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之时和博士之日

选自 Nature作者：Nic Fleming机器之心编译参与：张倩、杜伟在读博期间，无论文科还是理科，论文提交 deadline 之前的几周、几天、几个小时总是非常恐怖。有些人因为硬盘问题把写的宝贝文字弄丢了，还有些人发现自己的图表、参考文献被软件弄得一团糟。此外还有让人头秃的格式等问题。那么，博士生们如何安全度过 deadline？为了解答这个问题，《Nature》采访了有类似经历的学生和老师，并将他们提供的应对技巧整理如下。提前计划去年 8 月份，Mark Bennett 手里攥着 U 盘在学校打印店外面焦急地等候。打印店早上 9 点开门，他前一天晚上已经在这家店的官网上预定过打印服务，但网站并没有提醒他上传论文，其中肯定出了问题。但那个时候给打印店打电话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还有几天就是 deadline 了。Bennett 读的是英语文学博士，2008 年入学，但由于资金、成家、工作等原因，他直到 2018 年 8 月底才完成毕业论文。晚提交一天可能就会功亏一篑。「我很恐慌，感觉应该去恳求一下，理由是『我的作业被狗吃了』，但读到博士这么说好像不太合适，」Bennett 表示。「我从来没听过一个博士什么意外事件都没遇到，尤其是在读博后期，」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科研训练主任 Inger Mewburn 表示。「在与博士生们打交道的 15 年里，我从来没听哪个学生说过『一切顺利』。」打印店开门之后，Bennett 走了进去，心中暗自后悔，把这么小的一件事情留到最后去做差点害得他十年的心血付诸东流。店员检查了一下 Bennet 带来的文件，并告诉他打印不了，因为他那是一份 Microsoft Word 文档。他们尝试用免费软件将其转为 PDF 文档，但最后以失败告终，Bennett 越发恐惧起来。这个问题最终被另一个店员解决了，他指出，用 Word 就能把文件转成 PDF。「大家都想把最后一点时间放在写论文上，这是自然的，但他们不应该认为打印和装订只是走过场，」Bennett 表示，「在 deadline 之前将这些做完是值得的。」使用多个备份系统大家都不想回到用打字机敲论文的时代，但将数据和文本都以电子形式保存也并非万无一失。在这一点上，Leonor Sierra 最有发言权。2006 年，她在剑桥大学攻读碳纳米管量子传输的博士学位，那时，包括她的电脑在内的许多电脑都因为病毒问题而被隔离。这一事件只耽搁了两周左右，放到其他情况下，这可能只是个小插曲；但由于她的实验室主管搬走了，制造设备就停了几个月，她的论文写作进程就被放缓。第二年年初，Sierra 的论文已经写了一半，但她用来备份的外部硬盘突然出了故障。她没有过分担心，因为她的电脑上也存了论文。Sierra 决定买一个新硬盘。但一周之后，她发现电脑突然打不开了，而且试了几次都不管用，这下她真的哭了。她一个精通计算机的朋友把她电脑的硬盘取了出来，放在其他设备上，但仍有一章左右的内容读不出来。「那一刻仿佛世界末日，」Sierra 表示，「但重写并没有花太长时间，因为我已经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而且第二版质量更好，所以也算因祸得福。」在 2007 年 Sierra 提交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之后，云存储开始兴起，大部分学生都不会因为硬盘故障而失去自己的论文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数字存储的风险就此消失。「我还是建议大家使用多个备份系统，充分利用云存储，不到最后一刻不要丢弃早期数据、打印版草稿及其他材料，」Sierra 补充道。做好项目管理很多博士生难以完成论文的原因在于，他们开始读博时就没有一个合理的组织、规划。本科生主要是学习和理解现有材料，但博士生没有固定的学习内容。导师只会提供一个方向，真正的学习路径需要学生自己来制定。这也就意味着，博士生需要自己管理自己的时间表。因此，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发展主任 Sara Shinton 表示，项目管理技能对于博士生非常关键。在该校的入学培训中，博士生会收到一张挂图，上面有 48 个空格子，代表 48 个月，学校鼓励他们在里面填上与读博相关的重要事件、计划和 deadline。学校希望学生能将这张时间表牢记在心，在博士生涯早期就能完成查阅文献、参加会议、设计实验、收集数据等工作，这样写起论文来就能容易一些。「如果你在整个过程中都在思考更大的问题，那么当故事结束时，你就能组织出更好的故事，」Shinton 说道。一些小的论文格式和引用问题也可能在论文提交最后一天成为绊脚石。博士生导师 James Hayton 表示，一些博士生会把参考文献、字体、文本大小和图形格式等细小问题放在最后处理，这样会令他们陷入麻烦。他说道：「处理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所花费的时间比预期的要多。所以，我建议使用一些引用软件，整理好格式和图表等细节，并尽早提交论文。」现在就着手写论文很多博士生纠结于论文写作过程本身。你应该对于自己何时完成论文草稿有一个清晰的时间线，这样才能掌握自己的写作进程。Mewburn 运作一个名为论文低语者（Thesis Whisperer）的博客，并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开设针对博士生的三日论文训练营，她建议学生在 deadline 之前提前六个月完成论文初稿。但遗憾的是，很多博士生认为这一点很难做到。Mewburn 表示，在她的论文训练营中，所有学员都可以在三天内完成 5000 字，一些甚至可以完成 20000 字。在论文训练营中，她不仅使用一些激励手段，如奖励颜色不同的巨型乐高积木给完成不同目标的学员，而且还教授他们一种令论文更加流畅的生成式写作（generative writing）技巧，如建议学员在写作输入时控制自我编辑的欲望（为了做到这一点，Mewburn 用模糊的贴纸覆盖了训练营参与者键盘上的删除键，以防止参与者自行编辑）。英国格拉斯哥市西苏格兰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Scotland）的研究部主任 Rowena Murray 建议博士生在 deadline 前八个月内完成一篇 750 字的论文摘要。这样就可以专注于每个章节的内容，保持论文结构和宏观参数的连贯性，也避免陷入论文的细枝末节中。牢牢把握可控的因素Hayton 说道：「每所大学以及各个学院关于论文提交都有不同的管理要求，所以在读博士可以提前了解论文提交要求，以尽可能减少 deadline 带来的困扰，并将时间投入到论文创作中。」他还表示，当自己感到有压力时，最好不要处处依赖短期记忆，而要将日常的论文相关事宜列一个详细的清单。如何避免陷入管理噩梦当论文 deadline 到来时，你最后需要考虑的可能是论文的页边距、表格和打印等琐碎的事情。所以，论文提交期间应该尽可能早地考虑管理要求，否则就会付出代价。博士生导师 James Hayton 建议列出如下清单：再三确认论文的正式提交日期；确认你的论文应提交到哪个办公室以及该办公室的关闭时间；你需要填写哪些表格？这些表格又需要哪些人签字？标记出要求的页边距、行距和字体；了解论文装订规范要求以及装订地点；你需要提交几份论文副本？通常至少提交两份，有时更多；你的打印机是否有足够的打印纸和油墨，是否有备用？打印出来的图表可能看起来不太一样，尤其是颜色。因此要早做检查；请他人检查论文扉页：确保姓名没有拼错；留出足够的时间来解决章节编辑错误和格式转换问题。然而，一些论文的提交申请过程中会出现不可控因素，即使是最有条理的博士生也无能为力。例如，如果你的实验室烧毁了，你的实验与结果也随之损坏，则任何计划和准备都无济于事。论文评审者也不想看到学生毕不了业，他们通常会同情那些运气差的博士生。考虑到获得博士学位不仅需要做出努力和牺牲，而且事事都有可能出错，有人可能会问：这样做值得吗？这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的职业规划和其他目标。一些人认为，博士生需要牢记的一点是，获得博士学位可以为个人发展带来机遇。举例而言，Mewburn 的博士攻读方向是手势在建筑教学中的应用，她认为完成博士学位可以为自己承担一些复杂的专业项目带来更大的信心。她使用芬兰语「sisu」来描述博士生在完成学位过程中面对困境的决心。她表示：「完成博士学位的过程展现了你的能力。如果能够顺利拿到学位，你会获得强烈的成就感。」原文地址：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3020-6

前言自翟天临事件刷屏以来，一直习惯性地略过，因为对于娱乐圈的事情，实在提不起自己关注的兴趣，免得影响自己的心境。直到作为教育人，职业性地反思科大博士自杀现象中的教育问题时，自然将两个博士事件联系起来，有了下面的感悟。一翟天临怎么也没想到，2019年春晚小品《“儿子”来了》中的打假人成了被打假的对象，以另类的方式圆了他猪年的“愿望”上了热搜。也有人在事件爆发以后说翟是一个好演员，不能一棒子打死。不论翟天临是什么样的演员，也不管怎样洗白，不说还被挖出更多的黑历史，就凭论文抄袭，永远是无法抹去的污点，加上明知自己的斤两却如此膨胀，被喷只能是自作自受。在吃瓜群众像打了鸡血似的喷向翟天临个人的时候，我却想到的是，不论翟到底是怎样的水平，他是怎样上的北影研究生，又是怎样被北大博士录取的？他的论文又是怎样被通过的？有人给翟算了一本账，仅2018年十几个电视剧的拍摄、参加那么多综艺节日，他是怎么修满学分的？像翟天临这样的假博士、假硕士还有多少？我们的高等学府，吸收所谓的名人来学校读博读硕装点门面，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而有多少所谓的名人乃至官员，没弄一个硕士以上的学历都不好意思拿出来炫耀。试问作为每一个“正义”的我们，有这样简单给自己捞取资本的机会，我们会放弃吗？只是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二刘春杨，中科大博士，1月31日神秘失踪，15天后在一水库找到遗体。到目前为止，刘春杨的死亡原因还没有一个权威的官方说法，只是父母从日常交流中猜想到是博士论文没有通过，需要延期毕业，他难以承受压力而作出了不应该的选择。也许人们不禁想问，比起生命，一个博士学历算得了什么，我们的大学生究竟是怎么了？学习压力大，就业压力大，怎么能成为放弃生命的理由？但是谁又能真正理解一个寒门子弟能读到中科大博士的不易，又有多少人能体会到活在社会底层人的艰辛，谁又能真正走进一个一直被高压充斥的内心？而且在2018年一年，有浙江大学侯京京等多名博士、硕士先后选择了自杀，就在刚刚还看到一名研究生已联系8天的消息。刘春杨在临走前没留下只言片语，但侯京京在遗言中写道，“可能我只是不太喜欢，也不太适合这个世界，所以再也不想多做停留了。不想再假装，也不愿再撒谎，只想做我自己而已，是真的难。所以单纯就是有那么点累了，所以就算了。走啦各位，勿念。此生缘尽，只愿没有来生”，也许能说明点什么。当这样的极端事件不只是个案的时候，怎么能不让我们反思，这仅仅是他们自己个人的问题？这是不是应该引起全社会深思？首先应该反思的是我们的人才培养制度。现如今，考研、考博队伍一年比一年庞大，难道是现在我们的孩子们喜爱读书了？我想，社会的人才观、用人观造成的就业压力才是真正的原因。其次应该反思的是高校的教育。近年来，硕士、博士自杀事件越来越多，虽然道听途说过不少关于导师压榨、刁难学生的情况，没有实事证据不敢乱说，但至少从这些事件中可以看出现在高校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心理健康教育的缺失。最后也应该反思的是我们每一位家长。每当一个极端事件发生时，作为旁观者的我们都可以说一句不应该，但谁又能反思，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将孩子置身于一个危险的境地。我们日常的一言一行都在告诉孩子，读书才是你唯一的出路，考上了好大学，家长才有面子，不论孩子能不能承受，一直拖着孩子跑起了学习马拉松。所以，虽然这样极端的悲剧事件仍是少数，但每当看到，除了痛心，还是让人不得不拷我们的教育怎么了？三对比两个“博士事件”，一个由于是当红小生，上个北大像玩似的，一个贫民子弟，倾全家之力好不容易读到了博士，却为了不能准时毕业而走上不归路，毁了整个家庭。两个事件都很极端，但两个事件都只是个人的原因吗？国家的政策是一样的，是谁给翟开了方便之门？是什么让一位博士选择放弃生命？我们的高校的教育观，对高校招生录取和办学的监管，是不是都更应该被？昨天，看到了北大关于翟天临事件的调查说明，如此的轻描淡写、避重就轻，连人民网、教育部都看不下去了，是不是更能说明问题？在翟天临事件爆发后，北电教授谢飞写了一篇长文，不知道谢飞对翟天临的“爱护”是不是合适，从个人情感来说，对自己的学生有些偏袒也可以理解。但我所看到的谢的文章中，更多的是阐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的观点，未必没有道理。只是又有谁能给众多的贫寒子弟发发声？后记就在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自己的孩子研究生成绩出来了，从2月14日说要出分，看着孩子一直就坐在电脑前一遍遍输入自己信息的身影，孩子的整夜无眠，突然感觉自己好残忍。当真正知道分数的时候，我内心却出奇的平静，于是我告诉孩子，从分数上看你已经相当努力了，不论以后结果会怎样，读研只是人生众多选择中的一种，你的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到今天你已无悔，父母一直为你骄傲！

读博是在某一科研领域寻求人生真谛、接受思想的最高方式。一个人要完全掌握一个科研领域，并在这个领域开创新理论，读博是最好的选择。读博比读本、读研更难，因为读本是有问题；读研是有问题，没答案；而读博是没问题，没答案，进门难，而出门更难。读博的效益常常难以在短期创造，不像读本、读研那样来得快捷。尽管读博难乎其难，还是有一些勇士把读博当作实现人生目标的另一种选择。如果读博是为了随波逐流，或证明自己是一个优秀学生；如果认为读博会给你的物质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读博是为了混个学位提升自己，让自己和家人更有面子——骄傲地自夸是个博士。那么，请你谨慎考虑！因为要得到一个比大本、硕士更冠冕的文凭，很多方法都比这容易得多。如果读博是为了找工作更容易，多一个博士帽多一条选择，甚至想发财的机会来了！搞笑！因为很多事业编、公务员招考大都是本科，最多一个硕士足矣。很多公司宁可要有实践经验的硕士生、本科生，哪怕是高职生，也不愿出高薪要博士。即使要了，当公司不景气裁员的时候，要最先把科研部门砍掉。一个博士比硕士、本科能选择的行业更少，可能要一辈子只吃一碗饭，要长期从事一个领域枯燥的工作，要多次面对失败折磨你的意志。博士工作时，硕士至少有了三年的收入，大本至少五年的积累，而读博至少在5年之内是负增长，因为收入的多少与行业或职位相关，往往与学位并不相关。人生总是充满了选择，读博还是工作？选择是困难的，有时是痛苦的，这比本科生面临读研还是工作的问题更令人困扰。以前社会上有不少人不理解考研，认为读研是最优厚的职业，似乎读研都是混日子，硕士没有多大的含金量。当今社会又妖魔化博士群体，尤其是女博士，都是混个高文凭往自己脸上贴金。其实博士不是混日子的人，他懂得自律和坚持，是一个相互约束、相互见证、共同进步的群体。虽然大多数博士需要在刊物上发表论文，从而完成科研项目，拿到了学位，但付出了很多焦虑，常常夜不能寐。一个博士，需要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的功夫，啃理论，写论文、搞实验，至少在读博这样一段看似短暂实则漫长的时间内如此。读博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节奏和轨迹，比如恋爱、婚姻和家庭，但不一定比那些早工作的同学幸福。一个博士毕业已是近30岁的人了，而社会工作经验有的可能是零，大多数小家庭却是无产阶级，有的成了剩男剩女。这个时候，早先工作的同龄人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车子和孩子。心理上的落差需要自己摆平。也许，很大一部分未读博的同龄人，有了工作、家庭之后，突然感到压力太大，还需要提升自己，往往选择在职读博。听一个在职读博的母亲说：“等我拿到学位的那一天，我可能最想做的就是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此中辛苦不言自明。“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明知读博的经济、热情和动力不足，但是放弃实在可惜，这好比手里捧着个刺猬，因为刺里有肉还是捧在手里。其实好多未读博参加工作的同学也如此：本来想进机关、学校、新闻媒体等等，机会并不是没有，但最终还是进了不理想的地方，反倒……一旦上了贼船必须面对，由不得你了！既然你选择了读博，就应该从容面对。读博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人生，是一种冒险，在挑战生命极限。这种体验是有限的，难得的，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读博实现的是一种精神追求，思想上是最为奢侈的。读博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可以共享“学术午餐”和“科研晚餐”。享受这种方式本身是一种经历，一种财富，一种收获。当人们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之后，找到了一份高收入的工作之后，对精神、思想的渴望和寄托就会浮出水面，而读博是使人更接近思想和精神本身的一种方式。读博让你认识更多更优秀的同学，这是一些潜在的人力资源和财富。就算日后你的同学里出不了王侯将相，至少他们是各行各业的精英。毕业之后，意味着你会瞬间拥有别人奋斗三五年，甚至一二十年才能拥有的东西。至少所有的成果属于自己，而不像好多人多为别人作嫁衣裳，而到了退休，人走茶凉。读博还可以让你有机会接近和聆听大师的声音，和某一领域最聪明的人相处，让人少走很多弯路，并迅速接近国内外同行，就像球员从省队进了国家队，大有“鲤鱼跳龙门”之效。读博更要明白：读博不是通才教育，除非在高校做科研。博士着重培养的是某一领域具有独立研究，能解决问题能力的人。也就是说，博士只有在某一领域有权威，并不代表所有领域有权威。读博是在某一科研领域寻求人生真谛、接受思想的最高方式。一个人要完全掌握一个科研领域，并在这个领域开创新理论，读博是最好的选择

博士，在中国古代曾被用于学官名，也曾用于称呼茶坊伙计——“茶博士”。在现代汉语中，博士则是人类教育体系金字塔尖的王冠，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那顶博士帽，让无数学子、科研工作者孜孜以求。博士作为学位已有几个世纪，而直到30年前，中国才有了自主培养的第一批博士。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次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被耽误了10年之久的一大批青年，从厂矿、田间重新回到校园，就是在他们中间，诞生了新中国的首批18位博士。中国博士的第一次学位授予仪式，没有西方舶来的博士服和博士帽，却有着中国特色的隆重——仪式在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们颁发了学位证书。虽然当时很多人并不清楚“博士”为何物，但首批博士学位的授予，却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记录着重新建立起来的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与期待。博士“十八罗汉”首批博士在学位授予仪式后的合影1983年5月27日，北京，又一个姹紫嫣红的初夏。坐落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热闹非凡。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走进这里的既不是来访的外国首脑，也不是共商国是的人大代表。这一天，在这座宏伟建筑物里济济一堂的是当时全中国最有学问的群体——中国自主培养的首批博士。这18个名字注定要载入史册：马中骐、谢惠民、黄朝商、徐功巧、徐文耀、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墫、苏淳、洪家兴、李绍宽、张荫南、冯玉琳、童裕孙、王建磐、于秀源。中国自己培养的这18名“土博士”中，有6名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6名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名来自复旦大学，另外两名分别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除了唯一的工学博士冯玉琳当时在美国读书没有到场外，其余17名博士和他们的老师、校长们，以及一批硕士参加了这次大会。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寓所内，首批博士之一、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马中骐指着书房里的一张照片对记者说：“后排最中间的那个就是我。”照片上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博士、导师和硕士代表”一行字，成为1983年5月27日的历史定格。照片上，博士们并没有穿着统一的学位服。因为意义重大，当时博士应该穿什么衣服参加学位授予仪式，也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要不要像国外一样采用学位服。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还不大接受西方的衣着方式，人们的服装以中山装、白衬衫为主，色调集中于黑、白、蓝、灰。像博士服、博士帽这样的特定服装很少为人所知，很多人觉得那像是宗教服装，很怪异。因为没有定论，最后国家决定，首批博士不配备学位服，而是按照大型会议的惯例，每个人发200元置装费，让博士们自己决定着装。第一次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只有王建磐一个人穿了西装，但根本不会打领带，只好向导师求助。马中骐则回忆说：“我当时也没请示什么人，只是觉得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穿洋装不太好，‘文革’时大家不都穿军便装嘛，我就去买了一套新的军便装，蓝色的确良卡其的。”首批博士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尚志，至今还保留着大会的入场券，粉色的票面上印着他的座位号。那天一位老先生走到他面前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李尚志说：“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先生说了句“中科大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就走开了。旁边有人兴奋地小声嘀咕：“钱老！”李尚志这才知道，问他话的，竟然是中国科学界泰斗级人物、“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下午3时，学位授予仪式开始，当他们从中央领导人手中接过紫红色封面、印有金色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时，新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了。这18名博士，后来被人戏称为“十八罗汉”。这样高规格的学位典礼，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原主任、原国家教委研究生司司长吴本厦曾撰文回忆说，举行这个仪式的目的是要选出人才、出好人才，在北京集中举行授予仪式，也是为了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首批博士之一、复旦大学教授张荫南把1983年5月27日称为“国家学位的‘开国大典’”。“这是国家的根本大业，虽然当时的培养条件并不是很充分，但百废待举，人才青黄不接，急需自己培养人才。可以说，国家走出了大胆的一步，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第三步……”“比梦都美好。”李尚志这样形容自己博士学位的获得。他甚至觉得那一天美好得不太真实，怕酣梦醒来，自己仍然躺在大巴山的小屋之中，桌上摆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学习材料。1970年，李尚志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回到四川万源县，在公社小学和农村工作队一呆就是8年。“文革”之中，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几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批斗。小学教师身份的李尚志对此已经“习惯”了。但是，从1977年开始，好消息一个接一个来了。恢复研究生1977年，夹在“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年份，像一道分水岭，划开了两个时代。现在，人们回忆起这个特殊的年份，总会将它和一个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命运的事件结合在一起——恢复高考。那一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工作，自告奋勇主抓教育和科技工作。当时“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但“两个估计”，即所谓“新中国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依然沉重地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1977年8月4日，邓小平提议举行了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要来参会，后来，他们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到。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谈话口子越来越大。清华大学的教授在谈到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3年就毕业了，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邓小平听了此发言，当即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与会的学者们越说越激动，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科学家的一致赞同。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情绪激昂的专家们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一锤定音。恢复高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更是许多个人的人生拐点。恢复高考的历史功绩被无数人感念，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比大学本科更高一级的研究生招生，也是在这一年确定恢复。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当时国务院批转的文件其实有两个，另一个即《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的主推者，同样是邓小平。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在同方毅、刘西尧的谈话中提到：研究生也可以招过去大学读过一两年的大学生。凡是过去处理不当的，有点基础的，可以放到大学，也可以直接放到科学院，成为今年大学招生的重点，当然年龄可能大一点。几天后，在那次确定恢复高考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多数时间是安静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偶尔的插话中又一次提到了研究生教育：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当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中断了12年。早在1951年，中国就已经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主要是由苏联援助中国的专家来教育培养。而这些研究生实际上是“师资研究生”，目的是为新中国培养一批高水平教师。1957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今年招收4年制研究生的几点意见》，拟在“师资研究生”之外，培养少量质量较高的相当于苏联副博士水平的研究生，研究生的培养方向开始注重科研工作。此后，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一直在“师资研究生”和科研研究生之间摇摆。研究生毕业完全按照国家分配工作，师资研究生毕业了就去高校当助教，科研研究生毕业则进科研院所搞科研。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学位的概念，研究生就是比本科生高一级的学历。首批博士之中，马中骐是仅有的一个在恢复研究生招生之前就已经上过研究生的。1964年，马中骐考上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但命运捉弄，只学了一年，“文革”爆发，正常的教学全被打乱。1967年，他回到母校兰州大学，当上了一名物理系助教。“文革”之中，教师水平、能力评价不在学术水平，他的助教一干就是十年。兰大理论物理教研室已经解散，图书馆都关门了，他只好搞点地下科研。1977年，马中骐的命运迎来了转机。在去大连参加一个会议的途中，他到北京看望了导师胡宁。胡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中央允许69届、70届的大学生回原校继续就读，叫做“回炉大学生”。当时恢复高考的政策尚未出炉，“回炉大学生”的政策显然是来自8月4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而且与邓小平的讲话直接相关。有“回炉大学生”，那么也就可能有“回炉研究生”。胡宁惦记着自己的爱徒。“胡先生问我愿意不愿意当‘回炉研究生’。可以回北大读书，我当然高兴了。”马中骐满心欢喜地去了大连，但当他开会回来再去看望胡宁时，却被告知“‘回炉研究生’行不通”，因为中央没有红头文件，意味着没有编制和经费。马中骐只好又回到兰州大学教书。几个月之后，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文件正式下达。马中骐又看到了回北大读书的希望。可当年他已37岁，按照当时的规定，35岁以下才能报考。希望再次破灭。波折考研路国家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的文件在1977年10月正式下发，这时，早已经过了传统的夏季高考时间，但是整个国家对知识的渴望已经迫不及待。当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570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般涌向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77级大学生实际上是1978年春季走入的大学校门。而选拔更高端人才的研究生招生，在1977年让位于高考，一直到转年的5月才开考。因为年龄超限而不能报考研究生的马中骐，恰恰因为这次研究生考试的“拖后”而得到了机会。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而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也正是在那次全国科技大会上，马中骐等一批超龄研究生迎来了他们的春天。胡宁等一批老学部委员，向国家提交了一个提案，提出1964年与1965年入学的研究生有一批人才，他们在“文革”时尚未完成学业，恢复研究生把他们排除在外实在可惜，希望能放宽年龄限制。提案交上去，胡宁等学界泰斗们并没有马上得到回复，但是研究生招生年龄限制的口子，却很快如他们所愿地打开了。时间到了1978年的4月份，距离研究生报考的最后期限仅剩几天时，马中骐在电影广告栏里看到一个通知：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岁，64级、65级研究生不受年龄限制。“当时的这一政策真是解放了不少人才。”马中骐感慨。1978年5月5日，他和另外63500名考生同一时间走进不同的考场，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包括，政治、外语、基础课和专业课。“文革”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几乎是断档的十年，这些科目的难度比以后的研究生考试要相对容易，亦如此前几个月的高考。但对当时一些考生来说，这样的考试已经难上加难。10年间，他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和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考卷对他们已经非常陌生。参加1977年高考的考生中，很多人甚至连真正的初中教育都没有完成，经过一两个月的突击自学就进了高考的考场。而对于满身疮痍的中国来说，也别无他途，只能降格以求，以便尽快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大学生。同在1978年入学的77级和78级大学生共有40.1万多名，只是参考人数的1/29，与今日中国大学超过70%的录取比例相比，真有云泥之别。能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人更是少之又少。1978年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学子中，马中骐说自己是“幸运”的。十年的助教生涯，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提拔晋升，但他始终没有离开物理教科书。基础课、专业课的考试内容，并没有超出他的授课内容，对他来讲可以说是轻而易举。胡宁先生当年在北大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各设了两个研究生名额，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位置几乎就是为马中骐量身定制。而他的成绩也足以傲视同级，当之无愧。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科院成为1978年研究生招生的“大户”。原中科院教育局研究生处处长郁晓民回忆，中科院招收研究生比教育部所属高校的准备要早，因为中科院选取的都是高端人才，不涉及高考。1978年，中科院就成立了研究生院，第一期招生2400人，占到了当年中国研究生总数的近五分之一。首批博士简况姓名 学位授予单位 专业 工作单位白志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统计 东北师范大学范洪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论物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冯玉琳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 计算机软件 中科院软件所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洪家兴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黄朝商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理论物理 中国科学院李尚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基础数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李绍宽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东华大学马中骐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高能物理 中国科学院单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基础数学 南京师范大学苏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统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童裕孙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王建磐 华东师范大学 基础数学 华东师范大学谢惠民 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 运筹学与控制论 苏州大学徐功巧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 分子生物学 多伦多大学徐文耀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地磁与高空物理 中国科学院于秀源 山东大学 基础数学 杭州师范大学张荫南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赵林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批博士之一的于秀源，1978年报考的是山东大学研究生。那时，距离他从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已过14载，他的身份是杭州四中校办工厂的工人。于秀源所在的厂子不太想放他走，但幸好当时中央对工作人员报考研究生的政策很宽松，虽然费了不少周折，厂里最终还是让他报名了。既要工作，又要准备考试，于秀源经历了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准备研究生考试，他只能在工作之余，一边哄孩子一边温书。于秀源回忆，每个晚上，他坐个小板凳，旁边放着竹板子做的童车。他的脚来回蹬着童车，“催眠”躺在里面的小儿子，一只手捧着书，另一只手在一个小方凳上演算题目。王建磐是首批18位博士中最年轻、也最有传奇性的一位。他同时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和1978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同一年拿到了本科和研究生的入学通知书。“文革”爆发时，王建磐刚刚上完高中，还没来得及参加高考。此后十年中，他当过农民、中学数学老师，还在县剧团当了5年编剧。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王建磐已凭借戏剧创作多次获奖，小有名气。而他参加高考考中的，是与文学编剧毫不相关的华南理工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刚刚迈进大学校园不久，王建磐觉得自己最大的爱好还是数学，他在高中时就自学了大学数学课程。正在此时，研究生报名开始了，王建磐报考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著名数学家曹锡华的研究生，又一次顺利通过了考试。1978年，全国共录取了10708名研究生。研究生不分级别，没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之分。如果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学习、毕业，他们就会被统称为“78级研究生”，那18位佼佼者，也不会荣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博士。学位制出炉“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硕士、博士的头衔，这样的名词，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陌生的。马中骐告诉记者，虽然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博士”这个词，也知道它代表的荣誉，但“博士”并不在中国的教育评价体系内，他也就从未想过自己能成为博士。“那时我们在意的也不是能不能获得什么学位或者称号，能够堂堂正正地搞科研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学位制度，研究生就是最高学历，很少有人明确学历和学位的区别和意义。按照现代教育学概念的区分，研究生属于学历，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知识训练的学习经历；而博士、硕士、学士是学位，标志被授予者的受教育者程度和学术水平达到规定标准的学术称号。一个是学习的经历，一个是学术的水平，两者有着本质区别，但在中国却被笼统地归于“研究生”。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已经培养出了于敏、周光召等具有博士水平的研究生。于敏和周光召都在科研领域做出了卓越成就，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周光召后来获得过美国纽约市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却始终不是中国的博士。现代学位制度在上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曾仿效英美等国的学位体制，颁布了“学位授予法”，但适逢乱世，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这项制度最终没有得到认真施行，中国也就一直没有自己培养授予的博士。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界、科学界曾经两次尝试建立学位制度。一次是1954年，国务院组织了由林枫、范长江、薛暮桥等13人组成的委员会，开始拟定学位制度。1957年，学位制度草案刚刚完成，却赶上了“反右”运动，学位制度胎死腹中。第二次是196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领衔起草学位条例。这次的学位条例草案未及完成，又赶上了“文革”。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统领下，学位被视作资产阶级法权范畴，学位条例再次被搁置。直到1979年，中国再一次开始酝酿建立学位制度，已经入学一年的“78级研究生”，有了成为硕士、博士的机会。吴本厦是《学位条例》的起草人之一，据他回忆，建立学位制的提议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提出，邓小平马上在他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刚刚担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接受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起草《学位条例》。“当时小平同志的指示基本是三条，一是一定要搞成学位制度，二是建立学位制度要快，十年磨一剑不行，三是搞什么样的学位，要结合本国的国情。”吴本厦回忆。这次学位制度的建立的确如邓小平所要求的，“速度快”，《学位条例》从起草到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仅用了11个月时间，但这样的效率并不意味着过程一帆风顺。1979年10月，当时国家科委一位副主任给方毅、胡乔木写信：“关于建立学位制度问题，我认为本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因为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文件只要稍作修改就可以报中央，可是这个工作交到教育部的某个机构之后，将近1年之久（其实只有7个月），至今还处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之中。”以第二次学位条例草案为基础制定学位制度在当时颇有支持者，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制定学位制度的方向之争：套用前苏联的学位制度，还是建立一套接轨世界的学位制度。“文革”之前我国草拟的两版学位制度，都是以前苏联学位制度为蓝本，而这个蓝本颇为“自成体系”，与国际通行的学位制度不大协调。比如，前苏联设立了“副博士”这样另类的学位，而博士学位不是通过研究生教育获得，要靠科研工作者长年的科研成果去争取，能得到博士学位时经常要等到五六十岁年纪。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显然更注重与国际社会的接轨。蒋南翔为此给邓小平打了报告，解释了此前学位条例草案的不适用理由：前苏联的博士学位，需要科研工作者“皓首穷经”，对我国“快出人才，特别是从青年人中发现和使用优秀人才是很不利的”。他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制定一个各国相互承认学历、文凭、学位的国际公约。在经过调查走访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的实际情况，与老专家、老学者进行无数次交流、座谈后，学位起草小组向国务院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并交由人大常委会审议。1980年2月12日，《学位条例》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1981年1月1日开始实施。当时，作为《学位条例》母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还没有出台，《学位条例》也成了共和国的第一项教育立法。依照《学位条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也随之成立，负责《学位条例》的贯彻和实施。直到今天，学位委员会仍然是领导全国学位工作的主要机构，负责《学位条例》的修改和实施，以及授予单位和学科的审批等重要工作。为了实施好《学位条例》，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地组织了由四五百人组成的庞大的学科评议组，评议首批学位授予单位。评议范围涉及到了50多个大学科，而评议组成员都是由该学科最有学术造诣的老专家组成。为了保证博士点资质审核的高质量高要求，起初的通过率只有1/3。不少知名大学甚至被“剃了光头”，申报的四五个学科竟无一通过。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专业的名单。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1981年，新中国的首批硕士产生了。这本来也是个值得关注的标志性事件，但首批硕士的风光全被首批博士“抢”去了——即便首批博士还没有产生，但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等8个授予博士学位的试点，已经让人们满怀期待。“黄金阵容” “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硕士、博士的头衔，这样的名词，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陌生的。谁能成为中国授予的第一位博士呢？于秀源本来有机会创造这个“第一”。他的导师是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科研方向是解析数论。在他的毕业论文上，著名数学家王元院士做了这样的批语：“此人论文水平达到博士研究生水平”。可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可以授予他的博士学位。因为成绩优秀，于秀源在1980年就提前研究生毕业了，中国的学位制度还在草拟之中。直到学位制度出台，山东大学向教育部请示，希望于秀源能作为首批博士参加学位授予大会。于秀源记得，为了他的博士学位，学校研究生处处长专程带他到北京。处长告诉他，为了证明他的实力，学校将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检验他的水平，还可能组织考试。最后，考试并没有进行，于秀源也没有再进行形式上的博士论文答辩，潘承洞和王元两位中国顶尖数学家的评价足以证明于秀源的学术水平。1983年5月27日，在研究生毕业三年后，于秀源被正式授予博士学位。这批博士，拥有一个现在看来很“奢侈”的培养阵容，他们的导师几乎都是院士及各领域内的顶尖学者。如果一一列举出首批博士学业的授业恩师，那将是一长串令人高山仰止的泰斗级学者名单。后辈博士们对这样堪称“黄金阵容”的超豪华团队，恐怕只有艳羡的份儿了。马中骐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位博士。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老学部委员、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胡宁是他的导师，钱三强签发了他的博士学位证书。“文革”十年中，马中骐在兰州大学担任助教。相对于很多同级研究生在科研上的十年“撂荒”，马中骐说自己应该庆幸，他从未离开自己的专业。研究生第一年的课程主要是基础课，除了英语和数学，他的专业课水平足以给同级研究生上课了。胡宁特批马中骐不用上专业课，直接开始搞科研。胡宁一直想用实践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培养自己的博士。马中骐说，他读研究生时，李政道从中科院研究生院招了一批学生去国外学习，胡宁坚决不同意马中骐去，理由是：“马中骐是我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水平足够博士的，没必要到国外再培养一遍。”“博士在科学上应该有所创造，博士论文应该达到世界上比较高的水平，当时我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学生的。”首批博士之一洪家兴的导师、中科院院士谷超豪曾经说。洪家兴现在已经是中科院院士了。从做谷超豪的学生到毕业后留在复旦做了导师的同事，共处的几十年，洪家兴发现导师就是这样做的：自己开拓了一个方向，交给研究生去做，然后再去开拓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谷超豪最早研究微分几何，由于国家需要，转向与高速飞行器设计有关的数学问题；当他在超音速绕流等方面取得开创性进展后，就把这些研究交给了李大潜，自己一头扎进混合型方程组的研究；在已经有突破性成果后，又把这个领域交给洪家兴，自己转向规范场理论。关于他在规范场领域的研究，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经赞叹过：“谷先生是站在高山上，看到了全局的人。”当时的导师们丝毫没有门户之见，每位博士的成果凝聚的不只是一位导师的心血，而是多名专家在培育。洪家兴说，当时除了谷超豪，复旦大学的李大潜、陈恕行等数学家也给自己很多指导。而他的导师谷超豪，也给了马中骐学术上的指导。马中骐的博士论文题目，用到了谷超豪创造的一种研究方法，为此，他两次前往上海向谷超豪请教。“超豪华阵容答辩委员会”是首批博士的共同经历。马中骐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由7位物理学界的顶级专家组成，其中中科院院士就有五位，“两弹元勋”彭桓武，以及胡宁、朱洪元、戴元本、谷超豪等。和马中骐一样，李尚志也没有真正上过博士研究生的课程。他的博士论文原本是为硕士毕业准备的。他做出了导师曾肯成布置的一个题目，又用这个题目的方法，做出了北京大学段学复教授从美国带回来的一些代数学的猜想，取得很大突破。“曾老师得知后非常兴奋，把我的成果告诉两个人。一个是丁石荪，另一个是万哲先，中科院院士。两位先生看了之后说，如果这个东西没有错的话，那就不应该只是研究生毕业，应该是达到博士生水平了。”李尚志回忆说。李尚志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由中国群表示论的奠基人段学复担任，中科院万哲先、北京大学丁石荪、华东师大曹锡华等教授任委员。“在那之后，代数界再也没有博士的答辩委员会能聚集分量如此重的一批专家。”为了给李尚志争取博士论文答辩的机会，曾肯成用尽了关系，“跑破了鞋子”，请丁石荪参加答辩会时，曾肯成要李尚志告诉丁石荪：“如果他不去，我就拿根绳子到丁家门口吊死。”李尚志到了丁石荪家里，哪敢这样说，但丁石荪还是答应了。李尚志出门时，才将导师的话说给丁石荪。丁石荪哈哈大笑。从1982年2月第一个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马中骐之后，到1983年4月，一万余名78级研究生中，层层遴选出了18位博士。1983年5月27日，中国以自己的最高礼遇，在人民大会堂为首批自主培养博士颁发证书。当时有国家领导人问博士生导师之一、复旦大学谷超豪教授：我们国家培养的博士，和国际上的水平比起来怎么样？谷超豪笃定地回答：可以达到国际水平。十八博士今何在30年过去，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现在都已是花甲、古稀之年。他们不少人都接受过多次采访，回顾这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很多报道都会说，获得博士学位，对他们来说是命运的改变。他们的命运确实转变了，但转变的契机不是博士学位，而是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如果不是恢复了高考，王建磐可能还在县剧团写着剧本，而不是后来蜚声国际的数学家；如果不是恢复研究生招生，于秀源可能还是一个校办工厂的普通工人，李尚志则在大巴山中当着小学教师……改变命运的又何止这18位博士，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拐点。而博士的光环，成就了这次改变最亮眼的标志和成果。作为“中国第一号博士”，马中骐对这一名号一直很淡然。30年前召开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马中骐作为博士代表上台发言，发言的题目叫《新的起点》。“走上科研这条路，博士其实只是起步。我自己并没有把成为第一个博士当成那么光荣的事情。”马中骐说，“谁是第一批、第一个博士，这是历史的偶然。真正的意义在于国家恢复了对知识的重视和对人才的尊重。”如果说第一批博士有什么独特之处，马中骐认为应该是浓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那时候比较单纯，考研究生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对科学的热爱，无比珍惜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全身心投入到科研、教学工作当中去。不像现在，很多博士其实就只为了个学位，好有个找工作的硬件。”这18位博士中，有17位理学博士、一位工学博士。他们一直活跃在相关学科的前沿，多数人已经作为导师带出了自己的博士。对于他们的科研成果，实在无法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清楚。马中骐的博士论文《SU（N）静态球对称规范场》，仅是这个题目，就足以让非物理专业的人摸不着头脑。我们只能用更世俗的角度去说明一下他们的成就——尽管这是首批博士们都不太看重的一些评价：赵林城成为国际知名的数理统计学家；洪家兴院士作为特邀报告人曾登上国际数学家大会讲坛；苏淳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教头”；王建磐曾执掌华东师范大学……18位博士，有着当今无可比拟的“含金量”：他们当中走出了一位中科院院士，一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四位大学校长或中科院所长……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批博士传承着老一辈科学家的风范。马中骐的导师胡宁在北大，每周听一次他的科研汇报。“胡先生没有一点架子，听我汇报时都是相互探讨的姿态。如果他说的有什么不对，我当场就争辩，他会说，‘嗯，你说得对，我收回。’”现在的很多研究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很多导师在研究生的科研成果上署名，对此，马中骐很反感，“胡先生从来不在学生的论文上挂名。”马中骐毕业后去美国进修，曾和杨振宁一起工作。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曾有一篇论文是杨振宁给出的方向，并且提供了方法，却坚决不同意署自己的名字。这样的学风普遍影响了当年那一批博士。于秀源带出的博士生中，王小云可以说大名鼎鼎，年纪轻轻就找出了两大国际通用密码的漏洞。但别人提及她时，于秀源的回答是：“她的成就靠自己。”这与于秀源的导师、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如出一辙。在别人说起于秀源在超越数论做出的成绩时，潘承洞说：“于秀源是我的学生，但我真的不太懂超越数论。”李尚志是我国首批100名国家级教学名师之一。他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院长，早已是博士生导师，但仍坚持每个学期都给本科生讲授基础课。这个习惯从他在中科大数学系当系主任时就保持着，他说：“我们系从华罗庚开始就一直是知名教授上基础课，这是多年的传统。我唯一的本事就是没有将这个传统破坏掉。”30年过去，从最初的18位博士起步，如今博士帽已在神州大地上遍地开花，全国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超过五万个，早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博士授予大国。但是，必须正视的一点是，目前，中国博士所取得的成果，并没有与博士数量的增长成正比。早在30年前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上，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提了个问题：“以后那么多博士怎么办？”很多人当时并不明白苏步青何有此问。这个问题在今日听来，更容易理解其中深意：中国博士的数量与日俱增，博士是否还能保证足够的“含金量”？博士在科研工作中是不是有相称的贡献？现在，这个问题该交由一批一批的中国博士们去解答了。（来源：北京日报）

近日，各大朋友圈中都在转发复旦大学女博士李某同时交往4名博士男友，而其中一名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生，陆某为了李某抛弃妻子，还给她送房送车，买包包，还送了5篇论文，却被分手。事后陆某得知，李某和他恋爱期间，竟同时还和另外三人恋爱，陆某内心受到极大伤害，试图服用安眠药自杀，万幸被抢救过来。7月27日，复旦大学回应了此事。在文中提到，医学院高度重视网上热传“女博士生与附属中山医院医生”的情感纠葛，目前已经启动师德和学风调查。对无师德，学术造假的行为一查到底，如果情况属实，为追究其责任。5篇SCI论文是什么概念，博士要想毕业，必须有在SCI期刊上发布过论文。工作中评职称，也必须要在SCI发布过论文，副教授、教授需要达到一定的论文数量。如果说陆某讲论文赠送给李某，李某明显属于学术不端行为，是学术界非常痛恨的行为。事情发生后，记者试图在QQ上联系李某，但对方没有应答。从网上了解到，陆某今年32岁，医学博士，主要从事二型糖尿病、脂肪肝病等代谢病病理研究。在学科领域，有很多贡献，主持了一些国家、省市的研究课题。这件事在网上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热议，有网友说，如果调查确凿，女博士同时跟4名男博士恋爱，这是严重的作风问题!而且同时和四位男博士搞对象，哪还有时间和精力搞学术研究，严重浪费了国家资源。也有网友说，女博士谈几个男朋友不触犯法律，但以谈恋爱为诱饵利用男方帮她作论文，事成之后，抛弃他，把男票玩弄于股掌之中，道德上触及了底线。应该对涉事女博士严肃处理。你们怎么看?

无论什么领域一旦曝光丑闻，钱权色三者必有其一。最近几天有一件关于复旦大学的丑闻被曝光。一位女博士堪比“学术界妲己”，利用自己女性的身份，同时交往4位男博士，从中获得物质财富、学术论文等好处，或许她自以为情商高，玩弄于4男之中，永远不会被发现，结果万万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痴情男”。陆某朋友圈截图这件事要从7月24日晚上说起，当天晚上有网友爆料称，复旦大学附属某医院一位姓陆的博士为情所困，一口气服下30粒安定自杀了。后来人虽然被抢救过来，但是他在朋友圈发出去的“遗言”收不回来了，陆某和女博士李某的感情纠葛因此被扒出来。网友爆料截图据相关爆料加上陆某的朋友圈“遗言”我们了解到，陆某除了是博士以外，还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他已婚已育！道德和爱情相比，这位陆某选择了爱情，他在婚姻存续期间爱上女博士李某。为了获取李某的欢心，他付出了很多。网友爆料截图据陆某朋友圈透露，他为李某买了房子、买了车，甚至还送给李某5篇SCI（学术研究论文）。据网友透露，单这5篇论文就价值50万左右，甚至更高。如果感情可以用金钱衡量，那么陆某对李某算是真的动心了。李某早年照片李某接受了陆某的赠予，陆某为了李某离了婚，准备与李某双宿双飞。就在这时，陆某无意中发现自己被骗了。如果说李某是陆某的“小三”，那么陆某就是李某的“小四”。陆某发现，李某竟然在和他交往的同时还和班里其他三位男博士有关系。陆某与李某合影这种打击让陆某失了志，选择玉石俱焚，将自己与李某的丑事曝光，并吞药自杀。李某与陆某近照这件事曝光以后立即引起众多网友的热议，一方面大家好奇李某究竟有多美？可以迷倒“4男”？另一方面大家好奇论文也可以赠予？这是否意味着学术可以造假？当然也有人谴责陆某“活该”，当他出轨那一刻就应该意识到这是一条不归路。李某近照7月27日零点，复旦大学官方回应“女博士同时和4位男博士交往”事件。针对这些传闻，复旦大学回应称“将一查到底，有责必究。”复旦大学回应截图阿尕认为这件事必须彻查，心术不端，品行不端绝对是对双胞胎，陆某作为高知分子，不顾道德底线，婚内出轨，他抛家弃子在先，现在又被抛弃，这其实没什么好同情的。关键是李某，她作为女性高知，在学术圈“卖身四男”的行为会带坏学生三观，同时也让社会对女性科研人员产生误解和歧视。简直就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你对此事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文章素材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近在眼前的2020年已经成为一个危险的时点。先有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称距离经济扩张结束还有两个年头，后有摩根大通预计下一场危机将在两年后爆发，届时美股将下跌约20%。如今，又有一位大佬与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9月13日周四，素有“末日博士”之称的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与咨询公司Rosa & Roubini Associates联合创始人Brunello Rosa在Project-Syndicate（项目辛迪加）发布署名文章称，2020年，全球经济将再次陷入衰退。他们认为，尽管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段持续的同步增长，但随着美国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增长终将不可避免地失去动力。但与十年前不同的是，各国政府不再拥有政策工具去应对这场危机。在“末日博士”眼中，美国仍有巨额财政赤字，欧洲经济处于复苏通道，叠加中国推行宽松的财政和信贷政策，当前的全球经济扩张很有可能会持续到明年。但到了2020年，金融危机的条件将会成熟，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衰退。文章指出，共有十个原因可以佐证这一观点。首先，目前，美国财政刺激政策推动美国经济年增长率超过2%，但这一政策不可持续。到了2020年，财政刺激将告一段落，适度的财政拖累将使美国GDP增速从3%跌至略低于2%的水平。其次，由于刺激政策来得不是时候，美国经济现处于过热状态，通胀也高于美联储设定的目标。因此，美联储将在2020年前将联邦基金利率从目前2%的水平提升到至少3.5%。如此一来，长短期利率和美元都将走强。与此同时，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的通胀也在不断走高，油价上涨还带来了额外的通胀压力。这就意味着，其他主要央行将跟随美联储的脚步走向货币政策正常化，全球流动性随之减少，利率上行压力则有所增加。第三，特朗普挑起的全球贸易争端几乎必将升级，致使各国增长放缓，通胀上升。第四，美国的其他政策将继续为经济增加滞胀压力，促使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现在，美国政府限制对内/对外投资以及技术转让，供应链惨遭扰乱；美国人口老龄化之际，政府却在限制维持经济增长所需的移民。此外，美国还阻碍了在绿色经济领域的投资，也没有相应的基础设施政策来解决供给侧的瓶颈。第五，世界其他地区的增长或将放缓，尤其是当各国认为可以针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采取报复性措施的时候，更是如此。本已十分脆弱的新兴市场将继续感受到来自保护主义和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双重压力。第六，货币政策收紧叠加贸易摩擦阴云，欧洲经济增长也将放缓。意大利等国家的民粹主义政策还很有可能导致欧元区内债务的不可持续性。作为一个并不完善的货币联盟，欧元区的风险分担能力不足。政府与持有公债的银行之间的“厄运循环（Doom Loop）”仍未解决，从而放大了欧元区所存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下一次全球经济衰退很有可能促使意大利和其他国家一起退出欧元区。“厄运循环”是指，国债走弱危及银行，银行开始抛售国债，从而导致债券进一步下跌，并将政府推向崩溃的边缘。第七，美股及全球股市均存在泡沫。美股市盈率比历史平均水平高出50%，私募股权估值过高，国债收益率低，还出现了负溢价，价格随之走高。由于美国企业杠杆率已经达到历史新高，高收益信贷也越来越贵。此外，许多新兴市场及部分发达经济体杠杆率显然过高，商业地产和房地产价格过于昂贵。全球市场阴云密布，新兴市场股市、大宗商品市场和固定收益市场的回调仍将持续，市场将在2019年前对风险资产进行重新定价。第八，一旦市场开始回调，缺乏流动性和减价出售/调整不足的风险将变得更为严重。经纪交易商做市和仓储作业活动减少，过度的高频交易和算法交易将增加市场闪崩的可能性。固定收益市场的工具则越来越集中于开放式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和专门化的信贷基金。在风险规避（risk-off）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和拥有大量以美元计价周五的发达经济体金融部门无法再充当最后贷款人向美联储伸手要钱。随着通胀走高和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的开启，各国央行也无法再像金融危机后的几年一样为他们提供支撑了。第九，美国二季度GDP增速达到4%，但如此优秀的成绩单也未能阻止特朗普炮轰美联储。到了2020年美国大选时，美国经济增长很有可能下滑至1%以下，失业的状况也开始出现，特朗普对待美联储态度很可能会更加糟糕。如果民主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重夺众议院，特朗普通过制造外交政策危机来喧宾夺主的可能性很高。特朗普的最后一个目标将是伊朗。两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将引发一场地缘政治冲击，滞涨随之而来。这一次的冲击与1973年、1979年和1990年油价飙升的状况不同，毋庸置疑将加剧届时全球经济的衰退程度。最后，当这场金融风暴降临，市场缺乏用以应对的政策工具。目前，财政刺激的空间已经受到公共债务高企的限制，推行更多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可能性则被央行膨胀的资产负债表、削减政策利率空间不足这两个因素所限制。与此同时，在那些民粹主义运动复兴、政府濒临破产的国家，民众也无法容忍金融部门出手救助。尤其是在美国，立法者们限制了美联储用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向非银行和外国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的能力。而在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令推行欧盟层面的改革更为困难，欧盟也更难建立起足以应对下一场危机及衰退所必须的机构体系。鲁比尼和Rosa总结称，面对下一次衰退时，政策制定者必将束手无策。而这一次，各国总体债务甚至高于十年前金融危机期间的水平。因此，两年后的危机及衰退很有可能比2008年时更严重、更持久。

机器之心报道机器之心编辑部石墨烯研究领域的「巨浪」再次掀起！当地时间 5 月 6 日，中科大 2010 级少年班毕业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95 后」博士生曹原与其博导 Pablo Jarillo-Herrero 连发两篇 Nature 文章，介绍了「魔角石墨烯」研究的新突破。这是被认为「天才少年」的曹原第二次连发两篇 Nature：在 2018 年 3 月，曹原同样以第一作者的身份连发了两篇 Nature，开辟了凝聚态物理的新领域，一时令学术界震动。曹原 1996 年出生于四川成都，14 岁通过高考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严济慈物理英才班。尽管表现出超越常人的学术天赋，但曹原仍然读满了四年本科，他说：「我只是跳过了中学里一些无聊的事情。」2014 年，曹原远赴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博，进入 Pablo Jarillo-Herrero 小组，在此期间，曹原发现了石墨烯的非规超导电性。2018 年 3 月 5 日，《Nature》在一天之内连续发表了两篇石墨烯超导方面的论文，第一作者均为曹原。文章刊登后立即在整个物理学界引起巨大反响。一些报道称其「一举解决了困扰世界 107 年的难题」。（两篇论文分别为《Correlated insulator behaviour at half-filling in magic-angle graphene superlattices》与《Unconventional superconctivity in magic-angle graphene superlattices》）1911 年，荷兰物理学家卡末林昂内斯因发现一种能将电子损失降到 0 的传输材质，即 「超导体」，而获得诺贝尔奖物理学奖。超导体有助于大幅降低电力传输过程中的巨大能源损耗。但令人遗憾的是，要想实现这种传输条件，环境必须在绝对零度（零下 273 摄氏度）之下。此后，无数科学家前赴后继，希望研制出能在常温条件下实现「超导体」性能的材料，但均以失败告终。曹原的贡献在于发现了让石墨烯实现超导的方法。具体而言，就是发现了当两层平行石墨烯堆成约 1.1° 的微妙角度（魔角）时，就会产生以 0 电阻传输电子的神奇超导效应。曹原因此成为最年轻的以一作身份在《Nature》发表论文的中国学者。也是在这一年的 12 月，曹原登上《Nature》年度科学人物榜单首位。《Nature》在年度文章中如此介绍这位史上年龄最小的入榜者、年仅 22 岁的曹原：「从本质上讲，他是一个『工匠』。闲暇时候，他用自制的相机和望远镜拍摄夜空，这些器械的零件通常散落在他办公室的各个地方。」「在中国的凝聚态物理学界，他的名字无人不知。大学希望他回来，但他的本科导师认为他应该继续呆在美国，那里更容易看到星星。」聚焦「魔角石墨烯」研究新发现曹原一直致力于石墨烯的研究，此次背靠背连发两篇 Nature 文章，进一步介绍了「魔角石墨烯」研究的新突破。在第一篇 Nature 论文中，曹原等人介绍了一种基于小角扭曲双层石墨烯（twisted bilayer-bilayer graphene, TBBG）的高度可调谐关联系统。研究人员发现，TBBG 表现出丰富的相图性质，并具有对扭曲角和电位移场高度敏感的可调谐关联绝缘态，这种可调谐关联绝缘态又能够基于电位移场的开关状态进行转换。最后他们认为这些研究结果有利于在扭曲超晶格中探索扭曲角 / 电场可控的关联相。除第一作者身份之外，曹原还与其导师 Pablo Jarillo-Herrero 教授为文章的共同通讯作者。论文地址：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2260-6扭曲双层石墨烯中的可调谐关联态和自旋极化相。在第二篇 Nature 论文中，曹原等人展示了魔角扭曲双层石墨烯（magic-angle twisted bilayer graphene, MATBG）的研究。他们利用纳米级针尖扫描超导量子干涉装置（SQUID-on-tip）获得量子霍尔态下朗道能级的断层图像，并绘制六方氮化硼（hBN）封装的 MATBG 器件的局部 θ 变化图，相对精度达到 0.002 度，空间分辨率也为几个莫尔周期。最后，研究者确立了 θ 无序作为非传统无序类型的重要性，从而可以将扭曲角梯度用于能带结构工程，以及器件应用的门可调谐内置平面电场。曹原与另外两位作者 A. Uri 和 S. Grover 并列文章第一作者。论文地址：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2255-3在魔角石墨烯中绘制扭曲角无序和朗道能级。网友：这才是真正的后浪时隔两年，再次连发两篇《Nature》，25 岁的博士生曹原，又一次回到了大众关注的中心。知友 @Genoa 表示，相比于那些吃瓜事件，「这才是应该上科学区热榜的问题」。有人说，这才是真正的「后浪」：我看着你们，满怀敬意。这位 25 岁的年轻学者，或许已用行动诠释了这句话：「我们这一代人的想象力，不足以想象你们的未来。」参考链接：《Nature2018 年度十大人物榜单》https://www.nature.com/immersive/d41586-018-07683-5/index.html

今天最爆炸性的新闻就在于一个女博士与四个博士男友+1名硕导和5篇sci文章的新闻。大家在讨论这个新闻的时候，主要集中的还是放在了五篇sci文章上。但是小编想说的是，这位女博士错了吗？面对已婚的男硕导，女博士选择了分手，这个做法是正确的。不管是柏拉图的恋爱，还是实质性的出轨，作为第三者是不被社会所认可的，结果肯定也是不好的，所以女博士果断选择放弃是正确的。再说说男硕导，既然没有勇气离婚，娶女博士，那么又何必苦苦缠着人家，在求之不得的情况下，又来以死相逼，搞得女博士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我想此刻这位女博士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口水估计已经淹没了她，这难道就是这位男硕导的爱情吗？自私。既然都读到了博士，那么这个女士年龄应该在30岁左右了。那么谈婚论嫁是很正常的。既然男硕导没勇气娶人家姑娘。那姑娘肯定要跟你分手，找到一个愿意娶她，给她未来生活的人过一辈子。难道让人家女博士为你这已婚的男硕导做老姑娘，终身不嫁，太自私了吧？既然女博士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而且又那么迫切需要找到结婚对象，那么同时考察四个，又有什么不对呢？既节约了时间，又增加了效率，何乐而不为。现在这种物质的社会，女孩子真的最不需要就是天真，找一个未来自己值得托付的人，让未来五六十年过一个好生活，又有什么不对的呢？还记得那个说宁愿坐在宝马车后面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后面笑的话吗？不管这话是否存在偏激，但是既然能找到宝马车，那你会哭吗？至少我会笑。有一句话叫做贫贱夫妻百事哀，经济基础对于夫妻的感情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对于这位女博士同时考察四位男友的情况，真的在当今社会比较普遍。不管你男生是否承认，你们真的不再已经是女生的神，男女之间是平等的。既然我要嫁给你，那么我肯定要选择对我最有利的。这个道理就跟男生选老婆时，一定要选自己最喜欢、最漂亮的一样，不需要别人的品头论足。讨论到这，这位男硕导请问你还有死自杀的权利吗？其实最自私、伤害女博士的人就是你。不管怎么样？还是祝这位女博士以后生活幸福，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