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研究法法

大家好，我是小编李黔津，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梁廷楠《曲话》的比较研究法。嘉庆年间成书的梁廷楠的《曲话》，以比较方法品评戏曲作品，引人注目。该书共五卷，其中第二、三卷论辞藻、结构，第四、五卷论格律谱法和音韵，不少地方与修辞有关。《曲话》论曲，常常把不同的或相近的剧作拿来比较，从内容到形式考察它们相互之间的优劣得失，颇具特色。《曲话》卷三比较了洪异《长生殿》和白朴《秋夜悟桐雨》的结构及词藻。认为前者虽为“绝大文章”，令“学人、才人，一齐俯首”，其中《定情》、《絮阁》、《密誓》等折，“俱能细针密线”，有些地方“字字倾珠落玉而出”，铁石人也要“为之断肠，为之下泪气但与《梧桐雨》相比“亦互有工拙处”。如《长生殿·惊变》折“于深宫欢燕之时，突作国忠直人，草草数语，便尔启行，事虽急速，断不至是，《梧桐雨》则中间用一李林甫得报、转奏，……层次井然不紊。”且《梧桐雨》中《醉中天》、《普夭乐》等数曲“力重千钧，亦非《长生殿》可及。”《曲话》卷三比较了孔尚任的《桃花扇》和顾夭石改作的《南桃花扇》的结尾。认为，《桃花扇》打破了长期流行于剧坛的团回俗套，以侯方域、李香君的分手作结，有“曲终人杳，江上峰青”之妙，“留有余不尽之意于烟波缥缈间”。而《南桃花扇》则“使生且当场团圆，虽其排场可快一时之耳目，然较之原作，孰劣孰优，识者自能辨之。”《曲话》卷二比较了乔孟符《杨州梦》和张寿卿《红梨花》中的“警句”。如前者《那吁令》云:“天有情，天亦老，春有意，春须瘦，云无心，云也生愁。”后者《一煞》云:“你休愁我表寒、枕剩、人孤另，我则怕你酒醒、灯昏、梦不成。”认为两者“皆一剧中之警句也。”《曲话》卷二比较了多种曲中引用“《四书》语”的情况，认为这样的引用“元人每喜为之”，但却“最难巧切，最难自然。”如“《西厢》‘仁者能仁’等语，固属大谬不伦”，即如马致远;蔫福碑》中的“谁肯学有朋自远方来”，“想吾岂饱瓜也哉”，郑德辉《㑇梅香》中的“留心在九大经，吾日三省”等，也都“几成笨伯矣。”《曲话》卷三比较了万树和吴炳曲作的不同风格。万树虽是吴炳的外甥，曾受到吴炳的教诲，一般人认为“其渊源有自”，但 《曲话》却认为两人的风格是不同的。吴炳的作品“情致有余，而豪岩不足”，万树的作品则“如天马行空，别出机抒”，“于极细极碎处皆能穿插照应，一字不肯虚下”，而且“宫律谐协，字义明晰”，体现了“庄而不腐，奇而不诡，艳而不淫，戏而不虐”的风格。《曲话》卷三还通过对吴炳《疗妒龚》“题曲”一折与汤显祖《牡丹亭》中曲词语言风格的比较，看出吴炳对扬的自觉追随，说明他已成为玉茗堂的嫡派。同样，《曲话》通过将荆石山民吴镐的《红楼梦》散套与汤显祖“四梦”相比，从语言凤格上看出它们的相近处，断定前者“曲倩亦凄婉动人，非深于‘四梦’者不能也”，两者存在着渊源与师承的关系。

本文选自梁治平：《法辨：法律文化论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比较法与比较文化文| 梁治平谈起欧洲历史上的文化运动，人们马上会想到文艺复兴。不过，提到罗马法运动，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太多了，至于说了解，那就更少了。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因为，罗马法运动不仅是欧洲中世纪最早的世俗文化运动，而且，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它时起时落，进行得有声有色，其规模和声势，几乎不亚于文艺复兴。不了解这段历史，就很难弄懂欧洲文化史，更不用说西方文化的特质了。这个问题值得专门著文介绍，这里，不过想借此话题，谈谈法与文化、比较法与比较文化的关系问题。一文化，作为一个专门术语，是个多少有些含混的概念，富于弹性。学术界有关文化的定义，大概不下百种，但没有一种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威性，可以为所有人接受。尽管这样，大家还是用它来讨论问题，可见，其中总有些共同的东西。邓肯·米歇尔编的《社会学辞典》把文化说成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包括信仰、艺术形式、文学、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以及物质组织、技术水平的情况等。这样的定义差不多是包罗万象的。19世纪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之个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这个定义偏重于意识形态和行为模式，是一般文化人类学家所持的立场。当代美国人类学家艾尔弗雷德·克罗伯就强调，文化包括各种外显的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其核心是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转见《百科知识》1981年第2期，第19页）对于文化人类学，我是外行，不敢随便发议论。好在，这里探讨的也不是严格的人类学问题。我倾向于接受含义比较广泛的文化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法正是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单就形式着眼，法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法律意识，包括一般人的法律观念和法学的各个门类；其次是法律制度。这两个方面有密切的关系。制度总是在一定的观念指导下形成的，不过，二者之间又经常有差距。这些差距集中地表现在个人的行为方式上。在伊斯兰世界，法通常被理解为与宗教相连的理想体系，现实中的习惯、法令，即现行法律制度的权威反而退居其次。这样的法律自然不会被严格遵行。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法律禁止仇杀，可是，为报父仇而杀人者，不但常能赢得社会的赞许，有时还能免受处罚，得到统治者的褒奖。这主要是因为，“孝”的观念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是高出于法的。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差距？原因固然不简单，恐怕主要应在法律意识当中寻找答案。不过，若再问起，法律意识何以这样而不是那样，问题就更不简单了。这是它本身无法回答的。因为，法律意识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体系。如果说，社会（文化）是一个大的系统，法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它与其他部分相互依存，彼此影响，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这样说，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部分与部分，一个是部分与整体。这个问题实在是一而二，二而一，侧重不同罢了。考察一个社会的法，必须注意它与社会其他部分的联系。有时还要强调其中的某一方面。比如，研究西方的法，首先要研究罗马法，其次是日耳曼法，还有封建习惯、教会法和商法。这样，研究者除须一般地了解罗马史以外，还要了解日耳曼的部族习惯，熟悉封建制度。教会法和商法大多来自罗马法，但又有自己的发展，所以，不能不注意到基督教教义和地中海沿岸各国通行的商事惯例。这样一步步深入下去，势必要涉猎政治、经济、宗教、伦理、哲学、历史等诸多领域。当然，这里强调的只是各部分间的联系，还不是研究的方法。因为，用部分说明部分，只能在互为因果的圈子里打转，却不能深刻地把握部分。只有把部分放到整体的背景中考察，才可能跃上一个层次，一下子抓住本质的东西。这个整体就是上文所说的文化，也不妨称之为文化体、文化结构。还借上面的例子来说，（西）罗马帝国灭亡了，罗马法为什么能保存下来，传播开去？罗马人的正义观念（自然法理论和衡平观念）为什么会传之后世，甚至被发扬光大？罗马法中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它的主观权利说、无限私有制以及契约自由和自由遗嘱的原则，为什么能够成为早期资本主义法的支柱？这些问题仅用法或经济的观点是无法圆满解答的。既然法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就应该把它放在社–会文化的整体结构中去把握。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并不止于决定与被决定，部分也会积极地参与整体，否则，整体就无从谈起。理论上说，西方人有法律至上的传统，实际上，法的作用也常常是很突出的。西方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往往也是杰出的立法者。雅典政治家梭伦、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教皇格雷戈里七世、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等等，都是如此。据说，拿破仑晚年回首往事时曾骄傲地说，“我的光荣不在于打胜了四十个战役，滑铁卢会摧毁这么多的胜利……，但不会被任何东西摧毁的，会永远存在的，是我的民法典”（转见李浩培为所译《法国民法典》写的译者序）。所以，欲明了西方文化结构，须特别注重法的社会作用。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于法的作用相对较弱的文化体，便可以忽视法的研究。因为，从法对社会的作用中，从人们的法律意识里，正可以窥见文化的特色。法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二古代民族的法律有不少共同点。比如，与原始宗教（包括巫术）有密切关系；注重形式，缺乏弹性；诉讼程序常常重于实体规范，等等。这与人类早期的发展特点不无关系。尽管如此，古东方的楔形文字法与希腊法却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古代法与罗马法更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呢？要弄清其究竟，不但要比较法律本身的异同，还要比较各种文化的特点。最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比较和法的比较古已有之。希罗多德的《历史》、凯撒的《高卢战记》和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都含有对不同社会/部族文化的描写。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对希腊各城邦的法律进行了比较。据说，梭伦立法和罗马的《十二铜表法》也都是在比较异邦法制之后完成的。如果细心考证一下，相信在各历史时期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例子。不过，比较的方法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各门比较学科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这却是19世纪以后的事。其中的原因虽不尽相同，但也有些共同背景。19世纪中，西方资本主义的势力向亚洲、非洲大事扩张，许多神秘的王国被发现了。这一方面，打开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大规模的文化冲突。殖民者为了统治的便利，殖民地人民为了救亡图存，都要研究对方的文化，重新估价自己的文化。本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人类的通讯和交通手段越来越发达，国际间交往与合作日益频繁，彼此的依赖性也不断加深。这些，都迫使人们去了解别人。了解别人，也是为了了解自己，或者是为了了解人类的童年，或者是为了勾画人类历史的统一图景。前者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弗雷泽的《金枝》和列维会布留尔的《原始思维》；后者则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以及汤因比洋洋百万言的巨著《历史研究》。后举三种虽然是历史学著作，但在广义上，也不妨看作比较文化的名著。列举几例不过用以说明一个时代的风气，实际上，在比较文化这个大题目下，文化人类学、比较哲学、比较宗教学等方面的著作实在多得不胜枚举。比较法正是在这种风尚中发展起来的。19世纪中欧洲各国统一民族法律的形成，是比较法作为一种法学思潮和独立学科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因为，在那以前，法学家所关心的不是现行的各种地方习惯和君主的法令，而是只在大学里讲授的罗马法原则。那时，即或将不同的法律加以比较，也只能在实务者中间，在较低的层次上进行。唯一的例外是孟德斯鸠。在17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他把法律看作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强调地理环境、历史、政治、道德、商业等因素对于法律的影响，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既是比较文化的名著，也是比较法的杰作。19世纪的英国法律史家梅因接过了这一传统。他对各种古代法制进行研究，其视野之开阔，可与当时的人类学家媲美。他在《古代法》一书中提出了从身份到契约的法律进化公式，其中包含了社会进化的丰富内涵。法学家之外，比较法的发展更为触目。1831年，法兰西学院率先创立了比较法讲座；1869年，世界上第一个比较法协会在法国成立；1895年，英国也成立了比较法协会。1933年，第一届比较法国际代表大会在巴黎举行，它标志着比较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比较法学。不过，这一时期比较法学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欧洲大陆，因为，这时欧洲大陆各国正竞相改革法律，编纂法典，亟需参考、借鉴别国法律。与此同时，在印度、中国和日本，西方的法制是被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部分来看待的。囿于传统，这里不曾产生西方意义上的比较法学，所以，谈论比较法的教科书和百科全书，从未注意到这一时期东方的情形。我想，这是个值得重新研究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发展为东方国家的比较法学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因为，一开始就把法与文化视同一体，合并论述，正好反映出东方国家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当时东西文化冲突的历史背景。孟德斯鸠进入本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比较法又经历了一个大的发展。比较法学家的眼光不仅超出欧洲大陆，注意到英美及其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也开始研究苏联东欧国家以及亚、非、拉独立国家的法律制度。这一时期，相当多的国家设立了比较法研究机构，其中，有些是大型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如现设在汉堡和海德堡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此外，还有诸如世界比较法科学院（1924）、国际比较法协会（1960）等世界性比较法组织。它们出版大型的比较法百科全书，开展大规模的学术交流活动，组织各国各学科的法学家协同工作。这就为法学家同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合作提供了可能。要了解近一百年来比较法的发展情况，这样一段介绍是太简单了。不过，从中不难看到，比较法与比较文化的发展是由许多共同因素促成的，这并非偶然，因为，法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比较法之所以成为独立的学科，不仅是因为有专门从事这一学科研究的人和机构，还在于有它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目的。从这些方面，更可以发现比较法与比较文化的密切联系。三大体上，比较法研究可以分成微观的和宏观的。微观比较从特定的制度入手，涉及具体法规和条款的比较；宏观比较则是对整个法律体系的比较。这两方面常常是紧密相连的。作具体细微的比较，可能要涉及很不相同的法律体系，甚至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比如，比较英国和法国的契约法，或者，德国和沙特阿拉伯的亲属法。在这些法律制度中，表面上相同的概念或制度，实际上可能迥异其趣，有时，可能根本就找不到相对应的部分。这一方面要求研究者事先了解外国法制的基本原则和思想方式，另一方面则使许多比较法学者变换角度，从功能问题入手，由社会需求来看法律调整。这自然要涉及很多背景性知识，而这类知识多由宏观比较提供。宏观比较的对象是不同的法律体系，这就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法系。这是根据一定的标准，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有某些共同特点的法律制度划归一起的结果。有些法系现已成为历史的遗迹，如印度法系、中华法系。又有些法系属于现存的法律制度，如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一般说来，研究法系的历史是比较法律史的事情，不过，研究当代法系也不能不具备足够的历史知识，因为，它们也是历史地演变形成的。从大处着眼，法系的划分往往是历史与结构、渊源并重的。当然，这只是标准之一，关于这个问题一向是有争论的。目前，对当代主要法系较为通行的划分是三分法，即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社会主义法系。仔细推敲一下，这样划分也有不少问题，甚至标准也不尽统一，这反映了当代法律制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里就不详论了。法系的比较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有些法律制度在历史上是平行发展的，如印度法和罗马法，有的则有过单方面的或相互的影响，如罗马法和欧洲大陆法，或欧洲大陆法与英国法。日本的法制源自中国，后来有了自己独特的发展，又反过来影响了中国法制，这又是一种情况。欧美诸国有着同一的文化背景，但由于各自的历史不同，渐渐衍出了两个不同的法系，一个是在全面继承罗马法学的基础上制定了各种法典的大陆法系，一个是以英国普通法为核心，奉行判例主义的英美法系。后来，又分化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法系。这些法系的基本原则和结构往往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在一个法国法学家的意识里，公法和私法的划分简直是不言自明的公理，但是，这种划分对一个英国法学家来说却是陌生的。同样，一个英国律师可以很熟练地区分普通法上的权利和衡平法上的权利，对此，一个德国法学家可能会大惑不解。如果不事先熟悉对方的法律结构和基本原则，法学家之间的交流是谈不上的。尽管如此，这毕竟还不是跨文化的比较，共同点还是多的。如果比较的是东西方的法律制度，情形就很不同了。这里不仅有法律结构上的差异，恐怕对法的最基本看法以及思维方式都是很不相同的。中国社会里“孝道”同法律的关系就是一例。儒家的伦理纲常是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核心，它同法律的关系是理解中华法系的关键。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层厚厚的伦理色彩，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混淆难分，社会又盛行法外调整，就有人据此认为，中国法律不发达，中国实际上是无法的社会。我看未必。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成文法典的国家之一，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法典的编纂和修订，早在公元7世纪，中国已经有了成熟、完备的法典，其影响及于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形成了所谓中华法系。此后，中国法制又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法律文献浩如烟海，怎么能说是无法的社会呢？这里还是个标准问题。依我看，中国的法律是很发达的，但不是在西方惯常的意义上，而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寻找标准。仅用西方法律观念和评价标准是无法把握中国古代法律的真髓的。对于西方比较法学者来说，这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立场，尽可能去接近另一种文化，以便从一个新的角度观察问题，否则，了解和比较都无从谈起。对于印度、阿拉伯国家和许多非洲国家的法律制度，都有一个变换立场、角度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宏观比较与文化比较的关系更直接，更密切。比较法的用途极其广泛。除去它在法学研究和教育中的重要性，在国际公法（主要是外交事务）、国际私法（主要是国际商业交往）以及国内法的重新认识和改造方面，比较法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不管在哪个方面，要真正了解一种外国的法律制度，都不能不注意到那些法律制度之外的东西，不能不了解产生这些制度并对之发生影响的社会环境。这在上面都已经谈过了。这里想就国内法的重新估价和改造问题多说几句。我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其中虽然不乏精粹，但有些却是糟粕，这就有个改造、扬弃的问题。对我们民族特有的法律意识也应作如是观。中华民族在近代落伍了，为什么？它的文化传统（包括法律意识）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19世纪末，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同属中华法系的日本成功地引进了西方法制，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国法律的发展，这意味着什么？一个东方小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巨人，法制起了些什么作用，传统文化又起了什么作用？从中，我们能获得什么样的启示？在我国，由清末立法始，也有一个法律西化的过程，从文化冲突的背景来看，它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有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这些，是值得大做文章的。现在，我们正努力实现现代化，但是，现代化首先应该是人的现代化。试想，没有法律意识的现代化，怎么可能有法制的现代化？但是，要改造我们民族的法律意识，就需要重新估价它，需要作一番比较的工作。而第一步，是比较和重新估价我们民族的文化。从社会的角度看，法是一种社会现象。从文化的角度看，法是一种文化要素。早在18世纪中叶，孟德斯鸠就已经有意识地把法律同特定的地理、气候、政制以及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联系起来考察了。他的原则是：“我们应当用法律去阐明历史，用历史去阐明法律。”如果把这里的历史二字改成文化，大概还是符合他原意的。被誉为比较法始祖的孟德斯鸠选取这样的角度来探寻“法的精神”，的确是意蕴深长的。比较法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代法学繁盛的标志，但在我国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开发的领域。在我们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身后，是中华民族两千余年的文化传统。这就要求我们尽快培养中国式的比较法学家，建设中国式的比较法学，其原则是：用法律去阐明文化，用文化去阐明法律。

来源：经济观察报陶力行/文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是思想史上两名巨擘，也是社会学的开山鼻祖，当代有不少学者将两人相提并论，并对他们的思想展开比较性研究，比如，著名的犹太裔学者卡尔·洛维特。近日，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洛维特久负盛名的专著《韦伯与马克思：以及黑格尔与哲学的扬弃》。早在中文版发布以前，这部作品就已被国内众多学者知晓，因为西方学界对其赞誉有加。比如，著名的《英国社会学杂志》就曾对该书评论道，“洛维特的《韦伯与马克思》是无与伦比的，这本书的英译本我们整整等了半个世纪”。原书出版于1932年，算是将两位思想家并行叙述的早期尝试。马克思出生于1818年，于1883年去世；韦伯出生于1864年，于1920年去世。虽然就各自生活而言，两者并无交集，并在时空中相互错开，但从更宏观的视野看，他们都成长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期，且研究主题都是资本主义。所谓“资本主义”，是19世纪西方思想家对于16世纪以来所形成的社会发展模式的总体性描述，它是中世纪封建领主制瓦解之后出现的一种以资本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模式，其肇始于欧洲，后扩散至全球。在这里，资本是指那些包括土地、厂房、货币、技术、劳动力等能够发挥生产功能的要素，又称“生产资料”（meansofproction）。之所以用资本一词冠名16世纪以后的时代，是因为从这一时期开始，西欧社会发生了两个显著性变化：第一 ，资本类型多样化，其中，土地的重要性开始下降，但货币、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重要性日渐增加；第二，资本积累进入指数式上升通道，按马克思的话说，“在一百年里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超过了过往历史的总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马克思和韦伯观察到了“同一个现象”，即人变得越来越不自由了。当然，对于这种不自由状态的描述或解释，马克思和韦伯的路径并不一致，前者的解释话语是“异化”，后者的解释话语则是“理性化”。洛维特的工作就是对两种话语的重构和比较。为了能够比较两位思想家并使他们之间形成对话，洛维特将他们共置于同一问题意识之下，即指出两人都旨在回答以下这些问题：为什么在物质积累加速的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的生活境况反倒会恶化？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是否能够得到解放？如果能，如何得到解放？如果不能，为什么不能得到解放？本文将以洛维特的《韦伯与马克思》为例，借此机会谈一下如何展开思想史的比较性研究。一马克思从异化的角度解释自由的丧失。根据洛维特的分析，马克思分别从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维度谈论了异化这一概念。从经济学层面看，异化主要体现在人与商品的关系上。商品被制造出来的原初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即“使用目的”。比如，一只碗被制造出来是为了满足盛饭的需要，一双鞋被生产出来是为了保护脚。但是，当生产者意识到把碗卖出去可以换回更多资本时，他们就有意愿把生产的目的重新确立为资本的增长而非使用功能的满足上。就实践层面而言，以绩效为导向要比以用户为导向更容易操作，因为它更清晰、更简洁。但是，清晰和简洁的另一面是简单与粗暴，它容易忽视商品使用者的个体差异。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其造成了生产的原初目的和实践目的之间的严重偏离——这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异化现象。以绩效为目标导向的生产方式一方面能够促进绩效，即加速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也会扩大偏离行为的发生范围，以至于当这种偏离行为成为普遍现象时，整个社会就会出问题。由于资本的分配并不平均，资本获利也不平均分配，久而久之，就分化出了两拨人，前者是那些有能力控制资本并利用资本扩大生产的人，后者是没有能力控制资本且只能从事廉价劳动的人。就劳动分工而言，前者在生产活动中扮演的是组织者角色，而后者扮演的则是劳动者角色。由于国家实行的是资本私有制，所以这种分化也可以说是得到了国家制度的背书。但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所有人的国家，应该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如果从结果上来看，资本私有制只保护小部分有能力获取资本的人，那么就可以假定，国家的原初目的和实践目的发生了偏离——这就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异化。当政治的异化最终反馈至广大普通个体身上时，就显现为人的异化，具体表现为，人从一种鲜活灵动的状态变成木讷呆滞的状态，像机器那样，只能进行简单的重复性操作。马克思将这视为一种自由丧失的表现。马克思不认为他生活的时代的人能够在已有政治框架下重新获得自由，因为已有的政治框架是以私有资本制为基础的国家，它必然允许、纵容甚至维护个体的异化。洛维特指出，韦伯承认马克思的这一判断，即资本主义导致人的异化，但韦伯并不采取马克思的路径。原因有二：第一，人的异化并不是政治异化的微观落实，而是资本主义内在趋势深化的结果，这一内在趋势是“理性化”；第二，政治不可能被消灭，国家也不可能被取消，因为它的存在“符合理性”。如同马克思的“异化”，韦伯的“理性化”也是一个蕴含多层含义的概念。根据洛维特对韦伯的阐释，理性化是指理性作为一种行事标准的泛化。比如，从“赚钱养家”到“为了赚钱而赚钱”。人需要生存，生存需要钱，为了生存去赚钱是合乎理性的。不过，赚钱并不总是涉及生存，尤其是当钱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但即便到了富裕阶段，人们的赚钱行为也不会就此消停，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在韦伯看来，行为和目的分离之后，非理性的习惯就成了支撑行为的唯一原因，此时，行动者的行动将不再出于自主性的要求，而仅仅只是理性扩大化的后果——这就是韦伯从微观层面观测到的理性化现象，类似于马克思从经济学意义上观测到的异化现象。一个人重复做一件事，从内部视角看，是习惯的养成；从外部视角看，则是某种秩序的执行。但是，秩序的存在并非无条件，它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作支撑，比如官僚化。韦伯把机构的大量诞生视作维持秩序的外部环境，这些机构既包括企业，也包括各种政府机构。相比于个人行为，组织行为具备较高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因为他们仅根据专业化原则从事专项业务，所以能大大降低不确定性，且保持高效。但这些机构的发展势态和个人发展势态非常相似，最初建立是为了履行某种特定目的，但是当原初目的消失或不足以支撑其行为时，机构会因为惯性而延续自己的过往行为。韦伯把这种现象视为宏观层面的理性化。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组织代替个人成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由于个人无法摆脱机构而生存，所以机构相对于个人来说特别强势。这就意味着，在面对机构时，个人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他只能服从机构为他安排的工作，换言之，接受“丧失自由”这一命运。相比于马克思，韦伯对未来要悲观得多。他虽然认为目标和行为的脱离充满着荒诞，使人活在了机构的牢笼里，但他认为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并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因为这种理性化趋势符合历史的发展原则。在他看来，国家、机构、秩序一旦形成，就不会消失，只能期待英雄式的个人，唯有那些少部分不愿屈服于任何机构的个体，才有机会跳出整个时代，从而实现自由。二洛维特分别以“异化”和“理性化”两个术语为原点，展开了有关马克思和韦伯对于“资本主义兴起是如何导致个人自由丧失”这一问题的讨论。从开创性角度而言，洛维特的努力值得肯定，因为他抓住了马克思和韦伯的叙事核心。但从其本人的阐释和方法论角度而言，洛维特的研究文本有三个缺陷：第一，洛维特并不懂如何进行思想史的比较研究，尽管他知道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也花了大量笔墨去比较两者对于资本主义的不同阐释，但他的成果仅限于此。由于没有解释为什么两个人的阐释会如此不同，以至于读完之后，很容易产生以下这类困惑：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第二，洛维特的文本晦涩，且缺乏逻辑上的连贯性。“异化”和“理性化”都是抽象语词，但抽象语词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对于现实经验的简约性描述，这意味着，要理解抽象语词必须以还原论为基础，通过定义的方式将其还原至能够被日常经验所涵盖的表述，但洛维特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够彻底。第三，由于眼光的局限，洛维特对两人思想产生的背景——即资本主义——并不了解，这妨碍了他从本体论层面勾勒出一幅更为宏大的资本主义图景。洛维特的研究方法为当代广大思想史家广泛采用，即将思想史上的伟大人物放在一起，在两者的思想之间建立点对点的对照关系，然后进行平行叙事。但问题在于，纯粹的点对点比较并无多大意义，因为它并不增加读者的知识量，除非比较能被置入一个更大的涉及因果关系的问题之中。比如在中学生物课上，老师将四个带有不同位置小孔的黑色小盒罩住四个种在花盆中的幼苗，并将它们放在同样的环境中进行培育。经过一段时间后，老师将黑色小盒拿走，向学生指出幼苗分别往不一样的方向生长，但这些方向都指向了原有黑盒的小孔处。通过比较四个案例，老师得出“植物往有光的方向生长”这一事实。在这个实验中，老师对四个案例进行比较是手段，揭示光源和植物生长方向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目的。在自然科学领域，通过比较来揭示因果关系是学者的一种共识，但在人文社科领域，这一点往往被忽视。马克思和韦伯都关心“个人自由在资本主义时代的丧失”，但问题在于，我们有什么必要把他们的说辞当回事呢？事实上，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彻底的解放，也没有实现过完全的自由，为什么资本主义时代的不自由值得特别关注呢？难道资本主义时代的不自由状态相比于以前的不自由状态，更特殊、更极端？马克思和韦伯认为确实如此，但从本体论的角度而言，这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被证实的，因为“自由”是一个评价性形容词而非名词。评价性形容词来自个人的内在感受，而非一种可以通过外部观测而获取的普遍性经验。所以与其说“自由的丧失”是一个涉及资本主义的本体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涉及思想家心理的认识论问题。简言之，从思想史角度谈论马克思和韦伯，问题的重心不在于“资本主义”而在于“他们眼里的资本主义”，研究者应该将分析聚焦于两者的认识论差异上，通过比较他们的认识论差异来解释他们为什么会提出不一样的理论。由于没有上升到认识论层面的比较，洛维特笔下的马克思和韦伯只是用了不一样的术语讲述两段结尾一致的故事而已。事实上，马克思和韦伯之所以会讲出不一样的故事，并不是因为他们用了不一样的术语，而是他们拥有不一样的经验。19世纪的思想家普遍把18世纪下半叶作为资本主义的起点，因为推动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动力——机器的大面积使用——是从18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变得显著。今天的学者把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列为英国，是因为英国是最早将机械生产投入实践的国家。当代政治经济学家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称为先发国家，跟随其后的国家称为后发国家。严格来说，英国是唯一的先发国家，其余国家——比如法国、德国、日本——都是后发国家。马克思和韦伯之所以会有不一样的资本主义叙事，是因为马克思的叙事来自他的英国经验，是一种先发国家的经验，而韦伯的叙事来自他的德国经验（或者说，普鲁士经验），是一种后发国家的经验。三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散是一个连续性的跨区域活动，其原发地是英国，后来沿着大航海时代所开辟出来的贸易网络扩散至全球各地。对于英国来说，资本主义是一种原发性现象，所以从前资本主义时代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变迁过程中，社会内部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发生很大的结构性变化，以至于英国史学家克拉克在描述英国社会的变迁时，只是轻描淡写地用了“漫长的十八世纪”一词来概括。同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也不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有关英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的描述，而是一种反映财富分配两极化的指标。之所以两极分化在英国尤其显著，是因为英国的资产阶级能量特别大，他们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整合资源，在亚洲、非洲、美洲等地建立殖民地，将所有可及之处的人口纳入它的生产体系。相比而言，工人就只能老老实实地拿工资，他们并不会因为自己的老板有更高的利益回报就有更多的分成。毕竟在马克思的时代，英国还没有出现福利体系，劳动者不能通过国家而声张自己的利益，只能以任劳任怨的方式承受“异化”。与英国视角不同，从后发国家的视角看，资本主义是一种舶来品。对后发国家来说，资本主义是需要努力学习、模仿乃至嫁接的对象，他们之所以愿意学习先发国家的资本主义经验，是因为他们见识到了资本主义在先发国家兴起之后给其带来的经济霸权与军事霸权地位——众所周知，19世纪的英国是一个“日不落帝国”。为了应对资本主义的入侵，维护自己民族的完整性，这些后发国家不得不整合权力资源以推动社会的整体转型。因为权力的落实需要以人为中介，所以当国家需要动用权力去干预社会时，就需要想尽办法将更多的人纳入权力系统，组建各种类型的政府部门——韦伯从外部视角看，将这种转型现象描述为官僚化。由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的生产体系通常相辅相成，为了使得一个没有工业基础的土地上能够顺利嫁接工业体系，后发国家就必须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地改变社会结构，营造起一片能发展工业的土壤。所谓社会结构的改变，就是用新的社会关系代替旧的社会关系，将原来经历代累积下来的社会网络打破。因为社会关系是情感的纽带，所以社会结构的改变往往会撕裂原有的情感纽带，这意味着，后发国家的资本主义转型往往会给民众带来极大的不适感。韦伯的“理性化”其实描述的正是起源于英国的资本主义最终蔓延至普鲁士之后所引发的社会转型。因为广大民众没有反抗国家的意志，他们被迫参与国家的转型，所以也就不得不接受“理性化”的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和韦伯的叙述能够上升为普遍经验吗？比如，韦伯的“理性化”能够用来描述英国资本主义吗？或者，马克思的“异化”能够用来描述德国资本主义吗？答案是：都不能。英国的转型是一个非常缓慢的、经历了好几代人的过程。与德国人的经验不同，对于18世纪、19世纪的某一代英国人来说，“理性化”的转型根本是体会不到的，因为资本主义是他们的内生性产物。对于人类说，太过顺理成章的事情是不会有体会的。事实上，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是一手同时控制军事、政治、经济的群体，他们根本没有必要像德国人那样搞内部整合。同理，异化也不可能成为19世纪的德国经验，因为当时的德国并没有像英国那样建立起世界级的军事霸权以及拥有世界范围的市场，他们的精英阶层并不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整合商业资源，所以财富和阶级的分化并不像英国那样的显著。四马克思和韦伯都对资本主义保持着不信任的态度，区别在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只要历史走上另一个阶段，未来就会一路向好，但韦伯却相信未来会一直“沉沦下去”。虽然两者的经验不一样，但都受到了启蒙时代所形成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比如，两者都把社会理解成了一个简单的机械系统，这是本体论理性主义的观点，又比如，在分析社会时，都有一个关于“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设想，都认为目的和手段应该保持一致，这是价值论理性主义的观点。但是，社会不是机械系统，历史也不是单一线性的，当我们调整时间尺度，就会发现社会在不同的时间段会显现出不一样的态势。马克思和韦伯的经验都是二战前经验，他们没有想到二战之后，随着福利体系的诞生，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生。当然，今天的人也需要警惕将战后经验泛化，误以为福利体系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事实上，今天世界上大多数福利国家都面临竭泽而渔的问题。就这点而言，无论异化还是理性化，都只是阶段性的历史经验，只要促成这些趋势的条件发生改变，那么历史就会显露出新的走向，但反过来说，一旦相关条件满足，历史又会卷土重来。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是历史学研究中的重点。但做思想史的学者很容易犯一个先验的错误假定，即认为一个思想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提出了什么真理或者伟大的理论。事实上，所有学者都在拿着自己的片面经验说事，并把这些片面经验当作叙事的起点，没有人可以穷尽经验。思想者之间的差别只在于，有些人能组织起逻辑严密的话语使人信服，有些人则不能，一旦我们把他们的认识论揭晓，就能发现他们其实都“自带私货”，意识到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凡人，即无法回避主流意识形态、个人偏见、狭隘视角、局限经验等因素的影响。

在平时工作中，遇到简单的业务问题，你可以直接查看数据，验证并解决掉，但遇到复杂的问题时，你可能都不知道要什么数据，看到数据都无从下手，拿到数据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本篇文章中，作者介绍了常见又比较通用的几种数据分析方法，希望这些数据分析方法能够成为你利用数据和解决业务问题的利器。数据分析有哪些价值呢？像DAU/MAU这样的数据指标，直接去看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的DAU昨天突然下跌了20%，你看到了这个结果，那它为什么下跌？下跌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你要找出下跌的原因就没有那么直接明了了。上面我们说到下跌，那什么样的数据能告诉你下跌的原因呢，如果你的工作中涉及到数据分析，你肯定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举个栗子：你在互联网上有个菜铺，菜铺从浏览到消费的转化率一直很低，那到底该优化哪里呢？如果你要投放广告该怎么选择对象人群呢？这些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指标就能告诉你该怎么做的，真正支撑你的工具或者数据也并不能直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你需要做的是将上面遇到的问题和你的数据建立一种关系的，然后通过一些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让你在遇到问题时知道：我该选择什么样的分析工具或分析方法去解决实际业务中遇到的问题。下面呢我们先讲讲对比分析法~对比分析法数据分析的最终目的是对现实的情况或一个功能的好坏做评估，这里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对比分析法啦，俗话说的好：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举个栗子：你的菜铺某一天的数据数据下跌了600，某宝某一天的数据下跌了600。那对于某宝来说这个数据算异常吗？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往下看…接下来我们要解决对比分析法中的三个问题：比啥呢？如何比？跟谁比？首先，比啥呢？这里有两种比法：（1）绝对值 绝对值是本身就具备价值的数字 ，比如：电商平台的销售金额、公众号的阅读数、人人都是产品经理平台的阅读数和收藏数等。当然，如果只看绝对值，你就无法得知事情严重到什么程度了。（2）比例值比例值在具体环境中看比例才具备对比价值，比如：人人都是产品经理社区的活跃占比、注册转化率，电商平台的详情页转化率，复购率等。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比例值是一个除法计算，很容易把数量级的一些数字给忽略了，比如说：85除100和85000除以100000得到来的都是同样的值。其次，如何比？说到如何比，你一定听说过这两个词，环比、同比。说到环比和同比，大家一定会想到它们会跟年月日有关系，在这里呢，咱要强调一下，环比和同比不跟年月日挂钩，它只是两个概念。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两个概念：（1）环比环比是与当前时间范围相邻的上一个时间范围对比以下图为例：如果是日环比，则是拿星期二的数据与星期一的数据比，同理，周环比呢，则是拿本周的数据和上一周的数据对比，那月环比自然也是拿本月的数据与上一个月的数据对比了。环比适合分析短期内具备连续性数据的业务场景，举个栗子：你是起点的产品经理，起点学院要给一门课程做促销活动，这个活动连续10天，在做这个活动的过程中，你每天都会去观察活动的效果，根据前一天的活动效果来优化后面的活动过程，而这个课程的活动之前没有做过，没法与以前的活动效果进行对比，这个时候你就要看日环比。环比适用于根据相邻时间范围的数字对当前时间范围的指标进行设定。比如给我们的产品设定每月新增用户为100000，但是第一月我们只做到10000，第二个月只做到12000，那我们就需要跟据前面两月的实际情况进行对比，调整第三个月及之后的目标了。那什么是同比呢？（2）同比同比是与当前时间范围上层时间范围的前一范围中同样位置数据对比。举个栗子：今天是4月16日（当前时间范围），我们选择月同比，这里选择3月，月就是上层时间范围。刚才说了今天是4月16日，那做月同比呢，就是选择3月16日来同4月16日进行同比。同比的使用场景有：打赏的流水、销售流水等，在4月跑完流水之后，我们就会拿每一天去同上个月同样的一天做同比的对比。像旅行、餐饮、骑行这些会受季节性影响的产品，会拿今年的这个日/月或一个时间段跟去年的同期进行比较。在选择同比时：周同比：如果是周同比，咱们最好选择周几，这样会排除因为周末或其他原因产生的影响，比如咱们选择本周的周一与上周的周一进行对比。月同比：如果是月同比，咱们就可以把上个月的目标和这个月的目标每一天的进行校准。年同比：年同比就是拿这一年和上一年进行同比，但是要去除掉季节、节假日的影响。同比更适合去观察长期的数据集，还拿起点学院举栗子：从2014年成立到现在五六年了，这个时候我们对比数据时可以把今年的同去年的，或者去年同前年的，或者往年的任意一年的年同比进行对比，对比一下在同样的季度或月份里，咱们的数据表现是否正常。同比适用于观察的时间周期里有较多干扰，而咱们希望某种程度上消除这些干扰。比如你是家校通这类工具类型的产品，你是不是需要考虑寒假，暑假和其他一些节假日，那如果你是短视频类的产品，你是不是需要考虑工作日和周末呢。最后，和谁比？对比分析，肯定要对比的对象，那咱们跟谁比呢？（1）和自己比时间维度：拿昨天跟前天，拿这个星期跟上个星期比等等。不同业务线：跟公司不同的业务线进行对比，比如我是做语言培训的，我拿英语和日语比。英语数据涨跌厉害，那日语有这种情况吗？往期均值：这里不同于时间维度，像留存、销售额、日活这些都是比较连续的数据，每天都会产生新的指标。但是有很多事情不是连续性的，它不会每天都产生数据，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就要根据往期这些数据的均值进行对比。（2）各行业比上面咱们讲到和自己比，那在实际的业务中，如果跟自己比找不到原因，那么咱们就需要跟行业比，看是自身的原因，还是行业的趋势导致的跌或者涨。都跌：如果都跌，咱能不能比同行跌得少？还拿上面语言培训类的产品为例，A公司的跌了10%，咱们公司跌了30%，那么在这个相对竞争的环境中，咱跌的是更多的，通过这样的对比，咱就可以找到原因，并解决掉这个问题了。都涨：如果都涨，咱能不能比同行涨得快？都涨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A公司涨了30%，咱们只涨了10%，也能找到原因，并给出解决方案。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那么相对于竞争对手而言，咱还是在跌的。最后，文章上面提的问题：你的菜铺某一天的数据数据下跌了600，某宝某一天的数据下跌了600。那对于某宝来说这个数据算异常吗？我想你看完这篇文章已经有答案了。好啦，到这对比分析法就讲完啦，下面是这一模块的思维导图，建议收藏并保存哦~预告：下篇我们来唠唠多维度拆解法，欢迎继续关注~本文由 @菜菜 原创发布于人人都是产品经理，未经许可，禁止转载。题图来自Unsplash，基于CC0协议。

预测是对未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 一种判断，预测过程是针对一定的内容(或对某个系统)选定某种方法进行的。反之，不同的内容和方法也确定了不同的预测类型。如根据时间划分，可将预测分为长期、中期、短期预测按其预测的对象，可划分为社会预测科学预测、技术预测、经济预测等预测。按预测的方法，可将预测分为直观预测、探索性预测、规范性预测、综合性预测等等，虽则预测方法目前一-般认为有二、三百种之多，但据丁麦克黑尔等的《关于世界未来研究的评价>-书介绍，常用的方法有十七种.通过对上述方法的分析、综合.可将其表现出的预测原理归纳为：1.规律的可知性：即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有规律的。正是由这些规律性描述“规定了”事物未来的发展，并且这些规律是能够逐渐被人们认识的。2.事物发展具有多样性，但他们是互相联系的。通过事物之间的互相联系，相互影响，通过利用已知事物的规律进行预测，以及这种规律与未认识的事物发展规律的其可控性的基础上实现的。识情况和可控水平，对各这样，可以根据对被测系统的认种预测方法进行分类，其中，最难以预测的是对那些预测对象的运动规律没有认识，也不可控的对象。最容易预测的是那些规律已被掌握、而且又完全可控的对象。对现代科学预测规律的总结，一方面是为了促进现代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坚信、现代科学预测和中国古代预测虽然利用了不同的方法，但他们遵循了同一个原理，那么通过对现代预测科学普遍规律的研究来认识和研究，甚至发展古代预测的各种方法是研究和发展古代预测的必由之路。二、古代预测内容与方法概要中国古代对预测做出了巨大努力和贡献。从古代的甲骨文中，我们可以发现，记载的预测卦象，其理论的总结成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又经历各朝各代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理论(易经派)和实用技术(象数派)两大派系。从理论上<周易>之理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古代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其实用技术层次又根据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了针对各种对象的预测方法。并被广泛的应用于社会各个层次，可将各种力方法按其性质划分如表二所示.通过对表的分析研究，可基本概括其方法的特点如下，(1)古代以不同的系统为预测对象，从而形成了一套系统的预测方法。就能说，使其人重直古人有一个二进三风水阳姓名之说.就是说：决定人生之第一因素是其命，,该命又分为前命和前命.指在出生以前，在母体孕育过程中对生命造成的影响。其次是后命，指在出生时刻对一生的影响。后命又由四柱算命法来预测人生的各个不同阶段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其二，在于运。即各种环境因素对人生的影响。如一个人命运不好则主一生充满波折。、运主要指的是社会环境.因为自然地理环境对不同的人而言，有不同的作用。有的对其生命还有生化助进作用。使之逢凶化吉.遇难呈祥。面另一些自然环境对人的命运有不好的影响；另外，一个人所使用的姓名将伴随人的一生，而姓名本身是-种代表人身的一-种符号，不同的符号形成不同的气场，不同的气场对人生有不同的影响。总之.对一个人而言，其人生成功与否，是由其先天因素和后天环境所决定的。一一个人不能改变其先天因素，但对后天环境是可以选择和改变的符别是那些自已能够控制的因素，如姓名、风水、地理环境。中国古代的先哲就是希望能通过对影响人生的先天和后天因素的分析，力求对人生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测，以达到逄凶化吉，遇难呈祥的地步。进而有利的把握人生的一切。(2)古人所使用的各种预测方法.大都是以个体角度进行预测的。注重对每个人的不同方面进行研究。对群体、国家的预测理论以及方法，相对而言比较少。(3)在-定的理论指导下，形成了各种预测方法。这种理论的理论基础是<周易》。而在战国时期，是鲁国的占卜之书，可见其本意即为预测的一种理论和方法之书按此思路对周易进行研究，而形成了象数派易学.就是通过象数来预测事物未来发展的易学理论.很可能由于其預测准确、及其无所不含，故而引起了古代贤士的兴趣.才开始对其进行探讨研究。对这些规律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即形成了一种哲学思想。沿着这条路研兖{易经》,最后形成了易理派。象数派和易理派，并非冲突之两派.通过易理的研究，可以指导象数之各种技法，而通过象数之各种技法和研究，也可以对易理有检验和补充的作用。(4)古代各种预测技术中，对事件进行预测时所需要的事先信息很少或者根本不需要事先各种预兆即可预测事物的未来发展趋势，其主要根据在于易经和阴阳五行学建立了各种事件之间联系的规律，而通过互相联系的事物规律，而对一些突发事件的预测成为可能。

学界对“中西法文化比较研究”已有很多讨论，但这个主题中有几个关键词本身存在争议，如果没有明确界定，回答要么“千人一面”，要么“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此，相关研究至少要厘清三个前提。　何谓“中西”中西是中国和西方的简称，中国和西方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性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其内涵随时代不同而发生变化。第一，整体的西方与其内部诸板块。作为地理意义上的西方，其内部各种板块的存在样态并不同质化。比如，从法系角度，就有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法文化。在大陆法系内部，存在着德国型与法国型的法文化；在英美法系内部，存在着英国式与美国式的法文化。它们作为不同板块，有机地型构了整体意义上的西方法文化，提取这些不同板块法文化的公因式之后，中西法文化的比较才有可能。第二，时间线上的中西。从时间角度，中国分为古代中国、近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相应地，西方也可分为古代西方、近代西方和现代西方。从思想角度比较中西法文化自然没有问题，但若从制度角度，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是没有法治的，所谓中西法文化比较，在此意义上则只能是近代以来两者的比较。第三，比较方式意义上的中西。如果将法文化界定为法治思想、法治理念，那么，中西法文化比较研究面临的问题是，究竟是时间轴的横向比较、交错比较还是整体比较？很显然，横向比较、整体比较似乎更为合理。因为交错比较就如田忌赛马，比赛（较）的结果与最终的实力并非正相关，甚至为了实现比较的预设目标，而有选择性地确定素材。对于横向比较，要明确比较的意义或目的，比如，将孔子、孟子、荀子的法治思想与几乎同时代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法治思想进行比较，或者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法治思想与几乎同时代的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的法治思想进行比较时，由于双方面临的时代背景、需要解决的问题皆有实质不同，比较的意义或目的是存疑的。　何谓“法文化”首先，“文化”一词在不同角度所指相差较大，从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它意为生活方式、传统，或者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综合体。以此为基础，可以将文化分为两类，即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包括与人类有关的一切，凡是打上人类烙印、带有人类痕迹的都是文化，人与人之间（包括人与自己、人与国家、人与社会之间）发生的无须赘言，而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的，不论是自然的人化抑或是人化的自然，皆属于文化的范畴。狭义的文化一般指向精神和制度领域。其次，当前对法文化的研究往往离不开对法治的追求，或者以法治作为对照。一般所言的“法治”，相对于人治，包括法律的权威、规制公权、保障人权，强调“良法之治”。该层面上的法治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可以成立，但在现实中，尚无任何一国完全实现过。号称“法治”的国家，都是将这种类型作为奋斗目标，进行制度设计。鉴于权力滥用、扩张和侵蚀的本性，以及行使权力者人性的自私，对上述目标只能像宗教意义上的彼岸世界进行无限接近。因此，在谈法治时，应区分两对范畴。第一对范畴是，作为应然意义上的法治和作为实然意义上的法治。前者是人类寄以希望的实现目标，后者是在该目标下进行的实际运作行为。第二对范畴是，作为制度意义上的法治和作为思想理念意义上的法治。前者始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革命胜利成立资产阶级国家，并用法律进行确认、维护、保障。后者在西方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在我国可追溯至先秦时期。最后，从字面而言，法文化是文化在法律领域的体现，或者法律的文化层面。这个概念是法律与文化互相结合的结果。显然，作为广义上的文化与法律相结合，中西之间的法文化进行比较几无可能。因此，只能在中观或微观层面的文化与法律相结合时进行比较才有意义。换言之，所谓法文化，要么是制度层面的法治文化，这种文化始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要么是思想层面的法文化，这种法文化有时也称为法律文化，即体现法治的思想、理念、学说。　何谓“比较”第一，比较何以可能？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虽然与西方有一定的接触（如佛教传入中国、郑和下西洋、传教士进入中国等），但心理上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很少进行中西文化层面上的比较，对西方文化要么吸收同化（比如对佛教），要么排斥封锁（比如明清时期的海禁）。鸦片战争后，国人逐渐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强盛并分析背后的原因。在此过程中，对中西文化开始进行对比。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对此总结为，器物不如人进行洋务运动，制度不如人进行戊戌变法，文化不如人进行新文化运动。梁氏的总结折射出近代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心态，时至今天，相对于西方，中国的比较法研究应该具有自身的特殊观照，“比较”的正当性需要在快速变化的时代重新奠基。例如，法治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做比较的目的更加侧重于如何改进法治的弊端与不足，其侧重点与我们有所不同。第二，比较的对象。从历史角度看，当今我国的法文化是多元融合的产物，其来源分别是我国古代的法治文化、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法治文化、苏联的法治文化、西方的法治文化。那么，要进行中西法文化的比较，是否要消除掉吸收的内容？对于比较对象的性质，不少人往往认为，西方法文化的很多内容皆存于中国古代文献中，可通过“创造性转化”以实现儒家化法治。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附会中西”，其目的要么是保守，以反对西方文化，要么是维新，从而为西学在中国扎根创造条件。在对文化意义上的法治进行比较研究时，首先，应警惕那种反对法治的保守性比较。其次，要明确“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再次，要对无视中国具体国情盲目移植西方法治文化的维新性比较，保持清醒意识。西方法文化发达的背后，是若干法文化发达国家的存在，这些国家具有共性的同时，也拥有色彩纷呈的个性，它们作为组成部分构筑成人类法文化的大厦。具体以一国作为比较对象时，如果该国在地理位置上属于西方，而国力较弱，那么，即使其法治化程度非常高，它也很难被视为西方的典型。若一个国家是法治上的大国却是综合国力上的小国，那么与作为综合国力上大国的中国比较，这种比较的可信度亦会打折扣。若一国是法治大国同时综合国力与我国不相上下，亦会存在宗教信仰、人口、种族构成等因素与我国差距甚大，那么，判断这种比较的可信度当更为审慎。第三，比较的结果。中西法文化的比较结果无非两个：第一是中国对法治发达国家的优秀法治文化吸收、借鉴、移植。可以说，鸦片战争后开启的理念接纳、制度与文化变革，都是这一过程的继续。第二是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由于法治所植根的风土人情、制度状况、人口因素具有很大的不同，决定着法治发展的不同模式。这意味着，只要符合良法之治的那些核心要件或者达到法治的“最大公约数”，那么，任何法治模式的“存在都是合理的”。从而，通过比较，呈现出法治精神的一元与法治模式的多元并存。后一结果引发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方面让国人意识到文化尤其是法文化多元平等的现实，在对待不同法文化所持有的平常心、平等心，体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另一方面，有利于国人树立法（治）文化自信，由此上升为文化自信，并进而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郭辉精彩推荐：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时代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制度优势继续构建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比较法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某一种类的现象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它的普遍规律及其特殊本质的研究方法。简单地说，就是通过比较认识现象的规律的方法。学习方法很重要运用比较法有三个条件：一是必须存在两种以上的事物，二是这些事物必须有共同的基础，三是这些事物必须有不同的特性。比较法的主要种类有：①纵向比较。纵向比较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比较。比如，为了了解某位同学这一年来的学习情况，我们可以把他入学时在班里的名次与现在在班里的名次相比，马上就可以得出这名同学这一年的学习情况，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②横向比较。横向比较是对同时并存的事物进行比较。例如，为了认识城乡差距，我们可以选取它们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做比较。据统计，城镇教育经费支出占公共经费支出的百分比（１７.８％）远远高于农村教育经费支出占公共经费支出的百分比（１０.５％）。③同类比较。同类比较就是两个或两类性质相同的事物所具有的特征的比较，在比较中寻找事物的共同点。比如我们已知第一个对象具有某种特征Ｘ，同时又具有另外一种特征Ｙ。此时如果我们已知第二个对象也具有第二个特征Ｘ的话，那么我们马上就可以推断出第二个对象也应该具有特征Ｙ。④相异比较。相异比较就是对两个或两类性质相反的事物或一个事物的正反两方面加以比较。即比较两个事物的不同属性，从而说明两个事物的不同。这一比较，就其思维过程来说与同类比较相同，也是从个别到个别的推理，但是它说明的不是两个事物的相同点而是两个事物的不同点。下面我们重点谈谈同类比较法。通俗地说，同类比较法就是在共同点或相似点的基础上尽量找出其不同点。有很多事物在表面上看起来差不多，相似的比重很大，但在本质上却大不一样。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客观事物的相似点是记忆发生错误的重要根源之一，而且事物越相似，则对它们的记忆越容易发生错误。因此，为了使记忆精确，不出或少出差错，就应学会在各种类似的事物之间，尽可能地找出它们的不同点来，以便抓住这些不同点，使各种事物的精确形象牢固地保持在头脑中。这就是同类比较法在学习中的应用。例如，在学习某些近义词时，就要开动脑筋，尽量找出它们在意义上的区别，以免混淆不清，扰乱记忆。下面讲讲利用同类比较法学习的步骤。第一，根据学习的主题，订立比较目的，并选择合适的比较对象，也就是说要明确你进行比较的主题，即比什么。第二，收集和分析与对象有关的资料如摘抄、笔记什么的，争取掌握比较对象的基本知识；即对比学习。第三，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标准，然后把它们按所比较对象的具体比较项目排列出来，挨个儿研究。就是说你打算用什么来衡量所要比较的事物或其特性，如时间、小时、年，或答对题的次数、兴趣、教学内容等定下比较的标准。第四，有计划地收集你所需要的数据，分别进行比较学习。如果有需要，应该在适当时候修正第三步中所列示的比较项目。比较学习的内容，就是对比较的事实、数据，进行充分的研究，说明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分析形成这一事实的原因和理由。第五，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分析各个项目的异同，努力找出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然后做出结论。有时比较的结论在分析的过程中已经直接给出了，这就要求你做出一个总结性的结论。但是，要想运用好同类比较法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长时间的锻炼，才能熟练并能得心应手。大致说来，运用同类比较法时应该注意如下基本要求：首先，要科学地运用同类比较法，就必须注意事物之间的可比性，不具有可比性的事情不要比，否则只是浪费时间。一般说来，凡是可比的事物都至少有一个基本的主要的共同点，而且这些共同点与所要对比的不同点要有一定的联系，否则就是不可比的。在学习中一般都是同类事物的比较，例如两种不同学习方法的比较等。其次，要注意比较的广泛性。所谓广泛性，就是不仅要纵向比较，而且还要横向比较；不仅要两个对象相互之间比，而且要把现象与其总体比。只有这样最终拿出来的结论才更有说服力。再次，不仅要比较事物的现象，更重要的是比较事物的本质。实际上这也是我们搞好学习的要求：凡事不能停留在表面，要深入其本质。例如，在比较美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为什么美国“一帆风顺”，时间不长就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法国却一波三折，历经坎坷才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时我们就要深入研究一下两国的历史。美国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其发展没有经历封建社会这一阶段，因而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时基本上没有什么阻力；法国情况就大大不同了。法国经历了长时期的封建社会时期，中世纪时更是整个欧洲大陆封建势力的中心。因此，封建残余势力在法国可谓根深蒂固。所以，法国革命一波三折，反复多次。前面讲了这么多，也许有人会问，到底这同类比较法对我们的学习有什么帮助啊？如上所述，同类比较法这种学习方法是将我们学习所涉及某一个或者几个问题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和比较的方法。这种学习方法，对于已经具备一定研究分析能力的人，尤其显得重要。正所谓有比较才能有鉴别。通过同类比较法，可以收到以下效果：其一，有助于把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加深一步。就同一个问题而言，可能老师讲授的和书本上所体现的具有很大差别：要么老师认为这个问题不值得深入探讨而简单说几句，要么书本上却在这连篇累牍纠缠不清。有的问题呢，对那些水平较高的人来说是小菜一碟，对有的人却如同天书一般。同类比较法就可以有效地克服这些日常学习中所碰到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将把所要学习的东西（无论难易）纳入到一个广阔的背景之中，从而更好地揭示它们内在的普遍规律。所谓“一法通则万法通”，掌握了事物的基本规律，学习起来自然不会有以往那些恼人的问题了。其二，有助于我们从更多的方面考虑问题。由于所学的知识相对有限，所以我们在看待问题时不可避免会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对某个问题的论述，由于个人的知识面不同，经验不同，所选取的论据、论点往往不大一样。通过比较，多看一些问题，多了解一些方法，多吸取一些经验，从而使我们集思广益，学会从不同的角度考虑同一个问题。这样，就可以有效避免片面性，少犯错误，掌握的知识也会更加牢固。其三，有助于我们发现问题和矛盾，极大地激发学习思考的兴趣。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因此，即便是我们奉为圭臬的教科书有时都会因作者的不慎或水平所限而犯错误，更何况其他呢？通过比较学习，我们完全可能找到谬误所在，并深入了解作者的错误是怎样发生的。这也是一种明辨是非能力的锻炼，收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一石二鸟的作用，何乐而不为呢？其四，有助于我们博采众家之长。同类比较法步骤之一就是收集与学习主题相关的资料、文献进行对比学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我们辛勤的收集，肯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有的文献资料文笔出众，有的则资料翔实；有的文献资料图文并茂，有的则理论高深。通过这样一番比较学习，可以从多方面增长知识，而不仅仅是我们所要学习的那一小部分。例如，通过我们和日本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努力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性。日本是个岛国，面积狭小却人口众多。但是，虽然日本的人口密度比我们的大，资源也比我们的少，为什么他们却比我们发达得多呢？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的国民教育和相关政策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作为一个饱经战争创伤的国家，日本开始了战后重建之路。它充分认识到人才和科技的重要性，将它摆在了首要位置。持续的国民教育和培训开发了日本人的智能，很快培养出了一大批掌握最先进技术的科学技术人才和一大批高技能的技术工人。正是靠着这些先进的技术和高水平的质量，日本很快占领了世界市场，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所以，如果我们能跟日本一样，把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潜在的智能都开发出来，大幅度地提高国民素质，并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一定能够富强起来，昂首挺立在世界人民面前！同异比较法是与同类比较法相并列的一个概念，也是比较法的一条具体途径。就是在不同点的基础上尽量找出其共同点或相似点。生活实践和心理学研究证明，记忆是建立在联系的基础之上的，要有效地进行学习，就必须确定事物之间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越紧密，则记忆便越容易建立和巩固。

观看更多内容，点击上方的关注1.5w2h分析法含义来源及作用：1发明者以五个以w开头的英语单词和两个以h开头的英语单词进行设问，发现解决问题的线索，寻找发明思路，进行设计构思，从而搞出新的发明项目，这就叫做5w2h法5w2h分析法又叫七何分析法，是二战中美国陆军兵器修理部首创，简单、方便，易于理解、使用，富有启发意义，广泛用于企业管理和技术活动，对于决策和执行性的活动措施也非常有帮助，也有助于弥补考虑问题的疏漏。发明者以五个w开头的英语单词和两个以h开头的英语单词进行设问。发现解决问题的线索，寻找出创新和发明新项目的思路，更进一步进行设计构思，从而搞出新的发明项目，这就叫做5w2h法。2.5w2h内容5w的内容①why——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理由何在？原因是什么？②what——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作什么工作？③where——何处？在哪里做？从哪里入手？④when——何时？什么时间完成？什么时机最适宜？⑤who——谁？有谁来承担？谁来完成？谁负责？2h的内容①how——怎么做？如何提高效率？如何实施？方法怎么样？②how much——多少？做到什么程度？数量如何？质量水平如何？费用产出如何？3.提出问题的重要性提出疑问对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创造力高的人，都具有善于提问题的能力，众所周知，提出一个好的问题，就意味着问题解决了一半。提问题的技巧高，可以发挥人的想象力。相反，有些问题提出来，反而挫伤我们的想象力。发明者在设计新产品时，常常会提问：为什么（why）；做什么（what）；何人做（who）；何时（when）；何地（where）；如何（how）；多少（how much）；这就构成了5w2h的总框架。如果提问题中常有：假如。。。。、如果。。。。、是否。。。。、这样的虚构，就是以中国设问，设问需要更高的想象力。在发明和设计中，对问题不敏感，看不出毛病是与平时不善于提问有密切关系的。对一个问题追根刨底，才有可能发现新的知识和新的疑问。所以从根本上说，学会发明首先要学会提问，善于提问。阻碍提问的因素：一是怕提问多，被别人看成什么也不懂的傻瓜。二是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提问欲望渐渐淡薄。如果提问得不到答复和鼓励，反而遭人讥讽，结果在人的潜意识中就形成了这种看法：好提问、好挑毛病的人事扰乱别人的讨厌鬼，最好紧闭嘴唇，不看、不闻、不问，但是这恰恰阻碍了人的创造性的发挥。4. 梳理业务流程梳理业务流程是一个挺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是以实际的业务场景为基础获取业务信息，然后抽象出一个以参与对象为节点的业务流程。此流程应当包括5W2H内容：Who、What、Why、Where、When、How to、How much，最终可以通过图等工具一目了然的展现方式展现出来。①. Who：用户，整个业务流程中所有涉及到的相关方面需要提醒的有如下几点：不单有客户、商家、可能还会涉及到平台侧的服务人员。针对B类产品客户、商家可能不仅仅是单一角色，可能还会涉及到多个角色，如：业务员、内勤人员、财务人员，在不同阶段参与人和参与度都不同。可能会涉及到产品定位以外的人员，比如行政管理人员等。早期可不做深入挖掘，但也需要收集，了解其参与的作用。②. What：目标，即用户需要完成哪些事儿这可作为后期拆分页面的依据。针对2C电商类产品，比如：发布商品、选择商品、购买商品、处理订单、配送货品、接收货品等。针对2B类产品，比如：发布需求、对接需求、签署合同、支付货款、履约交付等。当然，这些都是用户在业务进行到一定的阶段需要完成的一些相对大一点的阶段性的目标。这些目标在后续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细分处理拆解子目标，作为后期切分页面的依据。③. Why：原因，了解用户为什么需要完成目标这涉及到设计的流程及页面是否可以进行优化和调整，是否可以从流程上进行节点删除。梳理业务流程不是简单的照搬，需要分析现有实际场景中各节点的必要性，现有流程是否可以进行优化或者调整，知道原因能够有效的帮你判断。例如：订单生成后的调整价格，其源头在于用户与商家间的议价行为。如果是一口价流程中，则可以省去此节点。而且，为什么比是什么更重要，仅关注是什么的问题，这是舍本就末。④． Where：地点，主要说明用户会在什么地点完成目标地点影响到，你提供给用户完成目标的入口，如：订单处理人员的办公地点多在办公室内，工作环境多数对着PC端，如果仅提供移动端页面就是不符合场景的。仓库管理人员往往需要盘货，仓库内很可能不能携带手机，也不会坐在PC前，因此其往往提供的是专业的智能终端，如：POS机、码枪等。⑤. When：时间，主要说明用户会在什么时间完成目标时间影响到你提供给用户完成目标的交互设计内容等，如：工作时间，用户完成目标可能由于本职工作，需要信息尽可能的详细，甚至对于信息的真实性来源等都有所考虑。但如果是业余时间，则用户可能没有意愿完成细致工作，简单的移交或者搁置、审批等则是更好的选择。另外在视觉设计环节，夜晚使用的页面设计和白天使用的页面设计是不同的，例如微博的夜间模式。⑥. How to：如何完成目标这个过程真正体现了当前场景下用户是如何操作、处理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环节需要特别在意用户习惯，需要深刻挖掘用户习惯。在后续的设计中最好是要能够契合用户习惯或者能够细微调整它，若无政策要求（行业、企业强制命令），最好不要做大的改变。例如：很多企业门店的营业员操作工作用电脑的时候，切换信息输入框是通过Tab键来操作的，并且一直的习惯是自上而下，从左往右。但是新设计页面在右边有很大的鼠标操作按钮，并且进入页面就焦点设置为此处，这样就会改变他们的操作习惯，让用户觉得不适应。同样，财务人员输入数字通常使用小键盘，如果为了防止出错，交互设计改为鼠标点击数字，也会让用户觉得非常的不适应。⑦. How much：完成其目标所需要花费的成本代价这点是可以打动用户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如果可以把收费升级为免费，把货真价实变成物超所值，或者在等价值的基础上给用户更多的体验，这将是产品的杀手锏。以上是梳理业务流程需要提搞清楚的相关内容，获取这些信息的方法可以通过：现场调研、用户访谈、场景观察等方法获悉。获悉后，将相关内容分类梳理归集成以上几点内容，可以通过【场景列表】+【图】表现出来。5.5w2h分析法实际案例设计——笔记本设计笔记本用户购买行为分析品牌方面：学子喜爱的笔记本电脑品牌集中度高。高校学生更倾向于购买一线厂商产品。喜爱的产品有：联想、华硕、戴尔、索尼、苹果、宏碁等。选择笔记本的原因分布功能多占9.6%；可以方便的使用互联网占16.7%；性能和台式机差不多占9.6%；时尚前卫占15.3；携带方便占46.7%；不清楚的占2.12%。Why：笔记本电脑一直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尤其是大学生What：针对大学生大型游戏，高清电影，配置高的用户使用Where：在笔记本性能、价位、适合人群入手When：在上代笔记本余温中Who：某it公司购买笔记本的用途：一般办公学习的占21.25；编程制图占17.5%；游戏占11.25%；一般娱乐占42.5%；其他占7.5%How：外形改变，多种颜色How much：外观简洁、设计更酷易于清洁，和维护键帽形状更贴合手指更安全，使用舒适减少误打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的宫格建击打舒适，力度适中。Set分析社会因素：人们对电影游戏需求要求越来越高，对笔记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经济因素：人民生活水平，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技术因素：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不断出现由此分析到：理性消费是主流、价格、质量和潮流是吸引大学生消费的主要因素。在实际消费过程中，讲求实际，理性消费仍是当前大学生主要的消费观念，他们的购物目的是为了追求商品的使用价值，更多的关注商品的质量，而对外表则不十分挑剔，只要实用也就满足了，此种心理在当代大学生消费群体中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这是由于中国大学生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父母的资助，之减值打工挣钱的不多，大学生每月可支配的资金是固定的，而这笔资金主要用于支付饮食和日常生活用品开销。由于消费能力有限，大多数大学生在购物消费时十分谨慎，力求物有所值，尽量搜索物美价廉的商品，既注重商品的实用性，质量的可靠性与商品价格的完美结合。6.总结5w2h是一种调查研究和思考问题的办法。5w2h可以让您熟悉有系统的质问技巧，以协助您发掘问题的真正根源所在地并可能创造改善途径。以后做任何工作和事都可以采用5w2h方法来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样能有助于我们的思路清晰并有条理，并可以杜绝盲目的做事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在工作汇报上也可以使用5w2h方法，既能节约写报告时间。欢迎在评论下面和小师妹沟通，小师妹还有免费视频资源相送哦！

不同的数据分析师可以解释相同的数据。结论可能不同甚至相反，但结论不对或错，所以从客观数据到主观人都需要有一些科学的分析方法作为桥梁，帮助数据信息更好，更全面，更快。那么，产品常用的数据分析方法是什么？今天我们将通过数据分析工具DataFocus与大家讨论！ 趋势分析 趋势分析通常用于核心指标的长期跟踪，例如：点击率，GMV，活跃用户。通常，会生成一个简单的数据趋势图，但不光要会分析趋势图，还有必要观察数据的未来趋势变化，是否存在周期性，是否存在拐点，以及分析背后的原因，是否是内部原因也是外部原因。趋势分析的最佳输出是比率。有介质，年份和基础比率。 对比分析 水平对比：水平对比是与自身进行比较。最常见的数据指标是需要与目标值进行比较以回答我们是否已完成目标，比如：与上个月相比，销售额增长了多少。垂直比较：简单来说，它与其他进行比较。我们必须与竞争对手进行比较，以回答我们在市场中的份额和地位。常见的比较应用是A/B测试。 A/B测试的关键是确保两组中只有一个变量，其他条件是一致的。例如，要测试不同渠道的投放效果，您需要确保产品相同，投放投入相同，并且在线时间保持不变，测试的数据才是有意义的。 象限分析 根据不同的数据，每个比较主题分为四个象限。 通常，产品的注册用户由第三方渠道提供。如果可以将流量源的质量和数量划分为四个象限，则选择固定时间点来比较每个信道的流量成本。质量可以通过该维度的总量来保留。作为标准。对于高质量和大批量的渠道继续保持，为优质低容量渠道扩大引进数量，低质量小批量传递，低质量和大批量尝试投入策略和要求，这种象限分析使我们能够进行比较和分析获得非常直观和快速的结果。 交叉分析 比较分析具有水平和垂直对比。如果您想同时要水平对比度和垂直对比度，则需要进行交叉分析。交叉分析方法是交叉检查来自多个维度的数据并执行多角度分析。 交叉分析的主要作用是细分来自多个维度的数据，并发现最相关的维度，以探索数据更改的原因。 常见尺寸为： 分时：数据是否在不同时间段内发生变化。 子信道：来自不同流量源的数据是否发生变化。 子用户：新注册用户与旧用户之间是否存在差异，高级用户与低级用户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子区域：不同地区的数据是否会发生变化？ 交叉分析是从粗到细的过程，也可以称为细分分析。 趋势，比较，象限和交叉点涵盖了数据分析的最基本部分。无论是数据验证，数据分析，发现趋势，进行比较，绘制象限和细分，数据都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我希望通过以上分享，您可以帮助数据分析师更好地分析数据，更多关于数据分析工具，请关注：DataFocus除非注明，否则均为DataFocus企业大数据分析系统,让数据分析像搜索一样简单原创文章，转载必须以链接形式标明本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