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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发展与监管,也需持续的基础理论研究梦貘

金融科技发展与监管,也需持续的基础理论研究

原标题:金融科技发展与监管,也需持续的基础理论研究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冯煦明(中国社科院财经院综合经济研究部副主任、清华大学CCWE研究员)在刚刚结束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同时提出了“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目标。其中一个应有之义便是,通过完善对金融科技领域的监管,促进其规范健康发展,最终达到让科技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赋能的目的。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科技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众多行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领域之一便是金融——互联网支付助推了线上电子商务的发展,手机移动支付进一步提高了各类线下消费行为的便捷度,大数据征信和网络借贷拓展了小微创业者和普通个人的信贷可及度,互联网平台与银行基金证券信托等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合作极大地降低了普通家庭的理财门槛,等等。然而,在提高金融服务便捷度和普惠性的同时,科技与金融融合发展也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和新挑战。一是部分新业态处于既有金融统计核算和监管体系覆盖范围之外,可能潜藏风险。二是业务模式创新导致传统的业务边界被打破,金融混业经营格局空前复杂。三是大型互联网平台公司形成非对称市场势力,引发了市场对垄断和不公平竞争的担忧。四是数据要素权属不清晰,消费者隐私保护和权益保障面临挑战。应对这些新问题和新挑战,需要金融科技企业、金融监管部门,乃至传统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如果说在前一个十年,由于金融科技发展处于探索初期、业务规模尚不成熟且较为有限,上述挑战尚可回避的话;那么,随着金融科技业务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和业务模式日益复杂化,终将有一天参与各方都不得不直面挑战。当前,就处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持续深化理论研究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在金融领域引发的变革,过去十年主要表现为技术应用层面的工具性变革,还尚未深入到更为基础的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动论观点告诉我们,工具变革会催生理念和理论变革,而理论变革又会反过来指导工具变革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事物运行的基本规律。然而,认识的发展往往是曲折的,如果基础理论研究持续滞后于工具创新,那么久而久之就会成为制约工具创新的因素。作为从事经济金融理论研究的学者,笔者近年来在参加实地调研和学术会议的过程中有一个明显感受:当前各界对于金融科技的研究绝大多数属于应用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发展还有一些滞后。一些大型科技公司虽然纷纷成立了研究部门或研究院,但多为虚体,尚缺乏真正从事金融科技理论探索的专职研究人员,有些企业研究部门的主要职能甚至更聚焦于媒体宣传和公关。一些监管部门的专业研究人员配备还有待加强。高校科研院所的专长本应是基础理论研究,遗憾的是,由于职称评审机制等因素,愿意真正投身前沿重大基础理论研究的人偏少,较多的人财物被投入到短平快的跟随性实证研究之中,离真正对金融科技的业务实践和监管实践起到作用还有一定差距。当前,至少有三个重点基础理论性问题亟待深入研究:其一,大数据风控模式的基本原理是什么?信贷、保险等传统金融业务的风险管理与控制,建立在一套相对完善和成熟的理论基础之上,核心是“大数定律”。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的区分,形成了包括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为主的监管框架。如果所谓的大数据风控模式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大数定律”这一核心理论基础,那么系统性风险就仍然存在,仍然有必要实施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监管。反之,如果大数据风控的理论基础不再依托于以“大数定律”为核心的传统风控原理,那么监管模式也须相应调整创新。其二,支付业务与非支付业务混业经营的最优边界在哪里?支付业务天然带有网络型、规模经济等特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然垄断”属性。正因如此,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能够依托支付网络业务,快速发展成为涵盖信贷、理财、保险等其他众多金融业务的金融集团,混业程度远远超出传统金融机构。头部互联网平台企业庞大的金融混业经营体系都是建立在支付业务基础上的,始点在于支付,主要优势也在于支付。技术进步助推的金融混业发展在一定限度内能够提升效率,具有合理性;然而混业经营如果超过某一临界点,则可能导致对风险扩散和公平竞争的担忧。于是,支付业务与非支付业务混业经营的最优边界问题,就成为一个金融监管和反垄断监管中都绕不过去的问题。其三,互联网用户线上行为所产生数据的产权属性如何?只有在基础理论层面明确了数据的产权属性,才有可能在金融业务实践和监管实践中进行相应的法律界定和机制设计,从而在创造数据的用户和记录储存数据的平台企业之间公平合理地分配收益,一方面保证用户隐私,另一方面又能促进数据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价值释放。这将是未来大型科技公司监管和资产定价中绕不过去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保持稳健的前提下寻求发展金融是现代经济体系中极为特殊的一个部门,金融业与诸如饮料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一般行业之间具有根本性不同。由于金融的经营对象是货币,且具有网络型和外部性,不论国有金融机构还是民营金融机构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政府信用的背书支持。正因如此,金融业在各个主要国家都受到严格监管。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否高效稳健,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高低强弱,不仅取决于金融技术的发达程度,也不仅取决于金融监管的严厉程度,同时也取决于在创新与风险之间、效率与稳定之间把握好平衡。需要在保持稳健的前提下尽可能争取一定的发展速度。当前金融科技与金融创新快速发展,必须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关系。既要鼓励创新、弘扬企业家精神,也要加强监管,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有效防范风险。(作者:冯煦明 编辑:洪晓文)

灵异日

上交所:进一步加强财经素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据上交所27日消息,11月2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协办上海高中生经济论坛为契机,首次举办证券公司国家级投资者教育基地联展暨青少年财经素养教育研讨会。上海市浦东新区、上海市教育系统及上交所相关领导出席本次活动。上海东昌中学等25家学校的300余名师生和专家、家长代表、19家会员单位的投教基地相关代表以及中央电视台、第一财经等多家主流媒体参加相关活动。上交所表示,今年以来,上交所充分发挥专业平台及人才优势,开设与中小学共建的财经素养教育拓展课程、建设运营实体投教基地,不断探索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方式方法。未来,上交所将汇聚和整合各方资源和力量,进一步加强财经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推动建设开放包容、有效运行的青少年财经素养培育工作体系,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助力国民财经素养的培育和提升。(文章来源:证券时报网)

奚自

评论:金融科技发展与监管 也需持续的基础理论研究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原标题:评论丨金融科技发展与监管,也需持续的基础理论研究冯煦明(中国社科院财经院综合经济研究部副主任、清华大学CCWE研究员)在刚刚结束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同时提出了“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目标。其中一个应有之义便是,通过完善对金融科技领域的监管,促进其规范健康发展,最终达到让科技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赋能的目的。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科技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众多行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领域之一便是金融——互联网支付助推了线上电子商务的发展,手机移动支付进一步提高了各类线下消费行为的便捷度,大数据征信和网络借贷拓展了小微创业者和普通个人的信贷可及度,互联网平台与银行基金证券信托等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合作极大地降低了普通家庭的理财门槛,等等。然而,在提高金融服务便捷度和普惠性的同时,科技与金融融合发展也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和新挑战。一是部分新业态处于既有金融统计核算和监管体系覆盖范围之外,可能潜藏风险。二是业务模式创新导致传统的业务边界被打破,金融混业经营格局空前复杂。三是大型互联网平台公司形成非对称市场势力,引发了市场对垄断和不公平竞争的担忧。四是数据要素权属不清晰,消费者隐私保护和权益保障面临挑战。应对这些新问题和新挑战,需要金融科技企业、金融监管部门,乃至传统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如果说在前一个十年,由于金融科技发展处于探索初期、业务规模尚不成熟且较为有限,上述挑战尚可回避的话;那么,随着金融科技业务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和业务模式日益复杂化,终将有一天参与各方都不得不直面挑战。当前,就处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在金融领域引发的变革,过去十年主要表现为技术应用层面的工具性变革,还尚未深入到更为基础的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动论观点告诉我们,工具变革会催生理念和理论变革,而理论变革又会反过来指导工具变革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事物运行的基本规律。然而,认识的发展往往是曲折的,如果基础理论研究持续滞后于工具创新,那么久而久之就会成为制约工具创新的因素。作为从事经济金融理论研究的学者,笔者近年来在参加实地调研和学术会议的过程中有一个明显感受:当前各界对于金融科技的研究绝大多数属于应用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发展还有一些滞后。一些大型科技公司虽然纷纷成立了研究部门或研究院,但多为虚体,尚缺乏真正从事金融科技理论探索的专职研究人员,有些企业研究部门的主要职能甚至更聚焦于媒体宣传和公关。一些监管部门的专业研究人员配备还有待加强。高校科研院所的专长本应是基础理论研究,遗憾的是,由于职称评审机制等因素,愿意真正投身前沿重大基础理论研究的人偏少,较多的人财物被投入到短平快的跟随性实证研究之中,离真正对金融科技的业务实践和监管实践起到作用还有一定差距。当前,至少有三个重点基础理论性问题亟待深入研究:其一,大数据风控模式的基本原理是什么?信贷、保险等传统金融业务的风险管理与控制,建立在一套相对完善和成熟的理论基础之上,核心是“大数定律”。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的区分,形成了包括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为主的监管框架。如果所谓的大数据风控模式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大数定律”这一核心理论基础,那么系统性风险就仍然存在,仍然有必要实施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监管。反之,如果大数据风控的理论基础不再依托于以“大数定律”为核心的传统风控原理,那么监管模式也须相应调整创新。其二,支付业务与非支付业务混业经营的最优边界在哪里?支付业务天然带有网络型、规模经济等特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然垄断”属性。正因如此,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能够依托支付网络业务,快速发展成为涵盖信贷、理财、保险等其他众多金融业务的金融集团,混业程度远远超出传统金融机构。头部互联网平台企业庞大的金融混业经营体系都是建立在支付业务基础上的,始点在于支付,主要优势也在于支付。技术进步助推的金融混业发展在一定限度内能够提升效率,具有合理性;然而混业经营如果超过某一临界点,则可能导致对风险扩散和公平竞争的担忧。于是,支付业务与非支付业务混业经营的最优边界问题,就成为一个金融监管和反垄断监管中都绕不过去的问题。其三,互联网用户线上行为所产生数据的产权属性如何?只有在基础理论层面明确了数据的产权属性,才有可能在金融业务实践和监管实践中进行相应的法律界定和机制设计,从而在创造数据的用户和记录储存数据的平台企业之间公平合理地分配收益,一方面保证用户隐私,另一方面又能促进数据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价值释放。这将是未来大型科技公司监管和资产定价中绕不过去的一个基础性问题。金融是现代经济体系中极为特殊的一个部门,金融业与诸如饮料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一般行业之间具有根本性不同。由于金融的经营对象是货币,且具有网络型和外部性,不论国有金融机构还是民营金融机构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政府信用的背书支持。正因如此,金融业在各个主要国家都受到严格监管。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否高效稳健,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高低强弱,不仅取决于金融技术的发达程度,也不仅取决于金融监管的严厉程度,同时也取决于在创新与风险之间、效率与稳定之间把握好平衡。需要在保持稳健的前提下尽可能争取一定的发展速度。当前金融科技与金融创新快速发展,必须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关系。既要鼓励创新、弘扬企业家精神,也要加强监管,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有效防范风险。

投名状

湖南省人大财经委首次选聘财经智库专家 46位专家入选

11月30日下午,省人大财经工作咨询专家库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座谈会在长沙召开。红网时刻12月1日讯(记者 汪衡)11月30日下午,湖南省人大财经工作咨询专家库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座谈会在长沙召开,向专家颁发聘书,启动专家库建设和就人大财经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开展专题咨询。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黄关春出席会议并讲话。为进一步完善人大财经工作决策咨询制度,提高人大财经工作科学化、民主化、专业化水平,提升经济监督、财经立法等工作质量,经省人大常委会领导批准同意,由省人大财经委负责组建省人大财经工作咨询专家库。借助外脑谋定而动是提升人大财经工作效能,推进人大财经工作高质量开展的重要举措,组建专家智库为人大财经工作提供咨询服务,在湖南人大财经工作史上是第一次。经过严格选拔,首批共有46位专家入选,专家团队既有来自省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经济领域的知名教授、专家,也有来自中央驻湘单位、省直部门、省内企业、新闻媒体的专业人士,在财经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中有一定的建树和丰富的经验。专家们表示,躬逢这个伟大的时代,能用自己的专业和所长为服务人大财经工作、服务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是一种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将不辱使命、不负重托。黄关春强调,要充分认清组建专家库的重要意义,认真履行职责,发挥好专家们的专业特长和辅助作用,切实增强为人大财经工作提供高水平咨询的使命意识;要准确把握定位,切实增强为人大财经工作提供高水平咨询的荣誉感,为人大财经工作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要紧盯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问题,突出经济大环境对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和对策、湖南经济发展战略举措、湖南经济发展突出问题及对策、湖南改革发展政策措施绩效评估等方面的研究咨询,切实增强为人大财经工作提供高水平咨询的针对性,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把脉问诊;要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全面反映经济运行中的真实情况,提出既具有针对、也具有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切实增强为人大财经工作提供高水平咨询的时效性,为提升人大财经工作质量、为促进湖南改革发展作出贡献。受聘专家学者接受聘书。座谈会上,宣读了《专家库管理暂行规定》,咨询专家——省政协经科委主任、九三学社湖南省委员会副主委、中南大学教授吴金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汤建军,湘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副总裁兼研究所所长李康结合湖南制定“十四五”规划、打造“三个高地”等进行了咨询发言。省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张亦贤主持会议,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工委主任文富恒等负责人出席会议。来源:红网作者:汪衡 编辑:肖拓 本文为湖南频道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本文链接:https://hn.rednet.cn/content/2020/12/01/8665990.html【来源:红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恶魔城

厉害了!财政部2名青年的研究项目获中宣部经费资助

来源:中国财经报近日,中宣部办公厅印发2019年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入选名单,财政部部部属单位共有2人入选,财科院科研组织处副处长程瑜入选理论界名单,财税博物馆安全保卫部副主任孙继亮入选文化经营管理名单。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是《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确定的重点人才工程之一,旨在加强领军人物和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2019年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选拔工作由中宣部按照有关工作部署安排,在各地区各部门推荐的基础上,经过资格审核、组织专家通讯评审、会议评审等程序研究产生。 根据有关规定,中宣部对入选的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给予每人30万元自主选题项目资助经费,用于人才开展创作研究、展演交流、出版专著等活动。程瑜同志的自主选题项目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财政行为与财政改革研究”,孙继亮同志的自主选题项目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背景下的行业博物馆研究”。致力于财政智库建设的时代青年——程瑜致力于财政智库建设的时代青年——记2019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程瑜程瑜,女,中共党员,1979年4月出生,山东淄博人,2007年6月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财政学专业,同年8月入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历任科研组织处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资源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现任科研组织处副处长(主持工作)。入院以来,程瑜同志爱岗敬业,对财政科研矢志不渝,并在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领域取得了良好成绩。当财科院进行高端智库建设之际,又根据组织安排,从一线研究人员转而成为财政智库建设的操作者。13年来,无论是从事财政学术研究,还是科研活动组织、智库建设管理及对外合作交流,都秉承认真负责、踏实肯干的态度和严谨细致、求实创新的作风,为推动财政科研和高端智库建设贡献了自己的才智和力量。一是作为科研活动组织者。近年来在院党委的领导下,负责策划组织财科院主办或联合主办的50余场大型学术论坛、成果发布会、研讨会、新知大讲堂等学术活动;策划组织财科院“降成本”和“地方财政经济运行”两项大型调研,通过线上问卷和实地调研相结合,上报材料和公开发布相结合,已成为财科院品牌之一;组织出版10余部智库丛书和智库系列报告,致力于扩大财科院学术和社会影响力。二是作为智库建设宣传员。负责对接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秘书处,近年来组织完成其交办研究任务20项,组织上报财政智库专报40余期,多篇工作动态和研究报告被采用。负责运营管理财科院官方微信、官方微博、官方网站,主动策划宣传主题,组织科研人员积极对财政政策和改革的热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解读,既遵守“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对每一篇推文严格审核,又鼓励原创,强调时效,形式多样,致力于扩大财科院的智库影响力。三是作为对外合作联系人。负责联系协调财科院与地方政府和知名企业等多家国内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或建立科研基地,在课题研究、人才培养、品牌宣传和成果转化等领域深化合作共赢;负责联系财科院与世界银行、中亚学院、日本财务省综合政策研究所、韩国发展研究院等多家国际知名智库建立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近年经办派出30余个学术交流出访团组,组织接待40余次国际学术来访,致力于拓展维护财科院国内外对外合作网络。四是作为学术研究骨干。长期致力于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在政府预算、绩效预算和行为财政学研究方面小有建树。出版学术专著2部,分别为《政府预算契约论》《中国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创新研究》,合作撰写著作10部,在《财政研究》《财贸经济》《经济学动态》《税务研究》等学术期刊及财科院《研究报告》等内刊,独立或合作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多篇参与撰写的研究报告获省部级领导批示或被省部级内参采用,主持或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财政部及相关国家部委、地方政府或国际组织课题研究100余项。对于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选拔工作,程瑜同志认为,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新型智库建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作出重要论述和指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在部党组领导下,围绕国家财政中心工作,开展财经理论和政策研究,为国家治理建言献策,今年3月已正式成为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对于此次入选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理论界名单,程瑜同志表示,新的起点,新的使命。作为一名财政科研领域和高端财政智库的年轻干部,此次入选名单,备受鼓舞振奋,深感责任重大,特别感谢和珍惜组织对自己的肯定和鼓励,一定认真完成自主选题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财政行为与财政改革研究”,向组织交一份高质量答卷。在今后的工作中,将继续立足本职岗位,求真学问,练真本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久久为功,为财政科研事业发展和高端智库建设贡献力量。守护传统财税文化的时代青年——孙继亮守护传统财税文化的时代青年——记2019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孙继亮2005年五一节前夕,一名刚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信心满满地赶到中国财税博物馆报到。15年岁月如梭,在组织的培养和个人的努力下,在默默的日常工作学习和重大任务的锻炼考验中,当年稚气未脱的大学生成长为稳重干练的业务骨干,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积极投身于财税历史研究与财税文化宣传推广的青年财税工作者的深刻内涵。这位立足岗位默默耕耘的青年财税工作者,名叫孙继亮,1979年2月生于山东青州,现就职于中国财税博物馆,历任文物保管与陈列部助理馆员、馆员、副研究馆员,现任安全保卫部副主任。孙继亮同志的进步与成长之路,离不开他勤勉尽责、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也离不开他求真务实、积极正派的生活作风,更离不开博物馆历任领导的支持和同事们的帮助。孙继亮同志在博物馆长期从事文物保管和陈列等相关工作,认真当好四个角色,为推动博物馆建设与发展、财税文化宣传与推广贡献了才智与力量。公共文化和财税历史的推广者孙继亮同志配合部门领导先后参与了“中国古代财税历史”“中国近代财税历史”“中国当代财税历史”三大基本陈列和“财富中国”“中国会计史”两大专题陈列,在这些项目中承担了大纲编写、形式设计深化、文物文献挑选与策展等工作,展览全面呈现我国从古至今的财税历史变革,着力体现和诠释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2015年他参与设计施工的“财富中国”展览项目获得浙江省第九届(2014)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项目精品奖。2019年4月—6月,他参与了财税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熠熠千年:中国货币史中的白银”特展,这是财税博物馆首次与外部博物馆的联合展览,从不同侧面展示了白银与国家财政、百姓民生休戚相关的历史,不仅很好地宣传了财税历史、财税文化,而且扩大了财税博物馆在文博界的影响力。2019年6—9月,他参与了财税博物馆与部办公厅、机关党委共同制作完成的“初心引领 砥砺前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财政工作展览”,在展览中承担了“伟大革命”“伟大探索”两个部分的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并多次在馆领导的带队下赴京与部办公厅负责同志、项目负责人进行展览场馆的实地调研、形式设计的深化、布展资料的精选、运输及现场布展等工作,该展览一经推出,就受到部领导以及广大财政干部的一致好评。行业文物和专业文献的守护人孙继亮同志作为博物馆文物征集小组成员,十多年来遍历全国多个省份,配合领导及同事征集大量财税文物文献,其中文物3000多件套,文献资料近万件,不仅充实博物馆馆藏,也为中国财税史实研究打下良好基础。为了征集财税文献,馆领导亲自带队多次深入安徽、浙江乡村,到老乡家里征集挑选资料,乡下蚊虫多,下过雨的乡间小路泥泞不堪,还经常伴随牲畜的粪便,走路都困难,资料保存的环境也很差,他们没有手套,没有口罩,也没有防护服,就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在“垃圾堆”般的故纸中翻看,找寻博物馆所需的文献资料,每次挑选完后,几个人都会出现皮肤过敏、咳嗽等身体不适现象,但正是基于对博物馆工作的热爱,让他们坚持下来,博物馆一万多件财税文献资料中很多都是这样一张张被捡出来的。为了更好的做好文物征集工作,他与同事们一起对博物馆法律法规、文物文献保护制度、有效利用机制等认真进行研究,主动与全国各大文物商店信息沟通与交流,积极收集相关财税文物文献动态信息等。2017年8月省文物局进行全省可移动文物大普查,孙继亮同志所在的馆文物普查小组被浙江省文物局评为浙江省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先进集体。学术研究和课题攻关的生力军孙继亮同志始终把学习和学术研究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思想境界来对待,不断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和紧迫感。他自觉把财税历史研究放在财政中心工作的大背景下,在学习、调研、思索的基础上,撰写财税历史论文,先后在学术论文集、公开出版物发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明代银本位制度确立关系初探》《从津浦铁路债券看晚清铁路外债借款模式转变及其影响》《中国财税博物馆藏元代“扬州元宝”考》《明代白银货币化与世界贸易网络初步形成内在关系探析》等十余篇学术论文,并在馆领导的指导下先后形成了《服务财政工作的一次挑战与历练——中国财税博物馆全力参与财政干部培训教材撰写工作》《中国财税博物馆陈列展览现状、不足及未来发展方向》等调研成果。追求梦想与躬行力耕的践行者作为新时代博物馆人,既要增强理论知识学习,更要注重工作实践,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孙继亮同志以宣传弘扬财税历史文化为己任,致力于建设一流展馆、办好一流展览、做出一流业绩。在日常工作中,他担任起了布展陈列部“技术搬运工”的工作,将学到的财税历史新知识、布展陈列新技术及时与部门里的其他同事分享,在知识的交流融合中,探索技术发展的新道路。每次陈列展览工作例会,他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些专业技术知识,看到行业最新技术文章总会发给同事们共同学习。同事们有问题问到他,他总是耐心解答,有自己不懂得的专业技术问题,他总是查询书籍、查询网络、请教老师把问题学通弄懂再讲给大家。就是以这种认真负责、敢于担当、主动分享的态度,他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脚踏实地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对于此次入选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文化经营管理名单,孙继亮同志表示,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博行业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文物保护工作做出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统筹推进文博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财税博物馆在部党组领导下,紧密围绕财政中心工作,积极推进布展陈列、文物征集、学术研究、数字化建设等工作,在弘扬财税文化、普及财税知识方面取得良好成效。作为一名文博领域的年轻干部,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此次入选名单既是鼓励更是鞭策,对此深表珍惜和感谢,一定保质保量完成自主选题项目“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背景下的行业博物馆研究”的研究工作,一定继续立足本职岗位,重温财税博物馆干事创业的初心,在馆领导的领导下努力发挥好博物馆收藏、保护、研究宣传、教育等各项职能,自觉承担起服务财税中心工作和财税事业发展的使命任务。来源:财政青年编辑:傅博

故也

专访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审计研究室主任汪德华:避免景点拥挤、激发消费意愿 国庆节可否考虑以省份为单位错峰放假

每经记者:张钟尹 每经编辑:陈星8月6日,财政部调研小组发布《2020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介绍上半年财政运行、减税降费等情况。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下降较多,不过,当前已出现持续向好的趋势。6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2%。增幅由负转正,年内首次实现月度正增长。下半年,我们该如何看待财政政策走向?财政政策又会呈现哪些特点?《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带着这些问题专访了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审计研究室主任汪德华。货币政策可以灵活调整NBD: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同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集成效应,请问您如何理解这个集成效应?汪德华:我国界定的宏观调控政策范畴很广。一方面,财政、货币政策是一种总量性政策,宏观性更强;产业、就业、区域等政策,则主要是结构性政策。另一方面,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也非常重视结构性目标。财政政策的结构性目标容易理解。而在货币政策方面,通常我们说货币像水一样,水流到哪里,是市场的作用。但在我国,决策层还是希望通过金融部门的努力,引导水流到最需要的那一块田里去。这就要求货币政策要起到结构调整的作用。财政、货币这些总量性政策要在经济循环当中产生作用和影响,一定是要通过一些渠道,产业、就业、区域政策就是渠道。财政、货币资源对宏观经济总量的影响,必然是通过这些具体的政策渠道起作用的。通过产业、就业、区域政策渠道起作用,也就实现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构性目标,实现了结构调整功能。中央提出要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同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集成效应,我认为主要是针对当前的一种现状,产业、就业、区域等领域的规划,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存在一定的脱节。近些年来,我们很多部门都出台了各类产业、区域方面的发展规划,这些规划在制定时提出了很多目标,但与财政政策、金融资源没有衔接到位。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必然面临来自多个部门、多个领域的需求,这些竞争性需求应当排排序,有轻重缓急。各个部门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撑?我想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集成效应,就是要求以后各个方面的发展规划,包括产业、区域等,都要注意与财政资源、金融资源相匹配,这样才能更好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也能更好实现就业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等的发展目标。NBD:下半年财政、货币政策分别会有哪些特点?您如何看待下半年市场的流动性?汪德华:财政政策方面,预算定下来以后,总的盘子是确定的,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不会突破常规进行预算调整。预算定下来之后,对宏观经济影响很大的是预算执行进度。下半年如果经济形势不乐观,可能对执行进度要求更高。货币政策可以灵活调整。我认为下半年市场的流动性会盯住既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包括“六稳”“六保”等方面的情况。一直以来,我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是相对比较谨慎的,但会以发展目标得以实现为前提。二季度经济形势还不错,如果三、四季度经济形势继续向好,财政、货币政策没有必要加大力度。我们看到美国,疫情以来宽松政策力度很大,因为它经济恢复不达预期;现在疫情控制不力,美国宽松的预期始终是存在的。NBD:今年我们看到财政的一项创新制度安排,就是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您如何看待这项政策制度?汪德华:今年预期财政收入可能是要下滑的,为保持支出力度不减,中央大幅增加了债务性收入,通过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等方式全部给地方,这是充分考虑了中国的现实情况。中国提供公共服务比如教育、医疗服务的主体,是市县级地方政府。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在85%以上,其中市县级财政支出占全国的比重在75%左右。由此也导致,中国的转移支付比重非常高。今年受疫情影响,部分地方财政运转受到冲击,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非常有必要。但要让转移支付资金能尽快发挥效益,能够到急需的地方和部门,过去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中间可能会截流,二是一级一级拨付下去时间比较长。为此,今年设计出特殊转移支付机制,一方面是解决以往管理上的问题,另一方面是表明这是应对疫情的一次性政策安排。当我们的经济、财力从疫情的影响中恢复过来,我认为财政制度还是应坚持分级财政,不会由中央直达市县。采取措施激发消费意愿NBD: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内需恢复相对乐观,但外需仍存不确定性,您如何看待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汪德华:我认为这是中长期的一个格局,并非仅为了应对短期的疫情冲击。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不宜过高。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一个比较恰当的定位。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它在国际贸易中对外依存度是很低的。过去这些年,尤其是我们加入WTO之后,在贸易上形成了“大进大出”的格局,也就是很多产品都向国外销售,同时很多原材料、关键性部件,都依赖于国外供给。从长期来看,“大进大出”的格局对于中国的风险其实挺大,另外一方面,如果国内发生一点波动,对全球其他国家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从需求层面来看,我们的生产目标主要还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过去的中国相当于青壮年劳动力,我们其实生产了很多,但消费不高,未来可能我们的消费,包括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水平会提升更快一点。从供给层面来看,就是要解决若干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在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背景下增强产业链的稳健性,避免某些关键领域、关键环节过度依赖单一供应商。NBD:消费反弹慢于生产是当前的一个主要担忧,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上下降了1.3%,请问下半年要拉动国内居民消费,您觉得应该做哪些工作?汪德华:经济学理论解释消费行为的是持久收入假说,人们的消费实际上是根据长期的收入来决定的,我想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体会到。今年受疫情影响,居民收入下降会影响消费,但更重要的是对长期经济发展的信心。如果对未来收入增长充满信心,相信消费增长问题不大,疫情的短期影响会逐步消失。关键是对长期发展的信心和预期。另外,受疫情影响,很多人的消费意愿实际上被抑制了。从目前几个地区的情况看,我们积累的疫情防控经验比较丰富。国庆节即将到来,以往的国庆节假期主要问题是景点过于拥挤,很多人因此不愿意出去旅游、消费。我有个建议,是否可以考虑以省份为单位,错开国庆休假时间。比如同样是7天假期,有些地区提早到9月底放假,各个地区把放假时间错开。以前我们没有类似的尝试,作为一个应对疫情的短期政策,这样可以从供给层面把人们受抑制的消费意愿激发出来,促使文化、旅游等消费反弹,如果试行效果好,未来也可以延续。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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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玉根获金麒麟最佳分析师策略研究第1名(投资观点)

来源:新浪财经第一届新浪金麒麟最佳分析师全榜单(图)金麒麟策略研究分析师激辩2020:牛市会不会来(11家)新浪财经讯 11月28日,预见2020中国分析师大会上,新浪金麒麟最佳分析师评选结果出炉。合计1.8万亿规模主动权益基金从35家券商的500个报名团队中,票选出最佳分析师149名、新锐分析师83名、最佳研究所7个、特色研究所3个。第一届新浪金麒麟最佳分析师策略研究第一名:海通证券荀玉根 李影、钟青、姚佩、郑子勋、王一潇、吴信坤等2020年投资观点:从牛熊周期轮回、估值、基本面领先指标角度判断,19年1月4日上证综指2440点是第六轮牛市的起点,新一轮牛市要开始了。根据盈利和估值关系将牛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孕育期:盈利回落、估值修复;第二阶段爆发期:盈利和估值戴维斯双击;第三阶段泡沫期:盈利高位盘整,情绪推动形成最后一冲。上证综指2440-3288-2733点是牛市第一阶段的进二退一,上证综指2733点很可能是牛市第二波上涨的起点,对应波浪理论的3浪,逻辑是盈利见底回升、政策面偏暖,初期在确认基本面或政策面变好前市场会有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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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来自于研究的深度

来源:雪球价值投资理论很简单,但是价值投资是最难的投资之道。短线投机追涨杀跌很简单,因为股价就在眼前波动,K线图清晰可见。而价值投资就不一样了,因为价值投资的难点在于企业分析。价值投资首先就要对企业进行分析和估值,而且分析的还不是企业过去和当前的状态,而是企业未来三五年的价值。这就是价值投资的最大难题,也是价值投资的魅力所在。价值投资投的是未来,赚的是眼光。对企业的分析,绝不等同于企业财报的分析。当然企业财务分析是价值投资的基本功之一,但是不是全部。企业财务分析只是企业分析中的很小的一部分功课。因为财报是企业运营的结果,不是企业运营的动力,而且财报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很多价值投资者对企业的分析就是止步于财报分析。以为掌握财报就看透了企业,这就像投机者以为看K线就能赚钱一样不靠谱。财报分析只是企业分析的入门功夫。企业分析的任务是研究企业的运营状态,也就是分析研究企业的主营业务。这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很多企业比较专业,特别是科技类医药类公司,没有一定的基础,企业的主营业务都看不懂,分析更是无从下手了。所以很多价值投资者喜欢投资消费股,因为消费股简单,比较容易分析。这也是近年消费股高估的原因,很简单,只想和只会投资消费股的价值投资者是最多的。企业分析,只分析目标企业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站在整个行业的高度才能看透企业的未来。但是很多价值投资者,不喜欢看目标企业的竞争对手,更不愿意仔细研究企业的竞争对手。自己投资的公司百般好,是宝贝,竞争对手都是垃圾,这是行为经济学所说的禀赋效应。这样是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的。企业分析最重要的就是行业分析,而入手点就是行业的竞争格局。竞争格局是企业分析最重要的内容,因为几乎不存在没有竞争的行业。而分析竞争对手是对目标企业分析的捷径。分析企业一定要搞清楚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格局,这是行业研究的最基本的功课。分析行业竞争格局的目的在于找到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价值投资的精髓就是竞争优势这四个字。价值投资只投资有明显竞争优势的公司。因为和平时期,马太效应非常明显,赢家通吃,强者恒强,很多行业到最后只剩下有限几个寡头。在一个行业进行价值投资,最基本的要求是对行业的竞争格局了若指掌,对行业内公司的竞争优势明明白白。搞懂一个行业实际上相当不容易,特别是科技行业。分析科技行业,首先要懂该行业的基本的相关技术,否则就没有分析的基础。不懂就学习,现在是透明时代,网络上有足够多的知识供你学习。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有一定的理工科基础,没有学不会的行业知识。有人认为对公司的研究不需要太深入,大概了解就可以了,研究的太细,耗时耗力,没有必要。但是也有一种说法,细节决定成败,没有对行业的深入研究分析,很难看透一个行业,看不透一个行业,就很难预测行业未来三五年的形势,没有预测行业未来三五年的能力,就很难重仓投资行业内的公司。食不厌精,行业研究不怕深入。最怕的是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一知半解根本不可能对行业的未来有正确的判断。只能是人云亦云,跟别人屁股后边捡芝麻。雪球有些“股神”无所不懂,啥行业的公司都可以指点一番,喷水很简单,赚钱很难。巴菲特说,价值投资的关键不在于能力圈的大小,而在于能力圈的边界,能力圈外无利润。散户时间有限,精力有限,太多的行业也研究不过来。一般散户以跟踪一个至三个行业为好。一个行业研究透彻足够吃饱饭,三个行业就能实现财务自由。贪多嚼不烂,很多人甚至一个行业都没有搞懂,说实话就是没有能力圈。价值投资无非就是研究和选择,而研究是选择的基础,没有研究,何谈选择。都知道投资是认知的变现,认知来自于研究分析。所以说,价值投资的收益就是来自于研究的深度。没有谁可以随随便便就能赚钱。努力吧,加油!作者:water2017链接:https://xueqiu.com/1814561925/158329285来源:雪球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风险提示:本文所提到的观点仅代表个人的意见,所涉及标的不作推荐,据此买卖,风险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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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推荐:2020年度十大金融图书

来源:新浪财经12月11日消息 新浪财经发起的“2020十大金融图书”评选活动,经过近两个月的网友投票以及专家团的专业评审,评选结果已正式揭晓。以下为获奖图书名单及简介:《巴塞尔Ⅲ:金融监管的十年重构》作者:巴曙松 刘晓依 朱元倩 中国金融出版社本书对完整框架意义上的巴塞尔Ⅲ进行了跟踪研究,对本轮全球金融危机金融监管的理念和规则进行了系统性梳理与整合,阐述了具备完整框架的巴塞尔Ⅲ的形成脉络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监管科技研究与实践》作者:孙国峰 中国金融出版社本书精选了国内众多机构结合自身实践的优秀研究成果,分为战略研究、技术探索、应用实践三大类别进行展示,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应用价值,可为后续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有益参考。《金融科技前沿》作者:李礼辉 王忠民 中国金融出版社本系列丛书聚焦如何在实践中系统认识金融科技发展脉络,如何加强技术监管、促进产品创新、加强金融风险防控,围绕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共享经济等主题展开深入研究。《金融危机的预警、传染和政策干预》作者:马骏等 中国金融出版社许多金融风险带有“灰犀牛”的特征。为了尽可能减少金融危机对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冲击,监管层需要建立金融危机的预警和监测系统,充分理解金融风险的传染机制,并准备好应对危机事件的预案。本书从这三个方面出发,对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本书还用两种创新方法来识别我国的系统性重要性金融机构。最后,本文根据国际上五次重大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和定量模型的沙盘推演结果,就如何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经济运行的真相》作者:高善文 中信出版社21世纪头十年,中国快速成长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随后十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转型艰难推进。在纷繁复杂的形势变化下,如何把握经济运行的真相,读懂表象背后的逻辑,便是本书的着眼点与立足点。《经济运行的真相》以科学方法论为基础,脚踏实地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以广阔的视野和生动流畅的文笔,向读者简明地讲述了复杂的中国故事。《全球货币政策与大国兴衰》作者:明明 中国金融出版社本书系统地梳理了主要国家的货币和经济发展史,立足货币政策历史,却不囿于政策和历史本身;立足严肃认真的科学研究,却追求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立足中国经济金融发展,同时也关注全球风云变幻,是一本理论性、知识性、可读性俱佳的好书。《世界金融百年沧桑记忆3》作者:姜建清 中信出版社这本书是“世界金融百年沧桑记忆”系列出版物第3册,以饱经历史沧桑的银行纪念币章作引,娓娓道来,抽丝剥茧,以轻松的语调讲述隐藏在这些币章背后的跨越百年的银行史、金融史。这本书深度挖掘、整理大量原始实物史料,深入描述了外国银行的历史演变,承接前两册近400枚银行币章,汇聚了150余枚稀罕的银行专题纪念章,涉及数百家银行,史料丰富,内容独特,兼具可读性和收藏性。《新征程与金融业创新发展》作者:陈四清 中国金融出版社全书共分五篇:全球经济金融合作与发展、金融业开放发展与创新转型、金融业风险防范与支持实体经济、“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担当社会责任 面向未来。全书深入探讨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在促进国际金融合作、发展普惠金融、支持小微企业等方面的角色和定位,并提供了相关经验。全书研究领域广泛,涉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很多方面,在理论探讨的同时也给出了金融机构的成功经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支付研究》作者:温信祥 中国金融出版社本书重点关注国际组织、各国央行、研究机构、咨询公司等新研究成果,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各级支付部门结合工作实践形成的调研报告,旨在打造分享传播研究成果的学习平台,国际清算银行、美联储、欧央行、布鲁金斯学会、麦肯锡等关于支付领域的诸多新研究成果均收录其中。《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机遇》作者:白重恩等 中信出版社中国经济50人论坛经济学家把脉中国经济热点和难点,回归本源梳理,力图跨过经济发展的坎,寻找增长新动能。中国经济的当下与未来:厘清当前经济形势,稳健进行结构转型重新理解中国发展进程:梳理工业化进程、挖掘新阶段增长动能国家治理与结构性改革: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预期的财政政策技术创新与市场机遇:全球技术周期视角下的中国创新机遇期推动高质量发展: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一个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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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周期系列研究之一:我国经济中周期研究

来源:新浪财经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联合资信、联合评级宏观研究部经济周期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投资决策与信用风险把控的重要依据。中周期是9~10年的投资周期,以资本投资为主要驱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以“谷一谷”的方法对GDP增长率进行划分,我国经历了4轮中周期:1982年-1990年、1991年-1999年、2000年-2009年、2010年至今。我国的设备投资周期与经济周期存在显著差异,设备投资无法对经济中周期进行全面刻画,而固定资产投资更能反映资本投资的变化趋势,数据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周期与经济周期基本吻合。我们认为,我国经济中周期是固定资产投资所引致的周期,以固定资产投资来观测中周期更合理。因此,本文基于固定资产投资变动趋势,对我国经济中周期进行刻画,判断目前我国经济在中周期中的位置与变化趋势,并探讨新一轮经济周期何时开始。一、美国与日本的中周期特征1.中周期定义经济周期是指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经济扩张和收缩不断交替反复的周期性波动现象,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主要分为衰退、萧条、复苏、繁荣四个阶段。现实中的经济运行由多股商业周期力量叠加嵌套而成,并受逆周期调控政策影响,主要包括:康波周期(50~60年)、朱格拉周期(9~10年)、基钦周期(3~5年),根据时间长短,朱格拉周期又称为中周期。法国经济学家Juglar在1862年出版了《论德、英、美三国经济危机及其发展周期》,他研究了英、法、美等国家国民收入、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波动情况,发现了9~10年的明显的经济扩展和收缩的周期变化,包含繁荣、危机和萧条三个阶段。之后的学者和市场从业者把这种中等长度的经济周期称为“朱格拉周期”,或中周期。在后来的研究中,人们发现朱格拉周期与工业设备投资的波动周期相吻合,中周期的波动以企业设备的大规模更新和资本投资为主要驱动力。在我国,设备投资不能完全刻画经济的中周期波动,而固定资产投资周期与经济周期较吻合。固定资产更替需要资本投资增加以获得企业产能的提高,资本投资带来更多的需求,随着需求与资本投资上升,资本投资的边际效应递减,投资者的积极性降低,需求开始下降,从而形成了经济活动有规律地扩张和收缩的周期变化,因此朱格拉周期也称为设备投资周期或资本投资周期。2.美国设备投资驱动的中周期特征国外的中周期研究中主要使用设备投资这一指标来刻画经济中周期波动。图1.1 美国设备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单位:%)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从图1.1中可以看出,美国设备投资的同比增速和GDP的同比增速走势基本一致,设备投资同比增长率这一指标是GDP增长率的同步指标,也可以说,设备投资周期就是经济周期本身。美国经济的中周期特征较为明显,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已历经5轮完整的朱格拉周期,分别是1975年-1982年周期长度为8年;1983年-1991年,周期长度9年;1992年-2001年,周期长度10年;2002年-2009年,周期长度8年;2009年至今。2020年,疫情加快了经济周期的下降速度,中周期可能在2020年结束。3.日本设备投资驱动的中周期特征从设备投资增长率来看,日本设备投资同比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变化趋势也高度吻合,这与美国情况一致,由此我们认为设备投资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同步指标,可以依据设备投资增长率对GDP中周期波动进行判断。图1.2 日本设备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单位:%)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二、我国的朱格拉周期特征1.我国GDP增长率的中周期波动图2.1 谷一谷方法对GDP增长率进行划分的中周期(单位:%)注:GDP增长率为GDP不变价同比增长率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谷-谷”分割法是指将经济增长率相邻的两个极小值之间所涵盖的区域定义为一个经济周期。根据谷一谷的方法对GDP增长率进行划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四轮中周期:1982年-1990年、1991年-1999年、2000年-2009年、2010年-2020年。2.设备投资不能完全刻画经济的中周期波动根据朱格拉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的中周期波动来源于设备投资的驱动。当经济收缩时,市场出清留下效率高的企业,叠加物价走低、生产成本下降,企业会增加投资,从而带动经济走出低迷;经济繁盛时期,企业盲目扩张,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叠加价格上涨而导致的需求下滑,企业减少投资,经济再次开始衰退。图2.2 以设备投资增长率划分的中周期(单位:%)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从图2.2中可以看出,以谷一谷划分的设备投资周期分别为:1983年-1989年(7年)、1990年-1995年(5年)、1996年-2002年,2003年-2011年(9年)、2012年至今。可以看出,设备投资周期长短不一,并没有明显的10年左右的中周期波动特征,其周期的时段与GDP增长率周期有明显差别。总体来看,我国设备投资的中周期与GDP增速的中周期波动不吻合,因此,我们认为设备投资不能对经济增长的中周期波动进行完全刻画。3.固定资产投资周期与经济中周期基本吻合在我国设备投资在固定资产中占比较小,并不能完全代表资本支出的变动趋势,其数据口径也与国外发达国家的私人设备投资有所差异。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一定的独特性,包含了制造业、房地产、基建投资的固定资产投资更能解释我国经济的驱动力和资本投资的变动。因此,在我国中周期研究中,我们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周期性波动特征进行分析。图2.3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GDP增长的关系(单位:%)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从图2.3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同样经历了四轮中周期:1982年-1989年(低点领先GDP增速一年)、1990年-1999年(与GDP增速一致)、2000年-2010年(低点滞后GDP增速一年)。在1982-1999年的两轮中周期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GDP增速趋势高度一致,在1989年和1993年的拐点领先于GDP增速一年。在2000年以后的中周期中,政府于2009年推出“4万亿”刺激计划,强逆周期政策的影响使固定资产投资周期延后至2010年,滞后于GDP增速一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确具有工业化起飞阶段急剧膨胀的特征,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从1981年的20.0%增长到2015年的81.6%。在此期间,固定资产投资是GDP增长最主要的驱动要素,也是推动经济周期运行的主要动力。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高点,之后进入了周期的下行阶段。可以判断驱动GDP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是固定资产投资,但随着固定资产投资边际效应减弱,我国将迎来产业转型关键期。朱格拉周期的主要推动因素是资本投资,而决定投资品的生命周期的是投资回报率的高低。在讨论朱格拉周期时,需要考虑投资边际回报率。国际上通常用“增量资本/产出”(ICOR)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宏观投资效率,ICOR表达了一元的GDP变动需要多少的投资来带动,ICOR越高,表示一国的投资效率越低。由于这一指标是投资效率的反向指标,在文中我们定义边际投资回报率=ΔGDP/资本形成总额来衡量资产的投资回报率,从而更加直观地反映固定资产投资效率与GDP增长的关系。图2.4 边际投资回报率与GDP增长的关系(单位:%)注:边际投资回报率=ΔGDP/资本形成总额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从上图中可以看出,我国GDP增长率与边际投资回报率变化趋势高度一致,其相关系数达到0.78,以边际投资回报率划分的中周期与GDP增长率的中周期完全一致。综上所述,我们通过、固定资产同比增速、边际投资回报率考察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周期,数据显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周期与GDP增长的中周期基本吻合,两者的波动趋势也基本一致。在我国,相较于设备投资,中周期更是固定资产投资所驱动的周期,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作为观测经济中周期波动的同步指标。进一步地,我们将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进行解构,探索合适的划分中周期的指标。(1)国有企业投资与民间投资在我国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化转型的进程中,国有企业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随着市场化机制逐步完善,民间投资逐步成长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本部分,分别分析二者的投资与经济中周期的关系。图2.5 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GDP增长的关系(单位:%)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图2.6 民间投资同比增长率与GDP增长的关系(单位:%)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从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来看,在2007年之前,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GDP增长率变动趋势高度相关,从拐点来看,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989、1992、1997年的拐点都领先于GDP。而在2009年之后,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率与GDP增长率相关性降低,趋势背离明显。事实上,国有及国有控股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一直在下降,从2003年的53.0%,至2017年已经下降至36.3%。反观民间投资的固定投资完成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从2004年的25.5%持续上升至2017年的59.5%。这表明在我国工业化起飞阶段,民营经济得到了良好的发展,而民间投资的市场化更高,对宏观经济变化的调节更加敏感。根据美国经验,经济进入成熟阶段,私人设备投资显现出朱格拉周期特征,此指标与我国民间投资固定投资完成额较契合。从已有数据来看,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基本同步于GDP增长率,可以作为中周期波动的观测指标。综上所述,相比于国有企业投资,民间投资已迅速成长为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部分,进一步来说,民间投资的市场化更高,在宏观经济波动时,民间投资意愿的反应也更加敏感,因此在2010年以来的中周期中,通过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来刻画经济的中周期波动比国有企业投资更加有效。(2)建筑安装工程、房地产、制造业投资建筑安装工程、房地产、制造业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分类指标,也与我国经济增长高度相关,本部分我们从以上三个指标的中周期特征进行分析。从下图可以看出,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增速与GDP增速相关度较高,且显现出明显的10年左右的中周期波动特征,1989年和1997年,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增速皆先于GDP增速到达低点,2009年及以后,由于政府的强刺激政策,于2011年达到低点。总体来看,建筑安装工程周期与经济增长周期基本吻合。图2.7 建筑安装工程投资率与GDP增长的关系(单位:%)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从房地产角度来看,1997年-2014年,我国经历了长达17年的房地产高增长时代,房地产行业上下游产业链长,地产投资的提高将直接带动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增量需求。从下图中可以看出,我国房地产投资增速与经济增速相关度较高,也呈现先出显著的十年左右波动的特征,于1997年和2009年到达低点,这与GDP增长率中周期基本吻合。图2.8 我国房地产对GDP增长的驱动(单位:%)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GDP增长率高度相关(相关系数为0.85)。值得注意的是:在2009年以来的中周期中,指标皆显现出明显的短周期特征,分别为2010年-2012年,2013年-2015年,2016年-2019年。这与中周期包换2~3个短周期的理论相吻合,由此佐证了我国2010-2020年经济中周期的划分。图2.9 制造业投资增速与GDP增长的关系(单位:%)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综上所述,建筑安装工程、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增速与GDP增速的变动趋势相关度较高,其中建筑安装工程和房地产显现出明显的中周期波动特征,且与经济周期基本吻合,印证了上部分我国固定资产驱动经济中周期的结论。4.产业与微观角度的指标探索上一节,我们在宏观的角度对固定资产投资以及相关分类指标进行了分析。本部分,我们从产业和微观的角度对一些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进行拓展分析,进一步描述我国中周期波动。指标包括:工业锅炉产量、金属切削机床产量、钢产量、水泥产量,这4个指标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和设备投资情况,以及微观视角的资本支出意愿。图2.10 工业锅炉产量与GDP增长的关系(单位:%)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图2.11 金属切削机床产量与GDP增长的关系(单位:%)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首先,工业锅炉产量同比增速与GDP增长率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也显现出10年左右波动的中周期特征。从拐点来看,工业锅炉产量的拐点在大部分情况下领先GDP增长率拐点1年时间(如1998年、2008年中周期末端的拐点,以及2001年、2004年、2014年、2018年短周期的拐点),可以将这一指标看作GDP增长率的先行指标。2019年,工业锅炉产量同比增速有向上拐头的趋势,预示着我国经济增长中周期拐点的出现。从上图中可以看到,金属切削机床产量同比增速这一指标同样具有明显的中周期波动,其变动趋势与GDP增长率基本一致。从拐点来看,1998年之后,其拐点在大部分时间与GDP增长率保持一致(如2004年、2009年、2015年、2017年的拐点),因此可以将这一指标看作GDP增长率的同步指标。2019年,金属切削机床产量同比增速与GDP增速皆为下行趋势,可以判断,2019我国经济仍然在中周期底部运行。图2.12 水泥产量与GDP增长的关系(单位:%)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从上图中可以看到,水泥产量增速具有明显的中周期波动特征,周期分别为:1981年-1990年、1991年-1996年、1997年-2008年、2009年-2018年。从中周期拐点来看,其拐点明显领先于GDP增速拐点(如1996年、2008年)。在短周期的拐点上,水泥产量增速也明显领先于GDP增速(如2003年、2006年、2009年、2016年等)。因此我们可以判断水泥产量增速是GDP增速的领先指标。值得注意的是,水泥产量在2018年之后拐头向上,在2019年强劲反弹,预示着我国经济增长中周期拐点的出现。钢产量增速与水泥类似,也显现出中周期波动的特征,其与GDP增速相关性较高。从中周期拐点来看,其拐点在1989年、1988年、2008年的拐点皆领先于GDP增速一年。因此,钢产量增速可以看作GDP增速的先行指标,来观测经济增长的中周期波动。图2.13 钢产量与GDP增长的关系(单位:%)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综上,我们考察了工业锅炉产量、金属切削机床产量、钢产量、水泥产量增速这4个指标的中周期波动,可以看出工业锅炉产量、钢产量、水泥产量增速是GDP增速的先行指标,金属切削机床产量增速是GDP增速的同步指标。通过对以上指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2019年,我国经济处于经济中周期的底部,而先行指标出现拐头向上的趋势,因此可以判断我国经济中周期的新起点将在1~2年内出现。2020年,我国经济增长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大幅下降,延缓了新周期的进程,可以预测,2021年经济活动恢复正常后,新的中周期即将开启。三、结论总结以上我们对中周期的分析,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1.我国经济增长存在中周期波动,固定资产投资是我国经济中周期的主要驱动力。我国设备投资周期与经济周期明显不同,而固定资产投资周期与经济中周期基本吻合,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高度相关,国企投资、民间投资、建筑安装工程、房地产、制造业投资的相关指标,印证了我国中周期波动的特点、驱动力及中周期的划分。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我国经济的中周期由固定资产投资驱动,以固定资产投资对我国经济中周期进行刻画比较合理。2.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四轮中周期:1982年-1990年、1991年-1999年、2000年-2009年、2010年-2020年。从产业和微观的角度看,工业锅炉产量、钢产量、水泥产量是GDP增速的先行指标,2019年,先行指标已经拐头向上,这预示着上一轮周期的结束和新一轮周期的开始,2020年以来的资产价格上涨的趋势页佐证了这一结论。3.虽然我们判断目前处于上一个周期的底部,但新的中周期处于复杂的经济环境之中。一方面,国际关系紧张对我国出口及产业链带来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疫情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如果疫情反复,则可能对经济造成冲击。这两大偶发事件的影响会对经济周期带来短期扰动,但不会改变中周期的运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