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研究

【学人简介】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ey），美国西北大学戈登·富尔彻讲席教授，社会学系主任。塞尔索·M.维勒加斯（Celso M.Villegas），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2012），现Kenyon College社会学副教授。【文献来源】罗伯特·E.戈定主编：《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唐士其等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历史分析一直享有不可或缺的关键地位。从托克维尔和马克斯·韦伯，到阿尔蒙德和李普塞特，再到西达·斯考切波和玛格丽特·列维(Margaret Levi)，一代代的学者通过比较两个或更多案例的历史轨迹来解释政治的动态变化。他们的做法启示我们，重大政治结果最为根本的原因常常深埋于可以通过历史发现的因果进程。此外，他们还认为，为了阐明这些因果关系，我们必须细致地观察，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各个事件是如何展开、演变的。进行历史探讨的比较研究者几乎都已涉猎了当今比较政治学中的所有问题；而且，他们对形形色色的问题所作出的各种解释，也几乎穷尽了这一领域的所有理论倾向。因而，试图以研究涉及的主题或理论倾向来界定历史分析势必难以成功。然而，进行历史分析的比较研究者们提出和回答问题的方式，则确实与众不同。最根本的是，这些研究者针对造成特殊事件重大结果的原因提出问题。因此，他们研究的目标，是对落入他们研究视域的每一个案例中的具体历史结果作出充分的解释（Mahoney and Rueschemeyer 2003）。因为采用了这一方法，历史研究者们就与进行跨国统计分析的研究者们区别开来，后者关注的，是对涉及大量案例的平均因果效应加以一般化，他们通常不会在意如何解释特定案例的具体结果。跨国统计分析家感兴趣的，可能是在大量案例中发展对民主的平均因果效应 ；而历史研究者感兴趣的，则可能是在一个或多个特殊案例中，是哪些原因使得民主政治成为可能，或者结合起来导致了民主制（ Mahoney and Goertz 2006）。或者我们也可以举些具体研究的例子。历史研究者会关注在近代初期欧洲的特定案例中，形成差异巨大的国家—政权复合体的原因（Downing 1992；Ertman 1997；Tilly 1990）；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的原因（Esping-Andersen 1990；Hicks 1999；Huber and Stephens 2001；过去和现在不同类型的国家社会革命的根源（Foran 2005；Goldstone 1991；Skocpol 1979）；以及在某些地区，比如中美洲，民主和专制的起源（Mahoney 2001；Paige 1997；Yashar 1997）。在上述每一个领域，研究者的目标，都是对其研究的特定案例集中令他们感兴趣的特定结果加以解释。除上述提出和回答问题的基本倾向之外，至少还有与之相关的三个方法论特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研究作为比较政治学领域一种研究方法的独特性。首先，历史研究者们运用他们独有的工具进行因果分析，其中有些涉及分析必要和/或充分原因的技术，另一些则包含了通过案例内分析验证假设的程序。这些类型的方法都与统计分析方法根本不同（Brady and collier 2004；George and Bennett 2005；Mahoney 2004；Mahoney and Goertz 2006）。其次，历史研究者们特别关注政治解释中的时间维度。在说明一个具体结果如何产生时，他们会十分重视事件的持续性、速度和时机，认为这对于因果关系非常重要（Pierson 2004；Thelen 2003）。最后，历史研究者对其研究的主要案例认识非常之深，对相关史学背景也了如指掌。这种专业素养，对于成功解释具体案例的特定结果必不可少，它是通过对二手和/或一手史料的熟练掌握而获得的（Skocpol 1984；Ragin 1987）。接下来，我们会依次讨论这三个特点。01因果分析方法1.1跨案例分析早期历史研究中跨案例分析和假设检验的讨论，通常使用密尔的“契合法”和“差异法”（参见Skocpol and Somers 1980），以及普列泽沃斯基和透纳（Przeworski and Teune 1970)的“最相似”和“最不同”研究设计。然而近年来，必要和充分条件法、布尔代数和模糊集逻辑已经替代了上述方法的位置（参见Goertz and Starr 2003；Ragin 1987，2000）。密尔的“契合法”“差异法”可以用来排除必要和充分条件（参见Dion 1998；George and Bennett 2005；Mahoney 1999）。“契合法”被用来排除可能的必要条件，而“差异法”则被用来排除可能的充分条件。这一方法的使用常具有决定论的特点，因此某个因素对必要或充分因果关系假设的任何偏离，都足以使研究者认为它（自身）并非所关注结果的必要或充分条件。虽然此种决定论的方法饱受争议，但方法论研究者一般还是同意，“契合法”和“差异法”的基本作用，是在研究的案例数目较少时系统地排除对立假设。但是，用来检验必要和/或充分条件的方法并不一定是确定的。我们可以很方便地使用一些定量的尺度来检验某些必要或充分条件，比如，可以说某个条件在90％的时间里都构成了必要或充分条件。并且，如果选择的样本数目适中（比如N=15），学者们还可以计算出其研究发现的标准统计置信水平。同样，在检验有关必要或充分条件的假设时，也并不一定要使用二元变量。比如，可以对必要条件定义如下：如果连续取值的自变量在某一特定范围的缺失总是（或经常）导致同样连续取值的因变量在某一特定范围的缺失，前者即构成后者的必要条件。在比较政治学中，一种被广泛使用的跨案例分析方法是类型理论（George and Bennett 2005）。根据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把一个分类系统中的不同维度看作不同的自变量；某一维度上的不同取值即自变量的不同取值；分类系统中每个单元格反映的范畴或“类别”就是因变量的不同取值。这样，就可以假设这一分类系统的所有维度合起来（而非单独一个维度）即构成了因变量某一特定取值的充分条件。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例子，它们都或明或暗地采用了此种类型理论——例如，唐宁 (Downing 1992）对欧洲政治体制的研究、古德温（Goodwin 2001）对革命的研究，以及琼斯—梁(Jones-Luong 2002）对政党和选举制度动态变化的分析。还有其他一些方法，以更加形式化的手段来检验必要和充分条件，其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布尔代数（Ragin 1987），它被用来检验一些二元变量的组合是否共同构成某一结果的充分条件。因为要素多种不同的组合方式都有可能构成充分条件，所以这一方法允许达成某一结果的多种路径存在，这有时被称为殊途同归。更晚近的时候，拉金 (Ragin 2000）将模糊集分析引入在概然性布尔代数框架下的连续取值变量检验。众多比较研究已经使用了拉金的方法，来检验必要和充分条件（参见www.compass.org/中的引用）。总而言之，跨案例研究通常要求检验有关必要和/或充分因果联系的假设，而且目前已经有一系列方法可以用来进行这种检验。但是，正如很多方法论学者（包括定性和定量方法）已经指出的那样，主流的统计手段并不适用于对必要和充分条件的分析（Braumoeller 2003；Goertz and Starr 2003；but see Clark, Gilligan and Golder 2006）。1.2案例内分析在定性方法的研究领域内，有关案例内分析的著作早已有之（如Barton and Lazarsfeld 1969；Campbell 1975；George and McKeown 1985）。近年来，更是出现了大量的努力，试图对不同模式的案例内分析所采用的特定程序加以规范整理（如George and Bennett 2005；Brady and collier 2004；Mahoney 1999）。我们接下来简要地讨论一下此类程序中的一部分。首先，一些历史研究者运用其案例研究的结论，来确定某个假设的解释变量与某个结果之间的中介机制。他们追随一种方法论，认为因果分析不仅仅是要在解释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建立联系，还应该识别出使解释变量与结果变量联系起来的中介机制（Hedstrom and Swedberg 1998；Goldthrope 2000）。所谓中介机制，就是解释变量得以产生某种因果效应的特定过程。通过识别这些机制而推导出因果关系的努力，一般被称为“过程追踪”（George and McKeown 1985；George and Bennett 2005），由此产生的数据则被称为“因果过程观察值”（Brady and collier 2004）。过程追踪一般用于小样本研究，它可以帮助分析者避免将某种虚假联系误判为因果关系。特别是一种能够将假设的解释变量与结果变量清楚地联系起来的中介机制，会大大提升研究者对于这一假设的信心。例如，斯考切波（Skocpol 1979，170-171页）对社会革命起源的研究就采用了过程追踪法，发现“受到意识形态鼓动的先锋队思想运动导致了社会革命”这一假说难以成立。虽然在她研究的三个例子中，受意识形态鼓动的先锋队思想运动都表现得十分活跃，但她认为这些运动并没有触发遍及各处的反抗土地贵族和政府的暴动。实际上，这些运动仅处于法国、俄国和中国主流政治革命进程的边缘，它们之所以引人注目，只是因为革命形势使它们凸显出来，而这些形势本身却并非它们的创造。还有另一些学者运用过程追踪来支持他们自己的解释，而不是排除某些原因要素。例如，R.B.科利尔和D.科利尔(collier and collier 1991）发现劳工组织不同阶段的类型与不同的政党制度之间的联系机制。在对哥伦比亚和乌拉圭情况的分析中，他们系统确定了一系列过程和事件，通过它们，“传统政党选举动员”的组织方式导致了“选举稳定和社会冲突”的政党制度结果。这些过程包括：有一段领导劳工组织的政党短暂地保有政权的时期，保守的反对派随之逐渐产生，接下来是政治严重极化的时期，随后是一场军事政变，最终产生了一种以稳定的选举政治和社会冲突为特征的政党制度。上述每一个事件，都在劳工组织与特定的政党制度结果之间发挥着联系机制的作用。应该说，虽然任何研究都可以通过过程追踪受益，但对于类似上述研究那样，解释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相隔很长时期的情况来说，这种方法尤其重要。如果核心假定正确，那么除主要结果之外，它还应该能够对该案例其他方面的特性有所提示，而这些特性并不一定是中介变量。所以，有的历史研究者使用案例内分析，并不是要识别中介机制，而是要检验是否真的出现了某些被假定的特征。这正是马克斯（Marx 1998）在其对美国、南非和巴西的族群秩序做比较研究中采取的做法。他认为，当白人出现分裂时，比如内战后的美国和布尔战争后的南非，他们就会通过构建一种系统排斥黑人的族群支配体系，塑造并维护白人间的团结与民族主义忠诚。但如果情况像巴西那样，白人间并无重大分歧，他们也无须通过族群排斥获得内部团结，那么就能达成高水平的族群和谐。如果这一观点有效，那么据此对其他问题的直接或间接的推断也应该有效。马克斯正是通过证明这一点，来为自己的论点提供支持。比如他认为，如果白人间的冲突的确具有决定性作用 ， 那么提高黑人地位的努力，势必加剧美国南北分界线两侧的白人，以及南非英国人与布尔人之间的冲突。相反，在巴西， 族群问题上的渐进改革就不应引发白人间类似的冲突。同样，如果白人间的分歧确实是关键，那么我们就应该看到，持进步立场的白人派别会将政治稳定看得比种族平等更重要。马克斯的历史叙述随后支持了这些论断。他认为，从总体上看，这些次要事实不可能是偶然性的，而是一个有效的主要命题的体现。02时间分析方法比较政治中的历史分析对时间进程十分敏感。研究者们通常将案例视为不同的空间单元，事件则在其中按不同的时间顺序展开，像先后、循环以及突变等。虽然统计研究者们偶尔也会提出包含时间维度的假设，但对于主要关注特定案例中具体结果的历史研究者来说，时间因素极其关键。当人们希望通过量化数据，对大量案例的一般状况加以总结时，他们也许无法理解在个别案例的层面上，时机和顺序问题至高无上的重要性。 因此， 当某位历史研究者假设“X与Y有因果联系”时，很可能变量的定义中就有一部分与时间维度相关，例如它的持续性，或其相对于其他变量所处的时间位置。在此意义上，对于比较历史研究者而言，“历史很重要”部分成立，因为根据时间定义的概念是其分析中的关键变量。在此，我们将考察历史研究者频繁使用的三个时间概念：路径依赖、持续性与关节点。2.1 路径依赖研究者们试图理解，早先的事件如何影响了后续事件，甚或很久以后的历史结果， “路径依赖”的概念与这一努力相关。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领域，已经有大量的文献讨论各种用以研究路径依赖的分析工具（Arthur 1994；David 1985；Goldstone 1998；North 1990；Pierson 2000, 2004；Mahoney 2000；另参见Clemens and cook 1999；Collier and Collier 1991；Thelen 2003）。我们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概念使用的广泛性。古德斯通（Goldstone 1998, 2007）认为，英国工业革命乃是一个路径依赖进程的结果。他指出，英国向现代工业主义的突破性发展“既非必然亦非不可避免”（Goldstone 1998，275页）。相反，工业化是一系列微小事件的结果，而它们又碰巧都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也许，对工业革命而言最为关键的事件，是1712年由托马斯·纽科门 (Thomas Newcomen）制作的第一台蒸汽机的出现——它使得后来更高效率的蒸汽机的产生成为可能，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煤的开采量，从而降低了煤的价格。低廉的煤价带动了钢铁价格的下降。廉价的煤加上便宜的铁，使得铁路和船只的大规模建造变得可行：它们都用铁建造，以煤为燃料，由蒸汽驱动。铁路和船运使金属工具、纺织品和其他产品得以在全国乃至国际范围内大规模流动，同时，由于有了蒸汽机和金属材质的机器，这些产品本身的制造成本也变得更为低廉。(Goldstone 1998，275页）也就是说，导致工业革命的一系列事件最终取决于第一台蒸汽机的发明。然而，纽科门致力于他的发明，并不是为了触发一场工业革命。他不过试图发明一种工具，能将水从煤矿的深井中泵出，蒸汽机正是通过把水变成蒸汽做到了这一点。之所以需要从煤井中泵水，则是因为表层的煤炭已经开采殆尽，所以只好把矿井挖得更深，但这样一来，地下水就会淹没煤矿。至于表层煤炭之所以那么快就会被采光，最根本的原因是英国几乎完全依靠煤炭取暖。再往前追溯，就像古德斯通所做的那样，英国之所以依赖煤炭（而非木材），是因为英国的森林面积狭小，气候又比较寒冷，恰好英国具备这样的地质条件，在滨海地区有很厚的煤层。奥伦（Orren 1991）的研究《过时的封建主义》提供了一个与前者不同的路径依赖的案例，其中路径依赖与某个特定结果的一再重复有关，这就是基于身份的劳工立法在美国的长期存在。从开始一直到进入20 世纪，美国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所有具备劳动能力又无独立财产的人是工人，如果他们不在市场上出售劳动，则可能受到刑事诉讼。这一“雇主雇员法”（Law of master and servant）起源于封建时代的英国，但它也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并且在被认为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美国文化环境中存续了150多年。为解释这一特殊的结果，奥伦重点考察了美国法院在支持该项法律方面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在她看来，虽然该法在内容上已经越来越与美国的社会风俗和规范相冲突，但却一直得到法官的执行，是因为他们相信它的合法性，特别是，“法官们相信，这和事物的道德秩序一样重要”，从而支持这一法律（Orren 1991, 114页）。奥伦强调，美国法官之所以遵从先例，并不简单出于个人得失的原因（Orren 1991，90页）。她指出，尽管雇佣法明显有利于雇主，但法官也并没有一味支持代表经济精英利益的立法（Orren 1991，91页）。相反，她认为，“劳工关系法运行在其自身的历史轨道上，对商业利益的保护只是其附带的结果”（Orren 1991，112页）。在上述两个路径依赖的例子中，古德斯通和奥伦都指出了不同的“关节点”，在此时刻发生的事件对后来的事件具有持续的影响，即便最初的原因早已不复存在。使用关节点这一概念的学者们强调这些事件的偶然性——即通过理论无法推断它们的出现，或者，它们也许确实是随机的事件（Mahoney 2000；David 1985）——并且强调根据它们也很难推断事件未来的发展路径。影响了英国工业革命的纽科门蒸汽机的发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纽科门无意触发工业革命，他的发明当时也并非一场即将到来的巨大转变的先行者，但它的确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最后使得英国一路走向工业化。其他研究者则关注关节点上作出的重大政治抉择，虽然其制度含义一时难以预见，但往往在未来造成了重要影响。R.B.科利尔和D.科利尔（Collier and Collier 1991）对劳工组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关关节点的经典案例——政治精英采用何种方式应对劳工参政（是以强力排除，还是以民粹主义的、传统的，或者种族主义政党的形式，把劳工纳人政治），对这一决定作出很久以后的政党活动机制产生了持续的影响。显然，当智利和巴西的政治精英们在20世纪30年代镇压劳工时，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的行为分别为1973年和1964年的军事政变准备了条件。古德斯通的论证清楚表明了路径依赖中应对一反应对动态机制的作用：某个初始事件触发了某种反应，由此合乎逻辑地导致另一相当不同的事件，后者又触发了某种反应，如此循环前进，直到一个特定结果出现。对于这一系列“时序相接、因果相连的事件”马奥尼（Mahoney 2000，526页）称之为“反应序列”。在历史研究中，用来描述此种因果环环相扣的序列的叙事分析方法，通常是近乎不间断的：A导致了B，B又导致了C，这又引起了D，如此递推，最终导致了Z，或这一序列的逻辑终点。与此不同，奥伦关注的那种路径依赖序列中，一个特定结果在某个关键时刻偶然出现，随后这一结果就产生了自我复制机制，使得即使世殊时异、其原有的因由早已消失不见，这一结果还能一次次出现。对于此种某个给定结果在其中稳定地反复再现的序列，学者们称之为“自我复制”（Thelen 2003；Pierson 2004；Mahoney 2000）。自我复制序列的原理也适用于有关效应递增的研究，在这种进程中，向某个特定方向每移动一步，都会引发向同一方向更远的移动（Arthur 1994，1989；Pierson 2000）。不过，在某些案例中，自我复制和锁定效应只能解释部分路径依赖过程；研究者们可能还需要借用其他概念，比如制度积淀和制度转化，才能说明为何制度的某些方面留存了、而另一些则改变了，以及这是如何发生的。特伦认为，“制度留存常常与制度转型的成分高度混杂在一起，后者使得制度能与变化的社会、政治与经济条件相协调”(Thelen 2003，211页）。通过制度积淀，行为者选择不将原有制度架构打倒重建，而是在其中添加进新的成分以满足他们的需要。例如，《权利法案》和随后对美国宪法的修正，在不触动核心的前提下，改变了原有的安排。另外，原先为了维护某种社会或政治安排所建立的制度，常常会被“转而”用以实现其他目标。奥伦关于雇主雇员法的研究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法律在英国设立时，是为了维护地主和农奴之间的封建联系，但经过美国法官们的重新解读后，它转而支持自由劳工政策。2.2持续性和关节点分析历史研究者们也将持续性作为一个关键的时间变量，探究导致某一特定结果的给定过程或长或短的原因（Ammzade 1992，459页）。米奇和皮尔森认为，“关注持续性，能帮助学者们更清晰地识别出自变量影响结果的机制，也能帮助他们发现新的因果解释” (Mickey and Pierson 2004，7页）。有些关于持续性的研究，关注在某个长历史时段内重复的过程。例如，休伯和斯蒂芬斯（Huber and Stephens 2000）研究了发达工业国家的福利政策，他们强调：“长时期内的选举胜利"对于福利国家制度的长期维持至关重要(Pierson 2004，85页）。还有一些持续性研究则探讨了那种可能需要若干年才能完 成的、迟缓推进的过程的重要性。比如梯利（Tilly 1990）关于国家建构的分析就希望解释，在也许长达数世纪的时间里，现代国家在欧洲是按照什么样的步骤形成的。由于许多事件的序列都有一个典型的或正常的持续期，所以，研究者们就可以用 “太短”“太久”或“正好”来形容各种过程（Mickey and Pierson 2004，85页）。如果某一进程被压缩，则通常会引发非常不同的结果，因为其中环环相扣的事件发展往往十分迅速。卡尔注意到，石油繁荣往往会加快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步伐，导致一个紧凑的变动过程。“由于在心理上和实际上，因收入有限导致的固有限制突然被移除了”（Karl 1997，66页），因此：原本纠结于如何平衡多样化与平等的决策者们，现在认为他们可以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军方要求现代化的武器并提高生活水准；资本家要求信贷和补贴；中产阶级希望有更多的社会支出，劳工希望工资提升，失业者则希望新的工作岗位。（Karl 1997，65页）官僚机构也随之不受控制地膨胀，“最终导致的是预算增加、贸易赤字和外债”（Karl 1997，65页）。卡尔认为，石油繁荣加速了各种进程，而这最终压垮了国家，导致了经济崩溃。除此之外，历史研究者也会提出某种关于不同因果进程相互交叉的假设（参见 Aminzade 1992；Pierson 2004；Zuckerman 1997）。如果两个或更多的进程在某一时间和/或空间相遇，就会对后续事件产生极大影响。关节点分析关注的正是两个或更多独立发展序列的相遇点，或像皮尔森所说，“政治中分散的元素或维度在时间通道中的连接”（Pierson 2004，55页）。奥多纳在其经典之作《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O'Donnell 1979）中指出，阿根廷历史中，一些社会条件在逐渐形成之后，就稳定下来成为某种“常量”。每一个此类条件，“都使得政治体系的有效运行变得越来越困难”（O'Donnell 1979，118页）。到20世纪60年代，三个历史常量，即支持国家统一的政治传统和社会进程、国际经济一体化与政治动员汇聚到了一起（O'Donnell 1979，119-131页）。这些进程的相互交叉或关联，使得政治行为者的政治选择受到了限制，而如果这些过程不在这一特定时刻交叉，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这一关节点最终刺激了现有的政治力量，使它们坚定地“封闭了在政治上活跃起来的城市大众参与政治的任何通道”（O'Donnell 1979，131页）。上述结果又为严厉的官僚威权政体的出现铺平了道路。03使用历史数据历史研究者必须深人了解他们所研究的案例才能获得成功。因为很明显，如果研究者缺乏关于案例的优质信息，他们就不可能对特定案例中的结果作出有效解释。前文所谈的因果分析和时间分析中任何一种方法，若使用了劣质信息，都会引向错误的结论。为了获得有关案例的专业知识，历史研究者进行大量阅读——通常是大量的二手资料，但有时也包括数量不少的一手史料。让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关于历史资料使用的主要方法论问题和相关争论。3.1二手史料比较政治学中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历史研究者，通常都成为与其研究问题相关的二手文献的专家——也就是说，他们非常熟悉历史学家和这些问题上各方面的专家发表的书籍和文章。有时，为了获得此种专业性，还要努力掌握涵盖许多主题、跨越很长时期的广泛史学知识。此种投人的一个极端例子，就是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其中前三卷涵盖了1450年到1850年的全球经济史，参考文献中引用了4300种左右的二手史料(Wailerstein 1974, 1980, 1989）。该领域中其他的杰出成果也都反映出作者对二手文献的广泛深入阅读，如表3.1所示：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历史研究者对二手资料的广泛使用，已经成为一些方法论研究者关注的主题（Goldthorpe 1991；Lustick 1996；Isacoff 2005；并参见Thies 2002）。批评者们指出，历史学并非是对过往事件的无偏叙述；相反，历史学家是在通常很粗糙的理论框架指引下重构了历史 ， 提供的是一系列具有潜在争议的推论。所以，历史学提供的，并非关于过去的唯一“正确”的说法，而只是一些关于过去的不同的、可能会不断变化、也可能会互相矛盾的推论。持怀疑态度的方法论学者认为，使用二手史料作出错误推论的可能性很大。古德索普指出，历史研究者只能“如此对待他们在二手史料中发现的事实：仿佛它们是相对独立和稳定的实体，因而可以被‘摘取’出来、放在一起考察，以实现某些宏大构想” (Goldthorpe 1991, 21-222页 ）。对鲁斯提克（Lustick 1996 ）来说，问题则是选取二手资料时出现的特定误差：历史研究者可能只选取了能支持其特定理论的材料，对其他资料则不予重视或予以忽视。他指出，在历史研究领域中，当二手文献不可避免地出现相互冲突时，的确没有某种清晰的原则，能够用以指导我们的取舍。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事实上通常也明确承认，历史学提供的事件解释往往相互矛盾。比如，在其著作的导言章节中，比较研究者常常会讨论历史学中相互竞争的不同学派提出的其他解释，以及相应的不同理论（如Gorski 2003；Mahoney 2001；Marx 1998）。同样，在他们的叙事过程中，历史研究者也会频繁地承认，不同历史学家对特定事件或过程的解释存在差异。这是历史研究中经典之作的通例，斯考切波（Skocpol 1979， 174-179页）和沃勒斯坦(Wallerstein 1974，许多脚注）的著作是如此，该领域一些更晚近的研究也是如此，比如R.B.科利尔和D.科利尔的研究（Collier and Collier 1991），以及吕施梅尔、E·H.斯蒂芬斯和J.D.斯蒂芬斯的研究（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1992，96页）等。我们确信，实际上大多数比较历史著作都强调了史学中的分歧，而且常常也借助此种分歧激发自己的观点。历史研究者们常常也会明白地论述，他们如何试图解决史学中的这些分歧。有些时候，研究者会简单地采用历史学中最新的主流观点，而后者则是对之前历史解释中缺陷之处的回应与修正。例如，当斯考奇波尔（Skocpol 1979）批评对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解释时，就运用了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历史学家搜集的证据来支持她的主张。类似地，在雅沙（Yashar 1997）对中美洲政治体制的研究中，曾提到了早期史学中一种认为19世纪的哥斯达黎加拥有民主政体的观点，但更晚近、更严谨的历史研究指出，这种观点具有致命的缺陷。雅沙大量援引这些新的研究，拒绝了之前的历史解释。历史研究者采用的另一种相关的方法，就是选择那些立足于更严谨、更全面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历史解释。比如，斯考切波（Skocpol 1979）和雅沙（Yashar 1997）书中的脚注都表明，她们都注意到历史学家们运用的一手史料，而在一些比较细小的问题上，她们有时就选择了那些进行过更严密的、更细微的档案研究的学者的观点。另一个常用的方法，是探究某个具体的历史学论争与研究者提出的论点之间的关系。在有的争论中，双方的主张对于相关论点都没有实质性影响。这种时候，研究者在了解文献中的不同解释之后，就明确断定，“无论哪一方的观点是正确的，它们对当下正在讨论的问题都不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如Mahoney 2001，152页 ；Skocpol 1979，313-314页注146，318页注4）。当然，在其他情况下，争论可能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又会使研究者去做他自己的一手史料研究，以获取充分的信息在不同解释之间作出选择。这我们将在后文继续讨论。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政治科学中的历史研究高度依赖“基本信息"，即关于一些众所周知的事件的信息。相对而言，它们无须解释，也较少争议（Thies 2002，353-354 页）。在很多情况下，历史研究者使用最基本的信息或至少是不会引起严重争议的信息——来进行有关因果进程的推论。运用这些信息得到的结论的有效性，更多地与进行推论所使用的具体方法，而非涉及的史实有关。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在偏历史分析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争论多半与历史事实无关，而是与方法有关，即对于给定的史实，怎样的因果推导才是合理的。3.2一手史料许多历史研究者也使用“一手史料”即历史性材料，如政府文件、报纸、日记以及新闻公告等，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与所描述事件几乎同时出现。然而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运用一手史料，在不同研究中却差异巨大。当某位社会科学家希望主要借助之前未被发现或利用的史料来对史学作出贡献时，就会出现大量地运用一手史料的情况。相应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同时吸引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极大关注。例如，贝奎斯特在《拉丁美洲的劳工：对智利、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比较研究》（Bergquist 1986）中，使用了一手史料来阐明工人们特定的文化、制度和政治体验，以及这些经验如何影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贝奎斯特认为，“20世纪关于拉美的史学研究存在两大严重缺陷。首先，它忽视了在这一地区的社会演化中，组织起来的劳工和劳工运动所扮演的决定性的历史角色……（其次），它未能解释形形色色的拉美劳工运动非常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轨迹”（Bergquist 1986，1页）。为了克服这些缺陷，贝奎斯特借助了一手史料——通常来源于工人自身——，并通过丰富的细节描述了工人的日常生活。有了这样的信息基础，《拉丁美洲的劳工》看起来非常近似于一部建立在分析基础上的历史学著作。与之相比，“定向的”一手史料研究所运用的历史文件会稍少一些。这种方法指的是研究者利用一手史料对与其研究主题相关的某些问题进行细致考察。有时，一手史料研究是为了解决史学中的某些具体矛盾。比如，针对19世纪中美洲五位主要的自由主义改革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解释存在分歧，为解决这一分歧，马奥尼(Mahoney 2001）就运用了这种一手史料研究的研究方法。特别是，他阅读了对这些领袖的研究通常会引用的核心文献，追溯前辈史家的路径，进而形成他自己的可靠观点。在其他情况下，定向的一手史料研究可以用来弥补因二手材料在某些问题上的缺失而导致的遗漏。例如，在《财富的代价》（Chaudhry 1997）中，乔杜里“使用了迄今为止未被研究过的档案——并且（在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实地调查”(Chaudhry 1997，38页），以搜集有关这些国家制度运行的信息，而这些在二手材料中都是不可能找到的。为了检验有关国家机构发展的各种理论，她还借助了政府文件、皇室法令及对重要官员的访谈。对于某个问题的开创性研究也会使历史研究者去探究特定的一手史料；而这一探究可能会激发研究者关注另一个新的研究课题，解答新的问题又会需要更多的一手史料研究。例如，“对（美国）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之间社会政策发展中发生了什么、又没发生什么的全新描述激发了”斯考切波（Skocpol 1992，7页）。具体说，她在为计划中对美国和欧洲福利政策的比较进行背景研究时，发现了艾萨克·马克斯·鲁宾诺夫（Isaac Max Rubinow）对于世纪之交年金政策的研究《社会保险：基于美国情况的考察》。鲁宾诺夫提出，有可能基于内战老兵的年金政策，建立一套类似欧洲那样的全国性年金系统。斯考切波写道：“他对于旧时救助金全面深入的描述强烈吸引了我。我自问，研究美国社会福利的历史学家怎么竟会忽视了它们”（Skocpol 1992，vii页）。鲁宾诺夫促使斯考切波进一步关注进步时代其他研究内战年金体系的作者，并激发她去研究内战年金制度对于发展欧洲式社会保险体系所造成的阻碍作用。04结论比较政治学者们总是会被历史吸引，因为他们试图解释的结果和他们所发现的最有趣的因果进程常常处于过去。不过在这一章中，我们强调历史研究绝不仅仅是对过去的研究。相反，历史研究拥有一套独特的方法，包括检验因果假设、研究时间进程以及分析数据的方法。正是这些特性，再加上为具体案例的特定结果提出有效解释的学术追求，才使得历史研究成为比较政治学中一个独树一帜的主要研究领域。文章来源：《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2016年。点击下图，了解理论志专辑“历史社会学”与“比较历史分析”系列文章Political理论志出品 欢迎各种方式转载编辑 | 小梧桐责任编辑 | 李致宪 辛欣然 欢 迎 分 享 到 朋 友 圈 哦 我们期待政治学与社会学人投稿｜关注｜分享｜加入「热爱生活，热爱中国。」含情脉脉地摸索中国的政治与社会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不仅现代西方民主的起源和运作离不开政党，广大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同样离不开政党。在政治现代化领域，没有一种角色比政党政治家更为重要。政党已经成为发展中社会现代化的工具。政党在所有当代社会的现代化竞争中如此重要，以至不同社会所走的现代化道路往往是由政党所决定的。政党政治学（Party Politics）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主要以政党和政党制度（parties and party system）为研究对象。由于政党世界的复杂多样，学术界主要采用比较方法对政党进行研究，故此政党政治学通常也被称为比较政党研究。政党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比较政党研究在我国却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这种边缘性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专门从事比较政党研究的政治学者相对较少；其次，比较政党研究在政治学的课程体系中相对边缘，在很多学校都是属于可有可无的“选修课”。造成上述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比较政党研究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政党的普遍性政党是人类在近代社会的一项伟大政治发明，这项发明在短短两三百年间就已传遍世界各个角落。过去那些号称享有统治权的军事征服者、宗教领袖、王室成员以及种种基于出身、财富或某种政治技能的寡头集团，通通让位于政党这一新兴的政治组织，政党及其领袖逐渐成为政治权力的实际掌握者。在当今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政党都是政治舞台上的绝对主角，没有政党的国家和地区成了绝对少数。当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没有政党的国家和地区不到10%。这些无政党的国家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无政党的国家依然保持着传统君主政体，主要分布在中东的海湾地区，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曼、巴林等。这些国家的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皇室家庭手中，权力的继承也主要局限在皇室家庭内部。第二类无政党的国家主要实行军人政体，这些国家的政权掌握在以军人为主的武装集团手中，政党没有存在的合法空间，即使存在也处于政治边缘，不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第三类无政党的国家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岛国。环太平洋地区的帕劳、图瓦卢、瑙鲁、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基里巴斯等国家，由于国家规模较小（人口在1万人左右）以及独特的岛国文化，政治的运作并不依赖政党组织，而是依赖面对面的熟人社会，人们往往根据候选人的人缘或村内的宗族关系进行投票，现代政党所依赖的意识形态标签对他们而言是较为陌生的。除上述少数国家之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政党政治，即政治权力主要由政党来掌握和行使，由此足以说明政党在现代世界存在的普遍性。政党的多样性政党具有普遍性，但并不意味着所有政党都具有相似的特征。在现实的政治世界中，政党是极为多样的，而极为多样的政党又构成了更为多样的政党制度。首先，政党形态是极为多样的，不仅有左翼政党、中间政党，还有右翼政党；不仅有地区性政党、全国性政党，还有国际性政党；不仅有干部型政党、大众型政党，还有全方位型政党、卡特尔型政党；不仅有亲体制型政党，还有反体制型政党。德国政治学家克劳斯·冯·贝姆（Klaus von Beyme）在对西欧政党进行归类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党家族（party families）的概念。政党家族基本上囊括了西欧国家中的主要政党类型，具体包括：（1）自由主义与激进政党；（2）保守主义政党；（3）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党；（4）基督教民主党；（5）共产党；（6）农业党；（7）地区性与族群型政党；（8）极右翼政党；（9）生态运动与绿党。仅在西欧地区就存在如此众多的政党类型，如果将目光投向整个世界，政党的类型更为多样。其次，正是由于存在如此众多的政党，这些政党在不同的政治游戏规则之下衍生出了多样化的互动关系，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政党制度。比如常见的一党制、两党制与多党制的划分。更复杂一点的是意大利政治学家萨托利的经典划分。萨托利将世界范围内的政党制度划分为7个不同类型，即一党制、霸权党制、主导党制、两党制、有限多党制、极端多党制、粉碎型体制。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不同国家而言，不同政党制度的差异很多时候与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比如，同样是西方发达国家，英国和美国是典型的两党制，而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却是多党制国家；而同样是“优势党制”的日本和印度，一个是发达的后工业化国家，一个却是总体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政党的重要性政党不但具有普遍性和多样性，而且在现代政治体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早在20世纪40年代，著名政治学家沙特施耐德（E. E. Schattschneider）就指出了政党的兴起对现代民主的重要作用。沙特施耐德以近代西方的政治发展历程为基础，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政党的兴起无疑是现代政府最重要的标识之一，政党创造了现代民主，简直难以想象现代民主在缺乏政党的情况下能够生存。”实际上，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不仅现代西方民主的起源和运作离不开政党，广大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同样离不开政党。戴维·E. 阿普特对此作了精准而深刻的说明：“在政治现代化领域，没有一种角色比政党政治家更为重要……（政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改良者、革命者、民族主义者），它已经成为发展中社会现代化的工具。政党在所有当代社会的现代化竞争中如此重要，以至不同社会所走的现代化道路往往是由政党所决定的。”为什么现代国家一定需要政党呢？要找到该问题的答案，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一个要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国家不存在政党会怎样？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20世纪60年代就观察到规律：“政府对政党越怀有敌意，社会未来不稳定的可能性就越大。军事政变的发生在无政党国家内比在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制度中都要频繁得多。”因此，任何希望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国家，实际上都不可能忽视有效的政党建设（party-building），因为这是不依赖人的意志而改变的政治规律。（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党内法规实施效果评估与提升策略研究”（17CZZ006）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建伟精彩推荐：加强突发公共事件应对的财政保障好古勤学是“风雅宋”的底色《一个人的风》：“妙眼”“妙心”“妙手”之作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三湘都市报·新湖南客户端11月30日讯（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张明明 张静璐 刘书含）今天，湖南省政治学会2019年年会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功召开。本次会议由湖南省政治学会主办，湖南师范大学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与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承办，来自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省委党校、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委讲师团、湘潭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各地州市委党校等多家机构的近百名湖南省政治学届的代表受邀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共分为学会工作会议和学术研讨两个活动单元。学会工作会议单元由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余望成同志主持。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刘起军教授致欢迎辞，他对湖南师范大学今年的发展状况进行了介绍，结合会议主题，同时进一步阐述了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重大意义，认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为政治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研究内容，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野，号召大家要积极学习和研讨，以充分发挥政治学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湖南省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副校（院）长张思京教授从思想和理论学习、学会制度建设、学会会议举办情况等八个方面对学会的年度工作情况进行了汇报，并对下一年度学会的工作思路作了相应的规划和展望；湖南省政治学会副会长、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敏教授对中国政治学年会第十九届代表大会的换届情况以及2019年年会的情况进行了汇报。学术研讨单元由湖南省政治学会副会长、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敏教授主持。在主题报告环节，湖南省政治学会会长、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徐晨光教授作了“中国之治的密码解读”的主题报告，徐晨光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国家治理分为了三个阶段，提炼出了三个阶段的特征，并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三个方面对中国之治的制度保障进行了解读，对中国之治的核心问题进行了阐释，对如何实现党的领导，如何发挥党的核心作用进行了解读，最后对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在主题发言环节，湖南省政治学会副会长、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谭献民教授，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演进角度作了“勇于自我革命提高治理效率”的主题发言，谭献明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阶段，对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勇于自我革命，实现从严治党、提升治国理政的效率的过程进行了讲解。湖南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科社部副主任王蔚教授以“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为主题进行了发言，王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的内涵进行了阐述，并对这个过程中路径选择进行了讲解。湖南省政治学会副会长、湖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刘少华教授作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途径分析”的主题发言。刘少华从加强党的领导、增强制度执行力、推进制度创新，加强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强化制度执行的考核、监督、执行和应用等方面对这一主题进行了阐述。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黄永鹏教授作了“现实主义架构下中国参与国际治理的舆论倡导与外交实践的舆论倡导与外交实践的离合关系处置”的主题发言。湘潭大学博士生导师罗依平教授，作了“协商决策模式构建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的主题发言。在自由发言环节，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李风华教授对国家治理中央地关系、治理中的纵向分权问题阐释了自己的观点，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副所长何绍辉研究员就国家治理体系中基层治理的目标、方式、模式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湖南省政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伍先禄教授对学会管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汇报。湖南省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副校（院）长张思京教授对会议的举办情况作总结陈词，充分肯定了会议组织的质量和会议研讨的成果，并对学会的发展做了进一步的展望。

融入学术的深刻、思想的睿智、逻辑的观照，凝练出中国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判断、基本原理等，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必将日益成熟并走向世界。为了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2015年国务院制定公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方案强调，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深入思考、完整把握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之间的关系，统筹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将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确立为学科建设目标。这二者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纵观政治学发展史，凡是被公认为一流、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就，无不是在回答本国重大政治问题中产生的，无不是适应本国政治发展需求而兴起的。如果一国的政治学理论没有民族特色，就不可能跻身世界一流行列。当然，政治学者在研究本国特色的同时也应具有观察人类政治文明的广博视野，关注人类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这样才能创造出为世界所认可的成果。当前，我们应抓住历史机遇，统筹推进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的政治学学科建设。可以说，中国特色是世界一流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中国特色就不会成就世界一流。中国政治学首先要增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进一步加强对深层次中国问题的研究。任何国家的政治现象，都有其发生的特定国情文化机理，因而不存在针对某种政治现象的普适性解释模式。我们要正视自身所面临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既不可亦步亦趋跟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之后，也不可止步于对政策的一般解释或对现象的空泛议论，而应努力运用多学科知识解释我国政治运行机理，形成和发展学理性、逻辑性和开放性兼备的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近年来，政治学学者的中国问题意识越来越强，研究视阈越来越开阔，对从宏观到微观的诸多政治问题都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显示了政治学助力治国理政的学科功能。今后，政治学学者除了在对策性研究上继续努力，还应对涉及国家发展、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等深层次问题予以深度关切和思考。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对中国政治发展中诸多重大问题，比如国家治理现代化、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建构、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机构改革等都做了很好的跟踪研究，在历史追溯、国际比较、实地调查、数据分析、对策建议等方面推出不少有价值的成果。我们还应努力在此基础上融入学术的深刻、思想的睿智、逻辑的观照，凝练出中国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判断、基本原理等。惟有如此，才能推动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日益成熟并走向世界。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相依相融、并行不悖。我们在对中国政治进行的研究中，无论研究对象多么具体、研究方法多么实证，都应努力凝练出一般性知识和具有普遍解释力、预测力的判断。这样的研究成果自然具有让国内外同行关注、讨论和接纳的价值，进而有可能成为引领相关领域研究方向的一流成果。（作者：张桂林 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

“令人舒服”的交往原则是非常必要的，在平等的互动中，学友之间才能无所顾忌地陈述内心想法，才可能碰撞出有意思的思想火花。笔者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2018 年9 月读研到现在，已经快一年的时间。读研以来，身边的师友发生了较大调整，笔者处在一个相对生疏的人际环境中，因而在人际交流方面也经历了一个适应和调整期。众所周知，研究生的第一要务是进行“学术研究”，在先辈学人的肩膀之上进行学术创新，这意味着我们的人际关系多偏重于学校等场域。需要指出的是，笔者是社会科学专业的研究生，社会科学研究同文史哲研究类似，其性质迥异于理工科倚仗科研课题团队进行研究的属性，因而在研究生活的人际交流中主要涉及妥善处理与导师和学友之间关系两个方面的内容。与导师之间：主动与靠谱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意味着我们告别了本科阶段“只消费，不生产”的学习阶段，需要我们在了解以往学术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为新知识的积累贡献自己的智慧。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导师之间良好的人际交流不管在日常的学习研究还是在日后的进一步发展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笔者一年来的摸爬滚打，与导师之间关系的妥善处理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从研究生自己的角度来说，是要增强自己学习和交流的主动性；从导师视角来看，则是要做一个做事靠谱、做人踏实稳重的学生。笔者的硕士生导师是复旦国务学院李辉教授，李老师以研究反腐败和廉政建设闻名，平时除了学术研究之外，也承担了一些社会兼职活动，因而较为繁忙。硕士一年级开学初，征询李老师意见并幸运成为其研究生后，笔者便投身于研一的各类研究生课程学习和社会实践中。虽然课业学习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忽略了与导师的交流沟通，这样导致的问题便是在研究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研究设计时间上比较仓促。虽然开题报告顺利通过答辩，但当时的局促仍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笔者当时反思，这类被动局面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在“想象”中预设了导师很忙，自己的一些幼稚想法不应该去打搅导师；另一方面则是笔者对导师的研究议题没有深入的了解，所以觉得同导师的交流更多只是笔者单向的学习，难以令导师也有所启发。认识到这一问题后，笔者首先从期刊网站上下载了导师所有的著作成果，花费了几周时间进行了系统阅读。然后将自己的阅读体悟和存疑之处进行整理，同导师主动通过邮件约定时间后进行请教。不料，与笔者先前预设相反，导师非常热情，也对笔者的阅读想法和部分观点表示赞赏，并告诉笔者“平时多联系，有问题就来找我”。主动的交流和请教，打破了笔者对导师先前存有的刻板印象。从此之后，笔者每个月基本都会主动与导师约时间进行交流，探讨一些最近的阅读体悟、最近做事的想法以及最近思考的问题。从导师的视角而言，学生与导师的交流其实更多体现在做事的过程中。因为在研究生阶段，除了学习之外，导师也可能会分配一些纯粹事务性的工作让学生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对导师繁重任务的一点分担，也是对学生自身在做事能力方面的锻炼。更重要的是，这种被需要的感觉会让学生有一种被信任和不被“冷落”之感。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做的便是努力做到“靠谱”和“踏实”，保质保量、按照约定时间甚至提前完成事务的处理。以笔者的经验来说，同导师的交流增多后，导师也会让笔者做一些校对其最新书稿、报销、进行调研等事务。笔者印象深刻的是在苏州市进行的基层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调研，笔者在调研之前同导师讨论调研提纲、联系调研单位，并在调研结束后将调研成果与问题反思向导师及时汇报。在恰当的事务处理和交流中，笔者能明显感受到导师对笔者的注意力和信任的增强。当然，以上经验之谈不仅局限于同自己导师相处的过程中，对于与学院乃至学校其他老师的交流亦是非常重要。在同学院其他老师的相处学习中，笔者同样受益匪浅。就笔者的经验而言，在同老师们交流之前，可以预先写好一份小提纲再上门请教。这份“独门秘籍”令笔者在同老师们交流时往往“旗开得胜”、收获颇丰。与学友之间：令人舒服与诚心学习本科毕业后选择读研，意味着我们身边的人际网络进行了又一轮的调整，又一些陌生的同学来到了我们身边。如何处理与自己周围新学友的关系，往往成为很多人面临的难题，因为研究生新同学的构成比较复杂，大家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学校，知识基础也存在较大差异。笔者当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以笔者这一级政治学系的研究生构成为例，班级同学共有15 人，其中5 人由复旦本校保研直升，4 人由外校保研直升，剩余6 人为全国统一招考（考研）录取。笔者是本校直升进入复旦的研究生，在开学不久的一些活动与团体交流中，笔者在班级甚至学院内部能感受到非常明显的“抱团”现象，本校直研生“抱成一团”、外校直研生“抱成一团”、统招生也“抱成一团”。这种隔阂其实令人非常不舒服，也不利于建立风气良好的学术共同体。与好友讨论后，笔者借助本科时期自己主办读书会的经历，邀请不同专业新同学进入自己组织的读书会。从阅读马克思到阅读亨廷顿，再从比较政治学研究到本国区域研究，通过在读书会内每两周一次、持续一年的相互交流与讨论，笔者能感受到读书会内部学友间关系的渐趋融洽。关系改善的标志便是学友之间见面时的热情招呼和互开玩笑，在平时学习中也相互分享自己看到的趣事与好文章。笔者打算下一学期，要同学友们商量，对读书会的方向进行调整，即从阅读专著知识吸取性质转变为阅读问题探索研究性质，通过设定主题或问题如“为什么有些国家会发生内战”“为什么不同区域之间的治理绩效差异会很大”等来进行深层的学术耕耘，以期对一些问题有新的认识或回答。对以上学友之间从隔阂到相互交流甚至交心的转变，笔者认为在交流中秉持一种“令人舒服”的交往原则是非常必要的。“令人舒服”其实是一种为人处世非常高超的原则，意味着在交流互动的过程中，要考虑到同伴的感受，通过换位思考来感受他的感受。这其实建基于一种理解他人和平等待人的态度，在平等的互动中，学友之间才能无所顾忌地陈述内心想法，才可能碰撞出有意思的思想火花。细细品读“令人舒服”这一品格，其背后其实也隐含了这个世界存在差异和多样性的意涵。一个人的精力和经历毕竟有限，在专业背景差异、学友爱好分殊及注意力投入差异的条件下必然会产生一个人长于此而弱于彼的结果。这为我们在理解他人的基础上诚心学习他人的长处提供了条件。以笔者的读书会为例，在开学初的首次会议中，每个人都会认领自己擅长的学术议题进行筹备，在下次碰面时作半个小时的报告来阐述某个自己所擅长问题的研究综述和学术反思。茶余饭后，大家在讨论某位学友的家乡或研究方向的过程中也会潜移默化增进或更新对彼此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是社会科学，但在平时的学习中仍然有一些需要与学友进行通力合作、分工完成的工作。根据笔者经验，在这些工作完成的过程中，主动和学友多交流、存疑之处多请教、遇事多真诚帮忙，每次在各类接触中给他人留下靠谱和踏实的印象，自然会受到学友信任，从而增进人际关系。小结研究生学习的过程中，不管是同导师在相处时要做到主动和靠谱，还是与学友在相互砥砺前行过程中要做到“令人舒服”和诚心学习，不过都是我们在处理各类人际关系时的缩影而已。虽然笔者是社会科学专业，同理工科研究生在专业学习方面有所差异，但笔者相信，以上经验之谈于理工科而言亦是可以适用的。来源：中国研究生杂志，文章刊于杂志8月号，作者：夏飞朋（复旦大学）编辑：马亚男，责编：雅琨

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主要研究的是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以及政治相关领域为主的社会科学学科。政治学对于广大高中生来说，因为年龄的原因，可能理解得还不够全面，但是对于学生的家长来说，因为在社会体系中生存，或多或少会有些了解。但是从专业的角度去理解政治学，还需要进一步去学习。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开设这个学科的大学很多，笔者根据软科2019年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给大家介绍一下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政治学学科的优势和特色，更好地理解这个学科的学科未来，在高考报考志愿时做出正确的选择。一、复旦大学政治学学科的优势和特色学科始建于20世界初叶。经过广大师生多年建设，目前，政治学科已经发展成为复旦大学的重点学科，具有涵盖所有二级学科的完整体系的优势。学科下设有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政治哲学3个博士点；政治学理论、发展政治学、比较政治制度、中国政府与政治4个硕士点，以及“中国政府与治理”1个全英文硕士学位项目。学科建设优势突出，比如强健的跨学科研究能力。学科依托完整的学科门类，在政治学理论的二级学科整合与其他一级学科的交叉研究上形成了坚实的发展格局。比如学科具有高度的国际化水平。教师和学生都具备与国际学界平等对话的能力，保持了活跃的国际互动态势，始终在国际前沿上开展学术与科研活动。比如复合型的科研与创新体系。注重理论研究与政策咨询相结合，注重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学科目前拥有教师23人，其中教授11人，副教授6人，讲师6人，全部具有国内或海外大学博士学位。承担学科所有课程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二、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学科的优势和特色本学科是新中国建立后最早建设的国际问题研究和政治学学科的高等教育机构。学科有基于60多年的学术传统和历史积淀，历经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和学术创新，学科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国内领先地位和重大国际影响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的人才培养基地和学术研究中心。学科是全国首批获得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欧洲研究中心是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际政治专业是国家重点二级学科。在教育部学位中心组织的2008年及2012年两轮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政治学一级学科均排名第一。本学科拥有一支结构合理、力量雄厚的教师队伍。学科现有专任教师73人，其中教授26人，副教授28人，讲师19人。所有授课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者68人。获得海外高校博士学位者18人。另有教辅行政人员16人。学科学术队伍的总体规模在全国高校国际关系学院中位居前列。三、北京大学政治学学科优势和特色学科依托于北京大学的整体实力，基于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优势，面向国家需要，实行厚基础、宽口径、分方向与高素质的培养战略，培养具有扎实的社会科学分析能力，宽厚的人文和科学素养，能引领未来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的杰出人才。学科现设有政治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与城市管理三个本科专业，七个硕士专业，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两个一级学科以及区域经济学一个二级学科博士授予点，三个博士后流动站。本学科师资力量雄厚。参与授课和科研的教师共52人，其中教授28人，副教授24人；教师中，国内培养的博士31名，归国博士19名。教师的学术专业背景横跨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经济学、哲学、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工程和信息技术，其中多位教授担任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级顾问；多位教师被评为北京大学“十佳教师”。政治学，作为喜欢仕途之路的同学们必修的一个学科，因为充满了诱惑，所以深受高中同学和家长的欢迎。另外开设这个学科的大学还有很多，因为篇幅有限，老师只能短暂地介绍这几所大学。供同学们和家长参考和选择。喜欢政治学学科的同学可以根据自己的分数做出选择。

政治学是治国安邦之学，与一个国家的建设、发展密切相关。国家建设为政治学研究提供深厚的实践基础，政治学研究为国家发展提供政治理论支持。国家建设与政治学研究良性互动，能够助推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国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交汇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学术支撑，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和勇于承担的历史责任。回应新的时代要求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讲，政治就是设定国家机构及其职权，管理和参与国家事务，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因此，政治学是以国家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如国家权力、国家职能、国家机构、国家结构、国家利益、国家治理、国家能力等。尽管随着时代变迁，政治学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方法不断创新，但国家建设与发展始终是政治学研究的关键课题。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制度前提和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政治前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独特的国情和道路选择，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既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又没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可资借鉴。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和伟大成功，既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更无法用西方政治学理论来解释。而且，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还会遇到各种复杂问题。如何在理论上总结中国发展经验，有效化解未来发展面临的风险，增强发展动力，迫切需要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学术支撑和智力支持。这是时代对中国政治学研究提出的要求。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政治学如果不能回应时代要求，不能对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变革作出科学解释，不能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学术支撑，那么，政治学自身的知识价值和学科地位就无法得到承认，中国发展道路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也会缺失政治学理论上的阐释，结果很可能是中国政治学在实践中失语，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会受到削弱。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学人应自觉承担起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努力通过知识生产和思想创新，为中国强起来提供政治学上的有力支持。为强起来提供学术支撑根据知识的特点，政治学生产的知识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理论性知识，包括陈述性知识和规范性知识；另一类是实践性知识，包括程序性知识和对策性知识。从政治学知识生产的这两种类型看，政治学可以在理论建构、制度设计、政策咨询三个层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支撑。当今时代，政治学要有所建树，就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理论支撑。从解释理论的角度说，当代中国政治学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出科学阐释。这种阐释不能仅限于对事实和现象的简单描述，也不能单纯停留在讲好中国故事层面，而要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进行归纳总结，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从人类的认识规律看，概念往往先于理解存在。对于一个复杂现象如果没有形成概念，这种现象就无法更好地被人所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只有经过概念化提炼和理论确认，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事实和经验才能转化为一般性、普遍性的知识，从而更好地被人们所理解、被国际社会所承认。从规范理论的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并不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重复，而是一种新探索。这种新探索需要理论上的确认和指引，在这方面中国政治学研究大有可为。比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形成系统化的理论建构，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内在机理和实现形式进行学理论证，对人们日益增长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要求在理论上予以回应，等等。这些理论建构需要吸纳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更要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归纳。制度以规范形式为人类行为提供约束和激励，从而使人类摆脱了单纯偶然性和任意性的支配，建立起有序的公共生活。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供给，国家的持续发展就没有保障。从知识角度讲，制度设计蕴含着程序性知识，形式化的制度是程序性知识的表征。这类程序性知识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指导着人类的实践活动，为人们解决“如何做”的问题提供参考答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等的现代化，还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也为国家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保障。如何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补齐制度短板，需要政治学深入研究，拿出有说服力的学术成果。政策咨询是指通过专家或智库所掌握、储备的知识和数据，对各种信息资料进行综合性研究开发，并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政策性建议的活动。通过科学决策来保证公共政策的合理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十分重要。现代社会高度复杂，信息量大，社会关系多变，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需要多方咨询意见，以避免决策失误。政治学可以发挥其实证、量化分析的优势，从多方面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咨询服务。比如，为政府决策提供有关问题、现象、事态情况的综合分析报告；对全局性、长期性问题进行超前研究，做出科学预测，并提出战略性建议；为政府决策机构解决某类问题设计若干可行方案；分析决策实施条件、成本、有利和不利因素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提出可供选择的具体实施方案；对政府政策执行情况进行量化评估，为政府作出政策调整和追踪决策提供帮助。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体系中国政治学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学术支撑，不仅需要理论勇气和学术抱负，更重要的是脚踏实地，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进行长期不懈努力。站在为国家强起来提供有力学术支撑的战略高度，中国政治学应增强学术自主性，提高学术研究科学化水平，拓展学术研究视野，推动中国政治学研究取得新进展。中国政治学应立足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开展原创性研究。主张学术自主性和立足中国现实，不是要自我封闭，更不是否认已有的研究成果，而是强调中国政治学要回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不能从西方理论出发，不应局限于西方理论中固有的概念和观点，更不能不加辨析地将西方政治学学术议题转化为中国的学术议题。学术的生命力源于实践。中国政治学要真正走出单纯引进、介绍西方政治学的阶段，深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从生动鲜活的政治运行中发现问题并提炼出学术议题，通过原创性研究实现理论创新，着力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中国政治学研究须着重关注。这其中有大量问题需要进行科学解答，如一些社会现象需要精确地定量描述，许多政策性问题需要精细化分析，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因此，实证研究也是中国政治学应注重的角度和方法。通过定量分析，确定社会现象中有关因素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和数量关系，提升社会现象分析的精细化和准确化程度，从而提高研究的科学化水平。政治学研究应以问题为导向，根据解决问题的需要决定采取何种研究方式和方法。跨学科研究和比较研究是拓展政治学研究视野的两种有效方法。要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整合研究，就要超越学科界限，充分利用其他学科的知识，进行跨学科合作，从多维度、多层面展开研究，提升研究的实际效果。同样，开展比较研究有助于获得新的学术成果，而且也可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相关依据。为使决策科学、合理，可以将相关事物进行比较，从比较中分析异同、优劣，从而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更符合事物的规律和实际。需要强调的是，研究中国问题不能把研究视野局限于中国范围，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政治学应加强国际比较研究，不仅要加强与发达国家的比较研究，也要注重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在比较中更好地认识中国，通过解决中国问题进而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作者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周光辉）

4月1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南开大学共同主办的“开局‘十四五’新征程、庆祝建党100周年暨《政治学研究》2021年华北地区中青年作者座谈会”在南开大学举行。会议围绕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体系、国家理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公共行政前沿、论文选题与刊物要求等议题进行研讨。南开大学副校长王新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政治学研究》主编张树华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新华文摘》《中国行政管理》《天津日报》等高校、报刊的近40位学者参加。张树华在致辞中提出，建党百年以来，中国的成功实践冲破了西方的逻辑教条和理论束缚，创造了历史奇迹。中国政治学人要讲清中国政治学背后的学理、道理和哲理，增强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和原创性。新时代中国的政治学应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展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学。王新生在致辞中强调，中国学者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要从中国的事情出发，开展学理性的研究，走出西方的视角。在主题演讲环节，北京大学教授王浦劬以“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时代主题”为主题，提出时代是把握政治学研究主题的基本依据，而判断时代的依据是社会主要矛盾。他认为，新时代新阶段，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的高效能。吉林大学教授周光辉做了“理解中国：新型现代国家构建的思考”的主题演讲，指出中国政治学要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在历史变革进程中构建新型现代国家。天津师范大学教授高建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探索”的主题演讲中，认为总结经验教训，有利于更好地前行。中国政治学的进步，要从对中国现实的观察总结中创造，进行知识生产。《新华文摘》编审胡元梓做了题为“不忘初心，保持定力，推进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现代化”的主题演讲，表示推进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现代化要抓住根本，有创新、有新意、重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发展理念作为价值选择。南开大学教授朱光磊以“政府职责体系是职能职责转变的制度化成果”为主题演讲，提出政府职能转变的进程需要经历由只讲政府职能到职能与职责并提，再到政府职能与职责制度化，最终建立清晰的政府职责体系，才能实现政府职能的具体化和清晰化。政府职责体系是职能职责转变的制度化成果。在刊物主办方与作者的座谈中，《政治学研究》副主编、编辑部主任王炳权谈道，我们要做出真正的研究；研究和写作要高度关注学术史，梳理清楚学术前史才能避免“编”论文现象；写作规范非常重要，一些很好的研究成果往往因为语言表达不顺畅、犯常识性错误等问题而不能发表，年轻的研究者语言表达一定要过关，形式逻辑不要有问题，文章的可读性要强。与会学者们在分组发言阶段还围绕信息政治、国家理论、国家治理的话语权、“放管服”改革、政府监管等话题进行交流分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负责人，相关师生代表参加活动。

在建党百年之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以昂扬姿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如何学习和研究党史呢？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指出，研究党史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情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并要求“应该以中国做中心”。这个讲话事实上概括出学习党史的历史哲学：认识论上的研究方向性的路线政策而不是历史上的细枝末节，方法论上的历史主义，本体论上的以中国为尺度而不是以外来标准衡量党史。何为历史政治学毛泽东的历史哲学为当下倡导的“用学术讲政治”或者政治问题的社会科学化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指南。在社会科学脉络上，我们提出的历史政治学正是体现了“以中国做中心”的“历史主义的方法”，可以很好地用在党史研究和学习上。历史政治学旨在研究重大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历史起源与历史性因果关系，并在研究中提炼分析性概念。在本体论上，历史政治学以历史“存在”或以中国为中心；在认识论上，讲究历史事件或政治问题的条件性或情景性；在方法论上，注重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性或时序性。历史政治学不仅是一种研究路径或研究方法，也是一套世界观性质的历史哲学。历史政治学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极大地提升了政治学研究的本土性和主体性。在西方政治学理论中，流行的是以“理性人假设”为基础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即不问时间性、条件性和主体性地按照理性人假设去解释政治，其极端形式就是“历史终结论”。基于人性假设而推演，全世界都要过一种政治生活、实行美式政治制度。以“理性人假设”的政治学不但不能解释目前世界政治的乱象，甚至是诱发乱象的根源。为此，政治学范式与现实发生了重大脱节，需要新的知识范式。在学术史上，历史政治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历史政治学与党史研究的整全性问题作为政治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历史政治学几乎是为党史学习和党史研究量身定制的一种研究路径，因此一经出现便受到党史研究界的关注和欢迎。这是由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决定的。历史政治学的第一个功能便是其知识论意义。历史政治学在研究历史事件中发现概念和理论，而且是发现整全性知识。在20世纪后期，国外一些史学研究者逐渐背离了揭示人类历史演进的动力与规律的学术主旨，追求对十分狭小的历史现象的细节作“忠实细微的描述”，垂青于孤僻、艰涩的史料，从而在极度追求“专业化”的过程中导致“史学研究碎片化”。碎片化的历史研究体现为研究者日益关注那些不为人知的、无关历史进程的琐碎事件或边缘人物，也体现为围绕同一个问题的反复考据乃至大量重复性工作，还体现为在史料运用时任意裁剪、断章取义，史料种类单一且缺乏相互的印证。当研究者纷纷放弃宏观比较与长时段视角，放弃与理论对话的机会和探索历史规律的兴趣，从而转向对孤立的历史事件或个体行为的“一时一地”的解释时，历史研究就不可避免的碎片化了。历史研究的碎片化极大影响了中国的史学研究，不少学者开始把历史分割成互不关联的碎片，一味执着于历史的细枝末节，忽视了历史的整体特征乃至时代主题，这种倾向可能造成负面影响。以党史与近代史研究为例，毛泽东曾提出“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的总体要求，但碎片化的历史研究使革命史观（唯物史观）受到一定冲击，现代化叙事与社会文化叙事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革命叙事。村庄习俗、婚嫁丧葬、商业社团、秘密组织等研究确实展现了近代中国丰富的社会生活细节，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忽视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主要矛盾和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正是为了回应这一内忧外患的时代主题。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碎片化的历史研究就必然会消解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合法性基础。为什么说历史政治学有能力解决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呢？这是由历史政治学的本体论属性所决定的。历史政治学有其认识论上的情景论和方法论上的时间性，但历史政治学区别于所有以“历史”为名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本体论层面。“历史”在历史政治学那里不仅仅是观念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存在，历史政治学正是研究这个“存在”、研究过去与现在的直接关联性并从中提出解释性概念或理论。因为存在本体性，历史政治学不会在各种史观的争论中迷失方向。在中国，历史这个“存在”可以被表述为“中国文明基体”——由中华民族、语言文字、大一统国家观、民本政府观和仁爱社会观所构成的文明基因共同体。承认这个“存在”，是历史政治学的研究前提。以此为起点，要想理解当今世界上唯一历经五千年而不曾中断的文明体，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理解中共党史作为中国文明基体的一个部分，理解改革开放前后的联系，显然是任何碎片化的历史研究都无法做到的。历史政治学提供的研究路径学习党史的重大政治目的之一是深刻理解现行政治的合理性和为人民所认同的合法性。其实，获得政治合法性即让人民认同和拥护以实现长治久安，是任何时代政治统治的最高诉求，也是古今中外政治学的终极关怀。在前工业文明时期，世界的隔绝状态决定了合法性标准的多样性；伴随着工业化推动的政治思潮的全球传播，合法性标准大有一元化的排他性趋势，以自由主义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普世价值”被西方学者诠释成合法性的来源和基础。自由主义民主其实是发端于西方文明的政治表述，因此作为合法性标准的自由主义民主其实是西方文明的一种历史延伸，对西方国家而言具有历史性特征。但是，源自西方文明的历史性标准如果被移植到非西方国家，形式上的政体合法性是否就意味着实质性的治理合法性？比较政治发展研究显然不支持这样的结论。社会条件和政体结构都是约束性制度，但为什么相同的政体结构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呢？政体和社会条件相适应乃至成长于特定的社会条件，政体是有效的；相反，政体与社会条件存在紧张关系乃至冲突性，政体则可能是无效的。显然，具有历时性结构的社会条件是根本性约束制度，而共时性的政体相对于社会条件则具有附属性，二者都对人的价值取向、行为模式产生影响，但社会条件的影响则更为直接且深远，这就是为什么华人在不同的国度中的生活方式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其实，马克思早就揭示了人的行为的历史条件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社会条件的强大作用需要得到深入的解释。在我们看来，社会条件不仅是一种相对容易理解的结构性约束机制，还是一种时间性演化序列。与此同时，这个时间性不但是过去的，也可能是现时性的乃至未来性的，是一种延续不断的时间进程。唯有如此，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同一种政体形式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因为自发性政体和作为“飞来峰”的政体与时间进程的关系完全不同。也正是在时间进程的意义上，才可以理解，合法性政体必然源自社会条件，或者说作为时间进程一部分的政体才具有合法性。这样，论述合法性政治非历史政治学莫属。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合法性政治研究与理性选择主义的“理性人假设”的合法性理论具有根本性差异。在理性人假设中，人的需要都是一样的，因而只要设计一种能满足人的需求的制度，比如选举授权，就是合法性政治。常识是，如果选举授权不能产生对人民负责的责任性政治，甚至还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动荡和无效治理，那这样的程序还是正义的吗？流行的合法性概念已经处于困境之中，就像历史上的合法性概念不断地与时俱进地被改造，流行的合法性概念也需要得到更化。历史政治学提供了一种不可替代的研究路径，以重新认识合法性的来源和知识基础。（杨光斌，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