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研究杂志

#三大体系#尽管一些国家在政治学学科划分时会受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例如时代关注的热点、意识形态的需要和学者的认知等，都可能导致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应过分，否则会导致学科划分标准的混乱并违背学科的本质特征。总而言之，学科划分要尊重学科划分的基本规律，即按照学科本身的基本特质和内涵来进行划分。学科划分是一种人为构建的类型，是我们认识相关知识的一种必要的方法或工具，其目的在于反映知识的基本类型。但是，为了认识的方便，我们又不得不将具有连续性或相容性的知识进行人为的分隔和分类。具体到比较政治学，我国在学科划分时最早是将其归入政治学理论之中，后来又划归到中外政治制度之中，再后来成为独立的二级学科。这说明，我国的学科划分者认为它应包括理论、制度和某些非制度因素，如政治文化研究。当然，也有人认为，我国将比较政治学列为独立的二级学科是因为考虑中国发展和比较的需要。这也许是中国学科发展的一种思考，也是一直以来我国学科划分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但我认为，学科划分不应将这一因素看得太重，应更看重学科的基本特质或尊重学术规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如果都偏重自己的特殊情况来划分学科，不但各国之间的学科对话会比较困难，而且也会导致认识上的混乱。比较政治与外国政治国外政治学多采用美国的学科划分，将政治学划分为政治学理论、本国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这里的“比较政治”主要是指外国政治和比较政治学的各种理论范式。一些学者所说的“最近几十年来政治学的理论进展主要是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实现的”，就表达了比较政治学应包括“理论”或“比较政治学理论”的含义。而且，现在的外国政治也主要是指多国比较性议题，也有人主张将单个国家的非比较性议题剔除出比较政治学之列。那么，可以将“外国政治”等同于比较政治吗？由此还可进一步，为什么很多“外国政治”从来就没有被划入比较政治学？为什么很多“外国政治”只是个案研究，并没有比较性，但学科划分时仍将它们保留在比较政治学这个学科之中？比较研究或比较政治研究与比较政治学这门学科是一种什么关系？为什么政治学的这门分支学科应该称为“比较政治学”而不是“外国政治”？事实上，主流观点一直将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外国政治”，统计数据也可证实大多数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议题也是如此。我们的学科划分情况也基本如此。然而，基本如此并不等于完全如此。将比较政治学等同于外国政治，早就受到一些知名学者的批判，更重要的是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如果这门学科完全是研究外国政治的话，那么它为什么不称外国政治而称比较政治？这不符合学科命名的一般规律。二是一些理论范式，如政治文化理论、 理性选择理论、 结构主义理论以至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都被看成是属于比较政治学的范畴，而它们显然不是“外国政治”。严格来说，“外国政治”是指外国的现实政治或经验性议题，因此，也就有了比较政治是以研究现实政治为主业的说法。但上述理论范式显然不属于这个范畴，它们只是研究现实政治的理论工具，这与政治学的其他理论没有什么不同。比较政治与方法论有学者认为，“比较政治是政治学中唯一一门以方法论（即比较方法）命名的学科”。这里实际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一是指比较政治学就是研究比较方法的学科，二是指比较政治学是用比较方法对政治现象进行研究的学科。两者都表明，它的内容不仅限于“外国政治”研究。一些学者指出，很多国别研究没有比较， 只是个性研究，并没有比较性；而比较政治应该研究通则式的问题。如果将比较政治学看成是比较方法的学科，显然就将外国政治排除在比较政治学之外，这在字义上符合方法论的学科界定。而如果只要是用比较方法研究政治现象就被认为是属于比较政治学这门学科， 那比较政治学在整个政治学学科中就会无所不在，包括但不仅限于外国政治研究。换言之，只要应用比较方法对政治现象包括政治学理论、本国政治和国际关系进行研究，就都可以看成是比较政治学。将比较政治学看成是一门“方法论”的学科虽然准确揭示了比较政治学的特质，但问题在于无法回应现实中多数研究者把政治议题看成是比较政治学主要内容的观点。而且，这种理解方式可能使政治学等同于比较政治学，从而更难以划分比较政治学的学科边界。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我国的政治学学科中还有一个经常被谈起的问题，即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比较政治学中的“外国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外国政治”有什么不同的问题。从学科划分的实际来看，这首先是一个不同国家的学科划分的标准问题。在美国，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属于一个学科，所以美国的国际政治就是研究国际关系，只不过在不同的高校有不同的称谓。而中国在最初划分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时并没有设立比较政治学，所以国际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替代比较政治学而研究外国政治的。但后来，比较政治学在我国成为政治学中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却没有同时取消或“正名”老的学科划分即国际政治的内涵。这样，矛盾就出现了，人们对国际政治的身份产生了混乱或不同的看法。在现实中，国际政治学科中一些人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也有一些人是研究国别政治的，还有一些人是用比较方法研究外国政治，后者就是人们常说的比较政治。从欧美的情况来看，比较政治有一个从国别政治到比较国别的变化过程，即现在的比较政治多是指对外国政治的比较研究，或者说它不太主张没有比较性的特性研究，主要是对多国同类政治现象的比较研究，而特性国别政治的研究更多是国际政治的研究内容。我国近年来也有这个变化趋势。其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趋向：一种研究国别政治的方向是国际关系，即这些学者的基础是国别政治或对某一国家的研究，但目的是研究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或对策性研究；另一种国别研究则是为了进行政治比较。这样，两者之间还有一个明显的差异，前者的国别政治研究通常是特性或案例性的、描述性和对策性的，有时与国际关系相混合，有时甚至应用国际关系理论进行研究；而后者进行多国政治研究时更侧重于应用比较的理论和方法。从我国的比较政治学学科来看，目前的设置还是较少的。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学校设立了比较政治学这个学科，那它至少是在强调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但实际上也存在国际政治学中多学科混杂的问题。有的学校设立比较政治学学科则主要是一个称谓，是将政治学各分支的不同学科都放在比较政治学中。尽管一些国家在政治学学科划分时会受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例如时代关注的热点、意识形态的需要和学者的认知等，都可能导致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应过分，否则会导致学科划分标准的混乱并违背学科的本质特征。总而言之，学科划分要尊重学科划分的基本规律，即按照学科本身的基本特质和内涵来进行划分。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10日总第1944期 作者：李路曲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令人舒服”的交往原则是非常必要的，在平等的互动中，学友之间才能无所顾忌地陈述内心想法，才可能碰撞出有意思的思想火花。笔者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2018 年9 月读研到现在，已经快一年的时间。读研以来，身边的师友发生了较大调整，笔者处在一个相对生疏的人际环境中，因而在人际交流方面也经历了一个适应和调整期。众所周知，研究生的第一要务是进行“学术研究”，在先辈学人的肩膀之上进行学术创新，这意味着我们的人际关系多偏重于学校等场域。需要指出的是，笔者是社会科学专业的研究生，社会科学研究同文史哲研究类似，其性质迥异于理工科倚仗科研课题团队进行研究的属性，因而在研究生活的人际交流中主要涉及妥善处理与导师和学友之间关系两个方面的内容。与导师之间：主动与靠谱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意味着我们告别了本科阶段“只消费，不生产”的学习阶段，需要我们在了解以往学术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为新知识的积累贡献自己的智慧。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导师之间良好的人际交流不管在日常的学习研究还是在日后的进一步发展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笔者一年来的摸爬滚打，与导师之间关系的妥善处理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从研究生自己的角度来说，是要增强自己学习和交流的主动性；从导师视角来看，则是要做一个做事靠谱、做人踏实稳重的学生。笔者的硕士生导师是复旦国务学院李辉教授，李老师以研究反腐败和廉政建设闻名，平时除了学术研究之外，也承担了一些社会兼职活动，因而较为繁忙。硕士一年级开学初，征询李老师意见并幸运成为其研究生后，笔者便投身于研一的各类研究生课程学习和社会实践中。虽然课业学习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忽略了与导师的交流沟通，这样导致的问题便是在研究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研究设计时间上比较仓促。虽然开题报告顺利通过答辩，但当时的局促仍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笔者当时反思，这类被动局面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在“想象”中预设了导师很忙，自己的一些幼稚想法不应该去打搅导师；另一方面则是笔者对导师的研究议题没有深入的了解，所以觉得同导师的交流更多只是笔者单向的学习，难以令导师也有所启发。认识到这一问题后，笔者首先从期刊网站上下载了导师所有的著作成果，花费了几周时间进行了系统阅读。然后将自己的阅读体悟和存疑之处进行整理，同导师主动通过邮件约定时间后进行请教。不料，与笔者先前预设相反，导师非常热情，也对笔者的阅读想法和部分观点表示赞赏，并告诉笔者“平时多联系，有问题就来找我”。主动的交流和请教，打破了笔者对导师先前存有的刻板印象。从此之后，笔者每个月基本都会主动与导师约时间进行交流，探讨一些最近的阅读体悟、最近做事的想法以及最近思考的问题。从导师的视角而言，学生与导师的交流其实更多体现在做事的过程中。因为在研究生阶段，除了学习之外，导师也可能会分配一些纯粹事务性的工作让学生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对导师繁重任务的一点分担，也是对学生自身在做事能力方面的锻炼。更重要的是，这种被需要的感觉会让学生有一种被信任和不被“冷落”之感。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做的便是努力做到“靠谱”和“踏实”，保质保量、按照约定时间甚至提前完成事务的处理。以笔者的经验来说，同导师的交流增多后，导师也会让笔者做一些校对其最新书稿、报销、进行调研等事务。笔者印象深刻的是在苏州市进行的基层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调研，笔者在调研之前同导师讨论调研提纲、联系调研单位，并在调研结束后将调研成果与问题反思向导师及时汇报。在恰当的事务处理和交流中，笔者能明显感受到导师对笔者的注意力和信任的增强。当然，以上经验之谈不仅局限于同自己导师相处的过程中，对于与学院乃至学校其他老师的交流亦是非常重要。在同学院其他老师的相处学习中，笔者同样受益匪浅。就笔者的经验而言，在同老师们交流之前，可以预先写好一份小提纲再上门请教。这份“独门秘籍”令笔者在同老师们交流时往往“旗开得胜”、收获颇丰。与学友之间：令人舒服与诚心学习本科毕业后选择读研，意味着我们身边的人际网络进行了又一轮的调整，又一些陌生的同学来到了我们身边。如何处理与自己周围新学友的关系，往往成为很多人面临的难题，因为研究生新同学的构成比较复杂，大家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学校，知识基础也存在较大差异。笔者当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以笔者这一级政治学系的研究生构成为例，班级同学共有15 人，其中5 人由复旦本校保研直升，4 人由外校保研直升，剩余6 人为全国统一招考（考研）录取。笔者是本校直升进入复旦的研究生，在开学不久的一些活动与团体交流中，笔者在班级甚至学院内部能感受到非常明显的“抱团”现象，本校直研生“抱成一团”、外校直研生“抱成一团”、统招生也“抱成一团”。这种隔阂其实令人非常不舒服，也不利于建立风气良好的学术共同体。与好友讨论后，笔者借助本科时期自己主办读书会的经历，邀请不同专业新同学进入自己组织的读书会。从阅读马克思到阅读亨廷顿，再从比较政治学研究到本国区域研究，通过在读书会内每两周一次、持续一年的相互交流与讨论，笔者能感受到读书会内部学友间关系的渐趋融洽。关系改善的标志便是学友之间见面时的热情招呼和互开玩笑，在平时学习中也相互分享自己看到的趣事与好文章。笔者打算下一学期，要同学友们商量，对读书会的方向进行调整，即从阅读专著知识吸取性质转变为阅读问题探索研究性质，通过设定主题或问题如“为什么有些国家会发生内战”“为什么不同区域之间的治理绩效差异会很大”等来进行深层的学术耕耘，以期对一些问题有新的认识或回答。对以上学友之间从隔阂到相互交流甚至交心的转变，笔者认为在交流中秉持一种“令人舒服”的交往原则是非常必要的。“令人舒服”其实是一种为人处世非常高超的原则，意味着在交流互动的过程中，要考虑到同伴的感受，通过换位思考来感受他的感受。这其实建基于一种理解他人和平等待人的态度，在平等的互动中，学友之间才能无所顾忌地陈述内心想法，才可能碰撞出有意思的思想火花。细细品读“令人舒服”这一品格，其背后其实也隐含了这个世界存在差异和多样性的意涵。一个人的精力和经历毕竟有限，在专业背景差异、学友爱好分殊及注意力投入差异的条件下必然会产生一个人长于此而弱于彼的结果。这为我们在理解他人的基础上诚心学习他人的长处提供了条件。以笔者的读书会为例，在开学初的首次会议中，每个人都会认领自己擅长的学术议题进行筹备，在下次碰面时作半个小时的报告来阐述某个自己所擅长问题的研究综述和学术反思。茶余饭后，大家在讨论某位学友的家乡或研究方向的过程中也会潜移默化增进或更新对彼此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是社会科学，但在平时的学习中仍然有一些需要与学友进行通力合作、分工完成的工作。根据笔者经验，在这些工作完成的过程中，主动和学友多交流、存疑之处多请教、遇事多真诚帮忙，每次在各类接触中给他人留下靠谱和踏实的印象，自然会受到学友信任，从而增进人际关系。小结研究生学习的过程中，不管是同导师在相处时要做到主动和靠谱，还是与学友在相互砥砺前行过程中要做到“令人舒服”和诚心学习，不过都是我们在处理各类人际关系时的缩影而已。虽然笔者是社会科学专业，同理工科研究生在专业学习方面有所差异，但笔者相信，以上经验之谈于理工科而言亦是可以适用的。来源：中国研究生杂志，文章刊于杂志8月号，作者：夏飞朋（复旦大学）编辑：马亚男，责编：雅琨

#三大体系#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建构既要按照经典政治学的规范进行知识积累，也要探索现实政治世界的变化和新的问题；既要对被经典政治学尤其是西方政治学忽视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也要对各种发展模式的新变化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与方法的创新，这一过程与深入研究中国案例或发展模式是相互促进的。近年来，比较政治在政治学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成为推动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如何培养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自觉与自信，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也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理论体系vs.理论范式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离不开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体系”与“比较政治学中各种理论范式”还是有区别的，前者主要是指整体的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体系，而后者主要是指构成这一理论体系的具体理论范式和研究路径，发展模式主要是在研究发展路径的层次上展开的。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体系是由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和议题所构成的特定的政治发展观。尽管它与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在理论上有所重合，但区别也是明显的，即它主要是在经验层面上对政治议题尤其是对世界政治发展进程以及各种发展模式进行阐述。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体系之所以最先出现在西方，是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现代化进程启动和发展较早，西方知识界有各种有利条件对其进行阐述和概括。因此，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产生于西方的理论体系充分反映了西方的发展特色和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它的基本内容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般内容和发展模式问题。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不能因为它是最早的现代化模式而将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完全等同于西方，这是我们研究现代化进程和构建比较政治学理论体系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所有国家都经历了传统社会并被卷入现代化进程，有着相同的理性化、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发展趋势。在这个相互依存和融合的世界中，各国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相同的。但相同之中也存在着差异，这主要表现在一些中观议题上，如现代化的时序问题，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是优先构建政治秩序、法治还是推进民主？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政治秩序和民主的关系？进而，也会产生由时序差异所导致的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关系的变化，即在与早发现代化国家相当的发展阶段上，是主要依赖国家还是社会进行治理？尽管各国国情不同，但只有在承认现代化基本趋势相同的基础上来认识各国发展道路的差异性，才能在不同的发展模式之间找到关联性，建立起可比较的框架。殊途同归的比较政治研究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与经典的比较政治学体系或以其他国家为特色的比较政治学有什么区别？应该说，二者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异。因为，如果我们要构建的是一种客观的而不是“种族中心主义”的比较政治学，就需要对世界上各种发展模式做出客观而科学的解释。换言之，如果经典的或以某国为中心的比较政治学理论存在偏差的话，那它就需要被重新建构或纠偏，而不是各国都需要建立一种以本国为中心的理论体系来替代它。政治现象是客观的，政治现代化的路径尽管是可以并应该有所不同的，但趋势是相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存在的。而且，本国的优势不一定是他国的优势，既不能将适合于自己的发展路径说成是普适的，也不能为了建构一种区别于传统的现代化路径或理论而将本国与现代化进程对立起来。这并不是要否定构建本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必要性。而是说，当我们构建以本国为视角或中心的比较政治学时，首先需要搞清建构的目标和内容。换言之，如果建构的理论尤其是发展理论是客观的，那么以哪一国为典型案例或中心并不会有根本性的差别。以本国为视角并不意味着“种族中心主义”，这与以他国为视角构建比较政治学的过程一样，都是要不断地吸收他国案例进入比较框架。因此，最终是殊途而同归，比较的结论是相似的，这也是构建一般意义上比较政治学理论所要求的。差别仅在于案例分析各有侧重，是以不同的国家为起点和视角来进行比较，还是以本国为中心进行比较研究。由于比较者通常对本国案例会有更深入的解读，也会有更多的需要，因而以本国为中心展开比较研究会更方便，所以多是以本国为案例来构建反映本国发展模式的中层理论，这是完全必要的。以本国为视角的比较政治研究以本国为视角或中心展开比较研究要注意避免“种族中心主义”或狭隘的价值偏好。历史上各种具有“种族中心主义”色彩的理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或者说，构建本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目的，是要在世界视野中认识本国发展模式的优点和缺点，而不是要把本国模式说成是最佳或最具普适性的，甚至不一定就是最适合自己的，毕竟改革和变化总是需要的。总之，要进行客观解释。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进行比较研究，进行多国案例或多种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通过对“他者”的了解来认识自身，从而鉴别自己的独特性和共同性。具体来说，当分析一种发展模式时，既要看到它本身的特殊性，也要看到其与世界各种发展模式的共性，看到各种模式之间的共同性。例如，既要看到中国模式和奇迹的特殊性，也要看到这是18世纪以来的英国奇迹，19世纪到20世纪的美国奇迹，20世纪中期以来的日本奇迹、德国奇迹、拉美奇迹、东亚“四小龙”奇迹以及最近出现的越南奇迹、印度奇迹和新的东亚奇迹中的一个，也就是说要在整个世界历史变化的过程中来看待中国奇迹。在分析中国发展奇迹时，过分强调特定差异的制度或认为无法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其实是违背了政治现象的本质特征。比较就是在差异性和共同性之间进行的，完全一样或完全相异均是不能比较的，这是比较政治与国家之间比较的基本特质。认识到这一点，对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路线会有很大的影响。政治发展的现实使比较政治学者和政治家认识到，由于政治世界的复杂性，一方面，各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人们不可能用一种发展模式或一种理论范式来充分解释所有国家的政治发展和政治行为；另一方面，全球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政治发展的趋势是相同的，无论是发展主义理论对现代化一般趋势的阐述，还是多元理论范式对各国发展路径的阐述都有其合理性。因此，我们不应过于强调各种发展观或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质性差异，而应着重分析其量性差异和质的共同性，在可对话和可比较的意义上探讨各种发展模式。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发展相对于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学更关注现实政治的发展；相对于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或话语体系，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更关注世界现实政治的发展和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发展，后者是反映其特色的重要内容。当然，着重关注现实政治发展并不意味着不关注理论，探讨现实政治的发展一定要有理论的指导，尤其是要运用比较政治学的相关理论。所以，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一是构建一种具有一定普遍解释力的发展理论，现实可行的是一种中观理论，它可以对中国模式及其相关指标的适用程度做出概括；二是构建对世界各种发展模式可以做出解释的发展理论；三是对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进行重构，构建更能合理解释后发展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发展理论和方法体系。在不同模式的比较中始终有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即我们阐述的发展模式是整个现代化过程的发展模式，还是在特定发展阶段上的发展模式？由于人们对时序差异的判断不同，这一问题常常引起比较的错位。一种观点认为，尽管中国的发展将中央集权体制下的经济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中国正在成为理论构建的一个重要试验场，可以据此研究和丰富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理论，但这仍是在中观层面上进行理论构建，是在提出并验证一种特定发展阶段的模式和相关理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后发展国家尤其是中国正在走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这一道路需要以中央集权为特色的人民民主的强国家治理模式走完整个现代化进程。对于这些不同观点，它们之间的差异是程度上的而非根本性的，两者都对中国现阶段发展的强国家治理模式的有效性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差异之处在于前者主张通过更多的制度改革来适应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而后者则强调治理模式的稳定性。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建构既要按照经典政治学的规范进行知识积累，也要探索现实政治世界的变化和新的问题；既要对被经典政治学尤其是西方政治学忽视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也要对各种发展模式的新变化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与方法的创新，这一过程与深入研究中国案例或发展模式是相互促进的。当前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建构主要集中于经验层面而非理论层面，处于知识及概念积累阶段，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研究主要是进一步挖掘中央集权和强国家的治理方式，从而建构更精细的关于中国政体的制度与策略的解释框架。换言之，要集中于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解释，在试图阐述中国个案的典型意义或理论意义方面展开深入而广泛的比较研究。而目前在这方面的不足，既是因为中国发展崛起的时间还不长，学界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学术积累，也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视野不够开阔的问题。如果我们缺乏世界视野，或只局限于眼前的成就，不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就无法在解释世界政治发展进程及其各种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毕竟，对个案的解释再丰富，也不能替代对理论的建构。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8日第1962期 作者：许丹丹精彩推荐：正确认识比较政治学的学科范畴空间比较策略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应用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六、《菊与刀》这本书是一位美国的女社会学家写的，是研究日本文化、日本民族性格的一本社会学专著。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接管日本，到底该怎样对待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怎样处理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本书是写给美国的决策者做决策依据的。视觉独特，分析中肯，值得一读。中国和日本为邻，同为黄皮肤，交往史、纠缠史源渊悠深，爱恨情仇刻骨铭心。新冠肺炎肆虐期间，日本友人送中国的抗疫物资写有《诗经》的诗句，竟成为一个热闹的话题，如此，这本《菊与刀》是否会让一些喜欢阅读的朋友更有一读的兴趣？6《菊与刀》作者：[美]鲁思本尼迪克特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间：2015-08七、《美国与中国》我曾在多个荐书场合推荐过这本书，这一次依然推荐。这本书的作者费正清，曾在中国生活过很长时间，和许多中国人比如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是好朋友，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不仅不存偏见，反倒存有好感，不但有切身的感受，更有后来的深入研究。所谓的好感并不影响甚或左右这位严肃学者的理性与立场。这本书和上边说的《菊与刀》一样，写于二战之后，是一个美国人观察视界里的中国，它的文化，它的历史，它的政治以及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等等。这本书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新的内容，观察的跨度直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有许多个版本。如果在阅读时把这本书和《菊与刀》一起对照阅读，也许会有另样的收获。7《美国与中国》作者：费正清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07八、《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比较有名，尤其在经济学界。对这本书的观点也存在较多的争议，也主要在经济学界。这本书的影响力却并不限于经济学界。也就是因为最后这一点，我向喜欢阅读的朋友推荐这本书。这本书在写出来之后，反应是比较冷淡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却逐渐显示它的力量，直到它的作者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所以获奖，主要也是因为这本书。到底应该实施完全的市场经济还是有限的市场经济，或者计划经济？政府对市场到底应不应该出手？到底有没有一只看得见的手或看不见的手左右市场？哈耶克是市场经济的坚定主张者。在我看来，这对《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来说，并不是最具价值的，因为在这本书之前，主张市场经济的还有米塞斯，还有更早的《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通往奴役之路》价值更在于，它揭示了市场经济或者计划经济与政治，与制度，甚至与人性的深层关系。经济制度不但与经济发展有关，更关乎人的自由，人的发展，关于人性的健康与人格的健全。所以从根本上说，它不仅是一个经济学著作，更是一本凝聚着综合性思想力的著作。人会不会被奴役，其威胁不仅仅来自政治制度，更来自经济制度，甚至二者互为因果。与哈耶克的观点相对立的有著名的凯恩斯的经济学。两种观点的争论至今并没有结束，也没有最终的结果。就我们来说，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发展，设计什么样的经济制度，阅读这本书，应该能给我们一些启示的，是否认同其中的观点，则另当别论。8《通往奴役之路》作者：[英]哈耶克译者：王明毅 等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时间：1997-08九、《单向度的人》这本书应该划归哲学类。有一个哲学学派叫法兰克福学派，这本书的作者马尔库塞，就是法兰克福学派中最著名的之一。在我们的印象中，哲学书是比较难读的，晦涩深奥。对一般读者来说，阅读哲学书既有诱惑又有惧怕，鼓起勇气阅读，也常常不知所云，于是敬而远之。《单向度的人》就哲学书来说，并不是最难读的那种。在这本书里，作者对资本主义时代工业化对人的压抑，尤其对人的个性、叛逆，以及创造性思维和多向度发展的抑制做了他理性的解析和批判。资本主义时代的工业化是人的多向度发展的看不见的杀手。所以也可以说，这本书是一本关怀人的发展的书。“向度”也可以翻译成“维度”。单向度也就是单维度，与多维度多面度相对。百人百性，百家共存，这才是理想的应该的人类社会。对这一个问题，不仅哲学家在想，在思考，小说家也在想，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等各种各样的人文社科领域，都在思考研判这样的问题。所谓“单向度的人”，如果看过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就会有直观的感受，千人一面，都是机器的螺丝钉，程序里一成不变的一个环节。《单向度的人》批判的是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现在也搞工业化，我们会不会把我们压抑而成单向度的人？我们是主张德智体能美全面发展的。我们的“全面发展”与“单向度的人”、“多向度多维度的人”的发展有没有内在的关系？这本书不是一部大部头的书，对一般的读者有一定的阅读难度，但其中的思想并不难理解。父母可以阅读，也可以借助别人的阅读心得，将给孩子们，和孩子们交流。推荐这本书跟我今天推荐书的主题有关。作为人，首先要有思想力，然后才能谈到创造力。9《单向度的人》作者：[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12十、《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本书是我这一次推荐的十本书的最后一本。我在我的公众号“杨争光说”里，曾写过一篇推介短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这本书里的主角艾希曼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在德国纳粹时期是专门负责屠杀犹太人机构里的高官，管理过设在几个国家的几个集中营，德国战败后侥幸脱逃，隐姓埋名在南美的一个国家，应该是阿根廷。以色列建国以后，在全世界追杀德国纳粹时期屠杀犹太人的凶手，艾希曼就在追杀的名单之列。以色列的摩萨德很厉害，追踪到了他，”空降”阿根廷，把他从阿根廷秘密带回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受审。受审席上的艾希曼并不像想象中杀人的恶魔，而是彬彬有礼，甚至有绅士风度。他为自己的辩护总归起来就是：我并不仇恨犹太人，我没有迫害犹太人的故意；我只是执行命令，而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和美德……所以，我没有罪；如果说我有罪的话，那就是因为我服从一一艾希曼为自己的辩护似乎很具说服力，尤其在我们听来更具说服力。对他的审判前后长达一年时间还要多，艾希曼被判极刑。这本书写的就是这一次审判。作者阿伦特是德国犹太人，也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纳粹上台后，她流亡法国，然后辗转到美国定居，是一位女性政治学家。她作为美国一家杂志《纽约客》的特约撰稿人或者记者，全程旁听了这一场长时间的审判，把旁听后写成并发表于《纽约客》的多篇文章编著成这本书。在这本书里，阿伦特发明了她著名的汉译为“平庸的恶”这一个词，一个短语，也可以是一个概念。其所以推荐这本书，也与我今天推荐书的主题有关。阅读这本书，有助于我们思考，有益于我们的思考力，尤其对善与恶，对美德与恶行的思考和辨识。即使执行命令的行恶，滥杀无辜，是不是罪恶？应该不应该承担罪责，接爱法律与道德的审判？这样的问题我们平时想过没有想过？这样的罪恶距离我们每一个人有多远？我那一期公众号介绍这本书的短文下就有读者留言，大意是：如果这也是罪恶的话，那该杀的人就多了去了。证明这位读者是思考过的。阿伦特因为这本书的写作出版，得罪了许多朋友，尤其是犹太人朋友，许多朋友和他断绝了往来。我很佩服这本书的作者，不但有严肃学者的理性，也有严肃学者的道德担当。而道德与理性，对当下的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学术家学问家们，作家们，文化艺术家们来说，也许不是缺少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的问题。10《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作者：[美]汉娜·阿伦特译者：安尼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01

【学人简介】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ey），美国西北大学戈登·富尔彻讲席教授，社会学系主任。塞尔索·M.维勒加斯（Celso M.Villegas），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2012），现Kenyon College社会学副教授。【文献来源】罗伯特·E.戈定主编：《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唐士其等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历史分析一直享有不可或缺的关键地位。从托克维尔和马克斯·韦伯，到阿尔蒙德和李普塞特，再到西达·斯考切波和玛格丽特·列维(Margaret Levi)，一代代的学者通过比较两个或更多案例的历史轨迹来解释政治的动态变化。他们的做法启示我们，重大政治结果最为根本的原因常常深埋于可以通过历史发现的因果进程。此外，他们还认为，为了阐明这些因果关系，我们必须细致地观察，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各个事件是如何展开、演变的。进行历史探讨的比较研究者几乎都已涉猎了当今比较政治学中的所有问题；而且，他们对形形色色的问题所作出的各种解释，也几乎穷尽了这一领域的所有理论倾向。因而，试图以研究涉及的主题或理论倾向来界定历史分析势必难以成功。然而，进行历史分析的比较研究者们提出和回答问题的方式，则确实与众不同。最根本的是，这些研究者针对造成特殊事件重大结果的原因提出问题。因此，他们研究的目标，是对落入他们研究视域的每一个案例中的具体历史结果作出充分的解释（Mahoney and Rueschemeyer 2003）。因为采用了这一方法，历史研究者们就与进行跨国统计分析的研究者们区别开来，后者关注的，是对涉及大量案例的平均因果效应加以一般化，他们通常不会在意如何解释特定案例的具体结果。跨国统计分析家感兴趣的，可能是在大量案例中发展对民主的平均因果效应 ；而历史研究者感兴趣的，则可能是在一个或多个特殊案例中，是哪些原因使得民主政治成为可能，或者结合起来导致了民主制（ Mahoney and Goertz 2006）。或者我们也可以举些具体研究的例子。历史研究者会关注在近代初期欧洲的特定案例中，形成差异巨大的国家—政权复合体的原因（Downing 1992；Ertman 1997；Tilly 1990）；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的原因（Esping-Andersen 1990；Hicks 1999；Huber and Stephens 2001；过去和现在不同类型的国家社会革命的根源（Foran 2005；Goldstone 1991；Skocpol 1979）；以及在某些地区，比如中美洲，民主和专制的起源（Mahoney 2001；Paige 1997；Yashar 1997）。在上述每一个领域，研究者的目标，都是对其研究的特定案例集中令他们感兴趣的特定结果加以解释。除上述提出和回答问题的基本倾向之外，至少还有与之相关的三个方法论特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研究作为比较政治学领域一种研究方法的独特性。首先，历史研究者们运用他们独有的工具进行因果分析，其中有些涉及分析必要和/或充分原因的技术，另一些则包含了通过案例内分析验证假设的程序。这些类型的方法都与统计分析方法根本不同（Brady and collier 2004；George and Bennett 2005；Mahoney 2004；Mahoney and Goertz 2006）。其次，历史研究者们特别关注政治解释中的时间维度。在说明一个具体结果如何产生时，他们会十分重视事件的持续性、速度和时机，认为这对于因果关系非常重要（Pierson 2004；Thelen 2003）。最后，历史研究者对其研究的主要案例认识非常之深，对相关史学背景也了如指掌。这种专业素养，对于成功解释具体案例的特定结果必不可少，它是通过对二手和/或一手史料的熟练掌握而获得的（Skocpol 1984；Ragin 1987）。接下来，我们会依次讨论这三个特点。01因果分析方法1.1跨案例分析早期历史研究中跨案例分析和假设检验的讨论，通常使用密尔的“契合法”和“差异法”（参见Skocpol and Somers 1980），以及普列泽沃斯基和透纳（Przeworski and Teune 1970)的“最相似”和“最不同”研究设计。然而近年来，必要和充分条件法、布尔代数和模糊集逻辑已经替代了上述方法的位置（参见Goertz and Starr 2003；Ragin 1987，2000）。密尔的“契合法”“差异法”可以用来排除必要和充分条件（参见Dion 1998；George and Bennett 2005；Mahoney 1999）。“契合法”被用来排除可能的必要条件，而“差异法”则被用来排除可能的充分条件。这一方法的使用常具有决定论的特点，因此某个因素对必要或充分因果关系假设的任何偏离，都足以使研究者认为它（自身）并非所关注结果的必要或充分条件。虽然此种决定论的方法饱受争议，但方法论研究者一般还是同意，“契合法”和“差异法”的基本作用，是在研究的案例数目较少时系统地排除对立假设。但是，用来检验必要和/或充分条件的方法并不一定是确定的。我们可以很方便地使用一些定量的尺度来检验某些必要或充分条件，比如，可以说某个条件在90％的时间里都构成了必要或充分条件。并且，如果选择的样本数目适中（比如N=15），学者们还可以计算出其研究发现的标准统计置信水平。同样，在检验有关必要或充分条件的假设时，也并不一定要使用二元变量。比如，可以对必要条件定义如下：如果连续取值的自变量在某一特定范围的缺失总是（或经常）导致同样连续取值的因变量在某一特定范围的缺失，前者即构成后者的必要条件。在比较政治学中，一种被广泛使用的跨案例分析方法是类型理论（George and Bennett 2005）。根据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把一个分类系统中的不同维度看作不同的自变量；某一维度上的不同取值即自变量的不同取值；分类系统中每个单元格反映的范畴或“类别”就是因变量的不同取值。这样，就可以假设这一分类系统的所有维度合起来（而非单独一个维度）即构成了因变量某一特定取值的充分条件。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例子，它们都或明或暗地采用了此种类型理论——例如，唐宁 (Downing 1992）对欧洲政治体制的研究、古德温（Goodwin 2001）对革命的研究，以及琼斯—梁(Jones-Luong 2002）对政党和选举制度动态变化的分析。还有其他一些方法，以更加形式化的手段来检验必要和充分条件，其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布尔代数（Ragin 1987），它被用来检验一些二元变量的组合是否共同构成某一结果的充分条件。因为要素多种不同的组合方式都有可能构成充分条件，所以这一方法允许达成某一结果的多种路径存在，这有时被称为殊途同归。更晚近的时候，拉金 (Ragin 2000）将模糊集分析引入在概然性布尔代数框架下的连续取值变量检验。众多比较研究已经使用了拉金的方法，来检验必要和充分条件（参见www.compass.org/中的引用）。总而言之，跨案例研究通常要求检验有关必要和/或充分因果联系的假设，而且目前已经有一系列方法可以用来进行这种检验。但是，正如很多方法论学者（包括定性和定量方法）已经指出的那样，主流的统计手段并不适用于对必要和充分条件的分析（Braumoeller 2003；Goertz and Starr 2003；but see Clark, Gilligan and Golder 2006）。1.2案例内分析在定性方法的研究领域内，有关案例内分析的著作早已有之（如Barton and Lazarsfeld 1969；Campbell 1975；George and McKeown 1985）。近年来，更是出现了大量的努力，试图对不同模式的案例内分析所采用的特定程序加以规范整理（如George and Bennett 2005；Brady and collier 2004；Mahoney 1999）。我们接下来简要地讨论一下此类程序中的一部分。首先，一些历史研究者运用其案例研究的结论，来确定某个假设的解释变量与某个结果之间的中介机制。他们追随一种方法论，认为因果分析不仅仅是要在解释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建立联系，还应该识别出使解释变量与结果变量联系起来的中介机制（Hedstrom and Swedberg 1998；Goldthrope 2000）。所谓中介机制，就是解释变量得以产生某种因果效应的特定过程。通过识别这些机制而推导出因果关系的努力，一般被称为“过程追踪”（George and McKeown 1985；George and Bennett 2005），由此产生的数据则被称为“因果过程观察值”（Brady and collier 2004）。过程追踪一般用于小样本研究，它可以帮助分析者避免将某种虚假联系误判为因果关系。特别是一种能够将假设的解释变量与结果变量清楚地联系起来的中介机制，会大大提升研究者对于这一假设的信心。例如，斯考切波（Skocpol 1979，170-171页）对社会革命起源的研究就采用了过程追踪法，发现“受到意识形态鼓动的先锋队思想运动导致了社会革命”这一假说难以成立。虽然在她研究的三个例子中，受意识形态鼓动的先锋队思想运动都表现得十分活跃，但她认为这些运动并没有触发遍及各处的反抗土地贵族和政府的暴动。实际上，这些运动仅处于法国、俄国和中国主流政治革命进程的边缘，它们之所以引人注目，只是因为革命形势使它们凸显出来，而这些形势本身却并非它们的创造。还有另一些学者运用过程追踪来支持他们自己的解释，而不是排除某些原因要素。例如，R.B.科利尔和D.科利尔(collier and collier 1991）发现劳工组织不同阶段的类型与不同的政党制度之间的联系机制。在对哥伦比亚和乌拉圭情况的分析中，他们系统确定了一系列过程和事件，通过它们，“传统政党选举动员”的组织方式导致了“选举稳定和社会冲突”的政党制度结果。这些过程包括：有一段领导劳工组织的政党短暂地保有政权的时期，保守的反对派随之逐渐产生，接下来是政治严重极化的时期，随后是一场军事政变，最终产生了一种以稳定的选举政治和社会冲突为特征的政党制度。上述每一个事件，都在劳工组织与特定的政党制度结果之间发挥着联系机制的作用。应该说，虽然任何研究都可以通过过程追踪受益，但对于类似上述研究那样，解释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相隔很长时期的情况来说，这种方法尤其重要。如果核心假定正确，那么除主要结果之外，它还应该能够对该案例其他方面的特性有所提示，而这些特性并不一定是中介变量。所以，有的历史研究者使用案例内分析，并不是要识别中介机制，而是要检验是否真的出现了某些被假定的特征。这正是马克斯（Marx 1998）在其对美国、南非和巴西的族群秩序做比较研究中采取的做法。他认为，当白人出现分裂时，比如内战后的美国和布尔战争后的南非，他们就会通过构建一种系统排斥黑人的族群支配体系，塑造并维护白人间的团结与民族主义忠诚。但如果情况像巴西那样，白人间并无重大分歧，他们也无须通过族群排斥获得内部团结，那么就能达成高水平的族群和谐。如果这一观点有效，那么据此对其他问题的直接或间接的推断也应该有效。马克斯正是通过证明这一点，来为自己的论点提供支持。比如他认为，如果白人间的冲突的确具有决定性作用 ， 那么提高黑人地位的努力，势必加剧美国南北分界线两侧的白人，以及南非英国人与布尔人之间的冲突。相反，在巴西， 族群问题上的渐进改革就不应引发白人间类似的冲突。同样，如果白人间的分歧确实是关键，那么我们就应该看到，持进步立场的白人派别会将政治稳定看得比种族平等更重要。马克斯的历史叙述随后支持了这些论断。他认为，从总体上看，这些次要事实不可能是偶然性的，而是一个有效的主要命题的体现。02时间分析方法比较政治中的历史分析对时间进程十分敏感。研究者们通常将案例视为不同的空间单元，事件则在其中按不同的时间顺序展开，像先后、循环以及突变等。虽然统计研究者们偶尔也会提出包含时间维度的假设，但对于主要关注特定案例中具体结果的历史研究者来说，时间因素极其关键。当人们希望通过量化数据，对大量案例的一般状况加以总结时，他们也许无法理解在个别案例的层面上，时机和顺序问题至高无上的重要性。 因此， 当某位历史研究者假设“X与Y有因果联系”时，很可能变量的定义中就有一部分与时间维度相关，例如它的持续性，或其相对于其他变量所处的时间位置。在此意义上，对于比较历史研究者而言，“历史很重要”部分成立，因为根据时间定义的概念是其分析中的关键变量。在此，我们将考察历史研究者频繁使用的三个时间概念：路径依赖、持续性与关节点。2.1 路径依赖研究者们试图理解，早先的事件如何影响了后续事件，甚或很久以后的历史结果， “路径依赖”的概念与这一努力相关。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领域，已经有大量的文献讨论各种用以研究路径依赖的分析工具（Arthur 1994；David 1985；Goldstone 1998；North 1990；Pierson 2000, 2004；Mahoney 2000；另参见Clemens and cook 1999；Collier and Collier 1991；Thelen 2003）。我们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概念使用的广泛性。古德斯通（Goldstone 1998, 2007）认为，英国工业革命乃是一个路径依赖进程的结果。他指出，英国向现代工业主义的突破性发展“既非必然亦非不可避免”（Goldstone 1998，275页）。相反，工业化是一系列微小事件的结果，而它们又碰巧都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也许，对工业革命而言最为关键的事件，是1712年由托马斯·纽科门 (Thomas Newcomen）制作的第一台蒸汽机的出现——它使得后来更高效率的蒸汽机的产生成为可能，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煤的开采量，从而降低了煤的价格。低廉的煤价带动了钢铁价格的下降。廉价的煤加上便宜的铁，使得铁路和船只的大规模建造变得可行：它们都用铁建造，以煤为燃料，由蒸汽驱动。铁路和船运使金属工具、纺织品和其他产品得以在全国乃至国际范围内大规模流动，同时，由于有了蒸汽机和金属材质的机器，这些产品本身的制造成本也变得更为低廉。(Goldstone 1998，275页）也就是说，导致工业革命的一系列事件最终取决于第一台蒸汽机的发明。然而，纽科门致力于他的发明，并不是为了触发一场工业革命。他不过试图发明一种工具，能将水从煤矿的深井中泵出，蒸汽机正是通过把水变成蒸汽做到了这一点。之所以需要从煤井中泵水，则是因为表层的煤炭已经开采殆尽，所以只好把矿井挖得更深，但这样一来，地下水就会淹没煤矿。至于表层煤炭之所以那么快就会被采光，最根本的原因是英国几乎完全依靠煤炭取暖。再往前追溯，就像古德斯通所做的那样，英国之所以依赖煤炭（而非木材），是因为英国的森林面积狭小，气候又比较寒冷，恰好英国具备这样的地质条件，在滨海地区有很厚的煤层。奥伦（Orren 1991）的研究《过时的封建主义》提供了一个与前者不同的路径依赖的案例，其中路径依赖与某个特定结果的一再重复有关，这就是基于身份的劳工立法在美国的长期存在。从开始一直到进入20 世纪，美国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所有具备劳动能力又无独立财产的人是工人，如果他们不在市场上出售劳动，则可能受到刑事诉讼。这一“雇主雇员法”（Law of master and servant）起源于封建时代的英国，但它也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并且在被认为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美国文化环境中存续了150多年。为解释这一特殊的结果，奥伦重点考察了美国法院在支持该项法律方面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在她看来，虽然该法在内容上已经越来越与美国的社会风俗和规范相冲突，但却一直得到法官的执行，是因为他们相信它的合法性，特别是，“法官们相信，这和事物的道德秩序一样重要”，从而支持这一法律（Orren 1991, 114页）。奥伦强调，美国法官之所以遵从先例，并不简单出于个人得失的原因（Orren 1991，90页）。她指出，尽管雇佣法明显有利于雇主，但法官也并没有一味支持代表经济精英利益的立法（Orren 1991，91页）。相反，她认为，“劳工关系法运行在其自身的历史轨道上，对商业利益的保护只是其附带的结果”（Orren 1991，112页）。在上述两个路径依赖的例子中，古德斯通和奥伦都指出了不同的“关节点”，在此时刻发生的事件对后来的事件具有持续的影响，即便最初的原因早已不复存在。使用关节点这一概念的学者们强调这些事件的偶然性——即通过理论无法推断它们的出现，或者，它们也许确实是随机的事件（Mahoney 2000；David 1985）——并且强调根据它们也很难推断事件未来的发展路径。影响了英国工业革命的纽科门蒸汽机的发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纽科门无意触发工业革命，他的发明当时也并非一场即将到来的巨大转变的先行者，但它的确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最后使得英国一路走向工业化。其他研究者则关注关节点上作出的重大政治抉择，虽然其制度含义一时难以预见，但往往在未来造成了重要影响。R.B.科利尔和D.科利尔（Collier and Collier 1991）对劳工组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关关节点的经典案例——政治精英采用何种方式应对劳工参政（是以强力排除，还是以民粹主义的、传统的，或者种族主义政党的形式，把劳工纳人政治），对这一决定作出很久以后的政党活动机制产生了持续的影响。显然，当智利和巴西的政治精英们在20世纪30年代镇压劳工时，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的行为分别为1973年和1964年的军事政变准备了条件。古德斯通的论证清楚表明了路径依赖中应对一反应对动态机制的作用：某个初始事件触发了某种反应，由此合乎逻辑地导致另一相当不同的事件，后者又触发了某种反应，如此循环前进，直到一个特定结果出现。对于这一系列“时序相接、因果相连的事件”马奥尼（Mahoney 2000，526页）称之为“反应序列”。在历史研究中，用来描述此种因果环环相扣的序列的叙事分析方法，通常是近乎不间断的：A导致了B，B又导致了C，这又引起了D，如此递推，最终导致了Z，或这一序列的逻辑终点。与此不同，奥伦关注的那种路径依赖序列中，一个特定结果在某个关键时刻偶然出现，随后这一结果就产生了自我复制机制，使得即使世殊时异、其原有的因由早已消失不见，这一结果还能一次次出现。对于此种某个给定结果在其中稳定地反复再现的序列，学者们称之为“自我复制”（Thelen 2003；Pierson 2004；Mahoney 2000）。自我复制序列的原理也适用于有关效应递增的研究，在这种进程中，向某个特定方向每移动一步，都会引发向同一方向更远的移动（Arthur 1994，1989；Pierson 2000）。不过，在某些案例中，自我复制和锁定效应只能解释部分路径依赖过程；研究者们可能还需要借用其他概念，比如制度积淀和制度转化，才能说明为何制度的某些方面留存了、而另一些则改变了，以及这是如何发生的。特伦认为，“制度留存常常与制度转型的成分高度混杂在一起，后者使得制度能与变化的社会、政治与经济条件相协调”(Thelen 2003，211页）。通过制度积淀，行为者选择不将原有制度架构打倒重建，而是在其中添加进新的成分以满足他们的需要。例如，《权利法案》和随后对美国宪法的修正，在不触动核心的前提下，改变了原有的安排。另外，原先为了维护某种社会或政治安排所建立的制度，常常会被“转而”用以实现其他目标。奥伦关于雇主雇员法的研究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法律在英国设立时，是为了维护地主和农奴之间的封建联系，但经过美国法官们的重新解读后，它转而支持自由劳工政策。2.2持续性和关节点分析历史研究者们也将持续性作为一个关键的时间变量，探究导致某一特定结果的给定过程或长或短的原因（Ammzade 1992，459页）。米奇和皮尔森认为，“关注持续性，能帮助学者们更清晰地识别出自变量影响结果的机制，也能帮助他们发现新的因果解释” (Mickey and Pierson 2004，7页）。有些关于持续性的研究，关注在某个长历史时段内重复的过程。例如，休伯和斯蒂芬斯（Huber and Stephens 2000）研究了发达工业国家的福利政策，他们强调：“长时期内的选举胜利"对于福利国家制度的长期维持至关重要(Pierson 2004，85页）。还有一些持续性研究则探讨了那种可能需要若干年才能完 成的、迟缓推进的过程的重要性。比如梯利（Tilly 1990）关于国家建构的分析就希望解释，在也许长达数世纪的时间里，现代国家在欧洲是按照什么样的步骤形成的。由于许多事件的序列都有一个典型的或正常的持续期，所以，研究者们就可以用 “太短”“太久”或“正好”来形容各种过程（Mickey and Pierson 2004，85页）。如果某一进程被压缩，则通常会引发非常不同的结果，因为其中环环相扣的事件发展往往十分迅速。卡尔注意到，石油繁荣往往会加快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步伐，导致一个紧凑的变动过程。“由于在心理上和实际上，因收入有限导致的固有限制突然被移除了”（Karl 1997，66页），因此：原本纠结于如何平衡多样化与平等的决策者们，现在认为他们可以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军方要求现代化的武器并提高生活水准；资本家要求信贷和补贴；中产阶级希望有更多的社会支出，劳工希望工资提升，失业者则希望新的工作岗位。（Karl 1997，65页）官僚机构也随之不受控制地膨胀，“最终导致的是预算增加、贸易赤字和外债”（Karl 1997，65页）。卡尔认为，石油繁荣加速了各种进程，而这最终压垮了国家，导致了经济崩溃。除此之外，历史研究者也会提出某种关于不同因果进程相互交叉的假设（参见 Aminzade 1992；Pierson 2004；Zuckerman 1997）。如果两个或更多的进程在某一时间和/或空间相遇，就会对后续事件产生极大影响。关节点分析关注的正是两个或更多独立发展序列的相遇点，或像皮尔森所说，“政治中分散的元素或维度在时间通道中的连接”（Pierson 2004，55页）。奥多纳在其经典之作《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O'Donnell 1979）中指出，阿根廷历史中，一些社会条件在逐渐形成之后，就稳定下来成为某种“常量”。每一个此类条件，“都使得政治体系的有效运行变得越来越困难”（O'Donnell 1979，118页）。到20世纪60年代，三个历史常量，即支持国家统一的政治传统和社会进程、国际经济一体化与政治动员汇聚到了一起（O'Donnell 1979，119-131页）。这些进程的相互交叉或关联，使得政治行为者的政治选择受到了限制，而如果这些过程不在这一特定时刻交叉，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这一关节点最终刺激了现有的政治力量，使它们坚定地“封闭了在政治上活跃起来的城市大众参与政治的任何通道”（O'Donnell 1979，131页）。上述结果又为严厉的官僚威权政体的出现铺平了道路。03使用历史数据历史研究者必须深人了解他们所研究的案例才能获得成功。因为很明显，如果研究者缺乏关于案例的优质信息，他们就不可能对特定案例中的结果作出有效解释。前文所谈的因果分析和时间分析中任何一种方法，若使用了劣质信息，都会引向错误的结论。为了获得有关案例的专业知识，历史研究者进行大量阅读——通常是大量的二手资料，但有时也包括数量不少的一手史料。让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关于历史资料使用的主要方法论问题和相关争论。3.1二手史料比较政治学中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历史研究者，通常都成为与其研究问题相关的二手文献的专家——也就是说，他们非常熟悉历史学家和这些问题上各方面的专家发表的书籍和文章。有时，为了获得此种专业性，还要努力掌握涵盖许多主题、跨越很长时期的广泛史学知识。此种投人的一个极端例子，就是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其中前三卷涵盖了1450年到1850年的全球经济史，参考文献中引用了4300种左右的二手史料(Wailerstein 1974, 1980, 1989）。该领域中其他的杰出成果也都反映出作者对二手文献的广泛深入阅读，如表3.1所示：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历史研究者对二手资料的广泛使用，已经成为一些方法论研究者关注的主题（Goldthorpe 1991；Lustick 1996；Isacoff 2005；并参见Thies 2002）。批评者们指出，历史学并非是对过往事件的无偏叙述；相反，历史学家是在通常很粗糙的理论框架指引下重构了历史 ， 提供的是一系列具有潜在争议的推论。所以，历史学提供的，并非关于过去的唯一“正确”的说法，而只是一些关于过去的不同的、可能会不断变化、也可能会互相矛盾的推论。持怀疑态度的方法论学者认为，使用二手史料作出错误推论的可能性很大。古德索普指出，历史研究者只能“如此对待他们在二手史料中发现的事实：仿佛它们是相对独立和稳定的实体，因而可以被‘摘取’出来、放在一起考察，以实现某些宏大构想” (Goldthorpe 1991, 21-222页 ）。对鲁斯提克（Lustick 1996 ）来说，问题则是选取二手资料时出现的特定误差：历史研究者可能只选取了能支持其特定理论的材料，对其他资料则不予重视或予以忽视。他指出，在历史研究领域中，当二手文献不可避免地出现相互冲突时，的确没有某种清晰的原则，能够用以指导我们的取舍。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事实上通常也明确承认，历史学提供的事件解释往往相互矛盾。比如，在其著作的导言章节中，比较研究者常常会讨论历史学中相互竞争的不同学派提出的其他解释，以及相应的不同理论（如Gorski 2003；Mahoney 2001；Marx 1998）。同样，在他们的叙事过程中，历史研究者也会频繁地承认，不同历史学家对特定事件或过程的解释存在差异。这是历史研究中经典之作的通例，斯考切波（Skocpol 1979， 174-179页）和沃勒斯坦(Wallerstein 1974，许多脚注）的著作是如此，该领域一些更晚近的研究也是如此，比如R.B.科利尔和D.科利尔的研究（Collier and Collier 1991），以及吕施梅尔、E·H.斯蒂芬斯和J.D.斯蒂芬斯的研究（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1992，96页）等。我们确信，实际上大多数比较历史著作都强调了史学中的分歧，而且常常也借助此种分歧激发自己的观点。历史研究者们常常也会明白地论述，他们如何试图解决史学中的这些分歧。有些时候，研究者会简单地采用历史学中最新的主流观点，而后者则是对之前历史解释中缺陷之处的回应与修正。例如，当斯考奇波尔（Skocpol 1979）批评对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解释时，就运用了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历史学家搜集的证据来支持她的主张。类似地，在雅沙（Yashar 1997）对中美洲政治体制的研究中，曾提到了早期史学中一种认为19世纪的哥斯达黎加拥有民主政体的观点，但更晚近、更严谨的历史研究指出，这种观点具有致命的缺陷。雅沙大量援引这些新的研究，拒绝了之前的历史解释。历史研究者采用的另一种相关的方法，就是选择那些立足于更严谨、更全面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历史解释。比如，斯考切波（Skocpol 1979）和雅沙（Yashar 1997）书中的脚注都表明，她们都注意到历史学家们运用的一手史料，而在一些比较细小的问题上，她们有时就选择了那些进行过更严密的、更细微的档案研究的学者的观点。另一个常用的方法，是探究某个具体的历史学论争与研究者提出的论点之间的关系。在有的争论中，双方的主张对于相关论点都没有实质性影响。这种时候，研究者在了解文献中的不同解释之后，就明确断定，“无论哪一方的观点是正确的，它们对当下正在讨论的问题都不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如Mahoney 2001，152页 ；Skocpol 1979，313-314页注146，318页注4）。当然，在其他情况下，争论可能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又会使研究者去做他自己的一手史料研究，以获取充分的信息在不同解释之间作出选择。这我们将在后文继续讨论。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政治科学中的历史研究高度依赖“基本信息"，即关于一些众所周知的事件的信息。相对而言，它们无须解释，也较少争议（Thies 2002，353-354 页）。在很多情况下，历史研究者使用最基本的信息或至少是不会引起严重争议的信息——来进行有关因果进程的推论。运用这些信息得到的结论的有效性，更多地与进行推论所使用的具体方法，而非涉及的史实有关。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在偏历史分析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争论多半与历史事实无关，而是与方法有关，即对于给定的史实，怎样的因果推导才是合理的。3.2一手史料许多历史研究者也使用“一手史料”即历史性材料，如政府文件、报纸、日记以及新闻公告等，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与所描述事件几乎同时出现。然而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运用一手史料，在不同研究中却差异巨大。当某位社会科学家希望主要借助之前未被发现或利用的史料来对史学作出贡献时，就会出现大量地运用一手史料的情况。相应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同时吸引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极大关注。例如，贝奎斯特在《拉丁美洲的劳工：对智利、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比较研究》（Bergquist 1986）中，使用了一手史料来阐明工人们特定的文化、制度和政治体验，以及这些经验如何影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贝奎斯特认为，“20世纪关于拉美的史学研究存在两大严重缺陷。首先，它忽视了在这一地区的社会演化中，组织起来的劳工和劳工运动所扮演的决定性的历史角色……（其次），它未能解释形形色色的拉美劳工运动非常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轨迹”（Bergquist 1986，1页）。为了克服这些缺陷，贝奎斯特借助了一手史料——通常来源于工人自身——，并通过丰富的细节描述了工人的日常生活。有了这样的信息基础，《拉丁美洲的劳工》看起来非常近似于一部建立在分析基础上的历史学著作。与之相比，“定向的”一手史料研究所运用的历史文件会稍少一些。这种方法指的是研究者利用一手史料对与其研究主题相关的某些问题进行细致考察。有时，一手史料研究是为了解决史学中的某些具体矛盾。比如，针对19世纪中美洲五位主要的自由主义改革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解释存在分歧，为解决这一分歧，马奥尼(Mahoney 2001）就运用了这种一手史料研究的研究方法。特别是，他阅读了对这些领袖的研究通常会引用的核心文献，追溯前辈史家的路径，进而形成他自己的可靠观点。在其他情况下，定向的一手史料研究可以用来弥补因二手材料在某些问题上的缺失而导致的遗漏。例如，在《财富的代价》（Chaudhry 1997）中，乔杜里“使用了迄今为止未被研究过的档案——并且（在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实地调查”(Chaudhry 1997，38页），以搜集有关这些国家制度运行的信息，而这些在二手材料中都是不可能找到的。为了检验有关国家机构发展的各种理论，她还借助了政府文件、皇室法令及对重要官员的访谈。对于某个问题的开创性研究也会使历史研究者去探究特定的一手史料；而这一探究可能会激发研究者关注另一个新的研究课题，解答新的问题又会需要更多的一手史料研究。例如，“对（美国）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之间社会政策发展中发生了什么、又没发生什么的全新描述激发了”斯考切波（Skocpol 1992，7页）。具体说，她在为计划中对美国和欧洲福利政策的比较进行背景研究时，发现了艾萨克·马克斯·鲁宾诺夫（Isaac Max Rubinow）对于世纪之交年金政策的研究《社会保险：基于美国情况的考察》。鲁宾诺夫提出，有可能基于内战老兵的年金政策，建立一套类似欧洲那样的全国性年金系统。斯考切波写道：“他对于旧时救助金全面深入的描述强烈吸引了我。我自问，研究美国社会福利的历史学家怎么竟会忽视了它们”（Skocpol 1992，vii页）。鲁宾诺夫促使斯考切波进一步关注进步时代其他研究内战年金体系的作者，并激发她去研究内战年金制度对于发展欧洲式社会保险体系所造成的阻碍作用。04结论比较政治学者们总是会被历史吸引，因为他们试图解释的结果和他们所发现的最有趣的因果进程常常处于过去。不过在这一章中，我们强调历史研究绝不仅仅是对过去的研究。相反，历史研究拥有一套独特的方法，包括检验因果假设、研究时间进程以及分析数据的方法。正是这些特性，再加上为具体案例的特定结果提出有效解释的学术追求，才使得历史研究成为比较政治学中一个独树一帜的主要研究领域。文章来源：《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2016年。点击下图，了解理论志专辑“历史社会学”与“比较历史分析”系列文章Political理论志出品 欢迎各种方式转载编辑 | 小梧桐责任编辑 | 李致宪 辛欣然 欢 迎 分 享 到 朋 友 圈 哦 我们期待政治学与社会学人投稿｜关注｜分享｜加入「热爱生活，热爱中国。」含情脉脉地摸索中国的政治与社会

目前，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仍是绝大部分高校对研究生毕业的要求之一。很多研究生都戏言，“自己的论文不是被拒稿，就是在被拒稿的路上”，感觉发表论文“很难”。一篇论文能否顺利发表，文章本身质量至关重要，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投稿时自然能引得编辑青睐。除了论文质量之外，还有一些方面，也影响着论文投稿成功率，这就是我们在投稿时要讲究的三点策略。策略一：论文标题要新颖，要有趣 一个新颖的题目就是文章的亮点。题目是文章的总纲，是反映论文最重要内容的词语的逻辑组合，是一篇论文给读者和审稿人的第一个重要信息。编辑一定是先看论文的题目，题目新颖生动，便有兴趣继续往下看。如果题目陈旧，便索然无味，论文估计也就被“毙”了。如何让论文题目新颖，简炼，有趣？一是多关注所在研究领域内包括交叉领域的一些重要期刊近年来发表的论文，二是关注目标刊物近年来发表的论文，将这些期刊近两年的目录重点研读，仔细揣摩，了解这些论文的题目是怎么拟定的，包括结构、字数以及如何概括了文章内容等，从中发现编辑的“口味偏好”。比如，在《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2期，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试点”何以失败?——A市生活垃圾“计量收费”政策试行过程研究》，就比较新颖且简洁，明确的概括了文章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又如，《社会》2019年第2期，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把尺子如何“量到底”：基层治理中的制度硬化——以一个城市更新试点项目为例》，同样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并不晦涩难懂。策略二：选择期刊有讲究 论文完成后，往什么刊物投稿以及如何投稿？这既要做到有的放矢，也要讲究策略。很多人认为，是先确定刊物再写稿，其实有一定道理。先确定期刊，不一定是要确定某个期刊，可以确定某几种期刊，或者想发表什么级别的刊物，这样才能在撰写论文过程中有的放矢。如果一开始就决定，要“冲刺”发表高水平论文，那么，在检索文献时，就要瞄准领域内重点期刊的文献了。我们平时肯定有所关注，即发表在顶级刊物上的论文参考文献，往往是来源重要期刊的文献或者知名学者的论著。另外，一定要仔细阅读所投刊物的《投稿须知》，看看目标期刊对论文的基本要求，比如字数等基本要求，有些期刊对稿件字数有较为明确的要求，规定了最低字数要求或者最高字数要求，符合论文字数超过或者低于该期刊的要求，则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录用可能性。如果检索不到目标期刊的《投稿指南》，下载1~2篇目标期刊的最新论文参考即可。同时，要多揣摩目标期刊的论文风格，在论文的结构上、语言风格上，向目标期刊靠近。有些刊物会在官网或者某一期发出本年度的重点选题范围，如果所撰写论文在选题范围内，也能增加论文录用的概率。在投出稿件之前，尤为重要的一步，就是要严格按照目标期刊的用稿要求，从论文框架、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等方面进行对照性的修改和完善。比如，在论文框架方面，就引言这一部分，不同刊物就会有不同的要求。这种要求往往不会在期刊的“征稿通知”里明确标明，但是通过阅读该刊物的论文，就能大致了解。有些刊物的引言，就明确的是“0引言”这种形式，有些刊物就不是此类形式。又如，摘要部分，有些刊物在明确要采用结构性摘要，即”【目的/意义】.....【方法/过程】......【结论】“等，有些刊物则无此要求。有些刊物明确要求摘要不能超过300字，有些又要求不能低于300字。引用的文献在论文中应具体标明，并在文后列出参考文献。大部分期刊都规定引用的文献需要在文末列出参考文献。但有些期刊，如《政治学研究》，则要求以脚注形式标注参考文献。这些细节都要注意。也就是说，论文的写法要符合刊物的风格和具体要求，可以通过目标期刊的《征稿通知》或者研读新近发表的论文来了解这方面的信息。总之，在投稿甚至是论文撰写之前，对目标期刊的风格有所了解和熟悉，做到有的放矢。策略三：把握恰当时机与编辑沟通 稿件投出去后，作者盼望审稿意见的心情更加迫切，希望能被录用并且早日安排发表。实际上，每个期刊都有一套相对固定的稿件处理流程和环节，包括稿件的三审制度，对稿件编辑加工的三校一读制度以及出刊印刷前请作者最后一次校对等。对这些环节作者如果能了解一二，对自己的论文何时审阅、何时会有审稿意见、何时能够出版，就能做到大致心中有数。现在很多都开通的网络投稿系统，一般在投稿系统能看到审稿进度。因此，只需要关注投稿系统即可。如果时间明显延迟了很多，比如投稿后一个月还是初审，又如外审状态持续了一个多月还未变化，则可以致电给编辑部，礼貌的询问下文章进展情况。如果所投刊物尚未开通投稿系统，通过电子邮箱投稿，这就需要与编辑部沟通，了解编辑部对稿件的处理进度。一般情况下，可以在投稿后一个月左右，致电编辑部询问稿件状态。大部分期刊会在《征稿通知》里注明刊物的审稿时长，目前大部分期刊的审稿时间都是3个月，如果三个月没有回复，则自动视为拒稿了。部分刊物的审稿时间相对较短，也会承诺在45天、20天，1个月，甚至1周内给出意见。在此阶段，切忌沉不住气。稿件投出三五天，就迫不及待的给编辑打电话询问进展。须知，越是高质量期刊，越“不缺”稿子，有些期刊的年投稿量都要过万了，编辑的工作量非常巨大，如果贸然致电催稿，效果很多可能适得其反。来源：社科学术圈作者：大刘老师

期刊索引的SCI、SSCI、EI、ISTP、ISSHP……都是什么意思？目前，在国际科学界与学术界，如何正确评价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已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而被ISI旗下的SCI、SSCI、EI和ISTP等重要检索期刊所收录科技论文的多寡则被看作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单位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科技实力和科技论文水平高低的重要评价指标。1、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ISI）2、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SCI)3、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SSCI)4、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A&HCI)5、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ISTP)6、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ISSHP)7、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EI)8、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CSSCI)9、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CSCD)一：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ISI）ISI的发展简况：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简称ISI），是国际知名的科技信息研究与服务机构。1958年，ISI的创始人Eugene Garfield借款500美元创办了ISI，Current Contents（CC）ofChemical，Pharmaco-Medical&Life Sciences是当时的唯一产品，它每期有32页，包括了200种期刊。1960年，ISI引进了Current Abstracts of Chemistry and Index Chemicus，并于当年正式成立公司。1992年，ISI被ThomsonBusiness Information收购。ISI成立50多年来，先后推出了SCI、SSCI、ISTP、A&HCI和ISSHP等许多著名的学术研究检索工具和数据库。ISI的领域涉及22000种期刊、3100万件专利、60000个会议录、5500专业网站、5000本学术专著、200万化学结构、230多个学科的深度索引，以及100年的科学引文索引。目前，ISI的主要产品有两类，一是平面索引产品；二是网络产品。ISI的平面产品（5种）：1：《科学引文数据库》（SCI） 2：《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 3：《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HCI） 4：《科技会议录索引》（ISTP） 5：《社会科学和人文会议录索引》（ISSHP）ISI的网络产品（2种）1：1997年，ISI创办了ISI Web of Science，并开始通过因特网提供在线访问。ISI Webof Science。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引文数据库，包括ISI的三大引文数据库，即ISI-SCI、ISI-SSCI和ISI-AHCI，覆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等领域200多个学科的8，600种经过评估的学术期刊，每个数据库都是每周更新的。它可让用户在这些的跨学科的海量著录信息中进行引文检索和引证分析。用户可以同时从多个不同学科和不同内容的数据库中得到相应的检索结果，而且在检中的文献中还提供了该文献所引用的参考文献的访问路径，据此读者可以进一步参阅这些参考文献，直至追根溯源并了解全貌。这种独特的引文方法已成为科学研究的有力工具。WebofScience可以在网络环境下直接使用，并可以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进行定制。2：ISI最新开发的信息产品解决方案被称为ISI Web of Knowledge（http：//isiknowledge.com/），它可以为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界、企业、政府和非赢利组织开展研究活动提供信息支持。WebofKnowledge将跨学科的（以及细化的）论文著录、评估和分析工具、信息管理工具等集成在一起，是一个基于互联网（WWW）所建立的新一代学术信息资源整合体系。ISI的辅助产品（2种）此外，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也以影响因子方面的研究而著称。ISI开发的ISI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ISI基本科学指标）收集和分析SCI、SSCI中所收录的10多年来的高质量学术期刊中出版的研究文献及其参考文献（引文），运用引文分析等科学计量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按照不同分类提供相关数据，并展开分析和排序。ISIEssentialScienceIndicators有助于确定关键的科学发现，评估研究绩效，掌握科学发展的趋势和动向，了解各个研究领域中最依靠的国家、研究机构、科学家、论文和期刊，确定特定研究领域中的研究产出与影响。2001年，ISI还创立了ISI Highly Cited.comSM（这是一个介绍世界最有影响、被引次数最多的科学家的网站），引入了ISI科学基本指标（ISI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SM），为衡量科学趋势和为国家、研究人员、研究机构、公司期刊的表。现排名提供了有力的评价工具。目前，ISI的首席执行官（CEO）是MikeTansey。二：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SCI)SCI简介：《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出版的一种世界著名的期刊文献检索工具，也是当前世界自然科学领域基础理论学科方面的重要期刊文摘索引数据库。SCI是目前国际上三大检索系统中最著名的一种，其中以生命科学及医学、化学、物理所占比例最大，收录范围是当年国际上的重要期刊，尤其是它的引文索引表现出独特的科学参考价值，能反映自然科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在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SCI创建于1961年，其创始人为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所长Eugene Garfield（1925-09-15）。它主要收录文献的作者、题目、源期刊、摘要、关键词，不仅可以从文献引证的角度评估文章的学术价值，还可以迅速方便地组建研究课题的参考文献网络。利用它，可以检索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医学、农业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等学科方面自1945年以来重要的学术成果信息。SCI还被国内外学术界当做制定学科发展规划和进行学术排名的重要依据。目前，SCI的出版形式包括印刷版期刊和光盘版及联机数据库，现在还发行了互联网上Web版数据库。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完善，已从开始时单一的印刷型发展成为功能强大的电子化、集成化、网络化的大型多学科、综合性检索系统。目前，SCI涵盖学科超过100个，主要涉及农业、生物及环境科学；工程技术及应用科学；医学与生命科学；物理及化学；行为科学。SCI将来源期刊数量划分为SCI和SCI-E。SCI指来源刊为3500多种的SCI印刷版和SCI光盘版（SCI Compact DiscEdition，简称SCICDE），SCI-E（SCI Expanded）是SCI的扩展库，收录了6650余种来源期刊，可通过国际联机或因特网进行检索。ISI通过它严格的选刊标准和评估程序挑选刊源，而且每年略有增减，从而做到其收录的文献能全面覆盖全世界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所谓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是指报道这些成果的文献大量地被其它文献引用。即通过先期的文献被当前文献的引用，来说明文献之间的相关性及先前文献对当前文献的影响力。SCI以《期刊目次》(Current Content，简称CC)作为数据源，目前，自然科学数据库有五千多种期刊，其中生命科学辑收录1350种；工程与计算机技术辑收录1030种；临床医学辑收990种；农业、生物环境科学辑收录950种；物理、化学和地球科学辑收录900种期刊。各种版本收录范围不尽相同。这其中，含有全世界出版的数、理、化、农、林、医、生命科学、天文、地理、环境、材料、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核心期刊约4500种；扩展版收录期刊6650余种。SCI每年收集论文数达六七十万条。SCI的索引形式：SCI主要摘录科技期刊和专利。被选用的期刊上所刊载的每篇文献，包括论文（无代号）、摘要（A）、评论（B）、编辑部文章（E）、通讯（L）、会议资料（M）、专利（P）、评论和书目（R）都逐一加以摘录。尤其把每篇文献后所附的参考文献一一认真著录，并按照一定格式编排起来。在论文索引方面，它是以来源索引为基础，另配有四种引证索引（即作者引证索引、专利引证索引、主副事物引证索引及机构引证索引）。SCI的索引方式有4种。引文索引（Citation Index）按第一作者的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用于检索作者发表的论文;期刊源索引（Source Index）按每篇论文的完整文题排列，用于检索论文主要内容;主题词索引（Permuterm Subject Index）通过标题词汇或主题词查找某学科、某专业方向涉及文献，光盘版已通过SCI’sKey Words Plus追溯出现在论文所引参考文献中的单词、词组与短句，扩充了印刷版的容量;机构索引（Corporate Index）按地域、字母顺序排列，检索每篇论文的所属机构，或某机构用于统计所发表的论文，也可用光盘版与在线版方便地查找此索引三：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SSCI)SSCI简介：SSCI即《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它为SCI的姊妹篇，亦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是目前世界上可以用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论文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的大型检索工具。据ISI网站2006年公布的数据显示，SSCI全文收录1876种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期刊，内容覆盖包括人类学、法律、经济、历史、地理、心理学等55个领域。收录文献类型包括：研究论文，书评，专题讨论，社论，人物自传，书信等。选择收录（Selectively Covered）期刊为1300多种。现收录有中国大陆的期刊3种，台湾的期刊7种SSCI最早创刊于1969年，收录数据从1956年至今，是社会科学领域重要的期刊文摘索引数据库。数据覆盖了历史学、政治学、法学、语言学、哲学、心理学、图书情报学、公共卫生等社会科学领域。SSCI收录期刊1979种，覆盖了历史学、政治学、法学、语言学、哲学、心理学、图书情报学、公共卫生等社会科学领域。SSCI与SCISCI是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的英文缩写，从功能上说是一种学术论文检索工具和数据库，从内容上说是以收录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论文为主。SSCI从功能上说也是—种学术论文检索工具和数据库，只不过它是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的英文缩写，从内容上说是以收录社会科学的论文为主。近几年来，在国内大学论文排名、研究基金申请、个人职称晋升等竞争中，SCI论文数越来越成为一项重要依据，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几乎言必称SCI。国内许多大学都提出了下世纪初把自己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而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应当拥有较多的SCI论文数，这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然而，SSCI却在国内受到冷遇，很少有人提及。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不仅应当拥有较多的SCI论文数，还应当拥有较多的SSCI论文数，尤其对于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世界一流大学更是如此。SSCI对其收录期刊范围的说明中明确告知该数据库中有一部分内容与SCI重复，这是因为学科之间本身有交叉，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的研究在文献中的自然反映。SSCI覆盖的学科范围。SSCI覆盖的领域包括：人类学，区域研究，商业，商业金融，传播学，犯罪学与刑罚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教育与教育研究，特殊教育，环境研究，人机工程学，种族研究，家庭研究，地理学，老人病学和老人学，健康政策与服务，历史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史，工业关系与劳工，情报学与图书馆学，国际关系，语言与语言学，法学，管理，法医学，护理学；哲学，规划与发展，政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应用心理学，生物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实验心理学，数学心理学，心理分析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公共管理，大众健康，康复，社会问题，社会科学-生物医学，社会科学-交叉学科，社会科学-数学方法，社会工作，社会学，恶习，运输，城市研究，女性研究等。无疑，这些学科的研究水平对于衡量—个国家的研究水平是极其重要的；对—个国家的繁荣与发展，更至关重要。四：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A&HCI)A&HCI即《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简称A&HCI），它是艺术与人文科学领域重要的期刊文摘索引数据库，它与SCI和SSCI一起共同构成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的三大核心数据库，其特点也是收录引文文献，目前收录1300种国际权威的期刊作为文献源。1976年，ISI创办了A&HCI，它收录数据从1975年至今据ISI网站最新公布数据显示：A&HCI收录期刊文献数据覆盖了语言与语言学、文学、哲学、宗教与神学、古典研究、历史、考古、艺术、建筑、表演艺术等社会科学领域，计9大学术领域共28个学科。A&HCI收录的期刊绝大部分为美国和欧洲的顶级学术期刊，较少收录亚洲等地区的学术期刊，收录期刊亦以英文期刊为主。中文期刊中，目前收入A&HCI有《亚洲艺术》、《中国史研究》和《当代中国思潮》等几种，港台地区仅有“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被收录。我国学术界对SCI、SSCI都比较熟悉，但是对A&HCI似乎还缺乏了解，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的学科分类同西方的学科分类有所不同。西方的学科共分自然科学（Science）、社会科学（SocialScience）、艺术与人文学科（Arts and Humanities）三大类，而在我国，学科只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艺术与人文学科被包括在社会科学内。五：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ISTP)ISTP，即《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ndex to Scientific&Technical Proceedings，简称ISTP），它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的网络数据库Web of Science Proceedings中两个数据库（ISTP和ISSHP）之一。ISTP创刊于1978年，它由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编辑出版，主要收录国际上著名的自然科学及技术方面的科技会议文献，包括一般性会议、座谈会、研究会、讨论会、发表会等的会议文献，涉及学科基本与SCI相同。ISTP所收录的数据包括生命科学、农业、环境科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生物技术、医学、工程、计算机科学、化学、物理学、工程技术和应用科学等学科，其中工程技术与应用科学类文献约占35%。从1990-2003年间，ISTP和ISSHP（后文将要讲到ISSHP）共收录了60，000个会议的近300万篇论文的信息。ISTP收录论文的多少与科技人员参加的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多少或提交、发表论文的多少有关。我国科技人员在国外举办的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占被收录论文总数的64.44%。六：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ISSHP)ISSHP，即《社会科学和人文会议录索引》（Index to Social Sciences&Humanities Proceedings，简称ISSHP），它于1979年由ISI创办，其数据涵盖了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科学领域的会议文献。这些学科包括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艺术、文学、历史学、公共卫生等领域。七：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EI)EI，即《工程索引》（Engineering Index，简称EI），它是全世界最早的工程文摘来源，也是目前世界著名的工程技术类综合性检索工具。EI创刊于1884年，最初由美国工程情报公司（Engineering Information Co.）编辑出版发行，它主要收录工程技术领域的科技期刊和会议论文，其所收录文献的范围几乎覆盖工程技术各个领域的数据，涉及到材料工程、地质、电工、电子、通信、动力、核技术、化学、工业工程、环境、机械工程、计算机和数据处理、交通运输、金属工艺、控制工程、矿冶、能源、材料科学、农业、食品技术、汽车工程、生物工程、石油、食品、数理、水利、土木工程、医学、仪表、应用物理、宇航、照明、光学技术和自动控制等学科领域。目前，EI选用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15个语种的工程技术类会议录、科技报告、标准和图书等出版物。EI数据库每年新增约50万条文摘索引信息，分别来自5100种工程期刊、会议文集和技术报告，其中大约22%为会议文献，90%文献的语种为英文。EI每月出版1期，每期文摘1.3万至1.4万条，年报道文献量16万余条。每期EI均附有主题索引与作者索引，每年还另外出版年卷本和年度索引，年度索引还增加了作者单位索引。EI的出版形式有印刷版、电子版及缩微胶片。EI具有综合性强、资料来源广、地理覆盖面广、报道量大、报道质量高和权威性强等特点。1992年，EI公司开始收录中国期刊，并于1998年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了EI中国镜像站。八：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CSSCI)CSSCI的由来与发展：CSSCI，即《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Index，简称CSSCI），它是南京大学1997年在全国率先提出并研制的一种中文社会科学研究信息检索的产品。2000年，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专门从事CSSCI的研究与开发工作。2000年，CSSCI引文数据库的构建工作完成，并相继研制成功了CSSCI数据库网络版和光盘版。2001年，在教育部指导下，成立了由17所著名高校科学研究与管理专家组成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指导委员会。2003年，经教育部批准，CSSCI被列为教育部重大研究课题攻关项目，2004年，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将CSSCI列为国家重大研究课题。CSSCI遵循文献计量学规律，采取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从全国2800余种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强、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来源期刊。现已开发的CSSCI收录了1998以来的数据，其来源文献54万余篇，引文文献320余万篇。该项目成果填补了我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空白，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目前，教育部已将CSSCI数据作为全国高校机构与基地评估、成果评奖、项目立项、名优期刊的评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重要指标。CSSCI的主要形式：CSSCI是我国社会科学重要文献引文统计信息查询与评价的主要工具，它以中文社会科学期刊登载的文献为数据源，通过来源期刊文献的各类重要数据及其相互逻辑关联的统计与分析为社会科学研究与管理提供科学、客观、公正的第一手资料。CSSCI来源期刊的遴选遵循文献计量学规律，采取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从全国2800种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强、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来源期刊。CSSCI的遴选程序是：按照近3年期刊他引影响因子对所有学术性社科期刊分学科进行排序；按照“高进低出”的原则确定各学科预选来源期刊；预选来源期刊提交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指导委员会审议，最终确定年度来源期刊。CSSCI提供的信息检索途径有：（1）来源文献检索。它包括篇名、作者、作者所在地区及机构、刊名、关键词、文献分类号、学科类别、学位类别、基金类别及项目、期刊年代卷期等。（2）被引文献的检索。它包括被引文献、作者、篇名、刊名、出版年代、被引文献细节等。(3)优化检索.包括精确检索、模糊检索、逻辑检索、二次检索等。不同途径的检索结果按发文信息或被引信息分析统计，并支持文本信息下载。CSSCI的收录期刊：CSSCI收录期刊采取两年一次动态调整的方式：2001年度，首次列入来源期刊共419种，另加海外华文期刊16种；2003年度，收录的来源期刊调整为418种；2006年度，收录的来源期刊调整为493种；2008~2009年度，所收录的来源期刊为528种，此外还列出了扩展版的来源期刊152种，以及来源集刊86种。九：学术期刊的国际索引知识(CSCD)CSCD，即《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 Journal Full-text Database）。它属教育部主管，清华大学主办，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创办的我国学术期刊全文检索与评价数据库，是我国知识信息生产、传播、应用和期刊评价、管理的现代化运作平台，以光盘和网络等形式向国内外读者提供动态知识服务，并为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进行期刊评价提供基础数据，为新闻出版总署等有关期刊管理部门提供数据。CSCD收入我国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农林科学、医药卫生、工程技术、环境科学和管理科学等领域出版的中英文科技核心期刊和优秀期刊近千种，其中核心库来源期刊670种，扩展库期刊为378种，已积累了从1989年至今的论文记录近100万条，引文记录近400万条。CSCD除具备一般的检索功能外，还提供新型的索引关系——引文索引。使用该功能，用户可迅速从数百万条引文中查询到某篇科技文献被引用的详细情况，还可以从一篇早期的重要文献或著者姓名入手，检索到一批近期发表的相关文献，对交叉学科和新学科的发展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CSCD除提供文献检索功能外，其派生出来的中国科学计量指标数据库等产品，也成为我国科学文献计量和引文分析研究的强大工具。CSCD具有建库历史悠久、专业性强、数据准确规范、检索方式多样、完整、方便等特点，自提交使用以来，深受用户好评，被誉为“中国的SCI”。CSCD分为核心库和扩展库，共遴选了1048种期刊。其中，英文刊40种，中文期刊1008种；核心库期刊670种，扩展库期刊378种。。核心库的来源期刊经过严格的评选，是各学科领域中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核心期刊；扩展库的来源期刊也经过大范围的遴选，是我国各学科领域较优秀的期刊。

【“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本可以互学互鉴，但国内外的那些意识形态偏执狂老喜欢扯中国的制度问题。”“西方政治学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么多年来不再讲领导力，非常愚蠢。领导力太重要了，在关键时候，一个好的领导跟一个差的领导，带来的效果相差十万八千里。”“美国有句谚语，叫‘一流人才在军界，二流人才在商界，三流人才在政界’。很多领导人的理性选择是不去担当，为什么？担当之后对的政治生涯是不利的。”3月30日，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51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张维为教授，还有来自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副院长范勇鹏教授，共同探讨西方防疫中偏执的意识形态偏见。观察者网整理节目内容，以飨读者。】张维为：碰到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我们几乎是仓促上阵，但是很快稳住了阵脚，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开展了一场举世瞩目的抗疫阻击战、总体战、人民战争，每个人都参与其中，都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全身心地投入抗疫，保卫我们自己的生命和健康，也保卫整个人类社会。但惯性使然，西方一些偏执狂，一开始就把整个疫情政治化，描述为民主与专治的斗争，西方媒体一时间充满了对中国的嘲笑、挖苦、批判，真是幸灾乐祸。然而好景不长，潮水退了才知道谁在裸泳，随着中国抗疫局势转好，随着西方国家自己灾情、疫情日益严重，人们发现西方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很大程度上使西方错过了中国通过巨大牺牲而创造的窗口期，陷入今天这种我叫万般困局。十年前我写《中国震撼》一书的时候，写了这么一段话，现在看来也算是一种预测，西方媒体还会继续贬低中国，但是我们对此不必太在乎，十年后再看吧，如果十年还不够，那就二十年，最后后悔的不会是中国。没想到时间来得真快，正好十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就自食其果了。这次抗疫过程中，世界卫生组织在第一时间就表示，中国的抗“疫”经验是唯一得到证实的经验，建议各国结合本国实际，借鉴中国经验，时不我待地投入抗疫。但是西方的一些偏执狂却开始集体狂欢，“中国是‘东亚病夫’”，“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到了”，“中国将在这次疫情中崩溃”。当然他们这次极度失望，这个14亿人的伟大国家在世界上率先走出疫情，正在迅速复工复产，而灾情在西方迅速蔓延、政府应对频频失误，医疗体系不堪一击。我们不会像西方偏执狂那样落井下石，我们将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共同打好疫情防控的全球阻击战，但有些道理有些话还是要说清楚的。这次疫情中，最令人费解的是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反复强调中国的经验值得借鉴，但多数西方国家还是不屑一顾，甚至冷嘲热讽。尽管中国与世卫组织和许多国家及时分享各种关于疾病的信息，但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太掉以轻心了，对中国抗疫的举措，如“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戴口罩、封城、建设方舱医院等等，均不认可，很多国家甚至连检测点、检测试剂、检测人员等等都未作最起码的部署和安排，最后陷入了今天这种进退失据乃至抓瞎的境地。坦率地说，西方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损害了西方自己。这次我们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西方民主优越论，二是个人权利至上论，三是中国医疗落后论。首先我们看一下西方民主优越论。中国爆发新冠疫情后，德国《明镜》周刊发文说，“中国人若想消灭这次新型冠状病毒，需要的药方既不是什么西药疫苗，也不是中医草药，而是自由和民主。”法国《费加罗报》也发文称 ：“在应对新冠病毒的处理方式上，民主制度显示了无可辩驳的优越性”。当然，影响最大的应该是2月18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重头文章“一种病毒，两种制度”，文章称，“传染疾病在民主国家的致死率总是低于像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根据1960至2020年的对世界各种类型大大小小的传染病致死率的定量分析，文章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在相同发展阶段的民主国家，传染疾病的致死率是百万分之四，而在专制国家是百万分之六。而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之后，也就是今天中国的水平，民主国家的死亡率急遽降低，死亡率每100万人低于0.01个人，而在专制国家，甚至出现过百万人中有大约600人死亡。”文章还举了一个例子说：“虽然中国可以10天内建成一个1000人病床的医院，而民主国家挪威的议会花了七年时间，还在辩论一个200个床位医院的选址，但专制国家缺少信息的自由流动和与民众的对话，会导致决策失误。”《经济学人》的这种套路文章，说白了就是：真是愚昧呀，朽木不可雕也。今天西方所谓“民主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不论在确诊数、死亡率还是死亡人数上，都早已超过中国，真是打脸啪啪响呀！我曾经这里介绍过我们的一位资深研究员李世默对《经济学人》杂志的研究，他分析了这份杂志对历届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所发表的评论，得出一个颇有喜感的结论：人们几乎可以反过来理解这个杂志关于中国的政治评论，它说你不好，往往是很好。后来我向很多外国友人，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都推荐了这种了解中国的简易方法，果真这次我们的判断全部又应验了。一是印证了对于像《经济学人》杂志这样的西方主流媒体关于中国的政治评述评论，可以反过来理解，准确度八九不离十。二是印证了我2010年的话：十年之内，西方媒体会为误读中国而后悔，现在一些人恐怕肠子都要悔青了。当然还会有一些嘴硬的，就让他们继续留在黑暗中犯傻吧。其次是我们这里也多次讨论过，就是西方价值观偏见，西方认为个人权利至上，认为这种价值高于中国人崇尚集体责任的价值。其实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历史形成的价值观，彼此应该互相尊重，而不是互相诋毁。但这次疫情爆发后的相当时间内，西方从媒体人物到政治人物，反复强调他们不是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不能对人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做限制，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各种大型聚集活动还在举行，巴黎时装周、尼斯狂欢节、各种足球联赛等等。德国政府宣布禁止1000人以上的集会，一些团体就举行999人的集会，马照跑，舞照跳，我们自由，我们民主，我们保护个人权利，你们中国“封城”，你们是专制，你们的方舱医院是“集中营”。到后来不得不借鉴中国的做法时，也是挤牙膏一样地一步一步地推，结果代价惨重呀！这种价值观上高人一等的傲慢与偏见还包括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美国福克斯新闻台主持人杰西·沃特斯公开说，“中国无法养活民众，他们处于绝望状态，生吃蝙蝠和蛇，这是新冠病毒的起源。”意大利威尼托大区主席卢卡·扎亚也公开说，“中国人疫情付出巨大代价是因为中国人不注意个人卫生，还活吃老鼠。”荷兰广播电视台播放针对华人改编的歌曲，这个曲名是“预防病毒不如远离中国人”，还呼吁抵制中餐。日本财长麻生太郎不久前透露，2月底在沙特召开的G20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谈到新冠疫情的时候，他欧洲的同行“一点反应都没有”。麻生还说，一位欧洲部长私下说“这和我们没有关系。那是黄种人的病，不是我们的病”。然而，新冠病毒是不给西方人任何情面的，在肆虐的病毒面前，个人权利至上也好，种族主义也好，在病毒面前毫无抵抗之力，西方国家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回原形，不少国家因为医疗物资严重短缺，已放弃抢救年长者，这些老是扯谈人权的国家怎么不懂得人权的基础是生命权呢？早些时间都干什么去了呢？第三是在西方媒体的长期的洗脑和忽悠下，所以很多西方社会的人还是认为，中国相当的贫穷落后，他们认为发生在中国的疫情，完全是中国自身的原因，不会在西方重复，西方国家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体系”。随着中国抗“疫”取得进展，他们又认为如果中国这么落后的医疗水平也能够在湖北以外的地区，做到致死率低于1%，那么西方的医疗体系应对这种疾病肯定不在话下。大概是基于这种判断，西方许多政治人物和媒体人物都反复强调新冠疫情“无非就是大一号的流感”、“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不用害怕”。这引起了世卫组织的担心，我记得2月28日的时候，世卫组织专家布鲁斯·艾尔沃德在记者会上呼吁：“中国在抗击疫情方面取得的成功‘可能让其他国家’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各国必须准备好在更大的范围内管理这件事情。各国必须做好准备，就好像疫情明天就会打击我们一样。”但他的呼吁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重视，在场的西方记者反复质疑他：中国政府的统计数字是否可靠。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医疗落后还有多种权威数据，所谓的权威数据和排名的支撑，比方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智库和美国核威胁倡议（NTI）联合发布了一个叫最新的《全球卫生安全指数2019年》这样一个报告，英文叫GHS Index，它这里面有一个排名，它考察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有效预防和应对传染疾病。这个报告称从6个方面、34个指标、85个子指标和140个问题出发，对195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综合评估。大家能否猜出这个报告中世界排名最靠前的，是哪些国家？排名前五名分别是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排在第五十一名，在越南、蒙古、塞尔维亚之后。如果没有这次突发疫情，我可以想象，中国学者会反复引用这个排名，它显得多么“权威”，多么“高大上”，多么“不容质疑”，但这次情况不一样了。一场疫情世界大战突发，各国卫生安全体系的真实水平高下立判，这个指数排名，越看越像是一个国际笑话。此时此刻的纽约已经是美国疫情的“震中”了，我今天刚看到CNN的一篇报道，一个纽约医院的大夫感叹医疗资源严重匮乏，“一切都乱套了，这就像是个第三世界国家。”世界卫生组织这次肯定中国抗“疫”举措的时候多次讲到，中国树立了新的标准，而且这次特别精彩的就是中国全民参与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国际比较，几乎每时每刻，中国人、海外华人、留学生、还有老外，通过视频和文字，第一时间评判世界各地的疫情防控水平，而且大都从中国视角出发，和中国标准来进行评判。我觉得这意义非常重大，这可能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性的变革：对内，它突破了国内知识界一些人长期的崇洋媚外，还原了一个更为真实的没有皇帝新装的西方；对外，它意味着中国视角和中国标准迅速走向世界，鉴于中国的人口规模，这一切必将影响整个世界。让我引用几段中国网民对上述这个所谓“权威”报告的调侃： “不愧是自由国家，连排名都那么自由，想怎么排就怎么排。”西方很多机构做的排名也是资本市场运作方式的一种。背后是资本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反复强调，我们要解构西方话语，包括西方指标体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知识界应该警觉起来，很多东西凭常识判断就可以提出质疑的。比方说，一个2009年治理H1N1如此失败的国家，一个治理去年秋季所谓“大流感”如此失败的国家，怎么可能会排名世界第一？我们一定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西方的概念、方法和数据，做出我们独立的研判，同时力争建立更加靠谱的指标体系，把中国的事情真正说清楚，把世界的事情真正说清楚。其实指数排名这个东西，并不复杂，你采用什么样的标准，不采用什么样的标准，选择什么样的数据，不选择什么样的数据，每个指标给予什么样的权重，这里面大有讲究，最后的结果可以是相差十万八千里。西方类似这样的荒谬排名多去了，特别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很多都可以当做笑话来看。中国通过抗疫实践树立的新标杆确实和西方的做法差别很大，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比较。首先是指导思想，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西方国家几乎都是把经济利益和商业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结果坐失一个又一个的防控良机，这反过来又给经济带来更大的伤害。我们抗疫举措的核心是四个要求：“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西方多数国家的应对方法可以说是没有信心：放弃抵抗者有之，“群体免疫论”有之，甩锅别人者有之。有人说，欧洲再一次到了至暗时刻，但早已没有了丘吉尔。我们讲“同舟共济”，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也是中国人的伟大实践，“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西方所谓的民主社会，今天几乎全是分裂的社会，除了党争不断之外，民众不相信政府，民众不相信政客，个人权利至上，不撞南墙不回头，当然整个社会正在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最近令很多美国人揪心的是：就在美股暴跌的前夕，美国一些高官通过媒体向民众说，疫情不严重，大家不必担心，但转身就把自己持有的股票都卖了。这样的国家要人民一起“同舟共济”，怎么做得到呢？我们讲“科学防治”，两个月内，中国的科学治疗方案已更新了七版，现在是第七版了。但西方口无遮拦的政客太多，不负责任的专家太多，什么“无非是大一号的流感”，“口罩毫无用处”，“年轻人不用害怕”，“这是黄种人的病”等等等等，科学精神荡然无存，结果害人无数。坦率地说，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的丧失，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实事求是精神的丧失，是西方今天最大的政治危机。我们讲“精准施策”，我们的战“疫”有章法：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有高风险区，中风险区，低风险区，各自采用不同的应对方案，这次世卫组织专家中国之行后感触最深的就是“在中国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看到今天美国总统都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近三个月来，满嘴跑火车呀，他的卫健专家感到十分尴尬。中国抗疫模式的相对成功，在国际社会创造一个巨大的存在感。坦率地说，过去没有中国抗疫模式，美国2009年应对H1N1无力，造成美国本土五分之一人口感染，一万多人死亡，全世界近30万人死亡，它就混过去了，反正美国资本控制的媒体几乎不报道这些事情，就不会掀起大的波澜。英媒曾传出消息称英国首相约翰逊一度转入ICU 图自卫报这次不一样了，社交媒体已经兴起，中国模式，首先在西方社交媒体上，得到许多网民的赞扬。某种意义上，西方不得不开始积极应对，背后有中国模式产生的巨大压力。许多西方网民都在问：中国人能够十天建一个医院，我们为什么不能也建一个，如十天不行，二十天三十天也可以呀。美国护士举行抗议游行，说他们没有防护用品，他们怎么说的？你们看看中国护士穿的防护服，我们也需要呀。同样，当英国领导人宣布自己的应对办法是“群体免疫计划”，其实就是放任不管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该死的就死了，比如年龄大的，有基础疾病的。很多英国人马上就说，你们看看中国人是怎么做的。倒是《纽约时报》在3月13日总算刊登了一篇带点儿自我反省的文章“中国为西方争取了时间，西方自己把它白白浪费了”。现在多数西方国家开始借鉴中国的许多做法了，但可能有点迟了。我们赞赏西方媒体的理性反思，但这种反思能否持续，我本人还不那么乐观。无疑，这次世界范围内的疫情防控，对各国的综合实力和治理体系都是一场大考，虽然考试还没有结束，但多数人都会同意，中国做得比较好。当然，我们不能骄傲自满，防控局势依然严峻。不过过去被国内公知吹得天花乱坠的西方世界，什么免费医疗、高福利、百姓自律、幸福指数，“空气都是甜的”，结果一仗打回原形。其实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本可以互相借鉴，中国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但国内外的那些意识形态偏执狂老喜欢扯中国的制度问题，这次抗疫再一次证明西方的制度问题太大太多，不改革将一路走衰，彻底走下神坛。这个观点我讲了十几年了，现在认同的人越来越多， 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皇帝没有新装就是没有新装，这么简单的道理，现在除了还在装睡的人，全世界都明白了。今天就谈这些。谢谢大家！主持人：刚才听张教授的演讲，特别明确地指出西方的种种傲慢与偏见，影响了他们对这次新冠疫情的应对。前一阵子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口一个“中国病毒”，引起了舆论哗然。国务卿蓬佩奥近期在参加外长会的时候，还要求把“武汉病毒”要写进联合声明。当然其他国家都是反对，所以最后联合声明也没有出来。其实很多人都特别不理解，也想听听两位的解读，他们这个行为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张维为：我觉得美国的政治人物第一是不负责任，第二是想甩锅。因为他们这次抗疫整个举措确实是进退失据、非常狼狈，想把这个罪名放到中国身上。特朗普后来改口不说“中国病毒”了，蓬佩奥还在坚持，背后是美国实力的直线下滑。七国集团外长会议，通不过这个东西，最后没有会议公报，另外六个国家都不同意，就说明美国已经没有实力来左右这个局面。所以道理非常简单，无论从事实考证，还是从科学研究，还是政治态度来说，美国的立场都站不住脚的。所以我们对于这样的观点应该迎头痛击。“怼天怼地对空气”范勇鹏：我觉得首先是一种巨婴心态。什么叫巨婴心态呢？就是出了问题之后，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不是去三省吾身，而是去说你的问题，这个事赖你。其实不光是这次疫情，你看2018年以来的贸易战，包括历史上西方在多次遇到危机的时候，它都会采取这种甩锅的方式，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所以今天美国的政客这么讲，我倒也不意外。从制度来讲，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西方的制度，特别是美国的制度，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即有限责任制度，比如美国早期的殖民地，大多数殖民地都是私权，所谓的私权实际上是建立一个经营性的法人实体，是一种从公司到国家过渡的状态，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不是一个共同体，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国的制度，不管是三权分立还是联邦制，其基本原则是分权，分权就意味着分散责任。所以这次我们能看出来，在遇到危机的时候，政客首先想到的是，我怎么才能不负责任，把这个问题给甩出去。刚才张老师也说，对于这种现象，我们要迎头痛击。如果任由这种甩锅现象发生的话，会怎样？张维为：污名化是美国政府一些人物包括美国总统非常善于做的事情，他在竞选中也是这样攻击对手，多数老百姓很容易被他忽悠，这一点我们要警惕。所以，我是非常赞成我们外交部发言人主动出击，要你回答这个问题。我记得当时观察者网采访我，我就说非常好，如果美国人不懂得规矩，我们要立个规矩，这是言论自由，我们中国老百姓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置疑，一二三四五，你必须回答。实在不行，就让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组一起调查，过去这么多的感染人数，数万人因为种种原因死亡，都说是大流感，但大家有很多疑虑，你欠美国人民一个交代，欠全世界一个交代。最后，美国政府对我们表示抗议，我很高兴，过去都是我们抗议他们。范勇鹏：我非常同意张老师的观点，毛主席有句话叫“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如果我不去据理力争，客观质疑，那就会纵容你不断地把这个东西给推下去。国内有一些声音，认为外交人员不应该这样表态，认为我们要有大国外交风范。那么，你们想过没有，如果任由这种思路发展下去，有一天在西方的海外华人，他们会成为替罪羊，这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张维为：实际上我们外交部的传统一直就是该斗争的时候坚决斗争。我有一次给小平同志做翻译，当时就是里根要跟台湾地区恢复外交关系，小平说那我们就可以把中美关系退到六十年代。六十年代美国打了越南战争嘛。最经典的就是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的陈毅外长碰到人家记者问他，你们担心不担心美国要打中国？他说，我头发都等白了，如果我打不了这个仗，我的儿子会打下去。所以，对帝国主义一定要这样，真的就是纸老虎，他们只承认实力；我们打交道太多了，在话语斗争上也是如此。但是，讲话要有道理，斗争不是吵架，实事求是，让你回答我的问题。范：另外，我再补充一个角度，有人说中国对全球经济形成拖累，这个逻辑本身就是错的。过去这些年里面，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的火车头、是发动机，中国出了问题，全球受影响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就好比是，我在推车，现在我生病了、不推了，你就说我拖累大家，显然逻辑上是站不住的。大家应该调整心态，共同应对这个疫情，让全球经济的车子重新跑起来，而不是用这种方式来互相指责。主持人：3月26日，G20领导人召开视频峰会，这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在这个视频会议上，习主席明确说了，中国将会开放我们在疫情防控方面的网上知识中心，我们会向全球继续提供原料药、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就像您刚刚说的，恰恰不是拖累，我们在那么多年里，一直在为全球经济做贡献，在疫情挑战面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要保证这个供应链的完整，我想这是一种担当和勇气了。说到这我在想，大家应对新冠疫情到底做得怎么样，其实也是对整个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平时可能都用在日常建设中，但像这样突如其来的大战，可能越发可以看出治理能力。大家观察特朗普的言论都觉得一言难尽，但确实还有一些政治人物他们很努力地在做。这是不是也是西方社会的复杂性？张维为：美国现在体制遇到麻烦，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协调非常困难。我上次看纽约州长科莫呼吁，现在每一个州都在竞争买药，药越来越贵，就这么一点药，必须由联邦政府统一起来配送。他的建议非常合理，当时特朗普没有回应，他很着急，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这个制度设计是有问题的，美国的制度确实还很年轻，某种意义上，还需要不停改进。我刚才讲了，欧洲现在进入至暗时刻，但是没有丘吉尔。我觉得西方政治学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么多年来不再讲领导力，leadership，全做一些定量的微观的分析，非常愚蠢。倒是做企业的，都讲领导力，领导力太重要了。在关键时候，一个好的领导跟一个差的领导，带来的效果相差十万八千里。范勇鹏：美国有句谚语，叫“一流人才在军界，二流人才在商界，三流人才在政界”。确实，在所有的文化里面，都会涌现出很多很有为的领导人。但是你会发现区别在哪呢？在于你的制度是不是鼓励政治人物有担当，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比如在这种选举制度下，这种权力分立的情况下，包括在媒体所谓第四权力的监督之下，很多领导人的理性选择是不去担当，为什么？担当之后对我的政治生涯是不利的。主持人：我们刚才可以说是观察了一下美国在这次应对疫情的一些做法，我们接下来再把视线投向欧洲，我们去看看法国，马上来连线文汇报前驻法国的记者郑若麟老师，郑先生，您好。郑若麟：你好。主持人：你好郑先生，您一直在观察法国，常年在法国生活，您的观察应对这次疫情法国是怎样的？郑若麟：法国这次的无力感也非常强。中国遭到新冠病毒疫情袭击的时候，法国对中国采取的态度是，一开始忽视，然后轻视，接着歧视，觉得这个只会在中国这样既不民主又不自由的国家发生，而且卫生医疗条件都远远比不上欧洲，就像刚才张维为老师在演讲当中提到的这样，他们认为这样的情况不会在法国发生，但是没有想到，很快后果就落到他们头上。主持人：根据您的观察，当疫情开始在法国蔓延的时候，他们遭遇到的问题是什么？郑若麟：主要三大问题，第一个就是思想上没有重视，因为中国事实上控制住了疫情以后，病死率降到了相当低的程度，他们就认为没事了，这个死亡率稍微比感冒重一点点，很多法国人说，我们不怕。但是实际上意大利的病死率几乎接近10%，大大打击了他们这种安然的心态。第二，他们以为他们现有的医疗、病床等各种各样的水平远远超过中国，他们以为他们能够非常有效地控制，结果当疫情散开以后，就发现口罩没有，呼吸机不够，病床不够，法国能够配上呼吸机的病床只有5000个。现在确诊的病人已经远远超过它的应付能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始终没有把轻症状病人收治，这导致病毒一直在社会里扩散，法国的高峰期还没有到来，还有一周左右，这在法国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共识，这个时候，你看看今天的数字，再想想两天、十天以后的数字，法国的前景非常可怕。主持人：以您对法国的了解，目前这种困境，法国有办法解决吗？郑若麟：老实说办法不多，也许要动用军队，要实行军管，因为法国社会主要有三大权力，不是我们想象的司法、立法、行政，而是资本，政权，媒体。而这三大权力在这场新冠病毒来袭的时候，都作出了种种错误的决策，资本逃之夭夭，，政府从轻视到蔑视到今天束手无策，而媒体从一开始就把中国的抗疫说成是“唉，这种病毒只会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发生。”当中国取得成功以后，它又说中国隐瞒数字。中国成功有几个非常鲜明的手段，比方说封城，比方说把所有疑似病例全部隔离开来，比方说戴口罩。但是在他们的媒体看来，这些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是政治体制，是民主，是自由，这样一来给法国人民造成了一种错觉，这对法国的打击是非常之大的。 主持人：好，谢谢郑老师提供的关于法国的深刻观察。郑老师对法国解读的时候，特别讲到一点，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众志成城，但是法国是三股力量，政府也好，资本也好，媒体也好，各忙各的。就像张教授刚才也说，很多西方国家的问题出在，第一没有信心，第二陷于党争，没有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这是不是他们这次遇到的困境？张维为：我很同意刚才郑老师讲的这个观点，我在法国也生活过，实际上它的医疗制度是有可取之处的，比方说分级诊疗做得非常好的，一般的病一定要到家庭大夫社区大夫那看，经过他同意才可以到大医院，解决了医疗资源挤兑的问题。但是遇到现在这样的情况，原来的分诊制度根本不行。他们太轻敌了，所以刚才郑老师总结得非常好，轻视，忽视，歧视，所以这次他们一定要反思。我们在这个节目讲过很多次，如果不了解今天的中国，最后你们自己要吃大亏的。我们得出的这么简单的经验，戴口罩，他硬说不行；封城，方舱医院，用“集权专治集中营”来形容，结果他们现在要模仿中国。真的，傲慢与偏见给西方国家带来了灾难，他们媒体这次祸害的不是中国，祸害的是他们自己的人民。图自新华社主持人：您说到傲慢与偏见，让我想起这本名著里面有一句话，傲慢与偏见的来源是一种虚荣心，在这也想问问范老师，西方这种无力感，从制度上能不能解决？范勇鹏：我觉得要解决制度问题，首先要解决价值观问题，就是自由和权利之间的关系，自由和权利应该是一种平衡的关系，哪个过强都不好。但是西方近代以来过多强调自由，一方面在讲自由，另一方面在讲人人生而平等，但实际上在自由过度的情况下，人是不平等的，每个人的命是不同价的。比起来我们在武汉应对疫情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口号，宁可床等人，不能人等床，西方不可能这样做。为什么？背后资本的本性。所以它不会让床等人。包括特朗普总统还在讲，我们要考虑到对经济的考虑，有些媒体人称疫情尽快传播到所有人，就不会再拖累经济了，这里面都是反应出当自由过度的时候对社会的危害。主持人：早期武汉确实遭遇到医疗资源的挤兑，留下了很多遗憾，留下很多伤痛，大家可能都记得那张照片，就是中山医院援助武汉的一位医护人员，推着八十几岁的一位老爷爷在看夕阳，打动了很多人的内心，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价值观。这次我们看一些国家，出于他们的价值取向也好，认为经济比人命更重要也好，经常有一些让人遗憾的言论，在这次疫情中也值得深思。我们也注意到欧洲一些领导人，比如马克龙，他说要讨论要反省西方过去这些年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包括2月份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主题就叫“西方缺失”。也看得出来他们在做一些反思，这个反思的实质是什么，这种反思有没有用？范勇鹏：这个反思里面确实有它的智慧，特别像法国，还是有一些历史纵深感的，但马克龙的反思其实也很有限，为什么？我们能看到他背后的文化背景，其实还是傲慢，包括慕安会，北约，背后深层的历史根源是什么？是冷战，还是一种冷战思维。除了冷战思维，还有一种统治者思维，整个西方的这套国际制度架构，包括安全结构，是建立在我来统治全世界这个基础上，所以他的反思不是说反思哪里需要改进，而是我怎么能够继续统治这个世界。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其实我觉得，欧洲人或者西方人如果真的要反思，可能真的要考虑我怎么能够和这个世界、和人类和解，能够回到平常心、大家平等相处的状态，这才是真正的反思。主持人：说到这一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主题真的就非常重要。3月26日，G20视频峰会上，习主席就说要全球联防联控，这时候我们一直说病毒面前，大家必须要携手合作，这非常重要。张维为：我注意到最近习主席跟很多外国元首通电话，他明确说，现在人类已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另外还有一个概念叫做“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非常重要；如何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可以尝试从共同对付疫情开始，建立一个卫生健康共同体，一步步走向更高的共同体。主持人：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共同体，眼界、心态，很多东西都要打开，因为现在也有很多学者的观点就认为新冠疫情的挑战可能会让很多国家的民粹主义更加兴盛，本来就已经有逆全球化的潮流，恐怕会更厉害。范勇鹏：逆全球化潮流在这次疫情里面暴露出很多问题，其实是二战后整个国际制度出问题了。二战后西方主导搞了一套国际制度，包括像联合国、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制，曾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促进了全球化，但是也带来了很多问题，特别是社会不平等，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穷国越穷，富国越富；它像是一艘船，大家逐渐意识到，不仅仅是美国这个船长不及格了，连这个船本身也不及格了，所以你看到现在疫情期间，这些国际组织、国际机构，除了联合国的WHO（世界卫生组织），其他机构发挥什么作用了吗？听不出什么声音，包括欧盟，欧盟最开始是以功能主义起家的，但这次看不到它有任何解决问题的功能。这次G20的会议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人类真的是到了命运深水区，确实需要踏踏实实地来建立新的国际机制，中国在这里面要承担很多责任。所以要从我们的角度出发，包括亚投行、“一带一路”、G20这样的机制，我们要让它逐渐产生出功能性的国际机制，能够为未来人类的挑战提供共同方案。主持人：我们一直都说本来现在就已经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是谁都没有意料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会以现在这样一种方式，可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会席卷到更广泛的世界上的其他的国家和地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张考卷答得怎么样，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甚至就是说这张考卷答得怎么样，也会关乎人类社会未来的福祉。

来源：经济观察报陶力行/文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是思想史上两名巨擘，也是社会学的开山鼻祖，当代有不少学者将两人相提并论，并对他们的思想展开比较性研究，比如，著名的犹太裔学者卡尔·洛维特。近日，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洛维特久负盛名的专著《韦伯与马克思：以及黑格尔与哲学的扬弃》。早在中文版发布以前，这部作品就已被国内众多学者知晓，因为西方学界对其赞誉有加。比如，著名的《英国社会学杂志》就曾对该书评论道，“洛维特的《韦伯与马克思》是无与伦比的，这本书的英译本我们整整等了半个世纪”。原书出版于1932年，算是将两位思想家并行叙述的早期尝试。马克思出生于1818年，于1883年去世；韦伯出生于1864年，于1920年去世。虽然就各自生活而言，两者并无交集，并在时空中相互错开，但从更宏观的视野看，他们都成长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期，且研究主题都是资本主义。所谓“资本主义”，是19世纪西方思想家对于16世纪以来所形成的社会发展模式的总体性描述，它是中世纪封建领主制瓦解之后出现的一种以资本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模式，其肇始于欧洲，后扩散至全球。在这里，资本是指那些包括土地、厂房、货币、技术、劳动力等能够发挥生产功能的要素，又称“生产资料”（meansofproction）。之所以用资本一词冠名16世纪以后的时代，是因为从这一时期开始，西欧社会发生了两个显著性变化：第一 ，资本类型多样化，其中，土地的重要性开始下降，但货币、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重要性日渐增加；第二，资本积累进入指数式上升通道，按马克思的话说，“在一百年里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超过了过往历史的总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马克思和韦伯观察到了“同一个现象”，即人变得越来越不自由了。当然，对于这种不自由状态的描述或解释，马克思和韦伯的路径并不一致，前者的解释话语是“异化”，后者的解释话语则是“理性化”。洛维特的工作就是对两种话语的重构和比较。为了能够比较两位思想家并使他们之间形成对话，洛维特将他们共置于同一问题意识之下，即指出两人都旨在回答以下这些问题：为什么在物质积累加速的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的生活境况反倒会恶化？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是否能够得到解放？如果能，如何得到解放？如果不能，为什么不能得到解放？本文将以洛维特的《韦伯与马克思》为例，借此机会谈一下如何展开思想史的比较性研究。一马克思从异化的角度解释自由的丧失。根据洛维特的分析，马克思分别从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维度谈论了异化这一概念。从经济学层面看，异化主要体现在人与商品的关系上。商品被制造出来的原初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即“使用目的”。比如，一只碗被制造出来是为了满足盛饭的需要，一双鞋被生产出来是为了保护脚。但是，当生产者意识到把碗卖出去可以换回更多资本时，他们就有意愿把生产的目的重新确立为资本的增长而非使用功能的满足上。就实践层面而言，以绩效为导向要比以用户为导向更容易操作，因为它更清晰、更简洁。但是，清晰和简洁的另一面是简单与粗暴，它容易忽视商品使用者的个体差异。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其造成了生产的原初目的和实践目的之间的严重偏离——这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异化现象。以绩效为目标导向的生产方式一方面能够促进绩效，即加速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也会扩大偏离行为的发生范围，以至于当这种偏离行为成为普遍现象时，整个社会就会出问题。由于资本的分配并不平均，资本获利也不平均分配，久而久之，就分化出了两拨人，前者是那些有能力控制资本并利用资本扩大生产的人，后者是没有能力控制资本且只能从事廉价劳动的人。就劳动分工而言，前者在生产活动中扮演的是组织者角色，而后者扮演的则是劳动者角色。由于国家实行的是资本私有制，所以这种分化也可以说是得到了国家制度的背书。但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所有人的国家，应该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如果从结果上来看，资本私有制只保护小部分有能力获取资本的人，那么就可以假定，国家的原初目的和实践目的发生了偏离——这就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异化。当政治的异化最终反馈至广大普通个体身上时，就显现为人的异化，具体表现为，人从一种鲜活灵动的状态变成木讷呆滞的状态，像机器那样，只能进行简单的重复性操作。马克思将这视为一种自由丧失的表现。马克思不认为他生活的时代的人能够在已有政治框架下重新获得自由，因为已有的政治框架是以私有资本制为基础的国家，它必然允许、纵容甚至维护个体的异化。洛维特指出，韦伯承认马克思的这一判断，即资本主义导致人的异化，但韦伯并不采取马克思的路径。原因有二：第一，人的异化并不是政治异化的微观落实，而是资本主义内在趋势深化的结果，这一内在趋势是“理性化”；第二，政治不可能被消灭，国家也不可能被取消，因为它的存在“符合理性”。如同马克思的“异化”，韦伯的“理性化”也是一个蕴含多层含义的概念。根据洛维特对韦伯的阐释，理性化是指理性作为一种行事标准的泛化。比如，从“赚钱养家”到“为了赚钱而赚钱”。人需要生存，生存需要钱，为了生存去赚钱是合乎理性的。不过，赚钱并不总是涉及生存，尤其是当钱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但即便到了富裕阶段，人们的赚钱行为也不会就此消停，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在韦伯看来，行为和目的分离之后，非理性的习惯就成了支撑行为的唯一原因，此时，行动者的行动将不再出于自主性的要求，而仅仅只是理性扩大化的后果——这就是韦伯从微观层面观测到的理性化现象，类似于马克思从经济学意义上观测到的异化现象。一个人重复做一件事，从内部视角看，是习惯的养成；从外部视角看，则是某种秩序的执行。但是，秩序的存在并非无条件，它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作支撑，比如官僚化。韦伯把机构的大量诞生视作维持秩序的外部环境，这些机构既包括企业，也包括各种政府机构。相比于个人行为，组织行为具备较高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因为他们仅根据专业化原则从事专项业务，所以能大大降低不确定性，且保持高效。但这些机构的发展势态和个人发展势态非常相似，最初建立是为了履行某种特定目的，但是当原初目的消失或不足以支撑其行为时，机构会因为惯性而延续自己的过往行为。韦伯把这种现象视为宏观层面的理性化。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组织代替个人成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由于个人无法摆脱机构而生存，所以机构相对于个人来说特别强势。这就意味着，在面对机构时，个人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他只能服从机构为他安排的工作，换言之，接受“丧失自由”这一命运。相比于马克思，韦伯对未来要悲观得多。他虽然认为目标和行为的脱离充满着荒诞，使人活在了机构的牢笼里，但他认为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并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因为这种理性化趋势符合历史的发展原则。在他看来，国家、机构、秩序一旦形成，就不会消失，只能期待英雄式的个人，唯有那些少部分不愿屈服于任何机构的个体，才有机会跳出整个时代，从而实现自由。二洛维特分别以“异化”和“理性化”两个术语为原点，展开了有关马克思和韦伯对于“资本主义兴起是如何导致个人自由丧失”这一问题的讨论。从开创性角度而言，洛维特的努力值得肯定，因为他抓住了马克思和韦伯的叙事核心。但从其本人的阐释和方法论角度而言，洛维特的研究文本有三个缺陷：第一，洛维特并不懂如何进行思想史的比较研究，尽管他知道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也花了大量笔墨去比较两者对于资本主义的不同阐释，但他的成果仅限于此。由于没有解释为什么两个人的阐释会如此不同，以至于读完之后，很容易产生以下这类困惑：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第二，洛维特的文本晦涩，且缺乏逻辑上的连贯性。“异化”和“理性化”都是抽象语词，但抽象语词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对于现实经验的简约性描述，这意味着，要理解抽象语词必须以还原论为基础，通过定义的方式将其还原至能够被日常经验所涵盖的表述，但洛维特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够彻底。第三，由于眼光的局限，洛维特对两人思想产生的背景——即资本主义——并不了解，这妨碍了他从本体论层面勾勒出一幅更为宏大的资本主义图景。洛维特的研究方法为当代广大思想史家广泛采用，即将思想史上的伟大人物放在一起，在两者的思想之间建立点对点的对照关系，然后进行平行叙事。但问题在于，纯粹的点对点比较并无多大意义，因为它并不增加读者的知识量，除非比较能被置入一个更大的涉及因果关系的问题之中。比如在中学生物课上，老师将四个带有不同位置小孔的黑色小盒罩住四个种在花盆中的幼苗，并将它们放在同样的环境中进行培育。经过一段时间后，老师将黑色小盒拿走，向学生指出幼苗分别往不一样的方向生长，但这些方向都指向了原有黑盒的小孔处。通过比较四个案例，老师得出“植物往有光的方向生长”这一事实。在这个实验中，老师对四个案例进行比较是手段，揭示光源和植物生长方向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目的。在自然科学领域，通过比较来揭示因果关系是学者的一种共识，但在人文社科领域，这一点往往被忽视。马克思和韦伯都关心“个人自由在资本主义时代的丧失”，但问题在于，我们有什么必要把他们的说辞当回事呢？事实上，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彻底的解放，也没有实现过完全的自由，为什么资本主义时代的不自由值得特别关注呢？难道资本主义时代的不自由状态相比于以前的不自由状态，更特殊、更极端？马克思和韦伯认为确实如此，但从本体论的角度而言，这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被证实的，因为“自由”是一个评价性形容词而非名词。评价性形容词来自个人的内在感受，而非一种可以通过外部观测而获取的普遍性经验。所以与其说“自由的丧失”是一个涉及资本主义的本体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涉及思想家心理的认识论问题。简言之，从思想史角度谈论马克思和韦伯，问题的重心不在于“资本主义”而在于“他们眼里的资本主义”，研究者应该将分析聚焦于两者的认识论差异上，通过比较他们的认识论差异来解释他们为什么会提出不一样的理论。由于没有上升到认识论层面的比较，洛维特笔下的马克思和韦伯只是用了不一样的术语讲述两段结尾一致的故事而已。事实上，马克思和韦伯之所以会讲出不一样的故事，并不是因为他们用了不一样的术语，而是他们拥有不一样的经验。19世纪的思想家普遍把18世纪下半叶作为资本主义的起点，因为推动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动力——机器的大面积使用——是从18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变得显著。今天的学者把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列为英国，是因为英国是最早将机械生产投入实践的国家。当代政治经济学家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称为先发国家，跟随其后的国家称为后发国家。严格来说，英国是唯一的先发国家，其余国家——比如法国、德国、日本——都是后发国家。马克思和韦伯之所以会有不一样的资本主义叙事，是因为马克思的叙事来自他的英国经验，是一种先发国家的经验，而韦伯的叙事来自他的德国经验（或者说，普鲁士经验），是一种后发国家的经验。三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散是一个连续性的跨区域活动，其原发地是英国，后来沿着大航海时代所开辟出来的贸易网络扩散至全球各地。对于英国来说，资本主义是一种原发性现象，所以从前资本主义时代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变迁过程中，社会内部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发生很大的结构性变化，以至于英国史学家克拉克在描述英国社会的变迁时，只是轻描淡写地用了“漫长的十八世纪”一词来概括。同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也不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有关英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的描述，而是一种反映财富分配两极化的指标。之所以两极分化在英国尤其显著，是因为英国的资产阶级能量特别大，他们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整合资源，在亚洲、非洲、美洲等地建立殖民地，将所有可及之处的人口纳入它的生产体系。相比而言，工人就只能老老实实地拿工资，他们并不会因为自己的老板有更高的利益回报就有更多的分成。毕竟在马克思的时代，英国还没有出现福利体系，劳动者不能通过国家而声张自己的利益，只能以任劳任怨的方式承受“异化”。与英国视角不同，从后发国家的视角看，资本主义是一种舶来品。对后发国家来说，资本主义是需要努力学习、模仿乃至嫁接的对象，他们之所以愿意学习先发国家的资本主义经验，是因为他们见识到了资本主义在先发国家兴起之后给其带来的经济霸权与军事霸权地位——众所周知，19世纪的英国是一个“日不落帝国”。为了应对资本主义的入侵，维护自己民族的完整性，这些后发国家不得不整合权力资源以推动社会的整体转型。因为权力的落实需要以人为中介，所以当国家需要动用权力去干预社会时，就需要想尽办法将更多的人纳入权力系统，组建各种类型的政府部门——韦伯从外部视角看，将这种转型现象描述为官僚化。由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的生产体系通常相辅相成，为了使得一个没有工业基础的土地上能够顺利嫁接工业体系，后发国家就必须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地改变社会结构，营造起一片能发展工业的土壤。所谓社会结构的改变，就是用新的社会关系代替旧的社会关系，将原来经历代累积下来的社会网络打破。因为社会关系是情感的纽带，所以社会结构的改变往往会撕裂原有的情感纽带，这意味着，后发国家的资本主义转型往往会给民众带来极大的不适感。韦伯的“理性化”其实描述的正是起源于英国的资本主义最终蔓延至普鲁士之后所引发的社会转型。因为广大民众没有反抗国家的意志，他们被迫参与国家的转型，所以也就不得不接受“理性化”的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和韦伯的叙述能够上升为普遍经验吗？比如，韦伯的“理性化”能够用来描述英国资本主义吗？或者，马克思的“异化”能够用来描述德国资本主义吗？答案是：都不能。英国的转型是一个非常缓慢的、经历了好几代人的过程。与德国人的经验不同，对于18世纪、19世纪的某一代英国人来说，“理性化”的转型根本是体会不到的，因为资本主义是他们的内生性产物。对于人类说，太过顺理成章的事情是不会有体会的。事实上，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是一手同时控制军事、政治、经济的群体，他们根本没有必要像德国人那样搞内部整合。同理，异化也不可能成为19世纪的德国经验，因为当时的德国并没有像英国那样建立起世界级的军事霸权以及拥有世界范围的市场，他们的精英阶层并不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整合商业资源，所以财富和阶级的分化并不像英国那样的显著。四马克思和韦伯都对资本主义保持着不信任的态度，区别在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只要历史走上另一个阶段，未来就会一路向好，但韦伯却相信未来会一直“沉沦下去”。虽然两者的经验不一样，但都受到了启蒙时代所形成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比如，两者都把社会理解成了一个简单的机械系统，这是本体论理性主义的观点，又比如，在分析社会时，都有一个关于“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设想，都认为目的和手段应该保持一致，这是价值论理性主义的观点。但是，社会不是机械系统，历史也不是单一线性的，当我们调整时间尺度，就会发现社会在不同的时间段会显现出不一样的态势。马克思和韦伯的经验都是二战前经验，他们没有想到二战之后，随着福利体系的诞生，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生。当然，今天的人也需要警惕将战后经验泛化，误以为福利体系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事实上，今天世界上大多数福利国家都面临竭泽而渔的问题。就这点而言，无论异化还是理性化，都只是阶段性的历史经验，只要促成这些趋势的条件发生改变，那么历史就会显露出新的走向，但反过来说，一旦相关条件满足，历史又会卷土重来。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是历史学研究中的重点。但做思想史的学者很容易犯一个先验的错误假定，即认为一个思想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提出了什么真理或者伟大的理论。事实上，所有学者都在拿着自己的片面经验说事，并把这些片面经验当作叙事的起点，没有人可以穷尽经验。思想者之间的差别只在于，有些人能组织起逻辑严密的话语使人信服，有些人则不能，一旦我们把他们的认识论揭晓，就能发现他们其实都“自带私货”，意识到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凡人，即无法回避主流意识形态、个人偏见、狭隘视角、局限经验等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