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调研报告

周朝，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奴隶制性质的王朝，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王朝，前承奴隶制时代——夏、商，后起封建制时代——秦、汉。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800年的王朝，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最具代表性的青铜文化至今仍广为流传。那些流传下来的青铜器身上依然有昔日大周王朝辉煌的影像。为了更深入地探究周朝历史，更清晰地认识文化遗产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6月14日，18级文博班在王天航教师的带领下，前往具有“青铜器之乡”美誉的宝鸡（青铜博物院）进行了考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主陈列“周秦文明之光”，分为西周王朝在宝鸡发祥和秦国从宝鸡崛起、“盛世吉金--中国21世纪考古新发现特别展”、“岐山董家村西周窖藏专题展”等部分，荟萃了宝鸡地区考古发现的青铜器、玉器、陶器、金器等精品600余件（组），展示了周族兴起、古公迁岐、武王灭商、分封诸侯、周公礼制、秦君游猎、穆公称霸等一系列重大史实，生动地再现了周秦王朝的各个历史侧面，使人们认识到青铜文化魂之所在展现出周秦文明对华夏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巨大贡献。青铜鼎 青铜簋谈及周代，宝鸡青铜博物院中可有着一件镇馆之宝——何尊。何尊，是西周早期一位名叫何的西周宗室贵族的祭器。尊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圆口棱方体，长颈，腹微鼓，高圈足。腹足有精美的高浮雕兽面纹，角端突出于器表。体侧并有四道扉棱。造型浑厚，工艺精美。 何尊最大的价值在于它的铭文最早出现了“中国”二字。铭文记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此件青铜器上的“中国”二字，便是现在我们所写的汉字“中国”的雏形。这件青铜器上的“国”字并没有“口”这个部首，据说这秉承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即天下疆域，无一不是天子的土地。由此便不难知晓，在周朝时期，宗法制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除此之外，何尊还是历史上第一个出现“德”字的器物。据史料记载，何尊之前的器物，无论青铜器还是甲骨文，都“德”字无心。在此之前，无论是表示得到，还是表示道德，全部是无”心“，全是“得”。而何尊之后的铭文，表示道德的有“心”，表示其他如人名的无“心”，恰恰证明了周王朝“以德治国”的理念。何尊 “中国”铭文此次考察，宝鸡青铜博物院向我们展现了远不止周朝昔日的辉煌，更令人感慨的是通过博物院这些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我们能够进一步地体会到周朝的社会风貌，为我们之后深入探究周朝历史奠定了基础。

一、调查目标为明确景区各项建设的重点及提升改进方向，深入探索文化景区运营与标准化管理模式，我馆按照国家4A景区标准，对标国家一级博物馆要求，分析游客对博物馆整体环境、基础设施、服务质量、展览水平等满意度，以期达到促进公众服务提质增效，加强博物馆文化辐射力的目标。二、调查内容(一)基本陈列展览为了解游客结构，把握游客心理和游客需求，以此来规划和调整服务社会的相关举措，我馆开展针对《南海人文历史陈列》展览的游客问卷调查相关工作。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游客情况调查、参观展厅的侧重点、意见建议收集、满意度调查等。全年通过纸质问卷调查的方式累计发放问卷1002份，回收有效问卷1002份。(二)社会教育活动为了解游客对博物馆举办的社会教育活动满意程度，2019年我馆开展社会教育活动问卷调查，调查主要包括参与景区社会教育活动的类型、活动形式满意程度以及对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工作的意见或建议等方面内容。此次调查问卷全年共发放823份问卷，回收823份问卷。此次调查对未来景区社会教育活动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三)整体参观效果景区整体参观调查问卷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针对创A工作要求，进行游客参观整体满意度调查，第二阶段为结合我馆实际工作需求对调查内容进行优化。2019年1月至9月，为了解游客对博物馆整体满意度，我馆开展4A景区游客意见调查。此次调查涉及景区外部交通、内部游览线路、观景设施、路标指示、景物介绍牌、宣传资料、导游讲解、服务质量、安全保障等16块内容，基本包含景区从基础配套设施到服务能力等各个方面，具有很大的实践价值。此次调查发放问卷400份，回收问卷400份，有效问卷400份。成为4A级国家旅游景区后，结合我馆的文化服务职能，在10月-12月开展了游客意见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游客情况调查、参观时长、兴趣点、参观目的、意见建议收集、整体满意度等方面。此次调查发放问卷300份，回收问卷300份，有效问卷300份。三、调查方法(一)每月定期采用实地随机抽样发放问卷方式调查，问卷统一回收，进行汇总、分析调查结果，如实反映问题，查清主要原因寻求解决方法；(二)馆内服务中心设置意见箱和留言本，及时收集游客的意见建议。(三)馆内多媒体屏幕设置游客意见建议板块。(四)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官网设置意见建议板块。四、调查对象调查对象为2019年1月至12月博物馆随机采访或自愿填写调查信息的游客。五、调查结果(一)关于《南海人文历史陈列》展览的游客问卷调查报告1.年龄组成由调查可知，来参观人群中，未成年人占30.8%，老年人占15.8%，成年人占53.4%。2.居住地前来参观的人群中，大多数人居住在海南，比例达到63.7%，明显多于外地游客。3.得知展览的方式调查显示，44.6%的人是通过亲朋推荐才知道我馆的《南海人文历史》陈列的。相比之下，通过网络、报刊、电视三者知晓我馆的人仅占33%，大多数人仅从外观上看，并不知晓造型独特的“南海之舟”是一座博物馆。4.参观目的经了解，前来参观的人中，为了教育子女和增长知识的人占64%，另12.1%的人为了学术研究，可见我馆充分发挥了博物馆的教育职能，是广大游客学习南海人文历史，了解南海文化遗产的重要教育场所。5.展览内容与讲解方式调查报告显示，前来参观的人群中，74%想要了解南海文物和历史方面的知识；86.2%的人更希望在参观时有导览讲解服务(人工、自助语音)，其中有65.3%更喜欢人工讲解的方式。6.参观方式调查报告显示，前来参观的游客有42.2%喜欢自由观看，52.2%认为语音导览或者讲解能让人更好了解《南海人文历史》陈列的知识。相对于组织相关互动活动(14.4%)，游客们更希望展览能有更多的展品、多媒体及影片介绍、相关知识的书籍等。7.满意度目前就调查结果来看，我馆的教育职能和公共服务方面得到了游客们的肯定，好评率达97.6%，但是仍有很大提高空间。(二)关于社会教育活动满意度1.年龄2019年共举办19种类型的社会教育活动，从分析图来看，社会教育活动的活动对象年龄段为5--12岁的占53%，年龄段为12岁以上的为21%，不限年龄段的为26%。建议今后开展更多适合高年龄段学生和面向大众的社会教育活动，让更多游客参与进来。2.居住地从游客居住的地区来看，本市常住居民占的比例较高，为42%，在其他的市县当中海口地区占的比例高，而在国家法定节日时，如1、2、7、10月参与的外地游客人数有所增加，日常举办的社会教育活动参与人数中，本市居民和其他类占的比例高。可以充分利用节假日举办的社会教育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扩大我馆的知名度。3.参加过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哪些社会教育活动(可多选)参加亲子活动和教育课程的占总人数的71%，参加专题讲座的占7%，其他为17%。我馆举办的教育课程和亲子活动类型的社会教育活动较多，游客的参与度高，希望可以推出多样性、参与性强的社会教育活动，不断推陈出新，给游客带来更多的体验感。4.您与谁一同参加此类活动父母和子女的占总人数的65%，独行侠占总人数的6%，而在七夕举办的社会教育活动中，情侣比例占当天总人数的72%。就从陪同人员来看，我馆可以举办更多亲子类社会教育活动，针对节假日的性质设置更符合群众的活动类型，大大提高游客的参与度。5.您认为参加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社会教育活动是否有所收获共收到有效问卷823份，其中填写收获的份数为817份，其中2份填写否，4份填写其他。填写收获的调查问卷占99%。从数据可以看出参与我馆举办的社会教育活动很有意义，让99%游客有所收获。6.您是否愿意再次参加此类活动从愿意程度来看，愿意占的比例为95%，不愿意的为0%，可以看出游客对活动的喜爱度较高，对活动保持有意犹未尽之意，期待下次继续参与。7.您对本次的活动满意程度共收到811份满意，12份满意程度为一般，游客的满意程度综合得分为99，满意程度为总人数的99%，满意程度较高，无不满意情况。(三)1月-9月游客满意度调查1.游客对景区外部交通意见受调查的400名游客中，对景区外部交通满意的有354人，占88.5%，对景区外部交通一般满意的有34人，占8.5%，对景区外部交通不满意的有12人，占3%。2.游客对景区内部游览线路的意见受调查的400名游客中，对景区内部游览线路满意的有384人，占96%，对景区内部游览线路一般满意的有14人，占3.5%，对景区内部游览线路不满意的有2人，占0.5%。3.游客对景区观景设施的建议受调查的400名游客中，对景区观景设施满意的有391人，占97.75%，对景区观景设施一般满意的有7人，占1.75%，对景区观景设施不满意的有2人，占0.5%。4.游客对景区路标指示的意见受调查的400名游客中，对景区路标指示满意的有384人，占96%，对景区路标指示一般满意的有14人，占3.5%，对景区路标指示不满意的有2人，占0.5%。5.游客对景区景物介绍牌的意见受调查的400名游客中，对景区景物介绍牌满意的有390人，占97.5%，对景区景物介绍牌一般满意的有8人，占2%，对景区景物介绍牌不满意的有2人，占0.5%。6.游客对景区宣传资料的意见受调查的400名游客中，对景区宣传资料满意的有379人，占94.75%，对景区宣传资料一般满意的有20人，占5%，对景区宣传资料不满意的有1人，占0.2%。7.游客对景区导游讲解的意见受调查的400名游客中，对景区导游讲解满意的有366人，占91.5%，对景区导游讲解一般满意的有30人，占7.5%，对景区导游讲解不满意的有4人，占1%。8.游客对景区服务质量的意见受调查的400名游客中，对景区服务质量满意的有387人，占96.75%，对景区服务质量一般满意的有10人，占2.2%，对景区服务质量不满意的有3人，占0.75%。9.游客对景区安全保障的意见受调查的400名游客中，对景区安全保障满意的有392人，占98%，对景区安全保障一般满意的有6人，占1.5%，对景区安全保障不满意的有2人，占0.5%。10.游客对景区环境卫生的意见受调查的400名游客中，对景区环境卫生满意的有398人，占99.5%，对景区环境卫生一般满意的有0人，占0%，对景区环境卫生不满意的有2人，占0.5%。11.游客对景区厕所的意见受调查的400名游客中，游客对景区厕所满意的有395人，占98.75%，游客对景区厕所一般满意的有4人，占1%，游客对景区厕所不满意的有1人，占0.25%。12.游客对景区邮电服务的意见受调查的400名游客中，游客对景区邮电服务满意的有371人，占92.75%，游客对景区邮电服务一般满意的有23人，占5.75%，对景区邮电服务不满意的有6人，占1.5%。13.游客对景区商品购物的意见受调查的400名游客中，游客对景区商品购物满意的有365人，占91.25%，对景区商品购物一般满意的有28人，占7%，对景区商品购物不满意的有7人，占1.75%。14.游客对景区餐饮或食品的意见受调查的400名游客中，游客对景区餐饮或食品满意的有364人，占91%，对景区餐饮或食品一般满意的有28人，占7%，对景区餐饮或食品不满意的有8人，占2%。15.游客对景区旅游秩序的意见受调查的400名游客中，游客对景区旅游秩序满意的有397人，占99.25%，对景区旅游秩序一般满意的有2人，占0.5%，对景区旅游秩序不满意的有1人，占0.25%。16.游客对景区景物保护意见受调查的400名游客中，游客对景区景物保护满意的有396人，占99%，对景区景物保护一般满意的有3人，占0.75%，对景区景物保护不满意的有1人，占0.25%。17.游客对景区总体印象的意见受调查的400名游客中，游客对景区总体印象满意的有399人，占99.75%，对景区总体印象一般满意的有0人，占0%，对景区总体印象不满意的有1人，占0.25%。(四)10月-12月游客满意度调查1.游客特征在300名受调查的游客中，女性161人，占总人数53.67%，男性139人占总人数46.33%。18岁以下游客63人，占总人数21%18-25岁游客有54人，占总人数18%25-40岁游客有71人，占总人数23.67%40-60岁游客有75人，占总人数25%60岁以上有37人，占总人数12.33%。20-60岁游客为主要参观群体。2.游客受教育程度及职业分布在300名受调查的游客中，大专及本科有134人，所占的比例最大，占总人数的44.67%。海外留学生及研究生(博士、硕士)较少。3.游客来源在300名受调查的游客中，海南本地游客高达246人，占总人数的82%，其他省份(含港澳台)占18%。4.同行人员及参观时长在接受调查的300名游客中，大部分游客是与同学、同事、朋友同行来参观，参观时长主要在1-3小时。5.吸引游客的博物馆要素在接受调查的300名游客中，有207名游客认为良好的博物馆环境才是吸引他们的主要原因，另外有197人认为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吸引他们。6.游客参观目的在接受调查的300名游客中，以增长知识和休闲娱乐为参观目的的有333人，为大部分游客的主要目的。7.游客希望加强的方面在接受调查的300名游客中，有124名游客希望加强展览内容与设计，另外有88名游客希望加强导游讲解服务。8.游客满意度在接受调查的300名游客当中，有204名游客对我馆整体非常满意，占总人数的68%；有90名游客对我馆整体比较满意，占总人数的30%；一般满意的游客有6名，占总人数的2%；无不满意的游客。总体满意度为98%。六、总结2019年全年，通过对2525名游客进行各方面满意度调查，有96.30%的游客对我馆整体情况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通过此次问卷调查可以看出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团体对南海文化的关注与重视，以及对文博领域的求知渴望，同时也为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以后的文化服务工作指明了方向。

长沙晚报掌上长沙6月4日讯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和地区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的文化基因，是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现代文明的源泉。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发展，对推进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区域知名度，打造城市形象名片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雨花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围绕“天下非遗看雨花”的目标，不断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社会的融合方式，让渐行渐远的老手艺与市场深度对接、焕发生机，成为在全国乃至世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营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同时，作为社会资本投入的新兴文化业态，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瓶颈制约和困难问题。近期，市委办公厅就雨花非遗馆提档升级、打造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地进行了专题调研。一、主要做法及成效雨花非遗馆坚持积极搭建非遗聚集平台，建立市场运作机制，创新融合发展方式，逐步形成了“产、学、研、玩、观、购”为一体的立体运营模式，有效促进了我市乃至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2018年在深圳文博会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在中部农博会上省委书记杜家毫、省长许达哲等领导均对雨花非遗馆项目给予充分肯定。一是实现了从分散到聚集的跨越。2015年，曾是木雕匠人的郭存勇，出于不让传统手艺失传的初心，果断放弃年收入上千万元的家具生意，投资近一亿元创办雨花非遗馆，致力打造非遗项目聚集地。雨花非遗馆挂牌成立后，郭存勇四处寻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不仅走遍了全省14个市州，还远赴贵州、江苏、广东等地深入探访。为了让这些深藏街头村落的手艺人走出家门、汇聚长沙，郭存勇采取免除租金水电费，协助申请政府补贴奖励，为家境窘迫的传承人承担路费、添置工具等措施，让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传承人纷至沓来。邵东泥书传承人刘上四拥有用泥巴和桐油做原料写字的绝活，祖辈靠给祠堂写字做匾为生，后来祠堂渐失，他只得改行卖漆。在郭存勇三次登门邀请后，刘上四来到雨花非遗馆继续从事老手艺，并逐渐打开市场，生意红火。“洪氏一刀剪”传人洪源是最早来到雨花非遗馆的传承人之一，其一刀可以剪出数个汉字，但一直以来这门绝技“养在深闺人未识”，来到雨花非遗馆近三年后，洪源的“一刀剪”已经广为人知，深受赞誉。截至目前，雨花非遗馆已聚集非遗项目359个（人类级名录10个、国家级名录20个、省级名录35个），非遗传承人200余名，成为全国聚集非遗项目数量最多、传承人最集中的场馆，由此填补了长沙乃至湖南非遗场馆建设的空白，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从分散到聚集发展的创举。二是实现了从一元到多元的裂变。“只有依靠市场的力量，把传统技艺融入现代生活，才能让非遗真正活起来。”郭存勇坚持以此为办馆理念，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并逐步形成“非遗+”的立体活态传承模式，建立了“非遗+教育”“非遗+旅游”“非遗+文创”等全方位的产业生态链，实现了从单一展示向多种经营的裂变。实施“馆校共建”，以30多个非遗手工体验项目为载体，推动非遗传承走进课堂，并具备了向外输出管理模式的条件。目前，累计接待中小学生实践体验10万余人，覆盖学校超过200所，北京等不少外地学校也慕名而来。2018年被评定为“全国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促进文旅消费，引导市民“吃非遗”“玩非遗”“赏非遗”“购非遗”，组织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主题非遗活动，举办非遗夜市，成立非遗书院，编排非遗舞台剧，实现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近年来，共接待各类消费群体超百万人次，逐步成为长沙传统文化特色旅游新地标。推动创新创业，发挥非遗传承人聚集优势，举办“文创集市”“匠人沙龙”等交流活动，激发传承人创新创业热情，搭建非遗文创孵化平台。目前，大学生创业基地已经入驻了一批文创项目，创造直接经济价值500多万元；湖南省巾帼巧手创业就业孵化基地已经入驻各类企业16家，带动5000多人实现就业。以规模较大的香道馆为例，已经逐步形成“实践体验—文化培训—加盟连锁—产品销售”为一体的成熟产业链，年销售额6000多万元。三是实现了从区域到世界的突破。雨花非遗馆聚集的女书、剪纸、陶艺、皮影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积淀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世界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一带一路”的全面推进，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也在持续深化。作为传统特色文化的聚集地，近年来，雨花非遗馆接待了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外事文化交流团队，成为省市乃至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一张靓丽名片，有效发挥了外事文化交流的窗口作用，实现了从区域聚集到世界共享的突破。截至目前，雨花非遗馆共接待外事文化交流活动80多场，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先后参加了中韩交流联展、阿联酋“一带一路”湖南主题展等国际展会。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雨花非遗馆坚持探索创新，在各级各部门的支持下，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发展之路。但作为一家由传统行业转型而来的民营文化企业，在硬件设施、聚集能力、管理水准等方面仍然存在瓶颈制约，与打造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地还有较大差距，亟待着力改进、全面提升。一是硬件设施有待扩容提质。打造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地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场馆硬件设施来看，需要建设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展示、产品展销、文艺表演、手工体验和配套服务、综合管理等功能区域，对空间面积、建设标准都有较高要求。目前，雨花非遗馆建筑面积共2.4万平方米，在引进300多个非遗项目、200多名非遗传承人入驻后，场馆可用空间已近饱和，难以再批量引进新的非遗项目，也没有足够的空间拓展新的功能区域。由于总面积相对偏小、入驻项目相对较多，每个项目平均面积仅67平方米，也不利于单个非遗项目提升拓展。同时，由于目前场馆是由家具城转型而来，缺乏系统规划设计，整体场馆设施建设标准偏低，难以满足打造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地的功能需求。二是聚集能力有待强化提升。打造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地，必须树立全球视野，以开放心态和优越环境，引进更多的来自全国、全球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39项人类级非遗项目、1372项国家级非遗项目；我省共有4项人类级非遗项目、118项国家级非遗项目、324项省级非遗项目。近年来，雨花非遗馆已聚集各类非遗项目359项（其中人类级10项、国家级20项、省级35项），入驻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仅为全国总数量的1.5%，省级非遗项目仅为全省总数量的10.8%，世界人类级的非遗项目更是屈指可数，而且还有一大批未被发掘的非遗项目未纳入统计。聚集项目相对较少，既有主观上的因素，同时也受空间不足、资金缺乏等客观条件制约。据了解，雨花非遗馆每年仅支付的场地租金就将近800万元，管理团队的工资开支也要数百万元，而目前引进的项目大多为免费提供场地，收入支出差额较大。入驻项目的数量缺口，既为雨花非遗馆提供了打造世界非遗高地的空间和潜力，也对其强化提升项目聚集能力形成了倒逼压力。三是营运水准有待全面提高。经过多年发展，雨花非遗馆已经实现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蜕变，但受民营企业在人才、资金、政策等方面的制约，其管理能力、经营水平与打造世界非遗高地所需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在管理能力上，雨花区于2016年专门成立项目指挥部负责以雨花非遗馆为核心，建设雨花非遗民俗艺术特色街区。在实施过程中，项目指挥部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为雨花非遗馆建设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撑。打造世界非遗高地对雨花非遗馆来说，要求更高、标准更严，如果没有项目指挥部的继续支持，就其当前管理能力而言，将面临更大压力。在运营水平上，雨花非遗馆在重视项目入驻、发展的同时，缺乏对整体项目的顶层设计、宣传推介和理论研究，没有形成高效运作的经营体系。比如，雨花非遗馆近年来分别承担了国家、省两级非遗相关标准制定和教材编制任务，但由于人才缺乏，一直未有成果。同时，在推动“非遗+”上，虽然已经有了积极探索，但在实现非遗与教育、旅游、文创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上，还有更大空间和潜力。三、下一步工作建议雨花非遗馆已经初具规模，并形成一定影响力，但相对来说，无论是在聚集程度，还是市场运营等方面，都与打造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地存在差距，有待进一步加强规划建设管理，加大政策扶持引导，提升专业运营能力。一是强化顶层设计，明确发展定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推动世界各地非遗资源共享，是保护传承非遗的应有之义，也是规划建设非遗场馆的使命所在。雨花非遗馆作为我市倾注各方力量重点支持建设的非遗场馆设施，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必须立足当地、走向全国、融入世界，进一步提升理念、提高定位，将打造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地作为目标追求，吸引更多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驻，不断扩大在全球非遗保护传承领域的影响力，成为世界级的非遗传承保护中心，逐步形成“世界非遗看长沙，长沙非遗看雨花”的品牌效应。同时，建议进一步加强对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发展的政策引导，出台专项支持政策，制定建设发展规划，实施全面统筹管理，着力为实现打造世界非遗高地提供有效支撑。二是突出统筹协调，加强组织领导。前期，雨花非遗馆的规划建设得到了雨花区的大力支持，特别是专门设立的项目指挥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统筹协调作用。目前，雨花区已经与华润集团签订协议，将由华润集团投资对红星片区实施城市更新改造。后段，雨花区计划将雨花非遗馆整体搬迁至实施城市更新后的红星片区，与新建的图书馆、博物馆、剧院等文化设施集聚发展，形成公共文化的聚集区。鉴于搬迁计划实施涉及省市区街道各级各部门，以及周边景区、市场、企业等众多主体，仅靠雨花非遗馆自身协调推进存在诸多限制，因此建议在雨花区继续给予支持的基础上，突出加大市委、市政府在规划调整等方面对雨花非遗馆搬迁项目的指导支持。同时，按照规划设计，目前在新区域中仅安排1万平方米面积建设雨花非遗馆，而将现有非遗项目按原有面积整体搬迁就需2万平方米。因此，建议市、区两级根据雨花非遗馆实际发展需求，综合考虑片区功能配套，适当调整增加雨花非遗馆新场馆建设面积，并支持雨花非遗馆以展览馆为核心，配套建设兼具展示、演出、研学以及餐饮、休闲等功能的非遗特色街区，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地标，以及具有浙江义乌等地的世界影响力的非遗产业集聚群。三是聚焦瓶颈问题，加大政策支持。雨花非遗馆作为民营企业，遇到的困难更多、面临的压力更大，亟待各项非遗扶持政策精准落地，给予更多实际支持。加大资金投入，适当调整市本级财政文化专项支出结构，设立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引导社会各方设立“非遗基金”。特别是近年来雨花非遗馆承担了大量的政务接待工作，开展了一系列文化惠民公益活动，每年运营成本上千万元，建议进一步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将其纳入公共场馆扶持对象，并在场地租金、活动经费、水电费用等方面给予优惠补贴。突出项目支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学活动纳入中小学生素质教育课程，将雨花非遗馆列入长沙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同时纳入全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并在工作经费、师资力量、宣传推介等方面给予支持。加强队伍建设，与学校、科研院所合作建立非遗培训基地，定向培育一批专业人才；充分发挥“人才新政”引导作用，加大对非遗项目设计、营销以及理论研究等专业人才的支持力度。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项目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申请举办国家级甚至国际级别的文交会、文博会等会展活动，充分发挥雨花非遗馆的场馆设施作用，有效扩大雨花非遗馆的知名度、影响力。利用每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节点，加强对雨花非遗馆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推介；与高校院所、社科研究机构等联合开展非遗课题研究，鼓励设立“非遗”研究院等机构，加快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数据平台，通过广泛宣传、专题研究等多种方式，积极推进非遗传承、保护和发展。四是抢抓发展机遇，提升管理能力。当前，世界各国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均给予了高度重视。我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发展予以扶持引导。雨花非遗馆打造世界非遗高地迎来了十分有利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激烈竞争。据了解，天津已成立全国首个56个民族非遗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北京已成立首创非遗创新发展平台。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靠传承人发展，其他地区只要将传承人吸引过去，就可简单复制再造。因此，必须进一步支持、引导雨花非遗馆全面提升自身管理能力，提高专业化、市场化运营水平，以此应对行业、区域竞争，不断巩固先发优势，积极抢抓非遗保护、传承、发展的有利机遇。

苏州博物馆，不仅是苏州市的城市名片，更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1960年建馆以来，苏州博物馆吸引海内外游客前去游览观光、对当地文旅产业消费市场起到积极带动作用。为了进一步了解自身经济影响力、明确今后工作开展方向，苏州博物馆联合众言科技开展专项独立调研。▍项目关键词1：洞悉体验本次项目经历前期调研、问卷设计、问卷编程、程序测试、问卷上线执行、数据回收与清洗、数据分析、报告撰写等一系列标准化流程。倍市得以专业服务助力苏州博物馆洞悉体验数据、全面客观分析。前期调研：全面分析苏州博物馆运营现状，为研究规划、问卷设计提供方向；问卷设计：统筹全局科学设计问卷，最大限度还原游客真实游览感受；报告撰写：基于全年监测的游客体验数据加以分析，结合测算模型出具专项研究报告。▍项目关键词2：赋能决策项目耗时一年，以苏州博物馆综合经济影响力为最终研究目标，对游客游览博物馆带来的衣、食、住、行等直接经济影响力，以及社会、文化等间接影响力进行综合评价。基于全面调研数据最终得出结论：苏州博物馆的综合经济影响力呈增长上升态势。这不仅为苏州博物馆规划今后的发展方向、聚集人气提供参考依据，也对促进苏州当地文旅产业升级与转型带来示范作用。

咸阳博物院、茂陵、昭陵、永泰公主墓考察报告。戊戌狗年，丁巳月，辛亥日。天阴，欲雨。余共同窗赴咸阳课外考察。第一站：咸阳博物院。咸阳是历史上著名的古都。秦孝公十二年，筑城咸阳，开始了秦定都咸阳之后140余年的历史。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秦励精图治，东取河西，南夺巴蜀，跻身战国七雄，于秦王政二十六年剪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帝国。咸阳成为秦帝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秦帝国仅存15年而亡，秦都咸阳的帝王宫殿也被项羽纵火焚烧，化为焦土。但帝国留下的文物典章制度，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70-8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咸阳城的一、二、三号宫殿遗址进行了科学的发掘，揭露了大面积的建筑基址，并出土了丰富的文化遗物，使我们对咸阳宫的建筑成就有了充分的了解。世事沧桑，咸阳城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出土的每一件遗物依然向我们昭示着咸阳宫昔日的辉煌。正好遇到了玉器精品展。咸阳博物馆馆藏玉器，几乎涵盖了从史前到明清时期的各个历史阶段，其中不乏具有代表性的经典重器，通过这些藏品可以粗略勾划出咸阳地区古代玉器的发展线索。各地域、各时代玉器独具特色的琢磨工艺、雕饰艺术和所承载的不同的文化功能，使我们能够从玉琢器物的独特视角，对中华文明获得文字叙事之外的另一种更形象、更直观的解读。如从一玉璧上学到了学长之前并没有讲解过的谷纹。这次展出，是建馆50年来首次集中展出。这是将历代取之于民、曾经为少数人所拥有的玉器精华，再还之于民、让大众获得欣赏机会的举措。馆内“千年沉寂，偶然出土”的西汉兵马俑阵同样令人震撼。这批兵马俑数量众多，排列严整，兵种分明，职能明确，造型生动，彩绘鲜艳，为研究西汉时期的丧葬礼仪、军事制度和雕塑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推测两座墓的主人可能是周勃或周亚夫夫妻。第二站：茂陵博物馆及茂陵博物馆里有大量青铜器与陶器。汉代铜器是我国传统工艺里的一朵光彩夺目的奇葩，其式样丰富多彩，艺术风格反复多变。汉代制陶技术，在我国陶瓷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开创了新的局面。紧接着我们去参观了霍去病墓周围的石刻。马踏匈奴、跃马......后登上了霍去病墓，了解了周围封土的主人及其三窝神石、去病石。旁边便是汉武帝茂陵。看到了陪陵墓葬分布图，不禁想起上学期期末为了记住西汉帝王陵寝制度而自己画图的痛苦。有一段时间挺讨厌刘彻这个人的，辜负了阿娇，卫子夫、李夫人直至后来的钩弋夫人，无一人得以善终。刘彻这个人似乎是为皇帝而生的，远见、多疑、果决。他的一生确乎是叱咤风云、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鼎盛王朝。在他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里，汉武帝敢为人先，为中国历史创造了许多个第一。第三站：乾陵雨忽然下得很大，四下都雾蒙蒙的。须得靠近才能看见令人赞叹的石刻。先去了述圣纪碑，依稀能看到上面的碑文。旁边就是则天皇帝的无字碑。武则天，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虽说息妫是中国第一位女权主义者，但武则天对之才进行了贯彻到底。武则天时期，国内商业发展很快，涌现一大批商业都市，农村草市也有一定规模的发展。商品种类进一步增多，商业交易更加繁荣。丝绸之路更加通畅，大批中外商人通过这条中西大通道，往来更加频繁。中国丝绸、瓷器与西方珠宝、香料、药材等构成中西贸易的主要商品，其中粟特和大食商人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作为时代的灵魂人物，武则天不仅是一个勇于改革的杰出的政治家，也是富有开放精神与创新精神的文化先锋。千百年来，人们对武则天的认识和解读从未停息，她成为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女性。第四站：永泰公主墓乾陵博物馆里有非常多的三彩俑以及金器瓷器，件件精美有特色。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公主殿下的地宫了。真的很深，很冷，有种阴森的感觉。不论是一开始的壁画，还是最后的棺椁，都给我深刻而真实的感觉。它们不再是课本里简单的文字而已，而是真实的呈现在了我面前。回程车上，大家都疲惫的睡着了。虽然累，但满足而充实。原创：张若晨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和地区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的文化基因，是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现代文明的源泉。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发展，对推进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区域知名度，打造城市形象名片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雨花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围绕“天下非遗看雨花”的目标，不断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社会的融合方式，让渐行渐远的老手艺与市场深度对接、焕发生机，成为在全国乃至世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营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同时，作为社会资本投入的新兴文化业态，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瓶颈制约和困难问题。近期，市委办公厅就雨花非遗馆提档升级、打造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地进行了专题调研。主要做法及成效雨花非遗馆坚持积极搭建非遗聚集平台，建立市场运作机制，创新融合发展方式，逐步形成了“产、学、研、玩、观、购”为一体的立体运营模式，有效促进了我市乃至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2018年在深圳文博会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在中部农博会上省委书记杜家毫、省长许达哲等领导均对雨花非遗馆项目给予充分肯定。1一是实现了从分散到聚集的跨越。2015年，曾是木雕匠人的郭存勇，出于不让传统手艺失传的初心，果断放弃年收入上千万元的家具生意，投资近一亿元创办雨花非遗馆，致力打造非遗项目聚集地。雨花非遗馆挂牌成立后，郭存勇四处寻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不仅走遍了全省14个市州，还远赴贵州、江苏、广东等地深入探访。为了让这些深藏街头村落的手艺人走出家门、汇聚长沙，郭存勇采取免除租金水电费，协助申请政府补贴奖励，为家境窘迫的传承人承担路费、添置工具等措施，让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传承人纷至沓来。邵东泥书传承人刘上四拥有用泥巴和桐油做原料写字的绝活，祖辈靠给祠堂写字做匾为生，后来祠堂渐失，他只得改行卖漆。在郭存勇三次登门邀请后，刘上四来到雨花非遗馆继续从事老手艺，并逐渐打开市场，生意红火。“洪氏一刀剪”传人洪源是最早来到雨花非遗馆的传承人之一，其一刀可以剪出数个汉字，但一直以来这门绝技“养在深闺人未识”，来到雨花非遗馆近三年后，洪源的“一刀剪”已经广为人知，深受赞誉。截至目前，雨花非遗馆已聚集非遗项目359个（人类级名录10个、国家级名录20个、省级名录35个），非遗传承人200余名，成为全国聚集非遗项目数量最多、传承人最集中的场馆，由此填补了长沙乃至湖南非遗场馆建设的空白，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从分散到聚集发展的创举。2二是实现了从一元到多元的裂变。“只有依靠市场的力量，把传统技艺融入现代生活，才能让非遗真正活起来。”郭存勇坚持以此为办馆理念，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并逐步形成“非遗+”的立体活态传承模式，建立了“非遗+教育”“非遗+旅游”“非遗+文创”等全方位的产业生态链，实现了从单一展示向多种经营的裂变。实施“馆校共建”，以30多个非遗手工体验项目为载体，推动非遗传承走进课堂，并具备了向外输出管理模式的条件。目前，累计接待中小学生实践体验10万余人，覆盖学校超过200所，北京等不少外地学校也慕名而来。2018年被评定为“全国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促进文旅消费，引导市民“吃非遗”“玩非遗”“赏非遗”“购非遗”，组织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主题非遗活动，举办非遗夜市，成立非遗书院，编排非遗舞台剧，实现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近年来，共接待各类消费群体超百万人次，逐步成为长沙传统文化特色旅游新地标。推动创新创业，发挥非遗传承人聚集优势，举办“文创集市”“匠人沙龙”等交流活动，激发传承人创新创业热情，搭建非遗文创孵化平台。目前，大学生创业基地已经入驻了一批文创项目，创造直接经济价值500多万元；湖南省巾帼巧手创业就业孵化基地已经入驻各类企业16家，带动5000多人实现就业。以规模较大的香道馆为例，已经逐步形成“实践体验—文化培训—加盟连锁—产品销售”为一体的成熟产业链，年销售额6000多万元。3三是实现了从区域到世界的突破。雨花非遗馆聚集的女书、剪纸、陶艺、皮影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积淀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世界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一带一路”的全面推进，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也在持续深化。作为传统特色文化的聚集地，近年来，雨花非遗馆接待了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外事文化交流团队，成为省市乃至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一张靓丽名片，有效发挥了外事文化交流的窗口作用，实现了从区域聚集到世界共享的突破。截至目前，雨花非遗馆共接待外事文化交流活动80多场，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先后参加了中韩交流联展、阿联酋“一带一路”湖南主题展等国际展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雨花非遗馆坚持探索创新，在各级各部门的支持下，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发展之路。但作为一家由传统行业转型而来的民营文化企业，在硬件设施、聚集能力、管理水准等方面仍然存在瓶颈制约，与打造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地还有较大差距，亟待着力改进、全面提升。1一是硬件设施有待扩容提质。打造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地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场馆硬件设施来看，需要建设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展示、产品展销、文艺表演、手工体验和配套服务、综合管理等功能区域，对空间面积、建设标准都有较高要求。目前，雨花非遗馆建筑面积共2.4万平方米，在引进300多个非遗项目、200多名非遗传承人入驻后，场馆可用空间已近饱和，难以再批量引进新的非遗项目，也没有足够的空间拓展新的功能区域。由于总面积相对偏小、入驻项目相对较多，每个项目平均面积仅67平方米，也不利于单个非遗项目提升拓展。同时，由于目前场馆是由家具城转型而来，缺乏系统规划设计，整体场馆设施建设标准偏低，难以满足打造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地的功能需求。2二是聚集能力有待强化提升。打造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地，必须树立全球视野，以开放心态和优越环境，引进更多的来自全国、全球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39项人类级非遗项目、1372项国家级非遗项目；我省共有4项人类级非遗项目、118项国家级非遗项目、324项省级非遗项目。近年来，雨花非遗馆已聚集各类非遗项目359项（其中人类级10项、国家级20项、省级35项），入驻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仅为全国总数量的1.5%，省级非遗项目仅为全省总数量的10.8%，世界人类级的非遗项目更是屈指可数，而且还有一大批未被发掘的非遗项目未纳入统计。聚集项目相对较少，既有主观上的因素，同时也受空间不足、资金缺乏等客观条件制约。据了解，雨花非遗馆每年仅支付的场地租金就将近800万元，管理团队的工资开支也要数百万元，而目前引进的项目大多为免费提供场地，收入支出差额较大。入驻项目的数量缺口，既为雨花非遗馆提供了打造世界非遗高地的空间和潜力，也对其强化提升项目聚集能力形成了倒逼压力。3三是营运水准有待全面提高。经过多年发展，雨花非遗馆已经实现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蜕变，但受民营企业在人才、资金、政策等方面的制约，其管理能力、经营水平与打造世界非遗高地所需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在管理能力上，雨花区于2016年专门成立项目指挥部负责以雨花非遗馆为核心，建设雨花非遗民俗艺术特色街区。在实施过程中，项目指挥部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为雨花非遗馆建设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撑。打造世界非遗高地对雨花非遗馆来说，要求更高、标准更严，如果没有项目指挥部的继续支持，就其当前管理能力而言，将面临更大压力。在运营水平上，雨花非遗馆在重视项目入驻、发展的同时，缺乏对整体项目的顶层设计、宣传推介和理论研究，没有形成高效运作的经营体系。比如，雨花非遗馆近年来分别承担了国家、省两级非遗相关标准制定和教材编制任务，但由于人才缺乏，一直未有成果。同时，在推动“非遗+”上，虽然已经有了积极探索，但在实现非遗与教育、旅游、文创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上，还有更大空间和潜力。下一步工作建议雨花非遗馆已经初具规模，并形成一定影响力，但相对来说，无论是在聚集程度，还是市场运营等方面，都与打造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地存在差距，有待进一步加强规划建设管理，加大政策扶持引导，提升专业运营能力。1一是强化顶层设计，明确发展定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推动世界各地非遗资源共享，是保护传承非遗的应有之义，也是规划建设非遗场馆的使命所在。雨花非遗馆作为我市倾注各方力量重点支持建设的非遗场馆设施，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必须立足当地、走向全国、融入世界，进一步提升理念、提高定位，将打造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地作为目标追求，吸引更多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驻，不断扩大在全球非遗保护传承领域的影响力，成为世界级的非遗传承保护中心，逐步形成“世界非遗看长沙，长沙非遗看雨花”的品牌效应。同时，建议进一步加强对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发展的政策引导，出台专项支持政策，制定建设发展规划，实施全面统筹管理，着力为实现打造世界非遗高地提供有效支撑。2二是突出统筹协调，加强组织领导。前期，雨花非遗馆的规划建设得到了雨花区的大力支持，特别是专门设立的项目指挥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统筹协调作用。目前，雨花区已经与华润集团签订协议，将由华润集团投资对红星片区实施城市更新改造。后段，雨花区计划将雨花非遗馆整体搬迁至实施城市更新后的红星片区，与新建的图书馆、博物馆、剧院等文化设施集聚发展，形成公共文化的聚集区。鉴于搬迁计划实施涉及省市区街道各级各部门，以及周边景区、市场、企业等众多主体，仅靠雨花非遗馆自身协调推进存在诸多限制，因此建议在雨花区继续给予支持的基础上，突出加大市委、市政府在规划调整等方面对雨花非遗馆搬迁项目的指导支持。同时，按照规划设计，目前在新区域中仅安排1万平方米面积建设雨花非遗馆，而将现有非遗项目按原有面积整体搬迁就需2万平方米。因此，建议市、区两级根据雨花非遗馆实际发展需求，综合考虑片区功能配套，适当调整增加雨花非遗馆新场馆建设面积，并支持雨花非遗馆以展览馆为核心，配套建设兼具展示、演出、研学以及餐饮、休闲等功能的非遗特色街区，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地标，以及具有浙江义乌等地的世界影响力的非遗产业集聚群。3三是聚焦瓶颈问题，加大政策支持。雨花非遗馆作为民营企业，遇到的困难更多、面临的压力更大，亟待各项非遗扶持政策精准落地，给予更多实际支持。加大资金投入，适当调整市本级财政文化专项支出结构，设立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引导社会各方设立“非遗基金”。特别是近年来雨花非遗馆承担了大量的政务接待工作，开展了一系列文化惠民公益活动，每年运营成本上千万元，建议进一步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将其纳入公共场馆扶持对象，并在场地租金、活动经费、水电费用等方面给予优惠补贴。突出项目支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学活动纳入中小学生素质教育课程，将雨花非遗馆列入长沙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同时纳入全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并在工作经费、师资力量、宣传推介等方面给予支持。加强队伍建设，与学校、科研院所合作建立非遗培训基地，定向培育一批专业人才；充分发挥“人才新政”引导作用，加大对非遗项目设计、营销以及理论研究等专业人才的支持力度。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项目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申请举办国家级甚至国际级别的文交会、文博会等会展活动，充分发挥雨花非遗馆的场馆设施作用，有效扩大雨花非遗馆的知名度、影响力。利用每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节点，加强对雨花非遗馆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推介；与高校院所、社科研究机构等联合开展非遗课题研究，鼓励设立“非遗”研究院等机构，加快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数据平台，通过广泛宣传、专题研究等多种方式，积极推进非遗传承、保护和发展。4四是抢抓发展机遇，提升管理能力。当前，世界各国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均给予了高度重视。我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发展予以扶持引导。雨花非遗馆打造世界非遗高地迎来了十分有利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激烈竞争。据了解，天津已成立全国首个56个民族非遗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北京已成立首创非遗创新发展平台。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靠传承人发展，其他地区只要将传承人吸引过去，就可简单复制再造。因此，必须进一步支持、引导雨花非遗馆全面提升自身管理能力，提高专业化、市场化运营水平，以此应对行业、区域竞争，不断巩固先发优势，积极抢抓非遗保护、传承、发展的有利机遇。执笔人 | 吕发祥 张海平 陈松林 彭志来源 | 长沙晚报校对 | 颜开 | 编辑 | 史超

2019年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历时半年，通过线上问卷调研、现场拦访调研，以及结合网上文博文创销售大数据，完成了一组基于需求侧的中国文博文创消费调研报告。其中线上调查覆盖中国七大地理区域共计55个城市，采集有效样本6000个，旨在了解全国老百姓对文化文物文创产品的文化资源、产品功能、购买类型、购买价位的偏好。线下拦访覆盖北京市内16家有代表性的博物馆及公园文创店顾客，采集有效样本1600个，旨在了解实体店顾客对于文创商店及店内文创产品的评价，以及对于文创活动的参与意愿。此外，课题组还对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上国内外文博文创旗舰店的销售大数据进行观测，从而完成文博文创线上用户画像和消费偏好分析。现对文创产品消费需求呈现的九大特征做以下分析。特征一：消费者偏爱美食、饰品、文具等轻型文创产品在所有文化文物单位文创产品类别里，最受欢迎的三类为创意美食(80.6)，饰品配件(77.8)、家居摆件(77.2)。文化文物单位文创与日用生活之用结合已经成为发力点。值得关注的是，对一些传统的旅游纪念品品类，如旅行用品(71.2)、玩偶玩具(73.5)等，老百姓已经有了一定的审美疲劳，兴趣度不高。特征二：消费者更注重文创产品的“美、趣、品”，“价廉”未必拉动购买力在通常印象中，中国老百姓对商品的要求是“物美价廉”。但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老百姓在选择文化文物单位文创产品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却是品质(86.3)、设计和趣味(84.2)、历史感(82.5)、美感和品位(82.1)。而对价格便宜(77.1)、生活实用(75.5)的重视程度并不高。 这表明相比市场上的普通商品，老百姓对于文化文物单位文创的期许相对更高，在购买心理上更偏向于文化价值与创意价值，为了追求更美、更有趣、更有品质的生活，愿意付出更多的钱。特征三：300元为价格阈值，高创意附加值有望促进消费升级从文创产品单价指标来看，老百姓目前购买的文化文物单位文创产品，有36.6%选择101-300元，31.8%选择51-100元，两者合计达到68.4%。未来，如果有更具创意和特色的文创产品，有34.2%选择301-500元，32.8%选择101-300元，两者合计达到67%。 由此可以判断，如果文化文物单位文创产品极具设计特色，普通老百姓可以接受更高的售价，主流消费价位将从51-300元提升至101-500元，特色文创产品对推动文化消费升级起到显性作用。特征四：实体商店体验整体良好，商品展陈和服务是短板消费者逛完文化文物单位的文创店后，对文创店的整体感受是75.1分，对店内商品的整体感受是75.5分，这个分值的含义是“还可以”“还可以更好一些”。 在具体指标上，“商品展陈和导购服务让人舒服，购物体验好”的得分只有68.5分。文创说到底是体验经济，文化文物单位商店的体验感有很大提升空间。此外商店选址和商店本身的文创气息，两项得分分别只有70.9和71.6，都需要在目前基础上进行升级，在空间氛围营造与购买便利性上进行提升。特征五：线上线下渠道各美其美，充分挖掘城市空间可能性，拓展文创销售渠道问及文化文物单位文创产品购买渠道，老百姓最期待的是建立博物馆/公园文创一站式销售平台，选择比例高达81.3%。 除了博物馆、公园等实体文创商店外，老百姓很期待在西单、王府井等商业街区，或者798等艺术园区也能够购买带有北京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即使是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排名垫底，也有超过六成消费者愿意消费(图2)。值得注意的是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的旗舰店的选择比例并不像想象的高，比例为76.6%。由此可以判断，文化文物单位文创的售卖首先是依靠消费者在实体景点获得第一感受特征六：假日经济与夜间经济“双轮驱动”文创活动老百姓对文化文物单位举办的七大内容版块文创活动，非常感兴趣的有三类——春节庙会、元宵灯会之类的传统节日节气相关文化活动(81.6)，夜游船、主题夜宴之类的晚间主题文化活动(80.7)，夜宿博物馆、公园探秘之类的夜间主题文化活动(80.5)。百姓对夜间文创活动的需求意愿强烈，夜间文创活动可助力首都夜间消费升级。此外，百姓对于赏花、赏叶、赏月等户外赏景活动的兴趣也很高(79.6)，接近“非常感兴趣”。特征七：科技与文创融合前景看好，高科技互动展演受追捧“科技+文创”为文化文物单位文创活动提供了一条创新发展道路。常见的六类虚拟文创中，老百姓更偏爱“清明上河图3.0”版为代表的科技互动展演(82.9)和4D/5D体验影厅(81.7)，这两类均属现场体验类科技展演活动。 手机端的虚拟文创产品的整体偏好度也比较高，以博物馆掌上APP为代表的智慧博物馆、以《千里江山图》为代表的手游产品，两者选择比例分别为78.2%、77.0%。从年龄差异看，35岁以下的青年群体是虚拟文创的活跃人群，他们对各类高科技文创产品的兴趣都非常高。特征八：文创活动有望成为文化文物单位文创未来增长爆点就现实消费而言，文创活动的主要消费区间集中于101-300元(33.5%)，301-500元(31.1%)，两者合计为64.6%。同时，如果未来文创主题活动极富特色，老百姓也愿意接受更高的价格：301-500元档的消费意愿比例为36.3%，上升了5.2%，501-1000元档的消费意愿比例为16.6%，上升了2.9%。特征九：线上场景式文创消费逐渐成为主流，女性、上班族、年轻化、个性化成为文创产品设计关键词“博物馆+电商平台”已经成为推进博物馆文创高质量快速发展的主要引擎。以天猫博物馆文创数据为例，故宫稳居首位，国博和大英博物馆位列二、三位，构成第二阵营。而苏博、陕博、上博等兄弟省市博物馆也是各美其美，体现特色。北京地区的颐和园作为公园文创代表初步显现“线上”活力。从性别差异看，博物馆文创的女性消费者超过了3/4，这与女性容易产生冲动消费有关。从职业差异看，文创购买力最强的是上班族(公司职员、个体户、服务人员)，其次是学生。从年龄差异看，文创消费年轻化趋势明显。1990年后出生的消费者占比超过了53%，其中95后占的比例更是达到了30%(图4)。显然年轻人更加注重文博文创产品的新鲜与个性化特质，同时更接纳线上购买文博文创品。从产品调性差异看，最受消费者欢迎的是文艺/雅致风和复古风，偏好比例都超过7成;其次是极简风、萌/可爱风，偏好比例均超过4成。从线上购买频次看，首次购买线上文化文物单位文创产品的消费者达到70.2%，第二次购买的比例为13.9%，两者合并为83.9%，由此看到绝大多数消费者对于文化文物单位文创的接触都还在尝试阶段。值得关注的是，5次以上购买的比例亦达到6.4%，这意味着在文博文创领域已经出现了一部分具有消费黏性的“粉丝群”。 以博物馆为代表的文化文物单位所拥有的传统文化资源是文博文创产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意源泉。中国老百姓对于日用消费品的品质提升需求与对生活美学的重视是文博文创产品走入寻常人家的核心驱动。面对文博文创发展的蓝海，以消费者需求出发进行思考，才能做到对象化供给与精准化传播。温馨提示：收藏最新动态随时看，请关注金投网APP。

从“精致的猪猪女孩”沉迷于用故宫胶带装饰大牌口红，到文物表情包和短视频在社交网络上病毒式传播，不知不觉间，曾经高冷的博物馆似乎变得越来越“接地气”了。 继《我在故宫修文物》之后，2017年年底，文博题材综艺节目《国家宝藏》的播出，更是近年来这股“博物馆热”的一大现象级事件。在24岁以下用户占总用户数75%的视频网站Bilibili上，《国家宝藏》的正片单集点击量达到了两三百万，全片累积点击量为1700万。 在明星“国宝守护人”引起粉丝热议的同时，一批珍贵文物的“前世今生故事”也让观众津津乐道——《国家宝藏》的超高关注度，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公众，特别是年轻人对文物和博物馆的兴趣日益高涨。根据文化部的数据，中国博物馆的参观量已经从2014年的7亿人次，增加到2017年的9亿人次。从2008年到2017年，南京博物院的年参观人数从65万增长至近330万人；2018年春节假期期间，辽宁省博物馆的参观人数较去年同期上涨约10%，平均每天约6000-7000人次；在2004年免费开放前，浙江省博物馆年观众量在18万人次左右，免费开放后年观众量已超过了100万人次。登上《国家宝藏》节目的多个博物馆馆长表示，30岁以下的参观人群比例已经达到七成左右。 当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高，人们对文化素养的诉求随之攀升，传统的博物馆也正在迎来春天。另一方面，“让文物活起来”的种种举措也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如何摆脱固有的学究气、通过文物“讲故事”加强知识传播，让原本对文物和博物馆没什么兴趣的观众爱上参观博物馆，正是当下许多博物馆正在积极探索的方向。然而，这波经由互联网传播推波助澜的“博物馆热”仍然隐藏着诸多问题：博物馆是否真的做到了对文物进行深入解读，让观众在感叹“美”和“值钱”之余有了更深的体会？强调参与互动是否真的为观众创造了新的智识价值而非仅仅只是迎合大众趣味？与电视台、社交媒体等外部机构合作宣传文物是否存在“过度娱乐化”的危险？多元的观众群带来了多样化的观展需求。在“让文物讲故事”、更好地履行教育职能上，博物馆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让文物活起来：博物馆开始改变思路“现在不少博物馆仍重保管和研究，仍然不会讲故事，在创新方式上，有形式但没有内容，花架子做了不少。‘让文物活起来’肯定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否则博物馆会越来越不受欢迎，面临被淘汰的风险。”今年3月，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任陆建松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时表示。 据陆建松介绍，1980年代前，中国博物馆的工作重心是收藏研究。到了1980年代中期，上海博物馆出国考察后发现，国外博物馆强调的是展览和知识传播。此后，以上博为代表的中国博物馆开始转变思路，工作重心向展览靠拢。 1997年，国家文物局启动了“陈列展览精品工程”，并开展“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评选活动。2015年1月14日，国务院第78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博物馆条例》，将博物馆的三大目的做了次序调整，从过去的“研究、教育和欣赏”，调整成了现在的“教育、研究和欣赏”，将教育功能提到首位。 然而展览难以吸引观众的情况仍然长期存在，更罔论起到教育作用。在陆建松看来，中国博物馆每年的展览数量貌似不少，但整体水平不好，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学术味太浓，难以引起大众的兴趣，即使去参观了展览，也很难留下什么深刻印象。陆建松认为，国内博物馆和国外知名博物馆相比有落后之处，究其原因有三点：在常规展览之外缺乏临展和特展；拓展性教育活动不足；不重视用互联网等各种媒介进行知识传播。在最后一点上，他认为《国家宝藏》通过电视媒介讲述文物的“前世传奇、今生故事”的创新方向值得肯定。 《国家宝藏》制片人、总导演于蕾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时表示，节目组的初心是做一档文化普及类的节目，让原本觉得博物馆和文物与自己没什么关系的普通大众觉得走进博物馆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由故宫博物院牵头，9大国家级重点博物馆合作在节目中向观众介绍了27件国宝级文物，引起了观众的热烈讨论。于蕾说，节目杀青时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曾感慨道：在文博界大家有一个共识，博物馆是存放人类文明见证物的地方，对于中国的博物馆来说，我们存放的就是中华文明的见证物，我们之前都知道这一点，但没有认真思考过到底怎么讲中国故事。 《国家宝藏》吕逸涛、于蕾主编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出品2018年1月 中信出版集团博物馆要怎样讲中国故事？在陆建松看来，这里涉及到三个技术层面的内容：挖掘内涵、做好“编剧”、运用恰当的形式。 河姆渡的猪：用研究成果“讲故事”对于在浙江省博物馆从事策展工作多年的倪毅来说，《国家宝藏》的超高热度令她感到惊讶——自节目播出后，大批观众前往浙博武林馆观赏那三件上了节目的“国宝”——也令她反思了以往博物馆的展陈方式：“这个节目的效果非常好，反过来也说明我们这些展品，在展厅里放了这么多年了，也没有人太多地注意它们，说明我们之前的宣传还是过于狭窄了一点。” 浙江省博物馆“彩凤鸣岐”琴亮相了《国家宝藏》“其实文物没有什么大家想象中特别惊心动魄的故事，像越王勾践这种故事毕竟是少数。我们所谓的故事就是你要让观众清楚地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有过什么经历；所谓的故事就是你怎么样把你的研究成果用一种展览语言告诉大家。”对于通过《国家宝藏》节目而逐渐深入人心的理念“让文物讲故事”，倪毅是这样理解的。 倪毅于2005年加入浙博，她注意到，国内博物馆的展陈近年来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在大约十年前，博物馆的主流展陈方式就是很简单地把展品陈列出来，展柜里上下两层摆满展品，按照传统通史顺序排列，文物本身的背景介绍较少。这样的展陈方式对于普通观众来说信息量很大，却难以令人集中注意力。 2009年前后，浙江地区的新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新建的博物馆大多缺乏展品，又希望吸引观众，于是将大量多媒体科技装置引入展厅，采用场景再现演绎的方式解说。事后回头去看，倪毅认为这样的展陈方式既耗预算，又容易过时，更重要的是容易丧失博物馆解说的专业性。她指出，良渚博物院在改陈前做的一个王和王后视察的场景就有想象的成分在，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不够严谨客观。 倪毅告诉界面文化，自她开始工作到现在，浙博展陈模式的升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反映了国内博物馆的发展趋势，即越来越强调梳理文物最新的考古研究，挖掘文物内涵，在研究基础之上找到恰当的展览主题。与此同时，展览文本的撰写也越来越强调雅俗共赏。倪毅表示，博物馆的展览面临着两个不同的观众群体：一类是专业观众，他们无需过多依赖展览解说，纯粹就是来看文物的；另一类是普通观众，他们需要各种措施来辅助理解展览，比如志愿者讲解、文物信息说明或语音导览。对于策展人来说，展览设计应该更多照顾考虑到后者的需求，“一个是宣传上要找到普通观众比较能接受的点；另一个是在展览语言上对专业内容的阐释要变得更亲切一点。” 今年6月开展的“越地宝藏：100件文物讲述浙江故事”就是这种以文物为中心、重视观众感受的“雅俗共赏”路线的最新实践。在策展过程中，倪毅给她的同事提了一个要求，“要说人话”。她在为展品撰写文字说明时放弃了以往偏专业、偏器物形制介绍和偏鉴赏的写作模式，而是把目标观众设定为普通观众。 她以展览第六部分“走向自省”展出的明清书画为例说明了这种转变：“我之前看过很多书画类的展览，真的是看不懂。我本人不是研究书画的，你跟我说这个字写得怎样，气势如何，我就不懂了。所以我这次就尽量让观众知道，作者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写了这个，他画的内容是什么，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我不用评价字写得怎么样，懂行的人自然会看。” “越地宝藏”展展出的王守仁楷书《客座私祝》册页。摄影：林子人本次展览的配套语音导览由“浙江之声”电台录制，倪毅特地调整了解说词，呈现出更活泼接地气的风格，获得了观众的不少好评： “在钵外壁两侧分别以写实的手法刻绘了猪纹。猪的形态逼真，头向前垂，双目圆睁，似乎正在寻觅食物。图案的精细程度都让人怀疑史前人民学过素描……这件器物既是一件朴素的食用器，也反映了河姆渡先民奇特的艺术构思和淳朴的审美情趣。更重要的是，陶钵上猪的形象让我们认识到，河姆渡时期猪的驯化和饲养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猪的数量已经多到可以拿多余的猪用来写生了。”如果说文物和解说语言是展览的皮相，那么主题就是展览的筋骨。在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副馆长邓禾颖看来，与在文物考古发掘报告基础上将展览解说转化为符合公众口味的语言同等重要的，是找到能够引起公众兴趣的展览主题。 南宋官窑博物馆于2016年举办的“临安人的一天——杭州民间收藏的南宋器物”展就是其近年来较为成功的一次尝试。博物馆选择了通俗易懂并带有故事性的叙述方式，将展览的时空定格在800年前的某一天，虚构了一对生活在南宋国都临安的夫妻宋潇洒和宋王氏桂花，将这对临安夫妇的日常生活作为叙事主线，串联起反映南宋物质文化史的展品。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临安人的一天——杭州民间收藏的南宋器物展”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者王佳月观察到，像这样打破以往常见的时代、文明、城市等宏大叙事，选取历史中的一个小支点以小见大地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面貌是近年来不少博物馆一个新的策展方向，例如“鉴真和空海：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上海博物馆，2010年）、“呦呦鹿鸣——燕国公主眼里的霸国”（首都博物馆，2014年）、“公主的雅集——蒙元皇室与书画收藏鉴藏文化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6年），还有“漂海闻见：十五世纪朝鲜儒士崔溥眼中的江南”展（浙江省博物馆，2016年）。 其中，“漂海闻见”展以崔溥的《漂海录》为线索，从这位因海难意外在浙江台州府临海县登岸、顺着京杭大运河从江南一路向北前往北京的朝鲜儒士的视角观察明代江南的风土人情及两国的文化交流。开展前，倪毅完全没有意料到它会受到那么多观众的欢迎，她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这场展览的“故事”讲对了。“展出的一些明代首饰、用具其实其他的明代相关展览都有，但放在这个故事里就会挺好玩的，”她笑着说，“还有可能是中韩文化交流的关系，毕竟韩剧很流行。当时展厅里放的第一件文物是一顶朝鲜儒士的纱帽，好多年轻的小姑娘进来看到就嚷嚷，‘就是韩剧里面看到的那个！’” 浙江省博物馆“漂海闻见：十五世纪朝鲜儒士崔溥眼中的江南”展“中国的博物馆不缺少文物，缺少的是对文物深入的、多维度的研究与解读，所以一些有很精美的文物的展览，也只是流于观众的‘美’和‘值钱’的感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研室主任宋向光告诉界面文化，在他看来，生动有趣的解读更应该“立基于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只有研究的深入，才能够增加展览的厚度，才能够将大家耳熟能详的现象解读出新意，并使观众感受到理性发现的愉悦。”倪毅认同宋向光的观点，即优秀的展览建立于学术基础之上——这决定了展览的内在逻辑和展品选择——而吸引普通观众，本质上是选择用什么方式来讲故事的问题，两者并不矛盾。所以博物馆通过策展向普通观众传播普及文物知识的关键是什么？她的回答是：“找到好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就是如何在古和今之间建立一座桥梁。就是观众一定要觉得这是跟我的生活有关的东西，他们才会更感兴趣。” 触摸唐代文物：让观众成为主动参与者博物馆去得多了，观众的品味会越来越高，对博物馆也会更加挑剔。“骨灰级”博物馆爱好者成青从大学开始每到一座陌生的城市旅行，都会去逛当地的博物馆。今年令她印象最深的一场展览是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的“长安春——走进‘一带一路’中的大唐盛世”展——不光是因为展览本身很精彩，还因为她亲手触摸了三件珍贵唐物。馆方与微信公众号“ART一点”合作举办“TOUCH ART”体验活动，挑选了唐代蛋形器、豹斑石盖盒、对鸟树形金饰片这三件唐代文物供观众近距离观察。成青与微信报名成功的其他9位幸运观众一起，在博物馆闭馆后入馆进行“包场导览”，然后在博物馆人员的安排下轮流将唐代文物捧在手中，来一场亲密接触。 成青向界面文化表示，现在比起文物本身，她更看重博物馆是否“走心”。在被问到一家理想的博物馆应该是怎样的时候，她提了一个要求：要有互动项目。 成青参加了南宋官窑博物馆“长安春”展的文物触摸活动。图片来源：“ART一点”微信公众号在《参与式博物馆：迈入博物馆2.0时代》一书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鲁兹市艺术与历史博物馆执行馆长妮娜·西蒙（Nina Simon）指出，文化机构重建与公众的联系、在现代生活中体现价值的关键在于让观众成为主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消费者。随着社交网络的普及，“参与”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博物馆因此应该改变单方面向观众提供信息的定位，而是担当起“平台”的角色，为内容创作者、传播者、消费者、评论者和收集者等不同类型的观众提供共同创造体验的机会。 西蒙认为，很多情况下博物馆之所以对成年观众缺乏吸引力，是因为它们很少鼓励观众贡献自己的力量、展示自己的创意、手艺和认知能力。能够把这些需求整合到一起的“参与式博物馆”往往更能满足观众自身的需求，给他们带来更积极的满足感。“参与的成果因文化机构的目标而异。这些成果包括：吸引到新的观众，搜集保存观众贡献的内容，给观众带来教育体验，推出吸引眼球的营销活动，举办与当地密切相关的展览，成为地方民众交流的广场。” 《参与式博物馆：迈入博物馆2.0时代》【美】妮娜·西蒙著，喻翔译2018年5月 浙江大学出版社宣教活动因此成为近年来博物馆加强观众参与的重要手段。在看完展览之后，观众被鼓励再次来到博物馆听讲座、参与工作坊，或在网上进一步了解展览解读并发表观点。从展览本身延伸开去的种种宣教活动，起到了增强观众与博物馆之间的黏性、拉近观众与历史和文物之间的距离、让观众将在博物馆中学到的知识活化运用到生活中去的作用。 在参与互动方面，上海博物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17年8月起，上博推出“博物馆游艺·Museum Events”项目，围绕展览内容，策划一系列诗、舞、乐、戏、讲等形式的公众活动，力求让博物馆成为一个能够吸引观众反复重游、停留并获得智识体验的地方。“博物馆游艺·Museum Events”的首场活动是吴门书札评弹弹唱表演。配合“遗我双鲤鱼——明代吴门书札精品展”，上博与上海评弹团合作，从唐寅、吴宽、祝允明等多位吴门书画家的49通书札中选取了7个片段改编成评弹，观众既能前往上博欣赏现场演出，也能在网上观看直播。“过去，博物馆高高在上，是‘文化殿堂’‘历史宗庙’。但在这个时代，博物馆不能继续高傲。”上海博物馆教育部副主任陈曾路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上海博物馆“吴门书札”弹唱现场可以说，博物馆们在网络上和公众话语中越来越强的存在感也是博物馆构建“参与式博物馆”过程中的一环。近年来在数字IP开发、APP制作、文创、纪录片、电影、综艺节目等方面动作不断的北京故宫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曾说过，保护、研究是博物馆人的重要使命，但在当下，一个更为重要的使命是“把文物的前世今生故事讲给大家听，告诉人们文物与他们现实生活的关系。”以故宫馆藏、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为例，2017年，《千里江山图》随故宫“青山绿水特展”展出了46天，又于当年年底作为故宫选送的三件国宝之一亮相《国家宝藏》；今年7月25日，故宫博物院联合腾讯发起音乐创新大赛，由方文山作词、张亚东作曲、易烊千玺演唱的主题曲《丹青千里》又以这幅画为灵感创作。展览、综艺节目、音乐MV这一系列形式各异的宣传中，《千里江山图》从山水画研究/爱好者的小众圈子里走向大众，潜移默化地成为人们在生活中可见可用的文化资源。 7月25日故宫博物院联合腾讯发起的音乐创新大赛，主题曲《丹青千里》由易烊千玺演唱。如今故宫已成为中国文博界首屈一指的“超级IP”，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超级IP”不仅仅只是博物馆对外的文化输出，还包括了普通人的创意反哺——社交网络令他们能更容易地对文化产品畅所欲言，甚至是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创作作品。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宝藏》密密麻麻的B站弹幕、用故宫胶带装饰一新的大牌口红、令人忍俊不禁的文物表情包和抖音视频……在这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中，人们对博物馆的关注度进一步提高。 某种程度上来说，历史艺术博物馆是在步现代艺术博物馆/美术馆的后尘，即模糊“参观博物馆”这一高品位休闲活动与大众娱乐休闲活动之间的界限，挑战传统的、独立安静思考式的博物馆体验。艺术评论家威尔·贡培兹（Will Gompertz）在《现代艺术150年》一书中指出，在过去的十年或二十年中，从艺术家到博物馆/美术馆都开始强调体验式参观，与观众建立“交流的舞台”，与他们“共享”理念与经验。然而他质疑了重视体验是否真的能够有效地与观众沟通展品背后的意图与价值：“对大部分排队去经历这样一次体验装置的参观者而言，它不过是一些好玩的东西，与他们的艺术消费同伴交流——更不用说分享理念了——才不是他们的目的。也就是说，类似的作品确实改变了博物馆的性质，不过，是使其变得更好还是更糟，还是得打个问号。” 那么，在此轮“博物馆热”中表现出众的博物馆，是否真的在用“参与”和“体验”来为观众创造新的智识价值，还是仅仅只是用娱乐化手段来迎合观众的趣味呢？ 当文物成为网红：博物馆娱乐化是一件坏事吗？博物馆的这些新尝试虽然让年轻人喜闻乐见，但也引起了一些“博物馆娱乐化”的批评声音。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一则题为“第一届文物戏精大赛”的H5呈现出刷屏态势。抖音联合中国国家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和广东省博物馆将各大国宝用抖音上流行的玩法演绎，在上线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这则H5访客数已达200万。 宋向光在其个人微博上表示，“文物戏精”是在靠搞笑博人眼球，损害了博物馆一贯的庄重和尊严，还呼吁博物馆人警惕“网红文物”带来的虚假流量。他在《博物馆与综艺》一文中指出，博物馆应该与“综艺”节目保持距离，综艺节目固然很容易通过热烈的视觉情景和激扬的气氛烘托让观众对文物产生认同，然而更重要的是“博物馆还要争取物件解读的厚度、深度和广度”。博物馆爱好者、现在法国索邦大学攻读艺术史硕士学位的吴樾则对《国家宝藏》的呈现方式有些微辞，“它要取得大众的传播效果，可能就会在专业严谨度上有些问题，而且演剧的形式不知道会不会误导人。” 在宋向光看来，20岁左右的年轻人并不是传统博物馆的主流观众，因此这一波为了“讨好年轻人”而出现的“博物馆热”可以说是有些本末倒置：“我国博物馆缺乏对观众的研究，以为年轻人不来博物馆是认为博物馆不够‘娱乐’，所以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休闲方式来吸引年轻人，这虽然可以吸引年轻人的关注，但不能保持年轻人对博物馆的关注，甚至可能降低年轻人对博物馆的评价，将博物馆视同于‘大众娱乐’。” 倪毅则认为，无论是《国家宝藏》还是微博短视频，都是利用一些新的宣传媒介和宣传形式加强对博物馆的宣传，“博物馆热”则是人们对博物馆的关注增强的客观结果。因此她认为，“娱乐化”的是宣传方式，而非展览和藏品本身。“过去博物馆在宣传上相对来说重视程度不是那么高。‘你看或者不看，藏品就摆在那里’，容易给人高高在上不可亲近的感觉。现在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打造了博物馆IP，使观众更容易了解博物馆。这些新的宣传方式或许有些地方欠妥当，但任何新生事物都存在磨合的阶段，相信通过磨合博物馆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种宣传方式。”在“文物戏精”的合作中，她向抖音推荐了几件浙博文物，并建议视频制作方改掉了几处她觉得和文物本身有太大事实性出入的地方。 很大程度上来说，所谓的“博物馆热”与其说是博物馆加大宣传力度取得的成绩，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的结果。2008年，公立博物馆开始免费开放，观众数量自此逐年升高。经济发展唤起的人们对文化软实力的诉求也在吸引人们（特别是年轻人）走进博物馆。在于蕾看来，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重新重视，构成了当下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国家一直在狂飙突进地发展，跑了40年之后，突然发现我们似乎在很多方面已经比肩了世界先进水平，这个时候你就会想似乎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自己是谁。这是一个我们这个民族想要驻足下来，回望自身的时间点。”王英翔认为，如何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有效传播中华文明和传统优秀文化，带动更多的人自发自觉地学习、保护、传承中国文化，就是博物馆当下亟需努力的方向。 “把教育功能提到首位的定义对博物馆来说意味着更高的要求，意味着来馆的观众无论年长还是年轻年幼，专业还是非专业，在博物馆都能有所收获。所以对博物馆的研究、策展、活动组织等方面都必须更加深化，以迎接观众日益增长的需求。现在的观众到博物馆来，会发现博物馆是与时俱进的：VR体验、微信导览、二维码互动等新科技的运用；B站、微博、抖音、直播室等新媒体的传播手段，让博物馆也成为‘自媒体’，发布新闻、传播知识、吸纳粉丝，观众们能清晰地感受到博物馆的‘活力’。”王英翔说。 “文物戏精”宋向光指出，西方博物馆通常定位于典雅文化（high culture）而非通俗大众文化，是因为后者可以由市场进行调节且根据市场需求而变化。博物馆通过收藏、保护、研究、教育、传播来为公众提供接触历代杰出艺术品的权利，这些活动单靠市场是无法完成的。然而他相信，“高雅”与“通俗”之间的张力也是促进艺术发展的动力，“博物馆还是要坚持自己的定位，娱乐不是错，关键对博物馆来说，娱乐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吸引年轻人也不是目的，而是通过吸引年轻人来博物馆，进而提升年轻人的学习能力和发展能力。” 在他看来，当下博物馆的观众更为多元——比如《国家宝藏》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去博物馆看国宝——观众的需求因此也更为多样化。对于博物馆来说，面对大流量观众，应该加强“预期”管理，积极向公众传递正确有效的信息，准确地宣传博物馆的特点，提倡合理的参观博物馆的行为规范。另外，博物馆应该准备应对大流量客流的管理服务预案，减少观众的无效等候时间，科学疏导观众。 （实习记者范钧韦对本文亦有贡献。）……………………………………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连日来，金塔县博物馆及时抽调人力组成专项调查小组，详细制定调查计划，扎实推进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调查组工作人员对列入调查范围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石庙子石窟的基本情况、保存状况及主要风险病害等情况，按照行业规范标准及要求完成了测绘、记录、拍摄等数据采集工作，并根据调查情况如实填写了调查登记表，保证了专项调查数据的真实性、科学性和完整性，为下一步撰写调查报告、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金塔县博物馆 苏丽）【来源：甘肃省文物局】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