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在美国求职

纽约时报报道，各国留美博士留在美国发展的，中国占比最高，达到中国留美博士总人数的92%，这个比例达全球留美博士第一，第二名为印度，占比81%，然后是加拿大、德国和台湾地区。在数学界取得的成就的北大许晨阳，全球赫赫有名。可是回国发展6年后，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辞去了北大数学系教授的职务，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大学从事数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朱歆文许晨阳，恽之玮、张伟和朱歆文被称为北大数学“黄金一代”。令人遗憾的是，如今这些人却齐聚美国。恽子玮与许晨阳都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张伟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朱歆文是美国西北大学任教。张伟许晨阳痛批中国国内学术界存在问题：学风过于浮躁，过于急功近利。学术界造假过于严重，如论文、学术等造假。评选论资排辈的观念难以改变，很多时候只看年龄不看水平。青年科学家的研究经费得不到保障，对于年轻人的扶持力度不够。中间为许晨阳北大和清华辛辛苦苦培养了那么多博士生，这些人到美国留学后，竟有92%人留在美国工作。分析下原因，是什么因素造成这种结果？中国为什么留不住这些科技人才？一是高校教育指导思想出了问题，缺乏爱国主义教育。二是国内给科技人才的待遇太差。美国是对科技人才极为重视的国家，他们开出高价薪酬收买世界各国科技人才。美国每年投入30多亿美元为外国留学生提供丰厚奖学金和优惠贷款，成为吸引人才的利器，为在美国毕业留学生提供就业。希教育部门引起高度重视，争取把留美科技人才到回中国。毕竟科技人才是一个国家高速发展的重要保证。

假如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位后，一个月能拿多少工资？这是一个令不少人十分好奇的问题。曾经有报道表明，博士学位的攻关方向和研究领域不同会导致他们的年薪不同，大多数博士介于48000-58000美元之间（约合人民币33万-42万之间）。工程学博士薪酬是最高的，他们的中位数能够达到65000美元（约合人民币50万）。除了工程学收入最高以外，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的薪酬在工业资本界年薪也相当高，他们中位数在57000美元（约合人民币40万）那么男女薪酬是否会有差异呢？男女薪酬确实有相当的差异！根据多种资料显示和统计，工程学类的男博士平均薪酬能够达到95000美元（约合人民币74万），女博士大约75000美元（约合人民币53万）。非工程学类博士差异就要小一些，男博士平均薪酬70000美元，女博士平均薪酬62000美元。那么不同的渠道就业是否会对博士的薪酬造成差异呢？答案也是肯定的，比如说在高校就业工程科学博士平均薪酬达到65000美元，而在商业工业界他们的薪酬能够达到105000美元。非应用工程学类博士在高校就业平均薪酬62000美元，在商业工业界他们能够达到92000美元的薪酬！也就是说大部分资料显示，除了就读专业和博士的年薪挂钩之外，就业渠道也影响着博士到手的年薪！其中平均薪酬最垫底的是艺术与人文类博士们，年薪只要大约26000美元，落下了其他专业一大截！那么是否博士的薪酬一定要比本科生高很多了？其实不然，因为博士主要从事与高科技行业，这确实彰显了博士的就业选择优势！但是这并不能代表着研究经费与提高生产力之间的绝对英国关系。其实与博士学位相比，美国的本科生也确实低一些，但是低不了很多，下图是往年的本科生薪酬数据。所以说在美国读博并不能保证绝对的薪水领先，读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做出科研成就来，而不是选择去社会就业！举个例子来说美国沃尔玛的搬运工人身体好的一天能赚300美元，这比部分博士的收入更加高！这就是美国博士的年薪收入，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编者获得。编者整理不少资料才得出这些数据，相信读者应该已经了解到了美国博士的收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何不食肉糜”的故事，它讲述的是西晋时期发生了一次饥荒，没有粮食吃的老百姓们只能挖草根、吃树皮，即使这样每天都有人活活饿死。得知此事的晋惠帝十分苦恼，“善解人意”的他说道：“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为什么人们饿了就不吃粥，不吃米饭呢？我相信，当我们看到这句话时，大家都会说不出话来，只有高高在上、衣食无忧的皇帝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但“为什么不吃碎肉”的故事每天都在世界上演。比如王思聪在自己的微博上说：“2010年，还没有一个出国过，每次看到农村家庭年收入只有2000元的消息，就会出现这样一句话：“谁让他们不努力学习来改变自己的生活？”评论。2001年，一本名为《我生活在底层》的书在美国各地出版，并被翻译成14种语言。芭芭拉·艾伦瑞克毕业于一所著名的大学，挣了很多钱，她到美国的底层去体验他们的生活。后来怎么了？这个故事也始于几十年前，当时芭芭拉是美国《时代》杂志的专栏作家，出版了几本书。此外，她还是洛克菲勒大学的细胞生物学博士，在美国过着轻松的上流社会生活。一天，她和另一位编辑聊起“低收入者”。在当时的美国，她每小时挣6-7美元（约合45元人民币），每天8小时挣360元人民币。即使是“低收入者”，芭芭拉一天只挣360元也“不可思议”。她认为造成这种差距的根本原因是“他们没有足够的教育背景和能力”。两人争论起来。突然，芭芭拉想到了一个主意。纸上谈兵是没用的。对她来说，亲眼看看“低收入者”的生活更好。就这样，芭芭拉挑了几个美国贫民窟，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出发了。首先，芭芭拉花了500美元租了一间没有床、只有床垫的小房子，但是房子很干净，离市中心45分钟车程。放下行李后，芭芭拉跑到劳动力市场找工作。幸运的是，她很快就任了餐厅接待岗，从下午2点到晚上10点，总共8个小时，每小时工资2.43美元。当时，芭芭拉只有1300美元起家，花500美元租房子，付500美元抵押，花100美元买食物和基本生活用品。芭芭拉全身只有200美元。一想到以后每天开车上班的燃料费，她就很苦恼。但她坚持。第一个月，她赚了1039美元，其中517美元用于日常开支。下个月的房租付了500美元。辛苦一个月后，芭芭拉只剩下22美元。为了继续体验底层生活，芭芭拉开始做两份工作。她白天在一家连锁餐厅工作，下午赶去这家餐厅。她没有时间喝水。三天后，芭芭拉需要服用止痛药才能继续工作。她的身体很快就垮了，但她没钱看医生！没有办法。芭芭拉辞职了。后来，她去了缅因州的贫民窟，发现公寓的最低租金是1000美元。她根本住不起。她每周只能进120元的汽车旅馆（非常危险）。她做了一到五个星期的女佣。她在周末两天照顾老年痴呆症患者。芭芭拉跪下打扫地板，清理老人的粪便是很常见的。芭芭拉觉得她将无法养活自己，她有头发，她没有多少钱后，她的工资。后来，她换了好几份工作，但没有足够的工资来维持她的“生活”（指看病的钱），芭芭拉遭受了很多歧视和羞辱，老板觉得她有“臭味”。这个芭芭拉，以为自己有学位和能力，肯定会从底层脱颖而出，崩溃了。自从她来到这里，她就没有一天读书了。她知道她不能领先。于是芭芭拉回到了宽敞明亮的家，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那时，她觉得自己的呼吸更顺畅了。所有过去的记忆都是生动的。芭芭拉写了这本书“我的生活在底层”，并告诉那些不了解底层社会的人她的经历。“人若喝水，便知冷暖”，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人，不具备随意评论他人的资格。

9成留美博士愿意留在美国，为建设美国出力，美国有多少华人博士随着这两年国家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学生都开始去国外留学，毕竟接受国外先进的经验，回到国家建设祖国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但是各位朋友们知道吗，现在有90%的中国籍博士都愿意留在美国，而不愿意回到中国，为自己的国家出力。到目前为止，在美的华人大约有550万左右，而这些来自中国的移民基本上都是高学历高收入人群。在这些人之中，不乏那些高材生被送到国外留学之后，就愿意留在异国他乡，而不愿意回到自己的祖国怀抱。美国作为人工智能领域非常先进的一个缔约方，除了学术界持续几十年的研发，而且政府也多给人工智能大量的资金，最重要的是全世界各地的人才都源源不断地进入到美国，而这些人才之中，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的高材生，据说美国那些顶级的人工智能公司，研究人员之中有30%左右都是来自中国。根据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人工智能本科学历以上的研究人员之中，只有34%左右的人愿意留在中国，而56%的人愿意去美国继续深造，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有90%的人都愿意留在美国继续工作，至少5年的时间。目前美军正在研究一项关于人工智能的军事技术，而这项技术主要靠在谷歌工作的十几名工程师团队，据有关人士透露，这个团队之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中国人。而美国人工智能领域最出名的华人，可能就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谷歌首席科学家李飞飞了，这位教授就是典型的在美国读完博士之后愿意留在美工作的华人，她在谷歌工作了差不多两年左右的时间，就推动了计算机视觉领域的一场革命，决算上是人工领域之中的大佬了。虽然现在特朗普对于移民政策越来越严格，但是对于那些真正的高级人才，特朗普的这一政策却影响不大，甚至很多地方都欢迎各国的人才来美国深造。不得不说，这些被中国培养出来的人才全部流向了美国，真的是让人非常心动，这些人如果像老一辈的客家一样，在美国学习完之后回到国家建设祖国的话，那该多好呀。也不知道他们每日为我们的敌国做研究，做贡献心里面会不会过得去呢，不知道各位朋友们对此是怎么看的。

在当今这个社会上，博士似乎也成为了众多企业的用人标准。对于很多高校的学生来说，这也是梦寐以求的学位。但要想成为一名博士生，最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国内博士还是国外博士？不要小瞧这一点点的区别，真正意义上的区别可大着呢！对于很多博士生来说，不想进入企业当一个实习生，进入高校就职就成了一条最为普遍的道路。近年来，很多高校在引进博士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海外经历”，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具有海外学习经历者优先”这一点一直存在，成为了很多国内博士生一直跨不过去的坎。在我国清华、北大等众多的一流高校中，新任的教师中，拥有海外留学的经历的教师占80%，有的甚至有多段留学经历，新任的国内博士毕业生则是少之又少。要想在高校里面任职副教授以上的职位，大多数的学校都会要求拥有3年以上的海外经历。这也就说明了海外经历有多重要！海外博士越来越受欢迎，出国读博的人也越来越多，如何选择一个好的学校，菲律宾理工大学给出了答案：菲律宾理工大学是菲律宾排名第二的国立大学，拥有18个分校11个系，可授予46专业的学士学位和15个专业的硕士及博士学位。菲律宾理工大学是菲律宾学生人数最多的国立大学，也是中国教育部推荐的30所大学之一。菲律宾理工大学的优势：1、 菲律宾拥有世界上顶尖的教育资源，能培养学生成为最优秀的国际化人才。2、 尊享海归待遇，学历中国教育部认可。3、 可以为在职人员提供假期集中上课4、 两年至三年获得博士学位，按时毕业，超低成本留学5、 入学手续简单，轻松毕业，帮助学生创业。6、 大专直接读硕士，单独开班，在读期间为优秀学生提供在菲律宾本地年薪8-10万人民币的实习机会。菲律宾大学博士归国待遇：1、 尊享高层次海归人员奖励和优惠创业政策，。2、 享受留学生北上广落户政策。3、 享受购买减免车价20%左右的免税车、创业免税和房租。4、 优秀毕业生可获得到机关单位和央企、国企、外企等相关单位就业的机会。入学要求：参加入学考试、面试合格者直接发录取通知书。申请程序：1、 报名申请：填写报名申请表，提交个人信息及相关资料。2、 资格审查：初审合格后，缴纳服务费。3、 发入学通知书。4、 签证赴菲：招生咨询中心协助学生办理第一次赴菲律宾签证、机票等事宜。5、 抵达注册：申请人抵达学校体检，办理注册手续和考试。6、 学生签证：去菲律宾移民局办理学生签证。

美国理工科博士的就业市场即将迎来一个期待已久的里程碑。数十年来，教育机构一直是博士的最大就业单位。例如，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对博士们两年一次的调查，发现1997年他们在教育机构的就业率比私人单位高11%。但学术领域的就业市场并没有跟上博士扩张的步伐，上个月发布的2017年同等数据则显示了截然不同的情况：私人单位首次以42%的就业率几乎等同于教育机构43%的水平。这一趋势在生命与健康科学领域尤为明显，因为这两个领域的博士毕业人数最多。2017年，在这些博士当中，只有23%的人在学术界拥有终身职位，相比1997年下降了10%。而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降幅更大，在学术领域就业的比例从49%降到33%。这两个领域20年来的变化超过了心理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从35%到30%)、工程学领域(从23%到16%)以及物理学和地球科学领域(从22%到19%)的变化。不断变化的职业生涯博士学位授予人数研究科学劳动力的Georgia State University劳动经济学家Paula Stephan说，这些数字低估了当今学术界对求职者的影响。这是因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涵盖了所有在美国接受教育，年龄低于76岁，且有全职工作的博士。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非营利组织Future of Research的执行董事Paula Stephan说，新加入的博士不太可能获得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终身职位。Gary McDowell补充道：“我们所处的体系中，许多非常聪明的人将获得教职，同时也有许多非常聪明的人却没有得到教职。”一些大学开始通过收集他们自己的博士就业数据来应对这一现实。不同机构的毕业生可能会有很大差异。这种更细致的数据可以帮助大学改进当前学生的培养并指导潜在的求职者。例如，当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发现其许多毕业生在生物技术公司工作时，学校开始通过提供实习、交流和其他实践活动让学生更早地接触这些工作。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研究生院院长Elizabeth Watkins说。她说，“我们应该为未来的学生提供透明度。这是广告界的真理“Watkins是“下一代生命科学联盟”(Coalition for Next Generation Life science)的联合领导人。该联盟是一个致力于收集和传播博士和博士后数据的组织，执行2017年统一认可的标准。到目前为止，这10家创办机构已经在网上发布了有关博士们职业成就的数据。(尽管该联盟名为生命科学联盟，但它也追踪生命科学以外的职业)。另有25家机构将在明年年底前公布他们的数据，其中包括博士后职业生涯的数据。“这是一个巨大的第一步，巨大的”Stephan说，他没有参与联盟，但几十年来一直倡导这样一个数据收集的计划。“这已经晚了25年，但它太棒了。”McDowell也十分赞同，机构层面的数据可能对许多早期职业人士来说非常有启发性。在学术界，你身边总是围绕着那些成为学者的人，但你永远不会看到离开的人，所以很难理解这些学者有多少人。多伦多大学医学研究所的专业发展和校友参与主任Reinhart Reithmeier说，这些数据也可以作为教师的“现实检查”，他们仍然认为终身职位是当今学员的标准途径。加拿大。他领导了一项收集博士数据的类似举措。他和他的同事在1月份在PLOS ONE上发表了他所在机构的受助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University of Toronto 's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专业发展和校友参与主任Reinhart Reithmeier表示，这些数据还可以作为教员的“现实检验”，否则他们仍然认为终身职位是当今学员的标准路径。他带头发起了一项类似的行动，收集他所在机构的博士毕业生的数据。他和同事们于今年1月在《PLOS ONE》上发表了这一研究成果。鉴于年轻学者很少获得终身职位，很明显传统的学徒制模式正如Reithmeier所描述的那样 - “我是一位成功的科学家； 他说，只要做我做的事情，你就会成功，“ - 过时了。” 他现在为研究生教授专业发展课程 - 帮助他们培养可转移的技能，如沟通，并为他们提供搜索和申请工作的技巧。考虑到年轻学者很少获得终身教职，很明显，如Reithmeier描述的传统的教学模式——“我是一位成功的科学家，只要做我做过的事情，你就会成功”已经过时了。现在，他为研究生教授一门专业发展课程，帮助他们发展可转移的技能，比如沟通能力，并为他们寻找和申请工作提供建议。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院长Barbara Knuth也是该联盟的创始成员之一，他注意到一些教师对指导那些不想追求学术职业道路的学生并不感兴趣。她称这种态度是一种“有害的文化问题”，但表示这些教师主要指那些没有看到近期毕业生的数据。Watkins现在正在努力说服更多大学收集类似的数据，为了鼓励这些学校，她和她的同事为其他学校制作了一个“工具包”，并在上个月将其发布在一个服务器上。“我们希望人们可以从我们过去的失误和错误中吸取教训，”她说。“我们越了解学生未来发展的方向，就越能想到我们能否为他们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每当别人和我聊起学历的时候，被问到最多的就是：在美国读博士难嘛？我只想说09年到了美国之后，我先读了硕士。硕士毕业后我利用OPT全职工作了一年（关于OPT：），在此期间，我硕士阶段的导师和我工作时的上司一直鼓励我继续读博，他们对我很有信心，认为我一定可以完成博士学业，所以在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开始了漫漫读博路。先说说如何申请博士，每个学校、每个专业博士的录取要求各不相同，但也大同小异，我读的是文科类博士，首先需要有硕士或同等学历，然后要一份自我简述「personal statement」主要是说清楚为什么想读博，为什么你是一个合格的博士生候选人「doctoral candidate」等，说白了就是要说服导师录取你。接着还需要2-3封推荐信，推荐人可以是你以前的老师、工作单位的领导等，主要是向导师推荐你，其实就是夸夸你。我的专业还要求交一份写作样本「writing sample」，主要是想看看我的文字表达能力，我直接交了硕士论文，我认为这个是比较有说服力的。还有就是两年内有效的GRE成绩。作为国际学生一般还需要语言成绩，但是因为我硕士也是在美国读的，语言成绩就免掉了「wave」。这是第一轮的纸质材料，审批通过后还有第二轮的笔试和面试。笔试我觉得很像限时命题作文，考试当天给你一个跟专业有关的案例「case study」让你进行分析，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写作。面试跟工作面试很像，坐着一排教授，挨个问你一些问题，你要一一作答。全部结束后，会通知你是否被录取了。被录取以后就正式开始了读博之路。根据我自己读博的经历归纳总结下来，主要是几个重要的部分：课程「curriculum」论文开题答辩「proposal defense」博士资质考试「qualifying exam」论文撰写「dissertation」论文答辩「final defense」博士毕业01课程curriculum课程很好理解，就是每学期都有相应的课程，每门课都要通过，美国对博士的成绩是有要求，本科阶段拿C就算通过了，博士要拿B才算通过。所以每学期的课业压力还是很大的，基本博士阶段大家都是冲着A去的。而且大量的阅读、写作、演讲等，真的很不容易。博士阶段我基本没有什么娱乐时间，因为英语毕竟不是我的母语，课后要花大量的时间才能完成课业，熬夜真的是常态。02论文开题答辩proposal defense我的专业是在读博第一年就开始准备论文了，每学期都有一门一个学分的课是专门指导论文的，从刚开始的选题，到后面一步步的写作，都有相应的指导，这点我觉得特别好。论文的开题答辩「proposal defense」也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这关系着你博士论文是否能有一个好的开始。开题答辩的核心在于向教授们说明你论文选题的意义，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课题，准备采取什么方法来研究这个课题，可能产生的结论是什么，这个结论有什么建设性的意义。要让教授们觉得你这个论文可行、有价值。这样你才能顺利进行下一步。03博士资质考试qualifying exam读博第一年结束后会有一个资质考试「qualifying exam」，严格来说你只有通过了这个考试才能算是真正的博士生「doctoral candidate」。如果考试不通过，是会被劝退的，所以准备这个考试的时候压力真的很大。我的专业是八月和十月各有一次考试，八月没考过的十月可以补考一次，补考不过就劝退了。平心而论，我是很担心这个考试不过的。考试都是主观题，主要是考之前一年学过的所有内容以及一些融会贯通的知识，时间是四小时。为了准备这个考试，我把准备高考的劲头都使了出来，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次通过了，终于可以安心继续读博了，但是我的同班同学有考两次才通过的，也有两次没考过退出的，所以这个考试真的是读博路上一个坎儿。04论文撰写dissertation贯穿读博始终的就是写论文了「dissertation」，为了这篇论文我不知道熬了多少夜，掉了多少头发，死了多少脑细胞，流了多少眼泪。不过当完成之后，回头看看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首先，在我顺利通过开题答辩以后，系里会根据我的研究方向指派一位导师给我，也就是我的论文指导委员会的主席「committee chair」，要组成一个完整的指导委员会还需要两位教授，我的chair主要是指导我的研究方向，另一位委员「committee member」也是系里的教授，主要是指导我的研究方法「methodology」，最后一位委员「committee member」需要是相关专业从业者「professional」，因为我研究的是教育管理方向的，所以我邀请了加州州立大学多明戈山分校「CSU Dominguez Hills」的副校长作为我的指导委员。这样一来我的论文指导委员会就齐活了，三位教授在我写论文的过程中给了很多指导和帮助，真的很感激。我的研究和我当时的工作是密切相关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教育管理者来美国学习以后的转变，所以我工作单位的上司也给了我很多理解和支持。总之，在我自己的努力和身边人的理解、关心、帮助和支持下，我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并且发表了，回首过程虽然艰辛，成果还是喜人的。我的博士论文05论文答辩final defense最后就是论文答辩了「final defense」。论文答辩是完全公开的形式「open forum」，系里会提前通过邮件的方式公示某位博士生的论文答辩时间、地点和主题，欢迎大家都来旁听。答辩当天你要详细地将自己的论文介绍给听众，介绍完以后论文指导委员会的三位教授会提问，你要现场作答，他们问完以后在场的其他听众也可以提问，你都要一一作答。提问全部结束后，论文指导委员会的三位教授会集中讨论，决定是否让你通过，如果顺利通过，那么恭喜你，你的博士学位算是顺利完成了。我的论文答辩虽然读博的一路艰辛，但说实话现在很多细节都不那么清晰了，但是读博的日子让我成长了很多，也让我发现只要你愿意努力，还是有很多潜能可以发掘，有很多你原以为完不成的事情原来是可以被完成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愿每一个努力的人最后都能收获成功

【编者按】在美国，文科毕业生很难找工作，这是众所周知却又心照不宣的事实。到底有多难找工作？为什么难以找到工作？很少有相关的研究文章。在最新一期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由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办）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美国人类学研究的危险性”（Academic Precarity in American Anthropology）的文章，两位作者——大卫·普拉策和安妮·阿里森——通过大量的调查，探讨了美国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在就业市场上的困境。对90%的文化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来说，他们的职业目标都是拥有终生教职，并会为其努力奋斗。但不幸的是，在整个美国，这种职位的空缺极少；2016年，只有不到90个教职岗位；截至撰文前，2017年的空缺教职也只有55个。与此同时，据我们推测，只有16%至21%的博士生能在毕业五年内获得终生教职，哪怕只是在任意一个学院中，可见该职位的稀缺与竞争之激烈。但获得终生教职仍然是大多数文化人类学研究生志之所向，他们的导师也希望他们致力于学术研究，并鼓励他们坚持信念、克服困难，以获得教职为职业目标，尤其是在该领域前沿的名校。其实，人类学的研究生教育体系，无论是在课程设置、学科方法或教学指导方面，其目标都是培养学者或人类学专业的田野工作者，至少，也是能通过学界嘉奖、知名出版机构的论文及专著证明其学术能力的教师。总而言之，培养目标是终生教职一类的职位。然而，这种雄心壮志的理想对面，是极为不确定的现实，由此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如果说多达80%的人类学研究生最终无法获得一份教职工作，为什么人类学的博士课程几乎专门培养学术型人才，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呢？更多问题接踵而来：从教学上看，持续接收新研究生，并将他们培养为学术型人才，却只有极少人能获得相应的教职岗位，这是否是道德的？人类学的教职工和毕业生们如何理解就业市场上如此普遍的“失败”呢？在漫长而艰苦的人类学训练期间，学生们如何处理未来职业的不确定性？再者，由于职业培训模式的可行性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是否会有什么新的模式将其取代？源起：关于这个问题的对话太少了笔者二人一直在致力于研究这些问题，虽然各自的出发点和立场完全不同。大卫·普拉策（David Platze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编者注：世界知名的私立大学，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研究生，在撰写毕业论文的最后阶段，他没能通过学术界的首次求职考试。而他通过大学朋友的联系，在Adobe公司实习过一段时间，于是接受了Adobe公司的体验研究员工作。在工作的过程中，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喜欢这份工作，在其中感受到了与同事协作的愉悦，这种合作氛围中也带着一种学术精神。同时他拥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和慷慨的公司福利，这与他之前在研究生学院的紧张情绪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一直都想继续寻求教职岗位。我们的另一位作者，安妮·阿里森（Anne Allison），杜克大学（编者注：世界顶级的研究型大学）文化人类学系的资深教授，也刚好是大卫的母亲，她长期都在处理自己学生面临就业市场时的困境。同时，她在一个关注人类学博士“就业困境”的部门工作，这个部门的教职人员都感受到了该问题的紧迫并积极讨论。在安妮看来，虽然她十分清楚人类学博士生在学术界就业的不确定性，并且她自己也经历了一段焦虑且艰难的任期过程才获得杜克大学这份终生教职，但她非常疑惑——虽然她自己也会建议学生去尝试在非学术领域就业——为什么自己的孩子会匆忙去从事非学术领域的工作，放弃申请博士后或访学教授的职位呢？通过近距离观察大卫的经历，安妮更好地了解了与文化人类学领域相关的劳动力状态。这个过程使她意识到，我们不仅需要更充分地认识学院外的就业途径，还需要考虑，人类学学科难以预料的职业理想可能给受其培训的人带来不利影响。而在公众讨论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对话太少了。于是我们决定与人交谈，试图讨论，在只有极少人能实现职业目标的现状之下，为什么人类学学科的这种成功标准（即获得终身教职），得以存续——虽然这其实看起来很正常。正如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斯·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精神如何侵袭大学系统时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固有的紧张关系，与学术行业的职业使命及经验是不一致的。为此，我们从职业定位和工作两个方面研究人类学家的专业训练及后来的就业问题。我们对大约50名本研究的参与者进行了短时间访谈，他们中有人类学的终身教员、博士生、在读研究生（即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和几位AAA（美国人类学协会）的工作人员，访谈时间通常持续在30分钟至几个小时。僧多粥少：我们是不是培养了过量的博士？很多教职人员与我们交谈时表示，在他们的经验中，追求人类学的终身教职一直是个不确定的目标。许多学生都被警告过，他们中只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能有运气获得任职。很多人都将他们获得稳定教职归于运气：一位终身教授将自己的成功完全归因于偶然，因为他所做的研究，包括田野地点和论文主题，都恰好满足了职位要求，才使他获得了这个已任职15年的职位；另一位终身教授曾提交了200份职位申请，而只接受了两次面试，其中一次就是他现在这份已经持续25年的工作；三分之一的教员都是从一所小型文科大学开始教书，再逐渐被调到一所R1大学（研究型大学），这种任职轨迹也需要运气。从这些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获得哪种终生教职，从来都不是一件确定的事情。而在专业训练、田野工作和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学生们在求职和经济上的风险一直都存在。其实，即使职位紧缺并不新鲜，AAA的数据显示，如今就业市场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严峻。从总体趋势上看，招聘人数大幅减少，2015年只招聘459人，低于2007年的631人（请注意，这些数字并未按子领域细分，包括访学教员、其它有可能的教职以及终身教授等职位）。与此同时，实际上高校生产的博士生数量却增加了：2015年有558个，而2007年是507个。美国人类学协会统计的2007-2016年教职与博士毕业生数据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博士正在进入就业市场，与我们谈话的大多数人却并不知晓现状的残酷——尽管他们能意识到获得人类学的终生教职是很难的，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过去十年中毕业生就业情况的具体数据。许多人表示他们希望能获得这些信息，或者打算在未来某个时候去收集这些信息，但实际上，这些信息的缺失让大多数人对拥有终生教职一事的思考都很模糊。也就是说，大家都承认就业市场很困难，却没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具体的说明。相比之下，在应用类硕士项目中，就业统计数字在其教学部门触手可及，并且表现出很高的就业率。统计就业数据也是教学部门的核心责任。目前，当被问及本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表现如何，以及我们推测的就业数字“16%-21%”这个比率是否能引起共鸣时，只有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这一比率从直觉上讲是正确的，或者略高，另一半的人给出了稍微好一点的数据，不过这通常是因为他们自己所在的院系排名很靠前。然而，即使在前沿院系中，教师们也意识到学生认为就业形势非常不稳定，很有危机感。事实上，许多教师都描述了研究生们有就业压力的意识，以及他们对于如何应对的无力感。有几位教师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根本没有接受过就业咨询的培训，甚至没有在学术界之外工作过。“坦白说，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位名校的终身教授说，“我们很多优秀的学生都没有找到工作，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们。”求学的焦虑：紧张的职业规划和激烈的就业竞争即使是对当今劳动力市场的危机感持怀疑态度的教师也认识到，现在的研究生们非常焦虑。研究生们自己对这种焦虑表达得很清楚，他们认为紧迫感和不稳定性已经影响了大家在学院里的生活。一位学生表示，这是一种强烈的竞争感，你甚至很难将其区别于愤怒与敌意，在他的同学中，有人觉得每一次与同僚的会面都会有点儿剑拔弩张，甚至在学生休息室里洗咖啡杯时也会如此。其他学生们谈到提高竞争力时，更像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他们坚持认为竞争关系中不是人人都能存活。正如老师和学生们指出的那样，这种情形会衍生出一种野心勃勃的精神风气，比好奇心和探究精神传播得还要广。一位教职员感叹道，许多雄心勃勃的研究生在培训初期就将自己塑造成学术界的“个人品牌”，他们通过创建个人网站、定期更新Twitter等，使自己成为特殊领域的“企业家”，而不是知识分子的一员或该领域的相关人士。这种动机引发了一种令部分学者感到厌恶的学科转向，一位终身教授对这种风气感到惋惜，她将学生和青年教师中的这种转向形容为“大逆不道”，她说，仅仅为了找到一份工作而什么都做，何必要来人类学系求学，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去当一个银行家呢？俄勒冈大学前任人类学终身教授凯伦·凯斯基，也许是最为突出的职业咨询顾问中的一员，他们会帮助学生对整个求职过程进行战略性思考，即便学生们对学术界和人类学带着盲目的妄想。我们的一位受访者意味深长地说，那些还在学习这门学科基本技能的一、二年级研究生，即使只有微薄的生活费，也愿意花费超过每小时200美元的费用来支付就业咨询服务。大家对于就业的焦虑是多么显而易见，而职业中心主义也表现得越来越普遍，这非常令人沮丧。许多博士生在回忆他们第一个学期的课程时，都提到自己在积极地参与学术研讨会，而研讨会论文就成为了他们潜在的出版物，他们极其重视这种可见的学术产物，以丰富个人简历及个人作品集的内容。但又有一部分学生认为，虽然让自己的简历丰富很重要，但不断为了发表论文而去参与研讨会的这种行为，对深入地去研究某个领域是不利的。学制的分歧：放慢脚步还是赶紧毕业？除了逐渐膨胀的野心，一些教职人员还指出了对学生和学院施加更大压力的结构性因素。一方面，大学和其他机构的奖学金资助已经减少；另一方面，管理人员对完成学位施加的时间限制变得更加严格。据一位大学教师说，他们学院严格要求所有社会科学的博士候选人要在六年内完成学业，而私营机构也在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许多教师则认为，在时限上的加急与学术训练的过程是背道而驰的，这是一种太过于市场化的观念，是异常的。由于人类学历来重视对异文化语言的习得，以及与长期调研时间相对应的田野材料，加快田野工作可能会导致研究的不深入。一位教授说：“我一直试图让我的学生放慢脚步。”然而，也有一些教师倾向于减少学生在博士学位上花费的时间。一位受访者，他在学制通常为四年左右的欧洲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认为美国体系可能想仿效欧洲体系。另一位教师提到，通过鼓励学生思考、创作、表达比人类学期刊内容更有可读性的作品，从而提高培训的“效率”，她注意到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很可能深陷于理论和术语，而在她看来，文本的清晰性和易读性可能是未来训练的方向，而人类学学者和研究生往往缺乏这种特质。她还鼓励学生更快速地在博士培训的环节中“上路”，比如去实践论文写作、研究计划申请、进出田野点及撰写毕业论文——这一切都将有助于专业知识和技能训练，并且都对学生们在就业市场、学术界以及任何其他领域有所裨益。总而言之，我们认为教职人员在思考人类学训练的时间长短上确实存在分歧。对有些人来说，研究生在学业上花费的时间太多，会对这个学科的细节感到厌倦，也因此无法发展出更多的技能；对另一些人来说，研究生学习的时间太短，则会过于关心个人的就业问题。其实，对于人类学研究生们来说，无论是否有学术野心，不论是在长期或短期的学制下，他们都会感到时间上的尴尬，总感觉自己做出的研究计划是被迫决定的，只能期望未来的研究能证明其真的行之有效。但如果他们徘徊犹豫，可能他们第一学年就接触到的热门研究会变得不再新鲜。然而，如果他们做田野调查的时间太少，又会觉得自己的田野工作是敷衍了事，不够严谨。他们正面临进退两难的窘境。终生教职：是职业追求还是道德绑架？许多杰出、敬业的学生没有获得终生教职的工作是不争的事实。有位大学教员说她对申请她们学校教职的300多人感到非常震惊，“他们都非常优秀，每个人都应该得到这个职位”，她回忆道。但最后委员会只选择了一位候选人，她非常费劲地试图解释这个人为何比其他人更为特殊。另一位教授观察到，他的一些最亲密和积极参与研究的学生都没有找到工作，说这话的时候他赶紧补充道，“那些获得工作的学生当然也是非常好的。”然而，就像大多数我们研究的参与者一样，他没有提到任何正在采取的措施可以使学生更具竞争力地在学术界工作，或更好地为不同类型的职业做准备，无论是在课程中还是在额外的培训中。那么，如果连前沿院校和学界大牛也难以安置他们学生的工作，那么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可能是结构性的，非常简单，即学术界只有极少的工作机会。但在我们与终生教员的对话中，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对学生面临的职业难题感到非常沮丧，他们更为注意的仍然是让学生在终生教职的岗位上更具竞争力，而不是思考其它替代方案。这也是研究生们自己指出的一个问题，尽管一位终生教员认为她自己也同样“短视”，但她仍然说道：“我们都非常热爱校园，无法想象在学术环境以外的领域生活。”她和其他教员一样，都有不少学生不得不选择一份非学术性的工作。与我们交谈过的大学教员中，有一半人谈论了那些在工业设计、政府、新闻、发展、开发、宣传或高等教育的管理部门等领域工作的学生，有一些人还表示他们为此非常高兴。但是这些学生是如何在这些领域找到工作的，大多数教员表示自己毫无头绪，他们认为这些学生最终是靠自己找到工作的，来自学院和大学的帮助其实非常有限。在很多教职人员看来，终生教职更像是一种个人魅力和喜好的表达：他们在做自己关心和擅长的事情。对于这样想的人来说，一份终生教职的工作是一种志向，也是一种使命。事实上，有些人认为，追求终生教职不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一种义务或责任，不论是面向人类学学科还是那些人类学所研究的人群，当然，在人类学中，这两者间通常是相通的。一些研究生表示，不论个人成本如何，他们的导师都期望并要求他们能获得终身教职，这是一种从道德和伦理上的自我要求。这种立场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一名研究生认为，那些在人类学系探索其它领域职业路径的教职人员，是个人对学科的背叛，甚至是道德败坏的。其他人则表示，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中，需要或想要在学术界以外寻找工作的话题从未被提出，即使管理者一直在向学院施加压力，希望将职业化要素纳入其课程中。一位博士生回忆说，在经过连续五次在就业市场上的尝试以及四年的兼职之后，她决定去工业领域寻找工作，却收到了一些委员会成员发来具有敌意的电子邮件，指责她对该学科缺乏承诺。过去，她曾试图与教员谈论一直找不到教职工作给她和家人带来的心理压力，但她的导师不愿意介入。同时，委员会则坚持说她的学术能力非常强，只要长久坚持就能寻找到教职。现在，她已经在科技行业工作两年，而那些她曾经认为是朋友的大学导师们已经不再回复她的邮件。许多研究生表示，虽然在学术界以外就业并不是那么严重的禁忌，但这的确是一个很少与导师们谈到的话题。职业前景或者就业市场的现实状况会被视为是粗鄙的话题，并不值得投入像讨论哲学、人类学理论或民族志议题那样的精力去讨论，也不应获得热切的关注。然而，另一些教员却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是学生自己不愿意考虑学术界以外的工作，并且坚持将精力投入到各种研讨会和学术资源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园研究生教育：是专业训练还是“庞氏骗局”？在批判整个学科生产过量的、无法被任职的博士生这个问题上，一位教授称整个教学系统为“掠夺性的”。他谴责道：“是我们的自私自利让我们不愿意教学生做一些别的事情，而让他们一直在做和我们相同的事情。”另一位人类学教授则称人类学为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在这位资深教授看来，录用研究生并以一个极少人能完成的虚幻的职业梦想去鼓励他们是不道德的。“我们自以为这是一份崇高的使命，让学生在不得不回到他们的现实生活前，至少去为此追寻八九年的时间。”而他的提议则是完全放弃人类学研究生教育。少数人类学教授也表示他们听过类似的建议，并且不情愿地表达自己也持有相同立场。有些受访者则思考到了其它层面，他们认为教师在教学、教学辅助、研究助理等方面赤裸裸地利用研究生的劳动力。一位终身教授说，教师们是研究生教育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维系研究生教育，鼓励追求教职，是因为这使得他们可以教授他们喜欢的课程，并开展小型研讨会。还有几位教授指出，研究生教育使得他们随时可以获得助教，也可以减轻一些单调乏味的评分文件，以及与本科生合作的时间。以终身教职为目标的路径中，也鼓励学生以最低工资去做一些边缘性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以获得所谓经验，而这些经验可以使学生在求职市场上更有优势。其实，这些工作任务不论是以教师们组织、编稿、研究背景指导的监督会议或哪种形式，可能都是一种利用的借口。除此之外，在激烈的求职市场竞争中，毕业生们对推荐信的需求更强化了这种提供劳动力和时间的关系。虽然公然的利用情景很少见，但至少在调查中，我们听到了比预期更频繁的关于这个主题的微妙提及，不论是明示还是含蓄的提及，教师们可能的确在利用研究生的劳动力，更不用说一再被提及的兼职工作。回到上文中我们讨论的人类学研究生在学制长短上进退两难的窘境，有几位教师还暗示他们的同事存在故意拖延学生论文时间的行为，其实也是因为上述原因，他们一直告诉学生，这是为了生产高质量的研究，但实际上，他们最终是为了确保自己作为知名学者光明的前途。就业市场：由热爱的学科陷入求职的困境同我们交谈过的研究生和博士生都表示求职的过程不仅费时费力，而且令人深感沮丧。许多人都描述道，他们无休止地申请工作，不断地接电话并准备面试（无论是通过AAAs、Skype，还是访学），同时，他们还要提交进一步的博士后申请或一年期的职位，这个过程中他们还必须保持理智，做万全准备，让答辩委员会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满意。这个过程令人筋疲力尽，不论是身体上、心理上还是这当中的一切。我们还听到了几个在这种压力之下关于婚姻和亲密关系的故事，尤其那些年轻的父母，他们因为整个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而备受煎熬。一位博士生回忆起自己的一次“情绪过山车”，他说自己在秋季申请职位时感到非常乐观，而在冬天遭到拒绝或没有回应后又感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接着在春季收到一两个回应后又激动得发抖。另一位博士生也哀叹道，在他的同学中，关于求职过程中如神经质般的分裂感和终日揣测已经成为了所有人都在讨论的问题，即便是他们聚会的派对上，也在聊这个话题。还有一位博士生，她对整个求职过程中彻头彻尾的不安全感和无助感深深叹息，她申请了许多个访学的职位，却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很难做出相应的准备，她说自己体验到一种强烈的绝望感，以及深深的自我怀疑，因为她发现自己无法在曾经作为决胜者进入的领域成功获得一个职位。几乎所有我们的研究生受访者都表示，获得终生教职是他们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的目标，而且这种目标被视为选择博士项目时理所当然的愿望。大多数人都承认，这样的愿望也是他们自己的理想，并不是教师们强加给他们的——而是受到自己对人类学学科的热情所驱使。一位博士生非常强烈地描述了她对田野工作和人类学研究的热爱，她表示自己愿意接受任何一种学术职位，包括在欧洲或中东的研究机构，并为此持续地寻找机会，然而，她无休止地申请都没有得到反馈，这种徒劳感逐渐让她感到失望。另一位受访者则说，是人类学的与教学相结合的研究在支持着他。即使他现在做着一份不稳定的、薪资微薄的助理工作，也比他在求学于人类学之前，在公司有着一个高薪的职位更为充实，不论要耗费多少个人成本，他也不愿意再回到之前的角色。事实上，这位最近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博士生表示，如果有人需要，他愿意成为他人终生的研究助理。他宁愿在研究机构里作为研究员而工作，也不愿意去社会上工作。还有一位乐于成为人类学家的博士生，他的理由是不知道自己还合适做什么其它的事情。经历了求职市场上连续的失败后，他离自己最初学习人类学的雄心壮志已经越来越远了。另一位博士生也透露，自己已经很难回忆起当初为什么要克服那么艰难的过程来学习人类学了，甚至在回顾时会有点怀疑这个过程是否值得。

葛书润：这群本该负责为人类“摘取桂冠上的明珠”的人，在求职时同样会遭遇种种困境。我们和四位中国高等院校的博士聊了聊博士就业那些事儿。11月，武汉华中师大一附中官网发布了一份“2020年第一轮教师招聘拟录取人员公示”，在拟录取的9名老师中，6人都是国内外顶尖大学的博士，其余三人也是清北硕士。图片来自华中师大一附中官网截图网友感叹，且不论华师一附中能带来的薪资和平台有多诱人，一个高中教师的教职能够引来如此“神仙阵容”下场厮杀，难道现在顶尖院校的博士们，就业压力也这么大？《自然》(Nature)杂志不久前发布的一份针对博士生群体的调查报告，揭露了世界范围内，这群本该负责为人类“摘取桂冠上的明珠”的人，在求职时同样会遭遇种种困境：“七成博士对前途迷茫”“36%的博士生都因为焦虑症或抑郁症而寻求过帮助”……而关于最现实的毕业求职问题，79%的博士根本不知道将来该做什么工作，对前景不确定。甚至有超过30%的博士生觉得自己正在读的项目对“找工作没用”。我们和四位中国高等院校的博士聊了聊博士就业那些事儿，看看他们在焦虑什么、烦恼什么。不要赌博？是不要读博一个段子：一个学生在租房的时候听房东老太太嘱咐：“不要读博，不要写代码”。毕业后发现他读博和写代码的朋友确实混得不好，不由得感叹房东的大智慧。很多年后，这位学生才搞清楚，老太太说的是：不要赌博，不要吸大麻。从某种意义来说，读博颇像一场赌博，将五年甚至更久的青春孤注一掷，在科研、学术的苦海里翻腾。读博的理由千差万别，但博士学位对求职的加成，都是四位受访者重要的考虑因素。清华大学药学院博士钱耀正说：“像我们行业，平均学历都是硕士了，成堆成堆的硕士，博士也很平常，基本上要想进比较好的药企，都需要有海外经历的博士后。”即便同进了一家企业，也会因学历的不同被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如果你是硕士毕业，做研究的概率就小一些，可能就是药企里的一个螺丝钉，如果是博士，就更有可能让你负责一个研发的项目，晋升的几率也更高。”而如果要继续留在学界，在高校或研究所谋得一席之地，学历要求只会更加硬性。更直观的是，在同一领域内，高一级的学历的确能带来更高的薪水。“硕士毕业的时候和师兄师姐交流，了解到在我们这个专业，一个有机合成的博士的工资比硕士大概要高两倍甚至三倍，起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钱耀正说。国内最大的O2O招聘平台香草招聘于2018年联合新东方在线发布的《2018年高校应届生就业报告》显示，薪酬仍是高校应届毕业生们首要的考虑因素。2018年，专科应届生的平均起薪为2900元，本科4500元，硕士研究生6100元，博士生8000元。所以钱耀正把一口气念到博士看作一笔有远见的投资：“如果未来十年，你的同事都有博士学位，你却没有，学历就可能就会成为晋升的瓶颈，但到那时候我已经没有那么多精力去读博了。”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的升级，博士这一头衔对年轻人而言也不再那么遥不可及，攻读博士，可以是继续科研、修炼能力、升级履历甚至是暂时逃避就业的一条路径。教育部发布的《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7年，全国研究生招生80.61万人，其中招收博士生8.39万人；在学研究生263.96万人，其中在读博士生36.2万人。而在十年前的2007年，全国招收研究生41.86万人，其中博士生5.80万人；在读研究生119.50万人，其中博士生22.25万人。十年间，博士生招生规模增长44.7%，在读博士生规模增长62.7%，增长十分可观。国家政策也在鼓励进一步扩大博士生培养的规模。2018年8月20日，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指导意见》提及“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规模，加快发展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也提出“稳步发展博士研究生教育，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然而事实上，不论是从需求的角度还是结构的角度，在中国，博士依旧可以算一种“珍稀动物”。2018年博士扩招的主要原因便是“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旺盛”及“本科硕士教育发展长期快于博士教育，导致人才培养结构失衡。”“供不应求”的形势面前，博士的求职之路似乎并不应崎岖。是什么造成了博士们的就业压力呢？选择更多，还是更没得选？但缺口大，给博士们的就业选择就一定更多吗？读博能为就业加成，却也会带来不少“副作用”。选择窄化就是其中之一。博士们多在一个较小的课题或领域开疆拓土，这让求职者会对专业与职业的匹配度有更高的期待。“一般人在职业选择上会只选择和自己博士专业相近相关的，因为你的知识是越学越窄了，是一个专才，再去学习跨行的东西的话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钱耀正说。和其他求职者相比，他们更不易向那些相关度不高的职位妥协。而即便妥协，失落感也会更重，“毕竟学了这么多年”。同时，优厚的薪水也不是那么好拿，“相对而言，用人单位对博士的期待会高得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张乾说。想让所学物尽其用，对博士来说也没那么简单，“专业对口”基本能做到，但对口之余，能不能有进修、拓展的空间却不一定。北大硕士毕业、工作两年后又进入人大教育学院继续攻读博士的柏雪说，“（当时）我有几位博士毕业的同事，好像跟大家也差不多……除了继续搞科研，或者进公务员体系这些比较看重学历的地方，如果进企业或者创业的话，我觉得硕士学位真的够用了，没必要花这么长时间再读一个博士学位出来。”其次，在经历了漫长的教育阶段后，博士们在年龄上已经缺乏优势。冒险的心气被消磨，“本科毕业的时候觉得自己干啥都行，什么都想学，但到博士的时候这种心态几乎不会再有了，更多想着稳定和回报率。”钱耀正说。这种消耗甚至被体现在外形上，“在读博阶段，头发也掉了，人也变瘦了，时尚品味也变低了。”钱耀正笑言，“我本科的时候还挺注意形象的，等读了博士，我身上喷个香水，实验室的同学还以为有机试剂泄露了。”让人变糙的，还有随着年龄的增加需要承担的更多现实压力。买房、养老、成家、陪娃……这个年龄的青年人需要面对的，博士们也一样不少。相比于刚刚20出头的本科、硕士应届生们，这些“老毕业生”一踏出象牙塔，就得有更多现实的考虑。不宜久留还是太难留？在被问及未来打算时，四位受访者中的三位都较为坚定地希望留在学界，继续科研之路，另一位也将留在学界作为重点考虑的归途。评估一份职业的维度有很多，但留在学界对博士而言，无疑是与多年所学匹配度、“转化率”最高的选择。在19世纪德国洪堡大学理念的影响下，传统的博士学位主要是为学术职业生涯做准备，与高校的教职资格相关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进入学术职业的入场券。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李澄锋在其论文中提到，“博士研究生是一个国家学术职业的后备军，学术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取决于是否有足量的、优秀的、具有科研潜质的博士毕业生加入。”时至今日，在中国，继续从事学术相关的职业依然是博士们较为主流的就业方式。根据2017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与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联合主持的“中国博士毕业生调查分析课题”的调查，博士毕业生从事学术职业的比例达到69.14%，其中高等院校占36.32%，科研机构占9.25%，国内外从事博士后研究占23.57%。但近些年来，随着几次重大科学技术的突破以及博士生规模的急速扩张，世界各国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去向逐渐转向学术界外部，中国也不例外，博士在学术系统中的就业比例呈下降趋势，企事业单位正在成为中国博士们越来越重要的就业方向。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管道泄漏”。这种“泄漏”对整个社会甚至全人类而言，不乏负面影响。学术职业对于高深知识和人才培养承担着特殊使命，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学术职业对于社会创新和发展起着关键作用。而博士学位获得者被认为“具有很高的学术生产力和发展潜力，是最符合学术职业学术特性的后备军，肩负着知识的生产和扩散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任”，一旦“泄漏”至其他领域，则学界的后备军人数就会随之减少。但对个体而言，如何规划职业道路又无疑是一种自由。“这都是博士生们自己权衡之后的选择。一定是选择一个综合条件最好的。”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赵悟奇说，“比如华师大一附中的教师岗能够被这么多清北的毕业生选择，说明人家开的条件确实好，或者这些人确实有一个教书育人的梦想。况且，20多个人在每年培养出的那么多博士生中比例并不算高，我们为什么不能容许一定比例的人有和大众不一样的选择呢？”赵悟奇觉得，从社会角度看待“管道泄漏”，也不能说它是个负面现象。“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我确实认为这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因为它的投入和产出比不合理。但我们也不能说在高中任教是个技术含量不那么高的活。教育是国家的根本，而让博士去教高中生，肯定能起到为学生们开拓眼界的作用。”钱耀正也说，华师一附中的现象并非大材小用，反而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欧美有很多博士毕业去当中学老师当小学老师，而他们注入到中学、小学，对那些小孩子的培养，对科研能力，创造性思维培养是非常有裨益的。”但更多时候，“泄漏”也并非博士的本意，而是此地实在难留。据《自然》杂志的调查，在今天的英国，100个博士研究生中只有3-4个能在大学中拿到终生教职，这个数据较美国还算乐观的。《自然》杂志提醒广大博士研究生“留条后路”，学术道路是目标，但除此之外，职业方面可能要另辟蹊径。在中国，博士们在学术圈的就业形势同样不乐观。柏雪说，随着博士毕业生数量的增加，竞争日趋激烈，高校的选拔标准因此水涨船高：”现在高校对新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有海外经历的师资博后才是他们的首选。”师资博后，指在某高校以博士后的身份度过两年左右的考察期，并在期间产出了达到标准的学术成果的，才能留校转为教职。“现在每年的博士毕业生越来越多了，考博的越来越多了。然而高校的岗位并没有增加，教职供不应求。”大环境之下，只有真正的“能力者”才能被留下。就像钱耀正所说，虽然大家都说教职难找，但决定性的因素还是水平的高低，“它的难易程度跟你个人的水平有关，如果你水平突出，那绝对是能有职位的。水平不突出自然竞争不过。 ”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有多大意义，是张乾的另一个担忧，他认为，即便自己走向学术相关的岗位，所作的研究也可能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当前高校社科类学术研究有“自娱自乐”之嫌，这让他时常感到有些迷茫。而“高不成，低不就”则是赵悟奇的烦恼。“虽然说大学老师和研究所的岗位确实不能满足所有博士的需求，但很多博士并非是因为不能留在学术的岗位而离开的，而是因为不能留在比较好的学术岗位上。理论上说，只要你愿意往下探，岗位还是有的，就看你愿不愿意而已。”而“往下探”的意义有多大，他也不知道。“如果在高校任教，那么就是你的学生在做你的实验，学生的资质几乎决定了你的未来科研成果的高低。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只想去985高校任教，因为实验的成功率会更高，优秀的学生能将研究成果扩大化。”并非人人都能探取明珠因为接受采访回忆起当时选择读博士的瞬间，钱耀正依旧唏嘘：要不是硕士阶段碰巧遇到了合胃口的导师，还算顺利地发了两篇论文，也不会发现自己身上学术研究方面的可塑性，一路走到今天。读博虽然有种种“劝退瞬间”。四位在被问到“读博是否有用”时，几乎都毫不犹疑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张乾觉得，读博士让他在研究中掌握了一套方法论，从而真正知道，如何对一个哪怕是全然陌生的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是他未来参与工作、解决困难的底气。钱耀正则认为，“成为博士”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骄傲。“是博士把人类的认知慢慢地往前推，如果你有一定的学术成果，人类文明史上就算有你的一道了。可能很多很多年后，可能有一位年轻人读到了我的文章，少花了许多时间，少走了一些弯路。这就是我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