的趋势，把现在怎么办和下一步怎么办整体考虑，以对未来风险情景的判断来指导当前的行动。站在明天看今天，从未来看现在。这就是风险思维，也是底线思维。财政政策应当成为风险管理的工具，对风险进行隔离、进行抑制，从而使得整个国家的公共风险最小化。只有转向这种风险管理，强化风险思维、风险意识，才有可能看到风险、知道风险在哪。中央提出的“六保”，我认为就是看到了六大风险点。就当前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六个风险点像灭火一样，相互隔离开来，避免它们串在一起，形成更大的火势。所以，我觉得当前财政政策要针对中央提出的“六保”发力，最大限度拓展政策空间，精准施策，让资金直达“六保”，让居民就业、市场主体、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的风险得到有效对冲，给经济社会注入更大确定性。中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从整体上把握，要旨就是要对冲风险。比如，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对冲企业经营困难、对冲疫情减收增支影响，以及对冲基层财政困难。政府要过紧日子 重点是调整优化支出结构NBD：两会临近，市场对“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高度关注，也非常期待一些新的刺激举措，您如何理解积极的财政政策？刘尚希：为了应对两个“前所未有”，在财政政策上要表现出一定力度，通常的理解是要加大财政支出规模。现在大家都很关心，今年赤字率到底能到多高的水平，债务规模有多大，社会上也有很多具体的建议和讨论。更关键的问题，还是政府扩大赤字增加债务以后用来做什么，如何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数据来源：Wind财政政策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手段之一，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可以将公共风险转化为一定程度的财政风险，以此来对冲公共风险，这是其他政策手段所不能比拟的。应当说，财政赤字、抗疫特别国债等政策工具，在拓展当前财政政策空间上是有积极作用的。具体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赤字率有多高，发债有多少；另一方面，同时强调政府要过紧日子。数据来源：Wind需要解释的是，政府过紧日子，是要大力调整优化支出结构，而不是说单纯地压缩支出。换句话说，基本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一定要保障，而一般性支出要压减，财政资金大力提质增效，要精打细算，把钱花得有效果，把钱用在刀刃上。另一方面，政府过紧日子，也就是要严格执行预算，在预算执行上要“以收定支”。这并不意味着，在制定政策和编制预算时也是“以收定支”，而是相反，以积极有为的姿态来编制国家预算，也就是“以支定收”，即扩大赤字和债务，以此对冲风险。NBD：中央提出要加大宏观调控对冲力度，财政、货币等政策要“打配合”，您如何看待未来货币政策的空间？刘尚希：自2018年以来，央行的资产是在萎缩的，今年4月份也比3月份减少，说明央行基础货币在被动收缩。这迫使央行降准来扩大货币乘数，增加广义货币M2，扩大商业银行可贷资金。但总的准备金率需要保持一定水平才能避免系统性风险，世界平均水平大概是13%。而我国的现实是法定和超额之和的准备金率大概是14%。即使是通过降准增加了货币供应，但能否注入实体经济仍有不确定性。按照常规，作为市场主体的商业银行本性是要规避风险，而不是越有风险越向前。这可能导致增加的货币在金融体系内空转。这需要财政这只手拉着商业银行往前走，诸如提供贷款贴息等。基础货币被动收缩，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可能已经出现通缩，4月份的PPI部分反映了这一点。宏观环境越是不确定，经济越可能出现通缩，传统货币政策的空间就会越小。这也是国外货币政策为什么突破传统方式，另辟蹊径实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原因。这时候，就越是需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行新的组合，协同对冲风险，保持国家宏观政策的更大对冲力度。每日经济新闻

来源：经济日报去年以来，我国出台实施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既为抗击疫情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恢复经济赢得了主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1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作出了部署。如何看待财政收支形势，减税降费、财政资金直达等政策下一步如何实施，就相关热点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白景明。记者：当前，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对经济发展有哪些现实意义？白景明：2020年中国经济在国际上“一枝独秀”，GDP迈上百万亿元新台阶，比2019年增长2.3%。由于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的基数大，2020年实现2.3%的增幅很不简单，充分反映出我国经济强大的韧性，也说明了我国经济有着强大内需支撑。只有紧抓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才能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稳步增长。中国是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内需广阔、深厚，历经40多年的改革开放，产业体系健全，居民收入不断增长，内需有较好基础，具备了内循环为主的条件。同时，要继续保持扩大开放的战略。通过吸引外资、推进经济全球化，实现中国和其他国家优势互补。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1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如何更加精准有效？白景明：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精准有效，要关注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财政政策具有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的作用，政策发挥作用是有条件和成本的，要把成本控制在低点。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发力点要放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堵点痛点难点上，特别是资金要用在解决迫切需要补上的短板上，放在外溢性强、社会效益高的领域。财力要向基层倾斜，解决基层财政困难问题，落实好“六稳”“六保”，特别是要解决基本公共服务问题，比如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第三，2020年，我国加大对地方的财力支持，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8.39万亿元，增长12.8%，增量和增幅为近年来最高，而且设立并实施资金直达机制。2021年，资金直达机制有必要扩大范围，将直接用于基层财力保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年初可直接分配的中央对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以及具备条件的专项转移支付也纳入直达范围。记者：受疫情影响，我国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出，特别是一些地方基层财政比较困难，如何看待、化解这一矛盾？白景明：收支矛盾可以说是财政管理上的一种常态。财政收入增长的客观约束比较强，主要来自于经济运行。同时，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是无限的。相对于对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和规模的要求，收支矛盾是长期化的。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财政在全球是稳健的。虽然收支矛盾问题存在，但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是有保障的。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和其他国家相比，做到这一点相当不容易。当然，相对于百姓对美好生活和公共福利增长的需要，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还有待提升水平、扩大规模。要坚持政府过紧日子，努力挖掘增收节支潜力，大力优化支出结构，保持预算平衡和财政稳定运行，支持做好“六稳”“六保”工作。记者：近年来，我国持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发挥了哪些作用，下一步如何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白景明：我国减税降费力度是非常大的，“十三五”时期累计减税降费规模达到7.6万亿元左右。特别是2020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规模预计超过2.5万亿元。减税降费是政府在“切蛋糕”的时候，把钱留给市场主体、留给居民。面对疫情冲击，对市场主体来讲，停工停产、减工减产和复工复产阶段恰好是现金流至为紧张时期，减税降费无疑是雪中送炭，增加了现金流，特别是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边际效用最大。在减税降费中，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是最大受益者。2021年，我国还会继续推进实施减税降费。当前，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宏观政策要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促进企业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今年减税降费的着力点，我理解还是激发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活力，持续实施深化增值税改革等制度性减税降费政策，继续执行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记者：2020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3.9%，如何看待财政收支形势？同时，“十四五”时期财税体制改革如何推进？白景明：2020年财政收入下降3.9%，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减税降费力度很大，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换来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二是在我国税收结构中，第三产业占一半以上，由于第三产业在疫情中受到较大冲击，引起税收的相应减少。应该看到，2020年随着经济持续稳定恢复，财政收入逐季回升，总体情况好于预期。2021年，预计我国财政收入会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但收支矛盾继续存在，支出压力比较大，需要进一步提质增效。“十四五”时期，财税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比如，要进一步健全现代财政制度，包括财政体制改革、政府间收入划分改革等。预算制度改革要全面深化，包括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等。在税制改革方面，个税等税种的改革要进一步推进，要加强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的衔接、协调。同时，要进一步完善支出政策、优化支出结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继续提质增效，打好三大攻坚战，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主动作为。来源：经济日报

来源：证券日报之声本报记者 包兴安12月11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尚希在证券日报社举办的第四届新时代资本论坛上表示，数字化和经济的金融化两个趋势会改变金融生态，也会改变资本市场。刘尚希表示，第一个趋势就是数字化，被称之为数字革命。有的认为数字化仅仅是工业革命的第四次技术革命，这么去理解数字化，可能有点低估了它的价值、作用和意义。刘尚希认为，数字化带来的这一场数字革命，应当放在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去看待它。因为数字革命在不断颠覆工业化时代所构建的诸多不确定性，在不断的颠覆工业化时代构建的规则和秩序，也在颠覆工业化时代所建立的各种各样的组织，像企业、金融，其实在数字化的条件下都发生了巨变。数字化对市场主体，对投资者，对所有的市场参与者，还有监管部门等，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第二个趋势是经济的金融化，金融化不仅仅是经济的金融化，还有财富在金融化，社会在金融化，甚至财政也在金融化。这个金融化可以说我们的货币政策越来越结构化，这本身就表明财政也在金融化，就是一些财政的职能，可以由货币政策来担当行使。”刘尚希说。刘尚希认为，这两大趋势所带来的这种颠覆性的影响，就意味着很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要重新去定义什么是资本、金融、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等。刘尚希说，总之，现在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是一个风险的时代，也是一个构建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重新定义的时代。挑战和机遇都是前所未有的，只有顺应这个大的时代潮流，才能构建起中国强大的资本市场，真正服务国家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编辑 上官梦露）

2020年5月8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在京召开“战略合作单位形势座谈会”（视频会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出席会议并做总结讲话，副院长傅志华主持会议。在主题发言环节，北京市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郝玉清、昆山市财政局副局长王剑明、成都市财政局副局长王朝晖，黄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何毅、南昌市财政局局长万昱原、松原市政协副主席兼财政局局长王远夫、北京用友政务软件公司战略合作总监刘冰艳、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黎明、北京易华录公司高级副总裁高辉、金蝶天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加庆等，依次围绕“当前疫情冲击影响下，地方财政经济运行形势、遇到的困难及需要从政策角度研究的问题，当前企业及所属行业运行情况、遇到的困难、需要从政策角度研究的问题及相关政策建议”等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会代表深入分析研判当前的经济财政形势，从地方的角度、企业的角度，反映出当前面临的困难、风险和挑战，以及疫情的发展对经济社会稳健运行可能产生的冲击。探讨了应对冲击，防范风险，更好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措施。提出了下一步要坚持防控并举，科学优化已出台的防控措施，为复产达产提供政策保障，以及加大政府对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投入的政策引导等建议。刘尚希院长在总结讲话中指出，经过这次疫情冲击，当前的形势非常严峻复杂，我国已经进入一个高风险的发展轨道，即未来我国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在扩大。这次疫情冲击，给地方政府和企业带来的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任何一个地方政府或者企业都要用整体观的视野审视面临的风险和机遇，所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因此，地方的发展、企业的发展，都要放到全国、全球，甚至全人类的高度来观察变化的趋势以及其中蕴含的各种机遇，并找到对策，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构建发展的确定性，从而把握发展的主动权，转危为机。疫情冲击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亮点，即线上活动变得更为活跃，促进了线上模式与平台的发展，加快了传统企业的解构和平台性企业的构建。面对数字化转型的趋势，地方政府如何迎头赶上数字化的浪潮，而不是被数字鸿沟贻误发展良机，这需要一些战略预判。从这个角度看，疫情的冲击也带来了发展的动力和机遇。财科院的战略合作也是力求从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先行一步，为我国的数字化革命贡献作为高端智库的一份力量。南昌市政府副秘书长李勇等财科院战略合作单位领导，及财科院研究人员共60余人在线参与研讨。近年来，财科院稳步推进对外战略合作，除与国（境）外科研智库机构开展合作之外，与国内相关部门机构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战略合作，以期实现共赢，共谋发展。包括，与北京市财政局合作成立北京分院，与江苏昆山市财政局、四川成都市财政局、安徽黄山市政府合作成立科研基地，与吉林松原市，江西南昌市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与用友集团、中国华录集团、金蝶集团、农科院农经所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面试（试讲）公告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接收留学回国人员公告》相关要求，现将本次面试（试讲）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面试（试讲）确认以邮件方式通知进入面试（试讲）名单的考生。请考生于2020年10月28日下午17:00前确认是否参加面试（试讲），确认方式为发送电子邮件，要求如下：（一）邮件发至zgckyrsc@163.com（二）邮件标题为：1. 确认参加面试（试讲）+岗位名称+姓名。2. 放弃参加面试（试讲）+岗位名称+姓名。逾期未确认的，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试讲）资格。二、面试（试讲）时间和地点面试（试讲）将采取现场方式进行。试讲定于2020年10月31日进行，开始时间为下午14:00。请考生按照通知安排于当日下午13:30前签到候考。对未按规定时间签到候考的考生，取消其试讲资格。面试定于2020年10月31日进行，开始时间为下午16:00。请考生按照通知安排于当日下午15:30前签到候考。对未按规定时间签到候考的考生，取消其面试资格。试讲、面试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航天桥西南角）11层1121会议室（考生进入大厦后乘坐右翼电梯）。三、注意事项（一）面试（试讲）前，请考生携带本人身份证核实身份。凡有关材料主要信息不实的，取消面试（试讲）资格。（二）面试结束后，按照笔试、试讲和面试的综合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依照接收计划1:1的比例确定体检考察人选。参加面试（试讲）人数与接收计划数比例低于3:1的岗位，考生面试（试讲）成绩应达到75分的合格分数线，方可作为体检考察人选。（三）体检考察具体安排另行通知。（四）根据北京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参加面试（试讲）的考生需提供当日“北京健康宝”绿码，以备现场展示，进入面试（试讲）地点必须佩戴口罩、主动接受体温测量。考生如果在面试（试讲）过程中出现发烧等突发情况，应立即主动报告工作人员，并由工作人员陪同到医务室接受检查。咨询电话：（010）88191157特此公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20年10月27日

2021年3月30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与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在京举行签约仪式，财科院院长刘尚希与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院长秦荣生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财科院与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将在“智库建设、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等领域开展深度战略合作，建立长效、务实的合作机制，积极探讨财政、会计等领域的政策性和前瞻性问题，加强在研究生和博士后联合培养、会计学科建设、联合组织培训等领域的合作。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学硬件配置完善，培训和远程教育经验丰富，财科院师资雄厚，政策理论研究风格独特，并在高端智库建设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双方的紧密合作将整合共享各自优势资源，实现共赢发展。当日，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召开，刘尚希院长应邀出席会议并当选为副主任委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财政部原党组成员、部长助理赵鸣骥出席会议。国家会计学院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李先忠首先宣读了财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会计学院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程丽华向大会发来的贺信，并代表国家会计学院董事会办公室，对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的成立表示祝贺。

来源：证券日报之声本报记者 包兴安12月11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尚希在《证券日报》社举办的第四届新时代资本论坛上表示，数字化和经济的金融化两个趋势会改变金融生态，也会改变资本市场。刘尚希表示，第一个趋势就是数字化，被称之为数字革命。有的认为数字化仅仅是工业革命的第四次技术革命，这么去理解数字化，可能有点低估了它的价值、作用和意义。刘尚希认为，数字化带来的这一场数字革命，应当放在和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去看待它。因为数字革命在不断颠覆工业化时代所构建的诸多不确定性，在不断地颠覆工业化时代构建的规则和秩序，也在颠覆工业化时代所建立的各种各样的组织，像企业、金融，其实在数字化的条件下都发生了巨变。数字化对市场主体，对投资者，对所有的市场参与者，还有监管部门等，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第二个趋势是经济的金融化，金融化不仅仅是经济的金融化，而是财富在金融化，社会在金融化，甚至财政也在金融化。这个金融化可以说我们的货币政策越来越结构化，这本身就表明财政也在金融化，就是一些财政的职能，是由货币政策来担当行使的。”刘尚希说。刘尚希说，总之，现在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是一个风险的时代；也是一个构建的时代，同时意味着也是一个重新定义的时代。挑战和机遇都是前所未有的，只有顺应这个大的时代潮流，才能构建起中国强大的资本市场，真正服务国家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的大暴发，多国推出“史无前例”的经济刺激政策。4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为中国宏观政策定调：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4月27日在一场会议上发言表示，可以用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适度地实现赤字的货币化，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结合成一种新的组合，以缓解当前财政的困难，也可以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问题。在理论层面，经济停滞的高杀伤力和捉襟见肘的政策空间迫使一些国家对“现代货币理论”(MMT)进行了大胆地尝试。与此同时，这场发端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讨论引爆学界，由此引申出对于中国经济形势判断、央行独立性，乃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一系列攸关中国经济之大问题的热烈争论，而目前学界反对刘尚希的声音居多。为何在这个时机提出如此“极端”的想法?提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出发点是什么?“赤字货币化”能够破解中国经济哪些痛点?如何看待各方对“赤字货币化”的批驳?对此，刘尚希院长接受了澎湃新闻专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判断是关键澎湃新闻：你近日提出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在业内引发热议。部分学者认为，当前中国还并没走到这一步，并未出现一些欧美国家那样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经济深度衰退的情形，所以并不需要采取如此极端的政策。刘尚希：还是要看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这既不是根据国外的理论，也不是照搬国外的做法。关键是看我们国家现在是什么情况，对当前的形势怎么判断。说我们现在没有到欧美那一步，这是如何判断的?是不是认为现在形势还不错?今年一季度全国GDP下降6.8%，二季度是否能马上反弹、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正增长?这就涉及到对当前形势的判断。每个人对形势判断不太一样。有的比较乐观，有的认为确实有风险，但还不是那么严重。这部分人可能认为，中国的疫情不像欧美那么严重，复工复产的指标看上去都挺好，4月份的M2增速还达到了11.1%，社会融资增长不错，流动性也很充裕，等等。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关键是要看到实质问题。其实，中央对形势有一个非常科学精准的判断。4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的两个“前所未有”：“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在4月17日这个时间节点上，中央政治局会议用两个“前所未有”来描述和判断当前的形势，我想这是经过周密研究得出的结论。中央对形势的判断是“前所未有”。我们应深入理解其深刻含义。如果不在这个上面下功夫，仅凭表面现象或是过去的经验对当前形势作出判断，认为还没到那一步、问题还没有严重到那种程度。就像不能等到人病危时才去抢救，而是要在病危之前就采取措施。我们现在受到疫情的冲击，这不是一场小病，不是一个小的冲击，输入性风险越来越大，这不只是疫情，而是经济、社会、政治等全方位的输入性风险。“前所未有的冲击”“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样的用词表明，这个形势是多么严峻。我想部分业内人士对中央判断的理解还不是很透彻。当然我们对国家长期发展的基本面要有信心，可有信心不等于不需要采取断然的措施，而是恰恰相反，需要采取与“大变局”“大冲击”相匹配的大规模的政策应对和全面的深化改革。只用通过不懈努力，才能构建国家发展的确定性。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要回到中央对形势的判断上来。中央的分析判断毕竟是站在全局和整体的角度，比我们掌握的信息量要多得多。怎么把中央对形势的判断转化成政策方案和改革措施?当前这项工作还在进行之中。但我想，不能按照老的政策框架，按原有的政策路径来思考，否则，与中央研究判断的形势不相匹配。地方债的问题是体制性的澎湃新闻：很多人担心，一旦财政赤字货币化道路开启，未来是否有可能被用来为地方债买单?刘尚希：这里我可以补充说明一下当前的财政状况。财政实际上到了非常困难的地步，疫情冲击下，各地的税收大幅度下滑。半数以上省份的地方财政收入下降幅度超过10%，同时又有大量的刚性支出，如抗击疫情、救助企业和贫困家庭，部分地区为了恢复经济发放消费券等等。这些都是必须要花的钱。在这种形势下，地方支出在不断刚性化，收入却在急剧减少。另一方面，2020年不少地方遇到了偿债的高峰，不少地方的偿本付息规模今年达到了千亿级。钱从哪来?要么只能违约，这样可能会形成一连串的市场反应，这会对市场信心形成打击。显然地方政府也不想违约，地方国企和城投公司也不能违约，因为这会影响一个地方的投资环境。怎么办?不能贷款，而专项债不能用于这些刚性支出，只能用于有一定现金流的项目，而这样的项目实际上越来越少。澎湃新闻：从发行规模来看，今年专项债的发行不断扩容，而且目标就是提效发力稳投资，这仍然不够吗?刘尚希：专项债并不计入财政赤字，而是对应政府性基金预算，很多地方的专项债规模已经超出基金预算规模了。有些地方变相地把它变成一般债，因为找不到有现金流的项目，就只能编。这不是个别现象。对地方来说也是无奈之举，甚至有的地方干脆拒绝越来越多的专项债指标。地方已经到了“无米下锅”的程度，专项债不能用于抗疫的刚性支出。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有的地方政府就与银行、地方平台机构、地方国企玩起了新的游戏，联手解决融资问题，变成了盘活资产的非税收入。这些非税收入可以弥补一部分资金缺口，但杯水车薪。有些地方的非税收入占到地方财政收入比例的30%-40%。在国企混改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盘活国有资产还是要借助银行贷款或影子银行通道，形成新的或有债务风险。扩大地方专项债，未必能解决当前中小微企业困难和保市场主体、保居民就业等“六保”的任务。澎湃新闻：大家比较关心地方债的问题，因为过去两年，中国最重要的潜在系统性金融风险之一就来自地方政府债务。刘尚希：地方债的风险并没有真正化解，还是搁在那里，这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本来寄希望于用时间来慢慢化解的，可疫情出其不意来袭，没给我们这个时间。现在地方政府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只能东挪西借、东拼西凑。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怎么按照中央要求应对疫情的冲击?有些地方政府确实有钱，那时是因为专项债的钱花不出去。有的没办法，只能跟企业合作去搞其他的市场投资。因为专项债对项目现金流有要求，现有项目满足不了，就只能去找市场主体合作，去市场上找项目。坚持市场化方向，本来应该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让民间资本有更多机会，有的却被政府挤了出去。加大中央转移支付力度，可中央的钱从哪来?全国财政收入在急剧萎缩，只能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但让商业机构和老百姓去购买，若大规模发债，从总量上、利率上看，会对市场产生“挤出效应”，信贷资金减少，市场融资成本上升。当然，货币政策配合“放水”，市场流动性指标会上升，但无论怎样扩大货币供应，也很难到达实体企业，从而实现保市场主体、保就业的目标。尤其是对中小微企业的救助，让商业银行去做这种高风险、高成本、低收益的事情，它们是不情愿的。即便下行政命令也可能仅停留在指标上。2015年以来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比是下降的，这也就证明了没有财政政策的协同，单靠货币政策无法真正帮助几千万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对大企业是畅通的，对国企是畅通的，但对几千万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来说是不畅通的，这是个事实。在国家利益面前，没有部门利益澎湃新闻：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认为，中国的银行体系尽管在信贷的公平性上存在问题，但传导机制是正常的。刘尚希：过去大家都在讨论“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问题，主要是针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以及对几千万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融资难、融资贵来说的，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好，金融供给侧改革仍要加大力度。面对“前所未有”的冲击，若财政政策在赤字、债务方面仍按照常规做法来严格约束，那就只能靠独立的货币政策来独立抗。大规模地通过市场发行国债，会产生挤出效应，市场资金会因此减少，利率也会隐性提高。国债能否发出去，关键看利率。老百姓愿意买国债是因为国债收益率较高。理财收益率下来了，存款利率又很低，国债利率高的话，大家当然愿意买。但是如果国债利率高，财政的成本也高了，而且通过国债收益率曲线会影响基准利率，从而抬高市场融资成本，也加重纳税人未来的负担，对纳税人预期形成负面影响。按照理性预期理论，行为主体取向改变，这会使财政减税降费、提高赤字率等措施大打折扣，甚至失效。自2018年以来，央行的资产是在萎缩的，即使在今年4月份也比3月份减少，说明央行基础货币在被动收缩，这如何解释?这迫使央行降准来扩大货币乘数，扩大商业银行可贷资金。但降准的空间还有多大?准备金率需要保持一定水平才能避免系统性风险，世界平均水平大概是13%。而我国的现实是法定和超额之和的准备金率大概是14%。基础货币被动收缩，只能说明我国的通缩已经开始了，4月份的PPI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宏观环境越是高度不确定，经济越是通缩，传统货币政策的空间就越小。这也是国外货币政策为什么突破传统另辟蹊径的原因。一季度全国GDP是负增长，各行业也是下降的，唯独金融业却同比增长6%。怎么解释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融资成本降低还是提高了?金融业一枝独秀，只能说明金融交易在增长，而实体交易在萎缩。这意味着货币供应增加，扩大的是金融交易。所以当前的问题并不是说基于什么理论，而是要从现实出发。当前的现实情况是，风险已经非常大了，从全球来看已经是在一场危机之中。在这个非常严峻的形势下，再按照过去的套路，就无法以应有的政策规模去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冲击，无法去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形成共识。首先，不要从学科、部门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站在国家整体安全角度来思考，如何做更有利于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我提出“财政赤字货币化”时强调了这是特殊时期的应对，也强调了是“适度”。但有些人把“适度”去掉了，或是把“特殊情况下应对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个前提去掉了，最后变成我们要无限量的货币供应，我们要步西方国家的后尘，描绘出一个“恶性通货膨胀，老百姓遭殃”的恐怖情景。很显然，这不是在分析研究问题。澎湃新闻：也有人认为此次的争论是部门利益之争。刘尚希：在国家利益面前，没有部门利益。如果在国家利益面前还讲部门利益，就是没有大局观，这与中央反复讲“大局意识”是相违背的。提出适度的赤字货币化建议，绝不代表什么部门利益，只是一个学者就财政货币政策新组合的一个建议而已。关于财政赤字适度货币化违反《中国人民银行法》的问题，这可以想办法，任何法律都要与时俱进。若以是否违法来判断学术命题和对策建议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那许多改革也就不要讨论了。还有部分人担心央行独立性的问题。央行作为一个机构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都是相对的，央行的独立性还是要看国家的整体需要，央行并非“国中之国”。我国的央行表面上看是国务院的一个行政机构，实际是在国家预算体系之外，自己赚钱自己花，更像是一个央企。在这一点上，倒是有点像国外央行，作为一个公共公司来运作。就此而言，我国央行的独立性其实是很强的。有人说银行信用跟国家信用(政府)不是一回事，细分确实有别。但没有国家信用，哪来的中央银行信用?央行的印钞权难道与国家信用无关?法定货币的流通是需要国家权力来背书的。至于作为商业机构的银行信用则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财政和金融都离不开国家信用。国债发行依靠的是国家信用，央行发行的信用货币也是基于国家信用。这次的争论让我想到上个世纪80年代，关于财政赤字是否有害的争论。“赤字有害论”是当时大多数人的观点，认为财政必须平衡，不能搞财政赤字，赤字是有害的。现在来看，赤字有害还是无害?赤字并不意味着无度，凡事都是有度的。中国人讲究凡事有度，物极必反。赤字货币化必然会是无度的操作吗?那只是一种想象而已。当前正面临两个“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需要有与“前所未有”相匹配的大政策。我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考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新组合的。澎湃新闻：如果赤字货币化道路开启，是否也可能意味着，最终要央行印钞为地方债务兜底?刘尚希：这不是为谁兜底的问题，而是先要解决问题。退一步说，即便央行兜底又如何?如果有助于经济社会的恢复，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有利于对冲当前的巨大风险和潜在危机，又有何不可呢?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能是在不同风险之中来进行权衡。适度的赤字货币化，财政可以更好地与银行协同来保市场主体、保供应链产业链和保就业等“六保”任务，避免中小微企业大量退出市场、保障贫困人口基本生活。另外，财政不仅仅要讲经济效率，还要促进社会公平。尤其在疫情冲击下，受到冲击最大的是中小微企业、个体经营者和低收入阶层。在这样的巨大冲击下，需要向社会公平倾斜。“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包括了公平正义。在疫情的冲击下，如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如果商业银行、央行都能去履行这样的职能，那也就不需要财政了。财政就像一根扁担，必须挑两头：一头是经济效率，另一头是社会公平。在当前的条件下怎么做到底线公平，也就是生存的问题，这是需要财政来支撑的。中国有2000多万的贫困人口通过外出打工实现脱贫。因为疫情的冲击，相当一部分人群无法再外出打工，这就意味着他们将面临返贫的风险。脱贫攻坚的目标今年必须完成，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指标。要解决这些问题，钱从哪来?若无法增加财政收入，就只能减少支出。如果收缩财政支出，在眼下出现通缩信号的情况下，会让当前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其次是向市场发债，但这对市场会有挤出效应;再次就是通过央行，适当的货币化。央行可以提供5万亿元规模的铸币税澎湃新闻：你认为赤字货币化的规模要达到多少比较合适?刘尚希：我没有足够的数据作精确的计算。我的估算是，央行可以提供5万亿元规模的铸币税，以购买国债的方式为财政融资可以分次实施，不必一次到位。这比向市场发行5万亿元的债券、或未来征收5万亿元的税收更有利。这个办法更有利于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和经济启动难的问题，有利于实现中央确定的任务和目标。这也更有利于通过财政手段去配合金融手段，金融手段毕竟不能违反市场规则。财政分担一部分风险，鼓励商业银行去支持市场主体，调整信贷投向。“六保”离不开货币政策和商业银行，但更需要财政发挥作用，而财政手里又没有钱。如果货币政策唱独角戏，是难以完成六保任务的。必须采取财政金融紧密结合的办法，形成新形势下的新的组合，即适度的赤字货币化。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不限量。因为这还需要通过全国人大审查批准才能实施，不能想搞就搞。澎湃新闻：你认为为了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可以修订的?刘尚希：当然。法律也需要与时俱进。任何规则、法律都应当适合新时代的要求，过去经验教训得来的法律成果不一定适用现在和未来，不能刻舟求剑。不能总是幻想，未来是在历史和现在的延长线上。法律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而存在的，尤其是在这样的重大危机面前，法律不能教条化。【来源：大河财立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