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招生中国史

学士、硕士、博士是我国当今高等教育不同阶段的学位名称，因为连续扩招的影响，有人打趣说：“大街上扫把随便一扫，总能扫到一大把本科生。”本科生即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其实这些学位名称的称谓中国早已有之，他们的用法和意义完全跟今天不一样。博士最初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官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许慎《五经异义》：“战国时，齐置博士之官”。秦汉时代博士的职责主要是掌管图书，通古今，当皇帝问起内容出处，博士就得答得上来。魏晋以后，专门指宫中掌管某一职责的官员，如精通礼仪是太常博士，通晓音律的人为太乐博士，精通医术的人为术医博士、医药博士，精通天文、星历、卜筮之术的人为天文博士等。唐宋以后，服务性行业的从业人员也称为“博士”，比如茶馆酒馆的“茶博士”“酒博士”，以磨粉为业的人的有“磨博士”。相当于今天“师傅”称谓，所以说满大街都有博士。硕士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指的是古代品德高尚，学问渊博之人。也常用“硕老”、“硕儒”等来称呼博学的硕士。学士最早出现在周代，当初是指在国学院读书的贵族子弟们。后来泛指文官和读书人，如唐韩愈《答殷侍御书》：每逢学士真儒，叹息踧踖，愧生於中，颜变於外。南北朝以后，学士是专门从事文学撰述之官。唐代代翰林学士为文学侍从之臣，侍奉皇帝或权要左右，往往参与朝政和机要谋划，比如李世民秦王府的“十八学士”。如果学士面前加了个大字，那可就不一般了，是为“大学士”。特别是明清两代，明朝朱元璋因废除丞相制度，直接由亲统六部。处理六部事情亲力亲为实在应付不过来，不得不设殿阁大学士，为自己顾问，大学士并无实权，类似今日的秘书之职。明成祖朱棣开始开设内阁，延揽大学士入内阁，品阶虽只有正五品，但是为皇帝起草诏令，指导批答奏章，具有极大的实权，大学士中居首者，号称首辅。清朝沿用内阁，大学士为正一品，大学士称谓可不是人人都可得到，如傅恒乾隆三十五年死后至清亡，就再没有人得到保和殿大学士。中和殿大学士总共清代也只有四人。所以说得到大学士位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2019年9月5日在京举办的全国易学实战应用大赛启动仪式上该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易学联合会会长孙晶当场宣布，易经预测学纳入博士生招生计划。易经查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官网，在2019年招生计划中，“《易经》与预测学”作为研究方向之一列在中国哲学下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国务院直属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是政府人文社科方面的权威机构。其对“易经预测”学术的认可，并纳入学科监制，很多人认为这是易经的破冰之旅。其实，这也是算是理所当然。众所周知，在近年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中，《易经》相关的考题多次出现，涉及很多领域，而相关的哲学、国学的在职研究生、博士生考《易经》自然理所应当。易经而此次周易预测学被社科院纳入博士生招生计划，可以算是重登大雅之堂。从古至今，《易经》作为百经之源，“四书五经”的中的第一经，一直是历代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史书明确记载，汉易的象数之术却献计于朝堂之上，孟喜、京房一脉的周易与预测之案例屡见不鲜，众人皆知（可参汉书史料文献之京房传等）。到了东汉时期，象数易学走向盛极，易经的地位举足轻重。《新唐书·选举志》中有明确记载，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儒经教习和考试中，经书分习有定制，《礼记》、《春秋左氏传》、《诗》、《易》、《尚书》为必考科目。而且唐代教育部门规定，诸教须授正业。易经宋代重文，科举依然。易学，受理学的影响，走上了易理考证之路，杨万里就是考证派的代表。而北宋邵康节等人的《易经》成果也是斐然。到了明代，四书五经的教材范围也有硬性规定，《四书》以朱子集注版本为主，五经的《诗经》考朱子集注版，《易经》用程朱传义版。简单的几个例证，《易经》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秦汉设太史令，唐设太史局、浑天监、司天台，宋、辽、金、元设司天监，明清两代设钦天监。各个朝代都有易经预测的机构设立。易经在强调文化自信的今天，易经的文化地位已经逐步得到确认。易经预测是易经文化重要的分支，此次纳入社科院博士生招生计划，是易学发展的重要一步。其不仅是普及易学文化，寻求传统价值的重要手段，也是让我们更好的认知先哲思想，古为今用，与时俱进的重要步骤。百姓日用而不知。其实易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的使用，例如我们用的很多语言，不三不四、人五人六、说一不二等等都是出自易经；我们日常为善的思想也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思想的延伸。易经至于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是出于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前些天退休的马云，也是对易经、风水有很深的理解的。凡此类不胜枚举。故君子之道鲜矣。只是因为我们对易经缺乏足够的了解，才觉得易经很神秘。文化自信，国学当兴，易经千载，辉煌重现。易经有三，连山、归藏和周易。连山易作为三易之首，必将随着离九紫文化大运一路向前。

博士，在中国古代曾被用于学官名，也曾用于称呼茶坊伙计——“茶博士”。在现代汉语中，博士则是人类教育体系金字塔尖的王冠，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那顶博士帽，让无数学子、科研工作者孜孜以求。博士作为学位已有几个世纪，而直到30年前，中国才有了自主培养的第一批博士。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次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被耽误了10年之久的一大批青年，从厂矿、田间重新回到校园，就是在他们中间，诞生了新中国的首批18位博士。中国博士的第一次学位授予仪式，没有西方舶来的博士服和博士帽，却有着中国特色的隆重——仪式在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们颁发了学位证书。虽然当时很多人并不清楚“博士”为何物，但首批博士学位的授予，却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记录着重新建立起来的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与期待。博士“十八罗汉”首批博士在学位授予仪式后的合影1983年5月27日，北京，又一个姹紫嫣红的初夏。坐落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热闹非凡。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走进这里的既不是来访的外国首脑，也不是共商国是的人大代表。这一天，在这座宏伟建筑物里济济一堂的是当时全中国最有学问的群体——中国自主培养的首批博士。这18个名字注定要载入史册：马中骐、谢惠民、黄朝商、徐功巧、徐文耀、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墫、苏淳、洪家兴、李绍宽、张荫南、冯玉琳、童裕孙、王建磐、于秀源。中国自己培养的这18名“土博士”中，有6名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6名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名来自复旦大学，另外两名分别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除了唯一的工学博士冯玉琳当时在美国读书没有到场外，其余17名博士和他们的老师、校长们，以及一批硕士参加了这次大会。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寓所内，首批博士之一、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马中骐指着书房里的一张照片对记者说：“后排最中间的那个就是我。”照片上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博士、导师和硕士代表”一行字，成为1983年5月27日的历史定格。照片上，博士们并没有穿着统一的学位服。因为意义重大，当时博士应该穿什么衣服参加学位授予仪式，也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要不要像国外一样采用学位服。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还不大接受西方的衣着方式，人们的服装以中山装、白衬衫为主，色调集中于黑、白、蓝、灰。像博士服、博士帽这样的特定服装很少为人所知，很多人觉得那像是宗教服装，很怪异。因为没有定论，最后国家决定，首批博士不配备学位服，而是按照大型会议的惯例，每个人发200元置装费，让博士们自己决定着装。 第一次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只有王建磐一个人穿了西装，但根本不会打领带，只好向导师求助。马中骐则回忆说：“我当时也没请示什么人，只是觉得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穿洋装不太好，‘文革’时大家不都穿军便装嘛，我就去买了一套新的军便装，蓝色的确良卡其的。”首批博士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尚志，至今还保留着大会的入场券，粉色的票面上印着他的座位号。那天一位老先生走到他面前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李尚志说：“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先生说了句“中科大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就走开了。旁边有人兴奋地小声嘀咕：“钱老！”李尚志这才知道，问他话的，竟然是中国科学界泰斗级人物、“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下午3时，学位授予仪式开始，当他们从中央领导人手中接过紫红色封面、印有金色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时，新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了。这18名博士，后来被人戏称为“十八罗汉”。这样高规格的学位典礼，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原主任、原国家教委研究生司司长吴本厦曾撰文回忆说，举行这个仪式的目的是要选出人才、出好人才，在北京集中举行授予仪式，也是为了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首批博士之一、复旦大学教授张荫南把1983年5月27日称为“国家学位的‘开国大典’”。“这是国家的根本大业，虽然当时的培养条件并不是很充分，但百废待举，人才青黄不接，急需自己培养人才。可以说，国家走出了大胆的一步，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第三步……”“比梦都美好。”李尚志这样形容自己博士学位的获得。他甚至觉得那一天美好得不太真实，怕酣梦醒来，自己仍然躺在大巴山的小屋之中，桌上摆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学习材料。1970年，李尚志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回到四川万源县，在公社小学和农村工作队一呆就是8年。“文革”之中，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几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批斗。小学教师身份的李尚志对此已经“习惯”了。但是，从1977年开始，好消息一个接一个来了。恢复研究生1977年，夹在“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年份，像一道分水岭，划开了两个时代。现在，人们回忆起这个特殊的年份，总会将它和一个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命运的事件结合在一起——恢复高考。那一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工作，自告奋勇主抓教育和科技工作。当时“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但“两个估计”，即所谓“新中国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依然沉重地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1977年8月4日，邓小平提议举行了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要来参会，后来，他们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到。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谈话口子越来越大。清华大学的教授在谈到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3年就毕业了，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邓小平听了此发言，当即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与会的学者们越说越激动，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科学家的一致赞同。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情绪激昂的专家们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一锤定音。恢复高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更是许多个人的人生拐点。恢复高考的历史功绩被无数人感念，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比大学本科更高一级的研究生招生，也是在这一年确定恢复。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当时国务院批转的文件其实有两个，另一个即《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的主推者，同样是邓小平。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在同方毅、刘西尧的谈话中提到：研究生也可以招过去大学读过一两年的大学生。凡是过去处理不当的，有点基础的，可以放到大学，也可以直接放到科学院，成为今年大学招生的重点，当然年龄可能大一点。几天后，在那次确定恢复高考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多数时间是安静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偶尔的插话中又一次提到了研究生教育：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当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中断了12年。早在1951年，中国就已经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主要是由苏联援助中国的专家来教育培养。而这些研究生实际上是“师资研究生”，目的是为新中国培养一批高水平教师。1957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今年招收4年制研究生的几点意见》，拟在“师资研究生”之外，培养少量质量较高的相当于苏联副博士水平的研究生，研究生的培养方向开始注重科研工作。此后，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一直在“师资研究生”和科研研究生之间摇摆。研究生毕业完全按照国家分配工作，师资研究生毕业了就去高校当助教，科研研究生毕业则进科研院所搞科研。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学位的概念，研究生就是比本科生高一级的学历。首批博士之中，马中骐是仅有的一个在恢复研究生招生之前就已经上过研究生的。1964年，马中骐考上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但命运捉弄，只学了一年，“文革”爆发，正常的教学全被打乱。1967年，他回到母校兰州大学，当上了一名物理系助教。“文革”之中，教师水平、能力评价不在学术水平，他的助教一干就是十年。兰大理论物理教研室已经解散，图书馆都关门了，他只好搞点地下科研。1977年，马中骐的命运迎来了转机。在去大连参加一个会议的途中，他到北京看望了导师胡宁。胡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中央允许69届、70届的大学生回原校继续就读，叫做“回炉大学生”。当时恢复高考的政策尚未出炉，“回炉大学生”的政策显然是来自8月4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而且与邓小平的讲话直接相关。有“回炉大学生”，那么也就可能有“回炉研究生”。胡宁惦记着自己的爱徒。“胡先生问我愿意不愿意当‘回炉研究生’。可以回北大读书，我当然高兴了。”马中骐满心欢喜地去了大连，但当他开会回来再去看望胡宁时，却被告知“‘回炉研究生’行不通”，因为中央没有红头文件，意味着没有编制和经费。马中骐只好又回到兰州大学教书。几个月之后，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文件正式下达。马中骐又看到了回北大读书的希望。可当年他已37岁，按照当时的规定，35岁以下才能报考。希望再次破灭。波折考研路国家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的文件在1977年10月正式下发，这时，早已经过了传统的夏季高考时间，但是整个国家对知识的渴望已经迫不及待。当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570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般涌向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77级大学生实际上是1978年春季走入的大学校门。而选拔更高端人才的研究生招生，在1977年让位于高考，一直到转年的5月才开考。因为年龄超限而不能报考研究生的马中骐，恰恰因为这次研究生考试的“拖后”而得到了机会。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而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文化大革0命”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也正是在那次全国科技大会上，马中骐等一批超龄研究生迎来了他们的春天。胡宁等一批老学部委员，向国家提交了一个提案，提出1964年与1965年入学的研究生有一批人才，他们在“文革”时尚未完成学业，恢复研究生把他们排除在外实在可惜，希望能放宽年龄限制。提案交上去，胡宁等学界泰斗们并没有马上得到回复，但是研究生招生年龄限制的口子，却很快如他们所愿地打开了。时间到了1978年的4月份，距离研究生报考的最后期限仅剩几天时，马中骐在电影广告栏里看到一个通知：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岁，64级、65级研究生不受年龄限制。“当时的这一政策真是解放了不少人才。”马中骐感慨。1978年5月5日，他和另外63500名考生同一时间走进不同的考场，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包括，政治、外语、基础课和专业课。“文革”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几乎是断档的十年，这些科目的难度比以后的研究生考试要相对容易，亦如此前几个月的高考。但对当时一些考生来说，这样的考试已经难上加难。10年间，他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和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考卷对他们已经非常陌生。参加1977年高考的考生中，很多人甚至连真正的初中教育都没有完成，经过一两个月的突击自学就进了高考的考场。而对于满身疮痍的中国来说，也别无他途，只能降格以求，以便尽快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大学生。同在1978年入学的77级和78级大学生共有40.1万多名，只是参考人数的1/29，与今日中国大学超过70%的录取比例相比，真有云泥之别。 能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人更是少之又少。1978年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学子中，马中骐说自己是“幸运”的。十年的助教生涯，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提拔晋升，但他始终没有离开物理教科书。基础课、专业课的考试内容，并没有超出他的授课内容，对他来讲可以说是轻而易举。胡宁先生当年在北大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各设了两个研究生名额，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位置几乎就是为马中骐量身定制。而他的成绩也足以傲视同级，当之无愧。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科院成为1978年研究生招生的“大户”。原中科院教育局研究生处处长郁晓民回忆，中科院招收研究生比教育部所属高校的准备要早，因为中科院选取的都是高端人才，不涉及高考。1978年，中科院就成立了研究生院，第一期招生2400人，占到了当年中国研究生总数的近五分之一。首批博士之一的于秀源，1978年报考的是山东大学研究生。那时，距离他从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已过14载，他的身份是杭州四中校办工厂的工人。于秀源所在的厂子不太想放他走，但幸好当时中央对工作人员报考研究生的政策很宽松，虽然费了不少周折，厂里最终还是让他报名了。既要工作，又要准备考试，于秀源经历了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准备研究生考试，他只能在工作之余，一边哄孩子一边温书。于秀源回忆，每个晚上，他坐个小板凳，旁边放着竹板子做的童车。他的脚来回蹬着童车，“催眠”躺在里面的小儿子，一只手捧着书，另一只手在一个小方凳上演算题目。王建磐是首批18位博士中最年轻、也最有传奇性的一位。他同时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和1978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同一年拿到了本科和研究生的入学通知书。“文革”爆发时，王建磐刚刚上完高中，还没来得及参加高考。此后十年中，他当过农民、中学数学老师，还在县剧团当了5年编剧。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王建磐已凭借戏剧创作多次获奖，小有名气。而他参加高考考中的，是与文学编剧毫不相关的华南理工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刚刚迈进大学校园不久，王建磐觉得自己最大的爱好还是数学，他在高中时就自学了大学数学课程。正在此时，研究生报名开始了，王建磐报考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著名数学家曹锡华的研究生，又一次顺利通过了考试。1978年，全国共录取了10708名研究生。研究生不分级别，没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之分。如果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学习、毕业，他们就会被统称为“78级研究生”，那18位佼佼者，也不会荣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博士。学位制出炉马中骐在进行博士论文答辩，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博士论文答辩。“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硕士、博士的头衔，这样的名词，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陌生的。马中骐告诉记者，虽然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博士”这个词，也知道它代表的荣誉，但“博士”并不在中国的教育评价体系内，他也就从未想过自己能成为博士。“那时我们在意的也不是能不能获得什么学位或者称号，能够堂堂正正地搞科研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学位制度，研究生就是最高学历，很少有人明确学历和学位的区别和意义。按照现代教育学概念的区分，研究生属于学历，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知识训练的学习经历；而博士、硕士、学士是学位，标志被授予者的受教育者程度和学术水平达到规定标准的学术称号。一个是学习的经历，一个是学术的水平，两者有着本质区别，但在中国却被笼统地归于“研究生”。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已经培养出了于敏、周光召等具有博士水平的研究生。于敏和周光召都在科研领域做出了卓越成就，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周光召后来获得过美国纽约市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却始终不是中国的博士。现代学位制度在上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曾仿效英美等国的学位体制，颁布了“学位授予法”，但适逢乱世，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这项制度最终没有得到认真施行，中国也就一直没有自己培养授予的博士。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界、科学界曾经两次尝试建立学位制度。一次是1954年，国务院组织了由林枫、范长江、薛暮桥等13人组成的委员会，开始拟定学位制度。1957年，学位制度草案刚刚完成，却赶上了“反右”运动，学位制度胎死腹中。第二次是196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领衔起草学位条例。这次的学位条例草案未及完成，又赶上了“文革”。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统领下，学位被视作资产阶级法权范畴，学位条例再次被搁置。直到1979年，中国再一次开始酝酿建立学位制度，已经入学一年的“78级研究生”，有了成为硕士、博士的机会。吴本厦是《学位条例》的起草人之一，据他回忆，建立学位制的提议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提出，邓小平马上在他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刚刚担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接受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起草《学位条例》。“当时小平同志的指示基本是三条，一是一定要搞成学位制度，二是建立学位制度要快，十年磨一剑不行，三是搞什么样的学位，要结合本国的国情。”吴本厦回忆。这次学位制度的建立的确如邓小平所要求的，“速度快”，《学位条例》从起草到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仅用了11个月时间，但这样的效率并不意味着过程一帆风顺。1979年10月，当时国家科委一位副主任给方毅、胡乔木写信：“关于建立学位制度问题，我认为本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因为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文件只要稍作修改就可以报中央，可是这个工作交到教育部的某个机构之后，将近1年之久（其实只有7个月），至今还处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之中。”以第二次学位条例草案为基础制定学位制度在当时颇有支持者，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制定学位制度的方向之争：套用前苏联的学位制度，还是建立一套接轨世界的学位制度。“文革”之前我国草拟的两版学位制度，都是以前苏联学位制度为蓝本，而这个蓝本颇为“自成体系”，与国际通行的学位制度不大协调。比如，前苏联设立了“副博士”这样另类的学位，而博士学位不是通过研究生教育获得，要靠科研工作者长年的科研成果去争取，能得到博士学位时经常要等到五六十岁年纪。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显然更注重与国际社会的接轨。蒋南翔为此给邓小平打了报告，解释了此前学位条例草案的不适用理由：前苏联的博士学位，需要科研工作者“皓首穷经”，对我国“快出人才，特别是从青年人中发现和使用优秀人才是很不利的”。他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制定一个各国相互承认学历、文凭、学位的国际公约。在经过调查走访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的实际情况，与老专家、老学者进行无数次交流、座谈后，学位起草小组向国务院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并交由人大常委会审议。1980年2月12日，《学位条例》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1981年1月1日开始实施。当时，作为《学位条例》母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还没有出台，《学位条例》也成了共和国的第一项教育立法。依照《学位条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也随之成立，负责《学位条例》的贯彻和实施。直到今天，学位委员会仍然是领导全国学位工作的主要机构，负责《学位条例》的修改和实施，以及授予单位和学科的审批等重要工作。为了实施好《学位条例》，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地组织了由四五百人组成的庞大的学科评议组，评议首批学位授予单位。评议范围涉及到了50多个大学科，而评议组成员都是由该学科最有学术造诣的老专家组成。为了保证博士点资质审核的高质量高要求，起初的通过率只有1/3。不少知名大学甚至被“剃了光头”，申报的四五个学科竟无一通过。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专业的名单。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1981年，新中国的首批硕士产生了。这本来也是个值得关注的标志性事件，但首批硕士的风光全被首批博士“抢”去了——即便首批博士还没有产生，但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等8个授予博士学位的试点，已经让人们满怀期待。“黄金阵容”谁能成为中国授予的第一位博士呢？于秀源本来有机会创造这个“第一”。他的导师是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科研方向是解析数论。在他的毕业论文上，著名数学家王元院士做了这样的批语：“此人论文水平达到博士研究生水平”。可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可以授予他的博士学位。因为成绩优秀，于秀源在1980年就提前研究生毕业了，中国的学位制度还在草拟之中。直到学位制度出台，山东大学向教育部请示，希望于秀源能作为首批博士参加学位授予大会。于秀源记得，为了他的博士学位，学校研究生处处长专程带他到北京。处长告诉他，为了证明他的实力，学校将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检验他的水平，还可能组织考试。最后，考试并没有进行，于秀源也没有再进行形式上的博士论文答辩，潘承洞和王元两位中国顶尖数学家的评价足以证明于秀源的学术水平。1983年5月27日，在研究生毕业三年后，于秀源被正式授予博士学位。这批博士，拥有一个现在看来很“奢侈”的培养阵容，他们的导师几乎都是院士及各领域内的顶尖学者。如果一一列举出首批博士学业的授业恩师，那将是一长串令人高山仰止的泰斗级学者名单。后辈博士们对这样堪称“黄金阵容”的超豪华团队，恐怕只有艳羡的份儿了。马中骐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位博士。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老学部委员、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胡宁是他的导师，钱三强签发了他的博士学位证书。“文革”十年中，马中骐在兰州大学担任助教。相对于很多同级研究生在科研上的十年“撂荒”，马中骐说自己应该庆幸，他从未离开自己的专业。研究生第一年的课程主要是基础课，除了英语和数学，他的专业课水平足以给同级研究生上课了。胡宁特批马中骐不用上专业课，直接开始搞科研。胡宁一直想用实践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培养自己的博士。马中骐说，他读研究生时，李政道从中科院研究生院招了一批学生去国外学习，胡宁坚决不同意马中骐去，理由是：“马中骐是我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水平足够博士的，没必要到国外再培养一遍。”“博士在科学上应该有所创造，博士论文应该达到世界上比较高的水平，当时我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学生的。”首批博士之一洪家兴的导师、中科院院士谷超豪曾经说。洪家兴现在已经是中科院院士了。从做谷超豪的学生到毕业后留在复旦做了导师的同事，共处的几十年，洪家兴发现导师就是这样做的：自己开拓了一个方向，交给研究生去做，然后再去开拓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谷超豪最早研究微分几何，由于国家需要，转向与高速飞行器设计有关的数学问题；当他在超音速绕流等方面取得开创性进展后，就把这些研究交给了李大潜，自己一头扎进混合型方程组的研究；在已经有突破性成果后，又把这个领域交给洪家兴，自己转向规范场理论。关于他在规范场领域的研究，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经赞叹过：“谷先生是站在高山上，看到了全局的人。”当时的导师们丝毫没有门户之见，每位博士的成果凝聚的不只是一位导师的心血，而是多名专家在培育。洪家兴说，当时除了谷超豪，复旦大学的李大潜、陈恕行等数学家也给自己很多指导。而他的导师谷超豪，也给了马中骐学术上的指导。马中骐的博士论文题目，用到了谷超豪创造的一种研究方法，为此，他两次前往上海向谷超豪请教。“超豪华阵容答辩委员会”是首批博士的共同经历。马中骐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由7位物理学界的顶级专家组成，其中中科院院士就有五位，“两弹元勋”彭桓武，以及胡宁、朱洪元、戴元本、谷超豪等。和马中骐一样，李尚志也没有真正上过博士研究生的课程。他的博士论文原本是为硕士毕业准备的。他做出了导师曾肯成布置的一个题目，又用这个题目的方法，做出了北京大学段学复教授从美国带回来的一些代数学的猜想，取得很大突破。“曾老师得知后非常兴奋，把我的成果告诉两个人。一个是丁石荪，另一个是万哲先，中科院院士。两位先生看了之后说，如果这个东西没有错的话，那就不应该只是研究生毕业，应该是达到博士生水平了。”李尚志回忆说。李尚志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由中国群表示论的奠基人段学复担任，中科院万哲先、北京大学丁石荪、华东师大曹锡华等教授任委员。“在那之后，代数界再也没有博士的答辩委员会能聚集分量如此重的一批专家。”为了给李尚志争取博士论文答辩的机会，曾肯成用尽了关系，“跑破了鞋子”，请丁石荪参加答辩会时，曾肯成要李尚志告诉丁石荪：“如果他不去，我就拿根绳子到丁家门口吊死。”李尚志到了丁石荪家里，哪敢这样说，但丁石荪还是答应了。李尚志出门时，才将导师的话说给丁石荪。丁石荪哈哈大笑。从1982年2月第一个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马中骐之后，到1983年4月，一万余名78级研究生中，层层遴选出了18位博士。1983年5月27日，中国以自己的最高礼遇，在人民大会堂为首批自主培养博士颁发证书。当时有国家领导人问博士生导师之一、复旦大学谷超豪教授：我们国家培养的博士，和国际上的水平比起来怎么样？谷超豪笃定地回答：可以达到国际水平。十八博士今何在首批博士中唯一的女博士徐功巧和导师邹承鲁院士。30年过去，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现在都已是花甲、古稀之年。他们不少人都接受过多次采访，回顾这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很多报道都会说，获得博士学位，对他们来说是命运的改变。他们的命运确实转变了，但转变的契机不是博士学位，而是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如果不是恢复了高考，王建磐可能还在县剧团写着剧本，而不是后来蜚声国际的数学家；如果不是恢复研究生招生，于秀源可能还是一个校办工厂的普通工人，李尚志则在大巴山中当着小学教师……改变命运的又何止这18位博士，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拐点。而博士的光环，成就了这次改变最亮眼的标志和成果。作为“中国第一号博士”，马中骐对这一名号一直很淡然。30年前召开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马中骐作为博士代表上台发言，发言的题目叫《新的起点》。“走上科研这条路，博士其实只是起步。我自己并没有把成为第一个博士当成那么光荣的事情。”马中骐说，“谁是第一批、第一个博士，这是历史的偶然。真正的意义在于国家恢复了对知识的重视和对人才的尊重。”如果说第一批博士有什么独特之处，马中骐认为应该是浓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那时候比较单纯，考研究生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对科学的热爱，无比珍惜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全身心投入到科研、教学工作当中去。不像现在，很多博士其实就只为了个学位，好有个找工作的硬件。”这18位博士中，有17位理学博士、一位工学博士。他们一直活跃在相关学科的前沿，多数人已经作为导师带出了自己的博士。对于他们的科研成果，实在无法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清楚。马中骐的博士论文《SU（N）静态球对称规范场》，仅是这个题目，就足以让非物理专业的人摸不着头脑。我们只能用更世俗的角度去说明一下他们的成就——尽管这是首批博士们都不太看重的一些评价： 赵林城成为国际知名的数理统计学家；洪家兴院士作为特邀报告人曾登上国际数学家大会讲坛；苏淳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教头”；王建磐曾执掌华东师范大学……18位博士，有着当今无可比拟的“含金量”：他们当中走出了一位中科院院士，一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四位大学校长或中科院所长……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批博士传承着老一辈科学家的风范。马中骐的导师胡宁在北大，每周听一次他的科研汇报。“胡先生没有一点架子，听我汇报时都是相互探讨的姿态。如果他说的有什么不对，我当场就争辩，他会说，‘嗯，你说得对，我收回。’”现在的很多研究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很多导师在研究生的科研成果上署名，对此，马中骐很反感，“胡先生从来不在学生的论文上挂名。”马中骐毕业后去美国进修，曾和杨振宁一起工作。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曾有一篇论文是杨振宁给出的方向，并且提供了方法，却坚决不同意署自己的名字。这样的学风普遍影响了当年那一批博士。于秀源带出的博士生中，王小云可以说大名鼎鼎，年纪轻轻就找出了两大国际通用密码的漏洞。但别人提及她时，于秀源的回答是：“她的成就靠自己。”这与于秀源的导师、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如出一辙。在别人说起于秀源在超越数论做出的成绩时，潘承洞说：“于秀源是我的学生，但我真的不太懂超越数论。”李尚志是我国首批100名国家级教学名师之一。他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院长，早已是博士生导师，但仍坚持每个学期都给本科生讲授基础课。这个习惯从他在中科大数学系当系主任时就保持着，他说：“我们系从华罗庚开始就一直是知名教授上基础课，这是多年的传统。我唯一的本事就是没有将这个传统破坏掉。”30年过去，从最初的18位博士起步，如今博士帽已在神州大地上遍地开花，全国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超过五万个，早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博士授予大国。但是，必须正视的一点是，目前，中国博士所取得的成果，并没有与博士数量的增长成正比。早在30年前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上，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提了个问题：“以后那么多博士怎么办？”很多人当时并不明白苏步青何有此问。这个问题在今日听来，更容易理解其中深意：中国博士的数量与日俱增，博士是否还能保证足够的“含金量”？博士在科研工作中是不是有相称的贡献？现在，这个问题该交由一批一批的中国博士们去解答了。本文原载于2013.10.22 《北京日报》17、20版

博士是标志一个人具备原创成果的能力或学力的学位，是象牙塔内最高级别的学位。拥有博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同等学力，意味着一个人有能力由学习阶段进入学术阶段。具备原创成果的能力或学力是博士学位的核心内涵，也是拥有博士学位的人的最本质特征。 ——摘自《百度百科》近些年，全国高校本科、研究生开始大幅扩招，随之而来的是学士和硕士文凭的相应贬值。当家长们面对这样的现实，望洋兴叹同时，不得不自信地问出一个未雨绸缪的问题 ：“孩子，你以后想不想念个博士？”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博士”这一词汇到底从何而来？很多人以为博士是随着西方教育体系进入中国后才产生的，但其实博士一词最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齐国举办的稷下学宫成为列国规模最大的人才聚集中心，很可能在那时，博士一词已用作官方对某些特定高级人才的称谓。战国时期：C位出道，国家担当荀子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也是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他生于赵国,十五岁就来到了齐国,一辈子受学于稷下,执教于稷下,成名于稷下。他一生进进出出、走走回回,多次担任稷下学宫祭酒一职,成为天下文坛盟主。作为稷下学宫最出名的“掌门人”,他见证了百家争鸣最后的辉煌,也见证了稷下学宫的浮浮沉沉。可别小看战国时期的博士，在当时做博士可是相当难的一件事。首先，知识面要掌通古今，君主若找你咨询，得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不管星座八卦，还是政治经济，都能侃侃而谈。平时，得去学校传道受业，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授课之余也不能闲着，还得整写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维护国家图书馆的资料库。这样高标准严要求下，整个秦朝3000万人里，也就七十人能以博士的名义C位出道，堪称整个国家的脑力担当也不为过了。汉朝：全国博士生统一招生考试到东汉时期，博士开始有了统一的标准考试。如果一个学生想要成为博士，首先得通过《易》、《书》、《孝经》、《论语》等必修科目的测试。考试合格后，这些候选人还得再找到博士生导师，为他写推荐信，通过举荐后的评定，才能授予博士的称谓，和现代的博导制异曲同工。唐朝时期：72行，行行出“博士”到了唐朝，随着科举制的创立，国家开始对高等院校“扩招”：不但丰富了“本科”院校——国子、太学、四门的办学力量，还设立了“专科”院校：律学、书学、算学。教育改革后对于人才可以说只有一个要求，“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不管是“本科”还是“专科”，只要学问深，就是国家的好博士！宋朝：接地气的“博士”到了宋朝，博士更是走下神坛，走进生活。在市井中甚至还有茶博士、酒博士等称谓，大约类似于我们今天所叫的“师傅”。只要你能成为一门行业内的大拿，便会被尊称为博士。如《封氏闻见记》“饮茶”条记载：“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煎茶博士。”若是你茶煎得好，或酒酿得全国第一，虽然没有文凭，但凭江湖地位，大家也会敬你一声“博士”。现代社会教育体制中的博士学位制度，则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是三级学位（博士、硕士、学士）中的最高一级。到今天，随着近代引入西方教育，“博士”这个概念从江湖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学堂。成为了我们今天形容高等教育最高学术水平者的称谓。看来，博士这个名词也是汉语中的活化石了。2000多年的历史变迁，沧海桑田，但核心的寓意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让人不得不感慨中文博大精深的文化魅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将“《易经》与预测学”纳入2019年博士生招生计划引热议。事实上，至少从2014年起，该专业就一直在招收硕士。易经在6500年前成书，是中国最古老、最神秘的经典古籍。被誉为“群经之首”，作为“中华文化的总源头”。由于其主要内容就是六十四幅由六个爻组成的卦画。网上对于这本“天书”的看法有两种：支持者的看法：《易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四书五经之首。是中华流传千年的中华瑰宝，深入研究文化知识，才能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反对派的主要看法：易经是伪科学，路边的很多人拿着易经或者麻衣相进行所谓的占卜术，看相看面，这是明显的封建迷信，这都是二十一世纪，居然还有人相信，甚至因为信风水迷信算命而成为了博士，简直是个笑话。其实争论的焦点是《易经》到底是不是伪科学，是不是占卜之术。对于《易经》的定位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这是封建迷信，也有人认为这是自然规律。科学的尽头是神学，神学都是现阶段科学无法解释的科学，有西方学者提出《易经》是超科学的存在。1990年11月26日，北京友谊医院里面，一位奄奄一息的老人在嘱咐完遗嘱之后，他旁边的学生询问是否还有什么要留下的。这位老人想了一会，只留下了一句遗言：“中国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这位老人，就是《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的作者，被誉为现代新儒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冯友兰先生。《易经》作为“超科学”的种种证据1.伏羲氏创先天八卦，被拿来预测天气奥秘相处在远古时期，伏羲氏终日坐观天象，所有能看到的事物他都用心去感受。日积月累他发现了大自然的规律，参透世间奥秘。在那个时候的人们，要以狩猎为生，如果外出狩猎突遇暴雨就会被困在远处不能回来，所以每次出门前都会去询问伏羲氏。由于那个时代的人没有语言文字，所以伏羲氏每天就在树上刻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就代表了当天的天气状况。这就是易经最开始的样子，所谓的预测未来，是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细心观察。2.西方“二进制”的祖宗是《易经》，得益于阴与阳的结合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在 1679 年发明了二进制算术，突破数理界的原有习惯，创造性地只用 0 和 1 来代替原来 0 - 9 十个数。他给在北京当传教士的好友白晋写信，希望将二进制推介给酷爱算术的康熙皇帝。而痴迷《易经》文化的白晋神父发现，二进制与中国的八卦图有众多相似之处：比如，阴【 — — 】相当于二进制的 0，阳【 —— 】相当于二进制的 1，而八卦也恰好组成了 000 到 111 共 8 个基本序数。于是他将一幅《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与翻译成拉丁语的《易经》寄给了莱布尼茨。德国数学家菜布尼兹，根据中国周易八卦中的二进制的原理发明了电子计算机电脑。电脑的出现，使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使整个世界的各行各业飞速发展，逐渐实现世界现代化。3.易经与“天文”“地理”以及物理学方面的渊源我国科学家刘子华先生深入钻研《易经》，运用易学八卦原理推测出太阳系存在第十大行星。这一贡献使他成为与哥白尼齐名的大科学家。”美国人曾把八卦用于核导弹技术上。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两个人就是从《易经》的阴阳消长的原理中得到启发，提出了原子能态二组的奇偶性虽是不灭的，但不是不变的，而且存在着盛衰消长的变化，这一重大发现使他们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不难发现，如果评选一本“人类智慧典籍”，《易经》首屈一指《易经》一共64卦，对应64个人生决策心法，针对不同的人生境遇，推演你的每一种选择会产生什么结果。当你身处逆境时，《乾》《坤》两卦告诉你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再如《小蓄》卦为你指引了如何进入高端社交圈子，拓展人脉资源；旅游参观时想起《颐》卦，你就能理解颐和园的含义和阴阳图结构；与人交往时，《周易》表扬为主的方法，启示你高情商说话的艺术。1953年华生和克立克提出了DNA双螺旋结构模型，西方的科学家很震惊地发现，中国的《易经》64卦爻象图与《遗传密码》有着惊人的一致性，直接再现了生命的本质；易经的科学性上升到了新的高度。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盛赞古代中国是“世界文明的摇篮”，并将《周易》称为“万有概念宝库”。它可以教会我们，要如何按规律办事，做出正确选择，如何把自己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无论为学，为商，为政，还是为人父母，你都能从其中汲取你需要的“变化心法”。阅尽世间万本书，不如读懂一本《易经》。有人说：西方智慧的源头是柏拉图，印度智慧的源头是《奥义书》，中国智慧的源头是《周易》。很多人觉得《易经》这本书晦涩难懂，上面都是文言文，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开始阅读。我读的是这本白话文图解版本《图解易经》，书中把晦涩难懂的古文翻译成我们通俗易懂的白话文，里面还有相近的注释和插图，在书中领悟到了很多古人的智慧。跟着易经做选择，成功会更进一步！代代相传，不仅可以解答生活疑惑，还能造福子孙。想要品读的朋友，现在点击下面横幅下单

文丨华夏史谱（文章原创 ，版权归本人所有，欢迎个人转发分享)1982年，我国举行了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首次博士论文答辩。那一次到场的老师阵容非常豪华，他们都是当时科研界的顶尖人物。比如，曾参加“两弹一星”工作的彭桓武，以及胡宁与戴元本等著名的教授，由他们组成一个七人的答辩会投票小组，让他们来评判博士生论文的质量，以及是否有资格可以成功获得博士生的称号。此次答辩会老师的阵容强大，学生的阵容也不容小觑。因为这一届的博士生各个都是数一数二的人才。正如，那位博士编号为001的学生，就曾受到杨振宁的青睐。01新中国第一张博士证书的颁发这位新中国第一位博士生，他的博士证书是由钱三强亲自签发的，他的博士编号完整地来讲是“10001”，这代表着中国第一批博士生中的第一位获得博士称号的学生。现在，这一张具有纪念意义的博士证书已经被国家博物馆给保存下来，成为一个划时代的美好象征。这是对于这张证书的拥有者马中骐一生最好的肯定。02马中骐漫长的博士之路马中骐，他的博士之路走得非常艰辛。从大学本科到博士毕业，马中骐整整走了二十六年。在1956年的时候，年仅十六岁的马中骐就进入到兰州大学就读。马中骐选择的是那所大学的物理系，秉着对物理学的热爱，马中骐克服了兰州的艰苦条件，用学习和知识来充斥自己的生活。所以，在兰州大学上学的那段时间里，马中骐几乎书不离手，只要有了空闲，那就坐下来品读书籍，研究知识。至于其他的户外活动，他则较少参加。马中骐在兰州大学顺利毕业以后，便开始了留校教书的生活。那一年，马中骐才只有二十一岁。在兰州任教了三年以后，马中骐又一次迎来了自己新的学习生涯。他考上了北京大学，成为了胡宁的学生。在胡宁教授的帮助之下，以及马中骐自己的刻苦学习之下，他的课业成绩非常突出，也受到老师的关注。可是一年以后，马中骐迫于社会因素，不得已再一次回到了兰州，在那里劳动做苦力。虽然工作的时间大大占用了马中骐的读书时间，但是他还是能挤出一点时间读书，就多挤出一点出来。后来马中骐的两次研究生重读愿望都落空了，这让他备受打击。不过，幸运的是，国家惜才爱才，放宽了考试的年龄限制。这才让马中骐有机会可以重新回到学校。就这样，马中骐在自己的努力之下，回到了学校学习，并且成功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博士生。马中骐的博士论文还曾经被送到杨振宁的手中，让杨振宁帮忙把关，由此可见马中骐学习成绩优异，受到了国内外的关注。杨振宁也曾经评价说他的研究成果是“能留得下来的工作”。03马中骐2005年退休之后，马中骐还被国家评为“博士导师”，由此可见马中骐的学术造诣有多高了。马中骐一直在为国家服务，直到2005年的时候，他才在任上退休。马中骐的一生是传奇的，他用他的刻苦，来告诉人们努力了才会有收获的道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已将“《易经》与预测学”纳入2019年博士生（全日制）招生计划。该消息是从2019年9月5日在京举办的全国易学实战应用大赛启动仪式上获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已将“《易经》与预测学”纳入2019年博士生（全日制）招生计划。该消息是从2019年9月5日在京举办的全国易学实战应用大赛启动仪式上获悉的。周易预测学被社科院纳入博士生招生计划。笔者经过查询查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官网，在2019年招生计划中，查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2019 年博士招生专业目录，“《易经》与预测学”作为研究方向之一列在 010102中国哲学（1）下面的02，导师是谭德贵。该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易学联合会会长孙晶当场宣布。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政府人文社科方面的权威机构，已经认可“周易预测”的学术地位，并纳入学科建制，开始着力培养掌握周易预测的人才。周易预测从此再也不是某些人眼中江湖流传迷信骗术。《易经》是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多年的文化传承，同时也是一部能够充分反映出中国文化和东方智慧的巨著，凝聚了上下5000多年来历代先贤们的智慧结晶。群经之首，万经之王---《易经》易经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是中国学术思想的渊源，文化的枢纽。儒、释、道以及其他诸子百家无不是从易经中吸取营养而提出创立了自己的一派学说的。 《易经》是一部以自然辩证法为支点，从人生观、世界观的高度，指导人的思想、行为。充满了辩证思维，充满了真和善的动机，充满了忧患意识，同时也贯穿着进取精神。《易经》语言高度精炼，富于想像，善用比兴，且有音乐性。《易经》教人认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的，对反对迷信，分辨哪些是江湖骗子的把戏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它是远古的精神文明、民族智慧的结晶。

新中国本土的第一批文科博士是如何诞生的？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这一批人站在了时代的前沿？在恢复高考时，那时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博士生具有怎么样的特点？坐“冷板凳”的学术生产又应该如何影响社会？《开山大师兄》是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的口述史，它把他们的学术生涯、求学研究都记录、还原出来。1月12日，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开山大师兄》在南京首发。主持人王世岳、此书的编著者许金晶和孙海彦，与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莫砺锋教授聊了聊新中国第一批博士的求学之路、当下学术生产体系的问题和专业学术研究与知识普及之间的张力。“过了几年我真的成了第一个文学博士，这完全是一个巧合”“我们现在70岁上下这批人成了所谓的‘开山大师兄’，这可能跟现代中国所走过的坎坷路程有关。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一直都很坎坷。学位制是从西方发源的，民国政府在大概1933年、1934年前后，就已经制定了《学位法》，准备开展学位教育。假如后来没有日本侵华，说不定我们的硕士、博士教育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莫砺锋认为，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是因为中国坎坷的近代历史。在50年代院系调整之后，新中国的教育体制“一边倒”学习苏联。所以在50年代，莫砺锋的老师周勋初那一辈人读的研究生叫副博士学位。后来因为中苏交恶，周先生也没有拿到这个学位。学位教育就一直延迟下来了。《开山大师兄》，作者: 许金晶、孙海彦，版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所以，在莫砺锋开始读博士的时候，他和导师都不清楚博士论文要写到什么样的水平。他的导师就查了一些其他地区的博士论文。“台湾大学第一个文学博士是在1960年，罗锦堂获得的。他的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叫《元杂剧本事考》。他应该是现代中国第一个文学博士。大陆本来在那个时候也应该有文学博士的，可惜当时的形势很不正常，这些东西都没人提。到了文革，大学干脆都不招生了，停办了，一切都谈不上了。”“所以拖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才开始生产中国大陆的第一批博士，这完全是一个时代的误会。这个历史任务就落在我们这代人的头上。本来应该是比我们年长10多岁的人成为第一批博士的。” 莫砺锋说。在莫砺锋那一届研究生的开学典礼上，他的校长匡亚明致辞说，国家正在研究制定学位制度，并希望你们成为第一批硕士和博士。莫砺锋回忆道：“当时我们在下面听了懵懵的，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过了几年，我真的成了第一个文学博士，被匡校长说中了，这完全是一种巧合。”这件事本身还是有意义的，莫砺锋认为它标志着中国教育制度走上正轨。在莫砺锋年轻的时候，没有文化的“大老粗”才是光荣的，“那时候的博士，都是洋博士，从海外归来的。这是一个罪名，谁敢说自己是博士啊？”“我们这一代人中间出不了大师，因为我们的教育过程是不完整的”莫砺锋出生于1949年，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新中国的风风雨雨他都碰到过。他上小学时曾去抓麻雀“除四害”，也被动员去炼过钢铁。在1966年，他毕业于苏州中学（那时候叫苏州高级中学），他的人生理想是考清华大学，当一个工程师。但是文革开始了，高考被废除了。莫砺锋曾下乡当过十年知青。他下乡时还带着教科书想自学。但是他发现，在农村自学数学和物理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指点，也没有参考资料。所以在他下乡的第三年，他把所有的理科图书都卖掉了，只剩下一些文科的书。“我之所以现在在大学里面成为一名老师，主要是因为我一直没轮上招工……我高中有几个同班同学，他们比较早招工。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们早就结婚，有两三个孩子了，就不想考了。” 莫砺锋觉得，若是招工成家早一点的话，他的命运也许跟他的同学相似。在当时，莫砺锋因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他也没有前途，连赤脚医生也当不上，也使得生产队里的“小芳”都看不上他。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想离开农村，就去高考了，糊里糊涂考到外语系。“假如再晚个五年恢复高考，我肯定不考了。”因此，他特别感谢武大化学系的查全性院士，“因为这个老先生就是当年邓小平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首先提议恢复高考的人。本来还要晚一点的，他提议马上恢复高考，邓小平听了当场拍板，当年就恢复高考了。”莫砺锋教授在1979年，莫砺锋在安徽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读到大二上学期，他为了想把每个月18块的助学金变成35块，就提前考研了。他当时准备考南京大学外语系的英美语言文学，但是一查资料，南京大学的英美语言文学的考试科目有第二外语，他没法考。“我想，我们班的同学都知道我要去考研了，要是名都没报上就打退堂鼓，就太丢人了。所以我就翻阅南大的招生目录，看看其他的专业能不能考。一翻翻到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程千帆先生招唐宋文学方面的研究生。我想，我当知青的时候，唐宋文学的作品倒是读了不少，是不是可以报这个。后来一考就考上，从此就钻进故纸堆了。”因为教育过程不连续，基础不好，莫砺锋认为，他们这些“开山大师兄”的学术水平远逊于他们的导师那一辈，“基本上可以断定，我们这一代人中间出不了大师，因为我们的教育过程是不完整的，断断续续的，而且很多人是改变方向的，学的是非你所长的东西。我们只是作为教育制度恢复过程中的代表人物，恰逢其时而已。”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工业化生产”出来的研究者是不行的在《开山大师兄》的推荐序里，陈洪捷教授对书里面的十位第一批文科博士的特点做了总结：第一是基础不好，他们几乎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基础教育；第二是年龄偏大，有的博士在进入到博士学习后已经四五十岁了，明显已经过了学习的黄金时间；第三是外语水平不高，这十位博士里，除了莫砺锋是学英文出身，其他人外语水平可能都比较弱，也很难接触到第一手的外国资料；第四是当时的培养制度非常不完善，每个人几乎都不知道怎么就成为了一个博士，博士生导师似乎也没有明确的培养方法；第五是他们的选题都非常的宽泛，比如说教育人类学这个题目，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莫砺锋认为这些概括大部分是对的。他考研究生的时候，他对他的导师程千帆一无所知。他到南京大学之后，程千帆就跟他说，基础实在太差，中文系的课一天也没上过。所以，他读研究生的经历是很苦的。在莫砺锋读博的时候，还没有副导师制度，程先生就请了三个教授当他的助手，四个导师管他一个博士生。此外，年龄偏大这一条莫砺锋也赞同，在1977年高考的时候他已经29周岁了，但他在 1984年10月份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莫砺锋的导师程千帆教授因为当时南京大学文学院只有莫砺锋一位博士生，所以他们就没有上课，传授知识就是到老师家里聊天。莫砺锋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很像西方大学里的研讨班。学生在读书过程中发现了什么疑难，就拿出来跟导师讨论。现在的博士生教育都规范化体系化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学术研究是需要有个性的。而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工业化生产”出来的研究者并不是最理想的。“我们需要有学术个性……可能最好的师生传授方式是一对一，有点像以前的老艺人培养学徒那样……开一系列的学位课程、读一系列的教科书，结果反而不理想。” 莫砺锋觉得，如果说他对他的博士生有所帮助的话，主要方式就是每两周一次的聊天，而不是开课。“学术工作也可以走向社会，也许这样更有意义”莫砺锋认为，有些比较成功的学者不太愿意花太多时间做普及工作，因为专业的学术研究需要集中时间和精力。而他与《百家讲坛》的缘分，开始于一个偶然的机遇。当时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校庆办想稍微宣传一下，就主动请央视百家讲坛栏目来南京大学录节目，莫砺锋被选上了。当时莫砺锋讲的内容还是比较学术的，题目是“杜甫的文化意义”，听的人主要是文学院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过了几年，《百家讲坛》又跟他联络，要他去讲唐诗，他一开始是拒绝的。因为他觉得电视节目上讲故事效果才好，讲唐诗肯定不好。不过编导说先不管收视率如何，就想请他讲唐诗，他就只好勉强接受了。节目走红之后，莫砺锋根据现场录音对所讲的内容进行整理，出了一本书，叫《莫砺锋说唐诗》。莫砺锋感慨道，“以前我们千辛万苦写的学术著作，印个5000册就不得了了，我的博士论文只印了2000册，因为没人看……但是那本书出来以后，一印就印了10万册。还收到很多朋友的来信，天南海北的。当然也有人来跟我商榷，特别是我普通话不好，听众说你发音不对。当然也有很多人肯定我讲的内容，说听了很有意思。我就觉得学术工作也可以走向社会，也许这样更有意义。”从那时起，莫砺锋在普及工作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经常去各地图书馆和其他高校做讲座。“我觉得人文社科的研究，本身是必须要钻故纸堆，坐象牙塔的。这是一个很冷静、很理性的工作，只能由少数人在学术圈子里进行研究。但是如果一句，你们的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终极价值在哪里？比如我们写了一千篇论文来论证唐诗怎么好、宋词怎么好，假如丝毫没有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那么这些研究的价值在哪里？”莫砺锋认为他年龄大了，现在南京大学也不对他进行工作量的考核了，他可以放心地做一些普及性的工作。“人文社科类的研究，最终还需要把你的研究成果普及化，推向全社会，让大家都了解你们的研究对象到底有什么价值。”作者：徐悦东编辑：风小杨校对：翟永军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40多所院校陆续发布招生简章。参见：全国累计已有40多所院校发布2020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为了研究近些年我国博士的扩招情况，我们特别从中选出公布招生人数的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作为研究样本。从上述5所院校的最近6年的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中提取出各个年度的招生人数。然后分别对各个院校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最后得出相关结论。中国人民大学2015-2020年扩招：11.11%中国人民大学2015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截止2014年6月，我校共有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下的博士学位授权点124个，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20个。2015年我校拟招收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博士生）约900人，其中包括“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专项计划”约15人（其中非在职考生所占比例不超过50%，汉族考生所占比例不超过10%）；“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职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学位专项计划” 约6人。中国人民大学201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截止2015年6月，我校共有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下的博士学位授权点125个，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20个。2016年我校拟招收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博士生）约900人，其中包括“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专项计划”约14人（其中非在职考生所占比例不超过50%，汉族考生所占比例不超过10%），“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职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学位专项计划” 约6人，“高校辅导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专项计划”约3人。中国人民大学2017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截止2016年6月，我校共有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下的博士学位授权点125个，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20个。2017年我校拟招收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博士生）约900人，其中包括“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专项计划”约14人（其中非在职考生所占比例不超过50%，汉族考生所占比例不超过10%），“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职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学位专项计划” 约6人，“高校辅导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专项计划”约3人。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博士生招生专业共129个，拟招收博士研究生约900人。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博士生招生专业共130个，拟招收博士研究生约940人。中国人民大学2020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中国人民大学2020年博士生招生专业共131个，拟招收博士研究生约1000人。南开大学2015-2020年扩招：25%南开大学2015年博士生招生说明：我校2015年计划招收博士研究生800名，招生名额中包含硕博连读、直接攻博、申请考核制及普通招考生。南开大学2016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说明：我校2016年计划招收博士研究生800名，招生名额中包含硕博连读、直接攻博、申请考核制及普通招考生。南开大学2017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说明：我校2017年计划招收博士研究生800名，涵盖直接攻博、硕博连读、申请考核制以及普通招考四种考试方式。南开大学2018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说明：我校2018年计划招收博士研究生900名，涵盖直接攻博、硕博连读、申请考核制以及普通招考四种考试方式。南开大学2019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说明：我校2019年计划招收博士研究生九百多名，涵盖直接攻博、硕博连读、申请考核制以及普通招考四种考试方式。南开大学2020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我校2020年计划招收博士研究生一千多名，涵盖直接攻博、硕博连读、申请考核制以及普通招考四种考试方式。东南大学2015-2020年扩招：49.25%东南大学2015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2015年，我校拟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670余名。东南大学201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2016年，我校拟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700名左右(最终以教育部下达计划为准)。东南大学2017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2017年，我校拟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730名左右（最终以教育部下达计划为准）。东南大学2018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2018年，我校拟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800名左右（包括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最终以教育部下达计划为准）。其中，学术学位各专业只招收全日制博士生，工程博士专业学位仅招收非全日制博士生。东南大学2019年全日制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2019年，我校拟招收全日制攻读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800余名（最终以教育部正式下达招生计划为准）。东南大学2020年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2020年，我校拟招收全日制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1000余名（最终以教育部正式下达招生计划为准）。上海交通大学2015-2020年扩招：66.67%上海交通大学2015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上海交通大学2015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1500名左右，招考方式分为：公开招考（考试入学）、公开招考（申请入学）、本科直博、硕博连读四类。上海交通大学201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上海交通大学201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1500名左右，招考方式包括普通招考、申请-考核制、本科直博、硕博连读。上海交通大学2017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上海交通大学2017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1500名左右，招考方式包括普通招考、申请-考核制、本科直博、硕博连读。录取时根据学校发展和生源情况适当调整招生名额，最终招生人数以教育部正式下达招生计划的文件为准。上海交通大学2018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校本部）：2018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1700名左右(含医学院)，录取时根据学校发展和生源情况适当调整招生名额，最终招生人数以教育部正式下达招生计划的文件为准。上海交通大学2019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校本部）：2019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2200名左右(含医学院)，录取时根据学校发展和生源情况适当调整招生名额，最终招生人数以教育部正式下达招生计划的文件为准。上海交通大学2020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校本部）：2020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2500名左右(含医学院)，录取时根据学校发展和生源情况适当调整招生名额，最终招生人数以教育部正式下达的招生计划为准。中国科学院大学2015-2020年扩招：16.67%中国科学院大学2015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章：2015年共有116个研究所、14个院系招收博士学位研究生，计划在哲学、教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7个学科门类、39个一级学科、166个专业招收博士研究生6000余名。此外，计算技术研究所、软件研究所、微电子研究所、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拟在“电子与信息”领域招收工程博士研究生共约20名。中国科学院大学2016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章：2016年共有115个研究所、14个院系招收博士学位研究生，计划在哲学、教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7个学科门类、39个一级学科、166个专业招收博士研究生6000余名。此外，计算技术研究所、软件研究所、微电子研究所、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拟在“电子与信息”领域招收工程博士研究生共约20名。中国科学院大学2017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章：2017年共有111个研究所、16个学院招收博士学位研究生，计划在哲学、教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7个学科门类、41个一级学科、167个专业招收博士研究生6400余名（具体数据以教育部正式下达的2017年招生计划为准）。中国科学院大学2018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章：2018年国科大计划在哲学、教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7大学科门类的160余个专业招收博士研究生6600余名（具体数据以教育部正式下达的2018年招生计划为准）。中国科学院大学2019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章：2019年国科大计划在哲学、教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7大学科门类的160余个专业招收博士研究生7000余名（具体数据以教育部正式下达的2019年招生计划为准）。中国科学院大学2020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章：2020年国科大研究生招生备案导师12789名，其中博士生导师7070名。2020年国科大共有130余个培养单位（具体指中科院所属研究院、所、中心、园、台、站及国科大所属各院系，下同）计划在哲学、教育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8大学科门类的160余个专业招收博士研究生约7000名（具体数据以教育部正式下达的2020年招生计划为准）。相关研究结论1.本文选取的5个院校具有代表性，除了中国科学院大学，其余4所院校均为985高校，代表中国的最高学府，而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招生人数为全国最多，这意味着其招生规模人数会增加很多，但是扩招比例并不会特别高。真实的数据为扩招1000人，扩招16.67%。2.从上述5校的招生数据来看，2018年以来扩招的人数非常多，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博导评选制度的改革，越来越多的副教授甚至讲师成为博导，而且也暗含着我国培养的人才已经陆续大批量的成为教授、博导。3.博士扩招主要为理工科专业驱动，我们看到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都是以理工科见长，其扩招的比例是非常惊人的，特别是上海交通大学竟然达到66.67%，而东南大学也高达49.25%。而以文科见长的中国人民大学虽然也扩招不少，但是扩招的比例远远低于上述2校，当然扩招的比例还会受学校资源等多方面的影响。但是文理基本持平的南开大学扩招数据告诉我们上述结论是可靠的。4.从2015到2020年，共计6年，全国的博士明显的增多。这5所院校2015年共计招生9870人，而2020年拟招生12500人，扩招26.65%。5.上述5校的数据基本上与全国博士的招生数据呈现同一趋势，博士人数越来越多。于此同时，未来博士的毕业难度也将加大，无法毕业的人数也将急剧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