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研究法

大家好,我是小编文莉,今天就让我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古文注重的研究方法。(一)比较法比较法是我国古代学者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班马异同》、《史汉方驾》等，即系运用比较法写成。《文则》的写作中亦大量运用比较法。并且还是多角度、多层次地运用的。这里重点分析两点。1.从比较中看出词语运用的相同点《文则》庚二条指出:大抵经传之文，有相类者，非固出于蹈袭，实理之所在，不约而同也。略条于后，则可推突。下面举了六个“不约而同”的例，这里仅录其三:《诗》曰:“谓予不信，有如毅曰。”《左氏传》载公子重耳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此不约而同，一也。《左氏传》曰:“晋侯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战国策，曰:“扁鸽见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鸽清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此不约而同。三也。《国语》载观射父曰:“先王之祀也，以一纯、二精、三牲、囚时、五色、六律、七辛、八种、九癸、十曰、十二辰以致之。”《左氏传》载晏子曰:“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作者从语言表达形式上找出了它们的相同点。第一例有相同词语“有如、第二、三例均有相同的句式结构，“在……之上(前)，……之下”以及“一x、二x、三x……”。本章论排比时所举韩愈的 《画记》用“者”字构成排比式与《考工记》同，《南山》诗用 “或”字排比式，与《诗，北山》同，也是陈睽经过比较才发现的。陈氏通过“五经”间的互比，也发现其中有些文章中的某些语句有相同之处，显示了“雅语”、“命语”等语言特色。2.从比较中看出语言风格的相异处《文则》戊七条通过对《论语》、《家语》、《左传》、《史记》等某些章节语言运用技巧的比较分析，看出它们的相异:夫《论语》、《家语》，皆夫子与当时公卿大夫及群弟于答问之文。然《家语》颇有浮辞衍说，盖出于群弟子共相 叙述，加之润色，其才或有优劣，故使然也。若《论语，虽亦出于群弟子所记，疑若已经圣人之手。这是先分析不同的原因，然后进行了具体的比较:今略考焉。子曰:“为命摔诺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刃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质之《左氏》，则此文简而整。(《左氏传》曰:“裨堪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请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诺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投子大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股，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攽后也，马不进也。’”质之《左氏》，则此文缓而周。(《左氏传》曰:“孟子侧后入，以为段，抽矢策其马曰:‘马不进也。’”)“南容三复白圭”，司马迁则曰:“三复三圭之战”。辞虽备，而其意场夹。“在郊必达，在家必达”，司马迁则曰:“在邦及家必达。”辞虽约，而其意疏炎。“简而整”，“缓而周”、“辞虽备，而其意蝎矣，，，“辞虽约，而其意疏矣”，等等，就是陈氏比较这些典籍中某些段落得失后，所作出的评价。虽嫌笼统一些，但却还是从语言形式的角度说的。 相异点还表现在语言风格上，如该书戊四条指出: 《仪礼》周家之制也，奉涉威仪，文苦而难读。《乡党》，孔门之记也，官关训则，文巍而易观，今略摘《仪礼》之文，证以《乡党》，昭然辨矣。“执圭，入门，鞠躬焉，如恐失之。”(《乡党》曰:“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下阶，发气，怡焉，再三举足，又趋。”(《乡党》曰:“出，降一等，逞颧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奚如也。”)及享，发气焉，盈容。”(《乡党》曰:“享札，有容色。”)由于文章的性质和目的不同，前者是记载周朝的制度，“事关威仪”，所以“文苦而难读”，后者是描绘孔子的活动，“言关训则”，所以“文婉而易观。”统观《文则》的比较法，如果从纵横两条线来分析可以看出，《文财》既善于将不同时代的著作进行纵比，如比较了《考工记》、《庄子，、韩愈《画记》中修辞手法的运用，也善于将相近时代或同时代的著作进行横比，如比较了《论语》、《书经》及泄冶用悬殊很大的文字和句式来表达相同的意思。如果从比较的本体来看，有的是文章与文章之间的对比，有的是一篇文章前后章节的对比，有的是书与书之间的对比，有的则在交叉运用上述诸法，等等。由于修辞的美丑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进行多角度的比较，可以多侧面地看出修辞手法运用的异同和优劣，进而总结出它的原则和规律。

大家好，我是小编李黔津，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梁廷楠《曲话》的比较研究法。嘉庆年间成书的梁廷楠的《曲话》，以比较方法品评戏曲作品，引人注目。该书共五卷，其中第二、三卷论辞藻、结构，第四、五卷论格律谱法和音韵，不少地方与修辞有关。《曲话》论曲，常常把不同的或相近的剧作拿来比较，从内容到形式考察它们相互之间的优劣得失，颇具特色。《曲话》卷三比较了洪异《长生殿》和白朴《秋夜悟桐雨》的结构及词藻。认为前者虽为“绝大文章”，令“学人、才人，一齐俯首”，其中《定情》、《絮阁》、《密誓》等折，“俱能细针密线”，有些地方“字字倾珠落玉而出”，铁石人也要“为之断肠，为之下泪气但与《梧桐雨》相比“亦互有工拙处”。如《长生殿·惊变》折“于深宫欢燕之时，突作国忠直人，草草数语，便尔启行，事虽急速，断不至是，《梧桐雨》则中间用一李林甫得报、转奏，……层次井然不紊。”且《梧桐雨》中《醉中天》、《普夭乐》等数曲“力重千钧，亦非《长生殿》可及。”《曲话》卷三比较了孔尚任的《桃花扇》和顾夭石改作的《南桃花扇》的结尾。认为，《桃花扇》打破了长期流行于剧坛的团回俗套，以侯方域、李香君的分手作结，有“曲终人杳，江上峰青”之妙，“留有余不尽之意于烟波缥缈间”。而《南桃花扇》则“使生且当场团圆，虽其排场可快一时之耳目，然较之原作，孰劣孰优，识者自能辨之。”《曲话》卷二比较了乔孟符《杨州梦》和张寿卿《红梨花》中的“警句”。如前者《那吁令》云:“天有情，天亦老，春有意，春须瘦，云无心，云也生愁。”后者《一煞》云:“你休愁我表寒、枕剩、人孤另，我则怕你酒醒、灯昏、梦不成。”认为两者“皆一剧中之警句也。”《曲话》卷二比较了多种曲中引用“《四书》语”的情况，认为这样的引用“元人每喜为之”，但却“最难巧切，最难自然。”如“《西厢》‘仁者能仁’等语，固属大谬不伦”，即如马致远;蔫福碑》中的“谁肯学有朋自远方来”，“想吾岂饱瓜也哉”，郑德辉《㑇梅香》中的“留心在九大经，吾日三省”等，也都“几成笨伯矣。”《曲话》卷三比较了万树和吴炳曲作的不同风格。万树虽是吴炳的外甥，曾受到吴炳的教诲，一般人认为“其渊源有自”，但 《曲话》却认为两人的风格是不同的。吴炳的作品“情致有余，而豪岩不足”，万树的作品则“如天马行空，别出机抒”，“于极细极碎处皆能穿插照应，一字不肯虚下”，而且“宫律谐协，字义明晰”，体现了“庄而不腐，奇而不诡，艳而不淫，戏而不虐”的风格。《曲话》卷三还通过对吴炳《疗妒龚》“题曲”一折与汤显祖《牡丹亭》中曲词语言风格的比较，看出吴炳对扬的自觉追随，说明他已成为玉茗堂的嫡派。同样，《曲话》通过将荆石山民吴镐的《红楼梦》散套与汤显祖“四梦”相比，从语言凤格上看出它们的相近处，断定前者“曲倩亦凄婉动人，非深于‘四梦’者不能也”，两者存在着渊源与师承的关系。

来源：经济观察报陶力行/文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是思想史上两名巨擘，也是社会学的开山鼻祖，当代有不少学者将两人相提并论，并对他们的思想展开比较性研究，比如，著名的犹太裔学者卡尔·洛维特。近日，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洛维特久负盛名的专著《韦伯与马克思：以及黑格尔与哲学的扬弃》。早在中文版发布以前，这部作品就已被国内众多学者知晓，因为西方学界对其赞誉有加。比如，著名的《英国社会学杂志》就曾对该书评论道，“洛维特的《韦伯与马克思》是无与伦比的，这本书的英译本我们整整等了半个世纪”。原书出版于1932年，算是将两位思想家并行叙述的早期尝试。马克思出生于1818年，于1883年去世；韦伯出生于1864年，于1920年去世。虽然就各自生活而言，两者并无交集，并在时空中相互错开，但从更宏观的视野看，他们都成长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期，且研究主题都是资本主义。所谓“资本主义”，是19世纪西方思想家对于16世纪以来所形成的社会发展模式的总体性描述，它是中世纪封建领主制瓦解之后出现的一种以资本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模式，其肇始于欧洲，后扩散至全球。在这里，资本是指那些包括土地、厂房、货币、技术、劳动力等能够发挥生产功能的要素，又称“生产资料”（meansofproction）。之所以用资本一词冠名16世纪以后的时代，是因为从这一时期开始，西欧社会发生了两个显著性变化：第一 ，资本类型多样化，其中，土地的重要性开始下降，但货币、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重要性日渐增加；第二，资本积累进入指数式上升通道，按马克思的话说，“在一百年里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超过了过往历史的总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马克思和韦伯观察到了“同一个现象”，即人变得越来越不自由了。当然，对于这种不自由状态的描述或解释，马克思和韦伯的路径并不一致，前者的解释话语是“异化”，后者的解释话语则是“理性化”。洛维特的工作就是对两种话语的重构和比较。为了能够比较两位思想家并使他们之间形成对话，洛维特将他们共置于同一问题意识之下，即指出两人都旨在回答以下这些问题：为什么在物质积累加速的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的生活境况反倒会恶化？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是否能够得到解放？如果能，如何得到解放？如果不能，为什么不能得到解放？本文将以洛维特的《韦伯与马克思》为例，借此机会谈一下如何展开思想史的比较性研究。一马克思从异化的角度解释自由的丧失。根据洛维特的分析，马克思分别从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维度谈论了异化这一概念。从经济学层面看，异化主要体现在人与商品的关系上。商品被制造出来的原初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即“使用目的”。比如，一只碗被制造出来是为了满足盛饭的需要，一双鞋被生产出来是为了保护脚。但是，当生产者意识到把碗卖出去可以换回更多资本时，他们就有意愿把生产的目的重新确立为资本的增长而非使用功能的满足上。就实践层面而言，以绩效为导向要比以用户为导向更容易操作，因为它更清晰、更简洁。但是，清晰和简洁的另一面是简单与粗暴，它容易忽视商品使用者的个体差异。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其造成了生产的原初目的和实践目的之间的严重偏离——这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异化现象。以绩效为目标导向的生产方式一方面能够促进绩效，即加速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也会扩大偏离行为的发生范围，以至于当这种偏离行为成为普遍现象时，整个社会就会出问题。由于资本的分配并不平均，资本获利也不平均分配，久而久之，就分化出了两拨人，前者是那些有能力控制资本并利用资本扩大生产的人，后者是没有能力控制资本且只能从事廉价劳动的人。就劳动分工而言，前者在生产活动中扮演的是组织者角色，而后者扮演的则是劳动者角色。由于国家实行的是资本私有制，所以这种分化也可以说是得到了国家制度的背书。但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所有人的国家，应该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如果从结果上来看，资本私有制只保护小部分有能力获取资本的人，那么就可以假定，国家的原初目的和实践目的发生了偏离——这就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异化。当政治的异化最终反馈至广大普通个体身上时，就显现为人的异化，具体表现为，人从一种鲜活灵动的状态变成木讷呆滞的状态，像机器那样，只能进行简单的重复性操作。马克思将这视为一种自由丧失的表现。马克思不认为他生活的时代的人能够在已有政治框架下重新获得自由，因为已有的政治框架是以私有资本制为基础的国家，它必然允许、纵容甚至维护个体的异化。洛维特指出，韦伯承认马克思的这一判断，即资本主义导致人的异化，但韦伯并不采取马克思的路径。原因有二：第一，人的异化并不是政治异化的微观落实，而是资本主义内在趋势深化的结果，这一内在趋势是“理性化”；第二，政治不可能被消灭，国家也不可能被取消，因为它的存在“符合理性”。如同马克思的“异化”，韦伯的“理性化”也是一个蕴含多层含义的概念。根据洛维特对韦伯的阐释，理性化是指理性作为一种行事标准的泛化。比如，从“赚钱养家”到“为了赚钱而赚钱”。人需要生存，生存需要钱，为了生存去赚钱是合乎理性的。不过，赚钱并不总是涉及生存，尤其是当钱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但即便到了富裕阶段，人们的赚钱行为也不会就此消停，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在韦伯看来，行为和目的分离之后，非理性的习惯就成了支撑行为的唯一原因，此时，行动者的行动将不再出于自主性的要求，而仅仅只是理性扩大化的后果——这就是韦伯从微观层面观测到的理性化现象，类似于马克思从经济学意义上观测到的异化现象。一个人重复做一件事，从内部视角看，是习惯的养成；从外部视角看，则是某种秩序的执行。但是，秩序的存在并非无条件，它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作支撑，比如官僚化。韦伯把机构的大量诞生视作维持秩序的外部环境，这些机构既包括企业，也包括各种政府机构。相比于个人行为，组织行为具备较高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因为他们仅根据专业化原则从事专项业务，所以能大大降低不确定性，且保持高效。但这些机构的发展势态和个人发展势态非常相似，最初建立是为了履行某种特定目的，但是当原初目的消失或不足以支撑其行为时，机构会因为惯性而延续自己的过往行为。韦伯把这种现象视为宏观层面的理性化。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组织代替个人成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由于个人无法摆脱机构而生存，所以机构相对于个人来说特别强势。这就意味着，在面对机构时，个人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他只能服从机构为他安排的工作，换言之，接受“丧失自由”这一命运。相比于马克思，韦伯对未来要悲观得多。他虽然认为目标和行为的脱离充满着荒诞，使人活在了机构的牢笼里，但他认为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并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因为这种理性化趋势符合历史的发展原则。在他看来，国家、机构、秩序一旦形成，就不会消失，只能期待英雄式的个人，唯有那些少部分不愿屈服于任何机构的个体，才有机会跳出整个时代，从而实现自由。二洛维特分别以“异化”和“理性化”两个术语为原点，展开了有关马克思和韦伯对于“资本主义兴起是如何导致个人自由丧失”这一问题的讨论。从开创性角度而言，洛维特的努力值得肯定，因为他抓住了马克思和韦伯的叙事核心。但从其本人的阐释和方法论角度而言，洛维特的研究文本有三个缺陷：第一，洛维特并不懂如何进行思想史的比较研究，尽管他知道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也花了大量笔墨去比较两者对于资本主义的不同阐释，但他的成果仅限于此。由于没有解释为什么两个人的阐释会如此不同，以至于读完之后，很容易产生以下这类困惑：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第二，洛维特的文本晦涩，且缺乏逻辑上的连贯性。“异化”和“理性化”都是抽象语词，但抽象语词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对于现实经验的简约性描述，这意味着，要理解抽象语词必须以还原论为基础，通过定义的方式将其还原至能够被日常经验所涵盖的表述，但洛维特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够彻底。第三，由于眼光的局限，洛维特对两人思想产生的背景——即资本主义——并不了解，这妨碍了他从本体论层面勾勒出一幅更为宏大的资本主义图景。洛维特的研究方法为当代广大思想史家广泛采用，即将思想史上的伟大人物放在一起，在两者的思想之间建立点对点的对照关系，然后进行平行叙事。但问题在于，纯粹的点对点比较并无多大意义，因为它并不增加读者的知识量，除非比较能被置入一个更大的涉及因果关系的问题之中。比如在中学生物课上，老师将四个带有不同位置小孔的黑色小盒罩住四个种在花盆中的幼苗，并将它们放在同样的环境中进行培育。经过一段时间后，老师将黑色小盒拿走，向学生指出幼苗分别往不一样的方向生长，但这些方向都指向了原有黑盒的小孔处。通过比较四个案例，老师得出“植物往有光的方向生长”这一事实。在这个实验中，老师对四个案例进行比较是手段，揭示光源和植物生长方向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目的。在自然科学领域，通过比较来揭示因果关系是学者的一种共识，但在人文社科领域，这一点往往被忽视。马克思和韦伯都关心“个人自由在资本主义时代的丧失”，但问题在于，我们有什么必要把他们的说辞当回事呢？事实上，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彻底的解放，也没有实现过完全的自由，为什么资本主义时代的不自由值得特别关注呢？难道资本主义时代的不自由状态相比于以前的不自由状态，更特殊、更极端？马克思和韦伯认为确实如此，但从本体论的角度而言，这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被证实的，因为“自由”是一个评价性形容词而非名词。评价性形容词来自个人的内在感受，而非一种可以通过外部观测而获取的普遍性经验。所以与其说“自由的丧失”是一个涉及资本主义的本体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涉及思想家心理的认识论问题。简言之，从思想史角度谈论马克思和韦伯，问题的重心不在于“资本主义”而在于“他们眼里的资本主义”，研究者应该将分析聚焦于两者的认识论差异上，通过比较他们的认识论差异来解释他们为什么会提出不一样的理论。由于没有上升到认识论层面的比较，洛维特笔下的马克思和韦伯只是用了不一样的术语讲述两段结尾一致的故事而已。事实上，马克思和韦伯之所以会讲出不一样的故事，并不是因为他们用了不一样的术语，而是他们拥有不一样的经验。19世纪的思想家普遍把18世纪下半叶作为资本主义的起点，因为推动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动力——机器的大面积使用——是从18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变得显著。今天的学者把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列为英国，是因为英国是最早将机械生产投入实践的国家。当代政治经济学家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称为先发国家，跟随其后的国家称为后发国家。严格来说，英国是唯一的先发国家，其余国家——比如法国、德国、日本——都是后发国家。马克思和韦伯之所以会有不一样的资本主义叙事，是因为马克思的叙事来自他的英国经验，是一种先发国家的经验，而韦伯的叙事来自他的德国经验（或者说，普鲁士经验），是一种后发国家的经验。三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散是一个连续性的跨区域活动，其原发地是英国，后来沿着大航海时代所开辟出来的贸易网络扩散至全球各地。对于英国来说，资本主义是一种原发性现象，所以从前资本主义时代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变迁过程中，社会内部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发生很大的结构性变化，以至于英国史学家克拉克在描述英国社会的变迁时，只是轻描淡写地用了“漫长的十八世纪”一词来概括。同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也不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有关英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的描述，而是一种反映财富分配两极化的指标。之所以两极分化在英国尤其显著，是因为英国的资产阶级能量特别大，他们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整合资源，在亚洲、非洲、美洲等地建立殖民地，将所有可及之处的人口纳入它的生产体系。相比而言，工人就只能老老实实地拿工资，他们并不会因为自己的老板有更高的利益回报就有更多的分成。毕竟在马克思的时代，英国还没有出现福利体系，劳动者不能通过国家而声张自己的利益，只能以任劳任怨的方式承受“异化”。与英国视角不同，从后发国家的视角看，资本主义是一种舶来品。对后发国家来说，资本主义是需要努力学习、模仿乃至嫁接的对象，他们之所以愿意学习先发国家的资本主义经验，是因为他们见识到了资本主义在先发国家兴起之后给其带来的经济霸权与军事霸权地位——众所周知，19世纪的英国是一个“日不落帝国”。为了应对资本主义的入侵，维护自己民族的完整性，这些后发国家不得不整合权力资源以推动社会的整体转型。因为权力的落实需要以人为中介，所以当国家需要动用权力去干预社会时，就需要想尽办法将更多的人纳入权力系统，组建各种类型的政府部门——韦伯从外部视角看，将这种转型现象描述为官僚化。由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的生产体系通常相辅相成，为了使得一个没有工业基础的土地上能够顺利嫁接工业体系，后发国家就必须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地改变社会结构，营造起一片能发展工业的土壤。所谓社会结构的改变，就是用新的社会关系代替旧的社会关系，将原来经历代累积下来的社会网络打破。因为社会关系是情感的纽带，所以社会结构的改变往往会撕裂原有的情感纽带，这意味着，后发国家的资本主义转型往往会给民众带来极大的不适感。韦伯的“理性化”其实描述的正是起源于英国的资本主义最终蔓延至普鲁士之后所引发的社会转型。因为广大民众没有反抗国家的意志，他们被迫参与国家的转型，所以也就不得不接受“理性化”的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和韦伯的叙述能够上升为普遍经验吗？比如，韦伯的“理性化”能够用来描述英国资本主义吗？或者，马克思的“异化”能够用来描述德国资本主义吗？答案是：都不能。英国的转型是一个非常缓慢的、经历了好几代人的过程。与德国人的经验不同，对于18世纪、19世纪的某一代英国人来说，“理性化”的转型根本是体会不到的，因为资本主义是他们的内生性产物。对于人类说，太过顺理成章的事情是不会有体会的。事实上，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是一手同时控制军事、政治、经济的群体，他们根本没有必要像德国人那样搞内部整合。同理，异化也不可能成为19世纪的德国经验，因为当时的德国并没有像英国那样建立起世界级的军事霸权以及拥有世界范围的市场，他们的精英阶层并不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整合商业资源，所以财富和阶级的分化并不像英国那样的显著。四马克思和韦伯都对资本主义保持着不信任的态度，区别在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只要历史走上另一个阶段，未来就会一路向好，但韦伯却相信未来会一直“沉沦下去”。虽然两者的经验不一样，但都受到了启蒙时代所形成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比如，两者都把社会理解成了一个简单的机械系统，这是本体论理性主义的观点，又比如，在分析社会时，都有一个关于“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设想，都认为目的和手段应该保持一致，这是价值论理性主义的观点。但是，社会不是机械系统，历史也不是单一线性的，当我们调整时间尺度，就会发现社会在不同的时间段会显现出不一样的态势。马克思和韦伯的经验都是二战前经验，他们没有想到二战之后，随着福利体系的诞生，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生。当然，今天的人也需要警惕将战后经验泛化，误以为福利体系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事实上，今天世界上大多数福利国家都面临竭泽而渔的问题。就这点而言，无论异化还是理性化，都只是阶段性的历史经验，只要促成这些趋势的条件发生改变，那么历史就会显露出新的走向，但反过来说，一旦相关条件满足，历史又会卷土重来。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是历史学研究中的重点。但做思想史的学者很容易犯一个先验的错误假定，即认为一个思想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提出了什么真理或者伟大的理论。事实上，所有学者都在拿着自己的片面经验说事，并把这些片面经验当作叙事的起点，没有人可以穷尽经验。思想者之间的差别只在于，有些人能组织起逻辑严密的话语使人信服，有些人则不能，一旦我们把他们的认识论揭晓，就能发现他们其实都“自带私货”，意识到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凡人，即无法回避主流意识形态、个人偏见、狭隘视角、局限经验等因素的影响。

预测是对未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 一种判断，预测过程是针对一定的内容(或对某个系统)选定某种方法进行的。反之，不同的内容和方法也确定了不同的预测类型。如根据时间划分，可将预测分为长期、中期、短期预测按其预测的对象，可划分为社会预测科学预测、技术预测、经济预测等预测。按预测的方法，可将预测分为直观预测、探索性预测、规范性预测、综合性预测等等，虽则预测方法目前一-般认为有二、三百种之多，但据丁麦克黑尔等的《关于世界未来研究的评价>-书介绍，常用的方法有十七种.通过对上述方法的分析、综合.可将其表现出的预测原理归纳为：1.规律的可知性：即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有规律的。正是由这些规律性描述“规定了”事物未来的发展，并且这些规律是能够逐渐被人们认识的。2.事物发展具有多样性，但他们是互相联系的。通过事物之间的互相联系，相互影响，通过利用已知事物的规律进行预测，以及这种规律与未认识的事物发展规律的其可控性的基础上实现的。识情况和可控水平，对各这样，可以根据对被测系统的认种预测方法进行分类，其中，最难以预测的是对那些预测对象的运动规律没有认识，也不可控的对象。最容易预测的是那些规律已被掌握、而且又完全可控的对象。对现代科学预测规律的总结，一方面是为了促进现代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坚信、现代科学预测和中国古代预测虽然利用了不同的方法，但他们遵循了同一个原理，那么通过对现代预测科学普遍规律的研究来认识和研究，甚至发展古代预测的各种方法是研究和发展古代预测的必由之路。二、古代预测内容与方法概要中国古代对预测做出了巨大努力和贡献。从古代的甲骨文中，我们可以发现，记载的预测卦象，其理论的总结成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又经历各朝各代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理论(易经派)和实用技术(象数派)两大派系。从理论上<周易>之理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古代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其实用技术层次又根据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了针对各种对象的预测方法。并被广泛的应用于社会各个层次，可将各种力方法按其性质划分如表二所示.通过对表的分析研究，可基本概括其方法的特点如下，(1)古代以不同的系统为预测对象，从而形成了一套系统的预测方法。就能说，使其人重直古人有一个二进三风水阳姓名之说.就是说：决定人生之第一因素是其命，,该命又分为前命和前命.指在出生以前，在母体孕育过程中对生命造成的影响。其次是后命，指在出生时刻对一生的影响。后命又由四柱算命法来预测人生的各个不同阶段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其二，在于运。即各种环境因素对人生的影响。如一个人命运不好则主一生充满波折。、运主要指的是社会环境.因为自然地理环境对不同的人而言，有不同的作用。有的对其生命还有生化助进作用。使之逢凶化吉.遇难呈祥。面另一些自然环境对人的命运有不好的影响；另外，一个人所使用的姓名将伴随人的一生，而姓名本身是-种代表人身的一-种符号，不同的符号形成不同的气场，不同的气场对人生有不同的影响。总之.对一个人而言，其人生成功与否，是由其先天因素和后天环境所决定的。一一个人不能改变其先天因素，但对后天环境是可以选择和改变的符别是那些自已能够控制的因素，如姓名、风水、地理环境。中国古代的先哲就是希望能通过对影响人生的先天和后天因素的分析，力求对人生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测，以达到逄凶化吉，遇难呈祥的地步。进而有利的把握人生的一切。(2)古人所使用的各种预测方法.大都是以个体角度进行预测的。注重对每个人的不同方面进行研究。对群体、国家的预测理论以及方法，相对而言比较少。(3)在-定的理论指导下，形成了各种预测方法。这种理论的理论基础是<周易》。而在战国时期，是鲁国的占卜之书，可见其本意即为预测的一种理论和方法之书按此思路对周易进行研究，而形成了象数派易学.就是通过象数来预测事物未来发展的易学理论.很可能由于其預测准确、及其无所不含，故而引起了古代贤士的兴趣.才开始对其进行探讨研究。对这些规律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即形成了一种哲学思想。沿着这条路研兖{易经》,最后形成了易理派。象数派和易理派，并非冲突之两派.通过易理的研究，可以指导象数之各种技法，而通过象数之各种技法和研究，也可以对易理有检验和补充的作用。(4)古代各种预测技术中，对事件进行预测时所需要的事先信息很少或者根本不需要事先各种预兆即可预测事物的未来发展趋势，其主要根据在于易经和阴阳五行学建立了各种事件之间联系的规律，而通过互相联系的事物规律，而对一些突发事件的预测成为可能。

学界对“中西法文化比较研究”已有很多讨论，但这个主题中有几个关键词本身存在争议，如果没有明确界定，回答要么“千人一面”，要么“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此，相关研究至少要厘清三个前提。　何谓“中西”中西是中国和西方的简称，中国和西方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性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其内涵随时代不同而发生变化。第一，整体的西方与其内部诸板块。作为地理意义上的西方，其内部各种板块的存在样态并不同质化。比如，从法系角度，就有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法文化。在大陆法系内部，存在着德国型与法国型的法文化；在英美法系内部，存在着英国式与美国式的法文化。它们作为不同板块，有机地型构了整体意义上的西方法文化，提取这些不同板块法文化的公因式之后，中西法文化的比较才有可能。第二，时间线上的中西。从时间角度，中国分为古代中国、近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相应地，西方也可分为古代西方、近代西方和现代西方。从思想角度比较中西法文化自然没有问题，但若从制度角度，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是没有法治的，所谓中西法文化比较，在此意义上则只能是近代以来两者的比较。第三，比较方式意义上的中西。如果将法文化界定为法治思想、法治理念，那么，中西法文化比较研究面临的问题是，究竟是时间轴的横向比较、交错比较还是整体比较？很显然，横向比较、整体比较似乎更为合理。因为交错比较就如田忌赛马，比赛（较）的结果与最终的实力并非正相关，甚至为了实现比较的预设目标，而有选择性地确定素材。对于横向比较，要明确比较的意义或目的，比如，将孔子、孟子、荀子的法治思想与几乎同时代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法治思想进行比较，或者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法治思想与几乎同时代的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的法治思想进行比较时，由于双方面临的时代背景、需要解决的问题皆有实质不同，比较的意义或目的是存疑的。　何谓“法文化”首先，“文化”一词在不同角度所指相差较大，从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它意为生活方式、传统，或者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综合体。以此为基础，可以将文化分为两类，即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包括与人类有关的一切，凡是打上人类烙印、带有人类痕迹的都是文化，人与人之间（包括人与自己、人与国家、人与社会之间）发生的无须赘言，而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的，不论是自然的人化抑或是人化的自然，皆属于文化的范畴。狭义的文化一般指向精神和制度领域。其次，当前对法文化的研究往往离不开对法治的追求，或者以法治作为对照。一般所言的“法治”，相对于人治，包括法律的权威、规制公权、保障人权，强调“良法之治”。该层面上的法治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可以成立，但在现实中，尚无任何一国完全实现过。号称“法治”的国家，都是将这种类型作为奋斗目标，进行制度设计。鉴于权力滥用、扩张和侵蚀的本性，以及行使权力者人性的自私，对上述目标只能像宗教意义上的彼岸世界进行无限接近。因此，在谈法治时，应区分两对范畴。第一对范畴是，作为应然意义上的法治和作为实然意义上的法治。前者是人类寄以希望的实现目标，后者是在该目标下进行的实际运作行为。第二对范畴是，作为制度意义上的法治和作为思想理念意义上的法治。前者始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革命胜利成立资产阶级国家，并用法律进行确认、维护、保障。后者在西方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在我国可追溯至先秦时期。最后，从字面而言，法文化是文化在法律领域的体现，或者法律的文化层面。这个概念是法律与文化互相结合的结果。显然，作为广义上的文化与法律相结合，中西之间的法文化进行比较几无可能。因此，只能在中观或微观层面的文化与法律相结合时进行比较才有意义。换言之，所谓法文化，要么是制度层面的法治文化，这种文化始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要么是思想层面的法文化，这种法文化有时也称为法律文化，即体现法治的思想、理念、学说。　何谓“比较”第一，比较何以可能？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虽然与西方有一定的接触（如佛教传入中国、郑和下西洋、传教士进入中国等），但心理上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很少进行中西文化层面上的比较，对西方文化要么吸收同化（比如对佛教），要么排斥封锁（比如明清时期的海禁）。鸦片战争后，国人逐渐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强盛并分析背后的原因。在此过程中，对中西文化开始进行对比。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对此总结为，器物不如人进行洋务运动，制度不如人进行戊戌变法，文化不如人进行新文化运动。梁氏的总结折射出近代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心态，时至今天，相对于西方，中国的比较法研究应该具有自身的特殊观照，“比较”的正当性需要在快速变化的时代重新奠基。例如，法治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做比较的目的更加侧重于如何改进法治的弊端与不足，其侧重点与我们有所不同。第二，比较的对象。从历史角度看，当今我国的法文化是多元融合的产物，其来源分别是我国古代的法治文化、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法治文化、苏联的法治文化、西方的法治文化。那么，要进行中西法文化的比较，是否要消除掉吸收的内容？对于比较对象的性质，不少人往往认为，西方法文化的很多内容皆存于中国古代文献中，可通过“创造性转化”以实现儒家化法治。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附会中西”，其目的要么是保守，以反对西方文化，要么是维新，从而为西学在中国扎根创造条件。在对文化意义上的法治进行比较研究时，首先，应警惕那种反对法治的保守性比较。其次，要明确“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再次，要对无视中国具体国情盲目移植西方法治文化的维新性比较，保持清醒意识。西方法文化发达的背后，是若干法文化发达国家的存在，这些国家具有共性的同时，也拥有色彩纷呈的个性，它们作为组成部分构筑成人类法文化的大厦。具体以一国作为比较对象时，如果该国在地理位置上属于西方，而国力较弱，那么，即使其法治化程度非常高，它也很难被视为西方的典型。若一个国家是法治上的大国却是综合国力上的小国，那么与作为综合国力上大国的中国比较，这种比较的可信度亦会打折扣。若一国是法治大国同时综合国力与我国不相上下，亦会存在宗教信仰、人口、种族构成等因素与我国差距甚大，那么，判断这种比较的可信度当更为审慎。第三，比较的结果。中西法文化的比较结果无非两个：第一是中国对法治发达国家的优秀法治文化吸收、借鉴、移植。可以说，鸦片战争后开启的理念接纳、制度与文化变革，都是这一过程的继续。第二是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由于法治所植根的风土人情、制度状况、人口因素具有很大的不同，决定着法治发展的不同模式。这意味着，只要符合良法之治的那些核心要件或者达到法治的“最大公约数”，那么，任何法治模式的“存在都是合理的”。从而，通过比较，呈现出法治精神的一元与法治模式的多元并存。后一结果引发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方面让国人意识到文化尤其是法文化多元平等的现实，在对待不同法文化所持有的平常心、平等心，体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另一方面，有利于国人树立法（治）文化自信，由此上升为文化自信，并进而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郭辉精彩推荐：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时代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制度优势继续构建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观看更多内容，点击上方的关注1.5w2h分析法含义来源及作用：1发明者以五个以w开头的英语单词和两个以h开头的英语单词进行设问，发现解决问题的线索，寻找发明思路，进行设计构思，从而搞出新的发明项目，这就叫做5w2h法5w2h分析法又叫七何分析法，是二战中美国陆军兵器修理部首创，简单、方便，易于理解、使用，富有启发意义，广泛用于企业管理和技术活动，对于决策和执行性的活动措施也非常有帮助，也有助于弥补考虑问题的疏漏。发明者以五个w开头的英语单词和两个以h开头的英语单词进行设问。发现解决问题的线索，寻找出创新和发明新项目的思路，更进一步进行设计构思，从而搞出新的发明项目，这就叫做5w2h法。2.5w2h内容5w的内容①why——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理由何在？原因是什么？②what——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作什么工作？③where——何处？在哪里做？从哪里入手？④when——何时？什么时间完成？什么时机最适宜？⑤who——谁？有谁来承担？谁来完成？谁负责？2h的内容①how——怎么做？如何提高效率？如何实施？方法怎么样？②how much——多少？做到什么程度？数量如何？质量水平如何？费用产出如何？3.提出问题的重要性提出疑问对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创造力高的人，都具有善于提问题的能力，众所周知，提出一个好的问题，就意味着问题解决了一半。提问题的技巧高，可以发挥人的想象力。相反，有些问题提出来，反而挫伤我们的想象力。发明者在设计新产品时，常常会提问：为什么（why）；做什么（what）；何人做（who）；何时（when）；何地（where）；如何（how）；多少（how much）；这就构成了5w2h的总框架。如果提问题中常有：假如。。。。、如果。。。。、是否。。。。、这样的虚构，就是以中国设问，设问需要更高的想象力。在发明和设计中，对问题不敏感，看不出毛病是与平时不善于提问有密切关系的。对一个问题追根刨底，才有可能发现新的知识和新的疑问。所以从根本上说，学会发明首先要学会提问，善于提问。阻碍提问的因素：一是怕提问多，被别人看成什么也不懂的傻瓜。二是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提问欲望渐渐淡薄。如果提问得不到答复和鼓励，反而遭人讥讽，结果在人的潜意识中就形成了这种看法：好提问、好挑毛病的人事扰乱别人的讨厌鬼，最好紧闭嘴唇，不看、不闻、不问，但是这恰恰阻碍了人的创造性的发挥。4. 梳理业务流程梳理业务流程是一个挺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是以实际的业务场景为基础获取业务信息，然后抽象出一个以参与对象为节点的业务流程。此流程应当包括5W2H内容：Who、What、Why、Where、When、How to、How much，最终可以通过图等工具一目了然的展现方式展现出来。①. Who：用户，整个业务流程中所有涉及到的相关方面需要提醒的有如下几点：不单有客户、商家、可能还会涉及到平台侧的服务人员。针对B类产品客户、商家可能不仅仅是单一角色，可能还会涉及到多个角色，如：业务员、内勤人员、财务人员，在不同阶段参与人和参与度都不同。可能会涉及到产品定位以外的人员，比如行政管理人员等。早期可不做深入挖掘，但也需要收集，了解其参与的作用。②. What：目标，即用户需要完成哪些事儿这可作为后期拆分页面的依据。针对2C电商类产品，比如：发布商品、选择商品、购买商品、处理订单、配送货品、接收货品等。针对2B类产品，比如：发布需求、对接需求、签署合同、支付货款、履约交付等。当然，这些都是用户在业务进行到一定的阶段需要完成的一些相对大一点的阶段性的目标。这些目标在后续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细分处理拆解子目标，作为后期切分页面的依据。③. Why：原因，了解用户为什么需要完成目标这涉及到设计的流程及页面是否可以进行优化和调整，是否可以从流程上进行节点删除。梳理业务流程不是简单的照搬，需要分析现有实际场景中各节点的必要性，现有流程是否可以进行优化或者调整，知道原因能够有效的帮你判断。例如：订单生成后的调整价格，其源头在于用户与商家间的议价行为。如果是一口价流程中，则可以省去此节点。而且，为什么比是什么更重要，仅关注是什么的问题，这是舍本就末。④． Where：地点，主要说明用户会在什么地点完成目标地点影响到，你提供给用户完成目标的入口，如：订单处理人员的办公地点多在办公室内，工作环境多数对着PC端，如果仅提供移动端页面就是不符合场景的。仓库管理人员往往需要盘货，仓库内很可能不能携带手机，也不会坐在PC前，因此其往往提供的是专业的智能终端，如：POS机、码枪等。⑤. When：时间，主要说明用户会在什么时间完成目标时间影响到你提供给用户完成目标的交互设计内容等，如：工作时间，用户完成目标可能由于本职工作，需要信息尽可能的详细，甚至对于信息的真实性来源等都有所考虑。但如果是业余时间，则用户可能没有意愿完成细致工作，简单的移交或者搁置、审批等则是更好的选择。另外在视觉设计环节，夜晚使用的页面设计和白天使用的页面设计是不同的，例如微博的夜间模式。⑥. How to：如何完成目标这个过程真正体现了当前场景下用户是如何操作、处理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环节需要特别在意用户习惯，需要深刻挖掘用户习惯。在后续的设计中最好是要能够契合用户习惯或者能够细微调整它，若无政策要求（行业、企业强制命令），最好不要做大的改变。例如：很多企业门店的营业员操作工作用电脑的时候，切换信息输入框是通过Tab键来操作的，并且一直的习惯是自上而下，从左往右。但是新设计页面在右边有很大的鼠标操作按钮，并且进入页面就焦点设置为此处，这样就会改变他们的操作习惯，让用户觉得不适应。同样，财务人员输入数字通常使用小键盘，如果为了防止出错，交互设计改为鼠标点击数字，也会让用户觉得非常的不适应。⑦. How much：完成其目标所需要花费的成本代价这点是可以打动用户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如果可以把收费升级为免费，把货真价实变成物超所值，或者在等价值的基础上给用户更多的体验，这将是产品的杀手锏。以上是梳理业务流程需要提搞清楚的相关内容，获取这些信息的方法可以通过：现场调研、用户访谈、场景观察等方法获悉。获悉后，将相关内容分类梳理归集成以上几点内容，可以通过【场景列表】+【图】表现出来。5.5w2h分析法实际案例设计——笔记本设计笔记本用户购买行为分析品牌方面：学子喜爱的笔记本电脑品牌集中度高。高校学生更倾向于购买一线厂商产品。喜爱的产品有：联想、华硕、戴尔、索尼、苹果、宏碁等。选择笔记本的原因分布功能多占9.6%；可以方便的使用互联网占16.7%；性能和台式机差不多占9.6%；时尚前卫占15.3；携带方便占46.7%；不清楚的占2.12%。Why：笔记本电脑一直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尤其是大学生What：针对大学生大型游戏，高清电影，配置高的用户使用Where：在笔记本性能、价位、适合人群入手When：在上代笔记本余温中Who：某it公司购买笔记本的用途：一般办公学习的占21.25；编程制图占17.5%；游戏占11.25%；一般娱乐占42.5%；其他占7.5%How：外形改变，多种颜色How much：外观简洁、设计更酷易于清洁，和维护键帽形状更贴合手指更安全，使用舒适减少误打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的宫格建击打舒适，力度适中。Set分析社会因素：人们对电影游戏需求要求越来越高，对笔记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经济因素：人民生活水平，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技术因素：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不断出现由此分析到：理性消费是主流、价格、质量和潮流是吸引大学生消费的主要因素。在实际消费过程中，讲求实际，理性消费仍是当前大学生主要的消费观念，他们的购物目的是为了追求商品的使用价值，更多的关注商品的质量，而对外表则不十分挑剔，只要实用也就满足了，此种心理在当代大学生消费群体中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这是由于中国大学生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父母的资助，之减值打工挣钱的不多，大学生每月可支配的资金是固定的，而这笔资金主要用于支付饮食和日常生活用品开销。由于消费能力有限，大多数大学生在购物消费时十分谨慎，力求物有所值，尽量搜索物美价廉的商品，既注重商品的实用性，质量的可靠性与商品价格的完美结合。6.总结5w2h是一种调查研究和思考问题的办法。5w2h可以让您熟悉有系统的质问技巧，以协助您发掘问题的真正根源所在地并可能创造改善途径。以后做任何工作和事都可以采用5w2h方法来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样能有助于我们的思路清晰并有条理，并可以杜绝盲目的做事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在工作汇报上也可以使用5w2h方法，既能节约写报告时间。欢迎在评论下面和小师妹沟通，小师妹还有免费视频资源相送哦！

来源:人民日报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领域的重要学科，它对不同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自改革开放之初政治学学科恢复以来，我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为社会发展作出了自身的学术贡献。新时代，我们更加需要下大力气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比较政治学，在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认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聚焦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脱贫攻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实践中表现出的巨大优越性，为我们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比较政治学，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提供了有利发展机遇、丰富研究材料和良好研究环境。进行比较政治学研究，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立场和方法。一些西方学者在研究中标榜“价值中立”。但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些学者实际上将西方中心主义观念渗透到了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如果不注意分辨，就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西方观念的搬运工。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需要坚定“四个自信”，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审视比较政治学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从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出发，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拓展自己的理论范式和分析路径，提出独到见解，努力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必须坚持走自己的学术创新之路，扎根中国实际，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进程中，深入分析考察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现象，进而得出自己的结论。比较政治学是一门实证科学，不能脱离实际。这就要求在理论研究中注重经验研究和实证分析，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和经验出发，进行经验研究或实证分析，从中引出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性。通过描述、解释、预测来认识政治现象，是进行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学者通过对中国政治、国别和地区政治、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实践经验进行比较研究，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需要将这些成果进行系统梳理、概括和提升，进而推动形成比较政治学的中国概念、命题、模型、理论，让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焕发光彩。比较研究不是为了比较而比较，而是要在比较中更好认识自己、发展自己。制度比较是比较政治学的重要内容。在制度比较中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是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必须有清醒的问题意识，努力在比较研究中解释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展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揭示这一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得以产生的深刻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特别是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为什么行之有效，为什么能成功调动起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增强党和国家的发展活力，从而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作者：宁骚 为北京大学教授）

《太阳》之一一七 规划我们经常对自己的工作学习生活作出计划，对中长期有规划。在做规划、计划时常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让我们认识、熟悉规划、计划和比较分析法。规划是融合多方面的认识观点对某一特定领域的发展愿景进行比较全面的长远的发展计划，是对未来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问题的思考、考量和设计未来整套行动的方案。规划具有长远性、全局性、战略性、方向性、概括性和鼓舞性的特点。规划由法则、章程、标准、谋划算战略层面和合算、刻画战术层面组成；规划与计划是一个子集的关系，既规划里面包含着若干个计划。规划需要准确而实际的数据以及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整体到细节的设计；规划分阶段制定可使行动目标清晰，行动方案可行可操作性，使运作更具可控性以及收支合理。合理的规划要根据内容整理出有效、准确及详实的信息和数据，以此为基础进行定性与定量的预测，制定目标及行动方案。规划的目标必须具备确定性、专一性、合理性、有效性及可行性，充分考虑实际行动中的情况，未知的可能情况和预防措施，以降低规划存在的漏洞和可能情况的发生所产生的不良影响。规划有总体规划和专业规划，有地区、单位、个人规划。我们试以个人职业生涯规划为例，说明个人规划。个人职业生涯规划是个人一生的工作经历，特别是职业工作理想实现的整个过程。有基本资料、规划目标、可行性分析、综合分析、成功标准、主要差距、职业发展年度规划或方案等。探索阶段是发现兴趣，学习知识，开发工作所需的技能，同时也发展价值观、动机和抱负。进入阶段是进入职业市场，得到工作，成为单位的新雇员。新手阶段，学会自己做事、被同事接受、学会面对失败、处理混乱和竞争、处理工作家庭的冲突、学习自主。持续阶段，保持竞争力，继续学习，力争成为专家或职业经理；或是技术更新、培训和指导的能力，转入需要新技能的新工作、开发更广阔的工作视野。瓶颈阶段，已经达到接近顶端，要重新评价自己的才干、动机和价值观，明确职业抱负和个人前途，接受现状或争取更高发展，建立与他人良好的人际关系，成为良师益友，学会影响、指导他人，承担更大责任，扩大技能，选拔和培养接班人。急流勇退阶段，要学会接受权力责任地位的下降，接受新角色，培养工作外的兴趣，寻找新的满足源，着手退休计划，从权力转向咨询角色，在公司外部的活动中找到自我。计划是根据内外条件提出在未来一定时期内要达到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方案和途径。可以是规划的一部分。计划分为战略计划和作业计划。战略计划是组织设立总体目标和寻求组织在环境中的地位的计划；作业计划总体目标如何实现的细节的计划。计划由抽象到具体分层计划划分为目的或使命、目标、战略、政策、程序、规则、方案，以及预算。计划的格式有文章式，即把计划按照指导思想、目标和任务、措施和步骤等分条列项地编写成文，有较强的说明性和概括性，用于全局性的工作计划。表格式，即整个计划以表格的形式表述，经常用于时间较短，内容单一或量化指标较多的工作计划。时间轴式，即整个计划按照主时间轴一次列开，内容按照实施先后顺序编制。计划编制方法有目标管理法、滚动计划法、网络计划法等。目标管理法是以企业的使命和任务转化为计划目标，管理者通过目标对下级进行管理，当高层管理者确定了组织目标后，必须分解转成各个部门以及各个人的分目标，根据分目标的完成情况对下级进行考核、评价和奖惩。滚动计划法是按照近细远粗的原则制定一定时期的计划，按照计划的执行情况和环境变化，调整和修订未来的计划，并逐期向后移动，把短期计划和中期计划结合起来。网络计划技术是二十世纪中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种方法包括各种以网络为基础判定的方法，如关键路径法、计划评审技术、组合网络法等。计划程序有认识机会、确定目标、确定前提条件，拟定可供选择的可行方案，评价可供选择的方案，选择方案，制定派生计划，编制预算。比较分析法是通过分析比较，择优选择、制定、落实规划或计划。对比法是通过对不同事物的比较，寻求其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的研究方法 ，有人物对比、场面对比、细节对比。水平对比法又称标杆，是对照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或公司，在产品的性能、质量和售后服务等各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和量度，并采取改进措施的连续过程。水平比较法是寻找和树立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标杆，通过对比和综合思考发现差距，不断地采取设计、工艺和质量管理的改进措施，取人之长补已之短，提高产品的技术和质量水平，超过竞争对手，达到先进水平。归纳法是指把具体个别的事物加以综合，获得一般结论的方法。归纳对比法综合运用，可以把零散的、不成系统的知识系统化、理论化，还可以通过比较，找出事物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把相近的事物区分开来。优序对比法通过各项因素两两比较，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之间的互相联系，从而确定其权重。 高低浓度对比法即主成分自身对照法。先配制一定浓度的供试品溶液，然后稀释一定倍数得到另一低浓度溶液，作为对照溶液。对比分析法的形式有绝对数比较法和相对数比较法。绝对数比较法是利用绝对数进行对比，从而寻找差异的一种方法。相对数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结构相对数是将同一总体内的部分数值与全部数值对比求得比重；比例相对数是将同一总体内不同部分的数值对比；比较相对数将同一时期两个性质相同的指标数值对比，说明同类现象在不同空间条件下的数量对比关系；强度相对数；计划完成程度相对数；动态相对数。本文待续 ，本文人物和故事情景纯属创作。本篇部分内容源于网络， 欢迎批评指导联系。

教育视野中的经典认知研究主要有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有关记忆的研究。首先是米勒在有关人类短时记忆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以“神奇的数字7±2：我们信息加工能力的局限”揭示了人类短时记忆容量的有限性，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短时记忆加工机制的组块理论。其后的认知心理学家沿着米勒开辟的道路，逐渐建立了一整套有关人类记忆结构与过程的描述性框架，最终学习的信息加工模型为认知取向的教育研究与实践奠定了基础。第二条线索是有关人类问题解决的探索。首先是以西蒙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专家通过对人类问题解决的探索获得了一系列可观的研究发现，其后是一批心理学家构建了相对完整的人类问题解决的理论框架，并把其成功转化和应用于教育实践。第三条线索是有关专家与新手的比较研究。先是国际象棋大师德格鲁特通过棋局复盘的经典实验开启了专家和新手比较研究的先河，其后有关专家与新手的比较研究发现被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特别是教师教育领域，对专家型教师的讨论成为一个长期的热点。←滑动查看《学习科学：百年回顾与前瞻》 →本文节选《学习科学：百年回顾与前瞻》（郑旭东，王美倩，吴秀圆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10）一书中“大师之为大师：专家与新手的比较研究”站在教育学的立场上来看，对专家与新手的比较研究是认知心理学领域对学习进行探索的第二条主要线索，其致力于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在心理学的基础研究层面上，专家和新手的区别究竟何在？第二，在教育学的应用研究层面上，如何让新手变成专家？认知心理学家在回答这两个基本问题的过程中，开辟了专家—新手比较研究的范式，并把其广泛应用于与教育相关的研究与探索之中。一、专家与新手的感知与记忆：两个经典实验对专家和新手的比较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 世纪40 年代至60 年代德格鲁特的开创性工作。德格鲁特是一位出生于荷兰的国际象棋大师，1937 年和1939年曾经代表荷兰出战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大赛，其后开始关注国际象棋的心理学问题，在20 世纪40 年代至60 年代期间进行了一系列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实验，并出版了《国际象棋中的思维与选择》一书，成为国际象棋心理学的开创者。其以国际象棋为依托开展的有关新手与专家的比较研究，不仅破解了国际象棋大师为什么能够成为大师的奥秘，而且奠定了认知心理学领域有关专家与新手比较研究的经典范式。（一）德格鲁特的棋局复盘实验德格鲁特在20 世纪40 年代进行的有关专家与新手的划时代研究中，进行了两个经典实验。在第一个实验中，他在棋盘上用22 个棋子摆出残局，之后要求不同水平的棋手（从没有经验的业余爱好者到国际象棋大师）迅速看一眼棋盘，持续时间为2～15 秒，也就是人类短时记忆所需的时间，然后要求他们马上说出每个棋子摆放的位置。结果发现，业余爱好者几乎说不出来几个棋子当初摆放的位置，而国际象棋大师则不然，他们可以非常轻松地还原残局。具体结果是：特级大师可以还原100%，大师可以还原95%，专家可以还原73%，而一般棋手则只能还原41%。这个实验似乎表明，国际象棋大师拥有非同常人的记忆力，因此，专家和新手的差别可能主要表现在记忆力上。▲ 第一个实验中被试还原棋局的结果资料来源：De Groot A D. Thought and Choice in Chess[M]. The Hague：Mouton Publishers，1965：327-328随后，德格鲁特又进行了第二个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他把棋子随机地、毫无规则地摆放在棋盘上，然后呈现给被试，要求他们还原。结果令人惊讶：那些国际象棋大师拥有的优势好像消失了，他们对这个毫无规则的残局的复盘结果和新手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这似乎表明，专家和新手在记忆力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与人类短时记忆容量有限的假设基本保持一致。我们可以利用组块理论来对这两个实验的结果做出解释。也就是说，影响这两个实验结果的并不是被试的记忆力，而是他们的感知。大师的记忆力与新手并没有太大差别，因此他们并不能比新手更好地记住棋盘的状况。更为确切地说，大师和新手在这两个实验中展现出来的最大差别，实际上是前者能够更好地观察棋盘，并迅速将棋盘转化成某种自己熟知的模式，他们关注的并不是单个棋子，而是针对整个棋盘的结构给出某种策略。大师能够自动将棋盘组合为一系列已知模式，这样就可以迅速理清棋盘中纷乱的细节，而新手则做不到这一点，原因在于新手的头脑里并没有大师才有的一系列已知模式。（二）国际象棋中的感知：蔡斯和西蒙的实验1973 年，认知心理学家蔡斯和西蒙进一步研究了国际象棋博弈中的感知问题，揭示了组块过程中的个别差异。他们发展了一种对象棋博弈中棋手对棋子进行感知的结构进行隔离并研究的技术方法，来测量弈棋过程中的棋子复位的时间间隔。参加测试的三位棋手中，有国际象棋大师，有一级棋手，也有初出茅庐的新手。他们被要求完成两项任务：一是感知，即扫视一眼棋局后马上还原棋子的位置；二是短时回想，即棋手在观看棋局5 秒钟后还原棋子的位置。前者测量的是感知，后者测量的是记忆。结果表明：在第一项任务中，象棋大师、一级棋手和新手在扫描时间上没有什么差别，但象棋大师用于复盘的时间却明显少于一级棋手和新手；在第二项任务中，象棋大师可以正确复位的棋子数量最多，一级棋手次之，新手最少，明显表现出正确复位棋子的数量和棋艺水平呈正相关的趋势，即棋艺越高，则能够正确复位的棋子越多。▲ 三种棋艺水平下的扫描时间和复盘时间资料来源：Chase W G，Simon H A. Perception in chess[J]. Cognitive Psychology，1973，4（1）：55-81▲ 正确复位棋子数量的棋艺水平函数资料来源：Chase W G，Simon H A. Perception in chess[J]. Cognitive Psychology，1973，4（1）：55-81这表明，象棋大师的博弈技能体现在个人的长时记忆，以及对组块作为记忆中的基本单元的使用上。进一步分析实验数据发现：每次实验中组块的平均数不同，象棋大师为7.7 个，一级棋手为5.7 个，而初学者则为5.3 个；每个组块内棋子的数量不同，象棋大师为2.5 个，一级棋手为2.7 个，初学者则为1.9 个。由此可见，熟练的棋手更加倾向于运用更多的组块。这项实验发现了组块对于专家在记忆过程和复杂问题求解中的作用，揭示出象棋大师和专家因其组块的复杂和模式辨别能力出众而在问题解决中表现出明显优势，进一步推进了人们对专家与新手之间差别的理解与认识。在此之后，心理学发展出了一个分支，专攻研究西蒙和蔡斯的发现。研究人员一次又一次地得出了相同结论：要擅长复杂任务，需要大量练习。这意味着学习是一项十分复杂的认知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要想获得任何一个领域的专业能力，都必须进行充分的训练。 二、专家与新手的差别究竟何在：知识与专长“所谓专家，是指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专业知识的人，他们能够有效地思考该领域的问题。对专业知识的了解是十分重要的，它能够使人洞察思维和问题解决的本质。研究表明，专家和新手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一般能力上，也不是一般策略应用的差别。相反，专家获得了宽厚的知识，这些知识会影响他们所关注的事物，影响他们在环境中如何组织、再现和理解信息。反过来，这又会影响到他们记忆、推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认为专家和新手的差别首先体现在知识上的差别，但又不仅仅止于知识上的差别。（一）知识的数量对专业知识的了解程度与组织形式是对专家与新手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参考因素。一般认为，在对知识的熟知程度与拥有数量方面，专家往往在专业范畴上比新手具有更为宽厚的知识细目。一方面，兰德·斯皮罗（Rand J. Spiro）依据专家与新手所掌握知识的复杂程度，将知识划分为良构知识与异构知识两种不同的类型。良构知识主要指规则简单、步骤确定的知识；异构知识则是指概念复杂、规则紊乱与充满不确定性的知识。在运用知识解决问题时，新手一般只能利用良构知识对那些结构较为简单的问题进行解答，专家则能在不同的文化境脉下利用良构与异构知识的综合特性来处理各种复杂问题。另一方面，安德森认为专家与新手在知识了解程度上的差别主要源自两种不同的知识类型—陈述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陈述性知识是指概念性的事实、命题与规则的集合，是对事物的状态、定义、性质等方面的描述，是关于“做什么”的知识，这种知识的习得主要以记忆为主。程序性知识是指在问题解决过程中所形成的推理步骤、操作指南与办事策略，是关于“怎么做”的知识，这种知识的掌握主要以理解为主，以记忆为辅。新手在知识的获取方式上主要是以记忆为主，因此掌握的主要是陈述性知识；而专家在知识的获得方面主要采取意义建构的加工方式，因而在陈述性知识的基础上具备了较为丰富的程序性知识。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安德森进一步指出，要想实现新手向专家的转变，如何高效地完成陈述性知识向程序性知识的转化是整个过程的关键所在，而在这个转化过程中，知识编译又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因此，为在问题解决中促进良构知识与异构知识的习得，进而实现新手向专家的跃迁，大卫·乔纳森（David H. Jonassen）提出了知识习得的三阶段模型：初级阶段（良构知识）—高级阶段（异构知识）—专家化阶段（图式化知识）。初级阶段的知识获得主要以事实、规则、技能为主，这一阶段的知识结构一般比较稳定，没有太大的复杂度；高级阶段的知识获得则以核心概念、基本原理为主，这一阶段的知识大都拥有较高的紊乱度与情境依赖性，新手一般很难在这一阶段建立起有效的问题表征空间；专家化阶段的知识主要是以结构化、模块化的知识图式存在，这一阶段的知识往往以组块的形式保留，且彼此之间联系密切。因此在知识的提取过程中，新手主要采用序列搜索的组织方法，按部就班地从长时记忆中索取信息；而专家一般采取相似策略的检索方式，往往只需“窥一斑”就能“知全豹”。（二）知识的组织▋专家与新手的差别不仅体现在知识数量的多寡上，在知识结构的组织形式、理解表征与处理模式等方面也不尽相同。对专家与新手进行对比研究可以发现，在处理问题的实践过程中，专家往往能够感知到某些极易被新手忽略的关键细节与特征，并能利用这些细节知识对问题进行有效表征与处理。这主要是因为，在知识结构的组织形式上，专家不是像新手一样仅仅对专业的公式、定理与事实进行罗列、叠加与累积，而是能够从领域的基本概念与原理出发，围绕专业的核心概念与范畴对知识进行组织与加工，并按最优化原则对知识进行排列组合，进而以组块的形式将知识存储于长时记忆区域，最终形成独特的知识仓库与结构体系。因此在专家的知识语料库中，知识主要以模块的形式存在，并且这些模块彼此之间各不重叠，主要通过基本策略与核心概念相互串联。米歇尔勒内（Michelene T. H. Chi）等人就曾指出，在专业范畴的知识图式上，对领域了解得越深，就意味着知道的知识数量越多，而知道得越多也就意味着对概念理解的组织方式越有效，所形成的关系模块、解读深度也就越密集，因此在问题解决中对知识的提取就越便捷，从而就能有效地减少工作记忆的认知负荷，提高短时记忆的工作效能。▋专家与新手在专业知识的表征理解与信息加工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一方面，在感知外界刺激进而进行知识表征的过程中，专家以意义生成的方式将所察觉的信息组合成相互联系的知识结构，并通过短时记忆中语词与图像的双通道将刺激信息按组块化的形式放入中央控制区域，进而形成结构牢固的知识模块。而新手却迫于自身专业知识的缺憾，往往只能按知识呈现的先后次序将其填入短时记忆空区，且这种情况下一般只能塞入5～9 个知识点；不仅如此，这样形成的知识节点由于相互之间关联程度低且与原有知识的相关性不高，很难像专家所形成的信息模块一样能进入长时记忆区域，因而很容易就会被后来所涌入的信息挤掉或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另一方面，在利用原有知识与技能进行问题解决的处理过程中，专家与新手所采取的处理措施也大相径庭。这主要体现在面临各种复杂问题情境时，专家不仅能够快速识别出问题的信息模式，并及时回想起与之相关的知识结构，而且还能适时地从长时记忆中提取出特定的组织概念，轻松驾驭任务所需的知识图式。新手却往往只注意到问题特性的某些方面，并执拗于某些问题的细枝末节，不能以全局的视野把握整个问题情境，因此不能像专家一样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做到游刃有余。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二者对经验组织的熟知程度不同。研究者指出，专家在学科领域中不断获取专业知识与经验，并在整个过程中使之前需要经过推导的抽象概念视觉化，使之与整个问题情境相互交融，以便在问题解决的后期更容易被知觉。（三）专长与适应性专长▋除所具有的知识数量以及知识结构的组织形式有所区别之外，研究还发现对专长概念的理解不同是造成专家与新手之间存在差异的另一重要因素。专家所具有的专长概念又主要分为常规性专长与适应性专长两种不同类型。常规性专长的研究源于德格鲁特的象棋研究实验，德格鲁特在人工智能认知模拟的基础上将常规性专长视为问题解决中的一系列知识与技能；适应性专长则起于波多野谊余夫对常规专家与适应性专家的对比研究，主要指能够在学习过程中持续不断地修正关于自我监控、调控实践的策略与态度。不论是常规性专长还是适应性专长，二者揭示出来的专家与新手在问题解决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心理表征以及行为差异，都已成为现代认知科学中对专家与新手进行比较研究的经典案例与主流范式。而站在教育学的立场上，探讨专家与新手在常规性专长与适应性专长方面所展现出的不同认知机制，不仅对提高课堂教学绩效、促进教学发展具有广泛的影响，而且对教育理论的基础研究以及教学实践的科学探索具有重要借鉴作用。专家与新手在专长上的差异首先体现在常规性专长方面，具备常规性专长技能与概念的专家又被称为常规性专家。与新手在处理问题时所采用的渐进式、小步调的行事风格不同，常规性专家往往拥有一组核心技能，能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快速识别问题情境的特征模式，并且可以有效地将其运用于各种复杂的问题情形中。卡尔·贝赖特（Carl Bereiter）等就曾指出，常规性专家一般比较熟悉专业领域的各种技能与业务，有着较为丰富的行事经验，在处理问题时常常采用化简公约数的行事策略，进而使问题空间得到简化，使问题数量得到减少。但遗憾的是，常规性专家虽具备较新手而言更为深厚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但往往只能依据已有的知识基础机械地处理所遇到的问题，在处理问题时不能随机应变，更不会像适应性专家那般富有弹性地创造出某些出乎意料的作品。如果说常规性专家是有着扎实基础知识与专业技能的“工匠”，那么我们可以将具有适应性专长的专家称为“艺术家”。异于常规性专家在问题解决时采用“同化”的信息加工策略，适应性专家往往更倾向于采用“顺应”的问题处理模式。在遇到复杂问题情境时，常规性专家常常以自身原有知识图式为起点，快速鉴别出问题解决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而不做额外的思考与调控。与此相反，适应性专家在处理疑难的过程中一般以所碰到的问题为出发点，并根据不同问题情境灵活地调整自身的认知策略，不断对问题图示进行假设、判断与推理，进而找出最佳解决方案，而不受先前训练所形成的思维定式的影响。苏珊·巴内特（Susan M. Barnett）指出，不同于常规性专家在问题处理中直接将原有知识经验应用于问题情境的做法，适应性专家在将已有专长技能运用到新任务的同时，还能不断对整个问题解决过程进行反思与分析。也就是说，适应性专家较常规性专家而言往往拥有更好的自我调控能力与更多的元认知知识。总体而言，20 世纪后半叶认知心理学家通过对专家与新手进行比较研究，不仅科学地证明了二者对专长概念与范畴的认识有着本质区别，而且还部分地揭示了造成专家与新手之间差别的基本认知机制。而后，一批认知心理学家将与此相关的科学研究成果大量迁移到教育领域，不仅提高了课堂教学实践的效果，更为教学意义上专家型教师的培养以及新手向专家的转变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瓦莱丽·克劳福德（Valerie M. Crawford）等才讨论了新手型教师、常规性专家教师、适应性专家教师三者之间的区别与差异，并着重探讨了专家型教师的培养模式与发展策略。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专家型教师的培养，乃至更为广泛的教师专业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摘编自《学习科学：百年回顾与前瞻》（郑旭东，王美倩，吴秀圆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10）一书“第二章 机器是如何学习的：学习研究的‘机器’隐喻”，有删减。ISBN 978-7-03-064373-5责任编辑：卢 淼 冯雅萌本书基于历史与逻辑同一的方法论，对百余年来的学习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前瞻。20 世纪谱写了学习研究的“三部曲”：“动物是如何学习的”“机器是如何学习的”“人是如何学习的”。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学习科学在方法论的创新和发展上取得了两大主要突破，即以基于设计的研究为代表的新基本框架和以会话分析为代表的新研究方法。新科学、新技术的不断发展，让学习科学逐渐走向成熟并表现出强劲的发展活力，建构主义认知观、多媒体学习的认知理论和多媒体教学的设计理论，以及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理论，为信息时代的教学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科学依据。本书可供研究学习科学的本科生、研究生和教育工作者参考。（本文编辑：刘四旦）一起阅读科学!科学出版社│微信ID：sciencepress-cspm专业品质 学术价值原创好读 科学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