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历史乐

问题来了：3月22日，我们发布了“问题来了丨最牛的历史学博士论文有哪些？”，发现大家推荐的博论大部分均以著作面世，阅读极为方便。根据各位粉丝的热心推荐，小编向大家介绍以下这些牛轰轰的历史学博士论文。快来看看有没有你心目中的牛逼文？（若有遗漏，欢迎补充，页末投票吧！）▼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葛剑雄，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西汉人口地理》是其就读于复旦大学时博士学位论文，也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一篇博士论文，师从谭其骧。该书研究西汉各阶段的人口数量与人口增长率，考察自然、经济、政治、历史和社会等方面的因素对汉末人口地理分布的影响，探讨关中、西北、东南地区及其他地区的人口迁移。并附有各郡国人口数量、增长及迁移的表格，为研究汉代历史必备之书，也是硕博士研究生撰写论文的经典参考书。▼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周振鹤，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西汉政区地理》是其就读于复旦大学时博士学位论文，师从谭其骧。本书通过对西汉史的全面考察，论述了西汉政区地理沿革过程，复原了西汉各个时期郡国一级政区面貌，描述了二百年间郡国置废离合的全过程，并略及县邑一级政区沿革的若干问题。探究了其变化的原因和规律，弥补了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不足，填补了断代政区沿革研究方面的空白。全文分两篇，上篇叙述了高帝十王国的地区沿革。下篇概述了高帝十五郡及武帝新开郡的沿革，同时对《汉书·地理志》做了有益的补充和考证。▼陈苏镇：《〈春秋〉学对汉代政治变迁的影响》陈苏镇，现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春秋〉学对汉代政治变迁的影响》为其就读北京大学时博士学位论文，师从祝总斌。汉朝是继秦朝之后建立的又一个统一王朝。它完成了秦朝没能完成的历史使命，成功地结束了战国局面，不仅在全国实现了政治统一，也初步完成了文化整合，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过程曲折复杂，历时200余年。其间，除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等因素外，儒家的《春秋》学也起了重要作用。该文从政治文化角度入手，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探讨。后扩充、修改以《〈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一书出版。卢云：《汉晋文化地理》卢云，毕业于复旦大学，师从谭其骧。其博士论文《汉晋文化地理研究》是文化分区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全书分别从学术、宗教、婚姻和音乐（俗乐）等角度，对汉晋时期（包括西汉时期，东汉时期和魏晋时期）文化区域的分布状况和地域特征进行了系统探讨。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仇鹿鸣，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为其就读于复旦大学时博士学位论文，师从韩昇。本书采取将政治史与家族史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在政治史的脉络中探讨西晋权力结构从形成到崩溃的过程，另一方面考察魏晋大族之间的政治、婚姻、交往网络，探究这一网络在魏晋政治变局中发挥的作用。尤其是针对学界沿袭陈寅恪的魏晋统治阶级两分法进行反思，试图重新解读和描绘政治集团内部的复杂情况。▼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李碧妍，毕业于复旦大学，《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为其博士学位论文。本书从政治地理学切入，通过对唐代后半期 最为重要的政治群体之一——藩镇的实证性考察，对唐帝国得以成功度过“安史之乱”这一中古史上之剧变，并在由此创发的新兴的藩镇体制下，重建其政治权威与统治力的问题，给出了一个合理的历史解释，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古史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美）黄仁宇：《明代的漕运》黄仁宇，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明代的漕运》为作者的博士论文。全稿共分前言、京杭大运河的背景和本文研究目的、京杭大运河的地形概况、明代管理大运河的行政机构、漕粮的运输、宫廷供应品的运输、征税与商业及劳役、结论、附件等部分，重点论述了明代对大运河的管理与大运河的功能，以及大运河对明帝国的影响。对于研究明代商业运输、经济发展等均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郑振满，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为其就读于厦门大学时博士学位论文，师从傅衣凌、杨国祯。本书通过解读闽台地区现存的族谱、分家文书等家族史资料，考察家庭结构的周期性变化、宗族组织的不同类型、宗族发展的区域性特征，探讨家族组织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作者认为，明清时期家族组织的普遍发展。反映了宗法伦理的庶民化、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财产关系的共有化，体现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泛家族主义”倾向。▼张先清：《官府、宗族与天主教：明清时期闽东福安的乡村教会发展》张先清，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主任，教授。《官府、宗族与天主教：明清时期闽东福安的乡村教会发展》为其就读于厦门大学时博士学位论文，师从陈支平。后以《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一书出版。本书从区域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明清时期闽东福安县的乡村天主教发展进行系统研究。文章认为，明清时期当地乡村宗族对天主教信仰的皈依，是天主教能够深入福安乡村社会传播、发展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一些乡村宗族的天主教化，天主教信仰得以依附在这些宗族中。依靠地方宗族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直至成为对当地民间社会生活具有深刻影响的一种区域性主流宗教。▼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余新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为其就读于南开大学时博士学位论文，师从冯尔康。本书从瘟疫这一以往史学研究甚少注意的社会现象入手，通过对清代江南疫情及其与社会互动关系比较全面细致的呈现，探讨了中国近世社会的发展脉络、清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清代江南社会的特质等问题，是国内第一部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专著。▼（法）路易·德尔米尼：《中国与西方：18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年）》《中国与西方：18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年）》一书是法国学者路易·德尔米尼就读于法国高等试验学院时的博士论文。全文400余万字，是法国国家级的博士论文。该文以18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为研究对象，共有5大卷。第一卷是《东印度公司时代》,第2 卷是《茶叶时代与中国的债物》,第3 卷是《广州与鸦片的时代》,第4 卷是有关18 世纪广州对外贸易的地图、图表和照片,第5 卷是《夏尔·德·康斯坦中国贸易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耿昇教授主持该书的汉译工作，认为德氏该书不仅限于广州，可以说是一部当时整个中国的贸易史。不仅局限于贸易，而是一部通过贸易而反映出的中西关系史，涉及了中西双方的政治、文化、伦理、价值标准诸方面的差异。▼（美）孔飞力：《中国太平叛乱时期的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孔飞力，美国著名汉学家。《中国太平叛乱时期的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为其就读于哈佛大学时博士学位论文，后易名《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正式出版。该书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并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美）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法）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布罗代尔，法国年鉴学派史学的第二代代表人物，该博士论文初稿完成于德国战俘营中。该文由独立的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论述地中海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第二部分从经济制度、国家、社会、文明、战争等各方面论述16世纪地中海世界的历史。第三部分主要叙述菲利普二世统治下地中海发生的具体的事件。布罗代尔提出了著名的“长时段”的理论，把历史时间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体时间三种类型，为法国和世界的新史学运动树立了一面崭新的旗帜。▼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中国古代灾异政治文化研究》陈侃理，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员，《儒学、数术与政治——中国古代灾异政治文化研究》为其就读于北京大学时博士学位论文，师从陈苏镇。后以《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一书出版。本书追溯灾异理论的思想和技术渊源，探究儒学灾异论的内容、形成过程及其与数术和政治的关系，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中国古代学术"学理"和"实用"两种取向之间的矛盾。灾异论的"学理取向"导致丧失立场的技术化，消解"天"的权威，最终走向自我否定；而"实用取向"同样会偏离儒家之"道"，为权力所左右。灾异的政治文化史，折射出中国古代学术面对集权政治的尴尬处境。▼侯仁之：《北平历史地理》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师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克利福德·达比，《北平历史地理》为其就读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该书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第一部关于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专著，作者在本书中开创性地运用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强调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分析相结合，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相结合，对北京城的兴起和发展变迁史做了详细的考证和精辟的阐释，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标志作用。▼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虞和平，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主任。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为其博士学位论文。该书是以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国商会问题的学术专著，探讨了商会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商会内外部关系、商会的功能与作用。不仅从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来考察和剖析商会,而且还把中国商会放在更为广阔的世界范围中来加以观察与对照。好啦，看完这么多历史学博士论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动动手指头，投出你心目中最牛的历史学博士论文吧！▼最后，再次感谢各位的热情推荐！编排：@林大蕾

《乐》的亡佚是怎样的一个过程？说起中国古代典籍，最古老的当属六经，即《诗经》、《尚书》、《周礼》、《乐》、《周易》、《春秋》。除了《乐》之外 ，其他五经直到我们今天都可以看到流传本，这就是说，其中的《乐》因为亡佚而失传了。那么，《乐》究竟记录的是什么内容？它为什么会失传呢？《汉书·艺文志》称“周衰而乐亡”，将《乐》经之亡归罪于周衰；后来东汉的应邵、南朝宋沈约等将《乐》经之亡归罪于暴秦。但他们都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为什么失传的偏偏是秦始皇焚书名单中所没有的《乐》呢？所以，《乐》的亡佚其实一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未解之谜。《中庸》中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意思是说，世间万事万物没有不在隐匿中被发现的，没有不在细微之中突显出来的。因此，只要曾经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化典籍，就一定会不可避免地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只要我们的思路正确、方法得当、不被表象所迷惑，不为假象所误导，就一定能够解开这个谜团。文化史上一直有一种疑古思潮，尤其是古人那些在今天看来都显得不落后不过时的思想，总觉得古代人的思想不可能那么先进、那么发达、那么严密、那么超出今人的想像，总觉得古人肯定不如今人，根本就不可能比今人看得透、看得远，古人的任何成就也绝对不可能比今人还大。所以，他们觉得古人所重视的那些东西多半是假的，或者是后人伪造的。所以，对于《乐》的亡佚，并没有几个人觉得是中国文化的损失，似乎它的存在与否并不重要，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有人怀疑可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真的存在过，也就没有人去关心、去研究了。事实上，如果我们对于一个事物不了解、不知道，那么即使它具有再高的价值也得不到认可、发掘和发挥。对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处于重要地位的“乐”也是如此。或许因为它的亡佚，我们失去了非常宝贵的东西，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因此，非常有必要去研究一番。到底是谁在撒谎？要解开《乐》的亡佚这个谜团，我们首先就需要确定《乐》经在历史上是不是真的曾经存在过？一、《乐》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过？《庄子·天运》篇记载：孔子谓老聘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许多人对此就不相信，理由是《庄子》中记载了很多寓言故事，所以其关于孔子修篡六经的内容都不可信。而搞笑的是，他们却相信这些寓言故事，很重视《庄子》。他们不相信《庄子》没关系，证据其实有很多。《国语·楚语》记载，春秋中期，楚庄王定太子傅时曾咨询大夫申叔，其中提到“教之《春秋》”、“教之《诗》”、“教之《礼》”、“教之《乐》”、“教之《训典》”等内容，再次证明了《乐》的真实存在。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发现的楚简即所谓“郭店楚简”中有一篇《六德》，文中说：“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所讲的次序与《庄子》完全一样。由于这些文物早已被深埋在了地下，从而避免了人为的篡改，所以它的价值也就更高。这就通过实物直接证实了《乐》至少直到春秋中期仍然存在，不由你不相信《乐》的真实存在！顺便说一句，这也印证了《庄子》关于六经的说法真实可信。二、乐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地位从内容上来看，《诗》、《书》与《易》、《春秋》其实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讲礼与乐；从表面顺序上看，《乐》在六经中排在《诗》、《书》、《礼》之后，居第四位，不过这应该是依据难易程度规定的学习六经的先后顺序而非依据其重要性来排序的，就像四书一样，越后面的越高深；从中国古代排序习惯和对“中”的重视程度来看，天子居中，居中的都是最重要的，那么，《礼》、《乐》的地位则要高于位于左右两侧的《诗》、《书》与《易》、《春秋》而居于核心地位上。很自然地有人会问：这样的理解有没有证据？我书读的少，别骗我哈！找证据其实并不难，只要看一下中国古人是怎么认识乐的，就会明白乐在中国古人心中的地位。1.《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易经》、《春秋》乃至诸子著作中几乎都有乐或者与乐相关的描述，显示出乐在中国古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这是古籍文献资料所提供的社会生活事实上的证据。2.我们还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理论上的证据。中国古人认为：音由心生而行于声，而乐则是音产生的源头，其根在人心对物的感应（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乐，是与伦理相通的（乐者，通伦理者也）。这就是说，中国古人把乐看作是声音的根源，而声音是语言最基本的表达方式；同时，乐又与伦理相通，而伦理则是社会生活一刻也不离不开的，这就把乐与日常生活密切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了像衣食住行同等重要的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远远超出我们现代人的想像。遗憾地是，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时，却把如此重要的东西忽略了，这表明我们一直以来并没有真正搞懂我们的古代文化，要真正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仅如此，在中国古人看来，“乐由中出”而“由天作”；“礼自外作”而“以地制”。这就把乐与礼提升到了天性的高度，属于“自然”范畴了，因此，重视礼、乐，不过是古人“顺其自然”的又一例证罢了。这表明，中国古人重视礼乐，是发自内心顺其自然的，并非外力所强迫。这就彻底推翻了那种认为礼乐是孔子所极力鼓吹宣扬而古代统治者借以作为统治万民的工具通过强硬的政治手段才得以推行的观点，为我们重视审视与认识中国古代文化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而这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过去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和理解。3.中国古人对乐的认识并不是孤立的。他们认为，普通人只知音而不知乐，只有君子才有能力真正知乐（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认为：①审声可以知音，审音可以知乐，审乐可以知政，能做到这些的话，管理之道就完备了（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②知乐就接近于知礼（知乐则几于礼矣）；③礼乐刑政四个方面都完善了，那么王道就完备了（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总结一下就是，中国古人认为，礼、乐是顺应天性，而刑、政则是圣贤帝王为了保障顺应天性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四者皆完善了，就是真正的王道。这样看来，礼、乐实际上的确是处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地位。然而很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礼才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显然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片面理解甚至曲解和误读。那么，《乐》的亡佚必然就是中国文化的重大损失。你让《乐》消失，我让你赔钱！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对乐的亡佚进行深入的研究。三、《乐》都记载了些啥？既然《乐》的确是历史上的真实存在，而乐又与礼同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那么，其中记载了些什么内容呢？从发展心理学角度讲，整个人类的思维发展的过程可以通过个体思维的成长过程来体现。这就是说，我们用今天的思维来思考，不仅可以基本包括古人的思维，而且要超过古人。用我们今天的眼光和思维来看，不外乎如下内容：①乐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②乐的理论（即乐理）；③乐队编制、分工；④乐曲乐谱。那么，中国古人所编辑的《乐》，不会超出这一范围。因此，我们就以此来研究《乐》的内容。关于①乐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的内容，我们已经从《周礼》、《礼记》、《诗经》、《尚书》、《易经》等古籍中和出土文物中都发现了部分相关内容，例如关于中国古代五声音阶中五个不同音的名称：宫、商、角、徵、羽，不仅在文献中有记载，在出土的编钟上也发现了明确的标注；许多乐曲名称、乐器名称在《周礼》、《礼记》等著作中都有记载。这表明，亡佚的《乐》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乐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通过其他古籍文献得以流传了下来。关于②乐的理论（即乐理、乐德等），同样也有记载，比如《礼记·乐记》就详细介绍了音、声、乐的关系，乐与王道之间的关系，乐与礼的关系，乐与秩序的关系，论述了乐的产生和乐与礼、社会、人的关系以及乐对人类社会的作用等等，可以说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关于乐的理论的著作。考虑到《礼记》原本就是对周礼的解读和释义之作，因此，《礼记·乐记》应该涵盖了《乐》中乐理部分的全部内容。这就是说，《乐》虽然亡佚，但其中关于乐理的部分内容却通过《礼记·乐记》得以流传下来了。关于③乐队编制、分工，《周礼·春官·宗伯》中有着完整明确的记载，因此，这部分内容也并没有失传。关于④乐曲乐谱部分，迄今为止尚没有发现相关记载，应该就是所谓《乐》亡佚的主要内容，也是人们认为《乐》亡佚的主要原因。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莫大的损失和世人莫大的遗憾了。这就是说，所谓《乐》的亡佚并不属实，亡佚的其实只是一小部分，主要内容为中国古代的乐曲乐谱及乐器知识等。因此，《乐》的亡佚不可挽回的最大损失就是《周礼》等古籍中提到的那些古代著名的乐曲都失传了，而关于乐的理论尤其是核心内容则得以保留了下来。这实在中华民族的幸运了。太幸运了！四、《乐》亡佚于何时？《乐》究竟亡佚于何时？最早提及这一问题的是东汉的班固。这表明，亡佚时间应该在东汉之前，而且不会太久，否则最早发现的就应该是其他朝代的人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认为《乐》随着周的衰落而逐渐亡佚，但他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而且所指的时间跨度太长，因此，这一观点属于真理性的废话。后来东汉末期的应邵、南朝时期的沈约等都将《乐》亡佚的原因归罪于暴秦。由此可以确定，最早在东汉早期班固生活的年代，《乐》已经见不到了。而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乐》的亡佚的时间离东汉非常近，应该就在秦至西汉期间。将《乐》的亡佚归罪于秦，其实是源于人们对秦始皇焚书坑儒与阿房宫大火的联想。不过，据《史记》记载，秦丞相李斯说的是：“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请注意，李斯说的是“《诗》、《书》、百家语”，六经之中只有《诗》、《书》二经上了黑名单，而禁止的原因则是这些书“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要知道，春秋时期的孔子宣扬礼乐就被认为是不合时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返古之道，因此，到终结战国时代的秦始皇时期，更不会有人关注礼乐了。所以，《礼》、《乐》未上李斯的黑名单是很自然的事情。就连上了黑名单的《诗》、《书》都得以流传了下来，那么，没有上黑名单的《乐》的亡佚也就更与秦始皇的焚书无关了。据《汉书》记载，当初刘邦先于项羽攻入咸阳后，从“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此事在《史记》中也有记载。那个时候，秦尚未灭亡，不但楚汉之争尚未开始，就连历史上著名的“鸿门宴”也还没有筹划呢，萧何已经将秦丞相府的图籍文书全部收走了，秦哪有什么机会毁灭《乐》呢？又有什么理由毁灭《乐》呢？事实上，鸿门宴结束后刘帮“归数日，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火烧阿房宫”或者称作“火烧秦宫室”事件。然而这已经是萧何将秦丞相府的图籍文书全部收走许多天之后的事情了，又怎么可能与《乐》的亡佚扯上关系呢？再者，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后来几经辗转“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就在这篇石刻碑文中有“人乐同则”一句，意思是“人与乐实行相同的规则”，这与《周礼》、《礼记》中关于礼乐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然而自秦以后就再也见不到对乐有如此高度的认识了，所以这话不可能是秦以后的人加进去的。这清楚地表明，秦始皇之时，《乐》是仍然存在的，它的亡佚一定是在这以后的事情。还有一个重要的物证——编钟。编钟是中国古代乐器的代表之作，所以，《乐》的亡佚不可能早于编钟的消失，而应该是与编钟一起消失的。而我们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晚的编钟正是西汉的编钟，例如云南出土的滇王编钟和哀牢编钟，经考证其使用年代应该是战国中晚期到西汉中晚期，大致相当于哀牢国存续期。这表明，至少在西汉初期，《乐》应该是存在的，否则，西汉的编钟做什么用？怎么演奏？演奏什么呢？《乐》谱没有了，靠什么谱？《汉书》在总结刘邦的功绩时这样写道：“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请注意，这里只有“礼仪”而不是以往古人所重视并习惯于连在一起表述的“礼乐”，既不符合“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惯例，也不符合“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的标准。这就是说，中国文化中沿续了几千年的“礼乐”到了西汉刘邦这里被割裂开来，“乐”没有了，而只剩下了“礼”。这样看来，班固在《汉书》中其实是用了极其隐晦的表达方式明确告诉人们：礼乐分开始于汉高祖刘邦，暗示了《乐》的亡佚就是在西汉。根据《史记》、《汉书》等记载，刘邦对于《诗》、《书》、《礼》、传习六经的儒者甚至连儒者们的服饰打扮内心都充满了反感、厌恶和排斥。例如《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沛公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不仅一般的儒生要挨骂，就连那些重要的谋臣刘邦同样毫不留情。比如因为陆贾在自己面前常提到《诗》、《书》，刘邦就曾经对陆贾暴粗口直接自称“乃公”。拿儒生的帽子当尿壶、一提起来就破口大骂，可见刘邦对于传习六经的儒者的厌恶程度之深。尽管在陆贾的影响下，刘邦对《诗》、《书》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但那也是因为精明的刘邦迫于治国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并非发自内心。《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也明确记载：面临登上帝位，刘邦不得不考虑礼仪的问题，但他仍认为那不过是花架子没什么实际用处，要求负责礼仪制定的叔孙通“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简单说就是越简单越好。叔孙通了解刘邦的为人，所以并不反驳，也没有辩解，而是言听计从。结果一大帮大臣在朝堂上边喝酒边争功，喝醉后有的人大喊大叫，有的竟拔出宝剑在柱子上乱砍，刘邦这才意识到礼仪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刘邦仍强调制定的礼仪必须“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这表明刘邦对礼的认识还远未达到古人的认识高度，对礼的要求仅限于能帮助自己及其子孙坐稳皇帝位子、有助于统治国家而已。因此，他不过是放宽了一点儿对礼仪的“简单化”的苛刻要求而已。由此可知刘邦内心对于这些东西的厌恶之甚。从上面的分析还可以看出，刘邦对待《诗》、《书》、礼的态度都是愤怒、反感和排斥，都是在感受到了现实的压力后才不得不改变的。从情理上讲，秦始皇家族历经多代国君，又称王多年，按照周礼，秦始皇及其上几代秦王都是贵族国子，肯定是进过国学学过乐理、乐德甚至乐器使用及欣赏的，怎么可能会让从小就熟悉、接受教育熏陶并下过功夫的《乐》消失呢？与之相反，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不仅是地地道道的平民百姓，而且是个不务正业的农民，根本没有机会系统地接受关于《诗》、《书》、《礼》《乐》等的高级别教育，从刘邦对《诗》、《书》、《礼》的态度上看，刘邦才更可能因为被人耻笑而愤怒、反感和排斥这些东西而将其消灭。你们都是无用的垃圾！从心理学上讲，对于那些曾经非常需要却由于某种原因极度缺乏而得不到满足，或者渴望得到而无法得到的东西，人们会因为心理上的过度补偿而对之产生过度的偏爱，或者反感甚至厌恶、排斥；而通常人们在受到侮辱时会感到愤怒。因此，虽然史料并无明确记载，但我们依据心理学仍然可以基本确定，刘邦在接触《诗》、《书》、《礼》、《乐》的过程中遭受过沉重的打击，造成了心理创伤，在心中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情结。而这一情结则让他感到愤怒、反感和排斥。据《史记》、《汉书》记载，刘邦曾经在为父亲祝寿时说：“当初您常认为臣（刘邦在太上皇父亲面前的自称）没有赖以生活的技能，不能治产业，不如老二刘仲有能力。今天您看我所成就的家业与刘仲比谁更多？”虽然这是当作笑话来说的，但反映的却是刘邦内心的满足之情，洋洋自得之意溢于言表。这表明，在父亲的眼里，老二刘仲家业上的成功曾经是兄弟们的榜样，是压在刘邦心中的一块石头；但当上皇帝之后，刘邦反超了刘仲不止多少倍，这块石头自然就没有了；也许，刘邦从来就没有这方面的压力，因为他的内心一直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并且对此一直是信心满满的。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刘邦内心的极度愤怒、反感和排斥？并因为心理上的自我防御机制由此产生了对《诗》、《书》、《礼》、《乐》等的极度愤怒、反感和排斥？这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刘邦的内心世界，找出刘邦反感、排斥《诗》、《书》、《礼》的内在动力，进而揭开《乐》的亡佚之谜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必须要搞清楚。要深入了解刘邦的内心世界，找出刘邦反感、排斥《诗》、《书》、《礼》的内在动力，我们就必须了解刘邦的成长经历和他的亲密关系人。亲密关系人，是一个心理学专用语，指扶养人（一般是父母或养父母）、兄弟姐妹及成长伙伴。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刘邦的亲密关系人：史料中对于刘邦的大哥刘伯只提到了名字而没有其他信息，表明老大刘伯一事无成；老二刘仲善于持家治业，是刘邦父亲眼中孩子们的榜样；排行老三的刘邦上面有个姐姐，后来封为宣夫人；老四刘交早年从名师学《诗》，后来成为刘邦的得力干将，文武双全，入关之后，受封文信君，后来又晋封为楚王，是汉朝的缔造者之一。当然，毫无疑问的，不论是刘仲还是刘交，最终都没有刘邦的成就大。刘邦的父亲应该是比较随和，否则就不会任由儿子，而且不只一个儿子不务正业；刘邦与父亲的关系也应该是比较随意不受礼节约束的，这从刘邦对礼的反感和排斥上可见一斑。在当时的社会风气来看，刘邦这样子与父亲相处显然是一种不孝。在项羽以烹杀刘邦的父亲作要挟时，刘邦嬉皮笑脸地对项羽说：“咱俩是兄弟，我爹就是你爹。你要烹你爹，也得分我一杯羹。”刘邦表现出的是烹不烹随便你！世人也因为这句话而骂刘邦一副无赖泼皮嘴脸。其实不然。刘邦这话显然让项羽没有了杀刘太公的兴趣，但这并不是重点，也不是故事的全部，而只是一半；重点是刘老爹在听了刘邦这话后会有什么反应，会不会激起项羽杀人的欲望，那才是决定最终结果的关键。要知道，项羽可是有烹人前科的，那可不是吓唬人。事实是，项羽最终却让刘老爹健康的活了下来。这就是说刘老爹当时的表现同样让项羽没有了杀人的任何兴趣。这意味着关键时刻，刘邦父子俩的表演可谓配合默契天衣无缝。这表明，刘邦父子平时肯定是开玩笑习惯了的。我们艺术化的展示一下当时的情景，大概是这样：刘老爹嬉皮笑脸的对项羽说：“好儿子，快烹了我吧！你一向说话算数，又这么讲义气，一定会给你兄弟分一杯汤。只是我有些心疼你，担心你将背上个杀父的骂名，而你兄弟却白白饱了口福。”项羽一听，心想：我可不能让刘邦这小子讨这么大便宜！偏不杀你，我要让天下人看看我是怎么孝顺老子的，而你刘邦是怎么孝顺老子的。后来刘邦做了皇帝五天去看一次父亲，很难说与这段经历没有关系。我们再看一下刘邦的成长经历：据《史记·韩信卢绾列传》记载：“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另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壮，在古代指的是三十岁。可见，刘邦是将近三十岁才开始发愤“学书”。古代学习的顺序是先学《诗》，后学《书》。从刘邦对《诗》、《书》、《礼》的态度上我们可以推知，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当年近三十的刘帮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打算跳过学《诗》而越级直接“学书”时，才发现因为自己早已臭名远扬致使没有人愿意教他，甚至有人讽刺、挖苦他，说以他的品行根本不配学《书》，只配当个非正式没有学籍的旁听生；而且刘邦能够参加学习很可能是靠了卢绾的关系。而正是这段经历给刘邦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创伤，让他从此对《诗》、《书》、《礼》、《乐》等产生了极度的愤怒、反感和排斥。因此，刘邦“学书”，指的是学习写字，而不是学习《尚书》，或者虽然有人教他学了，但不承认他的学生身份。我承认你优点有进步，但就是不承认你！刘邦同父异母的弟弟老四刘交从小就投师荀子的门徒浮丘伯学习《诗经》，直到秦始皇焚书坑儒，才被迫各自分手离去。这可能也是成为了刘邦心中永远抹不去的痛，或者加重了他的心理创伤。在学会了写字之后，刘邦终于具备了当官的资格。借助于自己原本的臭名远扬，加上年近三十开始发愤学习的正能量，刘邦再一次成为轰动一时的名人。于是就有人推荐刘邦“试为吏”，从此开启了他的发迹史。那么三十岁之前的刘邦在做什么呢？史料记载，三十岁之前，刘邦没有一个可以赖以生活的固定职业，“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所以刘邦没有钱。偏偏刘邦“好酒及色”，更要命的是，他崇拜信陵君，模仿信陵君“喜施”、“仁而爱人”，“常有大度”，整天带着一帮子狐朋狗友吃喝玩乐、胡吹海嗙，常常从邻居家的酒店赊酒喝。往往酒钱涨了数倍到年底也还不上。酒店老板碍于情面，又怕这帮人闹事，往往消帐了事。可见，刘邦有点类似于今天那些混社会的小混混。就这样，刘邦从一个十足的问题少年逐渐成长为了一个问题青年。从心理学上来说，在刘邦的成长过程中，老大刘伯、老二刘仲显然都会对其产生很大的影响。显而易见，刘邦没有学习到二哥的持家治业，倒是学习了大哥刘伯的不务正业。因此，走上正道后的刘邦对于这个大哥显然不会有什么好印象。这也就可以理解史料中为什么会对刘伯一提而过了。直到快要三十岁了，刘邦才突然开悟，正像歌中唱的那样“再也不能这样活，再也不能这样过”，于是开始发愤学习，逐渐走上了正道。这样的社会经历，使刘邦在收获了十足的社会经验的同时，也彻底丧失了系统的学习《诗》、《书》、《礼》、《乐》的机会。在刘邦的亲密关系人中，有一个人不能忽视，这个人就是卢绾。据《史记》记载，卢绾与刘邦父辈相亲；二人又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二人都是快三十了才开始“学书” ，是比一般发小更加亲密的那种。虽然我们看不到关于二人学书时的经历的史料记载，但刘邦对《诗》、《书》的反常态度表明，他们在学书的过程中一定有过对刘邦来说不同寻常的痛苦经历，并让刘邦感到了愤怒、反感和排斥。而这段经历刘邦是打死都不会说的，至于卢绾会不会说，刘邦心中没底。后来卢绾不过是图以自保而已，却被刘邦认定为谋反，表明刘邦对卢绾内心原本就有嫌隙，或许正与此事有关。对于独步天下的刘邦来说，他虽然在经济政治上的成就远远盖过了老二、老四以及一事无成不值得一提的老大，但在学问上，特别在《诗》、《书》上，永远都无法与老四比肩，甚至都比不上卢绾，永远都是一个失败者。更让刘邦无法接受的是，这个文武双全的弟弟竟然是父亲在外面养的情人所生，而卢绾又是自己的下属！这让刘邦感到异常的愤怒，或者深深地感到自卑，对《诗》、《书》充满了仇恨。在刘邦看来，要消除这种自卑和仇恨，唯一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证明《诗》、《书》、《礼》根本没有用，所以他就时时处处贬低、漫骂、排斥，以至于将这种情绪扩大到了传授这些经典的儒者以及所有的经典，心理学上将这种现象称作“泛化”。就这一点比不上他但陆贾、叔孙通却用事实让刘邦认识到了《诗》、《书》、《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刘邦自己设计的消除自卑的路被彻底堵死了。所以，即便后来当上了皇帝，这种自卑或仇恨也仍然是压在刘帮心头的那块最大的石头，说不出口，又放不下。正是这种深深的自卑感或仇恨，让刘邦对《诗》、《书》、《礼》、《乐》等产生极度的反感和排斥。——历史所留下的零星的信息碎片中，除此以外，再也找不到其他任何理由可以更合理的解释刘邦为什么会对《诗》、《书》、《礼》、《乐》等有如此的反感和排斥了。由于乐的实用价值远不及礼与《诗》、《书》，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机会让刘邦感受到离开乐不行的现实压力。因此，《乐》也就成了唯一可以证明刘邦反感、排斥《诗》、《书》、《礼》、《乐》是正确的证据了。因此，刘邦必除之而后快，籍以维护自己的自尊心，这又是心理学上的自我防御机制在起作用。这就是刘邦反感、排斥《诗》、《书》、《礼》、《乐》的内在动力，也是刘邦一定要让《乐》消失的心理动力。另外，从时间上来说，秦从统一六国开始到结束用了十年的时间，从统一到灭亡总共不过十四年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内又怎么可能在中国这么大的范围内让一部极具影响力的经典著作消失呢？而西汉长达二百多年，却有足够的时间让任何一部书消失。这样看来，《乐》的亡佚时间在西汉的可能性就更大了。还有一点就是，班固从私撰国史差点儿被处死到受诏修史，中间经历了一次死劫，他的历史观必然是站在维护当朝皇帝的立场上的。因此，即便他明知道《乐》的亡佚就在西汉，也知道亡佚的原因，却未必敢讲实话。说乐因周衰而亡，既保全了皇帝家族的脸面，又远离了现实，在有限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不违背真实的历史，为后人探求真相留下余地，更保全了自己，这实在是一箭三雕的明智之举。至于班固之后的应邵则很可能也发现了《乐》亡佚的的相关证据，作为当朝官员同样投鼠忌器不敢明说，又碍于证据不能睁着大眼说瞎话把事情扯得太远，只好归罪于前朝的秦了。虽然这其中也有年代已久压力相对减小的因素，但比起班固的观点毕竟也算是一个进步了。及至再后来的沈约等，则不过是因为接受了秦暴的历史定位而沿袭了应邵的说法而已。总之，种种迹象表明，认为《乐》毁于秦的说法实在没有任何证据，所以不足为信；《乐》的亡佚其实就是在西汉年间，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最早注意到《乐》已经消失的是东汉初期的班固而不是之前的某个人。事实上，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乐》亡佚于西汉笼统地说成是“周衰而乐亡”并不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性，最多只是时间跨度太长、过于笼统、不够精确而已。这反映出了班固的高明，表明在经过了生死大劫以后，班固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成熟、谨慎起来，已经具备了一名真正的儒者的大智慧。千万别告诉别人，会杀头的！综上所述，史料能给我们提供的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乐》的亡佚缘起于汉高祖刘邦，最终消失于西汉。五、揭开《乐》亡佚的真相人们一直迷惑不解的是，《乐》的亡佚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呢？根据文献资料所提供的线索，借助心理学相关知识，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还原这段历史：刘邦从小就不爱学习总是跟着大哥在外面乱跑，整天胡吹海嗙，喝酒吃肉不务正业，一晃就过了上学的年龄。父亲整天在耳边絮絮叨叨让刘邦向二哥学习，刘邦很是不以为意，因为他心中有比二哥这事业大得多的梦想。四弟刘交从小就从名师学习《诗经》，成了当地有名的文化人。他很是瞧不起这位庶出的四弟，却又实在踏不下心来学习，这让刘邦心里很不爽。他自我安慰道：学习《诗》、《书》、《礼》、《乐》这些东西，既不能打仗建功立业，又不能换酒，真的没有什么用。到了该服徭役的年龄了，因为老二操持家业，而老四则从师学习，所以不务正业的刘邦就常被家里人推荐去服徭役，希望借此锻炼一下他；而刘邦也乐得到外面见世面、交朋友。有一次，刘邦被派到咸阳服徭役，可以在咸阳随便转转，意外地见到了秦始皇的车队，这让刘邦在开眼界。他感叹道：“啊呀，大丈夫就应当这样生活啊！”与秦始皇的这次偶遇，成了刘邦人生的转折点。刘邦心中有了一个清晰的人生目标——做官！而要做官首先得会写字。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刘邦开始四处拜师从文。然而，由于他的坏名声早已远近皆知，加之他已经年近三十比初来求学的其他孩子大得太多，更没有人相信他是真心学习，也没有人相信他能坚持下去，所以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教他。这给他的内心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也是刘邦遭遇到的第一次人生挫折，也为刘邦的心理创伤埋下了种子。这就是真相！无奈之下，他只好去找自己的好友卢绾帮忙。这时，卢绾已经开始跟着老师学习《尚书》了。因为两家属于世交，二人又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二人从小就玩得好，所以，卢绾表示非常愿意帮这个忙。老师听完卢绾的介绍，沉吟片刻，表示浪子回头主动来学习是好事，可以作为你的学伴，但他这样的人品不配学习《尚书》。我只教他写字，不教他《尚书》，出去也不要说是我的学生。先生的意思很明白：来学习可以，但只能当卢绾的伴学，不是我的正式学生，没有正式文凭。卢绾看到解决了好朋友学习的难题非常高兴，就兴冲冲地告诉了焦急等待中的刘邦。而刘邦听完这个好消息，感受到的却是无尽的屈辱。正是这个伴学身份，让刘邦感觉到了低人一等，觉得是受到了老师讽刺、挖苦甚至是侮辱，在刘邦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给刘邦造成了心理上的创伤，从此刘邦对《诗经》、《尚书》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和排斥。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刘邦并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而是选择了忍耐，表面上他看上去非常开心。所以卢绾对此毫不知情。只要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点委屈算什么？在这样的信念支持之下，刘邦坚持了下来。年近三十岁的人，只要自己主动学习足够用心，不管学什么，掌握起来都是很快的，加上刘邦本就天资聪慧，所以，没两三年的功夫，刘邦就学会了写字、写文章，而且文采还很不错。这从刘邦初起事攻沛县，仅凭一封书信就发动城内的百姓杀了县长主动出来献城一事上已经得到了体现；另一个体现刘邦文采的作品就是《大风歌》。一个混迹社会多年、不务正业的著名小混混，居然一下子成了爱学习的模范，成绩还不错，这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刘邦的名声再一次引起了社会上的轰动，与上次出名不同的是，刘邦这次得到的是鲜花、掌声和赞誉。于是，有爱才、惜才的乡绅就向官府推荐了刘邦，刘邦成为了一名试用小吏。第一次出名虽然是因为不务正业，但在刘邦看来，这是人生观的差异，他并不在乎；而第二次出名，则让刘邦真正品味了人生贵贱的巨大差别，那种低人一等的屈辱深深地印在了刘邦的脑海之中。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清洗这次的屈辱！没有学习《诗经》和《尚书》，我这不一样可以做官吗？加上身边那些学习过《诗经》、《尚书》的人的腐、酸、臭、空，让刘邦一看见读书人打扮的人气就不打一处来，压不住内心的无名怒火。学了《诗经》、《尚书》又有什么用？随着事业越做越红火，职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刘邦的这种情绪也越来越控制不住，以至于听见手下谈论《诗经》、《尚书》便破口大骂，甚至看出读书人打扮的人也大发雷霆，早年养成的流氓脾性又表现了出来，干脆拿下人家的帽子当尿壶。这些报复性行为，给刘邦带来了巨大的快感，让他获得了一种不可言喻的满足感，就像上了瘾一样，一发而不可收拾。后来，事情怎么样了？做了皇帝以后，刘邦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虽然自己做了皇帝高高在上，虽然自己超过了父亲眼中的乖儿子二哥，可是一想到《诗经》、《尚书》、《周礼》、《乐》，刘邦就会有一种被人压迫到窒息的感觉，感觉到无尽的屈辱。因为《诗经》，自己在四弟面前永远也挺不起腰杆；因为《尚书》，自己在卢绾面前永远低人一等；因为《诗经》和《尚书》，自己在陆贾面前永远都是小学生；因为《周礼》，自己在叔孙通面前永远是个失败者；因为《乐》，自己在所有死去的帝王面前、在那些上层贵族面前永远都是一个粗陋无知的下等人。我可是皇帝啊！怎么就改变不了这四本书给我带来的影响？终于有一天，刘邦想出一个奇妙无比的计策：效仿秦始皇发起一场文化革新运动：改革沿袭下来的周礼，销毁让人玩物丧志的编钟，收缴误国误民的《乐》经，将其中不适应新时代精神的腐朽内容全部销毁，将《诗经》、《尚书》中不符合新时代精神的腐朽内容全部删除……没有任何资料记载这场运动，也没有人确切知道这场运动持续了多长时间。只要看看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发生的那场文化运动，我们就会明白，要在全国范围内毁灭某些书籍和文物古迹有多么容易，根本用不了多长时间的。别忘了，西汉可是有二百多年的时间足够慢慢去消化这些的。虽然从来没有听见有人提起过，但刘邦还是偶尔会担心当年的这些颜面丢尽的事情会被人说出去，所以内心总有一丝担心挥之不去。随着一个个昔日的功臣的反叛、被杀和身体健康状况的恶化，刘邦心中的这种恐惧感与日俱增。而眼看一个个异姓王侯被剪除，刘邦的小伙伴燕王卢绾内心也充满了恐惧——如今活着的异姓只有两个了，下一个不是自己，那么下下个一定是。出于自保，卢绾一方面与匈奴联络，一方面劝说叛臣陈豨率军逃亡与刘邦指挥的剿叛大军转入游击战，使匈奴、陈豨叛军与燕形成“连兵勿决”的假象。当听说卢绾与匈奴、陈豨联络时，病中的刘邦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卢绾会不会把我当年的事情说出去？于是马上派人召卢绾进宫。而卢绾深知刘邦的为人，害怕有去无回而不敢奉召。听到卢绾不来面见，病中的刘邦更加害怕当年所受的屈辱之事会冲毁好不容易才打造出来的加在自己身上的神秘光环。这种恐惧感让刘邦完全失去了作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本有的清醒，加上吕后等人在耳边不停地诉说异姓王反叛的必然性，身心疲惫的刘邦最终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卢绾这位铁杆伙伴真的反叛了，并马上派兵攻打燕王卢绾。兄弟之间不怀疑？而卢绾听说刘邦生病的消息，却带着他的家属、宫人、亲信等共数千骑，在长城下等候，希望刘邦病愈之后，亲自入长安谢罪。然而四月卢绾却得到了刘邦驾崩的噩耗，卢绾知道，已经永远没有机会与这位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发小解释其中的误会了，家是回不去了，于是带领众人逃亡匈奴。刘邦虽然去世了，但他所发起的那场文化革新运动却在他的继任者的关照下继续进行着，《乐》全部被销毁。除了其中与《周礼》或《礼记》中重合的部分得以完整的保留下来以外，还有那些零散地记录于其他古籍文献中的少部分内容也得以幸存下来，这就是前文中我们所列举的那些内容。六、《乐》的亡佚标志着中国古代优秀文化被彻底阉割对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等古籍经典的解读明明有许多质疑和漏洞，二千多年来文人经历了一代又一代，大儒名家出了一辈又一辈，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更正，解读除了在无关紧要的细微之处争论不休外，核心认识依然大同小异。难道是历代的文人们真的低能到都没有发现问题吗？或者问题和漏洞真的隐藏的太深难以发现吗？当然不是！对于秦始皇的“书同文字”，以前都一边倒的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具有特别重要的先进意义的大规模的文化改良运动，具有完全的革命性和先进性。但实际上，秦始皇的“书同文字”，并不只是统一了文字的写法，同时被统一的还有字义；而在字义统一的过程中，某些带有敏感信息的字义便被悄悄篡改了，而这种篡改实则是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倒退，是对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阉割，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而这却被现代的研究者忽略了。被篡改了字义的典型代表就是“中庸”的“庸”与“问鼎”的“鼎”（关于这些因涉及内容太多，另有专文论述，在此不作赘述）。而对这两个字的字义的篡改，直接误导了后世对孔子中庸思想的理解和对中国古代政权象征的礼器的认识，为曲解这些优秀的文化创造了条件；随着历代文人的推波助澜逐渐阉割了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并因此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负面影响。实际上，中国历史上自秦始皇开始的历次文化运动在其先进性和革命性的同时，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倒退式的负面影响。过去，研究者一直强调其革命性和先进性，而将这种负面影响轻描淡写地归结于时代局限性，显然不准克、不恰当的。只有认识到这种倒退性，才是一种全面、深刻的认识，我们才能够不受误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发掘出有价值的东西，才能真正实现创新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才能真正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在发展中探索创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找准方向、开拓视野、创新方法、提供无尽的动力源泉，真正实现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目标。下面我们用最具代表性的三个例子：秦始皇的“书同文字”与“焚书改书”、对孔子中庸思想的曲解、《乐》的亡佚以及随之对礼乐文化进行的阉割，分别来认识一下这种倒退性。1.秦始皇的“书同文字”与“焚书改书”前文已经大致介绍了秦始皇“书同文字”时对部分关键字的字义作了篡改，其实，这和秦始皇的焚书、改书一样，都只是一个系统的篡改工程中的不同步骤而已。秦始皇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在焚书是所说的“以愚百姓”以便于统治。经过笔者多年的研究发现，秦始皇为了实现“书同文字”的宏大目标，实施了三个步骤：第一步，秘密组织了一批文人编写了一部“书同文字”所用的标准化文件，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工具书，这部工具书就是后世不知出自何时何人之手的《尔雅》。第二步，在全国多个地点根据秦始皇关于改书的指示精神，运用《尔雅》作为标准化工具，秘密地进行着改书的工作，而篡改的主要对象就是《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春秋》，以及截止到秦始皇之时关于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以上两步，进行了至少八年的时间。上述工作基本完成以后，秦始皇不动声色，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实施他的第三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摆设祝寿酒宴，七十位博士上前献酒颂祝寿辞，结果仆射周青臣和博士齐人淳于越对于如何治理已经统一了的天下观点相左，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秦始皇吩咐大臣们就此问题展开讨论。秦始皇等待良久的机会终于来了。李斯借机建议收缴民间所藏图书归官府所有，禁止民间私藏，并颁布了严酷的刑法对违反规定者进行严厉的制裁，对于官府放不下、用不着的图书全部予以烧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事件。其实，收缴图书、“焚书”只是秦始皇改书这一系统工程所必需的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只有将民间所藏图书全部收缴才能保证不会有遗漏，只有将绝大部分图书烧毁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需要篡改的图书数量便于改书，只有大张旗鼓的烧书，才能给世人制造原版古书已经全部销毁的假象，才能为篡改后的图书打着私藏原版古书的旗号得以流传创造条件，以便于篡改后的图书在民间主动传播。整个计划可谓天衣无缝完美无缺。篡改历史古今都一样在第二步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各个改书小组的主持官员在对原版文章的理解上有分歧，对于秦始皇改书的指示精神的领会上有差异，尺度把握上有区别，又由于交通不便信息沟通不畅，又是秘密进行的，因此，就出现了不同的版本。这就是所谓多个版本的《诗经》、《尚书》、《春秋》。后世不明所以，为了哪个版本是正版而争论了二千多年，至今不休……其实，这些版本都是秦始皇授意下的篡改本，核心思想上都是一致的，而分歧则只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自从秦始皇自立为始皇帝以来，一直到世袭制的皇权被彻底打破，哪一位（代）皇帝不是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世世代代永远做皇帝呢？既然如此，又有哪一位（代）皇帝所做的文化运动不是为了“以愚百姓”便于统治呢？二千多年来，历代文人、大儒、名家本质上都是皇帝的御用文人，也是皇帝集团中的一员，都在帮助皇帝实现“以愚百姓”的目标，以维护包括自身在内的所有统治集团的利益，所以不管他们说的多么冠冕堂皇，本质上他们内心的需求是一样的，都只是在表面上做文章而已，暗地里他们与秦始皇一样，并在秦始皇开启的篡改模板基础上，继续推波助澜，在篡改着历史、篡改着文化。换句话说，历代的皇帝和御用文人嘴上在骂秦始皇焚书改史，实际上却都在做着和秦始皇同样的勾当，没有一个真心去发掘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因为他们深知，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会让人人都积极进取，而且方向明确、方法得当，这样下去，一定会形成贤能者上愚者下的社会风气，那么天下将一定是贤能者的天下，如此以来，自己的皇权怎么可能世代相传？又怎么可能长久？所以，必须将这些东西深埋起来，不能让外人知道，更不能让平民百姓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被秦始皇篡改以后逐渐尘封在历史的深处得不到发掘的原因。很显然，只有到了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的时代，中国古代文化中这种“贤能者上愚者下”的竞争机制才能真正得以实现。这就是说，只有在高度民主、真正实现了贤能者上愚者下的时代，中国古代的这一优秀文化思想者才有机会重见天日、发扬光大！2.对孔子中庸思想的曲解前文提到，“庸”和“鼎”是秦始皇篡改字义的重点对象，因为“庸”和“鼎”分别对应着秦始皇篡改字义前后象征最高权力的礼器之最。具体来说就是，秦始皇篡改字义之前，庸，本意是指庸器，是最高级别的乐器大师之悬、悬鼓、玉磬、笙的合称。因为这些乐器只有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天子或帝王才有权使用，诸侯及以下是不允许使用的，否则就是僭越。所以，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庸，象征着最高权力，可以指代帝王、天子、圣人、天等至高无上者，所以引申为最高的、最好的、至高无上的等等。庸器比较特殊，它虽然是乐器，属于乐官管辖，但同时它们也属于礼器的范畴。作为礼器，庸器的地位与天子之器崇鼎、贯鼎、大璜、封父龟的地位相当。然而在秦始皇篡改字义以后，庸，则变成了平常、普通、碌碌无为，或者解释为用，与最高权力一点关系也没有了，反而成了人人厌恶的平常、无能，再也没有人愿意与庸沾上什么关系了。而这正是秦始皇所希望的，他就是要彻底撇清庸器与最高权力的关系，让百姓不再和最高权力扯上关系。这是个颠倒黑白的世界，必须更正！在篡改了庸的字义以后，就需要有另一个字来补上庸原本所代表的意思。于是，篡改者们看中了“鼎”。在秦始皇篡改字义以前，鼎，只不过是日常做饭用的大锅而已，属于天官管辖。所以它连礼器都算不上，更别说代表什么国家权力了。篡改者之所以看中了“鼎”，是因为天子之器当中有两个带“鼎”的礼器——崇鼎和贯鼎。实际上，崇鼎和贯鼎是两个具有特别意义的鼎，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鼎。《左传·宣公三年》记载的“楚子问鼎”的故事中，楚王所问的“鼎”，指的就是崇鼎和贯鼎。对于篡改者来说，选择“鼎”来代替“庸”十分便于通过偷梁换柱的手法来偷换概念，而且很难被人觉察。于是乎，篡改以后，本来用于做饭的鼎，就替代了本来的庸，摇身一变成了国之重器，而真正的天子之器崇鼎和贯鼎却被人为的忽视，渐渐被人们遗忘。受秦始皇对这两个字篡改的牵连，受影响最大的首先就是孔子的中庸思想。本来，在孔子时代，在包括孔子时代在内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庸器，几乎是妇孺皆知的东西，尽管很少有人真正见到过；“平庸”，就是与帝王平起平坐，而这自然是人人努力追求的目标。正是因为妇孺皆知，受到乐的启发，出于“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的考虑，所以孔子这才将自己所总结的“大道”命名为“中庸”。所以，孔子时代直到秦始皇篡改字义、改书之前，人们都可以非常轻松地理解“中庸”的内涵，非常容易记住其核心意思。当然，虽然理解起来记起来简单，实际做起来却仍然很难把握。所以《中庸》中才说，到了极致，圣人也有不明白的地方。然而秦始皇篡改字义认后，不但再也没有人愿意“平庸”了，人们连“中庸”什么意思也看不懂了，只能听那些文人来胡编乱造。于是乎，中庸就成了不左不右、不走极端、走中间，甚至和稀泥、当老好人、随大流……这明摆着是愚弄人嘛，算什么“大道”？从此孔子思想被彻底曲解和误读了。3.《乐》的亡佚标志着礼乐文化彻底被阉割就这么阉割了他中国古代文化是以礼乐为核心的，六经中其他四经其实都是在从不同角度讲礼乐，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乐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中国古人认为：“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乐通伦理者也”。如果说伦理是内涵，那么礼则是形式，因此乐与礼相通的。“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这就是中国古人对天地间万事万物及其次序的认识。中国古人的传统是“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古人对德的评价标准是“礼乐皆得谓之有德”，治国之道则主张“礼乐刑政”四驾马车并驾齐驱，“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强调“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中国古人还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由此可见，这是一套非常完善的理论体系。然而，自汉高祖刘邦开始，只制礼仪，乐被悄悄删除了，致使《乐》亡佚，从此，中国文化就成了只有礼一条腿走路的独行侠，而这个礼也被僵化、教条化，成了愚忠愚孝，中国文化被彻底阉割了。孔子曾经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孔子还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参照前一句，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不学乐，无以成”。圣人孔子的自我评价是“成于乐”，其圣人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屹立二千多年不倒，至今仍在吸引人们的心，而且大有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人重视的趋势。那么，被阉割后的中国文化没有了乐，还能走向成功吗？这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对中国古代文化中“乐”思想的研究，还原中国古代文化的全貌，发掘其中的优秀部分，真正实现创新性发展、创新性转化，为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五牛博士论文就是在还没答辩之前已经发表在最好的期刊上，而且鉴于论文很长，该期刊必须像小说一样连载。实例：张五常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当年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连载四期。第四牛博士论文答辩就是答辩人一直在挑战答辩委员会成员，直到问得这些教授们紧张到恍惚以为自己才是答辩人。实例：萨缪尔森博士论文答辩结束后，答辩委员会成员之一的熊彼特(上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转过头去问另一位成员里昂剔夫(诺奖得主)：“瓦西里，我们通过了么?”第三牛博士论文就是让编辑满世界都找不到一个能看懂这篇论文的匿名审稿人，最后只能发表，根本不需要修改的。德布罗意因这篇论文说阐述的观点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薛定谔凭借德布罗意的这篇论文对量子力学作出了杰出贡献，从一名普通而不得志的讲师一跃成为了一名伟大的科学家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可以说，一篇一页纸的博士论文成就两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可谓前无古人，估计也是后无来者。由此看来，最牛的论文不必象张五常那样连载，一页A4的纸足以。不过我想德布罗意要是在中国读博士就惨了，论文因为字数太少，根本连答辩的资格都没有。不得不说两句：德布罗意幼年即失去双亲，被他的哥哥莫里斯公爵(也是一名杰出的物理学家)一手养大的，在他1924年的著名博士论文之前一年，德布罗意就已连续发表三篇论文提出物质波的猜想，至于博士论文是几页纸，这个我还没考证过。关于薛定谔：薛定谔多才多艺，会四种语言，出过诗集。另外他于1944年出版的《生命是什么》，吸引了一大批物理学家转向生物学研究。其中包括后来双螺旋的发现者沃森和克里克。所以，这帮牛人并不一定像人们想象那样传奇，也不能把其成功单纯归结为偶然的因素。第一牛博士论文以上例子虽然非常值得人敬佩，但是，最牛博士论文与博士论文答辩及博士论文发表都应该是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甚至还没有取得任何学位前，已经是世界著名的剑桥大学学术界公认的学术思想界的领袖人物。维特根斯坦的学士论文是他的老师，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大人物剑桥教授摩尔先生与维特根斯坦一起散步时，随手记录下来的维特根斯坦的喃喃自语。在向剑桥申请学士学位时，因为行文不够规范，而被学校的学位委员会拒绝，摩尔先生利用自己的学术权威地位再三为学生的这个学士学位去跑腿，终于成功。维特根斯坦的博士论文是在一次大战时，在战营里写成的，仅数万字。叫《逻辑哲学导论》，出版时找不到合适的出版社，因为当时没有人能够读懂他这部天书，因此出版商找到他老师罗素，罗素自告奋勇，成为这部书出版的策划人，并且自以为是地为这部书写了洋洋洒洒的序言。书终于出版了，但是却遭到的是学生维特根斯坦的一顿痛骂。说罗素根本就没有读懂他论文。在那里瞎写一气。罗素听了没有脾气，也不后悔自己的行为，天才人物就有这样的个性。维特根斯坦的剑桥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是由三个国际学术大师组成的：罗素、摩尔、魏斯曼。三个人在答辩前一直漫无边际地讨论着维特根斯坦博士论文里的问题。时间很长了，还没有哪个敢开口问博士生维特根斯坦一个学术问题。这时罗素开口了，他转向摩尔说：“继续，你必须问他几个问题，你是教授。”摩尔表示还没有弄懂维特根斯坦的问题，这时维特根斯坦含笑走到摩尔与罗素面前，拍拍他们的肩膀，笑着说：不要担心，你们永远都弄不懂这些问题的。博士论文答辩就以这样方式通过了。本文转载自：中国社会学精彩推荐：历史学“百篇优博”出版、获奖与提名名单如何為您的博士或碩士論文選擇一個成功的研究題目？如何只用12周写一篇学术论文？▼

今日问题最牛的历史学博士论文有哪些？博士论文是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所撰写的学位论文代表其独立的科学研究能力优秀的博士论文其独创性的见解甚至对该学科该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3月20日我社转载了《人类历史上最牛的五篇博士论文》一文许多粉丝吐槽布罗代尔的博士论文应当入选好吧 好吧 好吧……本期的#问题来了#请大家一起来聊聊如果要评选最牛历史学博士论文你会推荐哪篇呢？参与方式直接文末评论处留言（作者+论文题目+推荐理由）届时我们会将大家的回复整理出来进行投票喔！#送个福利#获得最高点赞数的一位将获赠价值129元的历史研习社VIP会员名额一个往期互动话题博导来了，这些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都是80后……关于历史，你听过什么正儿八经的一派胡言？你见过哪些富有人格魅力的学者大咖？有哪些影响广泛的人文社科经典丛书？策划：@林大蕾

说起博士，是很多人比较向往的一个学历，每一位学子都以博士学位为自己学生生涯的奋斗目标，而娱乐圈也有很多明星有名望的明星拥有博士称号，但是和我们真正向往的博士学位不同，这些明星都是被称为：“荣誉博士”，比如华仔刘德华就是香港树仁大学和加拿大纽奔驰域蓝仕桥大学两所学校的荣誉博士，导演张艺谋是波士顿大学人文艺术荣誉博士、女神张曼玉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除此之外王力宏、李安、曾志伟等获得了不同学校的荣誉博士称号。但是和我们平常说的博士不同的是，荣誉博士一般是授予社会声望较高、对社会贡献较大的人，是对一个人社会成就的肯定。对于学校来说，也是借助这些人的影响力，加强学校的社会声望。算是学校对明星名气和影响力的认可，但是并不代表真正的学历，和奖项一样是一种光环，并不是学习能力的认可，真正的博士学历是要有学位的，需要真正拥有真才实学，在自己所选的专业领域有所建树，是对一个人学习能力的一种认可。娱乐圈真正取得博士学位的明星很少，而家喻户晓的明星更少了，愚记君查阅很多资料之后，就找到了一位，那就是《武林外传》饰演吕秀才的喻恩泰。虽然这些年他已经慢慢的淡出观众的视线，但是说到他的代表作，那真的是家喻户晓。通过《武林外传》这部剧让很多人知晓了喻恩泰这个明星，而他本人也如其剧名一样，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渊博的秀才，可以说他在这部剧中可以算是本色出演了。喻恩泰的学习生涯就像开挂了一样，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每年荣获奖学金不说，研究生考试和博士生考试，都是第一名，简直是妥妥的完美学霸，就算现在他淡出娱乐圈，也没有人会为他的前程担忧，这样一位学习能力极强、知识量极为丰富的人、拥有高学历的才子，还怕没有好的出路吗？对于喻恩泰淡出娱乐圈其实是观众和行业的一大损失，因为喻恩泰就是专业的演员出生，表演系硕士、导演专业博士，可谓是娱乐圈的栋梁之才啊，可是这样的他好像也确实和娱乐圈有点格格不入，凭借一己之力应该是不能改变整个娱乐圈的大环境的，所以我们慢慢的看不到他的身影了。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只需要记得他来过，记得娱乐圈也有过这样一位真正有真才实学的博士才子，曾经为观众带来了无数的欢乐 ，记得这位很儒雅的真正的谦谦君子就够了。小时候看《武林外传》中在欢声笑语的嘻嘻哈哈中度过，但是现在回头再去看看，再去认真品味剧中的片段、去领略剧中的台词，才发现很多故事都是折射了我们生活的片段，很多台词都在教会我们生活的道理。同时希望未来某一天喻恩泰能够带上他导演的作品重新归来。

莱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包乐史（Leonard Blussé）的《看得见的城市：全球史视野下的广州、长崎与巴达维亚》一书，不久前由蔚蓝文化出版。故事特别为大家安排了一段与包乐史教授的访谈，请他跟大家聊聊这本书、他对海洋历史的研究，以及他和台湾的渊源。包乐史教授 1946 年生于荷兰，早年曾到台湾和日本进修，荷兰莱顿大学博士。1977年起在莱顿大学历史系任教，现为该系教授。他通晓英文、中文、日文、印尼文、荷兰文和法、德多种欧洲语文。主要专长为东南亚史、东亚史、海外华侨史、印尼华人史、华侨贸易史及全球史。看得见的城市：全球史视野下的广州、长崎与巴达维亚问：能否跟我们谈谈这本《看得见的城市》的内容？您希望台湾的读者如何阅读它？有什麽最重要的关键，是您觉得不能忽略的？我的目标是比较南海地区裡三个在历史上很重要的港口城市，包括日本与世界的窗口──长崎、中国朝廷下的「南方之宝」──广东，以及被誉为「东方之后」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亚洲总部──巴达维亚。透过了解这三个港口的运行，我们可以窥探当地的组织，并有效还原当时的政治系统。藉由比较这些城市、其船运的运作以及来往其中的人，我尝试呈现近代早期在中国海域相会的全球交通样貌。与其他历史学家不同的是，我著重描绘华人私有海上贸易公司惊人的韧性以及其动态的发展。 我认为，17、18 世纪的华人的海上活动确实为今日中国在东南亚的区域贸易立下了良好的基础。我认为目前各种语言的书评裡，梁文道在凤凰卫视裡的评论最为精闢。除了他以外，你哪裡还找得到一个对历史这么热情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问：是什麽让您对海洋史开始产生兴趣？当您刚刚进入这个领域时，有什麽重要的学者？当时的整个研究情况是如何？谁对您的研究又最有启发？我是土生土长的鹿特丹人。因此，我从小就对海洋相关的书籍非常熟悉，也常常出海航行。年轻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作家有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他亲手绘製的插图非常奇特；以及和房龙一样搬到美国的Jan den Hartog。而Charles Boxer，一个非常有名的英国史学家，还有曾经是个船长的小说家Joseph Conrad，他们两位在我阅读英语文献时，总是给予许多启发。包乐史教授 Prof.dr. J.L. (Leonard) B除此之外，Boxer和Holden Furber、还有像是印度史学家 K.N. Chaudhuri，以及包括 Van Leur 与 Meilink Roelofsz 等在内的荷兰作家，都替我打开了一扇门，并带领我认识了东印度公司的史料。我不仅与这些学者颇为熟悉，还为他们做了一系列的访问。这些访问被收录于学术期刊 Itinerario: European Journal of Overseas History （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会提及的曹永和、岩生成一以及中村孝志这三位教授则向我展示了中文、日文、以及西方的史料档案，可以如何结合在一起，并共同编织出一幅历史图景问：我们知道你跟台湾许多重要学者都有来往，比如曹永和教授。能和我们谈谈您和台湾的渊源吗？1970 年我刚刚到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当时的我还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学生。就我印象所及，只有两位历史学家专门研究海洋历史。其中一位是曾经担任海军军官的包遵彭，他对中国海军历史有非常大的兴趣，在 1969 年出版过《中国海军史》。令人遗憾的是，他在 1971 年初就过世了，我无缘认识他。不过，我非常有幸结识时任台大研究图书馆主任的曹永和先生。那时候的他已经发表过不同主题的论文，在许多方面都有贡献，包括中文史料中的早期台湾史，台湾的近海渔业史，以及一篇提出台湾在荷兰统治与郑氏时期是「东亚海上贸易网络的核心转运站」的经典文章。不过曹先生的成就一直到退休后才得到台湾学术圈的认同，并获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在台湾 70 年代早期的经历对我接下来的人生影响深远。那时台湾经济刚刚起飞，政治意识正在觉醒，一切都充满希望。李亦园教授和陈奇禄教授都是非常好的老师，再加上因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封闭，台湾是当时唯一保存传统中华文化的地方，多位著名西方人类学家都来到台湾做田野调查。在那之后，台湾改变了好多。台湾历史学者曹永和院士1970 及 1971 年间，某一次在澎湖从事关于渔民历史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后，我去见曹永和先生，他则将我收为学生。当时他还没有开始在台大教书，因此他常常说，我是除了他妻子之后的第二号学生。曹教授建议我前往日本，拜访在他担任台北帝国大学图书馆助理时，对他非常照顾、后来也成为 他一生的友人及同事的两位教授：岩生成一教授（东京大学）及中村孝志教授（天理大学），好继续我的学业。这三位研究台湾历史的先驱对我的帮助之大难以言喻。此外，我在欧洲和普林斯顿大学裡结识了上海复旦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田汝康，他介绍我认识厦门的南洋研究所同仁。1980 年起，我常常往返于厦大和台北之间。不管是台北、京都或是厦门，我都感到如鱼得水，因为我厚重的闽南腔中文，常惹我的中国同事们开怀大笑。谁想象的到曹教授不仅活到九十四岁的高龄，还常常请我到他家做客呢？问：您在这本书的研究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经验？2005 和 2006 年间，我在哈佛大学伊拉斯莫斯计画（Erasmus Programme）任教，我应邀同校的费正清研究中心讲授赖世和讲座。我在准备教材时，才惊觉美国在18世纪末期的东亚海上贸易，也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问：如果有人在看了这本书之后，想要进一步阅读相关的主题，您有什么建议？若要了解 17 及 18 世纪的中国海上贸易，可以读郑维中的《中国海域的战争、贸易与海盗，1622-1683》（War, Trade and Piracy in the China Seas, 1622-1683. Leiden: Brill），书中描述郑氏家族的贸易王国。另外，18 世纪中国在广州的贸易可以阅读赵刚的《清朝时期的海洋：中国海洋政策，1684-1757》（The Qing Opening to the Ocean, Chinese maritime policies, 1684-1757.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及吴振强, 《贸易与社会：厦门网络与中国海岸 ，1683-1735》（Trade and Society: The Amoy network and the China Coast 1683-1735. Singapore: NUS）。此外，Paul Van Dyke 关于广东贸易的杰出研《广东与澳门商人、十八世纪中国贸易的政治与策略》（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Politics and Strateg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 Hong Kkog: Hong Kong UP）也可以参考。

由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制作的《冬之旅》，周末两晚正在上海大剧院演出。《冬之旅》是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以德国诗人威廉·穆勒的24首诗所改编的声乐套曲，是舒伯特在他短暂一生接近尾声时所写。1828年，他在维也纳去世，年仅31岁。这部套曲原是为男高音和钢琴的搭配而作，历经100多年后的今日，德国当代作曲家——汉斯·赞德用前卫大胆的手法将它改编为男高音和小编制管弦乐团的版本，以富有戏剧性的编排诠释这部套曲。《冬之旅》最佳代言人 牛津剑桥“学霸男神”此次《冬之旅》由英国著名男高音伊恩·博斯特里奇演唱。1993年，27岁的他在伦敦威格莫尔音乐厅完成了他《冬之旅》的个人公开首秀，自此之后他用了30年将这部作品雕成一件“艺术品”。值得一提的是，伊恩并非科班出生的音乐家，此前他在剑桥、牛津大学接受了非常正统的文科教育，是一名历史学博士，后来才进入音乐领域。而他也用自己多年的历史、文学积淀，将自己对《冬之旅》的艺术研究用专著的形式表达出来。他所完成的《舒伯特的冬之旅——一种迷恋的解剖》一书，将《冬之旅》创作的历史背景、现代人在当代社会如何看待这个作品以及伊恩自己的人生体验三个部分融合。在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看来，这涉及一种方法论的创建，对于学术界的音乐评论有非常深刻的启示。伊恩的文化素养是否定义了他在音乐表演上的与众不同？伊恩谈到，“我平时的学习、阅读、聆听不同的音乐、美术作品都是我想象力的补充。我并没有很强调我的学术性或者文化性的背景，反倒比较看重表演情绪的一种激烈强度的灌入。举个例子，帕瓦罗蒂咬字很清楚，虽然不是知识型的音乐家，也不会影响到他音乐的成就。”音乐、人声、影像精巧混搭比起传统舞台一架钢琴、一位歌者的演绎，此次可谓是乐队、歌者、影像的浑然一体。导演妮夏·琼斯远赴北欧汲取灵感，运用斜面舞台及多面投影等手法，以黑白影像营造万物寂寥的冬景。失恋的主人公漫步于雪地之中，独行路上遇见的人与物构成一首首歌曲的主题，黑白幻境映衬出几近崩解的内在情绪。伊恩·博斯特里奇以往的演出片段也被巧妙地运用于作品之中，如同一面“暗镜”，使得剧中人与往昔的自己相互映照。杨燕迪评价说，德国当代作曲家汉斯·赞德用近乎表现主义的配器音色处理凸显了舒伯特《冬之旅》中的异化、孤独与荒诞面向，从而使这部作品具有了强烈的当代指向。导演用干净的黑白色块来组织视觉传达，简洁的舞台布景和多媒体运用都进一步强化了作品的悲剧意味。演唱者博斯特里奇长达三十年之久的《冬之旅》演唱经验，使他对作品主人公的心理认同达至无人堪比的深刻境地。所有的种种，达成了某种神秘的化学反应。编辑：陈丽责任编辑：向晓薇

在近现代文化史上，商务印书馆的大名无人不知，一度跟北京大学并称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说到商务印书馆，就不能不说王云五，曾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长达25年。1919年五四运动过后，面对新思潮的冲击，商务印书馆的元老高梦旦、张元济等人感觉跟不上时代，便力邀胡适出任编译所所长。但胡适志不在此，便推荐了好友王云五。胡适对王云五非常欣赏，称他是“行走的百科全书”，“王云五是一个完全自学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二千本，中文书也不少。他的道德也极高，曾有一次他可得一百万元的巨款，并且可以无人知道，但他不要这种钱，他完全交给政府。……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1922年，35岁的王云五进入商务印书馆，从此开启了在文化出版界的开挂人生。在王云五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一系列学术巨著出版，比如《万有文库》《大学丛书》《丛书集成》等等。而更让他声名鹊起的，还是他倡导、发明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四角号码检字法”等，还编撰了《王云五大词典》。王云五在出版界干得风生水起，但是日军的入侵，给了他当头一棒。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突袭上海闸北，商务印书馆的基业几乎都被炸为平地，包括印刷厂、仓库、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据说，日本人是有意炸毁这家中国有象征意义的文化企业，企图在文化上打倒中国人。几十年的基业毁于一旦，王云五心力交瘁，但是，他并没有被吓倒，而是立志重整旗鼓。当年8月1日，经过多方奔走，商务总管理处、上海发行所、新开的印刷厂同时复业，王云五还亲自写了一副对联：“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后来，王云五称，这是“为我们中国人争一点点的气”。但是，中国读书人的观念好像就是“学而优则仕”，在文化界创下巨大声望的王云五，却于1946年辞去了商务印书馆的职务，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开始为蒋介石鞍前马后。不过，文人从政很多都是眼高手低，王云五虽然在文化界呼风唤雨，但在经济部长的职务上却是一败涂地，尤其是他主导的货币改革，以金圆券代替法币，导致通货膨胀迅速加剧，因此，王云五不得不狼狈下台。王云五还有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就是娶了一对亲姐妹，分别叫徐净圃、徐馥圃，共生了七个儿子、两个女儿。而且，更让人佩服的是，在王云五的培养下，除了一个过早去世的女儿，剩下的八个孩子，出了七个博士，而且涉及的领域各个不同。其中，大儿子是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博士，二儿子是工程博士，四儿子是牙医博士，五儿子是法理学博士，六儿子是神经外科博士，七儿子是医学博士，二女儿也是医学博士，王云五也因此被称为“博士之父”。1979年8月14日，王云五病逝，享年91岁。

34岁的谭超是延边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生，8年前，为了考研当起了快递小哥，一不小心，他成为了千万快递小哥中的一员，而且一干就是8年，但是这一事件被大家所熟知之后，就在网络上激起千层浪，成为舆论关注和争论的焦点。有人认为，博士生能够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工作;也有人认为，博士生去送快递，简直浪费国家教育资源，两方各执一词，都没有错。如今，人们对于学历不高却能走上人生巅峰的人，除了钦佩还有赞叹，比如马云，反而对于高学历去从事基础工作的人不能认同，大多认为高学历的人就应该去从事高学历的工作，比如学术界、科研界等等。其实能够有这样的思维模式，更多地来源于我国国民多年以前的学历压力，放眼望去，现在念博士、念硕士的人越来越多，博士、硕士并不像以前那么稀缺，如果让时光回到20年前甚至更久，那个时候国家刚刚实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才开始实行，需要大量的科研人才投入到各行各业当中，而那个时候很多人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等各种原因还上不起大学，偶尔出现一个大学生，人们视为“天之骄子”，更是享誉家乡几里之外，如果出现一个硕士，更感觉是“祖坟冒了青烟才修来的”，更不要说博士了，感觉离自己家孩子隔着几辈子，所以会造成人们对于高学历人才的高度敬仰，而这种思维模式也一直延续至今;但是他们没有想过，如今社会上涌现的高学历人才越来越多，不仅有来自国内的高等学府，而且还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海归，当很多国内外名校学子加入到竞争队伍中来，很多硕士、博士都会黯然失色，他们从事普通的职业也是可以理解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转换一下思维，现在已经不是学历稀缺的时代了，到处都是人才济济，我们也不需要把走上人生巅峰、实现伟大理想的愿望强加在那些硕士和博士身上了，他们有他们自己选择的权利，他们从事一些对学历并没有很高要求的职业，但是只要自己喜欢，也为何不可呢?试想，一个人做快递做了8年，其中还是有乐趣可享的，要不然也不会坚持这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