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 社会学

目前随着高考人数的激增，很多大学毕业生都有了非常大的就业压力，未了能够提升自身的就业竞争力，很多学生开始选择考研，读博深造。因为大多数企业或者公司目前对于学历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但是有一部分大学专业，因为专业特点或是市场需求等原因，就业的难度是非常高的，甚至有的专业博士生毕业都不太就业，转行的几率很大，今天就给大家聊聊博士生毕业都不好就业的3个大学专业，转行率高，需谨慎报考。1哲学专业哲学专业听起来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专业，但是这个专业的就业面是非常窄的，绝大多数这个专业出来的毕业生都只能选择考公务员或是当政客，但是政客可不是那么好当的，即使是博士生毕业也一样可能会面临失业的问题。2社会学专业社会学这个专业理论性非常充足，但是在绝大多数人眼里都不知道社会学是做什么工作的，根据近些年来的本科或是硕士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来看，基本上很少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大部分同学只能选择转行，个别学生去做了这个专业的老师，总而言之，这个专业就业难度是很大的。3生物工程专业这个专业是一个理工科专业，连续四年这个专业的就业率都不太理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或内目前还没有很好的平台或者说资源供学生们发展，如果是博士生毕业不出国都有可能面临失业或者转行的风险。以上给大家介绍的三个大学专业，就业难度都是比较大的，就连博士生毕业都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更不用说普通大学毕业的学生了，希望同学们能够在选择专业时不仅要考虑自身爱好，也要多关注行业的发展前景。对此，大家有哪些看法呢？

如果本科、研究生、博士三个阶段三个专业，会不会太杂了？研究生专业与本科专业关系。一般决定考研的，基本上四种选择：本专业考研、跨专业考研（专业所属小类）、跨专业考研（专业所属大类）、跨其他专业大类考研。举例说明如下。社会学专业属于社会学类，社会学类还有其他专业（社会学、社会工作），社会学类属于法学大类。本科生是社会学专业的，可以本专业考研（考社会学专业研究生），也可以跨专业考研（专业所属小类）考社会工作研究生，也可以跨专业考研（专业所属大类）考法学专业研究生。当然你也可以跨其他专业大类考经济学专业研究生。从考研备考来说，以上四类难度依次是越来越难的。相应的准备时间应该是越来越长的。从学术积累的角度来说，一般肯定是建议前两种，除非对自己本专业完全不懂、不感兴趣或者是找到了方向，才建议考虑后面两种考研。博士专业与研究生专业关系。读博士的，绝大多数是本专业读博，就是与研究生阶段专业一致。少数跨专业所属小类、跨专业大类考博，极少数跨其他专业大类考博。原因还是学术积累、考试难度、准备时间来说的。当然也存在少数天赋异禀的人，可以本科、研究生、博士都是不同的专业。

在我眼里，男权、女权都是生命力很弱的词汇，它们都无视个体生命的自我塑造。如果我们想活出自己的完整性，就得以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方式来与这个世界相处。【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周乐/文】今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个节日最早起源于20世纪初的一系列女性政治运动，至今已走过一百多年历史，其目的旨在于推进男女平等。这场耗时巨大的平等运动最早诉诸于政治平等，抗议女性没有投票权；后来发展到诉诸于社会平等，抗议女性在社会中的不公平待遇；现在已经衍生出几十种我也分不清的平等，因为他们要求的越来越多……我是女性，也是一名社会学博士。在我读博士的时候，我经常会听到一些身边的人问：女孩读那么多书干嘛？在网络上，我们也总能听到各种“妖魔化”女博士的言论，比如，“人类有三种，男性、女性以及女博士”。当然，针对女性的话还有其它各种方面的，比如“你都xx岁了，怎么还不生孩子”“一个没有婚姻的女人是不幸福”之类的云云。说这种话的人，我们称他们为男权主义者。为了抵抗这些男权主义者，“女权”诞生了。在日常生活中，有些言论因为被说得多，就会让人觉得不仅正常而且正确。但作为个体而言，我非常害怕和这样的人交流，因为他们总是非常霸道地持有“因为你是A，所以你得B”这样的偏见。▲社会对“女博士”存有一定偏见在我眼里，带有这样逻辑的人，总是无视他人的主体性和情境性，简单地说，就是“他们习惯于将每个人的可能性扼杀在固定的框架里”。无论男权主义者，还是女权主义者，他们都有这样的毛病。如今，很多有了孩子的女性选择离开职场，做全职太太，但是她们却被女权分子说成是堕落。女权主义者言之凿凿地说什么“女人要经济独立，要有自己的事业才符合现代女性要求”。说实话，面对这些人，我心里唯一的对话就是：你们怎么都那么闲呀！你们没有自己的生活吗？如果说“男权”是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束缚，那“女权”就是现代社会对女性的枷锁。因为，不管“男权”或“女权”，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基于女性生理特征赋予女性社会角色或要求。其实在本质上，他们的话语模式是一样的，即：作为女性，应该如何如何。我很幸运，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开明的父亲。记得小时候就有亲戚问我爸爸：你怎么把乐乐当男孩养？而我爸爸的回答让我记忆犹胜：“我只是把她当人养”。所以从小，我做任何事情，从来没有想过“因为我是女孩我就要如何”这样的问题；而是想着“作为一个爱思考、独立的人”，我要如何活出我自己。我的参照物是性格、品格、意志，而不是什么行为言语上的规范。▲做全职太太被女权分子说成是堕落不管“男权”或“女权”，它们自诞生起就跟女性没有半毛钱关系，他们的出发点也不是作为女性的人，而是社会秩序和政治诉求的产物。一天到晚诉诸于男权女权的人，在乎的只有他们关于自己的政治意见表达，而不是每一个女性所处的生活情境和日常行为的实际发生。所谓的男权社会，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把对于男性的要求升级为整个社会价值的考量体系。表面上，是“男性话语”占据主导，男性更有话语权，但实际上，这种话语权也使得男性落入了相当被动甚至被压迫的局面。比如在过去，大多数男性在职场上把持着重要岗位，社会习惯性地会把“职场上的成功”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而这条标准又会反过来使很多男性透不过气。反思一下，我们就会发现，男权社会实际上使男性陷入了被安排、被指定的命运。事实上，男人在男权社会中要比女性更容易丧失自我：一个显赫官员是独立人吗？显然不是，他连自己的主张和想法都不能有。一个成功商人是独立人吗？商业本质是交换，他的一切都是在满足他人基础上，更不要谈自己。一个知名人士是独立人吗？当然也不是，他要迎合大众口味，得琢磨热点和吸睛的方式来设计自己的公开话语，无从谈自己。当然，若女性若也加入这个作为整体的生产性社会，亦要面对同样的命运：一个以外在成就作为个体价值评判的社会。▲穿“波卡”的阿富汗妇女只有那些惰性思维的人们，才会不假思索地接受这样一种假定，即：男权是压迫女性的，女权是解放女性的。女权自身有两大问题：一是参照男性标准；二是部分女性加诸其它女性身上的要求。很多女权一直在倡导和男性平等，虽然要求平等的表现方式近几十年发生了变化，但我认为这种以他人标准来比照自己，就是主动失去自我的过程，并且以女权名义来要求和男性平等的做法，是在强化女性的弱者形象。其实女性完全可以正面、正向地表达自己的社会诉求，而不是以男性作为参照物。女性之间各有差异，一些有公共话语诉求的女性，常常绑架全体女性来实现其自身的权力意志，而剥夺其他女性的生活选择。我不认为现代女性选择家庭主妇式的生活就是堕落的表现；相反，家庭本身的经营于个体、于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19世纪美国妇女的独立标志我写这些并不是为了替男权申诉，也不是来批判女权。在我眼里，男权、女权都是生命力很弱的词汇，它们都无视个体生命的自我塑造。我想说的是，作为女性，不要因为女性的生理特征，就先入为主给自己设定女性式的生活或生命轨道；生理性别是生而不同，但社会性别是政治产物，我们没必要按照他人的意志来左右自己的生活；不管男性、女性，最重要是还是先活着像个人，无关乎性别。性别之外，还有阶层、地域、职业等等之分，如果我们以这种外在的身份来指导自己生活，我们必将是被撕裂的；如果我们想活出自己的完整性，就得以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方式来与这个世界相处。总之，男权不是压迫女性，女权也不是服务女性。每个女性就是一个独立的自己。

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随着劳动力的减少，抚养比的加大，毫无疑问青年人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对青年人问题的关注就是在关注中国的未来。自涂尔干以降，自杀研究就是以自杀统计为基础的，但是目前我国的此类研究较少，缺乏对自杀状况的整体描述和把握，就很难制定相应的自杀预防政策，媒体报道的案例和个案研究在推动整体对自杀状况的把握上仍有不足，甚至会产生误导。基于此，本文利用国内现有唯一且可得的自杀数据试图对中国近十多年的青年人的自杀状况进行描述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1.中国青年人自杀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大。虽然老年人的自杀率是青年人自杀率的数倍，但是青年人本身死亡率比较低，并且自杀是青年人排名前列的死因，所以青年人自杀研究工作和自杀预防工作不可忽视。2.青年人自杀存在城乡差异、性别差异、年龄差异。整体来看，农村青年人的自杀率要高于城市，男性的自杀率要高于女性，这与我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和社会性别分工存在关系。在年龄方面，25-34岁年龄段是青年人自杀的高危年龄段，可能在这个时段，青年人承受成家立业的压力，此阶段是自杀预防的重点。我国分城乡自杀率整体状况(2015年)3.从2003-2015年中国青年人自杀率的变动情况来看，中国青年人自杀率的城乡差距在逐渐缩小，农村自杀率下降很快。30-34岁年龄组自杀率下降相比其他年龄组要快。在2010年左右，中国青年男性的自杀率超过女性。这些变动趋势可能与城市化有关，城市化过程中大部分农村青年流动到城市进行工作。自杀率城乡差异中国青年人自杀率的城乡差异(2015)中国自杀率城乡变动情况4.队列自杀率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各个队列的自杀率在青年阶段在1-2个十万分点浮动。但是从年龄变化来看，各个队列基本上还是呈现了自杀率随年龄增长的态势；从不同队列的同年龄自杀率比较来看，呈现出越年轻的队列自杀率越低的状况，需要值得关注的是男性队列在15-25岁间有自杀率的突涨期。自杀率分城乡分年龄组变动情况四组出生队列自杀率情况5.从青年人自杀率的国际比较来看，中国青年人的自杀率在国际社会中处于较低水平，女性相较于男性还有下降空间。分性别分年龄国际自杀率比较中国青年人自杀的性别差异诚然，本文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首先是数据质量问题，由于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是登记数据和抽样数据的结合，不是中国所有自杀事件的统计，虽然数据有一定代表性，但是同登记数据或者普查数据的质量还存在差距；其次数据完整性问题，与其他国家自杀数据的对比就可以看出，很多国家不仅有分性别的自杀手段的数据，甚至还有各个地区的自杀数据，比中国的数据要完整细致很多。中国的自杀数据问题是导致自杀研究众说纷纭的主要问题。但在建立起一个准确的且覆盖面更为广泛的死亡原因登记系统前，统计局的数据是唯一的选择。希望无论是学界还是相关部门能加强对自杀数据统计的重视。

但是，我们梳理郑松泰的经历不难发现，年轻的郑松泰从起步到发迹，得益于他的规划长远、心思缜密。他的学历及阅历，都是其在未来攫取个人政治资本的重要砝码。不得不感叹，郑松泰以与其年龄不相符的城府，将自己的丑恶面目藏得极深。下面，我们来解开郑松泰由“社会学博士”走向“港独”的谜团。出身平庸，利用“博士”光环提升身价郑松泰出身普通家庭，父母为小商贩，家庭条件一般。后来经过努力，考入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系，到北京求学前曾担任民主党湾仔区议员李继雄的助理接近一年。毕业后，郑松泰2005年到北京修读社会学硕士及博士。毕业后来在接受采访时郑松泰坦言：在北京生活的五年，见证了中国大陆的变化，亦令他决定毕业后回香港发展，更让他体会到在中国大陆生活得越长时间，就越不想香港变成中国的普通城市。郑松泰的这一番话颇为值得玩味。乍一听，其在谈大陆的快速发展，实际上当时的这句话已是“一语双关”，他分明想要在香港掀起浪花，让香港变得“不平庸”！他选择的这朵浪花，就是“港独”的浪花。精心算计把握时机当李继雄得知郑松泰加入一个主张街头抗争的政治组织时，深感意外。后据李继雄分析，郑松泰虽然不是一个激进的人，但他博士毕业回到香港，已对社会政治深感兴趣，但却不会加入老牌政党，因为那里面不会有其位置，而加入新兴的“热血公民”组织就可以有充足的发挥空间和影响力。李继雄说得很委婉，其实不如直接说：加入“热血公民”组织可以让郑松泰有机会出头，牟取个人政治资本。这才是本质！费尽心机搏出位起初，郑松泰社运上的表现不算出众，但凭着高学历，在“热血公民”赢得了一定位置。郑松泰口才和号召力不及黄洋达，因此最初得到的关注并不多。但他的学历在“热血公民”里面几乎是最高的，很受尊敬，他凭借擅长写作的优势，一直在网络媒体“热血时报”发表文章并主持网络节目，不断宣扬“港独”思想和主张，荼毒青年人，很快便发展成为组织核心成员。2016年，郑松泰代表“热血公民”出选新界西选区的立法会选举，初时因知名度低而不被看好，但最后却高票当选，一炮而红，并接任“热血公民”主席。就这样，郑松泰通过几年经营，终于“逆袭成功”，成为立法会议员。辱骂民众“智障”后郑松泰曾在脸书上表示，重看《铿锵集》他发现：“变的不是我，原来是香港人变得太慢，又或者根本不想变。”一个曾经有着爱国情怀的青年，变成了要分裂国家的“网红”。可见，为了博得关注、牟取政治资本，郑松泰就是这么一个左右摇摆、两面三刀的“变色龙”，令人作呕。此外，2017年6月10日，香港网络名人仇思达公布一段立法会议员郑松泰的录音，内容指其辱骂大众“白痴”。郑松泰其后证实工作汇报和内部沟通被人流出，深表遗憾。11日晚，郑松泰在脸书上发文承认该段录音属实，但自认为该内部限时直播的讲话并无不妥。他表示自己有如此举动，是因为他认为有些民众属于智障，而在录音流出后郑松泰于其脸书账号发文补充，宣称在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中所有未给“热血公民”组织候选人投票的人全都有“智力问题”。教唆年轻人参与暴力参加暴乱郑松泰在加入“热血公民”组织时，仍然一直在香港理工大学任教。现在参与暴力示威的学生，多来源于郑松泰这样“港独”教师的洗脑。从某种程度上讲，校园“港独”是社会“港独”的温床。校园“港独”之所以滋长泛滥，是香港校园长期姑息放任郑松泰这样的“港独”教师给学生洗脑。郑松泰利用他的教师身份，为“热血公民”组织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后备力量。同时，郑松泰还无耻地欺骗香港的青少年，公然教唆年轻人参加暴乱，诋毁、攻击他们的父母，他声称：反对上街的家长是“猪”、是“港猪”，鼓吹年轻人要“与港猪划清界限”，并唆使年轻的子女们同他们的父母断绝关系，终生不相往来。其还宣称“香港的父母从孩子一出生就不停地向孩子索取”，“每一个父母从来都没有想过可以给予孩子什么”，“大难临头各自飞”，“有事没事都不断剥削年轻人”等等。最后，他得出的所谓“结论”是：“爱不爱年轻人，在上街这件事会表达的一清二楚。”郑松泰在暴乱中的充分表演，使其离间亲情、泯灭人性的丑恶面目彻底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倒转”国旗博眼球2016年9月19日，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刘国勋发新闻稿称，针对郑松泰的行为，现已致函警务处要求调查及依法作出检控。2017年4月10日，郑松泰接到通知，中区警署公众活动调查组就其2016年“倒转”国旗及区旗的行为，正式落案起诉“侮辱国旗罪”及“侮辱区旗罪”。2017年9月29日，香港东区法院对此作出裁决，认定郑松泰两项罪名成立，罚款5000元港币。虽然毋须入狱，立法会议席也不受影响，但他任教的香港理工大学随后指出，郑松泰的操守和定罪与大学承诺的优质教育、及接受国际化的目标方向不一致，做出裁决将其剔除教师队伍，合同期满后，亦将不再续约。嚣张跋扈信口雌黄成为“港独急先锋”郑松泰成为“热血公民”组织核心成员后，为不断提升地位，彻底放飞了自我。其在“占中”期间多次组织激进暴力行动，曾因冲击警察防线而被拘捕，后获准保释。自2015年1月以来，其频繁组织“反水货客”行动，期间采取辱骂、人身攻击等方式进行暴力抗争。郑曾组织“热血公民”成员前往警察总部抨击警察“滥用职权”、“以言入罪”，甚至抹黑警察为“懦夫”，反对设立“辱警罪”。今年爆发“反修例”暴乱以来，郑松泰更是网上网下左右开弓，极力表现。在网上，郑松泰在脸书上发布《致全港警察的公开信》，在信中称冲突再这样下去，绝对会有人在冲突期间死亡，并恐吓下一个死亡的可能就是香港前线警察。郑松泰还在信中引用2014年“占中”运动中被重判的七警为例，妄图恐吓、分化前线警员。7月30日晚，郑松泰与朱凯迪等议员协助大批极端分子在葵涌警署外聚集叫嚣，其间堵塞警署大闸、占据附近马路、粗口辱警、涂污警署外墙，又围攻警察，致五名警员受伤。到了凌晨，郑松泰又煽动极端分子包围天水围警署，警署因此被迫关上闸门，现场还有人施放烟花，十分混乱。最终，事件造成6人受伤。现今的郑松泰，已与之前的文弱书生判若两人。而将其变得面目全非的，正是他内心中不断膨胀的政治野心。在牟取政治资本使自己飞黄腾达的路上，他算尽套路、穷尽手段，终变成了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然而，他千算万算也没有算到，其为自己铺设的“康庄大道”，其实是“穷途末路”。30日消息：郑松泰被香港警方拘捕。

在世界各地旅行时，我喜欢观察那里人们的面部表情。他们的生活状态，或压抑或宽松，或和谐或紧绷，或有信仰而淡定或无信念而迷茫，或个性张扬或从众圆滑等等都写在路人的脸上。难怪有位摄影大师曾说过，街头就是时代的风向标。我喜欢街拍，但拍摄重点不是光影反差、不是几何构图、不是色彩搭配，不是趣味巧合，不是奇妙巧思。而是街头的陌生人。我感觉他们的脸部表情蕴藏着许多时代密码，令人玩味。正如我们看老照片时，总能感到大清王朝、民国、文革等时期的浓浓气息扑面而来。喜欢观察人们面部表情的这种兴趣与我的教育背景有很大关系。我曾就读于麻省理工，在那里获社会学博士。人是社会动物，社会环境对每个人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社会学就是要揭示各种因素和人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改变。自从喜欢摄影后我发现，摄影也是一种语言，能更直观地表达环境对个体人神态潜移默化的琱琢。许多人认为我用镜头简单粗暴地记录路人，这种纪实手法已过时。现在更流行自我感受、自我表达的新锐技法。但我还是喜欢观察人，解读他们的心态，捕捉他们令人回味的表情瞬间。我相信随着岁月的流逝，几十年后当人们看到我拍的这些路人时，一定会从中感悟到一些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某种信息。许多人认为我用镜头简单粗暴地记录路人，这种纪实手法已过时。现在更流行自我感受、自我表达的新锐技法。但我还是喜欢观察人，解读他们的心态，捕捉他们令人回味的表情瞬间。我相信随着岁月的流逝，几十年后当人们看到我拍的这些路人时，一定会从中感悟到一些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某种信息。许多人认为我用镜头简单粗暴地记录路人，这种纪实手法已过时。现在更流行自我感受、自我表达的新锐技法。但我还是喜欢观察人，解读他们的心态，捕捉他们令人回味的表情瞬间。我相信随着岁月的流逝，几十年后当人们看到我拍的这些路人时，一定会从中感悟到一些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某种信息。许多人认为我用镜头简单粗暴地记录路人，这种纪实手法已过时。现在更流行自我感受、自我表达的新锐技法。但我还是喜欢观察人，解读他们的心态，捕捉他们令人回味的表情瞬间。我相信随着岁月的流逝，几十年后当人们看到我拍的这些路人时，一定会从中感悟到一些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某种信息。摄影人简介：李唯（笔名：牛山），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MIT，获社会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管理咨询和投资业务。热爱摄影，侧重于街拍。

李健妻子小贝壳，清华的社会学博士，二人恩爱惹人羡 李健，名字简洁，生活低调，嗓音清澈，直击人的心灵，柔和清新，像雨后散发着芳香的田野。他拥有独特的风格，既华丽又简洁；既流畅又雅致；既纯净又温和。是文艺界不可多得的艺术之源。有这样温暖复古又文艺嗓音的人，自然外貌也不会差，他不苟言笑看似冷峻，但其实他才华出众与众不同，风度翩翩彬彬有礼，行为言语都散发艺术绅士的气质。 他出生于艺术世家，父亲是京剧表演家，从小学唱戏，练武术，才艺技能满分。而且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高三那年，他担心考不上想上的学校，为了加分，参加了清华的文艺者联欢，以精彩的表现加分50，被清华录取，他是名副其实的学霸，本该是简单粗暴的理工男却有着文艺男的柔情。在校期间，各种文艺娱乐活动都可以看见他踊跃参加的身影，美妙悦耳的歌声也让他有一批粉丝，大大小小的奖项也拿了很多，学习和才艺并重的艺术青年。毕业后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但是他很迷茫，一边是稳定工作养家糊口，一边是自己心里神圣的艺术追求，最后他为了追寻音乐，辞去了工作。 他与校友兼好友组成了草木组合，然后然后大家耳熟能详的一生有你诞生，风靡大街小巷，人们纷纷传唱，充斥了90后们的校园回忆。因为他和组合的另一个人有音乐理念方面的差异，就主动退出组合，开始单飞，音乐之路开始顺风顺水。发行的专辑销售火爆，开的演唱会座无虚席，创作的歌曲常登金曲榜，还上了各个卫视甚至是央视的春晚，创作，制作，编辑，演唱，他几乎是全能。一首首传唱广泛的歌曲，李健成为当时音乐节的风向标杆。 当我们唱着他的歌，感慨他的学霸经历时，却发现他的感情之路却是一片空白，他曾经说心里有一个叫小贝壳的女孩儿，于是小贝壳这个名字被大家知道，但是她是谁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最近有人说，李健和小贝壳是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他们的爱情是小时候定的娃娃亲！这么多年了，他们已经低调结婚了，他在上综艺节目时还爆出了一张小贝壳小时候的照片，这张照片，承载了太多的故事。 这门娃娃亲，要从四十多年前说起，他们的父母是很好的朋友，他比她大五岁，他们第一次见面，他十岁，她五岁，还是稚嫩的孩子，父母的一句玩笑话，也许是命中注定的缘分，竟在是多年以后成为真的。他们陪自己的父母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十年之后再次相见，因为多看的那一眼，他和她都青春心动，一瞥决定了倾心一生。 小贝壳名字叫做孟小蓓，是一个温婉的古典美女，也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的博士，他们郎才女貌，青梅竹马，门当户对，他们的结合完美般配。因为儿时的缘分，情定终身，相伴余生，就像他在传奇中唱的歌词：因为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这不是巧合，这是他为她写的歌。尽管他们没正式在公众面前露过面，他也没有公开过妻子的具体信息，但是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能体会到他对她满满的浓情蜜意。他把对他的爱写成歌曲，唱响了世界。他不喜欢因为和大众过分亲近去消耗他音乐的魅力，他洁身自好，永远保持着绅士，巧妙回避着和女生的集体接触，他把妻子保护的很好，两个人都很低调，日子是自己的，没必要让所有人知道。他宠溺的叫她小贝壳，她叫他先生，他们的生活每一天都像是在蜜月，他也从不吝惜对妻子的表白情话。那些充满情趣的情话，小贝壳微博里都有哦~本文由非一般经典原创，喜欢小编文章的小伙伴们，请给小编点个赞，关注下小编，有了你们的鼓励小编会更加努力，也欢迎有不同意见的小伙伴们在下方评论与小编一起讨论研究！

海归回国后一般都会选择风光体面的事情做，但是往往有一些不走寻常路的人，他们不在乎挣钱多少，只选择自己喜欢的，在浙江杭州，社会学博士蔡燕航从澳洲回国后，抛弃学术研究，竟开始了手工皂的制作之旅。蔡燕航现在是素朴心手工皂坊的主理人，和之前的社会学研究毫不沾边，他回国以后，身体出了点问题，所以他并不想做学术，只想做一点跟健康有关的事情，当时刚刚毕业的蔡燕航其实是想进高校当老师，但是现在却恰恰选择了一条相反的道路“不务正业”。现在跟家里人一起经营工作室，他做的手工皂在跟空气接触后，它自身还会形成皂化反应，慢慢的就比较成熟了，然后碱性就降低了，大概需要两个月时间，蔡燕航的妻子原本在投资公司已经工作了十年，由于老公的缘故，毅然决然的辞去工作，和丈夫一起做起了手工皂，经济收入对妻子而言其实是下降了很多，但是在蔡燕航看来这个是不能用金钱去衡量的，因为常常会在制作的过程中获得一些新的东西，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周围的人都会觉得做手工皂浪费了蔡燕航的才学，但是蔡燕航并不这么认为，因为他之前的一些经历都在影响着他，再次回到澳洲去学习，去台湾拜师，这些都是需要学习新的知识，没有办法去评判一个行业的好与坏，因为每个行业的生活方式都不一样，在蔡燕航看来现在的他并不算是成功，现在只能算是刚刚站稳一点点脚跟，但是蔡燕航很满足现在的状态，慢慢能做自己喜欢的事，自己也做得比较开心，这样就可以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告知小编删除

来源标题：终于轮到了“社会学热”这是真的吗？“在您家书店，社会学的书卖得怎么样？比如《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当记者把问题在线发给几位书店经营者时，两天无人回复。从去年到今年，社会学书籍悄悄升温。除《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还有《我的二本学生》《过劳时代》《格差社会》《不让生育的社会》《把自己作为方法》等，它们涉及的话题有些“沉重”，却取得不俗的市场反响。在当当网上，《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的评价数多达4265条，《我的二本学生》评论数是1554条，《过劳时代》是2917条。在出版圈，一般会将当当网评论数乘以三，推测其销量。不仅在出版业，在网上，与社会学相关的文章似乎也得到了更多关注，比如引发“刷屏”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日常在看数仅2000左右的公号上，发表不到半天，在看数便刷到2.1万。中国社会正在转型中，社会场景空前丰富，这为社会学提供了机遇。如果说，在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经济学书曾掀起波澜，那么，随着经济增速日趋常态化，社会学书会不会成为新的热点呢？终于，记者等到一位书店经营者的回复：“我们好像没有这本书……我查查，回头进两本。”记者：“是不是没人关注这类题材？”得到的答复是：“貌似是。”经济学已主导40年该轮到社会学了“我个人有一个推测，未来10—20年，社会学也许会成为热点。”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家严飞说，他的新书《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刚刚面世，是一本写给每个人的社会学通识书。在严飞看来，过去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高速增长，这使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成为主导，甚至出现“经济学帝国主义”（又称“经济学沙文主义”，即用经济学的思想和分析方法，研究和解释其他社会科学问题）。然而，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一些问题，如：城乡差距拉大、中产焦虑、贫富差距、社会信任下降、个体越轨、群体失范等，这些问题无法用经济学来解决。惟有通过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才能认清这些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困境。以《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我的二本学生》为例，虽然它们更多只是现象的白描，却让读者们感同身受，因为这些结构性困境也出现在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他们个人的困境。只是普通人熟视无睹，觉得与己无关，而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帮助人们意识到，它们与己有关。再如《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资本的力量下，外卖骑手们为挣更多的钱，只好牺牲安全，甚至是生命。其实，同样被“困在系统里”的不只是外卖骑手，还有许多普通人。近10年来，公众对社会学的关注正日渐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严飞认为，经济学作为主导，已持续了40年，社会学将取代它的地位，此后政治学又会替代社会学，成为新主导。判定“社会学热”尚早可能只是“非虚构热”“社会学热”真的会来吗？资深出版人杨晓燕表示应慎重。作为《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过劳时代》《格差社会》等书的策划者，她说：“每本好书都是独立的，很难笼统地说是‘社会学热’。《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受关注，主要是它题材好，抓住了时代脉搏。现在许多议论太大而化之，比如说现在没人读纸质书了、纸质书不好卖、网络阅读冲击了实体书阅读市场等，都是泛泛而论。我的感受是，任何时候，有好选题，就会有畅销书。”杨晓燕认为，“社会学热”需突破两个瓶颈：首先，相比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只是一个小分支，不大可能出“爆品”。以何伟的《江城》《寻路中国》为例，媒体轮番点赞，可从销量看，远远算不上真正的畅销书。其次，多数读者不关心社会学书中的数据、分析、模型等，他们更多是看故事，越白描越好。销量好的社会学书其实都是“跨界”书，写法更轻盈，近似非虚构。在岩波新书精选系列中，《过劳时代》《格差社会》这两本社会学方面的书销量最佳。杨晓燕表示，这体现出读者的某种进步。她说：“今天的年轻读者已不再关注《明朝那些事》等戏谑性历史书，他们更喜欢看严肃的历史书，但要写得好看，即从一个小的切入点进入，延伸出严肃话题，这倒是目前确实存在的趋势。”“做出版就像矿工，不太关注大的风向，只是埋头挖掘好的题材、好的作者。”做社会学书，杨晓燕认为是一个意外——恰好遇到一批社会学家；恰好他们过去写的多是学术作品，希望“出圈”；恰好读者对这些题材感兴趣。“就算真有‘社会学热’，也不会像当年‘经济学热’‘历史热’那么火，能否大规模出版，要慎重。”杨晓燕表示，“如果我们做的这几本书销量都能超过5万册，别人因此跟风出版这类书的话，那时再说‘社会学热’也不晚。现在说，我觉得有点太早了。”社会学想热，就去抓年轻读者“泛社会学的书贴近社会、贴近问题，易引起读者共鸣，确实是目前出版界的一个热点。但只是非虚构的书热，真正的学术书并不热，而且这个热度持续时间不会太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科分社编辑室主任刘隆进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刚推出黄宗智先生的“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三卷本，即《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中国的新型非正规经济》《中国的新型正义体系》。黄宗智先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有较强的读者基础，此次首印为5000册，在学术书中已属难得。一般情况下，市场类书首印量为1万册起，很快会重印。刘隆进表示，在学术出版中，目前最受读者关注的是历史学，最不受读者关注的是文艺理论。社会学属中等偏上，因为80后、90后，乃至00后，他们步入社会后，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通过阅读寻找答案，带动了相关书籍的热销。以《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为例，它能热销，因为引起了年轻人的共鸣，即书中前言所说，一方面，三和青年群体最大程度地减低资本的拥有，打破了让资本逻辑建构出来的一切必需品；另一方面，他们主动逃离了进入社会关系所获得的安全感。契合了年轻人的焦虑，因为他们的生活中也存在类似困惑。“不过，这种热点是有限的，即使形成热点，也难出现爆款书。在整个社会学出版中，这类书相对少，绝大部分还是学院派。不过，‘非虚构热’也好，‘社会学热’也好，都推动了社会学走向大众，这对学科发展有好处。”刘隆进说。刘隆进认为，想做一本畅销的社会学书，必须围绕年轻人的需求。他说：“中国社会正在转型期，在各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而年轻人最敏感，他们是最直接的感受者。如果抓住他们关心的话题，书就会卖得特别好。至于学术性的书，只能不温不火。”热度一直有，可惜只是话题热几年前，资深出版人、金牌阅读推广人刘明清曾想推出一系列社会学图书。一方面，他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那里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镇，资源有保障；另一方面，几位社会学教授给他推荐了一些博士论文、硕士论文，题材好，且有扎实的田野调查，故事性强。刘明清说：“不少优秀的社会学书就是根据博士论文改写的，比如《蚁族》。”遗憾的是，该出版计划未能实现，否则“社会学热”可能更早出现。除工作变动的原因外，读者对社会学了解太少、市场前景不佳，也是放弃的一个原因。读者不关注社会学，因社会学科发展一波三折。1953年院系调整时，社会学被整个取消。费孝通先生被分流到中央民族大学，雷洁琼先生被分流到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此外还有一批学者被分流到云南大学。直到1980年，社会学复建，费孝通先生在南开大学开办短训班，请布劳、林南、伯格等著名学者讲课，总共只有43名学生，多是学哲学出身，后来他们成为教学主力。“我上大学时，社会学还和民族学、人类学等放在一起。”刘明清认为，学科发展遇挫，使社会学的公众影响力受限，提起社会学，很少有人能说出它是干什么的，把社会学议题误会成热点话题。比如“三农问题”“女权问题”“留守儿童问题”“职场PUA”等，其实都是社会学家最早提出来的。刘明清说：“这些年来，一直存在着‘社会学热’，只是大家没意识到，潘绥铭、陆学艺、李银河、郑也夫、于建嵘等社会学家的书，只要出版，都是畅销书。”为什么社会学议题易成热点话题呢？因为它有两大特征：其一，问题导向，与现实的关系紧密。刘明清说：“社会学没有太复杂的理论，费孝通先生是功能学派，但不论是《江村经济》，还是‘苏南模式’，都不是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通过田野调查‘跑出来的’。社会学重点在发现问题、描述问题，如何解决它，则交给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其二，社会学是综合学科，吸纳各家所长。刘明清说：“比如《江村经济》中，里面有很多故事，好的社会学书甚至能当小说读。社会学与经济学、哲学等，甚至和文学，都有交叉。公众比较容易接受。”只是读者们接受了社会学话题，没有接受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那么，什么是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呢？严飞认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社会学具有理论视角，面对具体现象，不只是白描，还要探索其中的决定性动因，找出其中的时代弊病，即在观察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反思；其二，有严格的科学方法，一般来说，需写清怎样进入田野调查、详细描述采用的方法、对比同一话题的前人著作等。社会学天然带有两大特征：一是批判的利刃，要为公共政策提出建议；二是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更关注底层和弱势群体，能主动沉下去。所以说，“任何时代都具有这一时代特有的时代病症，而为时代切病问诊的，正是不断思考、不断提出新的社会理论以穿透日常图景，深刻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学家”。社会学既需要价值中立，又要有价值关怀，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那句名言：“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在接受书面采访中，《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的作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表示：“社会学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宽阔的学科，所谓的视野在不同领域也是不一样的。但总体而言，社会学让读者获得的是针对一个现象的透彻、清晰、准确、中立的解读，而不是带有情绪和预设的价值判断。”严飞以一篇题为《远程教育改变了这些孩子命运》的报道为例，所有受访学生都表示受益甚多，成绩明显提升。可没多久，又出现了另一篇报道，所有受访学生都表示成绩没有提升，远程教育并非向上发展的通道。两篇报道，一个都是正面，一个都是反面，说明调查方法有问题，如能采取科学的随机抽样方式，就不会出现这种“一边倒”的情况。不懂社会学，只好看成功学在社会学学生中，流传着“只有学习社会学，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修补和弥合我们社会的裂痕、道德的滑坡、家庭的衰落、人与人之间信任的丢失，从而迎接一个更加有序美好的社会图景”等慷慨激昂的话语。但在现实中，我国每年有大量一线调查的社会学著作出版，很少能走进大众的阅读视野，一般情况下，仅印刷1000—1500册，在学术圈流通。严飞说：“《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突然火起来，实在是太幸运了，项飚的《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市场反响也很好，可他对浙江村的研究，比如《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却很少有读者知道。”一方面，中国社会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需要社会学工具提供更多帮助；另一方面，公众又对社会学高度无知。需求与供给之间的落差，只好由成功学、职场攻略、办公室兵法、美食之类书籍填补。对于社会学的尴尬现状，田丰的理解是：“（当下社会学）能做的东西太多了，主要的瓶颈在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选题的限制，一些选题难以真正传播开来；第二个是学科教育的僵化，只会教学生写论文，不知道引导学生研究真问题；第三个是研究导向的论文化，过度强调发表看似严谨却缺乏现实价值的八股文，而不是生灵活现的研究成果。”严飞则表示：“看《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序言时，我特别能理解作者的感受。”在序言中，作者们表示，类似研究缺乏经费支持，即使完成了，也没有掌声，只能凭个人的学术热情和关怀去做。为什么这类研究很难获得经费呢？严飞猜测可能选题不够“高大上”。如果是“城市治理现代化”“三治融合”等选题，申请研究经费可能更容易。人人都可以成为社会学家时代需要社会学，但田野调查、社会学统计等专业名词，又让普通人望而生畏。对此，田丰表示：“田野调查讲白了就是多跑多看多想，需要花时间去做知识的储备和调研的准备。普通的读者当然可以去做，但能不能发现田野调查里有趣的故事和新颖的现象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田野调查最大的规范应该是不带有任何价值预设和道德绑架，还原真实的社会，并且在调研过程中要充分保证被研究群体的利益不受侵害。”严飞也认为，只要学会方法、掌握思考方式，人人都可以成为社会学者，普通人完全可以通过阅读或网络课程去学习。“从市场趋势看，越混杂的学科，在出版中越容易取得成功，比如前几年的‘博物学热’，‘博物学’就是非常混杂的，包含了植物学、动物学、历史、美术等。再比如‘文化学热’，许多作者不好归类，比如于丹、余秋雨，就算是文化学者，他们的书也很热销。”刘明清认为，社会学的优势在于它也很混杂，特别是与文学相关联，不那么抽象，容易吸引读者。刘明清表示，从市场看，现象级的畅销书多是文学书，特别是儿童文学。与小说家比，儿童文学作家才是“真正的富豪”，只是他们很少被媒体关注。盘点这些年来的百万级销量的长小说，绝大多数是文学书。刘明清更看好“哲学热”，一是哲学类书当年曾经热过，已沉寂多年；二是哲学的是终极问题，能开解当下年轻人内心的迷茫。他说：“社会学关注的话题非常有针对性，出版难度小，我觉得‘社会学热’会出现，但可能只是小热潮。”“在您家书店，社会学的书卖得怎么样？比如《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当记者把问题在线发给几位书店经营者时，两天无人回复。从去年到今年，社会学书籍悄悄升温。除《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还有《我的二本学生》《过劳时代》《格差社会》《不让生育的社会》《把自己作为方法》等，它们涉及的话题有些“沉重”，却取得不俗的市场反响。在当当网上，《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的评价数多达4265条，《我的二本学生》评论数是1554条，《过劳时代》是2917条。在出版圈，一般会将当当网评论数乘以三，推测其销量。不仅在出版业，在网上，与社会学相关的文章似乎也得到了更多关注，比如引发“刷屏”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日常在看数仅2000左右的公号上，发表不到半天，在看数便刷到2.1万。中国社会正在转型中，社会场景空前丰富，这为社会学提供了机遇。如果说，在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经济学书曾掀起波澜，那么，随着经济增速日趋常态化，社会学书会不会成为新的热点呢？终于，记者等到一位书店经营者的回复：“我们好像没有这本书……我查查，回头进两本。”记者：“是不是没人关注这类题材？”得到的答复是：“貌似是。”经济学已主导40年该轮到社会学了“我个人有一个推测，未来10—20年，社会学也许会成为热点。”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家严飞说，他的新书《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刚刚面世，是一本写给每个人的社会学通识书。在严飞看来，过去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高速增长，这使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成为主导，甚至出现“经济学帝国主义”（又称“经济学沙文主义”，即用经济学的思想和分析方法，研究和解释其他社会科学问题）。然而，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一些问题，如：城乡差距拉大、中产焦虑、贫富差距、社会信任下降、个体越轨、群体失范等，这些问题无法用经济学来解决。惟有通过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才能认清这些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困境。以《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我的二本学生》为例，虽然它们更多只是现象的白描，却让读者们感同身受，因为这些结构性困境也出现在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他们个人的困境。只是普通人熟视无睹，觉得与己无关，而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帮助人们意识到，它们与己有关。再如《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资本的力量下，外卖骑手们为挣更多的钱，只好牺牲安全，甚至是生命。其实，同样被“困在系统里”的不只是外卖骑手，还有许多普通人。近10年来，公众对社会学的关注正日渐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严飞认为，经济学作为主导，已持续了40年，社会学将取代它的地位，此后政治学又会替代社会学，成为新主导。判定“社会学热”尚早可能只是“非虚构热”“社会学热”真的会来吗？资深出版人杨晓燕表示应慎重。作为《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过劳时代》《格差社会》等书的策划者，她说：“每本好书都是独立的，很难笼统地说是‘社会学热’。《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受关注，主要是它题材好，抓住了时代脉搏。现在许多议论太大而化之，比如说现在没人读纸质书了、纸质书不好卖、网络阅读冲击了实体书阅读市场等，都是泛泛而论。我的感受是，任何时候，有好选题，就会有畅销书。”杨晓燕认为，“社会学热”需突破两个瓶颈：首先，相比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只是一个小分支，不大可能出“爆品”。以何伟的《江城》《寻路中国》为例，媒体轮番点赞，可从销量看，远远算不上真正的畅销书。其次，多数读者不关心社会学书中的数据、分析、模型等，他们更多是看故事，越白描越好。销量好的社会学书其实都是“跨界”书，写法更轻盈，近似非虚构。在岩波新书精选系列中，《过劳时代》《格差社会》这两本社会学方面的书销量最佳。杨晓燕表示，这体现出读者的某种进步。她说：“今天的年轻读者已不再关注《明朝那些事》等戏谑性历史书，他们更喜欢看严肃的历史书，但要写得好看，即从一个小的切入点进入，延伸出严肃话题，这倒是目前确实存在的趋势。”“做出版就像矿工，不太关注大的风向，只是埋头挖掘好的题材、好的作者。”做社会学书，杨晓燕认为是一个意外——恰好遇到一批社会学家；恰好他们过去写的多是学术作品，希望“出圈”；恰好读者对这些题材感兴趣。“就算真有‘社会学热’，也不会像当年‘经济学热’‘历史热’那么火，能否大规模出版，要慎重。”杨晓燕表示，“如果我们做的这几本书销量都能超过5万册，别人因此跟风出版这类书的话，那时再说‘社会学热’也不晚。现在说，我觉得有点太早了。”社会学想热，就去抓年轻读者“泛社会学的书贴近社会、贴近问题，易引起读者共鸣，确实是目前出版界的一个热点。但只是非虚构的书热，真正的学术书并不热，而且这个热度持续时间不会太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科分社编辑室主任刘隆进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刚推出黄宗智先生的“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三卷本，即《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中国的新型非正规经济》《中国的新型正义体系》。黄宗智先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有较强的读者基础，此次首印为5000册，在学术书中已属难得。一般情况下，市场类书首印量为1万册起，很快会重印。刘隆进表示，在学术出版中，目前最受读者关注的是历史学，最不受读者关注的是文艺理论。社会学属中等偏上，因为80后、90后，乃至00后，他们步入社会后，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通过阅读寻找答案，带动了相关书籍的热销。以《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为例，它能热销，因为引起了年轻人的共鸣，即书中前言所说，一方面，三和青年群体最大程度地减低资本的拥有，打破了让资本逻辑建构出来的一切必需品；另一方面，他们主动逃离了进入社会关系所获得的安全感。契合了年轻人的焦虑，因为他们的生活中也存在类似困惑。“不过，这种热点是有限的，即使形成热点，也难出现爆款书。在整个社会学出版中，这类书相对少，绝大部分还是学院派。不过，‘非虚构热’也好，‘社会学热’也好，都推动了社会学走向大众，这对学科发展有好处。”刘隆进说。刘隆进认为，想做一本畅销的社会学书，必须围绕年轻人的需求。他说：“中国社会正在转型期，在各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而年轻人最敏感，他们是最直接的感受者。如果抓住他们关心的话题，书就会卖得特别好。至于学术性的书，只能不温不火。”热度一直有，可惜只是话题热几年前，资深出版人、金牌阅读推广人刘明清曾想推出一系列社会学图书。一方面，他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那里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镇，资源有保障；另一方面，几位社会学教授给他推荐了一些博士论文、硕士论文，题材好，且有扎实的田野调查，故事性强。刘明清说：“不少优秀的社会学书就是根据博士论文改写的，比如《蚁族》。”遗憾的是，该出版计划未能实现，否则“社会学热”可能更早出现。除工作变动的原因外，读者对社会学了解太少、市场前景不佳，也是放弃的一个原因。读者不关注社会学，因社会学科发展一波三折。1953年院系调整时，社会学被整个取消。费孝通先生被分流到中央民族大学，雷洁琼先生被分流到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此外还有一批学者被分流到云南大学。直到1980年，社会学复建，费孝通先生在南开大学开办短训班，请布劳、林南、伯格等著名学者讲课，总共只有43名学生，多是学哲学出身，后来他们成为教学主力。“我上大学时，社会学还和民族学、人类学等放在一起。”刘明清认为，学科发展遇挫，使社会学的公众影响力受限，提起社会学，很少有人能说出它是干什么的，把社会学议题误会成热点话题。比如“三农问题”“女权问题”“留守儿童问题”“职场PUA”等，其实都是社会学家最早提出来的。刘明清说：“这些年来，一直存在着‘社会学热’，只是大家没意识到，潘绥铭、陆学艺、李银河、郑也夫、于建嵘等社会学家的书，只要出版，都是畅销书。”为什么社会学议题易成热点话题呢？因为它有两大特征：其一，问题导向，与现实的关系紧密。刘明清说：“社会学没有太复杂的理论，费孝通先生是功能学派，但不论是《江村经济》，还是‘苏南模式’，都不是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通过田野调查‘跑出来的’。社会学重点在发现问题、描述问题，如何解决它，则交给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其二，社会学是综合学科，吸纳各家所长。刘明清说：“比如《江村经济》中，里面有很多故事，好的社会学书甚至能当小说读。社会学与经济学、哲学等，甚至和文学，都有交叉。公众比较容易接受。”只是读者们接受了社会学话题，没有接受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那么，什么是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呢？严飞认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社会学具有理论视角，面对具体现象，不只是白描，还要探索其中的决定性动因，找出其中的时代弊病，即在观察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反思；其二，有严格的科学方法，一般来说，需写清怎样进入田野调查、详细描述采用的方法、对比同一话题的前人著作等。社会学天然带有两大特征：一是批判的利刃，要为公共政策提出建议；二是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更关注底层和弱势群体，能主动沉下去。所以说，“任何时代都具有这一时代特有的时代病症，而为时代切病问诊的，正是不断思考、不断提出新的社会理论以穿透日常图景，深刻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学家”。社会学既需要价值中立，又要有价值关怀，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那句名言：“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在接受书面采访中，《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的作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表示：“社会学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宽阔的学科，所谓的视野在不同领域也是不一样的。但总体而言，社会学让读者获得的是针对一个现象的透彻、清晰、准确、中立的解读，而不是带有情绪和预设的价值判断。”严飞以一篇题为《远程教育改变了这些孩子命运》的报道为例，所有受访学生都表示受益甚多，成绩明显提升。可没多久，又出现了另一篇报道，所有受访学生都表示成绩没有提升，远程教育并非向上发展的通道。两篇报道，一个都是正面，一个都是反面，说明调查方法有问题，如能采取科学的随机抽样方式，就不会出现这种“一边倒”的情况。不懂社会学，只好看成功学在社会学学生中，流传着“只有学习社会学，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修补和弥合我们社会的裂痕、道德的滑坡、家庭的衰落、人与人之间信任的丢失，从而迎接一个更加有序美好的社会图景”等慷慨激昂的话语。但在现实中，我国每年有大量一线调查的社会学著作出版，很少能走进大众的阅读视野，一般情况下，仅印刷1000—1500册，在学术圈流通。严飞说：“《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突然火起来，实在是太幸运了，项飚的《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市场反响也很好，可他对浙江村的研究，比如《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却很少有读者知道。”一方面，中国社会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需要社会学工具提供更多帮助；另一方面，公众又对社会学高度无知。需求与供给之间的落差，只好由成功学、职场攻略、办公室兵法、美食之类书籍填补。对于社会学的尴尬现状，田丰的理解是：“（当下社会学）能做的东西太多了，主要的瓶颈在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选题的限制，一些选题难以真正传播开来；第二个是学科教育的僵化，只会教学生写论文，不知道引导学生研究真问题；第三个是研究导向的论文化，过度强调发表看似严谨却缺乏现实价值的八股文，而不是生灵活现的研究成果。”严飞则表示：“看《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序言时，我特别能理解作者的感受。”在序言中，作者们表示，类似研究缺乏经费支持，即使完成了，也没有掌声，只能凭个人的学术热情和关怀去做。为什么这类研究很难获得经费呢？严飞猜测可能选题不够“高大上”。如果是“城市治理现代化”“三治融合”等选题，申请研究经费可能更容易。人人都可以成为社会学家时代需要社会学，但田野调查、社会学统计等专业名词，又让普通人望而生畏。对此，田丰表示：“田野调查讲白了就是多跑多看多想，需要花时间去做知识的储备和调研的准备。普通的读者当然可以去做，但能不能发现田野调查里有趣的故事和新颖的现象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田野调查最大的规范应该是不带有任何价值预设和道德绑架，还原真实的社会，并且在调研过程中要充分保证被研究群体的利益不受侵害。”严飞也认为，只要学会方法、掌握思考方式，人人都可以成为社会学者，普通人完全可以通过阅读或网络课程去学习。“从市场趋势看，越混杂的学科，在出版中越容易取得成功，比如前几年的‘博物学热’，‘博物学’就是非常混杂的，包含了植物学、动物学、历史、美术等。再比如‘文化学热’，许多作者不好归类，比如于丹、余秋雨，就算是文化学者，他们的书也很热销。”刘明清认为，社会学的优势在于它也很混杂，特别是与文学相关联，不那么抽象，容易吸引读者。刘明清表示，从市场看，现象级的畅销书多是文学书，特别是儿童文学。与小说家比，儿童文学作家才是“真正的富豪”，只是他们很少被媒体关注。盘点这些年来的百万级销量的长小说，绝大多数是文学书。刘明清更看好“哲学热”，一是哲学类书当年曾经热过，已沉寂多年；二是哲学的是终极问题，能开解当下年轻人内心的迷茫。他说：“社会学关注的话题非常有针对性，出版难度小，我觉得‘社会学热’会出现，但可能只是小热潮。”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