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研究杂志怎么样

编者按：当前我国正经历经济转型、制度变迁的特殊阶段，加之随着信息技术变革、人类步入互联网时代，我国会计审计与公司财务领域正面临什么挑战？处于怎样的现状？有何趋势？未来又存在哪些关键问题？2016年9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数理科学部和政策局在成都联合召开了主题为“会计审计与公司财务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第161期双清论坛。会上来自国内23所高校的49余位专家学者对以上问题如何认识呢？本次推文通过介绍靳庆鲁、孟庆峰、王艳艳、吴育辉、顾远东、吴刚以该论坛探讨为基础所作的《互联网时代和中国制度下的会计审计与公司财务研究》，带领大家了解当前我国企业会计审计与财务行为面临的重要制度与时代特征约束、会计审计与公司财务领域的研究现状与趋势、以及未来会计审计与公司财务领域的关键科学问题。二、讨论：这篇文章开篇以我国特殊体制下经济转型与信息技术变革及互联网发展背景为契机，探讨这些情境将为我国会计审计与公司财务领域的研究与发展带来怎样的机遇。通过分析我国正在进行的行政体制经济制度改革、恰逢经济新常态及互联网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现实情况，讲述对我国会计审计和公司财务领域理论和实践发展构成的“双重挑战”。那么，我们现状如何、又要如何发展呢？在现状方面，文章对国内外研究动态做了如下阐述。首先通过介绍制度环境与会计审计及公司财务问题的研究现状与趋势，强调部分制度因素怎样直接或间接影响公司会计审计与公司财务行为。同时点明现有文献大多从法律属性、产权保护、政治制度、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非正式制度等层面对我国会计审计及公司财务如何影响进行研究。其次，文章介绍了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会计审计及公司财务领域研究带来的挑战。现今，国内外关于该方面研究都处于起步阶段、仅有少量相关文献，这个方面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最后，文章对会计审计及公司财务领域与宏观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现状趋势予以概括，指出我们当前的研究方向已经从单纯的“微观—微观”、“宏观—微观”拓展到了“微观—宏观”层面，学术界逐渐开始关注微观会计信息与宏观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在上述对当下背景及学术界研究现状分别阐述之后，作者依次介绍了此次论坛上专家学者聚焦的主要核心内容。第一部分对制度变迁与会计审计问题研究进行讨论，与现有研究方向基本一致、该分论坛围绕政企关系、产权制度改革以及会计准则制定等方面与公司会计审计行为的关系进行了讨论；第二部分则讨论会计审计与企业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这部分内容与前述“微观”间及“微观”和“宏观”间关系的研究相呼应；第三部分着重研究时下全球热点关注的移动互联网下公司财务行为，讨论信息技术发展中信息披露与信息传递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第四部分关注中国制度背景下公司财务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结合我国经济转型大背景深入分析我国制度变迁及市场监管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影响；第五部分侧重于我国资本市场独特行为特征研究，如15、16年的市场股灾、关系型交易与资本市场的交互作用以及中介机构者对公司财务的影响等。文末，作者凝练了今后研究的五个关键科学问题，并指出我们的未来研究需立足学科优势、充分挖掘出微观数据信息含金量，在基于中国情境下构建我们独有的理论，倡导在当前国际上较为欠缺的考察互联网或社交媒体如何影响企业会计审计和财务行为或股价表现的研究方面做出开创性理论、借此实现理论的跨越式发展。作为一篇基于学术会议探讨上的思考，靳庆鲁等人从宏观、全局的角度对会议主题予以系统讨论，清晰地刻画了当前现状和问题、并为我国学术界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这次会议也强调，学术界关于会计、审计和公司财务的研究必须基于我国特殊制度环境背景、结合当下发展环境，必须紧扣时下来实现价值。这篇会议纪要给小编带来很多启发。学术研究来源于现实取材，我们关于相关领域的研究选题必须到现实背景中寻找灵感；我们需要对政策出台与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保持敏感性，多思考宏观政策及环境的变化会给企业带来怎样的改变、多关注经济环境与科技环境的改变对企业会计审计带来了何种影响。理论研究是为了服务和引领现实，朝着不断完善当前理论研究的方向努力、对政府制定政策和企业发展提供建议。我国正处于制度更迭的重要时期，从货币政策、税收政策、限薪令，到十八大加大反腐力度、全面营改增的推行等，都为对经济环境有高度敏感性的会计审计和财务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绝佳的探索机会，这是丰富现有理论的契机、同时具有重要指导现实的实践意义。近期正值两会圆满落幕，让我们共同重视起对经济制度环境及时事政策的关注、不要只把目光停在书本和文献上啦。三、知识链接：互联网发展背景下财务会计领域应何所为？当今世界，企业互联网化持续发酵，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新技术正迅速发展和被应用，诸多企业通过借助这些新技术不断加速转型升级。“秒创新”的技术革新、颠覆性的商业变化、日益紧密的产业互联网，这些新现象都昭示着企业管理已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传统管理模式日益显得封闭、落后、僵化，而作为企业管理的重心——以财务会计为主的财务管理模式，也迫切需要结合形势做出变革调整。一方面，在“互联网+”推动下、企业财务会计系统的运行环境与内容已然巨变。互联网技术进步在客观上为会计技术发展提供了新支撑，但当前该领域的理论更新还不足以满足高速互联网发展变化的要求，会计信息化与时俱进离不开会计理论创新。同时会计的法律法规及准则制度想跟上并适应各方面需求，也要求我们必须提升会计理论更新的速度。另一方面，互联网高速发展环境中我们还应特别注意财务会计信息的安全问题。在此进程中，会计信息系统面临巨大风险、安全问题频发。这就要求企业建立健全自身内部控制机制、完善安全保密系统，同时还应实注意强化内部信息安全保障措施。例如对系统软件进行定期的预防性检查、采取防火墙技术预防病毒、对数据加密等。大势所趋的互联网发展下，时代的进步不仅为我们带来各种可能和机遇、也是我们面临新的问题及挑战。我们不仅要把握好互联网迅猛发展带来的新可能、也应留心处理好于此同时呼啸而来的风险和隐患。期刊来源：靳庆鲁，孟庆峰，顾远东，吴刚，王艳艳，吴育辉.互联网时代和中国制度下的会计审计与公司财务研究[J].中国科学基金,2017(03):287-296文章为研究生阶段学习所用，仅为个人观点，如有不当，敬请指出，一起学习！

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讯 5月12日，中超俱乐部天津天海正式宣布俱乐部解散，退出中超。天海在公告中表示，鉴于俱乐部的财务状况到了难以为继的绝境，根本无力维持俱乐部的正常运营。图片来源：天津天海官方微博天津天海的前身是天津权健，于16/17赛季升上中超。自前投资方权健集团被立案调查以来，天海的生存和发展一直备受关注。“解散”“欠薪”等传闻一度甚嚣尘上。由于俱乐部本身的债务问题以及疫情导致中超联赛推迟的影响，天海俱乐部的运营受到了严重影响。此前，天津天海于3月5日发布公告称，俱乐部难以维持球队整个赛季的正常运营，即日起对外招募合适的转让对象，将以0元转让费的方式转让俱乐部100%股权，转让截止期限为3月14日。在截止日期的前一天，3月13日，天津天海在官微宣布，将全部股权转让给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5月11日傍晚，俱乐部教练组组长李玮锋发表长微博告别。“到了不得不说再见的时刻，心中有遗憾与亏欠。遗憾曾经的希望破灭了，亏欠，则是对队员们的。”（编辑：杨琳）

2019年，银监会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纳入大型银行管理，这样就有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以下分别称为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和邮储）六家全国性大型银行。加之由招商银行、中信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平安银行、浙商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等12家银行组成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以下分别称为招商、中信、浦发、民生、光大、兴业、华夏、广发、平安、浙商、恒丰、渤海，统一称为股份制银行），构成我国现有的全国性商业银行。虽然家数有限，但却是中国银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恒丰银行尚未披露年报，因此，本报告以其余17家银行2018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将从资本、资产、盈利以及流动性四个维度进行分析。资本状况2018年，全球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加剧，增长势头有所放缓，国际金融市场波动较大；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重，金融风险逐渐暴露；金融监管从严，资管新规逐步落地，表外业务回到表内，同业受到压缩，处置不良资产压力增大。以上种种因素对银行业资本充足性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各大银行都在想尽办法增加资本，提供资本充足率。2018年是《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规定的银行资本达标的最后一年。全国性银行在资本补充上进行了诸多努力。这一年，有12家全国性银行启动了资本补充计划。或定向增发，或发行优先股，或发行二级资本工具。得益于资本补充，2018年全国性商业银行的资本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全部达到了监管要求。浙商试图回归A股，实现A+H两地同时上市，并于2018年6月于A股递交招股说明书，目前还在排队之中。2019年6月，邮储递交招股说明书，如果回归A股成功，则国有六大行“A+H”模式将基本确立。(见表1)表1 2018年全国性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情况注：1. 浙商银行的筹资额单位为亿港元。2. 中国银行境内优先股的筹资净额仅为第一期的数额。资料来源：根据各银行年报及其网站公开资料整理2018年末，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03%，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58%，资本充足率为14.20%，杠杆率为6.73%，较2017年底均有所上升，总体保持稳健。下面将详细分析17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资本情况。图1 2017～2018年全国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情况如图1所示，资本充足率最高的是建行（17.19%），最低的是平安（11.5%）。广发于2019年初完成了300亿元的定向增发，使其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和资本充足率均提高了1个百分点左右。相较去年，仅有两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有所下滑，上升幅度最大的是建行（增长1.69个百分点）和浦发（增长1.65个百分点）。多家银行通过扩充二级资本手段，有效提高了资本充足率。平安资本充足率虽较去年有所上涨，但面临的资本压力仍然较重。（见图1）在一级资本充足率方面，建行保持第一（14.42%），渤海为最后一名（8.61%）。相对2017年，总共有3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有所下跌，增长幅度最大的为广发（增长1.4个百分点），其300亿增资计划使其一举拉开了与监管红线的距离，其次为邮储（增长1.21个百分点）。此外，华夏在年末也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增资，其一级资本充足率增长了1.06个百分点。虽然大型银行整体保持稳健，但股份制银行，尤其是未上市的股份制银行面临的监管压力则要大得多。其中，渤海勉强满足监管要求，但也只比监管红线高0.11个百分点。（见图2）图2 2017～2018年全国性商业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情况在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方面，建行依旧位列第一（13.83%），浙商排名最低（8.38%）。总体而言，均保持在监管红线上方一定空间。仅有两家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水平相较2017年有所下滑，增长幅度最大的为广发（增长1.4个百分点）。光大积极的信贷扩张使其资本情况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化（降低0.41个百分点），但总体较为稳健。在这三个充足率中，国有六大行总体上领跑其他银行，股份制银行中仅有招行表现较为突出，能够达到国有大行水平。邮储各指标总体落后于其他国有大行，在杠杆率方面尤其明显，仅略高于渤海。（见图3）图3 2017～2018年全国性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情况图4 2017～2018年全国性商业银行杠杆率情况杠杆率方面，17家银行全部达到了4%的监管要求，总体较2017年有所上升。杠杆率最高的为建行（8.05%），最低的为渤海（4.52%）。华夏（增长1.21个百分点）和广发（增长1.01个百分点）的增长幅度较为突出，华夏也是股份制银行中杠杆率水平最高的银行（7.06%）。仅有三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杠杆率较2017年有所下降。（见图4）2019年，资本补充的压力仍然很大，但不少银行已经在资本补充方面取得一定成效。除了2018年预案公告的资本补充方案正在有序推进和完成之外，2019年也有很多银行公布了新的资本补充方案。（见表2）表2 2019年全国性银行资本补充情况资料来源：根据各银行年报及其网站公开资料整理监管部门也在积极鼓励资本工具创新。2018年12月25日，金融委办公室提出推动尽快启动永续债发行。2019年，中行成为首家发行永续债的全国性商业银行。非上市银行发行永续债松绑后，渤海也宣布了不超过300亿的永续债发行计划。（见表3）表3 2019年全国性银行永续债发行情况注：中国银行的永续债筹资净额仅为第一期的筹资数额。资料来源：根据各银行年报及其网站公开资料整理资产质量截止2018年底，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额有所增加，不良贷款率相较去年增长了0.09个百分点，达到1.83%。但关注类贷款占比有所下降，从3.49%下降到3.13%，拨备覆盖率和贷款拨备率均继续回升，分别达到186.31%和3.41%，较去年分别增长了4.89和0.25个百分点。关于全国性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我们将从不良贷款、风险抵补能力、贷款集中度三个方面分析其资产质量情况。（见图5、图6）图5 2014～2018年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情况图6 2014～2018年商业银行拨备水平情况全国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情况图7、图8分别列示了近三年17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总体而言，由于规模上的差异，除邮储外其他国有大行的不良贷款余额显著高于股份制银行。从不良贷款余额近三年的变化趋势来看，除个别银行外（招行、浦发），股份制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增幅普遍高于国有大行，六大行中除邮储外不良贷款余额增幅均控制在10%以内。由于不良贷款的基数较低，邮储的不良贷款余额增幅最大，高达35.1%，但不良贷款余额控制在较低水平。农行不良贷款余额延续下降趋势。股份制银行中，部分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显著提高，仅有招行的不良贷款余额继续保持下滑，连续两年降幅达6%上下。图7 2016～2018年全国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变化情况图8 2016～2018年全国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变化情况不良贷款率方面，17家银行不良率均控制在2%以内。浦发不良率最高，为1.92%，其次为华夏（1.85%）、渤海（1.84%）。邮储不良率最低，为0.86%，为17家银行中唯一一家不良率低于1%的银行。招行（1.36%）、浙商（1.2%）也相对较低。从不良率近三年的变化趋势来看，2017年见证了强监管大幕的拉开，共有13家银行不良率有所下降，2018年则只有8家，国有大行的不良率两年来持续好转，尤其是农行的不良率由2016年的2.37%下降到2018年的1.59%，但邮储涨幅相对较大（增加0.11个百分点）。由于不良贷款绝对规模上涨稍快，股份制银行面临的不良率上升的压力相对较大，但招行的不良率实现了相对较大的降幅，分别在2017和2018年下降了0.26和0.25个百分点，同时也是2018年17家银行中最大的降幅，浦发在2018年也出现了0.22个百分点的降幅。（见图7、图8）除了不良贷款规模和不良贷款率，我们也选择逾期贷款余额和比例、关注类贷款余额和比例，以及关注类贷款迁徙率来全面考察17家全国性商业银行面临的潜在不良贷款压力。由于关注类贷款迁徙率是衡量资产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其走向与不良率具有一定相关性，故也纳入考察。图9 2016～2018年全国性商业银行关注类贷款余额变化情况图10 2016～2018年全国性商业银行关注类贷款占比变化情况图9和图10列示了17 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关注类贷款情况。显然，关注类贷款余额与资产规模高度相关，从近三年的变化趋势来看，国有大行相对股份制银行的增幅要低，其中工行，农行和交行的关注类贷款规模有所下降；股份制银行中，浙商和中信都出现了较大的涨幅，分别为31.95%和24.36%。关注类贷款占比方面，近日国有大行关注类贷款情况总体有所好转，和股份制银行相比并无明显的优劣之分。华夏占比率最高，为4.44%，民生（3.36%）、广发（3.33%）紧随其后。邮储占比继续保持最低，为0.63%，浙商（1.62%）、招行（1.51%）表现相对较好。大多数全国性商业银行的关注类贷款占比都有所好转，工行降幅达到1.02个百分点，幅度最大，其次为平安，降幅为0.96个百分点，民生、广发、光大降幅也较为明显，分别下降了0.71, 0.84, 0.56个百分比。2017年有14家银行关注类贷款比例下行，2018年则有15家银行呈现下行，仅有中信和浙商略有上升。（见图9、图10）从关注类贷款迁徙率情况来看，由于广发和浙商未披露2018年度迁徙率数据，故暂时剔除。相对2017年，共有10家银行关注类贷款迁徙率有所上升。中信关注类贷款迁徙率最高，为48.27%，农行最低，为16.93%。部分银行明确在年报中披露，关注类贷款迁徙率上升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风险分类下调所致，如中信、平安等。（见图11）图11 2016～2018年部分全国性商业银行关注类贷款迁徙率情况逾期贷款方面，国有大行在规模上依旧是最大的。从变化趋势来看，国有大行表现相对较好，工行，农行和交行的逾期贷款余额都继续延续了下降的趋势。在股份制银行中，兴业和浙商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涨幅分别为53.67%和48.15%，平安和广发的逾期贷款余额降幅最大，分别为13.81%和14.90%。逾期贷款率方面，国有六大行表现总体好于股份制银行。邮储逾期率保持最低水平，为0.99%，华夏和广发逾期率最高，均为3.42%。大部分银行的逾期贷款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尤其是曾经逾期率最高的华夏、广发和平安，仅有3家银行在2018年出现了逾期贷款率的上升，最大降幅出现在广发，逾期贷款率下调了1.46%，虽然仍是最高水平，但基本回归正常区间。（见图12、13）图12 2016～2018年全国性商业银行逾期类贷款余额变化情况图13 2016～2018年全国性商业银行逾期贷款率变化情况另外，在此我们还可以从逾期贷款和不良贷款之间的“剪刀差”来衡量各个商业银行贷款质量的真实程度。如图14，广发虽然“剪刀差”最大，但相对2016年的高点已经有了很大幅度的下调，在2018年控制在了2%以内。很显然从趋势上来看，各个银行的“剪刀差”在近两年来都有较大程度的缩减，尤其是股份制银行，这表明逾期贷款与不良贷款之间的差距得到了控制，很可能是由于各个银行出于审慎目的，积极下调风险分类，主动将部分逾期贷款归入不良，从而强化不良资产认定和处置。其实早在2018年，监管部门就已经要求加大不良确认力度，并对不同类型的银行设置了过渡期，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早在2018年中就已经将全部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计入不良，农行甚至早在2018年8月就已表明将对公30天以上的逾期全部计为不良。因此总的来说，国有大行的贷款质量真实程度更高一些。（见图14）图14 2016～2018年全国性商业银行逾期贷款率和不良贷款率的剪刀差变化情况总体而言，在强监管的背景下，各银行年报中均提到了改善资产质量，化解风险，提升风控合规管理等字样，这反映了各大银行风险控制意识观念的增强。随着贷款质量真实性的提高，叠加不良贷款率、关注类贷款率、迁徙情况，以及逾期率的稳定乃至好转，都可以表明在2018年，各主要全国性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情况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值得一提的是，银保监会在2019年5月公布了《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暂行办法》），明确提出如果金融资产的本金、利息或收益逾期（含展期后）超过360天，商业银行应将其归为损失类。按照这一标准，在2019年及以后，操纵逾期控制不良率的空间将更加缩小，将有利于存量风险的释放，但也对各银行拨备计提比例造成一定压力。全国性商业银行风险抵补能力目前, 银监会通过拨备覆盖率和贷款拨备率两项指标对商业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进行综合考核。2018年2月28日，银监会印发《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银监发〔2018〕7号），调整了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具体而言，拨备覆盖率指标由150%调整到120%～150%，贷款拨备率指标由2.5%调整至1.5%～2.5%。各级监管部门在上述调整区间范围内，按照同质同类、一行一策原则，明确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缓释部分银行的拨备率压力，提高银行的利润空间，逐渐实现与国际水平接轨。贷款拨备率方面，农行继续保持国有大行中拨备率最高的地位（4.02%），招行在2018年排名第一，为4.88%，广发最低，为2.2%，各银行之间虽有所分化，但均满足监管要求。从近三年的趋势来看，虽然监管要求有所放松，但2018年仅有4家银行的贷款拨备率出现下降，招行增幅连续两年保持第一，在2018年录得0.66个百分比的增幅。此外，建行和邮储的贷款拨备率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民生相对去年则减少了0.3个百分比，降幅最大。（见图15）图 15 2016～2018年全国性商业银行贷款拨备率变化情况拨备覆盖率方面，邮储稳居国有大行中的最高水平（346.8%）。2018年共有12家银行有所增长，招行继续保持最高水平（358.18%），较上年末增加了96.07个百分点，连续两年增幅排名最高。邮储（346.8%）、浙商（270.37%）的拨备覆盖率在股份制银行中也较为显眼。此外，邮储、农行、建行、渤海、光大、工行、交行近两年的拨备覆盖率都实现了连续增长。民生在2018年则下降了21.56个百分点，取得134.05%的最低水平，逼近监管红线。（见图16）图16 2016～2018年全国性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变化情况总体而言，尽管个别银行同时出现了不良率略有上升和拨备率下降的情况，但绝大部分全国性商业银行的风险抵补能力都较为稳健，资产质量不断增强，风险抵补能力也不断强化。全国性商业银行贷款集中度情况为推动商业银行加强大额风险暴露管理，有效防控集中度风险，2018年5月4日，银保监会正式公布《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8年第1号，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自2018年7月1日起施行。具体而言，《办法》要求商业银行对非同业单一客户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10%，对非同业单一客户的风险暴露不得超过一级资本净额的15%；而对于同业客户，《办法》按照巴塞尔委员会监管要求，规定其风险暴露不得超过一级资本的25%。《办法》要求各银行应于2018年12月31日前达到规定的大额风险暴露监管要求，但对于同业风险暴露超出监管标准的，可以设置三年过渡期。显然，《办法》的出台有助于规范银行同业业务，符合目前治理同业乱象的政策导向，鼓励银行业务回归本源，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图17 2016～2018年全国性商业银行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情况图18 2016～2018年全国性商业银行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情况图17、图18分别列示了近三年全国性商业银行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及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的情况。由于邮储资产结构的特殊性，故在这里不纳入衡量范围内。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情况方面，渤海位列第一，达到了9.09%的比例，逼近监管红线，且连续两年保持高速增长，这与其规模较小有一定关系。广发继续保持了较大的降幅，从2016年的7.98%下降到了2018年的1.58%，两年间降幅达6.4%，成为了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最低的银行。另外，浙商、农行、工行和兴业也可见较大幅度的下跌，尤其是浙商，在2018年下降了5.05%，为当年最大降幅。2018年，共有11家银行出现了单一客户贷款比率的下跌，除个别银行外，均大幅低于监管标准。（见图17）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情况方面，渤海依旧是比例最高的银行，为55.24%，大幅高于其他银行，且连续两年有所增长。招行和交行相对其他银行也出现了较高幅度的增长。最低的为浦发，仅为10.18%。浙商、广发则在2018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调。2018年，共有11家银行出现了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率的下跌。（见图18）总体而言，虽然在2017年贷款集中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但在强监管，去杠杆，降风险的大背景之下，2018年除个别银行外，大部分全国性商业银行都实现了贷款集中度的减小，有效地抑制了风险积累，并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盈利能力2018年，受全球货币政策收紧、贸易摩擦加剧、英国脱欧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动能减弱，中国银行业面临严峻的经济环境和经营形势，但受益于一系列应对及改革转型措施，全国银行业仍保持了一定的盈利增长。17家商业银行共实现税后净利润14762.11亿元，较上年增长5.14%，增速上涨0.69个百分点。从收入支出的角度来看，17家全国商业银行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43048.66亿元，较上年增长8.54%，增速较上年增长4.75个百分点，其中利息净收入占比为71.13%、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为20.01%，两者占比较去年均出现小幅回落，前者下降0.56个百分点，后者下降1.14个百分点。以下从净利润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收益率三个角度评价2017 年全国性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整体水平, 然后再分别从影响银行利润的三个主要部分——利息净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和支出管理水平出发, 具体评述全国性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总体情况净利润增长率图19列示了2016～2018年各全国性商业银行利润增长情况。全部17家全国商业型银行盈利规模持续提高，但部分全国性商业银行的增速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11家银行增速低于5.14% 的平均水平，6家高于平均水平。（见图19）图19 2016～2018年全国性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长情况6家大型银行共实现净利润10753.56亿元，较上年增长4.70%，增速上涨0.6个百分点；其中，邮储净利润增速降至两位数以下，但仍为六大行中最高者（9.71%），其次为建设（4.93%）；中行净利润增速增幅最大，高达3.57个百分点，工行净利润增速较去年上升0.93个百分点至3.92%，增速居于五六大行末位，但在净利润规模上继续以2987.23亿元位居行业首位。11家股份制银行共实现净利润4008.55亿元，较上年增长6.33%，增速上涨0.9个百分点，股份制银行净利润增速仍快于大型银行；各股份制银行增速差异较大，其中招商增速最高（14.41%），成为唯一一家实现两位数增长的股份制银行，且以808.19亿元净利润继续保持盈利能力最强的股份制银行地位；此外，兴业、民生、浙商、广发这几家股份制银行的净利润增速均有所下降，但净利润规模仍旧保持一定程度的增长。与2017年相比，有6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速出现了下滑，其中，邮储下滑幅度最大，达到10.09个百分点；有11家商业银行的净利润增速出现了上升，其中，华夏上升幅度最大，达到4.5个百分点，平安、中行上升幅度也较大，分别为4.41个、3.57个百分点，其他银行变动幅度基本上集中在2～3个百分点。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总资产收益率（ROA）将各行的盈利规模绝对数与银行净资产和总资产结合起来，较好地展现了各行单位净资产或总资产的盈利水平，有利于客观比较各行的盈利能力。根据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风险监控核心指标》的要求，净资产收益率不应低于11%，总资产收益率不应低于0.6%。图20 2016～2018年全国性商业银行净资产收益率情况图20列示了近三年全国性商业银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2018年，除广发（8.82%）外，其余16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均超过11%的达标线。大型银行净资产收益率水平集中于11%～15%；股份制银行情况则稍微分散，招商（16.57%）的净资产收益率水平在15%以上，广发（8.82%）净资产收益率水平低于10%，排名垫底，不及监管达标线。从近三年情况来看，全国性商业银行净资产收益率水平整体上呈下降趋势。与上年相比，有16家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下降，仅招商净资产收益率微增0.03个百分点。除此之外，下降幅度最小的是平安（0.13个百分点）；渤海、光大、民生和兴业分别下降1.53个、1.20个、1.09个和1.08个百分点，降幅较大。（见图20）图21 2016～2018年全国性商业银行总资产收益率情况图21列示了近三年全国性商业银行平均总资产收益率。除广发（0.48%）和邮储（0.57%）外，其余14家全国性商业银行总资产收益率在2018年全部显著高于0.6%的及格线。整体而言，大型银行的总资产收益率略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建行和工行的总资产收益率分别为1.13%和1.11%，都超过了1%的水平，邮储（0.57%）位列六大行末位，不及监管达标线。股份制银行中，招商以1.24%的总资产收益率在全国性商业银行中排名第一，但其他银行该指标均低于1%，多在0.7%~1%，广发（0.50%）排名垫底，已低于0.6%的监管要求。同上年相比，建行和平安的总资产收益率与上年持平，中信、光大、兴业、邮储略有上升，其余全国性商业银行的总资产收益率均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普遍小于2017年，均小于0.1个百分点。利息收入水平2018年，17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营业收入为43048.66亿元，较上年增长8.54%，其中，利息净收入达到30621.91亿元，较上年上升7.69%，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由2017年的71.69%略微下降到71.13%。2018年，随着风险化解成效逐渐显现，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稳中转好；在金融回归本源的背景下，新增资产中高收益信贷比重提升，带来了利息收入水平的改善。本报告从利息收入比、净利息收益率（净息差）与净利差三个角度讨论2018年全国性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水平。利息收入比利息收入比是商业银行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整体来看，17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比由2016年的70.81%上升为2017年的71.69%，2018年又小幅下降为71.13%。大型银行中，农行利息收入比近三年呈先升后降的趋势，交行呈持续下降的趋势，其他4家银行呈持续上升的趋势。邮储利息收入比最高，达到89.62%；交行利息收入比相较前一年进一步下降，至61.56%的低位，为大型银行中最低。股份制银行的利息收入比情况愈加分化，最高的是华夏（71.36%），仅有这一家银行利息收入比超过70%，最低的则是广发（38.14%），低于40%，其余几家股份制银行均处于40%～70%。从近三年的变化趋势看，2018年17家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比延续了去年有升有降的变化趋势，有6家银行的利息收入水平上升，其中有4家是大型银行，2家是股份制银行，分别是邮储（5.96个百分点）、工行（2.13个百分点）、浦发（1.79个百分点）、中行（1.34个百分点）、建行（0.56个百分点）、华夏（0.08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民生（11.08个百分点），其次为光大，为10.99个百分点。（见图22）图22 2016～2018年全国性商业银行利息收入比情况净利息收益率与净利差商业银行利息收入规模的两大驱动因素为生息资产规模与息差水平。考察息差水平的重要指标是净利息收益率（净息差）和净利差。2018年，全国性商业银行净利息收益率、净利差情况有所改善，有11家商业银行净利息收益率有所上升，13家商业银行净利差有所上升。图23 2016～2018年全国性商业银行净利息收益率情况图23列示了全国性商业银行近三年的净利息收益率。2018年，有6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净利息收益率维持在2%以上。大型银行净利息收益率均值为2.17%，其中邮储最高，为2.67%，交行（1.515）仍为最低。股份制银行中，招商（2.57%）、平安（2.35%）都超过了大型银行中最高的农行（2.33%）。广发净利息收益率仅为1.11%，为17家银行中最低。就变化趋势而言，由于大型银行存款基础相对扎实，受监管影响相对较小，负债成本相对较低，中行（0.06个百分点）、农行（0.04个百分点）、工行（0.08个百分点）、建行（0.08个百分点），以及邮储（0.27个百分点）净息差略微上升，此外，中信、光大、招商、浦发、兴业、浙商分别实现0.15个、0.02个、0.14个、0.08个、0.08个、0.03个百分点的上升；其余银行则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且下滑幅度差异较大，下滑幅度最大的广发银行净利息收益率下降了0.23个百分点，民生下降了0.15个百分点，其他银行下降幅度较小，均维持在0.1个百分点之内。（见图23）图24 2016～2018年全国性商业银行净利差情况净利差与净息差收益率情况类似，图24列示了全国性商业银行近三年的净利差。大型银行在净利差水平上相较于股份制银行的优势正在减弱。大型银行中，邮储银行（2.64%）成为净利差最高的银行，交行为唯一一家净利差跌破2%的银行，为1.39%；股份制银行中，2018年招商净利差高达2.44%，平安也达到2.26%，广发净利差下降至1.06%，为17家商业银行中最低。就变化趋势而言，大型银行中，除交行净利差继续下降，其余5家银行继续保持上升，中行上升幅度高达0.41个百分点。股份制银行中，与2017年相比，中信、光大、平安、招商、浦发、兴业、民生、浙商净利差实现了由降转升的逆转，民生2018净利差增幅高达0.29个百分点，为股份制银行中增幅最高者，华夏、广发、渤海保持了下降的趋势，且渤海降幅进一步扩大。（见图24）中间业务收入水平本报告中，中间业务是商业银行作为中间人参与的金融服务，不构成商业银行的表内资产、表内负债。其收入反映为利润表上“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是银行非利息收入的主要来源。增加中间业务收入是银行战略转型的重要方向。不过，在中国银行业中存在真实表内名义表外的业务。2018年，资管新规正式发布，其秉持了防风险的总基调，核心目标在于最大程度消除监管套利空间，在资金池业务、刚性兑付、多层嵌套、通道业务、非标业务等重点领域保持了十分严厉的态度，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造成一定影响，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面临下行压力。本报告将选用中间业务净收入和中间业务净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两个指标考察各全国性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情况。中间业务净收入及其增幅中间业务净收入，即财务报表中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是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减去支出后的净额，反映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盈利的绝对水平。2018年，17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共实现中间业务净收入8615.88亿元，较上年上升2.72%。图 列示了近三年各全国性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净收入情况。大型银行共实现中间业务净收入4893.54亿元，占17家银行整体的56.80%，其中：工行和建行分别以1453.00亿元和1230.35亿元排名前两位；邮储中间业务净收入规模在大型银行中最小，为144.34亿元，低于中信、招商、兴业、民生等股份制银行。股份制银行中，招商以664.80亿元继续保持领跑地位，而民生、中信、兴业紧随其后，分别实现了481.31亿元、451.48亿元、429.78亿元的中间业务净收入；浙商、渤海则均在100亿元以下，分别为42.52亿元和63.57亿元。（见图25）图25 2016～2018全国性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净收入情况就近三年变化趋势而言，2018年6家大型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净收入上升3.61个百分点，11家股份制银行中间业务净收入上升1.58%，呈同向变动趋势，且大型银行上升幅度较大，这导致大型银行中间业务净收入在17家银行中的比重上升。与2017年相比，大型银行中，仅中行下降了1.67个百分点，其他5家都出现了上升，邮储由于中间业务净收入基数较小，上升幅度最大，达13.32个百分点。股份制银行中，华夏、中信、浦发、招商、渤海、浙商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分别下降3.53个、3.65个、14.42个、26.81个46.94个百分点；增长的股份银行中，增速最快的广发达到了25.94个百分点，增速最慢的民生则仅有0.81个百分点。中间业务占比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营业收入之比（以下简称“中间业务占比”）是衡量中间业务发展水平及商业银行收入结构的重要指标。由于利息净收入与中间业务净收入合计占我国商业银行营业收入的90%以上，因此中间业务占比与利息收入的变化趋势整体上是相反的。2018年，17家全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占比为21.30%，较上年下降1.12个百分点。图26列示了近三年各家全国性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占比情况，除浙商，其余股份制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均在20%以上，高于大型银行。六大行中，建行达到19.41%，超过交行（19.39%），在大型银行中占据首位；邮储、农行的中间业务占比依然很小，分别为5.53%、13.05%，工行降至18.78%，中行降至17.30%。股份制银行中，广发以57.20%的水平在所有全国性商业银行中占据头把交椅，最低的浙商仅为10.90%，较上年大幅下降12.49%个百分点，其余股份制银行中间业务占比均在20%~35%，超过大型银行。从近三年的变化情况看，2018年仅有广发一家股份制银行中间业务占比上升，其余16家商业银行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与2017年11家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占比上升的局面大为不同。整体来看，大型银行中间业务占比下滑程度较小，交行下降了1.6个百分点，为六大行下降幅度最大者，其次中行下降了1.05个百分点，其余大型银行下降幅度均在1%以内。股份制银行中，仅广发中间业务占比上升了3.88个百分点；在下降的银行中，浙商大幅下降12.49个百分点，为所有商业银行下降幅度最高者，渤海下降7.03个百分点，其余股份制银行下降幅度均在5%以内。成本控制水平影响商业银行利润水平的因素除了收入，就是相应的成本。成本收入比是反映取得单位收入所耗费的成本，在数值上等于营业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成本收入比是银监会风险监管核心指标中风险抵补类指标之一，按监管要求，该指标不应高于45%。图27 2016～2018全国性商业银行成本收入比情况图27列示了近三年各全国性商业银行成本收入比情况。2018年，除邮储成本收入比较高外，达到56.41%，其他16家全国性商业银行成本收入比均继续保持在40%以内。大型银行中，工行最低（23.91%），邮储最高（56.41%），其他银行成本收入比则在26%~32%之间。股份制银行中，广发（36.18）成本收入比最高，渤海（35.46%）紧随其后；浦发仅为25.12%，成本控制情况最佳；其他8家银行均为25%～35%。从近三年的变化情况看，2018年全国性商业银行成本收入比变化各不一致，有升有降，但是大多数银行都在下降。6家大型银行成本收入比均在下降，邮储下降幅度达5.16个百分点，农行下降了1.69个百分点，其余4家银行下降幅度均在0.6个百分点之内。股份制银行中，除中信、平安、招商、浦发、渤海5家银行成本收入比分别上升了0.65个、0.43个、0.79个、0.78个、1.18个百分点，其余银行均在下降，光大、广发分别下降了3.13个、3.09个百分点，区其余银行下降幅度均在2%以内。流动性分析流动性风险是商业银行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商业银行的生命线，其实质是如何正确匹配资产负债的流动性。流动性不仅直接决定着单个商业银行的安危存亡，对整个国家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都至关重要。从总体情况看，近年来我国M2增速处在高位，从2014年的第三季度至今，流动性比例在 46%～51% 之间波动，宏观流动性比较充裕，中国商业银行体系流动性较为充足。本报告采用流动性比例和流动性覆盖率分析全国性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水平。流动性比例流动性比例是指流动性资产总额除以流动性负债总额得出的比率，主要反映商业银行的流动资产变现用以偿还短期债务的能力。一般情况下，流动性比例越高，表示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越充裕。银监会对这一指标的监管要求是不得低于25%。近年来, 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流动性比例总体上保持了稳步上升的态势。图28 2016～2018全国性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情况图28列示了近三年各全国性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比例情况。2018年末，全国性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均明显高于25%的监管要求。其中，大型银行流动性比例最高的是交行（67.28%），其次是邮储（61.17%）、中行（58.7%）、农行（55.17%）、建行（47.69%）和工行（43.8%），也都在40%以上。股份制银行中，广发（80.58%）、兴业（66.52%）和光大（64.26%）的流动性比例均超过了60%，最低的招商也有44.94%。2018年，全国性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以正增长为主，仅有浦发出现负增长，为-2.82%。大型银行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流动性比例变动最大的是邮储，上升了19.07个百分点；中行大幅上涨了11.60个百分点，建行也从2017年的负增长变成了今年4.16个百分点的增长。股份制银行中，广发、渤海和民生分别上升了16.83个、14.62个和11.84个百分点；其他流动性比例上升的股份制银行上升幅度都在10个百分点以内。流动性覆盖率流动性覆盖率是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与未来30天现金净流出量之比，旨在确保商业银行在设定的严重流动性压力情景下，能够保持充足的、无变现障碍的优质流动性资产，并通过变现这些资产来满足未来30日的流动性需求。自2018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明确指出，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覆盖率应当在2018年底前达到100%。在过渡期内，应当不低于90%。在此之后，资产规模不小于2000亿元人民币的商业银行应当持续达到流动性覆盖率的最低监管标准。图29 2016～2018全国性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情况图29列示了近三年全国性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情况。总体来看，2017年16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均已符合流动性覆盖率达到过渡期90%以上的监管指标，有12家银行已经超过了100%的监管要求。截至2018年底，所有银行都已经全部符合100%的监管要求。大型银行的流动性覆盖率全部大于了110%。其中，最高的邮储225.20%的流动性覆盖率，远超其他大型银行；建行以140.78%的流动性覆盖率排在第二位，超过了中行的139.66%；工行、农行、交行也达到了126.66%、126.60%、112.03%。在股份制银行中，浙商排在首位，流动性覆盖率也超过了200%，为215.50%。其余银行的流动性覆盖率都介于100%到150%之间；股份制银行中流动性覆盖率最低的华夏也达到了107.14%。与2017年相比，大多数银行的流动性覆盖率都呈上涨趋势，16家全国性商业银行中只有工行出现了下降，下降了2.36个百分点。其余大型银行整体上也没有股份制银行表现良好。大型银行中有2家银行上涨幅度低于10个百分点，分别是交行1.83个百分点和农行5.40个百分点；最高的邮储上升了79.41个百分点，建行为18.79个百分点，中行为22.25个百分点。股份制银行的流动性覆盖率上涨幅度均大于10个百分点，增长较快的有招商为42.51个百分点，平安为40.82个百分点。其余10家银行也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上升幅度最低的华夏上升了13.71个百分点。净稳定资金比例净稳定资金比例旨在确保商业银行具有充足的稳定资金来源，以满足各类资产和表外风险敞口对稳定资金的需求。净稳定资金比例为可用的稳定资金与所需的稳定资金之比。可用的稳定资金是指商业银行各类资本与负债项目的账面价值与其对应的可用稳定资金系数的乘积之和；所需的稳定资金是指商业银行各类资产项目的账面价值以及表外风险散口与其对应的所需稳定资金系数的乘积之和。2019年，银保监会公布了《商业银行净稳定资金比例信息披露办法》，要求商业银行至少按照半年度频率披露最近两个季度的净稳定资金比例相关信息。截至2019年8月8日，已有5家国有大行和2家股份制银行公布了2018年末净稳定资金比例的具体数据，这些银行已全部满足银保监会100%的比例要求。其中，最高的邮储为163.91%，其余国有大行的净稳定资金比例都在120%以上，显著高于已公布的股份制银行，从高到低依次为农行127.40%，工行126.62%，建行126.43%和中行125.60%；另外两家股份制银行分别为浙商109.69%和光大105.75%。其他银行，如交行和民生，虽然没有公布具体数据，但也在年报上披露净稳定资金比例已满足监管要求。执笔人：任非凡、吴梓萌、杨佩玮、欧明刚

为阻止新冠肺炎（COVID-19）的传播，中国采取了大量的非药物干预措施。中国疫情逐渐平息之际，美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形势仍旧严峻。各国政府和决策者该选择怎样的疫情控制政策，其实是一个科学问题。最新一份来自中国、美国、意大利团队的研究即指出，截至目前，关于年龄、接触模式、社会距离、感染易感性和COVID-19传播动态之间的相互作用仍不清楚。他们试图为更具有针对性的长期防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当地时间4月29日，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意大利ISI基金会、湖南省疾控中心、意大利布鲁诺·凯斯勒基金会、美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福格蒂国际中心、美国东北大学生物和社会技术系统模拟实验室的研究团队合作在顶级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上发表了一项研究“Changes in contact patterns shape the dynamics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研究的通讯作者为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卫生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复旦大学）主任余宏杰，以及意大利布鲁诺·凯斯勒基金会的计算流行病学家Marco Ajelli。研究团队分析了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和疫情暴发期间武汉和上海的接触调查数据，以及来自湖南省的接触者追踪信息。研究得出，在执行社会距离疏远政策期间，武汉和上海两地平均每天的接触均减少了80%左右，大部分的互动仅限于家庭。研究还发现，0-14岁的儿童比15-64岁的成年人更不容易受到SARS-CoV-2感染，而相比之下65岁以上的人更容易受到感染。基于这些数据，研究团队建立了一个传播模型，研究疫情传播如何受年龄差异和社会距离的影响。此外，他们还预测了社会距离和学校关闭对COVID-19传播的影响。他们认为，中国暴发疫情期间仅实施社会距离政策就足以控制COVID-19。另外，虽然主动关闭学校本身不能阻断传播，但它们可以将峰值发病率降低40%-60%，并延迟疫情。总的来说，这项研究提供的证据表明，在武汉和上海实施的干预措施，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类行为变化，大大减少了日常接触，从根本上减少了互动。这使得了SARS-CoV-2传播的急剧减少。研究团队同时提出，设计针对COVID-19的长期控制的目标策略将特别重要，包括基于学校和工作的控制策略，以及大规模检测和接触者追踪。未来研究应集中于完善感染、疾病和传染性的年龄特异性评估，这有助于评估这些策略的影响。疫情期间城市流动性下降，家庭内部接触为主要社会接触模式为了评估与COVID-19干预有关的年龄混合模式的变化，研究团队在两个城市进行了接触调查：疫情暴发中心武汉，和中国东南部最大、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上海。本次疫情期间，上海有不少武汉输入病例和本地传播病例。调查时间为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2月10日，调查方式为电话调查。武汉的参与者需要完成一份问卷，描述他们在两个不同时间的接触行为：第一、2019年12月24日至2019年12月30日之间的一个正常工作日，即武汉市卫健委正式公布疫情之前（用作基线）；第二、问卷调查前一天，即疫情期间。在上海的参与者则被要求完成与在武汉使用的相同的问卷，但只需要报告在疫情暴发期间的接触者。在这些电话调查中，“接触”被定义为两种方式，一种是面对面交谈，另一种是例如握手等直接的身体接触。研究共分析了武汉636名参与者报告的1245名接触者，以及上海557名参与者报告的1296名接触者。在武汉，每个参与者的平均每日接触人数显著减少，从基线期的14.6人减少到疫情暴发期的2.0人。在上海观察到的这种减少更为明显，平均每日接触人数从18.8下降到2.3。武汉（A）和上海（D）的基线期接触矩阵（只适用于普通工作日）。该矩阵的每个单元格代表一个特定年龄组的个体与其他个体的接触的平均数量，按年龄组分层。颜色亮度表示接触的数量；武汉（B）和上海（E）的疫情暴发期间接触矩阵；武汉（C）和（F）基线期接触矩阵与疫情暴发期间接触矩阵的差异。在分析基线期也就是疫情暴发之前的时候，武汉和上海呈现出的社会接触模式均表现为典型的年龄混合接触特征。相比之下，疫情暴发期间，实行严格的社会距离政策之后，上述特征大部分消失，基本只剩下家庭内部的接触。特别是，根据基线和暴发期矩阵的差异，可以看到学龄群体的接触完全消失了。研究认为，总的来说，疫情期间的接触主要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武汉94.1%，上海78.5%）。这些发现也符合城市内流动数据的趋势，在1月初至2月初之间，上海城市流动性下降了86.9%，武汉下降了74.5%。如此大的内部流动性下降和疫情期间大部分接触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结果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武汉和上海实施严格的社会距离措施时，并没有完全消除工作场所的接触，因为一些基本而重要的工作仍需继续。新冠易感性随年龄增加而增加：0-14岁个体感染风险最低接下来，为了理解社会距离干预、人群接触模式的变化和疫情动态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还需要考虑感染易感性的潜在年龄差异。研究团队指出，目前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其中原因包括关于无症状病例年龄分布的信息很少。研究团队分析了湖南省疾控中心详细的流行病学现场调查COVID-19接触者追踪信息。总的来说，湖南所有报告的COVID-19病例的密切接触者都进行了14天医学观察，使用实时RT-PCR检测，检测呈阳性的人随后被确诊为SARS-CoV-2感染。研究团队进行了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回归，以说明接触相同指标病例（如在家庭内部）的接触者的聚类和潜在相关结构。他们将接触者的年龄组和性别、接触类型、接触者是否曾到湖北/武汉旅行作为回归协变量。他们发现，对SARS-CoV-2感染的易感性随年龄增加而增加。0-14岁个体感染风险低于15-64岁个体[OR=0.34 (95%CI： 0.24-0.49)]。相比之下，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感染的风险高于15-64岁的成年人[OR=1.47 (95%CI： 1.12-1.92)]。研究团队援引了深圳疾控中心、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等团队今年3月发表在预印本平台medRxiv上的另一项研究进一步强调，目前对于易感性仍存在一些争议。深圳疾控中心等团队当时的研究认为，对新冠病毒的易感性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疫情若不控制，一年后平均感染发病率为53%-92%研究团队随后探讨他们的数据如何为COVID-19提供防控策略。他们指出，调节流行病动态的一个关键参数是基本传染数（R0）。所谓的R0，即指在没有外力介入、所有人都没有免疫力的情况下，一个感染者把疾病传染给其他个体的平均数。这项研究评估了干预措施对R0的影响，并使用下一代矩阵的方法来量化R0的变化。此外，为了说明年龄混合接触模式对疫情动态的影响，他们开发了一个简单的SARS-CoV-2传播模型SIR。在模型中,人口分为三个流行病学类别：易感、感染和移除者（恢复或死去的人）。根据对感染的年龄特异性易感性的估计，易感个体在与感染个体接触后会被感染，接触发生的概率由每个年龄组的混合模式估计值决定。取连续两代病例的平均时间间隔为5.1天。接触模式对疫情传播的影响，A、武汉；B上海。在武汉COVID-19疫情的早期阶段，即实施干预措施之前，R0值估计为2.0-3.5。在此分析中，研究团队将基线期的R0值范围扩展到1-4。他们发现武汉和上海接触模式的相当大的变化使得R0急剧减小，武汉和上海均可下降至流行阈值1以下。如果假设人群易感性在各年龄段没有差异（Equal susceptibility），结论仍旧类似。首次出现COVID-19病例一年后的感染发生率，C、武汉；D上海。假设疫情不受控制（没有干预措施、出行限制，或自发群体配合）,即R0范围在2-3，研究估计在疫情暴发一年后，平均感染发病率为53%-92%，武汉和上海之间差异较小。学校关闭不足以完全预防疫情暴发，长远来看应更有针对性地阻断传播接下来，研究团队使用该模型来估计提前大规模学校关闭的影响。基于上海的数据，研究考虑了两种不同的接触模式：完全假期期间接触模式；正常工作日期间的接触模式，但移除了在学校的接触。研究还提醒，这两种情况都是学校关闭策略的简化。事实上，中国为应对COVID-19大流行关闭了学校，所有现场教育服务因此中断。然而，学校放假期间的接触模式表明，仍有一部分孩子参加额外的教育活动，这并不少见。限制学校接触对疫情传播的影响。这项研究的建模表明，完全假期接触模式可以阻断基线R0在1.5以内的传播 (图3、A和C) ，正常工作日移除学校接触的模式可以阻断基线R0在1.2以内的传播。举例来说，如果基线R0为2.5，假设在完全假期接触模式下，平均峰值日发病率会减少64%。在正常工作日移除学校接触的模式下，平均峰值日发病率则减少42%。研究认为，总的来说，仅靠学校关闭政策不足以完全预防COVID-19暴发，但它可以影响疫情传播动态，从而缓解医院负荷。需要强调的是，上海5-19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9.5%，明显低于全中国（16.8%）和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例如，美国的这一比例为19.7%。研究团队最后总结道，虽然研究仍存在诸多限制性，但这项建模工作可以提供一些见解，探讨一个全国范围的防控策略对感染发病率和峰值发病率可能产生的影响。他们认为，或许最重要的是，实施严格生硬的封锁策略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极具较大影响，“从长远来看，更有针对性地阻断传播是更好的选择。”(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来源：汇通网美国财务研究与分析中心：将波音目标价由216美元下调至112美元

来源：央行网站坚持稳中求进 主动担当作为 实现新时代背景下人民银行会计财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人民银行召开2018年会计财务工作会议2018年9月26-27日，人民银行召开2018年会计财务工作会议。会议全面总结了前一阶段人民银行会计财务工作，深入分析了会计财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方位，研究部署了新时代背景下人民银行会计财务重点工作。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范一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会计财务工作取得的成绩。在人民银行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各级会计财务部门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切实加强规范化管理，加大财务资源向重点业务和基层单位倾斜力度，积极推进工作转型向纵深发展，持续完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管理机制，进一步健全所属企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机制，充分发挥了服务保障、决策支持、引领促进、研究支撑等作用。范一飞指出，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大论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银行会计财务工作也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各级会计财务部门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领航导向作用，深刻把握新时代背景下中央银行履职形势变化、全面从严管理迫切要求、会计财务职能发展趋势和所属企事业单位改革发展需要，结合会计财务体制、制度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困难，牢记使命、攻坚克难、真抓实干，为中央银行履职提供有力支撑。范一飞强调，人民银行会计财务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按照“坚持党的领导，服务央行大局；坚持勇于担当，积极主动作为；坚持问题导向，强化从严管理；坚持突出专业，引领创新发展”原则，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范一飞要求，在新时代背景下各级会计财务部门要实现会计财务全面从严管理的新作为，加强制度执行和精准施策，积极化解矛盾问题，防控基层风险；要实现会计财务科学管理的新进步，完善支出中期规划，提升标准化建设力度，全面开展绩效管理，加强存量资产管理；要实现基础性支撑引领作用的新突破，深入推进矩阵式管理，加强财务管控职能，增强基层履职能力，提高会计信息化水平；要实现会计财务调查研究工作的新提高，坚持问题导向，以严实标准、开放态度和科学精神，服务中心工作和科学决策，服务行业稳定发展，服务基层履职需要；要实现所属企事业单位改革发展思路的新拓展，稳妥推进改革发展，明确目标定位，突出科学管理，防范管理风险，持续提升为中央银行履职服务水平；要实现会计财务履职能力的新跃升，增强政治能力、专业能力、研究能力、协调能力，更好地实现新担当新作为。人民银行总行相关司局、分支机构、直属企事业单位及相关单位代表参加会议。（完）

来源：雪球一直想写保险公司的文章，但是保险公司报表实在太复杂，尤其现在搞出了内含价值，剩余边际，这些“创新”新名词，文字表达太抽象，做表又太麻烦，所以一直没搞出什么名堂，趁着在家办公的机会，给大家做个梳理。这个专题不定期更新，也是填了去年承诺的保险公司估值模型的坑，制作估值模型一般有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是商业模式梳理，重构报表，第二个环节是采取数据来调整模型参数，第三个环节是设计退出机制来测算投资收益率。第一个环节比较考验会计的功底，第二个环节比较考验统计的功底，第三个环节比较考验金融的功底。比如第三个环节中，退出方式如果是并购的话，采用PEV估值方法，如果是理财的话，采用DDM模型估值法。今天我们来讨论第一个环节，如何构表：构表的主要有5张表，除了常规的损益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以外，还有投资表，与融资表。保险公司的剩余边际摊销，其实就是投融资表，投融资表，也叫投入产出表，是从投入资产的角度来解释公司运营，传统行业的投资表主要针对固定资产折旧以及无形资产摊销。而保险公司是别人给保险公司融资，所以它是负债。比如如何形成准备金，如何摊销剩余边际，如何估计合理估计负债等。除了名字霸气侧露以外，并没有什么新鲜的。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展现保险公司构表的过程，注意在购表的时候，我们应该根据企业的业务逻辑筛选出重要的因子来构造，并不需要三表的每一个会计分录都做全。只要能很好的展现企业的商业模式与盈利模式即可。假设：保险公司在1月1日收到一笔1000元保费（新业务），期限为10年，每年理赔的期望是80元，税费只有25%企业所得税（费率），保险公司投资收益率为5%（投资收益率），那么该保险公司财务报表应该是怎样的？我们做了两张表一张是从负债开始，通过提取责任准备金与剩余边际摊销来获得净利润，表现出的是保险公司融入与产出的投资逻辑，第二张表是通过获取收入与支付成本来获取净利润，表现出保单的商业逻辑。1、我们可以看出，保险公司剩余边际并非与保费无关，保险公司剩余边际摊销额=准备金*预期投资收益率+保费收入-保费支出。摊销的剩余边际是由收到但没确认的保费——准备金的投资收益率，与当期确认保费的承保利润 相加得到的，完全取决于收到的保费与确认收入的保费、投资收益率这三者，所以某些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剩余边际才是利润的来源，利润与保费无关这种观点肯定是不对的。2、我们同样可以看出保险公司未来的利润与当前的ROE无关，即便当前的ROE很高，只要保费不增长，利润一样会负增长，就以该模型中的例子为例。我们看到ROE第一年是200%，ROA是5%，但当保费不变的情况下，ROE快速衰减，导致净利润也下降，即便ROA上升也阻止不了利润的下降，保费不变，意味着承保利润不变，但是每年提取准备金以后，负债下降了，导致剩余边际摊销额中的利息预计收益下降了，使得利润水平下降。因此保险公司并不适合杜邦分析，ROE并不能线性外推出利润与估值。这里也再次证明，杜邦分析对大部分企业都是没什么效果的。用过去ROE证明未来ROE，大部分时候行不通。比如保险公司，即便200%的ROE也拯救不了利润下滑的命运。3、真正能影响保险公司估值的就是三个外生变量：1、新增保费，2、费率，3、利率。（其它还有一些，比如退保率，税收等，这里不考虑)，目前平安股价熄火的原因就是，新保费增速上不去，费率提不高，利率又下降。保险公司整个报表都可以由以上3个变量推导出来，就算算对了，只要这三个变量不发生改变，保险公司也不会提高估值。真正导致过去几年平安股价大涨的是保费（这里指的保费是均衡保费，均衡保费=自然保费+准备金=已赚保费+准备金），而不是上一期的剩余边际或者ROE。4、再送上一个小礼物，既中国平安寿险如何从首年保费推导出剩余边际的勾稽关系，为后面的中国平安财务模型与投资收益分析做准备。作者：linnany链接：https://xueqiu.com/3497776981/143057250来源：雪球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在一家企业干了15年的财务总监，辞职前写给老总的一封信。这是一封真实的辞职信，没有什么狗血鸡汤或豪言壮语，其中的酸甜苦辣想必对许多老板和职业经理人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信中言辞诚恳，态度认真，问题严峻，想来这个老总应该在看完后琢磨了几宿吧！与大家分享，若有所得，与君共勉！财务总监辞职信今天，当我不得不怀着复杂的心情提笔时，心中充满了感慨和遗憾。今天算来差不多是我上任CFO五个月的样子，其间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尽管这五个月已经取得了我们公司历史最好的业绩，但我还是决意离开，这种结局带给我更多的是沉重和反思。1反思走入公司的决策1、是因为原因接受了任命，而非因为目的当初经过跟您和猎头公司协商，我对公司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调研，呈交管理诊断报告后我选择了放弃。两天后您亲自开车到我家，而且告诉我，您组织过中层管理人员集体表决，一致通过聘我做CFO，并让他们每个人签了“军令状”，如果某一天因为新任领导的管理需要，对他们进行调整或辞退，任何人不得有异议。我很感动，自感无法望孔明先辈之项背，无需三顾茅庐；也看您变革决心之大，告诉我把权力完全下放，可以大胆放手地去干；还有一点是我的私心——大学毕业二十年一直在外漂泊，中国人有个叶落归根的情结，而我们公司正好在老家，种种复杂的原因让我接受了这份任命。问题恰恰出在这里：是因为原因接受了任命，而非因为目的——我迈出的第一步就错了；而作为您，在各项条件尚未完备，尤其在您没有足够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就匆忙引进了一个总经理。进入公司两个月后，在逐渐意识到公司过分注重短期效益，授权也远不够充分时，我提出了离开。是您的诚心再一次打动了我，是啊，来的时间毕竟太短，完全放权也存在风险，公司失败不起，而员工的渴望、管理的现状也确需引进外聘的高管；我同样也失败不起，作为从业多年的职业经理，更不愿意轻易看到自己的失败。2、您需要的不是CFO，而是一个财务总监助理或者执行副总企业发展之初，老板的主要管理方式是靠人治。当企业十几、几十个人的时候，企业所有情形都能一目了然，问题一句话就能解决，当组织规模扩张到上百人的时候，自己那双眼睛已经远远不够用了。您招聘我的目的不仅因为自己飞得太高太快，感觉那些熟悉得连乳名都能随口叫出来的老臣已跟不上自己的思路及企业的形势，还希望借他人之手革除组织的痼疾，又能避免被人说成是炮打庆功楼的朱元璋似的领导。今天看来，我们双方的定位就没有从根本上取得一致。您是想透过一个外聘的高管把自己的管理思路贯彻下去，您需要的不是CFO，而是一个财务总监助理或者执行副总，无非为了促成我进来，冠了一个CFO的名头，尽管您对此一直讳莫如深。但我们配合的最大问题在于，老板您希望透过一个CFO去改变下边时，却没有意识到系统问题的根源大多出在自己身上。CFO依之，将因错位导致舍本逐末；反之，试图改变老板的结局，往往注定失败的是自己。因此，我们公司招聘高管，必须在您认识并接受改变自己的时候。2反思战略思路的配合一个企业的战略要统领全局，是企业发展之大纲。战略是基于企业使命的基础上，充分分析优势、劣势、机会、威胁等综合因素并配备必要资源的结果。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配合不同的战略。1、今天成功的经验，可能是明天失败的根源企业由快速增长变成停滞不前，已经说明企业发展遇到了瓶颈，长痛不如短痛，趁现在企业效益还好，市场还给我们喘息的机会，应尽快把工作重心放到规范基础管理上，否则受技术、人员素质、管理水平、执行力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质量、交期无法彻底保障的情况下，我们供货越多风险越大，等到我们的品牌信誉出了问题再去补救，就为时太晚！回顾一下我们公司发展的历史，我们企业的发展，得力于老板您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广泛的社会资源，我们是在行业竞争力极其弱小的情况下，借火爆的行业形势，靠低端产品和价格优势迅速膨胀起来的，我们赖以成功的增长模式就是复制规模。尽管您嘴上承认规范管理为第一要务，但内心似乎更偏好规模效益，做得更大，然后更强。但是，做大还是做强，要看企业发展的阶段，不是凭感觉或拍脑袋出来的。今天成功的经验，有可能是明天失败的根源。2、老板的格局决定一个企业的战略，有什么样的战略就会有什么样的企业我曾在竞争比较激烈的行业做过，深刻理解残酷的市场竞争意味着什么。不用跟家电业比，即使跟普通竞争状况的行业相比，我们的生存都是问题。今天汽配行业的竞争形势已经从蓝海跨入红海阶段，但我们的思维还未从根本上转变。包括您在内的众多元老对此不以为然，企业为了快速赚钱难道还错了吗？要这么说，那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不中学毕业就去工作，而要选择上大学？上大学不仅不赚钱，每年还要花费上万元！也许我们思路相悖的原因在于，在老板您的眼里，企业从无到有，是自己一点一滴心血的结晶，您对待公司更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尤其随着规模的发展，对企业命运的担忧可谓如履薄冰，容不得半点闪失，导致在战略决策的风险评估和选择上，倾向于经验避免失败。但我一直在想，当行业形势迅速逆转后，我们怎么办？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靠技术？管理？市场资源？还是价值链？我们都没有优势可言！3永远不要做无创见的妥协一个企业的成功80%在于执行力，优秀的执行力可以弥补和发现战略的失误。而在我们公司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安排会出现大相径庭的结果。下面从公司最基本的几个方面，分析一下我们不能有效推动工作的问题出在了哪里？1、只换一个包工头，想领着原来一帮盖草房的泥瓦匠盖起高楼大厦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公司，组织结构的确定要服从于公司的整体战略，然后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进行岗位分析，进而把合适的人员选拔到合适的岗位。而在我们公司，核心权力层都是跟随您十年以上的老部下，如果这不是问题，那您身边的司机，陆续做了部门经理、副总经理的时候，还感觉不出其中的问题吗？建筑学中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只换一个包工头，想领着原来一帮盖草房的泥瓦匠盖起高楼大厦，简直是天方夜谭，除非队伍素质提升，要么服从统一指挥，可这在我们公司却难以实现。2、老板不是救火队长在公司组织伦理的管理上，您远没有意识到越级指挥对一个企业带来的危害。您对公司的情感是任何人无法比拟的。您喜欢事必躬亲，对企业的了解甚至哪个角落有个螺丝您都清楚；当您看到工人维修效率太低，挽起袖子就下手，或者认为哪个地方需要调整，现场就调动起资源。效率倒是有了，但结果是连他们的主管都不知情，原有的计划也被打乱。对此我曾不止一次跟您沟通过，您也意识到其中的问题，但您认为自己就这个脾气。3、被架空的主管人事权的控制，将决定一个管理者的权威。我曾做过两个不同类型企业的总经理，虽不敢说取得过什么成就，但至少运做过他们品牌跃升至前几位。我非常清楚变革的艰难程度，在千名员工中近1/4是夫妻的复杂环境中，一招不慎甚至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在我们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要接受双重领导，人事调整过分艰难。生产系统内部一个车间主管的任用上，根据其业绩已明显不适合，我建议其直接主管予以调整，主管说自己早想调整，但此人是您不久前直接任命的，强行调整会带来系列的问题。我曾三次跟您沟通过，但最终的结果是人事变动我事先都不知情：在其出问题后，您一怒之下当众拿下。如此一来，他的直接上级权威何在？部属有必要在乎他们吗？一个个被架空的主管，员工会服从他们的管理吗？当层层都可以不服从安排，企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4、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让一个人执行不太愿意做的事情时，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通过沟通改变其观念，二是如果不执行意味着将出现其担心的后果。感谢您在这一点上的大力支持，实际看到的结果是，一路下来被罚的几乎都是一些主管，还有您倚重的那些员工。公司纪律也随之出现空前的好转。但问题在后边，很多人开始提出异议，穿工作服重要吗？开会响手机能影响企业效益吗？还不如把精力放到多生产一个配件上。在元老们的眼里，企业是他们拼死拼活挣来的，大家拼来拼去拼到最后却突然发现一个陌生人仅凭那点所谓的资历就在坐享其成，不仅高高地坐在他们的头顶上，而且还要享受着他们为企业辛苦半生都无法企及的待遇，内心会产生极端的不平衡，恨屋及乌，自然对新推行的一些政策极具抵触情绪。而更要命的是您的态度也随之开始动摇。其实我的目的在于给员工一个信息——从现在起，凡是新颁布的文件都会以此为例，以便为将来推行新的管理制度铺平道路。心理学中，这叫“首因效应”或“第一印象”。还有企业文化建设与冲突，等等。也许原因在于您承载了一个企业矛盾的核心，既有自身理性和感性的矛盾，也有自己超前思路与原有滞后管理团队的矛盾，还有与外聘高管管理思路和文化的冲突，还要面对各种矛盾的平衡，不同力量博弈的结果往往成了判定决策执行的依据；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对新招来的人，除了不放心外，潜意识里总希望看到自己的某种影子，既想管住他，按自己的思路运作，又想让他干好。种种原因导致了牵而不放，或者收收放放。公司的变革必须在您痛下决心的时候！4反思如何对一个管理者评价管理中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数字，一个组织对某人的评价，如果30%的员工说好，50%员工不了解，20%的员工说差，按说人无完人，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事实上这种比例带来的结果却是近70%的人认为这个人不怎么样。原因是影响切身利益的那些人会不遗余力地大肆宣扬某人如何差劲，而认为不错的那些人是很少主动站出来纠正的，最后，那些不明真相的员工也就自然倾向于舆论宣传者观点。我们对一个管理者评价不是看业绩数字，而是就事论事，凭感觉。我知道，您耳朵里每天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您知道吗？您的一个家庭会议，其影响程度超过我几个会议的总和不止。我知道您喜欢听这些声音，兼听则明，这本身没有错，但那些汇报者如果真正想解决问题（不含投诉），为什么不直接找他的上级？而您又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寻找支持您信念的信息。也许，我们只是站在绩效的角度上看问题，绩效上去了就自以为成功了；而老板您更关心某种决策给组织带来的后果，评价是建立在信息传递者评价的基础上。在对待具体问题的处理上，CFO往往认为有益于企业发展的就要坚持，错误的就坚决否定；而站在老板的角度上，有时即使明知CFO的做法正确，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也会断然否定，哪怕是牺牲掉。我们的根本分歧在于，缺乏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多年的外企经历一直促使我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国内企业的平均寿命不足2.9年？也许现阶段大多数企业需要的不是如何去创造成功，而是首先要懂得如何才能避免失败。这或许是中国培训业的悲哀。L总，这次我离意已决。我的离开不是为了证明谁对谁错，那毫无意义，管理上也没有哪一种理论界定某种思路就一定对或错。如果老板不对，就不可能有今天企业的成功。我只是对公司未来的命运充满了深深的忧虑，希望通过这次离职促使彼此深入的思考，或许能对公司的稳健发展有所裨益。感谢这五个月来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您的心地宽厚、雷厉风行和敬业精神让我由衷敬佩。为了避免给企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负面影响，您可以考虑一种有利于公司的方式让我退出。老板的回信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提笔给你回复这封辞职信，可能这封信比你洋洋洒洒的辞职信要简短得多。首先非常感谢你阶段性加盟我们的公司，我也代表公司的全体职工及家人对你这段时间的贡献表示感谢。当你坚持离开这片不适合你发展的“土壤”时，我很遗憾，也很痛心。我并不否认你信上所说的企业的这些问题，而这也正是我竭力邀请你加盟的原因。下面我逐一答复你提出的问题：1关于你走入企业的决策你我双方的定位问题，是我们分歧的根源。这看似是管理角色的界定，实质上是两种不同价值观的抗争。你知道，这个企业在风风雨雨中打拼了19个年头，才终于走到了今天。周围的企业一个个在我面前倒下了，我们自己也经历了几次死而复生，如果没有这些九死一生的经历，根本无法体会到个中的滋味。这迫使我不得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同司机开车越久，就越懂得谨慎。有些时候，并不是所有的经验都是负债。其实你说的这些问题，不仅仅你我，包括企业的那些高管，大多心里也清楚。前几年，企业也曾积极学习某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为此政府部门还把我们树为典型，但公司为这种激进的措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一个企业能经得起几次这样的折腾？所以我不得不压着变革的步伐，而你却把它看成了阻力。我内心也希望企业发展得越快越好，但我知道，弯拐太急容易跌倒，螺丝过紧容易拧断，这才是你我在授权问题上争议的关键所在。经验告诉我，企业重发展，更要注重安全，平稳的发展比忽上忽下要明智得多。今天我不敢奢望企业的涅盘重生，就企业的现状看，发展的速度慢一些，至少倒掉的几率要小很多。说心里话，我不是不信任你，你的人品我也非常赞赏，包括对你背景调查的业绩我也认可。但你实施的方法，我总需要权衡，因为成功的经验必然基于不同的企业环境，否则广为诟病的家族企业，就不可能有国内外那么多成功的先例。实质上你我分歧的焦点在于“企业安全”与“企业创新”之间的认识不同，立场不同。我考虑更多的是企业的安全性发展，而你注重的是推动企业业绩的快速增长，其他一切可以摧枯拉朽。如果推进的“改革与创新”给企业带来危险和不确定性，那我宁可选择缓慢的完善。企业毕竟还没大乱到需要大治的时候。说得不客气一点，你可以把企业当成自己某个发展阶段的平台，但我不能，这个企业不是你所说的“当成自己的孩子”，而是我生命的全部！企业一旦经营失败，你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再继续找一个下家，而我呢？跳楼的是我，不是你！这个社会，老板永远不会有那么多的机会拍拍屁股换个地方当老板，就是屁股拍肿了都没用！毕竟中国没有几个史玉柱，可以换个地方东山再起。当你什么时候做老板，也许就明白了。这无关你是否进入企业。2关于战略思路的配合问题在于，我要你来干什么？我承认，我们在战略思路的配合上，由于沟通的深度远远不够，导致存在了一些误区。我不否认你超前思路的正确性，但当大家都说你对的时候，错也是对；当大家都说你错的时候，对也是错。你把业绩指标或公司的效益放到了第一位，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的排序是：首先让企业尽可能的延续下去，其次才是企业的发展。尽管我对业绩指标有所要求，其实是在次要位置。也许你会问，既然不是为了业绩，为什么还要高薪聘你进来？因为我心里很清楚，再让原来这帮家伙折腾下去，企业很快就要完蛋，正如你100多页的诊断报告所分析的，三年业绩的徘徊也是佐证。我对他们是爱恨有加，但爱甚于恨。每当我走进企业的每一个角落，看到的点点滴滴无不浸透了老臣们当年的汗水，包括车间、门卫室都是他们在三九严寒中一砖一瓦垒起的，上面还印有他们冻裂手脸的血迹……千名员工中近1/4是夫妻关系，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他们的身家性命都已经跟这个企业血肉交融了。企业一旦倒闭，他们将无家可归。所以我必须将这个饭碗捧好，已经没有了退路。到此，也许我的很多行为你就有些理解了。但这些我又怎么去告诉你？不是为了业绩，你会拂袖而去。因为创造效益是你们CFO的证明或者生存的意义，而养活这帮员工则是我朴素的想法，无论你把它叫做小农意识还是狭隘的个人情结。3关于对下工作的推动你认为，我对你工作的支持力度不够，并把你进入企业后我设立的监督机构看成了一种掣肘，可这是我了解真实信息的重要窗口。你一味的要求老板去改变，要围绕新的方向和政策，并希望其他人也围绕新高管去适应，可这现实吗？你认为，只换一个包工头，想领着原来一帮盖草房的泥瓦匠建起高楼大厦几无可能。其实，任何一种管理思路，都能条条大道通罗马，只要能把你们外聘人员的先进管理理念和我们这些老臣们积累的丰富经验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拳头即可，但你们双方都过分坚持了自我，让我如同面对自己的左右手，左右为难，无法割舍。当某一天，他们被淘汰了，让我如何去面对这帮父老乡亲？有些人已经两鬓斑白，他们把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留给了企业。纵使我可以身背骂名，又让我如何每天都去面对起居一院的眼神？难道仅仅是那点金钱的补偿吗？再说把功臣一个个的杀掉，将来还有谁肯信任我？也许某一天，当你感觉不爽的时候，你会拍屁股走人，正如你今天的离职。但他们永远不会抛弃我，他们会与企业生死不离，直至终老。因此，在老板的眼里，忠诚大于能力。推动高速变革的往往是一些“新生力量”，而我们毕竟面对的都是一些“老人”。大而言之，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也一直在走出去，引进来，但我们跟先进外企的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因为这是文化使然，需要一个融合的过程。你说我对组织伦理过分随意，事无巨细都要插手，其实这正是因为出现了问题。CFO抓大放小的同时，工作容易浮在面上。当然我也承认，磨合需要个过程，用对人才是关键，但摆在眼前的浪费，于情于理我无法无动于衷啊。也许我的这种方法有待商榷。4关于对CFO的评价对CFO与老板关系的评价，这个话题太大，我不敢妄下断论，但国人几千年来观念的影响、文化的积淀、相互的诚信等等，也许让这种纠结不得不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我也像所有的老板心理一样，希望这个企业能基业长青，这也是我引进你及其他高管的初衷，只是在实际推动中，与我设想的差距太大，我耳朵里每天塞满了不同的声音，而更多的是抱怨和意见，伴随着干部心态的动荡，我不能不产生疑惑。这些问题的产生，应该说作为CFO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说明在沟通环节上仍存在某些问题。作为类似规模的企业，不照样也有很多通过CFO的推动，成功地进行了二次创业，成为品牌的么？对具体事情的评价上，你习惯于只要结果。但我看重结果的同时，也同样注重过程。管理有两种方式，一个是靠“疏”，一个靠“堵”，也许到最后都能达到同样的结果，但组织付出的代价却天壤之别。你却说，一个老板的格局和人性决定了企业能走多远，并认为中国富不过三代会是多数国人的宿命，并由此上升到了国民教育；但我知道，一个人不能一日无炊。在你离开后，我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我个人的看法是，在职业市场还远不够成熟的今天，中小企业如果让CFO主导，老板做CFO助理或许更适合企业的发展。老板从台前退至幕后，执行总经理决策的同时，既了解了进度，又能协调某些关系，这对民营企业也许不失为一种可以参考的模式，当然不能因此形成第二个权力中心。领导力启示企业的空降CFO由于没有和企业共同成长，在一定的方面决定了他不可能和企业同生共死，不能了解企业发展艰辛的CFO是不专业的CFO，从企业的根本出发来治疗企业根源问题才是扶持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不管你是身兼数职、负重前行的老板，还是与企业同舟共济的财务总监，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与疫情弥漫的焦虑，请一定珍惜当下的共事时光，携手共进，穿越火线。■来源：CFO智库

【党建论坛】准确把握国企党委前置研究内涵国有企业党委对重大问题进行前置研究讨论是落实“两个一以贯之”要求，把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统一起来的重要制度安排。由于国有企业类型不同、层级不同，导致前置研究讨论的内容和重点不尽相同，存在对其要义、概念、边界、程序、主体等理解不一、把握不准的现象。应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概括背景、分析问题、提出举措、阐发意义，为规范和指引国有企业党委前置研究总结出可供借鉴的理论成果。文/李岳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2016年10月，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国有企业党委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作了深刻阐述，提出明确要求。十九大党章修订案，进一步明确了国有企业党组织功能定位，为国有企业党组织开展工作、发挥作用提供了根本遵循。2018年10月，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在全国央企党建工作座谈会上，对中央企业党委前置研究作出部署。2020年12月30日，党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明确了必须经党委研究讨论的6个方面的重大经营管理事项。这些都是国有企业党委前置研究讨论的法理依据和制度支撑。纵观三年多来的实践，许多国有企业虽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理论阐释与路径探究，但由于类型不同、层级不同，前置研究讨论的内容和重点不同，所以存在对其要义、概念、边界、程序、主体等理解不一、把握不准的现象，亟待从理论上明晰和实践上规范。做好党委前置研究讨论，对于国有企业党组织落实“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推动国有企业全面履行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笔者所在单位作为陕西省首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单位，在这方面做了诸多探索。五个焦点1.明确要义。“前置程序”的核心要义是坚持民主集中制，根本目的是通过加强集体领导，推动科学决策，确保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政治经济地位和运行体制机制不发生动摇。这既体现了国有企业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个环节的鲜明特色，也更好地发挥了民主集中制具有的决策民主、决策共识、决策效率的制度优势。2.厘清概念。党委前置是指在决策程序上，党委研究讨论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必须经过党委研究讨论后，再依职权由董事会或经理层作出决定。实践中，有些企业把研究讨论事项与研究决定事项混淆，有些把重大经营管理事项等同于“三重一大”事项，有些把前置研究讨论扩大到全程研究讨论，这些都是与中央精神和要求相违背的。最典型的是：班子建设和选人用人是党委自身研究决定的“三重一大”事项，但并非党委研究讨论的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故不存在前置一说。3.把握边界。要在明晰本单位党委会、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议事规则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四个界面：一是党委仅仅履行前置研究讨论，而不是最终决策；二是研究讨论后，依照法定职权由企业董事会、经理层作出决策的重大经营管理事项；三是党委前置研究讨论明确不同意的重大经营管理事项，不再提交董事会、经理层决定；四是根据董事会或经理层审议意见修改后，再次提交董事会或经理层决策的重大经营事项，应当再次提交党委前置研究讨论。4.规范程序。有党委前置研究讨论，就必然有党委后置监督，但归根结底都是党委研究重大事项的一个环节或具体阶段，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主张严格遵循本单位已有的《党委会议事规则》所明确的议题提出、会前准备、通知参会、会议召开、充分讨论、意见提出、存档归档等7个环节的决策责任链条，形成规范的“党委前置研究讨论”路线图。除非有特殊情形外，不宜对上述条款再作另行规定。否则就会产生：一是与本单位《党委会议事规则》表述不尽相同，造成理解上的不一及操作上的冲突；二是即使与本单位《党委会议事规则》表述一致，也会造成政出多门，不能体现制度的简便易行严谨。5.确定主体。前置研究讨论的主体是党委，最终决定的主体是董事会或经理层，但党委前置研究讨论结果可能影响董事会或经理层能否作出决定或者作出怎样决定，董事会或经理层的决定可能遵照党委研究讨论结果或者执行过程中走形变样。因此，应根据推进阶段或最终结果，仔细甄别承担责任和被问责的主体，这一点是需要特别予以明确的，否则就会造成党委前置研究讨论重大事项的制度与《党委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管辖上的“重叠”或者“真空”和两个责任主体都不担责或者相互推责。具体问责中可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党内法规和有关规定，分清是党委前置把关不到位、还是董事会作出违规决策的责任后，再确定问责主体。同时，对有关人员出现的不属于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当谋利、主观故意、独断专行等失误，应当结合实际，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予以容错，否则就可能催生懒政、怠政、不作为等现象，这是实践中需要把握的一个重要细节。涵盖内容党委前置研究讨论的主要职责概括起来为五个方面：保证正确方向、履行“三个责任”、国资保值增值、企业健康发展、支持依法履职。由于不同单位、不同层级重大事项的界定范围不尽相同，因此，既要避免事无巨细进行前置，又要避免该上会而未上会，更要避免机械照搬、搞一刀切。实践中，基本遵循是新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第十五条：“国有企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必须经党委（党组）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或者经理层作出决定。”所列的六个方面。结合实际，我们依据《省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集团总部授权管理手册（试行）》等，将32项需经党委前置研究讨论的事项，对应分解至六个方面，这样比较好地解决了实践中重大事项分类不准、涵盖不全或超出范围的问题。我们认为形式上可以采用清单也可以是制度，具体如下（但不限于）：1.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省委省政府政策要求的重大举措。主要包括：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党的十九大以来历次全会精神，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认真践行“五个扎实”要求，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全面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围绕服务陕西经济发展战略，按照全省产业政策和重点产业布局调整总体要求，全面落实“五新”战略任务，大力发展“三个经济”，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推动新时代追赶超越有新气象新作为。2.企业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重要改革方案。主要包括：集团五年战略规划、三年滚动发展规划;集团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集团全面预算方案及调整，财务预（决）算方案；集团利润分配和弥补亏损方案；集团整体工资总额预算；集团及子公司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指标及目标值，子公司年度经营业绩奖惩及对标奖惩；集团及权属企业重要改革方案。3.企业资产重组、产权转让、资本运作和大额投资中的原则性方向性问题。主要包括：集团内部企业间的产权无偿划转、产权转让、置换的决策；权属企业股份制改制及非上市股份公司国有股份变动，权属企业IPO上市的决策。4.企业组织架构设置和调整，重要规章制度的制订和修改。主要包括：集团总部组织架构设置及调整，“定岗、定责、定编”，集团公司章程及重要规章制度的制定、修改；权属企业的合并、设立、重组、分立、解散、破产的决策；向子公司的重要授权；新设项目公司及项目筹备组的设立及成员确定。5.涉及企业安全生产、维护稳定、职工权益、社会责任等方面的重大事项。主要包括：重大、特别重大事故的应急方案、调查结果、责任追究；相关执行职工劳动合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事项；集团职代会主席团及专门工作委员会人选；群体性、涉众类或中省关注、舆论追踪的信访维稳事件处理方案及结果；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的薪酬分配；集团和权属企业高管及员工重大薪酬改革或分配方案；集团及权属企业对外捐赠决策及公益性项目决策。6.其他应当由党委研究讨论的重大事项。主要包括：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或关键领域，董事会或经理层认为具有全局性、敏感性或突发性，可能产生较大政治影响或社会影响的事项。异议解决实践中，党委会、董事会、经理层对于需研究的重大事项理解不同、存在争议，是在所难免的正常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掌握的信息不对称、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等，这就要求三者之间前提必须是相互支持配合互信。一方面，董事会、经理层要尽可能给党委提供详尽资料、专业咨询，甚至是专门委员会的研讨结论，以便党委全方位掌握信息，作出恰当判断。另一方面，党委必须主动开展调研论证，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重大投资和工程建设项目，可事先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企业改制以及经营管理方面的重大问题、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应当听取工会的意见建议，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职工群众的意见建议。其中，有三点应该予以明确：1.进入董事会、经理层的党委班子成员在董事会、经理层决策时，要充分表达党委会研究讨论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决策及执行情况及时向党委报告。2.进入董事会、经理层的党委班子成员发现拟作出的决策不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或可能损害国家、社会公众利益和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时，要提出撤销或缓议该决策事项的意见，会后及时向党委报告，通过党委会形成明确意见，反馈董事会、经理层。如得不到纠正，应当及时向上级党组织报告。3.对于党委前置把关过的重大事项，董事会、经理层认为不够合理的可提出意见，应与党委会充分沟通、调整完善。双方难以达成一致的，应当及时向上级党组织报告。实践证明，前置研究讨论不仅是国有企业落实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内在要求，而且是从根本上解决党的建设弱化、淡化、边缘化问题的精准举措，更是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关键环节。党委在前置研究讨论过程中，既要把好方向又不包办代替，既不缺位失位也不越位错位。一切借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否定或者取消党的领导无疑是错误的，但把党组织直接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决策和指挥中心也不符合其功能定位。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必须自觉增强理论创新、改革实践的紧迫性，深度探索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相统一的方法和路径，使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和政治核心作用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进而牵引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更好地肩负起时代所赋予的崇高使命。（作者单位：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本文来源：2020年《国企·党建》6月号刊登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