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专家楼

10月16日，在位于红旗大街南二环的利航观棠项目上，主题为“为石家庄百强企业寻找百位产业急需人才高峰论坛暨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成功举办。来自石家庄的20余家百强企业齐聚于此，专为产业急需人才的引进和留住而来。本次活动，是由石家庄市企业联合会、石家庄市企业家协会主办，房掌柜和诺亚人才承办、利航观棠项目协办的大型高端人才峰会。作为对高端人才的回馈，在石家庄市政府针对高层次人才60万—100万元购房补贴的基础上，利航观棠项目每套再直接优惠10万元进行补贴，预计一座博士专家楼的补贴力度，将超过千万元。据了解，利航观棠项目位于红旗大街南二环东南角，整个项目建筑面积约11万平米，规划建有5栋高层、6栋洋房，1栋商业办公楼。项目为全被动式建筑，采用5恒建筑工法、多项精装标准、50项智能家居体系，从建筑和生活的本质出发，以科技为强力支撑，带来绿色、生态、健康、环保的全新生活方式，打造省会精装豪宅标杆。（燕都融媒体小磊）【来源：燕赵都市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中国翠谷植物提取产业园中国翠谷植物提取产业园项目依托张家界丰富的植物资源禀赋条件，弥补工业短板、强链补链的重大产业项目，已列入省“五个100” 2020年实施计划。项目选址于永定区阳湖坪街道原联成村、一家张村一带，规划总用地面积约3.15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建设工期预计8年，主要建设植物提取物生产基地、研发中心、检测认证中心、孵化中心、中试平台、标准厂房，配套建设院士工作站、博士工作站、专家楼、人才培训中心、公共服务设施等。项目建成后，预计入驻植物提取产业园企业可达150家左右，年综合产值达200亿元以上，年税收10亿元以上，带动直接就业1万余人、辐射就业10万余人。据了解，目前本项目已完成投资约2亿元，完成了项目选址及项目范围内的片区规划编制和土规调整方案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复，并于2020年6月8日取得了省自然资源厅关于一期先行启动区黄金坡基地（520.8亩）土规的批复，落实了可研、备案、地质灾害评估等工作，启动了项目一期征地拆迁和“三通一平”，正在进行项目一期进场道路改造提质和高压杆线的迁改，以及一期标准厂房的初步设计，对接了一批意向性入园企业。来源丨全媒体记者 秦勤编辑丨杨旭东值班主任丨段晓辉终审丨万毅出品丨掌上张家界编辑部【来源：掌上张家界】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今日(27日)，渝中区与重庆医科大学签订全方位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通过深入开展校地合作，力争3—5年建成“环重医创新生态圈”，将渝中区打造成以大坪区域为核心的健康产业集聚示范区。作为全市唯一一所省部共建医学类大学，重庆医科大学是全国首批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拥有丰富的教学科研培训和临床医疗资源。健康服务业作为渝中区六大重点产业之一，经过多年发展形成较为完善的健康服务业体系。截至目前，全区有健康产业法人单位1474家，健康服务业增加值达96.4亿元，占全区GDP约8%，健康医疗服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近300亿元，有各级各类医疗机构470余家，三甲医院8家、数量居全市首位，诊所300余家，涵盖中医、整形美容、眼科、口腔等各类特色专科。“重庆医科大学9家直属附属医院4家在渝中区。”重庆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刘宴兵介绍，去年开始，学校与渝中区便围绕“环重医创新生态圈”建设开展合作，力争通过3-5年的建设，建成“西部领先、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环高校医学产业创新生态圈”。“深入开展校地合作，将进一步促进西部医学中心建设。”渝中区卫健委主任刘平表示，渝中区与重庆医科大学签订全方位战略合作协议后，渝中区将全方位支持重庆医科大学科技创新、科研转换和“双一流”大学等方面建设，比如，通过设立专项经费用于学校人才引进，帮助学校建设专家楼等，解决学校引才问题;在重庆医科大学本校改造过程中，提供规划服务和相关配套建设支持等。此外，在双方携手围绕重庆医科大学打造建设“环重医创新生态圈”同时，渝中区还将支持辖区内重庆医科大学4家附属医院的提档升级改造，打造以大坪区域为核心的20多万方健康产业集聚区。刘平介绍，健康产业集聚区包括科技转化平台，人才公寓以及医疗健康服务业。同时，依托与重庆医科大学的合作，发挥学校医疗、技术和人才优势，提升辖区民营医院、社区医院的医疗水平。重庆晚报·慢新闻爆料邮箱：3159339320@qq.com——END——上游新闻·重庆晚报慢新闻记者 何浩 文/图

于娜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高端化妆品消费和需求市场，却一度被国外品牌垄断，自主研发高端化妆品市场处于尴尬状态。作为绿叶科技集团的创始人，徐建成当年强势吹响进军高端日化市场的号角，颇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如今绿叶已经成长为一家品牌享誉国内外的民族日化企业，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其率先开创C2F商业模式，致力打造线上购物、线下体验、现代物流和连锁经营完美结合的高品质、真价格国际服务平台，将所有的产品由工厂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中，去中间化，真正做到物美价廉、件件都是优品。还有业内流传的“绿叶模式”、机器人生产线、高投入搞科研等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成功奥秘？日前绿叶科技集团董事长徐建成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并没有去渲染自己的创业故事，而是强调了对科技与人才的看重，“一个优秀的企业必然离不开优秀的人才，‘尊重人才，发展人才’、‘透明、授权、分享、容纳’，这是绿叶持续坚持的人才观。我坚信，这个世界是属于年轻人的，现在是，未来更是。”“洋为中用”，绿叶模式独辟蹊径《华夏时报》：2011年时的日化行业，面对的是消费升级的竞争和危机，你为何那时选择了进军日化行业？又是如何做到能让苏州绿叶在外资等重围中异军突起？徐建成：当时，国内中低端化妆品市场已是一片“红海”，但高端化妆品还是一片蓝海。绿叶诞生的初衷，是为了发掘这片蓝海，也是为了弥补民族高端化妆品品牌的缺失。随着中国日化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原中低端品牌逐渐涉足、靠拢高端化妆品市场，但仍然生存艰难。这是因为高端品牌与中低端品牌有着天然的区别，难以兼容。绿叶成立之时就定位于高端，我带队考察了欧洲化妆品研发生产市场，并与国际化妆品巨头——意大利INTERCOS集团及其旗下瑞士CRB(瑞士国家生物护肤研究中心)公司确立合作。这就意味着，绿叶化妆品正式接轨国际化标准，与国际一线大牌共享资源，品质上不分伯仲，而且特别适合亚洲人肤质。因此产品一经推出就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形成了非常好的口碑效应。绿叶因此成名，绿叶自主品牌SEALUXE也一跃成为中国高端护肤品市场中的新贵，理想由此照进现实。随后，绿叶紧紧把握互联网发展的时代新机遇，独辟蹊径创立了“智惠零售+品牌电商+绿叶惠购APP”三位一体的新业态，建设C2F（Customer to Factory，以消费者需求为核心、从消费者需求直达工厂）大平台发展模式，打造完成了线上购物、线下体验和现代物流相结合的高品质、真价格服务平台和自主品牌电商平台，绿叶的日化产品市场反响热烈。《华夏时报》：绿叶曾经在盐城、台州拿到了两块地，你首先想到的就是建化妆品研究院和专家楼，为什么如此重视企业的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徐建成：绿叶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科技兴企战略，每年绿叶都将销售额的3%作为科研经费，目前绿叶已经成立了五大科研中心：总部研发中心（苏州）、上海博士后工作站（上海）、欧洲联合研发中心（意大利、瑞士）、江南大学化妆品联合研发中心、浙江大学新型纳米材料联合工作组，纷纷致力于民族精品日化的研发，绿叶在深厚的自主研发基础上，科技实力不断提升，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日化行业颇具竞争力的民族企业。凭借国际领先的科技研发、一流的生产制造、严格的质量管理与控制，绿叶智能制造生产中心不断推出希诺丝化妆品、爱生活精品日用、卡丽施个人护理、家得丽家居清洁、纽维兹食品、玛维莎私人定制等品牌的系列化生活用品，深受消费者青睐。可以说，绿叶的今天都建立在强大的科研基础之上。《华夏时报》：绿叶独辟蹊径创立了“智惠零售+品牌电商+绿叶惠购APP”三位一体的新业态，你曾说中国现在应该有五大发明，分别是高铁、网购、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绿叶模式，绿叶模式的自信来源于什么？徐建成：我们绿叶在自己的经营管理上有四个自信，分别是：产品自信、模式自信、团队自信和文化自信，这是绿叶人开拓全球市场、创造美好未来的源动力。绿叶的产品科技含量高，有五大科研中心不断创新，同时产品品质过硬。绿叶整座车间通过ISO9001认证及国际GMP认证，拥有10万级洁净标准的生产车间。生产线采用德国EKATO、法国KALIX、瑞士ABB机器人等先进生产设备和质量控制系统。在模式上，绿叶创立了“智惠零售+品牌电商+绿叶惠购APP”三位一体的新业态，建设C2F大平台发展模式。绿叶团队非常年轻，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9岁，目前，除了我和总裁是“60后”之外，公司将近90%的管理层为“80后”年轻人，这是公司团队建设的中坚力量，也是公司未来能更好发展的优势。绿叶拥有优秀的企业文化，以“为美而生”为企业宗旨，以“家、和、快、赢、美、忠、诚”为核心价值观，不仅完整地诠释出绿叶的企业文化，更对企业未来稳健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甘当绿叶是自我激励也是快乐《华夏时报》：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你和企业影响最深刻的是什么？怎样才能成为你心目中理想的企业家？徐建成：中国文化是每一位中国人都必须学习和传承的，也是每一个中国民族企业做好企业管理和人才管理的思想根基。我特别喜爱左宗棠的金句——“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浓缩了我国古圣贤“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哲学，既是为人处世的绝佳方式，也是发展企业的准则。做企业盈利必然不可少，但绝不可树立利益导向，所发之愿应以奉献社会、造福人类为目标。企业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在利用社会资源取得自身发展的同时，如何回馈社会，更为重要。绿叶从成立之初，就奠定了以奉献精神为目标的企业理念，正像“绿叶”本身，自己低调内敛，朴实无华，却始终能衬托她人的美丽，“甘当绿叶、乐于奉献”就是绿叶科技集团最好的样子。《华夏时报》：你怎么看待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又如何使企业发展能够做到义利并举？徐建成：企业是舟，社会是海，任何一个企业要实现发展，都一定会利用到方方面面的社会资源，可以说整个社会就是承载企业进步的巨大平台。同时，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也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对社会产生各方面的影响。我认为，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是一个企业对社会产生正能量影响的重要方式。2014年8月27日，绿叶科技集团专业公益基金会——绿基金，正式获得苏州市民政局批准成立。以“热心慈善公益事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宗旨，致力于传播“蕴育美丽、甘于奉献”的绿叶精神，绿基金主要关注的公益方向有：扶贫助学、济困救灾、救助灾害、扶老扶幼等。绿基金先后向公安部中国公安民警英烈基金会、中国警察协会、各地公安局大病特困基金会、见义勇为基金会和警察协会进行捐赠，对河北省助残脱贫、四川九寨沟地震灾区以及河北、宁夏等地精准脱贫进行捐助。在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山东各省区建立六所绿叶小学，多年资助北京大学贫困学生、西北甘肃和江苏贫困学生累计1800余名，慈善捐助总额达6000余万元。企业家应当把热心社会公益当做一种责任，这不仅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更是企业家和企业员工完成自我激励的有效方式。这种自我激励，是企业发展新的动力，当然也是一种快乐。编辑：严晖 主编：陈锋

浙江24小时-钱江晚报记者 吴朝香 文/摄在杭州松木场西溪路北、杭大路东有一个幽静又略显破败的小区，门口只有一个路牌：西溪路56号，和它毗邻的是有名的方林富炒货店，第一次去的人如果问路，别人会说：哦，就是方林富旁边那个小区。小区名叫杭大新村，这个如今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区，曾经学者云集，入住过大批学术界的泰斗。有人称其为“浙江学术的圣地，新西溪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小区中的两幢建筑还被列为杭州市历史建筑。前几天，浙江大学一位年近80的退休老教授发了一条为杭大新村呼吁的长微信：听说有关部门准备对小区进行改造，我不知道改造的方案怎样，但如果把杭大新村作为一般的城中村那样去改建，就太遗憾了……幽静小区里的教授楼发微信的老教师叫汤洵，已经在杭大新村居住30多年。他说，“小区初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当时是专为照顾老杭大的教授们建的，里面住过许多当时全国有名的专家学者，算是浙江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小区。”杭大新村占地近60亩，大约1957年左右初现面貌，当时这里还是西溪的一部分。现在的杭大新村住户不足百户，大部分房子都处于空置状态。但走进小区里面，依然能感受到它的优雅。树木林立，郁郁葱葱，青藤上楼，紫薇爬廊，鸟雀声不断，松鼠吱吱叫着从枝头一跃而过。小区内的建筑时间跨度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有两三层的小楼，也有五六层的高楼，大约有二三十幢。附近居民如今依然通俗地把这些小楼称为“教授楼”、“专家楼”。“两层到三层的小楼都是最早的一批，这几幢两层小楼，就类似于如今的联排别墅。上下四间，住四户人家。”汤老师指着小区东边的三幢建筑说。每幢楼都自带一个小庭院，砖木结构，坡顶洋瓦，外墙用青砖细砌，水泥勾缝，典型的苏式建筑风格，因为久未住人，小院落里杂草丛生。据蒋礼鸿之子蒋遂回忆，杭大新村最初有十幢二层小楼，四幢三层楼，后来陆续有新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首批的五幢二层小楼，这五幢住的大多是知名教授。“但也并非完全论资排辈。蒋祖怡先生当时也是讲师，因为上有老母下有五位子女，也住在这里。校方还是很人性化的。”“这里曾经住的都是大师级人物，随便说一个出来，在学术界都如雷贯耳。”汤老师说。名人中的普通人在杭大新村生活过的都有哪些名人？一代词宗夏承焘；国学大师姜亮夫；我国化学史和分析化学研究的开拓者王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浙江大学终身教授陈桥驿；动物学家董聿茂；除此之外还有“诗孩”孙席珍、研究敦煌学的蒋礼鸿、研究古文献及现代汉语的任铭善……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得更长，浙大曾评出浙江大学百年文科名家五十多人，有人粗略统计，其中十多位都曾在杭大新村居住过，他们都被称为重量级人物。不过，对很多普通人来说，这些名字显得陌生。对此，蒋遂说他们是名人中的普通人。他引用高晓声的一段话：有的人仅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或职业范围是名人，甚至名如丰碑，彪炳史册。但是，超出专业领域和职业范围，也许就没有多少人熟悉他们的名字了。而这些名人中的普通人都在杭大新村留下过生活、治学的痕迹。在杭大新村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蒋遂对父亲蒋礼鸿的印象是手不释卷。蒋遂的父母分到的是一套三室一厅一厨一卫，80多个平方米。“早饭后坐在书桌前开始修书，旁边就放一杯茶，午饭后休息到两点半，到晚饭，吃完继续到10点半，无论春夏秋冬，不管节假日，大年初一也是如此。早年间，连散步都不愿去，觉得浪费时间。”姜亮夫的女儿姜昆武也曾回忆父亲：十平方米的房间，三书架、一床。书占三分之一……一桌是个“公共”场所：吃饭时将书移开，是餐桌；来客奉茶是“茶座”；写稿时一尺见方，放纸笔搁手……在外面不论多大的烦恼，一上书桌，便见眉目舒展，渐渐“入定”。而看书之后，最大的消遣是到附近的黄龙洞散步。任平是任铭善的儿子，在杭大新村生活时，就亲见过夏承焘和弟子们的交谈。“他门下的研究生有陆坚、陈铭和施议对。隔几天就会聚在夏先生家。陆恭敬有分寸，陈儒雅而深沉，施活跃而好问，其实声调最高的还是夏先生，并且无拘无束，时有爽朗的大笑，将现场的气氛搞得很融洽。”因为杭大新村的房前屋后都有一处庭院，住在这里的学者们把各自的庭院打理得颇有自家特色。“孙席珍家的院子种了很多花草，打理得很精致，很漂亮。林淡秋家的就比较随意粗放一些。”杭州历史学会副会长、历史建筑研究学者仲向平说，“中国人讲究宅院合一，小院子几个平方不重要，它反映的是一种居住关系，折射主人的性格、兴趣。”蒋遂记忆中，自家的小院就被母亲盛静霞收拾得井井有条，里面种了桃树、柳树、芭蕉。而蒋祖怡家就种了枇杷、柿子树等。“可惜的是，很多当年老先生们亲手栽下的果树现在已经不在了。”杭大新村何去何从2000年之后，居住在杭大新村的教职工陆续搬出，曾经的谈笑和论道都渐行渐远，现今，这里只剩下70多户。2008年，杭州市政府公布第四批历史建筑时，杭大新村23、24幢赫然在列。这块石碑矗立在这两幢小楼一侧：杭大新村建筑群。20世纪50年代的公寓式住宅，反映近代建筑演进的历史脉络。根据今年3月份媒体公开报道：杭大新村因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各类安全隐患的“集聚地”，多数房屋年久失修，还有的被鉴定为C、D级危房，房屋长久空置、电路老化严重等隐患频现。今年，北山街道将加快推动政校企三方合作，集中精力完成杭大新村整治等工作。仲向平在他的《老房子 续》中称：这片绿色小区，曾是浙江传承中国文化的中心，是浙江学术的圣地。“我觉得它有三点价值，一它是共和国建筑的代表，当时国内很多学校礼堂都是这种风格，坡顶、筒子楼或者小别墅。这里成规模，保存比较完整。二这里曾经居住了大批中国著名的文理科教授，他们是国之栋梁，在这里留下过生活、治学的痕迹。三从环境上来说，这里曾是西溪的一部分，四周有老和山、桃花河、沿山河，有山水价值，是水边的美墅。”仲向平感叹，杭州城内这样的新村已经不多见了，类似的绿杨新村、笕桥新村、武林新村等都已经没有了，“说杭大新村在杭州是独一无二的也不为过。”杭州市文保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也表示，在他个人看来，杭大新村具有成片保护的价值，建筑格局保留完整，从建筑式样上来说，可能算不上独特，但重在有文化价值。杭大新村何去何从，还未有定论。这个月，杭州市有关领导曾到这里调研，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称杭大新村是杭大在杭州城市发展中留下的宝贵记忆，拥有一定的保留价值和历史内涵。其中一个要求是要传承文化。区域内房屋建筑、道路景观等都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要重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工作，将杭大新村的建筑风格和文化特色有效保留。新闻深读大师后人讲述杭大新村的故事杭大新村，曾经大师如云，星光璀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随一众学者搬迁至此的还有他们的子女，这些当年的小毛孩在这里度过了童年以及青少年时期，他们与众多学界泰斗为邻，见证了先生们在书房里治学，在客厅内论道，在自家庭院中侍弄花草……这片不足60亩的宅院，是他们的家，也是他们的精神乐土，他们在杭大新村的成长记忆是对这里那段光辉岁月的见证。姜亮夫先生在杭大新村寓所前。蒋遂供图蒋遂：蒋祖怡先生家的饭（父，蒋礼鸿，浙江大学教授，语言学家、敦煌学家、辞书学家，今年66岁的蒋遂在1957年随父母搬迁到杭大新村，在那里居住了18年。）我住进杭大新村时还在上幼儿园，这里原来叫道古桥宿舍，原来应该是个坟场，蒋祖怡先生家的院子里还留有一块《福望公墓》的石碑，刚搬来时，路上还可以看到骷髅。那时道古桥宿舍还处在建筑收尾阶段，各种建筑材料到处都是，就成了小孩子们的游乐场。因为是西溪的一部分，宿舍周边有大片的竹林、树林、河流和小溪，各种各样的鸟儿在林子里筑窝，哺育幼鸟。到了夏天晚上，会有许多萤火虫在院子里飞，我们捉上一只放在瓶子里，父母就会趁机讲“囊萤夜读”、“悬梁刺股”等故事。我家住在五幢四号，和我家相邻的四幢和六幢有很多知名的学者：夏承焘先生、姜亮夫先生、陈桥驿先生、任铭善先生、王驾吾先生等。我经常看到先生们来往在宿舍和学校之间的杭大路上，王驾吾先生走路时腰杆笔直；严群先生是由夫人搀扶着缓缓走在路上；徐朔芳先生是和学生一起，边走边谈；郭在贻先生步子急促……当时杭大新村内，经常有学生到老师家中请教学业，这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当时也有不少学生来家里找我父亲，本科生相对来说，怯一点，硕士博士还有一些年轻老师来得多。谈的都是学业，我小，听不大懂，只记得父亲能解答的就解答，也有解答不了的时候，直接说，这个还不知道。事后查阅资料，他会再告知对方。家里的客厅加餐厅常常被父母用来接待宾朋，我印象最深的是钟泰先生，他是我父亲的老师，我叫他太老师。太老师看到我坐无坐相，就对我说“站如松、坐如钟”，并且亲自示范给我看坐姿。还有一位来过我家的名人是季羡林先生。那天季先生来，穿一身灰色中山装，是那种穿过多年的旧衣服，脚上穿一双布鞋。季先生寡言，他称赞我父亲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写得好，父亲说，我只有一本小书。季先生说，司马迁也一本书。都说文人相轻，可在我眼里，住在道古桥宿舍的先生们彼此照应，不仅学术上相互切磋，情感上也很融洽。上个世纪60年代，我父母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到农村，我们姐弟俩吃饭就成了问题。父母就把我托付到蒋祖怡先生家里，我姐姐被托付到陆维钊先生家中。我到祖怡先生家，不但吃饭，还睡在他家。因为蒋先生也要下乡，蒋家只有蒋妈妈和老人小孩。由于食物不充足，蒋妈妈为保证孩子们的健康动足了脑筋，把我们几个小孩从黄龙洞后山打下来的毛栗果磨成粉做米糕。有趣的是蒋先生家里还挂了一幅字：不可使士大夫一日不食此物。除此之外，我还在任铭善先生家里搭过伙，任先生吃饭的时候不苟言笑，有时候默默地往我碗里夹几筷子菜。先生们在生活中都十分简朴。夏承焘先生家，他的夫人用小铁罐做成一个小炉子，点火用的燃料是夏先生不用的书稿纸，这些本被废弃的物品，他们都觉得可以物尽其用。作为邻居，杭大新村的先生们会经常串门聊天，彼此切磋。我记得母亲盛静霞曾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一群人在一起，则有任先生（任铭善）侃侃而谈，若钱钟书来了，任先生也不响了。我现在还不时会到杭大新村里面去散散步，有时候驻足在先生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总能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蒋礼鸿教授全家在杭大新村寓所前任平：夏承焘先生家的聚会（父，任铭善，浙江大学教授，长期从事古文献、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的研究和教学。任平1957年随父母搬入杭大新村，先后在此居住8年左右。）我们搬进杭大新村时，住在一楼，因为这是第一批建好的房子，靠近河边还有房子在建，我当时五六岁，就经常在工地上跑来跑去玩。那个时候，杭大新村里面还有一个幼儿园，上下学非常方便。我父亲在我读幼儿园时就开始教我刻图章，拿一方石头，刻个小动物，有时候还教我画画，他画，我就在旁边依葫芦画瓢，说起来，他是诗词方面的大家，但从不教我背唐诗宋词，教我读过的唯一一首是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比较注重培养我的审美。记得最清的一次是一天傍晚，和他一起外出，那是冬天，天上有明月，地上是积雪，他带我到一处田埂上，有被白雪覆盖的青菜。问我，你是什么感觉。有时候，他会带我从杭大新村步行到拱宸桥看电影，沿着运河，边走边讲大运河的历史。杭大新村里大师如云，在我当时那个岁数，接触最多的算是夏承焘先生。因为父母工作繁忙，我读小学的时候曾在夏先生家断断续续吃过一年饭，午餐在学校解决，早晚饭就去夏先生家。因为夏先生是我父亲的老师，我就尊称他为太先生。太先生家里的饭菜，干净，简朴。他一家都是极其爱干净的，窗明几净。菜不但弄得干净，而且绝不油腻。素食为主，我印象当中在他家吃到的荤菜主要是带鱼和鲫鱼。太师母的简朴早有耳闻，这次也得到了印证。带鱼是红烧的，但切成的每一段大约是一至两厘米，我家至少是四厘米，这样，每伸一次筷子夹到的分量，就不够，小男孩也不管什么，就不停地夹来吃。太先生和太师母当然不会有意见，反而鼓励我多吃点。太先生并没有把我当小孩，很愿意和我交谈，他知道我喜欢画画，就常常谈他对中国画的理解，给我讲诗词。这让我挺高兴，也有极大的收获。我还记得他的书架上有几幅太先生画的水墨花卉，尺幅不大，率意但不失笔墨趣味，构图也别致。太先生家常常有人来聚会，讨论学术问题，我会在边上听，虽然听不太懂，但有此“熏陶”也是极大的收获和幸运。我在杭大新村居住时间虽然不长，但就是在这里接受到了古代文学的熏陶，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下，慢慢对此产生兴趣，再自己去学习。

一代园林研究大家、知名古建筑学家陈从周先生诞辰百年纪念系列活动已近尾声。在纪念活动期间，“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与陈从周先生的长女陈胜吾女士进行了一次长谈。位于同济大学的陈从周先生旧居“梓室”，花木扶疏，书香满室，谈起她的父亲，触手可及的陈从周先生的手稿、遗物，乃至翻出陈从周先生临终前所读的佛经，一切如昨，仿佛与陈从周先生生前并无多大区别。陈胜吾平时居住在美国，受她父亲的影响，从小也喜欢园艺，以至于在美国的家中还经营起一个不大的庭院，她说，“过去的园林其实是私宅，而非现在的公园。父亲对于园林等古建筑的感情，一方面是喜爱，另一方面他有一种责任感，因为我父亲是学国文出身，所以他的爱国心理和文化是相当强烈的，他的坚守、寂寞，乃至于为保护古建筑拍案而起，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些是我们的国家根脉，有责任保护下来，传给子孙后代不留遗憾，讲透了——这就是他的人生命脉。而且，他认为要能耐得住寂寞，吃得起苦，还要十分低调。”陈从周先生（1918-2000）陈胜吾在同济大学陈从周先生旧居追忆其父亲澎湃新闻：陈老师好，我们先从对您父亲陈从周先生对园林的理解谈起吧，其实现在的园林与过去对园林的理解已经有变化了，过去的园林并不是像现在大多数园林一样成了公园，而是可以生活的，是可游可居的。陈胜吾：那是私宅，中国人缔造了最有味道的地方。西方人画油画，多数只有局部，比如画海，就是局部一片海，一个小山上一片树林，就这点东西，没有大山大水。而我们中国的国画上有——不出家门可以画大山水，这叫心中有丘壑。所以我一直跟他们说，园林不是设计出来的，园林是画家画出来的。澎湃新闻：我听说陈从周先生设计园林是没有图纸的，比如就挖了两个水塘，然后不断增加。陈胜吾：有图纸搞不好的，绝对搞不好。澎湃新闻：这让我想起中国写意画，好的写意画就是妙手偶得，也不可以有草稿的。画工笔画可以有草稿，但画写意画，草稿会拘束思维的，因为得有自在与心性。陈胜吾：有一次，一个朋友发来一张国画山水，然后变成一个真山真水了。我说这就是园林的来源。园林就是这些艺术家心里的东西，把意境画在大地上。所以你说如果我们用包豪斯线条，怎么做得出来？所以那天设计师吕永中来，他说：以前读同济设计课的时候，深受包豪斯影响，尤其是年轻时候的作品，许多年以后，一位德国建筑师跟我说，你们中国人对待包豪斯就像对待马克思一样的，可能他的意思是你们容易形成很多定义，很多信奉主义，这些定义也会形成一种束缚，让人变得教条。如何从这些主义里面，从书本里走出来，我觉得有一个办法就是回到此时此地，在这块土地上，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进行洞察。他说的对呀，同济建筑系黄作燊带来了包豪斯设计，陈从周提倡中国画意境，应该成为完美的中国设计。陈从周《园林谈丛》附图澎湃新闻：此时此地，就是一种文化的自觉性，回归本土。所以你对您父亲造园的一些体会，我觉得更鲜活，很接地气的。陈胜吾：去年我们到苏州去，为了做“陈从周与苏州园林”展。那天下大雪，他们有的人就说，为什么现在人就堆不了好的假山。我说你们理解假山就是石头拼起来，黏起来。我说不是的，我们的假山时期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琪罗做雕塑的时期。假山就是我们中国的雕塑。我们中国雕塑，更抽象，更深奥，更耐看，更哲学，更思想。陈从周《说园》手稿澎湃新闻：而且得跟生活在一起，园林其实是生活的艺术。陈胜吾：园林与假山不是谁都堆得出来的，这必须是个大画家，必须是个艺术家。而且这个人不是画画的画家，而是有思想有学养的。梓室余墨，陈从周手稿澎湃新闻：所以中国文化是相通的，陈从周先生为什么从书画转为园林古建筑，是通的。陈胜吾：对。我父亲是小时候喜欢画画。他的艺术天赋是他妈妈那里的，不是他爸爸，他爸爸是商人。澎湃新闻：他的妈妈是书香门第吗？陈胜吾：不是，他妈妈家里，我也不晓得，我也没见过。据说上代是开京剧班的，好像是从山东那边过来的，所以他妈妈喜欢描花、绣东西，也知道带着我爸爸写字、练字，可能有这么个启蒙，也知道给他找个老师，都是很有学养。我的爷爷家里，实际上已经蛮洋气了，他们那时候不让我父亲去学画，我父亲据说是考进了当时国立艺专，后来改进之江大学学中文。之江是有大批好的教授的，那时候教诗词的有夏承焘、王蘧常这些人。中文是基础，跟数学一样，都是基础课。以后他既可以发展到学历史，也可以发展到学艺术。他后来教艺术史。建筑史、艺术史在国外都是有博士学位的，建筑设计没有的。他在建筑界，既懂历史、文学，又会画画，陈植请他在之江教建筑史，又把他介绍给黄作燊先生，他是英国回来的，中文不大会讲的，所以他没有办法教建筑史，叫我爸爸来做。我爸爸在两所大学教建筑史，后来院系调整，1952年之江大学也撤了，这两个学校建筑史并到同济来，他？就到同济当建筑史教研室的主任。 澎湃新闻：当时有一些什么具体的记忆陈胜吾：在我的记忆中，那时他很忙，他要到苏州美专兼课，是在沧浪亭，就拍沧浪亭的照片。那时候没有人，破院子啊。会画画的人是艺术家，喜欢老东西的，而且能从中看到它的美，看到它的精华，一般人看不出来美感。从苏州上完课，第二天回来星期一同济还要上课。他大概对我们也有点歉意吧，带点糕点哄哄我们。到了暑假、寒假，是带学生出去实习最重要的时间，就是要全国跑，什么山西啊，五台山啊，平遥啊，江西啊，那是很苦的。有时候跑了一半下大雨了。 听他说有一次在江西的河里，下大雨了，不得了，那个照相机会淋坏，照相机最要紧，全部东西都在里面，就脱了衣服包起来抱在怀里，自己就忎冒了。也坐骑过毛驴，摔下来摔伤了。所以这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但是古建筑是大宗文物，对于这些他就一直有一种责任感，因为我父亲是国文出身，所以他爱国的心理和那种本国文化是相当强烈的，他就觉得这些是我们国家的根脉，说我们有责任保护下来，我们要交代给子孙后代不留遗憾。讲透了——他整个人生就是这条脉。他认为要能耐得住寂寞，吃得起苦，还要相当低调，才可以。考察古建筑不是纯粹的艺术，实际上也是科学，考古是门科学，他要有科技的知识。 《苏州园林》这本书是他写古建筑书籍里面的第一本，园林是古建筑的一个分支，有庙宇，有宫廷，有园林，有民居，他住在江南这一带。我们周围很多小城镇都有园林，近水楼台，第二他出生在杭州，他从小的环境就是一个园林的环境。我的祖父可能也喜欢园林，家里也曾有过园林，后来祖父死了，就没有了。他说，人家问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说我好在父母走得早，没人管我，我想干吗就干吗，哥哥把他往学校一放。他昰住读的，所以他吃东西很随便的，一个桌子上面几盘菜，学生围着就抢，吃得快的吃得多，所以他吃饭特别快。我妈妈老是讲，说他粗人，他说我在学校里生活惯了，如果不这样我没东西吃的。 他把他的艺术造诣、文学造诣融汇到园林中去，就把一个当时破烂的苏州园林写得非常美丽。说到《苏州园林》这本书，他当时很穷的，他的相机是我姨夫到台湾去之前留给他的，是德国的。我父亲从此就有了这么一个照相机。这个照相机比谁的照相机都派用场，功劳都大，拍的园林和古建筑照片都写成书出版了。 那时候园林里也没人，坐在那里，一支香烟，三脚架一架，对那个镜头，一支香烟抽完，就曝完了光。这种曝光我看见过，我晚上从学校里回来，看到他金石声站在现在专家楼那个路口，拍电线杆上一个路灯，也是这样曝光曝半天。陈从周《园林谈丛》附图澎湃新闻：那个时候您多大岁数？陈胜吾：我父亲写《苏州园林》的时候，我是上小学，我生于1944年，1956年左右。我们是1952年搬到这里来的，我是1957年进初中的。然后就是反右了，他这本书就是被“活捉”，当时还没当反革命和右派，就是设计革命化的大批判，说（这书）就是给地主资产阶级招魂，涂脂抹粉。园林明明是我们劳动人民造的，怎么可以说是他们的呢？不过批判组的一个主笔后来成为我父亲的研究生，文革中发现《苏州园林》被日本报纸登载，我爸爸从来不卑躬屈膝，听说后心里只敢暗喜。1956年，历经数年踏勘、测绘、研究，《苏州园林》刊行。澎湃新闻：说到同济，后来没有园林专业了，现在有没有？陈胜吾：现在没有，现在的风景园林不是他的概念，现在叫景观，那是外来词。 澎湃新闻：中国的园林并不能以“景观”来理解，就像中国画不可以风景画理解，是两个文化概念，园林是可游可居，是与中国文化与心性直接相通的。陈胜吾：中国园林，就是中国古典园林。中国园林是一个艺术品，我们现在让人都进去走，其实不好的。我在美国洛杉矶的家后面，有一个日本庭院，这个日本式庭院，天皇都来过的，确实是好的。章子怡、巩俐拍《艺妓回忆录》就在这个地方拍的。它的桥，是日本很古的木头桥，都不让碰的。你只能远远地看，看上去景色非常漂亮，远远的有一排紫藤是可以坐着欣赏对面的日本园的。你也可以走到下面那个小河小区，走近那个房子，你能在外面看，绝对不能走进去，不让你走进去。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园林也应该这样，只是观赏，现在几乎变公园了。澎湃新闻：所以这个对园林的研究，陈从周先生是个开拓者，也是一个集大成者。但在他之后，反而断得很厉害，可以这样说吗？陈胜吾：可以，是断了。 澎湃新闻：就您了解，清华有研究园林的吗？有这个专业吗？陈胜吾：没有。 澎湃新闻：同济大学也没有？陈胜吾：没有。 澎湃新闻：别的更没有了。陈胜吾：都没有了。大家都想跟园林搭界，比如林学院有园艺专业，都知道这个是好的，我父亲想把它推向世界，所有建筑界的人都想来做，但是做不上去。 1948年，陈从周在上海永安公司举办“一丝柳一寸柔情”个人画展，老夫子画上以题一丝柳一寸柔情而著名。1946年，任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后拜张大千为师澎湃新闻：因为中国园林和书画、中国文化、中国哲学通的，必须要有这一路的根基。陈胜吾：没有根基做不出来的。所以我一直说，将来做园林的一定是画家，而不是其他人，就是真正的中国画画家。 说到我父亲学习书画，他是1946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张大千，张大千认为他悟性好，收他做了学生。他在苏州园林里经常听张大千、叶恭绰谈论书画，这对他对园林的理解很有启发。 澎湃新闻：园林可以理解为立体的山水画吗？陈胜吾：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抽象，中国人实际抽象的概念比外国人早，早多了。我说你看赵无极的抽象画，水墨的，他的画就好像人家的一幅国画，他取了一个很小的角，把它放放大。中国的字，以前的象形字，现在的狂草都抽象。抽象的东西，实际里面是有思想的。陈从周的同济新村的家“梓室”澎湃新闻：所以园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集大成。陈胜吾：对，它是把中国所有的中国艺术都放在这里。 澎湃新闻：而且是放得恰到好处。所以过去要么是当官，或者钱赚多了，到了权力的巅峰或者资本的巅峰，就要住园林，比如到苏州、扬州。陈胜吾：现在有人显罢自己买了多大的豪宅，我爸爸那时候摇摇头：“没有园林不算是有钱的，房子要环境衬托的。”澎湃新闻：所以现在整个园林的传承，要重新恢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有很多基础工作被破坏掉了。陈胜吾：真正看得懂园林，喜欢园林的，还是要学文学和美术的。 1957年陈从周在同济新村家中闲作雏鸡画一幅澎湃新闻：美术方面要学中国画，学油画也不行的，而且书法也要懂，戏剧要通，中国的音乐，可能都要通一点。陈胜吾：我想起有一次到美国亨廷顿图书馆的中国园林，有一个男的坐在那里，对着看，后来他说：“要是陈从周先生在，这个园林就不会这样，就怎么怎么。”我们就对着他笑，后来有一个人实在忍不住，说你知道他们是谁啊。我另外的朋友是唱京戏的，后来也在那边定居。她在苏州生活很长时间。她看到那园林就光火得不得了，说这怎么是苏州园林，这就把中国的东西乱七八糟的堆在这里嘛，不行，我要去找他们讲。她也让我去，我说我不方便去讲，我说这设计的人是我爸爸的学生。她说那不行的，我要去讲的。后来她找了那里头儿。那个头儿跟她讲，这是给外国人看的，就好像中餐，在外面不是有“熊猫快餐”嘛，也很有名嘛——它是中餐，中国人弄的，但它必须做的要合美国人的口味，所以这是中国人不喜欢吃的，但美国人吃得很开心。这个园林也是这个意思，他说这个就是园林的“熊猫快餐”。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堆的假山什么的，就像鸡拉屎一样的，就丢几块上去，要不是后来那点草长出来了，根本没法看的。澎湃新闻：是你父亲的学生是吗？陈胜吾：他的大课学生。他现在做了不少景观，他到美国也读的景观学。所以要造园林，这个事情真的是难，很难，因为是中国的一个综合学科。 澎湃新闻：景观和园林的关系，就相当于风景画和山水画的关系，两个文化概念；一个是园林，一个是风景画，一个是中国画、山水画，是两回事。陈胜吾：我父亲很简单的，一个小单人沙发就是他写文章的场所，这里有一个双人沙发，那么小小的一个客厅。那时候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住进了几家人家，从这个小墙这里拉开来。这里摆了两排书架。这里一个双人沙发，两边两个单人沙发。我父亲坐在这里，还有这个茶几，他坐在那里，总是在想，突然拿张纸，一篇文章写好了，什么年轻人来了，他就请他们带出去寄掉。90年代他写给中央领导的信也是这样，这是他自己去寄的。 他构思园林也是这样的，他想好了以后，象画画一样的，一笔呵成的。他不是个墨守成规的老夫子。搞艺术的人其实都有前卫思想的，他一直想做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园林，就是要简约，不可以太罗嗦。那次到他设计的（昆明）楠园去，一进去我就震住了。我说我爸是艺术家，那个水面非常漂亮。整个园林实际没多少东西。一个门非常古旧，门外老石头发黑发亮。进去以后，一片水，右面是廊，这个廊比拙政园还长一点，我估计是故意做得长一点。左边是假山，对面是一个亭，但看起来非常清爽，这就是国画里面的留白，国画的留白实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你回过头来想，他在做杭州郭庄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全都毁掉了，变成少年儿童劳教所了。我们很多园林，因为它有场地，有面积，都来做公共事业，毁掉好多了。他把这个东西就重新进行规划，这边是西湖，大片的水，里面也是大片的水。所以你看得就很舒服，那些坐禅的人，都喜欢坐在水边上。所以我就晓得他喜欢用水景，留白。你看他做（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明轩，那么小，怎么留白——他就中间不做了，一大片的石板地，所以看上去很清爽的，不罗嗦。他没有那种腐朽的味道，就是很干净的。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明轩澎湃新闻：跟他学习中国书画也有很大的关系。陈胜吾：是的，后来做的如皋水绘园也是一样的，当时都毁掉了，就前面小小的那点房子，其实当地政府配合不配合也很重要。他们找老百姓就去捡老砖，补上去了。那么这个好了以后，里面就把土都挖掉，边上弄成好像一个小山坡一样的，下面是水，小山上又有一个小楼小亭。那么这几笔，每个角落都补满了，但又不是很满，这个就是视觉上的。水边那个时候有一株歪脖子树，他说不要挖掉，要留着，这个歪脖子树倒在水面上，下面几个鸭子、鹅在游。 陈从周先生晚年实现“造园三章”，续豫园，构楠园，复建水绘园，图为1994指导修复江苏如皋“水绘园”后的新貌。 澎湃新闻：这个我去过的，歪脖树很有诗意，看着很空灵，所以这个造园，如果没有这样的修养没有灵性，是造不出来。光画素描，再搞个风景静观，脑子就完全不同了。陈胜吾：豫园也是的，他尽量在里面要挖一块水出来。所以豫园那个什么亭后面有一个小石板桥，下面都是鱼，他看了半天也不肯走，也是要弄一块水面。但是前不久，那天我父亲的一位学生告诉我说泰州造了一个花园，里面准备放上陈从周先生的铜像，他把他们的设计方案给我看，我看了以后说我爸爸的铜像不能进这个花园，因为丑极了。因为这花园本来靠近外面一条河，后面一摊湖，结果他们不借这个湖景和河景，反而把湖与湖全部用墙隔开，跟外面隔绝，里面全是地，我也不知道是水泥地还是石板地，然后种点花，我说这是老大娘跳广场舞的地方，这不行，这估计是我父亲学生的学生造的。 所以说到造园，我是很佩服我父亲的。他不为名利所诱惑，他做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明轩”以后，名声大扬，世界各国都来找他，美国旧金山、德国的一些城市，但他全部拒绝不做，他说我都这把年纪了，我要多把时间放在拯救我们自己的园林上，我多救几个园子，我在国内造几个园子，让外国人到我们国家来看园林，然后下面开玩笑说，“好挣点外汇。”所以他是不出去造园的，就是那几年，他把豫园、水绘园、南园全都弄好了。所以他是有点特别的。 1960年，陈从周赴浙江海宁盐官镇，发现安澜园遗址。澎湃新闻：包括扬州的片石山房与陈从周先生也有关系，陈从周对中国园林的这种感情，是和大文化的追求有关的。陈胜吾：对，他想问题是从国家，中国文化大背景出发，绝不会把个人名利，金钱放在心上。所以当年，因为《苏州园林》而批判他有名利思想，甚至我妈妈都搞糊涂了，说都是你要名要利？其实这没有什么名利。我父亲不是为了名利，他已经够低调了，我现在可以说我爸爸从来不是一个要名要利的人，而是一个脚踏实地做实事的人，而且他有这个耐力，耐得住寂寞。他在同济大学的教学只是他（事业）的一部分，他大量的都是外面的。那么他的很多文友、画友都去世了，所以我们好多东西都不知道。那时候我做我爸爸第一本画册的时候就想，他在文学与书画界等方面的交往是非常之多的。他与茅盾、叶圣陶、赵朴初、顾颉刚交往都很多。 所以学校里根本不知道他的字画、文学这一方面的修养，那么他与叶圣陶的交往，同济根本不知道的，他低调，总的是我玩我自己的。 叶圣陶题梓室澎湃新闻：你在家的时候，看到他写字画画吗？陈胜吾：从小看到。从我有记忆开始，那个时候我大概是2岁的时候，从杭州搬到圣约翰。我们住在教室里面，年轻教师都是弄个大教室住。楼下一个教室是画室，楼上两个教室是我们住的，那里是孙中山做过报告的地方。有一次，我模仿父亲改画，拿起笔就在家里墙上挂着的一幅画上涂了起来。只听父亲“哇”地叫了一声，就逮着我追，当时我家墙上挂着的那幅画，应该就是张大千先生的画。他急的，说“哎呀”，第二句话不骂了。实际我爸爸这个人，他对比他弱的人，比他社会地位低的人都是不发火的。他要发火，是为了国家的事情，他都是对上面。而且他也是蛮聪明的，我的印象里，我觉得我的名气没有足够大，我也不多说，说了白说，只有给自己找麻烦。当我有了这点权威性，我有了发言权，我就给你讲，一遍不懂我给你讲两遍，两遍不懂讲三遍，一直讲到你懂。 那时候实际杨浦区的绿化真的都是我爸爸一手呼吁做起来的。我们刚刚1952年搬进同济的时候，我爸爸第一件事情是植树，大批梧桐路，在同济弄了一个湖，也是挖出来的，叫“三好坞”，有亭子什么的，他特别喜欢法国梧桐，我们一路进来都是梧桐树，还有造草坪。 当时杨浦区的区长全都是老革命啊，不懂种树，只知道种韭菜。那么我爸爸要教他们，开导他们，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不高兴了还要骂。骂醒了，就一次次到我们家里来，请教我爸爸，我爸爸就跟他讲，杨浦区是工业重区，这个污染很厉害的。后来我在我们的照片里找到一张破破的照片，应该是我爸爸四几年在杭州拍的一个厂，那个烟囱大大的，全都是烟雾的污染，他这个环保概念是很早就有的。所以那个时候杨浦就开始造梧桐树。现在淮海路的梧桐树没了，杨浦区的梧桐树起来了，从你们家到我们家这条路，很漂亮的。 而且他管闲事管得多了，原来同济新村门口都是棚户区，卖烧饼、大饼、油条乱七八糟的，我爸爸就说要把他们移掉。那就跟领导们讲，最后被他讲动了，杨浦区给他们另外安排住的地方，全部搬掉，变成绿化地，就这个样子。他管到同济大学门口路上那个红绿灯，因为要死人了嘛，他们说要造天桥，我爸说不能造天桥，你天桥一造，同济大学的门面没有了。一定要放红绿灯，所以后来放了红绿灯。还有90年代，听说为了造地铁要把徐家汇藏书楼拆掉，父亲跑去找当时的市领导，气得拍桌子。 1992年，陈从周先生力保徐家汇藏书楼。澎湃新闻：这样说我感觉陈从周先生身上有侠气，您现在身上也还有这种感觉在。陈胜吾：他们说我是最像我爸爸的。 澎湃新闻：您在美国造园吗？陈胜吾：我造的，我自己的园林很好看的，回头给你看看，但我是西式的。我之前没有喜欢过我爸爸的中式园林，现在知道喜欢了。我们到了美国，还是喜欢吃中国东西，因为我们胃里的消化液是中国的，中国味道。那么你的眼睛，你的美学的观念，都是中国的。说到小时候，因为我们从小生活在圣约翰大学，两三岁就到圣约翰了，看的大学生打橄榄球，打棒球，西式的，在草坪上打滚。所以我们小孩子，都是穿短裤子短裙子的，不像其他中国小孩穿的那种。从小喝冷水、洗冷水澡。人家以为我们家是老夫子的家。告诉你们，一方面我母亲比较西式，她是同德出来的，所以我们家里也不吃中药的。陈从周全家与张大千在圣约翰约园澎湃新闻：那你爸爸有没有教你写毛笔字、画画？陈胜吾：小时候教的，让我们写毛笔字的，也让我们刻图章的，我小时候也刻图章的。那么后来读书忙了，就不弄了。澎湃新闻：中国画有没有教你画？陈胜吾：稍微指导过两下，实在太忙了。 澎湃新闻：对于园林怎么教育的呢？你是耳濡目染的吗？陈胜吾：他讲的，就是偷听到的，边上偷听到的。小时候人家常常问我，你爸爸从小是怎么教育你们的。我爸爸从来没有像人家的爸爸那样刻意教育，骂你们不好好读书啊，你们要怎么怎么样，这些都没有的，不讲的。他好像有点诱导我们。他大概也晓得小孩子有逆反心理，他要是越讲我越不想听，不划算。比如说有时农民挑副担子卖花，什么葡萄啊，什么杨柳啊，什么菊花啊，你们自己挑嘛，几毛钱一棵。他来了叫我弟弟来，说人家卖花啊，你们看看有什么喜欢的买两棵。那我们当然高兴了，小孩子肯定喜欢的，那么就买几枝。我找了一个杨柳，我弟弟找了一个葡萄，我爸说把你们平时的零用钱拿出来给人家买。种到那里嘛，这个植物好啊，它永远在那里，不会像玩具玩玩丢掉就没有了，吃掉也没有了，它天天变化，慢慢长大，越来越好啊，我们被＂骗＂进去了，从此我们尝到了种花草的乐趣，所以我是超喜欢种花种草的。 我在美国买了一所旧房子。那时候我跟我先生讲，我也没办法去上班，因为我爸爸那里三天两头要去的，那时候身体已经不好了，说买房子吧，买了房子我就有活干了。我说什么叫挣钱？你把事情做出来就是挣了钱，不是一定要通过货币交换。那么他就买了一所房子。我要区域好，所以我在乎地段，我不在乎房子怎么样，因为我自己会改的。所以我家的房子是我改的，我造的园，铺的路。他现在生活在里面很开心的。所以人家现在买一个房子，这要化多少万多少万进去装修，我说我好像才要一万块钱不到。这不就是创造价值吗，这不就是钱吗，我干吗给人家打工去啊。所以我就和他们说，你要是有本事，你就不必出去打工，哪里都可以挣钱。所以现在我跟你讲，老外邻居说我的房子扩建得不走样，对我竖大姆指，有的老外会在我家门口画油画，我的院子很吸引人的，走过的人要坐在那里看看，聊聊天。陈胜吾在美国的院子澎湃新闻：你那是开放式的？陈胜吾：开放式的。家长推小孩子走过，他的爸爸妈妈都要站这看一下，很有味道的。我京剧团那个朋友，她说你让我在你的院子里坐几个小时就可以。陈胜吾在美国的院子澎湃新闻：你的院子有多大？陈胜吾：也不算太大，洛杉矶嘛，一寸地一寸金嘛。但是我设计得好，我不是集合住宅，我就是要求要有院子，好多人就怕院子，怕干活嘛。然后我就开始改造，改造好多年了。他们说，按你们的条件完全可以买个大房子，我说我不要，一是年纪大了，我弄不动。二是我觉得这房子很温馨，冯纪忠先生问：你爸爸看见过吗？我说：没有。他也喜欢我这里。陈胜吾在美国的院子澎湃新闻：你觉得你父亲最可贵的地方在哪里？陈胜吾：我父亲不计较小的东西，他的思想、想法，都是从大的方面考虑。 澎湃新闻：我觉得他有一种文化传统的自觉性。陈胜吾：是的。所以这个也影响到我们了，不在乎小事情。而且他有一点，不管用什么旁门左道，我能把这件事做成了就是成功。但他有一样，非常讲道德，教我们做人，不能违背自己的道德、良心。比如后面说人家坏话，或者占小便宜，或者看到眼前有点利益怎么怎么，他绝对是要看得远，看得大。澎湃新闻：这个或许也是书画与园林熏陶出来的，好的园林为什么简洁，简洁就是大气。陈胜吾：他对我们是态度非常好，非常和蔼的，不是凶巴巴的。 澎湃新闻：他临走的时候，您赶回来了吗？陈胜吾：我一直在家的，我一年里面半年在这里，我就陪他。我父亲中风了，实际那是个医疗疏忽。（我还在国内的时候就有过症状，那时）他们电话打来说不太好，我立刻想到症状就是中风，我跟我先生说你快点到我公公家里去，还有很多甘露醇，给我拿过来。我就赶到这里，我赶紧给他静脉推甘露醇，立竿见影。那么后来我（出国了）不在家里，那次他起先是上消化道出血。送到瑞金医院没床位。那个时候干部病房条件还差，老干部住在里面不肯出来的。就放在走廊里，那时候是12月的严冬。那你要晓得，他出血，再用止血药，会增加血液粘稠度，第二遇冷血管会收缩，马上人就不行了，脑梗了。后来市里会诊果然说是脑梗。 后来又发病了，在医院里面也不会吃东西，要插管子进去，我爸不肯，脾气大得不得了。（我回国以后，）医生也认识我的，医生说你来吧，我们都是内科行当的，我看了一下我说我来弄。怎么弄呢，我说他不吃，不能让他消化系统功能退化，所以一定要让他有吞咽的动作。我就把大的针筒抽了一些营养液、鸡汤，再后来一桶一桶打进去，他就吞的更大了，就开始动嘴巴要吃了。什么稀饭啊，都开始吃了，最后是每天可以吃这么大一碗半干的饭。我把鱼肉骨头拿掉，用剪刀剪，不能打碎，打了之后吃东西这个兴趣就没有了，素菜也剪，肉汤拌好了，阿姨就喂他吃。 所以我们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在家里，我是完全换了一个医疗床的，家里床全部收起来了。那个时候，应该说到现在为止都是安排得最好的。我是想我爸爸培养我当了医生，他今天有了病，我不能以在外面工作赚钱为借口，我应该把他照顾好。所以最后他的很多朋友、邻居，都是老教授啊，都来看他，都点点头，都觉得很好，最后他是在家里走的，有的人家家里子女就不让老人住的。陈从周先生著述丰厚澎湃新闻：他临走时还看书吗？陈胜吾：那天他有个学生还问我，说你爸爸后来是不是皈依佛教，把一切都放下了？我说好像是的。因为他后来就一直拿着一本佛经书，这本书还在呢， 很小的一本。 陈从周临终前所读的佛经澎湃新闻：晚年一直在读的是《金刚经》啊！包括《阿弥陀经》、《妙法莲华经》等都在上面。陈胜吾：反正是他一直在看的。我讲一个事，我说我感谢蔡达峰，为什么？我父亲去世的时候，他伤心得不得了，蔡达峰哭得躲在厕所里出不来了。后来他跟我说，你爸爸的每一张字片，上面只要有他的字的，你都留着。因为我没有这个概念。我做医生的，我知道怎么弄病人，但这方面我没有意识。一般人家就当旧纸，慢慢丢掉了，但我没卖，我全部都理好了。那个时候，你不晓得我们这个房子，全都是书，全都是杂志，全都是书籍，多得不得了。我理这点东西，都是霉啊。我都生了好几场病，呼吸道方面的病，书里有霉菌嘛。那么他也不用公文包的。现在你们都有包的，他不用。他每天回来就是一个大信封，里面车票，饭票，什么信，什么文件，全在里面。一天一个，你想我们家有多少。他信多到什么程度，同济校门口收发室的人天天都有他的信。我后来给他理了，光里面的零钱，他这个人不理财的，钱拿来交给我妈，什么也不管。我就把这个零钱拿来，全都叠起来，我说买菜钱不用给我了，够用好几个月了。就这个样子。那么理了，我也不晓得买了多少文件袋，这都是的。《百年从周——陈从周先生诞辰百年纪念展》，还原了陈从周先生曾经的生活、工作场景。澎湃新闻：实际这是第一次整理，以前有没有整理过？陈胜吾：这个整理好几次了，全是我自己整理的。 澎湃新闻：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有时候在国外。陈胜吾：我回到家里陪我爸爸的时候就理，每年都理。我父亲去世后，浙江南北湖来找我，要给我爸爸做纪念馆，我爸爸活着的时候不要做，他晓得做这件事很麻烦的，会把我套牢的，我没有这个概念。后来我被他们说得也感动了就做吧，那个时候找地方，设计房子，找谁设计，我找同济大学的人，他们谁也不睬我，我说还是去找蔡达峰吧，他很爽气得就说好。结果他做了三个展馆的方案，然后就交给南北湖。 陈从周为南北湖自然生态保护上书中央澎湃新闻：我知道一些朋友正在协助你整理你父亲的友人信札，也准备出版一些书，再聊一下陈从周先生的书吧？这次陈从周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同济大学就编撰出版了《陈从周造园三章》一书。陈胜吾：《苏州园林》算是他在园林方面的第一本书，之前也有《徐志摩年普》等，他也出版过不少散文，零零碎碎的，出了以后大家都很喜欢，本子不大，分量不重。带到火车上出差，他们都回馈反映说很好。再说我父亲的文字功底还是有的，他从来不用很多喧哗的字，平易的，但意境又有，董桥说他的文字很迷人。他的《扬州园林》、《绍兴石桥》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的，这事隔几十年了吧，后来又出了日文版《苏州园林》和《园林谈丛》、《陈从周园林随笔》，制版＂苏州园林＂中英文版才1800本，很快就卖没了，收藏的。世纪出版集团出的是散文集，然后同济出版社也出了很多的园林方面的书，同济出版社去年出的是《说园》的典藏版，做得非常好。陈胜吾在翻阅《说园》

2018-03-23 07:05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记者 吴朝在杭州松木场西溪路北、杭大路东有一个幽静又略显破败的小区，门口只有一个路牌：西溪路56号，和它毗邻的是有名的方林富炒货店，第一次去的人如果问路，别人会说：哦，就是方林富旁边那个小区。小区名叫杭大新村，这个如今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区，曾经学者云集，入住过大批学术界的泰斗。有人称其为“浙江学术的圣地，新西溪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小区中的两幢建筑还被列为杭州市历史建筑。前几天，浙江大学一位年近80的退休老教授发了一条为杭大新村呼吁的长微信：听说有关部门准备对小区进行改造，我不知道改造的方案怎样，但如果把杭大新村作为一般的城中村那样去改建，就太遗憾了……幽静小区里的教授楼发微信的老教师叫汤洵，已经在杭大新村居住30多年。他说：“小区初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当时是专为照顾老杭大的教授们建的，里面住过许多当时全国有名的专家学者，算是浙江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小区。”杭大新村占地近60亩，大约1957年左右初现面貌，当时这里还是西溪的一部分。现在的杭大新村住户不足百户，大部分房子都处于空置状态。但走进小区里面，依然能感受到它的优雅。树木林立，郁郁葱葱，青藤上楼，紫薇爬廊，鸟雀声不断，松鼠吱吱叫着从枝头一跃而过。小区内的建筑时间跨度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有两三层的小楼，也有五六层的高楼，大约有二三十幢。附近居民如今依然通俗地把这些小楼称为“教授楼”“专家楼”。“两层到三层的小楼都是最早的一批，这几幢两层小楼，就类似于如今的联排别墅。上下四间，住四户人家。”汤老师指着小区东边的三幢建筑说。每幢楼都自带一个小庭院，砖木结构，坡顶洋瓦，外墙用青砖细砌，水泥勾缝，典型的苏式建筑风格，因为久未住人，小院落里杂草丛生。据蒋礼鸿之子蒋遂回忆，杭大新村最初有十幢二层小楼，四幢三层楼，后来陆续有新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首批的五幢二层小楼，这五幢住的大多是知名教授。“但也并非完全论资排辈。蒋祖怡先生当时也是讲师，因为上有老母下有五位子女，也住在这里。校方还是很人性化的。”“这里曾经住的都是大师级人物，随便说一个出来，在学术界都如雷贯耳。”汤老师说。名人中的普通人在杭大新村生活过的都有哪些名人？一代词宗夏承焘；国学大师姜亮夫；我国化学史和分析化学研究的开拓者王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浙江大学终身教授陈桥驿；动物学家董聿茂；除此之外还有“诗孩”孙席珍、研究敦煌学的蒋礼鸿、研究古文献及现代汉语的任铭善……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得更长，浙大曾评出浙江大学百年文科名家五十多人，有人粗略统计，其中十多位都曾在杭大新村居住过，他们都被称为重量级人物。不过，对很多普通人来说，这些名字显得陌生。对此，蒋遂说他们是名人中的普通人。他引用高晓声的一段话：有的人仅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或职业范围是名人，甚至名如丰碑，彪炳史册。但是，超出专业领域和职业范围，也许就没有多少人熟悉他们的名字了。而这些名人中的普通人都在杭大新村留下过生活、治学的痕迹。在杭大新村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蒋遂，对父亲蒋礼鸿的印象是手不释卷。蒋遂的父母分到的是一套三室一厅一厨一卫，80多个平方米。“早饭后坐在书桌前开始修书，旁边就放一杯茶，午饭后休息到两点半，到晚饭，吃完继续到10点半。无论春夏秋冬，不管节假日，大年初一也是如此。早年间，连散步都不愿去，觉得浪费时间。”姜亮夫的女儿姜昆武也曾回忆父亲：十平方米的房间，三书架、一床。书占三分之一……一桌是个“公共”场所：吃饭时将书移开，是餐桌；来客奉茶是“茶座”；写稿时一尺见方，放纸笔搁手……在外面不论多大的烦恼，一上书桌，便见眉目舒展，渐渐“入定”。而看书之后，最大的消遣是到附近的黄龙洞散步。任平是任铭善的儿子，在杭大新村生活时，就亲见过夏承焘和弟子们的交谈。“他门下的研究生有陆坚、陈铭和施议对。隔几天就会聚在夏先生家。陆恭敬有分寸，陈儒雅而深沉，施活跃而好问，其实声调最高的还是夏先生，并且无拘无束，时有爽朗的大笑，将现场的气氛搞得很融洽。”因为杭大新村的房前屋后都有一处庭院，住在这里的学者们把各自的庭院打理得颇有自家特色。“孙席珍家的院子种了很多花草，打理得很精致，很漂亮。林淡秋家的就比较随意粗放一些。”杭州历史学会副会长、历史建筑研究学者仲向平说，“中国人讲究宅院合一，小院子几个平方不重要，它反映的是一种居住关系，折射主人的性格、兴趣。”蒋遂记忆中，自家的小院就被母亲盛静霞收拾得井井有条，里面种了桃树、柳树、芭蕉。而蒋祖怡家就种了枇杷、柿子树等。“可惜的是，很多当年老先生们亲手栽下的果树现在已经不在了。”杭大新村何去何从2000年之后，居住在杭大新村的教职工陆续搬出，曾经的谈笑和论道都渐行渐远，现今，这里只剩下70多户。2008年，杭州市政府公布第四批历史建筑时，杭大新村23、24幢赫然在列。这块石碑矗立在这两幢小楼一侧：杭大新村建筑群。20世纪50年代的公寓式住宅，反映近代建筑演进的历史脉络。根据今年3月份媒体公开报道：杭大新村因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各类安全隐患的“集聚地”，多数房屋年久失修，还有的被鉴定为C、D级危房，房屋长久空置、电路老化严重等隐患频现。今年，北山街道将加快推动政校企三方合作，集中精力完成杭大新村整治等工作。仲向平在他的《老房子 续》中称：这片绿色小区，曾是浙江传承中国文化的中心，是浙江学术的圣地。“我觉得它有三点价值，一它是共和国建筑的代表，当时国内很多学校礼堂都是这种风格，坡顶、筒子楼或者小别墅。这里成规模，保存比较完整。二这里曾经居住了大批中国著名的文理科教授，他们是国之栋梁，在这里留下过生活、治学的痕迹。三从环境上来说，这里曾是西溪的一部分，四周有老和山、桃花河、沿山河，有山水价值，是水边的美墅。”仲向平感叹，杭州城内这样的新村已经不多见了，类似的绿杨新村、笕桥新村、武林新村等都已经没有了。“说杭大新村在杭州是独一无二的也不为过。”杭州市文保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也表示，在他个人看来，杭大新村具有成片保护的价值，建筑格局保留完整，从建筑式样上来说，可能算不上独特，但重在有文化价值。杭大新村何去何从，还未有定论。这个月，杭州市有关领导曾到这里调研，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称杭大新村是杭大在杭州城市发展中留下的宝贵记忆，拥有一定的保留价值和历史内涵。其中一个要求是要传承文化。区域内房屋建筑、道路景观等都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要重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工作，将杭大新村的建筑风格和文化特色有效保留。【浙江新闻+】大师后人讲述杭大新村的故事杭大新村，曾经大师如云，星光璀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随一众学者搬迁至此的还有他们的子女，这些当年的小毛孩在这里度过了童年以及青少年时期，他们与众多学界泰斗为邻，见证了先生们在书房里治学，在客厅内论道，在自家庭院中侍弄花草……这片不足60亩的宅院，是他们的家，也是他们的精神乐土，他们在杭大新村的成长记忆是对这里那段光辉岁月的见证。姜亮夫先生在杭大新村寓所前。蒋遂供图蒋遂：蒋祖怡先生家的饭父，蒋礼鸿，浙江大学教授，语言学家、敦煌学家、辞书学家，今年66岁的蒋遂在1957年随父母搬迁到杭大新村，在那里居住了18年。我住进杭大新村时还在上幼儿园，这里原来叫道古桥宿舍，原来应该是个坟场，蒋祖怡先生家的院子里还留有一块《福望公墓》的石碑，刚搬来时，路上还可以看到骷髅。那时道古桥宿舍还处在建筑收尾阶段，各种建筑材料到处都是，就成了小孩子们的游乐场。因为是西溪的一部分，宿舍周边有大片的竹林、树林、河流和小溪，各种各样的鸟儿在林子里筑窝，哺育幼鸟。到了夏天晚上，会有许多萤火虫在院子里飞，我们捉上一只放在瓶子里，父母就会趁机讲“囊萤夜读”“悬梁刺股”等故事。我家住在五幢四号，和我家相邻的四幢和六幢有很多知名的学者：夏承焘先生、姜亮夫先生、陈桥驿先生、任铭善先生、王驾吾先生等。我经常看到先生们来往在宿舍和学校之间的杭大路上，王驾吾先生走路时腰杆笔直；严群先生是由夫人搀扶着缓缓走在路上；徐朔芳先生是和学生一起，边走边谈；郭在贻先生步子急促……当时杭大新村内，经常有学生到老师家中请教学业，这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当时也有不少学生来家里找我父亲，本科生相对来说，怯一点，硕士博士还有一些年轻老师来得多。谈的都是学业，我小，听不大懂，只记得父亲能解答的就解答，也有解答不了的时候，直接说，这个还不知道。事后查阅资料，他会再告知对方。家里的客厅加餐厅常常被父母用来接待宾朋，我印象最深的是钟泰先生，他是我父亲的老师，我叫他太老师。太老师看到我坐无坐相，就对我说“站如松、坐如钟”，并且亲自示范给我看坐姿。还有一位来过我家的名人是季羡林先生。那天季先生来，穿一身灰色中山装，是那种穿过多年的旧衣服，脚上穿一双布鞋。季先生寡言，他称赞我父亲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写得好，父亲说，我只有一本小书。季先生说，司马迁也一本书。都说文人相轻，可在我眼里，住在道古桥宿舍的先生们彼此照应，不仅学术上相互切磋，情感上也很融洽。上个世纪60年代，我父母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到农村，我们姐弟俩吃饭就成了问题。父母就把我托付到蒋祖怡先生家里，我姐姐被托付到陆维钊先生家中。我到祖怡先生家，不但吃饭，还睡在他家。因为蒋先生也要下乡，蒋家只有蒋妈妈和老人小孩。由于食物不充足，蒋妈妈为保证孩子们的健康动足了脑筋，把我们几个小孩从黄龙洞后山打下来的毛栗果磨成粉做米糕。有趣的是蒋先生家里还挂了一幅字：不可使士大夫一日不食此物。除此之外，我还在任铭善先生家里搭过伙，任先生吃饭的时候不苟言笑，有时候默默地往我碗里夹几筷子菜。先生们在生活中都十分简朴。夏承焘先生家，他的夫人用小铁罐做成一个小炉子，点火用的燃料是夏先生不用的书稿纸，这些本被废弃的物品，他们都觉得可以物尽其用。作为邻居，杭大新村的先生们会经常串门聊天，彼此切磋。我记得母亲盛静霞曾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一群人在一起，则有任先生（任铭善）侃侃而谈，若钱钟书来了，任先生也不响了。我现在还不时会到杭大新村里面去散散步，有时候驻足在先生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总能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蒋礼鸿教授全家在杭大新村寓所前任平：夏承焘先生家的聚会父，任铭善，浙江大学教授，长期从事古文献、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的研究和教学。任平1957年随父母搬入杭大新村，先后在此居住8年左右。我们搬进杭大新村时，住在一楼，因为这是第一批建好的房子，靠近河边还有房子在建，我当时五六岁，就经常在工地上跑来跑去玩。那个时候，杭大新村里面还有一个幼儿园，上下学非常方便。我父亲在我读幼儿园时就开始教我刻图章，拿一方石头，刻个小动物，有时候还教我画画，他画，我就在旁边依葫芦画瓢，说起来，他是诗词方面的大家，但从不教我背唐诗宋词，教我读过的唯一一首是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比较注重培养我的审美。记得最清的一次是一天傍晚，和他一起外出，那是冬天，天上有明月，地上是积雪，他带我到一处田埂上，有被白雪覆盖的青菜。问我，你是什么感觉。有时候，他会带我从杭大新村步行到拱宸桥看电影，沿着运河，边走边讲大运河的历史。杭大新村里大师如云，在我当时那个岁数，接触最多的算是夏承焘先生。因为父母工作繁忙，我读小学的时候曾在夏先生家断断续续吃过一年饭，午餐在学校解决，早晚饭就去夏先生家。因为夏先生是我父亲的老师，我就尊称他为太先生。太先生家里的饭菜，干净，简朴。他一家都是极其爱干净的，窗明几净。菜不但弄得干净，而且绝不油腻。素食为主，我印象当中在他家吃到的荤菜主要是带鱼和鲫鱼。太师母的简朴早有耳闻，这次也得到了印证。带鱼是红烧的，但切成的每一段大约是一至两厘米，我家至少是四厘米，这样，每伸一次筷子夹到的分量，就不够，小男孩也不管什么，就不停地夹来吃。太先生和太师母当然不会有意见，反而鼓励我多吃点。太先生并没有把我当小孩，很愿意和我交谈，他知道我喜欢画画，就常常谈他对中国画的理解，给我讲诗词。这让我挺高兴，也有极大的收获。我还记得他的书架上有几幅太先生画的水墨花卉，尺幅不大，率意但不失笔墨趣味，构图也别致。太先生家常常有人来聚会，讨论学术问题，我会在边上听，虽然听不太懂，但有此“熏陶”也是极大的收获和幸运。我在杭大新村居住时间虽然不长，但就是在这里接受到了古代文学的熏陶，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下，慢慢对此产生兴趣，再自己去学习。

国际在线消息：7月30日下午，由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和香港投资推广署共同主办的《2020外洽会系列论坛--香港创新科技助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线上论坛如期举行。论坛得到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的格外重视和支持，论坛开始前，该司冯宝山处长专程来到海外协会，与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投资推广总监吴红志先生会面和交流，就进一步支持和积极推动两地经济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会前交流讨论 主办方供图在线上视频论坛中，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助理署长邓智良、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会长胡卫平分别发表致辞，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香港科技园公司、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等企业家先后作主题演讲，9位香港科技领域的专家紧紧围绕创新科技合作、金融和资本市场发展、应用科技和“新基建”、营商环境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议题，展开广泛交流并贡献对策建议，释放和传递了大量有关最新投资政策、营商环境和市场资讯信息。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会长胡卫平发表致辞 主办方供图线上视频论坛 主办方供图疫情是挑战、也是机遇，尤其拓展了创新科技产品进入全球市场的新机会。创新科技是香港的核心竞争力和活力，是内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最为稀缺的要素资源。尤其在高端人才储备、科研攻关、融资能力，以及金融科技和国际化等方面，具有全球公认的独特优势。近年来，特区政府依托内地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量，为发挥创新科技平台优势，促进两地经济合作，直接科技投入超过1000亿港元，同时推出了若干贴合实际的支持政策以及资金扶持措施，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在影响内地产业链价值链向高端升级上，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不仅为企业有效对接香港创新科技创造了更多新机遇，也对推动“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发挥重要作用。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副总裁庄哲义博士在演讲时指出，香港科研和创新实力雄厚，高精尖人才资源富集，有40多名国家“两院”院士和外籍科学家，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尤其是人工智能论文被国际引用比例位居全球前三，在多学科研究领域名列世界前茅；香港又是高度市场化的国际金融中心，营商环境国际一流，融资成本和进入门槛低，加之创新科技产业发达、科研基础设施完备、研发资源厚实，能够为高端科技人才提供创投基金；在司法保障、知识产权保护、创投基金和资金信用，以及要素自由流动方面无可比拟；特别是中央政府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纲要》，明确提出香港、澳门、广州、深圳是科技创新走廊的四大支点，不仅为香港创新科技发展提供了重大契机，而且对于人才、资本、信息、技术向大湾区聚集构建了直通车，必将吸引更多内地和全球科技企业和研发机构落户港区。主题演讲：携手应科力量 拥抱科技未来 主办方供图庄哲义博士认为，香港是全球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内地联通国际市场的重要走廊。在“一国两制”架构环境下，中央政府陆续推出多方面的支持政策，为香港的传统优势资源插上了腾飞翅膀。去年以来，特区政府拨款100亿港元，在香港科学园创建新平台，集中在医疗科技、智能机器人、智慧城市、区块链技术等领域发力，目前收到全球65个知名院校和科研机构入驻意向。同时，特区政府与国家科技部，共同提出内地与香港联合制定科技发展计划的安排，以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健康技术、5G和大数据共享为主题，促进两地应用科技研发合作，并已收到超过上百份合作申请意向书。在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联动三地科创实体，推进行业标准、商标注册、执业资格互认和医疗等入口限制等工作，打破原有设限，对接香港、服务内地，拆墙松绑、放宽准入和突破某些困局，积极促进香港为内地发展贡献才智和国际化服务，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科技合作，为建设富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贡献智慧。香港科技园公司业务发展高级经理胡盛龙先生演讲时介绍到，特区政府重点推进国际创新科技平台、科研要素流通和数字科技工业化，以及提供科技基建配套设施，提升香港创新科技水平，不断改善和完善创新科技环境，建立高科技生态圈和创新数码港，已有1568家数码社群成员、“独角兽”企业等新业态纷纷入驻园区，同时兴建了专家楼和研发创客基地，为推进两地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更多有利条件。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方面，香港作为“走出去”企业进入全球产业链的桥梁和纽带，特区政府不断深化融合协作，推进互联互通，突出发挥创新科技、金融科技等硬核资源与平台优势，把高端科研成果转化成落地商品，帮助内地和大湾区内市场主体发展实业，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提供更多、更实用的创新科技产品。香港科技园公司业务发展高级经理胡盛龙先生演讲主题 主办方供图海外协会秘书长和振伟在总结本次论坛时，着重就内地疫情防控下的经济形势、对外投资和相关政策，以及对深化内地与香港合作等方面作了交流和介绍。一是国内经济稳定转好，二是对外投资总体趋好，三是外资环境有效改善，四是积极推动香港投资合作。他同时强调指出，香港的国际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既是全球知名金融、贸易及物流中心，更是创新科技要素赋能的重地，在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和高新科技、营商环境方面的显著优势不可替代，对吸引内地企业投资和推进内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受新冠疫情影响，中国对外投资洽谈会调整为线上系列论坛等形式，但不会影响相互紧密互动合作，海外协会将一如既往支持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的工作，紧紧围绕习近平主席“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努力为香港创新科技助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铺路架桥，全力推动两地企业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大发展。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秘书长和振伟发言 主办方供图和振伟介绍，本次视频论坛内地有25个省市区发改委、商务厅局和金融机构、企业界代表等350多人在线聆听演讲，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凤凰卫视和香港商报等国内外媒体进行了报道。

如果你真的很牛，那读研时导师很重要哦！比如，万一选了这样的导师团队，你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世界第一了。2017年5月3日，全球科技界迎来重磅消息：世界上第一台最牛计算机——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在中国诞生。这一奇迹的缔造者，首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及其领导的“梦之队”。一、中国科学家团队打破世界纪录深夜，潘教授秉着一盏孤灯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的实验室燃烧着他对量子世界的执着作为中国量子力学第一人，潘教授早在十年前就被誉为“中国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人”。此次在量子计算机领域的技术攻关，不仅成功构建了世界上第一台“神算子”，更以10个超导量子比特的高精度操纵成功打脸谷歌、美国航空航天局和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于2015年宣布实现的9个超导量子比特的高精度操纵，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这一殊荣，属于中国科学家团队，是一次货真价实的“中国造”。1.揭开世界首台“神算子“的面纱那么，这台打破世界纪录的“神算子”究竟有多牛？打个比方，如果传统计算机的速度是自行车，那么量子计算机的速度则比得上飞机!潘建伟、陆朝阳等利用自主发展的综合性能国际最优的量子点单光子源，并通过电控可编程的光量子线路，构建了针对多光子“玻色取样”任务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实验测试表明，该原型机的取样速度比国际同行类似的实验加快至少24000倍，通过和经典算法比较，也比人类历史上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和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运行速度快10倍至100倍。此外，这一超越历史的黑科技还将在未来“飞入寻常百姓家”：专家认为，计算能力极限的大幅提升，意味着量子计算机可以分析更多数据。比如，实现精准的天气预报，躲避飓风海啸；计算优化的出行线路，让城市减少堵车；识别有效的分子组合，降低药物的研发成本和周期；甚至可以用于探索太空，较快辨别可能存有生命体的行星。2.“量子霸权”——全球科技角力场正是由于量子计算机的巨大潜在价值，欧美各国一直在积极整合各方面研究力量和资源，大型高科技公司如谷歌、微软、IBM等也都强势介入这一领域。换句话说，量子霸权这块“肥肉”牵动着一场全球科技角逐。谷歌在收购了D-Wave后，声称在D-Wave计算机上运行的量子算法比与之做对比的经典算法快了1亿倍，并期望在5年内实现小型的量子计算机。IBM的量子计算机已经进入“商用”，IBM在3月份宣布了一个关于量子计算研究新的分支项目“IBM Q”，为用户提供付费式量子咨询和服务；并计划打造50个量子位的量子计算机。此前，IBM已在去年发布了5个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云服务。微软则另辟蹊径，采用了一种“拓扑量子计算”方案，大力投入量子计算机研究。在这一背景下，潘教授团队此次先发制人的攻关成果，着实展现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先进水平，彰显了中国力量。二、最初的好奇，最终的举世之名如果说潘建伟教授是中国量子力学届最好的老师之一，那么于他自己而言，最好的老师则是扎根心灵深处对量子力学的深深喜爱。最初的兴趣萌芽成长，结出最后的累累硕果。1.著名教授的成长路径1970年3月，潘建伟出生在浙江东阳的一个小乡村。农村教育条件虽差，他的父母却是开明爽朗之人。他回忆说，小时候父母重视对他兴趣的培养，从不限制他做什么，他可以自己做自己感兴趣的事。自由家庭环境培养了潘建伟很强的自我意识和想法，还隐约生出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他说，“初中后第一次写作文，结果班主任老师只给了40分，当时我是班长，觉得很羞愧。但我有一种不怕输的精神，为了把英语学好，把同学约到家里来学，向老师请教，进步非常快。”凭着这股韧劲儿，潘建伟一路迎头追赶，顺利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学期间的潘建伟仍和儿时一样，喜欢钻研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这时候，他开始崇拜爱因斯坦，他说，“爱因斯坦的散文是最深刻、最美的，让我坚定了研究物理的决心。让我感觉从简单的事实后面可以找到一个规律，现在、将来不会变。”也因此，这位未来量子力学界的巨星迷上了量子叠加态问题，开启了他在量子力学领域的不屈探索。2.每一次困难都让人近乎绝望科研的道路是枯燥、孤寂的，也只有能够深埋其中的人，才能掘出罕世之花。2016年8月16日1时40分，潘建伟团队研发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谈到过程中的艰难，潘教授坦言“每一次困难都让人近乎绝望”。从卫星研制到发射的四年多时间里，中间遇到太多绝望的事，每个困难都是一个坎，都有可能前功尽弃。不仅如此，外界的各种质疑之声也纷至沓来。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退休教师王国文在一篇《扫谎打非：敦促潘建伟院士走出迷途》的文章里称潘建伟所说的量子纠缠是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否定，“纯属谎言”，而认为其实验路线“胡作非为”；上海大学数学系密码专家曹正军发表《量子通讯是否真的无懈可击》一文认为，量子通信可以说是只要有敌方存在就办不了事，这样的系统最终只能沦为摆设……3.“我要在中国建一个世界一流的量子物理实验室”但潘教授打小就是不服输的人，面对种种质疑，他坚定地说，“我欢迎基于科学实验的严肃的质疑。”对待科研的态度，他一如既往地自信、坚定，正如他当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第一次见到导师塞林格教授时脱口而出的那句“我要在中国建一个世界一流的量子物理实验室”，铿锵有力，令人心生敬意。而今，世界首台光量子计算机诞生，他给世界交付了一份漂亮答卷。三、潘建伟和他的“梦之队”2016年，代表中国自然科学领域最高奖项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在万众瞩目中揭晓，国家自然科学奖只有一个一等奖，就是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团队的“多光子纠缠及干涉度量”。在量子物理研究领域，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年轻团队。“梦之队”成员名单：潘建伟院士，陈增兵教授，彭承志研究员，陆朝阳教授，陈宇翱教授，邓友金教授，张强教授，陈帅教授，陈凯教授，刘乃乐教授，赵博教授，张军研究员，包小辉教授，江晓副研究员，苑震生教授1.“梦之队”实验室团队主要成员简况陈宇翱陈宇翱自述，2001年我正读大三，得奥赛冠军后被举办地冰岛请去做客。回来自认为有了见识，开始觉得课本没用，想进实验室。当时潘老师刚回国，他建实验室挑学生。一位老乡安排我在潘老师住的专家楼见面。从天文地理到人文历史，从科学研究到人生理想，谈四五个小时吧，就这样我走上了量子研究之路。陈宇翱是潘建伟回国后招收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他曾在第29届国际中学生物理奥赛获实验第一、总分第一。2003年，在潘建伟的指导下，陈宇翱搭建了世界上第一个五光子纠缠的实验平台。次年，潘建伟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五光子纠缠和终端开放的量子隐形传态，《自然》杂志发表了这一成果。同年，这一成果入选欧洲物理学会和美国物理学会评选出的年度国际物理学重大进展，这对中国科学家来说是第一次。2013年，陈宇翱荣获欧洲物理学会“菲涅尔奖”。陆朝阳陆朝阳结缘量子，始于2003年的秋天。2000年，陆朝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大三时，正在选择硕士研究方向的他，在一次校园聚会上结识了归国不久的潘建伟老师。当潘建伟向一批本科生描绘起奇幻瑰丽的量子世界时，陆朝阳立马受到了感召，随后，已经取得校内研究生保送资格的他，放弃了原先的微电子专业方向，改为从事量子物理研究。现为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家的陆朝阳，以量子纠缠研究闻名。他曾实现过八光子纠缠——这是一项世界纪录——还提交过使用了十光子纠缠的成果。这些成就让维也纳量子科学与技术中心的量子物理学家安东·蔡林格将其称作“光子纠缠鬼才”。关于本次潘建伟团队实现的10个量子比特操作，陆朝阳表示，预计年底可以实现操纵20个量子比特、达到目前商用CPU水平；到2020年，有望实现操纵45个量子比特的目标，向经典超级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发起挑战。陈增兵在“梦之队”，陈增兵是除潘建伟外推动量子通信产业化发展的关键人物。1999年，陈增兵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并获理学博士学位。他一直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主要成果有“两粒子Greenberger－Horne－Zeilinger定理”和“连续变量bell不等式的最大违背”。此外，在这个实验室团队里，陈宇翱和陈帅擅长冷原子量子模拟、苑震生和包小辉主攻量子存储，陈增兵和邓友金玩转量子理论，而陆朝阳则以其顶尖的多光子纠缠和固态量子光学技术在该领域保持国际领先，彭承志更是凭借其在实用化诱骗态量子密钥分发研究和远距离自由空间量子通信研究上的建树，作为首席科学家助理及科学应用系统负责人，参与领导并组织将于2016年发射升空的量子科学实验卫星项目。2.“潘老师身上有种感召力，把学生送到国外去学习，大家先后都会回来。”谈到团队的高产，陆朝阳对记者说，“是共同的志向把大家紧紧地凝聚在一起”。的确，潘建伟身上有种领袖风采，他既是团队的精神向导，又关心团队的每一个成员，清楚每一个人的特点。潘建伟自己的留学经历使他收获良多，所以他也总是想方设法让成员们到世界上最好的实验室去深造。而不太一样的是，弟子们学成之后，都会立即回到潘建伟身边，没有一个人留在国外。学生们说，“潘老师身上有种感召力，把学生送到国外去学习，大家先后都会回来。”除了对科学的好奇，他们还有着共同的精神血脉。著名物理学家赵忠尧生前的一段话醒目地刻在研究院进门大厅的墙上：“经历过许多坎坷，唯一希望的就是祖国繁荣昌盛、科学发达，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但国家尚未摆脱贫困与落后……”一个人和他的祖国，好比跟母亲、跟家庭，有一种朴素的情感和依恋。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紧密相连的。怀着这样的时代使命感，以潘建伟为代表的“梦之队”亦师亦友、浩荡前行，他们身上，洋溢着满满的中国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