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有什么证

多证在手，升职我有，热门资格证书有哪些？在众多的考证热潮中，排名靠前的十大稀缺证书到底是哪些呢？它们对各自相关的行业人员的职位与薪酬提升又有哪些影响呢？西米可以一起简单看一下。一级建造师二级建造师注册一级消防工程师注册城市规划师注册给排水工程师注册动力工程师电气工程师注册岩土工程师注册一级结构工程师注册以及建筑工程师2哪些证书的含金量比较高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根据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和公证法等的规定，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申请律师执业和担任公证员等职业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但是因为含金量比较高的原因，成功考取到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也是比较难的。国家司法考试称得上是中国司法行业从业者的入职门槛，难度极大，被誉为中国第一考，每年通过率大约10%，据说记忆量超过人类极限。执业医师证书执业医师资格证是判断医师是否具有从医资质的最主要标准，没有获得执业师资格证的所谓“医师”属于“非法行医”行为。国家对职业资格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合法执业，考取执业医师资格证书是越早越好。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CMA)报考条件：只需要满足一个学历要求即可：1、持有教育部认可的三年全日制大专毕业证书2、持有教育部认可的学士学位证书3、持有教育部认可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硕士学位证书、博士毕业证书、博士学位证书4、持有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认证的CPA、国家会计资格评价中心认证的中高级会计职称证书、ACCA的全面合格会员符合CMA学士学位的教育要求人力资源管理师：报考条件：共设四个等级，分别为人力资源管理员〔国家职业资格四级)、助理人力资源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三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报考条件各不相同，一般要求有从业经验。十大稀缺证书中，基本是以理工科行业为主，文科类方向的比如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人力资源管理师等，属于考证门槛低， 含金量较高的资格证书。工作之余有闲余时间的，也可以考虑整一个此类证书，为今后职业发展提供机遇。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各行各业对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就拿我本人所在的学校来说，从2010年开始招聘专任教师岗位最低要求就是具有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历。近些年又提高了资格要求，除了要求有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历以外，还要求博士毕业年龄不超过35岁，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不超过40岁，特别优秀的可以放宽到45岁。也许这只是各大用人对学历要求的一个缩影，但是近些年报考博士和申请博士后的人员也越来越多了，从侧面反映出就业压力较大。博士和博士后同属于让不少人“仰慕”的对象，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1.概念不一样博士是一个学术符号，代表着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博士后是一个工作，代表着具体从事某项研究的人。因为学位只分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种，博士是最高的学位。通过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学习考核合格的可授予博士学位，取得博士学位以后就是博士。而博士后并不是学历，也不是学位，只代表你从事了某项具体工作的研究，是一份工作而不是学习经历。2.身份不一样博士是学生身份，博士后不是学生身份。博士可分为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和非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无论是全日制还是非全日制，无论是有工作还是没有工作，在没有毕业取得博士学位证书和博士研究生学历证书以前，都是还是学生身份。而博士后则不是学生身份，博士后没有脱产一说，都是具有正式工作的人，为了进一步进行科学研究或者在专业相关领域有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而进行的研究工作。3.待遇不一样博士的待遇相对较低，博士后的待遇相对较高。如果是全日制博士的话，一般会按照学校的同类人员工资水平发给津贴和生活补贴，而博士后则参照一定的工资标准按月发给工资。除了在工资待遇上的区别外，博士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经申请后可以进行流动，所以博士后科研站都叫做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正常毕业后，博士后所享有的待遇更高，可以在原单位或者职务晋升或者职称评聘的优先条件，并且可以被作为优秀人才被“挖走”都有可能。而博士虽然也是属于人才类别之一，但是待遇仍然不如博士后。以上就是博士和博士后的主要区别，除此之外，博士和博士后在导师关系上也有所不同。例如博士的导师叫做博士生导师，而博士后的则叫做博士后合作导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师生关系，而是一种合作关系。总的来说，无论是博士还是博士后，都是很不错的学术提升渠道，能够考取博士和进入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文丨华夏史谱（文章原创 ，版权归本人所有，欢迎个人转发分享)1982年，我国举行了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首次博士论文答辩。那一次到场的老师阵容非常豪华，他们都是当时科研界的顶尖人物。比如，曾参加“两弹一星”工作的彭桓武，以及胡宁与戴元本等著名的教授，由他们组成一个七人的答辩会投票小组，让他们来评判博士生论文的质量，以及是否有资格可以成功获得博士生的称号。此次答辩会老师的阵容强大，学生的阵容也不容小觑。因为这一届的博士生各个都是数一数二的人才。正如，那位博士编号为001的学生，就曾受到杨振宁的青睐。01新中国第一张博士证书的颁发这位新中国第一位博士生，他的博士证书是由钱三强亲自签发的，他的博士编号完整地来讲是“10001”，这代表着中国第一批博士生中的第一位获得博士称号的学生。现在，这一张具有纪念意义的博士证书已经被国家博物馆给保存下来，成为一个划时代的美好象征。这是对于这张证书的拥有者马中骐一生最好的肯定。02马中骐漫长的博士之路马中骐，他的博士之路走得非常艰辛。从大学本科到博士毕业，马中骐整整走了二十六年。在1956年的时候，年仅十六岁的马中骐就进入到兰州大学就读。马中骐选择的是那所大学的物理系，秉着对物理学的热爱，马中骐克服了兰州的艰苦条件，用学习和知识来充斥自己的生活。所以，在兰州大学上学的那段时间里，马中骐几乎书不离手，只要有了空闲，那就坐下来品读书籍，研究知识。至于其他的户外活动，他则较少参加。马中骐在兰州大学顺利毕业以后，便开始了留校教书的生活。那一年，马中骐才只有二十一岁。在兰州任教了三年以后，马中骐又一次迎来了自己新的学习生涯。他考上了北京大学，成为了胡宁的学生。在胡宁教授的帮助之下，以及马中骐自己的刻苦学习之下，他的课业成绩非常突出，也受到老师的关注。可是一年以后，马中骐迫于社会因素，不得已再一次回到了兰州，在那里劳动做苦力。虽然工作的时间大大占用了马中骐的读书时间，但是他还是能挤出一点时间读书，就多挤出一点出来。后来马中骐的两次研究生重读愿望都落空了，这让他备受打击。不过，幸运的是，国家惜才爱才，放宽了考试的年龄限制。这才让马中骐有机会可以重新回到学校。就这样，马中骐在自己的努力之下，回到了学校学习，并且成功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博士生。马中骐的博士论文还曾经被送到杨振宁的手中，让杨振宁帮忙把关，由此可见马中骐学习成绩优异，受到了国内外的关注。杨振宁也曾经评价说他的研究成果是“能留得下来的工作”。03马中骐2005年退休之后，马中骐还被国家评为“博士导师”，由此可见马中骐的学术造诣有多高了。马中骐一直在为国家服务，直到2005年的时候，他才在任上退休。马中骐的一生是传奇的，他用他的刻苦，来告诉人们努力了才会有收获的道理。

博士，在中国古代曾被用于学官名，也曾用于称呼茶坊伙计——“茶博士”。在现代汉语中，博士则是人类教育体系金字塔尖的王冠，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那顶博士帽，让无数学子、科研工作者孜孜以求。博士作为学位已有几个世纪，而直到30年前，中国才有了自主培养的第一批博士。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次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被耽误了10年之久的一大批青年，从厂矿、田间重新回到校园，就是在他们中间，诞生了新中国的首批18位博士。中国博士的第一次学位授予仪式，没有西方舶来的博士服和博士帽，却有着中国特色的隆重——仪式在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们颁发了学位证书。虽然当时很多人并不清楚“博士”为何物，但首批博士学位的授予，却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记录着重新建立起来的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与期待。博士“十八罗汉”首批博士在学位授予仪式后的合影1983年5月27日，北京，又一个姹紫嫣红的初夏。坐落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热闹非凡。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走进这里的既不是来访的外国首脑，也不是共商国是的人大代表。这一天，在这座宏伟建筑物里济济一堂的是当时全中国最有学问的群体——中国自主培养的首批博士。这18个名字注定要载入史册：马中骐、谢惠民、黄朝商、徐功巧、徐文耀、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墫、苏淳、洪家兴、李绍宽、张荫南、冯玉琳、童裕孙、王建磐、于秀源。中国自己培养的这18名“土博士”中，有6名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6名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名来自复旦大学，另外两名分别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除了唯一的工学博士冯玉琳当时在美国读书没有到场外，其余17名博士和他们的老师、校长们，以及一批硕士参加了这次大会。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寓所内，首批博士之一、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马中骐指着书房里的一张照片对记者说：“后排最中间的那个就是我。”照片上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博士、导师和硕士代表”一行字，成为1983年5月27日的历史定格。照片上，博士们并没有穿着统一的学位服。因为意义重大，当时博士应该穿什么衣服参加学位授予仪式，也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要不要像国外一样采用学位服。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还不大接受西方的衣着方式，人们的服装以中山装、白衬衫为主，色调集中于黑、白、蓝、灰。像博士服、博士帽这样的特定服装很少为人所知，很多人觉得那像是宗教服装，很怪异。因为没有定论，最后国家决定，首批博士不配备学位服，而是按照大型会议的惯例，每个人发200元置装费，让博士们自己决定着装。 第一次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只有王建磐一个人穿了西装，但根本不会打领带，只好向导师求助。马中骐则回忆说：“我当时也没请示什么人，只是觉得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穿洋装不太好，‘文革’时大家不都穿军便装嘛，我就去买了一套新的军便装，蓝色的确良卡其的。”首批博士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尚志，至今还保留着大会的入场券，粉色的票面上印着他的座位号。那天一位老先生走到他面前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李尚志说：“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先生说了句“中科大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就走开了。旁边有人兴奋地小声嘀咕：“钱老！”李尚志这才知道，问他话的，竟然是中国科学界泰斗级人物、“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下午3时，学位授予仪式开始，当他们从中央领导人手中接过紫红色封面、印有金色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时，新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了。这18名博士，后来被人戏称为“十八罗汉”。这样高规格的学位典礼，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原主任、原国家教委研究生司司长吴本厦曾撰文回忆说，举行这个仪式的目的是要选出人才、出好人才，在北京集中举行授予仪式，也是为了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首批博士之一、复旦大学教授张荫南把1983年5月27日称为“国家学位的‘开国大典’”。“这是国家的根本大业，虽然当时的培养条件并不是很充分，但百废待举，人才青黄不接，急需自己培养人才。可以说，国家走出了大胆的一步，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第三步……”“比梦都美好。”李尚志这样形容自己博士学位的获得。他甚至觉得那一天美好得不太真实，怕酣梦醒来，自己仍然躺在大巴山的小屋之中，桌上摆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学习材料。1970年，李尚志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回到四川万源县，在公社小学和农村工作队一呆就是8年。“文革”之中，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几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批斗。小学教师身份的李尚志对此已经“习惯”了。但是，从1977年开始，好消息一个接一个来了。恢复研究生1977年，夹在“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年份，像一道分水岭，划开了两个时代。现在，人们回忆起这个特殊的年份，总会将它和一个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命运的事件结合在一起——恢复高考。那一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工作，自告奋勇主抓教育和科技工作。当时“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但“两个估计”，即所谓“新中国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依然沉重地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1977年8月4日，邓小平提议举行了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要来参会，后来，他们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到。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谈话口子越来越大。清华大学的教授在谈到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3年就毕业了，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邓小平听了此发言，当即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与会的学者们越说越激动，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科学家的一致赞同。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情绪激昂的专家们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一锤定音。恢复高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更是许多个人的人生拐点。恢复高考的历史功绩被无数人感念，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比大学本科更高一级的研究生招生，也是在这一年确定恢复。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当时国务院批转的文件其实有两个，另一个即《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的主推者，同样是邓小平。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在同方毅、刘西尧的谈话中提到：研究生也可以招过去大学读过一两年的大学生。凡是过去处理不当的，有点基础的，可以放到大学，也可以直接放到科学院，成为今年大学招生的重点，当然年龄可能大一点。几天后，在那次确定恢复高考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多数时间是安静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偶尔的插话中又一次提到了研究生教育：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当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中断了12年。早在1951年，中国就已经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主要是由苏联援助中国的专家来教育培养。而这些研究生实际上是“师资研究生”，目的是为新中国培养一批高水平教师。1957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今年招收4年制研究生的几点意见》，拟在“师资研究生”之外，培养少量质量较高的相当于苏联副博士水平的研究生，研究生的培养方向开始注重科研工作。此后，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一直在“师资研究生”和科研研究生之间摇摆。研究生毕业完全按照国家分配工作，师资研究生毕业了就去高校当助教，科研研究生毕业则进科研院所搞科研。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学位的概念，研究生就是比本科生高一级的学历。首批博士之中，马中骐是仅有的一个在恢复研究生招生之前就已经上过研究生的。1964年，马中骐考上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但命运捉弄，只学了一年，“文革”爆发，正常的教学全被打乱。1967年，他回到母校兰州大学，当上了一名物理系助教。“文革”之中，教师水平、能力评价不在学术水平，他的助教一干就是十年。兰大理论物理教研室已经解散，图书馆都关门了，他只好搞点地下科研。1977年，马中骐的命运迎来了转机。在去大连参加一个会议的途中，他到北京看望了导师胡宁。胡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中央允许69届、70届的大学生回原校继续就读，叫做“回炉大学生”。当时恢复高考的政策尚未出炉，“回炉大学生”的政策显然是来自8月4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而且与邓小平的讲话直接相关。有“回炉大学生”，那么也就可能有“回炉研究生”。胡宁惦记着自己的爱徒。“胡先生问我愿意不愿意当‘回炉研究生’。可以回北大读书，我当然高兴了。”马中骐满心欢喜地去了大连，但当他开会回来再去看望胡宁时，却被告知“‘回炉研究生’行不通”，因为中央没有红头文件，意味着没有编制和经费。马中骐只好又回到兰州大学教书。几个月之后，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文件正式下达。马中骐又看到了回北大读书的希望。可当年他已37岁，按照当时的规定，35岁以下才能报考。希望再次破灭。波折考研路国家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的文件在1977年10月正式下发，这时，早已经过了传统的夏季高考时间，但是整个国家对知识的渴望已经迫不及待。当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570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般涌向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77级大学生实际上是1978年春季走入的大学校门。而选拔更高端人才的研究生招生，在1977年让位于高考，一直到转年的5月才开考。因为年龄超限而不能报考研究生的马中骐，恰恰因为这次研究生考试的“拖后”而得到了机会。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而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文化大革0命”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也正是在那次全国科技大会上，马中骐等一批超龄研究生迎来了他们的春天。胡宁等一批老学部委员，向国家提交了一个提案，提出1964年与1965年入学的研究生有一批人才，他们在“文革”时尚未完成学业，恢复研究生把他们排除在外实在可惜，希望能放宽年龄限制。提案交上去，胡宁等学界泰斗们并没有马上得到回复，但是研究生招生年龄限制的口子，却很快如他们所愿地打开了。时间到了1978年的4月份，距离研究生报考的最后期限仅剩几天时，马中骐在电影广告栏里看到一个通知：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岁，64级、65级研究生不受年龄限制。“当时的这一政策真是解放了不少人才。”马中骐感慨。1978年5月5日，他和另外63500名考生同一时间走进不同的考场，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包括，政治、外语、基础课和专业课。“文革”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几乎是断档的十年，这些科目的难度比以后的研究生考试要相对容易，亦如此前几个月的高考。但对当时一些考生来说，这样的考试已经难上加难。10年间，他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和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考卷对他们已经非常陌生。参加1977年高考的考生中，很多人甚至连真正的初中教育都没有完成，经过一两个月的突击自学就进了高考的考场。而对于满身疮痍的中国来说，也别无他途，只能降格以求，以便尽快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大学生。同在1978年入学的77级和78级大学生共有40.1万多名，只是参考人数的1/29，与今日中国大学超过70%的录取比例相比，真有云泥之别。 能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人更是少之又少。1978年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学子中，马中骐说自己是“幸运”的。十年的助教生涯，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提拔晋升，但他始终没有离开物理教科书。基础课、专业课的考试内容，并没有超出他的授课内容，对他来讲可以说是轻而易举。胡宁先生当年在北大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各设了两个研究生名额，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位置几乎就是为马中骐量身定制。而他的成绩也足以傲视同级，当之无愧。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科院成为1978年研究生招生的“大户”。原中科院教育局研究生处处长郁晓民回忆，中科院招收研究生比教育部所属高校的准备要早，因为中科院选取的都是高端人才，不涉及高考。1978年，中科院就成立了研究生院，第一期招生2400人，占到了当年中国研究生总数的近五分之一。首批博士之一的于秀源，1978年报考的是山东大学研究生。那时，距离他从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已过14载，他的身份是杭州四中校办工厂的工人。于秀源所在的厂子不太想放他走，但幸好当时中央对工作人员报考研究生的政策很宽松，虽然费了不少周折，厂里最终还是让他报名了。既要工作，又要准备考试，于秀源经历了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准备研究生考试，他只能在工作之余，一边哄孩子一边温书。于秀源回忆，每个晚上，他坐个小板凳，旁边放着竹板子做的童车。他的脚来回蹬着童车，“催眠”躺在里面的小儿子，一只手捧着书，另一只手在一个小方凳上演算题目。王建磐是首批18位博士中最年轻、也最有传奇性的一位。他同时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和1978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同一年拿到了本科和研究生的入学通知书。“文革”爆发时，王建磐刚刚上完高中，还没来得及参加高考。此后十年中，他当过农民、中学数学老师，还在县剧团当了5年编剧。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王建磐已凭借戏剧创作多次获奖，小有名气。而他参加高考考中的，是与文学编剧毫不相关的华南理工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刚刚迈进大学校园不久，王建磐觉得自己最大的爱好还是数学，他在高中时就自学了大学数学课程。正在此时，研究生报名开始了，王建磐报考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著名数学家曹锡华的研究生，又一次顺利通过了考试。1978年，全国共录取了10708名研究生。研究生不分级别，没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之分。如果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学习、毕业，他们就会被统称为“78级研究生”，那18位佼佼者，也不会荣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博士。学位制出炉马中骐在进行博士论文答辩，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博士论文答辩。“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硕士、博士的头衔，这样的名词，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陌生的。马中骐告诉记者，虽然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博士”这个词，也知道它代表的荣誉，但“博士”并不在中国的教育评价体系内，他也就从未想过自己能成为博士。“那时我们在意的也不是能不能获得什么学位或者称号，能够堂堂正正地搞科研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学位制度，研究生就是最高学历，很少有人明确学历和学位的区别和意义。按照现代教育学概念的区分，研究生属于学历，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知识训练的学习经历；而博士、硕士、学士是学位，标志被授予者的受教育者程度和学术水平达到规定标准的学术称号。一个是学习的经历，一个是学术的水平，两者有着本质区别，但在中国却被笼统地归于“研究生”。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已经培养出了于敏、周光召等具有博士水平的研究生。于敏和周光召都在科研领域做出了卓越成就，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周光召后来获得过美国纽约市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却始终不是中国的博士。现代学位制度在上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曾仿效英美等国的学位体制，颁布了“学位授予法”，但适逢乱世，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这项制度最终没有得到认真施行，中国也就一直没有自己培养授予的博士。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界、科学界曾经两次尝试建立学位制度。一次是1954年，国务院组织了由林枫、范长江、薛暮桥等13人组成的委员会，开始拟定学位制度。1957年，学位制度草案刚刚完成，却赶上了“反右”运动，学位制度胎死腹中。第二次是196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领衔起草学位条例。这次的学位条例草案未及完成，又赶上了“文革”。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统领下，学位被视作资产阶级法权范畴，学位条例再次被搁置。直到1979年，中国再一次开始酝酿建立学位制度，已经入学一年的“78级研究生”，有了成为硕士、博士的机会。吴本厦是《学位条例》的起草人之一，据他回忆，建立学位制的提议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提出，邓小平马上在他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刚刚担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接受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起草《学位条例》。“当时小平同志的指示基本是三条，一是一定要搞成学位制度，二是建立学位制度要快，十年磨一剑不行，三是搞什么样的学位，要结合本国的国情。”吴本厦回忆。这次学位制度的建立的确如邓小平所要求的，“速度快”，《学位条例》从起草到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仅用了11个月时间，但这样的效率并不意味着过程一帆风顺。1979年10月，当时国家科委一位副主任给方毅、胡乔木写信：“关于建立学位制度问题，我认为本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因为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文件只要稍作修改就可以报中央，可是这个工作交到教育部的某个机构之后，将近1年之久（其实只有7个月），至今还处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之中。”以第二次学位条例草案为基础制定学位制度在当时颇有支持者，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制定学位制度的方向之争：套用前苏联的学位制度，还是建立一套接轨世界的学位制度。“文革”之前我国草拟的两版学位制度，都是以前苏联学位制度为蓝本，而这个蓝本颇为“自成体系”，与国际通行的学位制度不大协调。比如，前苏联设立了“副博士”这样另类的学位，而博士学位不是通过研究生教育获得，要靠科研工作者长年的科研成果去争取，能得到博士学位时经常要等到五六十岁年纪。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显然更注重与国际社会的接轨。蒋南翔为此给邓小平打了报告，解释了此前学位条例草案的不适用理由：前苏联的博士学位，需要科研工作者“皓首穷经”，对我国“快出人才，特别是从青年人中发现和使用优秀人才是很不利的”。他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制定一个各国相互承认学历、文凭、学位的国际公约。在经过调查走访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的实际情况，与老专家、老学者进行无数次交流、座谈后，学位起草小组向国务院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并交由人大常委会审议。1980年2月12日，《学位条例》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1981年1月1日开始实施。当时，作为《学位条例》母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还没有出台，《学位条例》也成了共和国的第一项教育立法。依照《学位条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也随之成立，负责《学位条例》的贯彻和实施。直到今天，学位委员会仍然是领导全国学位工作的主要机构，负责《学位条例》的修改和实施，以及授予单位和学科的审批等重要工作。为了实施好《学位条例》，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地组织了由四五百人组成的庞大的学科评议组，评议首批学位授予单位。评议范围涉及到了50多个大学科，而评议组成员都是由该学科最有学术造诣的老专家组成。为了保证博士点资质审核的高质量高要求，起初的通过率只有1/3。不少知名大学甚至被“剃了光头”，申报的四五个学科竟无一通过。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专业的名单。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1981年，新中国的首批硕士产生了。这本来也是个值得关注的标志性事件，但首批硕士的风光全被首批博士“抢”去了——即便首批博士还没有产生，但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等8个授予博士学位的试点，已经让人们满怀期待。“黄金阵容”谁能成为中国授予的第一位博士呢？于秀源本来有机会创造这个“第一”。他的导师是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科研方向是解析数论。在他的毕业论文上，著名数学家王元院士做了这样的批语：“此人论文水平达到博士研究生水平”。可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可以授予他的博士学位。因为成绩优秀，于秀源在1980年就提前研究生毕业了，中国的学位制度还在草拟之中。直到学位制度出台，山东大学向教育部请示，希望于秀源能作为首批博士参加学位授予大会。于秀源记得，为了他的博士学位，学校研究生处处长专程带他到北京。处长告诉他，为了证明他的实力，学校将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检验他的水平，还可能组织考试。最后，考试并没有进行，于秀源也没有再进行形式上的博士论文答辩，潘承洞和王元两位中国顶尖数学家的评价足以证明于秀源的学术水平。1983年5月27日，在研究生毕业三年后，于秀源被正式授予博士学位。这批博士，拥有一个现在看来很“奢侈”的培养阵容，他们的导师几乎都是院士及各领域内的顶尖学者。如果一一列举出首批博士学业的授业恩师，那将是一长串令人高山仰止的泰斗级学者名单。后辈博士们对这样堪称“黄金阵容”的超豪华团队，恐怕只有艳羡的份儿了。马中骐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位博士。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老学部委员、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胡宁是他的导师，钱三强签发了他的博士学位证书。“文革”十年中，马中骐在兰州大学担任助教。相对于很多同级研究生在科研上的十年“撂荒”，马中骐说自己应该庆幸，他从未离开自己的专业。研究生第一年的课程主要是基础课，除了英语和数学，他的专业课水平足以给同级研究生上课了。胡宁特批马中骐不用上专业课，直接开始搞科研。胡宁一直想用实践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培养自己的博士。马中骐说，他读研究生时，李政道从中科院研究生院招了一批学生去国外学习，胡宁坚决不同意马中骐去，理由是：“马中骐是我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水平足够博士的，没必要到国外再培养一遍。”“博士在科学上应该有所创造，博士论文应该达到世界上比较高的水平，当时我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学生的。”首批博士之一洪家兴的导师、中科院院士谷超豪曾经说。洪家兴现在已经是中科院院士了。从做谷超豪的学生到毕业后留在复旦做了导师的同事，共处的几十年，洪家兴发现导师就是这样做的：自己开拓了一个方向，交给研究生去做，然后再去开拓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谷超豪最早研究微分几何，由于国家需要，转向与高速飞行器设计有关的数学问题；当他在超音速绕流等方面取得开创性进展后，就把这些研究交给了李大潜，自己一头扎进混合型方程组的研究；在已经有突破性成果后，又把这个领域交给洪家兴，自己转向规范场理论。关于他在规范场领域的研究，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经赞叹过：“谷先生是站在高山上，看到了全局的人。”当时的导师们丝毫没有门户之见，每位博士的成果凝聚的不只是一位导师的心血，而是多名专家在培育。洪家兴说，当时除了谷超豪，复旦大学的李大潜、陈恕行等数学家也给自己很多指导。而他的导师谷超豪，也给了马中骐学术上的指导。马中骐的博士论文题目，用到了谷超豪创造的一种研究方法，为此，他两次前往上海向谷超豪请教。“超豪华阵容答辩委员会”是首批博士的共同经历。马中骐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由7位物理学界的顶级专家组成，其中中科院院士就有五位，“两弹元勋”彭桓武，以及胡宁、朱洪元、戴元本、谷超豪等。和马中骐一样，李尚志也没有真正上过博士研究生的课程。他的博士论文原本是为硕士毕业准备的。他做出了导师曾肯成布置的一个题目，又用这个题目的方法，做出了北京大学段学复教授从美国带回来的一些代数学的猜想，取得很大突破。“曾老师得知后非常兴奋，把我的成果告诉两个人。一个是丁石荪，另一个是万哲先，中科院院士。两位先生看了之后说，如果这个东西没有错的话，那就不应该只是研究生毕业，应该是达到博士生水平了。”李尚志回忆说。李尚志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由中国群表示论的奠基人段学复担任，中科院万哲先、北京大学丁石荪、华东师大曹锡华等教授任委员。“在那之后，代数界再也没有博士的答辩委员会能聚集分量如此重的一批专家。”为了给李尚志争取博士论文答辩的机会，曾肯成用尽了关系，“跑破了鞋子”，请丁石荪参加答辩会时，曾肯成要李尚志告诉丁石荪：“如果他不去，我就拿根绳子到丁家门口吊死。”李尚志到了丁石荪家里，哪敢这样说，但丁石荪还是答应了。李尚志出门时，才将导师的话说给丁石荪。丁石荪哈哈大笑。从1982年2月第一个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马中骐之后，到1983年4月，一万余名78级研究生中，层层遴选出了18位博士。1983年5月27日，中国以自己的最高礼遇，在人民大会堂为首批自主培养博士颁发证书。当时有国家领导人问博士生导师之一、复旦大学谷超豪教授：我们国家培养的博士，和国际上的水平比起来怎么样？谷超豪笃定地回答：可以达到国际水平。十八博士今何在首批博士中唯一的女博士徐功巧和导师邹承鲁院士。30年过去，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现在都已是花甲、古稀之年。他们不少人都接受过多次采访，回顾这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很多报道都会说，获得博士学位，对他们来说是命运的改变。他们的命运确实转变了，但转变的契机不是博士学位，而是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如果不是恢复了高考，王建磐可能还在县剧团写着剧本，而不是后来蜚声国际的数学家；如果不是恢复研究生招生，于秀源可能还是一个校办工厂的普通工人，李尚志则在大巴山中当着小学教师……改变命运的又何止这18位博士，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拐点。而博士的光环，成就了这次改变最亮眼的标志和成果。作为“中国第一号博士”，马中骐对这一名号一直很淡然。30年前召开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马中骐作为博士代表上台发言，发言的题目叫《新的起点》。“走上科研这条路，博士其实只是起步。我自己并没有把成为第一个博士当成那么光荣的事情。”马中骐说，“谁是第一批、第一个博士，这是历史的偶然。真正的意义在于国家恢复了对知识的重视和对人才的尊重。”如果说第一批博士有什么独特之处，马中骐认为应该是浓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那时候比较单纯，考研究生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对科学的热爱，无比珍惜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全身心投入到科研、教学工作当中去。不像现在，很多博士其实就只为了个学位，好有个找工作的硬件。”这18位博士中，有17位理学博士、一位工学博士。他们一直活跃在相关学科的前沿，多数人已经作为导师带出了自己的博士。对于他们的科研成果，实在无法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清楚。马中骐的博士论文《SU（N）静态球对称规范场》，仅是这个题目，就足以让非物理专业的人摸不着头脑。我们只能用更世俗的角度去说明一下他们的成就——尽管这是首批博士们都不太看重的一些评价： 赵林城成为国际知名的数理统计学家；洪家兴院士作为特邀报告人曾登上国际数学家大会讲坛；苏淳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教头”；王建磐曾执掌华东师范大学……18位博士，有着当今无可比拟的“含金量”：他们当中走出了一位中科院院士，一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四位大学校长或中科院所长……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批博士传承着老一辈科学家的风范。马中骐的导师胡宁在北大，每周听一次他的科研汇报。“胡先生没有一点架子，听我汇报时都是相互探讨的姿态。如果他说的有什么不对，我当场就争辩，他会说，‘嗯，你说得对，我收回。’”现在的很多研究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很多导师在研究生的科研成果上署名，对此，马中骐很反感，“胡先生从来不在学生的论文上挂名。”马中骐毕业后去美国进修，曾和杨振宁一起工作。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曾有一篇论文是杨振宁给出的方向，并且提供了方法，却坚决不同意署自己的名字。这样的学风普遍影响了当年那一批博士。于秀源带出的博士生中，王小云可以说大名鼎鼎，年纪轻轻就找出了两大国际通用密码的漏洞。但别人提及她时，于秀源的回答是：“她的成就靠自己。”这与于秀源的导师、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如出一辙。在别人说起于秀源在超越数论做出的成绩时，潘承洞说：“于秀源是我的学生，但我真的不太懂超越数论。”李尚志是我国首批100名国家级教学名师之一。他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院长，早已是博士生导师，但仍坚持每个学期都给本科生讲授基础课。这个习惯从他在中科大数学系当系主任时就保持着，他说：“我们系从华罗庚开始就一直是知名教授上基础课，这是多年的传统。我唯一的本事就是没有将这个传统破坏掉。”30年过去，从最初的18位博士起步，如今博士帽已在神州大地上遍地开花，全国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超过五万个，早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博士授予大国。但是，必须正视的一点是，目前，中国博士所取得的成果，并没有与博士数量的增长成正比。早在30年前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上，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提了个问题：“以后那么多博士怎么办？”很多人当时并不明白苏步青何有此问。这个问题在今日听来，更容易理解其中深意：中国博士的数量与日俱增，博士是否还能保证足够的“含金量”？博士在科研工作中是不是有相称的贡献？现在，这个问题该交由一批一批的中国博士们去解答了。本文原载于2013.10.22 《北京日报》17、20版

近日，知乎上有位90后，今年9月，从北大退学。他不是本科退学，是读北大计算机图形直博，而且是直博第5年退学。而整个学制不过是5年。直博退学的后果有多严重？直博退学意味着5年白读，连个硕士毕业证书也没有，只有一个盖章的肄业证书。帖子一出，大家惊呆了，这是什么操作？一共5年的学制，4年坚持下来了，在最后一年退学，这人是傻还是怎么回事？这位的情况是这样，他从小就对游戏充满兴趣，他的兴趣不是玩游戏，而是对计算机图形学数字媒体和人机互动特别感兴趣。希望自己以后能从事动漫游戏的制作。但是在中国目前没有好的游戏设计专业，所以当年推免保研的时候，他在计算机专业里选择了一个与游戏最接近的方向：计算机图形学。这位当初觉得5年读个直博，比起3年读个硕士更有性价比。显然这位当初并没有明白直博和硕士之间的区别。所以在浙大硕士、清华硕士与北大博士三个offer中，选择了最难的那个。直博刚开始的前2年，因为主要是上课和做横向项目，凭借着成绩和出色的编程能力，这位得心应手，非常顺利。但从第二年下半学期开始，他觉得不对了。他的导师没有展现出一个北大教授应有的学术素养和科研素质，感觉像是脱离了学术圈很久。而且这位导师脾气相当暴躁，非常专横，这位90后的所有学长学弟们都敢怒不敢言。当然，这还不是大问题。更严重的是这位导师采取的是“收割型”教育。也就是说，只要需要到的学生做横向项目了，才有必要的指点和尊重。而对学生在学业上遇到的其他问题，导师的回答只有一句话，自己看着办！除了催进度，几乎给不出能够落地的实质性指导。比如论文投稿，导师连看都不看就让直接投出去，这态度还不如盲审的编辑老师负责。导师把实验室不出成果全部归咎于招的学生不够努力。则很明显有点说不通，考到北大读研读博的学生不够优秀努力？一个两个是有可能的，全部都是则完全不可能。这位90后读博一时，一位被延迟毕业的学姐退学了；读博二时，一位学长换导师了，换了导师以后在新实验室频频发顶会（顶级会议论文），出国交换一年，顺利毕业。而另一位已经发够论文，达到毕业要求的学姐被穿小鞋，答辩未过，一年后回校重新答辩才拿到毕业证书。读博5年只有一位读了7年的师兄毕业了。即使这位足够努力毕业了，他的毕业论文也是水得不行，但凡接受过好一点的科研指点，不至于写出这种水平的论文。未来希望能在游戏设计方面有所建树，但是自从来到这个实验室后，导师给他安排的选题都是导师感兴趣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即使勉强读完博士学位，对将来的人生规划也没有太大帮助，徒有博士头衔的虚名而已。因此他选择了退学。博导和硕导的问题，在各大学都存在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就是把读研和读博的学生当成免费的劳动力，扔到实验室为导师的课题做苦力。在这期间，工作非常辛苦，收入几乎没有。最难受的倒不是这个，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得不到导师的指点，更有甚者，好不容易做实验的数据被导师拿走，论文被导师署名。学生敢怒不敢言，导师一句话，还想不想毕业了，直接就能让学生偃旗息鼓，老老实实地干活去。导师压榨学生不是个案，大量的学生都忙着为导师做横向项目，自己花在科研上的时间极少，还得不到导师的指点，延迟毕业的情况比比皆是。最后即使毕业了，这个博士也没有什么含金量，完全是时间熬出来了，论文倒是有，真正的科研成果不值一提。更麻烦的是这种现象会成为轮回，这些博士生以后成了硕导和博导，也会和他们以前的导师一样，自己的学术水平一般，给不了学生指点，把学生当成免费劳动力。忙着做横向项目赚钱。这样的科研机制，“水师”带出一批“水硕，水博”，这些“水硕，水博”成长起来继续祸害下一批学生，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位退学是相当明智的决定。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退学又是非常可惜的，毕竟5年的时间浪费了，基本基础课目都完成了，或许换个导师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好在教育部终于向大学的不正常现象动手了，明确规定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清除“水师”“水课”，随着教育部的动作不断加大，相信最后必然会规范大学硕导和博导的行为，使得教学和科研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目前无论是脱产读博还是在职读博，我国现行的博士制度就是宽进严出。也就是说，你考博读博还是相对容易的，但想顺利毕业拿到博士学位却是比较难的。博士圈里就流行这样一句话：“没有延期毕业的硕士，没有按时毕业的博士”！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得出博士毕业有多难了。对于全日制脱产博士，曾有一项数据显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生每年按期毕业的比例不到2/3。华南理工大学的博士生正常毕业率不足50％，上海交通大学甚至曾有90％的毕业生申请延期毕业。南京高校有三到四成的博士生延期毕业。对于在职博士每年有多少人延期毕业或不能顺利拿到博士学位，目前还没有相关数据显示。据很多在职读博的朋友反映，攻读在职博士要一边工作，一边攻读博士学位，还要兼顾家庭，要想顺利毕业拿到博士学位难度不是一般的大。但不管有多难，每年顺利毕业拿到学位的博士还是很多的，他们都是怎么做的呢？怎样才能顺利毕业并拿到博士学位呢？下面就针对在职博士报读人群说一下吧。在历经教育改革之后，现在我国的在职博士教育项目基本已经不再需要参加全国统考了，而是改成了院校自主招生，因此各个院校的招生工作计划、报名和考试等全国未作统一规定，也由各招生院校自定。所以在职博士能够顺利毕业并快速拿到博士学位，院校和导师起到关键性作用。要想顺利毕业快速拿到博士学位，你需要做到以下5点。1、选对学校，熟悉导师，并了解学校的毕业标准很多人选择在职读博之前都踌躇满志，志向远大，想着通过几年博士生活，学习新知识，开阔眼界，让工作和生活都上一个台阶。所以在选择学校和导师的时候往往重视名气，最后选择了要求严格，毕业标准高的学校。导致了最后毕业难，拿学位更难，慢慢可能就失去信心了。所以，在选择学校时，你得了解一下学校的毕业标准是什么。比方说有的学校毕业拿学位标准是3到4篇论文，一篇核心，有的学校确是2篇论文，1篇核心即可。从毕业的角度看，选择标准低的就容易毕业。还有选择导师，在入学前就要了解一下导师，了解导师的渠道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说了。选择了导师之后，想办法跟导师熟识，让导师了解你的工作，默认你付出，在选题时多考虑你的资源，让你用工作中积累的东西来毕业，而不是给你指定一个全新的领域去探索，或者干脆不管你，让你自己选题。2、别缺课，千万别缺课在职人员需要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如何合理的配置精力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是甭管多难，咱千万别缺课。如果实在没办法必须要缺课去做某事，事后一定要补上。这样不至于因为课程被耽误，而出现课程重修的现象。3、端正态度，坚定信心的去读博看到很多在职博士最终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很大的原因在于自己思想上没有重视这件事情，也就是态度没有端正，没有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和足够坚定的信心去读博。总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有正式工作的人了，有较高的收入，对于拿博士学位仅仅是为自己锦上添花的事情，有这种思想必定会导致自己在行动上出现迟缓和拖延。所以，如果你想要顺利毕业拿到博士学位，一定要端正态度，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去完成这件事，努力的学习，把读博的工作量做足了。其实这也没什么可解释的，不付出时间和精力，就想拿博士学位，哪有这么轻松的事情。要知道博士学位毕竟是我国最高的学位，拥有博士学位标志着你的受教育程度和学术水平达都到规定标准的本专业的最高学识水准。4、想办法处理好跟导师之间的关系曾有朋友提起在一起学习的同学，特别不待见导师，不爱见导师，怕导师。不待见导师，那是纯属给自己找麻烦，这个就不说了。说说不爱见导师，怕导师，怕什么呢？怕导师对自己的选题和想法不满意，怕见了导师不知道说啥。其实你越怕导师你与导师的关系就越远，导师对你的帮助作用就越小。所以，你得主动搞好和导师之间的关系，主动联系导师，要知道博士学位攻读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所以你必须要经常主动的和导师进行沟通，探讨论文的研究方向，实验内容以及撰写论文需要注意的问题什么的，对导师多主动沟通联系，别躲着导师。同时按照学校和到时的规定准备论文，该答辩的时候如果论文能满足最基本的要求，相信导师一般也不会为难你的。5、重视与同学之间的关系有不少人读在职博士一方面为了拿到博士学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结识人脉。因为在职博士研修班学习的在职人员几乎都是领导高层，有一定职业背景的人士，积累这样的高端的人脉资源对自己未来的发展而言是很重要的。当然能结识到对自己有帮助的人脉固然是好，即使不能结识到相关人脉也要搞好的同学之间的关系。因为如果能与一起学习的几个同学保持紧密的联系，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保障读书的效率。比如交作业、找材料、查分数，以及及时通知了解各种消息，或是遇到具体技术问题是给你建议等等，好处真是太多了。总之，能得到众多同学的支持和帮助，对顺利读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以上几点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同时祝愿每位读博的朋友都能顺利毕业快速拿到博士学位。（来源丨微信公众号：在职研微厅）

马云：招聘不看文凭 那只能证明多交了几年学费！我认为引进人才不能只看名气，看证书，看论文，这样很难引进创业人才；我们公司招聘我是从来没看过文凭。在我看来，拿一张博士文凭只能证明一点，他爸多付了几年学费而已。一个人才是不是真正的有本事，就看他在公司的个人所得税交多少；他交的个人所得税越高，他就越是个人才。网友们纷纷对此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看看网友怎么说：那么，大家是怎么看待这阿里高薪招聘？欢迎留言，私信与我互动

#博士研究生#学历造假一直是国家严厉打击、坚决不允许发生的事情，不仅会对社会产生不好的影响，一旦曝光，自己也会受到严厉惩罚，比如“北大博士”翟天临、“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博士”唐骏，因学历造假，最后结局都很惨。有了前车之鉴，后人应该引以为戒，不再犯错。万万没想到，最近又爆出一则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萍对外宣称其为中南大学工学博士，但实际上未上过一天大学，无硕士文凭，博士论文涉嫌造假。”一、没上过大学，却3年拿下985博士文凭这到底是什么“牛”操作？一般人再怎么都得好几年才能博士毕业吧，更何况是中南大学博士毕业证，这位“董事长”究竟是能力太强还是另有隐情呢？在事情被报道出来之后，中南大学对此进行了调查，最终结果是：追回刘萍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决定。他的博士学历证书和毕业证书同时被取消，作为一家公司高管，因为这件事情可谓是里子面子全没了。二、为什么有身份地位的人，更容易学历作假，而且成功率更高？因公司内斗而被揭露学历作假，东窗事发后，产生的影响可能一生都无法平复。为什么要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去作假呢？一家公司董事长，与中南大学也一直有深度合作，能走到这个位置肯定是有一定才华能力的，到底是什么原因迫使他走上这条不归路的？“刘萍之所以要搞博士学历，是因为丹邦科技所在的行业被公认为是高分子材料尖端科技领域，为消除其科研能力被质疑。所以才搞一个高学历。”博士学历造假还没完，最奇葩的是刘萍所准备的同等学力文凭也是假的。那些为了考上本科、考上硕士的同学，拼了命地学才换来的胜利果实，刘萍连大学都不用上就可以轻松拿到中南大学王牌专业：有色冶金的博士文凭。三、网友反应很可谓非常“精彩”随着这件事情的热度越来越高，网友们也是积极参与，发表言论。有网友调侃：“早知道中南大学博士都这么容易拿证，就不该胡乱报其他学校“。”明年的考博热门院校非中南大学莫属”。那些有实力考中南大学却选择了其他不知名院校的人表示：“哭晕在厕所。”更有人开玩笑说：大家应该向刘萍请教一下，怎样在短时间内拿到博士证？讲一讲自己的学习历程，毕竟3年拿博士证书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放弃很可惜。玩笑归玩笑，调侃归调侃，事件的背后其实还有很多细节并没有讲清楚，比如刘萍是如何拿到博士证书的？中间有没有什么利益链？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情况发生？中南大学的态度也比较模糊。总结：小优觉得，无论我们身处什么样的环境，人品都是成败的关键，我们可以通过不正当的渠道获得成就，一旦曝光，我们也会承受致命的打击。对于“董事长”一天本科都没有念过，却3年拿下985博士双证，你怎么看？欢迎评论。

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编陈三，很开心又和大家见面了，1982年的时候我国举行了首次博士论文答辩，那一次到场的老师非常豪华，彭恒武、胡宁、戴元本著名教授都参与，七个人组成了答辩投票小会，让他们来评判博士生论文的质量，是否有资格可以获得博士生的称号。今天要说的就是获得博士编号001的学生，曾经受到杨振宁的青睐，中国第一位博士因此诞生，这个人叫做马中骐，博时证书是由钱三强亲自颁发，完整的博士编号就是10001，这也代表着中国第一批博士诞生，这张具有意义的博士证书还被国家博物馆给保存下来，这也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对于马中骐来说，这是一生学习成果的肯定，也是一件令人骄傲的事情，他的博士之路非常艰辛，从大学本科到博士毕业，花费了整整二十六年，在1956年的时候，16岁的马中骐到兰州大学就读，选择的是物理系，大学毕业后开始留校教书，后来马中骐准备再次开启学霸之路，通过自己的学习，最终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个博士生。马中骐的博士论文曾经送到过杨振宁的手中，还让杨振宁帮忙把关，他的学习成绩吸引了很多人关注，马中骐后来留在中国工作，一直在为国家服务，直到2005年才退休，当时被评为博士导师，在学术造诣非常高，他的刻苦努力精神值得每一个人学习，小伙伴你们对这位博士有什么看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