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班

中国台湾网10月18日讯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当局“教育部”近日核定2019学年一般大学硕博士班招生名额，硕士班38983人，相较2018学年40003人减少1000多人;博士班核定4250人，相较2018学年4242人略增8人，但有113个博士班的招生人数是0人或1人，面临生存危机，连顶级大学也逃不过。据台当局“教育部”统计，2019学年硕士班招生名额0人和1人，总共有56个系组，其中0人有49组，1人有7组;博士班招生名额有113个系组的招生名额是0人或1人，0人是37系组，1人是76系组。台“教育部高教司长”朱俊彰指出，2015学年开始，每年“教育部”会扣减一定比率的博士班名额，已经从6千多人减至4千多人，因此从2019学年开始不再扣减，保留一定名额让学校做调配，因此今年博士班招生名额就没有出现像过去几年一直减少的状况。朱俊彰指出，过去几年在调整博士班名额时，有学校提到确实有些领域的博士班招生不易，但博士生的设立和运作也不简单，因此决定给予学校招生名额分配上的弹性，学校可考虑过去招生状况，先把名额暂时“放零”，来年或后年再招生，以维持系所运作，而不是招生名额一旦为零，学校就必须停招或裁撤。但朱俊彰强调，如果超过三年，系组招生仍不见起色，就会要求学校把系组关起来。至于硕士班名额减少，朱俊彰说，多数是因为连续两年注册率低于7成，因此被“教育部”扣减招生名额。(中国台湾网 娟子)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刘远航2003年，周传基跟自己曾经的学生张会军通信，谈电影教育问题。当时，周传基已经78岁，作为北京电影学院的老教授，曾经带出过张艺谋和陈凯歌等知名导演，张会军则刚刚被任命为北京电影学院新一任院长。艺考生离开北电之后，周传基坚持四处讲课，也自己办学。进入到新世纪，这位老先生感觉到了某种变化，社会上对于明星的追捧更加热烈，各类的表演培训班应运而生。性格鲜明的他在给新任校长的信里直言不讳地指出，当下电影学院的教学方法存在问题，教育质量下降，特别是表演系，已经成为社会名利场的前站。“一些普通影迷水平的家伙，居然想染指电影教育事业。君不见现在到处是那些表演野鸡班、博士野鸡班。”周传基言辞激烈，并将矛头直接指向北电。“现在人人都在办那赚钱的野鸡表演班，这不能不说北京电影学院是罪魁祸首。”时间转眼过去16年。今年2月，青年演员翟天临在一次直播中表示自己不知道知网是什么，这对于一个研究生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此招来了外界的普遍质疑。“高学历明星”一直是翟天临公共形象的一个支点。而明星的“人设”崩塌背后，是公众对于教育公平和学术规范的隐忧，由此牵扯出艺术教育的问题。周传基那封言辞激烈的信被重新找了出来，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问题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埋下伏笔。翟天临“表演型人才和高端学术之间存在这种矛盾性，艺术教育的规范度还需要更好地提升。从教学角度说，这几年在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急功近利和学术失范的问题。还有就是如何看待人才培养的艺术性和综合性，以及文化水准等等。”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周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著名导演、北电退休教授谢飞也发表了文章，对比国外的专业院校，并对艺术创作专业开设理论研究型博士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北京电影）学院多年来的博士教学实践不仅没出现什么杰出优秀的理论人才，博士论着被出版和引用的也属极少数。低劣、抄袭的现象倒是常有发现。”风起青萍回过头看，2003年的确是一个关键的拐点。好莱坞和港台影视剧借由多种渠道参与了大陆流行文化的塑形，张艺谋的《英雄》则为持续低迷的国产电影市场点燃了“大片”时代的序幕。电影究竟是艺术还是商品的二元论争被文化产业的属性所取代。在电影工业和流行市场的驱动下，明星和偶像的生产机制开始成型。这一年对于翟天临来说同样重要。年仅15岁的他被杜琪峰看中，主演了后者监制的青春文艺片《少年往事》。翟天临随影片剧组参加了当年的金马奖和法国南特电影节，算是有了一个足够耀眼的演艺起点。外部环境的变换，使得电影工业对于专业教育提出了要求。事实上，校园内部的波动同样剧烈。在此之前，北京电影学院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实践它的精英教育模式，每年的招生规模都在20~30人。但随着高校扩招后的第一届本科生在这一年的正式毕业，大众教育开始显露出它真正的面目。以北电表演系为例，1999年，在本科班之外，开设高职班，招收40人，对于文化课的要求更低。2003年，北电成立高职学院，表演系的高职班人数井喷式增长，多达190人，是第一次开设高职班时人数的近5倍。人数的井喷背后，是社会上对于艺考的持续升温。文化课的要求低，许多学生在高考无望后，选择走艺考的“捷径”。到了2006年，也就是翟天临参加考试的那一年，北电表演系的报考人数已经突破6700人，比前一年增长20%。后来翟天临在一次采访中透露，自己高考时的数学成绩只有19分。激增的招生人数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对既有的办学方式形成了挑战。首当其冲的是师资问题，当时学院里的一位老教授就曾透露，学院的在职教师人数严重不足，78级只有20多个学生，既有的师资加上外请的各个学科专业的专家学者，足以保证教学质量。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戏剧影视学这个领域有点陷入无序状态，大家千军万马都要往这挤，在这个领域要占有资源，占用学位资源，就出问题，良莠不齐，并没有把精英化的人真正地推上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赵正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除了师资问题，还有教学场地、排练场所、课程安排、教学实践、学生管理等诸多问题。同时，大批学生的未来去向也成了表演教学必须要顾及的因素。张会军在上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之初就带着团队到美国进行考察，访问了九所大学和传媒学院。进行总结的时候，他也提到了教学形式的改变和硬件设备的升级。一方面是怎么教，但另一方面，教授的对象已然发生变化。做“为人民服务的表演艺术家”，这曾是北京电影学院对于表演系学生的期待，但现在，这些学生们对未来的期盼是成为明星和偶像。与扩招几乎同步开始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对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想象与实践。2003年，“985”工程二期建设开始启动，创建一流和先进院校成为笼罩在众多高等院校头顶的核心命题。与此同时，国内许多综合院校纷纷上马，成立了影视专业。北京电影学院作为一所专业院校，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电影人才的摇篮，在当时的语境下，也响应国家号召，迈出了建设世界一流电影专业院校的步伐。这一年，北电被批准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然而，现实问题依然存在。学院刚刚提出要开展博士教学的时候，谢飞是反对的，他认为北京电影学院还不具备教学基础。然而胳膊拧不过大腿，在主管单位的要求下，博士越招越多。谢飞虽然只有本科学历，但也只好开始招博士。后来翟天临的博士生导师陈浥也属于这种情况。他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1982届本科毕业生，而表演系第一次招收硕士生是1991年。“至于学位，由于特有的‘一刀切’，电影学的教师被要求和其他领域的教师一样必须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才能获得高级职称，因而中国出现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电影创作博士的学位教育，常常令来访的外国同行目瞪口呆。”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赵宁宇这样写道。失落的剪辑系2003年春天，老教授周传基的支气管炎发展到了肺气肿，只好听从医生的建议，离开北京，在云南养病。那时候，他已经在云南艺术学院任教，安于一隅。对于高校里的许多变化，他有自己的态度。周传基感到愤怒。在表演系持续火热的时候，他一直主张设立的剪辑系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早在1981年，他刚刚到北京电影学院任教的时候，就开始为此发声。剪辑当然不仅仅是一门技术，它直接影响着一部电影的节奏、运动、空间和时间，在周传基看来，这几乎是电影之所以成为一门艺术的关键，也是其区别于文学和戏剧的原因所在，它甚至与演员的表演也有关系。熟悉电影剪辑是国外许多演员的基本素质。当时，北京电影学院没有剪辑系，也没有训练学生掌握实际剪辑艺术技巧的课程，只开了一堂蒙太奇理论课。但在国外，情况大不相同。美国设有电影学院或系科的大学，都有剪辑系或课程，南斯拉夫和澳大利亚的影视院校对此同样重视。周传基分析，这一方面是因为电影创作者没有真正认识到剪辑的重要性，也是因为中国的制片制度允许导演参与剪辑，由此降低了剪辑师的存在感。他曾经到国外跟电影教育界的同行交流，对方听闻中国的电影专业院校没有剪辑系的时候，大为惊异。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也就是北京电影学院初创的时候，民族电影事业把好莱坞电影逐出了国内市场，消除了它的思想意识的影响。此后，前苏联教育模式引入中国，直接影响了电影学院的科系建制，表演系就是一例。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赵宁宇提到，国外大部分电影学院都没有表演系，或是相关专业。因为，在美国学表演，其实默认的就是舞台表演，所以美国绝大多数的表演专业都设在戏剧学院内，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舞台才是真正的表演艺术。影视演员不是一个与学科、学历挂钩的行业，大量演员都非科班出身，两夺奥斯卡影后的朱迪-福斯特虽是耶鲁毕业的学霸明星，但在成为学霸前就作为童星出道多年。美国多所高校设立影视表演类专业，但并无博士学位可供攻读，一般都是硕士到顶。而北京电影学院则选择了别样的路径，1955年11月，由前苏联专家主持授课，以培养师资为重点，举办了导演、演员、摄影、制片四个专修班，学员都是各电影制片厂的在职干部，学制二年。第二年6月，国务院批准北京电影学校改制为北京电影学院，专业设置为电影导演系、电影演员系、电影摄影系和放映师范专修科。摄影系的老师郑国恩后来回忆，56级学生入学的时候，没有足够的师资。学校党委安排他担任老师，但当时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都太少，很是为难。组织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先顶上，“技巧部分基本按苏联专家的原样讲”。最后，他临危受命，走上了讲台。到了80年代初，北京电影学院的科系设置基本沿袭了五六十年代的架构。然而，电影创作和理论领域的快速进展，包括“第五代”导演的出现和电影语言现代化的讨论，让剪辑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中。1981年，电影局召开了全国首届电影剪辑会议，同时成立了中国电影剪辑学会。尴尬的创作博士2010年，国产票房突破百亿大关，增幅超过60%。北京电影学院举办建校60周年校庆，周传基被授予“中国电影教育贡献奖”。与此同时，翟天临从表演系本科毕业，并作为免试推荐生，继续攻读研究生，专业是电影艺术创作及理论。他的演艺事业也开始进入正轨，在电视剧《孽债2》中担任主角。也是在2010年，艺术学学科建设迎来了关键的节点。国务院学科目录调整工作组即将把艺术学从文艺学中脱离出来，使其升级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相关的专家学者研讨升级方案，前后开了不下十次的会。门类下面如何设置一级学科，当时就有争议。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赵正阳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姑且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张道一和仲呈祥这样长期研究艺术学的老教授，另一派是像谢飞这样从事具体的艺术教育的专家。分歧有很多，比如要不要在具体的艺术形式之外，设置一个统一的艺术学理论。其中在东南大学召开的那次论证会上，争论尤为激烈。周星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也参与了讨论。在他看来，当艺术学开始走向成熟、变成学科门类的时候，理论的建树作为一个顶梁柱，和各个艺术形式，包括电影、音乐、美术等等，和这些形式的技能技巧是相互支撑的。“事实也证明，没有综合性的艺术理论，那么这一学科发展长远来说就会堕入到偏见里头，人们会觉得艺术不就是表演、唱歌和跳舞么？”周星说。“以表演来说，它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因为大部分的演员是靠观察生活和悟性得来的，和理论性的学历研究有区别，体系性的理论提升可能需要高手。”赵正阳的观点与此类似。“比如像翟天临这个人，主要依靠的还是经验，他要完成一个两级的思维升级，把自己的表演经验先给它碎片化，形成碎片，然后再把这个逻辑往上升到二级的逻辑，从技术和技巧上升到理论。这个过程中，没有多少可以参考的东西，所以难度其实更大。”经过不断的论证，艺术学学科的顶层设计因此确立，2011年，它正式成为中国第13个学科门类，下设五个一级学科，分别是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和设计学。表演和电影学作为二级学科，隶属于戏剧与影视学。然而问题依然存在。“事实的发展造成了一定数量的人，根本没有学过艺术，最后却成了艺术学博士。”赵正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另一方面，是有创作经验的人成了艺术学博士，但却很难形成有效的理论成果。“从创作领域来获取博士学位的人，他们做出的一些成果，大部分不具有非常大的令人公认的这种学术价值。”在这种情况下，院校的监督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周星认为，学校还有教育指导部门必须严格地控制和要求。“如果你只是让画家来评学画画的，用演员来评学表演的，虽然他画得好，表演也好，但是忘了学理层面的标准，就会偷工减料，学生也会陷入自我满足，就会出问题。”

当下我们国家很多人学历越来越高，博士生以及研究生几乎可以说遍地都是，就有人发现了这么一个现象，那就是现在的博士生似乎越来越喜欢在学校里工作了，比如担任学校里的老师或者研究人员，很少有人愿意去外面的大公司去应聘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高校的老师刚入职的时候，收入确实没有大公司那么高，但是有一点，那就是高校老师薪资比较稳定，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而且博士进入学校的话，学校会安排一定的安家费，收入包括基本工资以及补助等加起来也根本不逊色于很多的大型企业，最重要的是博士生本身对于校园环境都是比较熟悉的，对于教师工作驾轻就熟，压力不大，比较踏实。那么在大型企业上班能够得到什么呢？一般到了博士生阶段，对于大公司来说有吸引力，但是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大企业都是以效益和业绩为指标的，各方面的压力非常大，很多博士生根本都受不了，其次就是企业对于专业知识并不是非常需要，除了高科技方面的人才除外，这样的人才说实话在企业里也是一种浪费。当然博士生不去大型公司任职，很大方面的原因是大公司根本不缺博士生，看看外面找不到工作的人一抓一大把，从学校里的天之骄子到企业随意选择的实习生，很多博士根本无法接受这么冰冷的现实，所以他们才会放弃去大公司入职。那么大家认为还有哪些因素导致博士生更愿意去高校任职呢？

很多大学毕业生毕业之后选择继续考研或者考博。说实话，小编真的非常佩服这些特别有毅力的人。博士研究生是目前我们国家教育体系中最高级别的学历了，甚至在很多小城市里，大家经常遇见的也是大专、本科、硕士等，博士研究生有些少见。博士毕业作为凤毛麟角的博士生毕业之后一般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1.大学教师很多大学的博士毕业生会考虑毕业后能否留校或者是去其他普通大学当老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本身在大学里当老师，既体面又有不错的收入，同时还能继续在大学里继续自己的研究。未来桃李满天下，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2.科研机构我们国家比较正规和先进的科研机构都是国家领导的。博士毕业后，可以选择进入这些机构，比如社科院等。当然我们其实还是很少跟这些人有交集的，但是做研究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前期可能比较辛苦，往往到后边就能名利双收了。博士毕业3.公务员现在公务员的报考对于学历的要求慢慢在提高。总会有人说，都读到博士了还去考公务员，跟本科有啥区别。当然是不一样的，学历不同，相应的等级当然也不一样的。博士研究生能考的职位，一定有着更高的要求啊。4.社会企业除了以上工作之外，博士生也会选择社会企业。并不是说博士这种超级具有学历优势的人就不可以去到社会企业。相反很多大型社会企业是非常愿意找点高学历的博士研究生的。这样不管是在薪资待遇还是发展上，也有这突出优势的。博士毕业

▲ 《自然》杂志18日发布了2018年度科学人物，位居榜首的是曹原。图/《自然》网站截图英国《自然》杂志于近日发布了2018年度影响世界的10大科学人物，位居榜首的是1996年出生、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的中国学生曹原。曹原今年才22岁，就荣登《自然》年度人物榜首。这似乎是一位现象级的人才，因此，国内外媒体不吝以天才、神童等溢美之词来赞誉。22岁《自然》连发两文，打破诸多纪录2018年3月5日，《自然》连刊两篇论文，阐述石墨烯超导重大发现，第一作者均为曹原。这两篇文章都有独特的重要发现。第一篇文章主要描述了旋转双层石墨烯在转角接近魔角（正常条件下约为1.1°）时，能带结构会接近于一个零色散的能带，从而可能导致在这个能带（实质上是两个，分别处在相对于石墨烯狄拉克点的负掺杂和正掺杂）被半填充的时候，会经过一个金属-绝缘体转变，变成一个莫特绝缘体。这个发现的主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调节的平台来研究电子-电子的强关联效应，也为困扰物理学家30年之久的高温超导之惑，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体系。第二篇文章则具体解读“有什么有趣的强关联效应可以研究”，并在今后投入应用。最有名的强关联体系莫过于铜氧化物中的高温超导转变。在改进了实验条件和仪器设备之后，曹原发现了少量掺杂莫特绝缘体相会发生超导相变，并且在多个样品中观察到了类似现象。虽然曹原的研究结果还需要未来更多的研究证实，而且应用于实际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一直以来人们都希望用纯碳基的石墨烯来实现超导相，而尽管石墨烯有各种奇特的性质，比如高电导率、透光率、机械强度、稳定性等，但是唯独超导至今尚未实现。所以，仅仅以能在《自然》杂志发表该论文就足以让人刮目相看，以天才之名冠之并不为过。▲ 图/《自然》网站截图《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和《细胞》（Cell）并称CNS，是世界三大顶级科学期刊。能在三大期刊上发文，是无数科学家梦寐以求的目标，也是评选诺贝尔奖、竞选院士、展示大学和科研机构研究实力的重要依据。据称《自然》的毙稿率高达90%，曹原能一次性在上面发两篇文章，展示了其深厚的功力。而与中国其他著名的科学家相比，曹原也占尽年龄优势。被称为中国“量子之父”的潘建伟院士是27岁在《自然》上发表第一篇论文的，中国结构生物学领军人物施一公是32岁时在《自然》上发表第一篇文章的。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持之以衡和假以时日，曹原的学术成就不可限量。曹原的研究未来或可改变互联网不过，曹原论文所提出的实际应用问题可能与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光纤之父”高锟有相似性。早在20世纪60年代，高锟就提出了光纤理论，但当时并不为学界和业界认可，更被批评为“痴人说梦”。但高锟并未放弃，继续研究和改良技术。及至1981年第一代光纤系统面世，直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曹原及其团队的发现其实是为未来能量传导，以及通信更快、通信质量更好和成本更低的互联网提供理论基础和指出实现的方向。早在1911年，荷兰物理学家海克·卡末林·昂内斯等人发现，汞被冷却至接近0K（-273℃）时，电子可以通行无阻，因而这种“零电阻状态”称为“超导电性”。一般材料在导电过程中会消耗大量能量，如果传输电缆从发电站到用户的传送过程中能量耗损越小，经济效益越大。超导体的出现，使传输过程中的能量损耗几乎可以降为零。然而，目前绝大多数超导体仅在接近0K（-273℃）温度下才能工作，因此，以维持低温来使用超导体既不现实，成本也极为昂贵。但是，如果材料能在室温下实现超导，那就不用维持冷却的技术，也不必支付昂贵的冷却费。这会使能量传输、通信的面貌焕然一新。不过，要想达到这个目标，还有大量的研究要做。这或许是曹原未来工作和研究的方向。▲图/《自然》网站截图曹原“横空出世”，少年班要不要继续另一方面，曹原的“横空出世”，似乎又重启了千里马与伯乐的争论。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科学家或人才，是发现的还是培养的。从曹原的情况看，这两者兼而有之。因为中国一直在探索培养天才少年的方法和教育过程，14岁的曹原从深圳耀华实验学校，考入蜚声中外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并入选“严济慈物理英才班”，18岁从中科大本科毕业，前往美国攻读博士。从1978年3月8日中科大第一期少年班开学到今天，也恰好是高等教育改革的40年。少年班也可看作是拉开中国高等教育创新探索的序幕。但由于少年班的宁铂后来出家等情况，人们对天才少年过早培养颇多质疑，认为少年班不利于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给学校和社会造成人力、财力的巨大浪费。随着对少年班的争议不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开设少年班的13所高校中，只剩下中科大和西安交大两所学校还保留了少年班。但曹原的出现，似乎又成了正面支持少年班的强有力证据。当然，中科大的少年班也在不断探索和改进，2008年成立了少年班学院，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最早针对早慧儿童设立的少年班，成立于1985年；针对高考成绩优异的学生、仿照少年班模式开办的“教学改革试点班”；还有成立于2010年、通过先面试后高考录取的创新试点班。曹原作为少年班培养的一种现象级的天才，说明人才的培养应该是不拘一格，因材施教，而且发现和培养天才是并重的。愿曹原未来能取得更多成就。□张田勘（科普学者）编辑 李冰冰 校对 范锦春

都说活到老，学到老，但是很多人的学习生涯到大学就结束了。有一部分人选择了考研，考公务员，为了能给自己一个更高的起点。在生活里，在工作中，我们见识最多的就是研究生和本科生。不知道你们单位有没有博士呢。我们公司倒是没有，可能是我们的庙太小，根本容不下这些大神。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些博士生毕业了都去哪里工作了呢？难道不是进入企业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当公务员你是知道的，公务员的报考是有学历限制的，最低是本科学历。那么博士的学历去做公务员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了。很多人都会感慨，这么高的学历，还和我们这些本科生来竞争公务员的职位，是不是不公平啊，其实你错的了，人家根本就不用和你竞争。公务员的职位里，也有很多等级。一般考入的就是普通科员开始做起。而博士学历不一样。单位想要都没有，哪里会舍得让你从普通科员做起呢。他们去的都是行政机关和一些重要的部门。他们能去的部门，本科生根本都不能报考，所以博士生去当公务员，和本科生并不存在竞争关系，人家根本不会去你要去的岗位。哎，这就尴尬了。2、进入企业博士生和大家一样，可以有一个公平的竞争机会，去人才招聘会找工作。去企业锻炼，施展自己的才华。你也知道的，既然这么高的学历，要的工资也不会太低，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敢要这样的人才。只有一些行业的龙头老大才敢要这样的学历，自然工资不会亏待他们，因为博士生能创造的价值是很高的，一定可以和自己的工资成正比的。所以在社会竞争上，就可以又很大的竞争优势。3、留校做大学老师如果给你一个留校的机会，不知道你会不会选择。如果是我，我肯定会的，因为自己的校园自己太熟悉了。熟悉到每一个角落。自己的老师和人脉关系都在这里。如果可以留校，对自己的职业发展肯定是有好处的。博士生毕业如果想要留校，学校肯定是很愿意的。毕竟是自己培养出来的，如果愿意留下来继续做贡献，那对学校可是有太多的好处。博士生留校也是多方面考虑的。考虑到稳定问题，自己的学校，给自己的东西比较多。如果出去打拼，相对风险较大。守着自己的学校，比出去打拼更靠谱。所以留校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4、任职科研机构科研机构你是知道的，都是国家直属的机构，而且都是正规机构。国家直接扶持的项目，如果进入这里面工作，福利待遇肯定是很高的。尤其是博士生。如果选择进入这样的机构，那绝对是一个高手云集的地方。能够选择进入国家科研机构的博士生，一定都是热爱科研事业的人，也有着一颗爱国的心。因为进入这里工作的人，都是和利益无关，而是对事业的执着和认知不同于常人。对于这样的一批人，我要给他们点赞。虽然只是四个普通的工作，但是对于学历的要求确实很高，如果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就只能先考上博士再说了。好了，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探讨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台高校近年来招生困难，台当局教育部门更是大砍博士班名额，最近核定2018年各大博士班招生名额仅有4493人，其中107个博士班招生人数是0人或1人，台湾媒体形容这是到了“生死存亡”关头。台湾107个博士班招生人数是0人或1人，台湾媒体形容这是到了“生死存亡”关头。（图为“中时电子报”资料图片）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台当局教育部门核定明年各大学博士班招生名额共4493人，其中107个博士班招生人数是0人或1人。教育部门表示，博士班若撑不下去就退场；但大学教授却说，博士生愈来愈少，各项研究面临“有将无兵”的困境。为避免“流浪博士”现象恶化，台当局教育部门近3年大砍各大学博士班招生名额，2018学年仅核定招4493人，比2017学年的4242人少251人、下降5.59％。台湾地区59所一般大学2017学年共有约900班博士班，但其中有34班招生人数是0人、73班是招1人，这107个博士班面临生存危机。2017学年招生人数0人的博士班，包括台湾联合大学系统（清大、交大、阳明、中央等校组成）光电博士学位学程、北医奈米医学工程研究所博士班及东吴大学微生物系博士班等。招生人数仅1人的博士班，则有清大历史所等5个博士班、中央财务金融系等10个博士班、中山大学通讯工程所等3个博士班、中正大学前瞻制造系统博士学位学程等8个博士班。招不到学生正在苦撑的博士班，是不是该考虑退场？台教育部门和大学教授的看法截然不同。台教育部门“高教司长”李彦仪对撤掉这些博士班毫不犹豫的回答“是 ”。她表示，一些重点产业领域（如半导体），硕士生比博士生吃香，大学相关学系的重点就放在多招硕士、少招博士。但台大农艺系主任林彦蓉说，他们系上有20多个老师，教育部核定的107学年博士班招生名额仅4人，一些研究将面临“有将无兵”困境。现在系上老师执行研究计划时，没有博士生可用，非常依赖硕士生，但硕士生2年就毕业，深入、长期或难度高一点的研究不容易进行。清大教务长戴念华表示，将一些博士班招生名额砍到剩下0人或1人，已让他们快“无法呼吸”，清大向教育部门提出以学院方式统招博士生，之后再依考生志愿分发到各博士班，提高报考意愿。戴念华说，教育部门依就业市场需要调整博士班招生人数，出发点没错，但如果最后演变成学生不被鼓励读博士班、老师的研究做不下去，那现有政策就有必要再斟酌。随着台湾社会少子化日益严重，高校招生困难已成为公认的事实。据《海峡导报》报道，1997年，台湾新生儿32万人，可到了1998年骤减少到27万人，2000年更是降到16万人。但从1994年起，台湾进入高校“疯长期”。1994年，全台只有23所大专院校，但为呼应所谓的“教改”，台当局此后鼓励私人兴学，使得大量高职、专科学校升级为大学。1997年，李登辉实行“增加高中和大学扩招”政策，陈水扁时代更加码为“一县一大学”，台湾就这样进入高等教育的“黄金时期”，全台高校最高峰时达到160多所的空前密度。除了“少子化冲击”与台湾高校“疯长”导致比例失衡，台湾《中国时报》2015年的文章也引述台湾辅仁大学社会系教授戴伯芬的话说，博士就业管道愈来愈不通畅，也是降低学生就读意愿的原因。台湾交通大学环工所招生承办人就提到，学校整体研究所招生的状况都不是很好，连硕士班学生都不愿意继续升学，“我们学校临近新竹科学园区，大家都想早早毕业去工作”。台湾清华大学统计所也提到，硕士学生就已有很好的出路，所以相较于硕士班的热门，博士班反而无人闻问，一度造成2014学年度完全“无人报名”。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办公室主任陈书涵则表示，教育部门对博士生的规划没有长远看法，“拿到博士学位的人找不到工作，绝非大学没有教职需求，而是台教育部门放任师生比恶化”。也有台湾实践大学校长陈振贵在接受《海峡导报》采访时指出，在台湾少子化的趋势下，未来台湾高校生源呈滑梯式下降。因此，想继续生存的高校，必须拓展招生渠道，尤其是要增加对大陆和其它海外地区的招生。

这年头读博士的人不在少数，为什么读博士，还不是看重了博士待遇薪资吗，或许小编说的太直接了。还有部分人也许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知识和开拓自己的眼界，结交一些有学识的人才，最后再顺便那个博士学位。呵呵~博士学位是那么容易拿到的吗？并不是。天津在职博士DBA学位班学位含金量哪家十个考博的就有一大半抱怨博士的道路太坎坷。为什么说博士的道路如此坎坷呢？我们就来看看广大考博网友的诉说：第一英语难：为什么?想进入复试，初试的英语必须过线(也有破格录取的，这是幸运当年那所高校报考的人少或是导师实在找不到人了降分录取，不要把自己放在幸运上。)。如果你是应届生，那你在研究生期间的英语有没有落下，有很多考生告诉过我，研究生期间每怎么接触英语的，如果是这样，你应该好好复习下了;另外是你现在是不是在职的，平时工作忙的很，很长时间没有也没有机会接触英语了，但上学期间有一些基础，那你需要把它捡起来了。一个09年考北大的考生这样描述到，幸运的自己的英语比其他人的高，专业课的分数没有人家高，还是被录取了。第二专业课难：专业课考查博士生在基本理论基础上对学术动态的把握和现实问题分析，而很少考名词解释、简答题，大多都是大的论述题;考博肯定要广泛读书，刻苦攻读，这些我们不必赘述。抓住专业重点是任何复习考试的关键。博士考题一般不会很偏，但是答好不容易，尤其是面向很多专业的基础课考题。第三导师难。为什么?考过博的人都知道，或者没考过在网上搜罗下也就知道了，导师在考博过程中起了最关键作用。问问与你报考的导师关系怎么样?每个导师的博士招生名额一般非常有限，而且博士生的培养费大部分学校规定很大部分从导师的科研项目经费走，所以在英语过线的前提下基本上考上考不上看导师的一句话，所以只要考前导师点头了，基本上就可以了。但是我同意“没有考不上的博士” ，现在不能一概而言，而是分院校、分专业。而且现在考博的人多了起来，但录取率还是在国家控制下的。天津在职博士DBA学位班学位含金量哪家网友二：考博简单与否我觉得自己有一点发言权，今年外校考南大博士。这样说吧，高考准备了三年，考研准备一年。考博士只准备了一个月，但是考博还是有一定淘汰率的，因为国家限定博士名额非常严。多年来基本没有扩招，但是考博的人多了。几年前可能比较好考，但是我们这届淘汰了一半多，淘汰的这些人也是一些非常优秀的硕士研究生，有些院士只能招收两个博士研究生但是报考的学生达到十个左右。这里竞争就比较激烈了，另外读博士相对来说宽进严出，你的SCI需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或者影响因子才能毕业。这只能靠自己，并且选的课题没人会给你具体指导，导师只是起一个指引作用！我硕士导师一句话非常形象。读博士好比上山打虎，导师只是给你说南山上有只老虎，具体怎么去？什么时候去？怎么打？用什么工具？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博士研究生自己要思考的，科研的路上布满荆棘，压力巨大。社会压力，年龄压力，买房压力等等科研外压力也会接踵而来。据说成功博士毕业的研究生在思考问题的深度方面要更深，最后千万不要觉得学历没用，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区。这也就不难看出博士学位的含金量为什么如此之高了，毕竟在获得道路上太过艰难。但是不是考不上的同学就与博士学位无缘了呢，其实并不是如此。如咱们的免联考在职博士就可帮大家解决博士学位的问题。海外国际博士院校，不用联考，不用担心任何的学位问题。在职就读，2-3年的学制，如新与成商学院旗下的热舒夫信息技术与管理大学。波兰热舒夫信息技术与管理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推荐予中国学生留学波兰的大学之一，根据中国与19个欧盟成员国签订的相互承认学位、学历和文凭协议，波兰热舒夫信息技术与管理大学颁发的学位全球通用。课程结束后经考试、考查、符合博士学位申请且博士论文正文英文不低于50000字，同时论文答辩通过者，可获取波兰热舒夫信息技术与管理大学工商管理博士（DBA）学位；所获的学位证书与全日制波兰学校本部修读学员完全一样，国际公认；博士学位获得者可以申请美国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名校的博士后研究深造。所以并不是说读博士只有一条道路，其实在失败的道路之前都有一条成功的道路在等着我们。

台湾107个博士班招生人数是0人或1人，台湾媒体形容这是到了“生死存亡”关头。(图为“中时电子报”资料)海外网11月13日电 台高校近年来招生困难，台当局教育部门更是大砍博士班名额，最近核定2018年各大博士班招生名额仅有4493人，其中107个博士班招生人数是0人或1人，台湾媒体形容这是到了“生死存亡”关头。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台当局教育部门核定明年各大学博士班招生名额共4493人，其中107个博士班招生人数是0人或1人。教育部门表示，博士班若撑不下去就退场;但大学教授却说，博士生愈来愈少，各项研究面临“有将无兵”的困境。为避免“流浪博士”现象恶化，台当局教育部门近3年大砍各大学博士班招生名额，2018学年仅核定招4493人，比2017学年的4242人少251人、下降5.59%。台湾地区59所一般大学2017学年共有约900班博士班，但其中有34班招生人数是0人、73班是招1人，这107个博士班面临生存危机。2017学年招生人数0人的博士班，包括台湾联合大学系统(清大、交大、阳明、中央等校组成)光电博士学位学程、北医奈米医学工程研究所博士班及东吴大学微生物系博士班等。招生人数仅1人的博士班，则有清大历史所等5个博士班、中央财务金融系等10个博士班、中山大学通讯工程所等3个博士班、中正大学前瞻制造系统博士学位学程等8个博士班。招不到学生正在苦撑的博士班，是不是该考虑退场？台教育部门和大学教授的看法截然不同。台教育部门“高教司长”李彦仪对撤掉这些博士班毫不犹豫的回答“是 ”。她表示，一些重点产业领域(如半导体)，硕士生比博士生吃香，大学相关学系的重点就放在多招硕士、少招博士。但台大农艺系主任林彦蓉说，他们系上有20多个老师，教育部核定的107学年博士班招生名额仅4人，一些研究将面临“有将无兵”困境。现在系上老师执行研究计划时，没有博士生可用，非常依赖硕士生，但硕士生2年就毕业，深入、长期或难度高一点的研究不容易进行。清大教务长戴念华表示，将一些博士班招生名额砍到剩下0人或1人，已让他们快“无法呼吸”，清大向教育部门提出以学院方式统招博士生，之后再依考生志愿分发到各博士班，提高报考意愿。戴念华说，教育部门依就业市场需要调整博士班招生人数，出发点没错，但如果最后演变成学生不被鼓励读博士班、老师的研究做不下去，那现有政策就有必要再斟酌。随着台湾社会少子化日益严重，高校招生困难已成为公认的事实。据《海峡导报》报道，1997年，台湾新生儿32万人，可到了1998年骤减少到27万人，2000年更是降到16万人。但从1994年起，台湾进入高校“疯长期”。1994年，全台只有23所大专院校，但为呼应所谓的“教改”，台当局此后鼓励私人兴学，使得大量高职、专科学校升级为大学。1997年，李登辉实行“增加高中和大学扩招”政策，陈水扁时代更加码为“一县一大学”，台湾就这样进入高等教育的“黄金时期”，全台高校最高峰时达到160多所的空前密度。除了“少子化冲击”与台湾高校“疯长”导致比例失衡，台湾《中国时报》2015年的文章也引述台湾辅仁大学社会系教授戴伯芬的话说，博士就业管道愈来愈不通畅，也是降低学生就读意愿的原因。台湾交通大学环工所招生承办人就提到，学校整体研究所招生的状况都不是很好，连硕士班学生都不愿意继续升学，“我们学校临近新竹科学园区，大家都想早早毕业去工作”。台湾清华大学统计所也提到，硕士学生就已有很好的出路，所以相较于硕士班的热门，博士班反而无人闻问，一度造成2014学年度完全“无人报名”。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办公室主任陈书涵则表示，教育部门对博士生的规划没有长远看法，“拿到博士学位的人找不到工作，绝非大学没有教职需求，而是台教育部门放任师生比恶化”。也有台湾实践大学校长陈振贵在接受《海峡导报》采访时指出，在台湾少子化的趋势下，未来台湾高校生源呈滑梯式下降。因此，想继续生存的高校，必须拓展招生渠道，尤其是要增加对大陆和其它海外地区的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