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后北京找工作

找工作是每一位毕业生都要面临的事情，但有些硕士毕业不想这么快就步入社会，面临工作压力，所以有一部分人因为工作原因选择在硕士毕业后读博，或者直接硕博连读。但是，博士毕业还是需要工作的，不管是3年的博士还是5年的博士，毕业后能去哪里呢？现在的博士到底是去高校任教的多还是去科研院所搞研究的多呢？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区别高校和科研院所是性质不同的两种单位。对高校而言，教学和科研是重要的两个方面。高校教师的教学能力是基本项，而科研能力则是加分项。如果做科研并不顺利，可以选择教学岗，虽然职称上升慢，但也有事情做，教书教得好也是很有意义的。而对于科研单位如中科院、林科院等，纯粹以科研为中心，有项目，有成果才可晋升。如果刚入职不久的博士拿不到项目，基本就度日如年了。所以，高校和科研单位走的是两条线，高校既可以做科研，也可以教学，科研单位基本就是做科研。如果你科研做得好，想要跳槽困难不大，因此，不管在哪个单位做科研都是要尽力做好的。地方不同，高校和科研单位平台不同对于做科研的人来说，科研平台是最关键的，高平台才能有足够的底气做研究。地方不同，如北京和郑州，两个地方的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区别相差非常大。北京作为全国的中心，在科研上自然也是中心，大部分的经费和项目都集中于北京，因此北京的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经费差距较小。但到了地方上，尤其是地方省属非重点高校，科研上明显不足，科研平台都比较低，对于从科研平台较高的地方毕业的博士生而言，巨大的落差会引起心中的失落与不满。因此，如果博士生毕业后留在一线城市的高校或科研单位，其差别不大，做科研或者教学都可以，但如果去到了地方高校，做科研的阻力重重，小到买仪器，做监测大到科研团队与研究基地都有所限制，所以就算想做科研，也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足够的支撑。地方高校的科研如同马车一样慢慢悠悠，而一线城市的高校科研如同高铁一样呼啸而过。所以，在选择高校和科研单位上，还需要加入城市等地方的考虑。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前景如何找工作大部分人所看重的是就业前景如何。而对于大部分博士来说，工作前景或者晋升基本就是副教授，教授这条路。小编身边很多在高校的博士，也很多在科研单位的博士。就评职称而言，目前来说5年内不管是在哪种单位基本都可以上副教授或副高。有的高校副教授的指标少，但申请的人多，所以可能相对慢一点，而科研单位有的指标相对多一点，再加上有的足够优秀的博士通过人才引起计划直接聘为副教授，相对上升的快一点。其实，博士毕业如果有选高校还是科研单位的选择权，基本意味着你是一个足够优秀有拿得出手的科研成果的博士，这样的博士一般青睐于做科研，而科研单位是最好的归宿。当然，现在很多高校为了吸引人才向优秀的博士生抛出了橄榄枝，有的人才引进直接聘为副教授，有的做师资博后，有的给副教授待遇等。不管进入了高校还是科研单位，这只是工作的开始，每个单位的人际关系，如何站队，如何发挥自己最大的优势等都是刚毕业的博士亟待考虑的问题。所以，每一种选择都有背后的辛酸，只有把自己的能力提升了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其实，对于找工作这件事，我真的称不上有什么“经验”，只是刚刚经历了这个过程，所以有一些想法，想跟师弟师妹们分享。一、什么时候开始找工作？读博的孩子，总是经常会听到如今工作不好找的消息，所以心中难免焦虑。有些人觉得可能需要一两年的人脉铺路。我的感觉是如果你真的比较活跃，是年轻人中的翘楚，乐于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让许多学校的老师们知道你的存在，那当然是好的。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平凡的、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我觉得也不用太着急。大约博三上学期开始关注相关招聘就可以了，时间完全绰绰有余。博一博二时，还是抓紧时间多发几篇论文吧。二、如何找到各个学校招聘信息？大约有三个途径。第一个途径是靠导师打听，因为有的学校某些相关岗位少，所以不会完全公布招聘信息，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只能通过导师去打听。第二个途径是在学校的人事处网站、或者院系的网站查找，很多学校在9-12,3-5月月份都会发布相关信息，即使今年的找不到，去年的也可以作为参考。第三个途径是直接发邮件询问相关负责人。某一个院系的负责人老师，或者教研室主任的信息，往往在知网论文或者学院官网上会公开，你可以直接给他发邮件询问，表明你的意愿，并附上你的简历信息。一般说来，老师们都会回复。三、要不要去做博士后？相比于寻找正式教职，去做博士后确实容易得多，因为国内很多高校都在招博士后，要求也相对较低，一般有发过两篇C刊（甚至一篇），都有机会。其中，博士后导师是关键，他如果同意了，那么基本上没有问题——如何寻找博士后导师的信息，参考第二条。只不过，在去做博士后之前，必须考虑清楚几个问题。首先，你去做博士后的目的是什么？特别是两三年之后出站了，你的去向是哪里？你如果只是把博士后当作一个跳板、或者一个过渡，以后要去其他高校，那么你就要寻找一位对你以后去其他高校有比较大的帮助的博导、高校、或者科研院所。如果你的目的是通过博后的经历，留在那所高校，那么你就要考察清楚，留下来的可能性有多大？以你目前和未来的学术成绩，能否达到他们的要求？并且考察一下，他们之前进站的博士后，有几个是顺利留下来的？对于这些，最好看清楚学校的白纸黑字的文件，不要太过于相信一些口头上的承诺。最后，博士后其实也不轻松——当然，去当讲师也一样。因为无论是想要留在原高校，还是顺利出站，继续找工作，你都得靠文章和课题支撑。同时，许多博士后导师手头都有国家重点项目，急需年轻人去参与，肯定会占用你的研究时间。不过，国内的博士后待遇还可以，国家给年薪十五万。广东那边高点，加上政府出资，大概有二十来万。如果申请项目顺利，还会有其他科研基金。所以，我的想法是，如果你急需用钱，其实做博后的收益比直接去当讲师效益更高，而且没有要当班主任、教课这些杂事。其次，如果你手头已经有好几篇文章待发，或者正在写，有信心通过两三年的博后经历刷新你的文章数量，进入国内高级院校，那么去做博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国内几个知名大学，都直接要求博后经历，不要博士生了。三、论文数量、学校出身、留学经历哪个重要？现在工作确实不好找。如果你博士是985的，想去985，那其实挺难的，你文章得足够，并且去了许多时候不是正式教职，只是师资博士后或专职科研岗——6年非升即走，许多学校采取末流淘汰制，并且在这6年时间里，可能没有安家费和科研启动金，过渡房只是一间学生宿舍，工资也不高，压力又山大。如果你想去211，也不容易，特别是那些在北京、南京、上海、苏州的211，压力也不小。如果你连博士都不是985，那你想去211，机会就十分渺茫了——毕竟有一大堆985的也想去。如果你博士只是211，那能去省级的学校已经非常好了。如果你博士是985，那去省级的学校也还可以。如果你博士连211都不是，那估计只能去市级别的高校了——其实有不少985的，也只去了市级别的学校，特别是在大城市。部分高校，特别是城市比较好的学校，甚至会以本科学历来卡人，因为想进的人太多了。对于自己要毕业的高校，我们没法选择，所以在读书时能做的，就是多发几篇C刊了。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C刊数量多，同时又包含一些比较好的刊物，或者被人大复印、社会科学文摘转载的。如果没有，有普通的C刊三篇以上，那找工作就相对容易。但是要去好学校，可能就难了。至于留学经历，部分985学校比较看重，但是也是建立在有文章的基础上。普通的学校，大部分还是比较关注所发期刊的等级和数量——毕竟这以后关系到学校的科研GDP。不过学西学的同学，能出国就出国吧，毕竟以后迟早都得出国，不然好像评不了教授。只是在读博期间，如果出国一年以上的话，很多同学都会面临延期毕业的问题，很多学校延期毕业是没有补助的，甚至不提供住宿，特别是北京的高校，自己要考虑清楚就好。四、面试时会问些什么问题？如果投了简历，学校和院系如果满意，就会通知面试。面试基本上是准备20分钟左右的试讲，主题不限，讲自己熟悉的领域就行。然后老师会根据你讲的问一些问题。讲时普通话要标准、语速正常，要有老师的样子即可。之前要做好PPT，有的学校甚至还要求写板书，提前一周想好话题并练习就足够。比较难以把握的主要有两点，首先是时间，短短20分钟时间（有的只有15分钟）要讲课、写板书，翻PPT等，事情还是挺多的，这需要训练。自己一定要看好时间，对着朋友练习几遍，并让他提提意见，要做到完全脱稿。其次是讲的难易程度，因为台下既有院长、书记这些或许不是本专业的领导，也有你应聘专业的教授等。最好是讲一些基础的，再配一些稍微提升性的，让两边的老师都能满意。本专业的教授一般会问一些比较专业的知识，而领导们可能会直接根据你的简历、你发的C刊的数量，考察你以后会为学校完成多少科研指标……讲完之后，不要急着走人，可以多跟老师们聊天，其实从他们的口风中基本上就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通过。之后回去的时候，也可通过导师的关系，提前知道院系审核是否通过，这个结果很快就会出来。但是学校那边的审核可能要一两个月，人事处还需要进行学历和科研成果的审核。如果同时应聘的人有好几个，那么学校那边可能就会根据院系呈递的结果选择其中一两个，最后再进行公示。五、有好几个offer，如何选择？或者薪资、城市、高校排名、专业排名哪个最重要？这个答案并不唯一，总体而言就是综合考虑，有舍有得。而这个考虑，是建立在对自我和外界的认知的基础之上。首先，对于自己，你要对自己的学术能力和未来可能取得的学术成绩有一个大体的认识。并且要考虑到哪个对你才是最重要的？是家庭、选择的学校、还是所在的城市？对于岗位，你要考虑到它是专职科研岗、博士后、还是临时工？有没有编制？薪资多少？压力大不大？对于学校，你要考虑到该学校的排名、该学科的排名、它是否有博士点、硕士点、未来的发展如何。对于城市，你要考虑到它的地理位置，未来发展、房价、与父母的距离，等等。因此，总是必须放弃一些东西，有舍才有得。例如，如果你特别想待在985高校，并且有这个机会，那你就得忍受巨大的压力。如果你想轻松一些，不想跟人PK，或许就得放弃一些名牌大学。如果你特别想要待在北上广这些大城市，或许就只能选择该城市里的一些不知名的大学。如果你特别在乎薪资，急需安家费，那就只能选择一些稍微好一点的市级学校或者去广东做博士后。如果你想跟另一半在同一所城市，那就必须只在某座城市找……总而言之，每个人的需求不同，每个offer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许多时候，调整好心态，把自己该做的都做好，就可以了。我的经历很单薄，能分享的就这些了，希望对有需要的人有所帮助吧。作者：肖炜静本文容及图片均来源于炜静小屋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曾经一直想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分享给学弟学妹们，可是因为繁忙，因为一些顾虑，一直没有动笔。因为母亲的病，从国外回来，又看到国内喧嚣的医疗圈，觉得应该写一写，就当是给学弟学妹们的一个方向参考。2003年从家乡的二本医学院校毕业，就留在了本地的妇产医院工作，两年的妇产科及一年的超声科培训，奠定了最基础的医学技能。因为从小一直在家乡生活，就渴望去一个遥远地方开始一种新的生活。2006年，我考取了兰州大学的影像专业研究生，可以说在兰州的生活，是人生青春期最后及最好的延续，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轻松而和谐的氛围。2009年毕业后决定来北京工作时，一位老师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在一个一线的大城市生活，对于一个超声科医生并不轻松。那时年少的我们还不懂抉择的重要，一笑而过。2009年来北京进入这个区级医院，就是人生噩梦的开始。在签约之初，因为我已经考取了主治医师资格，医院答应可以晋升主治医师。但是入职后，发了主治的胸牌，却被告知不能晋升，依然要去规培。医院位于北京南端，病人量巨大，每天很累，感觉每个人都沉浸在一种压抑的氛围中。曾经有老同事问，为什么研究生会来这里？我们竟也无言以对。在入职的第二个月，一个一起新来的同事就和医院吵翻辞职。2009年10月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规培，在人民医院的三年感觉学到了很多知识，关键这是一个氛围轻松的好医院，后来有的学妹分配到人民工作，我由衷地恭喜她，真是找到了一个好的工作！2012年，我考上了协和的博士，成为了协和的一名医生。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奔波在医院和各单位之间，和各级领导谈，找过区卫生局，区委，北京市卫生局。我明确的表态，我就是要去上学，因为我觉得能去协和读博的机会不多，我可以再回到医院工作，或者医院让我离职，让我赔钱，我都可以。没有人理睬，你得到的就是一堆的冷漠和不屑。一位同事的话一语中的，因为你是一个外地人，这里就如同一个封建农村，你试一试你是区长的亲戚，你会如何。每天很无奈只能偷偷地流眼泪，然后再去求情。毫无作用。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我需要终身感激的是协和的老师。调档无望，他们给了我最终的妥协，我签了定向协议。这就意味着我最终得到了上学的机会，但是我失去了本应该得到的助学金和医疗保险。在临近毕业的2015年，有个好心同事告诉我医院有个可以赔钱走人的政策，让我回去谈谈。我硬着头皮去了人事科，他们让我写了自愿赔偿十五万的保证。当我拿着十五万去医院时，转眼翻脸说要35万。规培期间，我们两千多的工资，房租1000多，35万。我深刻地记得我从医院出来时彻骨的寒风。没有档案，不能转移职业医生资格，那就意味着在国内行医之路的幻灭。在阜外学习的三年，觉得自己的专业技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离开阜外时，大家都说有些难以割舍，我说我舍不得阜外的病人。我不敢自诩我是一个医德多么高尚的人，但我始终谨记妈妈的话，我来源于草根家庭，要善待病人，每一个病人都如同你的父母，生活不易的平民。2015年8月离开北京，开始在美国的博后工作，见到了许多不一样的人。由于在一个与临床非常紧密的实验室，我见到了许多在美行医的中国人，毫无疑问，大家都非常优秀。有同样来自协和的长学，有出国前就已经是国内知名医院的骨干，大家都走了一条共同的道路——USMLE。我们以前一直觉得这是一条高不可攀的道路，但实际并没有那么难，至少有人证明了它是可以成功的。最近因为母亲的病，回到国内，在医院陪床期间，又见到那些熟悉的场景，感慨万分。很多人在劝我回来，我和一位以前的同事进行深谈，他说你应该感谢医院对你的逼迫，使你越来越强大，我引用郭德纲的一句话，你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也没资格要我原谅。在国外，以为前辈曾经说国内医疗环境的乱象根本原因是官本位。至少在我的遭遇中，我没有看到所谓的公平与正义，我见到的是深不见底、明目张胆的关系网。一个日本人曾问我，你们中国的医生是不是都来自富裕家庭，我没有回答。我想我们大部分的医学生来自草根家庭，我们平凡的父母只是希望我们有个可以谋生的本领。当然如果你来自上层的二代，我无胡可说，你本身就是丛林法则的顶端，在中国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如果你本身优秀，可以直接到人民这样的医院工作，那真的是很幸运。但如果你只是一个平凡人，没有关系攀附，那么也许你应该放弃掉打游戏、看韩剧的时间去挑战一下USMLE，搏出一条出路。可能你会说，即使我成功，我一个人在国外还是很孤独，但是至少你还有人权，至少你可以辞职，至少你还有自由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今天的这篇文章来源于一个医学生从上学到找工作、接受规培、出国行医的人生历程，小编想说的是，USMLE也许不是一条最完美的人生职业路径，但是至少这个历程可以推动一个医生终身学习，医生这个职业属性就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更新自己知识体系的职业，其次也可以完善国内医学生的临床医学思维，因为美国医学院在学习中着重于基础的临床医学思维，医学生进入住院医阶段可以有自己的临床医学判断。医通福利时间到这么积极向上的你，福利必须给！即日起，只要连续打卡10日USMLE学习进度即可获赠Microbiology课程内容哦！具体方式：连续上传10日学习的照片即可联系老师领取课程哦！仅限10个名额

7月11日中午，仝卓在微博炮轰郑云龙之后，又将矛头对准站队郑云龙，为郑云龙打气加油的姚晨。仝卓声称“恶之花”抱团，紧接转发仝卓工作室的微博：匿名投稿要求检查“郑演员”（郑云龙）北京户口是否违规及是否存在吃空饷行为。发文“推荐阅读”并艾特姚晨。仝卓，山西临汾人，早年利用课余时间以ID”长腿二大爷“在咸蛋家直播，后来和郑云龙、阿云嘎等参加《声入人心》小露头角，最终以“Super Vocal”成员身份正式出道。《声入人心》开播即是低谷，这档主打美声和音乐剧的节目并没有在主流市场赢得青睐，反而是郑云龙和阿云嘎的cp小小出圈。节目播出后，仝卓火速与芒果台签约，进入综艺舞台，郑云龙则继续在音乐剧舞台深造。仝卓常驻《快乐大本营》圈的一波综艺粉，演艺圈事业可谓一片大好。然而，仝卓直播自曝高考舞弊，自己作没了自己的前途事业，甚至“一人得道全家升天”。“用某些手段把我从往届生变成应届生，鼓励自己要用应届生心态生考试，所以就变成了应届生”，自曝高考舞弊，倍感委屈的神色，显然仝卓并没有把高考公平公正当一回事，这一行为无异于同大众底线叫板。#仝卓高考舞弊#被微博热搜火速安排。与湖南台解约，个人事业全面停摆，继父被撤职。仝卓一番操作猛如虎，个人事业全面停摆，微博手写道歉信，读余华《活着》，练习美声感谢恩师，众人以为消停片刻后却再次深夜连发七条微博炮轰郑云龙粉丝，言辞激烈，说郑云龙撒谎精，凑不要脸，甚至放言扇郑粉丝。第二天，仝卓炮轰郑云龙事件仍在发酵，仝卓工作室删博后仝卓又下场再次艾特郑云龙，声称郑云龙稿件拉踩消费自己，更是以”我宁愿这么下作的手法是跟你没关系“激烈言语结尾。#郑云龙走关系拿北京落户编制#，#郑云龙论文造假#等旧账重翻。姚晨转发郑云龙微博后，仝卓再次激烈开怼，“‘恶之花’抱团，都是什么人可想而知“。同时公众号及本人账号也为自己洗白：违规并不是业务水平低，算不上劣迹艺人，违规咖而不是法治咖，对“郑演员”毫无兴趣不想恶意捆绑。大批网友营销号怒骂仝卓”仝“言无忌，翻出《声入人心》旧料，批评仝卓声乐毕业却走向流量道路，嫉妒郑云龙专注艺术才恶意开怼。恶人该打，但不必模糊重点仝卓直播自曝高考舞弊，微博发言不慎重，左右拉踩，加上近期为自己洗白显然不是什么明智的举动。网友并不买账。尽管仝卓近期关闭微博评论功能，各大营销号的评论下也是骂声一片，“他是不是疯了”“光脚不怕穿鞋的”“娱乐圈漏洞百出啊”等恶评层出不齐。但是，理性看待仝卓爆料。排除破罐子破摔心理，仝卓沦为素人后不明智举动只能证明本人是坏人，却不能说明他人不是坏人。郑云龙事件话题量过亿却无热搜，相关微博被买推广导致无法编辑，工作室发声账号被锁无奈使用艺人账号，大范围删帖至今不正面回应，网友们很难不猜测：郑云龙团队到底想隐藏什么？事件是否属实，是否是营销号在模糊重点，转移视线，还有待考查。仝卓以素人身份不忌讳娱乐圈水深，破罐子破摔，爆料出更多假恶丑事件也未可知。不少吃瓜网友深挖姚晨微博，恶意拉踩背后的“恶之花”确有其事，知情网友直呼这是姚晨无法抹白的点。郑云龙不会用word，托关系找工作，北京户口等也在之前的采访中不曾避讳。“郑云龙2013年靠母亲入职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自称三个月辞职，多次炫耀北京户口，脱粉回踩的郑云龙粉丝发了郑云龙北京东城户籍和至少一年的社保。”这一网络传言如果属实，北漂人士心中的不平衡也不亚于高考应届生被挤掉名额。仝卓艾特北影要求重查， 艾特北京日报查户口编排也许是哗众取宠，但是反映出的郑云龙事件也该排查。造谣情况下郑云龙采取法律武器告仝卓受到网友支持；若是真有其事，那么郑云龙也应该受到法律惩处。实事求是最重要。站在反腐第一线，北京户口和吃空饷都不是小事，避重就轻显然不能要得。有一说一，娱乐圈塑料友情可能是真的。

以前的博士生在大家眼里看来就像神一般的存在，但是近几年来，很多学生已经开始犹豫自己是否应该读博士。目前我国博士生数量将近80万人，有一些博士生选择从事的工作竟然是高校的行政岗位，这也让很多朋友怀疑读博到底是否有用？小编认识的一位朋友是北京大学的博士生，虽然目前还是在读，但是通过他的朋友圈能够看出他的生活丰富多彩。每天就是各种到外地调研，甚至出国参加讲座等，刚进入刚读博的第一年就已经获得给北京大学相关院系的同学们当辅导老师的机会，相信在读博期间对于他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也一定程度上能够开阔他的眼界。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去北大读博的，普遍来看现在的博士生究竟是否值得我们攻读呢？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说一说。首先应该从博士生的待遇上来看，为了鼓励更多的学生选择读博士，我国也出台了相关的优惠政策。到了大学之后会有相应的生活补贴，一般的大学会在2000块钱左右，而一些发达地区的博士生每个月拿到的工资更高。如果在三四线城市就职，实行人才引进，在顺利进入岗位工作的时候，直接会被分配一套住房，和本科生相比，晋升空间也要更大一些。本身知识就很渊博，给出的薪资在8万到10万，年薪也在百万以上。如果博士选择考公务员的话也有很大的优势。不过薪资收入相对进入企业要低很多，一般在1万—2万左右。其次从就业情况上来看，很多博士生更倾向于研究领域，在博士阶段就已经研究出了比较显著的成果。当然还有很多博士生倾向于到自己的本科母校教书，在自己足够优秀的情况下，我们校也非常欢迎学生回到学校培养更多的人才。如果非常有能力的话，各大高校之间也会向你抛出诱人的条件，希望你能够来到各大高校。现在想要到一所院校当大学老师的话，可以说博士生是最基本的要求了。以上提到的两方面是读博士比较明显的优势，但是本身的劣势也应该被注意到。该不该读博？首先要考虑到的因素一定是自己的家庭条件如何，想要在国内读博的话，是要一定资金支持的。其次是自己能否专心从事研究方面的工作，写一篇优秀的论文。很多名校对于博士生研究成果方面比较看重，而且一定要有相应的论文。如今想要在一个知名期刊上发表论文的话，本身要交很多钱，而且自己的水平不过关的话也没有机会发表。最后读博要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博士临近毕业的时候，大多数同学已经快30岁了，这个时候面临的不仅是就业压力，还有来自家庭方面的压力。如果你觉得自己能够承受这种压力的话，那么就不要再犹豫了。此外还需要各位朋友搞懂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读博期间你的全部工作并不仅限于在科研方面。是否该选择读博？首先要看自己的兴趣在哪里，如果在本科或者研究生毕业之后觉得仍然没有做好工作的准备的话，那么读博也是一条出路。其次再看看家人的意见如何，如果家里面人都比较支持你的话，你可以再考虑一下。在读博的这几年中，我们在知识水平上会获得一个很大的提升，可能以前没有搞懂的一些细小知识点在博士期间会通透了很多，而且博士生在这个社会上还是比较受人尊敬的，在找工作的时候，如果企业看到你是不是生的话也。会更加留意你。不管是在体制外还是在体制内，博士生是更容易获得晋升的机会的。你觉得该不该读博呢？

作者 | 青暮“那些坚持做科研的年轻人，现在怎么样了？”在这个知乎问题下，阿里技术副总裁贾扬清从科研的意义出发，给出了这样的回答：“青年推动科研，科研使人年轻。”他是这届阿里巴巴达摩院青橙奖的评审委员会成员之一，回顾这次做评审的经历，他说道：身边有如此多优秀的年轻人，在还没有到30岁的时候，就已经在自己的领域崭露头角，成为领域的专家，并且在带领着同样年轻的硕士生、博士生们推动前沿的科研。30岁的博导，想想就感到压力。另外，他还提醒我们，除了计算机，还有很多其他领域是值得关注的，科研是非常广阔的，要将视野放开。关于“科研使人年轻”，贾扬清提到了一位好奇心旺盛的教授，是他以前在伯克利上学时的老师。作为一名二战犹太人的幸存者，到今天一直都在科研一线耕耘，每次碰到的时候都会问“最近有啥新的科研新闻?”，特别开心，特别有好奇心。老太太今年87岁了，桃李满天下，祝她永远健康。因为科研，所以不老的教授Ruzena Bajcsy最后，针对“那些坚持做科研的年轻人，现在怎么样了？”这个问题本身，贾扬清表示，这个问题其实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在问，现在的科研年轻人的生活水平如何。实际上，现在的科研年轻人并不好过。1收入和时间：两样好处都不占不只是普通院校，连北大、清华等条件看似优渥的一些青年科学家也面临很大的生活压力。2018年7月5日，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向11位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青年科学家问了一个问题：“回国后，到底是什么东西限制了你们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一百二十地投入到前沿的、自由的、甚至是冒险的研究里去？”他们的回答让王立铭感到吃惊，他们的痛点并不在缺少研究经费，而是“安家在一线城市导致的生活压力”。王立铭表示，过大的经济压力和科学研究会出现冲突，“如果你每天走进实验室，跟学生聊的时候，脑子里还在想这个月房贷怎么还，或者小孩去哪里上小学，这个本质上是无法甩开负担去做前沿的、冒险的研究的。”高校和研究院经常能拿到几千万甚至十几亿的研究经费，但这其中并不包含人员经费。中科院院士崔向群在2016年就曾向《人民日报》诉说道：“为啥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建设大科学装置，却没有配套的人员管理、薪资发放机制？”“过去10年，我所在高校的年轻科学家的薪酬几乎没有改变。”苏州大学研究机器人的李教授说道。李教授表示自己身上的经济压力并不大，但这是因为他还为企业工作，“对于工程技术领域的科学家来说，单位工资可能只是他们收入的一小部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分析全国各地共48099名科学家的数据后发现，自2013年上一轮调查以来，科研工作者的不满情绪有所增加。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承认，经济负担是科研人员压力的主要来源。科学家表示，与其他职业相比，他们的收入水平有所下降。香港《南华早报》2018年11月26日的报道显示，与其他职业相比，中国科学家工作时间更长，但收入更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科研工作者平均年收入为90985元，比2012年增长23%;同期民营企业员工薪酬增幅为50%。数据显示，中国科学家每周工作50个小时，比法定最高工作时长多10小时。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曾经发起“青年科研人员生存发展状况调查”，有1066位青年科研人员参与。调查结果表明，青年科学家每周工作时间60小时以上的占30.86%，50～60小时的占32.74%，40～50小时的占27.39%，小于或等于40个小时的仅占9.01%。此外，青年科学家年龄越大，每周工作时间越长。比如，70后青年科研人员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的占65.79%，而90后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的占44.44%。高强度的工作时间导致该群体普遍锻炼时间少，健康状况欠佳。工作时间长的一大原因是中国科研工作者背负沉重负担，源于高度依赖发表学术论文的评价系统激发的工作量。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分析中，近半数受访科研工作者同意“科学评价体系存在问题”，而90%以上的受访科研工作者承认，发表学术论文的主要目标是“晋升职称”。在国内，社会生活成本急剧增加，但科学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拉大，资历、留学经历、头衔都是决定待遇的重要因素。面向优秀人才的各种人才计划、人才头衔，可以起到正面鞭策作用，但是倾斜过度则会带来收入待遇的不平等。留学回国的科学家能得到丰厚的报酬，但是本土科学家却困扰于过度劳累以及薪酬过低。某高校向杰出青年科学家提供不少于45万元的年薪，但未纳入人才计划的研究人员年薪仅为20万元。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职业选择的一般考虑都是“要么多挣钱，要么图轻松”，而从上述情况看来，青年科学家两样都不占。学术圈内经常有很多开玩笑似的吐槽，“读博穷三代，科研毁一生。”“还有什么是人工智能未来无法取代的? 研究生，他们的劳动力太廉价了！”热门专业比如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的高材生可以在企业找到高薪的工作，但对于热爱科研的人而言，倾向于实际应用和市场导向的企业环境可能不会让他们满意，“如果高校收入尚可，我还是想回去做科研。”一句简单的话，道出了多少科研青年的心声。2年龄：延毕只是第一道坎对于博士研究生而言，收入尚且放在一边，毕业才是真正的心头痛。我国博士毕业的平均年龄在33.17岁左右，博士生的延毕率高达39.68％，且女性博士延毕率略高于男性博士。一般来说，如果顺利毕业的话，博士的平均年龄应该是29岁左右，看来顺利毕业的博士生并不在多数。而延毕的主要原因，就是科研成果和论文发表未达到毕业要求。绝大多数高校都对博士生科研成果有明确要求，比如：以一作身份在重要期刊发表两篇论文、两篇SCI论文、两篇北大核心、3篇南大核心等等。尽管已有大学出台新规定，不再以学术论文作为评价博士水平的唯一标准，但真正践行的仍是极少数高校。延毕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拿到博士学位时，年龄偏大，这为后面的职业生涯带来了不少麻烦。很多博士为了进心仪的高校，还要从事博士后工作。不过近年来，我国博士后申请对年龄有了新的限制，要求35周岁以下，甚至是32周岁以下。即使是选择直接应聘高校教职的博士，也面临着年龄限制。目前本科二本以上高校讲师普遍只招35岁以下的博士、博后，甚至有些学校引进副教授，都要求不超过35岁。拿到教职之后，申请项目经费时，年龄又成了一个问题。以青年科学基金为例，科研资助项目申请难度逐年增加，但年龄限制却始终没有放松，男性年龄不得超过35周岁，女性年龄不得超过40周岁。2019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总体获批率约为17.90%，其中数理科学部平均获批率最高，达到29.89%；而医学科学部青年基金项目申请的竞争最为激烈，5年平均获批率仅有16.75%。加入年龄限制原意是为了让青年科学家避免和学术大牛同台竞争，没想到反而增大了他们的压力。加上项目经历被看作是评职称的重要参考，青年科学家身上的压力就更大了。3竞争：数量、数量、数量除了收入少、工作时间长，其实青年科学家最大的压力来源是竞争。在中国青年报社调研的1066位青年科研人员中，有46.15%的人认为最大的压力在于科研项目和基金的竞争，其次是职称评审、学术论文的发表以及科研成果的研发。在科研之外，他们有66.7%的时间花在申报经费上。最后，仅有22.14%的人认为科研经费是充足的。每年的7月都是青年科学家最焦虑的月份，因为这时距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结果的公布，只有大约一个月了。这种焦虑不难理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难度是真的高。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给出的官方数据，2018年，基金委集中接收期间共接收各类型项目21万余项，全年共计资助项目4.4万余项，资助率约为20.77%。也就是说，在2018年的自科基金评审中，共有大约16.6万个“本子”落选。根据统计数据，在2009年-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量从9.7万项增长到了24万项，并且其资助量总体上也呈现增长态势，但增长速度远远比不上申请量。所以，落选的项目数量和比例是逐年增长的。在自科基金评审结果公布前夕，很多科学家都会到学术论坛上“祈福”、“散金币”，还有很多人彻夜难眠，并不禁自嘲“一把年纪的我，感觉自己很好笑。”他们对自科基金如此执迷，皆因“拥有一个国家级项目”对职称评定的重要性。在目前的大环境下，部分高校讲师职称是无编制的，合同期一到，非升即走，所以很多教师拼了命也要评上副高级职称，这样其事业才算安稳下来。而拥有自科基金等国家级项目的经历，已成为很多高校评选副高级职称的基本条件。现实的残酷在于，每年都会有80%的项目得不到资助，但职称评定指标并不会因此妥协。人才项目虽然多，但竞争过程遵循马太效应，一个项目错过了，就很可能再也追不上去，眼睁睁看着他人平步青云。由于现在学校排名、学科评估以及人才评价都非常看重数量，包括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经费数量、人才头衔数量等等，并且必须在指定年限内，这使得现在的青年科学家面临短跑式的竞争。短跑式的竞争带来的，是科研心态的短视，这对于原创性基础研究、深层次问题的思考以及长期积累科研规划都是非常不利的。更糟糕的是，真正有能力的科学家还可能因为短期内出不了成果而遭到逆淘汰。目前来看，青年科学家身上的竞争压力丝毫不会有缓和的趋势。近几年来，我国SCI论文数量和NS等顶级期刊发文数量稳步上升。截至2017年，中国SCI论文连续9年世界第二，高校占比80%以上。中国发表 SCI 论文 36.1 万篇，占世界总量的 18.6%，比上年提升1.5 个百分点。我国已连续第九年排世界第 2 位。美国排名第一位，论文数量为52.4 万篇，占世界份额的 27.0%。这些成果与科研人员数量的增加有着密切的关系。截至2017年，中国高校专任教师总人数为165万人，科研机构人员3.2万人，其中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有近90万。从业人数的激增使学术界“供过于求”，早已不是90年代初学术人才“青黄不接”的形势。以自科基金中的青年项目为例，2001年，青年项目的申请数量仅有3441项，而2018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至8.6万。近三年平均增速9.41%，资助率也已经连续4年持续下跌。论文与项目是职称评定中的两大指标。项目的申请难度越来越大，但却越来越“不值钱”。2019年，华东地区某211高校正高级职称的评定标准已经与2014年尚在实行的华东某985高校正高级职称的评定标准基本持平，甚至还要更高。而在未来，博士研究生的规模毫无疑问将继续扩大。这也意味着，竞争将变得更加激烈。自SCI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引入中国后，逐渐被推上了“神位”，科研领域某些人员过度追求SCI相关指标，导致“SCI至上”或“唯SCI论”现象的产生。我国科研领域没有与时俱进地优化和合理限制SCI这个客观量化工具在高校科研评价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在最近揭晓的2020年未来科学大奖中，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教授王振义获得了“生命科学奖”。王振义教授表示，他为现在的科研年轻人感到担忧，“我们的标准是看论文，不看他的实际工作能力。年轻的人才为了论文而工作，发表了高级别的论文就认为自己了不起，这样是做不出工作来的。”然而如果没有人才头衔，收入会很低，发论文、做项目有奖励，不少年轻的科学家认为，这也是无奈之举。还有人甚至专心做校外兼职项目，把高校职位当作副业。而且，青年科学家所处的年龄阶段会面临多方面的压力，包括工作压力、职称压力和家庭压力，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他们都算是新手，要全部兼顾真的很困难。他们还表示，非常羡慕老科学家的状态，可以专注、心无杂念地做研究。但是，明明他们这个年龄阶段才是做研究的黄金时间，难道真的要等到年华老去，才能享受单纯的科研吗？Nature曾经发起一项对青年科学家的调查，根据3400份调查问卷，显示大多数青年科学家对学术界的工作仍有强烈的偏好。然而，也有超过60%的受访者称，他们很可能会去企业找工作。其实，科研本质上也是淘汰率非常高的职业，在竞争激烈的当下，青年科学家被迫开始思考自己选择做科研的源动力。4出路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提到“要不断提高地位待遇，真正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说明国家政策已经开始重视青年教师的低水平薪酬和科研评价压力问题。此外，近年来，政府和企业也频频联手，推出“科学探索奖”、“达摩院青橙奖”等奖项，给予一批青年科学家大力支持。当然，相较于对少数人才的奖励，人才评价机制改革能否被普及化，人才待遇能否得到改善，才是任重而道远的问题。今年3月，教育部、科技部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指出SCI论文相关指标直接用于科研评价，具有以下几个局限性：1）SCI的本质是文献索引系统，而非评价系统，不能把SCI论文简单等同于高水平论文。2）SCI论文的引用数反映的是论文受关注情况，而不能对应于创新水平和实质贡献，高被引论文更多反映的是学术研究热点，但并不直接说明其创新贡献。3）论文主要是基础研究成果的表达形式，SCI论文相关指标并不能全面反映科技创新贡献，不适用对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等工作的评价。如果SCI论文数量不再成为科研人员的“KPI”，青年科学家又该怎么展现自己的学术实力？近日，科技部召开中青年科学家发展座谈会，旨在研究破解支持中青年科学家发展的难点堵点问题。会上一个热议的问题就是：破“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之后，评价标准如何定向？中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穆荣平指出，破“四唯”的关键在于政府机构减少对学术评价的干预，因为外行人的评价难免限于单纯看数据，评价科学家应该让小同行去做，也就是让真正懂行的人去评价。无论如何，在新一代科研年轻人身上，我们还是看到了希望。关于科研年轻人的生活状况，贾扬清指出，中国社会过去是实用主义占优，小时候比分数，长大了比工资。但随着经济发展，我们越来越需要一些多元化的评判方式。在与年轻几岁的后辈们相处的过程中，贾扬清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正呈现出这样的多样性，比以前的人更不在意社会评判，而更在意自己的爱好和职业理想。他还提到，做科研需要强大的心理支撑，实用主义者很难走这条路，“在这条路上，更多的是对于自我的追求，对于知识的追求的满足感。参加青橙奖的评选，我感受到的是，每一位我遇到的年轻专家身上都闪耀着自信的光，闪耀着知识的光。”青橙奖的获奖者将会获得达摩院的资源支持，贾扬清也亲自表态：“我羡慕他们，也祝福他们。作为同龄人，我希望我能够在工程的道路上做得更多，在科研的同行需要AI和大数据平台，需要大规模计算能力的时候，能帮他们一臂之力。”参考资料：https://www.hu.com/question/420083383http://www.shifenzi.com/news/multiple/4503.htmlhttps://m.huanqiu.com/article/9CaKrnKfgEBhttps://www.cingta.com/detail/2286http://www.xinhuanet.com//tech/2017-05/31/c_1121059693.htmhttps://www.hu.com/question/21413332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726788https://zhuanlan.hu.com/p/88180973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97180https://zhuanlan.hu.com/p/148532550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0/9/445310.shtm[赠书福利]在AI科技评论9月11日推文“《柏拉图与技术呆子》：探讨人类与技术的创造性伙伴关系”留言区留言，谈一谈你对本书的相关看法、期待等。AI 科技评论将会在留言区选出5名读者，每人送出《柏拉图与技术呆子》一本。活动规则：1. 在留言区留言，留言点赞最高且留言质量较高的前 5 位读者将获得赠书。获得赠书的读者请联系 AI 科技评论客服（aitechreview）。2. 留言内容和留言质量会有筛选，例如“选我上去”等内容将不会被筛选，亦不会中奖。3. 本活动时间为2020年9月11日 - 2020年9月18日（23:00），活动推送内仅允许中奖一次。EMNLP 9月16日出录用结果了！

【2020未来科学大奖周】女科学家去哪儿了 - 科学伉俪专场制作：易士少 发布：杨仕省 供稿：未来论坛联合女科学家论坛1. 直播时间：2020年12月27日 14:00-17:002. 嘉宾介绍：Session Chair颜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主持嘉宾：颜宁对话嘉宾：董欣年，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委员会委员，杜克大学生物系杰出讲座教授，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科学院院士王小凡，杜克大学终身讲席教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宋丹丹，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翟季冬，CCF-IEEE CS青年科学家，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闫浈，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吴建平，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李文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劳伦斯国家实验室联合博后，拟聘山东大学“齐鲁青年学者”特聘教授，博导张哲，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博士后，拟聘山东大学“齐鲁青年学者”特聘教授，博导3. 校对：唐洁 中国科学院 | Neural Galaxy目录一、论坛开场... 3二、嘉宾自我介绍... 4三、问题交流探讨... 6（一）、忆苦思甜之最深刻的最艰难与最幸福时刻... 6（二）、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 13（三）、双方职业生涯有冲突怎么办？... 17（四）、读博or生小孩？... 20（五）、如何规划好同时兼顾事业与小孩？... 23（六）、初入行的科研求职者女性如何应对面试回答平衡家庭与事业... 25（七）、科研中的性别歧视... 26（八）、科研机构和家庭应该如何支持科研女性？... 29（九）、竞争与合作... 31（十）、人造子宫... 33（十一）、女性科学家的天花板... 34（十二）、科研者间的互相理解协调... 34（十三）、如何处理和平衡来自导师或者长辈的压力或者期待？... 35（十四）、新人发问：如何独立开展科研实验室的规划及安排... 37（十五）、农村女孩的希望之路... 41（十六）、终极发问：曾经优秀的女学生去哪里了？... 41（十七）、说在最后... 44四、结束语... 47一、论坛开场颜宁：大家好！欢迎来到一年一度的女科学家论坛。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颜宁，之前在清华大学，现在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首先我花几分钟时间和大家介绍一下女科学家论坛的缘起，如果有人关注过我的微博就知道，我曾经在2014年写过一段，我们在一次博士生面试时，有一位女性硕士面试的时候，我一位同事问她说，你现在已经这个年龄，可能很快会有婚育的问题，将来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当时那一瞬间我就觉得不对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面试一天了，直到这位女同学进来，这位男同事才开始问这个问题，我当时就说，你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性别歧视的问题。因为大家可能习惯了说女性你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但是如果你真的去回想一下在新闻里面或者我们平时聊天的时候有多少位男同志被问这个问题呢？很少，对吧。好像有一定的约定俗成，似乎如果你是女性，你就既要兼顾事业还要照看家庭，所以这样想一想，这种思维方式本身是不是就已经固化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有个想法，我们需要有一个论坛，把女性科学家、女性科技工作者集合在一起，大家去分享我们每一个人的挫折、困惑、经验和教训。虽然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完整的复制或重走别人的路，但至少可以看看其他人走过什么样的路，时间久了，这样能够让你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让你不孤单、不害怕，让你有勇气面对将来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这就是为什么2015年开始发起女科学家论坛。从2015年到2019年每一年都是在清华大学举办，由当时结构生物学高精尖中心来协助我举办这个论坛。但今年因为疫情，我本人还有我们好几个位嘉宾都在美国，没有办法进行线下聚会，我们就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线上进行一个女科学家论坛，而且也是第一次请到四对科研伉俪，第一次有男嘉宾，所以说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因为所谓女性问题并不只是女性的问题，所谓女科学家的问题也不是女性这个性别独有的问题，事实上一直都是两性的问题，所以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到四对科研伉俪，他们处于事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我非常感动的是我们在筹备这个论坛的时候，时间已经相对比较晚，跟几位老师，包括还在求职阶段的几位同学、我们的朋友们一说，大家都是很快回复，真的非常感动，谢谢大家的支持。同时也要感谢未来论坛的工作人员，还有返朴的工作人员，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筹划并且组织了这个活动，谢谢大家的支持。这就是我的开场白。在这次活动之前我们征集上来了上百个问题，我知道大家有很多困惑，希望我们的嘉宾能够与大家分享、解惑，可能不是解惑，真的只是一个分享，我们就是实话实说。二、嘉宾自我介绍颜宁：接下来先请各位嘉宾作个简短的自我介绍。首先请嘉宾董欣年作自我介绍。董欣年：颜宁你好，非常高兴能参加你组织的女科学家论坛，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节目。我是生于武汉，在北京长大，1978年上的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毕业以后，1982年到了美国，在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作研究生，我1988年初到麻省总医院做博士后，1992年的和小凡一起到杜克做生物系教授，一直在杜克工作到现在。王小凡：我是王小凡，我是1978年进入武汉大学，事实上从那儿我和欣年结识，我们是同学。我也是1982年到美国，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读博士，虽然我们是1983年结婚，但是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异地，1986年底去了麻省理工学院 (MIT) ，1992年我们一起在杜克大学找到了教职，一直到现在。颜宁：等一下希望听到你们更多的故事，谢谢。下面有请丹丹做一下自我介绍。宋丹丹：谢谢颜宁老师，谢谢活动的组织和邀请，我的名字叫宋丹丹，也比较好记。我目前在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是长聘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我是2000年进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读本科，2004年本科毕业之后在系里直博攻读博士学位，2009年博士毕业之后就到了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任教，一直工作至今，谢谢大家。翟季冬：颜宁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翟季冬，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工作，我是2003年来清华读博士，2010年博士毕业，做了两年博士后，2012年开始正式工作，现在已经工作8年，主要做并行计算、高性能计算方向，现在是计算机系长聘副教授。闫浈：大家好，我是闫浈，很荣幸再次参加女科学家论坛的活动，因为我有幸参加了第一届女科学家的活动，那时候刚刚博士毕业，现在再次参加非常开心。我2011年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直博在清华大学，师从施一公老师，之后师从颜宁老师在清华和普林斯顿做博士后研究。在去年秋天回国正式加入西湖大学，开展自己的独立实验室研究。我主要的方向还是做生物方向的蛋白质结构。谢谢大家。吴建平：大家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邀请，非常荣幸能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参加这次女科学家论坛。我叫吴建平，来自浙江衢州，我2008年进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学习，2012年本科毕业，直博进入颜宁老师实验室做博士生。2017年博士毕业，刚好那时候颜宁从清华大学去了普林斯顿，我也跟着去了普林斯顿读了两年博士后，2019年的时候来到西湖大学成立了自己的实验室，我现在在西湖大学做了一年的助理教授，谢谢大家。颜宁：等一下如果有些故事如果你们自己不讲，我还记得很多呢。最年轻的一对：文斐。文斐在清华是经常在观众席里面，这是第一次做嘉宾了。李文斐：谢谢颜老师的邀请，也谢谢组织者，很荣幸能在此参加这个活动，第一届的时候我就有参加，但是我是坐在观众席，现在我在嘉宾席，我感觉很开心。我现在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劳伦斯国家实验室读博士后，今年是我的第五年，我已经开始找工作了，我和张哲应该是明年初会回到祖国怀抱，然后加入山东大学，开展我们自己的独立实验。我们两个在这里是资历最低的，所以我们主要是作为“迷弟”“迷妹”来学习。关于我自己的身份，我是一个科研工作者，我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这就是我的简单介绍，谢谢。张哲：大家好，我是张哲，很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参加这样一个论坛。我自己本科就读于西安交通大学，2010年的时候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时候认识了李文斐，到今年这个时候我们大概认识了十年。2015年博士毕业的时候我们结婚，目前结婚5年。我们今年是进入求职的过程，目前已经初步确定去山东大学工作。就是这样，谢谢大家！三、问题交流探讨（一）、忆苦思甜之最深刻的最艰难与最幸福时刻颜宁：张哲是我见到才发现，以前是在楼道里经常遇到，真是好久不见了。这一次我们看到，我们请的四对不仅仅是科研伉俪，而且也都是父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每一个家庭有一个或者两个娃娃。我们为什么在请嘉宾的时候是这样的设置呢？就是因为现在网上很多人一说到我，就好像说她能够成功，因为她是单身，她没有家庭拖累，但是事实上有家庭、有事业是绝大多数人的现状。那么特别是在有孩子之后是很多人都要面对的一个如何处理家庭事务以及事业，当我们在征集问题的时候就是说，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我收到最多的一个反问是什么叫做平衡？能够平衡吗？这个问题先放在这儿，抛砖引玉。请各位嘉宾也想一想，特别是你们有一个实验室，实验室某种程度上也是自己的孩子，家里还有一个孩子，这时候如何平衡这两个方面，可以请各位嘉宾稍微酝酿一下。我现在提的一些问题基本上都是为了抛砖引玉，也帮大家去寻找一些问题。在大家准备问题的过程中，我先有一个问题，请每一位嘉宾用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比较简短的回忆一下你们在事业打拼过程中、家庭事务处理过程中，你认为迄今为止最印象最深刻的、最艰难的一段经历以及最幸福的一段经历。我们现在反过来请文斐和张哲先开始。李文斐：印象最深刻的最艰难的事情，应该是刚来美国读博后的那一年，因为跟我一块工作的是一位来自于爱沙尼亚的博后，他一张口说话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是懵的，因为他的俄式英语真的听不懂。我在清华杨茂君老师实验室做的是X-射线方向的，来这儿以后学冷冻电镜，但是教我电镜的科学家是来自韩国，所以我听他说话的时候经常会走神，就感觉是在听韩剧。交流上的困难让我在实验上就面临很大困难，所以第一年我基本上都是在困惑和比较低迷的状态中渡过，第一年基本上没有什么成果，就在适应了。这是我比较艰难的时候。最幸福的时候很多，比如第一篇文章接收了， 找教职时我们拿到了第一个共同的录用通知（Offer） 。还有一件事情印象深刻，是我在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出生的当天我在实验室做文章的最后一个图，等文章图刚发给老板，羊水也破了，自己打车去的医院，一切都刚刚好。很幸运，很幸福 。谢谢颜老师。张哲：我觉得最难的一段时间是在读博第四年左右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的课题也没有太大的头绪，因为清华博士毕业也是需要有发文章的压力，由于我的另一半非常优秀，她已经在第二年就发了一篇Nature，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压力很大，如果要延期，我们两个人的人生规划各个方面都需要有很大的影响，所以那个时候是最艰难的一段时间。最幸福的一段时间，应该是在第二年，课题有了进展，我印象很深，那时候在冬天，在清华的宿舍里还没有来暖气，把第一篇的草稿写完，写完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我就感觉整个人的压力一下子就放空了，很释然，在那个时候应该是最幸福的时刻。颜宁：感觉我们做科研有些时候说到幸福，好像幸福的家庭，总有相似的幸福，好像幸福的科研人员也是相似的幸福，感同身受。闫浈、建平，到你们了。闫浈：我先说最幸福的时刻，其实也是第一次做出课题的时候，当时是刚刚解出RyR1结构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因为进入施老师和颜老师实验室，周围所有人都特别厉害，我进去就从什么都不会开始学习，然后到独立自己去尝试做一个课题，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不顺利，反复的尝试，最后终于自己可以做出来这个课题，当时非常非常开心，这比以后再做出任何课题都开心，因为是第一次。如果说艰难时刻，我觉得是我去年经历的以及现在还在经历的时刻，因为去年回国建立自己的实验室，一切从零开始，包括整个屋子的装修都要从我自己开始去设计，所有的仪器摆放，买仪器、选仪器、试剂，然后招人，我们刚刚回来招人也比较困难，过来的同学来自不同的方向、也没有背景，一切从零开始。与此同时，我也是在怀孕阶段，建实验室又要从零开始，以及中间经历生产，现在还在哺乳期，这一段还是比较困难。颜宁：其实我一直特别佩服你，你从面试开始，这段等于是我跟你一起经历的，所以真是特别佩服。吴建平：我先说最困难的时候，也是独立以来这段时间，我和闫浈是同时来到西湖大学的，我们在筹备实验室建设的时候遇到很多挫折，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闫浈走在楼道里突然摔倒了，那时候她还怀着身孕，那时候压力特别大，也特别紧张。虽然在我们起步阶段有很多困难，但其实我们的课题也是有一定进展的。我其实踌躇满志，有一个课题感觉自己做的特别出色，在发表前用力打磨它，但是非常不幸，在今年7月份正当我提交这个论文的时候，在Nature上有一篇相似的论文出来，这对我的打击也非常大，尤其是在事业刚起步的时候遇到这样的挫折，真的是非常懊恼。但是我也及时的调整自己的心态，因为我作为一个PI ，不像自己学生，除了自己需要立马调整过来，还得需要安抚相关的学生，以及尽可能把影响降到最低。然后立马准备好自己的手稿去提交，也算是差强人意，现在这篇论文我们也已经发表。最幸福的时刻也是读博期间做出课题的瞬间。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和颜宁老师写文章的时候，颜宁老师刚好在出差，我和她是轮班倒，我白天在这边改文章、做图，写邮件交给颜老师，颜老师在地球另外一边，在我夜里的时候改，所以我们刚好把时间利用的非常充分，所以文章投的特别顺利，特别开心，收获特别大。颜宁：2015年，我当时在瑞士出差，记得非常清楚。我们下面请丹丹。宋丹丹：我仔细回忆了一下，自己最艰难的选择应该是2017年左右，我们学校开始推行人事制度改革，所有新来的人走新体系，对以前的老人来讲可以选择进也可以选择不进。学校那时候鼓励做的不错的老师们进到新体系里面。但当时我当了副教授一段时间，已经是博士生导师，同时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当时有一段特别艰难的选择，是不是要重新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后来经过反复的纠结和犹豫之后还是选择进到了新体系，成为了我们学院唯一一个从老体系转到新体系的年轻老师。最幸福的时刻，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首个聘期的中期考核，当时我们学校的校长张军院士的主持下，在各个学院的各位领导的考核下，我的前一个聘期的工作得到各位老师的肯定。今年4月到7月我们经历了国内外同行的评议、本学科学术委员会的评议，以及最后到校学术委员会的投票，我顺利的成为了长聘教授，完成了预聘-长聘 (Tenure track) 到终身教职 (Tenure) 的转变。就觉得自己的压力减轻了不少，能够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业是个比较幸福的事情，这是事业上。家庭方面，我觉得很多时候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都是非常幸福的。谢谢。翟季冬：我之前看到颜老师给的这个题目我就想了想，最艰难的时候，我2010年博士毕业，到现在已经工作快十年。我就想我过去到底事业上发展最艰难的，我现在想起来最难的是博士期间，我们这个方向相对偏系统，出文章很慢。我在博士期间比较好的工作都是最后一年或者最后两年才出来。其实在博士期间，这个过程对我整个的心路历程提升非常重要，我以前看BBS，当时有一个帖子“读博士是一个心境成长的过程”，现在每次想起这句话都觉得很有意思。我现在当老师，尤其我这个方向，也会鼓励学生，虽然可能遇到最困难的时候，还是希望能坚持下去。反而博士毕业了，最近这十年工作感觉和我读博士期间比，这些都不算特别有挑战。最幸福，也想了想，我觉得我感觉平时有一点小幸福就让自己特别开心的人，我想不到有特别开心，我其实每天都会寻找很多事情让我开心，这样无论工作、生活会觉得很有意思，比如我们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改为在线，这篇文章是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在400多篇投稿中，我们是入选最佳论文提名 (Best Paper Nominee)，刚才颁奖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拿到荣誉提名奖 (Honorable Mention Award)，我觉得应该相当于第二、第三，但是我也很开心。自己读博士会拿到一些奖项，现在带博士生第一次拿到一个这样的奖项也非常开心。还有今年我还拿到一个CCF-IEEE CS的青年科学家，这也是对自己工作很多年的一个肯定。所以这些都会让我很开心。颜宁：谢谢！也祝贺季冬。下面请欣年。董欣年：我是挺羡慕季冬，他能够为一些小事情觉得很开心，这个是老天给你的一个很好的个性。我是觉得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有特别难过的一段时期，一般的人都不会逃过这一段时期，有的时候出现的早、有的时候晚。对我来讲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是我到杜克以后，1992年到1999年这一段时期，实际上在我终身教职（Tenure）之前是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因为那个时候经费很难拿到，所以我经费很少，但是我确实是有很好的学生，当时我实验室连我在内只有四个人，但是我们做的非常好。但是我得到终身教职前一年的时候，得了一个要命的病，折腾了有一年。折腾完了以后，我和小凡想着总算是过去了。但是那时候我的终身教职拿上去以后，在系里面全票通过了，大家开派对庆祝，然后到了学校那一步，学校拒绝了（Deny）我的终身教职决定（Tenure decision）。当时好像就是快到圣诞节的时候，我的系主任给我们打的电话。当时我们就觉得非常的不能够理解。后来系主任跟我讲，我们系要替我申诉，但是这个申诉要到圣诞节和新年以后。所以那段时间确实是挺难过的。但是从那以后，好像我的路子越走越顺，而且有很多很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觉得我非常幸运，那个时候我挺过来了，叫什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颜宁：否极泰来。董欣年：有很多很好的事情，对我事业上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进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那天我记得是儿子毕业典礼，毕业典礼就很高兴。回来在车上，只是翻一下手机，我看到郑宁给我写了一个邮件祝贺我进了休斯医学研究所，我自己还没有看到通知。进休斯医学研究所对我的研究有非常大的转折，我现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我也比较喜欢不同的研究领域，进入了休斯医学研究所之后，给了我很多的自由，所以这个是我很高兴的事情。王小凡：我先讲讲我觉得最难过的时候。实际上我从大学过来以后到了美国，我的研究生读的比较顺，基本上四年多一点，发了两篇Cell 的文章毕业了，去了麻省理工学院，当时挑了非常难做的题目，就是要克隆转化生长因子β受体 (TGF-beta receptor)。后来有一次我们去看赛狗，当时哈罗德瓦·姆斯 (Harold Vamus, 后来作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和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 主任)，他也去了。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赌过。他就每次赌狗，2块钱，最后他老输。结果在我面前很尴尬，他说你把科学生涯都赌在克隆这个转化生长因子β受体上面，你2块钱都舍不得放。后来我多少年后就想起他说的这个话，他怎么看，我记得当时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四年，已经超过我研究生的时间了，别人是来了又走了，我这个还没戏。我当时和欣年谈过这个事情，如果不成功我可能就转到工业界去，我们也没法，当然我们也做了最大努力。结果最后我发现有个新的方法，结果那年我们去迪士尼，带着儿子玩儿的特别高兴，欣年说你这么高兴，她还在担心，我说我有一个新办法了，我回去要试，两个月后就克隆了，接下来又克隆另外一个。当时找工作，别人老问我们，你们两个怎么找到一块儿去了，我说还是欣年先找工作，她找到了，我才去申请的，结果我们就到了一个地方。这是我科研遇到最艰难的事。我有时候跟一些人讲，你自己还是要有坚定的信心。当然也不是说我是撞墙，实际上每次都想着最新的办法，怎么去解决，最终还是成功了。我最高兴的，是刚才欣年讲的，我一直认为欣年特别不容易，她前面植物方面的研究资金比较少，相对我们做癌症的也比较难，她刚才也讲得了一场大病，又被拒绝了终身教职，最后她那次进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接下来又选进了美国科学院院士，我就觉得非常高兴，她一直专心专意做科研，跟我还是有点不同，我还做些其他的事情。你给欣年条件，让她好好的专心专意的做她想做的事，这就是我最高兴的事儿。颜宁：你们在讲的过程中都是有能够体会的到的高兴幸福的瞬间，或者当时很艰难的感觉，特别是大家都是做科研的，我忽然发现大家在说到艰难的时候，虽然我们的跨度好几十年不一样，但是大家大多数提到的还是和科研有关的最艰难时刻或者课题不顺或者找工作怎么样，某种程度说我们的生活相对挺简单，本身反而是一种幸福。（二）、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颜宁：我刚才在看着大家，我在面前的屏幕上就在想，我们平时聊天的时候见到位女士会问你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但是当大家成双成对同时出现的时候，你面前看到的都是事业有成的教授们或者即将成为教授，然后也都是父母，你怎么可能只问其中一位而不问另外一位。有时候如果大家把脑子里的固有思维破除，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本身或者本身就有偏见的。我觉得任何时候都要想一想，大家都这么说，大家都这么问，那它就合理吗？今天确实很难得有机会，因为我经常被人这样问你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我就说我不需要平衡，我事业和家庭完美融合，我平时一玩一边工作一边生活。这就是我自己选择的一条路，但是肯定也是个个例。今天有机会看到四位男性科学家在我面前，请问诸位你们是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的。王小凡：这个问题我确实想了很久，可能你也知道我对我们整个的教育体系、科研体系一直比较关心，你刚才讲起为什么你发起这个论坛，实际我回忆起大概2001年的时候，我和施一公老师还有林海帆老师当时作为讲席教授，我们当时和学生有一次对话，当时搞的比较晚。结果有一个女学生提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她说老师你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看下来我们在座的同学里面有一半以上是女同学，但是再往上看到了副教授、教授就越来越少了，而且成了教授的人头发全都白了，显得老态龙钟，而且不像很多男教授，过的好像非常好。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想过，因为我们离开中国的时候很早，1982年就离开了，当时我们认为在中国男女平等是解决了的问题。像我们的母亲都有她们自己的专业，都工作非常努力，当时没有这种印象。结果一个很大反差，听到这个问题。这些年来，实际上我也认为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比如你刚才问的，作为男性科学家，我从来都认为欣年的事业是对她同等重要的，跟我自己的事业一样重要的，一定要互相帮助。所以从家务上来讲都是互相分担、互相照顾。我们做博后的期间就有了儿子，实际上欣年怀孕的时候还在写她的论文，挺不容易的，后来别人告诉我，她一边写论文一边妊娠反应非常厉害，闻到油味就要吐，当时我还不在，因为她在芝加哥我在波士顿，所以她过来以后我们有了儿子，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刚才你也问到幸福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每天工作很累，但一回到家，看到儿子就会把烦恼丢到一边去了，我们又是学生物的，就会关注他学会的每一件小事，每一个动作，所以在这个方面又可以分解在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我前面的工作很不顺利，虽然我试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但是回到家这个就可以撇到一边，因为你可以看到孩子的成长。当然我们的父母也付出了很多精力也帮我们，我们当时也很紧张，周末我们必须两个人都把孩子接过来带，不能让母亲再继续带。实际上我们相当累，晚上我们儿子不睡觉，他精力特别好，不到11点不睡。基本上欣年做了晚饭以后我吃完就回到实验室，她得哄孩子睡觉，起早的时候我们儿子会把我推醒，他要看电视，所以就养成了在沙发上一块跟他看电视的习惯。实际上把家庭合在一起，我觉得从精神上也是很大的支柱，两个人一方面有共同的要把孩子带好，同时又把自己的事业也都做好了，到最后我们到了杜克，我们住的相对比较近一点，10分钟可以到学校。我记得头6年我们都是晚上或者周末要去实验室的，但是我们是轮着来，谁忙谁就去，另外一个就把孩子带起来。所以互相帮助，互相体贴，做家务事。比如欣年很会做饭，但是她最不喜欢收拾餐具，我偏偏喜欢打扫这些东西，所以我们配合的特别好。她以前收拾房间我管洗衣，周末一块儿买菜。因为欣年到现在开车仍然不是特别好，所以到现在我们都是出门一块儿出，反倒有很多时间我们一块讨论事情，包括家里的事情或者共同感兴趣的事情，很多朋友都告诉我们，他们最后变的一个人单独做事情反倒不好，我觉得两个人一起做也挺好的，有机会在一块儿交流很多东西。这是我的感受。颜宁：我们说出去我们的嘉宾有欣年和小凡，就有人给我微博留言，说我以前在他们实验室，他们感情特别好，所以你们学生都是看得到的。下一位季冬讲一讲。翟季冬：我接着小凡老师刚才的话题讲，我先介绍一下我和丹丹有两个小孩，老大是男孩上二年级，老二是女孩现在是幼儿园中班，相对来说现在比较小。刚才小凡老师提到他在厨房里洗餐具，我分享几个我和丹丹之间的故事。首先我们俩的风格不一样，我比较喜欢做的事情，比如家里洗小孩衣服这件事情我擅长，对小孩教导的事情丹丹更擅长，就交给她。我们两个人也会交错，在谁不出差的情况下就会多带一些小孩。总的来说，我跟丹丹就是各有分工，每个人有一些在家里比较擅长的事情。像刚才小凡老师提到，两个人相互理解，因为都做老师，经常会赶进度的截止期限，因为我俩还好，做的方向不一样，可能赶截止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如果她赶最后期限，我就提前一周两周不会安排出差，会在家里面；如果我有出差或者赶截止日期的时候，反而丹丹会帮我分担一些，能提前规划一些会好一些。谢谢。颜宁：建平在你讲之前我都可以帮你泄密，之前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家做饭建平做的比较好，闫浈主要做甜点，比如水果捞。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也是闫浈先找好工作，然后建平再绕着闫浈所在城市去找，所以你们这个我是知根知底，所以才请你们来这个论坛，你来讲讲。吴建平：我们在普林斯顿的时候，其实也是优势互补，闫浈特别喜欢设计，比如今天要做什么菜，她会知道什么菜搭什么菜，她设计好，然后我去执行，我是下厨的那一位，这个搭配特别默契。平衡事业和家庭方面，两个人在事业上互帮互助，包括闫浈她性格上，包括我自己，有一点内向，她能力上特别出众，但是不太敢于往前迈出一步，我经常鼓励她要敢于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包括她去找教职也是，当时她还在犹豫终身教职（Tenure）是否合适，其实我觉得以她的能力确实已经准备的特别好了，她就差走出这一步。对我来说有一个特别的压力，因为自己的太太先找好教职，我还没有找，所以当时也思考了一些。我最初打算是在美国做至少三年的博后，因为闫浈已经找好了工作，所以我也面临这个选择，自己是按原来的设想去做，还是两个人尽可能的在一起会比较好，所以最后我也做了一定牺牲，开始独立找工作，最后也很幸运在西湖大学找到了教职。刚才季冬讲的小孩的话题，我感觉瞬间压力大了起来，我们小孩现在才10个月，带小孩的付出相比季冬来说还是少了一些，我们现在主要是父母在帮着带，所以说也特别感激父母在抚养小孩过程中的投入，这样我们才有更多精力在科研上。张哲：首先关于分担家务，最开始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疫情期间我们也不方便，老大现在两岁半，老二六个月，老大之前在托儿所，但是因为遇到疫情也不敢送，我父母在春节期间来这边过年，所以他们可以来帮我们看小孩，我和文斐都是在疫情期间把自己的第二篇文章顺利投出去，接收了。所以这首先要感谢父母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具体到我们两个人的家庭生活，家务的分担，比较简单的是一三五、二四六谁做家务这种，但是如果再比较具体一点，其实我们是谁如果最近比较忙，另外一个人可能多做一些，比如我最近这篇文章在修回，我可能投入的时间会少一点，这时候文斐就会做的多一些，当文斐的课题比较关键的时候我会多做一点。再比如具体到很细节的一天，我们住在伯克利，我的工作地方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 (UCSF)，我每天需要坐车，所以我会起的很早，大概六点半坐最早一班车从伯克利到旧金山分校 (UCSF)，文斐大概是八点半左右送老大去托儿所，下午五点的时候文斐需要把老大从托儿所接回来，所以她在实验室待的时间会比我短，所以当我回家以后我会负责做饭，做饭之后我可能给老大看看书，带带他，这时候文斐可以想想第二天的课题怎么安排，花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的课题上，这样会弥补一些她在白天时间的付出。所以这就是我们俩相互之间如何协调。颜宁：确实在这个过程中各家都有各自的问题，或者请外援或者自己彼此协调。谢谢各位！（三）、双方职业生涯有冲突怎么办？颜宁：大家在讲述自己的经历过程中，已经把我们收集上来的一个问题里面很重要的一条给涵盖了很多，有不止一位在问，你自己的科研事业与伴侣的职业生涯有冲突的时候是如何解决的，刚才已经听到了建平是围绕着闫浈找到工作你也尽量在附近找。不知道其他各位老师，还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特别是当你们事业并不是特别同步的。文斐和张哲虽然是在同步，但是你们的专业是不一样的，可能在求职的时候并不见得能够同时在同一个学校或者同一个城市拿到。这种时候不知道各位可以不可以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当你们如果双方职业生涯不同步，有冲突的时候，如何解决？李文斐：其实我们和闫浈和建平一样，是一个人找好了另一个人在附近找，找博后的时候我文章会比较早一些，所以我先找的，我们先看了一下美国的城市，感觉加州高校比较多，所以我们把加州高校列了一个名单 。我找好以后张哲就在附近找。找工作也是这样的，我们尽量是在一个城市。当然有的时候会面对两个人不同步的时候，比如张哲拿到了一个很好的录用通知，启动和年薪都比较高，但是这个学校不雇佣夫妻对教职工（Couple），夫妻俩不能同时入职，所以当时想是不是让他接受录用通知，我就在附近找一下，我确实也找了，但是没有合适的，我就想去工业界，后来张哲说你还挺喜欢做科研的，而且你的性格比较适合，所以他就把那个录用通知放弃了，然后我们重新找了其他城市的，总之一个原则：两个人一定要在一块儿，这样照顾孩子就比较方便一些。颜宁：这也提醒了我，我在普林斯顿，我们的生物学系里总共不到40位PI，教授就更少了，但是这些教授里面有三对夫妇现在已经拿到终身教职了，所以我在想，至少在美国包括我在请嘉宾的时候，我们也是尽量想把专业多一点，除了生物之外也在找计算机各个专业的，我们发现杜克也是很多的夫妇都是在做PI。我请欣年和小凡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是不是美国一些高校会有意识的帮助应聘人去解决两个人的问题。王小凡：我们系有三对，每一对事业都做的挺成功，另外一对是丹尼和萨利，萨利是我们杜克的教务长，他们两个也是我们系的，还有另外一对也是。从杜克大学来讲，可能也不是唯一的，现在在招人的时候都是考虑到这一点。前不久我们一个很好的朋友去世，他们让我写一个悼念的，我就提到，实际上他是欣年他们系的教授，我找工作来做研讨会（Seminar）的时候，他还亲自来听。听完以后可能和我们系主任还要讲一讲，他虽然是做植物方面，他是想知道我做什么，如果我们系把我招来，这样他们就能够把欣年招来。从大家的努力来讲，都是比较主动的做这个事情，认为这个事情肯定是一个实际问题。这个问题从学校研究所来讲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帮助考虑的。现在美国这边已经解决比较好，国内现在这个问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希望今天的嘉宾，还有听众都慢慢的都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当初我们两个人也是讨论过的，当时欣年先准备好了，她已经开始找工作了。我们从博后的时候，当时来美国我们一个在洛杉矶、一个在芝加哥，我们当时讨论第二年可能要结婚，是不是一定要到一起，但是其中一个人可能要耽误一些时间，因为要放弃当时的实验室，我的角度来讲，我不大愿意再耽误了，我比欣年大四岁，我去大学的时候已经做了八年工人了，跟她还是不一样。所以我就想时间不能再浪费了，要不然我就太大了。所以当时我们商量好我们做完以后到一个地方一起做博后，当时我们看中波士顿是很容易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结果我找到做癌症的，欣年找到做植物研究的实验室。当时我们完全是考虑到两个人在一起。然后又变成不同步了，因为欣年先解决了工作问题。我们当时商量不要申请太多地方，申请的地方如果找到，我们有一定会去，前提一定要考虑好。不然最后申请了一大堆地方，最后发现两个人共同的太少，后来就会一大堆问题。欣年当时得到了杜克的录用通知，最好的还是杜克，我就说那我也去杜克，就申请了一个地方，就得到了。所以个人来讲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讨论，前面几位讲的，确实要找到一起。因为两个人工作很难，还有小孩的问题，一定在一起互相帮忙，这就容易度过这些。现在学校还是很好，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我们要招一个人，想要他的时候，会问他的另一半在做什么。有时候他做的东西我们学校不做这方面，我们会问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UNC) 他们有没有可能。甚至在个别情况下是杜克来出钱，我给他启动基金你们那儿有名额，或者在学校内不同学院帮助做这个事情。这件事情在管理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董欣年：学校并不是光是为了招来的人而做这些努力，实际上也是为了学校。因为招来的人要能够在这儿久待，而且能够做得好，没有家庭两地分居的压力，就会有更多时间为学校服务。其实要想清楚了，做这个事情是对学校有利的。颜宁：普林斯顿疫情前招的最后一位助理教授，其实也是他太太先在我们的心理系拿到了教职，他申请我们也非常高兴，他们双方都在普林斯顿，对他们家庭也好、对我们也好。其实我在想什么时候有空咱们可以一起写文章，国内招聘的时候有些时候有一些误区，感觉如果招一对配偶，好像是在照顾另外一方似的，其实有时候根本不存在照顾谁，仅仅是双方恰好都是旗鼓相当要找工作了，不仅仅是为了PI，而且对学校也好，当他们能够把资源共享，他们能够更专心的从事科研，更有效的照顾家庭，反而对学校、对学生都是更好的。国内在招聘人，在管理者，在一些体制上面也需要有一些改革，或者专门有意识的去做这件事情。小凡老师其实是经常写一些文章的，各个方面，什么时候咱们可以写写这个方面的。其他的各位有没有想要补充或者想要分享的，这个话题，如果协调双方的事业发展，有些时候是发展阶段的冲突。（四）、读博or生小孩？颜宁：我们今天毕竟是女科学家论坛，刚才大家讨论中已经把双方的步调、求职过程中的一些问题都涵盖。下一个问题，针对女性的问题，结婚可能是两个人去协调，培养孩子也可以双方，但是在生子这件事情上现有技术只有女性来负担，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对于生孩子方面，女性如何寻求更多的助力？甚至我微博上有人提问，我现在在做博后，又怕年龄大了以后，健康问题，现在到底生不生之类的。诸位有什么建议或者有什么经历可以分享？闫浈：我刚刚经历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提问者问的关于什么时间段，也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为你人生的每个阶段，读博士、读博后或者当PI，每个阶段都是忙的，都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哪个时间是最好的。在要选择生孩子这件事情确实是要有付出，你带孩子可以有人来帮你，但是你怀孕、生产、哺乳是没有人可以帮得了的，必须自己做。我刚好在自己建立实验室这段时间，产检这些确实每次都要花很多时间，但是安排好自己的事情，其实也是可以的。可能生了孩子之后比较辛苦的就是要睡觉很少了，因为哺乳、带小孩或者自己身体上的一些事情会比较耽误时间，但是总要经历这个过程，当走过这段时期回头看，会觉得自己还不错的，自己这个都能经历过来，以后再遇到什么困难都没有问题。李文斐：闫浈说的我都感同身受，但是我想说可能个人体质不同，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生了两个，在三年之内，就是传说中的三年抱俩，我觉得怀孕不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也不会耽误实验，我前三个月会有孕吐反应，在家的时候会比较严重，一到实验室我就神清气爽，因为闻不到油烟味。到生孩子的当天我还可以走路特别快，因为我喜欢做实验的时候走路特别快，我同学就说从背后看你根本不像怀孕的。第一个孩子是在修最后一个图片的时候，羊水破了，然后打车去的医院。第二个孩子，我上午是听了Robert Glaeser老先生的演讲，开始有宫缩就在那数，因为疫情期间美国的一些医院政策有些变化，医生说等到特别疼的时候再打电话，所以我等宫缩特别严重特别疼的时候打电话，当时医生说你很可能快生了，赶紧来吧，到医院后是一点，我衣服没有来得及换，无痛针也没来得及打，医生刚进来，孩子就已经出来半个脑袋了，医生衣服也没有来得及换就把孩子给给接生了。也挺幸运的，也挺惊险、挺刺激的。不是鼓励大家去冒险，只是想说怀孕不是那么困难的一件事，唯一一个不方便的就是最后一两个月肚皮特别大，坐那儿修结构或者写文章的时候总感觉肚子里的人在踢肋骨，特别疼，但是也有好的地方，不用喝咖啡，你想困的时候就有人把你踢醒了。生产完以后老大还挺好的，但是老二特别的困难，如果当时我们先生的老二，我们可能不会再要第二个孩子，因为老二真的是不睡觉，晚上要一直抱着，哄着，而且哭，美国加州好多房子都是木头的，隔音又差，怕吵到邻居，所以她一哭就抱，有时候晚上困的不行了，就在那躺着睡着了，睡了10分钟她猛的一嚎又把你给叫醒了，我感觉真的是很折磨人。古代如果惩罚犯人的话估计也就是不让你睡觉，老二真的是把我们折磨的够呛。但是现在回想也还好，都挺过来了，挺开心的一件事儿。而且老二是女儿，小女孩的衣服都特别可爱，有时候也会给心里也有一些治愈，就感觉付出也是值得的，谁让你这么可爱呢。就是这样，我觉得还好。颜宁：有些时候别人一想象有多难，只有当事人才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宋丹丹：我怀孕期间和文斐老师有点像，我两个孩子都是工作到生前一天，前几个月有一些反应，后面还算比较稳定。另外问题里面提到如何寻求一些助力。我们其实还是依赖父母比较多，我们父母一直跟我们一起住，帮我们带孩子，包括今天出来，两个娃在家都靠父母在管着。其实包括身边有些人，很多他们也是有一些父母帮忙，或者是请育儿嫂或者住家保姆和阿姨分担一些工作，也有一些送到早教机构里面，所以我觉得每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这件事情回头看过来没有那么难，主要的时间和精力在小孩前几年的时候要看护比较多，当孩子逐渐上学之后，都是自己可以白天全身心的工作和实验，其实大家找到自己合适的稳态的点进行家庭和工作的协调，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难。颜宁：我也确实是，整天一想起来就觉得大家都太厉害了，但听你们说起来似乎都还蛮轻松的，不过还是个人甘苦自知。董欣年：我想说一下我怎么看这个事儿：在中国，科学家这个职业是一个新兴职业，在过去几十年里，才在中国发展的很快。但是我觉得很不幸的是，把科学家的生活好像有一个错误的理解。我们都是一般的人，中国有句话“成家立业”，人的一生，成家立业是一生的一个过程，这为什么对科学家是例外呢？我觉得不应该例外的。而且每个人潜力都是非常大的，只要你想做这个事，就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我看了一下我实验室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多于一半的人是在我的实验室结婚、生孩子的，而且他们都做的很好。我记得一个博士后跟我讲，她说欣年你知道不知道，我人生的三件大事都是在你这儿完成的。第一件在这儿结婚了，第二件生了我的儿子，第三件是在这儿找到工作了。我之前没有怎么想过，后来一想确实是这样，很多人在我实验室做研究生、博士后的时候结婚生了孩子，有的还生了两个孩子。所以其实也不是不能解决的，而且你可以看出他们生了孩子以后，做事情的动力不一样了，他们实际上在为自己的孩子做研究。人如果能够为自己的未来和自己的孩子努力的话，和给老师做事情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误解这个事儿。科学家也是人，我们有科学家想结婚生子的，也有的想自己单身的，都可以的。我们是社会的一个缩影，而不是个例。为什么其它行业都可以成家立业，科学家不能呢！我们一样可以。这个理念如果变了的话，就能够找到自己的潜力来解决这个事儿。而且生孩子、养孩子是个非常高兴的事情。我看有一个网友的问题提起家庭琐碎，实际上琐碎的事情才是生活中最高兴的事儿。人在得病时就会想，如果我能够到菜场买菜，能够给家里做饭，不担心自己的健康，这是多高兴的事情。所以家务事不是不好的事，实际上是很好的事。颜宁：听欣年讲的时候我意识到现在讨论的时候，不由自主的把家庭和事业对立起来了，似乎顾此失彼，你只能做这个工作，因为我本人是其中一员，因为我比较懒，我没有办法平衡，但还是这句话，世界上本来就是多样的，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我也非常同意每个人最重要的是你要想一想，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想要什么样的事业，然后再按照这个目标去协调、去努力。董欣年：我非常同意这个。每个人都有对自己一生的期望、期待，如果你要期待又有家庭、又有事业，这是可以做到的，并不是不可以做到的。（五）、如何规划好同时兼顾事业与小孩？颜宁：刚才已经讲到自己实验室里很多人读博、博后期间有了小孩，包括文斐和闫浈也是，事实上这恰巧是我们收集上来的很多人问的一个问题。不知道提问的人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回答也不限于女嘉宾，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又想要孩子、又想从事科研，那么什么阶段是个比较好的阶段？对于生育时期如何安排好？王小凡：闫浈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确实没有哪个阶段是最好的。刚才我讲了，欣年是博士没有毕业之前怀孕，最后在博后期间我们把孩子带大。还有副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的期间，实际上每个年龄段都会有事业上要做的事情，你一定要处理好。从年龄来讲，我也是主张不要搞的年龄太大，大家都知道35岁以后，从生理角度来讲。我自己回过头看，我的女学生，几乎每个都有小孩，也有两个小孩的。一方面做导师的人，包括在座的你们将来自己有学生，有博后，都不应该把这个当做一个问题，这不应该让人觉得不舒服，你要生小孩，在我这儿做学生还是做博后，实际上不应该冲突，这样解决好了，也许时间稍微拖长一点，这都是正常现象，大家都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就不是问题了。董欣年：做了父母以后，他们的责任心就更强了，在实验室做的任何事情，实际上都是为他们的家而做的。人的驱动力就不一样了，所以并不一定能够把生孩子作为一个拖后腿的事情，实际上不是的，是给他们的一个动力。颜宁：我们听欣年和小凡在讲的时候，大家可以意识到作为实验室导师面临自己实验室学生有结婚生育计划时候的出发点。我就想起来我们征集问题的时候有一个人说真正的性别平等是压根不提性别，我就说我不同意，其实我们要意识到有些事情是有性别区别的，比如生这件事情只能是女性的，你作为管理者也好，作为实验室导师也好，你要意识到确实你的学生有这样一个需求，同时给他提供必要的帮助，这才是真正的性别平等，而不是忽略有这样一个差异。我们讨论的并不是一定鼓励你生孩子或者你不要生孩子，这都是个人选择。如果我实验室任何人他们想要生孩子，包括在我的微博上也呼吁，特别是国内的各个研究机构或者高校，其他地方要注意给妈妈们提供哺乳室，很多时候喂奶的问题一个小小的房间就够了，但是恰好是在很多学校是缺失的，所以其他人应该意识到他们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你应该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和帮助，这才是我们需要呼吁这个机会和机构应该意识到的问题，而不是讲没有条件。张哲：其实在哺乳期，你的另一半她每天额外需要用一到两个小时时间哺乳，所以作为另外一方要考虑到她的这一点，要主动的多承担一些事务，她有额外的时间需要哺乳，的确在哺乳期间男性应该主动多做一些家务来补充这样的时间。颜宁：我自己在旁观想到一点，女孩子们当你们真的有了这个计划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我要硬扛，其实要寻求帮助，你需要什么帮助大声说出来，有时候不仅仅是你个人的问题，是很多人面临的问题，我始终觉得想要改变，第一步呼吁大家的觉醒，就比如现在已经看到越来越多学校设立了哺乳室，这都是进步，有时候不仅仅是为你自己。退回来说，就为你自己怎么就不对了呢？这是在捍卫你的合理权益、合理要求。大家有这个问题不仅是在论坛上讲，在平时的生活工作中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应该说出来。（六）、初入行的科研求职者女性如何应对面试回答平衡家庭与事业颜宁：这个问题是说作为普通的初入行的科研求职者女性，如果面对你怎么平衡家庭和事业这类问题，怎么回答既不冒犯又能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想他可能是受我微博的影响，把这个当成一个有性别歧视的问题了，但是以后越来越多的男性会被问到这个问题，这才会正常。大家有什么建议吗？你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因为现实也是，当你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心里又不舒服。李文斐：你可以告诉那些面试官，你有后援，父母可以帮带孩子，他们当然不知道带孩子并不会特别影响工作时间，他如果问这个问题肯定是担心你没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所以我们回答问题的话就告诉他们我们有父母来帮忙，或者我可以把孩子送到托儿所，早晚接一下，其他时间都是由老师照顾的。颜宁：或者说孩子是先生带。我有一个博后，她老公跟着她来到美国，看孩子、做饭，全力支持她的科研。宋丹丹：我身边国内的高校，我们专业有很多男老师，这个平衡都是各个家庭自己在找平衡的状态，我身边确实有几位都是爸爸在主力带孩子，可能自己的另一半不一定在学校，有的甚至是医生，有的从事不同的工作，他们另一半工作非常忙的情况下，爸爸会承担起更多照顾家庭的责任，确实带的非常好，都是模范爸爸。像颜宁老师说的，这个问题不一定仅仅是女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每个家庭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方式，根据双方的职业特点、时间、精力，包括自己的追求和定位的情况，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就是最好的。（七）、科研中的性别歧视颜宁：这里有一个问题，各位作为女性科学家是否经历过科研领域的性别歧视？能否分享一下自己或者身边朋友的经历？我先说，我确实没有感受到的，我从自己做PI开始感觉到到的是年龄歧视，“她还小”。大家思考过程中我可以回答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在很多次论坛上都有人说，是不是有性别歧视。我就说有时候大家也是先入为主的，觉得这条路对女性太难了，是不是有人歧视你，其实不是的，至少我经常看到，在美国某种程度当大家都在觉醒的时候，你是女性在求职的时候某种程度上反而是有优势的。王小凡：好几次评奖过程中，我发现申请人还有最后进入最后候选人，女性科学家占的比例非常小。所以几次会上我都提了这个问题，后来我发现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并不是别的人有意识的去歧视，而是女性科学家一般比较谦虚，同时可能有时候没有想把自己的工作说的多么多么重要，这一点就体现出来到最后可能在评奖过程中，一个是她自己不去申报，最后可能出现真正要挑的时候也没有几个。还有一点，最近特别是疫情后，基本上招人都是网上进行的，包括一些顶尖大学，我都提出了这个问题，你们怎么女性科学家申请人这么少，一方面是不是我们广告做的不够多，说我们也会很照顾家庭生活，否则都会认为竞争太厉害了，别人都不敢报。还有一点他们写的申请信，还有自我介绍上，相对来讲比较谦虚。我是负责北大、清华这边的，进人的时候要找人来做评估，有时候我会发现女性科学家的申请被说成好像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基本就按照现在博后的路往下走。但真正有时候面试的时候发现她很有想法，只不过没有写在纸面上，她觉得这个不成熟或者有一定把握的时候才讲出来，这造成了她们不能被选出来作为面试对象。这就体现了一种，不是人们真正的歧视，反过来由于整个过程，会把很多优秀的女性科学家筛下去，从教职的申请到评奖。我今天给颜宁也讲一下，你们有机会要宣传这一点，不要觉得我的想法一定要很成熟才讲出来，现在大家提倡你是不是敢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东西，人家看的是0到1，结果一看你提的都是比较稳当的，结果别人不愿意挑你了。这个还是要强调一下，有些场合大家都讲讲。最后造成了怎么回事儿，没有女性候选人。我记得有一次评选中17个候选人只有1个女性，但是人家说我们这个没有问题，只有一个人报。颜宁：小凡您肯定是参加了很多评奖委员会，我想问评奖委员会里女性比例如何？王小凡：我那次发言的时候我说我们在座19位评委，只有两位女性，17位男性，这个比例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别人可以说我们院士层，5%的院士是女性，太少了。所以一方面要鼓励，一方面评选委员会里面，像美国是专门做这个事，你要是组织一个会，共同主席一定要有一个女性，否则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不会给你会议的钱，是硬性规定的。最近德国也有，你大公司的董事会女性一定要占到一定比例，因为有时候是惯性，你说没有候选人。我那天说了某大学怎么会这么少的女性候选人，他说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歧视，那你们是不是要宣传我们要有日托（Day care），让人家觉得我来不会竞争那么厉害，我的家庭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能光挂在嘴上说要重视这个问题。最后用“没有候选人”来做解释。最后这个不平衡始终存在，而且有发展更厉害的趋势。颜宁：我问这个问题也是自身经历，我去年得了求是奖，我一看嘉宾评委，我发现所有评委当时没有看到女性。其实很多做的非常优秀的女科学家。我为什么鼓励大家去开会，因为你见到过这个人听他亲自作报告和从文章上看的白纸黑字一个名字是不一样的，当整个生态以男性为主的时候，选人的时候，他有些时候会想我知道他是谁，这工作不错，自然印象分就上去了，这是一方面。所以任何场合我都呼吁，你们各种组织团体或者评奖委员会该有意识的增大女性比例，因为很多女性科学家真的做的很好的。另外一条，关于一个机构性别比例。我有一个小观察，一个院系里面女性比例越低，后面求职的女性，往这个系求职的比例也越低，反之亦然。比如我们普林斯顿分子生物学系，女性比例很高的，去年我数的时候40位里15位女性。我们去年还是前年招聘的时候招聘一共发了4个录用通知，3个是女性，来申请我们的女性也多，这就变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大家一看这里女教授很多，一定是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友好的的环境，所以就更愿意投这种地方。而另外几个系，可能女性PI只有5%都不到，其他人也就有点望而却步的意思，为什么你这边女教授这么少，你这边是有什么问题，它就是给人一种你是否欢迎我的感觉。所以大家在投简历的时候，不知道闫浈、文斐你们在求职过程中有没有把这个作为你们的考量。我自己观察出确实有这么一个区别，一个系现有的女性PI的比例也会影响到收到申请的性别比例。闫浈：现在美国可能做的好一些，会比较平等。中国可能像有一些比较老的学校会比较在意（Care），但是西湖还比较好，女性比例还是比较高的。我在求职的时候，其实我的资料里面就没有显示出我是男的或者女的。西湖这边大概有8位女PI，比例相对其他学校还是比较高的，我们也成立了女PI的交流团体，大家可以交流一些日常遇到的问题或者经验。吴建平：包括也还会请一些做的很出色的女科学家来西湖大学做报告，给学校的师生做交流。李文斐：请问一下西湖大学有日托吗？闫浈：没有。当时我们是想弄这个，但好像说比较小的孩子，国家会有一些规定，要有什么样的资质才可以办，是比较难审批的。李文斐：如果一个高校能够有一个日托的话，对于无论女性或者男性PI来说都是特别好的政策，在美国的话三个月以上的孩子就可以报日托，家长很放心，把孩子放在那儿，可以全心投入自己的工作 。闫浈：国内我周围同事还是以父母带为主。颜宁：印象你我们小时候，或者你们小时候，反而是那些单位都有自己的托儿所。闫浈：在那时候可能有一些安全问题，现在可能政策更加严格。也许是这样。颜宁：你们如果有了女科学家联盟，有问题就大胆提出来，向你们院长和院领导们争取自己的权益。（八）、科研机构和家庭应该如何支持科研女性？颜宁：观众里有在问，就是在开始之前谈到的，联合国妇女署的数据显示，新冠疫情让全球女性地位倒退25年，这也是因为无酬工作，女性更多的做家务事，这些都是你付出而没有酬劳的。这个问题是科研机构和家庭应该如何支持科研女性？大家你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因为你们最知道存在哪些问题的。我们这个论坛不仅仅是分享经验教训，某种程度也是抽提一些问题，希望引起一些关注，推动一些改变和进步。大家想一下求职过程中或者入职之后有哪些问题，你觉得是应该受到这个社会关注或者你的单位应该注意的。李文斐：刚刚说的托儿所，我是比较希望我在的学校能有这样的设施或者这样的条件，因为对我们来说能够解决我们对于孩子的顾虑，家长带孩子当然也是好的，但是家长也有自己的生活，特别是是两个孩子的话工作量还是挺大的。因为新冠疫情，我感觉有时候线上的一些会议还是挺好的，比如有时候家里走不开，如果能够通过线上会议参加一些国外或者国内的会议，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省的路上折腾的时间了。既有线上也有线下，多个选择会是比较好的事情。颜宁：刚才说到托儿所的事情，我想起几年前参加一次国际会议，是高登研究会议(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现在都有Power hour是针对女科学家的。当时就有日本的同事说他们好像有一个大学还是有人专门捐款，专门针对女性科研工作者，不一定是PI，你有了孩子，专门给你这个经费，让你去找Baby Sitter。这个经费可以鼓励这个大学招人，这也是一些其他的国家在努力的方向。我觉得大家有些时候不能等着别人帮你提出问题，自己真正发现问题随时提出来或者团结更多人一起提出来，有问题不应该把自己视为弱者，认识到两性有区别不是什么坏事，这和平等无关，就是因为有差异，才需要你照顾我这一条，这是真正的公平。因为哺乳每天多花一两小时，基金委如果有年龄限制的申请，女性是可以多出两年的，这都是有原因的，不是什么特殊照顾，恰巧是因为特殊的比如怀孕只能女性承担，就应该把这段时间考虑在内，这才是合理的政策，捍卫我们的权利不是示弱的表现。（九）、竞争与合作颜宁：这次请到各位科研伉俪机会难得，关于这些问题，我是代人提问，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好多问题很多人在问，还是蛮有趣的。请问各位伉俪，在科研成就方面彼此会有竞争心态吗？翟季冬：我和丹丹是这样，丹丹09年博士毕业，她先工作，我比丹丹晚工作一些，现在丹丹现在是教授，我还是副教授。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蛮开心的，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做的很好，她自己很开心，这样家庭也会很和谐，内部的环境也会非常好，这样你看到自己家里压力没有那么大，自己也会很开心，我反而不会存在什么内部竞争。前两天丹丹发了一个朋友圈，她把我形容成队友。我们朋友还回说怎么是队友。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好像一个团队，队员的成长对你来说都是好事儿，所以我蛮开心看到自己的伴侣能够成长。这是从我的角度。宋丹丹：我觉得好像并不是竞争或者是一个负面影响，其他嘉宾也说到，可能是看到另一方做的比较好，有时候见贤思齐，觉得自己在某些方面也要努力，有一个奋斗的榜样，有一个标杆在那里，自己很多时候不会那么懈怠，包括有些时候会互相做一些鼓励，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正面的一个方式，我形容成“队友”，就是不管是事业上还是在育儿、家庭上面是并肩作战的状态，很多时候大家一起去商量，互相去理解、去沟通、去支持，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关系。颜宁：我看到不止一个人问了大概相同意思的问题，如果夫妻双方是同一个领域有合作，但是各自能力和成果都已经得到了证明，但仍然面临同行关于这二者可能会互助的猜疑，请问该如何回应关于这方面的偏见？以及各位科研伉俪，在科研中是否会特别避免增加彼此的合作机会？吴建平：感觉我确实面临这个潜在问题，我和闫浈做的方向很接近，我们的著作清单里面可能有一半的文章是有重叠甚至两个人合作的那种状态，所以真的挺契合这个问题的。我个人其实不是很在意这种潜在的问题，不会因为这个问题去避免合作，包括我们最近一篇文章也是两个人合作共同完成的。但是我们除了有共同的课题之外，我会侧重一些自己独立的课题，避免所有的文章都是两个人一起做的，肯定是有自己各自侧重的方向。通过将来实现一部分合作，一部分自己独立的课题，来给自己树立标签，来避免同行可能潜在的质疑。闫浈：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定义不可以夫妻双方(Couple)一起做，有时候一起做可能也会提高效率，但是在学术界比较崇尚自己独特的特别的学术标签，我觉得其实有一些有一对夫妻做的比较好，可能名字会被一起提到，因为也比较像。我觉得合作有合作的优势，可以优势互补。但是确实在方向上应该有一些自己的独特之处，更加发挥自己的特长。颜宁：这个问题不见得是科研伉俪，因为我也是在做脂质代谢 (lipid metabolism)，我们这个大领域也是有对很著名的，完全和私人关系没有关系，他们两个人不只是“Gosting brian”（音）这种长期合作，还有一些相对年轻的也是，他们两个人愿意共同经营一个实验室，一个人出差开会的时候，另一个人可以在实验室坐镇，我反而发现这是一种合作模式，他们的文章很多也都是共同作者，但是两个人都分别由各自的家庭，完全没有任何亲戚或者亲属关系，所以这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合作模式。到最后的最终结果还是大家各自的成果，日久见成果来说话。吴建平：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实验室空间是在一起的，有时候实验室内部成员之间交流也会方便很多。闫浈有时候自己做实验的时候，因为她动手能力很强，所以我也会让我的学生跟着她去学，我有时候也跟她的学生讨论课题，这样会增进互相之间的交流，这样不仅对学生还是对我们自己，同时提升效率也是有很大好处。闫浈：如果1+1>2的话是比两个1有很多好处的。颜宁：你们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好几个问题，因为都是相关的问题，从你们的回答已经某种程度在讨论这些问题了。另一个问题是针对欣年和小凡的，二位老师的研究方向有所不同，董老师做分子植物病理方面，王老师做癌症方面研究，两位老师在生活和工作中如何给予对方支持？董欣年：小凡给我的支持可能比我给他在研究上的支持更多，因为他社交圈比我大很多，我有时候给他讲一下我实验上需要有些什么，我遇到了一个新问题，我需要跟人家请教，基本上是每次小凡都能找出他认识的朋友是专门做这个的，所以我就通过他介绍，打电话过去或者写邮件过去，这样就能建立联系或者请教。但是做植物方面，返回去癌症研究比较难。王小凡：分子生物学还是比较相通的，很多问题还是能一起讨论，有时候欣年的一些文章，她特别觉得创新点很强，她希望有一个不是那个领域的人看一看。包括最近她的Cell 文章就是我帮她看的，这个地方整个都写的很好，哪个地方还需要改进。因为要从另外一个领域的人怎么来看，这个方面互相还是有很多可以交流的。实际上现在做的，从植物来讲有点免疫的味道，从癌症方面做更多免疫的东西。所以我们从大方向上还是有很多交叉的，现在疫情期间我们增加了一块儿走路的机会，也谈论一些这方面的科学问题，还是蛮有意思的。（十）、人造子宫颜宁：有个较为科幻的问题想请问各位，如果未来出现人造子宫技术，可以实现体外受精孕育子女，你们觉得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颜宁：这个问题肯定是不同人有不同见解。闫浈：我觉得是好事，可能文斐觉得无所谓，她觉得怀孕没造成什么，这可能是有没有经历比较多的出状况。如果没有影响的话就无所谓，觉得这个状况挺影响你的还是希望有未来的新科技。张哲：我觉得是好事，就和人工授精技术或者克隆技术出现一样，在一个新技术刚出现的时候人们对它可能有恐惧，但是随着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大家慢慢接受这个技术之后，肯定还是解放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让更多人有更多精力做他更想做的事情。李文斐：可以有个选择的机会。（十一）、女性科学家的天花板颜宁：又收到一个问题，问女科学家的天花板真的存在吗？各位老师在科研中感受到职业发展天花板是什么？我觉得每个人在职业发展中可能有某种程度的玻璃天花板。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单一性别的事情。吴建平：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还太早，来回答这个问题。颜宁：如果大家不想回答，某种程度说就是目前还没有感受到天花板的存在。我自己感觉，我们今天请的这四对嘉宾，包括我自己好像都有一点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没什么大不了。生孩子，没什么。我们说出来是感觉有点轻松，但可能好多事情是你过去了再回头看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因为你已经经历过了，而很多人是在想象过程中，就觉得想想好可怕。像我一想，你怎么样又能带孩子，又能照顾实验室，我一想都是很了不得的事情，但是你们几位说起来没有什么大不了。我听到的是大家有商有量，我们有目标，我们怎么样向着这个目标彼此协调，一直都是商量着来，双方共同努力，所以才会感觉没什么大不了，这也是因为我们这次请的恰好都是科研伉俪们。（十二）、科研者间的互相理解协调颜宁：这里有个问题是说，会不会因为配偶，双方都是从事科研工作，所以反而能够更好地理解彼此，更好的协调彼此的步骤。我看到大家都在点头。宋丹丹：我觉得这是一个优势。其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问题肯定是存在的，生活中的琐碎，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重要的可能是你自己的心态，另外就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当遇到一个问题，其实是可以寻求各种帮助，各种资源的支持，然后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回头看确实是没有什么大不了。像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因为从事同样的一些研究工作，其实在很多交流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共同话题，对于彼此的困惑或者一些关键点就会有更深的理解。其实很多时候都会给对方更多的支持，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优势。翟季冬：我补充一下，刚才颜宁老师也提到，像今天在座请的嘉宾，专业都是很相近，我和丹丹都是做计算机，做科研当中很多乐趣反而大家更懂，或者带的学生，比如有的学生带起来，怎么一步一步带好，遇到的问题都很相似，反而大家能理解对方的难处和喜悦，这一点对相同方向或者都做科研是共同感受，如果大家在不同行业可能大家讲的语言不一样，我觉得大家都是做学校工作，语言更相通一些，也更能相互理解一些。（十三）、如何处理和平衡来自导师或者长辈的压力或者期待？颜宁：又有提问，一个是比较焦虑的问题，各位老师在安排自己职业家庭节奏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和平衡来自导师或者长辈的压力或者期待？这是一个社会问题的缩影。我们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类似讨论。董欣年：我想说说两句，像我的实验室，任何组织的活动、开组会，都不会在工作范围之外，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是过来的人，我们也希望我们下面的人能够努力工作，但是在学校里面应该有这样的规定，组会还有必须参加的会议，不应该在下班之外的时间，因为有些时候有些孩子家长要去接孩子。颜宁：欣年说作为一个导师，特别是自己是过来人，不是多年媳妇熬成婆之后变本加厉还回去，如何考虑到这些问题，就是你如何意识到这些问题然后解决这些问题，自己作为一个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人，也要有意识考虑到这些。董欣年：作为一个导师，你应该理解下面的人，虽然你很希望下面的人能够努力工作，但是他努力工作应该是自愿的，不是你强迫他这样做。所以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我们开组会或者任何讨论，这些都在9点到5点的工作时间内，我不会在星期六开组会或者过节的时候开组会，或要求下面的人要在他法律上工作时间以外来工作，形成很大的压力。这个是作为一个导师可以做到的事情，你希望下面的人努力工作或者是加班加点，都是他自愿的，并不是你强迫他做的。人为自己做事情，为自己的兴趣做，他的动力比你压他来做要好很多。王小凡：我也老说这个事情，科研是个脑力劳动，因为我做过工人所以我知道这和工人还是不一样的，工人的话你上班，开了机床就出产品。但是我们这一行，如果给他掐点，反倒是被动的，他并不是很主动去想，我常常说在浪费你的钱，给你做的实验都是白费了，因为他不好好想，这个事情一定是他自己要做的事情。对下面的人都是有一个大概了解，每个人的想法和他的能力，要结合起来来培养他。最终还是帮助他实现他想做的事，什么事情都是不能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我下面的人一定要干什么。我们做PhD，最重要的是能够给他一个分析性思考的能力，这在每行每业都非常重要，特别是加上他有批判性思维，对什么事情都问所以然，做什么事情都是有科学根据，将来他做别的事情也会做的很好。我在美国这儿毕业了30个研究生，算是比较多的，做什么的都有，做教授的、做律师的、做分析的，有的又学医的，自己又读了MD，非常喜欢医学方面，觉得没有医生方面的训练不行，我都是鼓励他们，你愿意做的话，把自己的想法落实，你就找到了想做的事情。最终我能给你的，你做什么事情都是有根有据，有分析。最后到了新的行业，别人是会欣赏你。所以PhD不是把大家都培养成PI，也不可能，每个人能力、性格都不一样。我就是这样的想法。（十四）、新人发问：如何独立开展科研实验室的规划及安排李文斐：如果自己新开始实验室的话，要不要给学生规定在实验室工作的时间段？颜宁：我自己觉得做科研很有趣，回过头看就算我当时的挣扎，我遇到很多挫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回头看一点不比做出成果的成就感差，我始终认为做科研是挺有趣的一件事情，我希望学生们也能感受到这种乐趣。当然作为老师有一些小技巧，我经常跟学生说的就是你去鼓励他的其他同学，整天夸其他人，激将法，比批评人好多了，比如说文斐，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种是很打击人的，但是如果说，文斐你知道吗，张哲可厉害了，张哲怎么怎么样。我的童年阴影又回来了，这个很管用，而且屡试不爽。翟季冬：现在做老师，经常遇到一些困难，我还是想换位思考，我们都是从学生过来再当老师，有时候也站在学生角度，很多事情如果经常反过来站在学生角度思考就会想到比较好的办法。颜宁：我也当了十几年的老师，我一直是两个原则，第一我能给人多发钱我一定不少发，我的原则是你读了研究生就该生活自理了，你的经费拿过来，只要能开展公费，让他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很重要。第二，让他体会到做科研的乐趣，而不是把他们当成你的劳力。到我这个年纪，中等阶段，就已经觉得在我是专注在做科研成果、发文章，和我培养的人。现在大家都知道，我经常说我的“晒娃”，就比如说，像闫浈、建平他们做出来的成果，我觉得比我自己做的成就感都高，这就是一种传承，大家都是这种心态下，我觉得实验室的气氛也会很好。宋丹丹：我回想这个问题，我觉得自己更多来自导师或者长辈的都是支持，尤其是很多时候大家遇到问题能够坦诚沟通，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自己遇到的困难或者自己有想法就坦诚的交流和沟通，更多大家都会支持你的想法和行为。包括现在我带自己的学生，大家可能会评价是比较不错的一个老师。很多时候育人是作为导师来讲一个比较重要的方向，我会比较多的和学生沟通他自己想法，从各种方面支持他的行为。从学生角度来讲，有时候可能觉得不好意思讲或者觉得导师安排下来的事情就一定要去做，但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能够很清楚的表达出来去沟通其实是比较好的方式。张哲：我觉得不管是读博士期间还是博后期间，首先多跟导师沟通，保证和导师的想法和目标是一致的候选人，比如在读博士期间你会告诉导师你自己的职业规划和想法，也许你想去工作，也许想去企业，也许想去政府，但是导师因为只是在学术圈子，他可能对你认定的学术规划就是将来做博后或者继续做讲师、做科研，所以他的课题匹配和对你未来规划上是按这个方向来做的，但因为没有和导师之间沟通好，你们相互之间会产生误解，这样额外给你带来压力，不如你在一开始告诉他你的想法，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会减少很多日后的困难。李文斐：小凡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比如我们这种刚刚要成立实验室的肯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我们在规定时间内，比如五年内必须拿到一定科研成果，所以我们招人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倾向于招比较喜欢科研或者有意愿成为PI或者做博后的学生呢？王小凡：研究生这一行本身也是挺苦的职业，有的人没有热情，常常进我实验室的人，我要是发现他做科研不是为职业，他是要有兴趣、好奇心和热情，有这些才能真正主动做，如果当成一个职业，实际上很不划算，读好几年挺苦，又不感兴趣，如果两三年发现了这样，早发现这一点转行是对的，没有必要拖下去，拖四五年以后最多只能帮助他把学位拿到，要不然不好办，所以招人要发现这个人是不是真正对科研有兴趣。实验室刚开可能要有长期和短期战略，长期肯定是盯住某些重大问题去做，不见得这几年能做出来，所以要有一些短期的题目，你觉得比较靠谱，出来的东西起码大家会感兴趣，因为你要证明，第一，你能不能独立，很多人在担心，过了三四年还没有出东西，说这个人过去的文章都是导师给指导的，所以你要出个东西，但不能够出一个很一般的东西，觉得这个人的水平有问题，但又不能盯住，我一定能解决这个领域的大问题。国内我们觉得人数相对比在美国的实验室一下子能多一些，因为学生相对便宜，所以我们基本建议一半人做比较靠谱的，一半人去探索你认为该做的东西，甚至导师都没有敢做的东西。还有两类科研人员，每个人有不同的能力和性格，我们可以大概的分成两类，有一种他是有条不紊的，他做什么事，有板有眼，这种人一定放在短期的科研题目，你知道这个事儿大概能成，甚至你已经知道结果，中间要把它填补起来。还有一种人他老在探索，常常过了两三年或者两次组会后他又做别的东西了，这种人一定需要，他老是探索，他想法多，但是有时候要他毕业还得把他拉回来或者和另一个有板有眼的人一起合作，人如果用错了也麻烦，你把有板有眼的人放在这让他去探索，整天撞墙，他就不断来找你，我下一步该做什么。另外一个人家完成已经知道的结果，但他不能把每一步填补，最后别人的文章发出来，我同样的想法我没做完，所以这些一开始都要想到。人是最重要的，挑对了人、用对了人，是将来成功的基础。颜宁：我是觉得我在招实验室任何一个人的时候都要面试，面试时有种神奇的第六感能感觉出和这个人能否合得来，有化学反应。有时候你说不清楚，不一定是说这个人聪明与否，但有些时候我一面是就觉得这个人感觉不对，我清华的朋友们都说我的第六感特别灵，好几个我说这个人有问题，他们有些不信邪，招了之后真的会出问题。所以一定要自己亲自去面试，我现在不太喜欢Zoom面试人，有些感受是在Zoom上体会不到的。实验室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一定要手把手把他们的技术基础打好，我记得我本科生的时候有个师兄给我们开玩笑，说你进一个实验室，你看一个人他在战战兢兢一天做一点实验还错误百出，这人可能是个本科生；但是一个人在那儿做的挺用功的，成功率挺高，这个人可能是研究生。你看那个人稀里糊涂，看起来好像特别粗犷，但是结果出的都很好，这个人可能就是训练有素了。现在回头想想他这么说的是为了夸自己。另外一方面就是生物里面的细节是很多的，很多时候做实验如果不注意的话，可能一点小事就功亏一篑，特别是有些时候他方法论还没有学到的时候，他就乱做一气，你觉得很用功，他可能最后走的都是弯路，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给学生提供非常好的训练。我最开始手把手教出第一届，我后面会把大四和大三的学生进行团队协助，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保证了一方面你始终有人在技术上帮你把关，另一方面当他们作为团队在做事情的时候可以互相讨论、可以互相抱怨，会有人分享，不会无助。为什么不同年级的呢？通常我们项目做的是长期项目课题，在资深的走了以后年轻的又可以接手来保证课题的延续性，这个过去在我的实验室一直这样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仅供参考，当然不同领域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问题，刚才你说找老板什么的，我忽然想起一条。我回清华不久，我的实验室至少没有人当面说我是老板，背后大家说起我也是颜老师，或者有一些是管我叫小师父。我觉得我们要摆正心态，你的学生不是给你打工的，不是你的劳力，他是你的学生，喊老板这种心态本身就是不对的，所以我在组会上说过几次，这样称呼是禁止的，慢慢大家就习惯了。一个称呼的区别会导致你的心态不一样。我们某种程度上还是要以老师自居，这里面是一个责任。一方面年轻PI，可能有出成果的压力，另一方面你要始终记住，你既是科学家，也是个老师。时间久了，你自己看到桃李满天下的时候，那种成就感跟自己出成果是一样的，包括小凡说的可以在各个领域做的很好的时候，你都有点与有荣焉。（十五）、农村女孩的希望之路颜宁：还有一个提问，我是来自农村单亲家庭女孩子，几代人就出了我一个大学生，我学习生物系也不是大家期望的为了适应就业的专业，在农村大家想当然的觉得女孩子应该早点嫁人、相夫教子，生活在这种环境下我应该怎么处理环境对我的影响呢？这感觉又是一个社会话题，也会讨论比较多的。不知道劝人勇敢是不是叫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经常是这么说，我自己还好，但是我有些时候可能给学生出的馊主意，当家长怎么样的时候，特别是这位说你是家里的唯一大学生，教育程度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智慧水平，但是你走出农村，见识过这个世界，至少你的眼界是开阔的，思维是受到训练的，我觉得应该更自信一点。有些时候我跟我爸妈吵架，如果我从一开始就听你们的，不就是重复你们的路了吗？那不就是没上过大学吗？这很气人，开玩笑才这么说。就是说你要足够自信，慢慢树立起你自己的权威。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叫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今天这个谈话，我感觉收集过来的几十个问题，上百个问题，当时我们编辑们也开玩笑说，浓浓的焦虑感扑面而来，但是当我把它们提出来，听大家回答的时候又觉得大家在举重若轻，什么都不是事儿。正好因为大家都有这么一种心态，反而可以走到今天，回头看觉得我虽然有些挫折，也有很艰难的时候，但是也挺顺利，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应该意识到一个非常客观的问题。（十六）、终极发问：曾经优秀的女学生去哪里了？颜宁：最后我们有一个祖传问题，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或者关注过，我们现在这个阶段，过去十几年，当你在面试研究生的时候，特别是生物专业，不知道计算机专业怎么样，我在面试研究生的时候，女孩子比男孩子的比例高得多，面试她的成绩特别好，作为第一作者发文章，女孩子和男孩子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越往上到了做PI阶段，我们说“剪刀形”阶段，最开始没什么区别，但是在事业的越资深阶段，从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院士等等，你就发现女性的比例越来越低，男性比例越来越高。这个问题每次论坛都会提到，都会讨论。大家觉得这里的成因何在？以及有些什么措施是我们自己可以努力的？我们可以要求我们的学校、我们机构去努力的？我们要求社会努力的。特别是小凡在这儿，小凡非常热心，特别是帮国内呼吁很多事情，向基金委、科技部呼吁事情，大家有什么想法？我们这次都是认真的有问题提出来，觉得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我们也提出来。宋丹丹：我补充一下计算机领域的状况，计算机领域一直都是男性比例相对比较高的专业，我们当年的本科班里男女生比例是5：1，曾经有几届甚至出现过11：1。其实这一直是男性工作者和学生比较多的群体，但是从整体发展来讲，至少我身边的这些从事计算机相关工作的女性同学，其实在自己的专业发展上都是做的不错，都在自己的领域能有一定的影响力或者有一定的积累。包括我的学生，我自己的团队里女生比例相对比较高一点，可能也是因为我是女老师，是个正相关的。从职业发展来讲，计算机领域来讲很多时候还是会有一些职位或者一些机会，大家更照顾女性人员，包括有一些评奖，其实可能很多男士也会觉得女性做到相关的程度反倒是更不容易，所以有些情况会给予更多的支持，这个是比较好的方面。但是确实像颜宁老师所说的目前的状况，到后期女性越来越少，尤其做到比较高精尖的状态。在计算机领域其实是有一些女性做的非常好的，也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另一方面，更多的像小凡老师说的，很多时候是大家一个心态，你是不是去争取这样的一些机会。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性格的原因，比如很多男性会更具竞争意识，他会主动争取更多的机会。女性的性格决定了她更多比较含蓄、内敛一些。这可能是一个社会要逐渐去发展，能有更多女性的声音，像颜宁老师这样为大家主动争取一些权益，发出一些声音，这是一个向好的过程。翟季冬：我的这个实验室里有十几个同学，之前都是男生，我们这个方向是计算机里面比较偏系统，不是女生特别爱选的专业，丹丹他们这个方向反而女生多一些，我今年招了第一个女生，现在是大四，这个女生做的非常好，她从大二在我这儿里开始实习，清华计算机系本身女生很少，一个班级就是三四个女生，这个女生非常厉害，她在整个年级排第一，尤其在清华计算机系有很多奥赛金牌保送，高中就学过很多计算机编程的学生，前两天她拿到清华本科的特奖，她特奖我也去参加了，听她说她大一的时候有的课程也学的很艰难，但是她很拼，整个系这么多人，她一直很努力，她本身是年级前几名，绩点也一直上升，最后是年级第一。她保研的前一两天我还和她当面聊了一次，我说正好我今年可以招一个硕士和一个博士，我问她你想选什么，她非常坚定的和我说她想读博士，我说如果你读博士我也会非常支持你，因为本身计算机系愿意做这个方向的女生很少，而且她又非常坚定的想读博士，从做老师角度我还是会很支持，能愿意投身科研确实也非常非常不容易。李文斐：小凡老师还有季冬老师说的，女性可能保守一些，如果觉得不是百分之百把握，可能会更试一些相对比较稳定的工作或者机会，这可能是导致“剪刀形”的一个原因。颜宁：几位女同胞在自省，大家不要妄自菲薄，从能力角度来说，个体之间的差异要大于性别之间的系统差异，大家确实没有必要自己先把自己吓退了。为什么我们搞女科学家论坛或者介绍优秀女科学家，本身就是在告诉你有人走过这条路，没什么可怕的，就像我们今天听到这么多嘉宾在讲她们的艰难和成就的时候，真的是等你走过了回头看时也不过如此。另一方面我还是想说，有些时候当你意识到确实有一些系统性的，需要对女性提供的帮助的时候，就应该大声说出来，并且是团结一批人说出来，并不只是团结女性，也团结周围的同事。很多时候只是因为固定思维模式，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个问题。反而你说出来，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它可能只是小小的一件事情，但是造成的进步是绝大的，所以我们每年搞这个论坛也是不断呼吁大家提出问题，呼吁大家意识到这些问题，然后再去解决问题。这就是我们论坛的初衷。（十七）、说在最后颜宁：谢谢各位，我们到了论坛尾声，请每位嘉宾和大家说一句话作别。李文斐：我想对一些女性科学家或者科研工作者说，相信你自己你肯定可以的，家庭和事业并不冲突，它们是可以完全融在一起的。董欣年：我们都说了很多困难，在这条路上的困难。实际上做科学家是个特别高兴的事，尤其你是一个总是喜欢学新东西的人，这条路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条路，我们平时教学生，从学生那儿吸取很多的青春的力量，你是教学生，但实际上从学生学很多的新东西，我们夏天的时候有机会出去旅行，去看世界。另外像我们今天坐在这儿三个小时，一起谈我们的生活、谈我们的理想、谈我们过去的经历，这都是非常高兴的事情。人家说你为什么做科学家？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可以和我志同道合，而且和我一样特别希望学知识的人在一起，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人，不管男性女性，做科学家，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王小凡：我完全赞成欣年讲的。别人也问过我，如果你有机会，假设说能够再选择你要做什么。我说我还是选择做这一行，做科学家这一行最大的好处是你的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里，你想做什么东西，你发现什么东西，基本都是你主动做的，当然你有同行评价，拿项目课题和写文章。但是其他所有的职业几乎都是有某个人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你做大学校长，有校董会告诉你怎么样做。但是在美国做终身教授没有人再告诉你，你在干你该做的事情，包括教学，剩下的科研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发展，我这样选对了一定会找到基金的支持并找到人来做，这样一来可以实现并满足自己很多好奇心。对于这个职业，我们有一个同学的妻子老说，我要有机会再有一辈子，我一定会做你们这样的人，因为你们太自在了。你们做的东西就是你们自己想做的，有那么多的自由。实际上我们从时间上也有有自由，只要把课教完了，系主任不会管你去哪儿了。所以这一行只要认准了，自己非常喜欢，肯定会碰到困难，哪一行职业做好没有困难，当医生、当律师、做行政，哪个方面要做好一定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不是科学家特有的。实际上我们的乐趣，我觉得可能比其他很多职业更高，如果再让我选一次，我还会选这一行。吴建平：我想说，代表男同胞们，我首先非常认同小凡老师说的做科研特别的自由、特别的享受，时间上以及自己做的东西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做决定。除了要做好自己的事业之外，我希望男同胞们对自己的另一半有更多的支持，其实有时候两个人因为事业发展阶段势必会有一些冲突，有时候也不仅仅是需要女方去为自己去牺牲，男方也可以为女方做一定的牺牲，包括张哲拿到很好的录用通知因为另一半的原因就选择另一个学校，，但是回过头看也没有什么后悔的，这样两个人在一起能够更好的发展是最好的。闫浈：不要畏惧还没有到来的可能存在的困难，因为明天有可能是困难，也可能有惊喜，所以就做好今天的事情就可以了。张哲：这回提的很多问题都是有满满的焦虑感，还有一个词现在也特别热，叫做“内卷化”，感觉整个系统的竞争已经向内收缩，压力越来越大。我自己在不同阶段也有这样那样的压力，我还是想对年轻朋友们说，这些压力回过头看的时候都不算什么，而且也不要限定自己的人生。咱们社会和整个世界是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多元，你的人生不是一种样子，很多学生生物的将来可能去说脱口秀、网红、代购，其实选择各种各样，不要因为社会或者自己自我限定了自我生活，给自己特别多额外压力，给自己更多的选择，让自己压力小一些。就是这样。宋丹丹：我想的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包括你们自己的经历，你的想法和对社会的定位都是不同的，包括我自己的学生我也会鼓励大家，更多找到自己在社会上的价值和定位，都是有自己很好的价值的，重要的是找到适合你的位置和适合你自己的生活。所以不管是自己职业的定位是怎么样的，要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状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都能活出比较精彩的人生。翟季冬：做科研的确是蛮有乐趣的，它可以探索未知，满足你的好奇心。回到今天论坛的主题，我刚才一直在思考，其实我们都是科研伉俪，很多事情只要两个人多沟通、多讨论，其实办法总是会比困难多。谢谢。颜宁：谢谢大家，今天时间过的飞快，不知不觉将近三个小时过去了，和大家聊的也非常开心。刚刚大家的总结不仅说了我们的关键词，这里既有女性科学家如何，还有伉俪彼此之间互相沟通、配合，还落脚到科研上，我也是科研工作者，包括张哲、丹丹你们还抢了我的台词，因为我也想说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世也就是百多十年，现在寿命长了也不过是百年。我经常想我作为人类的一员能替人类留下点什么东西，而对我一个资质平平没什么特长的人来说，做科研反而是提供了一个捷径，我可以发现一些东西，做科学家，你做出新发现的机率还是要大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做科研让我觉得很幸福，就是一种价值的体现。谢谢大家！大家真的是志同道合，很多话题说起来都是心有戚戚焉。四、结束语颜宁：最后再次感谢各位嘉宾抽出三小时参加这次论坛，最重要的是要感谢未来论坛还有返朴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技术支持以及组织这次会议。谢谢大家，我们明年论坛再见！

高考结束后很多考生开始勉励的一个问题就是报志愿了，其实目前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报志愿他们真的是什么也不懂。全国大部分考生在报志愿的时候只是通过自己分数随意报的学校，因为他们自己完全不懂，如果请专家帮忙报还需要花费大的价钱，有的考生本科分数考的不错，就是因为志愿没有报好，结果没有被录取或者进入了一所分数较低的学校。所以，高考报志愿非常重要。有的同学说，高考志愿是先选择专业还是先选择学校，今天我们就一起说一说这件事。先选学校有的同学问道，高考报志愿的时候不知道是先选择学校还是先选择专业，可能好学校的好专业分数要求太高，自己分数达不到。我的答案非常明确先选择学校，为什么？首先，好学校一般地理位置比较优越，比如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如果你到了大城市的学校，无论你的专业是不是很热门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可以在大城市开拓眼界，结识一些非常厉害的“牛人”，这些资源是在一般的二三线城市没有的；其次，很多同学在找工作的时候发现其实自己做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与自己的专业并不相关，而且用人单位在看的简历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你的学校，然后才是你的专业，比如单位是985硬性标准，它不管你是什么专业的；最后，好专业其实并没有多大用处，比如让你选一个清华大学最冷门的专业，和一个普通大学最热门的专业，很多同学都会选择清华，因为教育资源存在巨大差异。一个好的学校可以决定你的未来其实小编当时高考完再选择专业的时候并没有人给我指导，我当时一度认为选择一个好的专业无论从哪个学校出来靠的都是技术。但是上了大学，乃至现在读研我才发现，自己想法是错误的。其实目前国家的教育发展还是注重对学校的培养，而专业次之，其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我一个舍友被导师派到北大学习，先说北大大食堂，国家每年给北大同学关于食宿方面的补助就非常对，我同学想要办一张北大的饭卡都非常难，需要考试考到95分以上才行，而且步骤非常繁琐。想想仅仅就是一张北大的饭卡都这么难办，可以看出北大的学生在享受着很多的政策优惠，地理位置的优越，国家的投入，实验器材的完善程度都是很多大学比不上的。但是，这和的专业没有任何关系，只要你能在北大，不管什么专业你都是北大的学生。看重出身其实现在无论你是读研还是读博后出来找工作，有很多用人单位看的不是你的最终学历，而是你的第一学历。有很多同学在选择本科的时候也是不懂，选择了一个一般的学校但是比较好的专业，后来发现自己的想法是错的，于是开始考名校，而且还是跨专业考的。好不容易考到了一个名校的硕士，但是在找工作的时候，人家看的是第一学历，而且看的不是你的专业而是你的学校。同学们，现在在很多情况下，你的“出身”真的非常重要，一个好的学校要比一个好的专业重要的多。我认为好学校比好专业重要太多，你们认为呢？

在《80年代我们怎样读大学——访科大著名校友朱学良 | 熊卫民访谈》中，朱学良研究员回忆了在科大勤勉读书、筚路蓝缕做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岁月。在接下来这部分谈话中，他回顾了自己后来留学美国又毅然归国，先在大学然后在研究所从事科研和管理工作的经历，包括他所亲历的PI制最早在中国试点的经过。从这些经历出发，他比较和分析了中美的科研文化、科研主力等，对限制中国科学进一步成长的瓶颈作了深入反思。受访人 | 朱学良访谈人 | 熊卫民整理人 | 任安波、熊卫民[1]访谈时间：2017年12月28日访谈地点：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受访人朱学良，1963年生于云南楚雄，198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生物系，1988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0年底赴美国，以联合培养方式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健康科学中心完成博士论文，1994年底回到科大，1995年获博士学位。同年成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的博士后并任课题组长。1997年被聘为副研究员、研究组长，1999年晋升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同年转入中科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2000年后并入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以后又历任所长助理、副所长、所学位委员会主席、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细胞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细胞生物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图1 朱学良和熊卫民 | 2017年12月28日摄联合培养 赴美访学熊：您当年出国，是通过学校的政策还是通过联合培养项目？朱：应该说还是出于系里几位老师对我的器重。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也想过考TOFEL、GRE出去，因为很多同学都在做这件事，但考虑到参加这样的考试需要美元，对家里来说是一笔负担，就没有做。硕士毕业留校之后，徐洵老师想培养我，就跟中国科学院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细胞所”）的郭礼和[2]研究员和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李文华（Lee, Wen-Hwa）教授说好，三方联合培养我。因为科大生物系还没有博士点，所以我算是细胞所的在职博士。档案什么的在科大，细胞所负责授学位，具体到美国去培养，用的是这种方式。熊：所以您并没有在细胞所上课？朱：完全没有。我作为郭礼和老师的弟子，却从没为他干过一天活，对此我非常感激郭老师的宽容大度。因为是联合培养，我在美国也不算学生，而算访问学者，那边给了我一个技术员的身份，让我在那里做毕业论文，同时承担一些实验室职责，譬如为同事们合成DNA引物。熊：那您在美国的经费来源是？朱：我算是自费公派，学校并不提供任何费用。李文华教授给我发工资，一个月1600美元，相比公派留学国家给的七八百美元，还是很不错的。科大生物系也还继续给我发工资——那时候的工资很少，我离开前一个月大概就是七八十块钱。熊：回来再补发工资，还是一直不间断地发？朱：每个月都发，一直发。我特别感激徐老师。我去美国的机票钱是徐老师帮我垫的。去美国的头几个月拿不到工资，刚开始的生活费也都是徐老师帮我垫的。图2 徐洵院士（中）和先生罗老师与朱学良2013年在厦门合影 | 朱学良提供熊：请谈谈您在美国的学习和工作情况。朱：刚出国时，我感到了极大的反差。可以进去自由挑选货物的超级市场、车流滚滚的高速公路……许许多多新东西迎面扑来，我几乎什么都没见过，什么都不知道，极端好奇，兴奋得不行。熊：学术上是何情形？朱：刚去的时候，学术上的很多事情也不懂，因为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我们八十年代上学时，教材内容大多比较陈旧，而老师可能也不太了解国际学术前沿，所以没法传授给我们。不懂怎么办？学呗！我们很愿意学。而国外的很多教授也愿意招中国留学生，因为中国留学生特别能吃苦耐劳。回想起来，我那时候真是蛮辛苦的。我已经结婚，太太在科大计算机系工作，她怀孕了，可学校不让她出来，相当于被留作人质。我们跟学校、跟系里沟通了很长时间，又是徐洵、刘兢等老师出面交涉，才终于放我太太出来。我见到我儿子时，他已经快八个月了。我在圣地亚哥时住在离实验室挺远的地方，工作很紧张，还得自己做饭。通常十一二点吃午饭，可因为忙不过来，我有时到下午两点了还吃不上饭。晚上也如此，往往要到晚上十点才能走到家做饭。饿极了在超市买点巧克力、香蕉什么的，出门就往嘴里塞。我现在不太吃香蕉，就是那时吃伤了。晚上凑合着吃点，还得多做一些，充当第二天的午饭，弄完这些，就已经是晚上十一二点了。那时候我很瘦，瘦得皮包骨头。尽管辛苦，但由于对工作、生活中碰到的事情都感到新奇，人总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所以精神状态非常好。熊：您夫人来了之后，就有些照应了。她在美国可有职位？朱：没有，她属全职太太。我先是在UCSD（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大约半年后，李文华教授被聘到德州大学。那里新建了一个研究所，请他做所长，我也就跟他去了。我太太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德克萨斯。我们和几个同事住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整个一荒郊野外，就那么几套公寓，周围没有人家。我们是该地第一批住户，进出都很不方便。刚去的时候我没有车，要买什么东西，得找有车的同事带我去。我想少麻烦一点别人，所以半个多月才出去买个菜什么的。通常要到冰箱里的蔬菜都吃光或烂光了，基本没什么东西可吃了，才会请有车的同事带我去买点东西。我后来买了辆二手车，抽空学开车，并考了驾照，等我太太和孩子来了之后，情况就好多了，增加很多乐趣。我工作很忙，孩子是在旷野里玩大的。那里春夏鲜花烂漫，秋冬遍野的仙人掌上立着红红的果实，到处落橡树籽；时常能碰到鹿、浣熊、犰狳、负鼠什么的。孩子很开心，但太太就寂寞了，还得为孩子提防郊狼（coyote）、响尾蛇、蝎子、火蚁（fire-ant）等危险动物。所以太太也非常不容易，为家庭付出了很多。图3 朱学良的孩子在美国住所旁的荒野里玩耍 | 摄于1993年，朱学良提供熊：您在美国主要是做什么研究？朱：我在美国的导师李文华先生是第一个肿瘤抑制基因Rb的克隆者，当时非常出名，是UCSD最年轻的教授。关于肿瘤，更早发现的是癌基因，它们能引起肿瘤，但对于治疗肿瘤和癌症用处不大。肿瘤抑制基因，顾名思义，就是说放到肿瘤细胞中后有可能把肿瘤给抑制住，所以那时国际学术界非常看好这方面的工作，当然现在发现情况并不那么简单。我参与的是Rb抑癌机理的研究工作。李老师让博士后单倍做师傅带我寻找并克隆Rb的结合蛋白基因。经过努力，我们筛选到了重要的转录因子E2F1，只是投稿比其他组稍晚，而按主编要求连夜补做的实验又未成功，这篇论文很遗憾最终未能进入Cell。我自己的主要精力则集中在我们筛选到的其它的Rb结合蛋白上，最后锁定一个李老师取名Mitosin的蛋白质。我对它很感兴趣，尤其是它在细胞有丝分裂期出现的星空般的免疫荧光让我着迷，每个细胞中荧光点的排布和明暗都不一样，吸引着我长时间在显微镜下观察、拍照。但这个蛋白质的分子量很大，推测其cDNA有一万多个碱基对。在当时克隆这么长的基因是相当费力的事，需要一遍遍筛选不同的cDNA文库，测序并逐渐拼接出更长的片段，花了我很多时间。图4 李文华教授（左3）、单倍博士（左1）和朱学良（右2）及同事 | 朱学良提供熊：您的研究是不是很快就上路了？朱：开始还是很顺利的，但后来有些曲折。有段时间我跟李老师之间有点隔阂。在国内，老师对学生很关心、体谅。可当时感觉“老板”只对工作感兴趣，与我从小受到的社会主义教育形成反差，思想上有些反弹，与文华的沟通渐少。不巧又有人嚼舌，让他很恼火，想让我离开。我想，我还没发表第一作者文章，就这么回去，怎么能拿到学位呢？就到其它学校找工作。找到工作后，我向李老师辞行。既然要走了嘛，就跟他面对面把一些事情给说开了。然后大家发现其实有很多是误会，他对我有误解，我对他也有误解。李老师希望我还是留下来把工作完成，而我也希望拿到学位。所以，我留了下来，直至完成主要工作[3]。后来碰到实验室来的人，才听说李老师在我走后夸了我很多年。最夸张的说法是我把他实验室的《分子克隆》（Molecular cloning）这套书都翻烂了！熊：两种差别很大的文化在一起，难免会生出一些误会。在美国期间，您主要有哪些收获呢？朱：主要有两方面的收获。首先是科研能力的提高，论科研水平，美国和国内反差太大了。我在美国学了很多科学方面的新知识、新方法，收益很大。我通过对mitosin（分裂激素）的研究进入了细胞生物学领域，而且鬼使神差的是，这个蛋白质就定位在硕士时曾想做的染色体着丝点上！其次，在美国期间，工作时我拼命工作，空闲时我利用各种机会去了解美国。我对美国文化有很多体验，虽只待了短短四年，但相信比不少待得更久的留学生，对美国有更深的了解。我对美国社会，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有了较深的了解，与国内相比较，产生过很多思考。这对三十刚出头的我而言，是重要的经历和经验。譬如我后来作为研究生导师和履行各种行政职责时，人性化成了我处理事务的基本原则。此外，成天与大自然为伴、又受到同事朋友们喜爱的儿子（他在那里的名气比我还大）养成了健康的体格和随和、阳光的性格，这对他以后的成长有很大帮助。太太虽然没有工作，但平时的耳濡目染使她积累了国外实验室布局和管理等方面的见识，回国后在多个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图5 1994年回国前的朱学良太太和孩子 | 朱学良提供毅然决然归国熊：作为美国名师的弟子，您当年有很多选择机会吧？选择回国时您有哪些考量？朱：是的，我有选择机会，可我还是一门心思要回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师长们的感召。我们系有那么多的好老师，他们一心一意待我，费了好多力送我出来深造，如果我不回去，那就辜负了他们。第二，我觉得自己应当回报国家。我的家庭条件比较差，靠助学金上的大学。每月二十一块五，我记得很清楚。熊：二十一块五是什么概念？朱：就是吃饭不需要花家里的钱，节约点的话一般的日用品还买得起。所以从上大学起我就基本不向家里要生活费。国家资助了我，我一直是挺感激的。熊：当时助学金是普遍的吗？朱：比较普遍。我拿的是最高的甲级，乙级好像是每月十五块。并不需要评选，也不是根据成绩，而是根据你的家庭收入情况。我爸工资只有三十几块，我妈又是家庭妇女，家庭比较贫困，学校就给了我最高的助学金。我觉得这些是需要报答的。熊：九十年代前期，留学生归国的还很少吧？朱：是的。当时周围的华人朋友没人赞同我们回国，而且不少人把国内想得很可怕，都劝我们留下。但大家也都把这看成件大事，光欢送会就开了两次。那个时候，在国外完成博士论文回来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在科大生物系，我很可能是第一个回来的。然后有廖侃[4]，他更正宗，不但在国外拿了博士学位，还做了博士后，然后才回来。他之回来，更是系里的一件大事。熊：您是哪一年回国的？朱：1994年底。第二年5月我到细胞所来答辩，然后就拿到了博士学位。拿不到院里批准的设备熊：回国之后，您是不是很受重视？实际情况跟预期有没有反差？朱：有反差，觉得学校并没有重视我。系里是重视的，可系里没什么资源，而掌控了资源的学校对我们并没有特别的重视。熊：回国之初，您打算做什么研究？朱：继续做细胞有丝分裂机理的研究。做博士论文期间，我有一些想法，很想接着博士论文的工作，继续往后做，并希望立即开展，否则，别人也会跟上，新意也就没了。研究有丝分裂必须用到荧光显微镜。系里当时还没有能用的荧光显微镜。当时中国科学院有一个（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该局的老局长……熊：王贵海？朱：对，王贵海。因为当时回来人很少，有一次王局长来科大时专门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需求。我说需要一台荧光显微镜，没有这个设备，我的工作无法开展。王局长说：“好，我给你批一台！”我挺感激。可后来我一直没能拿到买这个显微镜的经费。系里的领导也积极帮助沟通，但学校的答复是，尽管王局长给你批了一台荧光显微镜，但按现行的财务制度，生物局并不能直接给你钱，而是要从科学院或生物局给科大买设备的钱中分一块出来给你，可这些钱早已经各有所属了。我一听就傻眼了。熊：您有没有向王局长反映，说没能收到他批准的设备呢？朱：没有。我不擅长这种事。而且，当时我没有他的电话。后来碰到他时说起这件事，他也表示很无奈。图6 朱学良和他离不开的荧光显微镜 | 摄于2009年，朱学良提供调往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熊：难以开展工作，那怎么办呢？朱：刚好这时中国科学院要改革，在上海脑研究所的地方成立生命科学研究中心[5]（以下简称“生命中心”）作为试点。在以前的制度下，职工是组织分配到实验室来干活的。作为研究员、实验室主任，你可能指挥不动下面的职工，因为你没有用人权，不能解雇他，你也没有财权，不能影响他们的收入。为了发挥年轻人的作用，中国科学院决定在这里试行PI（Principal Investigator，项目负责人）制。你是PI，你负责这个实验室。你有用人权，想用谁就用谁，不想用谁就不用谁，你可以给实验室的职工开不同的工资。为什么在脑所这个地方建呢？因为脑所当时萎缩得厉害，出国的人不回来，又招不到新人，所以在脑所内腾了一些空间建生命中心。生命中心成立、建设一段时间后，开始到处招人[6]。1995年有一次在上海开学术会议，我应邀参加。生命中心就带我们去参观，看他们的设备，有多少种显微镜等，还说别的条件也很优厚，然后对我说，这里缺人，希望你来。他们肯定也跟别的一些人说了。不久，廖侃就决定过来，到生命中心建立一个研究组。这让我也动心，因为我想把研究开展起来。但我的情况跟廖侃的有一定的区别。廖侃在美国做过博士后，完全符合生命中心研究组组长的要求，他们聘廖侃做研究员没有问题。而我，刚刚拿到PhD，资历还比较浅，尚不够资格做研究员和研究组组长。而且，在当时的体制下，调动一个高校教师几乎不可能。但是，也有一个渠道，博士后是随时可以动的。后来，就弄了一个联合方案。这跟裴钢院士有关。当时他刚回国不久。中国科学院和德国马普学会联合在细胞所组建了第一个马普青年科学家小组，引进裴钢任组长，双方都给钱，经费量高达每年一百来万元。裴钢老师对我说，因为生命中心也想双聘他，我要愿意来做博士后，就把我放在生命中心。所以，后来达成了一个协议：我做他的博士后调来上海，生命中心负责提供公寓；太太也借调来帮助建设、管理他的实验室。我办调动手续时，科大人事处的老师还说，只有人来我们这做博士后，从来没听说我们的老师到别的地方做博士后的。各种风言风语。我在细胞所裴钢老师的实验室待了几个月，帮他做了点信号转导方面的研究，然后就去了生命中心。因为我不够资格当研究组组长，中心就让我做课题组长。我基本是独立的，做的是自己的研究课题，尽管裴钢名义上还是我的合作导师。1997年我博士后出站，生命中心就聘我做副研究员，1999年又聘我为研究员。这么一个调动过程，蛮复杂的。廖侃正式办调动在我之后。他的经历进一步表明，当时调动工作是很难的事。紧接着，脑所垮了，新成立神经所[7]，周专[8]也调了过来。短时间之内三个留学归来的年轻人从生物系离开，当时在系里是影响蛮大的事情，对后来的人才引进可能也有负面影响。熊：我曾听滕脉坤教授谈起此事。他倒没有怪罪你们，只是说因为当时系里条件不好，难以开展研究，所以你们离开了[9]。朱：感谢滕老师的理解。其实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我对系里的老师是心存感激的，因为他们给过我很多实实在在的教诲和帮助。譬如鲁润龙老师不仅指导过我的本科和硕士论文，1990年我出国时他还给我做过担保——这是要承担风险的，如果我没回来他要出保金并付出其它代价。关于要不要接受上海方面的邀请，我专门请教过鲁老师。鲁老师给我讲了他自己的经历，然后说：我们从来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领导指挥到哪就到哪，很少站在自己个人的角度来考虑。结果是什么？领导指挥对了当然好，但实际情况往往是领导考虑不周、指挥不当，然后我们也就埋没了。而我们没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对国家也是不利的。反过来，若是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把自己给做强，国家也就会强。他给了我蛮贴心的建议：过分听上层或领导的话，实际是不好的，你们还是应该优先考虑自己的发展。他的忠告促使我下决心去上海。我并不是出于抱怨而离开的。对于生物系，对于科大，我一直心存感激。我相信很多同学也是心存感激的。2015年是我们班毕业30周年，近一半的同学从世界各地返校。大家不仅拜见了当年的老师，还在科大西区生命院大楼旁捐赠了一套石桌椅。图7 参加毕业30周年返校活动的808同学与部分任课老师（前排左起徐耀宗、陈惠然、康连娣、孔令芳、阮迪云、顾月华）和辅导员（王更生）合影 | 朱学良提供图8 返校活动中王程（左一）、何华平（右二）和朱学良（右一）代表808同学到家探望高龄的李振刚老师 | 朱学良提供图9 返校活动后朱学良（左一）和程临钊（左二）代表808同学看望在上海定居的鲁润龙老师和赵师母 | 朱学良提供图10 808返校同学和科大生命院老师一起为捐赠的石桌椅揭幕 | 朱学良提供PI制改革试点熊：中国科学院把改革试点设在上海，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1964年，它就曾设立过上海生物学实验中心；1999年（7月3日），它又成立了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朱：据说有人对建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有抵触，因为它把很多本来可能划拨给研究所的设备购置费放到中心去了。后来建神经所时，生命中心就撤销了，仪器设备都留给了神经所。生命中心撤销后，我来了细胞所，廖侃去了生化所，随即两所就被合并到了一起，成为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下属的生化与细胞所。熊：也就是说，生命中心只存在了几年。当时有几个研究组呢？朱：研究组不多。常驻PI也就五六个：一个冯林音，原脑所的；一个是贺林，后来从外面英国引进回来的，现在是院士；然后就是廖侃和我；还有刘建华，是生化所毕业的。另外还有几个非常驻的，如香港科大的叶玉茹教授。梅林、饶毅、鲁白他们三人建了个实验室，主要是托冯林音在管。熊：你们当时确实有比较大的自主权？朱：是的。在我的组内，人员任用、工资什么的都由我来决定。熊：PI制实验效果如何？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效果应当说不错。几年后中国科学院就下决心在所有研究所都推行PI制。因为试点试完了，生命中心也就解散了。中美科研主力比较熊：PI制是非常重要的改革措施，以后我再向你详细了解。因时间关系，今天我向您请教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在科研和教育方面，美国跟中国大陆有哪些异同？朱：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这次就谈点科研人员构成方面的区别吧。美国的研究所、实验室广泛使用博士后。他们科研能力强，有很强的独立性，所以，很多实验室人都比较少。我们这边则广泛使用研究生。他们需要较长时间的培养才能发挥主要作用，且相对缺乏独立能力，所以，我们的实验室通常人多，但产出效率总体上要低一些。我认为美国的研究生教育是比较细致、系统的。他们的研究生阅读量很大，在写作、口头报告、沟通交流和独立思维能力等方面有系统的训练，研究压力相对较小，学习环境也宽松一些。我们国家的研究生教育要相对粗犷一些。我们所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可算是比较完善的了，有实验室轮转、师生双向选择、开题、转博、导师小组指导研究进展等内容，可我们有几百研究生，教育和培养方面很难做得很细致。学生们也面临很大的科研压力，因为我们的实验室内，博士后很少，绝大多数是研究生，他们发挥了相当于美国博士后的作用。研究生的特点是，他们开始几乎没有科研经验，得一点一滴培养他们。从如何做实验，如何进行科学思考，如何写作这些基本能力教起，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便是好学生，也基本要到高年级之后才逐渐成为比较有经验的研究人员。如果招到基础差或缺乏科研兴趣的学生麻烦就更大，而这种情况又很难避免。招博士后，起码知道他（或她）在博士阶段发表了什么论文，对他（或她）的能力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招研究生，顶多只知道他们来自什么学校，考试成绩如何，而这些不太能反映一个人的能力和动机。我们研究所招到的研究生应该属国内一流的了，可我发现不少新生越来越缺少钻研精神、探索热情和志向，做事缺乏起码的条理、逻辑性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我知道，为了不输在所谓的“起跑线”上，学生们几乎从幼儿园开始就疲于补习、应付繁重的功课，兴趣和好奇心让位给了考分和证书，能力被等同于应试水平。到了像研究生这样的工作阶段，当社会期盼经十几年苦读出道的学生们施展本领、小试牛刀时，却发现不少人已变得兴味索然，或成了低能儿。我认为这是基础教育的失败，并为此非常担忧。本来，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哪怕你把一只小鼠放在陌生环境中，它也会立马到处去探索，更何况人。而且，无论干什么，充满好奇心的人都会有更大的主动性、更强的创造性和更高的做事效率，也能获得更多的乐趣。所以，我认为教育应该是培养兴趣并为好奇心插上解决现实问题的技能的翅膀，而非用单纯的考分和证书来遏制甚至抹杀它们。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不展开讨论了。总之，以研究生，而不是以博士后为主力，这是我们国家在科研方面，至少在生命科学研究方面的一大瓶颈。熊：这确实是个问题。少数好学生成长为有经验的研究人员后，又马上就要毕业离去了。朱：对。早些年毕业的学生基本上都出国做博士后去了，当然近些年在国内找工作的也多了起来。有时候感觉我们培养人才是在为他人做嫁衣。但我个人还是鼓励我的学生出国深造。有人认为我们现在的研究水平不比国外差，没必要出去做博后。即使这句话的前一半有一定的道理，譬如我们所现在的研究水平，肯定高于不少美国高校的实验室，但我还是认为应当出去。去国外，到另一种文化之中，体会另外一个氛围，你会有很多的收获。写文章要用英文，起码你在语言方面能有所提高吧。其它方面，譬如你对另一个国家，对另一种社会制度有深入的体验，这些东西，对一个人的成长而言，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所以我鼓励我的学生出国。不管你准备在国内干什么工作，你都应该先出去。有了较高的见识，你做什么都会受益匪浅。熊：中美两国的科研系统的结构确实有明显区别。朱：根本的差别在于，美国的体制特别重视博士后经历。在美国，不管你准备去做PI还是去公司，博士学位之外通常还要求你有博士后经历。而且，你博士后阶段的工作做得是好是坏，说白了就是你发表论文的水平，跟你能到什么机构、获得什么职位密切相关。因为前途攸关，所以美国的博士后非常用功，真的是在拼命。去美国做博士后的中国人也是如此，业绩决定他们以后在美国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或者回到中国来能不能找到PI职位。所以，博士后阶段是大家最用功的时候。而在我们国家，除PI等职位外，博士后经历对于找工作而言经常是可有可无的，或者并不要求做得很好。你博士毕业就可以在大学里找到一般性的工作，甚至从讲师，偶尔还会从副教授做起，有博后经历就会锦上添花。很多公司招人更不在乎你有没有做过博士后，或做得怎样。因为用人市场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或压力，大家自然也就不做这方面的努力。熊：国内在1980年代就有了博士后制度。早年的情况我没体验过，不太了解，近年来嘛，感觉博士后成了鸡肋。很多人认为，博士后是一种临时工作，只有那些在博士毕业后找不到好工作的人，才在国内做博士后。不少科研教育机构给博士后提供的待遇是很差的。那么差的待遇也能招到人，说明招到的人质量不高。朱：看来不同机构不一样。我也听说一些单位开的条件非常优厚，如博士后的工资可上不封顶，连我们这些PI听了都乍舌。其实在很多地方，包括我们所，博后的待遇都还是不错的，除了十几万甚至更高的年薪外，还能分到公寓住，或另有住房补贴，而博后出站留下来工作倒不能享受住房这样的待遇了，工资也可能下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难以招到优秀的博士后。除了前面提到的因素外，非海归不能做PI或享受特殊人才待遇这类制度，也使得好学生纷纷选择去海外镀金，而不是在国内做博士后。我们国家在移植博士后制度方面是下过大力气的，但是未达到预期目标。正如你所说，现在人们选择在国内机构做博士后，往往是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或者是为了换工作单位。这种人你怎么能指望他做得好呢？所以大家普遍认为博士后不如研究生，与其花那么多钱招博士后，还不如花较少的钱招研究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如果科研的主力军不能逐渐转型成博士后，恐怕就会成为瓶颈，卡住中国科研的发展。熊：可我还是注意到，你们研究组，以及一些别的PI的实验室，近年来也还是发了好多高档次的文章。朱：近年来，我们国家的科研水平确实有大幅提升，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对科研提供了很强的财政支持，与此同时，美国对科研人员的财政支持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阶段。科学方面，甚至任何方面的探索都是这样，财力是第一位的。你要是没有钱，就没法探索。什么是探索？探索就是你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出来。你要是没做出来，钱就砸掉了。如果你没钱去砸，什么时候都选保险的、肯定能做出来的题目，你就不可能，至少是很难做出创新性很强的东西出来。我们国家的科研底子很差，近些年国家富强了，肯对科研砸钱，还把很多PI从国外招了回来，所以整体水平提升很快。但是，我们前面讨论过的瓶颈还在，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它们的效应很可能越来越突出，以致约束我国科研的快速发展。图11 朱学良与其毕业研究生的合影 | 摄于2014年，朱学良提供本文首发于《中国科技史杂志》2018年第4期。标题为《返朴》编者所加。注释[1] 访谈整理人简介：熊卫民，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xiong163@ustc.e.cn。任安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副研究员。基金项目：“生命科学学院院史的编撰与研究”，编号BB2110240046。[2] 郭礼和（1940- ），1964年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生物物理化学系，1968年从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生毕业，1991-2000年任中国科学院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所长。[3] Zhu X, Mancini MA, Chang K-H, Liu C-Y, Chen C-F, Shan B, Jones D, Yang-Feng TL, Lee W-H. Mol Cell Biol 1995, 15: 5017; Zhu X, Chang K-H, He D, Mancini MA, Brinkley WR, Lee W-H. J Biol Chem 1995, 270: 19545.[4] 廖侃（1962- ），1984年毕业于科大生物系，1991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获博士学位，随后在该校任博士后，1994年归国，任科大生物系副教授，1995年10月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1999年7月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5] 1994年11月15日，经过一年的酝酿，中国科学院联合复旦大学、上海医科大学等上海的科研机构成立了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许智宏任中心主任。参见：田彦.周光召院长寄厚望于上海生命科学中心──周光召院长在上海生命科学中心第一次理事会上的讲话 [J].生命科学,1995(2):36-37.[6]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招聘研究组长[J].神州学人,1995(9):46.[7]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于1999年11月27日成立。[8] 周专（1957- ），1984年毕业于同济大学电子仪器专业，1990年从华中理工大学获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学位，然后到德国马普学会、美国华盛顿大学等机构工作多年，1997年到科大生物系工作，1999年到中国科学院神经研究所工作，现为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教授。[9] 熊卫民、高习习.从工农兵学员到教授——滕脉坤教授访谈录.严禁任何形式的媒体未经授权转载和摘编。《返朴》，致力好科普。国际著名物理学家文小刚与生物学家颜宁联袂担任总编，与几十位学者组成的编委会一起，与你共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