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研究

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领域的重要学科，它对不同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自改革开放之初政治学学科恢复以来，我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为社会发展作出了自身的学术贡献。新时代，我们更加需要下大力气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比较政治学，在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认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聚焦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脱贫攻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实践中表现出的巨大优越性，为我们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比较政治学，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提供了有利发展机遇、丰富研究材料和良好研究环境。进行比较政治学研究，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立场和方法。一些西方学者在研究中标榜“价值中立”。但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些学者实际上将西方中心主义观念渗透到了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如果不注意分辨，就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西方观念的搬运工。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需要坚定“四个自信”，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审视比较政治学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从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出发，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拓展自己的理论范式和分析路径，提出独到见解，努力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必须坚持走自己的学术创新之路，扎根中国实际，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进程中，深入分析考察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现象，进而得出自己的结论。比较政治学是一门实证科学，不能脱离实际。这就要求在理论研究中注重经验研究和实证分析，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和经验出发，进行经验研究或实证分析，从中引出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性。通过描述、解释、预测来认识政治现象，是进行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学者通过对中国政治、国别和地区政治、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实践经验进行比较研究，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需要将这些成果进行系统梳理、概括和提升，进而推动形成比较政治学的中国概念、命题、模型、理论，让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焕发光彩。比较研究不是为了比较而比较，而是要在比较中更好认识自己、发展自己。制度比较是比较政治学的重要内容。在制度比较中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是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必须有清醒的问题意识，努力在比较研究中解释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展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揭示这一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得以产生的深刻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特别是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为什么行之有效，为什么能成功调动起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增强党和国家的发展活力，从而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来源：人民日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领域的重要学科，它对不同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自改革开放之初政治学学科恢复以来，我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为社会发展作出了自身的学术贡献。新时代，我们更加需要下大力气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比较政治学，在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认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聚焦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脱贫攻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实践中表现出的巨大优越性，为我们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比较政治学，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提供了有利发展机遇、丰富研究材料和良好研究环境。进行比较政治学研究，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立场和方法。一些西方学者在研究中标榜“价值中立”。但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些学者实际上将西方中心主义观念渗透到了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如果不注意分辨，就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西方观念的搬运工。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需要坚定“四个自信”，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审视比较政治学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从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出发，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拓展自己的理论范式和分析路径，提出独到见解，努力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必须坚持走自己的学术创新之路，扎根中国实际，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进程中，深入分析考察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现象，进而得出自己的结论。比较政治学是一门实证科学，不能脱离实际。这就要求在理论研究中注重经验研究和实证分析，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和经验出发，进行经验研究或实证分析，从中引出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性。通过描述、解释、预测来认识政治现象，是进行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学者通过对中国政治、国别和地区政治、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实践经验进行比较研究，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需要将这些成果进行系统梳理、概括和提升，进而推动形成比较政治学的中国概念、命题、模型、理论，让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焕发光彩。比较研究不是为了比较而比较，而是要在比较中更好认识自己、发展自己。制度比较是比较政治学的重要内容。在制度比较中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是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必须有清醒的问题意识，努力在比较研究中解释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展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揭示这一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得以产生的深刻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特别是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为什么行之有效，为什么能成功调动起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增强党和国家的发展活力，从而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人民日报 》（ 2020年08月31日 09 版）

“现代性”（modernity）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也是一个在人文社科各个研究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的概念。事实上，每一时代都有其自身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映现了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是《马克思与韦伯社会理论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所提出的标识性概念，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乃成为马克思与韦伯社会理论比较研究的基础。我们知道，是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奠定了现代社会理论的基础，他们的共同点之一，就是对现代社会持有一种“复杂性”的理解。这种复杂性表现在他们理解社会问题时，首先对社会本身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进行综合的考量，而非基于对社会的某一重要因素之考察。社会的发展问题，也绝不能简单地以经济决定论、抑或文化决定论一言以蔽之。由此出发来解读与比较马克思与韦伯的社会理论，显然更具有理论的深度，也体现出作者敏锐的思想洞察力，并在诸多要点——尤其是在两者之“比较”方面——上，向读者提供了作者自己独到的见解。郑飞先生撰写的《马克思与韦伯社会理论比较研究》一书，以“现代性”问题为主线，从社会哲学的高度对马克思与韦伯社会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有其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双重意义。就理论意义而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马克思和韦伯的社会理论进行综合考量的比较研究在国内学界尚不多见。从这一视角出发，不仅能清晰地勾画出两者的理论关联与异同之处，还能对不同的社会理论本身进行深入的整合性反思，以推动它的进一步发展；就其实践意义而言，两者在现代性问题上的真知灼见仍不失其现实性，构成了我们理解与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社会困境之重要的思想资源，具有不容忽视的启迪性意义，也对后来的社会理论、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产生，与马克思和韦伯的社会理论之相互渗透有着密切的关系。如该书中所指出的，卢卡奇通过马克思的“物化”理论之阐发，实现了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对接，从而将韦伯的思想因素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传统之中。声名显赫的法兰克福学派，也通过不同的路径来整合马克思与韦伯思想。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继承了韦伯关于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划分，而在方法轮上，却通过将辩证方法引入社会批判理论而回到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立场。哈贝马斯进一步把现代社会分解为体系和生活世界两大领域，却放弃了对同一性的追求，转而构建了“交往”理论来解析社会问题。谈到“交往”理论，有一点尚需说明。“交往”是马克思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构成了哈贝马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所从出发的基点。不过他们使用的“交往”概念有着重要的区别。我们注意到，哈贝马斯使用的“交往”概念为“Kommunikation”，而马克思所使用的是“Verkehr”。在德语中，“Verkehr”的覆盖面要比“Kommunikation”广泛的多，可广泛的意指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一切交往形式，诸如人们在语言与思想上的交流，人与自然的交往之实践关系，人与人的物质关系，甚至两性关系等等，而“Kommunikation”则主要意指语言性的交往。哈贝马斯的用词，固然与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有关，但在更深的理论层面上，所反映出来正是马克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变革之道的观念上的重要区别。该书对马克思与韦伯的社会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哲学渊源之论证，颇有见地。作者指出，马克思承继了黑格尔观念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以此作为马克思现代性研究的方法论原则，这一贯穿于存在论基础、意识形态批判、社会关系层面的“物化”、生产过程层面的“物化”四大问题的研究之中。基于这种辩证法的现代性研究，本质上也是一种对现代性的辩证法之研究与推动。而韦伯则具有浓厚新康德主义色彩，“理念型”集中代表了韦伯的方法论原则。他强调事实与价值的区分，表明他的思想实际上受到了康德哲学的影响。综观全书，《马克思与韦伯社会理论比较研究》无疑是一部有理论深度、有作者独特见解的学术专著。对马克思和韦伯这两位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大思想家在现代性主题上的比较研究，本身就具有很大的难度；而现代性问题又关乎我们当代急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作者的研究能在整体上把握这两个方面，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理论成果，确是难能可贵的。（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原标题：凝练马克思与韦伯比较研究的标识性概念——评郑飞著《马克思与韦伯社会理论比较研究》来源：《学术交流》2019年第1期 作者：潘德荣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本课程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来讲述诗学，介绍了中西诗学的比较、诗学产生的文化背景、诗学与哲学的逻辑关系、儒家诗学中的本体论思想等，并对中国诗学经典进行了深入解读。中西诗学的滥觞，可以归结为中国先秦和古希腊两大源头。中国先秦“百家争鸣”的时期，正是古希腊学术繁荣的黄金时代。异质文化下的中西诗学虽语言不同，基本概念和表述方式也各有差异，但它们研究的主题是共同的。滥觞期的中西哲人几乎同时提出了极有价值且影响深远的理论观点，奠定了中西诗学的基本话语和文化范式。本文试图采用比较的方法，将中国先秦尤其是儒家美学同古希腊美学思想进行比照，期望可以发掘出二者彼此间的异曲同工之处。地址：滨州市黄河十二路770号电话：0543-3322836网址：www.bzswhg.com【来源：滨州市文化馆】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NASA我们发布了该超新星长达140余天、涵盖光学和红外共8个波段的测光数据以及14条红外光谱，为此类超新星的研究提供了目前最完备的光变曲线模板和光谱模板。王灵芝中国科学院南美天文研究中心、国家天文台中智天文联合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黑夜中的一盏烛光，如果近在咫尺，看起来会亮一些；如果距离较远，看起来则暗一些。烛光本身的亮度其实没有变化，只是距离远近造成了明暗之别。在浩瀚宇宙中，Ⅰa型超新星就扮演着宇宙标准烛光的角色，它以恒定峰值亮度的特征发挥着宇宙距离指示器的作用。Ⅰa型超新星对于探索宇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此前一直缺乏同一超新星光学红外多波段、长时间的观测数据，学者们苦于没有完备的超新星对比“标尺”。1月8日，据国外媒体报道，中国科学院南美天文研究中心、国家天文台中智天文联合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灵芝博士带领国际合作团队，获得了迄今为止单个超新星的最完备光变曲线模板和光谱模板，为超新星的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和依据。相关成果已刊发在《天体物理学报》上。8个波段140余天密集监测 翔实描绘一颗Ⅰa型超新星真容一些恒星临近生命终结的时候，会发生剧烈爆炸，成为一颗超新星。它们爆炸产生的光亮往往能够照亮其所在的整个星系，仿佛以这种极其壮烈的方式向整个宇宙告别。超新星有很多类别。通常，人们将白矮星吸积其伴星物质达到临界质量后产生的剧烈热核爆炸所形成的超新星归类为Ⅰa型超新星，这类超新星爆炸产生的峰值光度一般认为是常数，是一类极为重要的天体距离指示器。2017年3月10日，Ⅰa型超新星SN2017cbv被发现。它处于银河系的临近星系，距离地球较近，所以很亮，容易获得较为完善的数据，很快便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研究对象。王灵芝团队与很多科学家一样，将目光投向了这位“新邻居”。“这颗超新星处于南天位置，而我们中心得益于智利望远镜的观测位置优势，及时获得了这颗超新星的大量数据。”王灵芝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发布了该超新星长达140余天、涵盖光学和红外共8个波段的测光数据以及14条红外光谱，为此类超新星的研究提供了目前最完备的光变曲线模板和光谱模板。”在天文学中，光变曲线是表示天体亮度随着时间变化的曲线，光谱则是某一时刻望远镜接收到的不同能量光子的分布图。王灵芝打了个比方：绘制超新星某一波段的光变曲线，就像是给超新星录像，能直观地看到超新星爆炸后这一波段光子的演变历程，总体表现为超新星亮度迅速增加，然后逐渐暗淡下来；绘制红外光谱，就像是给这颗超新星“测体温”和“验血”，研究它的温度和各类元素的含量。双管齐下，这颗超新星的真容便较为完善地展现在人们眼前了。值得一提的是，以往超新星观测主要在光学波段开展，长时标的红外监测数据，尤其是极早期的数据非常珍贵。此次观测的8个波段中就有4个红外波段的数据。研究人员从该超新星被发现后1天（爆炸后2天，即2017年3月11日）就开始观测它了。超新星爆炸后亮度达到峰值的时刻被称为光极大。从光极大之前16天，到光极大之后125天，总共140余天的长时间观测数据几乎见证了这颗超新星从璀璨到消亡的整个生命历程。建立数据参照物 超新星研究可“从一而终”文章合著者、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物理天文系教授尼古拉斯·桑采夫对这项成果评价道，该研究获得的光变曲线将会作为Ⅰa型超新星的最好例子。王灵芝告诉记者：“我们在8个波段开展了超新星极早期到极晚期的长期监测，提供了一个较为连续、完整的数据，为今后开展超新星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标尺’。”她指出，该研究广受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这个“标尺”作用。与大多数天文学研究类似，学者对某颗新发现的超新星观测时也往往热衷于将其与更早发现的超新星作比对。然而，在超新星的“圈子”中，并没有一个超新星的研究数据可以作为完整的“参照物”。这意味着可能需要多颗超新星作为比较对象。举个例子，如果研究超新星A的某一波段光变曲线，可以和该波段以往研究数据较多的超新星B做比较，但如果要研究A的其他波段，也许B的数据就不足了，这时候还要引入另一个超新星C。比较对象增多不仅增加了研究人员的工作量，也给研究的科学性、严谨性带来了挑战。王灵芝团队此次的研究成果结合此前多个国际团队对SN2017cbv超新星的研究数据，很可能为这颗超新星贴上“标尺”的标签，从此其他科研人员对超新星进行比较研究时便可“从一而终”。光学与红外波段相结合 首次探索消光矫正新方式20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花落超新星研究领域。科学家利用超新星测距得出了宇宙正加速膨胀的结论。目前超新星距离测量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超新星宿主星系消光。超新星爆炸后辐射的光子会穿过超新星所在的宿主星系，经历漫长而神秘的星际旅途，撞进银河系的怀抱，才最终被地球上的望远镜捕获。其间，光子可能会与各种各样的星际物质碰撞，损失能量，即出现消光现象。换言之，我们观测到的光子并非原始的模样，要复原它，就需要进行科学的消光矫正。“我们在国际上首次探索了光学和红外波段的颜色（两个波段的亮度差）—星等（一个波段的亮度）图研究，由于红外波段受消光影响更小,光学波段的消光可通过该颜色—星等图准确测量，从而提供一种新的消光矫正方式。”王灵芝解释，颜色—星等图，可以用来测定超新星所在宿主星系的消光和距离，是超新星领域中一种重要的研究手段。此外，别看超新星是个热门研究天体，其实超新星的很多性质和演变机制等都是未解之谜，爆炸机制就是其中之一。令王灵芝惊讶的是，团队通过分析发现光极大之后的数据与目前学界主流的一种爆炸模型较为吻合，但光极大之前的数据却不同于任何一种现有主流模型。这意味着，该团队获得的超新星早期数据对目前现存的爆炸模型提出了挑战。此次研究还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发现。超新星的前身星研究一直是重点领域，有单简并系统和双简并系统两种类型，二者区别主要在于伴星的类型。双简并系统是指超新星前身星的主星和伴星都是白矮星，二者相互绕转最终并合，成为超新星；而单简并系统是指主星为白矮星，伴星非白矮星，主星吸积伴星物质，最终爆炸成超新星。按照此前早期对SN2017cbv超新星的观测数据，该超新星的前身星更倾向于单简并系统，如果超新星的伴星有氢的话,模型预测在光极大之后的1—2个月内,应该能够明显探测到氢的红外谱线。“奇怪的是，我们从红外数据中，并没有探测到这条谱线。当然，受限于本研究的边界条件，也不能排除SN2017cbv是单简并系统的可能性。”王灵芝表示。这种未知的探索让王灵芝十分感慨。“上学的时候总想把一个东西搞得明明白白，是黑即黑，是白即白；到了做科研的时候才发现，天文学是彩色的，有无数未知的可能性。当然，这也是它令我着迷之所在。”她说。来源：科技日报

学界对“中西法文化比较研究”已有很多讨论，但这个主题中有几个关键词本身存在争议，如果没有明确界定，回答要么“千人一面”，要么“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此，相关研究至少要厘清三个前提。　何谓“中西”中西是中国和西方的简称，中国和西方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性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其内涵随时代不同而发生变化。第一，整体的西方与其内部诸板块。作为地理意义上的西方，其内部各种板块的存在样态并不同质化。比如，从法系角度，就有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法文化。在大陆法系内部，存在着德国型与法国型的法文化；在英美法系内部，存在着英国式与美国式的法文化。它们作为不同板块，有机地型构了整体意义上的西方法文化，提取这些不同板块法文化的公因式之后，中西法文化的比较才有可能。第二，时间线上的中西。从时间角度，中国分为古代中国、近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相应地，西方也可分为古代西方、近代西方和现代西方。从思想角度比较中西法文化自然没有问题，但若从制度角度，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是没有法治的，所谓中西法文化比较，在此意义上则只能是近代以来两者的比较。第三，比较方式意义上的中西。如果将法文化界定为法治思想、法治理念，那么，中西法文化比较研究面临的问题是，究竟是时间轴的横向比较、交错比较还是整体比较？很显然，横向比较、整体比较似乎更为合理。因为交错比较就如田忌赛马，比赛（较）的结果与最终的实力并非正相关，甚至为了实现比较的预设目标，而有选择性地确定素材。对于横向比较，要明确比较的意义或目的，比如，将孔子、孟子、荀子的法治思想与几乎同时代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法治思想进行比较，或者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法治思想与几乎同时代的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的法治思想进行比较时，由于双方面临的时代背景、需要解决的问题皆有实质不同，比较的意义或目的是存疑的。　何谓“法文化”首先，“文化”一词在不同角度所指相差较大，从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它意为生活方式、传统，或者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综合体。以此为基础，可以将文化分为两类，即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包括与人类有关的一切，凡是打上人类烙印、带有人类痕迹的都是文化，人与人之间（包括人与自己、人与国家、人与社会之间）发生的无须赘言，而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的，不论是自然的人化抑或是人化的自然，皆属于文化的范畴。狭义的文化一般指向精神和制度领域。其次，当前对法文化的研究往往离不开对法治的追求，或者以法治作为对照。一般所言的“法治”，相对于人治，包括法律的权威、规制公权、保障人权，强调“良法之治”。该层面上的法治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可以成立，但在现实中，尚无任何一国完全实现过。号称“法治”的国家，都是将这种类型作为奋斗目标，进行制度设计。鉴于权力滥用、扩张和侵蚀的本性，以及行使权力者人性的自私，对上述目标只能像宗教意义上的彼岸世界进行无限接近。因此，在谈法治时，应区分两对范畴。第一对范畴是，作为应然意义上的法治和作为实然意义上的法治。前者是人类寄以希望的实现目标，后者是在该目标下进行的实际运作行为。第二对范畴是，作为制度意义上的法治和作为思想理念意义上的法治。前者始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革命胜利成立资产阶级国家，并用法律进行确认、维护、保障。后者在西方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在我国可追溯至先秦时期。最后，从字面而言，法文化是文化在法律领域的体现，或者法律的文化层面。这个概念是法律与文化互相结合的结果。显然，作为广义上的文化与法律相结合，中西之间的法文化进行比较几无可能。因此，只能在中观或微观层面的文化与法律相结合时进行比较才有意义。换言之，所谓法文化，要么是制度层面的法治文化，这种文化始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要么是思想层面的法文化，这种法文化有时也称为法律文化，即体现法治的思想、理念、学说。　何谓“比较”第一，比较何以可能？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虽然与西方有一定的接触（如佛教传入中国、郑和下西洋、传教士进入中国等），但心理上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很少进行中西文化层面上的比较，对西方文化要么吸收同化（比如对佛教），要么排斥封锁（比如明清时期的海禁）。鸦片战争后，国人逐渐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强盛并分析背后的原因。在此过程中，对中西文化开始进行对比。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对此总结为，器物不如人进行洋务运动，制度不如人进行戊戌变法，文化不如人进行新文化运动。梁氏的总结折射出近代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心态，时至今天，相对于西方，中国的比较法研究应该具有自身的特殊观照，“比较”的正当性需要在快速变化的时代重新奠基。例如，法治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做比较的目的更加侧重于如何改进法治的弊端与不足，其侧重点与我们有所不同。第二，比较的对象。从历史角度看，当今我国的法文化是多元融合的产物，其来源分别是我国古代的法治文化、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法治文化、苏联的法治文化、西方的法治文化。那么，要进行中西法文化的比较，是否要消除掉吸收的内容？对于比较对象的性质，不少人往往认为，西方法文化的很多内容皆存于中国古代文献中，可通过“创造性转化”以实现儒家化法治。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附会中西”，其目的要么是保守，以反对西方文化，要么是维新，从而为西学在中国扎根创造条件。在对文化意义上的法治进行比较研究时，首先，应警惕那种反对法治的保守性比较。其次，要明确“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再次，要对无视中国具体国情盲目移植西方法治文化的维新性比较，保持清醒意识。西方法文化发达的背后，是若干法文化发达国家的存在，这些国家具有共性的同时，也拥有色彩纷呈的个性，它们作为组成部分构筑成人类法文化的大厦。具体以一国作为比较对象时，如果该国在地理位置上属于西方，而国力较弱，那么，即使其法治化程度非常高，它也很难被视为西方的典型。若一个国家是法治上的大国却是综合国力上的小国，那么与作为综合国力上大国的中国比较，这种比较的可信度亦会打折扣。若一国是法治大国同时综合国力与我国不相上下，亦会存在宗教信仰、人口、种族构成等因素与我国差距甚大，那么，判断这种比较的可信度当更为审慎。第三，比较的结果。中西法文化的比较结果无非两个：第一是中国对法治发达国家的优秀法治文化吸收、借鉴、移植。可以说，鸦片战争后开启的理念接纳、制度与文化变革，都是这一过程的继续。第二是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由于法治所植根的风土人情、制度状况、人口因素具有很大的不同，决定着法治发展的不同模式。这意味着，只要符合良法之治的那些核心要件或者达到法治的“最大公约数”，那么，任何法治模式的“存在都是合理的”。从而，通过比较，呈现出法治精神的一元与法治模式的多元并存。后一结果引发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方面让国人意识到文化尤其是法文化多元平等的现实，在对待不同法文化所持有的平常心、平等心，体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另一方面，有利于国人树立法（治）文化自信，由此上升为文化自信，并进而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郭辉精彩推荐：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时代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制度优势继续构建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最近读了铁军老师的《论八次危机》和鹤总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铁军老师行文表达严谨精炼，用词直言不讳超出了我对出版尺度的认知，甚是欣慰。鹤总团队行文非常干货，没有老外书籍一个观点反复论证的拖沓。更像是一份略去数据的干货版调查报告。不用说，两位都代表了国级思维。书都出版于2013年，说明高层对本轮危机早已有了清晰的总结和认识。温老视角相对于鹤总更聚焦，主要围绕他所擅长的三农领域。也许会感觉过于强调三农作用，但从历史的经验看，逻辑主体并没有大的问题，同样在很长时间范围内都有意义。鹤总开篇立论明确主要是表达“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这一方面是相当谦逊和客观的表达，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其身份特殊，表达相对克制。个人觉得已经充分表达了观点和思路。以微知著是读这两位老师书的主要目的。鹤总这本书是我做随手笔记最多的一本书，整理出来与大家分享一下。我按照原文的顺序进行整理，并未进行二次归纳和调整结构。斜体部分为摘抄和个人笔记，以下。两次危机的共同特点：危机都爆发在重大技术革命之后重大技术革命大幅提高了效率，引发高速繁荣，经济/财富快速膨胀导致且掩盖了危机；危机之前都有前所未有的繁荣A-繁荣掩盖了问题，繁荣的最大利益方同时绑架了政府（包括政府本身）采取了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人性使然）;B-自由竞争使产业集中度和垄断大幅提升（强者愈强）;C-繁荣掩盖了产业失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经济投机性增强等隐患; D-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无法适应产业结构的快速变化；*此处可以联系到国内政府号召的政策，1、先富带后富；2、区域发展靠转移支付（与铁军老师的三农思路认知一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本轮危机经济虚拟化程度提升，不同国家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的分离，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泡沫）是主要矛盾。民粹主义政策成为危机推手 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表达非常精准）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来安抚（收买）民心。民粹主义的承诺改变了大众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危机两大现象指标：民粹主义（收入差距过大）和高负债（经济过热过快泡沫）。大众心理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大众执迷于各种一夜造富神话。2014年李老板正式提出万众创业万众创新。而鹤总2013年出版的本书。说明高层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危机的到来，投机情绪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还鼓励创业追求一夜致富，说明收入/财富分配不均/失业率等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宁愿饮鸩止渴也要推动全面创新，引导市场资本入局继续吹泡泡换取时间。 反思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设是否具有永恒性？理性是局部的短期的，感性才是长期全面的。生物人特质才是根本。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简单粗放的宽松货币政策已经不能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危机，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后。各国对这一背景下的货币政策认识不足。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着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情绪、社会情绪巨大。而主要国家在面对危机时总犯同样错误。这是为什么？说明制度/理性是不能对抗情绪的，尤其是集中成势的社会情绪。此处可联想到我兔强势政府，更容易走出危机。以强势正面对抗三大情绪。 两次危机中市场力量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经济必然政治化。危机发展有特定模式经济大幅跳水-->失业率攀升-->经济困难加重-->社会矛盾激化-->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大危机只有走完全过程才能达到新的平衡点，所以危机一旦爆发，注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闭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理论创新。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危机的再分配效应是无法抗拒的，世界经济秩序将继续发生稳步但不可逆转的重大变革。

联合网讯 由山东大学莫言与国际文学艺术研究中心发起的“莫言与莫兰黛：中意小说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以腾讯会议的形式成功召开。来自意大利帕勒莫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的众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就如何开展莫言与莫兰黛小说的比较研究并推进和拓展莫言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展开讨论。意大利著名汉学家朱西教授介绍了意大利女作家莫兰黛及其文学创作，并从姚斯的接受理论出发，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与莫兰黛的长篇小说《历史：延续万年的丑闻》进行比较，研究读者对灾难书写的接受形态，同时讨论了该类文学书写在当下语境的深远意义。山东大学莫言与国际文学艺术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张志忠就如何具体地推动国内外相关合作、开展比较研究的范围和切入的角度等问题进行了发言。教授贺立华肯定了将莫兰黛与莫言进行比较研究的价值，强调了增强莫言与世界沟通的必要性、紧迫性及其意义。马婧和沈宏芬等与会学者也分别从灾难书写、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等角度讨论了莫言与莫兰黛比较研究中可以展开的具体方向。山东大学莫言与国际文学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丛新强教授提出需要做好基础性的工作，如促进莫兰黛小说在中国的评介与传播、理解其在意大利和欧洲文学史中的定位，同时也指出在开展比较研究时需要注意的可比性等相关问题。此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相关研究的阶段性任务，为后续工作拟定了可行性方向。（记者 徐从芬 通讯员 沈宏芬）

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明显区别在于，所有的实证研究都要对具体的时空条件（a particular time and place）作出说明，而规范研究则无此约束性条件。比较政治学属于实证研究的范围，因此需要特别关注时间与空间因素的影响。自保罗·皮尔逊的著作《时间中的政治》问世以来，学者们对时间因素在政治学中的重要性日益取得共识。皮尔逊揭示了时间要素如何影响政治的三大机制（路径依赖、时机与时序、长程过程），然而这是就宏观的政治学领域而言。具体到比较政治学领域，时间要素的讨论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只有法国政治学家马太·杜甘在《比较社会学》一书中有少许相关论述。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有关案例来说明时间比较策略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应用。共时性比较与异时性比较按政治事件的发生是否具有时间上的同步性，可以分为共时性比较与异时性比较。共时性比较：所谓共时性比较，是在同一时间段内对不同国家进行比较。在共同的时段内，这些国家常常发生了某些相同或类似的政治事件，因此对这些国家进行比较可能发现某些共性的规律，而单独观察个案可能发现不了这些规律。在学术史上，最经典的共时性比较研究包括对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的比较、哲学家雅斯贝斯对“轴心时代”不同地区的文化突破现象比较等。共时性比较研究既可采取“求同法”，亦可采取“求异法”。如对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进行比较，采取求同法可以提出的问题是：“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分居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相隔不止万里，两者属于不同的文明体系，两者分别由不同的人种组成，为什么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期都形成了疆域广阔的帝国？” 采取求异法可以提出的问题是：“疆域和治理规模相似的两大帝国，为何罗马帝国崩溃后再也没有成功重建过，而秦汉帝国解体后大一统的政治模式却能得以恢复重建？”共时性比较的一部经典著作就是巴林顿·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该书中，摩尔将20世纪上半叶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政治道路归为三条：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自由民主道路，以德、意、日为代表的法西斯道路，以及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了解释这三条道路的起源，摩尔将目光聚集在土地贵族与农民阶级的身上。摩尔敏锐地发现，从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中，不同阶级关系的组合模式决定了上述三种不同的历史演进道路。异时性比较：所谓异时性比较是指对不同时期的政治体系或政治事件进行比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案例之间可能具有某些相似的特征或趋势，也可能具有某些不同的特征或趋势，这些都可能成为比较研究的关注焦点。相比于共时性比较，异时性比较的挑战性更大，需要更强的学术想象力，但同时更有助于形成新的洞见。同样，异时性比较既可采取“求同法”，亦可采取“求异法”。求同法的代表作品是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该书将1787年到19世纪初的法国、1917年到20世纪30年代的俄国、1911年到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作为研究案例。这三个案例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三个国家同样都爆发了社会革命，斯考切波试图从中找出社会革命得以发生的共同根源。求异法的代表作品是许田波的《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该书的比较对象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公元前656—公元前221）与近代早期的欧洲（1495—1815）。这两者的共同点是同样都存在多国体系，具体的相似特征包括：“封建等级制度的解体、频繁的战争、国际的无政府状态、领主国家的形成、中央官僚制度的发展”，而最后的结果却大不相同，中国在春秋战国之后走向了统一，而欧洲则保持了多国体系。许田波试图找出上述演化差异的原因。历时性比较与瞬时性比较按所研究的政治现象是否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可以分为历时性比较与瞬时性比较。历时性比较：历时性比较通常关注那些长期而持续发展变化的政治现象。很多政治现象在短期内可能无法看到任何变化，只有长期的观察才能看到某种趋势，因此需要对长期积累的数据进行分析。比如研究政治观念的变迁、人口的结构带来的政治影响等问题，通常需要跟踪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看到明显的趋势或相关性。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用长时期的统计数据，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人类社会中暴力逐渐下降的趋势。平克从全球的视野比较了国家形态与非国家形态的战争死亡率，而且还从个案的视角比较了西欧5个地区（1300—2000）的凶杀率，来论证暴力下降的趋势。此类研究发现是单靠比较两个或几个年份的数据就能实现的，因为战争的死亡率与凶杀率变化具有年份的波动性。瞬时性比较：瞬时性比较选取两个及以上时点（或时段）上的现象进行比较分析，而不考虑中间的发展时期。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历时性比较相当于录像机，连续性地记录下持续的发展变化，而瞬时性比较相当于照相机，只抓拍特定的时点。例如复旦大学胡鹏博士对中国国民党两次政治转型的研究，就属于典型的瞬时性比较。胡鹏的问题是，“为什么国民党在面临不同时期的政治挑战时采取了不同的政治策略：1940年代与中国共产党的谈判破裂后选择通过战争解决政治分歧；1980年代在面对新成立的反对党时却主动推动政治自由化和民主转型。”为了解释这个问题，胡鹏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来描述国民党在1940—1980年代长达40多年的发展史，而是选取两个重要的时段1940年代、1980年代，分析这两个特定时段上国民党的基础性能力差异如何影响政治转型的不同结局。除了案例内的比较，历时性比较和瞬时性比较也可以应用于跨案例的比较。查尔斯·库兹曼（Charles Kurzman）发现，很多跨越了不同文化单元与地理区域的国家，同样都在20世纪早期爆发了民主革命，如俄罗斯（1905）、伊朗（1905）、奥斯曼帝国（1908）、中国（1911）等。在大致相同的时点，民主革命能够在这些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帝国同时爆发，可能并不是巧合，而是当时的全球危机与民族意识觉醒的结果。库兹曼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从知识分子与民主的命运这一角度切入并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发现。（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建伟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