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会研究论文

主办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承办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论坛时间：2020年12月7日9:00—18:00论坛地点：北京师范大学由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主办，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承办的“中国教育改革发展论坛(2020)”将于明日举办。届时，教育界知名专家学者、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以及一线教育工作者将齐聚一堂，为“十四五”时期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建言献策。大咖云集 思想盛宴这场教育盛会注定不容错过！01年度盛会！“中国教育改革发展论坛(2020)”是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的年度品牌论坛，在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竖起国家智库旗帜。02主题鲜明！有关专家学者将围绕：“十四五”宏观教育形势与发展战略“十四五”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进行深入交流与研讨03大咖云集！民进中央主席、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理事会理事长蔡达峰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郑富芝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还有哪些大咖将出席明天的论坛咱们一起去看看发言专家简介（按照会议议题和发言顺序排列）上午论坛：“十四五”宏观教育形势与发展战略顾明远1929年生，江苏江阴人，中共党员。现为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曾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联合主席等职。主编《教育大辞典》《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等，出版专著40余部，发表论文600余篇。2014年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8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四有好老师”终身成就奖。彭斌柏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曾任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副校长，教育部综合改革司副巡视员、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张力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研究员、博导，国家督学，北京、上海、江苏、福建、江西等五省市政府咨询专家、多所大学兼职教授。30多年来专职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经常参与党和国家重大政策文件和规划的调研起草工作。谈松华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顾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顾问、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从事教育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参与教育重大决策咨询和重要文件起草，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和教育科学重大课题研究。朱永新1958年8月生，江苏大丰人，汉族。1988年加入民进，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学位。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学术委员会顾问。下午分论坛一：“十四五”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钟秉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教育政策与教育管理研究。1994年回国后任东南大学副校长，1996年调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2001年至2012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2012年至2019年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2008年至2018年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暨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目前主要兼职：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本科教育教学评估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双一流”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十四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英国卡迪夫大学名誉国际副校长等。王定华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督学，国家教师教育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委员。历任河南大学教师、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教育领事、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司长、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系列专著有《中国基础教育：观察与研究》《中国高等教育：观察与研究》《中国教师教育：观察与研究》《美国基础教育：观察与研究》《美国高等教育：观察与研究》《美国教师教育：观察与研究》。主编教育治理与领导力丛书、“一带一路”国家文化教育大系、新时代北外文库等。发表论文160多篇。王扬南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律系法律专业。先后在原国家教育委员会成人教育司、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教育组、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工作，曾任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教育组二秘、一秘，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德育处处长、教学与教材处处长，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孟繁华首都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教育学）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小学教师培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教师教育分会会长。入选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和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主要从事教育政策、教育经济与管理和教师教育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招标课题多项。刘林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北京城市学院党委书记、校长，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常委、国家督学。孟晖1970年5月出生，江苏盐城人，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2013年8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现任武汉市教育局局长，民进湖北省委会副主任、民进武汉市主委，武汉市政协常委。余胜泉北京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执行主任、“移动学习”教育部-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主任，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杜育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总会计师，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理事长、中国教育会计学会常务理事、高等师范院校财务管理研究会会长、北京教育会计学会副会长、《教育与经济》副主编、《教育经济评论》编委会副主任，《教育财会研究》编委。刘宝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兼任亚洲比较教育学会会长、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理事长等职。主要从事国际与比较教育、高等教育、教育政策与管理研究，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课题3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著作20余部，多项研究和教学成果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下午分论坛二：“十四五”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孙霄兵国家督学、全国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委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执行会长、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客座研究员、中华诗词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14年获中央国家机关五一劳动奖章。杨银付1967年10月生，汉族，中共党员，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研究员。曾任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副主任、主任，驻洛杉矶总领馆教育领事，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2018年7月任中国教育学会秘书处秘书长。作为研讨小组成员，参与改革开放以来第三、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主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及《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等重大纲领性文件的研讨和起草工作。刘贵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兼任中国教育战略学会区域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高教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主持各类课题20余项，在《教育研究》等杂志发表《论区域教育综合改革模式》《教育科研评价的中国难题》等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著作8部。获全国优秀教育科研成果等各类奖10余项。其中《区域综合改革：中国教育改革的转型与突破》著作，入选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翻译为英文出版发行。王烽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研究员，综合研究部主任、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儿童工作智库专家，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民办教育研究分会常务副理事长，主要从事宏观教育政策、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参与国家重大教育规划、政策制定和宣传解读。方中雄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历任北京市教委基础教育处处长、北京教育学院副院长等职。长期从事教育行政管理、中小学校长教师培训、基础教育研究工作，承担大量教育政策研究课题。刁玉华1964年1月出生，山东海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高级会计师。现任河南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兼任河南省科协副主席）。张卓玉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西省教育厅原副厅长。长期关注和研究教育哲学、教育评价等问题。出版有《构建教育新模式》《第二次教育革命是否可能》等著作。尹骏1973年5月生，江苏南京人，中共党员。现任山西省太原市教育工委委员、副局长。曾任太原市杏花岭区教育局党工委书记，局长。从事基础教育工作多年，理论与实践基础扎实，多篇论文在教育核心期刊刊登。教育实践大胆创新，实施“大学区制"与“集团化办学"改革、“太原市小学入学服务系统”、“太原市中小学减负新政”、“民办学校记分管理办法”等改革举措，在区域教育发展进程中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井光进山东潍坊市教育局党组成员、总督学、潍坊中学党委书记。全程参与校长职级制改革、教师职称制度改革、教师县管校聘改革等新世纪以来潍坊各项教育改革实践。著有《潍坊市校长职级制改革的实践与探索》《人的解放：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自主办学：教育改革的路径选择》等，发表教育类学术文章37篇，获山东省教育人事工作先进个人、山东省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多次参与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师德师风建设等国家、省相关文件起草工作。本次论坛由人民政协网、中国教育报、光明网、中国网、人民视频、澎湃新闻、北师大官方微博、抖音、百度直播、爱奇艺、快手等十余家媒体进行现场实况同步视频直播。

根据国家经济统计局总结,到2020年底，中国中小型企业规模已有捌仟多万家，占企业总计数目的百分之九十八点八，中小企业贡献的最终价值是百分之六十，并供应了城镇百分之七十六以上的就业率并收纳了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乡村出来的劳动力，由此可知中小型企业的绿色发展对本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创建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融资难问题是限制中小型企业发展地致命问题，所以在全世界，各国领导人都很重视这个难题。 一、融资理论（一）MM理论MM理论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表，论述了“资本结构及财务和资本”的基本思想,MM理论是以二位学者名字开头的字母命名的,所以叫MM理论。MM理论分为早期MM理论、改正MM理论及米勒模式。早期理论提出,如果经营风险一样，在企业所得税不管和仅是资本结构不一样时,企业资本地结构和市场价值没有关系。当企业地欠债率由零上升到百分百时,企业的资金总成本以及总价值一点都不会发生改变,也就是说企业地价值独立于其负债比率,不存在最优地资本结构答案。修正的理论是1963提出的，企业价值和资本地结构相关，并且和负债比例正相关。公司负债越少,避税收益越小,企业只要利用财务杠杆效益的持续减少,而不停地升高它的资本成本,欠债越少,杠杆效果越明显,企业价值越大。也就是说公司的价值和资金成本随资本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当欠债资本在企业资本结构中逼近百分百时,才能达到最优地资本结构,这个时候的企业价值一般最佳。之后米勒在1977对MM理论作出了补充，我们称之为米勒模式，即所得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对企业利息支付的节税利益,降低了负债公司的价值，也是负债最大的时候公司价值最大。MM理论的整个推导的过程都是有精准的数字推导得出来的，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企业价值与资本结构有关是二位学者于1963年一起在另外一篇和资本结构有关的论文中发表的基本观点。他们得出,在把企业所得税纳入考虑的情形下,因为负债地利息是免税支付地,所以能够使综地合资本支出下降,提高企业的价值。避税收益的现值可以用避税收益的现值=tCxrxB/r=tcxBZ一2 （公式1）式中:tc为公司税率，r为债务利率，B为债务的市场价值。即企业价值与资金成本跟随资本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当欠债资本在资本结构中逼近百分之百时,才是最佳的资本结构,此时企业价值达到最大。在资本结构的理论中，MM理论都是走极端路线的。（二）权衡理论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权衡理论也逐渐演变成了后权衡理论。权衡理论就是找到使资本结构达到最优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上所得出的欠债比率就是欠债抵税效益的边缘价值等同于变化的资产困境成本地现值。权衡理论得出，公司可以充分根据税收屏蔽的功能，利用债务于企业价值的正相关属性来增加债务以达到提高企业价值的目的，可是由于债务的升高，企业将会面临财务上的难题，严重点可能还会致使企业破产，企业陷进财务困境的概率也会变大，这样就会给公司带来不必要的成本费用，限制企业借贷。这就是为什么中小企业在确定资本结构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负债的避税效果及破产成本。依据权衡理论，债务公司价值等同无债务公司价值和节税利益之和，减掉可预见财务的拮据成本的当前值，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是在企业债务所引发的企业价值减少和因为企业负债下降所引发的企业的风险成本及各项费用相同时的平衡点上，此时的企业价值可以达到最大化。权衡理论后来又延伸成了后权衡理论，后权衡理论最具代表性学者就是迪安吉罗、梅耶斯等人，他们将债务的成本仔细地从破产成本细分到了代理成本和资产困境成本以及非债务税收效益损失等概念，同时，税收效益也从原本所分类的债务收益扩展到非债务税收效益等方面，实际上是扩展了成本和效益所包含的内容，将企业融资当做是税收效益及各类债务成本之间的平衡点。最佳资本结构是在税赋的成本节约和资产困境成本及代理成本的权衡点上。（三）融资有序理论融资优序这个理论(Pecking Order Theory)把不对称信息地理论作为根底，放松了MM理论全部信息的假设，并在考虑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得出权益融资能够传达企业经营地消极信息地结论，再加上外部融资是要多支出各类成本，因此中小企业融资大多数会遵照内部融资、负责融资及权益融资这样的顺序进行融资。迈尔斯加上马吉洛夫一起研究的结论可以看出，当信息处于不对称时，企业高层会过高估计股票来发行新股票，投资人则会调低对股票的股价，因此当企业宣布发行股票时，股票价格会降低、企业市价会下降。中小型企业融资道路内源融资占的比例最高，因为内源融资的资产主要来源于企业本身，也不花费其他各种成本费用，再加上融资手续也是最少的，所以一般中小型企业融资选择的是内源融资，它等同于净利润再加上折旧减掉股利。中间的是低风险发行债券，它的信息的不对称的成本能够简略不计，最后面的是高风险发行债券，在迫不得已的状况下才会让股票在市场上流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Myers联合Majluf在他们发表的文章中依据信号传达的原理推导出了优序融资地假说。其设想的条件是在信息不对称除外，金融市场就是完全的。对投资者而言，如果企业决定发行股票。且企业现在有净现金流的投资目标，那么这是一个好消息。否则，对投资者就是个不好的消息。还有如果股票过低发行，那么原有股东的价值将会往新股东移动；如果过高发行新股票价值，则相反。融资优序的主观点是，公司一般会选择内部融资；股息都会具有“粘性”，因此公司大多数会防止股息的突然变动，普遍不用降低股息以达到资产支出融资。也就是说，企业净现金流的改变普遍体现了外部融资地改变；假设要外部融资，企业将率先发行最没有风险的证券，换句话说，先利用债务后权益。（四）信息不对称理论处于经济活动中的不同经济人对相关信息的掌握是不同的，了解信息较全面的人员，常常位于相对有好处的位置，而信息缺乏的人，则相反。该理论总结：市场经济活动中卖方相对于比买方处于有利地位因为更清楚有关产品的各种知识信息;掌握信息比较多的一方能够通过向信息缺乏者传达有用的消息而在经济市场中获得好处;交易双方中信息缺乏者会努力从对方获得更多有益信息;信息不对称理论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信息在市场经济中的重大作用，而且市场的反馈在也可以多少补救些信息不对称地这个问题。信息不对称在市场经济运行是不利的，所以国家应当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发扬强有力的作用来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影响，尽量将信息不对称的趋势往对称靠拢。这个理论被大多数市场所采用，而且成为了当代信息经济学的关键理论，被普遍引用到从过去的农业市场到当代金融经济市场的各类领域。三十多年以前得出的观点再脱颖而出获得肯定，这是值得人们寻思的。其主要是因为这个理论道出了信息对市场的重大影响。伴随着新市场经济的临近，信息起到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将更加重要，且在将来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还有就是该信息不对称理论得出全部的市场经济也不都是自然合理的，所以都靠自由市场制度可能很难给市场经济给到最优效果 ，揭示了市场体系中的缺点，尤其是在资产投资、劳动力就业、全球环境保护和福利等方面。最后是该理论重点强调了国家在市场经济运作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呼吁政府要加强对市场经济运作管理，使信息能最大化由不对称过度到对称，由此规避因为市场机制导致地不好的影响。二、基于各融资理论的融资路径分析（一）MM理论与中小企业融资价值MM理论诞生以来，资本结构的课题研究从来就是各经济学家、企业家等专家追逐的热门话题之一，演变出了很多个假设，包括无公司税模型和公司税模型。无公司税模型觉得在所得税为零并且市场位于均衡的情况下,资产结构的变动不会改变企业价值以及资本成本。公司税模型加入所得税的作用之后,然而研究出的结论刚好相悖。税盾效应则加强了企业价值,所以企业债务越高则越好。后来。米勒模型加入了所得税对企业价值的作用,得出了一样的钻研结果:企业背负的债务越多,则价值就会越高。很多的实验证明,MM理论不管是在无公司税模型亦或是纳入了税后的模型,都会与企业的实际经济活动结果相反。在本国,即便是上市公司都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想要的融资方式,再加上融资成本与融资的不稳定性都较高。除了少数的企业效益比较好,内源融资的实力比较强之外,一般的企业的效益都相对比较差,内源融资的实力不强大。并且,和股票市场相比,本国的债券市场相对而言不成熟的性质表现得更明显,企业很少有利用债券流通来融资的机遇。大家一致认为,相比较本国企业资本结构的探讨难题,更应该重视的是关心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关联制度建设这些方面的不同点,在没有先把制度这个方面的问题没处理完成时,是不可能找得到匹配我国企业的资本结构地。从企业运作的角度来看,不同的企业,尤其是不相同行业中的小企业,它们的资本结构并不是只有唯一的一个标准。可是全部的经营者都应该意识到这种情况,无论企业是采用债权融资或者是股权融资,绝对是会有成本的。MM理论给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带来了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我国中小企业应该自身情况为基础，比如，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企业的战略思想等，对资本结构不断地进行优化和提升，以达到均衡状态，这里的均衡并不是指绝对的均衡，而是尽量接近，但是追求均衡却是研究经济学的永恒不变的话题。（二）从权衡理论视角下看中小企业融资均衡理论加入了两大对企业价值有影响的因素，一个是破产的成本，另一个是代理的成本。均衡理论告诉我们，市场价值有一个最大点和资本结构最优点。当企业的债务增加时，其市场价值也增加，但是当债务增加到一定程度时，企业的风险也在增加，这就使得企业的额外成本也在增加，市场价值又会降下来。因此，企业资本结构的最佳点就是平衡节税利益以及因财务亏空概率上升而导致的各种成本的结果 。企业由于财务亏空会产生两种成本，一个是破产成本，另一个是代理成本，代理成本是由于代表股权的所有者利益经历采用次优策略增大股东利益，这是以牺牲持有人的利益为代价。这样做的话会导致损失社会效益。权衡理论认为,公司具有最优的资本结构。因为税盾的存在能够使企业受益，这是由于企业负债越高，公司的平均资本成本将会越低。同一时间，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的提升使得代理成本、财务危机成本、破产成本也跟着提升。所以,当企业到达最优的资本结构时,企业的平均资本成本将到达最低值。权衡理论告诉我们，为了使公司的价值达到最大化，公司管理层在做再融资决策时，应该尽可能使资本机构达到最优，也就是说使股权和债券融资最接近最优资本结构。因此公司的资本结构通常会处于浮动之中，且在最优资本结构附近浮动。为了保持这种最优资本结构，公司通常会同比增加公司债券和股权融资的比例，而不会偏袒任何一种。以上可以看出，权衡理论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情况，因为它既考虑了税盾的优点，又指出了因负债所导致的成本。而在结合前文对权衡理论概念阐述,众多研究结论表示我国企业存在目标杠杆率,而且企业会朝着这个目标杠杆率进行调节。这种情况表明权衡理论符合我国企业的具体现实情况,正因为如此，本文才将权衡理论作为钻研的一个方面。（三）基于融资有序理论下的中小企业融资路径选择融资优序理论认为,融资方式不同，信息约束和向投资者传递的信号都不同，因此，产生的成本和对企业的影响也不同。企业选择融资方式的依据通常是：成本最小化，也就是说没有交易成本的融资将会是企业的首选；而交易成本低将成为企业的第二选择；排在最后的是股权融资，即信息约束大，且有可能导致企业的价值被低估。融资顺序理论相比那些通过采用均衡方法来寻求最优融资结构的理论来说已经是进步了，因为它强调影响企业融资结构的因素之一的信息因素。有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对企业融资的影响表现在交易成本上，这与企业的经营规模有关，因为大企业的信息相对来说较透明，所以信息不够透明的小企业就显得更为适用了。融资顺序理论也有它的缺陷性，因为它指的是企业在某种特定的约束下的融资行为，这也就意味着这个理论只表示企业短期过程中的融资行为，从而忽视了企业成长期动态的资本结构变化。我国上市公司对于股权融资的喜好虽然是客观与必然的，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不成熟与低效率。太依赖股权融资对资本市场具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加大了资本市场的失衡，另一方面使配股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从而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下降，最终对投资者与整体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借鉴和学习西方的融资优序理论就显得尤为重要，并且要采取相应合理的措施来指导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方案建立。（四）信息不对称与中小企业融资垄断信息能够为拥有信息的人带来一定的收益。双方在谈判的时候，一般都会倾向于对自己有用的信息。这个道理同样可以适用于融资市场，凡是对企业经营不利的信息，借款人通常都不会提供。由于信息的外部性特点，以及经济体系的相关性，一些向金融机构报送的资料就会很容易变成公共信息。很多人都可以通过一些渠道找到这些信息，并且加以利用。一些金融机构或者是银行会应借款人的要求对信息保密，但是想做到完全保密通常是很困难的。于借款人而言，企业家的个人信息变成公共信息那就有利了，因为交易的一方如果德行好，讲信用，那就能促进很多单边履约的实现，从而降低谈判签约时间和事后的监督时间，交易的成本也就会下降；但是，将企业的经营方面的信息公开则对企业来说是有风险的，因为企业的竞争对手通常很容易获取有关企业创新、新产品研发、营销战略等重要信息，从而有针对的进行报复。因此，借款人在提出借款请求时通常希望能得到更多的个人信息，少一些企业经营的相关信息。目前看来，现阶段，如果要求企业提供企业经营方面的信息则将会使企业融资的风险增大。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非常时期，经济与政治、法律与社会等多个方面的制度转换还没有完成，要素市场流动乱，社会信用不高，法制不成熟，腐败势力盛行，政府政策不够明朗，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也不稳定。另外，我国的中小企业的成长之路一直很艰难，大部分民营中小企业被国有经济排除在外，因此很难获取企业发展的资源，为了能够长期屹立在社会的大环境下，这些企业通常会利用其它变通的方法以获取援助和支持。 这样做最终导致中小企业产权不够清晰，资产归属模糊不明，还有的企业甚至对国家财产打起了坏主意，不仅如此，还有一些中小企业的内部管理混乱，经营方针不正确，也没有正式的会计制度，谎报收益，偷税走私以收取暴利。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垄断经营信息将成为企业的不错选择。三、构建中小企业融资体系（一）构建中小企业融资供给体系树立中小企业的融资供应体系,应当遵循“加强内源融资,促进和规范间接融资,鞭策中小企业直接融资”为指导思想。第一我们要意识到内源融资效率最佳。中小企业的成长一定要以自身为立足点,充分利用内部资源。第二在外源融资中,要想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窘境，就必须抓住间接融资并以其为突破口，在发展间接融资的同时还不能忽视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间接融资都将成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在发展间接融资时，还要以中小金融机构为重点。而直接融资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融资的市场过于有限，且条件严格，成本又不低，基于此，只有实力雄厚、高潜力的中小高技术企业才能进入。林毅夫说过：中小企业要想快速发展，就必须以中小金融机构提供服务为前提，并且建立以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这才是我国体制改革的最佳选择。到现在为止，我国的金融融资体系是以大银行为中心的信贷市场,辅以股票等方式的资本市场。这种形式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的效力是没用的。（二）加强中小企业自身信用修养朱镕基总理曾经在人大代表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加强社会信用的建设，使社会形成一种以诚信为本的良好风气，诚实守信，不卑不亢。”近几年来，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已经使我国企业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日益明显，它是我国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建立一个完整科学的中小企业融资信用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能促进中小企业的飞速发展，更能很好的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要想使我国中小企业的信用体系日益完善，就要不断提高中小企业自身的信用修养，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经营一个讲信用的声誉文化，还要在提高个人的管理水平上下功夫。第一，中小企业应当树立一个正确的形象 价值观，诚实守信，遵守规则，说话算话，这是市场经济的五大重要的准则之一。不仅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还应该增强员工个人品质的建立。只有企业负责人充分认识到了信用的重要性，那么，塑造一个信用环境并且每个员工对遵守就会变得更加容易了。事实上，大多数时候，授信者和受信者利益是一致的。第二，企业要想长期发展，就必须制作一个长期发展目标，将中小企业信用建设与提高自身素质结合起来，企业要发展，当然引进优秀人才以及后期对人才的培训也是非常重要的。总而言之，中小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长存就必须加强企业各方面管理，那么首先应该落实的就是中小企业的自身信用修养加强。（三）构建中小企业融资辅助体系中小企业融资辅助体系的构成主要有两部分，一个是政府管理部门，另一个是社会中介组织构成。借鉴国外组织模式,基于我国国情，要想建设一个特色的中小企业融资辅助体系，就必须从这几方面着手。结合了我国的融资现状，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方法就是银行信贷支持。我国目前有很多非常有潜在发展能力的企业被信贷市场所拒绝，而这些企业也不知道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即使了知道了也不懂如何排除这些不利因素。在借鉴了一些中小企业成功的经验之后，笔者认为，我国的中小企业就是缺乏融资服务和相关财务管理分析方面的知识，因此，我国政府应该提供帮助建立一个中小企业联合辅导中心。首先，我国政府应给予政策支持和鼓励银行建立基金会。基金可以由政府和银行共同分担。此组织宗旨为:支持政府政策，选择一些有发展潜力的公司，给予其相关帮助和业务咨询等服务。（四）融资渠道国际化发展就融资而言,我国是一个落后于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中的国家,因此资本比较缺乏,大批量的引进外国资本成为解决资本缺乏的有效手段。就中小企业融资而言,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外资，开创了引进外资的新方式。随着我国加入WTO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完全可能通过在国际资本市场筹集企业发展资金。可以积极促成有条件的中小企业通过在海外上市、发行企业债券等方式募集所需资金,并积极争取国际金融公司向我国中小企业投资。总之,中小企业的“强位弱势”地位,使得政府在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不得不积极地进行扶持,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完善,政府应逐渐减少干预，使中小企业能够活跃于各大融资活动中。围绕着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建立政策性为辅的融资体系,努力在各个融资渠道进行开拓,才能有效地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缺口。四、中小企业正确选择融资路径的建议（一）中小企业自身方面 1、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中小企业，相对所处行业的大企业来说，在人员的规模、资产的规模及经营的规模都较小的企业，此类企业的投资方是由少数人组成的，它所雇佣的人数以及营业额都比较小，也正因为此，这类企业都是被业主直接参与管理的。它的经营有四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个特征就是由于生产规模小，。第二个就是由于中小企业人数较少，组织架构相对不是很复杂，第三个就是对于市场的变化有着高强度的适应性。这就需要中小企业从自身改进，提高其管理水平，具体的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变化，我国中小企业要想长期发展下去，就必须找准自己的定位，不能胡乱地将产品投向市场。同时，随时掌握市场需求信息的变化，以调整企业的生产线，积极应对未知的变化，争取最快抢占市场。中小企业要想加大企业核心竞争力，就要不断优化自己的产品，不断调整自己的核心技术以适应市场。如果企业要想在市场上长期发展下去，就要开拓市场，大范围同时又有针对性的提高产品销售。第二，要明确产权关系，完善产权制度。第三，规范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品质，定期培训中小企业的管理者，留住人才，并且为企业以后的长期发展储备人才，积极贯彻企业的用人方针及市场战略，尽快实现企业的长期发展目标。第四就是限制和约束企业的盲目投资行为。在投资前要进行认真的调查和准备，尽可能考虑到一切不利因素，在认真剖析企业的竞争优势和劣势以后，束缚自身的行为，将资金的利用达到最大化。2、加强信用建设 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企业的信用低，因此企业的信用建设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企业不仅要从思想上建立信誉意识，还要从行动上改变起来。如果不完善企业的信用制度，则很难实现企业融资达到应有的效果。企业的贷款有两方面风险，一个是经营方面的风险，另一个就是道德方面的风险。所以，为了使银行的利益损失达到最小化，银行必须在贷款之前，就进行非常严格的监督和审查。3、加强中小企业自我积累能力 我国的中小企业的融资意识不强，内源资金积累也比较差，这就到导致企业的内源资金积累不足，很难满足融资发展的需求。事实上，内源资金在中小企业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其它资金比较而言，内源资金的可得性很好，在企业面临危机时，由于内源资金为企业的本身的资金，此时内源资金速度快，成本低的特点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这一方面，外源资金就不具备这一特点。综上所述，企业要不断进行自我积累，争取积累一定数量的内源资金，这样企业的自身的发展也就能得到一定的资金支持，同时，增加企业的内源资金，也能使企业获得一定数量的外源资金。中小企业不仅需要增强自身积累内源资金的能力，还需要改善企业的经营机制，因为，如果中小企业的经营机制和市场的经济不相符的话，也会影响企业自我积累能力差，从而导致企业内源资金的数量受到影响。如今，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体制的改革，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小企业需要不断的调整自身的经营策略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在如今的市场条件下，产品投放的市场大小直接决定着企业的利润大小。所以，企业需要转变经营理念，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方针。在产品试生产的前期阶段，对各部分目标市场进行目标人群与人群需求的调查，以获得产品目前市场的相关信息，从而生产出贴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只有这样，企业才能进行足够的自我积累，从而企业也能获得相应的内源资金支持。反之，如果中小企业不能抓住机会，积极感应市场变化，并且做好充分的准备以迎接市场的挑战，根据需要改变企业经营体制，那么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资金、体系、管理等问题，这些问题将会一直困扰着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要想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下去，加强自我积累能力和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二）加强金融机构的改革 对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进行改革。大型商业银行对经济的冲击大，风险抵抗能力也大，它掌握着整个国家的经济主体，而小银行相对来说冲击小，因此可以考虑对其改革，在对小银行进行改革之后，在考虑其它问题。国有大银行应该调整股权结构，银行的股权由集中转变为分散，银行股权吸收纳入中小企业，这就与原有的经营模式不同了。而且，社保基金也应该被纳入到股权之中，政府的地位也由完全主导的地位，变为相对主导的地位。不断的改革与创新之后，从而使金融结构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式。银行的目前发展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屹立长存，那就需要进行改革，确定新的战略与核心价值观，为不同的客户提供不同的业务需求，设立专门的贷款机构，实现贷款的专业化发展。这样做不仅可以减少或避免客户的损失，还能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同时，使银行的经营效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三)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融资环境 一是政府部门在现实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依据中小型企业地发展情况，有目的性地制做对应的发展计划。二是建设横跨部门的各个支持机制，更好地发挥出经济的协调作用，为中小型企业的融资路径提供支持和帮助。三是从招商这个角度出发，更好地在理解投资这一方需求的基础上，在结合地方的现实情况，开展合理有效益的选择。四则是要把有关政府的企业尽量快速引入到企业的信用和贷款体系中，提高数据的涵盖范围，加速体系建立的步调，从而让银行从不同面证明企业管理的实际情况，更加高效的防范风险的不稳定发生。五是增强社会地信用体系的树立，提议政府部门要增加对不讲诚信地行为的处罚程度力度，建设比较好地经营环境与信用环境，加深中小型企业次诚信融资信用和贷款地理念。 （四）中小企业私募债 融资对象原本的组织形态的选取和完整的治理方法中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小企业融资。企业形式可以分为合伙制、业主制和公司制，这三种均是有规范的。站在法律的角度来讲，合伙制没有独立的法人财产,这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扩大了的业主制。公司制的治理与融资结构对比业主制来说具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代理人取代了公司内部的经营者，而且公司所有者与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是分开的，企业融资的需求是它的主要缘由。单个业主会合伙是因为自有资本有限,为了扩大融资范围才在一起的,但是合伙引起的问题是各个合伙人之间都需要承担的连带责任,合伙人在企业财产上变动,将会引起合伙人不稳定性。在公司制的前提下,筹集资金的源头多种多样,并且股权的转让对企业经营的稳定性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这样股权流动性将会增加。业主制以及合伙制还有公司制,这三种是规范的企业形式。站在法律的角度来讲，合伙制没有独立的法人财产,这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扩大了的业主制。和业主制相比，公司制的管理和融资结构有了本质上的改变,因为公司内部的直接管理者变成了代理人,并且所有者不会参与到公司的直接经营和管理，它的内在缘由在根本上来着于公司融资的需求。公司制的条件下,筹集资金的来源范围更广,而且股权的转让不会影响企业管理的稳定性,所以股权具有更高的流动性,并且流动性的增加降低了股票的风险,公司融资的成本也下降了。中小型企业私募债的定义是说本国中小型企业用来筹集资本的方法和手段。中小型企业的私募债发行地规模并不受净资产的百分之四十为限度。为了使中小型企业私募债的风险下降，应当鼓励中小型企业私募债运用担保发行，只不过不强硬要求担保。只不过考虑到中小型企业的不同点，普遍要求担保公司来参与进来。对要不要开展信用评级并没有强硬的规定。因为中小型企业的信用比较低，投资人群也有限制，采集现金用途趋于灵活。可以拿来以直接偿还负债亦或是增补营运资金。业务流程为：私募债可以说也是有利于公司在监管处早一点树立优良的形象，为企业将来上市等其它融资计划创造有利条件。 结语中小型企业的生存以及发展,不管是对东方国家还是国外来说,可以说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中小型企业在推动本国经济快速向前发展、减少失业率、鞭策科学技术的创新和优化资本结构等这些方面起着不可替代作用。只不过,一直以来，中小型企业融资比较困难是一个恒久不变难题,更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中小型企业融资上的难题我相信全球没哪一个国家敢说自己已经处理好了。中小型企业融资离开了政府的优待就很难存活,离开资本市场也是一样的。加速中小型企业当代制度地改革,提升中小企业本身的信用等级、树立多元化地资本市场,开展中小型企业地金融组织机构,这些措施对中小型企业的地资可以起到一定的效力。与此同时,咱们也要加快地建立中小型企业的信用体系制度、树立一个中小型企业担保体系的标尺、提升中小型企业地中介服务的系统,如此，才能使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操作起来更加简单。同时,踊跃地运用更多地融资渠道,扩展中小型企业地融资途径。参考文献[1]戴晓兵. 中小企业融资的路径分析-以大连市为例[J].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3.4.[2]韩意. 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浅析[J]. 合作经济与科技,2014.1.[3]潘永明，梁媛，王丽平. 中国中小企业融资路径创新[J]. 云南社会科学,2012.1.[4]尹丹莉. 当前形势下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路径选择[J]. 中央财经大学学[5]李想，付雪松. 对活化中小企业融资路径的理论思考[J]. 大庆社会科学,2013.4.[6]钟瑜. 关于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研究[J]. 财税金融,2013.10.[7]邓薇. 关于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研究[J]. 企业融资,2010.6 .[8]王俊寿.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J]. 现代乡镇，2009.[9]蒙睿. 乡村旅游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研究[J].昆明大学学报，2005.[10]朱坤林.中小企业融资理论综述[J].商业研究，2001，(05)，0036-07.[11]林伟,邵少敏.现代资本结构理论[J].经济管理，2004，(04)，0047-06.[12]殷雅洁．中小企业融资路径与机制研究[D] ．河南：河南大学，2012．[13]刘承志.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研究[J]. 财会研究，2007.[14]张伟.信息不对称与中小企业融资问题[J].价值工程，2004.[15]李爱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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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贵州党建云消息，贵州省委组织部1月31日发布了一则省管干部任前公示称，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范辉政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显示，现任财政部预算司政府债务管理处一级调研员范辉政拟任贵州省财政厅党组成员，拟提名任贵州省财政厅副厅长（试用期一年）。范辉政，男，汉族，中共党员，1975年3月生，籍贯、出生地湖南汝城，2004年8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公开资料显示，范辉政拥有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会计系博士学位，长期从事财政、政府债务方面的研究和实际工作，在《财政研究》《财会研究》《统计研究》《经济师》等刊物上发表过多篇论文。范辉政担任过财政部预算司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处副处长、财政部预算司政府债务管理处调研员等职，曾挂职担任过山东临沂苍山县（现兰陵县）副县长、江苏徐州贾汪区委常委、副区长，湖北恩施州副州长、重庆市财政局局长助理等职。据华龙网介绍，范辉政在挂任重庆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局长助理的一年内，积极围绕税政管理、产业发展、债务管理、公用事业发展、筹融资管理等方面开展调查研究，提出解决办法。比如在协助管理重庆政府性债务和政府隐性债务期间，范辉政深入查找重庆隐性债务风险点，并严控债务风险，参与重庆政府债券发行，推动融资平台公司转型及市场化融资，向财政部争取2018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资金710亿元。(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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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年前会计泰斗杨纪琬先生关于管理会计建设的观点，至今仍值得认真对待。近几年来，介绍西方管理会计的文章和著作发表和出版了很多，它使实际工作者开阔了眼界，也为理论工作者开辟了新的研究阵地。作为在我国建立和开辟这门新兴学科的第步，这是十分必要的，今后也仍有这方面的任务。但是，按照党中央经济理论研究必须为经济实际工作服务的方针，根据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对会计工作的要求，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宣传、介绍、研究西方管理会计的水平上，还必须走出第二步，即努力建设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这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走我们自已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一方面需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另一方面也不能照抄照搬。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结合。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问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来的根本结论。”这个论断，应当是我们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会计学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针。一、西方管理会计产生的背景西方的会计学，从簿记——会计——成本会计——审计，以1494借贷复式记帐法原理诞生为标志，近五百年来，形成了一个记帐、算帐、报帐的体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要是五十年代以后，会计一分为二，分为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传统的记帐、算帐、报帐；计算利润；编制财务报表；称之为财务会计。它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公认的会计原则，向企业外部关系人（股东、银行、债权人、未来投资者以及有关的政府机关等）报告企业的财务状况和财务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在成本会计的基础上，把会计中涉及企业内部管理的部分，逐渐与财务会计分离，发展成为与财务会计并列的管理会计。它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过去、现在、未来的经济信息，运用会计方法、数学模式，以及电子计算机运算工具，进行数据的搜集、整理、计算和分析，以满足企业管理上的规划、预测、决策、控制、考核等需要。西方管理会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资本家为了攫取最大利润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工业发达国家中，企业本身和它们所处的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各垄断集团之间的竞争加剧，通货膨胀率上升，资本利润率下降，迫使企业加倍注意经营管理，从而使会计工作从单纯的记帐、算帐、报帐进而朝着协助管理当局筹划经营的方向发展。战后的日本、西德，几乎是建立在废墟之上，因而可以大量地采用新设备、新技术，经济发展很快，对美、英垄断资本家是个很大威胁，国际资本竞争更加激烈。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竞争中取得胜利，单靠资本雄厚，靠增加劳动强度，靠广告宣传等传统的手段，已经不行了，还必须有两条：一条是提高产品质量，一条是降低产品成本，做到价廉物美，这样才有竞争能力。最能占领市场的是价廉物美的商品。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理，就要根据现代化大生产的规模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充分利用会计信息，对资术运用的经济效益，进行预测、反馈、控制，这样，就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会计。正如列宁对“泰罗制”进行的科学分析那样，一方面，它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系列的最非富的科学成就。西方的管理会计也是具有这种二重性的。浏览美、英出版的各种管理会计书籍，内容大同小异。大体可以归纳为决策分析和控制管理两个主要方面。资本主义企业的一切决策，都以谋求最大利润为目的。管理会计从始到终，一切围绕这个中心转。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中，为分析利润最大化而提出来的边际收入和边际成本的概念，成为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管理会计中成本分类的核心，是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以此作出利润最大化的经营决策的依据。这一理论还促使成本计算方法向变动成本法发展为了实现决策的需要，他们把高等数学引进会计领域，提出了多种数学模型。目前所列数学模型主要有：有关时间价值的模型（包括利息、年金、偿债基金的各种模型），有关成本预测的模型，量本利分析模型，成本功能效益分析模型（即价值工程）存货控制模型，投入产出模型在财务预测、成本计算方面的应用，运用线性规划选择最优的产品组合，等等。西方管理会计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控制。围绕“利润”这个中心，通过预算和业绩考核来实现。从标准成本到责任会计，从定额控制到分级授权管理和事业部制度的建立，都是贯穿着考核、控制的原则。西方管理会计各种方法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第一，运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边际效价值说”作出最佳决策，以获得最大利润。不同性质的决策，需要有不同内容的数据作为决策分析的依据，因而对会计信息的内容、分类以及它的内涵、外延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例如，以求算产品制造成本为目的的传统成本概念，已不能满足这个需要，于是引出了机会成本、沉没成本、差别成本、可避免成本等许多新的成本概念。第二，尽量采用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由于管理科学的日益发展和电子计算机的不断更新，数量方法已经更深入地渗透到会计学中。但现在西方管理会计书中所列各种数学模型，有相当一部分是脱离实际的，是书斋里“研究”出来的，对于它的适用价值要打一个很大的间号。第三，以行为科学作为理论依据，建立各种责任中心，实行所谓“民主管理”，以激发职工在经营管理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行为科学的研究还正在逐步深入，行为科学和会计工作的结合也才是开始，而且，对于行为科学的解释和运用，显然应当同社会制度密切联系起来。二、西方管理会计的特点西方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比较，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 管理会计的理论和方法体系现在还不定型。不象财务会计那样已定型了。目前管理会计有哪些内容、程序、方法，各有各的说法，有的大同小异，有的小同大异。管理会计在企业内部不使用特定格式的凭证、帐簿，也没有标准项目的报表，只是根据管理的实际需要而计算、分析。不仅各个企业之间不完全一样，就是在一个企业不同时期也各不相同。至于理论上的探讨，则更是众说纷云，连成本会计是属于管理会计，还是在管理会计之外，意见也不一致。2.管理会计主要用于加强内部管理，为内部服务；财务会计主要用于对外报告。但对这点有人提出异议。按照这种割裂开来的说法，凭证、帐簿、报表属于财务会计，只对外起作用，可是在内部经营管理上，它们也是须臾不可或缺的，比如，报表中的成本报表，是企业生产过程的综合反映，自然是为“内部”服务的而以平衡表、收益表为核心的财务报表，则更全面地反映了生产经营全过程。在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当局绝对不会因为它们是“对外”报表，而对其所反映的偿债能力，以及收入、成本、净利等等情况漠不关心。相反，正是由于财务报表是对企业全面情况的总括性反映，它们必然是企业进行最根本性经营决策的重要依据。同时，把计算与管理割裂开来，无视计算本身就是一种最基本的管理形式，也是十分不妥的。所以，近年来国外对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论述，又有合流之说。3.财务会计主要反映过去，管理会计不仅要了解过去，而且更主要的是要筹划未来，控制现在。管理会计的预测、控制作用是第一位的，反映过去则是第二位的。因而，随着管理会计的发展，会计的职能作用也日益扩大。4. 财务会计往往就事论事，你怎么发生，我就怎么记录。管理会计就不是这样，它处处考虑到全局，同系统管理相联系。比如变动成本、量本利分析、质量成本等等，就不是就成本论成本，而是从全局去考虑成本，以期符合系统管理的原则。5. 管理会计大量运用数学方法，建立数学模型，运用数理统计、概率、线性规划来指导管理工作。而传统的财务会计，只有加减、乘除、加权平均百分比，运用简单的算术就够了6. 管理会计广泛地利用电子计算机，运算工具先进化，计算多、快、准，因而使信息处更加及时、准确、有效，对现代化管理带来极大方便。三、西方管理会计的缺陷西方管理会计有它可取的一面，应该承认是会计学发展中的重大成就。但不可否认也存在重大缺陷，反映在他们写的各种管理会计教科书上，就是理论脱离实际。西方的会计学家们也直言不讳地谈到这点。有的同志对引进的舶来品，只讲它的长处和作用，不讲它的缺陷和局限性。这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无论对于实际工作或是理论探讨，都是不利的。前一段时期，我们反对了对西方一切科学技术和管理经济全盘否定、一概排斥的错误倾向，是完全必要的。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正视，现在正在滋长着一种对西方的一切东西不加分析批判，囫囵吞枣，盲目“引进”的倾向。对此，在会计理论研究中也要引以为训。西方的管理会计，并不是尽善尽美的东西，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也不是“万灵药草”，资本主义世界在七十年代发生两次石油危机之后，尤其在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普遍不景气时，管理会计的理论正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经济生活的实践，也来自西方国家专家们的批判。美国哈佛大学R·N·安东尼教授在和日本会计研究会会长、早稻田大学青木茂男数授就管理会计交换意见时说：“最近美国管理会计论文中，采取数学方法的固属显著，但不能说那是企业里已经实用了的。例如，预算上的模拟模型法，不过是笔者从观念中提出来的企业实行它的只是少数。”关于用数学研究的手法，他说：“这种研究，现在几乎都是没有实践价值的。那里所用的模型，多是远离现实世界。”他认为：“‘数理派’会计研究上所喜欢用的数学模型，未必是实际的，不过是研究人员观点上的模型”。而对于“引进的行为科学，常常止于行为科学的理解与解说，有的并未具体指明如何吸收到会计中来，研究并不充分。”青木茂男教授说，现在西方的管理会计，“与其当作七十年代会计，不如当作本世纪末的会计。”①英国《管理会计》杂志1983年第一期，刊登了曼彻斯特大学财务会计系的一个调查，指出英的企业，“很少有成本习性的正式分析，很少有人使用边际成本分析方法，也没有找出使用复杂的数学分析技术的证据，人们广泛用的是吸收成本法、历史成本法等等。”他说：“管理会计研究工作者日益认识到他们对管理会计所能完成的作用缺乏了解。…...就现行教科书方法而论，也许就是这种情况。”②美、英、日相当一部分会计学家、经济学家，对管理会计中以数学模型作为决策的主要依据，把责任会计当作控制的中心环节，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致认为管理会计研究工作者，必须到实际经济生活中去，要研究实践中的管理会计，而要作这种研究，不能在高等学术机构内进行，需要与实践中的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进行合作，这样才能缩小管理会计和实践之间的距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管理会计中的数学方法问题。他们书上所介绍的一些数学模型，既不存在“不确定型”问题，也不存在信息取得的代价问题。由于复杂的经济生活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他们把概率论的方法引入决策模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致力于发展十分复杂的数学模型，致使理论和实际的脱离更加扩大。在他们的会计刊物上，充斥了晦涩难读的文章，不仅实际工作者无法接受，就连他们的理论工作者也认为莫测高深。经营决策面临的十分复杂的外界环境、多种因素，往往不是数学模型所能描绘的。即使是数学模型的反映是正确的、最优化的，但由于政治的、社会的、非经济的各种因素的影响，最后的决策往往还要甩开最优化数学模式。因而，西方企业家所用的决策方式和会计理论家设计的决策模式，往往是相距很大的。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的同志认为把西方管理会计的理论方法学懂了，就可以在中国运用自如了，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和西方管理会计比较，无论在外延范围上或内涵实质上两者都是有很大区别的。除了上面讲的连外国学术界都承认了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我们不能“依样画葫芦”以外，就是对于那些纯技术性的方法，在利用时，也要注意周围的具体条件。在理论研究中，还要注意任何方法的运用，都是以一定理论作指导的。比如，机会成本、边际收益、供给需要弹性、价格决定、市场机制等经济概念的论述，都是运用边际分析方法阐明的数量经济规律，虽然可以借鉴，但借鉴时必须认识到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庸俗性和局限性。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提法，是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相对抗的。更需要强调的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局限性，边际分析法只能用于单个企业的经营活动，而对整个社会，资本主义只能通过自由竞争和自发的市场机制来间接实现。因此，西方的管理会计，无论从方法到理论，把它全盘搬到中国来是行不通的。四、必须研究中国的国情借鉴外国的经验，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管理会计的重要指导思想。作为一门学科，管理会计本身应该有一套基本原理、指导原则及其具体运用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加强对它们的研究，我国管理会计学科的建设就不能取得进展。我们对管理会计的研究，决不能只停留在单纯学习国外现成的模式上，必须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崭新的体系。当然，这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指导思想是否正确，会直接加快或延缓这个过程。会计是一种实践活动，是一种有目的的、能动的管理活动，管理会计的理论，是对这种管理活动的抽象概括、理论的上升。国外一部分学者之所以陷入脱离实际的泥坑，是由于他们对会计这个客观事物的看法不对头。流行的看法是把会计看成是一个脱离人的意识活劫的、纯粹的数学信息系统，会计仅仅是个数字的传输、加工的工具，因而可以绝对地、完全地用数字的方法进行描绘，这实际上是把会计等同于电子计算机。但客观事实上的会计，却是一种充满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管理活动，会计所反映和控制的对象——经济活动，是个充满矛盾运动的辩证过程。会计对象的状况，决定了会计反映、控制和监督活动的状况，会计反映，不是机械的，而是能动的，会计控制和监督不是被动的，而是有效的。割裂会计和会计对象之间的必然联系，这是西方会计学者陷入理论脱离实际的泥坑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决不能走这条路。因此，从我国国情出发，研究和运用管理会计，既是个指导思想问题，也是个方法问题。会计学，主要的是一门经济管理科学。建立一门新兴的管理会计学，当然要付诸应用，而且是在中国应用。只有适合中国国情，才是可行的；只有在中国能够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才有实际的价值。那么，从中国的情况出发，我们有哪些特点呢？第一、西方的管理会计是建立在全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而我们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无论在产、供、销的任何一个环节上，国家计划的主导和指导作用是决定性的，市场机制只能是一种辅助的作用。比如流动资金的储备和控制，在国外是“充分自由”的，我们不行，就一个企业而说，也不是自己所能完全控制的。因此，在具体程序上，我们有些可能要简单些，有些则可能更为复杂。第二、西方管理会计整个体系是以“利润”为核心，他们预测、决策的全部立足点是放在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上，利润最大化就是经济效益最优化。我们固然要重视利润，也要预测利润，在决策时不能不考虑利润，但它已不是“最高原则”，而且也不是衡量经济效益高低的唯一标志，因而我们的管理会计体系，从指导思想来说，就不能是一切围绕利润转。第三、西方资本主义企业，是绝对“自由”的、“独立”的、排它的，因而他份在决策时只考虑外部对本企业的影响，而不考虑本企业对别的企业的影响。我们是社会主义企业不仅要考虑外部对本企业的影响，还要立足本企业，放眼全社会，要考虑别的企业的利益和社会利益，不能本位主义，不能以邻为壑。第四、西方的管理会计和行为科学结合，运用的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心理学那一套。我们主要靠思想政治工作，靠共产主义教育，靠主人翁的责任感。第五、西方的管理会计，完全是经理人员、会计人员对工厂的管理；对职工的管理，是一种企业管理。我们必须走群众路线，职工是企业的主人，管理也必须有群众参加。管理会计也不应该完全是“经理人员的会计”，而应同时是工人群众的会计。第六、西方的管理会计，以高等数学为支柱，依靠各种繁杂的数学模式。我们不能以数学模式为“万能法宝”，必须在管理会计中考虑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多方面的实际情况。第七、西方的管理会计是和他们的整个的现代化生产、现代化管理同步的，无论从经济、人才等方面都有相当的基础。我们在运用一些先进的技术种方法时，也必须从我国企业的现实情况、会计人员的现实情况出发。五、努力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会计我们要不要管理会计？回答是肯定的。我们的会计工作、会计学，应该有一套参与经营、参与决策、参与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无论叫“管理会计”还是“经理（经营管理）会计”，或者叫别的什么名称，这一套总是要有的。一方面我们要学一点外国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三十多年来，从管理会计的理论到实践，我们并非一张白纸，应该说有较高的理论见解和丰富的实践。比如：我们搞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管理，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基础，就没有必要另起炉灶去搞一套全面预算的体系，我们从五十年代的班组经济核算，到六十年代的指标分解，资金分级归口管理，直至今天的内部经济责任制；无论从理论到实践，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不同于西方的责任会计。在决策的可行性研究、投资效益的分析方面，不仅五十年代搞的重点建设工程，有许多经验可以总结，而且今天举世瞩巨的各项重点建设工程，也正在创造着大量胜过西方管理会计书籍介绍的一些方法。我们有很多实际工作者，在本职工作岗位上，通过编制的各种切合实际的模型进行的各种计算和分析，用来预测和决策，都是相当成功的。我们应该把这些零星的、分散的、缺乏条理性的经验，加以总结、提高，使之系统化、理论化，那么，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学，是可以逐步形成的。一种理论，一门科学，越能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就越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各级领导的支持和重视。社会对管理会计这门学科的重视程度，是同管理会计这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社会贡献的大小成比例的。因此，我们应该在总结经验、结合实际方面下功夫。根据我们目前的实际情况，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时，应当着重注意哪些问题呢？第一、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单靠会计工作是无法使经济效益提高的。会计作如何从促进经济效益出发，和生产技术相结合，渗透到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中去，这是管理会计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第二、经济责任制无论从农业商业等各行各业来说，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责权利紧密结合的经营管理制度。但事实证明，经济责任制不和会计工作相结合，就不能持久、巩固；而会计工作不渗透到经济责任制的推行、发展、提高的全过程之中，就无法参与管理。因此，如何结合经济责任制使会计的核算方法、指标体系、责任考核、定额控制、财务监督等等进一步完善，也是管理会计急需解决的问题。第三、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会计工作的着重点，要从事后算帐转向事前算帐和事中控制。如何实现会计工作这个着重点的转移？在组织上、思想上、理论上、方法上要解决哪些问题核算监督如何为管理服务？管理向核算监督提出哪些要求？管理会计对这些都需要作出回答。第四、企业的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的经济效益，微观的经济效益要受宏观经济效益的指导和制约。因此，管理会计的理论方法体系，必须打破一个企业的范围，要从社会的、全局的、整体的经济效益去建立我们的管理会计的理论和方法体系。第五、在方法上，我们要讲究总体研究的方法，确立系统的观点；要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既受国界限制，又不受国界限制；要注意动态研究的方法以及定性定量研究的方法。第六、要重视数字的运用，但不要迷信数字。会计要为提供全面、正确、及时的数据而努力，要改进计算工具，要善于利用数据进行控制、分析、反馈、指导、调节、监督、协调、预测、决策。这方面我们目前做得还很不够。但数量分析仅仅是决策的重要条件之一，不是唯一条件。我们现在的主要弊病是缺乏数量分析，或是数据不准确、不完全、不及时心中无数，从而导致盲目决策，造成极大损失。因此，建立科学的信息管理系统，是当务之急。但是数学模型不是万能的，必须和多方面因素相结合。我希望，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努力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会计，能成为全国会计理论研究人员、会计教学人员和会计工作者的真正有效的实际行动。注：①机床工具财会研究会《财会研究》1983年第8期（日）青木茂男《管理会计的新动向及其展望》（文蔚之译）②天津财院会计教研室《会计参考资料》1983年第37期《缩小管理会计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石爱中译）证书介绍管理会计师专业能力（PCMA）证书，由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中总协）颁发，是中国本土管理会计人才铂金级证书。初级认证主要面向中基层从业者和大学在校生，中级认证主要面向能力和经验兼具的中高级从业者。学员在接受相应培训、参加并通过由中总协主持的管理会计师专业能力考试后，可取得相应级别管理会计师证书。证书特点中国本土管理会计权威认证：中总协颁发、报考条件宽、周期短、成本低、含金量高、就业竞争力强适合人群l 想进入管理会计岗位的财务和非财务人员l 有一定经验期望进一步提升的财务人员l 未来想从事财务相关岗位的在校学生l 期待能力拓展的其他岗位管理者

红刊财经 方沁雨编辑/李壮长袖善舞的华谊兄弟遭资本反噬。资本绑定明星模式在2015年为华谊带来近20亿商誉，隐患最终在2018年年报中爆发。华谊兄弟左手拿冯小刚业绩补偿，右手进行商誉减持计提准备，惹人注目。有专业人士指出，华谊兄弟的业绩补偿举措，不但体现了华谊兄弟财务不严谨，而且令股民蒙受损失。在A股，华谊兄弟的资本运作是不少影视公司效仿的典范。资本绑定明星，也被称作“明星收入资本化”，是华谊兄弟在过去几年间探索出来的新模式，更是首开先河——溢价收购明星新成立的公司并将款项以现金形式一次性付清，而支付对价高于标的公司所承诺的净利润总和。该形式推出之初，便引发市场多方关注，这也使得“始作俑者”一度站在风口浪尖。易凯资本创始人王冉曾撰文作出评价，表示影视公司的成本变成了收入，“玩儿得更生猛的，甚至可以如法炮制同时和不止一家公司合作，也从不止一个地方拿到市盈率的倍数。”但这一模式为华谊兄弟带来了巨额商誉。华谊兄弟2015年报显示，当年新增近20亿元商誉中，约有18亿元由“资本绑定明星”模式所带来。到了2018年，华谊兄弟全年实现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0.93亿元。华谊兄弟将业绩变脸的一部分原因归因于包括商誉在内的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而随后披露的公告显示，华谊兄弟将计提9.73亿元的商誉减值，其中有约3.02亿元来自原来由冯小刚控制的浙江东阳美拉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拉公司”）。这一事件招致深交所发来问询函。而长期专注并购事务、现为某上市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的槎溪散人（笔名）最近撰文指出，华谊并购东阳美拉有悖惯例，且业绩补偿条款亦有歧义，且让投资者遭受损失。但是，华谊兄弟并不认可槎溪散人的观点。补偿款数额有争议 原始业绩补偿方案存歧义当年华谊兄弟以10.5亿元受让美拉公司老股东冯小刚、陆国强持有的目标公司70%股权，估值以老股东承诺的目标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税后净利润的15倍（即15亿）为计算基础，而老股东需要在此后的5年内（截止日期为2020年12月31日）完成约定业绩承诺。根据条款计算，老股东5年内共计需要完成6.75亿元净利润，其中，2018年需要完成约1.32亿元净利润。槎溪散人指出，美拉公司2018年实际完成利润为6502万元，仅为承诺应完成的49%，根据条款，冯小刚需要以现金方式补足美拉公司未完成的该年度业绩目标之差额部分。冯小刚的业绩补偿款如约而至。华谊兄弟2018年年报的其他应收款一栏里列示了冯小刚的业绩补偿款，年末余额约为6821万元。同时，在营业外收入一栏进行了备注，表示当年股权补偿收益为6066万元，其中美拉公司少数股东的业绩承诺补缴差额计入营业外收入约为4775万元。争议便围绕着上述一串数字展开。槎溪散人认为，此处冯小刚显然是按税前做业绩补偿，而这一做法直接导致上市公司又损失一笔2274万元的现金。而根据华谊兄弟对《红周刊》的回复看，华谊兄弟认为这2274万元并不是税收差异，冯小刚补偿业绩为6821万元，业绩补偿计入营业外收入为4775万元，其间差额2204万元，属于美拉公司“少数股东（原文为“固定”）损益”，不计入华谊兄弟财务报表；此外，冯小刚支付的业绩补偿以资本投资形式计入美拉公司资本公司，不需要缴税，合并层面进入营业外收入也不需要缴税。目前华谊兄弟持有美拉公司70%股权，槎溪散人向《红周刊》记者指出了华谊兄弟回复中的数字悖论：“首先，6821万元与4775万元的差额为2046万元，而不是2204万元。很显然，2046万元的差额是赔偿款的30%。我所说的2274万元，是冯小刚应补偿款与实际补偿款的差额，即股民损失的部分。”那槎溪散人算出的2274万元是怎么来的？槎溪散人认为，冯小刚应以税后净利润做业绩补偿，也即冯小刚的业绩补偿款应为业绩差额/（1-25%），即6821万元/（1-25%）——这25%是企业所得税率，由此，冯小刚应做业绩补偿约为税前9095万元，而这个数字与实际冯小刚做出的业绩补偿税前6821万元的差额才是他所提出的“2274”万元。同时，槎溪散人还纠正，华谊提出的“少数股东损益”应为“少数股东权益”，“因为少数股东损益对应的是美拉公司当年的利润，少数股东权益对应的是美拉公司权益部分，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导致这种分歧产生的原因和华谊兄弟当时公布的业绩补偿方案不无关系。华谊兄弟对于业绩补偿并未说明是以税前计还是税后计，只说明“以现金的方式（或目标公司认可的其他方式）补足目标公司未完成的该年度业绩目标之差额部分”，而这部分在槎溪散人看来，也存在歧义。“理解为现金补偿目标差额呢，还是现金补偿差额至承诺目标呢？从法律层面讲，理解为现金补偿目标差额没有毛病，但如果是善意双方，难道不应该现金补偿差额至承诺目标么？”槎溪散人表示，华谊的做法合法却不合理，以他实操的经验看，华谊对美拉公司的并购从条款设定上来说，未遵循常例，而这才是争议的源头所在。处理方式违背惯例 或因明星收入资本化所致2015年6月，槎溪散人在《财会研究》发表了关于业绩承诺现金补偿相关的论文，据槎溪散人称，近几年随着会计处理规范，上市公司并购会计处理涉及相关的问题基本都以论文中所倡导的建议进行处理。“华谊兄弟的案例实属罕见。从过往案例看，如出现实际业绩不达标且差额较大，上市公司需要一边根据业绩赔偿款及业绩补偿款，记营业外收入（控股股东业绩补偿做资本公积），一边需要根据业绩差额大小做商誉减值测试，计提相应商誉减值准备。如是做业绩赔偿及业绩补偿，过往的案例一般为已经授予的股票注销，上市公司尚未支付的现金扣付。像华谊兄弟这样，一次性支付10.5亿现金，不用业绩赔偿，只需业绩补偿，承诺方交回现金补偿金的案例，少之又少。”槎溪散人表示。槎溪散人对往期收到现金形式业绩补偿的案例进行归类，计入“资本公积”的，有如苏宁环球(000718)、鑫茂科技(000836)、海立美达(002537)等公司，计入“营业外收入”的，如永泰能源(600157)、中超电缆(002471)等公司。“影响记入资本公积还是记入营业外收入，主要区别有两点。一看补偿方，是控股股东还是一般股东，抑或是独立第三方。控股股东一般是记入资本公积，其他方一般记入营业外收入；二看承诺利润差异原因，倘承诺利润未完成，一种原因是置入资产发生变化导致利润未完成，如并购时点存在的资产发生变化，比如并购时点存在的应收账款、存货、固定资产，在该期间收不回或减值了等等，这部分资产变化导致的利润未完成之业绩补偿，记入‘资本公积’，而如标的盈利能力降低收到业绩补偿，则记入‘营业外收入’。浙江东阳美拉传媒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9月2日，截至并购日2015年11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总资产1.36万元、总负债1.91万元、净资产为负0.55万元，很显然该公司没有什么资产，因此承诺利润差额与置入资产无关，全是盈利能力差额。业绩补偿款，损益性交易性质，毋庸置疑。但是，税收是实质重于形式，根据权益性质还是损益性质来判断是否缴纳企业所得税。大量的实践案例证明承诺利润补差属于损益性交易，应当缴纳所得税。当然，A股也存在未缴纳所得税导致会计差错调整的案例，比如斯太尔。”槎溪散人说。如前述所言，华谊兄弟此前一次性支付10.5亿现金从冯小刚、陆国强处收购股份，使得华谊兄弟被扣上了激进帽子。而此前有分析指出，明星收入资本化这种模式，看似是买入了明星、名导注册的空壳公司，实际上是提前支付片酬及分成，令原本属于明星们的片酬变成其控股公司的营业收入，使得合并利润表的成本、现金流量表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均减少，比如收购冯小刚新创立的美拉公司，是为了获得冯小刚储备的《芳华》《手机2》等影片资源，也是为了和冯小刚进行进一步绑定。但商誉暴雷后一地鸡毛，这些损失最终还是要股民买单。（本文已刊发于2019年6月1日出版的《红周刊》）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论文（设计）题目：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现状探讨学 院： 专 业：会计学 班 级：学 号: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目录摘要 引言 1.会计信息披露重要性 2. 会计信息披露内容和要求 3.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现状 3.1会计信息披露不真实 3.1.1包装招股说明书 3.1.2粉饰财务报表 3.1.3谎报募集资金用途 3.2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 3.2.1对偿付能力的披露不足 3.2.2对应收账款的风险披露不足 3.2.3对或有事项的披露不足 3.2.4会计信息定量披露不足 3.3会计信息披露不规范 3.4会计信息披露不及时 4.影响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原因 4.1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 4.1.1股权结构不合理 4.1.2董事会功能弱化 4.1.3监事会形同虚设 4.2外部监管体系不健全 4.2.1法律基础不够完善 4.2.2政府主体越位严重 4.2.3社会审计独立性丧失 5.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的对策 5.1优化公司股权结构 5.2完善独立董事制度 5.3明确政府监管权责 5.4提高社会审计独立性 参考文献 致谢 摘要随着证券市场和资本市场日益成熟完善，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要性越来越凸现出来，投资者需要借助披露出来的会计信息了解上市公司情况，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但是会计信息披露情况并不那么令人满意，普遍存在虚假披露的情况，比如近期曝光的“绿大地事件”和“獐子岛”事件，造成了投资者的极大损失和证券市场的不良风气。本文首先阐明了会计披露制度的重要性，说明了在法规约束下会计披露的内容和要求。然后揭示了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披露存在的诸多问题，再对问题存在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剖析，提出了完善会计披露制度的针对性建议。经过分析总结，最终得出上市公司会计披露现状存在不真实、不及时、不充分、不规范四方面问题，影响上市公司会计披露的深层次原因是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和外部监管不到位两方面，由此针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加强外部监管两方面提出解决对策。关键词：会计披露，公司治理结构，外部会计监督AbstractAs the securities market and capital market increasingly mature and perfect, the importance of the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s more and more apparent, investors need to use disclosure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of listed companies to make rational investment decisions. But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s not so satisfactory, fulling of widespread false disclosure, such as the recent exposure of the "green earth event" and "roebuck island", which has caused great losses of investors and unhealthy practices in the securities markets.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listed companies, firstly clarify the importance of accounting disclosure system, illustrates the content of accounting disclosure under the rules and requirements. Then reveals some problems in accounting disclosure of listed companies in our country,analyzes the deep-seated reasons for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to perfect the accounting disclosure system. After analysis and summary, finall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re are four problems in the accounting disclosure of listed companies, that is unture,not timely,not fully and not standardize.Which influences the deep reason of accounting disclosure of listed company is the company's inter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is imperfect and external supervision does not reach the designated position, thus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to improve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strengthen the external supervision.Key words:Accounting disclosure,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External accounting supervision引言近几十年来市场经济飞速发展，证券市场逐渐成熟完善，越来越多的公司纷纷争取上市，想要借助资本市场的东风筹措企业发展所需资金。截止2015年末，我国沪深A股已经有2700多家上市公司。在这样的趋势下，投资者群体日益多元化和理性化，愈发关注会计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规范性、中立性。相关法规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及时披露会计信息，确保信息真实完整，以保证广大投资者的应有权益，维护资本市场的正常秩序。我国证券市场的日益成熟要求会计披露制度跟上发展速度而不断完善自身，意图在于保证证券市场的有序稳定，促进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因此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完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成为大势所趋。2015年相关监测数据表明，沪深两市内披露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数量有所上升，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总体披露情况差强人意。近几年来我国证券市场得到飞速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显露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弊病。证券市场屡屡被曝出公司财务丑闻，比如四川长虹的造假、中科创业事件、蓝田股份的欺诈、红光实业的虚假招股说明书等等。这些事件的曝光引起了会计界的反响与反思，造成社会各方对上市公司产生信任危机，也使得完善会计披露制度成为亟待解决的工作。1.会计信息披露重要性会计信息披露即上市公司在法律要求的框架下，把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成果以报告的形式呈献给证券监管部门，并告知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的一种行为，近年来会计披露的必要性越来越凸现出来。在证券市场乃至资本市场中，股票购买者或者说投资者是顾客，股票是特殊的商品，投资者需要了解商品的价值才能确定商品是否值得购买。可是股票这种商品无法通过外在表现出来，只能通过上市公司定期的财务报表披露出来。所以，会计信息披露成为投资者详细了解上市公司价值的唯一公开手段，是进行投资决策时十分重要的科学依据。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但这个信息系统两端的提供者和使用者存在地位不平等的情况。会计信息使用者只能单方面被动地接收信息，而且接收到的信息质量完全取决于会计信息提供者。如今，市场经济体制越来越发展完善，理智的投资者愈发要求会计信息提供者和使用者地位的平等化。法律上也愈加规范和完善，要求上市公司真实、及时、规范地披露企业的财务信息给广大投资者，目的都是争取最大范围内保护投资者权益。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是证券市场乃至资本市场的基石，完善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能够惠及诸多方面，能够使得投资者透过上市公司的财务情况、现金流量、经营成果等会计信息辨别高质量证券和低质量证券，使得价格能够近似的、真实的反映价值，避免高低证券的价格混同在一起。能够保证高质量的上市公司能够更好地筹集资本营运发展，逐渐淘汰低质量和有水分的上市公司，有利于资金这种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够激励上市公司着眼于自身发展而非在股市上玩弄手段，制造良性的商业竞争氛围。长此以往，有助于证券市场乃至资本市场的健康、良性发展，因此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重要性毋庸置疑。2.会计信息披露内容和要求 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需要详细了解上市公司的真实情况，所以《证券法》要求企业在申请上市和继续配股时必须披露招股说明书。招股说明书是股份有限公司在刊行股票时向公众披露相关事项，对潜在股票购买者建议购买本公司股票的文件。中国证监会颁布的《招股说明书的内容与格式》，规定了必须披露的内容有经营成果、负债项目、募集资金用途、重大诉讼事项等。招股书详细展现了企业的大致状况，便于投资者审阅鉴别企业的实力从而进行投资决策。定期报告是上市公司在法定时限内编写并公布于众的表现某一阶段运营情况的报告,是上市公司信息持续披露的最主要的形式。因此《证券法》对上市公司定期报告的披露有着严格法律规定，要求必须披露的内容有公司简介、主要财务指标、股本变化和股东持股情况、财务会计报告、重大事项等等。临时报告是上市公司依据《证券法》把会给公司股票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披露给公众的报告，是企业持续会计信息披露义务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种类繁杂多样，较为常见的有董事会决议公告、监事会决议公告等等。对于投资者来说规定了会计披露的内容还远远不够，因此《会计法》还规定了披露内容的质量要求。可靠性是会计信息披露最重要的要求，失去可靠性会计信息的质量也就无从谈起。广大投资者最关心的也是披露的会计信息是否真实可靠，会计数据是否经过粉饰修改，所以《会计法》把可靠性放在了会计披露要求的第一点，凸显其重要性。及时性带有两方面的含义，包括处理及时和报送及时。处理及时要求上市公司对实际开展的会计事务，必须在规定期间内及时进行规范处理，不能延滞到后一期。报送及时要求上市公司的会计资料应在一个会计期间停止后的法定期限内及时报送给信息使用者，不能拖延到后一期。谨慎性要求上市公司对真实开展的各项会计事项进行确认时，需保持高度谨慎且充分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风险和亏损。《会计法》要求会计人员秉持不高估产和收益，不低估负债和费用的原则，具体运用有资产减值准备、销售收入的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成本与净现值孰低法等。重要性要求上市公司在披露会计信息时对于重要事项应该予以详细说明，对于次要事项可以披露从简，做到有详有略、重点突出，便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审阅和理解3.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现状我国目前共有2700多家上市公司，他们都遵循相关法律规范披露了企业会计信息，但是总体披露情况差强人意。从最近曝光的诸多财务违法事件，我们可以看出上市公司会计披露质量的冰山一角，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3.1会计信息披露不真实目前上市公司披露会计信息的虚假披露现象非常严重，这是目前会计信息披露方面最为普遍也是风险性最大的问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不真实披露，往往是源于利益的驱动，比如还未上市的公司想要上市，已经上市的公司妄图抬高股价等等。广大投资者最关心的就是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然而他们能够接触到的会计信息，大多是经过财务人员修饰过的虚假会计数据和误导性称述，最终导致投资决策的失误。整体上看，出现的会计信息虚假披露行为由下列三种手段实现：3.1.1包装招股说明书《公司法》对公司的上市有着明确的规定，公司必须持续盈利三年才能发行新股，上市公司如果连续三年净资产收益率低于6%则将失去配股资格，连续亏损两年的上市公司将被停牌。这些门槛的设定本来是为了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但是一些公司为了获取上市资格和不失去配股资格，极力编造招股说明书里的会计数据，用虚假信息包装招股说明书。经过证监会审批之后提供给广大投资者，从而达成误导迷惑投资者的目的。例如，万福生科被曝光从2008年至2011年四年期间，虚增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达到亿级，导致2011年盈利结果大幅下调98%。3.1.2粉饰财务报表我国的上市公司经常是从组织结构复杂的国有企业剥离出来的精华部分，母公司为了争取让子公司上市，往往把所有的资源都用在美化这个子公司的用途上，上市成功后又利用子公司募得的资金进行自身运转。可能是为了实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又或是经理层为了展现能力，也可能是为了企业少交税，粉饰财务报表成了上市公司一定会做的事。通常采取以下手段：虚增资产，粉饰关联方交易，调整收入或费用粉饰利润等，最终用虚假数据粉饰的报表欺骗投资者，达到筹集资本的目的。例如，2012年轰动资本市场的绿大地造假事件，绿大地在上市前后通过关联交易的手段，进行虚增资产和收入，造成的亿元级差错达12项。3.1.3谎报募集资金用途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是由原来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由于国企改制改造的不够彻底，造成控股股东占股比例居高不下，有的甚至高达90%。拥有绝对影响力的大股东利用其控制权肆意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把本应用于生产经营发展上的资金用于个人消费或资产转移。不仅如此，控股大股东还操纵财务人员编制虚假财务报告，披露不真实的会计信息，蒙骗投资者。不仅损伤了公司形象，而且有碍公司的健康长远发展。例如，2004年的德隆系覆灭事件，就是由于随意挪用募集资金导致了资金链断裂。3.2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目前，一些上市公司以保护公司隐私为借口，对有损公司形象的会计信息隐藏披露，导致投资者不能充分了解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发展情况。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3.2.1对偿付能力的披露不足评价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偿付能力的好坏，如果企业不能到期偿还债务，它将面临破产清算的风险，更别提长远发展和盈利了。现在一些公司以保护商业秘密为理由，对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资本充足率等重要数据不予披露，使投资者对企业的偿付能力不能详实地了解。偿付能力是保险公司的核心数据，对于行政处罚、偿付能力不足等负面信息则普遍缺失。在2011年保监会罚款合众人寿内蒙古分公司35万元以示警告，但合众人寿在会计信息披露中并未提及。3.2.2对应收账款的风险披露不足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和商业信用的日渐推广，赊销成为现在商业社会的一种主要销售方式。赊销一方面有助于减少存货、增加主营业务收入、扩大市场占有率，但实际上应收账款的存在本身也会造成坏账风险。公司应该根据应收账款的账龄和金额，对其风险进行估计界定，计提坏账准备，并把相关信息披露给投资者。否则会误导投资者，让他们以为企业有很多资产，实则大部分应收账款都已经是收不回来的呆账了。例如，宏达公司对应收账款的风险进行了错误估计且披露不充分，导致2005年变成了巨额应收欠款，严重影响了公司的现金流量，造成巨大的营运资金缺口。3.2.3对或有事项的披露不足或有事项属于上市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的不确定事项，随着经济发展或有事项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影响愈发重大，可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甚至更加深远的危害。上市公司比较多见的或有事项如下：重组义务、商业票据贴现、未决诉讼和仲裁、持续经营能力可能存在问题等。对上市公司或有事项披露不充分会对企业产生巨大影响，例如2004年四川长虹被曝出隐瞒披露，主要在于或有事项上处置欠妥，未把巨额预计负债确认并披露出来。3.2.4会计信息定量披露不足数字是会计信息中非常重要和准确的表达手段，数字构成的定量披露能精确具体的呈现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但目前在信息披露现状中，一些上市公司对于不利于公司的会计信息措辞含糊，用描述性词语代替具体数字，定性披露多而定量披露少。这些情况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信息的可比性，造成投资者无法确切了解公司实际情况。3.3会计信息披露不规范国家力图用法律条款规范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行为，但是仍然有许多上市公司在处理该问题上不够规范，随意选择信息披露的格式和内容，这些不规范的披露行为导致产生了大量的内幕信息和证券市场的混乱无序。一些上市公司甚至刻意散播股价涨跌的小道消息，扰乱中小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行为，这种信息披露方式不仅是违规的，而且缺失社会道德责任感。例如，2007年的“杭萧钢构案”，由于写错了一个数字造成股价波动巨大，轰动整个证券市场，令中小投资者损失惨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上市公司在会计信息披露格式方面随意性较大。新准则明确规定了会计信息披露的通用财务报表格式，包括需要披露的具体报表项目。可是一些上市公司无视新准则的规定，随意调整报表项目，怎么对公司有利怎么披露，这种随意性极大地降低了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信息的可比性。3.4会计信息披露不及时信息质量的第一要素是时效性，特别对会计信息来说及时性非常重要，投资者需要利用及时的会计信息去了解当下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各项数据指标。为了督促上市公司更好的完成会计信息披露的责任，《证券法》对披露时限做出详细规定：上市公司中期财务报告必须在半年度终了60日内编制完毕，年度财务报告必须在年度结束120日内编制完毕。这一规定本身就导致了披露滞后的问题，无法满足决策者对于会计信息时效性的要求，会计信息的质量大打折扣。然而现实情况更加糟糕，一些上市公司不仅利用其有利地位延迟披露，还在屡次被银监会警告后继续延迟披露。上市公司在披露会计信息事情上经常性的延迟通常意味着存在内幕交易，熟悉内幕的人员事先获得消息并且借助各种手段牟利，欺骗误导不知内情的中小投资者，导致投资者承担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例如，2004年国光瓷业被曝出没有及时披露对外担保总额78589万元，以及重大关联交易22321万元。4.影响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原因4.1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目前的治理结构处于转型期，国有企业数量众多且大都需要重组，同时又沿袭了原有繁杂的规章制度。目前会计披露出现的一系列弊病，归根究底还是公司结构转型不彻底，导致披露产生过程中出现诸多纰漏。从会计信息的传递过程来看，会计信息首先从经理层产生，由董事会审计核查，再经监事会监督检查，然后交给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社会审计，最后披露给会计信息使用者，整个过程与公司治理结构息息相关。因此，会计披露质量好坏取决于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是会计披露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4.1.1股权结构不合理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决定整体的决策机制和监督机制，能够引导上市公司的披露行为。描述一个公司的股权结构通常从两个方面，一是股权构成，指的是国有股、法人股、社会公众股三者的比例；二是股权集中度，指的是大小股东因持股比例的差异所体现出来股权是集中还是分散的指标值。股东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掌握着最高决策权，各部门成员的任命和免职都要得到股东大会的许可，所以股权结构会对披露质量产生根本性影响。由于大股东拥有着绝对控制权并处于绝对控制地位，往往利用控股股东的特殊地位向经理层施加压力，授意会计人员编制虚假的会计数据，完全把控披露给投资者的会计信息。于此同时，对公司决策丧失重大决定权的众中小股东，已然放弃对公司决策的表决权、投票权，进而对会计信息的监督抱着漠然无视的态度。合理的股权结构能起到制衡作用，而这种不合理的股权结构也会把制衡程度拉到最低。在中国，上市公司国家持股甚至作为大股东都是非常普遍正常的，出于国家利益考虑，干系经济命脉的行业必须由政府把控和节制。从股权构成看，国有股和法人股占比过高，社会公众股占比很低，于是市场上能流通的股票很少。我国上市公司国有股比例高，导致了公司决策带有国家政策的印记，容易造成政企不分。从股权集中度来看，大股东绝对控股导致了中小股东丧失话语权，股东之间制衡度极低。此时，会计信息披露完全被大股东控制，大股东决定披露的内容、发布的时间，真实性和及时性无法保障，信息质量大大下降。综上所述，具有以上两点特征的股权结构，往往不利于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4.1.2董事会功能弱化董事会是决策机构也是执行机构，掌管着公司各种生产经营行为，是实质上的实权派。其中独立性是董事会行事的灵魂，是保证董事会发挥监督和制衡两大功能的关键。《公司法》作出如下规定，董事会需要对公司提供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但是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实际情况差强人意。首先，控股股东掌控了董事会人员的选举，选出来的董事会成员多为大股东的内部人，很少有小股东代表，严重影响董事会独立性的发挥。其次，董事会里的内部董事占比多，缺少专业性强、独立性强的外部董事，以致于做出的决策难以达到科学公允。最后，董事会和管理层成员的重合度高，主要体现在管理层与董事会重合，从而形成一种管理层自我监控的尴尬局面。董事会对会计信息披露有着复杂的作用机制。由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不合理，董事会往往是内部人控制的局面，所以董事会成员对股东大会通过的决定不会投反对票，也不会对股东行使罢免权，制衡作用丧失。大股东没了制约就会肆无忌惮地做出一些不理性投资、过度消费、挪用募集资金之类不利于企业的决策。缺少了董事会的监督，这些也不会出现在披露的会计信息里。与此同时，董事会与经理层的重合过度，董事会不能起到监督经理层节约代理成本，增加公司盈余的作用。为了对市场上的中小投资者隐瞒其真实行为，上市公司必然会千方百计粉饰报表，编造虚假信息。此外，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还有很多成员的专业性不够，缺少对公司决策的职业判断，不能对会计信息进行有效地监督审核。董事会的作用聊胜于无，监督和制衡两个功能大大弱化。 4.1.3监事会形同虚设按照目前的公司治理结构，监事会的监督作用无法真正发挥。第一，监事会成员构成不合理。上市公司的监事会成员主要选自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他们在级别上隶属于董事会，其监督董事会的作用很难发挥。第二，监事会缺少切实的制约权力。我国监事会的法律地位虽然与董事会平等，但是仅有部分监督权，没有任免董事会和经理层的权利，也无权否决董事会和经理层的决策，行使监督检查权方式仅是书面审查和询问。第三，《公司法》没有规定监事会绩效的具体评估标准，无法精确衡量监管效果，同时缺少对监事会成员表现的评估标准和激励机制。4.2外部监管体系不健全4.2.1法律基础不够完善 法律是违法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对人们的行为有指导、预测、调节作用。在依法治国的环境下，要想保证一项工作很好的进行，必须有一定的法律规定进行约束。虽然我国目前在不断修正完善法律法规，但由于很多上市公司有国家持股这一特殊性，法规赋予上市公司诸多特权，为其在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的投机取巧提供机会。除了法律法规存在的诸多漏洞，我国法律对会计信息造假这类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还远远不够，使企业违法成本较低。低廉的违法成本相比巨大的经济利益来说根本微不足道，现实中很多人在面对利益诱惑时选择以身试法。除此之外，面对上市公司违法欺瞒上市，甚至上市后继续欺瞒股民的行为，相关部门没有按照规定给予切实的严厉打击，警告的作用聊胜于无。以上都导致了会计信息披露者违法时的侥幸心理。4.2.2政府主体越位严重政府会计监管即指政府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应有利益，保证资本市场的良性运转，运用各种手段引导上市公司进行财务信息披露的行为。在我国，证监会是代表政府实施市场监管的主要部门，其在证券市场乃至资本市场的地位举足轻重，拥有非常大的权限。首先，证监会会在公司首次公募阶段全面审核公司上市资格，审查公司递交的全部资料。接下来，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逐年进行会计报表审查，并且强制其披露相关财务信息。证监会在证券市场乃至资本市场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同时证监会隶属于国务院的事实导致其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意志的影响，以上导致目前政府越位现象十分严重。具体体现在证监会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上要顾及地方政府的政策目标，不能做到完全公平公正的监管市场运作。大部分上市公司作为国有企业的分支，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让国有企业利益得到保障，政府在监管过程中会对其放水甚至进行一些内幕操作。政府主体的这些越位举动都导致了上市公司的竞争平台有失公允，滋长了当下会计信息披露问题。4.2.3社会审计独立性丧失会计信息披露的社会监管主体是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核上市公司出具的财务报表，同时有着咨询、指导的作用，所以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与社会审计质量有着必然联系。理论上看社会审计能够有效降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造假概率，但现实情况是，我国很多会计师事务所尸位素餐，审计人员欠缺应有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社会审计最重要的特质就是独立性，遗憾的是我国存在着有缺陷的社会审计聘任制度, 导致了社会审计不可避免的丧失了独立性。上市公司的社会审计中存在着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本应由股东大会决定会计师事务所监督经理层，因为股东和经理层权责重合，造成了社会审计尴尬的境地。经理层可以自由选择会计师事务所对自己进行审计，如果经理层不满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太过严苛的审计报告，可以随意更换合约对象。会计师事务所往往为了报酬和利益，选择向经理层妥协而在审计上放水，最终造成财务信息的大面积失真。5.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的对策5.1优化公司股权结构针对改善股权构成首先要改善我国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占大流的格局，通过国家购买等手段逐渐地降低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比例，因为社会公众股能够上市流通而国有股和法人股不具备流通性，会造成股票市场上的不公平。其次，政府应该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逐步消除国有股、法人股、社会公众股流通性上的差别，从政策上看要继续坚持国有股股权分置改革。针对改善股权集中度可以采取加强管理层持股的方式，改变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现状。通过以上种种措施构建的科学合理的股权结构，有助于改变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不平等地位，有助于公司内部权力各方之间的制衡，也有助于完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5.2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在现代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中，董事会的成员通常来自控股股东而且所占比例较大，在董事会的决策过程中缺少外部的监督力量，从而导致董事会丧失了监督职权和制约职能。因此，引入独立董事来改善董事会的成员比例显得尤为重要。首先，独立董事具有独立的地位，没有复杂的利益牵扯，从而能在董事会内部形成制约内部董事的力量，强化董事会内部的制衡机制。其次从专业性上来说，独立董事具有完备的理论知识和实操经验，能够对公司的投资决策做出准确的判断，对公司的战略规划提出科学的建议。最后，应当运用立法手段规定独立董事的选聘程序，界定清晰其职责权力与角色定位。公司还应当构建独立董事的绩效考核机制，激励独立董事践行职责。5.3明确政府监管权责目前我国政府越位现象严重，政出多门现象普遍，导致上市公司在披露时莫衷一是。因此，完善会计披露制度必然涉及对会计监督主体权责的分离和整合，明确政府内部各部门的权力与责任，实现信息共享加强部门间协商合作，彻底杜绝责任推诿和违规会计披露者的侥幸心理。此外，政府应该通过下放监管权力给予市场更多的活力和操作空间，避免过多的行政干预，特别是要严禁对国有企业的宽容态度，从而营造一个公平公开的市场监管环境。政府监管部门也需要监督评价机制，可以从立法上完善行政问责机制，让每一个行政官员的职责都有法可依，犯错后是否被问责取决于严格的法律条款而不是临时性的行政决定，更加公正合理。5.4提高社会审计独立性独立性是社会审计的信誉之本，只有具备了独立性的前提社会审计才能出具可信的审计报告，才能客观公正的监督、评价会计主体。首先，在我国现有的社会审计聘用机制下，经理层和会计师事务所的不公平地位使社会审计独立性受限。因此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根本，让股东大会和经理层各司其职、互相制衡，减轻权利巨大的经理层对事务所的压力施加，事务所才能不担心失去报酬和客户，才能放心、公正的进行审计。其次，应鼓励发展合伙制会计事务所，目前我国的事务所基本是有限责任制，赔偿额以个人出资额为限制，审计人员很可能为了获得报酬选择放水。因为合伙制负有无限责任，当巨额的赔偿金远远大于造假利益时，巨大的违法成本能够有效约束事务所的审计行为。综上两点，能够有效提高社会审计的独立性，完善会计披露的外部监督机制。参考文献[1]王建新．我国会计准则制定及其效果评价［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５．[2]牛素静．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的思考[J]．山西财税，2015，12(5):144~156.[3]彭晓洁.政府监管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刍[J].江苏商论, 2009,14(07):202~254.[4]冯根福.关于健全和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几个关键问题的思考[J].当代经济科学，2010，12(6)：214~247.[5]葛家澍,陈守德.财务报告质量评估的探讨[J].会计研究,2001, 11(11):106~124.[6]蒋海燕，谢柳芳．新准则下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监管探析．财会研究．2010,05(1):66~88[7]吴丹红．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J]．财会通讯，2012(5)：5O~52．[8]邢菁．环境会计在山西煤炭企业中的应用[J]．会计之友，2012(2)：25~26．[9]隋芳芳．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与经济绩效关系[J]．财会通讯，2012(5)：53~55．[10]康均，焦西丹．我国环境会计研究的现状与特点[J]．会计之友，2012(6)：10~13．[11]张秋昊．公平会计信息披露基本理论[I]．经济技术协作信息，2010（8）[12]魏明海，刘峰，施鲲翔．论会计透明度[I]．会计研究，2001(9)[13]刘立国，杜莹．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实证研究[I]．会计研究，2003(2)[14]陈海声．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缺陷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一兼评由出资者聘任会计人员[I]．现代财经一天津财经学院学报，2000(7)[15]黄世忠．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面临的挑战与思考．会计研究，2001(10)

南县，隶属于湖南省益阳市，地处湘鄂两省边陲，洞庭湖区腹地，北与湖北省石首、公安、松滋相连，西接常德市的安乡、汉寿两县，东临岳阳市的华容县，南与益阳市的沅江市隔河相望，东南与大通湖、北洲子、金盆、南湾湖、千山红等几大农（渔）场连成一片，总面积1321平方千米。为湖南省36个边境县之一。南县建制较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设县建制，但历史却悠久。1988年，南县被国务院批准为“革命老区县”。 2019年1月9日，凭借地花鼓入选2018—2020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单。2019年，南县下辖11个镇、1个乡，常住人口63.07万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30.74亿元。当然南县自古至今名人众多，今天小编就来带大家了解其中较为知名的六位，也欢迎各位朋友补充并指正，让我们铭记那些在历史上作出贡献的名人。第一位：周绪红周绪红，男，汉族，1956年9月出生，湖南南县人，博士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日本工程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结构工程师学会会士；曾任湖南大学副校长、长安大学校长、兰州大学校长、重庆大学校长。198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1月参加工作，1982年、1986年和1992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土木系，相继获得工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201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土木工程专业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在钢结构和钢-混凝土混合结构等新型结构的体系研发、理论研究和工程应用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第二位：邓汉民邓汉民，男，汉族，1944年9月生，湖南南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湖南省军区政治委员。现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61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伍后，历任战士、营部书记、干事、副科长。1970年10月任广东省梅州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73年10月任广东省军区独立第四团政委，1976年9月任广东省梅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80年9月在政治学院基本系学习一年，1983年5月任广东省梅州军分区政委。1986年9月在国防大学基本系学习，1989年8月任广东省军区副政委。1990年6月任海南省军区副政委。1993年2月任湖南省军区政委。1995年2月任某集团军政委。1992年7月晋升为少将军衔。第三位：段德昌段德昌（1904—1933），字裕后，号魂，1904年8月19日出生于湖南南县南洲镇火箭村，是一名中国工农红军指挥员、军事家。1924年，段德昌创办新华中学，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后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政治部工作，参加北伐战争，领导开展游击斗争，创建游击根据地。1933年在“肃反”中遭夏曦诬陷被捕，在湖北巴东被杀害，年仅29岁。1952年，毛泽东亲自为段德昌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书；2009年段德昌被中央宣传部等11个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第四位：刘镇武刘镇武（1945年8月25日－），湖南省南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首任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兼职教授。湖南省南县人，1945年8月25日生于益阳县邓石桥乡一个农村篾匠家庭。父亲目睹日军侵犯湖南时烧杀抢掠的罪行，无比义愤，给儿子起名“镇武”,希望他长大后习武镇边。1947年5月，全家迁到南县武圣宫镇，他在洞庭湖滨度过少儿时代。14岁考入株洲有色金属学校。1961年7月，投笔从戎。入伍后来到著名的黄草岭英雄连，经过艰苦磨练，很快成为尖子兵、神枪手、作风标兵和投弹能手。1963年，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他成为所在部队郭兴福教学班的班长，率领全班从难从严刻苦训练，军政素质不断提高。1964年在广州军区比武中，率尖子班夺得冠军。接着，又在全军分片比武中夺魁，荣立个人三等功。历任排长、作训参谋、作训股长、作训科长、军区军训部副部长、集团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第五位：汤谷良汤谷良，男，1962年生于湖南南县，经济学博士。现任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7年北京工商大学（原北京商学院）会计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毕业留校任教.1992年12月破格取得副教授职称，1995年12月又破格取得教授职称。1993年受聘为硕士研究生导师。1993年7月开始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财务专家黄菊波教授，1996年8月获得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工商大学会计学院院长。除校内工作外，他还兼任全国高等财经院校商业财会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商业会计学会学术委员、《会计研究》特约编审。1994年受聘于中央电大，任企业财务学课程的主讲教师，是《企业财务学》教材的主编之一。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企业财务管理专业高级财务管理课程教材主编。1990年被授予商业部系统优秀教师称号。1993年被北京商学院树为科研标兵。1996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青年骨干教师。第六位：黄伯云黄伯云，1945年11月24日出生，湖南省益阳市南县人，粉末冶金专家，“高性能炭/炭航空制动材料的制备技术”的发明人。1969年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今中南大学）特种冶金专业；1980年赴美留学，先后获爱阿华州立大学工学硕士、博士学位；1986年进入田纳西大学和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院士；2001年任中南大学党委常委、校长。1986年—2003年，黄伯云带领团队日夜拼搏，终于打破了国外对”高性能炭/炭航空制动材料的制备技术“的封锁，该技术在获2004年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1999年获湖南"光召科技奖"，2005年被评为CCTV感动中国2005年度人物，200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著有《钛铝基金属间化合物》；主编有《粉末冶金标准手册》；撰有《钛铝合金的抗氧化研究》等论文100多篇。

近年，高校后勤体制改革又提上国家重要议程，很多高校也相应进行了改革，改革的基调就是“高校不办企业”，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高校后勤有其存在的历史背景和特殊性，高校后勤单纯走社会化道路未必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特别是在面对重大安全稳定事件面前，高校还是需要有自己的强有力的后勤队伍。为此，在这高校后勤改革的关键时期，本人创作了这篇与社会化主流思想完全相反观点的论文，希望给决策者一些不一样的思路和启发。这点，对于高校，对于高校后勤，对于现有高校后勤人，或许很重要。前言自高校后勤服务推行社会化改革以来，我国高校后勤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校后勤服务走向了市场，减轻了高校的负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然而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本质是“市场化”）所带来的功利性与高校后勤服务本身的公益性之间的矛盾，一直是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难以解决的瓶颈。在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基本框架已经搭建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全面反思在此过程中所丢弃的高校后勤服务的部分公益属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并据此提出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的呼声。本文尝试从我国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历史、过程、成就和现状入手，系统分析我国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面临的困境，探析我国高校后勤服务公益性缺失的根源和公益性回归的必要性，并尝试性提出现阶段推行我国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的若干思路。导论（一）选题的背景及意义1、选题的历史背景及意义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一直以来是高校后勤体制改革主要研究的一个方向。应该说我国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这一方针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经济体制改革推向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会上明确了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等一系列重大决策，明确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并提出了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正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中，大量的国有经济体改制，工人下岗，社会化思潮泛化。在此基础上，医疗机构社会化、教育产业化等公共物品市场化、社会化改革随后兴起。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也从那时候起应运而生。时至今日，我国公共部门的社会化改革趋势是否有所缓和？公共部门的公共性回归，以及由此引申的高校后勤服务的公共化改革是否可行？这值得我们进行研究和探讨。2、选题的现实背景及意义近二十年来，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改革前我国后勤体制中不适应高校教学科研发展的元素，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一是初步改变了高校后勤服务保障工作单纯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现象，推行了以任务和经费承包为主的经济承包和目标管理责任制；二是基本改变了以传统的计划经营管理方式为主的现象，初步实行了科学的定额管理、目标管理和制度管理；三是有效地改变了由高校包办一切后勤服务的单一形式，形成了多种经营方式并举的多功能的后勤服务体系。但无论从外部环境因素还是从内部运行机制来看，在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过程中也出现了若干问题，主要根源在于：从市场化角度来看，市场价值规律与高校后勤服务的教育属性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这集中表现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处理上。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后，在其经营过程中应尊重市场价值规律，追求经济效益，但是高校后勤的任何经营服务工作都必须紧紧围绕、服从学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稳定的需要，把社会效益摆在首位，即高校后勤服务的公共部门性质。特别是现阶段，既不可能很快地割断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下来的公益性供给制的各种因素影响，又受到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的驱动，所以出现了高校后勤服务工作的商品化与公益性共存的局面，所谓“孔庙里头开商店”，产生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和困境。这些困境包括后勤服务的社会化契约外包和现实的公共服务性质之间的矛盾；后勤服务经费的给付和后勤企业自负盈亏的矛盾；后勤部门社会化改革不彻底，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模式未能获得足够的政策支持，自身综合竞争力不足，设备老化无力更新，生存遭遇困境，进而影响高校后勤服务保障功能的发挥；在社会医疗、保险、教育等公共部门逐步回归公共性的今天，高校后勤部门的自身定位问题面临挑战等等。这些问题均值得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寻求一定的解决途径。3、选题的新颖性和可借鉴价值显而易见，从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推行以来，学术界的研究多集中在如何进一步完善甚至深入社会化改革的问题上，而对高校后勤服务公共性的回归所需要的公共化改革提及不多。当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化是一项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且从近年来国外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我国公共部门改革的启示和影响，以及借鉴国外高校后勤体制的社会化模式，高校后勤服务的社会化不得不说是一项趋势。但笔者认为“社会化”虽然对“公共化”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不一定与“公共化”产生矛盾。笔者提出公共部门的“公共化”改革，事实上是对我国近年来过分强调“社会化”改革，而弱化公共部门的“公共性”以至于导致出现一些公共问题的一种纠正。公共部门的“公共化”改革不是否认“社会化”改革的成绩，而是在现有的成绩基础上，更加重视公共部门的“公共性”的回归，而这种回归已经需要一场“改革”才能够完成。因此，笔者尝试着对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探析，同时也是为我国公共部门今后进行“公共化”改革提供一个参考。可见，本课题具备一定的新颖性和可借鉴价值。（二）相关文献及研究综述当前国内高校后勤体制改革的学术文章汗牛充栋，特别是有关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理论探索及实践研讨更是积累了一定成果。但总体而言，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论证高校后勤体制改革，特别是社会化改革的必要性、取得的成效与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其中，较全面的论著如王富主编的《中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新华出版社），是一部理论性、指导性、实践性与影响性都很强的论著，全书比较系统全面地总结和研究了高校后勤体制改革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一度成为高校后勤工作的指导用书；彭怀祖论著的《高校后勤资源配置研究》（现代教育出版社），从优化高校后勤服务资源配置的角度，透视后勤体制改革，展望后勤资源配置的未来，提出了“政府宏观调控、消费自主选择、社会提供服务、各方监督管理、行会规范自律”的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方向，也因此该书曾获全国后勤管理研究会特别奖；鞠传进主编的《新时期中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实践与探索》（中国致公出版社），收录了全国各高校理论探索及实践总结论文近五百篇三百多万字，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后勤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的回顾与总结，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探索了深化高校后勤体制改革的新思路和新对策；此外，按时间先后顺序还有如徐振岐论著的《我国高校后勤改革理论与实践探索》（吉林大学出版社）；胡征宇、费伟民编著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高校后勤：全国高校后勤“十一五”理论研究成果精选》（浙江大学出版社）；姚玉龙主编的《高校后勤社会化管理实务》（兰州大学出版社）；李连江论著的《高校后勤管理与社会化研究》（中国市场出版社）；李航舟论著的《社会化背景下高校后勤管理概论》（山东人民出版社）；戴德祥论著的《高校后勤管理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从以上论著可以看出，学者对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已经有了很深入的研究，特别对于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模式、遇到的困难及各种应对办法均进行了周密的探讨。然而，针对当前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所导致的“功利性”与高校后勤服务本身具备的“公益性”之间的矛盾，依然没有学者从根本体制上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针对高校后勤服务的“公共属性”虽然很多文献均有所提及，但如何更好地促进高校后勤服务的“公共性”回归，相关的研究依然不多；“市场化”、“社会化”的固有观念依然禁锢着大家的思维，目前尚没有出现明确提倡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观点的相关论著及相关学者。为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成果基础上，尝试着从全新的“公共”角度入手，大胆提出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的一些思路，以期能为我国深化高校后勤体制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三）研究方法与框架1、研究的主要方法（1）文献检索研究法。一方面利用笔者在高校后勤部门工作的优势，大量调阅和收集与高校后勤发展和改革有关的内部材料和历史资料；另一方面通过图书馆、电子期刊等各种渠道，查阅收集大量有关公共管理、高校后勤管理、高校后勤体制改革以及高校后勤服务实践的文献资料，包括政府出台的各类政策和法规、各种研究专著、学术期刊文章以及优秀硕博学位论文等，内容涉及国内外、各个时期。并通过对以上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分析、归纳，以运用于本文研究。（2）访谈调查研究法。通过访谈或典型案例研究等形式，了解高校后勤服务的现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听取各方对高校后勤体制改革的看法和评价等，并以此作为本文研究的参考。其中，访谈调查的对象主要针对几个群体进行，一是后勤体制改革，特别是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当事人，包括一些老领导和老职工；二是后勤部门的在职人员，包括学校后勤事务主管部门及后勤企业的职工，这里头还分为管理层及一线岗位人员；三是接受后勤服务的全校师生员工；四是全国推行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院校及其后勤部门等。（3）比较分析研究法。比较研究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或对象加以对比，以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一种分析方法”。通过对不同时期国内高校后勤体制改革、当前国内高校后勤服务各种模式以及国内外高校后勤服务模式之间的比较研究，系统分析彼此利弊和根源，探索解决的思路和办法，以作为本文研究之用。2、研究的基本框架为达到研究目的，本文第一部分从“高校后勤”、“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等概念入手，分析了高校后勤服务的属性，开门见山地提出了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的目标是改变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中将高校后勤服务企业化、市场化的功利主义倾向，通过一系列举措，重新重视并强化高校后勤服务自身的公益属性，以满足高等教育发展对高校后勤服务保障工作的新要求。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全面分析总结了国内外高校的后勤服务模式，并进行了彼此之间的比较研究，指出了“公共化”改革是深化当前高校后勤体制改革的关键。在本文的第三、四部分，系统分析了传统体制下我国高校后勤服务的弊端，回顾阐述了我国高校后勤体制改革的政策变迁，分析指出了我国高校后勤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本文的第五部分尝试性地提出了推行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的若干思路。一、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的目标与依据（一）相关概念1、高校后勤所谓后勤，一般指后方对前方的一切供应工作或机关、团体等的行政事务性工作。而高校后勤，便是在高校中为“前方”提供“供应工作”的“后方”部门及“供应工作”本身。从广义而言，高校的后勤应包括除教学科研以外的所有内容，即有为高校教学科研本身提供服务保障的各部门、人员及相关工作，又包括为师生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服务保障的各部门、人员及相关工作。从这个意义而言，除教学科研本身以外的所有部门、人员和工作都属于高校后勤。如学院办公室、机关部处、图书馆、校办医院、附属中小学和幼儿园以及衣食住行各相关部门；除教学人员以外的所有人员。从狭义而言，高校的后勤更侧重于为高校提供衣食住行相关服务的，带有一定经营性和社会性的部门及服务，即“后勤服务”。如食堂、宿舍、校园绿化保洁、水电保障、邮政、宾馆、医院、校车、校内超市等单位、服务人员及服务内容。自1999年我国推行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以来，很多高校均成立了集团化、企业化的后勤服务集团，而“高校后勤”便进一步界定在此类部门中。本文重点讨论的是有关高校后勤体制改革的相关内容，为研究方便，故笔者尝试着将“高校后勤”定义如下：我国高等院校中被校方划归到后勤属性中的，具有一定经营性质的，为高校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和师生员工的工作生活提供衣食住行等服务保障的部门、人员及服务内容。从内涵上来看，本文的“高校后勤”主要限定在校方主观意义上的“后勤”，是被学校划归到后勤范畴，并施行后勤体制管理模式管理的相关部门、人员及工作本身，而这也正是1999年我国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中所涉及的“后勤”内涵。做这样的设定，有利于本文相关研讨工作的开展和论述。从外延上来看，本文的“高校后勤”主要限定在国内各高校中普遍存在的后勤处、后勤集团等相关类似的后勤管理部门和服务实体。为方便比较研究，本文所涉及的国外高校后勤的范畴，主要限定在那些与国内高校后勤所涉及的服务内容相同或相似的部门、工作人员及服务本身。2、高校后勤服务的属性根据上文中对“高校后勤”的定义，高校后勤服务应具有以下几种属性：（1）经营性。高校后勤服务所涉及的有关衣食住行相关的服务无疑具有“经营性”的属性。“经营性”又称“非公共性” 或“企业性”，具有功利性的特点。高校后勤服务主要以服务业为载体，以付费服务为特征，以教学科研和师生员工需求为导向，具备了第三产业的特征和企业经营的特质。虽然个别高校存在免费服务项目的情况，如厦门大学自2008年以来为学生提供免费米饭，但整体而言，这类服务均属于付费服务——吃饭要刷饭卡、住宿要付宿舍费、校内超市购物同样要付费等。有付费，就必然存在供需关系和经济杠杆。因此，高校后勤服务具有强烈的经营性特点。（2）市场性。高校后勤服务的“经营性”又决定了其“市场性”的属性。“市场性”源于“市场经济”的特征。市场经济下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销售由市场的价格机制所引导，市场透过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产生复杂的相互作用，进而达成自我组织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后勤实体部门必须进入市场，通过市场导向及竞争更好地调配后勤资源，指导经营组织，形成激励机制，提升服务效率，实现后勤部门的效益和自身价值。（3）保障性。高校后勤作为高校教学、科研和在校师生的重要保障部门，直接影响着高校教学、科研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以及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质量和水平。一方面，高校后勤为高校的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开展提供必要的后勤服务保障，这包括为教学科研工作所提供的设备设施、环境卫生、水电服务、车辆运输、会务筹办等保障；另一方面，高校后勤为在校的师生员工提供诸如餐饮服务、宿舍物业、超市服务、衣服清洗、失物招领、校区班车等服务保障。此外，高校后勤也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一定的校园安全维稳保障职能，即高校后勤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在校师生员工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思想情绪，容易成为诱发校园事端的诱因，影响校园乃至社会的和谐稳定。（4）公益性。公益性即公共性，是我国高校后勤服务的基本属性之一。高校后勤服务虽然具有“经营性”的属性，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一种经济实体，但由于高校是非政府的公共组织, 具有高度的公共属性，高校后勤作为高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服务于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的职能也决定了其具有公共属性，承担着一定的公共责任。高校后勤服务的公益性体现在高校后勤的运作必须紧密围绕高校的各项中心任务展开，必须服从服务于高校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等根本任务，必须坚持并维护高校的教育属性，必须强调公益奉献、公共服务与公共责任而不是仅仅以营利创收为目标。当高校后勤服务的公益性与经营性发生矛盾时，必须坚持以公益性为主。离开了公益属性，高校后勤服务就不再成为高校后勤服务，而与校外那些提供饮食、车辆、物业、宾馆等服务的一般企业没有两样；离开了公益属性，原有的高校后勤企业必将逐步失去校内服务业市场，而逐渐被校外富有竞争实力的大型服务业集团所取代。也正是拥有了公益属性，高校后勤服务才能够更好地发挥其保障属性。3、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1999年底，教育部等五部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高等学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意见》，明确界定了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内涵，即“所有高等学校的后勤服务经营人员、相应资源及操作运行，都成建制地从学校行政管理系统中分离出来，组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学校后勤服务实体”。可见，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突出的是高校后勤服务的“经营性”和“市场性”，其关注的是高校后勤服务的企业属性，目标是将高校后勤成建制地从高校行政系列及事业管理体系中剥离，推向社会，通过分流与重组的方式，纳入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以剥离学校办社会的职能，建立由政府主导、社会承办、学校选择的社会化后勤第三产业服务体系，最终实现经营自主和市场选择的社会化高校后勤服务模式，即后勤组织的企业化、后勤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后勤生产经营的集约化以及后勤服务保障的商品化。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是针对传统体制下我国高校后勤体制的弊端而提出来的，其的目的是改变高校统包后勤事务导致高校负担沉重以及计划体制下后勤部门管理僵化、缺乏生机、服务质量和水平无法适应社会及高校发展的需求等状况。4、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所谓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是特别针对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提出的。随着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高校后勤服务除了有其“经营性”和“市场性”外，还具备重要的公共属性，包括“保障性”和“公益性”。而且这种公共属性在高校后勤服务中甚至占据着决定性的作用，其长期被忽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后勤乃至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为此，笔者尝试性地提出了高校后勤服务改革的“公共化”思路。与“社会化”不同的是，“公共化”突出的是高校后勤服务的“保障性”和“公益性”，其关注的是高校后勤服务的公共属性、社会属性和教育属性，目的是强调高校后勤服务对于高校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强化政府公共财政对高校后勤服务的扶持。因此，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就是要改变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中，将高校后勤服务企业化、市场化的功利主义倾向，在吸取建国以来高校后勤体制改革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通过一系列举措，重新重视并强化高校后勤服务自身的公益属性，以满足高等教育发展对高校后勤服务保障工作的新要求。（二）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的目标及意义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的目标是公共化后勤，而不是社会化后勤。与社会化高校后勤模式不同的是，公共化后勤是针对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提出来的，其并不是否定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所取得的成就，而是在肯定及保留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对于打破“大锅饭”，激活高校后勤活力，优化后勤资源配置，提升后勤服务的质量和水平等成绩的基础上，针对后勤服务社会化所导致的高校后勤服务公益属性和保障属性受到政府、高校及师生的忽视及弱化，后勤服务工作中出现的公益性与功利性的矛盾与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后勤体制改革不彻底、生存与发展普遍遇到瓶颈、碎片化发展倾向等一系列问题，而提出的一种基于“公共性”的高校后勤服务全新发展思路。“公共化”的提出从字面上可以体现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首先，公共化就是公益化。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的提出，从字面上明确了高校后勤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是“公共化”，即强调高校后勤服务的公益属性和保障属性。这与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中强调高校后勤服务的经营属性和市场属性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公共化”改革方向的提出，框定了高校后勤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对于高校后勤服务公益属性的回归和强化有着重要的指导性意义。其次，公共化也是一种社会化。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的提出，并不是完全否定社会化，因为“公共化”其实也是一种“社会化”。从字面上来看，“社会化”是一个多义词，虽然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实践性结果主要是将高校后勤服务市场化、企业化，但事实上，“社会化”也可以理解为将传统高校后勤自给自足的封闭性以及行政化、效率低下的僵化体制，转变为服务社会公众型的、公共财政支撑的服务保障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公共化”也等同于“社会化”，只是对“社会化”这一模糊的提法进行进一步的修正并明确界定，在肯定和保留“社会化”实践成绩的同时，突出并强调其中的“公共化”因素。（三）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的理论依据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思路的提出，具有其理论依据。1、基于价值取向的“公共性”理论近年来“公共性”逐步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公共性的丧失和觉醒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所谓的“公共性”，是指“公共部门”的内在属性，表现的是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在内部机构、利益分配和行为模式所表现出来的异质性，其具体体现在：（1）组织特征的公共性。不同类型的组织，其宗旨、架构、运行模式以及行为本身均具有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组织的特性。如企业组织，其宗旨和目标在于获取利润，为此其内部架构按照企业经营的需要，可能横向设有产品研发部门、生产部门、销售部门、广告部门、财务管理部门等，纵向设有各地区的总营销部门，各分公司、子公司等；其运行模式相应采用“市场导向、自负盈亏”的企业化经营管理体制；其组织行为通常在于努力挖掘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措施，确保最大限度地获取经营利润。而与之不同，具有公共属性的组织，如政府，其宗旨主要应在于服务社会和公众，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架构根据方便服务的原则进行设置，如近年来政务服务中心在各个地方相继成立正是典型的体现；其运行模式相应的采用“服务导向、财政支持”的公共化管理体制，如政府部门采用非市场性及财政支持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其行为本身具有强烈的公共服务特征，如政府对保障公民的医疗、教育、安全等方面的职责。可见，公共部门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具备独特的公共属性。（2）价值观念的公共性。一般而言，企业部门的价值观念主要在于努力通过经济的手段实现高效的经营目标；私人组织的价值观念主要建立在个体本位主义与私利主义之上，把追求个人效率或利益的最大化作为价值取向。与之不同的是，公共部门的价值观念更主要体现在公平正义、平等民主、社会责任、伦理美德、无私奉献、服务大众等公益层面。如公共组织的典型机构——教育机构，其价值观念应在于探索并教育如何体现平等和公平精神，让每个人都受到公平待遇的社会正义；悉心培养有一技之长并懂得处世之道的人才，以提高社会整体效率；研讨并传扬集合积极主动性、创新精神、批判精神以及多元性为一身的自由精神。简单而言，教育机构应以探索知识、传道、授业、解惑等公共性价值作为其终极的目标价值，而不应该有“教育产业化”的功利主义价值倾向。又如医疗机构，应以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身心健康作为一切工作的核心，以崇尚“人民生命至上”或“人民健康至上”作为其终极的目标价值，而同样不应该有“医疗产业化”的功利主义价值倾向。可见，价值观念的公共性，是公共部门的重要特征之一。（3）主体行为的公共性。公共部门的主体行为与其他非公共部门的主体行为有显著的区别。企业部门为满足其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其主体行为主要表现为努力在平等竞争的条件下，通过各种生产经营和服务，获取更多的利润，增加更多的积累，以便进一步扩大再生产或满足企业主的利益需要。而作为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为主要目标的公共部门，其主体行为主要在于建立并维护社会秩序与市场经济秩序，如司法部门、工商部门；调控宏观经济并保持其稳定运作，如经济管理部门；进行收入及财产的再分配，如财政部门、税务部门；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如环保部门；提供公共物品和各种基础性的公共服务，如各类事业单位组织等。总之，组织的价值观念决定了其内部特征及主体行为的属性，具有公共特征及公共价值观念的公共组织部门，其主体行为因而具有显著的公共属性。（4）目标对象的公共性。公共部门行为的目标对象依然具有公共性。如政府管理部门，其行为的目标对象为公共事务，包括政治性公共事务，如保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维护社会安全和稳定、界定和保护合法产权等；经济性公共事务，如宏观经济调控、微观经济管控、区域经济调节、经济发展规划等；文化性公共事务，如组织开展各类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性公共事务，如社会保障管理、民政管理、社会公益服务事业建设、环境污染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居民社区建设等。而与政府部门不同的是，企业部门行为的目标对象具有显著的非公共性，如生产准备行为，尽可能低成本地储备原材料及劳动力；生产经营过程，将原材料和劳动力消耗转化为成品或服务；市场营销行为，充分认识和了解顾客的服务期待；销售营利过程，将生产的产品或服务以尽可能高的价格销售出去以获取利益。可见，与非公共部门不同的是，公共部门的目标对象同样具有显著的公共属性。通过借鉴“公共性”理论，有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高校后勤的公共部门属性，从而为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方向的确立，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2、基于经济学范畴的公共产品理论一种产品或服务的属性直接关系到现实中该种产品或服务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实际上，现实中的任何政策或制度安排中都隐含有对产品属性的前提假设或判断。所以说公共产品理论、准公共产品理论等有关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是本文研究的重要理论组成要件。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上文提到的“公共性”理论是基于组织的价值取向，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研究的是公共组织的特征、目标、观念、行为以及与私人组织的差异性；而与“公共性”理论不同的是，“公共产品理论”属于经济学范畴，研究的是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具体而言，社会总产品可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其中公共产品又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由于纯公共产品“在增加一个人对它的分享时，并不导致成本的增长，而排除任何个人对它的分享都要花费巨大成本” ，即具有非竞争性及非排他性，因而一般由政府等公共部门来提供。私人产品与纯公共产品正好相反，主要通过市场来供给。而准公共产品虽然介于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也可以通过市场提供，但由于其具有外部效应，导致了其社会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效益两者之间的分离，因此如果完全由私人通过市场的方式来提供必然会出现供给不足。从我国的实践结果表明，由政府等公共部门提供准公共产品比私人通过市场的方式提供更具效率。在我国，教育以及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由政府单方面供给；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及私有经济的逐渐成熟，我国教育逐渐演变为政府和市场（社会）两者相结合的供给方式。直到上世纪末期，我国推行了教育产业化，教育逐渐被政府当成财政包袱，甩给了社会和市场，甚至一度成为政府营利的工具。而作为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也因此应运而生。今天，在教育产业化政策最终导致一系列问题后，我们逐渐认识并修正了这一政策，而让政府等公共部门更多地承担对教育这一公共产品的供给任务。同样，在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进入瓶颈的今天，我们有必要运用公共产品理论对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进行全面的研讨和反思，并进一步明确高校后勤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属性。3、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实践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新公共管理运动席卷西方各国。它以公共选择理论、私营部门管理为理论基础，主张运用市场手段和企业管理技术、方法“再造”、“重塑”政府，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以及公共服务的质量。许多先进国家的公共部门管理因此发生了变化，公共行政僵死的等级制、官僚制组织形式正转变为公共管理富有弹性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管理模式。这种新模式有几种不同概念，包括：“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后官僚制典范”及“企业型政府”。通过多年的理论研讨和实践推进，新公共管理运动在世界各国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出现很多问题，其受到的褒贬不一。从正面的角度来看，新公共管理运动创新了公共部门管理模式，在公共部门中引入了市场机制和私营企业的组织模式与管理方法，提升了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更好地满足了公众的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但从负面的角度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及实践的推动与西方国家面临“滞胀”等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是分不开的，正是由于政府财政无力承担庞大的官僚机构，才不得不将政府推向社会和市场，而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部门私有化改革从某种程度而言事实上是放弃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削弱了政府的社会责任感，忽视了“公民”与“顾客”的本质区别，用“经济”、“效率”和“效益”，替代了本应尊崇的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就我国而言，当前公共行政体制甚至还未形成完整的理性官僚制体系，因此新公共管理运动所抨击的官僚制在我国并不存在，且中西方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差异巨大，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积极成果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不一定适用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现实国情。如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事实上就是中国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种尝试，类似的还如教育医疗产业化、市场化改革等，实践证明类似的改革在我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因此，我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背景等国情决定了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应当十分慎重，特别要重点防止从纯粹行政化的极端，向纯粹市场化的另一个极端转变。4、制度变迁理论上世纪70年代前后，制度因素逐渐纳入经济增长的研究当中。作为公共产品的一种，“制度”显然是由个人或组织生产并供给，但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以及资源的稀缺性，制度的供给同样是有限和稀缺的，只有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或人类自身理性程度的提高，新的制度才会产生。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处于基本平衡时，制度趋于稳定；而当现有制度不能满足人们需求时，便会促发制度的变迁。根据制度变迁的理论，我国高校后勤体制的每一次变革，特别是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制度的提出和推行，都是在旧有制度的供给与社会需求处于不均衡时，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环境，而由高校自发或政府自上而下强制性推行的一种制度变迁安排。同样，随着我国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原有的制度框架和安排已经越来越无力解决不断出现的实际问题，人们迫切要求产生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以修正并继续推动高校后勤体制改革，以便更好地满足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而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制度的提出，正基于此。5、国内外高校后勤体制相关研究成果的借鉴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后勤管理和服务的科学化、现代化程度也较高，政府、社会、学校能够很好形成合力，对大学生给予实实在在的帮助，以解决他们在后勤服务消费中的实际困难。如学校对大学生的后勤服务并不以营利为目的，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的优势，给予大学生以更多的选择；政府运用法律手段对高校后勤资源进行调控，防止暴利和欺诈行为的产生；大学生通过参与后勤服务和管理的全过程，对后勤服务和管理进行监督等等。国内研究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学术文献很多，这得力于国家的政策支持，上文已有提到，在此不再累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借鉴，对本课题的论述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二、中外高校后勤服务的若干模式（一）国内高校后勤服务模式概况目前，国内高校后勤服务模式不一，且差异化具有扩大的特点。经过汇总、比较和归纳，笔者将当前国内高校后勤服务模式主要分为以下几大类：1、行政化后勤模式即后勤部门行政化，实行“小机关、多实体”。由学校成立后勤主管部门，并设立多个服务保障实体部门，承担学校主要后勤事务。在1999年全国范围内发起的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之前，我国高校后勤部门多属于这种模式。如厦门大学2002年后勤体制改革之前是由总务处、资产处及下属的饮食、物业、维修、校园和接待五个中心组成学校的后勤保障部门。近年来，随着后勤体制改革的深入，特别是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遇到瓶颈，使得我国一些高校恢复了这种管理模式。如云南省于2009年7月下发了《云南省关于深化高校后勤改革建立新型高校后勤服务保障体系的意见》，明确了云南省高校近期后勤改革的主要任务为“撤销甲乙方等建制，设立后勤保障管理机构……实行‘小机关、多实体’的管理体制……”，这事实上是全面恢复高校后勤的行政化自办模式。还有一些高校，多年来一直运行的便是这种行政化自办后勤模式。如清华大学的“小机关、多实体”运行模式，设后勤管理处、物业管理中心、接待服务中心、饮食服务中心、修缮校园管理中心等，均为处级建制，全面负责校内后勤服务保障事宜。这种后勤服务模式的特点在于不论后勤服务的主管机关还是具体的服务保障部门，均实行行政建制和管理，负责学校几乎全部后勤服务保障事务（除个别自身无力承担的事务，通过契约关系交由社会企业来协助完成）。当然，由于后勤服务保障工作的特殊性，这种模式下的后勤实体依然具有相对独立的财务核算和经营性收入，但后勤实体的正常运转主要还是依靠学校的财政拨款来保障，且后勤实体间的竞争性不强，也不存在外部竞争问题，基本上没有成立企业，没有独立法人，在内部管理方面不是采用现代企业制度，而是行政事业体制的一套方法。2、自办后勤企业模式与行政化后勤模式不同的是，自办后勤企业模式在“小机关、多实体”的基础上，朝社会迈出了一步——即将后勤实体进行一定程度的企业化改制，有的甚至注册成立独立的法人，具备一定服务校外市场的能力。这种模式下，高校后勤事务依然由后勤服务主管行政部门及高校自办的服务保障企业来承担，校内服务保障企业是学校组建的相当于国家（集体）所有制企业，采用一定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虽然这种模式校内后勤服务市场依然由学校自办的后勤企业垄断，但校内后勤企业已经具备一定的校外市场竞争能力，可以在保障校内后勤事务的同时，走出学校，进行适当的业务拓展，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也正是由于后勤实体进行了企业化改制，并具备一定的业务拓展能力，因此学校减少甚至停止了对后勤部门的财政拨款，而采用服务付费的方式，按后勤企业提供的劳务支付相关费用。同时个别学校还要求后勤企业每年上缴一定的经营利润。1999年全国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开始初期，自办后勤企业模式是高校后勤的主流模式。虽然多年来，随着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深入，很多高校曾经向校外企业开放了校内市场，但最终，依然有很多高校回归甚至加强了这种自办后勤企业模式。如华南理工大学后勤服务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后勤集团、上海外国语大学后勤发展中心、同济大学后勤集团、上海海事大学后勤发展中心、上海财经大学后勤服务中心等上海高校，近年来以校内市场为依托，做实、做大、做强校办后勤企业。其中，同济大学的校办餐饮实现了主营收入年均17.58%的速度增长，赢得了“吃在同济”的口碑；上海外国语大学后勤发展中心则在做好校内餐饮服务的同时，走出学校，参与校外市场竞争，取得成功。3、半社会化后勤模式与自办后勤企业模式相似的是，采用半社会化后勤模式的高校依然有自己的校办后勤企业。唯一不同的是，半社会化后勤模式的高校对校外企业开放了部分校内后勤服务市场。按照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思路，这种后勤服务模式的产生是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继续深入推进的必然阶段。在社会化改革的初期，学校给予新改制的校办后勤企业一定的优惠以及几年的校内市场垄断权。随着改革的深入，校内市场必将逐步以至于最终全部向社会开放，通过校外企业的进入，把学校的后勤服务保障事务全部交给“社会”和“市场”这两大因素来优化。也正是这一思路使得一些高校走上了半社会化后勤模式，虽然有一些高校最终放弃了这一模式，但仍然有一些高校依然坚持这种模式。如厦门大学自2002年推进科技产业与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以后，学校建立起了基于甲乙方契约关系的资产与后勤事务管理处和后勤集团，承担学校主要后勤服务保障任务。但近年来，资产与后勤事务管理处逐步向校外企业开放校内超市、校内咖啡屋等校内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后勤集团的服务经营份额。又如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复旦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等高校，把校办后勤企业承担不好的校内市场向校外企业开放，确保了后勤服务保障水平的提升。4、完全社会化后勤模式这是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理论目标之一，即完全开放校内市场引进校外企业和竞争。这种模式可能包括两种情况：一是高校自身也存在改制后的校办后勤企业，但改制较为彻底，学校对校办后勤企业不再给予任何垄断地位或优惠政策，而与校外企业处于同等竞争地位，共同分享校内市场；二是高校只保留后勤服务主管部门，没有自办的后勤企业，而校内后勤服务保障事务全部交由校外企业来承担，如嘉庚学院。当前，这种完全社会化后勤模式多存在于两种类型的高校：一是新创办不久的高校，从创校开始便施行这种后勤服务模式；二是规模较小的高校，如一些民办高校，后勤事务相对不多，把后勤服务交由社会承担，可以减轻自身负担。如学校创办时间不长，规模较小，可采用完全社会化后勤服务模式。而规模较大、成立时间较长的老牌高校，虽然进行了多年的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较多，较难完全实现后勤服务社会化。以上是我国高校当前的四种主要后勤服务模式。当然这种分类不是绝对和单一的，每所高校都有可能混合采用各种后勤服务模式，很多高校也往往处在一种后勤服务模式向另一种后勤服务模式的过渡期。因此，以上分类只能根据各高校主要采用或占主导地位、比例最大的后勤服务模式作为该高校后勤服务模式类型的划分依据。（二）国外高校后勤服务模式概况在此归纳总结国外高校后勤服务模式的目的在于给国内高校后勤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提供借鉴。也因此，笔者主要收集和归纳了一些发达国家的高校后勤服务模式，以便有更高的借鉴价值。为了方便与国内高校后勤服务模式作比较，笔者将国外高校后勤服务模式主要划分为以下两大类：1、自办后勤模式即高校设有专门后勤服务管理部门，学校主要后勤事务由学校直接设立的服务机构来承担，服务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举美国的例子。美国高校基本上有自己设立的较为完善的后勤服务保障机构，包括专门的后勤事务管理机构和各种后勤事务服务机构，一般由1至若干名副校长负责，有自己全职的后勤员工队伍。如圣荷西州立大学，作为一所有150年左右办学历史的国立综合性大学，在餐饮、住宿、运输、绿化、保洁、商店等后勤服务机构，均具有一定的规模。学校设立了“规划设施保障部”和“斯巴达人书店”两个部门，分别归两位不同的副校长负责。其中“规划设施保障部”又分为“规划基建部”和“后勤设施保障部”两个下属部门，“规划基建部”负责学校基建计划的提出、论证以及协调工作；“后勤设施保障部门” 包括水电维护、供暖维护、制冷、绿化、保洁、运输及租赁等服务。学校拥有全职后勤员工（正式编制）200人左右，且综合素质较高，部门负责人基本为所从事行业方面学士以上的毕业生，一般员工中有四分之一左右为学士以上或社区学院毕业的学生。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在校学生参与到后勤部门勤工俭学。此外，英国高校也多采用“自办后勤模式”，一般高校设有教学、总务、财务、基建、人事和安全6个处，负责后勤事务。在后勤服务设施建设方面，美国高校的食堂和宿舍，很多由学校直接投资建设并提供服务。如圣荷西州立大学，在市场化发展和社会化服务如此发达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而且是在经济不太景气的时期，依然筹集巨资投建教工和学生宿舍，共建有近2300个床位的宿舍区，分别有单人间、双人间、三人间和四人间，厨房设备以及公用的微机房、会客室、娱乐室、便利商店、洗衣房等配套一应俱全；在校内供餐方面，建有集图书、餐饮和百货于一体的便利商店“斯巴达人书店”，书店负责人也是校内食堂和商业网点的负责人，校内食堂主要由全职后勤员工经营。为确保高校后勤服务的非营利性，在后勤服务财务收支上，美国公立大学的做法通常是要求后勤部门账面上基本上全年不出现盈余，若有盈余，也必须在一个会计年度内通过改善后勤服务设施设备等方式在财务账面上填平，且年度收支情况要在校报等媒体公开，接受全校师生员工的监督；在后勤员工的收入方面，要求不得与经济效益挂钩，基本相对固定。如美国康奈尔大学设立专门的食堂供餐机构，虽然也采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企业化管理模式，但不以营利为目的，严格按照规定实行收支平衡制度，成本等同于售卖价格，且在成本测算中不得有盈利部分。总之，国外高校“自办后勤模式”类似于我国高校后勤服务模式的第一类“行政化后勤模式”和第二类“自办后勤企业模式”。区别在于：国内高校“行政化后勤模式”更强调了此类后勤部门及服务实体的“行政”理念，这与国外高校后勤管理部门以及服务机构所强调的“服务”和“公益”的理念是有差别的；而国内高校“自办后勤企业模式”又突出强调了后勤部门的企业“营利”属性。也正因为如此，同样是高校自办后勤模式，“行政化后勤”下的后勤部门及服务实体曾经存在服务窗口行政化运作，服务人员态度傲慢，不计服务成本等问题，不但影响了后勤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而且给高校背负上沉重的后勤财政负担；而“自办后勤企业模式”下的高校重视其后勤企业的“营利性”，不但要求后勤企业通过营利减轻高校的后勤财政负担，而且有的高校还要求后勤企业每年上缴学校一定的经营利润，这与国外高校“自办后勤模式”所强调的“非营利性”和“公益性”是有一定的区别。2、公办后勤模式即高校不论是否有设立自己的后勤服务主管部门，其具体后勤服务保障工作由全国性的专业后勤服务机构（公司）统一承办。这类全国性的专业后勤服务机构（公司）可能由国家统一创办，也可能是社会公共团体自发组建，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此类机构（公司）绝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属于公益性的服务机构（公司），即便经营有获得一定的利润，也是直接用于教育公益活动或社会公益活动。这类模式往往有政府的财政或公共资金扶持，因而笔者称之为“公办后勤模式”。如德国的“大学生服务中心”是一个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共服务机构，其分部遍布德国全境，承担着为德国各高校近200万大学生提供后勤服务保障的重任。其经费的80%来源于经营收入，20%来源于政府拨款，除了日常运行支出外，有盈余的部分直接用于社会公益活动，以改善大学生学习和生活所依托的外部社会条件。又如法国的“大学事务中心”，由政府创建，在全国设有28个地区事务中心，全面承担全国高校的宿舍、食堂等后勤事务，在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前提下，自主经营，并接受政府财政补贴，且其学生宿舍、食堂等服务设施建设全部由政府公共资金投资。再如日本的“全国大学生活协同组合联合会”，属于群众性公益组织，在法律的保护下，存在于日本几乎所有的大学里。该组织有常务理事和专门理事，常务理事负责对日常运作进行监管，专门理事负责食堂、宿舍、商店等日常后勤服务保障工作。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西欧国家由于普遍实行义务教育，因此大学的办学经费以及学生学费和部分生活费均由政府拨款，也因此高校的后勤服务公益性较强，纯粹由全国性的专业后勤服务机构统一承担高校后勤事务，且高校一般不设后勤服务管理机构，后勤事务完全脱离学校，以确保学校能够集中精力抓好教学科研。而日本高校依然设有自己的后勤服务管理机构负责后勤事务，虽然主要由“全国大学生活协同组合联合会”等社会公益组织承办高校后勤事务，但政府依然采用免税或低税的政策鼓励高校将一些后勤事务向社会各专业公司招标承办。总之，国外高校“公办后勤模式”类似于我国高校后勤服务模式的第三类“半社会化后勤模式”和第四类“完全社会化后勤模式”。不同的是，国外高校的“公办后勤模式”强调了“公办”属性，即由政府或公益组织设立的专门机构承接了高校的后勤事务，以减轻高校的负担。即便日本依然设有高校自己的后勤服务管理机构，依然有社会企业参与高校后勤事务，但也通过国家政府免税或低税等政策，以确保社会企业在追求盈利的同时，能够不丧失其自身的公益性。而反观我国高校的半社会化或完全社会化后勤模式，由于缺乏政府或社会组织创办的全国性后勤服务公益机构，且缺少大幅度的政策扶持和严格的管理制度，使得高校自办的后勤企业或进入高校经营的社会企业很难完全秉承“公益”和“非营利”理念，而引起一系列问题。这方面将在下文详细论述。（三）中外高校后勤服务模式的比较研究从前文对国外高校后勤服务模式的研究与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自办后勤模式”还是“公办后勤模式”，国外高校的后勤部门均极大限度地强化其内在的保障属性和公益属性，并拥有政府、社会及高校的强大财力扶持。通过对中外高校后勤服务模式的进一步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1、我国社会环境暂不支持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相比之下，发达国家普遍具备足于承担起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的基础和保障机制：一方面，政府从法律、政策和财政等方面大力支持高校后勤服务工作，政府是高校后勤服务经费的主要提供者，后勤事务明显带有福利性质，不以营利为目的；同时政府通过低税的方式，鼓励和吸引社会团体和企业，广泛参与高校的后勤服务与保障，使得高校后勤服务取得社会多方位的支持；且政府较好地发挥了对高校后勤服务的宏观调控职能。如法国的“大学事务中心”由政府创建和调控，接受政府财政支持。另一方面，社会第三产业高度发达，具备承担高校后勤服务工作的条件和能力。这包括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和诚信保障机制，确保社会上的企业同样可以承担好如我国高校后勤服务应承担的安全、卫生、稳定等重要职能；机械化、产业化、现代化的集团运作模式使得社会上的企业在承接高校后勤服务工作时具备低成本优势，可以实现价廉物美，避免如我国高校后勤服务存在的为稳定物价而产生“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亏本的矛盾问题；发达的第三产业基础，使高校所需的几乎所有后勤保障服务在社会上均有相应的大型企业可以提供，使得“社会办后勤”真正成为可能。如日本的“全国大学生活协同组合联合会”，自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便全面承接了高校各个领域的后勤保障服务。而我国高校的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中，一方面在鼓励社会企业参与高校后勤服务的立法上不明确，没有切实有效的相关法律和政策支撑，虽然一些地方有部分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但不够系统、持续性不高，特别是由于行政管理体制因素，地方政府对高校后勤服务的重视程度不一，高校后勤服务仍然主要依靠高校自身财力来承担，政府没有像支持社会公共产品那样去扶持高校后勤服务，这也导致了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成了高校简单甩掉自身“包袱”的代名词。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第三产业不发达，无法提供高校所需的所有后勤服务项目，且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特征使得社会企业无法以较低的价格为高校提供较高质量的服务，再加上社会企业在服务的质量、诚信度、责任感和使命感整体不足的情况下，无力承担我国高校后勤服务特有的公益职能和部分政治职能。2、历史遗留问题阻碍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我国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以来，各高校对原有学校行政体制下的后勤服务部门及人员进行了各种改制分流的尝试，但由于上文所提到的社会第三产业整体不够发达，加上改革前各高校均已有一套完整的后勤服务设施设备及编制内人员配置，因而在改制过程中，便存在社会化后勤部门的资产所有权问题及人事问题。这些问题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很难彻底解决。具体而言，我国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预期目标是通过理顺产权关系，确立后勤部门的法人地位，建立以资本为纽带、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校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使高校后勤部门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并对国有资产承担保值增值责任。改革主要采用校内甲乙方的模式，即学校成立负责后勤事务的行政主管部门，作为代表学校的甲方；将原有从事具体后勤事务的实体机构，如食堂、车队等分离出来，组建企业化或半企业化实体，作为服务学校后勤事务的乙方。甲乙方通过签订经济合同的方式确定需求方和供给方关系。根据改革的思路，改革初期学校给乙方适当的优惠，帮助乙方壮大自身实力，随着改革的深入，乙方将完全脱离学校，与其他社会上的企业一道竞争参与校内后勤服务市场，而由学校甲方根据价格及服务质量，选择为自己服务的社会企业，以此实现高校后勤服务的完全社会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乙方的资产所有权属于学校，乙方的人员属于学校原有事业编制或大集体人员，这使得改革很难彻底，无法真正实现乙方与学校的完全剥离。一方面，由于学校拥有乙方资产所有权，使得甲乙方在日常运作中无法真正完全按照市场机制和合同契约运作，甚至很多高校甲乙方之间根本没有签订任何契约，代表学校的甲方仍然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乙方各种后勤服务保障任务；另一方面，由于乙方组建初期需要一定的人力资源保障，使得学校无法对乙方原有正式编制的人员进行完全的分流转岗，而保留在乙方的学校编制人员，学校也很难对其进行完全的转编，只能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过渡性人事制度，甚至很多高校依然对后勤服务的管理人员进行组织任命，赋予行政级别。正是由于以上历史遗留问题，使得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甲乙方关系形同虚设，学校（甲方）对后勤服务的管理依然行政化，校办后勤实体企业（乙方）依然没有完整独立的经营自主权和人事独立权，甲乙双方无法实现真正的市场运作，这极大阻碍了高校后勤服务的“社会化”。3、“公共化”是深化高校后勤体制改革的关键美国加州福勒顿大学副校长波易孟曾经表示：“目前各国高校后勤事务的运作模式各不相同，中国要探索最适合自己的后勤组织方式。从我们的经验看，采用折中或混合的方式是最佳途径，学校可以选择服务好的企业参与学校后勤事务，但要以学生的满意程度作为判断标准。” 从发达国家的高校后勤服务模式可以看出，发达国家较好地形成了政府、社会与高校三者的合力：通过法律、政府、高校及学生的监管和调控，防止后勤服务暴利或欺诈行为产生；通过财政和社会公益支持，确立高校后勤服务的“不营利”宗旨；充分运用市场机制优势，给高校和师生提供更多的可供选择的后勤保障服务内容。发达国家的这种以政府为主导，高校和社会广泛参与，充分发挥公共资源及市场机制发展高校后勤服务的理念和做法，很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目前，我国各高校的后勤服务管理正普遍处于因社会化与公益性矛盾而进退两难的境地。相比发达国家高校后勤服务模式，一方面我国虽然推行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多年，但依然缺乏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所需的一整套法律政策、社会环境和内部体制支撑，而且在现有的体制下短期内这些支撑条件是无法建立和完善起来的。另一方面，高校后勤服务的公益属性一直以来得不到政府、学校及社会的应有重视，缺乏像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由政府、社会及高校三者构建的十分完善的公共保障机制和支撑体系，甚至还没有认识到构建这套体系的重要性，更不用说着手这套体系的创建，这使得我国高校后勤服务的进一步发展面临很大的瓶颈和风险。因此，通过比较研究，笔者认为“公共化”是当前深化我国高校后勤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三、我国高校后勤服务改革的政策发展为了进一步论证当前推行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的重要性与必然性，有必要对我国高校后勤体制改革的政策发展及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的回顾、总结和反思。（一）传统体制下我国高校后勤服务的弊端建国后，随着我国高等学校的建立，高校后勤服务应运而生。由于建国初期，我国处于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国家对高校采用统包统办的方式，相应的，高校对其后勤部门自然同样采取了统包统办的做法。具体体现在高校后勤服务的“福利化”管理模式，即高校统包后勤服务一切事务，高校后勤服务部门在封闭的、全福利化的供给制下，按部就班地从事着高校的后勤服务保障事务。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后勤服务管理模式，事实上“是在计划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又是在特定的供给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有着特殊性的体制结构形态——自我配套模式，这种模式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是搞好服务的自然选择……”。在经济困难、物质基础极其薄弱的建国初期，这种包办模式下的高校后勤服务，为我国高校的建设、发展与稳定，发挥了一定积极的作用。具体而言，建国初期国家经济刚刚起步，物资比较贫乏，社会服务业还未发展，高校教学科研的后勤保障以及师生员工的衣食住行显然只能依靠高校自己才能解决。特别是在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也只有统一包办的计划体制后勤服务模式，才能够全面而不计报酬地为高校的教学科研和师生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提供充足的基础建设以及餐饮、住宿、水电、运输、医疗等各项服务保障。因此，计划体制下的高校后勤服务为建国初期我国高校的起步建设及正常运作与发展提供了稳定而重要的保障。但是，这种传统体制下的高校后勤服务模式也存在很多的弊端。笔者尝试着归纳为以下三点：1、封闭的计划体制后勤给高校带来沉重的负担一直以来，我国缺乏为高校提供后勤保障服务的公益性后勤服务组织，何况在建国初期。加上国家的财政有限，那时高校的后勤服务工作只能由高校自己承担一切成本。为此，那时的高校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社会，数千上万名师生员工以及家属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均由学校负责包办，学校后勤服务机构庞大，后勤人员臃肿，所承担的后勤包袱非常沉重，反而影响了高校教学科研的发展。2、计划体制的僵化性影响了高校后勤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计划经济体制由于缺乏竞争及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选择，存在效率低下、管理僵化、资源浪费严重等特点。同理，在计划体制下的高校后勤服务模式是一种学校统包后勤的，无偿的、公益型的、完全福利化的供给式体系。由于学校包办过多过死，政企不分、权责不明，缺乏监督机制、管理漏洞多，效益低下，导致后勤服务管理僵化，后勤服务不计成本和质量，造成了高校有限后勤服务资源的严重浪费。3、“安置所”和“大锅饭”影响后勤队伍素质提升建国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后勤服务工作在高校领导和师生员工的眼中是做饭扫地，服务师生的粗俗工作，与高校教学科研的主流比起来，后勤部门地位较低。也因为高校对后勤部门的认识不够，加上高校扩张发展的需要，高校后勤部门一度成为高校征地中安置失地农民、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安置教师家属，安置教职工退休“补员”顶替的子女，安置学校富余人员等的安置所。这样一支来历复杂，学历素质参差，专业不对口，服务技能水平低的后勤人员队伍，极大影响了后勤服务保障的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计划体制下的“大锅饭”、“铁饭碗”等体制，缺乏有效的竞争激励机制，导致后勤服务工作中干多干少一个样，从而严重影响和打击了后勤人员的工作积极主动性，使得整个后勤队伍一潭死水，没有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缺乏创造力和创新开拓精神、对市场经济和服务质量的重要性一无所知，工作效率及服务保障质量和水平低下，完全不能适应社会及高校发展的要求，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二）我国高校后勤服务改革的政策变迁正是上文提到的三点因素，使得我国高校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传统高校后勤体制弊端的制约。随着高校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必然对高校后勤服务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但由于后勤包袱沉重，高校越来越无力对后勤进行投入，导致因投入不足而使得高校后勤服务设施设备逐年陈旧老化，加上僵化的管理体制下，“铁饭碗”和“大锅饭”彻底削弱了后勤队伍的发展，后勤队伍整体文化水平低，业务技能差，缺乏工作的积极主动性，渐渐无法适应高校教学科研和师生员工对后勤服务工作越来越高的需求。为此，对高校后勤服务进行改革，势在必行。但我国高校真正意义上的后勤服务改革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建国初期，我国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供给福利型高校后勤服务体系，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为高校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文革期间，全国各高校后勤服务工作遭受了空前的浩劫。传统的为教学、科研和师生员工生活服务的后勤工作方向被定义成修正主义黑线产物，而被统统“砸烂”，整个高校的后勤处于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之中。直到1976年底，粉碎“四人帮”后，高校的后勤服务工作才逐步得以恢复。党的拨乱反正，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面启动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与此同步，我国高校后勤事业开始复苏并进入漫长的改革历程。经过整理和研究，笔者尝试着将我国高校后勤服务改革大概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改革开放初期的摸索阶段 （1984年之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高校后勤在恢复与探索中前进。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的推动下，教育界开始改变以往僵化的思想，逐步认识到高校后勤服务工作既有服务教育的公益性，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而当时后勤部门单一的纯行政管理模式下，管理僵化、工作效率不高、效益低下、“大锅饭”思想泛滥，管理上“等、靠、要”、服务上“统、包、管”，学校办社会，缺乏生机与活力。因此，高校后勤部门从改革行政管理，改变“大锅饭”观念入手，借鉴承包责任制的方法，开始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一次摸索性变革。这次变革首先从膳食部门开始的。由于膳食部门在当时最具有经营的性质，最容易参照同时期工商业的改革经验进行变革。之前的膳食行政部门，以纯粹的行政管理和“大锅饭”的供给制为主要管理模式，一方面没有充分有效地利用经营的手段减轻学校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大锅饭”的分配模式无法调动广大膳食工作者的积极性，服务质量得不到保证，服务水平无法提高。为此，改革采用“经营讲效益、服务有价值”的办法，将任务指标首次计入各食堂的工资体系中，并把奖金与服务的态度和质量挂钩起来。这实际上是一种的半企业化责任制的改革。这项改革的实施，就当时而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跨出了我国高校后勤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那就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变革的第一步。2、综合改革和整顿发展阶段 （1984年—1999年）1984年，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了政企分开、两权分离的理论，指明了高校后勤服务工作的指导性方向。之后国家教委还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以伙食为中心的高校后勤服务工作的通知》，特别强调“把高等学校后勤管理组织、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动员起来，把高校所在地方党委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本着开放、搞活、承包、社会化的精神，千方百计把学生伙食办好。”在中央文件精神的指引下，我国高校后勤体系改革由单一的膳食科，扩展到全方位的综合性改革。这次改革的跨度较长，先后经历了综合承包、半企业化管理、资产管理与后勤实体分离等阶段。具体而言，首先是在前期各高校膳食部门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学生宿舍、基建维修、水电保障、交通运输等各相关后勤部门的承包责任制及岗位责任制改革，逐步改善了高校后勤部门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态度，并使得“经济效益”理念逐步深入后勤人的意识当中。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一些高校开始尝试着引进企业化的经济核算与经营机制，按照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原则，建立了“小机关、大实体”或“小机关、多实体”等架构形式，通过采取员工档案工资与效益工资分离，参照业务技能和能力、服务质量与水平等因素确定员工报酬；通过引进劳动合同制，推进后勤人员的人事体制改革，减轻学校的人事包袱；通过引进企业化管理制度，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的模式，激活后勤实体的工作积极性。这期间，针对部分地区后勤改革出现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忽视服务质量的现象，1988年后，后勤改革更加强调了“三服务、两育人”的后勤服务宗旨，而1992年邓小平南巡，进一步加快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后勤全方位改革的步伐。这一阶段的改革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的一段初步探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国高校后勤部门在管理体制、经营方式、服务内容、经费管理、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实践性改革，从食堂的单体承包，宿舍的投资建设及管理模式多样化，垃圾保洁工作的社会化等，到教师住房建设分配的社会化以及宾馆、超市的承包经营等，我国高校逐步改变了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初步引入市场的因素激活后勤体系的活力与动力，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高校办社会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以及单一的经费渠道，提高了后勤服务的质量，扩大了后勤部门的规模，适应了学校教学科研发展扩大对后勤服务保障的要求，并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为后勤改革全面推进夯实了基础。当然，这一时期的高校后勤改革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后勤改革探索始终局限在各高校内部，各自为政，缺乏全国性的统一而明确的政策方向指导，也因此改革无法实现本质性的突破，且各高校后勤改革的广度、力度及深度都存在较大差别；二是后勤改革的简单化，如一些对外招标承包的经营项目，因缺乏有效的监管体系，在实际运作中出现了商家损害广大师生员工利益，影响高校稳定的事件。3、社会化改革全面推进阶段（1999年—2002年）九十年代后期，面对全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高校后勤改革进入深层次发展阶段，开始明确了后勤改革的社会化目标。这一时期，全国各高校频繁交流，对改革开放以来各高校后勤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充分的总结，并开展了多层次的理论研讨，甚至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为后勤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奠定了基层。1999年起，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多次在全国高等学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工作会议上讲话，为新时期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指引了方向；1999年12月，教育部等五部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高等学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意见》，最终明确了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改革的目标和步骤，改革中的政策以及组织领导等要求，标志着新一轮深化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号角正式吹响。按照中央文件要求，全国各高校大力推进了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无论从改革的力度、幅度还是速度均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为确保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顺利开展，2000年2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颁布了《关于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字[2000]25号），通过减免税收的方式支持高校后勤实体企业化改革；同时，全国各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各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顺利推进。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迅速演变成为了一场中央政策指导，地方政府主导、高校主持承办、社会广泛参与的大变革。事实上，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目标的确定是与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相配套的。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方针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以及教育产业化的发展目标，自1999年起，全国高校大规模的扩招拉开序幕，也因此，不断扩张的教学科研以及不断膨胀的师生员工队伍，无论对高校后勤的规模还是质量都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也由于高等教育的市场化、产业化，与此相配套，高校后勤体制改革也相应地贴上了“社会化”的标签。总之，这一阶段是我国高校后勤体制改革的一次全面推进和实施阶段，其明确的“社会化”改革目标，为全国高校明确了方向，促使我国的后勤体制改革进入了快车道。仅仅用了3年左右的时间，我国大部分地区初步实现了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转变，逐步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高校后勤服务保障体系，进一步打破了大锅饭和铁饭碗，改变了后勤部门封闭垄断的旧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校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了后勤服务保障的质量和水平，增强了高校办学活力，满足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及高校扩招对后勤保障的需求。4、社会化改革的深化、反思及多元化发展阶段（2003年至今）2003年以后，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在继续深化的同时，逐渐在反思中朝多元化倾向发展。一方面，在全国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浪潮中，更多的高校卷入其中，继续扩大着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但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高校发现，“社会化”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由于“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利益调整非常难的革命性工作”，希望在短时间内，通过单纯而简单化地将高校后勤服务推向社会和市场，以此激活后勤活力，减轻高校负担，显然过于理想化。如出于维护高校稳定的需要，后勤部门担负了大量的政治性职能，这是单纯的社会企业所无法承担的，为此很多高校不敢贸然将后勤部门完全推向社会；又如，改革的过程中很多原有的人事和分配体制涉及到的利益面太大，后勤部门社会化改革因此面临着巨大的阻力。种种因素使得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进程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因此很多高校的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不彻底，形成了“行政化管理、事业化人事、企业化运作”等各种各样独特的后勤体制，事实上反而阻碍了高校后勤服务的发展。正因如此，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逐渐降温，全国高校又进入了一个反思及探索新的后勤体制模式阶段。有一些高校甚至走回头路，部分恢复了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前的后勤服务管理模式。随着近几年来高校后勤体制的进一步修正和完善，目前高校后勤服务形成了多种模式并存、多元化方向发展的现状。四、我国高校后勤服务改革的绩效与存在的问题（一）我国高校后勤服务改革所取得的成效综合上文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后勤服务改革所经历的几个阶段，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推动着我国高校后勤服务工作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回首高校后勤服务几十年的改革历程，虽然有过曲折，也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整体而言成果是丰硕的。对于我国高校后勤服务改革所取得的成效，学术界已有诸多论述，为此笔者尝试着从以下三个独特的角度，对我国高校后勤服务改革所取得的成效进行全新的审视和总结：1、通过改革不断适应并满足各时期高校发展对后勤服务提出的各种要求高校要发展，需要改革；高校后勤要发展，同样离不开改革。纵观高校后勤服务几次大的改革，均是在我国高校体制大变革的背景下孕育而生的。建国初期我国高校的计划体制，需要高度计划性的高校后勤服务提供保障，以确保在物资贫乏，社会商业落后的情况下，能够不计报酬地为高校的运转提供充足的保障。虽然这种计划体制下的高校后勤给高校背负上了沉重的负担，甚至最终束缚了高校后勤自身的发展，但如果当时没有这种高度计划性的全福利型高校后勤服务作保障，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就无法逐步创立并得到发展壮大。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和思想观念的逐步转变，高校后勤服务的计划体制自然同样遭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和反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以及对社会发展的阻碍，让人们深刻意识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相应的，我国高等教育也随之发生了体制变革。作为高等教育的保障力量，高校后勤服务也必然需要转变计划体制，以适应高校变革的新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逐渐发生市场化及产业化倾向，大学“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方针的转变以及高校大规模扩招政策的实施，使得高校的发展失去以往较为稳定的政府全额财政支持，必须依靠自身创收才能得以生存。而这也使得高校迫切需要摆脱自办后勤服务的包袱，以保证“自给自足、自负盈亏”的产业化发展需求。在这种背景下，高校后勤体制改革也必然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同步迈进，并最终走上了全面的社会化改革之路。否则，高校后勤服务会因为失去高校对其稳定的财政支持，而最终反过来影响高校自身的发展。新时期，随着公共管理的理念和实践逐步在国内兴起，高等教育的公共属性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重视和肯定，高校产业化也开始得到反思和质疑。在此背景下，高校后勤服务的社会化改革虽然减轻了高校和政府的负担，但社会化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端也反过来影响到了高校的公益属性。因此，高校的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渐渐降温，高校后勤服务的公益性回归逐步被提上重要议题，当前高校后勤服务的管理模式也因此逐渐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从以上论述可见，我国高校后勤服务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事实上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高等教育变革的产物，是为了适应和满足我国高等教育不断变革及发展的需要而相应产生的。而正是因为高校后勤服务能够紧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步伐，不断通过自身体制改革来主动适应并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扎实可靠的后勤服务保障，高校后勤才得以生存并持续发展。从这点来说，我国高校后勤服务改革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2、通过改革不断积累经验和资源，持续提升了后勤服务保障的质量和水平改革的目的是发展，没有促进发展的改革必然不是成功的改革。我国高校后勤服务从改革开放至今，整体的规模、质量和水平均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实践的角度充分肯定了我国高校后勤服务改革所取得的总成绩。首先，改革拓宽了高校后勤服务的资源渠道，为高校后勤服务的建设和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高校后勤服务要发展，需要一定的人财物资源，由于我国高校的办学经费一直以来比较紧张，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历年来严重不足，使得高校后勤服务仅仅依靠高校自身的资源难以支撑，在基础设施建设及队伍壮大等方面发展非常缓慢。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后勤服务的历次改革，事实上是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努力走出一条从封闭的自给自足的高校后勤体制，逐步向开放的社会公共参与的市场体制方向转变之路。而这条改革之路的最直接成效便是改变了高校独自提供后勤部门一切资源的状况，拓宽了后勤发展的资金渠道来源，通过统筹规划和政策扶持，广泛利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金，由单纯依靠拨款，逐步转变为在上级拨款的基础上，通过社会筹资、银行借贷、招商引资、产学研共建、校友捐献、金融理财、企业化对外扩张经营等方式，拓宽经费来源，从而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高校自办后勤的资源困难，打破了制约高校后勤服务发展的资源“瓶颈”，为高校后勤服务的建设和壮大奠定了基础，有力促进了高校后勤服务整体能力和水平的提升。其次，改革加快了高校后勤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提升高校后勤服务保障的质量和水平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随着资金等资源困难的逐步解决，全国各高校后勤纷纷加快校园设施建设和设备采购，大量筹资建设了学生宿舍、学生食堂、生活服务中心、教学楼、实验楼、多媒体中心、科学楼、艺术中心、图书馆、体育场馆以及校园的绿化美化项目等，大大改善和提高了高校后勤服务的保障能力。其中，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等教学保障设施，彻底提升了高校的教学环境和质量；现代化的适合各地学生习惯的公寓型学生宿舍及优美的校园绿化环境，为学生的学习生活营造良好的氛围；安全、卫生、美味、多样的学生食堂餐厅，彻底保障了学生的用餐安全，改善了学生的用餐环境，提高了食品的美味和营养；设计科学的标准体育场、游泳馆、网球场、羽毛球场、高尔夫球场等体育设施设备，为学生课余生活及强身健体提供了有力的保证；美丽、整洁、郁郁葱葱的校园，让很多高校的校园成为当地著名的旅游景区；特别是伴随着扩建城市、整合地区教育资源的需要，很多地方政府在城市郊区划出专门地块，建设高校园区，而各地高校也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征用土地扩建校园、建设新校区，踊跃参与地方高校园区的建设，迅速扩大了校园规模，最终为高校的教学科研所需的后勤保障建设赢得了更多的资源。再次，改革突破了体制禁锢，引进了科学化管理及竞争理念，为提升高校后勤服务保障的质量和层次提供了“软件”保障。传统计划经济下的高校后勤服务封闭体制以及固有的“大锅饭”、“铁饭碗”、“平均主义”等理念，禁锢并阻碍了高校后勤服务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及由此引起的一次次后勤体制改革，高校尝试着突破体制禁锢，通过开放校内服务市场，引进社会上优秀的第三产业集团参与高校后勤服务，打破原有高校后勤部门的垄断地位，促使高校后勤在竞争面前走出封闭、面对市场，改变“铁饭碗”、“大锅饭”等传统的后勤人事及分配体制，多元化引进社会上各种科学化的先进管理体制和理念，全面探索并推进了后勤的产权体制转轨、运行机制转变、财务及分配制度更新、人事和用工制度变革以及企业化管理、市场化导向、产业化服务和专业化人才引进及队伍建设，从“软件”的角度有效改善了高校后勤服务的管理经营水平和队伍素质，扩大了高校后勤的服务范围和规模，提升了高校后勤的服务保障质量和水平。3、通过改革不断融入高校主流，逐步升华了高校后勤服务自身的价值高校的主流工作是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由于高校后勤服务的第三产业性质，一直以来在高校中所处的地位较低，在高校领导和师生的眼中是辅助性的、粗俗的工作。特别是在大规模的高校后勤体制改革之前，高校后勤服务往往成为安置教师家属等富余人员的安置所，队伍素质不高，在为师生提供后勤服务保障的过程中，由于服务态度不好、服务质量不佳，而受到师生的不断质疑乃至排斥，反过来进一步导致高校后勤服务的边缘化地位。也正是由于高校后勤服务的非主流地位，使得高校后勤服务完全社会化一度成为高校后勤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然而，随着高校后勤体制改革的兴起和不断推进，高校后勤服务在朝社会化方向迈进的同时，自身在高校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也越来越被高校及广大师生所认知，高校后勤服务不但没有远离高校的主流阵地，反而进一步靠近并融入高校的主流当中，逐渐成为高校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独特作用。首先，高校后勤服务对于保障和提升高校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通过改革逐渐昭显出来。高校后勤服务虽然从事的是简单的第三产业服务，与高校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似乎关系不大，但通过一系列的高校后勤体制改革，在转变管理体制和观念、引入社会优秀资源、激活自身活力等基础上，高校后勤的保障服务水平得到有效的提升，其创新的服务理念及项目对高校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的促进作用越来越被高校及师生所认可。如校园功能布局科学的规划及全新的设计理念，有效顾及了教育的特点及人类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使得崭新的校园环境不但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和能力潜质，而且美化了学生们的心灵，陶冶了学生们的情操，提高了学生们的品质；现代化的后勤设施从环保选材、内外装潢、灯光设计、隔音保温、舒适安全等方面均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和处理，并融入先进的数字与网络技术，为提高教学科研的质量与效率，提供了良好的科技条件；结构合理、功能齐全、配套完善的学生宿舍、食堂、超市、银行、球场等后勤设施，充分体现人性化服务理念，及时、快捷、高效地为师生提供服务保障，促进了师生教学、科研和学习活动的开展；此外，高校后勤服务的壮大和发展有力支撑了近年来高校扩招工作，为确保国家高等教育战略调整目标的实现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高校后勤服务工作逐渐与高校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等主流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了高校主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参与者，而不再是无关紧要的旁观者。其次，高校后勤服务对于拓展高校的育人阵地，丰富育人内涵，提升育人成效的文化功能通过改革凸显出来。随着高校后勤体制改革的推进，高校后勤服务保障工作的“育人功能”逐渐被重视和发掘。人们意识到，高校后勤服务不仅仅为高校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等主流工作提供物质保障，也进一步融入到高校的主流工作当中，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一支重要的组成力量。一方面，后勤服务场所往往成为高校育人工作的主要阵地之一，通过在食堂、宿舍、教室、图书馆等场所安装大屏幕电子宣传显示器、张贴宣传画及标语等形式以及开展相关育人活动，有效提升了育人工作的覆盖面和成效。一方面，通过在后勤服务过程中采取富有特色的举措，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个人修为和道德品格。如厦门大学食堂要求学生用完餐后自觉整理剩饭剩菜及餐具，自己端到食堂出口处的“餐具回收台”，以此培养学生的自觉意识、节约意识和公共意识；要求学生排队点餐的做法，旨在培养学生的耐心和公众道德品质；在食堂限制使用一次性塑料袋，旨在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为学生提供免费的米饭主食，旨在培养学生的感恩奉献意识。又如清华大学每天清晨播放广播的做法，旨在改变学生们晚起慵懒的习惯；一些高校组织学生义务承担校园的卫生保洁及公共场所的秩序维护等工作，以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品格；包括厦门大学在内的一些高校后勤部门设立了大量的勤工俭学及毕业实践岗位，为学生们掌握一门劳动技能，培养健康工作心态提供机会，为学生们走出社会、走上工作岗位垫定良好的实践基础。总之，高校后勤服务的“育人功能”能否得到挖掘和发挥关系着高校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能否更好地开展。再次，高校后勤服务的“公益性”和维护高校安全稳定的重要价值，在一次次改革的冲击下，逐步引起人们的共识。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在取得一系列成绩的同时，反过来削弱了高校后勤服务的公益属性及维护高校安全稳定的重要职能。这可能体现在社会上的服务企业进入高校市场后，由于政治属性的缺失，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使得其在面对社会物价上涨的同时也必然不顾师生的反对，片面调高服务价格，从而导致一系列影响高校稳定的事件发生；又如在面对高校突发性的教学科研任务时，由于高校经费不足，无法及时给予付费，而拒绝提供相关服务，影响了高校教学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再如在确保食堂用油及食材来源的安全可靠、供餐及餐具的卫生安全等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检测的体制和技术，而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因此随着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深入，高校后勤服务的公益属性及维护高校安全稳定的重要价值逐渐引起了校方及广大师生的反思和重视，也因此，高校后勤服务片面社会化改革的趋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和修正。从这个角度而言，正是由于高校后勤体制改革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促使高校后勤服务自身的价值得到进一步发掘和重视，并最终升华了高校后勤服务的自身地位与价值，促使高校后勤服务逐步进入了高校的主流领域。（二）我国高校后勤服务改革存在的问题显而易见，任何改革都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问题，而也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给改革提供了继续推进的动力。正如上文所述，高校后勤服务“公益性”的缺失，正是在高校后勤服务改革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之一，并反过来修正和推动了新的后勤体制改革。因此，系统地总结高校后勤服务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推动高校后勤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具有重要的价值。为此，笔者同样尝试着从以下三个独特的角度，总结我国高校后勤服务改革所存在的根本问题：1、改革不彻底限制了高校后勤服务的发展步伐由于高校后勤服务受到其所依托的政治体制、人事因素以及国有产权等多方因素的限制，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由行政化管理向企业化经营改革的整个过程中，高校后勤服务无法从根本上真正实现改革的理论目标，完成彻底的变革。而不论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只要是不彻底的改革最终都会因内部新老体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最终限制和削弱了改革的成果，并带来一系列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阻碍了高校后勤服务的进一步发展。从产权的角度而言，虽然各高校都积极探索灵活多样的后勤服务社会化剥离方式，但是改革并没有真正涉及“产权”问题，原有的高校后勤财产始终属于高校财产的一部分，这一产权属性并没有随着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推进而发生根本性改变。而高校产权的特点就决定了很多高校虽然表面上建立起了企业化形式的后勤实体或企业，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运行模式，但实际上由于与高校的产权隶属关系，这些后勤实体或企业并无法真正实现独立，而依然作为高校建制的一个部门而存在，成为事业单位体制下的半企业机构。正因为如此，一方面，后勤实体（企业）由于缺乏完全的独立产权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可观报酬，因此对自身所经营的高校所有资产缺乏保值增值的积极主动性，而可能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另一方面，作为产权所有者的高校，容易产生行为越位，事企不分、权责不明，随意采用行政性命令干预并左右后勤实体（企业）的日常经营和服务保障工作，打乱了后勤实体（企业）自身的发展计划和管理规范，剥夺了后勤实体（企业）的独立发展空间。从监管的模式来看，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推行以来，常见的做法是将原有的高校后勤部门分离为甲乙方，甲方作为学校管理后勤服务的行政机构，对社会化剥离后作为乙方的后勤实体（企业）进行监管，并逐步引进校外优秀的后勤服务企业（丙方、丁方……）进入校内市场，与原有的乙方形成一定竞争，以确保后勤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降低高校的后勤保障成本，提升高校的后勤服务保障质量。然而，由于改革不彻底，从原有高校后勤部门中分离出来的所谓企业化“乙方”，事实上依然属于高校产权，人事关系依然纳入高校事业编制体系，管理上依然参照高校的行政化管理模式，总之依然与高校保持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因此所谓的“甲乙方”关系有名无实：代表高校后勤服务的行政管理部门甲方对同属于高校机构的后勤实体乙方，其监督管理职能形同虚设，不但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进行制约或激励乙方，而且反而因此增设了不必要的机构和人员，增加了高校后勤服务的成本。从具体的管理体制来看，由于改革不彻底，高校后勤实体（企业）的内部管理体制无法完全按照企业化的机制运作。一方面，高校后勤实体（企业）由于没有真正实现产权独立，因而依然承担着高校所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重任，导致高校在引进校外优秀后勤企业进入校内市场的同时，普遍持着谨慎的态度，因为原有高校后勤实体的亏本或破产，真正受害的却是高校本身。而这也导致了高校后勤服务无法更好地形成全面的竞争机制，影响了高校后勤服务质量和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是人力资源，由于改革不彻底，分流到后勤实体（企业）的人员很大部分还是保留学校的事业编制系列，归属学校的组织任命及管理，特别是为了确保高校后勤服务在保障高校各项工作开展及维护安全稳定的重要职责，后勤实体（企业）的管理层人员，一般情况下依然保留行政级别，由学校指派任命。但也由于社会化改革的推行，很多后勤实体（企业）改革后新进的管理人员及技术人才属于非学校编制系列，这种所谓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双重标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同岗不同酬”、“论资历不论能力”、“任人唯编制而非贤能”等一系列不公平的人事现象，打击了后勤实体（企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制约了人力资源作用的有效发挥。2、社会化理念削弱了高校后勤服务的发展根基前文提到的高校后勤服务的“公益”属性，决定了高校后勤体制改革的复杂性。随着1999年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兴起和推进，“社会化”理念一时充斥着高校以及高校后勤的神经。多年来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实践表明，这里提到的所谓“社会化”，事实上是一种将高校后勤服务“企业化”、“市场化”的改革。而这与高校后勤服务的公共属性及公益属性具有本质上的矛盾和冲突。高校后勤服务的公益属性要求高校后勤服务的发展应当建立在一定的政府公共财政支持的基础之上。而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理念却使得一些政府及高校认为应当将高校后勤从高校的公共保障体系中完全剔除出去，像社会企业一样，自求生存、自生自灭，完全不再需要政府（高校）公共财政的支持。甚至于，高校后勤所占用的高校固定资产也应当归还或者以付费购买及租用的形式，进行分离。结果导致了高校后勤服务的发展举步维艰。高校后勤服务的公益属性要求高校后勤服务的运作应该顾及高校教学科研及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承担着促进高校各项事业发展、维护校园安全稳定的职责。而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理念却使得一些高校通过给校有后勤实体（企业）下达经营创收指标的形式，鼓励其按照市场经济的做法，以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通过上缴学校的利润来衡量其实绩。更有很多高校将校内一些服务市场以简单招标的方式承包给出价高的校外企业运营，以使校方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结果导致了校内物价高涨，师生员工实际沦为高校创收的买单者，且服务质量低下，影响了高校的正常运作及安全稳定。高校后勤服务的公益属性要求高校后勤的设置、运作与企业文化建设应当与高校自身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理念相协调、相配合、相促进，同时高校后勤服务能够通过提供实践岗位以及配合学校采取各种服务措施并举办各项活动等方式，参与高校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的事业当中，履行高校后勤服务的育人职能。而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理念显然忽视了高校后勤服务所承担的重要育人职能，其仅仅要求高校后勤实体（企业）能够给高校创收，能够满足高校及师生日常食、住、行等简单的后勤服务需求，而忽视了高校后勤服务作为高校履行教育属性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营造高校育人氛围，对学生潜移默化教育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总之，“社会化”理念及改革的目标定位，一定程度上削弱甚至剥夺了高校后勤服务应当具备的公益属性及一定的教育属性，制约了高校后勤服务的成长及健康发展，使得高校后勤保障服务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与高校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发生脱节，影响了高等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危及高校的安全稳定。也正因为如此，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逐渐引起人们的反思和修正。3、碎片化倾向影响了高校后勤服务的行业发展当前，由于我国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在实践中出现一些深层次问题难以解决，而新的高校后勤体制改革方向不明，因而导致了当前我国高校没有形成一种公认的完整成熟的后勤服务模式。而这种发展方向不明，成熟模式缺失的现状，导致了各地各高校后勤服务模式各异、多元化并存的现状，并有进一步碎片化发展的倾向。各地高校在修正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所带来的一些问题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方向指引及成功的模板借鉴，而采取各种各样不同的举措。有的高校试图进一步深化社会化改革，通过彻底明确后勤产权的方法，解决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中产权不明的问题；有的高校试图走回头路，通过合并后勤服务甲乙方的方式，解决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所带来的一系列困难和问题；有的高校则在保持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通过一些细节上的修修补补，如给新进后勤人员学校编制以确保队伍稳定、在自主经营的前提下减少后勤部门的经营指标或进行适当的财政扶持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维持着高校后勤服务的整体运行。事实上，作为兼顾“经营性”、“市场性”、“保障性”和“公益性”为一身的高校后勤服务，可以当成一种有别于校内其他部门院系以及校外企业的全新服务行业。这种行业的特征要求其既具备服务高校的公益属性，又有一定的经营创收能力；既不能走纯粹的社会化道路，又不能仅仅依靠高校财政支撑；既需要一定的公共资源无偿扶持，又要避免因缺少必要的竞争而导致服务能力和水平的低下。而发展高校后勤服务这一行业，就必然要求有一个统一而明确的目标方向和运作模式，以及全国性的指导、推进、支撑和互助体系，才能够避免各地各高校各自摸索、各成体系的碎片化发展倾向所带来的混乱、低效、曲折甚至失败。因此，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所导致的当前高校后勤服务碎片化倾向发展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后勤服务整体行业的发展，亟需出现一种全新的、明确的、统一有效的高校后勤服务模式，为全国高校后勤体制改革指明方向。五、推行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的若干思路综上所述，在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面临困境的当前，我国高校后勤服务的发展亟需探索一种全新而有效的模式，以推动高校后勤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为此，笔者结合公共管理学等理论，在分析我国高校后勤体制改革沿革及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基础上，借鉴国外高校后勤服务模式，尝试着提出了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的若干思路，希望能够通过“公共化”改革方向取代“社会化”改革方向，以解决当前我国高校后勤体制存在的一些问题。（一）确立高校后勤服务的公共产品属性及公共化改革方向高校后勤服务师生，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显著的公共性。而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所带来的高校后勤服务企业化与高校后勤服务自身公益性之间的矛盾又阻碍了高校后勤服务的稳定与发展。因此，确立高校后勤服务的公共产品属性及公共化改革方向至关重要。1、确立高校后勤服务的公共产品地位根据“公共性”理论，我们发现：从组织特征而言，高校后勤部门的宗旨和目标主要在于服务高校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以保障和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为自身的价值取向，而不是以赢取私利为目标；在内部架构上大多根据高校对后勤服务的需求，设立相应的服务部门架构，而不是根据最大限度获取利润的需要设置内部架构；在运行模式上基本上延续高校事业体制设置，接受高校行政领导，获取高校在人财物以及校内市场等方面的支持，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企业运作模式；在主体行为上紧密围绕高校各项中心任务以及日常运作和师生员工工作学习生活所需的后勤服务保障而开展工作，而不是单纯根据市场需求提供产品；其目标对象为高等教育活动及师生主体等公共事务，而不是纯粹的顾客。可见，我国高校后勤部门的现状有着显著的公共部门特征，具有公共属性。事实上从本质上而言，高校后勤服务不仅是高校的重要部分，也是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管在哪一个国家，不管在什么时候，高校后勤服务作为高校的一分子，都是高等学校的基本办学力量之一，也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基本支撑力量。高校的社会功能是教育，其根本任务是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高校后勤服务的目的便是服从服务于高校这一根本任务，在高校的领导下，围绕高校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为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提供必要的后勤服务与保障。可见，高校后勤服务与生俱来拥有教育属性，这有别于校外企业。离开了高校后勤服务，高校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就无法正常开展；同样离开了高校，高校后勤服务也必然丧失其自身应有的社会功能与公益属性，也无法成为“高校”的后勤服务。因此，高校后勤服务与高校密不可分，高校后勤服务是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高等教育本身所固有的公益性及公共产品属性又决定了高校后勤服务的公共产品属性，即：从非排他性角度来看，高校后勤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提升惠及的是整个学校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及师生员工学习、工作生活的环境、质量和水平，无论是优美整洁的校园环境、安全卫生的可口饭菜、明亮宽敞的教学课室、还是舒适便利的宿舍居室，对校内全体师生员工而言，都是共同享用而不具有互相排斥性；从非竞争性角度来看，高校后勤服务面对的是全体校内师生员工，秉承着一视同仁的理念，不会因为一部分师生享用高校后勤服务而影响到另一部分师生对其享用，不会因为一部分师生因高校后勤服务而受益却影响另一部分师生从中受益，即受益对象之间一般情况下并不存在特别的利益对立和冲突。正是由于高校后勤服务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其主要应该更多地由政府或公共组织承担供给，这一点必须首先明确。当然，受到高校后勤服务自身的容量限制，高校后勤服务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均是有限的，并不是纯公共产品，而属于公共产品中的准公共产品，也正因为如此，高校后勤服务可以通过一定的市场方式来补充，这点下文会作进一步论述。2、明确高校后勤服务的公共化改革方向方向就是旗帜，旗帜就是力量。在现有我国政治体制下，只有自上而下明确我国高校后勤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公共化”，即推行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而不是“社会化”改革，才能够切实有效地肯定并强化高校后勤服务的公共产品属性，解决因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切实推动高校后勤服务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以满足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不论是各级政府、各高校还是全社会都必须充分认识到高校后勤服务的重要性和独特性，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中明确指出，“后勤工作的任务，就是要为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服务，要为科研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科研、教育工作……后勤工作也是一门学问，也需要学习，也能出人才。”一是高校的基础工程建设，包括校舍住宅基建、基础管道铺设、校园规划建设、绿化节能工程、教学生活设施设备配备维护等，是教学科研和师生教学生活的最基础保障，必须在国家的统一集中领导下，以科学意识和大局意识，以最大限度方便满足教学科研服务以及弘扬发展高校文化为宗旨，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进行规划和建设，而不应由高校后勤过多承担和寻求基础工程的资金来源以及能够给自身带来的多少经济收益；二是高校的各类后勤服务保障工作，包括大型活动会议的筹备，各类专项任务的保障以及日常教学科研的后勤服务以及师生员工的衣食住行，都要求高校后勤部门必须牢固树立以师生为本，以服务为本，紧密围绕高校各项中心工作，全心全意、不计个人得失地为教学、科研和师生员工服务，想师生员工之所想，急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之所急，尽最大可能满足高校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在这过程中不应当过多考虑经营服务成本和经济收益问题，不能为了获取盈利而牺牲服务保障的质量和水平；三是高校的安全卫生工作，这是高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以及生产安全管理工作的有机组成，事关师生员工生命财产，事关高校改革与各项事业发展，事关国家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而在维护高校安全稳定方面，高校后勤服务充当重要角色，在重点场所保卫、内部治安维护、食品卫生管控、防火防盗防灾害等工作以及维护校内物价稳定、筹办民族餐厅、快速机动完成学校维稳任务、确保高校和谐稳定等方面承当着重要的政治责任和使命；四是高校后勤不仅仅承担单纯具体的服务保障工作，而且还肩负着“服务育人”、“管理育人”、“环境育人”等精神文明层面的工作，即高校后勤服务要具有教育属性，要为高校的精神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如通过整洁优美的校园环境，让学生养成不乱丢垃圾，自觉爱护卫生的习惯；通过细心周到的服务感化人，让学生懂得感恩与奉献的真谛；通过环保的校舍建设和理念，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通过提供勤工俭学和实践实习的岗位，在帮助贫困学生的同时，也为学生个人成长奠定良好的基础。可见，虽然高校后勤服务从表面上来看与校外社会相关服务业企业相似，但承担有现阶段一般社会企业无法承担的以上各项重要职能，特别是政治维稳职能、高标准的安全卫生职能、附加的服务育人功能、从属性的高等教育职能等，因而高校后勤服务不是简单的社会服务业，而是具备独立行业性质的一种公共服务行业，属于准公共产品，不能也无法单纯由社会相关服务企业来提供，否则必然会出现当前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事实上，高校后勤服务应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共性行业进行整体规划和政策指导，而有别于校外社会相关营利性行业规范。因此，在当前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面临困境的同时，明确高校后勤服务的公共化改革方向至关重要。3、推行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的主要步骤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并不是全盘否认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十多年来所取得的成绩。相反，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应在当前各地各高校现有后勤服务模式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研讨解决的办法，为公共化改革的顺利推进积累并提供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库。具体而言，回顾高校后勤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总会出现一些新的情况、矛盾和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高校后勤改革涉及到各种各样复杂的因素，有来自高校体制内的阻碍，有来自后勤各项业务相关行业的限制，也有相关配套的政策法律及社会环境不健全。任何改革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在改革中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是正常的现象，只要坚持以辩证的观点去分析认识改革本身，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和解决问题，并不断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修正改革本身，改革便能取得良好的成效。应当说，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后勤服务模式到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全面推行，高校后勤已经历了一次次改革的洗礼。而当前，推进新一轮的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也依然需要在充分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推进。首先，应该认识到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的观念依然在各级政府、各高校和广大教职员工中根深蒂固，一方面通过将高校后勤服务推向社会和市场，卸下政府和高校的包袱，甚至还可以为高校创收；另一方面，高校后勤部门依然在高校的行政命令下开展工作，事实上无法真正实现根据市场需求定价和收费，大锅饭和行政管理模式依然广泛存在于后勤部门之中。而高校后勤部门的这种“内忧外患”的现状，使得高校后勤服务的发展陷入了困境。充分认识到高校后勤服务的现状，才能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地推进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其次，应当充分重视高校后勤服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纠正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中一味片面的追求社会化，将高校原有的承担服务保障重要职能的后勤部门匆匆忙忙推向社会、推向市场，而导致高校后勤保障力量极大削弱的错误做法。通过合并社会化改革中出现的甲乙双方，变甲乙方之间的合同契约关系为部门同事关系，并根据后勤业务实际，设立新型的“大机关、多实体”后勤服务保障机构，其中对提供后勤服务的部门根据性质特点划分为“纯服务保障部门”、“半保障半经营部门”以及“纯经营部门”，对纯服务保障部门采用百分之百的财政拨款方式确保正常运行；对半保障半经营部门进行财政补贴和扶持，确保其公益属性；对纯经营部门，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大创收力度，用以弥补其他非创收性质后勤部门的经费不足。第三，应当充分重视并加强高校后勤服务的内涵建设，摈弃一味向钱看的企业化经营思路，恢复高校后勤自身承担的教育属性和公益属性，通过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构建公共部门性质的“内部组织架构体系”、“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科学化制度管理体系”、“关键部位和环节监督体系”、“服务保障管理体系”以及“内部文化体系”建设，努力实现内部经营服务管理由企业化向事业化转变，由营利性向公益性转变，由被动提供服务产品向主动提供服务保障转变，最终增强高校后勤服务保障功能，确保高校后勤服务能够真正跟上并满足高等教育和学校发展的步伐和需要。（二）强化政府主导，完善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的制度安排既然高校后勤服务是我国高校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力量，在现阶段很难依靠市场及高校后勤自身力量保证高校后勤行业发展的现实情况下，只有强化政府主导，依靠政府和学校扶持，才能确保高校后勤服务的发展与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步。从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任何一项改革，如果缺少了政府的行为，便无法取得成功，政府行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因此，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能否取得成功，政府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1、发挥政府在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中的主导作用由于高校后勤服务属于公共产品范畴，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来提供，因而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等价交换，并不能适用于高校后勤服务，而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投入与政策扶持等方式，以弥补市场机制在高校后勤服务中的不足。同时，只有政府才能够真正公正地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顺应时代发展的实际要求，慎重却合理地提出具有权威性的政策措施和改革方案，且有能力带动相关组织和个人，克服重重困难，推动改革的实施。具体而言，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是一项政治性和政策性很强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体制变革和利益分配，只有大力发挥政府部门在改革推进过程中的规划统筹、政策指导、宏观调控、协调督办、财力支撑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改革才能得以顺利的开展。首先，政府应当在继续发挥教育部及高校后勤现有行业协会的作用同时，组建全国性的高校后勤公共化改革政策及实践指导委员会或办公室，全面负责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事宜；其次，政府应当把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纳入政府体制改革的整体规划之中，提升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的重要地位，营造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的良好氛围，集全社会合力，推动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的进行；第三，政府应加强对高校后勤服务现状的调研，组织制定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相关的一系列政策及指导意见，统一并细化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的政策保障，在有关人事、劳动、税收、经费以及社会企业和部门参与高校后勤工作等方面，出台切实合理的政策支持，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学校规范、行业自律、舆论监督、师生参与相结合的监管体系，确保高校后勤服务更好地兼顾效率与公益，督促深化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的推进；第四，地方政府和各高校应当积极服从和配合上级关于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的一系列举措，紧密结合本地区、本校的实际情况，将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纳入本地区、本校的发展规划及重要议事日程，加强地区财政和学校财政的扶持力度，推进各类配套改革措施，强化政策落实，为改革的顺利推进添砖加瓦。2、构建推进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的法律体系当前各级政府均不同程度拥有对高校以及高校后勤部门一定的行政指挥权力，加上教育的财政来源主要依靠地方政府，由于各级政府对高校后勤服务的属性和定位认识不一，因此仅仅依靠政策层面还很难真正推进高校后勤服务的公共化改革，必须通过建立全国性的法律法规方式，确定高校后勤服务的公共化改革方向以及独立的行业地位和公共产品地位。一方面，应当通过法律的形式明确界定公共产品的范围及供给主体，必须明确公共产品应当由政府等公共部门及公益组织承担供给，而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位应定位为公共部门或公益性组织，并给予相应的法律地位。在此基础上，通过法律明确高校后勤服务是一种公共产品，必须主要由政府等公共部门承担，并确认高校后勤部门的公益性及公共部门地位，以便为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赢得良好的空间和氛围，减少因地方保护主义、行政壁垒、利益冲突等因素对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的阻碍。另一方面，应针对当前高校后勤服务的现状，将各高校自办的已经社会化或半社会化的后勤企业定义为公益组织或半公益组织，通过免除税赋，进行一定的财政补贴等方式给予扶持。3、加大公共财政支持，为高校后勤服务提供充足的经济保障作为公共产品的高校后勤服务离不开政府公共财政的支撑。如果缺乏充足的经济保障，高校后勤服务必然会为了生存而一味追逐盈利，最终丧失自身的公共产品属性。长期以来，由于高校后勤服务具有经营属性，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校均没有重视对高校后勤服务的财力支持，要么要求高校后勤自负盈亏，政府和学校趁机甩掉包袱；要么要求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反过来为学校创收营利。为此，在明确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属性的同时，强化政府及高校的角色至关重要。这方面，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做法，明确将高校后勤服务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一部分，纳入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财政规划和财政预算，通过政府财政支持，减轻甚至免除高校办后勤的负担，为高校后勤服务实现纯公益性服务及自身发展提供必需的财力保障。在这过程中，要重视因推行高校产业化及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以来所形成的各高校负债累累的现状，高校以及高校后勤不是企业，也没有独立的企业法人地位，不应该也没有资格和能力通过贷款搞建设，这方面应引起政府的重视，逐步通过加大对高等教育及高校后勤的财政投入，逐步缓解和减轻高校及高校后勤的债务负担，以促进高校加快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的步伐。（三）妥善解决产权及人事问题，大力发展高校后勤服务行业借鉴发达国家组建全国性高校后勤服务集团的成功经验是我国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初衷之一，只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这方面的尝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在于整合各高校原有后勤服务资源，组建跨高校的后勤服务集团时，涉及到碎片化的产权及人事问题，且缺乏政府的政策扶持和财力支持。实践证明，以这种方式发展高校后勤服务行业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是行不通的。1、尊重产权及人事现状，减少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的各项阻力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一大瓶颈就是产权和人事问题无法理顺，原有高校后勤部门的所有财产和人员均是高校的一部分，高校享有完全的产权及人事权。但社会化后勤又要求将高校原有后勤部门从高校中脱离，成为独立的企业，而与高校形成甲乙方的服务付费契约关系。在产权和人事权没有完全理顺的情况下，后勤部门社会化只能是在表面上发生了变化，实质上依然是高校的一部分，而高校的行政体制以及对后勤部门的人事任免权又决定了高校与高校后勤部门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命令与执行的关系，而无法真正成为“甲乙方”的契约关系。多年的实践证明，任何试图分割高校与高校后勤部门产权的努力都是无法成功的，而虽然一些高校后勤的人事脱离了高校的编制体系，但高校依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放开对后勤部门的管理人员任命权。因此，从这点而言，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是难以有效推进的。事实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如面对和尊重现实。因此，作为兼顾“经营性”、“市场性”、“保障性”和“公益性”为一身的高校后勤服务，可以当成一种有别于校内其他部门院系以及校外企业的全新服务行业。而高校后勤服务行业的发展应该尊重高校后勤服务原有产权及人事现状，以及高校对后勤实体的实际行政支配权，以减少各项阻力。结合高校后勤服务的公共产品地位，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应当首先将高校后勤服务机构及人员重新纳入高校的事业编制体系中，以强化和理顺高校对后勤服务的人财物管控，确保高校后勤服务的政治职能和公益属性。2、组建新的后勤实体，大力发展高校后勤服务行业从各高校中分离出原有的后勤服务实体，统一组建成跨高等学校的后勤服务集团的构思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其没有尊重原有后勤部门的产权及人事权。因此高校后勤服务行业的发展应该在现有各高校后勤部门独立承担后勤服务的基础上，通过国家或社会重新组建全新的全国性或地区性高校后勤服务行业组织和服务实体的形式来实现。这里应当强调的是，全国性或地区性的高校后勤服务行业组织和服务实体要在政府的政策及财政保障的基础上运行，且只能作为各高校现有后勤部门的补充，而不是取代。在行业组织的组建上：一方面由于高校后勤服务是高等教育及高校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及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是高校，包括政府在内的全社会对高校后勤服务提出的标准和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高校后勤服务在经历社会化改革以及所带来的碎片化现状下，目前正处在发展的徘徊期，亟需引导和加强管理，以确保其公益性和保障性。而当前教育行政部门并无专门机构，也无能力对高校后勤服务这一行业进行专业化、精细化的指导和管理。因此要实现高校后勤服务行业的健康发展，应当通过成立专业化的新型公共化后勤服务行业组织来实现行业指导、行业规范、行业自律、行业交流、行业协作、行业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在专业化的后勤服务实体组建上：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和高校的发展，各高校对后勤服务的范围、品种和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仅仅依靠各高校原有的后勤部门不一定有能力承担所有的后勤服务保障重任；另一方面，在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中简单通过高校间的后勤合作或后勤联盟等模式组建而成的后勤服务组织，并不是真正法律意义上的专业化后勤服务实体，而只是一种松散的合作协议架构，无法真正形成合力，更不可能承担太多其他高校的后勤服务重任。因此，应当在政府部门的主持下，组建全新的高校后勤专业化服务实体，一是为现有高校后勤部门提供技术指导和各类帮助，以提升后勤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二是补充高校自身后勤部门的不足，为高校提供自身后勤部门无法提供的一些后勤保障服务项目；三是为新组建的高校或者那些后勤部门不存在历史遗留问题的高校以及规模较小的高校提供完全的后勤保障服务，而上述这些高校可不成立相关后勤实体部门，而将自身后勤服务事务全部交出，统一接受服务，以实现公共产品利用的最大化。（四）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及公共资源，提升高校后勤服务整体水平国外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目的在于采用市场机制来提升公共管理的水平和服务质量。应当说，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从这个角度而言，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不能否定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所取得的成效，不能走回封闭式的计划经济老路，而应当充分利用公共资源，以提升高校后勤服务的整体水平。这方面学术界已有人提出了高校后勤服务改革应实现从“福利性”到“公益性”的转变，即高校后勤既不是传统计划体制下的福利性后勤，也不是营利性的企业化后勤，而应当是公益性的公共化后勤。1、有效利用市场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并非营利性的企业才需要引进市场机制，公共产品同样可以利用市场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应当说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弥补主观性、计划性管理的不足。这要求高校后勤组织在公共化改革过程中应避免成为传统完全行政化的机关组织，而应当成为兼顾经营与管理的新型事业型组织；高校后勤实体在日常运作过程中应避免成为纯行政管理方式的，不计成本的计划性经营组织，而应实现以市场选择为取向的现代化的经济管理模式，继续采用服务付费的方式，通过成本核算以及适当的竞争及激励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确保高校后勤实体的服务质量与水平；在具体利用市场机制方面创新思路，吸取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如采用外包的方式，将高校后勤部门自身无法承担或者自行承担所需的运行成本太高的业务通过招标等方式，引进社会上在相关服务行业中具备规模化、专业化优势的企业来提供，虽然这些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但相比高校后勤部门自行承担的做法依然能够节约设备购置成本、人员配置成本及机构运行成本，实现公共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当然，在有效利用市场机制的同时，我们必须要充分认识到，市场只是一种手段，并不会影响高校后勤服务的公共产品属性。2、充分利用公共资源，提升后勤服务保障整体水平作为公共资源的看门人——“政府”，应当将更多的公共资源（包括公共物品、公共产品）提供给高校后勤服务，除了上文提到的通过财政支持组建全新的全国性或地区性高校后勤服务行业组织和服务实体外，政府还应当把更多的公共资源主动提供给高校后勤服务，以弥补单纯依靠政策和财政支持的不足，提升高校后勤的整体服务保障质量和水平。如为弥补高校后勤运输力量的不足，除现有财政支持外，应当充分利用公共交通资源，支持高校的运输工作；在土地保障方面，无偿支持高校为扩展教学空间而对土地资源的合理要求；在水电保障方面，投资扩容水电供应基础工程建设，满足高校用水用电的需求；在安全保卫方面，设立组建行政执法机构，由政府财政承担运行及人员经费，确保高校的安全稳定；在方便学生学习生活方面，改变单纯依靠学校自身投资、自筹以及社会资助的方式办后勤，而是主要依靠政府投入，通过财政上“明补”，政策上“暗补”等方式，确保教室、宿舍、食堂等后勤设备设施的改造和建设。此外，政府的各种政治资源，也是提升高校后勤服务保障整体水平的有力保证。如党组织资源，通过加强高校后勤部门的党组织建设，可以保证高校后勤服务的政治方向和公益属性，并通过党组织的号召力、凝聚力和权威力，提升后勤部门职工的职业道德和拼搏精神，确保后勤队伍以饱满的精神状态，为服从服务于高校发展，不计个人得失，投身于高校后勤服务保障各项工作中去。又如共青团组织，可以作为桥梁和纽带，增进高校后勤部门与高校其他部门乃至全社会各级公共部门团组织间的交流与互动，增强后勤部门青年员工的朝气和活力，激发敢于冲锋陷阵的工作精神和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推动高校后勤服务事业的不断发展。再如工会、妇委会组织，通过创建“职工之家”，丰富内部文化建设，关心关爱职工生活，可以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职工的责任心、归属感和使命感，从而为提升高校后勤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提供扎实可靠的人力资源。结语当前，我国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面临瓶颈，究其根源在于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中片面强调高校后勤服务的“经营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功利主义泛滥与高校后勤服务实际承担的教育属性以及保障高校安全稳定等“公益性”之间产生很大的矛盾。为此，本文根据公共管理及公共产品理论，通过对高校后勤服务及其属性的界定，全面回顾了我国高校后勤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深入总结了我国高校后勤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效、积累的经验以及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具体分析了当前我国高校后勤服务管理模式的现状，积极借鉴国外高校后勤服务管理的成功经验，尝试性地提出了推行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化改革的可行性分析及具体思路。笔者认为，公共化高校后勤服务体系的建立，对于强化高校后勤服务的“公益性”，满足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对高校后勤服务的需求，确保高校后勤服务的发展与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本人理论视野和研究能力有限，本文研讨的深度和广度难免不足，本文提出的思路及观点难免片面，仅期望此文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学界对我国高校后勤服务公共属性的重视以及新型公共化高校后勤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可行性的关注。[本文原创作者：林琳（笔名零凝）]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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