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问题研究

作者：朱富强，爱思想专栏学者。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本文载《儒家高次元文化传统的辨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财经问题研究》2019年第3期。导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强调的四个自信就以文化自信为基础，而要真正树立起文化自信，关键在于辨识儒家文化的精髓及其高次元的认知思维。尤其是，对具有人文性和本土性的经济学来说，只有将经济理论嵌入到儒家文化传统和心理意识之中，才能真正理解当前各种纷繁的社会现象，才能真正解决各种具体的现实问题，才能构建出具有根植性的中国经济学。进而，要挖掘儒家文化的高次元传统，就需要剖析中西方社会在文化特质和认知思维上的差异。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人性观及其行为机理的差异，由此产生出一系列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的差异：儒家社会更偏重人文关怀，更重视社会和谐和持续发展。显然，只有将现代理论嵌入到儒家的高次元文化之中，才可以构造出“知行合一”的理论体系，进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一、引言笔者不是国学家，也缺乏足够的功力对国学经典进行广泛考据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家之言，但本书却似乎是有关国学和儒家文化的。那么，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呢？根本上是源于经济学研究的需要，是对流行经济学理论和思维进行反思的需要，也是构建更为合理的中国经济学范式的需要。事实上，对现代经济学的反思往往可以基于两大问题视角：一是理论问题意识，关键是理论推理如何体现真实世界的行为逻辑；二是现实问题意识，关键是理论如何发现和解决本质上属于公共领域的社会问题。同时，在中国社会，这两大问题意识明显地交织在一起：一方面，基于强烈的“入世”精神，中国人往往会为提升个人、家庭乃至子孙在此世的福祉而抓住一切可行的资源和机会，从而拥有积极进取、勤勉耐劳和节俭持家的美德，同时也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处世态度；另一方面，基于明显的亲亲原则，中国人的“尽其在我”责任文化往往被限缩在小规模的缘共同体内，并且还缺乏抽象性的一般规则，从而就导致道德共同体难以发展到道德秩序，进而就造成公共领域的混乱和失范。正是根基于历史和文化传统，当前中国人的行为往往呈现出双重特性：一方面，在“私人领域”表现得相当理性，会寻求一切最大化个人收益的机会；另一方面，在公共领域却表现得明显失当，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往往不惜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公共领域的无序正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着的根本问题之所以在，也是其他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但同时，这些问题的解决又不能简单地诉诸于现代西方经济学，因为它根本上关注的是私人领域的理性行为，而且这种理性主要表现为工具合理性而非交往合理性。更不要说，社会制度本身具有文化的根植性和历史的依赖性，从而任何社会或国家都难以凭空创造或照搬一个全新的制度安排；进而，这也就意味着，要建设和完善当前中国社会秩序，根本上还是要从文化和历史传统中去寻找。其实，尽管当前中国公共领域是不令人满意的，但儒家社会就无法理顺社会秩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否则如何理解儒家社会数千年的稳定和有序？现在的关键在于，如何辨识并挖掘出嵌入在儒家文化传统以及长期实践中的高次元传统，并注入时代的新因素、新特质和新要求而使得这些高次元特质得以蜕变和升华，进而以此来与未来相联结而促使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完善。最后，只有充分辨识和挖掘出嵌入在儒家社会中的高次元文化传统和认知思维，才能确立起真正的文化自信，进而才能构建起更具根植性的经济理论、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事实上，当前社会正在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构建，其中的一个基本主旨就是，中国人应该有更大的自信，这包括社会发展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显然，所有这四大自信的根基就是文化自信，因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制度创设以及为之提供指导的理论学说都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之中，反映中国人民的认知和意愿，并适应社会和时代发展的进步要求，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有鉴于此，本书就致力于辨识和挖掘儒家文化的精髓以及由此形成的高次元文化传统和认知思维，由此来为当前社会呼吁的文化自信夯实理论和社会基础。二、经济学反思的文化视角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致用之学，其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人类的合理实践；因此，经济学具有浓郁的人文性和强烈的本土性，理论构建必须嵌入具体的社会关系和行为机理之中。事实上，一个好的社会科学理论必须来自人伦日用又高于经验事实，能够透过纷繁芜杂的现象揭示其本质，这就是冯友兰强调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否则，必然会导致理论与现实间的脱节，从而难以真正理解真实世界以及现实问题。林毅夫指出，“发生在中国的现象，表面上看起来和西方一样，可是背后的原因可能不一样。”究其原因，无论是社会中的个体行为，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经济现象以及相应的社会制度，它们都根基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心理意识之中，而儒家社会和西方社会的文化传统和文明特质存在显著差异。相应地，要真正解释中国社会的具体经济现象以及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照搬根基于西方文化的认知思维和经济理论，而必须将现代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嵌入儒家社会的心理意识和行为机制之中，并由此构建出本土化的中国经济学范式。事实上，社会经济现象不像自然现象那样稳定不变，社会科学也不可能存在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基本规律，相反，任何经济现象都嵌入在特定时空环境和具体社会关系之中，因而经济学及其理论也具有强烈的人文性和本土性。（1）就经济学的人文性而言，经济学本身就是研究“人”的一门学科，集中研究具体社会关系下的人类行为以及由人类行为产生的经济现象。显然，在不同社会文化和心理意识的支配下，人类的行为方式往往会存在很大差异，从而衍生出多样的社会经济现象。也即，表面相似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不同时空下往往是由不同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和心理的等因素所造成的。（2）就经济学的本土性而言，作为一门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并指导社会实践的社会科学，经济学根本上要关注日常生活或周边的社会经济现象，有效地解释现象、剖析问题和指导实践。也即，经济学研究要具有强烈的现实问题意识，而不能简单地套用自然科学那样的常规范式来解决多样而复杂的具体问题。同时，经济学的人文性和本土性又是相通的，只有契合特定社会中的文化传统和心理意识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和解决现实问题，才能有真正“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论体系。布罗代尔就曾指出，对一个社会的组织制度产生深远影响的主要是诸如文化思想等结构性因素。显然，作为一个儒家文化的社会，中国人的心理意识和行为机理根本上不同于西方人。同时，尽管无论是在器物、技术、制度还是文化层面，中国社会近百年来都受到西方社会的巨大冲击；但是，属于心理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东西毕竟是很难改变的，因而传统的儒家文化至今仍然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土壤中。徐复观就认为，儒家文化以生活体验为主，这种文化在表现形式上不及西方哲学乃至宗教的堂皇和富丽，但它既从人生体验中来又向人生体验中去；因此，尽管某一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意识中没有儒家文化，但广大社会生活中依然会保留中国文化，即所谓的“百姓日用而不知”以及“礼失而求诸野”。相应地，徐复观指出，儒家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伏流状态，而伏流在社会生活中的儒家文化一经反省便会在观念上喷涌而出；事实上，历史中每经一次大苦难，儒家思想即由伏流而涌现于知识分子观念之间。由此观之，尽管当前中国学者尤其是青年学子脑筋里已经没有了孔孟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中没有，并不意味着现代人的行为与儒家文化无关。根基于儒家的文化心理和认知思维，我们就可以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展开深层次的审视。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以及由此形成的理性选择分析框架主要适用于分析人对自然物的单方面处理和控制，却并不适合于分析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类互动行为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社会经济现象。那么，现代主流经济学为何还如此坚持和固守经济人分析框架呢？根本上，这就与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及其相应的文化特质有关。一般地，西方社会的认识和思维根基于对自然世界的探索，进而将自然界的竞争思维应用到人类社会中，从而谱写出一曲人类斗争史；同时，根基于先验的抽象思维，西方社会的理论探索往往基于不可通约的引导假设，从而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学科或学说体系。例如，正是科学哲学以及自然主义思维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渗透，边际革命以降的经济学就与管理学以及政治学逐渐相分离，从而产生了与现实相脱节的“黑板经济学”。正如张君劢所说，“经济是经济，政治是政治，把政治和经济分作两件事情。讨论社会的时候，忘掉了个人；讨论个人的时候，忘掉了社会。这就是西洋式知识的一种特征。”由此可见，一方面，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和经济人分析范式根基于西方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人性认知；另一方面，中国人所根植的儒学文化传统和社会认知与西方社会又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我们就需要深入剖析儒家文化的深层特性，挖掘儒家文化的高次元传统，进而将之嵌入到经济理论之中。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理论本身就是在不断反思的基础上得以发展的，而对流行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分析范式的审视和反思就可以且应该基于这样两大问题意识：一是现实意识，它关注理论能否为当前实践提供指导，经济理论是否建立在现实经验的基础之上；二是理论意识，它关注理论的逻辑是否严密，经济理论是否建立在合理的行为逻辑之上。究其原因，社会经济现象是人类互动行为所衍生的，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都建立在人性及其行为机理这一基石之上；相应地，只有以符合现实的人性和行为机理为前提假设，才能构造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事实上，仅仅基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与中国人的真实行为机理是否相符”这一问题，中国学人就应该对中国社会所根基的儒家文化展开深入的探索。进而，现代中国经济学人需要做这样两方面的基本工作：（1）对西方社会的行为认知特质及其社会背景展开分析，揭示经济人假设被西方社会认可的思维逻辑和文化基础；（2）对儒家主要经典以及主要儒学大家的著作进行梳理和整理，以相对简洁的逻辑对儒家文化的相关认知进行了提炼。正是通过剖析中西方社会在文化特质和认知思维上差异，进而搞清楚两者的各自优劣，才可以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展开实质性的审视和挑战；只有深入辨识儒家文化的高次元传统，揭示出儒家人性观中嵌入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才可以真正认识到儒家文化的合理性一面，才能真正树立起文化自信；进而，只有将现在经济理论嵌入到儒家的高次元文化传统之中，才可以构建出具有高度根植性而成熟的中国经济学范式。显然，这也是对中国学者的基本要求，更是中国经济学者对现代经济学做出独特贡献的基础。三、研究儒家文化的时代意义通过对社会和行为的深刻剖析，我们不难发现，儒家文化迄今仍然深深地支配着中国人的一般心理和行为，进而影响到组织的构成和政府的决策。例如，就对组织的性质认知、结构特征以及治理机制而言，儒家社会和西方社会就存在这样一些明显差异。（1）基于抽象规则的道德秩序，西方社会形成了从个体本位到社会本位的社会认知，它以夫妻关系为核心而形成了同序结构；与此不同，基于特殊主义的道德共同体，儒家社会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关系本位，它以父子关系为中轴而形成了差序结构。（2）以一般性的社会契约为基础，西方社会施行单向的委托－代理治理，强调上级对下级的领导、控制；与此不同，以具体性的缘关系为基础，儒家社会实行双向的社会共同治理，注重纵向和横向之间的协调、合作。（3）基于工具性联合体的特征，西方社会在分配上以贡献或应得原则为主；与此不同，基于协作性共同体的特征，儒家社会在分配上以平等或需要原则为主。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人的行为和制度所根基的文化心理，这里从如下四方面作一说明。首先，要深刻认识儒家社会和西方社会在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等上的差异，根本上要从人性及其行为机理着手。一般地，不同于西方社会倾向于把人性归结于上帝的创造或者还原为自然的本能，儒家社会的人性认知源于具体的社会生活，它直接关心的是世间的东西，从而倾向于把人置于集体和共同体中来思考人性，分析人的行为机理。正是由于把个人置于社会之中，儒家认为，“己”与“群”并不相对立，反而是合一的。钱穆写到：儒家的“已与群都包涵融化在人的观念中，因己与群同属人。如何能融凝一切小己而完成一大群，则全赖所谓的‘人道’，即人的相处之道。”在儒家看来，任何个体都不能孤立生存，而必然会与其他社会个体互助互益，从而与他人或社会共同体存在一种共生的关系；由此，儒家发现了人性中善和利他的一面，不仅将人性“四端”视为人的基本面，而且将“仁”作为儒家人性观的中心。当然，这种“仁性”与其说是先天存在的，不如说是后天培养的结果，是体现了亲社会性在社会互动中提升。相应地，善性和利他性在不同个体身上所体现的程度也就不一样，而社会性的提升不仅有助于个体的人性升华，也有助于社会的协和发展。因此，儒家特别关心人的社会性发展，把人生之忧患视为追求学问的动机和推动力。事实上，在儒家看来，学的内容主要是关心自己的行为规范以及周边的事物，逐渐完善个人的品性，并通过通感和关怀而把这种品性推行到更远的他物上，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其次，儒家社会和西方社会对人性及其行为机理的理解之所以存在如此差异，与它们的学术取向有关。一方面，西方社会注重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探究的是“人是什么”以及“自然是什么”；为此，它对人与自然采取了二分法，从而倾向于把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本质与现象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儒家社会更加关注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不仅探究“人是什么”，而且关心“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为此，它把人视为自然的一部分，从而强调“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正是基于自然主义思维，西方社会发展出了理性主义和先验主义的思维方式，进而借助还原论而将丰富多样的现实个体抽象为原子论个人主义，形成了“己”与“群”的分离和对立，由此提炼出了“经济人”这一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假设。与此不同，基于社会互动思维，儒家社会壮大了感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进而主张将人伦日用和社会理想相结合，形成了“己”与“群”的融合和统一，由此提炼出了“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人性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互动将导向行为的协调和社会的合作，从而有助于推进社会秩序的和谐和扩展。其三，儒家社会和西方社会在学术取向上之所以如此不同，根本上在于认知思维上的不同。西方社会的认知最初源于自然世界，是基于对自然秩序的探究，从而具有强烈的自然主义思维特性；相应地，它把理性的真理视为独立于社会经验之外，从而形成了真理-事实二分观。同时，西方社会强调认知客体的客观性，认为理性的真理比事实的真理更确实、更珍贵，是人类知识的范本，从而热衷于对理性的真理的追求。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将其理论建立在一系列的抽象假设之上，而这种抽象假设往往是不现实的；进而，弗里德曼等又以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中非现实的外围假设来为经济学假设的非现实性辩护，并提出假设的现实不相关性学说。正是基于这种“假设的现实不相关性”学说，现代主流经济学可以堂而皇之地把社会中具有丰富秉性的异质人抽象为一个平均化的原子，它具有超人般的电子计算理性和拥有动物保全本能的行为动机，从而将其理论建立在经济人假设这一基石之上。与此不同，中国社会的认知根基于生活世界，是对人类具体生活的直接体认，从而具有强烈的经验主义思维特性；相应地，它认为理性的真理不能独立于社会经验，从而形成了真理-事实一元观。同时，儒家社会将其视线置诸实在之上来观察事物的种种活动与型态，认为这比逻辑、知识论或任何纯粹的抽象知识更为重要，从而热衷于对事实的真理的追求。正因如此，儒家社会强调理论体系不能脱离人伦日用，强调经验和知性的统一，从而致力打造“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想体系；相应地，儒家努力从社会形态的“变”中发现稳定的“常”，从纷繁芜杂的现象中挖掘社会的本质，从而形成了“体用不二”论。正是基于“体用不二”论，儒家从生命的永恒性和社会和谐发展中来建立理性精神，强调了解理性内涵首先必须了解人的社会性情感，强调社会理论必须运用到实践之中，从而形成“知行合一”观。其四，通过对儒家社会和西方社会的认知思维比较可以发现，“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与儒家学说具有很强的相通性，具有更强的合理性和现实性。由于西方社会一直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传统，因而由此到处的理性的真理和经验的真理之间往往相脱节。例如，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都接受经济人假设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学术研究，但作为个人，经济学家常常会表现出得体的友善，而不是遵循经济人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经济人这一核心假设所建立起来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分析范式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化不足”或“嵌入性不足”问题，它热衷于在象牙塔中推测人类一般行为及相应的社会经济现象，从而无法真正理解现实世界：不仅所得出的一系列结论与现实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而且将这种纯粹抽象理论简单地应用到具体实践之中还会产生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宾默尔甚至把纳什均衡和囚徒困境称为一场学术灾难，因为纳什把经济人作为其推论的前提，使许多人误认为这是对人性的真实刻画。与此不同，儒家社会的“体用不二”论和“知行合一”观却坚持，知识和理论是用来指导实践的，假设也不能是脱离现实的抽象，而应该来自人伦日用；因此，一个好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应该实现生活体验及社会理想的有机结合，从而实现“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诉求。显然，要构建“知行合一”的经济学体系，就应该更多地从儒家学说中汲取营养，基于儒家的认知思维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进行审视，基于儒家的人性观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修正。最后，对儒家文化的梳理和对儒家精髓的认识，也有助于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进而推动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复兴。事实上，文化自信也是习近平对儒家文化作长期思考和沉淀后提出的，这体现在他的各种演讲之中。例如，2013年8月20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指出，“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2013年11月26日，在山东曲阜考察孔府时，习近平又强调，“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2014年2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再次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而中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也是在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2014年3月27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习近平更进一步阐述了中华文化与“中国梦”、文明交流与世界和平之间的深刻关联：“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2014年4月1日，在比利时欧洲学院习近平则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我们走出了这样一条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既然如此，儒家文化的精髓以及由此形成了高次元传统又是什么呢？这就需要我们对儒家文化进行系统梳理并由此辨识儒家文化的精髓以及高次元文化传统。四、如何辨识儒家的高次元传统研究儒家文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从中汲取有价值的东西为当代所用。那么，我们究竟应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什么呢？这就有待于对文化精髓或高次元文化传统进行辨识和挖掘。只有正确地认识传统文化的精髓，才能真正确立起民族和文化自信，才能更好地把握和解决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进而构建出具有根植性的经济理论。继而，如何理解儒家文化的精髓呢？一般地，这集中体现为儒家的人文关怀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首先，就儒家的人文关怀而言，它不同于西方社会来自上帝的单方面施与，而是体现了人们对生活共同体的理解和关注。事实上，在西方社会，人和生活世界都是上帝塑造的，体现了上帝的爱和智慧；但是，自从人偷吃了智慧果就开始变得自负和傲慢，从而就开始背离了上帝塑造他的理念，个人生活或经济条件成为人的终极关怀。与此不同，儒家的生活世界则包含了个体、社群、自然和天道这四个向度：个人与社群健康互动，人类与自然持久和谐，人心与天道相辅相成，就成为儒家社会的人文视域。正因如此，杜维明指出，“儒家所体现的面面顾及又有分疏又有综合的人文精神，不仅没有像韦伯所想在世界解咒后瓦解，反而在今天跃动出新的生命力，尤其是在对峙工具理性突出、手段消解意义时，它的生命力表现得鲜明更亮丽。”其次，就儒家的社会规范和秩序构设而言，其思想精髓和理论基石就是“仁义”观。其中，“仁”强调“爱人”，从而开创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义”则推崇“公正”，从而推行了“克己复礼为仁”的“仁政”以及“三纲五常”的“亲亲”和“尊尊”之伦。究其原因，这正是源于儒家对现实人的关注，对社会共同体的关注，从而深入辨悉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了从“自然我”到“社会我”的转化以及“社会我”外延的拓展。同时，儒家的最高理想就是学做人，成圣成贤成为儒家的人格理想；相应地，儒家高度重视人性的发育和成熟，从而建立了“有教无类”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之范；进而，儒家还将个人修身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注重“修己治人”，从而就构设出内圣和外王相统一的社会秩序。有鉴于此，方克立就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去认识和把握儒学的精华、精义、精髓：（1）儒学是一种修身立德、培养高尚情操、成就理想人格的人生哲学，如儒家强调“为己之学”“吾日三省吾身”“修己以敬”“以诚养心、以礼正身”“士志于道”“居仁由义”；（2）儒学是一种宅心于仁、善待他人、和谐人际关系的社会伦理学说，如儒家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礼之用，和为贵”；（3）儒学是一种修己安人、以德治国、富有民本思想传统的政治学说，如儒家强调“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4）儒学是一种尊师重教、学思结合、知行统一的教育学说，如儒家强调“温故知新”“言传身教”“德教为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也即，儒家思想的核心特征就在于它的致用性，体现为一种“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体系。这也意味着，儒家不专为学问而学问，学问要服务于社会实践，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终极理想。基于上述逻辑框架，许地山制作了表0-1来展示儒家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其中，修己体现的是伦理，修己的境界在于“知行合一”；治人体现的则是政治，治人的境界在于“知成一体”。因此，儒家强调的“修己”和“治人”就是统一的：治人之本在修己，修己最终达于治人，从而实现内圣和外王的统一。为此，林毅夫就力图构建“知成一体”的整套学说体系，而“知成一体”实质上就是对“知行合一”的推进。当然，在现代社会中，“知”并不局限在伦理方面，不局限在价值理性；相反，“知”越来越多地含括物理方面，需要引入更多的工具理性。因此，要从“知行合一”达致“知成一体”，关键在于“知”，不同的“知”将会导向不同的“成”。显然，“知”的途径“格物”以“致知”，其关键在于识别“理”，不仅包含伦理，而且包含物理。正是基于这个角度上理解，我们就可以打通朱熹和王阳明的学说，进而有格物知理、遵理而行，最终达致“知成一体”。表0-1 儒家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相应地，面对儒家文化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处境，徐复观就提出了这样两点要求：（1）不要把不合理的统治与文化传统混在一起，并以不合理的现实政治来否定和打倒文化传统；（2）不要将低次元文化传统和高次元文化传统混合在一起，并以低次元文化中的恶习来否定和打倒高次元文化中的自觉。所谓低次元文化传统主要是指表现在具体事象上的风俗习惯，它成为人们不问理由、相互因袭的生活方式，而缺少对生活的自觉，缺乏自我批判、自我改造的力量，从而也成为促使社会安定和趋于保守的力量；所谓高次元文化传统则是指隐藏在具体事象背后的而体现一个民族精神的最高目标、最高要求和人生的最高修养，它是理想性和精神性的存在，必须通过人的高度反省和自觉才能再发现，在反省、自觉和再发现中将历时的过去连接到现在并通向未来，并有意识地吸收新事物而形成新的传统，从而成为促使社会前进和解放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努力阐发和发展高次元文化的精神和理想，并由高次元传统之力所形成的传统对过去进行传承和超越。这里又回到了前面的问题：我们究竟如何理解儒家的高次元文化传统呢？根本上，这就体现在儒家对人生事务和生命道德的关注，在于对社会和谐和持续发展的重视，而不是只关注短期的物质利益。钱穆就指出，“中国虽有尽物性与利用厚生的主张……（但）中国人只在无伤其理想上的宇宙尊严之下来利用厚生，来尽物之性。另一面则中国人又只在无伤其现实的人生情趣之下，来崇拜历史，信仰古人。”究其原因，儒家思想本身就来源于人伦日用，同时又不仅仅停留在具体性的人伦日用上，而是试图从社会现实中导出理想境界；尤其是，儒家社会努力把高度的人文精神和对自然的敬畏热爱结合起来，主张开物成务和人文化成。其中，“开物成务”就是指要通晓万物的机理并按此机理行事才能得到成功，“人文化成”则是指只有通过学习掌握文化才能将自然人提升为理想人；相应地，儒家的“开物成务和人文化成”不仅对“役物殉物而丧失自性”提出警惕，而且塑造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协作关系，从而有力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的问题是：儒家文化为何嵌入着如此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性？按照徐复观的看法，这起源于对人生的忧患而产生的责任感。正是在忧患意识指导下，儒家集中探讨和思考了人自身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修养问题，从而形成了“仁”的文化：一方面，它对自己的人格负责，力图成为圆满无缺的圣人；另一方面，它对人类负责，致力于构筑“天人和合”的宇宙关系。与此不同，西方文化根本上起源于对自然的好奇而产生的知识，近代西方则进一步将希腊人作为修养的知识用于权力的追求，以致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为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也是通过征服自然过程所建立的机制而非作为共同的人性而相互联结起来。麦金泰尔强调：“唯有当我们真正认识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自己的观点最终会被我们的理性不得不抛弃的可能性，才能了解自己的观念，或理论与实践探索的传统究竟拥有怎样的智识与道德资源，并同时了解对手传统可能拥有的智识与道德资源。”由此观之，儒家文化的精髓就在于对人类社会和生活世界的探索并形成了精微而系统的人生哲学和社会伦理，而西方社会的优胜则在自然世界的探索并由此获得了具有严密逻辑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工具。相应地，中国社会的知识积累集中在社会科学领域，因为社会科学根本上是有关“人”的学问。不幸的是，近现代以来却总有一批中国社会科学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学人极力想要抛弃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进而倾力于照搬和推广西方社会科学中那些远为粗浅的思维和见解。牟宗三就指出，“现在的中国人就专门学西方那一套。中国哲学，古人重视生命问题，现在没有人重视这个生命问题。现在人把生命首先变成了心理学，然后由心理学变成生理学，由生理学变成物理学，再变成人类学及其他种种的科学。各人由这许多不同的科学观点来看人，这一看就把人都看没有了，所以这些都是假科学……我们并不反对科学，但我们反对以科学为唯一标准的泛科学主义，科学一层论。”面对这种状况，钱穆也感慨道：“我们东方人的教育，第一大错误，是在一意模仿西方，抄袭西方。不知道每一国家每一民族的教育，必该有自己的一套。”那么，目前盛行的这种学术取向能够深化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知吗？能够理顺和完善社会制度和秩序吗？能够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吗？进而能够带来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吗？答案是否定的。恰恰相反，脱离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拿来主义”只会造成对人性和制度认知的肤浅化和形式化，进而只会造成社会更加无序和失范。徐复观写到：“疏导中国的历史文化，把他真正的精神提出来，使大家成为一个有自觉之人，因之，也便是能成为一个有生命力之人，才能说得上对世界文化加以抉择，加以吸收。历史上凡在颓废中能复苏其生命力，复苏其精神力，以创制新的文化，或吸受新的文化的民族，无不首先系从其最亲切之文化系统中得所启发。几十年来，证明凡是对自己的文化，没有一种虔敬之心，亲切之感的人，他对其他的任何文化，也不会有虔敬之心，亲切之感，尽管他口里翻弄许多名词，但实际上只是假借这些名词来纹饰他‘顺躯壳起念’的一股冲动……现在一般人，他不先从自己文化的根子上去找出好的来，使自己站得住脚，而仅从自己的文化末流上去找出坏的来，为自己的堕落解嘲。”既然如此，中国社会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本书也致力于此作一解析。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就应该梳理对待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正确态度：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而是要努力透过表层现象挖掘其真正的精髓，从而为当前社会的改造和完善服务。其简单理由是：一方面，尽管西方社会日益偏盛的工具理性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乃至国家、民族以及宗教之间的战争，但韦伯对新教伦理和精神的深层次提炼和刻画，却让我们认识到了现代物质文明和科技创新的文化基础；另一方面，对儒家文化精髓的深层挖掘和发扬，也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漫长时期中国社会稳定和强盛的文化基础，而且有助于我们重建当前遭受莫大扭曲的社会价值和治理制度。最后，将中西方文化结合起来进行比较，也将有助于我们重建陷入困境的现代经济学。贾根良曾写到：“西方异端经济学在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历经坎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西方异端经济学与西方科学传统中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模式截然异趣，但与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却有惊人的相似性……（因此，）对于草创时期的中国经济学的原创性之发展来说，它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历史意义。”不幸的是，正如杜维明指出的，目前“大半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把了解西方当作成为知识分子的必要条件，可是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慢慢忘掉了自己的无尽宝藏，结果真是以西方的价值马首是瞻、亦步亦趋”，在经济学界尤其明显。五、结语汤一介先生在逝世前几个月说，任何国家都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只有珍惜自己传统的国家才会有希望；韦伯的书就系统剖析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并且成了经典的传世之作；但是，迄今为之中国社会却没有文化自信，乃至当今的很多企业家都背离了中国的传统精神；为此，我们就应该致力于阐发中国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系，进而需要从中国儒家伦理发掘一些有用的资源来塑造我们现代的企业家精神。实际上，本书早在汤先生去世之前的多年就完成了，它对儒家文化的特质做了总括性的剖析，致力于挖掘儒家文化的精髓和高次元传统，而不是简单地承袭流行的“西方中心观”风潮；尤其是，它系统阐发了中国社会的心理意识和行为机理，进而将传统文化中的高次元认知思维嵌入到社会科学理论之中，由此来构建中国社会科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范式，进而服务于中国社会的管理实践。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从斯密确立体系算起不超过250年，而中国人对社会生活的思考从孟子算起已经超过了2500年，那么，又有何理由认定西方社会对人类社会的认知就会比中国社会更深入、更透彻呢？就此而言，本书的研究显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书的价值和意义具体表现为：（1）有助于促进经济学的完善和发展，经济学根本上是一门“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致用之学，这就要求充分发扬经济学的人文性和本土性；（2）有助于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构建的核心在于思维本土化，这就需要将理论体系嵌入在中国人的认知和行为机理之上；（3）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只有真正搞清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制度结构，才能解决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才能构建真正根植于中国社会的经济学范式；（4）有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只有真正认识到儒家文明和中华文化的精髓和不足，才能真正开创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事实上，尽管大众化时代的学术往往趋向于庸俗化，在中国社会表现为竭力迎合西方主流，但随着现实与理论的差距越来越明显，这也就正酝酿着思想大变革。伯林曾说：“伟大的时代乃是一个世界死亡而另一个世界继起的时代，它的标志是核心模型的变化。例如，当希腊人的循环律被犹太人和基督徒的直线上升观念和历史目的论取代，或者当目的论反过来被十七世纪的英国-数学模型推翻，或者当先验的建构屈服于经验发现的方法与实证时，大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显然，如果能够真正将现代理论嵌入到儒家文化之中，以儒家的思维和认识来构造“知行合一”的理论，这也就必然会产生出大变革时代。

一、定位首先明确发表论文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毕业要求，还是为了评定职称；其次在明确定位后，则需要多去了解符合你专业研究方向的期刊，网上收集或咨询有过发表论文经历的专业人士。按类别选择去看期刊，譬如教育类：《中国高教研究》、《民族教育研究》心理类：《心理科学》、《心理科学进展》护理类：《中华护理杂志》、《护理研究》新闻类：《新闻战线》、《新闻爱好者》社会类：《社会》、《社会科学战线》娱乐类：《青年记者》、《当代电视》汽车类：《汽车技术》、《汽车工程》财经类：《当代财经》、《财经问题研究》军事类：《环球军事》、《军事经济研究》环境类：《环境科学》、《环境工程》二、选题投稿论文的选题一定要符合投稿期刊刊登文章的要求，因此在投稿之前需要根据自己的领域选择对应的期刊，大致了解其已发表论文特色和水平，再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确定投稿论文选题。三、阅读在撰写稿件之前，需要查阅与该研究方向已发表的相关文献，如期刊、学位、图书等。阅读文献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当前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是避免闷头写完后才发现已有论文发表，另一方面是站在前人发表的学术成果上，提炼出可切入的研究点，深入研究，这样可以提高论文的质量。四、撰写经常撰写论文的学术君们会发现，优秀的论文都是有方法可寻的，如标题怎么起，论文框架怎么构建，图表怎么作，怎么写论据等。这里毕导总结了撰写优秀论文的八大要素。五、修改论文撰写好了后，需要对全文逐渐字进行细度，用最短的话表述鲜明论点。六、投稿投稿方式，可以邮箱，也可以在线投稿，具体根据杂志社要求选择即可。投稿期刊类型确定，如SCI、C刊、中文核心、统计源、国家级、省级等。此外，特别主要注意的是期刊的真伪性，可以在知网期刊中查询一下期刊的刊号再选择正确途径投稿。七、等待根据学术投稿规则，一稿不能多投，选择一个期刊投稿后，并在规定的时间内等待期刊的回复，通常这一时间再1个月到3个月左右。八、通知在一段时间内等待后，通常期刊会给予回复，分为三种情况，一录用回复，二修改回复，三退稿回复，不同的情况按照实际情况选择对策即可。九、再改无论是否录用，再次修改必不可少，尤其是针对修改再投这种情况，最好还是要虚心请教同行来多提提修改意见。十、录用影响录用的因素有很多，譬如文章方向、质量、期刊定位、修改意见回复等，做好每一个细节很重要。最后，发表期刊论文的秘籍是：多写细改，勤投多发，形成套路。主笔|林夕决图源|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者：黄逸江（美国丹佛大学经济学系）鸣金网授权发布（本文原题为《从现代货币理论看贾根良的国内大循环发展战略》，将发表于《财经问题研究》2020年第11期，网络已优先出版）2018年由美国发动的中美贸易摩擦反映了美国对中国战略定位的变化，更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新常态。这样的变化既挑战了主流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全球化不可逆”的教条论述，也引发了新一轮关于在逆全球化下外需转内需的必要性的讨论。然而，受限于主流经济学对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的推崇和财富即货币的特定认知，向内需转型一直就是迫不得已的和被动的政策选择。在这种大背景之下，贾根良教授在其新著《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一书有两大重要贡献：一是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系统性地批判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和时代错置性，论证了中国经济向国内经济大循环主动转型的必要性；二是为实现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和人民币国际化提出了可行的政策改革方案。本文从现代货币理论的角度浅谈贾根良教授在《国内大循环》一书中所阐述的部分核心观点。01贾根良教授在书中对以贸易顺差为目的的主流对外贸易战略提出质疑，并提出改革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的建议：“停止继续积累外汇储备，逐步取消出口退税，从根本上瓦解通过外汇占款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全面建立通过财政部发行国债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的新机制，大力发展国债市场，以便为中国人民银行未来将国债作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工具创造条件”。上述对贸易顺差优越性的质疑和建立人民币国债市场的建议与现代货币理论的主张完全一致。主流经济学普遍认为贸易顺差是值得追求的目标，而贸易逆差应尽可能避免。然而，出口的本质是以本国的实体经济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换取以外国货币结算的金融财富；进口的本质是以本国货币结算的金融财富换取外国的实体经济资源。因此，贸易顺差对应着实体资源的亏损；贸易逆差对应着实体资源的获利。故中国多年来对美国实现的贸易顺差实际上是用本国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换取美元，直接满足的是美国消费者对物美价廉商品的需求，间接助长的是美元霸权的维持。既然贸易顺差是实体经济的亏损和对美元霸权的维持，为何政策制定者还热衷于扩大贸易顺差呢？主流经济学家的答案是出口能带来就业和外汇：前者稳定社会，后者稳定汇率。这个观点看似正确，但其前提恰恰是接受了现有的国内保守财政和国外美元霸权的设计，导致中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体系中难以提升，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故以扩大贸易顺差为目标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在实质上与中国供给侧改革等产业升级的强国目标相左。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就需要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即通过新政策设计拉动内需，使就业创造不再依赖于出口，并通过新政策设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使稳定汇率不再依赖出口。而贾根良教授在书中结合现代货币理论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政策选择。笔者在此简单介绍为其政策建议提供理论支持的现代货币理论的两大理论贡献。02现代货币理论的第一大理论贡献是其从宏观会计准则的角度论证了财政赤字的必要性和功能性。美国政府在过去数十年间不仅实施赤字，还在大部分年份实施超过其贸易赤字规模的较大赤字，使美国民间余额在绝大多数年份为正。而美国历史上出现经济危机恰恰是美国政府赤字减少、贸易逆差增大，进而导致美国民间出现连续亏损之时。历史上美国的财政在绝大多数年份里都是赤字。特朗普上台后把实施财政赤字的重要性提升到新的高度，从2016年的0.587万亿美元提升到2019年的0.984万亿美元，逐渐接近2009年美国经济大衰退时1.4万亿美元的赤字规模。这么做的结果是有效地稳定了美国的民间资本。美国民间资本的稳定直接带来的是消费的稳定和就业的稳定，以此抵消了美国生产行业由于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所带来的疲软。故赤字经济就是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经济依仗，其核心经济逻辑即通过财政赤字补充民间资本盈余，从而有效拉动内需。笔者的研究发现，1994年以来中国民间盈余由外国赤字（即中国贸易顺差）和中国政府赤字共同构成。中国民间盈余占GDP的比重在2015年达到历史高点，约为8.8%，而在2015年后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下降，同时中国政府赤字的增幅不够。因此，若要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构建国内大循环，中国政府就必须增加赤字以稳定中国民间企业和个人的收支盈余，即稳定中国民间的总现金流入以增强民间企业和个人的偿债能力，从而减少中国金融系统的结构性风险。简而言之，内需的决定性条件就是民间资本是否充裕。而要使民间资本充足，必须稳定并加大国内财政赤字。上述源自现代货币理论的分析与贾根良教授在书中批判3%的财政赤字率红线缺乏事实依据的论证互为补充，结论均为中国政府应扩大财政赤字以实施功能性财政，从而推动以内需代替外需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新模式的建立。03贾根良教授在书中也引用了现代货币理论的第二大理论贡献，即其论证了货币主权国家的财政赤字的实际限制条件并非货币资源限制，而是实体资源限制。一个拥有货币主权的国家（即本国企业和个人的纳税以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结算，且国债以本国货币结算），不可能由于本国货币和国债的发行而破产。这是因为国家是货币的发行者，而非使用者。许多反华的美国政治家最惧怕的一个问题是：美国是否有足够的钱可以不断“偿还”中国的国债利息？中国抛售美国国债会怎样？美国会不会破产？事实上，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源于多年来中国对美国实现的大量贸易顺差。这些贸易顺差形成了中国的巨额美元外汇储备。由于美国国债能够提供收益，中国就把不能赚取任何收益的美元换成了能够提供收益的美国国债。但本质上，美元和美国国债都是美国政府的债务，只是前者不支付利息，后者支付利息。美国是如何“偿还”欠中国的国债利息的呢？其实跟其偿还给其他个人或机构的方式一样。即美联储将这些国债持有者的“美元账户”的数字增加，然后把他们的“国债账户”的数字相应减少。因此，以贸易顺差为目的、以自由贸易为名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并不能为中国在中美关系上带来任何政治和经济主动权；相反，其在本质上是中国主动接受美国对其实体资源的掠夺和对美元霸权的维护。理论上，美国的贸易逆差应使美元不断贬值，但现实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国选择将贸易顺差赚取的美元在华尔街进行投资。因此，美国贸易账户逆差对美元贬值的压力被美国资本账户顺差抵消，使得美元的购买力常年稳定。作为拥有货币主权的国家，中国中央政府作为人民币的发行者同样不可能因为以人民币结算的国债而破产。对货币发行者而言，税收并非是为政府支出而筹款，而是政府支出使纳税变得可能。在现代货币体系下，税收的目的是创造出民间对政府所发行的货币的需求，使政府指定的货币成为民间需要的交易媒介，即“钱”。政府支出实际上是帮助民间完成对其纳税义务的履行。因此，对拥有货币主权的国家而言，真正具有违约风险的是企业债、个人债、以外国货币结算的外债，而不是以本国货币结算的国债。同理，国债的发行也不是为了给作为货币发行者的政府筹款，而是提供一种金融产品来吸取市场中过多的货币来抑制通货膨胀，同时帮助央行调整银行的准备金利率。当前美国政府想要增加赤字，程序是美国财政部发行新国债，美联储间接兜底购买，然后再把钱打到美国财政部的账上，最后再进行花销。我们需要注意的：一是国债本质上是持有国债者的财富，而由于这些持有国债的人就是民间企业和个人，因而国债增加=民间财富增加，故以本国货币结算的国债的增加从来就不应该被忌讳；二是美国把赤字债券化的结果是创造出大量违约风险为零、以美元结算的美国国债，以此吸引国际资本回流华尔街，稳定美元汇率并以此巩固美元霸权。上述现代货币理论对国家财政的诠释对中国财政金融改革的启示巨大，正如贾根良教授在书中所言，中国中央政府应推行如下政策措施：一是通过扩大中央财政赤字以扩大民间资本盈余，从而有效拉动内需、稳定就业。二是建立庞大的人民币国债市场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为国际资本提供一个像美国国债一样零风险的资产品种，因而扩大中央财政赤字从而增发人民币国债以推动国内经济大循环恰恰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手段。三是随着以内需为主的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建立逐步减少贸易顺差，这不仅能减少国家实体资源损失，还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其原因在于中国贸易逆差意味着外国作为一个整体将持有过剩的人民币（即人民币在国际市场实现增发），故贸易逆差和稳定而庞大的人民币国债市场能够吸引人民币回流中国购买人民币国债，从而稳定人民币汇率。在笔者看来，贾根良教授的上述建议是在结合了现代货币理论和参考了美元霸权体系的原理后，对中国如何同时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减少贸易顺差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力论述。需要注意的是，现代货币理论和贾根良教授并不主张无限制的财政赤字，因为在失业率已为零的情况下，新增财政赤字只能带来通货膨胀。现代货币理论强调的是对拥有货币主权的国家而言，真正的限制并非财政税收，而是实体经济瓶颈。但现实往往是哪怕通货膨胀率并不高，政府赤字在实现零失业率之前就因为主流经济学“政府赤字即妖魔”的理论迷信所带来的3%的赤字率红线问题而停止。贾根良教授的新著中还有许多重要论述，如中央地方财税调整的必要性；科技创新的两种“举国体制”；国家致富新原理；国内大循环的“内部改善”；在国内大循环中，劳动者的工资不再简单地是成本反而是内需最重要的源泉，企业赢利的提高与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之间具有互为因果、循环累积的良性循环关系；对外贸易新战略；等等。笔者认为，贾根良教授的《国内大循环》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实施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应当作为实现习近平所呼吁的“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政策改革蓝图，被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所广泛讨论和参考。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贾根良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作者在书中创造性地将演化发展经济学、现代货币理论、世界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结合在一起，十年磨一剑，有力批评了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和基本观点，深入反思了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弊端，揭示了我国经济领域中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根源，阐明了“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原理和实施机制，提出并详尽论述了一系列密切关联、自成体系的政策建议。

作者 | 陈维宣 腾讯研究院博士后作者 | 吴绪亮 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顾问作者 | 呼丽梦 腾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作者 | 张 旻 腾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精彩观点抢先看后疫情时期，供需两端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三驾马车整体乏力，借助网络平台发放消费券来刺激消费可能是当前性价比最高的拉动经济方式。如果应用得当，将能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奇效。发放消费券刺激居民消费的方式虽然是公共财政支出或补贴，但不是公共消费，因为并不是满足社会民众对公共物品与服务的需求。通过公共消费拉动经济，一定要以满足社会民众对公共物品与服务的需求为首要前提，因此有只能“适当增加”，相比较而言，通过发放消费券来刺激居民消费的施策空间更为广阔，更为有效。消费券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基本经济学原理主要包括凯恩斯乘数理论和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消费理论。从乘数效应角度来看，消费券将成倍地拉动经济增长，而根据消费理论，消费券对扩大消费和拉动经济的作用有限。但越来越多的文献表明，普惠型消费券具有与大规模税收返还相似的功能，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大于挤出效应，能够在短期内显著推动总需求扩张和拉动经济增长。目前在发放规模、对象选择、方法机制等方面存在优化空间。需要更多向低收入群体倾斜，需要依据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发放不同类型的消费券，需要尽可能选择消费弹性高、产业链带动作用强、横向关联多的行业领域，需要引入多家平台来强化竞争和互补效应。同时要注意合理有序、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在刺激经济与财政赤字之间做好权衡，并将消费券与精准扶贫进行有效结合，以及进一步建立长效机制，以消费券为契机促进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以2020年4月8日零点武汉解除封城为标志，全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大进展，经济社会逐步进入“后疫情时期”。虽然我们还需要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疫情形势变化，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但加快恢复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各界最关心的话题。202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扩大居民消费，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启动实体商店消费，保持线上新型消费热度不减”。此后，各地纷纷出台提振消费的政策措施，其中，电子消费券的发放受到最广泛的关注[1]。一、国内外经济形势严峻，刺激消费可能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拉动经济方式1. 世界经济的疲软之势将持续很长时间世界经济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扶摇直上的简单线性关系，相反呈一定周期性的波动起伏。仅以1961年为起点，如图1所示，世界经济便经历了包括1973—1975年、1979—1982年和1990—1993年等在内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和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每一次危机都会让全球GDP增长急速下降，使世界经济社会发展遭遇重创，但危机过后经济又快速回到既定增长轨道。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纵观每次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从未有哪一次像2009年金融危机后那样，全球经济较长时间内始终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发展。事实上，2011—2018年，全球GDP的增速仅维持在2.5%—3.2%的水平，其最高值为2017年的3.19%，依旧低于近六十年来大部分年份的增速[2]。增速放缓，显示出近年来世界经济复苏的疲软之势将持续很长时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2020》数据显示，2019年，世界GDP增长率下滑至2.3%，为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在不出现潜在阻碍的假设条件下，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小幅上升至2.5%，但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爆发将极大地增加全球经济复苏的压力与不确定性[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在多重不确定因素的干扰下，近年来发达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均呈现出经济增速同步放缓的趋势。而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更将让全球经济雪上加霜，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份公布的预测，该组织已将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估由此前的3.3%下调至-3%，这也许意味着2020年将成为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以来，经济衰退最为严重的一年[4]，详见图2。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经济增长率的放缓彰显出全球经济的复苏仍显脆弱，而贸易量近年来走弱趋势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结论。根据荷兰经济政策研究局（Bureau for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 CPB）2020年2月份发布的《世界贸易监测》报告，世界贸易量依旧呈下行趋势，受疫情影响，2020年1月份贸易量同比萎缩2.3%，而2月份贸易量同比下降更是达到了2.64%[5]，详见图3。近年来，全球范围内贸易摩擦不断，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升级，加之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和蔓延更是对全球贸易形势产生了巨大冲击，短时间内世界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势必困难重重，而这也将进一步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蒙上一层阴影。注：以上图表依据CPB于2020年2月份发布的《世界贸易监测》绘制，其中固定基数2010=100 且数据剔除了季节因素影响。2.我国GDP增速下降至1991年以来最低值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祸福相依、紧密相连，在世界范围内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也深受影响。事实上，自2010年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便呈下滑趋势。虽然2019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1万美元大关（人均GDP为70892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0276美元），但是按可比价格计算，同年中国经济的增速较上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2019年同比实际增长6.1%，2018年为6.6%），为中国自1991年以来的最低增速[6]，详见图4。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国际社会对中国2020年的经济发展普遍持乐观看好态度。但是由于受到疫情的严重冲击，国际机构普遍下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虽然2019年中国GDP增速相比于此前有所放缓，但是6.1%的增长实际上仍高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而且基本上符合中国政府设置的预期目标。然而2020年1季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206504亿元，环比下降9.8%，同比下降6.8%，三大产业“无一幸免”，均出现大幅度下降，分别同比下降3.2%、9.6%、5.2%，详见图5。此次增速下跌，是自1992年开始GDP季度核算以来的最低速度，在中国近几十年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实属罕见，也让同样深受疫情冲击的世界其他经济体忧心忡忡。如何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严峻考验，在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大环境下有效处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必将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其他经济体需要共同深思的问题。中国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同样存在较为稳定的正相关关系。虽然自2000年以来，中国进出口总额不断攀升，但如图6所示，实际上2011—2019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增速有所放缓，这与同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相一致。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再创新高，达到31.5万亿元，其中出口总额17.2万亿元，进口总额为14.3万亿元。这样的数字毫无疑问显示出我国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但另一方面从图7可以看出，2019年全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里，我国进出口总额同比出现负增长，其背后不乏世界经济衰退、贸易保护主义加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等原因。而伴随着全球疫情的大流行，世界范围内经济活动剧烈收缩，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货物贸易总量有所下降，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6.4%，我国外贸发展想要“更上一层楼”依旧面临着较大的挑战。3.供需两端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疫情冲击下，2020年一季度我国供需两端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与经济运行走向相匹配，详见图8和图9。其中，供给侧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呈现出非常明显的“V”字型发展态势，2月份三项指数均出现低谷，非制造业PMI和综合PMI均低于30，与荣枯分水线50更是相距甚远，这也与2月份全面“抗疫”、百业萧条、经济萎缩相吻合。3—4月份指数有所回升，4月份综合PMI指数恢复到2019年年底水平，显示出我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生产生活秩序有所恢复，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持续改善。需求侧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的发展同样也呈现出小“V”走势，2月份消费者预期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和消费者满意指数均是自2019年6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尚未触及中值100，表明疫情冲击下，消费者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前景、收入水平、收入预期以及消费心理状态与之前相比乐观程度有所下降，但是并未因此感到非常悲观。3月份需求侧3项指数出现回升，消费者预期指数、信心指数和满意指数环比分别增长3.3%、2.78%和2.08%[7]，可能与经济回暖、宏观经济形势好转有关。4.三驾马车整体乏力，但消费可能是目前拉动经济的最有效选择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一季度我国“三驾马车”的整体动力不足，三大需求均出现大幅下降，详见图10。其中，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78580亿元，同比下降19.0%；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达84145亿元，同比下降16.1%；出口总额共计33363亿元，下降11.4%。而三大需求增长的乏力也进一步带动国民经济出现负增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季度数据显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分别拉动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4%、1.4%和1%。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消费对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拉动作用。事实上，一季度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4.1%，比投资和出口加起来的贡献率还要高28.2个百分点。近年来，在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外部需求波动不定的情况下，货物及服务的净出口的扩张之路步履维艰。而投资除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下降外，还面临着转化为产能并进一步刺激需求的传导机制和速度问题。与之对比，“三驾马车”中的消费已成为助力国内经济平稳运行的中流砥柱，也可能是目前拉动经济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选择。自2014年起，消费在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上便一马当先，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6%，每年拉动GDP的增长不低于4个百分点，已连续六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详见图11和图12。短时间内，如何稳定并扩大内需、释放国内市场的需求，必将是打赢这场防疫攻坚战、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关键。长远来看，中国消费前景依旧广阔，市场规模非常巨大，未来我国以发展内部需求为重点、以消费拉动经济发展为主的趋势将更加明显，并且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增长的可持续性也将进一步提高。5.收入和消费支出下降，需要额外刺激来拉动消费可支配收入是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如图13所示，近年来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也带动了消费支出的不断增长。截至2019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30733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9%，与之对应人均消费支出也达到21559元，同比名义增长8.5%。2019年中国居民人均收支相比2013年的数据，已分别增加了12423元和8339元，可见几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呈现蓬勃发展状态。疫情期间，居民收支有压力，总体消费受到抑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和蔓延中断了经济蓬勃发展的势头，其间中国大部分人处于居家“抗疫”状态，收入急剧减少甚至没有任何收入。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在收入不稳定甚至没有的情况下，城乡居民会普遍降低消费支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疫情冲击下，2020年一季度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561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3.9%，而人均消费支出为5082元，同比名义下降8.2%，实际下降12.5%。其中，城乡消费均受冲击。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691元，比上年同期实际下降3.9%，人均消费支出仅6478元，实际下降13.5%；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降至4641元，同比实际下降4.7个百分点，人均消费支出3334元，实际下降10.7%，详见图14。在经济停摆、各行业发展不景气的情况下，收入的增长也存在极多不确定性，如何“开源”寻找额外刺激来提振消费，是目前急需思考并解决的问题。6.网上消费上涨，因此要借助网络平台的力量来刺激消费近年来，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中国网民数量逐年递增，线上消费规模日益扩大，与之存在一定互补关系的快递行业也实现快速增长。相比于2014年，2018年中国互联网上网人数增加了近1.8亿人，已达约8.3亿。网民数量的增加，也带来更为广阔的线上消费市场，中国网上零售总额也从2014年的27898亿元发展至2018年的90065亿元，翻了3.2倍。与此同时，实物类商品网上零售额也在2018年增至70198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8.4%，2019年更是达到了85239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也比上年提高2.3个百分点，实物类商品网上零售额的增加也体现出线上消费对实体经济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详见图15。此外，快递行业发展一日千里，2018年快递量高达507.1亿件，其背后也离不开网上消费的辐射作用，详见图16。在百业待兴、消费整体萎缩的背景下，以网络消费等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新动能，在这次疫情中依旧显现出强劲的生命力。2020年一季度，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8536亿元，同比增长5.9%，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高达23.6%，同比增长5.4个百分点。可见，进一步借助网络平台的力量，激活民众被疫情抑制的消费需求，将不失为扩大内需、战胜疫情的快捷通道。7.公共消费只能“适当增加”，需要更多依靠刺激居民消费来拉动经济2020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扩大居民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这是继4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后再次提出“适当增加公共消费”这一举措。公共消费指的是政府购买商品或服务来满足公众对于国防、教育、社保、公共卫生等公共物品的需求。我们认为，发放消费券刺激居民消费的方式虽然是公共财政支出或补贴，但不是公共消费，因为并不是满足社会民众对公共物品与服务的需求。必须注意的是，公共消费拉动经济，一定要以满足社会民众对公共物品与服务的需求为首要前提，不能仅为拉动经济，就盲目采购。因此，公共消费拉动经济有其局限性，只能“合理增加”和“适当增加”，相比较而言，通过发放消费券来刺激居民消费的施策空间更为广阔，更为有效。二、消费券撬动宏观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分析在全球经济增长下滑，中国经济受到疫情严重冲击，“三驾马车”整体乏力的宏观背景下，消费仍然是目前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是同时也需要额外的刺激来激发消费的活力。因此，各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国务院统筹联防联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号召，纷纷通过实施消费券政策，刺激经济回暖复苏。1.消费券的经济学原理消费券是对商品或者服务的支付凭证，在限定的消费领域内具有准货币的功能。根据发放主体的不同，可以将消费券分为商业性消费券和政策性消费区，其中前者是指商业企业的一种营销策略，后者则是指政府部门采取的一种消费刺激措施（张莹，赵建，2011）[8]。本文所研究的消费券是指政策性消费券，本质上是财政补贴的一种形式，同时兼具刺激消费和社会救济的双重作用。政策性消费券最早出现于美国“大萧条”时期的食品券计划，政府规定家庭收入低于300美元的家庭，每月可用83美元换购面值153美元的食品券。世界上首次大规模实施消费券政策的国家是日本。面对1999年的经济危机，日本政府认为消费券在刺激消费方面相对于减税措施更有优势，于是向非劳动年龄（15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口每人发放两万日元（约200美元）的消费券，用于摆脱经济困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澳大利亚、泰国和我国的成都、杭州、南京和台湾等地区，也都通过发放不同规模和不同形式的消费券来刺激经济复苏。消费券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基本经济学原理主要包括凯恩斯乘数理论和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消费理论。根据凯恩斯乘数理论，政府支出的增加将引起国民收入的成倍扩张，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在经济学中，这个倍数即为乘数，与边际消费倾向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边际消费倾向越大，乘数效应就越大。在经济衰退或萧条时期，政府通过发放消费券，刺激居民的消费支出，从而引起边际消费倾向的扩大，进一步放大政府发放消费券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根据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消费理论，理性消费者会根据持久收入做出生命周期内消费最大化的决策，收入的临时增加将被平均分配到一生的生命周期中。因此，消费者在将消费券消费完后，会将之前消费计划中的收入支出转化为储蓄，或者在二级市场上将消费券兑换成现金并储蓄起来，从而对原有消费产生“消费替代”或“消费挤出效应”（杨继瑞，2009）[9]。因此，消费券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理论上的争议。从乘数效应角度来看，消费券将成倍地拉动经济增长；而根据消费理论，消费券对扩大消费和拉动经济的作用有限（叶建华，2009）[10]。虽然消费券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典经济理论中存在一定的争议，但越来越多的文献表明，普惠型消费券具有与大规模税收返还相似的功能（蒋奕，郑筱婷，2016[11]），是一种比政府直接购买更有利的政策工具（张旭昆，姚蕾，2010[12]），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大于挤出效应，能够在短期内显著推动总需求扩张和拉动经济增长。很多理论研究成果甚至否认消费券存在挤出效应。张莹与赵建（2011）[13]指出所谓的消费替代或挤出效应涉及到财富的跨期分配与消费的跨期选择，即使消费者更加偏好储蓄或未来消费，那么在二级市场上折价出售消费券以换取流动性时，也会遭到“储蓄惩罚”并使得未来消费品的价格上升，从而迫使消费者增加当期消费而减少未来消费。而且，消费券对促进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具有更大的作用（蒋奕，郑筱婷，2016）[14]。更进一步地，考虑到当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仍不完善，实施消费券计划直接作用于市场消费环节是应对经济衰退和萧条的有力措施，能够有效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社会就业（罗凯，王弟海，2010）[15]。在实证研究方面，学者们发现更多支持消费券对刺激消费扩张和经济增长的证据。Hsieh et al（2010）[16]评估了日本1999年消费券项目的政策效应，发现消费券计划增加了居民对半耐用品的消费支出，边际消费倾向在0.1—0.2之间，但是对非耐用品和服务的支出则没有影响；而且在消费券用完或赎回后，消费支出也没有反向减少。对2009年台湾消费券计划的政策评估结果也证实，消费者对消费券具有较大的反应，消费券的作用与税收返还相当，而且比减少所得税预扣更加有效，边际消费倾向约为0.24（Kan et al，2017）[17]。此外，对杭州2009年消费券的绩效研究结果也表明，杭州消费券的乘数效应在5倍以上，边际消费倾向约为0.8，远高于日本和台湾的水平（史文君，2010）[18]。经济学研究还发现，消费券对消费和增长的作用在不同时期内是不一致的，即消费券仅在短期内具有刺激消费和促进增长的作用。长期来看，一是在政府财政方面，将加重财政负担，挤出政府购买；二是在价格水平方面，将导致物价上涨，埋下通货膨胀的隐患（张旭昆，姚蕾，2010[19]；罗凯，王弟海，2010）；三是在社会福利方面，还有可能通过影响微观层面的效率目标，导致整体社会福利水平的降低（张莹，赵建，2011）。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对消费券的作用做出基本判断：消费券对刺激消费和促进增长的作用虽然仅在短期内有效，但却是当前性价比最高的拉动经济方式，如果应用得当，将可能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奇效。2.数字时代的中国消费券政策实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就曾建议，美国和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利用发放消费券的方式来刺激消费需求，从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并尽快摆脱危机（蒙代尔，2009）[20]。中国首次发放消费券的政策实践也在2008年时由成都市率先开展，发放对象为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和优抚对象等低收入团体。随后广东、杭州、南京、湖州、常州等省市也纷纷把发放各种类型的消费券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新策略，以应对经济增长的急速下滑。居民消费能力受疫情影响短期内有所下降，但我国消费市场超大规模优势和拥有全球最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事实没有改变，需求潜力依然十分强劲，居民消费意愿并未实质性降低，消费需求只是被暂时性抑制。因此，消费需要扩容提质，需要一个有力的刺激和引导来激活一池春水。消费券计划就是一项能够在短期内对消费和经济产生强烈刺激的政策措施。消费券通过推动居民的预算约束曲线向右移动，短期增加社会总需求和有效需求，并通过乘数效应拉动更大规模的消费与投资，吸引商家和企业纷纷推出个性化的让利促销活动，以及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复苏，推动企业扩大生产和投资，从而实现良性循环和撬动经济增长。不同以往的是，此次各地政府纷纷与微信支付、美团支付、支付宝、银联云闪付等大型互联网平台合作来发放电子消费券。这种发放模式，不仅在表面上使消费券由纸质转变为电子，而且因数字技术的融入使政府公共政策绩效得到进一步提高。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通过网站发放的消费券效用值明显高于现场发放或邮寄的纸质消费券（汪侠等，2012）。首先，经过20年消费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以及近几年来产业互联网的应用推广，互联网平台积累了海量的消费者与企业用户，利用互联网平台发放电子消费券，可以充分发挥规模效应，扩大消费券的发放规模，提高发放效率。其次，互联网平台上还积累了海量的消费场景，可以借助数字化手段和平台和大数据的力量，更加精准高效地发放消费券，进一步放大乘数效应并刺激消费。再次，由于电子消费券发放、抵扣和核销的整个过程都可控、可追溯、可评估，因此可以更加科学地精准施策和进行政策效应评估。最后，通过互联网平台发放消费券，可以充分利用区块链技术提高消费券的防伪水平，利用智能技术对消费券进行自动核销从而降低核算与回收成本，利用安全技术对抗黑色产业的技术攻击从而提高系统安全水平。目前有直抵和满减等形式电子消费券，其中直抵消费券是指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可以按照一定的折扣直接抵消部分商品费用，满减消费券则是指消费者的消费金额达到一定门槛时抵消部分商品费用。消费券的领取与使用流程如图17所示，政府通过与互联网平台达成合作，委托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平台代为发放电子消费券，互联网平台在商业银行中开立专门账户，然后在消费者和商家获取信息进行申领后以抽奖或筛选等方式向消费者和商家发放电子消费券。消费者和商家分别领取消费券后，消费者在消费时可以用消费券抵扣部分费用支出，银行向商家支付抵扣的费用，然后平台对使用过的消费券进行自动核销，对到期未使用的进行自动回收。本轮消费券发放，堪称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数字经济时代作为公共政策的首次大规模实践（车宁，2020）。具体而言，呈现出如下五个方面的显著特征。图17 消费券的领取与使用流程来源：腾讯研究院第一，在发放规模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根据商务部初步统计数据，在疫情发生以来，有28个省市、170多个地市统筹地方政府和社会资金，累计发放消费券达到190多亿元（商务部，2020）[21]。虽然大多数省份均已实施消费券激励计划，但是如图18所示，各省之间的消费券发放规模并不一致。消费券发放规模较大的省份主要分布在东部—东南沿海一带以及四川、陕西、河南、安徽等中部省份。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湖北省的消费券发放规模仍有待进一步提高。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5月11日，发放规模最大的省份是浙江省，浙江省已发放35亿元各类消费券；其次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已累计向超过600万人次发放面值268元的暖心卡消费券；再次是广东省，也已发放10.2亿元规模的消费券；而黑龙江省和西藏自治区则尚未实施消费券政策。图18 消费券发放规模的省级分布来源：腾讯研究院第二，在发放程度方面，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如果用人均消费券金额表示消费券发放程度，人均消费券金额越大则表明发放程度越高。如图19和图20所示，分别考察了29个省份与143个城市的消费券发放程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以2019年人均GDP衡量，暂时缺失数据以2018年数据替代。根据图中结果，无论在省级还是城市层面，消费券发放力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方，发放力度越大。第三，在行业分布方面，主要集中在餐饮、文旅、零售等领域。根据消费券的使用范围，可以将其分为通用型消费券和定向型消费券，前者通常不限定使用的行业领域，后者则通常限定在部分特定行业内使用。我们统计了发放消费券的9个省份和184个城市的消费券类型，结果如图21所示，在所有发放消费券的省份和城市中，约有30%的省份和城市还选择通过发放通用型消费券来刺激消费扩张，约有60%的地方政府选择发放餐饮消费券，餐饮行业是此次消费券政策最重视的行业领域，其次是文旅和零售，约有40%的省份和城市也选择了发放此类消费券；但是在其他行业，如汽车、时尚、娱乐、电子等领域，目前选择发放此类消费券的省份和城市仍然较少。第四，在消费者感知方面，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地理上的差异性。如图22所示，根据以“消费券”为关键词在百度指数上的检索结果，截至到2020年5月10日，对消费券感知程度较高的省份只有广东和浙江两省，处于第一梯队。居于第二梯队的省份主要包括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四川、湖北等7个省份，而福建、河北、天津、湖南等22个省份则处于消费者感知程度的第三梯队。这一分布特征与上图18中的发放规模的分布特征基本一致。除发放规模的因素之外，导致消费者感知区域差异的原因可能还在于消费券发放和宣传的不协调，大多数省份的消费者无法及时获知消费券发放与使用的全面信息。而大部分省份的消费者对消费券的感知不强烈，部分消费者会错过消费券的申领，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消费券刺激消费需求扩张的作用，使消费券政策无法达到合意的效果。图22 各省份“消费券”搜索频率来源：百度指数 腾讯研究院第五，在政策效果方面，消费券起到了消费扩容提质的作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20）[22]发布报告指出，发放消费券行业比未发放消费券行业恢复快。在 3-4 月间，发放消费券行业支付笔数反弹幅度是未发放行业的 3.11 倍，发放消费券行业支付金额反弹幅度是未受发放行业的 5.15 倍。发券地区消费券支持行业比未发券地区同行业业务恢复快。消费券总支付笔数比未发券地区高出4个百分点，根据消费券支持行业在全行业支付笔数的比重，可以推算出在发放消费券后一个月内，消费券地区受支持行业的支付笔数比未发放地区同行业高约 25%。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2020）[23]同样发现，政府1 元钱的消费补贴能够带来平均 3.5 元以上的新增消费，即杭州的实践显示边际消费倾向在3.5以上，显著高于国外发放消费券所发现的 0.15—0.40 的边际消费倾向。三、消费券发放的公共政策思考与优化建议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消费券具有拉动经济和社会救济的双重价值，能够在短期内有效刺激消费扩张、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对中国消费券政策实践的分析也表明，目前仍然在发放规模、对象选择、方法机制等方面存在改进空间，需要在发放方案、管理机制等方面进一步优化。第一，进一步扩大发放范围和力度目前，我国消费券发放的规模和力度仍然不够。首先，在全国293个地级市中发放消费券的城市只有170多个，占全部城市数量的58.02%。其次，除深圳、杭州等少数城市在县级层面发放消费券外，绝大多数县级政府尚未开展消费券项目计划。最后，消费券发放规模虽然已达到190亿元，但是仅占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02%，占最终消费支出规模的0.03%，可能难以达到有效拉动宏观经济全面复苏的门槛。因此，需要进一步扩大消费券的发放范围和力度。（1）拓宽发放消费券的城市数量。继续在东部沿海、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等受疫情影响严重的省份加大消费券发放力度，充分调动省、市、县（区）三级政府的积极性，进一步拓宽资金来源，使消费券更多地进入下沉市场[24]。（2）提高消费券的折扣力度。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消费券效用同其面值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当消费券面值占消费支出的比例超过10%时，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提升将比占比低于10%时最高提高2.06倍（汪侠等，2012）[25]。这意味着，将消费券的满减或折扣力度提高到消费支出额度的10%以上，降低消费券的使用门槛，多渠道多场景发放消费券，能够更加有效地刺激消费和拉动经济。（3）强化费者对消费券的感知程度。根据百度指数结果，“消费券怎么领”是消费者普遍关注的三大问题之一，并且仍处于持续上升的态势。这表明消费者并不十分清楚消费券的申领流程，可能会减少消费券的申领基数，并妨碍消费券乘数效应的有效发挥。因此，需要通过多种网络渠道，加大对消费券的宣传推广力度，提高消费者对消费券的感知程度。（4）在实施消费券政策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合理有序、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由于受到疫情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失衡现象严重，2020年一季度，地方财政收入24827亿元，同比下降12.3%，财政支出19555亿元，同比增长5.2%（财政部，2020）[26]。在财政实力比较好的地区，通过发放消费券拉动经济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但是在财政实力弱的地区，还需要在刺激经济与财政赤字之间做出权衡。第二，加强优化消费券发放对象的选择（1）向低收入群体发放更大规模的消费券。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消费券属于“意外之财”，虽然难以改变消费者的长期收入预期，但对低收入群体的“财富效应”更为明显。由于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高收入群体更高，消费券的“财富效应”拉动消费的效果更明显，同时可以将“挤出效应”降到最低。2018年我国低收入户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占高收入户居民的9.12%[27]，根据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向低收入群体倾斜，不仅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平，而且有助于社会总福利的提升，在疫情后的特殊时期这一意义尤为明显。（2）依据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差异发放不同类型的消费券。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年龄是消费结构的关键决定因素，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结构之间存在稳健的关联关系，年轻群体在文化娱乐和服装等方面支出较高，中年群体则在家庭日常消费、交通和通信等方面支出较高（茅锐，徐建炜，2014[28]；王诗雨，倪敏，2019[29]）。因此，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向不同年龄群体的消费者发放不同类型的消费券，如向年轻群体发放文化娱乐、服装餐饮、影视游戏等类型的消费券，向中年群体发放食品、家电、家政、交通、通信等类型的消费券，向老年群体发放医疗保健等类型的消费券，从而更大地激发不同群体的消费潜力。第三，不断优化消费券适用行业领域的选择消费券乘数效应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选定的行业领域。如果用于生产周期长且收入需求弹性小的产品，或者用于产业链比较短的服务业，消费券很有可能对私人消费产生消费替代或消费挤出效应，短期内难以实现预期的乘数效应；只有消费在产业链较长且生产周期相对较短的产品行业，加快企业的现金回流和产能调整，促使企业加速进入下一轮的扩大再生产，乘数效应就能会在短期显现（叶建华，2009）[30]。因此，消费券的发放需要尽可能选择消费弹性高、产业链带动作用强、横向关联多的行业领域。从目前发放消费券的实际效果来看，食品、餐饮、零售、美妆、饰品、休闲等行业市场拉动效应明显。从产业链角度来看，汽车、通信、计算机、家电等行业领域位于产业链的下游位置，产业链条较长，与多个行业部门之间存在密切的上下游和横向关联关系，增加对这些行业领域的消费券发放，不仅可以有效促进这些行业的发展，还能够通过行业间的产业关联和溢出效应，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将消费券的乘数效应进一步放大。第四，发放机制上需要不断优化（1）加强优化消费券发放的政企合作模式。根据对消费券的实证研究结果，政企合作发放的消费券效用评价值最高，其次是政府单独发放，企业单独发放的效用评价值最低（汪侠等，2012）[31]。因此，地方政府在后续消费券发放过程中，建议由省级政府统筹，加强与平台企业的合作，利用互联网平台技术对不同群体、区域和细分行业的精准发放，提高消费券的使用效率。（2）引入多家平台发放，强化竞争和互补效应。上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20）的报告显示，是多平台发放的交易笔数增加比单平台发放要更多。虽然由于数据量限制，这还只是一个初步的统计结论，但这个结论是符合行业基本经验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不仅在需求侧积累的海量顾客和消费场景，在供给侧也逐渐覆盖了广泛的生产企业与生产场景，多平台发放可以形成竞争和互补效应，触达更多的居民和覆盖更广泛的商户。因此，各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引进多平台平行发放，强化平台之间的公平竞争机制。（3）保持对核销率等指标的实时监测，在消费券的发放额在不同平台间进行动态调整。可以重点借鉴武汉模式，政府通过分批次的方式在微信支付、支付宝和美团支付三家平台发放总计5亿的消费券，面值从10元至80元不等。第一批先拿出将近一半金额发放，在三家平台均分，核销情况良好的平台后续将可以获得更大比例的金额。互联网企业在刺激消费方面具有比传统企业更强的优势，正如微信支付政府合作中心总经理辛建华所言，通过微信支付实现消费券自动核销，借助微信支付在餐饮、零售、娱乐、出行、政务民生等行业的海量商家资源，可以切实保证消费复苏方案的广泛影响力和强大普惠效应。第五，进一步建立长效机制，促进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1）深入研究建立数字消费券发放与管理的长效机制。在国际上，起源于美国1929年大萧条时期食品券计划的“补充营养协助计划”（SNAP）已经成为美国应对经济衰退和萧条的自动稳定器，具有显著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衰退的加剧，符合食品券或消费券申领条件并进行申请的人数逐渐增加，促进消费支出与经济产出的增长，使逆周期政策调控力度逐渐增强，防止经济进一步走向萧条；在经济逐渐复苏后，符合食品券或消费券申领条件并进行申请的人数逐渐增加，消费券政策逐渐退出，避免因需求暴涨刺激经济过热。当前，数字技术的发展有效地提高了消费券发放、使用、核销、回收与管理的技术效率，使其更具有技术可行性。我国可以借鉴这种SNAP模式，通过发放数字消费券，建立应对经济衰退和萧条的自动稳定机制。（2）以消费券为契机促进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通过消费券的发放和使用，平台能够更好地培育居民的数字化消费习惯，并留存在公众号和小程序中，从而助力传统商家的数字化转型。正是基于这一考虑，2020年5月13日腾讯宣布启动“数字方舟”计划，从降低成本、引流拓客、设立专项基金、技术开源等方面支持中小微企业转型，面向中小微商家提供C2B的引流拓客服务和数字化工具，联合300万生态企业，免费为线下餐饮商户提供小程序外卖与预点单业务系统和运营指导。这是腾讯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倡议》的重要举措。（3）将消费券与精准扶贫进行有效结合。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通过利用数字技术将消费券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进行有效结合，一方面推动贫困地区的数字化转型与普惠式发展，帮助贫困地区的农副产品提升销量、扩大市场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发放消费券，提高贫困人口的消费水平与获得感。注释：[1]感谢南京财经大学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讲师胡俊博士在数据分析方面给予的友情支持。[2] The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Slow Growth, Policy Challenges, 2020-01-12,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global-economic-prospects[3] United Nations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Prospects 2020，2020-1-16，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pad/wp-content/uploads/sites/45/WESP2020_FullReport.pdf.[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20): Real GDP growth,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NGDP_RPCH@WEO/OEMDC/ADVEC/WEOWORLD[5] CPB Netherlands Bureau for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 CPB World Trade Monitor February 2020, https://www.cpb.nl/en/worldtrademonitor[6]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本部分的其他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来自国家统计局[7]数据来自新浪财经[8]张莹，赵建：《消费券计划的经济效应分析：一个跨期消费模型》，《统计与决策》2011年第8期，第101-105页。[9]杨继瑞：《扩大消费与内需的理论选择——兼论发放购物券刺激消费的局限性》，《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5期，第44-47页。[10]叶建华：《消费券发放的经济效应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第99-102页。[11]蒋奕，郑筱婷：《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效果如何？——来自各国的经验》，《经济资料译丛》2016年第4期，第8-12页。[12]张旭昆，姚蕾：《消费券经济效应分析》，《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23卷第5期，第97-100页。[13]张莹，赵建：《消费券计划的经济效应分析：一个跨期消费模型》，《统计与决策》2011年第8期，第101-105页。[14]蒋奕，郑筱婷：《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效果如何？——来自各国的经验》，《经济资料译丛》2016年第4期，第8-12页。[15]罗凯，王弟海：《金融危机下中国消费券政策效果评估——基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46-51页。[16] Hsien，C．，Shimizutani，S．，and Hori，M．（2010），“Did Japan’s Shopping Coupon Program Increase Spending？”，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No.94，pp.523-329．[17] Kamhon Kan, Shin-Kun Peng, and Ping Wang，（2017），“Understanding Consumption Behavior: Evidence from Consumers’ Reaction to Shopping Vouchers”，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Economic Policy，Vol.9，No.1，pp.137-153.[18]史文君：《消费券“乘数效应”与“挤出效应”探究——以杭州市旅游消费券运行绩效为例》，《理论观察》2010年第3期，第142-143页。[19]张旭昆，姚蕾：《消费券经济效应分析》，《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23卷第5期，第97-100页。[20]蒙代尔：《呼吁中美两国发放购物券应对危机》，人民网，2008-12-14，http://world.people.com.cn/GB/41218/8515083.html。[21]商务部：《全国28省份已发放消费券190多亿元》，中国网，2020-5-8，[22]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消费券的中国实践：我国消费券发放的现状、效果和展望研究》，2020年5月15日。[23]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等：《疫情之下的消费重启：中国城市数字消费券的应用与效果研究》，2020年4月27日。[24]下沉市场是指三线以下城市、县镇与农村地区的市场，因其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从而能够获取更大的边际消费倾向和乘数效应。[25]汪侠，甄峰，吴小根：《旅游消费券效用差异及其成因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12年第8期，第123-129页。[26]财政部国库司：《2020年一季度财政收支情况》，2020-4-20，http://gks.mof.gov.cn/tongjishuju/202004/t20200420_3501077.htm。[27]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数据计算得到。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9）》，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年，第171页。[28]茅锐，徐建炜：《人口转型、消费结构差异和产业发展》，《人口研究》2014年第38卷第3期，第89-103页。[29]王诗雨，倪敏：《基于人口年龄分布的消费结构调查与分析》，《合作经济与科技》2019年第6期，第132-135页。[30]叶建华：《消费券发放的经济效应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第99-102页。[31]汪侠，甄峰，吴小根：《旅游消费券效用差异及其成因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12年第8期，第123-129页。

来源：新浪财经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形成“就业创业—收入流程—支付能力—消费需求—产能平衡—均衡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和动能传导。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说明中提出：在征求意见过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建议，明确提出“十四五”经济增长速度目标，明确提出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目标。文件起草组经过认真研究和测算，认为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看，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以不变值计算，未来15年年均需要的增长速度为4.73%。节选自《中国：理想经济增长》第204—208页。工业化发展阶段，由于其生产标准化和大规模化，是劳动生产率提高较快和高速经济增长的时代。一旦一国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例上升，并比例越来越高，则因服务业的非标准化和小规模，劳动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会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会越来越低。中国的工业化阶段并没有结束，因为户籍农民中工业品的消费享受还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因此，如何在这一宝贵的时期，通过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增强其购买工业品的支付能力，延长工业化的时间，是保持中国经济未来15年中高速度增长，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从2017年81319万农村居民和城镇非户籍居民（绝大多数是常住6个月及以上的农民工人口）的富裕程度看，他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较低，2017年分别只有13432元和24600元，农村57661万居民月平均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120元，23658万城镇非户籍居民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050元。比城镇户籍居民41100元的年和月3425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了很多。而且，从人均拥有的住宅不动产财富看，城镇户籍居民是农村户籍居民的18倍多。不同的收入水平，有不同的消费内容。人均年可支付收入41100元的城镇户籍居民，其收入消费比为67%，消费内容中大多数家庭，或者很大比例的家庭，住宅、家电等耐用消费品、汽车等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消费结构中，教育、旅游、医疗、健康、美容健身等等的比例越来越大；工业品的消费，也从传统的物品，向饮食生态安全、居住宽敞舒适、服装质地品牌、家电智能环保、家具高档时尚、轿车趋于中高档等升级；当然，也有一部分中青年城镇户籍居民，为了购买住宅，从银行贷款，按揭支付，背负了程度不同的债务；一部分90后和00后年轻的城镇户籍和非户籍居民，从以收定支，成为收入月光一族，并且通过信用卡和消费信贷，借贷消费，追求超过自己收入能力的消费。然而，从57661多万农村居民的收入消费率达到81%，高于城镇户籍居民水平。这符合低收入人口收入消费率高和高收入人口收入消费率低的规律，城乡户籍居民间收入消费率差距在14个百分点左右。从农村居民的消费内容看，许多村民住宅没有清洁供暖、排水设施、室外或室内冲水厕所，有的甚至宅院泥泞、人畜混院，一些房屋防震、防洪安全隐患较大，有的村庄因收集处理公共服务和设施不全而垃圾包围、污水横流；从家居内看，许多家庭装修一般，甚至是土、砖和水泥墙地，家俱简单陈旧，家电年久老式，许多是城镇居民淘汰下来的二手物品；而从日常消费看，大多是质量较低、价格便宜的日用工业品，甚至假冒伪劣、时限过期、短斤缺两的产品横行乡下；农村2017年家用汽车每百户普及率达到19.3辆，刚刚接近汽车社会门槛，但低档一手车和高耗油的二手车较多。而从教育、旅游、医疗、养老等服务消费方面看，占消费结构的比率比城镇居民低得多，许多村镇教学质量比城市教育差，还有数量不小的乡村留守儿童，送子女出国留学接受教育的更是罕见；除了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富裕地区，以及有的少数民族出外朝圣农民外，大部分农村居民出外旅游消费还不多，出国旅游的更少；医疗和养老等消费水平，从合作医疗和养老金方面，与城镇单位退休职工和城镇一般居民比较，差距很大，加上过去农村的养儿助医防老解体，许多家庭子女上学、家庭骨干大病致贫者较多，而很老年人大病久病因费用昂贵而得不到较好的治疗。这说明数额巨大的农村居民，包括在城镇务工的1亿多中老年农民工人口，住宅、装修、家具、家电品、汽车、衣物和其他一般日常用品的工业物质消费品的消费还没有满足。这既是农村居民和城镇非户籍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有支付能力不足形成的问题，也说明中国的工业化并没有完成，还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和市场规模。关键是如何激励他们在创造拥有财富的同时，提高中低居民收入的收入水平，增强他们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扩大工业品的消费市场，延长工业化时间，推动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让城乡居民拥有土地使用财产权财富。在不改变城镇、沙漠等土地国有和农村及城郊集体所有的前提下，确立自然人和法人土地使用财产权，使用年限可以永佃、999年、500年、200年等，到期自动无偿续期。即城乡居民可以拥有土地使用财产权财富：农村居民可以拥有宅院、林地、耕地、鱼塘、牧场和其他建设用地，即拥有使用财产权的土地；城镇居民也可以有与住宅关联的土地使用财产权，永续使用。在第8章中我们将讨论通过调水改土，扩大国家可利用土地，届时我们的耕地和建设用地供给将大大缓解，废除耕地红线和建设用地指标控制，土地由市场交易决定配置，鼓励城乡居民购买宅院、耕地、林地、园地、鱼塘、草场等土地，拥有自己的土地使用权财富。土地及房产，应当成为居民资产中最大比例、不贬值并会升值的财富。沿袭中国居民曾经购房置地的文化传统，应当鼓励城乡居民购置自己的住宅等不动产。对于一些新到城市的移民，以及愿意租赁房屋居住的居民，特别是城镇农民工人口，政府应当提供保障房。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的学者研究发现，（潘毅、陈品妤、李齐，2018）在产业转型升级和人口规模控制的目标下，中国各地城市政府倾向于把公共住房供应视为吸纳“人才”的重要手段，面向低收入人口的廉价租房则仅开放给限于“户籍人口”。而在城镇长期就业居住但无法落户的农民工，在人口治理逻辑里并不受欢迎，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对他们的纳入程度极低，相应的住房保障及其他公共服务明显不足。因此，他们提出了很好的建议：（1）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主导全国农民工住房保障政策的整体规划，根据中央和地方实际情况，制订相应的发展目标，定期公布、监督各地政府的政策执行情况，在未来五年内逐步将全国30%的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2）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中，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应放宽现有住房保障福利的准入条件、以收入为参考标准制定可负担的租金，使住房保障政策真正惠及住房困难的低收入外来人口，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3）在进行城中村整治及棚户区改造工作时，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住宅，由住建部协同省市相关部门成立工作小组，向基层单位统一拨款并提供技术指导，以修缮来妥善解决其消防安全问题。（4）目前大多数城市面向外来务工人员的公共服务申请以“房屋租赁合同备案证明”为申请基础，城市政府应将目前社区网格化机制所掌握的外来人口信息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联动起来，并监督出租人担负起备案的责任，方便农民工进行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申请。（5）相关部门应加快完善并实行2017年出台的《住房租赁和销售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等住房租赁法规，保护租赁双方的平等权益，加强规范、监督房地产企业的规模化租赁业务，或可参考德国2015年出台的《租金刹车法》（Mietpreisbremse），在房屋供应紧绌地区，加强租金指导价格的约束力。（6）为缓解外来人口住房压力，可积极探索将“城中村”改造建设成公租房的可行性方案。为了避免重蹈房地产导向的城中村改造对农民工的驱逐，我们建议城中村改造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相结合，以解决农民工居住问题，该路径不仅可操作性高、成本较低，亦较大程度上保留了城中村本身交通区位方便、周围生活机能方便的优点。实际操作上，政府需在财政上进行投入，进行基于社会公平的有效支持和监督，并确保改造后可负担的房源租金。就微观来看，汽车既是城乡居民代步的工具，也是其除了不动产、存款、装修等以外，家庭财富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国民经济产业关联来看，有学者研究（郭克莎，2001），中国汽车工业对主要上游产业的完全需求带来的增加值，达到汽车工业自身增加值的两倍多。汽车工业对上游产业产生很大的直接需求和完全需求，主要是林业、黑色金属采选业、有色金属采选业、纺织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等。其中汽车工业直接需求最大的主要是机械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加工业和橡胶制品业三个行业， 完全需求最大的，除了这几个行业之外， 还有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纺织业等。广义的汽车产业，包括了汽车制造业和与汽车直接相关的工业和服务业。从就业来看，由于生产规模大，涉及范围宽，汽车产业既提供了很多直接的就业机会，又带动了很大比例的间接就业。在作为主要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几个发达国家中，与汽车相关的工业和服务业都拥有较大的就业人数，尤其是汽车服务业的就业人数自20世纪80 年代以来大幅度增长，就业比重明显提高 。在改变汽车燃油结构、发展新能源车、控制燃油汽车排放标准等努力下，中国在发展公交、地铁、城际轻轨、高铁等交通方式的同时，还需要大力发展城乡家庭用车。迈向现代汽车社会。从2017年一些国家每千人拥有家用汽车的情况看，美国为797辆、日本为591辆、韩国为400辆、德国为572辆、中国只有133辆。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37.5辆，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家用汽车19.3辆。中国进入到现代汽车社会，城镇还在初期，农村刚刚起步。中国既要整体上推进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和集中，一些地区人口也到了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阶段。而汽车可以推动城市郊区化、逆城市化的过程。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中心城区昂贵的房价和拥挤的环境、交通使人们不得不借助汽车实现在中心城区工作、在郊区居住，使得城市核心部逐步呈现出夜间人口疏解、大型店铺郊区化、城市机能分散化、商业街衰退等城市中心区空洞化的特征。当汽车不断地进入家庭后，人们生活节奏加快，进入效率和速度的社会，周末生活、夜间生活已经和过去截然不同，周末郊区游、自驾游等越来越普遍；晚间在外逗留的时间也大大延长，夜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夜间消费和服务需求更加旺盛。围绕着汽车将诞生众多的消费内容，如汽车餐厅、汽车电影院、汽车旅馆等等。汽车增加了人们的出行频率和时间，催生新的消费形式，像超大型购物中心“摩尔”就是汽车社会的产物。除了住宅和汽车外，中国建设一个城乡居民富裕型的社会，还要通过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增强他们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置换升级家庭中的家具、家用电器和移动终端等，使其实用、便利、美观、舒适和智能化；提高、增强食品、衣着、洗涤、化妆等等日用品的质量、生态和安全性；并且在服务消费方面，使更多的城乡居民接受良好教育，增加旅游、保健、运动、美容和其他文化等消费，享受价格低、疗效好、服务到位的医疗和养老等消费，提高居民生活的质量。参考文献：潘毅、陈品妤、李齐：《进城农民工住房保障政策及居住现况调研报告》，香港大学社会系，研究报告，2018年10月，https：//sociology.hku.hk/wp-content/uploads/；本公众号文引用了有关城市住宅的6点政策建议。郭克莎：《汽车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财经问题研究》，2001年第9期。《汽车社会》，《百度百科》，https：//ke..com/item/汽车社会/1799340？fr=aladdin。

现代快报5月14日报道，近日，有学生在网上举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分党委书记、院长，长江青年学者邓大才存在一稿多投、论文重复、抄袭等学术不端的问题。5 月 14 日，邓大才就此事向记者表示，早年因素养不高，确实存在一稿多投的现象。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则告诉记者，目前校方已成立调查组对此事进行调查。举报：学生质疑教授一稿多投，还存在师德师风问题王凌（化名）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2015 级研究生。4 月底开始，王凌和研究院的一些同学，开始在网上举报该院院长邓大才存在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问题。5 月 13 日，王凌告诉记者，邓大才在中国知网显示已发表的 415 篇学术论文，经过学生们的粗略查询，发现有几十篇存在一稿多投的现象，有的还存在数据造假的嫌疑。另外，他们使用查重工具查询后发现，邓大才的论文存在自我重复与抄袭的现象。在知乎上，有学生就邓大才在《中国社会科学》连续发表的三篇论文进行了"水平论证"。很多人认为，邓大才三篇论文的学术造诣和水平有些不够格。网友"野夫观察"指出，《中国社会科学》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最顶尖级的刊物，但邓大才发表的三篇与产权相关的文章，"总体感觉牵强附会，经不起推敲"。邓大才在遭到"学术打假"的同时，也有一些学生在网络上，就邓大才还存在的"利用学生套取科研经费的经济问题"进行了举报。调查：22 年间发表 400 余篇论文，存在一稿多投情况5 月 14 日，记者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官网看到，今年 49 岁的邓大才是该院的分党委书记兼院长。邓大才的履历非常光鲜，不仅是长江青年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还是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湖北省政治学会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政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据公开信息，邓大才从事农村问题研究已有 18 年，研究领域主要为小农问题及其方法论、产权政治学等方面。早年，他曾经在中共常德市委办公室、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2005 年师从著名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专家徐勇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在知网上，以"邓大才"为作者进行搜索，现代快报记者共查阅到 422 条结果。在知网上可查阅到的邓大才的第一篇论文，是其在 1997 年 6 月 10 日发表在《湖北社会科学》上的《试论土地使用权买断经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条思路》。最新一篇在 2019 年 4 月 5 日他发表在《财经问题研究》上的《有效参与：实现村民自治的递次保障》。据不完全统计，在 22 年里，邓大才在期刊以及媒体上发表了共计四百余篇文章。在这些已经发表的文章中，现代快报记者发现有多篇文章同名。1997 年 12 月 30 日，署名邓大才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轨迹分析及现阶段的对策思考》一文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然而 1998 年 1 月 23 日，这篇同名文章又发表在了《经济问题》。记者查阅两篇文章后发现，两者内容雷同，只在文字上稍有出入。知网显示，邓大才于 1999 年 1 月 30 日在《长白学刊》发表了《农业改革突破困境的障碍及政策思考》一文，同年 2 月 20 日同名文章又发表在了《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两者内容也高度一致。记者发现，邓大才在 2002 年 6 月 20 日发表在《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上的《家庭承包土地流动的层次、原则与措施》一文，与他发表在 2002 年 6 月 28 日发表在《探索》上的《家庭承包土地流动的层次分析及发展趋势》文章内容雷同。2002 年 12 月 20 日，邓大才在科技导报发表了名为《论我国"三农"问题的基本特征》的文章。文章的第四章节"‘三农’问题的特殊性"与其 2003 年 1 月 20 日发表在《中州学刊》上的《论我国"三农"问题的特殊性》内容部分重合。2015 年 2 月 9 日，邓大才在《农民日报》发表了《粮食安全 : 亟需重构新型供给格局》一文，同一年的 2 月 25 日，同名文章又在《江西农业》发表。记者阅读两篇文章后发现，内容大体相同。对话："早年因素养不够，确实存在一稿多投"5 月 14 日，记者致电邓大才，他就学生举报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应，表示目前校方已在就学生的举报情况进行全面调查，他也正在等待校方的调查结果。"学校的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要等待校方的结论。"对于被指一稿多投，邓大才解释，他早期在机关工作，因为他本人的素养不够，存在一稿多投的现象。但对于一稿多投的比例大概有多少，邓大才不愿回应。"我不好回答，因为我自己说的无法自证。需要第三方机构来调查，现在学校正在全面调查。"记者了解到，学生在网络举报后，邓大才曾在微信朋友圈就此事进行了回应，承认确实存在一稿多投的事情，但很快该文就被删除了。记者看到了这份回应的网络截图。截图显示，1997 年 -2003 年，邓大才在地方政府工作时，跟着地方领导调查后写过不少调查报告、研究报告。一方面因为工作的需要，他希望快速发文章；另一方面，因为中专毕业，他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也不清楚学术规范，的确有过一稿多发的现象。在 2004 年调入华中师范大学后，他知道了学术规范，从此再没有一稿多发现象。至于（学生）帖子说的抄袭问题，完全子虚乌有。邓大才回应称，为一稿多发之事，在 2005 年他曾向学校社科处做过书面汇报，当时社科处做过专门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向教育部社科司做了汇报。他对于过去不清楚学术规范做出的行为表示歉意。邓大才向记者表示，因为校方已经介入调查，他删除了朋友圈的回应文字。关于学生针对其经费问题、师德师风问题的举报，邓大才否认自己存在问题。"这个我也看到了，学校也在调查，（在这方面）我肯定没问题。网上很多关于我的信息，包含很多虚假、造谣的东西。我已经请了律师，现在律师正在搜集相关证据。"他同时表示，期待学校给他一个公平的、事实的调查，一个公平的结论。校方：目前已启动调查，结果将第一时间公布5 月 14 日下午，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校方已经成立调查组，教师工作部正在进行调查，调查有结果后将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布。 （原题为《长江青年学者邓大才被指学术不端遭调查，本人回应：早年素养不够》）来源：陈彦琳、于露、徐梦云/现代快报

央行网站周二公布一篇由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撰写的工作论文，文中建议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从而降低金融机构负担。在徐忠看来，银行的资本充足度和准备金面临明显约束，不断收紧的金融监管促使大量表外业务回归表内。但是，徐忠也表示，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时间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也是必然的。他还说，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应该从以货币数量调控为主转向货币价格调控为主。以下为全文：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货币调控方式转型摘要：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应该从以货币数量调控为主转向货币价格调控为主。对货币调控方式理论、国际经验和中国间接货币调控转型的全面梳理表明，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加速推进和基本完成，由于金融创新和脱媒迅猛发展，我国传统数量为主货币调控有效性日益下降，亟须转向价格型调控方式。西方国家和西方经济学有关货币数量与货币价格调控方式的争论，都是针对相对成熟和稳定的经济体系而言，而我国仍属于转型过程中的不发达经济体，经济结构也不稳定，货币调控方式选择和转型须服从和服务于高质量发展转变，属于全新实践且更为复杂。中国二十多年间接货币政策实践始终面临着政府过度关注经济增长和预算软约束部门、金融监管体制不健全、金融市场深度不够等因素制约，仍需深化发展金融市场微观基础、制度保障和产品功能等金融市场体系。为及时有效应对流动性冲击和利率扰动，货币价格调控下中央银行的利率决策空间和政策操作自主性也亟待提高，并在制度上予以保证。今后应在协调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基础上，加快各项深化改革措施，有效缓解各项约束条件，大力培育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推进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更好地促进新常态下经济金融的高质量发展。Abstract: Chinese economy has becom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from the high growth period， which means the financial policy should de-emphasize the quality targets and measures to fully play the role of the price leverage in financial resources allocation。 With the 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 reform was preliminary accomplished， e to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disintermediation as well as the more sophisticated financial market and procts， it is urgent to transform Chinas monetary policy from the quantity based mode to the price based mode， which is also the necessary step to achieve the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We first elaborately review the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 and practices in the advanced economies。 We find out that the quantity and price are the two sides of one coin and it is equivalent of the quantity based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price based monetary policy in theory。 The quantity policy takes effects directly but is prone to contort the price mechanism and indivial behaviors。 The price policy takes effects with the adjustment of the indivials whichneeds a good financial market and interest policy transmission。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market and monetary policy channe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for the monetary policy mode。The retrospect of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shows that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monetary policy transformation have been satisfied， but we also point out that the practice of monetary policy in modern sense lasts for only around twenty years， after abandoning the direct controls on credit behavior and turning to the quantity indirect policy with the money supply as the intermediate target in 1998。 Central bank in China is always confronting the impetus of investment and credit expansion e the traditional growth-led economic mode。 Because of the governmental preference to a higher growth rate， there ar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sectors such as the local government vehicles， stated owned firms and housing instry enterprises。 The supervisory affaires of the central bank in China were separated。 While， e to the instry development dominance of the supervisory ideology， there are race to the bottom in the financial supervision， which promote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shadow banking in recent years and financial risks are accumulated heavily。 Although there is enough market breadth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there are still too strict regulations and the market depth is relatively low。 The monetary markets and bond markets are still separated， the admittance of the market， esp。 the derivative markets are sill strictly controlled， the financial procts are immature and there are still implicit al interest track。 The exchange rate is still lack of edacity。So， with the problems above，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still needs quantity measures and we should do lots of preparations to fulfill the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the monetary policy transformation。 The crucial point 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system， including mature financial micro foundations， good guard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well functional financial proct markets。 Financial markets developments also promote the interest policy transmission and will ensure the success of the monetary policy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supply-side reform and reform in the difficult areas of hedge risks， esp。 the improvements of the governmental debts and supervisory systems， we should vigorously promote price-based monetary policy transformation， with which to enhanc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关键词：利率市场化；货币数量调控；货币价格调控；高质量发展Key words: Interest Liberalization，Quantity Monetary Policy，Price Monetary Policy，High Quality Development声明：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发表人民银行系统工作人员的研究成果，以利于开展学术交流与研讨。论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人民银行。如需引用，请注明来源为《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Disclaimer: The Working Paper Series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PBC) publishes research reports written by staff members of the PBC， in order to facilitate scholarly exchanges。 The views of these reports are those of the authors and do not represent the PBC。 For any quotations from these reports， please state that the source is PBC working paper series。一、引言2015 年 10 月，中国人民银行放开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上限管制，标志着历经近二十年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完成，这在我国利率市场化和整个金融改革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不过，存贷款利率浮动管制的放开并不意味着中央银行不再对利率进行管理，而是要由行政手段转向更加倚重市场化工具和传导机制。理论上，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中央银行完全有能力影响甚至决定市场利率水平；实践中，无论是利率管制国家还是利率市场化国家，中央银行对利率形成机制和利率水平都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利率市场化更完整的表述，应是利率由货币政策当局和金融市场共同决定，利率市场化改革实际上包含着利率形成方式的市场化和利率调控方式的市场化两个不同的维度(纪敏和牛慕鸿，2014)。《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明确将“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作为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原则。随着存贷款利率浮动限制的取消，利率“放得开”目标基本实现。不过，由于金融机构定价机制和货币政策传导等条件尚不成熟，我国在放开存贷款利率管制的同时仍保留了存贷款基准利率，今后还要在“形得成、调得了”等方面进行大量技术性准备。我国利率市场化正进入以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为核心的深化改革新阶段。目前，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就要求我们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淡化 GDP 增长目标，从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等方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改进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作为实体经济的镜像，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本质要求。与经济发展阶段演进相适应，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也应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金融调控也要减少对数量目标和手段的依赖。特别是，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快推进和基本完成，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迅猛发展，金融市场结构和金融产品日趋复杂，传统数量为主货币调控有效性日益下降，已不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为此，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多次指出，当前影响货币供给因素更加复杂，不应过度关注 M2 的变化，而是要更多关注利率价格指标，逐步推动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 。2018 年，我国不再公布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数量目标，这既是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更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要求。不过，尽管我国已经淡化货币数量目标，但与发达国家中央银行拥有较大货币决策自主性不同，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发展中转轨经济体，中国的货币政策既要为价格并轨和货币化提供必要空间，还要根据不同阶段经济增长的实际，兼顾转型发展和金融稳定的需要，曾很长时期要考虑双顺差的干扰，因此中国货币政策在以通胀为主的同时始终坚持多目标制(周小川，2013)。可见，正如利率“放得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由于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约束条件更加复杂，目前利率“形得成、调得了”并转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的条件尚不成熟。全面总结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历程，充分认识我国货币调控方式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深入分析当前货币调控方式转型的现实约束进而明确改革方向，对今后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更好地通过利率价格杠杆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二、货币政策的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理论、国际经验与中国货币调控方式转型(一)有关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理论与国际经验根据操作目标或中间目标的不同，货币政策大体可分为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两种方式。理论上，货币的数量和价格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流动性效应下，货币数量的变化将影响价格调整，货币价格的调整也将引发数量相应变化(Friedman and Kuttner，2011)。因此，在金融市场发育健全、价格机制有效发挥条件下，对物价产出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而言，货币政策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的政策效果也应是等价的。不过，从政策机制来看，货币数量调控主要是根据变量间的宏观总量关系进行调控，政策效果直接明显，但容易扭曲价格机制并干预微观主体行为。货币价格调控主要是微观经济主体根据宏观经济信号调整自身行为，通过价格机制间接发挥作用，对市场发育程度和货币传导机制要求较高，政策链条较长，效果并不直接明确。可见，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对不同货币调控方式的政策有效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直接决定了一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及其转型进程。特别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广度深度与金融产品的价格形成(利率水平)和市场主体的风险管理能力密切相关，影响着货币传导和利率调控机制的畅通有效，对一国货币调控方式的选择至关重要。从国际经验来看，金融体系发育健全、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通畅的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主要采用以利率为主的价格调控方式，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则主要以数量调控为主(周小川，2004；Laurens et al。， 2015)。20 世纪70 年代以来，正是在利率市场化浪潮的推动下，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迅猛发展，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重要性明显下降(Bernanke and Gertler，1995)。各国中央银行在不断修改货币供应目标的同时，不得不多次修改货币统计口径，货币数量作为中间目标的可控性、可测性及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效果并不理想(Mishkin，2009)。货币数量目标制的实践效果远不及预期，即使是 Friedman 本人也不得不承这一点(Nelson，2007)。事实上，20 世纪70 年代之前，各国货币政策一直是以利率调控为主(Bindseil，2004)，只是传统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使各国在 1960 年代后期普遍陷入痛苦的“滞胀”，金融市场功能和经济平稳发展都受到了严重损害，各国才不得不接受货币主义主张。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最初就是以利率调控为主，这与其中央银行源自于传统商业银行并一直在相对成熟完善的金融市场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历史密切相关。在放松利率管制和金融创新浪潮推动下，各国金融市场广度深度进一步提高，以货币总量关系稳定为理论前提的货币数量调控的政策效果自然是越来越差。正如加拿大中央银行行长 Gerald Bouey 所说的，“我们从未放弃货币总量，而是它们放弃了我们”(Mishkin，1999)。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完成，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主要发达国家普遍转向以利率为主的货币价格调控，普遍采用以稳定通货膨胀为最主要目标(之一)并在一定规则指导下(隐含地遵循泰勒规则)仅调节短期(隔夜)市场利率的货币政策框架(Blanchard et al。， 2010；Bindseil，2016)。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严重损害了金融市场功能，为此各国央行迅速将政策利率降至非常低的水平。由于零利率下界约束，各国不得不转向量化宽松非常规货币政策(Borio and Zabia，2016)。同时，全球金融危机表明，物价稳定并不意味着经济金融稳定，危机后各国普遍加强了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不过，与 2001 年—2006 年日本银行的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类似，数量目标仅是各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第二位操作目标，为恢复金融市场功能和刺激经济复苏而保持超低(零)利率仍是各国中央银行最主要的操作目标(Bindseil， 2004,2016)。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逐步稳定和经济强劲复苏，美英欧等主要央行都开启或着手加息缩表并重回利率调控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二)中国的间接货币政策：由数量到价格的调控方式转型我国符合现代意义的货币政策实践仅有二十余年的时间，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调控方式主要受到当时我国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不畅等客观因素制约，也与计划经济更倾向于数量调控的政策惯性和决策偏好等主观因素有关(周小川，2004)。二十多年来，我国先后经受住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两次巨大外部冲击考验，根据不同阶段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灵活开展货币调控，成功应对了通货紧缩、持续双顺差和流动性过剩及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后金融调控环境变化等严峻挑战。数量为主的货币政策调控为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1、由计划直接管理向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政策调控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主要依靠计划手段人为干预的方式管理经济运行，即使是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并未建立现代意义的市场化宏观调控框架(周小川，2013)，也不存在现代意义的金融业，银行是最主要金融机构，主要发挥监督资金使用的社会出纳功能。虽然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尝试通过利率价格杠杆引导信贷资源配置，通过“拨改贷”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但这期间我国金融资源价格及其配置主要通过计划方式进行，在“大一统”管理模式下即使重新组建的专业银行也都相当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张杰，2011)。1984 年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中国人民银行主要通过现金发行和信贷规模管理直接控制方式进行货币信贷调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经济金融体系的发展， 1994 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缩小信贷规模管理范围，公布不同层次货币供应量，1996 年正式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并将现金发行转为监测指标。同时，我国还将各地分散的拆借市场统一为全国银行间拆借市场，大力发展银行间债券市场并将其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场所。由于银行间市场属于同业批发市场，风险相对较低，因此我国率先放开了同业拆借和债券市场利率。1998 年，以取消信贷规模管理并重启人民币公开市场业务为标志，我国货币政策正式实现由直接控制向数量为主的间接调控模式转型(张晓慧，2015)。2、通货紧缩和流动性过剩时期的货币政策调控1998 年取消信贷规模控制后，公开市场操作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最主要的常态化货币调控手段。在当时通货紧缩的背景下，主要通过逆回购投放基础货币；2000 年针对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不良贷款而大量增加的基础货币以及外汇占款迅速增长，引入正回购业务吸收市场流动性；2001 年下半年根据当时通货紧缩形势，在进行逆回购的同时大量开展现券买断业务，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戴根有，2003)。2001 年底加入 WTO 之后不久，至少从 2002 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逐步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通货紧缩的影响，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除全球金融危机的短暂冲击外，我国面临长达近十年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和流动性过剩局面。由于正回购和现券卖断业务受到中央银行持有债券资产规模的约束，2003 年 4 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并将其作为对冲流动性的最主要手段。随着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和流动性过剩失衡加剧，我国开始频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充分发挥其深度冻结流动性的作用，将存款准备金率打造为常规的、与央票发行相互搭配的流动性管理工具，迅速锁定了长期流动性，有效地降低了货币乘数和货币信贷扩张。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还通过再贷款(再贴现)、窗口指导等方式优化信贷投放结构和节奏，结合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和人民币稳步渐进升值，有效应对长期双顺差带来的挑战和问题，较好实现了产出物价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张晓慧，2011)。3、经济新常态和流动性格局变化下的货币政策调控在成功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不久，随着要素禀赋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经济逐步转向新常态，长期困扰我国的外汇占款和流动性过剩格局明显改观。从 2011 年开始，经常账户顺差占 GDP 比重首次回落并始终处于国际认可的 4%以下合理区间。跨境资本呈现双向流动态势，2012 年资本和金融账户(不含储备资产)首次出现自 1999 年以来的小幅逆差，2014 年 2 季度末外汇储备达到近 4 万亿美元的阶段性高点后，直至 2016 年 4 季度资本和金融账户始终保持逆差。汇率呈现双向波动态势并在基本均衡水平上保持稳定。中国人民银行逐步减少并一度基本退出常态化外汇市场干预。为此，2012 年中国人民银行停止央票发行并重启逆回购操作，2013 年以来开展了包括 SLO、SLF、MLF、PSL 等在内的短期流动性管理工具创新和中长期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工作，改进存贷款比和准备金考核，调整再贷款分类体系，完善央行抵押品框架，将公开市场操作由每周两次扩展至每日操作，有效确保了市场流动性基本稳定，增强了市场利率引导能力，为经济金融平稳较快发展、价格水平基本稳定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营造了适宜的货币环境(张晓慧，2017)。　4、利率市场化、金融创新与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事实上，在货币政策转向间接调控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就积极发展金融市场，放松利率管制，在 2000 年左右基本实现了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2004 年实现了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的利差管理模式，通过具有帕累托改进特征的渐进双轨制方式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易纲，2009a)。不过，尽管我国通过央票发行有效促进了货币市场发展和期限完整的无风险收益率曲线的完善，为推进利率市场化和利率调控创造了良好条件(张晓慧，2011)， 2007 年正式引入 Shibor 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2008 年 10 月还扩大了按揭贷款利率下浮空间，但在应对流动性过剩和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繁重调控压力下，2004 年以来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相对缓慢。我国货币决策者很早就意识到，货币的数量调控与价格调控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货币数量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价格传导效率，而价格严重偏离均衡水平将不可避免引发数量扭曲(周小川，2004)。因此，在以数量调控为主的同时，中国货币政策十分重视利率价格机制的作用，非常注意“量”与“价”的平衡(张晓慧，2015)。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流动性和外汇占款作为基础货币投放主要渠道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极大增强了中央银行调控流动性的主动性，为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和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提供了必要的宏观条件。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2012 年 6 月，我国首次允许存款利率上浮，2013年7 月基本取消贷款利率管制，最终于 2015 年 10 月放开了存款利率浮动限制。与理论分析和国际经验类似，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速推进和基本完成，我国金融市场创新和脱媒迅猛发展，不同金融产品之间和不同层次货币之间界线日益模糊，货币需求越来越不稳定，M2 与产出物价关系的稳定性越来越差，货币数量的可测性、可控性及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明显下降，传统数量为主的货币调控已难以适应当前货币政策的需要(易纲，2018a)。事实上，我国很早就意识到 M2 中间目标的问题，2011 年开始引入社会融资规模流量指标，2015 年公布存量社会融资规模数据并在 2016 年明确将其作为政策目标。虽然社会融资规模统计范围更广，能够提供更多信息，但非信贷融资更容易受经济波动和预期影响，金融创新和衍生融资方式更难以及时准确掌握，中央银行无法有效控制直接融资行为，作为金融机构资产端的存量社会融资规模理论上应与负债端的 M2 趋同，因此社会融资规模也不宜替代 M2 作为新的数量型货币政策中间目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8 年我国不再公布任何具体的货币数量目标，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迫切性日益上升。应当看到，经过二十多年市场导向的金融改革和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调控，目前我国已基本具备了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必要条件。在金融市场方面，我国固定收益市场规模已位列全球第三(公司信用类和金融机构债券均列全球第二)，具备了相当的市场广度和必要的市场深度(潘功胜，2016)。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我国微观经济主体利率敏感性显著增强，金融机构利率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明显提高，金融市场利率与存贷款利率关系更加紧密，利率传导渠道日益畅通有效(Kamber and Mohanty，2018)。在利率操作模式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针对流动性管理和市场利率引导进行了大量技术性准备和理论研究工作(牛慕鸿等，2017)，中国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安排与国外央行主流模式差异不大(周小川，2013)。三、中国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实践困境与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最终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国家管理经济的方式由计划人为干预逐步转向总量为主的宏观调控。借鉴国际经验与立足国情创新有机结合，协调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这是我国建立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经验(周小川，2011)。不过，也要认识到，虽然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加快推进和基本完成，金融创新和脱媒迅猛发展，金融市场结构和产品日益复杂，货币政策亟须向价格调控方式转型，但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转轨新兴经济体，经济金融发展各阶段宏观调控主要矛盾和特征并不一致，不同时期政策的着力点各有侧重，不同类型货币调控的政策效果存在明显差异。从二十多年货币政策的实践来看，我国经济金融仍存在很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制约着金融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和利率传导机制的畅通有效，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政府过度关注经济增长，经济中仍存在大量预算软约束部门，央行货币政策始终是易松难紧1998 年之前信贷规模计划管理时期，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信贷调控一直饱受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倒逼压力。1984 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时就实行了国际通行的准备金制度。不过，在信贷规模管理模式下，准备金制度的着眼点是让中国人民银行掌握相当数量的信贷资金并进行结构调整，信贷规模主要按地区和项目信贷计划的方式进行管理(周正庆，1993)。但是，信贷规模管理制度设想需要一个前提，即充裕的资金只能以超额准备金方式流向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在地区间进行信贷规模调剂，这比较符合 1980 年代金融市场尚不发达的实际情况。随着各地区拆借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工具的多样化，中央银行越来越难以有效分配信贷资金：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倒逼压力，存款充裕地区(主要在地方政府压力下)要求增加再贷款和信贷规模；存款少的地区由于其仍然拥有贷款额度，贷款计划往往与实际存款不匹配，中央银行不得不为其追加再贷款以确保其正常运行；较高的法定准备金要求也加大了专业银行的再贷款倒逼压力。而且，当时信贷政策的透明度较差，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受地方政府干扰较多。因此，信贷规模管理实际上无法有效抑制信贷冲动，信贷计划经常被突破并埋下了经济过热隐患。正是在此背景下，1990 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由信贷直接管理逐步转向间接调控，1993 年将各地分支机构再贷款发放权集中统一至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94 年停止对财政透支和专项贷款，1997 年决定人民银行跨行政区域设立分支机构以避免地方政府干扰，最终于 1998 年完全取消信贷规模管理，转向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的数量为主间接货币调控(易纲，2009b)。改革开放以来，为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我国形成了 GDP 导向的“锦标赛”增长模式(周黎安，2007)。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重化工业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同时，2004 年土地全面“招拍挂”后，土地收益完全归地方政府所有，城镇化和房地产投资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和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基建和重化工业投资主要依赖地方政府平台和国有企业，而房地产又有着“大而不倒”的软约束特征。因此，在政府过度关注经济增长导向下，我国存在着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和房地产企业等大量预算软约束部门，有着强烈的债务扩张刺激经济的内在动力(纪敏等，2017)。1990 年代中期的经济过热和信贷规模管理失效，很大程度上就与地方过度投资倒逼再贷款密切相关。2002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大规模双顺差，为确保经济平稳发展应适度压缩国内投资。但是，“锦标赛”模式下各地投资冲动无法得到有效抑制，这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流动性过剩期间的经济过热和信贷扩张，货币政策更加易松难紧。事实上，我国很早就认识到传统增长模式的弊端，2006 年底中央就提出经济要“又好又快”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在经济刚刚走出通缩和非典冲击阴影后，明确提示信贷过快增长风险，加强房地产信贷管理 。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准备金等进行适度从紧稳健货币调控的同时，还积极探索宏观审慎政策手段。2004 年对不同资产质量和风险状况机构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2005 年适度提高了不同类型房屋首付比例；2007 年开展具有激励相容性质的央行票据定向发行工作。不过，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应对危机的巨大冲击，我国出台了大规模刺激政策，货币政策也转向适度宽松。应当说，危机后必要的刺激政策在稳定金融市场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经济增长导向和传统增长模式下，刺激政策手段粗放调整过度，难以有效退出，加剧了流动性过剩和经济过热。为此，中国人民银行早在 2009 年年中就注意到经济过度刺激苗头，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动态微调”，2010 年连续上调准备金和基准利率逐步退出适度宽松政策。但是，在 GDP 增长目标导向和软预算部门压力下，信贷需求仍非常强烈。特别是，尽管 2011 年以来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但市场仍存在着强烈的新一轮刺激预期。为有效打破各方政策放松预期，2013 年 2 季度中国人民银行重新发行央票并对部分到期的 3 年期央票进行续做，积极与市场沟通，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创新性政策工具成功化解了货币市场波动。尽管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我国潜在产出增速趋势性下降，但为配合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和促进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发展等政策需要，2014 年中国人民银行创设了抵押补充贷款工具(PSL)，通过两次定向降准和一次降息引导降低金融市场利率和贷款利率。由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国有企业效益和房地产市场明显下滑，2014 年以来我国一度出现对通货紧缩的担忧(张平，2015)，各方政策放松预期强烈。而且，虽然 2014 开始我国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但地方政府利用 PPP、产业基金、政府购买等方式进行大量隐性负债。2015年我国发生股灾，市场波动进一步加剧了各方对经济的担心。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于 2015 年至 2016年1 季度分别进行了五次定向降准政策和五次普遍降准，为顺利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结合扩大存款利率浮动区间而连续五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应当看到，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和高质量发展要求货币政策应保持稳健中性，避免大水漫灌依赖货币信贷投入的传统增长方式。但利率政策属于反映资金价格的宏观总量货币手段，无法有效调节结构性问题，并不完全适应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需要。特别是，由于地方政府隐性负债迅速上升，根据 IMF(2017)的测算，2016 年考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中国广义口径政府部门杠杆率为 62.2%，已超过欧盟警戒线标准，僵尸企业和低效投资项目大量挤占金融资源，被总量问题所掩盖的结构矛盾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空间非常有限，而准备金率是货币政策的“利器”，资产负债表效应和信号意义较强。在潜在增速趋势性下行与经济周期性下滑交织重叠背景下，大幅降低准备金要求将释放强烈宽松政策信号，与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基调明显不符。因此，中国人民银行主要通过逆回购业务、SLF 和 MLF 等方式弥补市场流动性数量缺口，始终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特别是，随着 2015 年底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开展，中国人民银行坚持守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不进行普遍降准和定向降准，仅是结合普惠金融发展于 2018 年 1 月进行一次定向降准。另外，预算软约束部门由于隐性担保人为降低了信用溢价，更容易获得正规金融信贷支持，挤出了有效率的民营企业融资(纪洋等，2016)。虽然理论上任何预算软约束问题都存在一个“硬”的预算约束，并可通过合理的定价予以弥补(罗长林和邹恒甫，2014)，但如果完全依赖价格机制，正规融资利率必须上升至足以弥补风险溢价的高水平，这将推高非正规融资成本，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将面临更严重的融资约束，这更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增长和资源的优化配置(纪洋等，2016)。因此，在存贷款利率浮动限制取消后，我国并未立刻转向利率价格调控，而是仍通过准备金、广义信贷等数量方式控制债务和杠杆率的过快增长。(二)改革开放以来始终未处理好监管与央行的关系，监管与行业发展职能没有分离，由此引发的道德风险倒逼央行政策放松1997 年之前，虽然我国一直有金融业的主管部门，但并不存在现代意义的金融监管。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在负责金融管理的同时，明显受到地方政府的倒逼和掣肘，无法真正关注金融风险。金融业处于事实上的混业经营状态，银行可直接向股市参与者发放贷款，股票市场投机盛行波动剧烈。同时，国有企业三角债严重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银行为消化“拨改贷”等政策性负担开展大量高收益投机业务，各地“乱集资、乱设金融机构、乱办金融业务”迅速蔓延，严重干扰了正常经济金融秩序。为此，1993 年 7 月我国开始对过热的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治理整顿。1993 年底，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建立政策性银行，将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现代意义的金融监管逐渐形成并不断加强。特别是，1995 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以法律形式明确中央银行不得为财政透支，商业银行实行比例管理；1996 年我国正式加入国际清算银行并承诺遵守《巴塞尔协议》，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更使各方高度重视金融风险。在此期间，我国相继成立了专门的证券、保险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不再负责对这些行业的监管。同时，针对 1996 年由于大量银行资金违规入市引发的股票市场行情异常过热，中央明确要求银行将资金全部撤出交易所市场。最终，1997 年底首次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正式确立了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这为化解再贷款冲动，转向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调控方式，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1998 年-2002 年的通货紧缩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发放了大量再贷款，国家还发行特种国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贷款。但是，由于长期积累的大量问题、前期过快放贷和风险意识淡薄等原因，我国银行体系不良资产规模非常庞大，资本充足度严重不足，海外有机构甚至指出国有银行已接近技术性破产边缘。银行惜贷异常严重，金融信用媒介功能几乎完全丧失，这进一步加剧了通缩局面。直至 2001 年底加入 WTO 全面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中国才于 2002 年下半年逐步走出通缩阴影，经济进入强劲上升轨道。2003 年我国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从而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管理格局。但是，金融监管与行业发展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理顺，监管政策始终倾向于本行业的发展。2003 年中国人民银行着力对金融体系进行“在线修复”，通过外汇储备注资方式开展了以公司治理为核心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以激励相容方式进行中央银行票据置换推动农村信用社改革。不过，随着金融机构历史包袱的逐步消化和改革后经营绩效的明显好转，监管部门逐渐偏离机构审慎监管，更加关注本行业的发展。特别是，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监管部门更加强调金融促进经济复苏，未能有效调控银行信贷投放，2010 年货币信贷增速大幅突破年初目标。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于 2011 年初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开展社会融资规模监测，力图控制银行表内信贷过快增长。不过，出于行业发展和部门利益的考虑，监管部门仍积极鼓励金融创新以规避准备金和信贷规模约束。证券保险监管部门也都竞相放松监管要求。由此，针对信贷规模管制的金融创新和影子银行迅猛发展。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数据，中国影子银行资产占 GDP 的比重由 2011 年的 20%迅速上升至 2013 年的 31.2%，远快于同期货币信贷增速。而且，2014 年以来我国影子银行发展呈现出结构化、复杂化趋势。在行业发展理念下，监管部门并不重视整体系统性风险，甚至为了本行业发展而降低监管标准，从而引发“监管竞次”，监管套利和监管空白并存，影子银行结构更加复杂，风险集聚更加严峻。2015 年由于对场外配资等违规行为监管不力，资本市场波动剧烈，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通过再贷款方式维护资本市场稳定，降准降息稳定经济发展。随着经济下行和不良资产逐渐暴露，银行不得不提高风险资本占用和贷款损失准备。不良贷款“双降”曾是监管部门的重要目标，为此监管部门进一步鼓励创新，各微观监管部门纷纷降低监管标准并形成大量监管真空，影子银行监管严重不足。特别是，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基本完成，2014 年以来银行负债竞争日益激烈，金融脱媒明显上升(李宏瑾和苏乃芳，2017)。在资金来源方面，银行与非银机构通过同业业务、理财等各种嵌套，使得负债端变得极为复杂，加剧了流动性风险。在资产运用方面，资管、同业等表外业务监管标准和风险权重相对较低，银行实际资本和贷款损失拨备严重不足。2014 年—2016 年，结构化影子银行信贷规模迅速上升，规避监管和监管套利成为重要的驱动因素(Ehlers et al。， 2018)。由于多层嵌套使得金融交易更加复杂，市场产品价格无法真正反映真实信用风险溢价， 利率传导和利率调控效果大打折扣。在缺乏必要的监管职能和良好的监管协调情况下，为控制影子银行信贷扩张和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强化宏观审慎政策，于 2016 年初将存款准备金动态管理升级为宏观审慎政策评估(MPA)，针对广义信贷规模进行逆周期调控，形成了“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双支柱金融调控政策框架。2017 年初和 2018 年初，分别将银行表外理财和资产规模 5000 亿以上银行发行的同业存单纳入 MPA 考核，进一步完善了宏观审慎政策体系。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机结合，既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了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同时较好地防范了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效维护了金融体系稳定。(三)金融市场创新和市场发展仍存在很多不合理管制，金融市场深度相对有限，严重制约金融机构产品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影响利率政策传导效率1990 年代之前，我国并没有一个全国的完整统一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随着银行体系的恢复发展而在不同地区逐渐发展起来的。198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各地陆续组建了用于调剂银行资金盈余的同业拆借市场，这对丰富交易品种、提高银行效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各地拆借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资金交易越来越活跃，但不同地区情况差异很大，管理程度也不尽一致，分散各地的拆借市场成为 1990 年代初金融“三乱”和借短放长的重要途径。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于 1996 年初将各地资金市场整合为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有效促进了市场的规范发展，为 1996 年 7 月放开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管制开启利率市场化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市场基础。在宣布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还在 1996 年开始尝试在交易所债券市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但是，由于为做大市场交易而放松监管和风控严重滞后，1995 年 2 月爆发了“327 国债期货”事件，交易所债券市场发展几乎停滞，银行在交易所的大量资金违规流入股市，致使当时股票市场异常过热。由于交易所市场债券品种和数量的限制，在 1996 年尝试了几笔总量仅 20 多亿元的交易后，央行不得不停止了公开市场操作。为此，1997 年中国人民银行借鉴国际债券市场发展经验，建立了场外交易模式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为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了必要的操作平台和坚实的市场基础(戴根有，2003)。针对当时中央银行国债现券数量规模的限制，我国在 1998 年重启公开市场操作时，将业务扩展至政策性金融债等高等级政府支持性债券，在促进这类债券市场发展的同时，实现了债券市场发行和交易利率的市场化。随着 2002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面临流动性过剩，特别是 2005 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国际收支双顺差压力进一步加大，中央银行需要足够的债券资产进行流动性对冲操作。不过，由于财政部门国债发行仅考虑自身融资需求，国债期限过长、数量偏少且国债发行并不规律，国债市场广度深度无法满足央行和金融机构交易需求，中央银行不得不通过发行央票方式进行流动性对冲。针对发改委和证监会对企业信用债管制过严导致市场发展受限，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在2005 年和2008 年引入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市场。同时，为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 2007 年成立了银行间市场交易商量协会，通过市场自律方式促进债券市场规范发展，实行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注册制。全球金融危机后，借鉴国际经验于 2009 年成立了以中央对手为主的集中清算的上海清算所，进一步规范了债券市场发展。银行间市场的发展有效推动了有关部门放松过严的市场管制，中国债券市场规模在很短的时间就上升至全球第三位。银行间债券市场迅速发展并成为我国债券市场的主体，为推进利率市场化、畅通利率传导机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我国金融市场仍存在市场分割、深度不够等问题，影响到了市场利率的有效形成及货币政策的顺畅传导，具体表现在：一是我国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仍被人为分割。我国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一直存在着银行间和交易所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由于两个市场准入和监管存在明显差异，市场价格分化明显，这进一步助长了市场的监管套利。特别是，交易所市场信用风险溢价较高，利率水平和波动都明显高于银行间市场，干扰了市场预期和中央银行的流动性管理。例如，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通过逆回购、SLF 和 MLF 等工具有效引导存款类金融机构质押式回购利率水平，并在2017 年5 月推出了银行间回购定盘利率(FDR)和以7 天银行间回购定盘利率(FDR007)为参考利率的利率互换产品，但 2016 年底以来，存款类金融机构质押式回购利率(如 DR001和DR007)与全部银行间市场质押式回购利率(R001 和 R007)价格背离趋势明显，这也反映了影子银行规模扩大和金融风险集聚下，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市场分割进一步加剧。二是金融市场交易仍存在严格的准入限制，利率衍生品市场发展滞后。1997 年银行间债券市场启动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很早就意识到市场交易规模、品种和衍生品市场对市场收益率曲线的形成和间接货币调控的重要意义，大力推进市场参与主体、产品和衍生品创新的发展。但是，微观监管部门对金融主体参与衍生品市场仍存在过于严格的准入限制，衍生品市场主要仍以交易类型为主，针对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的金融产品发展滞后。从国际上看， 1970 年代以来，作为风险管理主要手段的利率衍生品市场迅速发展，衍生品交易量远远超过基础资产规模。根据 BIS 统计，2017 年上半年美元和日元债券利率衍生品交易额分别为 156.2 万亿美元和 40.8 万亿美元，均相当于债券基础资产的 3.5 倍左右。2017 年中国利率衍生品交易达到历史最高的 14.4 万亿元，但仍不到全部债券市场基础资产的 20%，市场深度仍待提高。三是金融市场产品发展仍待丰富完善。目前质押式回购是我国货币市场最主要品种，基于信用的买断式回购和同业拆借市场份额日益萎缩，但质押式回购需要冻结债券流动性，而且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是市场资金来源主体，债券换手率较低，这不利于债券市场价格发现。信贷资产证券化是有效畅通金融市场和存贷款市场利率传导的重要途径。2005年正式开启的资产证券化由于全球金融危机而暂停，2012 年重启后主要是以公司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为主，而非国际通行的按揭或消费信贷，产品信息不对称更加严重，很难准确估计产品违约概率并合理地定价，不利于市场的健康深化发展(徐忠，2015)。四是由于金融机构产品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不足，仍存在着事实上的利率双轨制。正是由于金融市场深度相对有限，金融机构产品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依然不足，在放开存贷款利率浮动限制后，我国仍公布存贷款基准利率作为过渡性措施。由于我国银行存贷款定价和利率管理长期依靠存贷款基准利率，保留存贷款基准利率仍相当于事实上的利率双轨制(易纲，2018b)，这将影响市场利率向存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降低货币价格调控的有效性。(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仍须深化，外汇市场广度深度依然有限，影响了利率调控的政策自主性利率和汇率分别是货币的对内价格和对外价格，汇率的灵活调整能够有效缓冲外部冲击，顺利实现产出物价等最终目标。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货币政策应着眼于产出和物价等内部均衡而非外部均衡，货币的外部目标也应服从内部目标。我国货币政策采取了资本项目有限开放、汇率有管理浮动和货币一定程度自主性的中间解安排，总体上保证了经济平稳发展，这也是我国稳健货币政策的重要经验(徐忠，2017)。不过，随着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中间解安排将越来越不稳定，角点解将成为唯一的稳定安排(易纲和汤弦，2001)。灵活的市场化汇率作为经济安全阀和稳定器，是利率市场化和自主货币政策的重要条件(易纲，2013)。改革开放后，与金融外贸体制改革相配套，我国实行了外汇留成制度并建立外汇调剂市场，实行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汇率双轨制。1994 年和 1996 年我国先后完成汇率并轨和经常账户开放，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账户开放也是当时既定的改革目标。但是，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延缓了金融对外开放步伐(周小川，2015)。不过，2005 年 7 月开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除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短暂收窄波动浮动外，我国始终坚持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2010 年 6 月我国再次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空间，人民币中间价浮动空间由 0.3%逐步扩大至目前的 2%。2015年8 月我国进行了“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的中间价形成机制改革。由于股票市场剧烈波动等原因，2015 年 2 季度以来我国基础货币增长过快，再加上美国加息政策预期，我国存在较大贬值和资本外流压力。为此，2015 年底我国开始将跨境资金流动纳入宏观审慎政策范畴；2017 年 5 月在中间价报价模型中引入“逆周期因子”，以反映宏观基本面情况。随着汇率和跨境资本流动形势明显好转，目前相关逆周期调节政策逐步回归中性。2017 年 9 月将外汇风险准备金征收比例降为零，2018 年 1 月将中间价的“逆周期因子”调至中性。虽然目前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很少限制市场化汇率水平，但扩大汇率浮动区间仍是加快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信号。从长远看，人民币汇率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和清洁浮动，始终是我国金融改革的目标(易纲，2016)。不过，我国外汇市场广度深度相对有限，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合理均衡汇率的形成和清洁浮动(管涛，2018)。2005 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在扩大外汇市场参与主体和市场品种、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陆续推出了远期、掉期、货币掉期、期权等基础的人民币外汇衍生产品。但是，根据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要求，我国一直强调人民币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实需原则，所有外汇交易必须有真实、合规的贸易或者投融资背景。在资本跨境流动仍存在较多限制，经常账户持续顺差情况下，企业外汇需求净头寸方向变化不大。在实需原则下，银行只是根据企业外汇交易头寸进行外汇衍生品交易，银行又都是风险厌恶者，根据企业外汇需求的外汇市场交易方向基本一致，这不利于外汇价格的发现。从成熟市场的经验看，如果没有适度的投机，就容易影响外汇市场功能的发挥。境外无本金交割的人民币远期(即 NDF)之所以能够随时出清，就是因为市场参与者既有套保的、也有投机的，市场才有足够的流动性。正是由于实需原则的限制，目前国内外汇市场广度深度仍然有限。根据 BIS 统计，2016 年 4 月全球人民币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中，在岸市场仅占全球人民币日均外汇市场交易量的 36%，其中，在岸人民币外汇即期和衍生品日均交易量占比分别为 43.6%和 32.3%。四、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1984 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行使中央银行职责以来，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探索，我国逐步实现了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第一次重大转型，由信贷直接控制转向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调控，金融宏观调控的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提升。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金融要素价格逐步放开并以存款利率上限管制的取消为标志，最终基本完成了利率市场化。随着金融创新迅猛发展和金融市场日益复杂，当前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正面临由数量为主到价格为主的第二次重大转型。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也是我国资源配置方式转型升级的过程，由数量方式人为补足经济的短板转向通过价格机制市场化方式提升经济的质量和效益。2018 年，我国不再设定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具体的量目标，而是将其作为重要的货币监测目标，这也体现了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变化。不过，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在利率管制基本放开后，我国尚不具备立刻转向货币价格调控的条件。利率“形得成、调得了”的关键，根本上还是在于深化发展金融市场体系。只有一个具有足够广度深度的金融市场，才能够形成合理的利率水平，畅通利率传导机制。应当看到，虽然加强治理整顿和机构改革非常必要且任务艰巨，但对我国来说，如何发展一个微观基础坚实、市场规则统一、功能健全有效的金融市场，真正让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利用价格杠杆的市场化方式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才是我国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如何深化市场发展并以市场化方式调控市场运行，这一命题始终贯穿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各个历史时期，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正视和应对的挑战。否则，我们就永远无法跳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市场政府非此仅彼的怪圈。(一)深化金融市场发展，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市场并不仅仅是指某个具体的金融产品市场及其组合，而是由金融市场微观主体、金融制度和金融产品共同组成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金融市场发展，至少要包含金融市场微观基础、金融市场制度保障和金融市场产品体系三个方面。在向价格调控方式转型过程中，货币政策面临的政府过度关注增长目标和预算软约束、金融市场风险、金融功能深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因素制约，正是金融市场的微观基础、制度保障和产品市场发展等方面问题的具体表现。金融市场的微观基础包括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给两个方面。从金融需求角度来看，正是由于对经济增长的过度关注和国有企业等软预算约束部门的存在，资金需求过度旺盛，通过隐性担保发债或贷款融资并不是依靠自己的资本金、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实际上是股债不分、明股实债搞发展，没有资本的约束，效率也就无法提高。因此，只有政府淡化经济增长目标，真正在良好公司治理下按照风险资本约束、根据风险收益相匹配的原则进行融资行为，真正硬化预算约束，市场微观主体的融资需求才能够更为理性，货币政策也不再受到倒逼扩张的压力，市场利率水平才能够回归合理水平。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程相对缓慢，一定程度上也与依赖外贸的传统增长模式密切相关。从金融供给角度来看，正是在过度关注行业发展的监管政策导向下，刚性兑付难以真正打破，利率定价无法反映真实的信用溢价；金融机构更关注规模的扩张，而不是针对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开展精细化的产品管理。只有综合权衡风险和收益，围绕市场资金需求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金融机构才能够以更合理的价格真正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货币政策才能够通过利率政策价格机制引导金融机构行为，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金融市场制度保障方面，由于金融监管制度体系不健全，监管部门并不是真正根据金融功能和行为防范风险，针对规避管制和监管套利的金融创新越来越多，金融产品多层嵌套在加大金融风险的同时，利率水平上更多地叠加了不合理的制度成本而非正常的风险溢价，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和政策效果也因而大打折扣。金融产品市场发展方面，目前我国已具备了足够的金融市场规模和广度，但金融市场发展深度方面仍然相对不足，产品功能仍须健全完善。由于金融制度体系的缺陷，以机构准入替代产品的市场发展，大量的所谓市场创新更多地是监管竞次和监管俘获的产物，而真正市场化的具有充分价格发现和风险分散功能的金融产品(特别是衍生品)不够丰富，微观金融主体利率定价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也始终无法真正受到市场的检验。在仍公布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一事实上的利率双轨制条件下，金融市场产品定价大多以固定利率为主。今后应大力培育完善 Shibor、国债收益率等为代表的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为浮动利率产品提供坚实可靠的定价基础，切实增强金融机构产品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促进金融市场深化发展。外汇市场深度有限(特别是外汇衍生品市场)也与过于严格的市场管制密切相关。(二)深化金融市场发展，畅通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正是由于我国金融市场资金供求微观主体、金融监管制度、金融产品市场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和挑战，在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过程中，货币政策不得不仍依赖数量调控手段，同时加强宏观审慎政策，以确保金融体系稳定和产出物价等的平稳发展。不过，也要认识到，过度依赖数量调控方式将降低利率传导效率和货币政策调控效果(马骏和王红林，2014)，过度依赖结构性政策容易换取价格机制，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性(易纲，2006)。而且，传统的货币数量调控模式下，货币数量信号频率较低，对经济形势的研判、政策制定和政策操作等有关链条相对较长。与之相比，由于金融市场冲击对流动性和利率的扰动更加频繁，货币价格调控与金融市场关系更加紧密，这也要求货币政策应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中央银行的利率决策空间和政策操作自主性亟待提高，并在制度上予以保证。为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要求，我国必须大力深化金融市场发展，加快推进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措施能够逐步缓解金融市场各种约束和问题，有利于货币政策的价格调控方式转型。一是从金融市场微观基础来看，在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和新《预算法》基础上，2017 年以来我国加强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治理整顿，强调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弱化地方 GDP 考核导向，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真正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同时，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随着中央地方财税体制的进一步理顺和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的深化，我国微观主体的预算约束将真正实现硬化，从而有利于打破刚性兑付。二是从金融监管改革来看， 2017 年以来我国加强了金融监管力度，采取穿透式原则，加强监管合力，补齐监管空白。随着各项监管措施逐步到位，大量表外业务将回归表内。在金融市场风险得到有效缓释的同时，银行资本充足度和准备金也将面临明显约束，我国也应适度降低法定准备金要求，从而降低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税负担，畅通利率传导机制。当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时间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也是必然的。三是从金融产品市场发展来看，随着金融监管的主体责任进一步明确，中央银行将统筹金融行业的发展规划、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这有利于金融市场功能的深化发展。今后要按照市场功能统一的规则，适当放开不合理的金融业务管制，鼓励以交易技术和风险管理能力为主要目的的金融创新，真正提高金融机构产品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从而创造条件实现市场利率和存贷款利率并轨，明确短端(隔夜)政策目标利率，实现利率为主的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四是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来看，今后要加快深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中国应立足于大国经济金融开放的实际需要，货币政策以国内均衡和内部产出物价目标为主，加快完善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扩大汇率浮动弹性，提高汇率波动容忍度，真正发挥汇率外部经济稳定器作用，切实提高货币政策自主性、有效性和宏观经济的韧性，为利率为主的货币价格调控转型营造良好的外部金融条件。五、结论性评述理论上，在金融市场发育健全、价格机制充分有效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的政策效果是等价的。不过，作为一个硬币的两面，经济金融现实条件对货币“量”和“价”的平衡具有重要的影响，一国货币调控方式的选择与其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密切相关。从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控的实践经验看，各国普遍经历了由“利率到数量再回归利率”循环往复的过程，各国中央银行一开始就是在相对成熟完善的金融市场条件下进行货币政策操作。虽然货币数量目标制的货币主义实验在一百多年的现代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实践过程中仅是短瞬即逝，但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转型过程表明，一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选择与其经济金融发展不同阶段密切相关。正是由于“滞胀”严重损害了金融市场功能，经济深陷危机泥潭，各国才不得不由利率调控转向货币数量目标制。而正是在高通胀压力下，各国不得不纷纷放松利率管制，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使得货币数量调控的政策效果越来越差，在可测性、可控性及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等方面，利率为主的货币价格调控明显优于数量调控，各国才重新回归在一定规则指导下的利率调控。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市场巨大冲击和零利率下限约束使得各国不得不转向量化宽松等非常规数量调控。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逐步稳定和经济强劲复苏，顺利回归利率调控逐步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成为当前各国央行的努力方向。与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一直都是在相对成熟和稳定的经济体系即我们所谓高质量经济金融环境下不同，中国的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调控脱胎于计划经济，属于全新的政策实践而且更为复杂。中国现代意义的货币政策仅有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政策调控符合转轨初期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在促进产出物价稳定增长和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获得了宝贵的政策经验。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速推进和基本完成，在迅猛发展的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推动下，我国货币数量调控的有效性逐渐下降，亟须向利率为主的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金融市场功能日益健全，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更加通畅，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机制等利率操作模式基本完备，我国已具备了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必要条件。不过，正如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货币调控方式转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实践过程中，中国货币政策始终面临着政府过度关注经济增长和预算软约束部门、金融市场风险、金融功能深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因素制约，金融市场微观基础、制度保障和产品市场发展等方面仍存在问题，货币政策仍需要依赖数量调控方式。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加快推进和各项约束条件的有效缓解，转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的充分条件将更加成熟，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终将水到渠成。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利率市场化的实质是让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以利率为主的货币价格调控则是通过价格杠杆，在金融领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快推进由数量向价格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正是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要求。今后应当在有效发挥数量调控优化结构的同时，做好货币“量”“价”调控的协调配合。要综合考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状，兼顾改革、开放、发展、稳定的需要，加快推进各项深层次改革，努力做好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技术性准备工作，为及时有效应对流动性冲击和利率扰动，中央银行的利率决策空间和政策操作自主性也亟待提高，并在制度上予以保证。根据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结构优化调整的现实要求，有机结合短期宏观调控和长期机制改革，逐步实现金融市场利率和存贷款利率并轨，大力培育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推动发展更多的浮动利率产品，明确短端(隔夜)政策目标利率，完善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机制，优化货币政策工具体系，科学开展利率决策，有效进行利率操作，顺利实现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更好地促进新常态下经济金融的高质量发展。参考文献[1]戴根有，2003，《中国央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实践和经验》，《金融研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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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中美经贸研究组成员李稻葵、厉克奥博、冯明、徐翔、吴舒钰、石锦建、金星晔、胡思佳、张驰、周迪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试图遏止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改变贸易合作，扭转贸易逆差。特朗普声称美国在“全球化”中“输了”，来自中国的进口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而2018年美国政坛将迎来中期选举，特朗普出于政治目的，更是不断对中国挑起贸易纠纷。2018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针对中国“知识产权侵权”的总统备忘录，内容包括对价值6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798.6亿元）的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标志着特朗普酝酿已久的对华贸易战正式打响。在301调查报告中，美国还针对中国的产业政策提出诸多质疑，指责中国政府在外资准入、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制造2025等政策上对外资企业造成了不正当竞争，随后发生的中兴制裁事件更激化了中美之间的贸易矛盾，这增加了中美两国贸易走势的不确定性。表1给出了中美过去将近30年来的四次贸易战，均以中国承诺采取相关举措、中美达成相关协议为得到化解。但是我们认为，这次的中美经贸摩擦不同于以往的四次贸易战。首先，我们认为，中美经贸摩擦的根源在于中美两国各自国内的政治经济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国内“精英的美国”与“传统的美国”激烈博弈，双方唯一一致的靶子就是中国，而中国在十八大以来，自身发展道路和体制已然清晰，迈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时代。中美两国的这种改变让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的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第二，面对貌似严峻的形势，必须明晰底线。我们认为中美关系并不会走向全面对抗，而中美贸易摩擦的成本我们完全可以承担。一是中美利益深度交融，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拥有广泛的、关乎公司发展根基的重要利益，美国享受美元霸权体系红利亦需要中国的支持、参与；二是目前以特朗普总统为代表的、在美国占上风“传统的美国”与“新时代的中国”的诉求在战略上是互补的，特朗普总统代表的美国所希望“减仓”的，如扩展全球贸易、改善气候变化、改革全球治理等，是当前中国所希望“加仓”的。三是，我们认为中方能够做到以史为鉴，精准管控分歧，不给极端派、挑衅者任何可乘之机，不会擦枪走火。第三，面对中美经贸摩擦所带来的影响与冲击，必须保持战略定力。短期内，中方需要把握主动权，以战促合，可以在中美贸易顺差问题上尽量甚至超预期地满足特朗普的要求，换取特朗普在中国核心利益上的让步，但是对于“精英的美国”所提出的阻碍中国经济升级的无理要求，则必须予以坚定的拒绝。长期来看，中方要做好持久准备，防止舆论放大不理性的认知，同时苦练内功，以最大的决心精准落实各项改革方针大略。最后，我们认为，如果应对得当，中美经贸摩擦将会“磨合”出中美合作的新格局。这个中美合作的新格局有三个重要标志，即，美方的“三个接受”。第一，必须接受中国与美国发展道路不同、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的事实，中美双方“和而不同”；第二，必须要接受人口第一大国和即将成为的经济第一大国在周边事务所拥有的主导力；第三，必须接受中国在改善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与美国及西方“和而不同”、积极有为的、共利多赢的新型领导力。中美合作关系的新格局必须、也一定能够形成，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破茧之工”。一、经贸摩擦的根源：两国国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我们认为，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所以中美关系的性质也随之和以往不同了，这是中美经贸关系走到今天的根本原因。1.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新格局：“精英的美国”与“传统的美国”激烈博弈，中美经贸关系成为唯一共同的靶子从美国角度分析，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在于美国国内“两个美国”矛盾的激化以及“两个美国”的矛头全部指向中国。具体而言，“两个美国”分别指代精英的美国和传统的美国。“精英的美国”，即我们所习惯和熟知的美国，比如高校学者、世界银行、华尔街等金融机构等等，而这一部分群体也恰恰是我们中国学者和精英阶层赴美学习工作的过程中能够接触到的主要群体，这些导师和同学大都是美国社会中的精英之精英，毫无疑问，他们能够很好地代表一个“精英的美国”，但是可能并不能够完全地反映真正的美国人，因此，在国内，那些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是最了解美国的人，对于真正的美国的了解恐怕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局限的。对于“精英的美国”而言，他们的对华政策向来基于“中国将逐步自由化并融入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假设[ 引自发表于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旗下杂志《外交事务》2018年3、4月刊，由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和前副国家安全顾问伊莱·拉特纳的文章《思虑中国》。]，这派人认为，只要充分保持对华优势，美国就能够阻止中国在军事领域试图与美国竞争，其关键在于“美国主导”，无论是上世纪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两极格局瓦解后的单极世界，由精英群体统治下的美国都谋求在世界范围内各项事务各个方面的绝对领导权和控制权。“传统的美国”则是一个我们相对较为陌生的美国，也是当今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非精英人士，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深深地植根于清教徒理念之中，正如哈佛大学已故政治学学者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去世前的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所写，美国的国民性不是在1775年形成的，而是在17世纪的最初几批定居者来到北美时就已经形成了。这些最早来到北美的英国清教徒，他们不是殖民者也不是移民者，他们不是作为英国的代表来到北美开疆拓土的，而是为了逃离本土的宗教迫害来到美国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的，从那时起，美国的国民性就已经形成了。就对外贸易而言，“精英的美国”和“传统的美国”分歧的聚焦点在于是否需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和保持联系。对于代表“精英的美国”的群体而言，无论是从上世纪里根的喊话“Mr. Gorbachev, open the gate.” “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还是布什政府推行的“共和党色彩的国际主义”[ 并非“单边主义”或“孤立主义”，而是以美国实际利益为导向进行参与。]外交政策，都明确地表明自身和其所代表的政府在全球化浪潮中积极融入的立场，奥巴马在提出“新人造卫星时刻（New Sputnik Moment）”的同时，也从客观上对于美国已经身处全球化经济当中，并且需要不断加强全球合作的事实表示了认可。相比较而言，对于代表“传统的美国”的群体而言，孤立主义其国民性的最重要表现之一。美国自身地理位置不同于欧洲任何国家，其幅员辽阔，邻国较少，自建国初期，美国人便崇尚孤立主义。纵观美国经济史，自17世纪初，定居者踏入北美之后，美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既没有在本大陆上开疆拓土的行为，也没有到海外殖民的冲动。即使是出兵菲律宾，也是总统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在经历了极其痛苦的思想斗争后才决定的，“我曾寻求帮助……在白宫的地板上踱来踱去，直到深夜……我曾不止一次跪在地上向万能的上帝祈祷。最后，终于有一天晚上，我得到了上帝的声音……那就是除了占领菲律宾之外我们别无选择。”19世纪初，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门罗主义”的本质也在于无法忍受英国和欧洲列强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到处谋求势力范围的影响。然而，无论是“精英的美国”还是“传统的美国”，其矛头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中国。对于“精英的美国”而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反过来违背了美国对于中国的预期，为了建立和维护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各方面的秩序，精英群体将矛头指向中国，意图于巩固和保障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权威和领导，奥巴马在“New Sputnik Moment”中谈到，两年内中国太阳能板的世界份额由5%上升到60%，尽管这项技术是在50年前由贝尔实验室发明的，但是美国没有任何一所公司跻身世界前十。对于“传统的美国”而言，中国廉价的人力成本等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使得国际分工过程中大量劳动力就业岗位从美国流失，无论是2017年4月美国商务部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启动的232调查，还是2017年8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的301调查，其最终目的都在于通过各种手段将制造业带回美国，从而为美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因此，在当下美国内部矛盾激化，外部冲突对象同时指向中国的背景之下，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具有它的双重性：它既是那个新教徒式的，过着清贫的生活、安分守己、以自己的大陆土地为精神和物质家园的美国，也是那个精英主义的，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自己的势力、传播自己的理念的扩张主义、英雄主义、霸权主义的美国。在中美贸易战里，中国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我们所熟知的“精英的美国”，还需要应对来自“传统的美国”的我们所陌生的利益冲突。反观中美历史上的主要交往，从民国时代到抗战时期，从冷战时期到21世纪，都是在美国已经完成其国际主义战胜新教徒的孤立主义情绪之后所进行的，我们所熟悉的美国，仅仅是美国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并非美国发展过程中的常态。我们所熟悉的美国，是“精英的美国”，是国际主义的美国，是那些以基辛格等人为代表的精英所主导的美国。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这个由特朗普政府主持的美国，所代表的是一个更为“传统的美国”，是那个新教徒来到美洲定居时的美国。当下，由于中美双方各自经济社会政治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此，需要经历一段必要的磨合期，并且最终达到一个新的均衡。在这个新的均衡中，美国必须承认中国独特的经济政治制度，必须承认中国在经济和整体国家实力提高之后，能够在相应的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中享有相应的控制权和影响力。我们坚信，这样一个新的均衡一定能够到来，尽管其中的过程必将是曲折的，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磨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坚持斗争，又要维持和发展双方的合作关系，坚持矛盾统一的一体两面。2.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入新时代美国在变，中国也在变。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道路已然清晰，中国人民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前进；政治上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得到了明显提升。综合国力的提升为中国的道路自信提供了资本，已然清晰的中国道路反过来又支撑着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综合绝大多数机构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在2025-2030年之间将大概率超过美国，这将改写一个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的相对格局。当前，对于已长期扮演全球超级大国角色的美国而言，面对一个发展道路不同、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与之差距逐步缩小甚至部分领域有所超越的新时代的中国，贸易等局部领域冲突不可避免，需要较长时间适应、磨合与接受。具体而言，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有三大变化。变化之一是中国发展道路已然清晰。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中国梦、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四个自信等重大论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支撑，中国的发展道路已然清晰。党的十九大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到2020年两个“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更长期的奋斗目标：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条非常清晰的中国发展道路。根据2010年至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情况测算，要实现到2020年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只需要2018年至2020年年均增速不低于6.43%，结合当前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的实际运行情况，6.43%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增速水平，只要未来三年不出现大的经济金融危机，实现“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几无悬念。进一步，如果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收入水平定义为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的中位数水平[ 即当前英国、法国、日本的相对水平。]，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测算，中国要在2050年实现十九大确定的战略目标，需要在未来33年里保持年均4.1%以上的增速水平；分阶段而言，如果中国能够在2017-2025年保持年均6%的增速，2026-2035年保持年均4%的增速，2036-2050年保持3%的增速，那么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梳理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相应发展阶段的经济史可以发现，上述增速预测依然是相对保守的，未来33年，如果中国不发生重大经济金融危机，中国的2050年战略目标很可能会提前实现。变化之二是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新四大发明”、“基建狂魔”、“厉害了我的国”是当下称赞中国的流行语，但这些词只是停留在表面，其背后是中国经济实力的明显跃升。中国经济体量在过去四十年以年均9.5%的速度快速增长，占全球经济的份额由1978年的不足2%提升至2017年的15%；而美国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已由本世纪初的32%下降至2017年的25%；中国GDP占美国的比重由本世纪初的12%提升至2017年的63%。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年至2016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7.2%，明显高于美国2.1%的年均水平、全球2.5%的年均水平、发展中国家4.0%的年均水平，为主要经济体增速之首。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2013至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平均为31.6%，超过美国（18.2%）、欧元区（8%）和日本（3.7%）贡献率之和。中国货物贸易占全球的比重由2012年的10.4%提升至2016年的11.5%，同期服务贸易占全球的比重由5.5%上升至6.9%，服务贸易总量排名从全球第四上升至第二[ 数据来源：WTO数据库。]。2012至201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达到20.2%，2015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跃居世界第二位，201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831 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并创历史新高[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FDI 数据库。]。中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内需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过去十年，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105.7%；受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内需的贡献达到142.6%；即使是全球经济复苏、贸易回暖的2017年，内需的贡献也达到90.9%。2017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8%，比2007年提高13.5个百分点，是名符其实的经济稳定运行“压舱石”和“稳定器”。变化之三是国际影响与日俱增，主动参与国际治理和格局重塑，力求为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梦不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也蕴含着中国强大起来后要为全球发展和人类命运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的决心。中国领导人对此身体力行。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和格局重塑。“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中国同沿线66个国家和地区的各领域双赢合作加强，2017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73745亿元，比上年增长17.8%。其中，出口增长12.1%，进口增长26.8%；沿线国家对华直接投资新设立企业3857家，增长32.8%。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相继设立，G20峰会、上合组织峰会、金砖峰会等一系列国际会议成功举办，体现出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中国正在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央。二、底线思维：中美经贸关系不会走向全面对抗当前中美贸易关系的未来走向众说纷纭，一些观点认为两国会走向全面冲突，甚至“贸易归零”、“断网隔绝”；还有一些声音认为贸易战的后果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不可承受的影响。面对黑云压城、山雨欲来的严峻形势，我们需要以底线思维进行冷静分析两国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从理性出发推演最坏的情况。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看清战术背后的战略考量，才能制定精准、有效、理性的应对策略。我们认为，从理性出发当下中美不会走向全面对抗。中美贸易不会归零，不会“断网”，更不会走向新冷战或军事战争。一方面，当下中美利益深度交融，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拥有广泛的、关乎公司发展根基的重要利益，美国享受美元霸权体系红利亦需要中国的支持、参与。因此，中美经贸关系会经历量的调整，但不会出现颠覆性的变化。另一方面，“传统的美国”与“新时代的中国”需求互补，特朗普总统代表的美国所希望“减仓”的，如扩展全球贸易、改善气候变化、改革全球治理等，是当前中国所希望“加仓”的。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能够消化本轮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而根据我们的分析，这种贸易摩擦所带来的短期影响与冲击，甚至是美国对中国相关高科技企业的打击，中国是可以承担的。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基于理性的研判推理，是“基本面分析”。在极端事件的影响下，实际情况可能与基本面发生背离。一战前夕，欧洲各国的经贸关系深度交融，精英阶层也均认为战争无益。然而，“萨拉热窝”事件最终引爆巴尔干半岛火药桶，所有自认为能够把冲突限制在低烈度对抗的政治家都受到了历史的嘲弄与指责。以史为鉴，我们在理性分析的同时要精准管控分歧，冷静应对挑衅，保持战略定力。美国是个复杂系统，与不同的美国人打交道应保持清醒的头脑，识别其背景、意图，团结理性力量，不给极端派可乘之机。1.中美利益深度交融事实上，当前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远非部分媒体鼓吹的零和博弈，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深度交融、相互依赖的。在当前的全球经济体制下，中美两国经济之间通过三条重要渠道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一条渠道是国际贸易。两国都从对方进口大量的商品和服务，同时也向对方出口大量的出口和服务。2017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4298亿美元，占中国全年商品总出口的19%；美国向中国出口商品1539亿美元，占美国全年商品总出口的10%。与此同时，中美两方双边服务贸易的规模也在迅速增长。第二条渠道是国际投资。两国都在对方境内有大量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以2015年为例，在华美资企业实现销售收入5170亿美元，利润超过36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美国的直接投资虽然相对规模较小，但金融危机之后也在显著增加，截止2016年底累计投资已达到1090亿美元，遍及美国50个州中的46个。此外，中美两国居民和企业均在对方国家的证券交易所持有大量的股票或者债券资产，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自主要的投资品种就是美国政府债券。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主要国债数据，2018年4月，中国持有总值为1.18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持有量居全球首位。第三条渠道是人员交往和人力资本互通。中美两国均有大量居民在对方国家访问，学习，工作或生活。2016年，中国赴美国留学的人员总数高达35.3万人，占到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34%。美国到中国留学和旅游的人数也持续增加。以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为例，书院学生中来自美国的比例占到45%，为各个国家之最。图为中国对美商品出口占中美双方贸易比例（2010-2017）　　数据来源：商务部，UN Comtrade除以上三条主要渠道外，还有大量的其他证据证明中美两国经济的高度交融和深层次联系。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农产品和飞机出口市场，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占其农产品总出口的16.1%，出口到中国的飞机及配件占美国总出口的12.5%。2016年一年里，中国消费者购买了4490万部苹果手机，以及510万辆通用、福特、菲亚特克莱斯勒美国三大汽车品牌在华生产的合资汽车，分别占当年苹果手机和三大汽车品牌全球销量的21%和33%。由于苹果手机和通用汽车的最终组装位于中国境内，这些购买行为并未计入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但从利益主体来看，这些购买行为获利最大的是美国企业。根据德意志银行的估算，如果考虑进这些因素，美国2015年对华贸易逆差仅为304亿美元，远远小于贸易逆差显示的3675亿美元，在出口结构不发生明显变化的假设下，我们估算2017年美国实际对华贸易逆差在310亿美元左右，显著低于特朗普政府用作发动中美贸易失衡的核心证据的3752亿美元逆差。图为中美服务贸易增长迅速（200-2015）　　数据来源：商务部，UN Comtrade此外，我们还认为这种高度交融的同时，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是在逐渐下降的。中国加入世贸以来，中美贸易失衡出现了逐年加剧的态势。中美之间贸易失衡的绝对值不断扩张，体现为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的顺差和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的顺差。一方面，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从2000年的298亿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2780亿美元。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度有所下降：货物贸易顺差占中国GDP的比重呈现倒U型走势，在2006年金融危机之前达到5.2%的峰值，之后就不断下滑，2016年该项目顺差占中国GDP的比重仅为2.3%；而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占美国GDP的比重在近20年来则是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从2000年的0.8%提高至2017年的1.9%。此外，尽管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但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出口伙伴的多元化，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显著降低，而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依赖则与日俱增。在中国2001年加入WTO时，对美国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20.4%，从美国的进口占中国总进口的10.8%，而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则分别占中国总进、出口的18.9%和8.4%。与这种趋势相反的是，从2001年到2017年的十多年内，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和进口占其总出口和总进口的比重从2.6%和9.0%分别上升至8.4%和21.6%。对中国贸易量，特别是对中国进口的迅速扩张，导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占其总贸易赤字的比重从2001年的20.2%上升至2017年的47.1%。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中国总贸易顺差的比重近年来下调显著。在2006年之前，对美贸易顺差甚至超过中国总顺差，说明整体来看，中国对其他国家保持贸易赤字。然而这种对美国的贸易依赖随着中国出口伙伴的多元化迅速降低，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其总贸易顺差的63.5%。图3 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额及其占中国和美国GDP的比重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图4 中国和美国对对方的进出口贸易依赖度对比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图为中国和美国对对方的贸易依赖度对比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近年来，中国进口和出口的目的国都更加分散化。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份额从6.9%上升至12.4%；由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需求量的扩张，中国从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大宗产品储备丰富的地区的进口也迅速扩张，这挤压了中国与美国的贸易份额。与之相反，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需求都更加旺盛了，与中国日益扩张的贸易挤压了美国与日本、加拿大等国家之间的贸易份额，也使得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图为美国对主要出口国的出口占美国总出口的比重（%）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图为美国对主要进口国的进口占美国总进口的比重（%）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我们认为，虽然从总量上看，中美贸易顺差仍然在逐步扩大，美国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战无疑将对中国对外贸易乃至整体经济产生较大影响。但是当前中国对美贸易依存度较之以前已经有了显著下降：随着中国贸易对象分散化和与其他贸易对象的贸易量不断攀升，对美贸易的决定性作用正在减弱。对于中美经济高度的交融性和依赖性，美国政府深知肚明，而在中国对美贸易依赖度不断下降的同时，美国宣称将对中国施加的一系列所谓“贸易战”、“金融战”和“科技战”措施最终都只会对美国经济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从贸易的角度来看，如果美国真的如特朗普政府所言对总数可能达到45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征收关税，将对美国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在很大程度上无异于政治自杀。这一全面关税将极大地提高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减少美国民众的消费选择，同时也会增加美国企业的运营成本，极大地影响美国经济复苏，抵消其他所有经济刺激政策的正面效果，届时即使是特朗普最忠实的支持者都将倒戈。从金融的角度来看，美国是现存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最大受益者和美元霸权的缔造者，其对于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的举动收到全球投资者的密切关注。如其采取极端手段限制或处理中国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将极大地影响市场对于美元资产和现有金融体系的信心，进而推动美元的公信力下降，国际资本流出美国或抛售美元定价资产，对于向来重视金融地位的美国政府来说是不可能的选择。从技术及人才的角度来看，特朗普政府所鼓吹的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抑制与封锁和科技人才在美求学的限制与打压既不现实也没意义。中国不会也不可能接受美国提出的限制自身科技发展的无理条件，将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合作科研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重视学术交流的全球科技界也将站在特朗普的对立面。在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可能通过限制签证、严格审查等手段对于中国人才赴美求学和学术交流造成一定限制，但是这些限制也将对美国自身的科技人才发展与技术进步造成负面影响，必将受到美国科技界和知识界的全面抵制，注定无法延续。2.“传统美国”与“新时代中国”的诉求在战略上是互补的正如上文所述，当下两个不同的“美国”同台演绎，传统的美国占了上风。传统的、光荣孤立的美国试图减少国际贸易，减少全球治理参与和责任承担。事实上特朗普总统也是这样做的。在贸易上，他退出跨太平花样伙伴关系协定（TPP），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威胁实质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不惜与大量盟友挑起贸易摩擦；在政治上，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组织，退出伊朗核问题协议，退出巴黎协定。与之相对，新时代的中国比以往更加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体系与国际治理。在中国的政治家看来，对外开放、增强合作不是做姿态、图虚名，而是“带来进步”的要义，是“历史潮流”，更是马克思主义所言“从各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通道。2012年以来，中国与冰岛、瑞士、韩国、澳大利亚、格鲁吉亚、马尔代夫等国签署自贸协定，并积极参与中日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2013年至今设立上海等12个自贸试验区，并将一些试验区内的改革措施向全国推广；中国承办20国集团首脑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海合作组织领峰会会议。从宏观来看，中美两国有着相似的目标，“让美国再次伟大”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基本要求都是让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幸福水平得到提升。为了实现相似的目标，为何两国会选择完全不同的做法？当前需求的互补是否是暂时的表象？我们认为，这种互补的背后有着文化、经济与制度的基础。与美国相比，中国在文化上更愿意接纳与自己不同的合作者，在历史上对封闭有着更惨痛的记忆，在经济上更注重发展与增长，在应对全球化负面影响上能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因而这种需求的互补是长期的、可持续的。首先，面对当今制度、文化等都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两国在“开放”这一问题上的文化底色是不同的，因此处理多元化外部世界的态度也不同。传统的美国崇尚孤立主义，希望把美洲打造成“世外桃源”，对开放没有好感。精英的美国继承的是欧洲的一神教传统，无论犹太教还是基督教都只认可一个神，使命都是宣扬唯一的神的光辉，在最大范围内清除异端，因此精英美国的开放是“以我为主”的开放，是“传教式”的开放。与之相对，以天下为己任一直是中国精英阶层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也一直是中国士大夫的坚持的原则，即便有“中央之国、天朝上邦”的优越感之时，中国也从未强迫他国放弃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因而，面对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传统的美国感到厌恶，精英的美国将不能同化的异己视为敌人，而中国则既不对开放本身感到厌恶，也愿意与不同于己者进行合作。其次，中美两国对开放的历史记忆不同。回顾经济史，不难发现美国在二战前是一个封闭大市场，20世纪的头20年，出口占美国国民生占总值的比例仅为6%-7%，远低于欧洲同期20%-30%的水平；1861年进口货物平均税率提高至47%，一战前一直维持在40%以上（Hughes and Cain 2011）[ Hughes, Jonathan RT, and Louis P. Ca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Prentice Hall, 2011.]。然而，依靠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美国经济在封闭之下快速发展，1894年其工业产值超过英国，人均GDP 1913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Maddison 2007）[ Maddison, Angus. The world economy volume 1: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volume 2: Historical statistics. Academic Foundation, 2007.]。可以说，对于封闭而言美国的记忆不一定是灰暗的。相反，对于中国而言，1840年后的近代史历历在目，封闭所带来的贫穷与落后，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更坚定了当前中国社会对开放的决心。再次，两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6月末，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在欧洲央行论坛发表题为《当增长不再是全部（When Growth Is Not Enough）》[ https://www.brookings.e/wp-content/uploads/2017/06/es_20170626_whengrowthisnotenough.pdf]的演讲，他认为当下美国的问题表现为四方面，即中位数工人工资的增长停滞，经济与社会流动性下降，经济承压地区与人群面对的日益增加的社会治理功能失效，以及政治异化与对制度的不信任。换言之，伯南克认为美国的问题从本质上讲不是增长问题而是分配问题。当下美国社会关注的不是国家整体财富的增长，而是已有财富如何在不同阶层间分配的问题。而中国的政治精英认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来自发展，改变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7倍，经济建设依旧是中国事业的中心。贸易对于增长和分配分别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对外开放能够带来社会财富的增长，不论是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还是保罗·克鲁格曼的产业内贸易都在论证这个观点。然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论证时往往使用代表性消费者，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而忽略其异质性，也就忽略了经济全球化背后的分配效应。给定一个没有政府的假想经济体，如果当一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主要集中在货物产品出口时，贸易的一部分收益便会流向工人；如果一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集中在资本输出，则收益很难自动流向中下层中产阶级。因此，在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框架下，国际贸易有可能加剧社会分配不均。因此，注重增长的中国拥抱全球化，注重分配的美国对全球化抱有疑虑，这是拥有经济基础的。最后，两国政府参与经济的方式不同，因而化解全球化负面影响的能力不同。如前所言，开放并非没有负面影响，面对这种影响两国选取了不同的道路。中国的开放不是一步到位的、自由放任的开放，而是有管理、有次序的开放。概括地讲，中国优先开放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在没有优势的行业引进国外资本以学习技术、管理经验，并逐步培育国内的市场与企业，再逐步开放，汽车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与之相对，美国的主流政治精英大都有浓厚的自由主义底色，即便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也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抱有疑虑，近期的301调查等鲜明的反映出美国精英阶层的这一态度。而事实上，美国年初发布的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报告同样是精英美国所为，不代表特朗普。美国焦虑来自中国消解国际贸易负面影响的经验与其一贯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指责市场换技术、政府补贴技术研发是表象，是站不住脚的。毕竟，任何一家企业选择进入中国市场都是自愿行为，没有强买强卖，没有1840年的坚船利炮逼迫，合作产生的红利本就应双方共享；美国政府对技术研发的支持也不能被忽视，毕竟互联网诞生于从国防部，F22、B2、E4等美国军机也有波音公司的痕迹。综合以上分析，传统美国与新时代中国需求的互补有着深刻的历史、经济、社会基础，并非一个暂时的现象。我们有理由相信，此轮中美贸易冲突将是局部性的，不会演变成全面的贸易战，更不会形成新的“冷战”，换言之不会出现全面的军事对抗或“贸易断交”。3.中国可以承担中美贸易摩擦的短期冲击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17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量为5056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国进口总量为1304亿美元。目前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的平均关税在3%左右，贸易战打响后，这一关税将提升至25%。我们估算了两种情况：情况一：美国加关税，中国不加征报复性关税。根据近年来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研究，中国对外出口价格弹性（即出口价格变化1单位所导致的出口数量变化）估算的平均值大约在0.5[ 比较有代表性的近期研究包括：Aiello F, Bonanno G, Via A. New evidence on export price elasticity from China and six OECD countries[J]. China &World Economy, 2015, 23(6): 56-78.孙刚, 刘旸. 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测算——基于国别(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的实证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 2014(6):92-98.范金, 王艳, 梁俊伟. 中国进出口价格弹性研究[J]. 当代经济科学, 2004, 26(4): 87-92.]。给定中国不进行报复性反击，这一关税征收后，中国对美出口量将下降11%，即500亿美元。目前中国的GDP为12万亿美元，因此出口下降将拖累中国GDP增速0.4个百分点。情况二：美国加关税，中国加征报复性关税。据近年来相关研究测算，中国进口价格弹性（即进口价格变化1单位所导致的进口数量变化）为0.48[ 此数据来源的研究为：孙刚, 刘旸. 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测算——基于国别(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的实证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 2014(6):92-98.]。倘若中国对美国商品征收同等水平的报复性关税，则中国净出口直接受影响将下降到400亿，对中国GDP增速的拖累将从不加报复性关税的0.4个百分点下降到0.34个百分点。除了直接影响，我们还考虑了贸易战对整体经济影响的乘数效应。我们认为，短期来看，乘数效应有限，由于企业短期绝大多数生产要素已经确定，贸易战的影响难以快速传递到投资方面。因此，短期来看，中美贸易带来的冲击中国是可以承担的。除了这种关税形式的贸易冲击，还需关注美国对中国相关高科技企业的打击。我们认为，美国对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惩罚措施是一种经济恐怖主义，特朗普创造了一个经济恐怖主义行动的记录。在以往，很多跨国公司违背了美国的相关条例都是罚款：BP，英国石油在墨西哥湾漏油，罚款208亿美元；大众汽车排气门造假，面临最高180亿美元罚款；瑞银（UBS）也是被罚款。但是美国对中兴通讯的惩罚却完全不一样，不光要求中兴通讯承担巨额罚款，更是不允许中兴通讯购买相关的美国芯片产品，这等于是要把一家跨国公司掐死，这是恐怖主义行为。如果美国继续对华为等中国企业施加此类惩罚，中国可以通过制裁苹果等美国企业进行反击。而前文分析可知，中美目前的经济高度相容，这种行为恐怕两败俱伤。所以理性分析，我们认为，美国应该不会继续对诸如华为这类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予以禁售等惩罚措施，三、应对之策：战略定力、以斗促合、苦练内功尽管从理性分析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并不会走向全面对抗的局面，但是中美这种经贸关系的变化却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事实。从短期来看，我们需要应用底线思维，分析这种变化对中国带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并给出详细的、能落地的可行性应对措施，手中有牌，牢牢掌握主动性；从长期来看，我们更要有战略定力和战略眼光，在全球环境和外部关系不断调整的大背景下去看待中美两国各自面临的内部经济社会秩序的调整，给出政策建议。1.短期：把握主动，以战促合针对当前的贸易摩擦，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如前文所分析，特朗普具有典型的“传统美国”思维，从诸多的采访资料中可以看出，特朗普从青年时期就认为，很多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占了美国的便宜。特普朗在自己的自传中曾称：“如果真理在我手中，我必须坚持立场，否则只能任人欺负”。因此，在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问题上，我们很难用讲经济理论或讲故事的方式让他理解。此外，特朗普的思维逻辑还具有典型的运营型企业家的风格，相比长远的战略，更重视交易的短期收益及成本。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借助特朗普的特点，以短期利益交换长期利益，也就是说，在中美贸易顺差问题上尽量甚至超预期地满足特朗普的要求，换取特朗普在中国核心利益上的不干涉，例如台湾和南海等问题，对于“精英的美国”所提出的针对中国技术发展的无理要求，则必须予以坚定的拒绝。图为中美贸易量最多的产品列表（2017年）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但是，考虑到美国的竞选周期，中美贸易谈判很可能无法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完成，特朗普需要贸易战这张牌不断发酵，获得选民的期待，此时，对于特朗普来说，中美贸易谈判没有结果就是最好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在2018年11月之前，中国可能会中美贸易关系上承压。因此，短期来看，我们提出的建议为：以战促合，在中期选举之前，对美国采取的贸易制裁坚决采取反制。特朗普若要争取连任，对于美国经济的短期走势必然有所顾忌，贸易战极具扩大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中国可以通过主动回应，为中期选举后的实质性谈判争取筹码。为了深入了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现状，我们将行业分类进一步细化，探究在三级行业分类标准下，中美之间的贸易情况。由表1所示，中国对美国单项产品的进口量远低于对美国单项产品的出口量。对美国进口量最多的产品集中在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领域，其中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飞机、飞行器设备和汽车的进口都超过100亿美元。除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之外，进口量较高的产品包括油料、有色金属废料等原材料制品以及页岩气等矿物燃料。中国对美国出口量最多的产品主要分布在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以及杂项制品领域，其中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的出口已经超过杂项制品，成为最主要的出口行业。2017年中国对美最主要的出口产品为通讯设备和自动化数据处理仪器，两者均隶属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行业。事实上，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另一方面中国对美贸易的依赖度在过去几年正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因此在短期内，我们完全可以承受贸易战，重点针对对美进口较多的飞机、农产品和汽车进行反击。然而，对我们而言，短期之内的贸易战的目的，是为了以战促合，“和”的目的是为了以短期利益交换长期利益。中国完全有能力解决中美贸易顺差问题，以开放中国的汽车市场为例，2017年，中国汽车进口量高达121万辆，而美国汽车年产量1210万辆。据估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对美汽车进口增加300万辆，则能缩小近1000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根据估算，2017年底特律三巨头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克莱斯勒汽车在北美地区的产量总计达到860万辆，而外资车企加上特斯拉北美地区的产量达到870万辆。因此，如果中国对美国开放汽车市场，不仅将受到全世界车企的欢迎，更重要的是，中国市场的需求将拯救底特律。作为特朗普而言，把“铁锈地带”重新拉回繁荣，无疑将使他写入美国的历史。图为最近十年以来中国的原油进口结构变化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此外，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矿物燃料进口依赖度正屡创新高。随着美国页岩油开采技术的不断完善，中国对美国的石油进口成井喷式增长，2008年中国从美国的原油进口仅有250美元，而2017年的原油进口则高达31.5亿美元。对美适当扩大原油进口有助于多元化我国的进口能源结构，降低对单个国家的能源依赖，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下表展示了最近十年来中国从最主要的10个原油进口国进口原油的结构变化，由表可见，中国的原油进口集中度正在不断降低，2008年从前五个和前十个原油进口国进口的原油占总原油进口的65.3%和82.1%，而2017年对应占比则分别下降至55.5%和79.3%。目前中国年消费原油6亿吨，其中2017年原油进口量突破4亿吨，而美国原油2017年年产量超过5亿吨，出口量已经超过OPEC大部分成员国，今年很有可能超过1亿吨。此外，当前美国天然气产能过剩，而且由于主要产气的州天然气运输基础设施很差，很难向港口运输，导致气价很低，仅相当于中国到岸价格的三分之一。如果中国能够大量进口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一方面将拉升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更有助于能源的在美国国内更加清洁化地使用，在国内使用更多地天然气，对中国出口更多地石油。倘若中国未来逐年增加油气从美国的进口，也将有潜力减小数百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由此可见，中国完全可以用汽车、原油和农产品为谈判筹码，去满足“传统的美国”，甚至超预期的为特朗普提升势头。通过这些措施平衡中美贸易，既拉动中国国内消费，又能提升美国产能，解决产业工人就业。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对美顺差的减小，美国将更加依赖中国经济的发展，底特律将可能成为基于中国需求重新辉煌的城市，未来中国对美国势必会有着更多地筹码。2.长期：战略定力，苦练内功综上分析，我们认为美国对华发起的本轮贸易战与历史上前四次贸易摩擦存在本质不同。这次贸易战的大背景是中美两国各自内部经济社会环境均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随着经济规模的此消彼长，两大国关系进入新的磨合期。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一半，经济体量开始逐渐与美国相当，两国关系开始变得愈发复杂而敏感；我们预计中国将在2025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尽管从人均水平来看，中国距离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但随着经济总量的成长，中国在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地区政治、国际话语权等方面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可以预见，未来在中国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显著超越美国之前，中美关系将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阶段性的经贸摩擦将成为两国关系的常态，直至达到新的均衡点。从长历史维度来看，我们认为这次贸易摩擦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它至少标志着两点：一是中美两大国关系进入新的磨合期，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冷战结束之后成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秩序也面临调整。二是在全球环境和外部关系剧烈调整的同时，中美两国各自内部的经济社会秩序也需要作出相应调整。这两个调整是客观上必然会发生的、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既是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阻挡、拦截不了的，也是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隐藏、躲避不了的。对此，中美两国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做好持久努力的准备。为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防止舆论放大不理性的认知，既要严防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也要防止一味自责将中美矛盾归咎于中国自身发展所致的形势误判。应当在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同时，争取主动，通过积极正面的宣传，向民众传递中美变化是的本质在于中美两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引导民众理性思考，避免民众情绪失控，严防类似于一战前夕萨拉热窝事件的突发性意外的发生。与此同时，那些一味自责，认为中美矛盾是由中国自身发展问题导致的形势误判实际上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缺乏自信。这种误判，认为美国牢牢掌握了矛盾的主导权，理性而合理，而中国则需要妥协。我们也要防止这种偏见成为主流。第二，保持历史耐性和战略定力，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避免非理性应激反应。应当充分认识大国关系调整和世界秩序调整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一方面，要保持历史耐性，以平常心谨慎应对经贸摩擦，不急躁，不冒进，意识到时间是在中国这一边的。另一方面，要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避免应激性反应和非理性行为，不被特朗普政府的无端指责和非分要求所干扰。要灵活适度地管控好摩擦，防止贸易冲突扩大化，尤其须要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萨拉热窝式的意外事件发生。另外，要竭力避免被国际社会孤立，最大限度地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争取积极的外部环境。第三，保持经常账户顺差环境，做好资本账户管理，防范跨境资本快进快出引致金融危机。经常账户适度顺差是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稳健、汇率稳定、主权信用坚挺的重要保证。2017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为1649亿美元[ 数据来源为《2017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占GDP的比例已经由2007年的8.6%下降至1.3%。目前经常账户顺差的相对规模是适度的，中国经济作为整体而言的对外失衡问题已经化解。未来应当将经常项目顺差/GDP维持在1%-2%上下，避免经常账户出现逆差。同时要谨慎管理资本账户，严密防范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入流出、冲击国内金融市场、触发金融危机。第四，适时主动推进东亚、东南亚区域经济合作，营造稳定健康的睦邻经贸环境。美国的稳定发展长期以来受益于其在北美和拉美地区较为健康的区域政治关系和经贸环境。东亚、东南亚等周边地区是中国的近邻。与近邻的经贸关系如何是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和战略安全的最重要因素。虽然东亚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关系由于历史原因较为复杂，但中国作为该地区的大国，应当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甚至主动创造机会，继续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更上一个层次。既要加强推进中日韩自贸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既有合作框架的落地深化，也要积极运用“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机制拓展合作。第五，树立底线思维，建立多重保障维护能源供应安全。能源供应安全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也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软肋所在。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6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达40%。一旦石油和天然气供给出现短缺，除了公路、航空、海运、河运可能出现瘫痪外，部分制造业领域和居民取暖也会受到影响。可以说，确保能源供应安全是中国经济的生命线，也是中国的战略底线。为此，要重点维护与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安哥拉、伊朗、土库曼斯坦等油气来源国，以及缅甸、巴基斯坦等油气通路沿线国家的经贸互利关系和战略互信。第六，深化科研体制改革，激活知识产权市场，多管齐下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一是要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在科技人才聘用评价、科研资金使用、科技成果所有权收益权等方面打开制度枷锁，探索更为灵活的制度安排，大幅度提升科研人员的激励。二是要激活知识产权市场，加强产学研交流合作，允许科研人员能够一定程度上拥有其所发明的专利，允许和鼓励科技人才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跨界流动，避免闭门造车、专利沉睡的现象出现。第七，加快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落实国有企业相关改革，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要加快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制度建设促使国有企业按市场规律运行。加快低效“僵尸企业”退出，释放其所占用的金融、土地、人力资源，通过市场化的方式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部门和企业主体[ 详见《CCWE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18年6月。]。第八，加强住房、医疗、教育等关键领域的民生建设，着力化解的社会矛盾。建议启动“二次房改”，探索实施政策性和市场化分配相结合的房地产发展体制改革，灵活运用房地产基金、长租房等创新形式实现“房住不炒”[ 详见：张双长、李稻葵，“二次房改”的财政基础分析——基于土地财政与房地产价格关系的视角[J]. 财政研究, 2010(7): 5-11。]。建议中央加快房产税框架的立法，并授权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征收的细节。同时，增加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供给，优化供给结构，切实化解公共产品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以“两个美国”为鉴，通过深化税制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制等方式增加劳动者收入，避免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财富占不平等继续恶化，避免社会撕裂。第九，从中国经济实践中系统总结经济学理论，促进学术交流和相互理解，打消西方世界的疑虑，贡献中国智慧。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实践具有许多“中国特色”，不是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中国经济学界应当对此进行系统性地理论总结，不仅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而且要向世界讲清楚中国经济实践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和经济学理论，长远目标是将中国的发展经验和理论总结写进经济学主流教科书[ 详见：李稻葵、李雨纱、张驰，中国经济的伟大实践何以产生重要的经济学贡献?——基于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分析与思考[J]. 经济学报, 2018(1): 1-16。]。如此，既有助于指导中国经济未来的改革与发展，也有助于让西方精英理解中国，并逐渐打消疑虑、接纳中国在某些方面的成功经验。　四、展望：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根据上文分析，中美经贸摩擦，本质是双方国内政治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变化，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但是，经过这一轮的经贸甚至其他领域的摩擦，展望未来的中美关系，中美双方一定会迎来一个新的稳定期，而这种新的稳定期既不是双方全面对抗的结果，也不是中国妥协的结果，而是一种新的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我们认为，如果应对得当，中美经贸摩擦将会“磨合”出中美合作的新格局，这个中美合作的新格局的有三个重要标志，即，美方的“三个接受”：第一，必须接受中国与美国发展道路不同、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的事实，中美双方“和而不同”。美国要接受，中国13亿人自己选择的道路是不可能改变的，也无法强行去改变。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走的是一条和西方不一样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过去在摸索，有过坎坷，但是现在这条道路已然清晰，中国将自信的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往前行走。同时，美国也需要理解中国不强加于人、和而不同的国际关系理念。历史上强大的中国虽然对当时的弱小邻国有过嘲讽，但是却从未要求别人强行接纳中国的理念；而历史上的基督教扩张，更多的是凶悍的同化。同样在当下，中国也不会要求任何国家去接受中国目前的发展道路，这是美国必须要理解的。第二，必须要接受人口第一大国和即将成为的经济第一大国在周边事务所拥有的主导力。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事实。而与此同时，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对其周边地区的主导力、影响力必然会不断加强，包括台湾海峡、南海、东北亚甚至东南亚。中国的军事力量或许和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在周边地区，中国有能力、有信心掌握战略主动权，这一点美国也必须接受。美国航母肆意驶入台湾海峡，在南海随处游弋的时代将逐渐成为过去式，中国将在周边事务中拥有自己的主导力。第三，必须接受中国在改善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与美国及西方“和而不同”、积极有为的、共利多赢的新型领导力。在国际事务方面，中国将会发挥越来越多的积极作用，在各个国际组织中发出中国的声音。这种声音也许和西方有所不同，但是却是共利多赢的，绝对不是那种强迫他国的声音。美国也许不喜欢中国的这种改变，但是需要逐渐去接受。美国必须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中国也同样会在这一过程中尊重美国的核心利益，帮助美国更好的发展其在全球化进程中受损的“锈带地区”，帮助美国中等收入阶层在全球化过程中也能受益，让这些美国人也能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缓和美国的社会矛盾。所以，中国将继续会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而这种领导作用将会是共利多赢的。这“三个接受”将会是中美经贸摩擦的背后所影射出的中美关系变化的痛点，也是未来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走向稳定期所必须要经历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三个接受”并不是美国最核心的利益所在，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最终会接受这三条。我们认为，美国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得更好：一是内向内省，反求诸己，调整国内经济社会政策，推动国内经济社会改革，促进“两个美国”裂痕的弥合。如上文所述，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以华盛顿、华尔街、跨国企业为代表的“精英美国”与普通中产阶层、铁锈地带蓝领工人为代表的“平民美国”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从根本上说，“两个美国”之间的这种裂痕不是由中国造成的，也不可能通过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而得到弥合。美国长期以来的贸易顺差是自身高消费、低储蓄经济结构的产物，本质上是其国内的“储蓄-投资缺口”[ 以数据可得的2016年为例，美国存在5212亿美元的“储蓄-投资缺口”，于是只好通过净进口的方式从国外“借用”，相当于当年美国GDP的2.8%。这部分借用来的货物或服务就形成了美国的对外贸易赤字。]。妄图通过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来减少美国贸易顺差是缘木求鱼，一个最好的例证是上世纪七八年代美国曾对日本采取强硬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但结果只是将美国的贸易逆差由日本转向了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后来又转向了中国，美国对外的整体贸易赤字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内向内省，反求诸己”是中国的传统智慧。我们建议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领悟学习这一智慧，把主要精力用在国内经济社会的改革上，而不是指责外国。惟其如此，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也才可能从根本上弥合“两个美国”之间裂痕。二是加深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理解，充分认识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的客观差异，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承认发展模式的多元可能。一方面，世界上有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历史文化、地理环境、人口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两百多个国家之间存在广泛的差异。而世界也恰恰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而美好。另一方面，经济社会文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制度环境和约束条件，制度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发展的道路和模式就会有所差异。不可能要求所有的脚都穿同样的鞋子，同样的道理，不同国家在发展模式上存在差异也是正常的。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发展模式是完美的，而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恰恰为世界、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中美两国各界应当加强交流互动、加强相互理解，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两国和世界经济的繁荣进步。相比于中国对美国的了解而言，美国各界对中国经济和中国发展模式的认识是远远不足的，因此我们尤其建议美国政策解和学术界加深对中国的研究和理解，以开放的心态观察中国经济、剖析中国模式，从而为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最后，我们对未来的中美合作关系进行总结，中美两国各自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所导致的中美关系的变化是我们需要接受的事实，而理性分析下，中美不会在当下走向全面对抗。目前的中美经贸摩擦我们应该积极看待，这是中国在发力，在经历磨合的阵痛，是冲破困境走向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的道路中的必经路途。我们认为，中美合作关系的新格局必须、也一定能够形成，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破茧之工”。　

央行网站周二公布一篇由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撰写的工作论文，文中建议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从而降低金融机构负担。在徐忠看来，银行的资本充足度和准备金面临明显约束，不断收紧的金融监管促使大量表外业务回归表内。但是，徐忠也表示，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时间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也是必然的。他还说，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应该从以货币数量调控为主转向货币价格调控为主。以下为全文：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货币调控方式转型摘要：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应该从以货币数量调控为主转向货币价格调控为主。对货币调控方式理论、国际经验和中国间接货币调控转型的全面梳理表明，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加速推进和基本完成，由于金融创新和脱媒迅猛发展，我国传统数量为主货币调控有效性日益下降，亟须转向价格型调控方式。西方国家和西方经济学有关货币数量与货币价格调控方式的争论，都是针对相对成熟和稳定的经济体系而言，而我国仍属于转型过程中的不发达经济体，经济结构也不稳定，货币调控方式选择和转型须服从和服务于高质量发展转变，属于全新实践且更为复杂。中国二十多年间接货币政策实践始终面临着政府过度关注经济增长和预算软约束部门、金融监管体制不健全、金融市场深度不够等因素制约，仍需深化发展金融市场微观基础、制度保障和产品功能等金融市场体系。为及时有效应对流动性冲击和利率扰动，货币价格调控下中央银行的利率决策空间和政策操作自主性也亟待提高，并在制度上予以保证。今后应在协调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基础上，加快各项深化改革措施，有效缓解各项约束条件，大力培育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推进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更好地促进新常态下经济金融的高质量发展。关键词：利率市场化；货币数量调控；货币价格调控；高质量发展声明：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发表人民银行系统工作人员的研究成果，以利于开展学术交流与研讨。论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人民银行。如需引用，请注明来源为《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一、引言2015 年 10 月，中国人民银行放开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上限管制，标志着历经近二十年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完成，这在我国利率市场化和整个金融改革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不过，存贷款利率浮动管制的放开并不意味着中央银行不再对利率进行管理，而是要由行政手段转向更加倚重市场化工具和传导机制。理论上，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中央银行完全有能力影响甚至决定市场利率水平；实践中，无论是利率管制国家还是利率市场化国家，中央银行对利率形成机制和利率水平都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利率市场化更完整的表述，应是利率由货币政策当局和金融市场共同决定，利率市场化改革实际上包含着利率形成方式的市场化和利率调控方式的市场化两个不同的维度(纪敏和牛慕鸿，2014)。《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明确将“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作为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原则。随着存贷款利率浮动限制的取消，利率“放得开”目标基本实现。不过，由于金融机构定价机制和货币政策传导等条件尚不成熟，我国在放开存贷款利率管制的同时仍保留了存贷款基准利率，今后还要在“形得成、调得了”等方面进行大量技术性准备。我国利率市场化正进入以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为核心的深化改革新阶段。目前，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就要求我们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淡化 GDP增长目标，从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等方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改进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作为实体经济的镜像，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本质要求。与经济发展阶段演进相适应，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也应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金融调控也要减少对数量目标和手段的依赖。特别是，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快推进和基本完成，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迅猛发展，金融市场结构和金融产品日趋复杂，传统数量为主货币调控有效性日益下降，已不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为此，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多次指出，当前影响货币供给因素更加复杂，不应过度关注 M2 的变化，而是要更多关注利率价格指标，逐步推动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 。2018 年，我国不再公布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数量目标，这既是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更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要求。不过，尽管我国已经淡化货币数量目标，但与发达国家中央银行拥有较大货币决策自主性不同，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发展中转轨经济体，中国的货币政策既要为价格并轨和货币化提供必要空间，还要根据不同阶段经济增长的实际，兼顾转型发展和金融稳定的需要，曾很长时期要考虑双顺差的干扰，因此中国货币政策在以通胀为主的同时始终坚持多目标制(周小川，2013)。可见，正如利率“放得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由于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约束条件更加复杂，目前利率“形得成、调得了”并转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的条件尚不成熟。全面总结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历程，充分认识我国货币调控方式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深入分析当前货币调控方式转型的现实约束进而明确改革方向，对今后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更好地通过利率价格杠杆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二、货币政策的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理论、国际经验与中国货币调控方式转型(一)有关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理论与国际经验根据操作目标或中间目标的不同，货币政策大体可分为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两种方式。理论上，货币的数量和价格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流动性效应下，货币数量的变化将影响价格调整，货币价格的调整也将引发数量相应变化(Friedman and Kuttner，2011)。因此，在金融市场发育健全、价格机制有效发挥条件下，对物价产出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而言，货币政策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的政策效果也应是等价的。不过，从政策机制来看，货币数量调控主要是根据变量间的宏观总量关系进行调控，政策效果直接明显，但容易扭曲价格机制并干预微观主体行为。货币价格调控主要是微观经济主体根据宏观经济信号调整自身行为，通过价格机制间接发挥作用，对市场发育程度和货币传导机制要求较高，政策链条较长，效果并不直接明确。可见，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对不同货币调控方式的政策有效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直接决定了一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及其转型进程。特别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广度深度与金融产品的价格形成(利率水平)和市场主体的风险管理能力密切相关，影响着货币传导和利率调控机制的畅通有效，对一国货币调控方式的选择至关重要。从国际经验来看，金融体系发育健全、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通畅的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主要采用以利率为主的价格调控方式，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则主要以数量调控为主(周小川，2004；Laurens et al。， 2015)。20 世纪70 年代以来，正是在利率市场化浪潮的推动下，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迅猛发展，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重要性明显下降(Bernanke and Gertler，1995)。各国中央银行在不断修改货币供应目标的同时，不得不多次修改货币统计口径，货币数量作为中间目标的可控性、可测性及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效果并不理想(Mishkin，2009)。货币数量目标制的实践效果远不及预期，即使是 Friedman 本人也不得不承这一点(Nelson，2007)。事实上，20 世纪70 年代之前，各国货币政策一直是以利率调控为主(Bindseil，2004)，只是传统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使各国在 1960 年代后期普遍陷入痛苦的“滞胀”，金融市场功能和经济平稳发展都受到了严重损害，各国才不得不接受货币主义主张。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最初就是以利率调控为主，这与其中央银行源自于传统商业银行并一直在相对成熟完善的金融市场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历史密切相关。在放松利率管制和金融创新浪潮推动下，各国金融市场广度深度进一步提高，以货币总量关系稳定为理论前提的货币数量调控的政策效果自然是越来越差。正如加拿大中央银行行长 Gerald Bouey 所说的，“我们从未放弃货币总量，而是它们放弃了我们”(Mishkin，1999)。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完成，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主要发达国家普遍转向以利率为主的货币价格调控，普遍采用以稳定通货膨胀为最主要目标(之一)并在一定规则指导下(隐含地遵循泰勒规则)仅调节短期(隔夜)市场利率的货币政策框架(Blanchard et al。， 2010；Bindseil，2016)。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严重损害了金融市场功能，为此各国央行迅速将政策利率降至非常低的水平。由于零利率下界约束，各国不得不转向量化宽松非常规货币政策(Borio and Zabia，2016)。同时，全球金融危机表明，物价稳定并不意味着经济金融稳定，危机后各国普遍加强了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不过，与 2001 年—2006 年日本银行的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类似，数量目标仅是各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第二位操作目标，为恢复金融市场功能和刺激经济复苏而保持超低(零)利率仍是各国中央银行最主要的操作目标(Bindseil， 2004,2016)。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逐步稳定和经济强劲复苏，美英欧等主要央行都开启或着手加息缩表并重回利率调控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二)中国的间接货币政策：由数量到价格的调控方式转型我国符合现代意义的货币政策实践仅有二十余年的时间，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调控方式主要受到当时我国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不畅等客观因素制约，也与计划经济更倾向于数量调控的政策惯性和决策偏好等主观因素有关(周小川，2004)。二十多年来，我国先后经受住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两次巨大外部冲击考验，根据不同阶段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灵活开展货币调控，成功应对了通货紧缩、持续双顺差和流动性过剩及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后金融调控环境变化等严峻挑战。数量为主的货币政策调控为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1、由计划直接管理向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政策调控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主要依靠计划手段人为干预的方式管理经济运行，即使是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并未建立现代意义的市场化宏观调控框架(周小川，2013)，也不存在现代意义的金融业，银行是最主要金融机构，主要发挥监督资金使用的社会出纳功能。虽然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尝试通过利率价格杠杆引导信贷资源配置，通过“拨改贷”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但这期间我国金融资源价格及其配置主要通过计划方式进行，在“大一统”管理模式下即使重新组建的专业银行也都相当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张杰，2011)。1984 年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中国人民银行主要通过现金发行和信贷规模管理直接控制方式进行货币信贷调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经济金融体系的发展， 1994 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缩小信贷规模管理范围，公布不同层次货币供应量，1996 年正式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并将现金发行转为监测指标。同时，我国还将各地分散的拆借市场统一为全国银行间拆借市场，大力发展银行间债券市场并将其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场所。由于银行间市场属于同业批发市场，风险相对较低，因此我国率先放开了同业拆借和债券市场利率。1998 年，以取消信贷规模管理并重启人民币公开市场业务为标志，我国货币政策正式实现由直接控制向数量为主的间接调控模式转型(张晓慧，2015)。2、通货紧缩和流动性过剩时期的货币政策调控1998 年取消信贷规模控制后，公开市场操作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最主要的常态化货币调控手段。在当时通货紧缩的背景下，主要通过逆回购投放基础货币；2000 年针对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不良贷款而大量增加的基础货币以及外汇占款迅速增长，引入正回购业务吸收市场流动性；2001 年下半年根据当时通货紧缩形势，在进行逆回购的同时大量开展现券买断业务，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戴根有，2003)。2001 年底加入 WTO 之后不久，至少从 2002 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逐步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通货紧缩的影响，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除全球金融危机的短暂冲击外，我国面临长达近十年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和流动性过剩局面。由于正回购和现券卖断业务受到中央银行持有债券资产规模的约束，2003 年 4 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并将其作为对冲流动性的最主要手段。随着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和流动性过剩失衡加剧，我国开始频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充分发挥其深度冻结流动性的作用，将存款准备金率打造为常规的、与央票发行相互搭配的流动性管理工具，迅速锁定了长期流动性，有效地降低了货币乘数和货币信贷扩张。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还通过再贷款(再贴现)、窗口指导等方式优化信贷投放结构和节奏，结合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和人民币稳步渐进升值，有效应对长期双顺差带来的挑战和问题，较好实现了产出物价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张晓慧，2011)。3、经济新常态和流动性格局变化下的货币政策调控在成功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不久，随着要素禀赋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经济逐步转向新常态，长期困扰我国的外汇占款和流动性过剩格局明显改观。从 2011 年开始，经常账户顺差占 GDP 比重首次回落并始终处于国际认可的 4%以下合理区间。跨境资本呈现双向流动态势，2012 年资本和金融账户(不含储备资产)首次出现自 1999 年以来的小幅逆差，2014 年 2 季度末外汇储备达到近 4 万亿美元的阶段性高点后，直至 2016 年 4 季度资本和金融账户始终保持逆差。汇率呈现双向波动态势并在基本均衡水平上保持稳定。中国人民银行逐步减少并一度基本退出常态化外汇市场干预。为此，2012 年中国人民银行停止央票发行并重启逆回购操作，2013 年以来开展了包括 SLO、SLF、MLF、PSL 等在内的短期流动性管理工具创新和中长期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工作，改进存贷款比和准备金考核，调整再贷款分类体系，完善央行抵押品框架，将公开市场操作由每周两次扩展至每日操作，有效确保了市场流动性基本稳定，增强了市场利率引导能力，为经济金融平稳较快发展、价格水平基本稳定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营造了适宜的货币环境(张晓慧，2017)。4、利率市场化、金融创新与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事实上，在货币政策转向间接调控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就积极发展金融市场，放松利率管制，在 2000 年左右基本实现了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2004 年实现了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的利差管理模式，通过具有帕累托改进特征的渐进双轨制方式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易纲，2009a)。不过，尽管我国通过央票发行有效促进了货币市场发展和期限完整的无风险收益率曲线的完善，为推进利率市场化和利率调控创造了良好条件(张晓慧，2011)， 2007 年正式引入 Shibor 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2008 年 10 月还扩大了按揭贷款利率下浮空间，但在应对流动性过剩和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繁重调控压力下，2004 年以来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相对缓慢。我国货币决策者很早就意识到，货币的数量调控与价格调控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货币数量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价格传导效率，而价格严重偏离均衡水平将不可避免引发数量扭曲(周小川，2004)。因此，在以数量调控为主的同时，中国货币政策十分重视利率价格机制的作用，非常注意“量”与“价”的平衡(张晓慧，2015)。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流动性和外汇占款作为基础货币投放主要渠道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极大增强了中央银行调控流动性的主动性，为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和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提供了必要的宏观条件。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2012 年 6 月，我国首次允许存款利率上浮，2013年7 月基本取消贷款利率管制，最终于 2015 年 10 月放开了存款利率浮动限制。与理论分析和国际经验类似，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速推进和基本完成，我国金融市场创新和脱媒迅猛发展，不同金融产品之间和不同层次货币之间界线日益模糊，货币需求越来越不稳定，M2 与产出物价关系的稳定性越来越差，货币数量的可测性、可控性及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明显下降，传统数量为主的货币调控已难以适应当前货币政策的需要(易纲，2018a)。事实上，我国很早就意识到 M2 中间目标的问题，2011 年开始引入社会融资规模流量指标，2015 年公布存量社会融资规模数据并在 2016 年明确将其作为政策目标。虽然社会融资规模统计范围更广，能够提供更多信息，但非信贷融资更容易受经济波动和预期影响，金融创新和衍生融资方式更难以及时准确掌握，中央银行无法有效控制直接融资行为，作为金融机构资产端的存量社会融资规模理论上应与负债端的 M2 趋同，因此社会融资规模也不宜替代 M2 作为新的数量型货币政策中间目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8 年我国不再公布任何具体的货币数量目标，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迫切性日益上升。应当看到，经过二十多年市场导向的金融改革和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调控，目前我国已基本具备了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必要条件。在金融市场方面，我国固定收益市场规模已位列全球第三(公司信用类和金融机构债券均列全球第二)，具备了相当的市场广度和必要的市场深度(潘功胜，2016)。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我国微观经济主体利率敏感性显著增强，金融机构利率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明显提高，金融市场利率与存贷款利率关系更加紧密，利率传导渠道日益畅通有效(Kamber and Mohanty，2018)。在利率操作模式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针对流动性管理和市场利率引导进行了大量技术性准备和理论研究工作(牛慕鸿等，2017)，中国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安排与国外央行主流模式差异不大(周小川，2013)。三、中国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实践困境与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最终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国家管理经济的方式由计划人为干预逐步转向总量为主的宏观调控。借鉴国际经验与立足国情创新有机结合，协调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这是我国建立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经验(周小川，2011)。不过，也要认识到，虽然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加快推进和基本完成，金融创新和脱媒迅猛发展，金融市场结构和产品日益复杂，货币政策亟须向价格调控方式转型，但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转轨新兴经济体，经济金融发展各阶段宏观调控主要矛盾和特征并不一致，不同时期政策的着力点各有侧重，不同类型货币调控的政策效果存在明显差异。从二十多年货币政策的实践来看，我国经济金融仍存在很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制约着金融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和利率传导机制的畅通有效，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政府过度关注经济增长，经济中仍存在大量预算软约束部门，央行货币政策始终是易松难紧1998 年之前信贷规模计划管理时期，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信贷调控一直饱受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倒逼压力。1984 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时就实行了国际通行的准备金制度。不过，在信贷规模管理模式下，准备金制度的着眼点是让中国人民银行掌握相当数量的信贷资金并进行结构调整，信贷规模主要按地区和项目信贷计划的方式进行管理(周正庆，1993)。但是，信贷规模管理制度设想需要一个前提，即充裕的资金只能以超额准备金方式流向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在地区间进行信贷规模调剂，这比较符合 1980 年代金融市场尚不发达的实际情况。随着各地区拆借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工具的多样化，中央银行越来越难以有效分配信贷资金：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倒逼压力，存款充裕地区(主要在地方政府压力下)要求增加再贷款和信贷规模；存款少的地区由于其仍然拥有贷款额度，贷款计划往往与实际存款不匹配，中央银行不得不为其追加再贷款以确保其正常运行；较高的法定准备金要求也加大了专业银行的再贷款倒逼压力。而且，当时信贷政策的透明度较差，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受地方政府干扰较多。因此，信贷规模管理实际上无法有效抑制信贷冲动，信贷计划经常被突破并埋下了经济过热隐患。正是在此背景下，1990 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由信贷直接管理逐步转向间接调控，1993 年将各地分支机构再贷款发放权集中统一至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94 年停止对财政透支和专项贷款，1997 年决定人民银行跨行政区域设立分支机构以避免地方政府干扰，最终于 1998 年完全取消信贷规模管理，转向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的数量为主间接货币调控(易纲，2009b)。改革开放以来，为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我国形成了 GDP 导向的“锦标赛”增长模式(周黎安，2007)。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重化工业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同时，2004 年土地全面“招拍挂”后，土地收益完全归地方政府所有，城镇化和房地产投资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和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基建和重化工业投资主要依赖地方政府平台和国有企业，而房地产又有着“大而不倒”的软约束特征。因此，在政府过度关注经济增长导向下，我国存在着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和房地产企业等大量预算软约束部门，有着强烈的债务扩张刺激经济的内在动力(纪敏等，2017)。1990 年代中期的经济过热和信贷规模管理失效，很大程度上就与地方过度投资倒逼再贷款密切相关。2002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大规模双顺差，为确保经济平稳发展应适度压缩国内投资。但是，“锦标赛”模式下各地投资冲动无法得到有效抑制，这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流动性过剩期间的经济过热和信贷扩张，货币政策更加易松难紧。事实上，我国很早就认识到传统增长模式的弊端，2006 年底中央就提出经济要“又好又快”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在经济刚刚走出通缩和非典冲击阴影后，明确提示信贷过快增长风险，加强房地产信贷管理 。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准备金等进行适度从紧稳健货币调控的同时，还积极探索宏观审慎政策手段。2004 年对不同资产质量和风险状况机构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2005 年适度提高了不同类型房屋首付比例；2007 年开展具有激励相容性质的央行票据定向发行工作。不过，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应对危机的巨大冲击，我国出台了大规模刺激政策，货币政策也转向适度宽松。应当说，危机后必要的刺激政策在稳定金融市场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经济增长导向和传统增长模式下，刺激政策手段粗放调整过度，难以有效退出，加剧了流动性过剩和经济过热。为此，中国人民银行早在 2009 年年中就注意到经济过度刺激苗头，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动态微调”，2010 年连续上调准备金和基准利率逐步退出适度宽松政策。但是，在 GDP 增长目标导向和软预算部门压力下，信贷需求仍非常强烈。特别是，尽管 2011 年以来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但市场仍存在着强烈的新一轮刺激预期。为有效打破各方政策放松预期，2013 年 2 季度中国人民银行重新发行央票并对部分到期的 3 年期央票进行续做，积极与市场沟通，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创新性政策工具成功化解了货币市场波动。尽管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我国潜在产出增速趋势性下降，但为配合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和促进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发展等政策需要，2014 年中国人民银行创设了抵押补充贷款工具(PSL)，通过两次定向降准和一次降息引导降低金融市场利率和贷款利率。由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国有企业效益和房地产市场明显下滑，2014 年以来我国一度出现对通货紧缩的担忧(张平，2015)，各方政策放松预期强烈。而且，虽然 2014 开始我国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但地方政府利用 PPP、产业基金、政府购买等方式进行大量隐性负债。2015年我国发生股灾，市场波动进一步加剧了各方对经济的担心。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于 2015 年至 2016年1 季度分别进行了五次定向降准政策和五次普遍降准，为顺利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结合扩大存款利率浮动区间而连续五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应当看到，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和高质量发展要求货币政策应保持稳健中性，避免大水漫灌依赖货币信贷投入的传统增长方式。但利率政策属于反映资金价格的宏观总量货币手段，无法有效调节结构性问题，并不完全适应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需要。特别是，由于地方政府隐性负债迅速上升，根据 IMF(2017)的测算，2016 年考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中国广义口径政府部门杠杆率为 62.2%，已超过欧盟警戒线标准，僵尸企业和低效投资项目大量挤占金融资源，被总量问题所掩盖的结构矛盾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空间非常有限，而准备金率是货币政策的“利器”，资产负债表效应和信号意义较强。在潜在增速趋势性下行与经济周期性下滑交织重叠背景下，大幅降低准备金要求将释放强烈宽松政策信号，与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基调明显不符。因此，中国人民银行主要通过逆回购业务、SLF 和 MLF 等方式弥补市场流动性数量缺口，始终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特别是，随着 2015 年底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开展，中国人民银行坚持守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不进行普遍降准和定向降准，仅是结合普惠金融发展于 2018 年 1 月进行一次定向降准。另外，预算软约束部门由于隐性担保人为降低了信用溢价，更容易获得正规金融信贷支持，挤出了有效率的民营企业融资(纪洋等，2016)。虽然理论上任何预算软约束问题都存在一个“硬”的预算约束，并可通过合理的定价予以弥补(罗长林和邹恒甫，2014)，但如果完全依赖价格机制，正规融资利率必须上升至足以弥补风险溢价的高水平，这将推高非正规融资成本，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将面临更严重的融资约束，这更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增长和资源的优化配置(纪洋等，2016)。因此，在存贷款利率浮动限制取消后，我国并未立刻转向利率价格调控，而是仍通过准备金、广义信贷等数量方式控制债务和杠杆率的过快增长。(二)改革开放以来始终未处理好监管与央行的关系，监管与行业发展职能没有分离，由此引发的道德风险倒逼央行政策放松1997 年之前，虽然我国一直有金融业的主管部门，但并不存在现代意义的金融监管。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在负责金融管理的同时，明显受到地方政府的倒逼和掣肘，无法真正关注金融风险。金融业处于事实上的混业经营状态，银行可直接向股市参与者发放贷款，股票市场投机盛行波动剧烈。同时，国有企业三角债严重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银行为消化“拨改贷”等政策性负担开展大量高收益投机业务，各地“乱集资、乱设金融机构、乱办金融业务”迅速蔓延，严重干扰了正常经济金融秩序。为此，1993 年 7 月我国开始对过热的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治理整顿。1993 年底，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建立政策性银行，将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现代意义的金融监管逐渐形成并不断加强。特别是，1995 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以法律形式明确中央银行不得为财政透支，商业银行实行比例管理；1996 年我国正式加入国际清算银行并承诺遵守《巴塞尔协议》，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更使各方高度重视金融风险。在此期间，我国相继成立了专门的证券、保险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不再负责对这些行业的监管。同时，针对 1996 年由于大量银行资金违规入市引发的股票市场行情异常过热，中央明确要求银行将资金全部撤出交易所市场。最终，1997 年底首次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正式确立了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这为化解再贷款冲动，转向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调控方式，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1998 年-2002 年的通货紧缩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发放了大量再贷款，国家还发行特种国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贷款。但是，由于长期积累的大量问题、前期过快放贷和风险意识淡薄等原因，我国银行体系不良资产规模非常庞大，资本充足度严重不足，海外有机构甚至指出国有银行已接近技术性破产边缘。银行惜贷异常严重，金融信用媒介功能几乎完全丧失，这进一步加剧了通缩局面。直至 2001 年底加入 WTO 全面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中国才于 2002 年下半年逐步走出通缩阴影，经济进入强劲上升轨道。2003 年我国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从而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管理格局。但是，金融监管与行业发展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理顺，监管政策始终倾向于本行业的发展。2003 年中国人民银行着力对金融体系进行“在线修复”，通过外汇储备注资方式开展了以公司治理为核心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以激励相容方式进行中央银行票据置换推动农村信用社改革。不过，随着金融机构历史包袱的逐步消化和改革后经营绩效的明显好转，监管部门逐渐偏离机构审慎监管，更加关注本行业的发展。特别是，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监管部门更加强调金融促进经济复苏，未能有效调控银行信贷投放，2010 年货币信贷增速大幅突破年初目标。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于 2011 年初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开展社会融资规模监测，力图控制银行表内信贷过快增长。不过，出于行业发展和部门利益的考虑，监管部门仍积极鼓励金融创新以规避准备金和信贷规模约束。证券保险监管部门也都竞相放松监管要求。由此，针对信贷规模管制的金融创新和影子银行迅猛发展。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数据，中国影子银行资产占 GDP 的比重由 2011 年的 20%迅速上升至 2013 年的 31.2%，远快于同期货币信贷增速。而且，2014 年以来我国影子银行发展呈现出结构化、复杂化趋势。在行业发展理念下，监管部门并不重视整体系统性风险，甚至为了本行业发展而降低监管标准，从而引发“监管竞次”，监管套利和监管空白并存，影子银行结构更加复杂，风险集聚更加严峻。2015 年由于对场外配资等违规行为监管不力，资本市场波动剧烈，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通过再贷款方式维护资本市场稳定，降准降息稳定经济发展。随着经济下行和不良资产逐渐暴露，银行不得不提高风险资本占用和贷款损失准备。不良贷款“双降”曾是监管部门的重要目标，为此监管部门进一步鼓励创新，各微观监管部门纷纷降低监管标准并形成大量监管真空，影子银行监管严重不足。特别是，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基本完成，2014 年以来银行负债竞争日益激烈，金融脱媒明显上升(李宏瑾和苏乃芳，2017)。在资金来源方面，银行与非银机构通过同业业务、理财等各种嵌套，使得负债端变得极为复杂，加剧了流动性风险。在资产运用方面，资管、同业等表外业务监管标准和风险权重相对较低，银行实际资本和贷款损失拨备严重不足。2014 年—2016 年，结构化影子银行信贷规模迅速上升，规避监管和监管套利成为重要的驱动因素(Ehlers et al。， 2018)。由于多层嵌套使得金融交易更加复杂，市场产品价格无法真正反映真实信用风险溢价， 利率传导和利率调控效果大打折扣。在缺乏必要的监管职能和良好的监管协调情况下，为控制影子银行信贷扩张和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强化宏观审慎政策，于 2016 年初将存款准备金动态管理升级为宏观审慎政策评估(MPA)，针对广义信贷规模进行逆周期调控，形成了“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双支柱金融调控政策框架。2017 年初和 2018 年初，分别将银行表外理财和资产规模 5000 亿以上银行发行的同业存单纳入 MPA 考核，进一步完善了宏观审慎政策体系。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机结合，既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了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同时较好地防范了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效维护了金融体系稳定。(三)金融市场创新和市场发展仍存在很多不合理管制，金融市场深度相对有限，严重制约金融机构产品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影响利率政策传导效率1990 年代之前，我国并没有一个全国的完整统一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随着银行体系的恢复发展而在不同地区逐渐发展起来的。198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各地陆续组建了用于调剂银行资金盈余的同业拆借市场，这对丰富交易品种、提高银行效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各地拆借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资金交易越来越活跃，但不同地区情况差异很大，管理程度也不尽一致，分散各地的拆借市场成为 1990 年代初金融“三乱”和借短放长的重要途径。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于 1996 年初将各地资金市场整合为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有效促进了市场的规范发展，为 1996 年 7 月放开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管制开启利率市场化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市场基础。在宣布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还在 1996 年开始尝试在交易所债券市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但是，由于为做大市场交易而放松监管和风控严重滞后，1995 年 2 月爆发了“327 国债期货”事件，交易所债券市场发展几乎停滞，银行在交易所的大量资金违规流入股市，致使当时股票市场异常过热。由于交易所市场债券品种和数量的限制，在 1996 年尝试了几笔总量仅 20 多亿元的交易后，央行不得不停止了公开市场操作。为此，1997 年中国人民银行借鉴国际债券市场发展经验，建立了场外交易模式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为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了必要的操作平台和坚实的市场基础(戴根有，2003)。针对当时中央银行国债现券数量规模的限制，我国在 1998 年重启公开市场操作时，将业务扩展至政策性金融债等高等级政府支持性债券，在促进这类债券市场发展的同时，实现了债券市场发行和交易利率的市场化。随着 2002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面临流动性过剩，特别是 2005 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国际收支双顺差压力进一步加大，中央银行需要足够的债券资产进行流动性对冲操作。不过，由于财政部门国债发行仅考虑自身融资需求，国债期限过长、数量偏少且国债发行并不规律，国债市场广度深度无法满足央行和金融机构交易需求，中央银行不得不通过发行央票方式进行流动性对冲。针对发改委和证监会对企业信用债管制过严导致市场发展受限，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在2005 年和2008 年引入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市场。同时，为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 2007 年成立了银行间市场交易商量协会，通过市场自律方式促进债券市场规范发展，实行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注册制。全球金融危机后，借鉴国际经验于 2009 年成立了以中央对手为主的集中清算的上海清算所，进一步规范了债券市场发展。银行间市场的发展有效推动了有关部门放松过严的市场管制，中国债券市场规模在很短的时间就上升至全球第三位。银行间债券市场迅速发展并成为我国债券市场的主体，为推进利率市场化、畅通利率传导机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我国金融市场仍存在市场分割、深度不够等问题，影响到了市场利率的有效形成及货币政策的顺畅传导，具体表现在：一是我国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仍被人为分割。我国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一直存在着银行间和交易所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由于两个市场准入和监管存在明显差异，市场价格分化明显，这进一步助长了市场的监管套利。特别是，交易所市场信用风险溢价较高，利率水平和波动都明显高于银行间市场，干扰了市场预期和中央银行的流动性管理。例如，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通过逆回购、SLF 和 MLF 等工具有效引导存款类金融机构质押式回购利率水平，并在2017 年5 月推出了银行间回购定盘利率(FDR)和以7 天银行间回购定盘利率(FDR007)为参考利率的利率互换产品，但 2016 年底以来，存款类金融机构质押式回购利率(如 DR001和DR007)与全部银行间市场质押式回购利率(R001 和 R007)价格背离趋势明显，这也反映了影子银行规模扩大和金融风险集聚下，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市场分割进一步加剧。二是金融市场交易仍存在严格的准入限制，利率衍生品市场发展滞后。1997 年银行间债券市场启动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很早就意识到市场交易规模、品种和衍生品市场对市场收益率曲线的形成和间接货币调控的重要意义，大力推进市场参与主体、产品和衍生品创新的发展。但是，微观监管部门对金融主体参与衍生品市场仍存在过于严格的准入限制，衍生品市场主要仍以交易类型为主，针对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的金融产品发展滞后。从国际上看， 1970 年代以来，作为风险管理主要手段的利率衍生品市场迅速发展，衍生品交易量远远超过基础资产规模。根据 BIS 统计，2017 年上半年美元和日元债券利率衍生品交易额分别为 156.2 万亿美元和 40.8 万亿美元，均相当于债券基础资产的 3.5 倍左右。2017 年中国利率衍生品交易达到历史最高的 14.4 万亿元，但仍不到全部债券市场基础资产的 20%，市场深度仍待提高。三是金融市场产品发展仍待丰富完善。目前质押式回购是我国货币市场最主要品种，基于信用的买断式回购和同业拆借市场份额日益萎缩，但质押式回购需要冻结债券流动性，而且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是市场资金来源主体，债券换手率较低，这不利于债券市场价格发现。信贷资产证券化是有效畅通金融市场和存贷款市场利率传导的重要途径。2005年正式开启的资产证券化由于全球金融危机而暂停，2012 年重启后主要是以公司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为主，而非国际通行的按揭或消费信贷，产品信息不对称更加严重，很难准确估计产品违约概率并合理地定价，不利于市场的健康深化发展(徐忠，2015)。四是由于金融机构产品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不足，仍存在着事实上的利率双轨制。正是由于金融市场深度相对有限，金融机构产品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依然不足，在放开存贷款利率浮动限制后，我国仍公布存贷款基准利率作为过渡性措施。由于我国银行存贷款定价和利率管理长期依靠存贷款基准利率，保留存贷款基准利率仍相当于事实上的利率双轨制(易纲，2018b)，这将影响市场利率向存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降低货币价格调控的有效性。(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仍须深化，外汇市场广度深度依然有限，影响了利率调控的政策自主性利率和汇率分别是货币的对内价格和对外价格，汇率的灵活调整能够有效缓冲外部冲击，顺利实现产出物价等最终目标。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货币政策应着眼于产出和物价等内部均衡而非外部均衡，货币的外部目标也应服从内部目标。我国货币政策采取了资本项目有限开放、汇率有管理浮动和货币一定程度自主性的中间解安排，总体上保证了经济平稳发展，这也是我国稳健货币政策的重要经验(徐忠，2017)。不过，随着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中间解安排将越来越不稳定，角点解将成为唯一的稳定安排(易纲和汤弦，2001)。灵活的市场化汇率作为经济安全阀和稳定器，是利率市场化和自主货币政策的重要条件(易纲，2013)。改革开放后，与金融外贸体制改革相配套，我国实行了外汇留成制度并建立外汇调剂市场，实行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汇率双轨制。1994 年和 1996 年我国先后完成汇率并轨和经常账户开放，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账户开放也是当时既定的改革目标。但是，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延缓了金融对外开放步伐(周小川，2015)。不过，2005 年 7 月开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除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短暂收窄波动浮动外，我国始终坚持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2010 年 6 月我国再次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空间，人民币中间价浮动空间由 0.3%逐步扩大至目前的 2%。2015年8 月我国进行了“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的中间价形成机制改革。由于股票市场剧烈波动等原因，2015 年 2 季度以来我国基础货币增长过快，再加上美国加息政策预期，我国存在较大贬值和资本外流压力。为此，2015 年底我国开始将跨境资金流动纳入宏观审慎政策范畴；2017 年 5 月在中间价报价模型中引入“逆周期因子”，以反映宏观基本面情况。随着汇率和跨境资本流动形势明显好转，目前相关逆周期调节政策逐步回归中性。2017 年 9 月将外汇风险准备金征收比例降为零，2018 年 1 月将中间价的“逆周期因子”调至中性。虽然目前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很少限制市场化汇率水平，但扩大汇率浮动区间仍是加快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信号。从长远看，人民币汇率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和清洁浮动，始终是我国金融改革的目标(易纲，2016)。不过，我国外汇市场广度深度相对有限，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合理均衡汇率的形成和清洁浮动(管涛，2018)。2005 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在扩大外汇市场参与主体和市场品种、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陆续推出了远期、掉期、货币掉期、期权等基础的人民币外汇衍生产品。但是，根据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要求，我国一直强调人民币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实需原则，所有外汇交易必须有真实、合规的贸易或者投融资背景。在资本跨境流动仍存在较多限制，经常账户持续顺差情况下，企业外汇需求净头寸方向变化不大。在实需原则下，银行只是根据企业外汇交易头寸进行外汇衍生品交易，银行又都是风险厌恶者，根据企业外汇需求的外汇市场交易方向基本一致，这不利于外汇价格的发现。从成熟市场的经验看，如果没有适度的投机，就容易影响外汇市场功能的发挥。境外无本金交割的人民币远期(即 NDF)之所以能够随时出清，就是因为市场参与者既有套保的、也有投机的，市场才有足够的流动性。正是由于实需原则的限制，目前国内外汇市场广度深度仍然有限。根据 BIS 统计，2016 年 4 月全球人民币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中，在岸市场仅占全球人民币日均外汇市场交易量的 36%，其中，在岸人民币外汇即期和衍生品日均交易量占比分别为 43.6%和 32.3%。四、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1984 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行使中央银行职责以来，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探索，我国逐步实现了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第一次重大转型，由信贷直接控制转向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调控，金融宏观调控的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提升。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金融要素价格逐步放开并以存款利率上限管制的取消为标志，最终基本完成了利率市场化。随着金融创新迅猛发展和金融市场日益复杂，当前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正面临由数量为主到价格为主的第二次重大转型。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也是我国资源配置方式转型升级的过程，由数量方式人为补足经济的短板转向通过价格机制市场化方式提升经济的质量和效益。2018 年，我国不再设定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具体的量目标，而是将其作为重要的货币监测目标，这也体现了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变化。不过，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在利率管制基本放开后，我国尚不具备立刻转向货币价格调控的条件。利率“形得成、调得了”的关键，根本上还是在于深化发展金融市场体系。只有一个具有足够广度深度的金融市场，才能够形成合理的利率水平，畅通利率传导机制。应当看到，虽然加强治理整顿和机构改革非常必要且任务艰巨，但对我国来说，如何发展一个微观基础坚实、市场规则统一、功能健全有效的金融市场，真正让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利用价格杠杆的市场化方式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才是我国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如何深化市场发展并以市场化方式调控市场运行，这一命题始终贯穿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各个历史时期，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正视和应对的挑战。否则，我们就永远无法跳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市场政府非此仅彼的怪圈。(一)深化金融市场发展，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市场并不仅仅是指某个具体的金融产品市场及其组合，而是由金融市场微观主体、金融制度和金融产品共同组成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金融市场发展，至少要包含金融市场微观基础、金融市场制度保障和金融市场产品体系三个方面。在向价格调控方式转型过程中，货币政策面临的政府过度关注增长目标和预算软约束、金融市场风险、金融功能深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因素制约，正是金融市场的微观基础、制度保障和产品市场发展等方面问题的具体表现。金融市场的微观基础包括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给两个方面。从金融需求角度来看，正是由于对经济增长的过度关注和国有企业等软预算约束部门的存在，资金需求过度旺盛，通过隐性担保发债或贷款融资并不是依靠自己的资本金、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实际上是股债不分、明股实债搞发展，没有资本的约束，效率也就无法提高。因此，只有政府淡化经济增长目标，真正在良好公司治理下按照风险资本约束、根据风险收益相匹配的原则进行融资行为，真正硬化预算约束，市场微观主体的融资需求才能够更为理性，货币政策也不再受到倒逼扩张的压力，市场利率水平才能够回归合理水平。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程相对缓慢，一定程度上也与依赖外贸的传统增长模式密切相关。从金融供给角度来看，正是在过度关注行业发展的监管政策导向下，刚性兑付难以真正打破，利率定价无法反映真实的信用溢价；金融机构更关注规模的扩张，而不是针对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开展精细化的产品管理。只有综合权衡风险和收益，围绕市场资金需求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金融机构才能够以更合理的价格真正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货币政策才能够通过利率政策价格机制引导金融机构行为，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金融市场制度保障方面，由于金融监管制度体系不健全，监管部门并不是真正根据金融功能和行为防范风险，针对规避管制和监管套利的金融创新越来越多，金融产品多层嵌套在加大金融风险的同时，利率水平上更多地叠加了不合理的制度成本而非正常的风险溢价，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和政策效果也因而大打折扣。金融产品市场发展方面，目前我国已具备了足够的金融市场规模和广度，但金融市场发展深度方面仍然相对不足，产品功能仍须健全完善。由于金融制度体系的缺陷，以机构准入替代产品的市场发展，大量的所谓市场创新更多地是监管竞次和监管俘获的产物，而真正市场化的具有充分价格发现和风险分散功能的金融产品(特别是衍生品)不够丰富，微观金融主体利率定价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也始终无法真正受到市场的检验。在仍公布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一事实上的利率双轨制条件下，金融市场产品定价大多以固定利率为主。今后应大力培育完善 Shibor、国债收益率等为代表的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为浮动利率产品提供坚实可靠的定价基础，切实增强金融机构产品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促进金融市场深化发展。外汇市场深度有限(特别是外汇衍生品市场)也与过于严格的市场管制密切相关。(二)深化金融市场发展，畅通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正是由于我国金融市场资金供求微观主体、金融监管制度、金融产品市场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和挑战，在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过程中，货币政策不得不仍依赖数量调控手段，同时加强宏观审慎政策，以确保金融体系稳定和产出物价等的平稳发展。不过，也要认识到，过度依赖数量调控方式将降低利率传导效率和货币政策调控效果(马骏和王红林，2014)，过度依赖结构性政策容易换取价格机制，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性(易纲，2006)。而且，传统的货币数量调控模式下，货币数量信号频率较低，对经济形势的研判、政策制定和政策操作等有关链条相对较长。与之相比，由于金融市场冲击对流动性和利率的扰动更加频繁，货币价格调控与金融市场关系更加紧密，这也要求货币政策应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中央银行的利率决策空间和政策操作自主性亟待提高，并在制度上予以保证。为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要求，我国必须大力深化金融市场发展，加快推进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措施能够逐步缓解金融市场各种约束和问题，有利于货币政策的价格调控方式转型。一是从金融市场微观基础来看，在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和新《预算法》基础上，2017 年以来我国加强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治理整顿，强调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弱化地方 GDP 考核导向，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真正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同时，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随着中央地方财税体制的进一步理顺和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的深化，我国微观主体的预算约束将真正实现硬化，从而有利于打破刚性兑付。二是从金融监管改革来看， 2017 年以来我国加强了金融监管力度，采取穿透式原则，加强监管合力，补齐监管空白。随着各项监管措施逐步到位，大量表外业务将回归表内。在金融市场风险得到有效缓释的同时，银行资本充足度和准备金也将面临明显约束，我国也应适度降低法定准备金要求，从而降低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税负担，畅通利率传导机制。当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时间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也是必然的。三是从金融产品市场发展来看，随着金融监管的主体责任进一步明确，中央银行将统筹金融行业的发展规划、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这有利于金融市场功能的深化发展。今后要按照市场功能统一的规则，适当放开不合理的金融业务管制，鼓励以交易技术和风险管理能力为主要目的的金融创新，真正提高金融机构产品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从而创造条件实现市场利率和存贷款利率并轨，明确短端(隔夜)政策目标利率，实现利率为主的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四是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来看，今后要加快深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中国应立足于大国经济金融开放的实际需要，货币政策以国内均衡和内部产出物价目标为主，加快完善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扩大汇率浮动弹性，提高汇率波动容忍度，真正发挥汇率外部经济稳定器作用，切实提高货币政策自主性、有效性和宏观经济的韧性，为利率为主的货币价格调控转型营造良好的外部金融条件。五、结论性评述理论上，在金融市场发育健全、价格机制充分有效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的政策效果是等价的。不过，作为一个硬币的两面，经济金融现实条件对货币“量”和“价”的平衡具有重要的影响，一国货币调控方式的选择与其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密切相关。从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控的实践经验看，各国普遍经历了由“利率到数量再回归利率”循环往复的过程，各国中央银行一开始就是在相对成熟完善的金融市场条件下进行货币政策操作。虽然货币数量目标制的货币主义实验在一百多年的现代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实践过程中仅是短瞬即逝，但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转型过程表明，一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选择与其经济金融发展不同阶段密切相关。正是由于“滞胀”严重损害了金融市场功能，经济深陷危机泥潭，各国才不得不由利率调控转向货币数量目标制。而正是在高通胀压力下，各国不得不纷纷放松利率管制，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使得货币数量调控的政策效果越来越差，在可测性、可控性及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等方面，利率为主的货币价格调控明显优于数量调控，各国才重新回归在一定规则指导下的利率调控。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市场巨大冲击和零利率下限约束使得各国不得不转向量化宽松等非常规数量调控。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逐步稳定和经济强劲复苏，顺利回归利率调控逐步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成为当前各国央行的努力方向。与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一直都是在相对成熟和稳定的经济体系即我们所谓高质量经济金融环境下不同，中国的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调控脱胎于计划经济，属于全新的政策实践而且更为复杂。中国现代意义的货币政策仅有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政策调控符合转轨初期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在促进产出物价稳定增长和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获得了宝贵的政策经验。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速推进和基本完成，在迅猛发展的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推动下，我国货币数量调控的有效性逐渐下降，亟须向利率为主的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金融市场功能日益健全，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更加通畅，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机制等利率操作模式基本完备，我国已具备了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必要条件。不过，正如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货币调控方式转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实践过程中，中国货币政策始终面临着政府过度关注经济增长和预算软约束部门、金融市场风险、金融功能深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因素制约，金融市场微观基础、制度保障和产品市场发展等方面仍存在问题，货币政策仍需要依赖数量调控方式。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加快推进和各项约束条件的有效缓解，转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的充分条件将更加成熟，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终将水到渠成。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利率市场化的实质是让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以利率为主的货币价格调控则是通过价格杠杆，在金融领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快推进由数量向价格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正是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要求。今后应当在有效发挥数量调控优化结构的同时，做好货币“量”“价”调控的协调配合。要综合考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状，兼顾改革、开放、发展、稳定的需要，加快推进各项深层次改革，努力做好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技术性准备工作，为及时有效应对流动性冲击和利率扰动，中央银行的利率决策空间和政策操作自主性也亟待提高，并在制度上予以保证。根据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结构优化调整的现实要求，有机结合短期宏观调控和长期机制改革，逐步实现金融市场利率和存贷款利率并轨，大力培育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推动发展更多的浮动利率产品，明确短端(隔夜)政策目标利率，完善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机制，优化货币政策工具体系，科学开展利率决策，有效进行利率操作，顺利实现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更好地促进新常态下经济金融的高质量发展。参考文献[1]戴根有，2003，《中国央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实践和经验》，《金融研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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